披露影响（精选12篇）
披露影响 篇1
一、引言
本文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纺织业、印染业、造纸业、制药业和火电行业五个重污染行业公司2010年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探究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本文期望通过研究获得影响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关键因素, 并对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外学术界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Gray等人的研究显示, 规模大和盈利能力强的公司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与社会责任信息;而Cowen、Ferreri等却发现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是主要因素, 与盈利能力无关。就公司规模而言, Trotman和Bradley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公司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Lynn指出公司规模和社会责任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不具有相关性。
相比之下, 国内学术界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开始较晚研究较少。汤亚莉、陈自力等 (2006)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规模越大, 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倾向越高。乔旭东 (2003) 等研究发现公司绩效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张俊瑞、郭慧婷等 (2008) 的研究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 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倾向越高。李晚金、匡小兰、龚光明 (2008)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法人股比例对披露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直接控股股东的性质、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股权集中度及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效果不显著。蒙立元、李苗苗、张雅陶 (2010)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持股人数比例、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是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 而独立董事比例则对披露没有显著影响。樊继润 (2011) 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的设置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
由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 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尚不成熟, 实证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 只是最近几年才引起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一方面在于在其他学者利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实证研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本文另辟蹊径, 利用Logistic模型研究, 拓展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领域, 另一方面本文引入新的因素股权制衡度和是否通过ISO环境管理认证作为解释变量, 研究其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是否显著, 这对深化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1.任何组织通过ISO14001认证后可证明该组织在环境管理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 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促使企业在其生产、经营、服务及其他活动中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 减少环境负荷, 增强企业员工的环保意识。所以提出假设1:上市公司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正相关。
2.独立董事的设立是为防止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管理层有意隐瞒信息披露的“道德风险”的一个重要工具。Forker (1992) 认为, 董事会中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比例越高, 就越能加强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监控, 从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大, 监控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越有效, 披露的环境信息也越多。所以提出假设2: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3.相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 规模较大的企业需要筹集更多的外部资金。为了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较大的公司愿意披露更多的信息, 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 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由此, 提出假设3:公司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
4.契约理论认为, 高盈利公司的管理者更有积极性对外披露信息。由此, 提出假设4:公司盈利能力与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
5.Shleifer and Vishney (1986) 主张股权制衡程度高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经营绩效;刘星、刘伟 (2007) 研究发现, 股权制衡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 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大, 公司价值越高。因此, 提出假设5:股权制衡度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正相关。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纺织业、印染业、造纸业、制药业和火电行业五个重污染行业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并按照下列标准加以筛选: (1) 剔除当年IPO的公司, 因为这类公司的当年会计盈余与其他年份的差异较大; (2) 剔除ST和*ST公司, 因为这些公司已连续亏损两年以上, 面临着退市危险, 若将其纳入研究样本, 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3) 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经过筛选, 最终得到74家样本公司。本文的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巨潮资讯网以及手工收集。
(三) 变量解释 (见表1)
(四) 模型的构建
当被解释变量为0/1二值变量时, 无法直接采用一般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模, 需采用Logistic回归。因此本文构建了Logstic模型来研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其中, P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概率, P取值越大, 说明可能披露概率越大;反之, 越低;a0、βi分别表示常数项和系数。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披露值的均值是0.7297, 因披露值是0/1二值变量, 则该均值说明我们所研究的行业的上市公司披露了环境会计信息。样本中有8.11%的公司通过了ISO环境管理认证, 标准差为0.27482, 说明分布比较集中, 且峰度大于0, 说明正态分布较陡峭。各公司独立董事所占比例的平均水平为36.78%, 偏度小于0, 说明左偏即长尾拖在左边。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的平均值为56.62%。公司盈利水平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值为40%, 最小值-15%, 盈利能力差距较大。表示公司规模的总资产自然对数的均值为12.4747, 标准差为1.16380, 说明分布比较集中, 且峰度大于0, 说明正态分布比较陡峭。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t检验的P值。**、*分别表示系数在5%、10%水平上显著。
(二) 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假设1上市公司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正相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政策法规等监管制度还不够完善, 监督力度还不够。假设2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 独立董事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作用不明显。假设3股权制衡度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我们发现股权制衡程度高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从总体情况来看, 我国上市公司的外部大股东发挥向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提供有效监督进而改善公司经营绩效的职能。假设4代表盈利水平的净资产收益率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一定正向影响。说明在市场有效、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公司盈利能力较好的情况下, 为了维护并进一步提高自身利益, 公司管理者会偏好于完全的信息披露。所以, 净资产收益率越高, 公司盈利能力越好, 公司越有可能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假设5上市公司规模与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该假设通过了检验, 而且是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条件下通过了检验。由此可见, 本文在假设阶段提出的观点是可以被接受的, 即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注, 导致了外界对其信息披露有着更高的要求;而且当公司的规模越大时, 其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也越大, 由此大公司有更大的动力来披露相关信息 (包括环境信息) , 以维护公司良好的企业形象, 最终达到融资的目的。
因为logistic回归不提供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给自变量相对作用的比较带来了不便, 所以本文通过如下计算公式给出标准化logistic回归系数:
其中βi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bi为第i个自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ISO、独立董事比例、股权制衡度、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自然对数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20.296、5.965、0.506、0.919、0.928、3.246 (见表4) 。si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差, 5个自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0.27482、0.08288、0.51396、0.08325、1.16380 (见表2) ;实际是标准logistic分布的标准差, 近似等于1.8138。代入上述公式, 得ISO、独立董事比例、股权制衡度、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自然对数的标准化logistic回归系数分别约为3.075、0.273、0.143、0.042和0.595。
五、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尽管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呈逐年增长趋势, 但总体水平仍然很低。 (2) 公司规模大、盈利能力好的上市公司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 说明规模大、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环境保护的责任。 (3) 由于缺乏具体的强制性披露规范, 总体上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不甚理想, 已披露公司所披露信息主要局限于非财务方面。本研究结论反映了在现阶段我国经济环境下, 完全依靠企业的自愿动机来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尚不可行, 强化法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十分必要。因此为了实现高水准的信息披露, 首先要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同时, 应制定环境信息披露的会计准则、重视环境质量评价, 因为通过环境质量的评价, 可弄清区域环境污染变化发展的规律, 从而制定区域环境系统工程方案, 使环境在演变过程中保持较好的生态平衡, 还应规范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形式与内容, 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政府监管, 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真正促进上市公司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本文以沪深两市74家公司为样本, 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总体状况较差, 但披露水平在不断提高。实证分析还发现, 股权制衡度、净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 而是否通过ISO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独立董事比例对环境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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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影响 篇2
摘要：本文对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分析，并实证检验影响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主要受理事会关注领域、基金会范围和组织规模的影响，影响因素的差异也因慈善组织的性质类型以及注册地区差异而存在不同。最后针对如何改善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慈善组织 财务信息 披露质量
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遭遇公信力危机的事件频发，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备受质疑。因此，加快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机制建设、提高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建立统一的慈善监管机制刻不容缓。这对于提高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完善我国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机制、完善慈善组织发展以及提高捐助者信心与积极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将以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数据为实证样本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
一、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信息披露不充分，缺乏可比性。表面上看，近年来我国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状况大有改观，大多数基金会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披露了财务指标。事实上，其中很多基金会只是披露了审计报告的摘要，有的甚至只在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几个对组织自身有利的财务信息，对费用支出以及员工薪酬等公众感兴趣的指标“避而不谈”。这说明我国慈善组织财务信息的披露还不够充分，所披露的财务信息较少并且具有局限性。这是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统一规范。目前，我国的官办慈善组织执行的是《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而民间的慈善组织则遵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这就造成了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没有统一的格式内容，从而使得组织之间的财务信息缺乏可比性。
（二）信息披露监管乏力。我国的监管部门一直被公众所诟病的是其“有投诉我才管，没投诉我不管”的运行机制，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基金会监管中。由于我国的慈善组织使用两种不同的会计制度，监管主体的角色定位不清，权责模糊，这给监管又增加了很大的障碍。尽管我国陆续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都要求慈善组织应当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但是这些都是原则性的要求，没有严格的具体规定，更没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导致监管没有依据。另外，受成本的影响，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无法提供审计报告，我国的统一的独立第三方监管机制亟待建立。
（三）信息化水平较低，专业人才匮乏。除了上述问题外，缺乏信息技术的支持也成为我国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短板。目前，我国早已走出了报告张贴公示的年代，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在其官网公开相关信息。但是，仍有不少基金会还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其相关的信息只能靠其他专业性的网站对外公布，信息化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些基金会缺乏专业的IT人才和专业的财务审计人员。信息化程度较低和缺乏专业人才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制约慈善组织完善自身财务信息披露和自我监督的瓶颈，解决这一问题刻不容缓。
二、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随着时代的发展，基金会管理层的特征对财务信息披露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Parsons and Trussel（2008）研究表明，慈善组织的理事会关注的慈善领域分布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一般认为，慈善组织中理事会关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灾方面内容，更愿意向社会公众披露相关的财务信息。据此提出：
假设1：理事会更多关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灾领域内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
慈善组织治理状况越好，就越希望能够通过财务信息的披露来吸引更多的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Weisbrod and Dominguez（1986）定义了价格指标来预测捐赠者或者投资者投资1美元项目会产生的费用，以此来衡量慈善组织的财务治理状况。价格越低说明组织的执行效率越高，组织治理状况越好。本文借鉴Tuckman and Chang（1991）定义的组织“管理效率”，即管理费用占总费用的比率来衡量慈善组织的财务治理状况，发现“管理效率”越高（即占总费用的比率越低），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据此提出：
假设2：慈善组织的管理效率越高，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通常认为，慈善组织越复杂，其就会有越大的信息披露压力。Greenlee and Trussel（2000）证实收入集中度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慈善组织复杂程度和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指标。收入来源较为单一的慈善组织一般倾向于与特定的捐赠者或者投资者进行单独的沟通;而收入来源分散的慈善组织，为了满足更多的捐赠者和投资者的信息需求，会更加注重相关财务信息的披露，以此来向社会公众传递一种良好的积极的信号。因此，收入集中度越分散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据此提出：
假设3：慈善组织的复杂程度与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慈善组织根据其业务范围分为全国性慈善组织和地方性慈善组织。全国性的基金会社会影响力较大，往往有较广的收入来源，而地方性的基金会由于知名度和地域的局限，其收入较为集中。同时，全国性慈善组织由于受公众关注的程度较高，受法规政策的影响程度较大，以及受到的监督压力较大，往往倾向于更好更完整地披露自己的财务信息。据此提出：
假设4：全国性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
另外，慈善组织的规模从另一层面上投射出该组织拥有的各项资源。Luoma and Goodstein（1999）的研究表明，组织规模越大其社会知名度就越高，同时，慈善组织的项目运作和财务状况将会得到社会公众以及媒体等利益相关者更多的关注。因此，规模较大的慈善基金会有更强烈的意愿去进行财务信息的披露。据此提出：
假设5：组织规模与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使用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基金会信息，在剔除了2013年及以后成立的基金会后，选取了按照净资产排名的前200家基金会样本，共得到公募112家、非公募88家，共计200家基金会的2013相关信息观察值。由于我国目前暂无完整的慈善组织相关信息披露的数据库，因而为了获取慈善组织的相关信息，本文主要通过浏览基金会中心网以及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来手工收集相关的指标数据。
（三）变量设置和模型选择。
1.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即“DQ”，取值为0―24。该变量的数值通过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评价体系计算得出，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基透明度指数FTI指标。
（2）解释变量。设置五个主要解释变量，分别是“理事会关注领域”“管理效率（管理费用/费用总额）”“收入集中度[（捐赠收入/收入总额）2+（投资收益/收入总额）2+（其他收入/收入总额）2]”“基金会范围”“组织规模”，分别用BF、ME、IC、Scope、LnNA表示。其中，理事会关注领域为教育、科研、救灾取1，其他为0;基金会范围为全国的取1，其他取0;组织规模使用的是基金会的净资产取对数后得到的数值。
（3）控制变量。借鉴Behn et al.（2007）、Parsons（2007）和刘亚莉、王新、魏倩（2013）的研究，我们将控制慈善组织组织年限（Age）、盈利能力（PC）的影响。同时，还控制了是否公募（TYPE，公募取
1、非公募取0）、是否在发达地区注册（AREA，发达地区取1，其他取0）、筹资效率（FE，筹资费用/费用总额）、理事会规模（BS，理事会成员数量）等变量。
2.模型选择。根据上述假设及变量设置，设置如下检验模型：
DQ=β0+β1BF+β2ME+β3IC+β4SCOPE +β5LnNA+β6AREA+β7TYPE+β8BS+β9Age+β10FE+β11PC+ε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下页表1是200个全样本以及112个公募和88个非公募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差异较大，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得分最高的是满分24分，最低的只有9分，平均分为16.99分，整体情况较好。非公募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均值17.17）略好于公募基金会（均值16.84）。在理事会关注领域方面，非公募基金会（均值0.73）在教育科研及安全救灾领域比公募基金会（0.56）更具有针对性。而在收入集中度方面，我国的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均值是一致的，为0.77，与2012年的研究结果（均值0.88）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但与美国慈善组织收入集中度（均值0.53）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这反映了我国慈善组织目前的收入来源依然较为单一，捐赠收入以及政府补助收入占主导地位。从管理效率来看，我国慈善组织管理效率平均为4.4%，其中非公募基金会（均值3.39%）的管理效率要优于公募基金会（均值5.2%）。
2.相关分析。在做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对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表略），发现理事会关注领域（BF）、基金会范围（SCOPE）以及组织规模（LnNA）均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DQ）显著相关，并且符号和我们之前预期的相同。我们假设的收入集中度（IC）和管理效率（ME）与披露质量的相关性虽然符号符合预期，但是并不显著。我们还发现，理事会关注领域与组织规模之间显著正相关，说明慈善组织规模越大，其理事会会更多地关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灾领域。
3.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显示全样本模型的调整R2达到29.5%，其中公募子样本调整R2为42.9%，非公募子样本则为12.6%，这说明该模型拟合度较好，公募子样本的模型拟合度要明显优于非公募子样本。理事会关注领域（BF）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DQ）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理事会更多关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灾领域的，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与假设1相符。管理效率（ME）与DQ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这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Tuckman and Chang，1991），说明对于我国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管理效率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因此假设2不成立。同样，收入集中度（IC）与DQ也不显著，不符合Parsons and Trussel（2008）的研究结论，因而假设3也不成立。基金会范围（SCOPE）以及组织规模（LnNA）均与DQ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全国性慈善组织以及组织规模较大的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较高，所以符合假设4和假设5。在公募子样本中，理事会关注领域（BF）、组织规模（LnNA）、成立地区（AREA）以及理事会规模（BS）对DQ均有显著影响。而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只有组织规模显著地影响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理事会关注领域（BF）和成立地区（AREA）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显示模型中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5，这表明该模型中自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自相关以及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主要受理事会关注领域、基金会范围和组织规模的影响。然而影响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组织规模以及理事会规模较大，注册地区发达，理事会更多关注教、科、救灾领域的公募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收入集中度较低（即收入来源分散）和组织规模较大的非公募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同时，全国性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要高于地方性慈善组织，教育科研及救灾类慈善组织、规模较大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
从上述对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实证结果分析出发，笔者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慈善组织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规范。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良莠不齐，影响因素各异，但有一个基本性的制度问题值得我们探讨，那就是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我国的慈善组织按所有制成分分别施行不同的会计制度，这导致了我国的慈善组织之间财务信息缺乏可比性。而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又不太规范和详尽，仅有一些框架性的基本准则，存在缺乏对具体的项目业务处理以及信息披露的规范这一显著缺陷，这导致了我国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难以做到充分完整。因此，为了规范我国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相关法规亟需完善和规范。
第二，加强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审计监督。慈善组织信息的披露或呈报的质量参差不齐，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审计缺失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1）强制审计主体的缺失。现阶段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审计没有强制明确规定审计的主体，到底是由国家主管部门审计还是民间独立审计机构审计（如会计师事务所），抑或仅仅由慈善组织内部审计单位审计。（2）审计缺乏强制性。现有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审计仅限于对一些大规模的公募基金会有一定的定期披露审计报告要求，而对于大部分的非公募及规模较小的慈善组织没有强制审计规定要求。仅有自愿披露审计报告的要求不足以改善现阶段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或其他信息质量低下的现状，因此加强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强制审计监管也是相关职能部门亟需解决的“慈善之殇”。
参考文献：
披露影响 篇3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因素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信息披露的质量和状况还不完善，无论是立法还是制度管理都有很长的路程要走。本文以美国《萨班斯法案》和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为基础，对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实际的信息披露状况作出分析讨论，旨在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建设和保护信息使用者的利益。
1.评价依据
上市公司的内部信息控制由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发起的，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过程，形成评价结论，并出具评价报告的过程。一般来说评价标准是将财政部的《内部会计控制基本规范》，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规定作为实施企业控制评价的依据（杨有红等，2011）。
本文通过参考分析2011年沪市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内部控制评估报告的核实评价意见的评价依据调查整理可以看出：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估评价依据和对内部控制评估审核评价依据的调查整理可以看出在披露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公司中，大部分选取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作为评价的标准，比例大概占到55%，另外还有部分以《上市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作为企业评价的依据，还有部分公司并没有明确说明其评价的依据标准，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在做评价时标准具有不确定性使用的缺乏规范和指引。企业可能会因多重的评价标准选择，影响到其评价结果的科学、准确和严谨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近几年的报告中，上市公司提到的内部控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包括：《上交所内部控制指引》、《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证券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内部控制披露的要求不一，详略不同，对披露主体也是各有不同，这就造成了披露上的差异。有些上市公司为了降低披露成本或为了掩饰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往往选择那些对内控披露要求较低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2.公司的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关系非常密切，董事会作为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应是最熟悉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的部门。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规模还不合理，内部不明确，甚至还存在所有者与管理者的角色交叉重叠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影响其职能效应的有效发挥，影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截止到2011年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可以说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但是就实际执行效果看，很多独立董事人数都没有占到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可以说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还是缺乏主动性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加强审计委员会的检查监督职能提升内部控制的效果，让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更为客观、严谨。
3.监管力度
到目前，对违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规定的行为，我国仍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监管部门也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当上市公司没有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或披露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审核报告时、或是披露不实虚假报告时，相关责任主体应该负怎样的责任，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处理规定。
从中可以看出，有一部分上市公司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但是从该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十分轻，遭受处罚的公司寥寥可数，并且可以看出ST公司遭处罚的比重有70.21%。通过前面表格的分析，我们知道ST公司的内部控制披露情况并不理想。笔者认为ST公司因自身的种种不足，较容易为了违反法律法规，并且也不愿意信息使用者了解其内部信息，缺乏披露的动力；需要经过多年得努力和发展才能够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笔者认为董事会和管理层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企业合法合规地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4.财务报告质量
财务报告质量直接影响企业信息披露真实性，也是财务报告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相比，无论是出于提醒报表使用者对强调事项潜在风险的关注而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还是上市公司拒绝按审计调整建议对会计报表进行调整，以及审计范围受到限制而出具的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都表明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根据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数据2011年整理所得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表中调查分析的上市公司中被出具否定意见的为零家，其中810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占了被调查公司总数的93.97%，大部分公司在被审计时被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其中一部分公司的信息披露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通过以上统计可以看出，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保证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条件和基本措施之一，对上市公司信息使用者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意义重大。
本文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进行评价，从上市公司的公司的治理结构、监管力度、财务报告质量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不仅是整个充分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保证财务报告等信息披露質量基本条件和措施之一，对上市公司和信息使用者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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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对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 篇4
2012年7月3日, 在线视频服务供应商Netflix公司CEO里德-哈斯汀斯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贴出多个月度的报告, 引发最直接的效应是该公司的视频观看总时长超过了10亿个小时, 而且当天公司股价上涨了6.2%。SEC随后对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 最终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使用社交媒体跟股东和投资公众进行交流。我们认识到社交媒体在现代市场交流中的价值和流行度, 本委员会支持企业寻求新的沟通渠道”。因而, 在2013年4月3日, SEC发表声明指出, 只要公司股东在之前被通知将会使用哪些网站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就可以在包括推特 (Twitter) 和脸谱 (Facebook) 在内的社交媒体上宣布关键的企业信息。这表明, SEC已经意识到了新媒体对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性。
二、新媒体的界定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 如数字杂志、数字广播、数字报纸、数字电影、桌面视窗、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数字电视、触摸媒体等。相对于广播、报刊、户外、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新媒体也被称为“第五媒体”, 与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具有以下特点:1.及时性, 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被传播, 其传播速度之快, 是任何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2.个性化与选择性, 信息受众完全能够依据自身的需求和喜好选择传播模式。3.迎合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人们的休闲时间呈现碎片化倾向, 新媒体可以满足人们这种需求。4.互动性, 信息传播者和接收者双向互动是新老媒体在传播技术形态上的十分重要差异。5.开放性与共享性, 新媒体上的信息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人们能够共同分享新媒体上的信息。而开放性、及时性和共享性等特点, 契合了资本市场公开透明原则, 为市场参与者、媒体和上市公司搭建了一个互动沟通的平台, 从而新媒体的存在必然会对公司的财务信息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新媒体披露财务信息的优势
(一) 新媒体能够使得财务信息得到及时披露
新媒体能够更及时地传递信息, 可以降低信息披露成本, 方便投资者获取信息, 是一种高效、便捷、先进的信息披露方式。以微博为例, 由于信息分享与搜索可以同时进行, 微博的传播速度与转发功能呈现出了“核裂变”式的几何级数效应。并且用户使用微博可以自己选择信息源, 信息传播的速度、效率、便捷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这就意味着, 微博可以让一个突发新闻事件在几分钟内传遍全球成为现实。英国电信首席科学家朗格斯华迈认为:微博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让人激动, 让人振奋, 它神话般地开拓了人们获知信息的途径和渠道, 在提高工作与生活效率的同时, 甚至会改变当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这种速度是传统媒体根本无法达到的, 对于投资者来说, “时间就是金钱”, 并且信息传播不畅顺是滋生虚假信息的土壤, 虚假信息可以使信息密集型的资本市场主体遭受巨大冲击。微博等新媒体的即时性传播优点弥补了传统媒体时效性滞后的缺陷。所以新媒体能够使得公司及时将信息传递给投资者, 财务信息迅速在资本市场中扩散, 将信息的滞后性减少到最少, 从而减少由于披露时间上的滞后而导致发生重大敏感性信息泄露的可能性, 从源头上防止内幕交易的发生。有效地解决信息披露的及时性问题和在短时间内降低或者消除信息不对称。
(二) 新媒体能够加强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互动
在新媒体里, 用户既是信息的传播者, 也是信息的接收者, 传播者和接收者一起创造和分享信息, 使得双方能够相互互动和相互理解。使用新媒体披露财务信息, 投资者和公司能够就发布的信息进行互动, 是一种新的沟通方式。首先, 公司能够及时解答投资者对信息的疑问和了解投资者的信息需求, 同时也能及时了解投资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看法;其次, 投资者能够更好地掌握公司的经营动态以及其他人对公司的看法, 以便于及时地获得信息, 作出相关的决策。最后, 若信息传播者传递了虚假信息时, 这将误导投资者作出错误的决策, 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决策, 而在使用新媒体进行信息互动过程中, 能够及时被其他知情者将信息纠正, 从而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这种互动性所带来的优势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
(三) 新媒体能够减少投资者获得财务信息的成本和时间
由于新媒体具有个性化和选择性, 投资者完全能够利用自身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自己所关注的对象, 以微博为例, 投资者可以关注自己选择的公司, 公司如果将信息以微博发布, 投资者可以马上了解到公司的动态, 而不需要花钱订报刊杂志, 然后花费大量时间从报刊杂志上刊登的大量文字中去寻找, 使得投资者淹没在证券市场的“噪声”之中, 而增加投资者检索和提取信息的成本甚至使得投资者无法取得真正有用的信息, 并且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受到版面和印刷时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信息很有可能经过大幅的删减并且信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 投资者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新媒体来获得信息,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因此, 新媒体能够减少投资者获得财务信息的成本和时间。
(四) 新媒体能够加强对财务信息的监督
长期以来, 已有研究表明, 传统媒体在市场中发挥着监督作用。Miller (2006) 首次探讨了媒体在揭示会计丑闻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魏加宁和范国英 (2002) 最先认识到媒体在金融中的监管作用。李国平 (2008) 研究发现新闻媒体改善了信息组合, 并在市场中发布扩散了大部分内幕信息与公开信息, 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李培功、沈艺峰 (2009) 也证实了财经媒体能够有效纠正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 完善公司治理水平, 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作用。权小锋、吴世农 (2012) 的研究显示, 媒体的关注对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能够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 从而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并且最终提高了市场对于会计盈余信息的定价效率, 降低了应计盈余的错误定价。而新媒体对财务信息的监管作用比传统媒体的监管作用更加显著, 原因有以下几点:1.新媒体的传播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 几乎达到了全球化传播的程度。当有事情发生时, 会通过多种媒介进行传播, 很快便会人尽皆知。2.新媒体对普通大众是零距离、零把关, 从而使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利用新媒体工具进行舆论监督。3.新媒体的高度互动性对信息的扩散具有加速作用, 而且被监督对象会被置于大众视野下。由此可见, 若公司的财务信息有舞弊失真等现象时, 新媒体会快速的将该信息大范围的快速扩散传播, 使得投资者和相关部门尽快的发现并且采取相关的监管处理措施。
四、新媒体披露财务信息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新媒体的盛行, 使得时时都有媒体, 处处存在媒体, 人人都可以作为信息的发布者, 与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缺点。
在2011年8月24日, 民生银行的董事史玉柱在微博上宣称中国人寿意图增加持有民生银行的股份, 在此后的两个交易日, 民生银行的股价大幅上涨, 史玉柱旗下公司所持民生股份盈利2.36亿元, 同时该微博被称为“最贵微博”, 也引发了“借助微博散布虚假信息影响股价”的质疑。尽管史玉柱不久后删除了这条微博, 但仍引起了众多关注, 被质疑涉嫌股票价格操纵。在2010年10月, 潘石屹在微博上发布了关于江河幕墙中标上海SOHO复兴广场的项目, 几分钟之后, 江河幕墙股价大幅上升。在2012年12月, “SOHO中国”在微博上发布关于杭萧钢构中标的消息, 随后潘石屹也转发并进行了评论, 在当天下午, 股价涨幅超过6%。证监局对史玉柱进行了约谈, 但未见采取进一步措施, 可能是因为目前对微博这类网络新媒体还没有进行定位, 确定微博能否算《证券法》等规定的公开媒体。对于潘石屹的行为, 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没有对其采取比较直接的监管措施, 原因可能是江河幕墙、杭萧钢构的中标都属于日常经营业务的范围, 并且没有构成重大合同, 不需要履行临时公告的义务。
但是在上述事件中, 史玉柱和潘石屹的行为涉及到了利用微博等新媒体散布和传播敏感的证券信息, 史玉柱的行为同时涉及到散布虚假信息来对投资者造成误导, 潘石屹的行为给他人提供了借机操纵证券市场和进行内幕交易的机会。因此, 新媒体能否对财务信息披露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还有待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 通过加强监管, 可以确保新媒体信息披露的权威性, 信息的真实性, 防止内幕交易, 提高投资者对新媒体所披露信息的信赖程度。所以证券监管部门对于这些新媒体传播的证券敏感信息应当进行严厉的监控, 在以后《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过程中, 应该考虑将新媒体纳入监管范围。同时, 应当进一步梳理、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部和外部流程, 明确要求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重要股东和其他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负有责任人员 (如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方) , 在上市公司通过法定渠道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前, 不能够随意散布和传播任何可能影响公司股价和信息使用者作出决策的信息。
五、中国和美国对使用新媒体披露财务信息的相关规定
(一) 中国对财务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证券市场周刊》等报刊上进行信息披露, 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有效地减少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 然而这种传统的媒体却受到版面和印刷时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不能及时、高效地传递信息, 容易造成财务信息泄露, 形成内幕交易;同时, 传统媒体和投资者之间缺乏互动性, 与上市公司无法及时沟通。因此, 我国对使用新媒体对财务信息进行披露的态度也愈加开放。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曾经公开表示, 证监会将会一如既往地欢迎和支持新媒体参与资本市场建设, 积极地探索和加强新媒体与监管机构、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 把发挥新媒体的作用与改进监管工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更加有效地结合起来, 从而努力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二) 美国对财务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在2000年, Reg.FD要求当公司已经披露了非公开信息给特定群体 (如股东) 时, 公司应该通过一个公认的信息披露渠道进行公开披露。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在信息公布之前, 公司将信息泄露给特定的证券市场专业人士、证券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和经纪商等 (会计师、律师和信用评级公司则由于职业原因不包括在内) 。SEC担心信息选择性披露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侵蚀股东的信任, 从而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信息实时公开而失去信心。而在制定Reg.RD时, SEC对网络和公司网站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公共信息披露持有怀疑态度。虽然Reg.FD认为这可能是公开披露的途径, 但是只是将其作为其他公开披露的一个补充。随着社会媒体的数量和类型的扩大, SEC在2008年发布了一个修订性的指导, 解决了公司网站如何能够有资格进行公开披露, 即公司必须告知投资者公司的信息在网站上, 同时需要满足3个标准:首先, 该网站必须是一个被利益相关者所认可的信息发布渠道, (如该网站定期提供公司的财务信息) ;其次, 这个网站是证券市场可以进入的;最后, 发布者必须表明, 在分析师以及投资者获得该信息之前, 存在一个合理的等待期让市场对公布的信息进行反应。在2013年4月3日, SEC发表声明指出, 只要公司投资者事先被通知公司将会使用哪些网站对信息进行披露, 公司就可以使用推特 (Twitter) 、脸谱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媒体宣布关键的企业信息。同时SEC也表示, 其信息披露准则将适用于社交媒体等其他新的沟通形式, 与其对公司网站所适用的准则相同。
由此看来, 美国对使用新媒体披露财务信息的态度远比中国开放, 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比中国的资本市场要成熟, 所以,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 新媒体对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新媒体在不久将来必定会成为财务信息披露的重要渠道。
摘要：随着基于数字技术的因特网的快速发展, 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已成为当今世界非常重要的信息集散枢纽, 并且新媒体的开放性、及时性和互动性等特点符合资本市场的公平、公开和公正这“三公”原则, 其对财务信息的披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下分析了新媒体对财务信息披露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并比较分析中国和美国对新媒体披露财务信息的相关规定, 试图为新媒体披露财务信息提出适当的建议。
关键词：新媒体,财务信息,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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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权小峰, 吴世农.媒体关注的治理效应及其治理机制研究[J].财贸经济, 2012 (05) .
披露影响 篇5
基金运作期间应按时向投资者披露基金信息运作期间，应作如下披露：(一)披露频度要求
1、至少每季度向投资者披露一次。单支规模达到5000万以上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至少每月披露一次
2、季度报告应自每季度结束之日起10个工作内披露，内容包括基金净值、主要财务指标、投资组合情况等
3、报告应自每年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披露。(二)报告披露的内容
1、基金净值和基金份额总额
2、基金的财务情况
金斧子财富：
3、基金投资运作情况和运用杠杆情况
4、投资者账户信息，包括实缴出资额、未缴出资额、报告期末持有基金份额总额等
(三)重大事项披露
以下重大事项变更，应向投资者披露：
1、基金名称、注册地址、组织形式发生变更
2、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
3、变更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
披露影响 篇6
摘 要 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社会责任思想、运动的兴起，西方学者亦开始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研究。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效果，如对财务绩效、企业价值的影响；然而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的动因的研究却很有限。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背后的驱动因素，不仅可以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建立理论基础，同时对建立我国特有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公司特征
一、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术界掀起了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证研究的热潮，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主要是以公司特征、公司治理结构为切入点的。
（一）基于公司特征的视角
公司特征主要是指公司业绩、规模、行业等变量。Bowman (1978)很早就研究了公司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发现公司业绩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Ingram &Frazier (1983)使用内容分析来计量年度报告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控制规模和股权分布的情况下，却发现公司的会计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现弱负相关的情况。Trotman (1981)通过不同国家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Gray(2001)对公司特征与社会责任披露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公司业绩、规模、行业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显著相关的，但是在时间序列上这些特征与社会责任披露关系又是不稳定的。
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公司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文献则非常少，阳秋林 (2002)选取五家公司，并分析它们的2000年年报，研究发现：经营效益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要好于效益差的企业，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要好于私营企业。李正 (2006)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的521家样本公司，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负债比率、行业因素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ST类公司、以前年度的盈利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负相关。沈洪涛(2007)以石化塑胶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企业规模越大、长期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越多。
基于公司特征视角研究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的国内外文献虽多，除了业绩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有少许争议之外。其他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这些特征只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表面动因。或者仅仅是影响披露的代理变量。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找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本质因素。
（二）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视角
公司治理涉及到内部利益相关者即大小股东、管理层之间的关系。从大小股东、管理层视角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实际是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视角来研究社会责任披露问题。基本理论基础是主流的财务学理论。这方面的文献不多。Roberts(1992)研究认为外部董事比例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Nazli & Ghazali(2007)研究了马来西亚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通过多元回归研究发现，内部董事持股比例越多，越不倾向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政府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我国学者吕立伟 (2006)通过上市以来被违规处罚的295家公司作为样本，分析得出公司董事会规模状况与其税收、保值和信息披露等社会责任履行有显著的关系，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专家董事的人数及比重增加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
综上所述，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中，研究比较多的主要有公司规模、企业盈利能力、行业因素等公司特征方面的因素，但是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仍然比较稀少。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本文从公司内部特征角度出发，主要考察包括公司规模、公司绩效、所属行业、股权性质、独董比例等变量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一) 公司规模
研究通常发现,规模大的公司会披露更多的信息。大公司准备信息的成本较低，同时由于信息披露可能带来的不利竞争的代价也较低；代理理论认为，大公司股权结构复杂，外部资本使用比例高，因此其代理成本比小公司更高。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机比小公司更强烈。从政治成本角度看，大公司的行为易受公众的关注和政府的干涉，所以大公司对政治成本更敏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1：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二) 公司绩效
根据信号理论，绩优公司为了避免被投资者或潜在的投资者误判为“柠檬品”而招致不应有的损失(例如更高的筹资成本)，往往通过自愿披露更多信息的方式来展示自身与绩差公司的区别。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提出的“资金提供假说”(Preston&O’Bannon, 1997)认为，公司希望在任何时候表现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他们能否实现这个愿望以及实际所能采取的行动受到公司资源的约束，所以只有盈利好的公司才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由此，可以推断盈利好的公司可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为了将其与不承担社会责任或承担社会责任较少的公司区别开来，这些公司会选择自愿披露较多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三) 股权性质
Joyce van der Laan Smith，Ajay Adhikari，Rasoul H．Tondkar(2005)认为政府控股企业和国有企业有更多的压力去报告CSR活动。在2002年8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又颁布了补充通知，通知指出，“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是多年形成的，对分离企业办社会负担的难度要有充分的估计。考虑到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的差異，对分离企业办社会负担的进度只作原则性的要求(经济发达地区二至三年，经济欠发达地区三至五年，少数独立工矿区掘实确定"。由此可见，与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更大的，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可以表明本企业遵守国家相关规章制度的情况。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3：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
(四) 行业性质
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发现了行业因素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ierkes，M．and Preston，L．E．(1977)认为，那些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业更加有可能披露环境影响的信息，例如，采掘业。Patten(1991)认为，行业因素是否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同样也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可以避免来自环境保护组织、劳工组织等社会责任激进组织的更多压力和批评。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表明企业承担了环境保护、员工健康与安全、社区参与等方面的责任，可以减少或避免来自环境保护组织、劳工组织、政府管制等方面的压力。
由此，提出研究假说4：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会披露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五) 独董比例
董事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它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能。独立董事被认为是监督管理层行为的一个有效工具。Fama和Jensen(1983)指出，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有效地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司自愿披露的信息也越多。Focker(1992)发现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减少经营者由于隐瞒信息而获得不当利益的可能性。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5：独立董事的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正相关。
(六) 股权集中度
Haskins(2000)的研究表明，自愿信息披露行为受股权集中度的影响，欧美公司股权分散，数量众多的股东对信息披露的要求很高，公司自愿披露的程度就高；而亚洲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东不像西方股东那样对报表披露要求苛刻，自愿披露的程度就低。由于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中，外部小股东和控股股东之间经常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在缺乏外部监督或者外部股东类型多元化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可能会采取牺牲小股东利益的手段，例如隐瞒公司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等。这表明，当公司股权集中度高时，公司主动披露的信息会减少。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6：股权集中度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4-2005年沪深300指数作为研究样本，此类公司一般规模较大，对于信息的披露相对较为完整，连续性也强。同时剔除到目前为止已被ST的公司、已经下市的公司以及金融行业和数据缺失的公司。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也是采用指数法，其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SDI）确定的过程为：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分为六个大类，然后对每个大类再细分出十五个小类，每个小类在进行年报信息搜索时均分为定性描述、定量描述和无相关信息描述三种情况。其中定性描述赋值1分，定量描述赋值2分，无相关描述赋值0分。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SDI）总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即企业的最高得分为30分，最低为0分。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中，综合考虑公司特征和治理结构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选取公司规模、公司绩效、行业性质、股权性质、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定义如解释变量中，行业性质和股权性质为虚拟变量。
（三）模型设定
（四）实证结果分析
系数a
模型非标准化系数标准系数tSig.
B标准 误差
1(常量)10.5463.5922.936.003
规模.111.161.031.689.491
ROA-7.6172.657-.132-2.867.004
独董比例8.2043.311.1052.478.014
股权集中度-.9391.134-.046-.828.408
是否国有.252.322.040.784.434
是否重污染2.034.287.3107.096.000
a. 因变量: CSR
回归结果可知，是否是重污染行业，公司绩效，和独董比例与公司社会责任披露显著相关，但是公司绩效是显著负相关，与假设不同。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层即使有较好的财务业绩，也不披露社会责任活动相关的信息。Benston，G．L．(1982)认为，企业管理层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将面临来自商品和服务市场、资本市场、经理服务市场等方面带来的压力。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压力是指顾客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的成本会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的形式转嫁给顾客；资本市场的压力是指股东了解到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活动之后，可能会抛售企业的股票，这会导致企业的股价下降，而股价的降低就可能导致这家公司被收购；经理服务市场的压力是指被收购公司的高管层将很难再获得一个高管职位。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是否是国有企业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性较弱。R方仅为0.1，拟合情况较差。说明有些重要变量的遗漏。
四、结论与局限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较低；2 重污染行业，独立董事比例及公司业绩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相关，其中行业特征和独立董事比例呈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公共形象更倾向于披露更多有关社会责任的信息，而独立董事的比例较高则是公司治理更加有效，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披露的信息更加透明，虽然公司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与提出的假设不符合，但是由于顾客认为披露的社会责任成本可能会转嫁到商品成本中，所以企业管理层倾向于不披露社会责任信息；3 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和是否是国有企业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性较弱。由于样本选取的特殊性，为沪深300的公司，这类公司一般规模较大，业绩优良，所以使得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同样股权集中度和是否是国有企业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的相關性也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本文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样本选取的为2004-2005两年的数据，时间过早，由于我国在2006年才提出鼓励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并发布专门的社会责任信息报告，所以2006年之后的数据评分应该更加可靠，对研究更有帮助；其次在企业类型的划分上面过于片面，企业不仅仅分为国有及非国有企业，仅仅分为两类降低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为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者可以将会选取2006年之后的数据来进行评分，或者将2004-2005年的数据与2006年后的数据进行比较，试图从中发现国家法律政策的出台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同时样本的选取可以更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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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影响 篇7
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一) 上市公司管理者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作用认识不足
由于证券市场还不太完善,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公司治理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体制的弊端造成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用还没有完全市场化, 加之现有的高级管理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 知识、观念的更新速度较慢, 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作用还认识不足。不少上市公司只是形式上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 而执行较差, 因此, 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积极性不高, 多数情况下的披露都是以满足证监会和交易所方面的要求为己任。
(二) 缺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法律监督
目前, 上市公司所出现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一方面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规定本身存在问题, 另一方面是还缺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法律监督。如果企业应披露而不披露或披露不符合实际的内部控制评价意见、或者注册会计师提供了不符合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实际情况的评价意见时, 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而在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处于空白阶段。不遵循规定却没有相应的法律监督规范进行惩处, 会造成企业继续不披露、少披露或披露不真实的内部控制信息, 对投资者的决策起不到任何作用。
(三) 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只注重形式, 信息价值含量较低
由于目前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体系没有明确的规定, 大部分披露的信息都是描述性的说明, 只披露“本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或类似的叙述, 只有少数公司相对详细地披露了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其内容也主要是简单提及具体项目的内部控制, 并且不愿意披露公司的不足之处, 因此,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基本上是一种形式, 并没有实质性内容, 导致信息使用者并不能真正地了解到企业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不利于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
(四)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主体责任界定不明晰
现行规定中, 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主体责任界定的相关规定较少, 其工作中涉及的部门又较多, 例如董事会、注册会计师以及监事会等, 没有对其主体责任界定的明确规定, 界定模糊不清, 这使得相关主体对其责任履行的意识减弱。有研究表明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内控信息的比例不足10%, 多数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在监事会报告中披露。
(五)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硬性要求相对缺乏
目前, 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有一定的规定, 但仍然还局限在初级阶段, 没有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统一要求, 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评价, 导致上市公司尽可能选择对其有利的信息进行披露, 而且披露形式的不统一, 造成信息使用者的成本增加。
(六)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相关性能缺乏公认的标准
目前为止, 尚未提出具有权威性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标准体系, 企业内部控制的完整性、有效性及合理性都没有相对公认的评价标准。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相关内容有不同程度的规定, 其主要是从报表审计的角度和企业会计控制方面进行规范的。由于还没有一个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 无法确定其具有科学合理性, 不同的会计师对企业的内部控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七) 缺乏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管
目前,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 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部分, 还没有把注册会计师的意见考虑进去, 所以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度均会较低。这一个现象就表明缺乏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有力监督, 其相关监督体制还不健全, 急需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相关监管措施的缺失, 使有些上市公司轻而易举地避开相关的规定要求, 甚至有个别上市公司对实际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工作玩文字游戏提供虚假报表, 造成极坏的影响, 同时也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一定经济损失。
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改进措施
目前, 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欲望不高, 要想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 必须要先建立起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加强外部监管。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 采取强制性披露的手段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系统还没有建立, 资本市场信息披露体制还不健全, 要勇于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采取强制性的手段, 逐渐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系统, 保证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 明确披露方式
要求所有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的有关信息, 同时要求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或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发表评价意见, 强制上市公司提供详细的内部控制报告, 为投资者的决策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三) 规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和格式
主管部门应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和格式做出详细规定, 以规范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
(四) 制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
为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相关部门应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针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要建立健全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专项准则, 减少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随意性。同时, 上市公司的投资者要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为基础规范操作, 进行科学合理的比较, 使注册会计师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发表意见时即有章可循, 也可节约审核成本。同时, 审计准则要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问题, 建立健全相关的指导标准, 不仅能够使上市公司运营的风险降低, 而且能够为制定规定提供科学的指导。
(五) 明确界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主体责任
目前, 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主体责任界定尚不明确,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不深入。董事和经理对内部控制最熟悉, 最有能力进行评估, 而且他们的受托责任中也包括将内部控制的评估报告结果报告给投资者。因此, 应突破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机械分割方式, 将内部控制的责任落实到实际掌握公司权利的人身上, 即董事会或管理层。把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 比如掌握公司主要权力的人、在公司负责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的人员。以现实的法律为基础, 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注册会计师等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工作的有效运营负责。
(六) 加强注册会计师在内部控制工作中的责任
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报告应经过注册会计师的验证, 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工作的效率, 保证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报告的真实可靠性, 提高信息披露的可信度, 同时不增加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成本与工作风险。现代审计通常都是抽样审计, 是建立在公司内部控制的基础上, 审计程序的性质与范围一定要做到科学合理, 使审计效率得到提高, 同时提高公司内部核查的有效性。对公司的舞弊等行为严格审查, 客观评价。因此, 必须要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审查, 加强注册会计师在内部控制工作中的责任。
(七) 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管
首先, 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 不仅要建立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信息虚假陈述的发现机制, 而且要建立健全股东诉讼的机制, 明确各种违法行为的相关处罚条例, 同时还要建立一个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相适应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上市公司不按规定披露有关内部控制情祝, 包括不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虚假信息或者隐瞒内部控制存在的不足, 应当予以惩处。其次, 要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体系构架进行完善。当前, 有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动机不纯, 再加上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尚不健全, 因此,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是不能靠公司的自愿披露来实现的, 必须靠强制性的制度才能起到作用, 所以建立强有力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迫在眉睫, 在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 健全多层次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体系。
三、总结
披露影响 篇8
信息是维护良好经营环境与提升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现今变动快速的经济环境下, 仅以纸质资料提供信息, 对于组织的决策者而言, 常缺少时效性, 而使得有用性降低。任何组织都有必要发展新的信息策略以应对环境变迁, 来创造竞争优势。其中, 利用网页传递信息的组织可将信息传递给更多使用者, 并可提供比传统纸质资料更详细信息。医院为了响应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要求, 必须提高信息透明度, 可以通过不同媒介, 如印刷品、电视、无线电台与网络等披露其信息。其中, 网络技术在近年快速发展, 其对于信息传递的广度及速度比起其它的传统媒介更为有效, 接收容易, 并便于与信息需求者沟通, 可更好地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目前, 我国网络普及率非常高, 网络已成为民众取得信息的最要渠道。鉴于此, 本文探讨医院采用网络提升其财务透明度程度及影响因素。
二、材料与方法
1. 资料来源。
我国的医院依所有制可分为公立医院、非公立医院, 另外, 医学中心作为研发机构也肩负着一定的医疗功能, 在此也将其单独列为一类。从统计情况来看, 非公立医院的数量较多, 但规模 (平均病床数等) 比公立医院小。为了避免规模因素造成研究影响, 本文采用病床数大于100床的医院做为样本最后样本有230家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
2. 网页披露财务信息程度的衡量。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 并依据医院的特性, 及相关法规所修正的披露项目。本研究依据财务信息性质, 将医院在网页披露财务信息的指标分为财务信息类型、财务信息质量及信息易取得性等3个分项指标。在建立披露信息的指标时, 先以0/1的二元尺度 (binary scale) 表达该项是否达成。另外, 针对每个指标之下的子项目, 平均分配该指标点数进而确定医院的网络披露财务信息指标 (disclosure index、DIS) 的衡量项目与权重。
3. 统计方法。
本文分别以医院在网络披露财务信息的指标做为因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 独立变量有公立医院虚拟变量、非公立医院虚拟变量、医学中心虚拟变量、区域医院虚拟变量、医院规模、市场集中度、新闻能见度、网络普及率、每百户拥有计算机量。本研究先行分析网络公开财务信息指标的鉴别力, 采用项目分析, 审视每项指标的难度指标与差别指标。
三、研究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医院网页公开披露指标方面, 各项指标的平均值普遍显示公立医院披露程度最高, 仅在社区公益活动与医疗品质项目低于非公立医院。医学中心介于中间, 非公立医院的网页公开披露普遍最低。在回归独立变量方面, 医学中心医院平均规模最大, 非公立医院的平均规模最小, 公立医院的规模差异最低, 新闻能见度均以公立医院最高, 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的新闻能见度平均值相似, 环境控制变量在三种类型中大致相似, 仅有公立医院的市场集中度平均值较高且范围大 (变异数与范围) , 显示公立医院分布区域较为广泛。
2.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与敏感性检测结果来看, 有如下发现:
第一, 网络披露财务信息类型程度的回归。网络披露财务信息类而言, 其程度是衡量医院在网页披露财务信息、社区公益活动、捐赠名单与金额及医疗质量等信息的程度。 (1) 公立医院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指出公立医院比医学中心更愿意在网络公开披露较多的信息, 符合本研究假设; (2) 非公立医院的虚拟变量显著为负, 显示非公立医院通过网络对投资人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动机低于医学中心, 也符合本研究假设; (3) 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的差异, 医院公开披露行为相同。虚拟变量假设的F statistics为28.802 (p值<0.001) , 指出公立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类型程度显著高于非公立医院, 符合本研究预期; (4) 区域医院的虚拟变量显著数为正, 表示区域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类型的程度显著高于地区医院, 符合预期; (5) 医学中心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大于0, 但未达到10%显著水平; (6) 医学中心与区域医院的差异, 检测医学中心与区域医院在网络披露财务信息程度相同的虚拟假设, 虚拟假设的F statistics为0.006, 显示医学中心与区域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类型程度没有显著的差异; (7) 市场集中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证明市场集中度越高, 竞争性越低, 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类型的程度越高, 符合预期; (8) 其它独立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的虚拟假设检测, 均未能以10%显著水平水币 (双尾) , 在此只能拒绝, 不进一步说明。
第二, 网络披露财务信息质量程度的回归:网络披露财务信息质量衡量医院在网页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的质量的程度。 (1) 公立医院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示公立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优于其他类型医疗服务机构, 符合本研究假设; (2) 非公立医院的虚拟变量显著为负, 显示非公立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方面较低, 与预期一致; (3) 关于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的差异的检测, 公立医院网络公开披露与非公立医院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相同的虚拟假设F statistics为32.508 (p值<0.001) , 指出公立医院在网络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显著高于非公立医院; (4) 区域医院的虚拟变量显著为正, 证明区域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显著高于地区医院, 符合预期; (5) 医学中心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大于0, 但未达到10%显著水平; (6) 医学中心与区域医院差异, 医学中心与区城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质量相同的虚拟假设检测Fstatistics为0.432, 显示医学中心与区域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7) 市场集中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指出市场集中度越高, 竞争性越低, 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越高, 这也符合预期。
第三, 财务信息易取得性回归结果:财务信息易取得性是衡量网页设计对使用者搜寻与使用财务信息的便利性。 (1) 公立医院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指出公立医院网页设计的财务信息易取得性较高, 符合本研究假设; (2) 非公立医院的虚拟变量显著为负, 指出非公立医院网页设计的财务信息易取得性较低, 符合本研究预期; (3) 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的差异, 检测公立医院披露与非公立医院网页设计的财务信息易取得性相同的虚拟假设的F statistics为156.173 (p值<0.001) , 表示公立医院网页设计的财务信息易取得性较高, 符合预期; (4) 区域医院的虚拟变量显著为正, 显示区域医院的网页设计的财务信息易取得性显著高于地区医院, 符合预期; (5) 医学中心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0, 证明医学中心网页设计的财务信息易取得性显著高于地区医院, 符合预期; (6) 医学中心与区域医院差异的检测医学中心与区域医院在网页设计的财务资况易取得性相同的虚拟假设F statistics为0.001, 显示医学中心与区域医院在网页设计的财务信息易取得性没有显著差异; (7) 新闻能见度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指出外界对医院的关注越高, 医院较倾向提供友善的网络环境, 故而越容易在网络上取得财务信息, 符合预期; (8) 网络普及率的回师系数显著为负, 与预期相反。
四、讨论
在政策涵义上, 本研究发现医院在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情况普遍偏低, 且在不同权属与评鉴等级的医院有着显著的差异, 如果不强制规范而由医院自行决定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程度与方式, 会出现披露程度过低的情况。由于医生与病人, 及医院与利益相关者间存有高度代理成本, 若任由市场决定医疗相关信息的披露, 披露信息的程度会远低于最适信息量。本文使用我国医院做为实证对象, 可能有部分研究限制:首先, 本文采用病床数100床以上的医院做为研究目标, 虽然已经涵盖很高比例的医院, 但可能会忽略小规模医院披露信息的行为;其次, 本研究设计的网络公开披露信息项目与权重, 是参考探讨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网络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研究, 但医院涵盖不同类型的所有权, 因而本研究的指标设计可能涉及主观或考虑不周的情况, 未来可以访问专家形成共识, 建立披露指标内容与指标权重, 或者采用多组指标或与权重, 进行敏感度分析;第三, 新闻能见度的衡量采用医院在特定新闻媒体当年度出现在新闻的次数, 但没有考虑同一件事被连续报道数次, 新闻对医院的评价属于正面或是负而评价可能对估计医院公开披露的行为造成影响;最后, 有些因素受限于资料的取得困难未能纳入分析, 例如, 医院的绩效表现、医院财务结构、医疗合作或联盟、政府的医疗补助、医院声望, 或医院管理结构等, 未来可以进一步延伸探讨。
摘要：推行医院信息公开制度对于消除医患信息不对称, 促使医患关系处于良好状态, 以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分析了医院信息网络披露的影响因素, 提出改进我国医院信息公开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医院,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影响因素,建议
参考文献
[1]袁建国, 白平.关于建立我国公立医院信息披露制度的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 2011 (09)
[2]李丹.医院财务风险防范的思考[J].中国卫生经济, 2009 (04)
披露影响 篇9
目前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更加顾客化、竞争化。企业为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不断做出调整改变,在此过程中, 企业逐渐发现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利润或市场份额,而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其中,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途径之一便是优秀的成本管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原材料、人力资本成本的上升,成本管理更加备受关注。但是,外部人员通常较难获悉供企业内部决策使用的成本管理信息。目前,由于我国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成本管理的竞争优势逐渐受到重视,外界也会根据企业披露的成本管理信息判断企业的盈利状况,因此,研究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也变得更加重要起来。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有部分学者在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这一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卢馨、张小芬等(2012)研究了上市公司的企业年报之中披露成本管理信息的现状,研究表明80%左右的公司意识到需要加强成本管理,70%左右的公司有对成本管理方法或者措施的信息披露,仅有不足20%的公司未披露成本管理方法。此外,相对于物流、营销、 服务,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大多更加注重研发、采购、制造这三个流程的成本管理,以此来降低整个价值链上的成本。 与此同时,卢馨和张小芬(2012)还发现,制造业大类里面细分的各次类行业披露成本管理信息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异,而企业规模和成本管理信息的披露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性,且成本管理的水平与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程度呈同向变动。李翔和林树(2007)则发现披露的管理会计信息是能够被市场投资者识别与使用的,但还是需要市场消耗一段时间予以吸收;而在提高程度相同之时,管理会计信息披露比财务信息披露更加容易被市场识别。李常青、 李毅辉(2008)通过研究中国机构投资者对MD&A披露的问卷调查,发现有50.82%的机构投资者强烈要求披露费用成本计划,认为有需要披露费用成本计划的占45.9%,而仅有3.28%的机构投资者认为完全没必要披露费用成本计划。 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描述性分析,虽然李翔与林树(2007)的研究中分析到公司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但是对于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决定性因素的研究至今尚少。本文基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框架,结合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现状,通过检验我国A股制造业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不仅提供了有效识别出我国制造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因素的经验证据,同时也是企业以成本管理获取低成本竞争优势的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理论、实证研究来说,可以解释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特征变量有很多,如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股权结构以及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国家或地区、上市交易的场所等。本文主要考察公司规模、盈利能力、 财务杠杆和股权结构对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影响。
(1)企业规模。Foster(1986)指出,大多数对于信息披露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公司的规模越大,就更加愿意披露相关信息。Meek等(1995)也得出结论:较低的信息准备成本以及较少的因信息披露而可能带来不利竞争的代价使得大公司更加愿意披露信息。Leftwich等 (1981)认为,由于大公司存在着较高的代理成本,大公司会通过加大信息披露的程度来降低代理成本。总而言之,企业的规模随着企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企业不同的发展期对成本管理的重视环节和重视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就导致了不同规模的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差异。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愿意披露企业的成本管理信息
(2)企业盈利能力。Foster(1986)认为市场中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好的公司会使用自愿性信息披露等手段将自己与差的公司区别开来。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其管理层更加愿意披露充足的信息,来向外界传递有关公司质量的准确信息,以此来证明本公司是十分值得投资的。由于成本管理信息披露本身就会向外界传递出有关公司质量的准确信息,外界则会根据公司披露的信息判断公司的盈利情况,因此,成本管理方法越先进、越卓有成效的企业,对外披露的动力就越强。研究通常也会选取有代表性的或者在某一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企业进行研究,以此来揭示企业成本管理披露现状。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更加愿意披露企业的成本管理信息
(3)企业财务杠杆。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所提出的代理理论分析得到,企业财务杠杆的提高会加剧股东、债权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将会导致代理成本的升高,为降低其代理成本,公司则必须披露与其他公司相比更多的信息。因此,Meek等(1995)也指出,财务杠杆越高,公司越愿意自愿性披露信息。从成本信息披露的角度来看,企业财务杠杆是企业风险水平的度量,财务风险高的公司更倾向于通过良好的成本管理水平来降低成本以向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展示公司的成本竞争优势情况,这样会建立与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因此他们会更有意愿披露企业的成本管理信息。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财务杠杆越高的企业,越愿意披露企业的成本管理信息
(4)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决定了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 而企业控制权的分布情况则会受到股权结构的影响。我国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具有特殊性,尤其是国企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掌握着大部分的股权,股权结构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同时,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股权不能上市流通,流通股股权较分散,国有股“一股独大”。本文认为,这种股权结构会导致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失效,国有股东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情况愈发严重。这种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掌握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内部人”通常不愿意披露成本管理信息,降低了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成本管理信息披露水平。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4:股权性质为国有控股的企业,越不愿意披露企业的成本管理信息。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以在2008年年底前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44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其2008-2010年连续三年共1329份年报的资料进行有关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描述性统计与分析。制造业由于其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特殊性,其运用的成本管理方法较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披露的成本管理信息也较全面,所以选取制造业作为代表性样本。在收集过程中,本文根据对成本管理信息含义和范围的理解,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关键词“成本、费用、支出、降本增效、节能降耗”,在年报中利用CAJ浏览器的搜索功能检索关键词,之后从搜索结果中提取所需要的信息。本文所用年报绝大部分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巨潮资讯中没有的个别年报来源于公开媒体披露的财经网站。成本管理方面的信息为作者手工从公司年报中收集,其余数据则自国泰安数据库搜集取得。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根据研究假设,本文将企业规模、盈利能力、企业财务杠杆和股权结构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和衡量方式见表1。对企业成本管理信息的披露情况,本文将详细披露成本管理信息的企业赋值为“1”,简单披露甚至没有披露成本管理信息的企业赋值为“0”。详细披露具体指披露了成本管理的具体措施和方法;简单披露甚至没有披露具体指虽然提到了要加强成本管理或降本增效的字眼,但没有具体披露成本管理的措施或者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成本管理方面的信息。通过从年报中手工收集的信息,2008-2010年沪市A股制造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情况如表2所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从表2可以看出,详细披露企业成本管理信息的企业过半数,达到75%左右,这说明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情况较高,企业希望通过有效的成本管理方法及措施降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而2008年至2010年间,成本管理信息披露趋势略有下降。同时,利用SAS统计软件对三年1329个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剔除其他数据缺失的公司和部分异常值,得到有效样本1148个。结果列示在表3中。可以看出,详细披露成本管理信息的企业比简单披露甚至没有披露成本管理信息的企业在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以及独立董事人数上均值都略大。
(二)相关性分析建立指标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之后对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由表可知,企业规模与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情况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企业财务杠杆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与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情况在5%的水平上正相关;另外,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好,越愿意披露成本管理的信息。对于国有控股的企业,内部控制权集中,往往不愿为利益相关人披露成本管理信息,但这种负相关性并不显著。
*** 表示两个变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两个变量在 5%的,* 表示两个变量在 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三)回归分析为了建立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多变量回归模型,本文基于研究假设,以企业是否详细披露成本管理信息为因变量,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以及是否国有控股等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其拟合方程为:Ln(P/1-P)=α+ΣβkXi+γiYi+ε(k=0,1,2, …,8;i=1,2,3)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企业规模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水平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显著提高。对于大公司来说,更有可能通过披露详细的成本管理信息降低代理成本,以平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财务杠杆的高低也显著与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情况正相关,这说明,企业财务杠杆的提高会加剧股东、债权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会导致较高的代理成本,因此,企业必须披露更多的成本管理信息来缓解矛盾。相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股权结构两个变量的估计值显示它们对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解释力较弱。从相关性检验和多变量回归检验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情况,企业规模和企业财务杠杆水平能显著的影响成本管理信息的披露详细程度。这说明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3得到实证证据的支持。但公司的盈利和股权结构对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假设2和假设4的结论还有待检验。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研究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并于2008-2010年间在年报里披露了成本管理信息的A股制造业公司后发现, 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和股权结构四个方面是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首先,规模越大的企业,就会越倾向于披露成本管理信息,以此来证明其卓有成效的成本管理方法。其次,财务杠杆的提高会加剧股东、债权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将会导致较高的代理成本,企业必须披露更多的成本管理信息来缓解矛盾。此外,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越多,对管理者的监督力与约束力就会越强,管理层就越倾向于披露较详细的成本管理信息。本文研究的结果表明,企业的规模、财务杠杆以及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成本管理信息披露程度具有一定解释力。
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 篇10
关键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公司治理
2008年和2010年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文件, 要求自2012年1月1日起所有境内主板上市的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其审计报告。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从“自愿”向“强制”转变的初期, 通过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 有助于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 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也有助于监管机构进行更具针对性的监管。同时, 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识别内部控制缺陷能力的提升, 也会促进上市公司主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一、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现状
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自我认定并进行披露, 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林斌 (2012) 研究发现, 2011年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仅有156家, 其中有3家披露了重大缺陷, 仅占所有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上市公司总数的0.16%, 有11家披露了重要缺陷, 有149家披露了一般缺陷。而深圳迪博研究发现, 2012年有503家 (占22.63%) 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其中4家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1家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3家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一般缺陷, 8家公司仅披露内部控制重要缺陷, 27家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 460家公司仅披露内部控制一般缺陷。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数量有所提高, 但是比例没有上升, 而且针对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 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 多数公司未披露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具体标准, 只是机械照搬评价指引中关于缺陷认定的原则性规定;第二, 披露重大缺陷的公司数量较少, 没有涉及实质性问题, 避重就轻;第三, 多数自评报告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内部控制缺陷, 而是以未发生重大变化、后续整改有待改进等隐晦信息替代, 对于相关信息使用者没有参考价值。可见, 我国内部控制缺陷的整体披露水平较低, 信息含量较差。
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
(一) 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过于笼统, 缺乏细则
从规定上看, 《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对缺陷的分类按影响程度简单划分为一般缺陷、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重大缺陷是指一个或者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 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标;重要缺陷是指一个或者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 其严重程度和经济后果低于重大缺陷, 但仍有可能导致企业偏离控制目标;一般缺陷是指除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缺陷。但如何具体区分三类缺陷及缺陷识别的技术方法有哪些, 没有详细的规定。对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具体认定标准, 由企业根据相关法规自行确定。内部控制报告是对财务报告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发表意见, 因此何为“重大缺陷”对投资者阅读和使用内部控制报告至关重要。
在操作层面企业对内部控制缺陷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这方面监管机构很难提出统一的标准。内部控制是一个紧紧依赖于企业各项经营活动的过程, 每一家公司每一项内部控制缺陷都具有嵌入性和情境依赖性, 某项缺陷在不同公司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从这个角度上看, 对不同的行业而言, 目前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办法过于笼统。多数企业都是从定性的角度来描述缺陷, 公司自由裁定权过大。此外, 注册会计师在认定过程中需要运用职业判断, 对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和重要性程度有所差异, 对缺陷的认定也会存在差别。这些直接导致了上市公司内控缺陷认定的困境。
(二) 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动机不同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 上市公司更愿意主动传递对自身有正面影响的信号。现有研究表明, 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会导致更高的融资成本, 也就是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是对融资成本有负面影响的信号。所以, 正在融资或准备融资的上市公司通常不会主动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当公司更换董事长时, 新任董事长有很强的动机向外界传递利己信号, 将内控建设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上任, 并向市场传递改善公司内控的决心。因此, 公司新上任的董事长很可能会通过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行为来传递这些信号。与此相似, 当更换外部审计师时, 上市公司也会有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机, 因其可将内部控制缺陷归咎于前任审计师的不利审计, 更换审计师也正是为了传递这一信号。总之,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机较弱。因此, 外部监管部门应加强外部监管。
适当的监管是保障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手段。当上市公司受到更为严格的外部监管、违规成本更高时, 被迫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机越强烈。通常而言,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国有控股公司和交叉上市公司两大类公司受到的监管更多。国有控股公司不仅受证监会和股东监督, 还受国资委的监督;而交叉上市公司由于在多地上市, 会受到多个上市地监管机构的监管。在严格的外部监管下, 国有控股公司和交叉上市公司似乎会更有动机披露其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意义在于代表公司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 可将独立董事视为外部监管的一种特殊形式。当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在主持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中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时, 独立董事的外部监管职责会使其有动机去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因此, 当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较高时, 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较大。
(三) 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
公司治理结构在当代企业管理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 股权集中度、审计委员会、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等都属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范畴, 公司缺乏全面、合理的公司治理布局是导致内部控制失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中, 控股股东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如采用隐藏公司信息、存在内幕交易等手段, 大股东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控制高级管理层甚至董事会, 严重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披露。我国于2002年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准则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在上市公司中设立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就是对公司的财务信息进行审核和披露, 确保财务会计的质量以及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水平。审计委员会作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措施, 对于确保内部控制质量, 提高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现象比较常见。但是, 董事长作为股东的代表, 总经理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者, 二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 两职合一势必会削弱股东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 管理层会隐瞒一些重要信息, 同时也会削弱董事会向全体股东传递公司相关信息的意愿, 导致内部控制失效, 管理核心人物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降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水平。
(四) 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成本与收益的衡量
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的缺陷, 很有可能基于其对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委托人角度, 若委托人主动检查代理人是否如实披露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小于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所获得的收益 (主要为因发现内部控制缺陷而减少盲目投资造成的损失) 时, 委托人得到利益, 委托人有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欲望。
从代理人的角度, 其积极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成本 (包括如实披露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而增加了来自企业外部的质疑调查、企业诉讼成本的增加以及受到委托人的处罚和解雇等) 小于代理人不主动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而且没有被委托人获知所得到的收益时, 代理人得到利益, 没有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欲望。
可见, 企业内部经营者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主动性不仅受到自身披露成本和收益的直接影响, 还受到企业外部投资者审查企业真实内部控制状况所花费的成本和获得收益的间接影响。
三、政策建议
(一) 细化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标准
我国对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并且对于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也未形成完善的体系, 这就使得看似强制性披露的规定中保留了形式化披露的可能, 降低了披露的实质性要求。为规范我国资本市场、保护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监管机构需要规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机制。相关监管部门应着手对一些典型行业进行调查, 了解这些行业的具体运作特点、共性风险和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发布部分行业的内部控制操作指南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通行做法, 给出示范性模板, 加强其在内容上和样式上的可操作性, 利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工作的开展。
(二) 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
针对我国公司目前信息透明度不高的情况, 要做到标本兼治就必须从企业内部入手, 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影响了公司内部控制的质量, 因此为了改善上市公司在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时流于形式的状况, 首先应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自觉性, 使公司管理层从根本上转变“内部人控制”的思想, 同时保持组织机构独立性, 避免两职合一的现象, 降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 让更多的股东能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 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
(三) 完善信息披露的监督与惩罚机制
由于我国现实中仅注重有关制度的建立而不注重相关制度的执行, 监督机制成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普遍薄弱的一个关键因素。制度的有效执行需要相应的监督和惩罚机制来辅助, 因此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上市公司董事长、审计委员会、外部审计师以及融资情况等进行严格的监督。同时, 也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对不能如实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或者重要缺陷的上市公司或者所聘请的外审单位未能勤勉尽责的, 应该严格追究其责任, 防止上市公司及外审单位走过场、走形式。只有增大违反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违规成本, 加大监督和违规处罚力度, 才能强化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权威性, 从而提高公司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认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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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影响 篇11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会计信息；披露
1.新准则给会计信息披露带来的影响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与原有会计准则相比，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由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组成，扩大了财务报告要求披露的会计信息数量和涉及范围，新企业会计准则新增和改进的一些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会计信息披露的信息量，但对于非财务信息量的披露还不够，只有基本准则对企业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性质做了简单的说明。在会计信息方面，新会计准则强调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特别地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此外，它还在充分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基础上，同时兼顾了中国经济的客观环境和发展特点。
2.新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分析
2.1经营业绩的波动性增强
由于公允价值本身就受市场波动性的影响，而广泛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势必影响企业会计上表现的经营业绩。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相比，我国作为活跃市场事后证据的市场价格等交易信息系统还不够完善，难以为由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的鉴证提供可资依赖的、必不可少的证据。而且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金额都是时点数字，编表后几乎所有的公允价值都会发生变化，会计信息的披露也应作出相应的变化。
2.2净利润与现金流量的差额增大
尽管公允价值表明了资产的价值，但是进入利润表的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是未实现的收入，使得净利润与现金流量的差额变得更大。而且长期资产公允价值上的损益与现金流量的差异时间更长，如投资性房地产、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损益与现金流量的时间上差异可能更难把握。实际上，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等同于资产的实际变现金额，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不能等同于将来的现金收益，这样使得净利润与现金流量的差额给报表使用者增添了新的难度，这不仅需要更多的会计专业知识，对新准则更透彻的理解，还需要企业披露更多的有用的信息。
3.新会计准则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
3.1公允价值往往成为利润操纵工具
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的概念和计量方式。总体上说，新会计准则体系对公允价值的运用还是比较谨慎的。但是由于新会计准则对公允性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并且在现实中，公平交易与自愿行为在市场交易中也难界定。在发达的市场条件下，公允价值比较容易确认，但在市场不充分的情况下，如何确认公允价值却是一个难题。因此，对公允价值在市场非充分条件下计量时由于过多涉及评估者的主观因素会导致公允价值很容易成为新准则下会计操纵的工具。由于采用了公允价值的计量方式，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合并等交易容易成为企业粉饰利润的工具。因此，公允价值的引入应受到高度重视，新会计准则也应相应制定制约和规范的制度进行约束和管理。
3.2无形资产摊销期限和方式不合理
新会计准则提出了按照反映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摊销其价值的方法，指出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改变了原准则一律分期平均摊销的做法。此外，新会计准则提出了应当自无形资产可供使用时起至，不再作为无形资产确认时止的有限使用寿命内摊销，没有强调按照法律规定年限摊销。新会计准则规定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方式与摊销年限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给予了企业会计处理很大的灵活性。无形资产不同于固定资产，没有明确的使用年限、摊销年限，在实际操作中没有一定的标准可依，导致无形资产账面价值浮动性大。新准则规定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再强制要求直线摊销而采取在持有期每个会计期末进行减值测试的处理方式。因此，个别企业可能会趁机把一些使用寿命有限的资产划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资产，以减少摊销费用，增加每其利润。
4.新会计准则在信息披露方面的改进策略
4.1为公允价值的使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创建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以便公允价值的取得公开且方便，同时对公允价值的确认、运用建立更严谨和完善的管理、监督准则和制度，是新准则仍需要努力完善的地方。公允价值的需通过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完善以及市场监管、职业道德建设等系统工程来解决，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引入公允价值，逐渐保持与国际同步、公开的准则体系，我国现阶段还需要建立相应支持性市场和更完善的监督体系。这样，才能达到引入公允价值的真正目的，使交易经营活动的信息反馈更真实、公允。
4.2规范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和摊销方式
新会计准则在无形资产摊销方式上，给与了企业比较大的可选择空间，对于这种空间，要进行管理和控制。摊销方式可以提供多种选择，但是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应规定相应的选择。这样才能达到既灵活又充分适应各类无形资产的实际情况，使得新准则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发挥到最大效用，且能够很好地控制企业的会计准则执行情况，不随意更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以达到不良意图的会计操控目的。[科]
【参考文献】
［１］赫英霞.论我国会计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11）.
［２］王啸扬.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发展[J].决策探索:下半月,2008,（10）.
披露影响 篇12
1 内部因素
1.1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有者和管理者权利的分立与制衡是上市公司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有效保证。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不利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股权结构不合理——“一股独大”控股股东任意操纵企业会计信息。
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看, 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多处于相对或绝对的控股地位。按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的董事长必须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有权聘任和解聘经理人员。在这种股权结构下, 股东大会、董事会都将处于国有股股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股独大”的现状难以保障公司信息披露兼顾各方相关者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和相关性。
(2) 内部人控制——董事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董事会成员大多由国有股东委派, 其来源多为政府机构代表或原有企业内部人员, 形成内部董事比重过大现象。这样董事会实际上成为内部人控制, 其决策制定以大股东的意愿为依据, 缺乏独立性。内部人控制的严重危害之一就是信息披露不规范, 既不及时, 又不真实, 报喜不报优, 随意对财务指标进行技术处理, 对重大经营活动不做出应有的解释, 完全不顾小股东的利益。
(3) 监事会流于形式, 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难以发挥。
监事会虽然是设立来监督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 但是缺乏相应的手段来执行其功能;其次, 他们与董事和经理人员既有较密切的私人关系, 又受其行政指挥, 很难行使监督权, 再次, 董事会间接控制着监事会, 有些公司的监事甚至不能列席董事会议, 无法了解公司经营状况。
1.2 信息披露成本
根据经济学成本——效益原理, 只有当企业从会计信息披露行为中所获取的收益大于其披露成本时, 企业才会主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 会计信息是否披露, 披露多少, 要在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即信息披露的成本问题。
资本市场披露信息主要涉及两类成本: (1) 直接成本。即企业在会计信息生产中实际发生的以货币支付和计量的成本, 包括信息收集和处理成本、审计成本。 (2) 间接成本。是指由于信息的披露而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此类成本不需要企业直接支付, 也难以直接计量。间接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诉讼成本。企业可能会因为会计信息披露而引起法律上的争端, 即因信息用户就会计信息披露的某一方面进行指控而使上市公司遭受的损失。上市公司避免指控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在进行信息披露时实事求是, 充分披露企业的经营风险, 或者根本不去披露那些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会计信息。
第二, 竞争劣势成本。即上市公司公开财务报告时因许多相关信息, 如产品成本、技术和管理的创新等被竞争对手轻易获取而给竞争带来不利。
第三, 筹资成本。筹资成本是指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可能会对企业在筹资、融资等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如企业的会计信息反映的财务状况不良, 那么该企业在增发配股时可能会受到障碍, 而不得不以较高的资金成本举债。
正是由于这类成本的存在, 企业在信息披露时就显得特别谨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提供受到影响。
1.3 会计人员素质
为优化信息供给结构与质量所作的各项会计改革, 都需要一定素质的会计人员作保证。并且, 在会计信息加工的过程中, 经常需要会计人员进行估计、判断和选择, 如果会计人员没有较高的素质, 就难以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从目前情况看, 会计人员素质的欠缺表现在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相关的经济知识和职业判断能力、经验三个方面。
2 外部因素
2.1 资本市场功能制约
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是融资、定价和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 从资本市场建立以来就存在层次单一, 发育不良的弊病。过分强调市场的融资功能, 而定价和优化资源配置等其他基本功能长期被忽视。这种功能上的制约导致上市公司的股价不是由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潜力所决定, 股价与业绩关联性不强, 资源配置功能低效。投资者也难以从公司的股价来判断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评价经营者的能力和敬业程度, 也无法以投资者的身份来对经营者发挥激励约束作用, 从而造成股价的信号传递功能失效, 使市场的炒作投机倾向加剧。
2.2 会计准则的不完善
一是会计准则的前瞻性不够。由于会计实践和经济创新行为的连续性和适应性, 实践中经常出现企业的会计处理“无法可依”的情况;且由于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复杂、时间长所以未能适应会计实务的发展作适时的补充和修订;二是会计准则具有统一性的同时还兼顾一定的灵活性, 如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存在着多种备选的会计方法, 多种会计处理方法并存为企业进行会计操纵提供了方便之门, 从而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公平性、真实性。
2.3 法律制度的制约
我国现有的法规在制定与会计问题有关的法律规范时, 主要以行政责任为主, 辅之以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其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最为薄弱, 即重在惩罚, 而不是对投资者的赔偿。在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实践中, 也主要以行政责任为主。所谓处罚力度的加大, 也只是体现在追究主要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上。在财产方面, 处罚后果往往只是表现为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全部由国家没收, 而没有对投资者的民事赔偿。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来说, 这种以行政责任为主的责任体系显然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慑作用。
2.4 监管力量不足, 力度不够
证券监管机构是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管机构, 其职责是采取有效的措施使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行为及注册会计师参与弄虚作假的行为在会计信息公开披露之前能被及时发现。面对越来越庞大的上市公司群体, 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显得力不从心, 明显不能到位。因此, 完全依赖政府来监管市场是不现实的。目前, 公司的审计监督主要依靠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来进行。但内部审计无论在隶属关系还是在利益关系上, 都始终未能解决其真正的独立性问题。尽管我国具有上市公司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多达上百家, 但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结构不合理, 市场集中度过低, 并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这样, 上市公司选择空间很大, 影响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从而削弱的了审计报告的公正性。
摘要：目前, 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 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的探讨, 就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然而, 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将从内外部两个不同的方面分析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参考文献
[1]窦予华.试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J].财会研究, 2005, (7) .
[2]刘东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J].企业家天地, 2008,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