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技术（通用10篇）
披露技术 篇1
原标题: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信息披露问题研究———以中兴通讯为例
一、会计准则中关于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无形资产是用来表示企业未来超额获利能力的主要指标, 由于其本质特征是不确定性, 其最终影响就是会计报表中对于无形资产信息的披露严重不足。
按照2006年新实施的会计准则规定, 对一项无形资产加以确认, 首先必须符合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其次, 必须同时满足: (1) 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的未来经济利益很有可能流入企业; (2) 该资产成本可以可靠计量, 这两项要求。企业判断无形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否能流入时, 应该合理估计无形资产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受到的各种经济因素的影响, 且需要明确证据的支持。
按照上述规定, 外购和投资转入的无形资产, 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版权, 并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 在表内披露。但有些无形资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及对未来收益的非完全独占性, 也使得大部分无形资产的支出信息不能通过财务报表进行披露, 包括品牌、研发支出、人力资本和自创商誉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特定无形资产信息和公司整体业绩的披露。
无形资产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为此在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对无形资产的披露, 原因在于无形资产不仅具有创造收益的功能, 还是企业进行资本扩张的重要工具、企业筹资融资的工具, 也是企业的诚信标志。
二、以中兴通讯为例, 分析研发费用信息披露现状
(一) 中兴通讯研发情况简介。
中兴通讯, 是领先全球的综合性的通信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向全球通信提供解决方案。1985成立, 1997年正式在沪市上市, 目前已经成为A股市场中营业收入最大、市值最高的通信设备制造公司。
中兴通讯一度作为我国通信设备研制企业的骨干力量, 国务院520家重点扶持对象, 中兴通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始终坚持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研发, 并走出一条“确立自有核心技术———成果转化———持续创新——规模经营”的技术创新之路。目前, 中兴通讯在国内7所城市、美国硅谷、韩国等地设有研究开发机构, 所涉及的研发领域包括:网络研发、数据接入、数据移动、无线传输、视讯、光通信、电源等产品, 企业研发人员所占职工比例已达到38%。
中兴通讯拥有业界最完善产品生产线、通讯问题解决方案, 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 为全球客户提供创新性、客户化的产品和服务, 帮助客户实现持续赢利和成功, 构建自由广阔的通讯未来。
(二) 对中兴通讯研发费用信息披露情况的分析
1、准则执行不到位, 披露形式不规范。
根据2012年中兴通讯公司的年报规定, 开发支出的确定过程中, 公司的管理层必须确定已经“资本化”的金额、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所适用的折现率、预计收益期等。公司2012年对手机产品和系统产品进行了开发支出相关信息披露。 (表1)
为规范上市公司研发费用信息披露, 中国证监会于2010年4月修订颁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 (简称“第十五号文件”) , 明确要求上市公司自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起, 在财务报表项目附注披露开发支出相关信息。在报表附注“无形资产”项目下明确以表格形式反映“开发支出”项目的披露要求。 (表2)
虽然我国会计法和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格式作出了完整规定, 要求披露计入当期损益和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支出信息, 且对信息的层次性及结构性提出明确要求, 作为企业会计信息供给的明确指导。但在实践活动过程中, 公司出示的2012财务报告资料有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对“开发支出”的披露 (如表1所示) 并没有严格按照“十五号文件”表2的形式对本期减少额进行“当期损益”与“无形资产”研发费用相关信息分别披露。因而, 以提高规范性为目的的会计报表披露行为, 在特定内容的披露上, 要遵循一致性的原则, 进而保证会计信息供给质量。
2012年开发支出占研究开发项目支出总额的比例为9.10% (2011年:7.8%)
2、对无形资产进行披露时存在的问题。
根据2012年中兴通讯的年度报表整理得到无形资产披露表, 如表3所示, 公司把“软件”、“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列为中兴通讯公司的无形资产, 并对其信息进行披露。 (表3)
(1) 信息披露不完整。由于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方式不完整, 进而导致财务报表对无形资产的信息披露不完整。中兴通讯公司在无形资产信息披露中, 也只列出了“软件”、“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和“特许经营权”这四项, 而相对与新会计准则中的规定, 则显得九牛一毛, 少之又少。2006年新会计准则除了要求披露有关研究与开发信息外, 对人力资源、市场资产、组织设计等无形资产的信息披露则可以忽略。并且, 我国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范围很窄, 披露的指标也很单一, 不易于被理解, 也很难依靠这些披露出来的信息去分析企业的业绩和资产状况。根据现行会计准则, 企业仅需披露“专利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以及“外购商誉”等几项无形资产信息, 这就导致了很多重要的无形资产信息被排除在外, 如“自创商誉”、“人力资本”等, 从而使企业无形资产整体价值被低估。
(2) 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较低, 不利于公司战略发展。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第十五号文件”中:通过公司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期末账面价值的比例可以得出, 2012年通过公司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期末账面价值的比例为: (126043+5858) /1087038=12.13%, 通过计算和对年度报表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兴通讯公司的依靠企业自主研发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无形资产占公司无形资产的比例还是较低的;这就说明公司大部分利润收入并不是依靠企业技术研发所带来的, 这样会使外部信息使用者以及投资者对企业创新能力、研发能力的期望值降低, 制约企业获得外部投资或其他支持, 对于中兴通讯公司的战略发展是不利的。
3、披露随意性强, 对产品的研发阶段没有细分造成费用混乱。
有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是:企业应在其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当期“费用化”和“资本化”的无形资产, 企业在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全部费用化, 计入“管理费用”;开发阶段的支出符合条件的才能资本化,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计入管理费用。
根据2012年报显示 (如表4所示) , 中兴通讯使用“研发费用”一级科目反映计入当期损益的研发支出, 其会计政策明确说明“开发支出只反映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开发阶段支出,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开发阶段支出, 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也就是说该公司未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开发阶段支出直接计入了“研发费用”, 并没有按照准则的规定对研发费用进行资本化和费用化的区分, 表2中“企业开发项目支出”实际上是特指开发阶段的支出, “计入当期损益”栏目应是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开发阶段支出, 不应该包括研究阶段的支出。然而, 公司将此混淆, 并且在进行披露的过程中, 并不具有严谨性, 对披露的项目和信息一概而论, 致使企业开发项目费用支出信息披露显得随意性很强。研发活动采用全部费用化的方法, 对成功部分的研发项目会产生虚增后期的经营损益、虚减当期经营损益的影响, 由于全部费用化会计处理, 企业盈利状况不能恰当反映。在对于研发费用的处理的过程中, 企业应充分估计各种风险损失不低估负债或费用, 也不高估资产或收益。因此, 为了增加报表的可读性, 直接要求企业对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加以区分, 以便更好地披露资本化和费用化的支出金额。 (表4)
(1) “本期开发支出占本期研究开发项目支出总额的比例__。” (2) “通过公司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期末账面价值的比例___。”
三、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信息披露的建议
(一) 加强研发信息披露管理, 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执行力。
上市公司片面地认为在进行研发费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泄密, 却完全忽视了有效地披露研发信息也收益颇多。比如, 有利于对公司的未来业绩有效预测;向公司潜在投资者或合作伙伴展示竞争优势和战略构想、让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确保公司的股价更准确。
从目前来看, 上市公司不愿对公司的研发信息进行披露, 研发信息披露不充分、质量不高。因此, 改变现状势在必行, 只有对研发信息的披露进行有效管理, 企业才会感受到信息披露产生的益处。但要注意的是, 研发信息具有特殊性, 有些信息在性质上属于商业秘密, 那么在进行信息披露的操作中就要控制披露的内容和数量, 同时还要对披露的收益和成本中进行衡量, 使企业和外部的信息使用者都获得最大的价值。
(二) 企业应该重视研发费用的披露, 披露数据要系统化、具体化。
财务报告中缺少足够的关于研发方面的会计信息, 不利于投资者对公司自主创新活动所产生效益的进行客观评价。因此, 上市公司还应同时披露研发强度的有关指标, 在无形资产附注中还应该增加披露“本年度研发支出总额占公司本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在管理费用附注中, 则必须单独列示计入当期损益的研发支出, 或者在无形资产附注中增加“本期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总额”, 以全面反映企业研究与开发阶段的全部支出。对于当年资本化为无形资产的开发支出, 以便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分析公司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情况。
(三) 项目相关的非财务信息也要披露, 增加信息的传递性。
我国上市公司通常只披露公司当年发生的研发费用信息, 并没有披露有关具体的信息, 没有做到对未来的信息预测, 其对外传递的信息也不够全面、充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指出, “研发支出的信息披露应该包含如表5所示的事项。 (表5)
在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中, 要详细说明企业研发费用的投入规模、具体的项目名称、支出金额、研发进展、未来的应用前景。另外, 涉及研发的大事件、公司所处行业核心技术重大变化等。通过这些信息, 外界可以清楚地了解项目的进展程度、在未来可能面对的潜在变化、预期的风险和潜在的机遇、市场发展潜力。这对评价公司的业绩、预测项目发展的前景具有导向和引导作用。在披露当前数据的同时, 还要提供一些预测前景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是一种信息保障机制。
(四)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与监管执行力。
正是由于研发信息涉及商业秘密的特殊性, 才会造成多数企业对信息披露的意愿性和积极性不高。相关监管部门应协同服务机构制定措施提升监管力度, 健全法律体系。对于企业而言, 要完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 构建社会监督机制, 抵御非法会计处理方式。对于企业研发费用的详细披露, 降低信息有限性传递不足等问题, 从而给投资者提供更有效的参考信息。目前, 上市公司基本上是照抄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条款, 企业外部的信息使用者、投资者根本无法了解其阶段是如何划分的, 以及这些研发经费是如何“资本化”的, 因此对上市公司研发阶段的具体划分以及“资本化”的确定过程也要加强监管。
(五) 从信息使用者的角度增加对未来预测信息的披露。
研发费用虽然在以前被列入到企业管理费用中, 并在管理费用项目下列示, 但其所具有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管理费用中的其他任何一个项目。根据新会计准则中的相关规定,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条信息:一是上市公司应该披露公司当年发生的研发费用, 并且要分别披露其构成部分, 从而了解当年研发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二是要披露公司正在进行研发的项目累积费用, 由此判断整个公司对各个项目的投入规模, 以及公司整体财务状况所受到的影响。
另外, 对于公司所从事的项目的研发, 其未来发展前景和多带来的经济收益, 都应该一并将其进行披露。因为这些信息的使用者在该研发项目的专业知识、前景判断以及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方面都缺乏了解, 他们需要公司在信息披露上能够全面、详实的列示。
参考文献
[1]黎玉琴.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现状及建议[J].企业经济, 2006.9.
[2]李晓宁.无形资产价值相关性研究中的问题与改进.会计之友, 2011.10 (下) .
披露技术 篇2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强制披露规则
中图分类号：F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2-0067-07
一、引 言
我国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要求从2000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8号——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开始，其后又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修订稿）》、《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等。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指引》要求一般上市公司披露董事会编制的（或由审计委员会编制的，经董事会审议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实评价意见，同时《指引》对自我评价报告的内容及在注册会计师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表示异议时，董事会、监事会针对涉及事项所作说明的内容做出了要求。《指引》的目的是通过信息披露监管来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控制，它与前期的政策法规注重防范市场风险而没有强调内部控制本身的完善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可见，我国与内部控制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关的政策规定正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可以说，《指引》的发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入了强制披露阶段。
尽管我国针对内部控制的政策规定在不断完善，但对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因素的研究仍然处在初期阶段，目前对极少因素的分析，并不能反映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的全貌，同时，也并不能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信息的使用者和监管者提供足够的参考。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6年发布的《指引》为契机，选取2006年的沪市上市公司（非金融业）年报，观察其报表中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位置和披露的详细程度，分析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是否与公司规模、公司治理情况、外部审计和是否有交叉上市等多种因素的相关性，并用模型进行检验。希望本文能为认识决定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因素提供一些经验证据，也为上市公司信息的提供者、使用者和监管者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企业是否提供了涉及内部控制的管理层报告以及提供内部控制报告的有用性等方面。Raghunandan和Rama 对《财富（fortune）》100强公司年度报告进行考察，发现有80家公司提供了涉及内部控制的管理报告 [1]。McMullen、Raghunandan和Rama对2 221家公司1993年年度报告进行研究，发现有742家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占所有样本的33-41%。他们还对1989—1993年的4 154家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平均有26-5％的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而财务报告有问题的公司中，仅有10-5％的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小公司内部控制报告与财务报告问题的相关关系更为明确，他们认为财务报告有问题的公司不大可能提供内部控制报告 [2]。
国内学者中，刘秋明对2001年核准制下实施配股的34家A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进行分析，认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缺乏统一要求，导致上市公司尽可能披露对其有利的信息，披露形式也不统一，导致信息使用者的成本增加[3]。李明辉、何海和马夕奎对我国1 147家A股上市公司2001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除4家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因中国证监会的特殊披露要求披露其内部控制信息较为详尽外，其他880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中，大多数公司的信息披露流于形式，且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动机不强 [4]。蔡吉甫以2003年1 251家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受到公司盈利能力、财务报告质量及财务状况是否异常的显著影响，即经营业绩好、财务报告质量高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而财务状况存在异常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力则明显不足 [5]。杨雄胜等对我国内部控制的社会认同度进行研究，通过我国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认同度进行研究后认为，公司治理在我国仍缺乏应有的认同 [6]。
三、理论分析
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规（如证券法规）和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披露的信息属于强制披露的信息。福利经济学可以被认为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认为，信息可被看作一种公用物品，公用物品的特性是：公用物品的消费者对公用物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对同一公用物品的消费；这种对未付费消费者的非排他性使得公用物品的消费者在使用公共物品时尽量减少付费，而成为“搭便车”者。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而言，他们不愿使能增加私人利益的某些信息成为公共物品，所以他们有动机尽量少地披露公司的信息；同时，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不愿披露某些信息时，他们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从其他渠道获取信息。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信息可以在不降低信息披露的质量（可量化的和不可量化的）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
但在非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即使法规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对某些信息进行披露，不同的上市公司披露此类信息的质量也不会完全相同，因为依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为了使其所管理的公司能够与其他公司有所区别，获得竞价优势，进而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他们就有动机披露更多的信息。上市公司可利用财务信息向投资者发出信号，传递上市公司的真实类型，这有利于实施再融资计划和降低融资成本[7]。Lang和Lundholm也证明了公司有动机披露更多信息，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并增强企业在竞争性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的能力 [8]。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以推断，强制性信息披露并不可能满足投资者在非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环境下的各种要求，上市公司仍然会在规制下提供质量不同的信息。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不一定都能够很好地遵照2006年发布的《指引》，在年报中提供相同（或接近相同）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
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披露影响因素的选取，可以参照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提供的可以解释公司信息披露情况的因素。影响信息披露情况的因素主要有公司所属行业、公司规模、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上市交易的场所、审计师事务所、公司的盈利能力（如资产净利率）等。由于本文对我国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所以公司所在国家没有差异，而且本文仅针对沪市，亦可剔除上市交易场所因素。因此，本文仅针对其他5类因素展开研究。
四、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假设1：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含义见变量定义部分。与上市公司规模正相关，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正相关，与公司规模排名名次负相关。
假设2：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公司控制人为国有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股权结构稳定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前十大股东存在负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董事长和总经理非同一人兼任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人数的比例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监事总规模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董事人数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四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设立个数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工作地点与上市公司不一致负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董事会会议次数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监事会会议次数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股东大会会议次数正相关。
假设3：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公司聘请排名靠前（“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正相关，与审计意见也存在相关关系。
假设4：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上市公司在海外上市正相关。
假设5：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负相关。
假设6：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公司所在的行业相关。
2-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除金融业外的A股公司年度报告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的因素。
本文所用的财务报告和数据（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来自Wind中国金融数据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和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年报数据库；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处理是通过Excel、Access和SPSS 13-0软件完成的；对样本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查阅和统计是由作者手工完成的。
3-变量选择、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选取变量及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五、描述统计
本文共选取200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A股公司（所属行业非金融业）828家，年度报告828份。
绝大多数样本未按照《指引》的要求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只有8个样本有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注册会计师针对自我评估报告发表的意见（完全合规）；有16个样本有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或有注册会计师针对自我评估报告发表的意见（部分合规）；有31个样本没有任何有关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其他773个样本在其它位置披露了内部控制信息。
海外上市的样本占样本总量的3-6%；被ST的样本占样本总量的3-5%，退市的样本占0-1%；样本中工业企业较多，占66-1%；境内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占90-3%；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占7-9%；控制人为国有的样本占67-1%；26-5%的样本股权结构未变化；33-7%的样本前十大股东存在关联；10-5%的样本董事长总经理是同一人兼任；26-1%的样本设立了“四委”，0-6%的样本没有设立“四委”中的任何一个；52-5%的样本会计专业独立董事工作地与上市公司一致。
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位置如表2所示。监事会报告和重大事项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样本居多。
注：a为董事会报告中有披露，b为监事会报告中有披露，c为重大事项中有披露，e为公司治理中有披露，f为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内部控制做出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在数据库的附注中），0为没有任何位置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在样本中，绝大多数样本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比较简略，约有4-9%的样本（43家）披露的较为详细，其中，在重大事项中详细披露的38家，占4-4%；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详细披露的3家，占0-3%；在董事会报告中详细披露的2家，占0-2%。样本中披露了内部控制的缺陷或内部控制系统建设不足之处的样本约占总样本的0-3%。
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情况的依据主要是《指引》，但在年报不同位置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所依据的政策法规等也不相同，本文将公司按照是否在海外上市分类，对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主要依据进行总结如表3所示。
六、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相关性检验及分析
本文针对2006年样本，对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性检验（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境内审计结果和资产净利率的相关系数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外部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和盈利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有较强的动机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上市公司在海外上市、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控制人类型和上市公司规模的排名的相关系数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在海外上市、总资产规模大、控制人为国有和规模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也有一定强度的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机。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除上述分析以外的因素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其他因素并不能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行为。
注：括号内数字为p值，**和*分别
表示相关系数在0-01和0-05的置信水平上（2-tailed）统计显著。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在本项研究中，变量的相关系数都不大于0-5，其他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5，故全部解释变量可纳入模型。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各解释变量的Tolerance值均大于0-1，VIF值均小于10，可见，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
模型的回归拟合度偏低，调整拟合优度更低，F统计量的p值大于0-05，从表6、表7可以看出，模型从整体来看是不显著的。同时，引入模型的解释变量均未通过t检验。
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又对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和用向后选择法对变量进行筛选（由于篇幅有限，相关表格略去）。经过变量筛选后，回归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仍然非常低。利用散点图（由于篇幅有限，各散点图略去）对变量进行分析，可看出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均无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1）本研究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进行了评分，评分的准确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确认。（2）本研究所应用的公司规模排名完全是按照wind金融服务终端提供的名次，不排除存在问题的可能性。（3）本研究选择的变量很多为虚拟变量，很难用线性回归分析变量间的关系。（4）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可能还不足。
七、研究结论
对2006年沪市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的线性回归分析未得到较高的调整拟合优度，可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与本研究所选取的因素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对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披露因素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仍可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示：
第一，绝大多数沪市上市公司未按照《指引》的要求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第二，监事会报告和重大事项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样本居多，详细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较少。
第三，外部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和盈利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有较强的动机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在海外上市、总资产规模大、控制人为国有和规模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也有一定强度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动机。
本文对前人研究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扩充，并研究了2006年《指引》发布实施以后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这是在此研究领域中做出的新的探索。本文对样本的描述分析较为详尽、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也选取了相当多的因素，尤其是将公司治理因素引入模型进行了分析。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本研究所选取的变量尽管涉及到了大多数可能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的因素，但由于数据收集能力有限，研究并不能完全涵盖可能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的每一个方面；另外，研究中多数变量为虚拟变量，故仅用回归模型不能更好地深入检验各因素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1］ Raghunandan, K-, and Rama, D-V-Management Reports After COSO ［J］-Internal Auditor, 8: 54-59, 1994.
［2］ McMullen, D-A-, Raghunandan, K-and Rama, D-V-Internal Control Repor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roblems ［J］-Accounting Horizons, 14: 67-75, 1996.
［3］ 刘秋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问题及改进［J］-证券市场导报，2002，（6）:38-43.
［4］ 李明辉，何海，马夕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分析［J］-审计研究，2003，（1）:38-43-
［5］ 蔡吉甫-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5）:85-88.
［6］ 杨雄胜，李翔，邱冠华-中国内部控制的社会认同度研究［J］-会计研究，2007，（8）:60-67.
［7］ Gietzman, Miles B-, and Trombetta, Marco-Disclosure Interactions: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 Effects on the Cost of Capital ［J］-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33(3): 187-205, 2003.
［8］ Lang, Mark H-, and Lundholm, Russell J-Cross-sectional Determinants of Analysts’ Ratings of Corporate Disclosures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1(2): 246-271, 1993-
［9］ 王惠芳-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来自深沪223家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6，（2）：71-75
（责任编辑：韩淑丽）
披露技术 篇3
一、传统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的技术问题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财务信息的生成与传输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互联网的出现则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但传统财务信息的披露只不过是书面财务报告的电子复制品, 通常采用可移植文档 (.PDF) 、超文本标示语言 (.HTML) 、文本文件 (.TXT) 、文档文件 (.DOC或.XSL) 等格式文件。虽然, 有些财务信息披露采用了相关的新技术, 如通过搜索工具与元数据的结合以方便用户进行财务报告信息的定位;通过数据库技术的建设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通过编程语言进行信息披露的功能设置等等。但针对财务信息这一专业信息披露, 无法解决财务软件之间的数据转换、多种GAAP的财务报告编制与合并、财务信息的再利用等问题。
(一) 不同财务软件之间的数据转换问题
目前, 企业运行的财务软件品种很多, 同一品种下的版本也很多, 由于在数据库平台、开发工具以及输入输出数据的格式不尽相同, 相互之间不能进行财务信息的交换。一方面对于企业内部而言, 由于传统企业信息系统没有采用信息集成的理念, 各职能部门各自开发和使用一套信息系统, 形成企业的一个个信息孤岛, 财务信息无法共享;另一方面对于企业与企业之间而言, 所使用的财务软件也不尽相同, 导致财务信息的转换和合并非常不便。原始的做法是企业内部每个报告部门用纸文本的形式交换和合并数据, 若企业与企业之间所使用的财务软件不同, 往往采用统一财务软件的做法, 但多受到软件的实施成本和风险的限制。另一种做法就是开发多个可供不同财务软件之间共享数据的系统接口, 但其开发和维护数据接口的工作量将是非常大的, 如果一个企业购并了3家企业, 4家企业的财务软件都不同, 为了实现数据的转换, 就必须开发6个不同的数据接口, 当某一企业的系统发生修改或替换时, 多个系统接口都需要相应的修改或替换, 使企业陷入不断修改系统接口的麻烦中。
(二) 多种G A A P的财务报告编制与合并问题
在财务软件中, 记账本位币是最基本的初始化参数, 一旦选择确定后, 是不能调整修改的, 只能生成一种货币计量的财务报告。我国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 年度财务报告的编制都要以不同地区的GAAP编制。在发生的会计业务和会计数据相同的情况下, 一份财务报告是依据我国GAAP计量、确认、披露的;另一份是依据香港地区G A A P计量、确认、披露的, 显然对于这类上司公司必须走两套账, 日常会计业务处理的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跨国公司财务信息的合并汇总披露也存在问题, 如总部设在中国, 在另外10个国家都设有分公司, 各国分公司使用当地的GAAP, 作为总部要按中国GAAP编制合并报表, 其报表的转换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同时, 财务信息披露还面临着语言和货币计量单位的问题, 即如何基于总公司的财务报表, 自动转化成10个国家的语言和货币计量单位, 为国内外投资者或潜在的投资者提供简洁、可读性强的财务信息。
(三) 财务信息的再利用问题
IASB于1999年发表了一份对欧洲、亚太地区、北美和南美22个国家共660家上市公司的网络财务报告的调查研究报告, 该研究报告揭示:6 6 0家公司中有410家 (占62%) 在其网站上披露了财务信息, 而410家公司中有327家 (占80%) 采用HTML技术。我国上市公司从2000年开始强制性的财务信息网络披露, 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2002年在其主页披露财务报告的144家公司的调查, 有78家 (占5 4%) 公司采用H T M L技术 (张天西, 2003) 。现在大多数上市公司只是将基于GAAP的财务报告用文字处理软件录入计算机, 然后转换成可以在网上阅读的web版本, 以H T M L文件格式予以公布。由此可见, 目前财务报告的技术主要是H T M L, 但H T M L作为一种简单的表示性语言, 只能规定网页上的内容如何显示而无法表达数据内容, 无法直接转换到其他数据处理系统。对于财务信息的使用者而言有诸多不便, 比如, 企业管理者无法直接使用其他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必须重新进行整理和输入。
二、现代财务信息披露的技术支持
现代财务信息披露技术的研究在国外更多地集中于XBRL。XBRL是一种基于XML, 专门用于对财务和商业报告数据进行及时、准确、高效和经济的存储、处理、重制以及交流的开放式的不局限于特定操作平台的国际标准。1998年4月, 美国注册会计师霍夫曼提出了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2003年4月, XBRL指导委员会发布了XBRLV2.1规格书及其分类标准。中国上交所依据XBRL2.1规格书、FRTA和我国GAAP, 制定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分类》, 并于2005年10月通过XBRL国际组织认证, 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XBRL组织认证的行业标准。XBRL技术框架由技术规格、分类标准、实例文档和样式单组成。作为一种以XML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标记语言, XBRL继承了XML所拥有的全部语言优势, 与传统的财务报告技术相比, 其技术优势表现如下:
(一) 准确性
采用XBRL的特定语义标记, 不仅可以对显示格式进行描述, 还可以对所要表现的数据赋予特定含义。采用XBRL存储的数据非常简单明晰, 因为它所携带的信息不仅作显示上的描述, 还含有信息语意, 而且数据的显示方式已经从数据中“抽取”出来, 放在“样式单”里。样式单决定了数据在程序或用户浏览器上的表现方式, 所以, 同一份财务报告信息可以传递给不同的程序或使用者, 只要其拥有的样式单不同, 得到的信息就会各异。另外, X B R L遵循严格的语法要求, 不但要求标记配对和嵌套, 而且还要求严格遵守XBRL模式的规定, 以便做到准确识别, 确保通过W e b浏览器搜寻结果的准确性。
(二) 通用性
XBRL的通用性也可称为协同性, 即不同系统之间数据的传输和交换。现在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库和显示界面, 要想在这些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软件之间传输信息, 不得不使用一些特殊的软件, 非常不方便。而通过X B R L来标注各种文字、图像甚至二进制文件作为交流媒介, 就可以轻松地读取并利用这些数据, 所以, X B R L作为一种理想、通用的网上商业语言, 可以更容易地获取财务信息, 能充分发挥因特网媒介的有效性, 使财务信息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三) 增强性
由于X B R L是一种能对数据进行分类、综合和控制的元语言, 所以, X BRL不仅能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而且大大增强了使用者在不同软件应用程序之间交换财务信息的能力。另外, 通过XBRL对财务数据向下挖掘的功能, 使用者能够方便地抽取财务报告中特定的具体信息, 直接对信息进行比较分析, 提高了使用者的财务分析能力。
(四) 效益性
XBRL使得应用者能通过整合披露程序, 以更快、更经济的方式收集、变换、传送和利用财务信息, 降低财务信息执行成本、使用成本, 如I B M公司的德国和英国股东通过点击鼠标, IBM最近的年报和账目就分别以德国和英国的格式呈现出来, 这大大减轻了IBM公司编制多套财务报告的繁重任务。同时, 它还使得网络财务报告更容易更新和维护。
总之, 企业的各种信息, 特别是财务信息, 都可以通过XBRL在计算机互联网上有效地进行处理。信息发布者一次性地输入财务信息, 通过XBRL就可以很方便地转换成书面文字、XLS文件、PDF文件、HTML页面, 或者其他相应的文件格式, 从而提高了财务信息的透明度, 提高了转换各国财务报告格式的速度, 提高了财务信息时效性和相关性, 降低了财务信息交换成本。
三、基于XBRL技术的财务信息披露应用方案
基于XBRL技术进行财务信息披露并不需要对企业原有信息系统进行重构, 而是充分利用原有系统的资源, 如系统本身的关系数据库和前端的应用软件。要想充分利用以上基于XBRL在财务报告中所具有的这些技术优势, 从当前财务信息生成的模式和XBRL技术的发展来看, 将传统的财务报告披露转向XBRL财务报告有三种方案。
(一) 通过X B R L转换器的应用方案
通过XBRL转换器应用方案的基本流程是:财务软件系统→标准报告电子文档→X BRL转换器→XB RL文档→X B R L财务报告。由企业财务软件系统自动生成各种财务报告, 并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存储, 如E X C E L表格或W O R D文档。这些财务报告可以进一步转换成PDF文件直接发布, 在有关证券机构或银行机构需要XBRL报表时可以通过XBRL格式转换器进行转换, 转换过程中会依照相应的分类标准和实例文档要求完成, 最后形成XBRL文档。通过使用XBRL转换器进行转换, 转换过程是自动完成的, 转换中不会造成数据的丢失和出错, 能够保证XBRL财务报告的真实反映, 但只有企业财务软件生成财务报告后才能进行转换, 有一定的滞后性。
(二) 通过X B R L适配器的应用方案
通过XBRL适配器应用方案的基本流程是:财务软件系统+XBRL适配器→XBRL文档→XBRL财务报告。由财务软件加上集成的XBRL适配器, 在进行信息处理过程中就直接按照XBRL规范来完成财务报告的处理, 能够实时输出XBRL文档。该应用方案需要由原财务软件供应商开发内嵌的XBRL适配器的新版本财务软件系统, 在业务处理的各个环节将XBRL的元数据进行提取和转换, 并按照XBRL的分类标准, 如针对财务报告的要求进行标记, 实时生成标准的XBRL文档。该应用方案是X B R L财务报告应用的最佳模式, 相比其它模式而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XBRL的优势, 能够迅速有效地提供实时、便于交流的各类财务信息。该应用方案需要财务软件供应商针对XBRL的特点对原系统进行功能的扩充, 内嵌XBRL的适配器, 而这些操作并不会对原系统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系统构架模式和实际应用产生影响, 在实际推广中也是一种平滑的过渡。
(三) 通过手工录入的应用方案
通过手工录入应用方案的基本流程是:财务软件系统→纸制财务报告→手工录入→XBRL文档→XBRL财务报告。该应用方案是企业的财务软件对外直接输出的是不可直接转换利用的打印文档或PDF格式文件, 中间的转化需要按照XBRL格式要求进行手工输入来形成X BRL文档。该应用方案在财务报告报出后要经过手工录入环节, 同时也增加了数据错误的风险。尽管生成的XBRL财务报告在以后应用中不需手工重复录入, 可以直接提取, 但录入环节所造成的出错风险和较高的成本将导致该种方案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小。
参考文献
[1]张天西.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研究[J].会计研究.2004 (3)
[2]潘琰.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及其对会计的影响[J].会计研究.2003 (1)
[3]曲吉林.XBRL及其对财务报告的影响[J].财会月刊.200 (47)
李真“遗言”的首度披露 篇4
李真曾经给自己设定了成为“封疆大吏”和“政府阁员”的梦想，而在一年前，他和他的梦想分道扬镳，阴阳两界。
李真案使人们对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权力产生了长时间的思考，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之际，有人认为这本书非常及时，对各级党政官员深刻领会四中全会精神有巨大帮助。
中央纪委前副书记，有反腐“铁娘子”之称，同时也是李真专案组组长的刘丽英在给此书写的序言中说：
“通过揭露腐败分子李真的犯罪始末及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极大危害，剖析贪官的心理变化过程，剥去贪官灵魂的伪装，并以莫贪、拒贪、防贪、反贪、惩贪、悔贪、戒贪的主线贯穿，体现了腐败必被惩、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必然规律。”
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同时也是《对话》作者的乔云华说，“看到这本书的官员无一不向我讲述心灵受到的震撼，他们希望每个党员干部都读读，有人还把书给爱人看，有人没有书，就复印了10多本，给身边的官员读。”
而乔云华却没有勇气读完自己写的《对话》，“采访很痛苦，写作很痛苦，整理很痛苦，一眨眼，李真就跳到我面前，而他其实已经走了将近一年!”
李真失去自由后，没有任何朋友理他，在李真被执行死刑之前，只有乔云华和他进行了十多次对话，最长9个小时，最短4个小时，在李真看来，这个“乔记者”是离他心灵最近的人。
2004年4月4日，清明节，乔云华来到河北某市殡仪馆“看望”李真，除了家人，没有人来“凭吊”这个曾经在河北政坛叱咤风云的“第一秘”。
骨灰盒存放室内，寂静而阴冷，李真的灵位牌上没有名字，只在骨灰盒上有两行火柴头大小的字：“姓名：李真，编号：6199。”
“这是唐山市殡仪馆填写的。”李真的家人说。闪过灵位牌，骨灰盒正中是李真的照片，系着红色领带，头发黝黑蓬松，面庞白皙，略带微笑。“不敢写也不想写他的名字，怕惹麻烦，不要说写，一说是他，有个公墓连骨灰盒都不让放。”家人说。
乔云华在写作过程中多次梦见李真，李真指责他，为什么答应把书弄出来却没有弄，“当时李真戴着脚镣，哐——哐——眶，走过来。”
如果李真就这样走了，将仅以恶名传于后世，和其他贪官并无不同，而李真走之前却留下了和乔云华的对话实录，他求{己者告诉别人不要步他的后尘，保佑他的儿子不要迷恋权力。
如果李真的“遗言”能够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这也便是李真留给后世的最后“遗产”了。
《瞭望东方周刊》就此对话实录采访了乔云华。
刘丽英：建议广大干部认真读一读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自古贪官无数，而直到今天好像还没有人这样描述过贪官的心理变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
乔云华：我之所以和李真对话，并将这些对话告诉人们，原因在于我曾经写过一篇报道《李真灵魂毁灭探访录》，这个报道引起的反响超出我的想像。我曾经揭露过的一个官员，在监狱中看到了这个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信。
“如果我早看到这个报道，就不会走到今天。”他的这句话让我很受触动。这时我还遇到了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她说，过去，我们办案把人惩办了就完了，但工作其实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是要挖掘出对其他人有警示意义的东西。是刘丽英同志鼓励了我。《对话》出来后，刘丽英同志说，建议广大干部认真读一读。
另一个因素是，我作为记者参加了给我写信的那位犯人的庭审，他的爱人也去了，当场晕倒在法庭，而她生完孩子还不到一个月。我感觉整个内心都在翻滚，一夜未眠。我感到非常的焦灼不安，于是我下决心写李真。
《瞭望东方周刊》：李真说你是离他心灵最近的人，你在这个“最近”的地方看到了什么?
乔云华；他说我是离他心灵最近的人，我认为是对的，从要“出事”开始，他就发现自己没有朋友了，而我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妖魔，一个罪犯，彼此都视对方为非常平等的人。
在我最初和他接近的时候，他是希望通过我把他要说的话传给儿子，而后来，当我真正进入他内心深处以后，他感到，即使不告诉家人，我们的谈话也是一种思考，他觉得过去没有时间思考，我的采访能够让他思考。
到后来，他一见到我，就希望和我拉手，希望通过我们的对话让更多的干部找一找自己身上有没有他的影子，他很真诚地告诉别人，不要步他后尘。
发现官员良知是很大的课题
《瞭望东方周刊》：我相信，每个人看了这个对话录后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即使普通的公民也会受到震撼，那么作为作者的你呢?
乔云华：在采访中，我曾多次掉泪，内心受到了震撼，比如他希望我告诉他的儿子：爸爸因贪，早早地……最好不要做官……你将来就是掏粪、要饭，也不要、不要贪呀……钱、权都不能带来快乐……一路走好……
另一方面，就像刘丽英同志所说，广大干部都要看看李真的话，他每次哭泣都是因为他的家庭，如果每个人在自己说话做事的时候，想到对家庭负责，他就会谨慎多了。但是，人们往往平时不思考，进了监狱才去想补偿。
《瞭望东方周刊》：其实，贪官也是人，也有善良的一面，那么李真善良的一面你怎么看?
乔云华：下岗工人、无助的弱者都被他帮助过，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都是老干部，他的善良来自于家庭的教育。
其实，许多贪官，他不是没有良知，而是没有被发现，很多贪官进了监狱，舆论就一边倒地攻击和指责，我们应该善于发现贪官的良知，如果他周围的人在他良知苏醒时及时劝说，他也就不会毁灭。发现贪官良知并探讨他毁灭的原因是留给我们的大课题。高压线一定要“带电”
《瞭望东方周刊》：据说，李真好像很讨厌那些对他唯唯诺诺作逢迎的官员，而很感谢那些曾经查过他的官员?
乔云华：他过去就瞧不起那些送礼的官员，而进去以后，他恨他们几乎到了极点。明明知道他有恶习，那些人就偏偏助长这种恶习。
而李真很感谢刘善详(原河北省纪委书记)，刘一直揭他，查他，李真说，“如果当时查处我了，我怎么也不会被处死”，“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力量太小了，如果这样的力量强大起来就好了”。
《瞭望东方周刊》：我看了《对话》，李真无论是做秘书期间还是做国税局长期间，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至少他自己是想做好事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把他往死亡路上引领的呢?
乔云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机制问题。有一次李真看了一幅漫画，画上有个猫，还有一只大老鼠一只小老鼠，大老鼠对想逃跑的小老鼠说，猫是假的，别怕。在李真看来，很多制度就好像挂在墙上的猫一样，监督不到位，导致他越来越贪婪。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反腐有很多高压线，但由于“电压不足”，所以李真一直没有触电，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乔云华：高压线必须带电，而且要带强电，如果高压线不带电，就只是一根根金属线而已，贪官是不怕的。正是因为打击腐败受到各方面制约，才助长了这些贪官的气焰。包括李真，一些官员以为自己有关系网，可以通过关系网摆平任何事情，尽管事实并不如此。
披露技术 篇5
关键词：会计信息,完善,制度,提供,披露,改进
1 提高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和规范性
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是预防内幕交易的关键所在。我国《证券法》对上市公司年报、中报、季报披露时间规定的过于宽松。目前,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于每年7~8月份披露半年报,于1~4月披露上年度报告、于会计年度前三个月、九个月结束后三十日内披露季度报告。这种信息披露制度很难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同时也为选择性披露和内幕交易的发生提供便利。因此,应缩短披露的时间。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上市公司电子化数据收集、分析及检索系统。1983年美国SEC的信息技术办公室即着手进行有关证券信息披露电子化系统即上市公司电子信息收集检索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快具有时间敏感性的信息申报登记,增加证券市场的效率和公平,促进投资者、上市公司和市场的有效运行。
我国目前的会计信息披露采取指定报刊及网站披露的方式,各家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在内容与格式上也具有较大不同,不利于投资者进行分析。因此,建立一个以适应我国证券市场特点的电子化披露系统为主的跨媒体信息披露平台,使得信息披露更加及时、快速,且能够提供完整的、标准化的、格式化的资料和数据库,将大大促进公开信息的高效充分运用,提高证券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公开与公平性。监管机构能通过对信息披露内容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控制信息的质量和流向渠道,获得更好的监管效果。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及时、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更好的进行投资决策。
2 改进信息披露内容
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就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进行统计分析,并将调查结果与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会计信息的现状进行比较,其中,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内容构成(如表1)的调查分析表明,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还远远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其中部分会计信息已在现行会计报告中以报表注释、附表等形式进行披露,如会计方法的改变、报告主体的改变、资产抵押、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等;另外部分会计信息还未在现行会计报告中得到披露,如人力资源信息、财务预测信息、物价变动影响信息和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的分析等。
证券市场投资者正是以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作为其投资决策的判断依据,目前的信息披露内容无法完全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部分投资者就会对证券分析师的分析报告、投资建议产生依赖,甚至会花尽心思试图去寻求“内幕信息”;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不及时,给选择性披露和内幕交易的滋生创造了条件,使得一些会引起公司股价变动、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信息没有及时向所有投资者公开,反而通过一些不正常渠道流入市场,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因而应该通过规范扩大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变为部分自愿性信息披露为强制信息披露,使所有投资者能够充分了解公司相关会计信息。例如,加强预测性财务信息披露,财务预测性信息主要提供反映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等的前瞻性财务信息,如果财务预测性信息质量可靠,这些信息将比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更具实用性。建立强制性披露的财务预测制度,会对公众投资者决策提供信息帮助。同时加强其他与投资者密切相关的信息披露。目前,我国信息披露制度过分倚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又过分依赖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对于一些与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其他会计信息,如市场面信息、政策面信息及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缺乏详细规定,应通过立法形式将这些信息提供数量、种类、范围等做出明确界定。
参考文献
披露技术 篇6
1 我国企业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1.1 强制披露存在问题分析
企业信息强制性披露存在的问题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引起企业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进一步改进与优化完善, 企业被强制披露的信息内容与范围越来越大, 企业信息的公开度大幅提升[4]。但是, 强制披露可能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信息披露成本偏高。由于我国对企业信息披露缺乏一整套系统的明确的法律法规, 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界定不明确, 导致企业进行信息披露所承担的有形成本与无形成本普遍较高。学者研究表明, 企业信息披露成本在逐年增大, 而且信息披露费用极为高昂, 近年来, 信息披露费用在210万元~1000万元区间的企业就高达33家。
第二, 信息披露的监管成本偏高。我国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法律法规详细而且复杂, 仅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则就高达计38项。当企业信息披露出现违规操作时, 监管部门需要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进行调查取证, 企业责任追究困难重重, 资金耗费巨大。因此, 信息披露的监管成本偏高直接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
第三, 强制披露内容存在过量和不足。根据我国信息披露制度规定, 企业信息强制性披露内容应当包括公司股票和股东信息。但是, 市场调查发现, 强制披露内容存在过量和不足。中小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把股东数量和内部股东持股情况作为商业机密, 以免对其收益造成不利影响。
1.2 自愿披露存在问题分析
第一, 自愿披露的成本效益较低。企业自愿披露信息所引起的效益主要包括提升企业的市场诚信度, 优化融资环境, 改善企业与投资者的关系以及降低企业诉讼风险。但自愿披露也会产生一定的成本, 对外公布的信息可能会暴露企业的劣势所在, 造成企业商业机密外泄, 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与诉讼, 产生一定的商业纠纷。
第二, 成本效益判断难以量化。由于企业信息披露的成本效益难以量化, 企业管理者需要凭借以往的经验进行主观的判断, 甚至要选择性地处理将要披露的信息, 以免引起商业纠纷,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诉讼风险, 这个工作的难度比较大, 需要管理者具备一定的经验与能力。
2 两种信息披露方式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2.1 信息内容合理分派
合理分配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的信息, 是两种信息披露制度均衡运用的重要途径。虽然企业信息在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选择上没有具体的量化的标准, 但企业信息披露在两者之间的合理分派依旧具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根据信息的特征判断是信息内容选择披露方式的最理想途径。依据信息的可观测性和可核实性差别比较, 来选择信息的披露方式;二是否采取强制披露取决于信息是否能够进行有效地监控和执行;三是选择披露方式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信息披露的成本与效益。如果信息披露收益明显低于成本, 主要是涉及企业内部机密的信息, 由企业自身来决定是否披露该信息[5]。
2.2 两种信息披露制度应各有侧重
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制度各有侧重, 两者可以实现功能互补。由于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主要依据企业的市场经营需要, 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则受到法律法规的强制力约束, 因此应该发挥其各自的优势, 相辅相成。
2.3 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平衡发展
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之间实现平衡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综合考虑投资者利益和企业利益。实现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制度共存互补的同时, 要分清楚两者的主次地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成熟阶段, 企业信息披露应该主要采取强制披露方式, 自愿披露作为次要手段。但是, 两种信息披露制度的设计要均衡进行, 不可偏颇, 自愿性信息披露依然要受到重视, 提升企业自愿披露信息的积极性。两种披露方式的平衡发展有利于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维护。
3 结论
我国企业信息披露问题直接关系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因此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应该得到进一步提高。现阶段我国企业信息自愿披露与强制性披露所存在的问题应该得到政府和企业自身的重视, 积极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通过企业信息内容合理分派, 两种信息披露制度平衡发展, 我国企业信息披露会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进与优化。但由于本文所涉及的知识面有限和考虑问题的角度限制, 并没有完全从根源上解决该问题, 我国企业信息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披露所存在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徐明磊.论会计信息强制披露的适度性原则[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1) .
[2]季荣花, 王金龙.企业强制与自愿信息披露的协调利用[J].价值工程, 2010 (7) .
[3]赵锡尧.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12) .
[4]夏宽云.美国的自愿披露研究[J].上海会计, 2003:48-49.
披露技术 篇7
近几年, 有关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蓬勃发展, 但研究的重点主要还集中在有关披露的影响因素、市场反应和有效性等方面, 对披露的动机与质量还鲜有涉及。强制信息披露以后, 内控信息披露的质量变更有意义, 目前有关披露动机与披露质量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完善。通过对披露动机与披露质量进行系统研究, 能够从动机角度为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建议。
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
Br onson (2006) 的研究发现, 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报告自愿性披露的动机主要有:促进企业发展的财务动机, 吸引投资者的筹资动机以及应对审计委员会要求的合法性动机。研究样本来自于1998年SOX-404条款颁布前397家中型企业, 他同时还发现, 销售收入增长越快, 披露的动机越弱。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 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 将有利于提高投资者信心。林斌、饶静 (2009) 通过对2007年沪深两市主板1298家A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后发现, 有违规行为、财务状况差及上市时间长都会降低企业的披露动机, 而再融资计划及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则会强化企业披露内控鉴证报告的动机。
在规范研究方面, 崔志娟 (2011) 从“动机选择”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认为公司高管的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对内控信息披露进行“动机选择”。这种操纵公司是否披露、何时披露以及如何披露的“动机选择”行为, 将使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号传递功能发生偏差, 从而误导投资者。文章强调了人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提醒投资者关注高管在信息披露中的影响力, 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在实证研究方面, 方红星、戴捷敏 (2012) 以2008~2009年剔除金融业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审计师声誉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动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向市场传递表明公司优秀的信号与降低企业的代理冲突是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主要动机, 而上市公司是否披露内控鉴证报告还取决于审计师是否愿意出具合宜的鉴证报告。同时, 再融资需求、实际控制人现金流权以及高管持股比例也是促使上市公司披露内控鉴证报告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方法的研究
(一) 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界定
内控信息披露是为了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因此田亮 (2009) , 孟敏子 (2012) 将内控信息披露质量界定为内控信息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的特性的总和。
张晓岚、沈豪杰 (2010) 在参考总结以前学者的观点, 将内控信息披露质量与披露的有效性相结合, 指出内控信息披露质量可以用披露的有效性来衡量, 即内控信息披露实现其治理目标的程度与其作为治理手段所实现的对治理对象的约束能力。同时还指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取决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否真实地表达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在真实治理情况。总体来看, 这种观点是比较正确与全面的, 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
(二) 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特征
任乐、席龙胜 (2014) 指出, 评价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 可以参考目前较为成熟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 建立类似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框架的内控信息质量框架, 将充分披露、可比性与公允性定义为内控信息质量的三个基本质量特征。
(三) 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方法
1. 检验矩阵法评价。
基于良好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累计超额收益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理论, 李洁 (2013) 提出了如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效性检验的逻辑模型:首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符合度进行测试, 然后分别对两个样本的累进超额收益相关性进行测试, 从而确定出四个结果, 形成了四个象限的检验矩阵。符合规范要求, 但信息有效性差;符合规范要求, 信息有效性高;不符合规范要求, 内控信息有效性高;不符合规范要求, 企业信息披露有效性差。四种状态, 代表了四种不同的质量水平。
2. 指标或指数评价法。
目前学术界测量信息披露水平主要有两种方法, 要么根据学者自身的研究目的与内容构建信息披露指数, 要么借助权威专家与机构进行评分。而当前我国还尚无专业权威机构针对内控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评分, 对此丁熙, 孙武 (2014) 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了内控信息披露指数 (ICIDI) , 将其作为内控披露质量的评价指标。ICIDI参考了COSO报告和我国财政部的相关规定, 根据内部控制五要素构建了内部控制环境情况、内部控制风险评估情况、内部控制活动情况、内部信息与沟通情况, 以及内部控制监督情况五个方面的指标。任乐、席龙胜 (2014) 在提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效性的质量特征的基础上, 从投资者保护角度出发, 构建了包含三个1级指标, 七个2级指标和二十二个3级指标的内控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这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着眼于帮助投资者投资决策, 涵盖了所有相关信息, 以客观事实作为对各级指标进行权重赋值的标准, 排除看主观判断对指标科学性的影响。
3. BMF信息质量评价体系。
人们通常认为信息披露的数量能够衡量信息披露质量。但是单纯地用披露信息的数量来衡量披露的质量不够全面, 往往难以到达评价目的。基于这个原因, Beattie、Mc Innes和Fear nley (2001) 建立了包含数量与丰富度两个维度的BMF体系, 其中丰富度又细分为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 并证实了该体系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将BMF体系运用到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中, 姚靠华、贺孜孜、蒋艳辉 (2014) 构建了以衡量信息的广度与深度来评价质量的体系。信息覆盖的要素范围, 以及信息的散布程度构成信息披露的广度;实际情况的描述、定量方法的运用、前瞻性信息的披露等因素则共同构成信息的深度评价指标。这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由更具普适性的信息质量评价体系 (BMF) 借鉴发展而来, 合理性强, 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 熵模型信息质量评价指数。
熵模型计量的综合评价起初多见于理工类研究文献。出于该方法所独具的优点, 使得最近几年来在经济和管理研究中也逐渐受到认识和重视。张晓岚、沈豪杰 (2010) 从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标准出发, 构建了由3级指标构成的熵模型计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该体系排除了研究者主观赋权的干扰, 使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实证研究可信度更高。
四、相关建议
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催生了内部控制, 利用一个更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以约束管理层的行为变得尤为重要 (杨有红, 胡燕2004) 。
(一) 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意识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的资本成本存在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 这也揭示了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动机之一。提升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 离不开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政府监管部门三方的共同努力。而从这三者关系来看, 来自事务所与政府的监管毕竟是被动的, 作为披露行为主体的企业自身的主观作用更加重要。要从根本上提升内控信息披露质量就必须找出不同企业内控信息披露的真正动机 (李庆华, 2012)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主体应该从外部转移到内部来, 由企业自行加强真实有效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动力 (张先洪、查慧园2012) 。
(二) 约束管理层的“动机选择”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既是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的揭示, 同时也包含了企业高级管理层基于“动机选择”与成本收益权衡后的主观意识, 出于利害关系和披露成本的原则考虑, 管理层并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崔志娟 (2011) 认为应强化对企业高管层的“意识诱导”, 增强其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机, 同时还应加强“行为约束”抑制内部控制信息操纵行为。“诱导”管理层的积极披露与“约束”管理层信息操纵应当成为当前规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工作重心 (邵梦露, 2012) 。
(三) 强化自愿性披露动机
研究结果显示, 股权集中度高、财务杠杆水平高、高固有风险、外部独立董事占所有董事比率高以及审计质量高的公司具有较强的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动机 (曹建新、詹长杰, 2010) 。上市企业自愿性披露内控鉴证报告主要是为了传递积极信号与降低代理冲突, 基于这两个目的, 企业还会进一步考虑扩大鉴证范围并提高保证程度以提升披露质量;而站在审计师的角度, 出于声誉的考虑, 审计师并不乐于出具高保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以及内部控制质量会显著影响审计师对鉴证风险水平的评估, 进而影响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鉴证范围和保证程度 (方红星、戴捷敏, 2012) 。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的目的主要在于高管层的利益与公司价值方面;而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越强, 声誉越高, 所面对的内控风险越大, 就越不乐于出具高保证的内控审计报告 (卢晓宇、梁成, 2014) 。
针对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结果还显示:政府控制公司更倾向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国有控股公司在国家监管部门推动下的自愿性内控信息披露能够发挥一定的示范作用, 进而强化我国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动机;同时, 审计师声誉的提高对动机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红英、周露露, 2014) 。同时, 考虑充分发挥董事会的作用, 内部控制体系将会更有效;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 要考虑到公司各财务指标现状, 注意管理层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动机;公司规模的大小也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 需要十分关注的一个因素 (陈宋生、吕文岱, 2011) 。
(四) 强化内控缺陷披露动机
通常, 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具有隐瞒内控缺陷的动机。研究发现, 管理层权力越大, 上市公司越会隐瞒公司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将显著降低企业对外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情况的动机 (周兰、何安亿、李志军, 2014) 。
但同时, 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 管理层又具有披露内控缺陷的动机。作为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层为了避免内部控制缺陷暴露在未来可能引发的不利影响, 在企业经营情况较差时会选择第一时间对外披露发现的内控缺陷;而作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债权人与审计师, 在面对发现企业内控缺陷时则会选择提高债务成本和出具非标准意见报告的方式来规避风险 (王海滨、于长春, 2014) 。
从目前我国内控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制度的规范度来看, 隐瞒的动机显著大于披露的动机。建立在经济动因和政治动因基础上的对隐瞒缺陷的激励机制以及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所引发的高昂的现行成本与隐性成本, 形成了管理层隐瞒内部控制缺陷的动力;而不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以及缺乏强制力的外部治理环境也为管理层机会主义驱动下的“动机选择”行为提供了机会;而管理层所拥有的超出其特定控制权范畴的管理层权力又为其在信息披露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保障 (赵息、许宁宁, 2014) 。
当前, 为了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 应当督促管理层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明确内控缺陷具体认定标准, 同时更应该以强化动机的方式激励管理层积极发现并披露内控缺陷。建立健全对隐瞒内控缺陷的惩罚机制, 抑制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 也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赵息、许宁宁, 2014) 。
(五) 强化信息供给与需求双重动机
披露技术 篇8
随着2007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公允价值在会计计量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我们发现公允价值变动的报表信息披露并不完善,存在的问题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不利于企业进行公允价值的风险管理不利于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本文基于宁波银行2009年年度报告,在指出公允价值变动信息披露不完备的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对如何改进及改进后的效果做了说明与分析。
2007年实行的新会计准则一大亮点是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为了反映公允价值的波动,设置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记录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等公允价值变动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反映的是未实现的损益,待损益实现后,再转入投资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虽然计入权益(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但最终处置时也将转入投资收益项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投资收益分别组成了利润表中反映资产的未实现损益与已实现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新会计准则下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一个账户,会计准则实施指南以及实践操作中,它的信息披露并不完善。
一、公允价值变动的披露情况与存在的问题
本文以宁波银行(002142)2009年年报会计附注部分对公允价值计量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披露为案例材料,具体分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披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宁波银行属于银行业企业,持有较多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此外,投资性房地产也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宁波银行2009年度净利润近1.5亿。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达9.14亿,高达净利润的62%,其中,衍生金融资产8.04亿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净利润的贡献率就占了55%。可以看出,金融市场业务是宁波银行利润的主要拉动因素。宁波银行2009年年报附注中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如表1:
表中反映的是宁波银行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但报表信息使用者不能从中得到清晰、准确的信息。信息披露方面主要存在四个问题:
1.没有列示各个项目本期的增减变动情况。比较期初与期末金额,宁波银行2009年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减,但仅从表中信息无法得知增减变动是由于公允价值的波动影响,还是来源于项目成本金额的增持或减持。需要查阅具体项目的报表附注,或根据期初金额、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期末金额倒算出资产(或负债)项目的增减情况。这种信息披露的不完全为报表使用者理解有关项目增加了困难。
2.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映的是公允价值变动的净值,即本期发生数与以前年度按照公允价值计价且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的本期转出部分的数额。由于没有单独列示公允价值变动的转出金额(已实现部分),从披露的信息中难以看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投资收益的对应勾稽关系。宁波银行2009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净值为37611千元,投资收益项目明细中处置金融资产所得为14450千元。公允价值变动与投资收益不具有可比较性,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此外,仅列示变动净值容易造成报表使用者的误解,不利于正确的决策。如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公允价值变动均为负数,投资者可能会认为本期该资产的公允价值下降,发生了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但是,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负数金额可能是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所致,也可能是由于本期处置该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出所致,而后者对利润的影响是正的,即贡献了已实现的利润。
3.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项目披露本期计提的减值没有必要。宁波银行2009年没有减值准备的计提,但是仍列示了本期计提的减值一栏。根据新会计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价值变动反映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不涉及减值测试,无须计提减值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只有在该资产期末价值下降的幅度较大或持续的时间较长的情况下,才需计提减值准备,否则可以按公允价值调整该资产期末账面价值,并将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因此,不需要特别列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减值的计提情况。
综合上述分析,公允价值披露的主要问题在于提供的信息不完全,未能清晰、完整的展现公允价值变动的明细情况。
二、公允价值变动披露的改进
结合宁波银行2009年年报信息,做出如下改进:
1.列示资产(负债)项目本期增、减持的情况。通过分析各项目的报表附注,可以得知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减持约9.22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增持约17亿元,投资性房地产本期约增加1.2亿元。
2.在列示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同时,披露其本期发生额与本期转出额,那么本期转出额则与投资收益的明细产生了对应关系。宁波银行2009年仅交易性金融资产有9.22亿元的处置金额。根据会计政策,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因此,投资收益的明细——金融资产投资交易差价14450千元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时已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项目无需披露本期计提的减值。完善后的公允价值计量情况表如表2:
若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计提加以附注说明。
三、利润表中披露的完善
在报表附注中列示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本期发生和转出额的同时,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下也要区分未实现和已实现的损益。改进后的宁波银行2009年度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的列示如表3:
其中,未实现损益对应着本期公允价值变动发生额中计入当期损益的部分,已实现损益对应着本期公允价值变动转出额中损益转出的部分。
宁波银行2009年度受资本市场影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及公允价值变动有较大的浮盈增减,并且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是一种“敞口利润”,并未落袋为安,增加了未来的风险。因为一旦资本市场情况突变,公允价值波动加剧,会带来利润的不稳定性。因此,从报表附注到会计报表,完善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披露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利于报表使用者进行投资决策。
单位:(人民币)千元
单位:(人民币)千元
单位:(人民币)千元
四、结语
湘鄂情 信息披露犯戒 篇9
一拖就是一年多时间。
日前，自曝陷入“地产骗局”的湘鄂情，从外表看，好像是个受害者。不过，这一事件非但没有使其博得同情，反而引来了一身的麻烦。
在深交所9月25日和9月30日两次监管问询下，10月17日，湘鄂情就其“在武汉6000万买地被骗一事”做出回应。湘鄂情从“无辜受害”转变为“坦白交代”，承认了自己的调查失职；而北京证监局的一纸整改令，似乎已然说明了一切。
董事长权力过大
相关人士认为，湘鄂情被骗一事发生，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董事长权力过大。
据了解，在湘鄂情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中，董事长在长期股权投资方面的权限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10%以内（含10%）的单项投资额”。
根据湘鄂情2013年半年报，公司净资产为10.1亿元，这意味着1亿元以下的长期股权投资，都可以由董事长决定。
此外，董事会还将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权限直接授权给了董事长。
北京证监局认为，上述条款违反了《公司法》，造成了董事长个人权限过大，影响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发挥作用，大额对外投资未能及时经三会审议并披露，导致不规范运作的问题屡屡发生。
一家上市公司高管称，公司的重大事项应该经过董事会投票决定，像湘鄂情这样，将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管理交易等诸多事项都直接授权给董事长，这样做显然是有瑕疵的，会造成董事会的不作为。
内部决策草率
董事长权力过大，不仅可能造成董事会的不作为，而且很容易造成公司内部决策草率。
自上市以来，湘鄂情一直对收购颇为热衷，收购标的包括农业企业、快餐公司、团膳企业等等，一度被媒体称为“大胃王”。
今年7月，湘鄂情宣布轉型环保，并打算收购江苏中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然而，公告发出没几天，就有媒体调查发现，中昱环保公司在2009年至2011年的营收均为零，被怀疑是“空壳公司”。
此外，中昱环保还与一家在港上市公司中昱科技存在关联关系，而这一点在湘鄂情的公告中也并未披露。
对于这些问题，湘鄂情方面曾解释，由于公司还没有对收购标的进行尽职调查，一些情况他们也还需要核实。
今年9月，湘鄂情公告称，2011年在湖北武汉的一桩合作经营项目遭遇了股东纠纷和欺诈，6000万元的购地款可能有去无回，公司可能对此计提坏账准备。
有媒体发现，早在湘鄂情购地前，对方公司涉及股权欺诈一事就已有媒体报道，不仅如此，当地法院还发布过一系列查封公告。媒体质疑称，一笔过亿元的投资，湘鄂情在交易前没有做基本的尽职调查吗？
明知风险却不披露
在风险批露上，湘鄂情似乎也慢了半拍。
此前报道指出，湘鄂情于2011年就应当知晓上述地块存在的法律问题，却一直未公告，律师认为此举涉嫌信披违规。
在深交所9月25日和9月30日两次监管问询下，10月17日，湘鄂情就其“在武汉6000万买地被骗一事”做出回应。湘鄂情否认了外界对于其投资前未尽职调查、审批程序存在重大失误等质疑。不过，湘鄂情公告称，其支付的6000万购地款已被合作方挪作他用。
澄清公告显示，公司于2011年4月20日审议通过 《关于整体转让武汉台北路72号项目的议案》，同意湖北湘鄂情与甲方、乙方、北京和泓置地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丙方在履行协议时发现A、B两块土地使用权可能存在争议，公司开始进行调查，并对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存在疑虑。
但湘鄂情就上述风险的提示公告至两年后才姗姗而至，公司称这是因为一直未取得第三方提供的法律性文件用于证实此事的真实性。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显示，据2011年12月8日《武法拍字（2011年）17号》文件，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将对“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72号 （拉斯维加会所）1-4层”进行公开拍卖。拍卖公告显示，上述项目土地登记面积为4844.51平方米，与湘鄂情购买的72号项目中的A地块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在2011年12月8日前后，湘鄂情就应当知晓上述地块存在的法律问题，然而公司同样对此“视而不见”。
在湘鄂情支付6000万元首付款之后，所谓的合作方一直未履约，对于这一明显风险，湘鄂情称，考虑到合作三方未来将会开展更多的商业合作，因此公司基于信任并未强制要求对方在合作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土地的过户和抵押手续的办理。
此外，对该项目此后系列的权益变化，公司不予公告的理由是：在项目方案确定后再对相关事宜进行充分披露公告较为谨慎，因此未以单独披露。
多次挑战监管底线
实际上，回看湘鄂情在隐秘信息披露方面可谓“劣迹斑斑”，信披违规早已成为“惯犯”。
2011年11月16日，湘鄂情针对媒体报道其涉矿一事发布澄清公告，在这一则澄而不清的公告中，湘鄂情承认了与吉林信托曾经接触，且推翻了此前“没有这回事”的回应。
这份澄清公告将信托计划原定的担保主体“深圳湘鄂情投资”改写成“本次信托计划的发起主体”，并将信托计划股票收益权出让人孟凯、收益权出让标的北京湘鄂情与此信托计划撇得一干二净，同时还将拟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一笔带过。
2012年12月，湘鄂情对南京湘鄂情的应收款余额2568万元，该款项全部为公司代南京湘鄂情垫付的款项，已经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而对于这起财务资助行为，直至2013年4月24日才在2012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被责令限期整改
北京证监局还指出了湘鄂情在财务核算、公司治理方面的诸多问题。
公告中称，湘鄂情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确认加盟费收入1480万元，确认股权收购合并日前损益1556万元，共影响当期损益3036万元，占2012年度净利润28.09%。同时，公司向供应商收取采购返点1220万元冲减营业成本，入账依据不充分，财务基础工作不规范。
2012年，湘鄂情净利润为1.09亿元，如果扣除3036万元，净利润将减至7000多万元。
对于用采购返点冲减营业成本的问题，一位资深会计师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在会计上没有问题，湘鄂情可能是在具体处理上做得不够好，例如可能采购成本每个季度都在发生，但一年的采购返点是一次到账的，可能公司没有对这些返点进行均摊，影响了各个财务周期中的利润状况。
此外，北京证监局还指出了湘鄂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例如，湘鄂情上市以来未按照项目建立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台账，各门店装修相关募投项目工程未建立相关内控制度；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的标准过于宽松，不利于公司及时了解、判断重大事项的影响等。
10月15日，湘鄂情收到一份来自证监会的决定书，并责令其限期进行整改。
披露技术 篇10
一、作者简介与文献结构
(一) 作者简介
保罗·M·希利 (Paul M.Healy) , 哈佛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公司披露政策及其对资本成本影响、并购的有效性、盈余管理和管理层报酬研究, 会计著作杰出贡献奖和魏尔德曼奖得主。他的研究成果在《会计评论》, 《会计学及经济学杂志》, 《会计研究》, 《金融分析家》, 《哈佛商业评论》以及《金融经济学》上发表。克里舍·G·佩普 (Krishna G.Palepu) , 哈佛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公司并购战略有效性、公司融资选择和投资者沟通程序研究, 美国会计协会会计著作杰出贡献奖和魏尔德曼奖得主。他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新兴市场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全球化的问题, 以及公司治理问题。
(二) 文献结构
《述评》以回顾资本市场大环境下有关信息披露监管、信息中介和公司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的文献为主体, 并指出一些关键的研究问题, 为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 也为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指明了方向。如图1所示, 本文的结构主要包括简介、信息披露问题研究、财务报告决策研究、这两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结论与启示这五部分。
(一) 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
(1) 信息披露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一是信息问题。信息或“柠檬”问题源于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差异和相互冲突的动机, 其有可能导致资本市场分配资源的机能丧失 (Akerlof, 1970) 。现在有些著名的解决“柠檬”问题的方法:一种是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签订最理想合同, 刺激企业家完全披露他们的私有信息 (Kreps, 1990) ;第二种可能的方法是通过监管要求管理层完全披露他们的私有信息;另外, 信息媒介如金融分析师和评级机构可通过分析和加工私有信息以披露公司管理层独有的信息。虽然如此, 仍然有很多经济和制度性的因素决定了合同签订、监督管理和信息媒介是否能够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因此, 有关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集中关注于这些因素的截面变化以及它们的经济后果。二是代理问题。代理问题产生于投资者投资于企业之后基本上不积极的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另一方面, 企业家可以通过发行具有更优先偿还权的债务来侵占投资者的利益 (Smith和Warner, 1979) 。代理问题也有几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签订的最佳合同;第二种减少代理问题的机制是董事会;另外, 信息媒介通过分析私有信息来揭露管理层滥用公司资源的行为;公司控制权市场, 包括敌意收购的威胁和代理人之间的竞争, 也能够减轻公司内部人和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同样有很多经济和制度因素决定了贷了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减轻和缓和, 信息和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为公司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研究者提出大量重要的研究问题。针对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监管在减轻信息和代理问题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审计师和信息媒介对增加管理层信息披露的可信性和新信息提供的有效程度;影响管理层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的因素;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2) 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的监管规定。第一, 针对信息披露的监管规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解决了资本市场的信息和代理问题。Leftwich (1980) , Watts和Zimmerman (1986) 和Beaver (1998) 指出, 若把会计信息当作一种公共商品来看待, 搭便车的现象将导致经济运转过程中会计信息的供给不足。信息披露监管的目的在于财富再分配, 而不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Posner (1974) 指出监管者更可能被他们监管的人打败。对信息披露来说, 是否存在市场失灵及其是否能够通过监管来纠正都是实证研究的问题。第二, 有关财务报告决策的监管。会计准则约束了公司管理层在准备财务报表时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研究大部分关注于会计准则是否为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增加价值。之前大量研究认为, 受到监管的财务报告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相关性的信息, 会计数字的信息含量随着公司和国家的特征呈现系统性的变化。但是最近几篇研究文章指出, 在过去20年中出现了会计盈余和其他财务报表项目的价值相关性下降的现象。会计研究的另一个分支是检验根据新公布的财务报告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述评》指出了四个值得进行研究的有关会计准则制定的领域。一是现有的会计准则是否提供了及时的信息, 或者只是对投资者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予以确认;二是如果能够检验所有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的话, 评估准则制定者正在考虑的关于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好处的研究应该更有可能提供有意义的证据;三是在会计准则制定上, 在未来可供研究的领域是探索哪些类别的会计准则有可能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最有用;四是未来有关准则制定的研究也可以探索跨国之间最优的会计准则。
(3) 审计师和中介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作用。第一, 审计师。审计师为投资者提供有关企业财务报表是否遵从公认会计准则的独立保证。股价会对盈余公告作出反映的事实显示, 投资者认为会计信息是可靠的。研究显示, 资金提供者要求把企业雇用独立审计师作为融资条件之一, 这表明资金提供者认为审计师能够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但可获得的证据表明, 审计意见并不能给资本市场传递及时的信号。第二, 中介机构。有关中介机构价值的研究大部分关注于金融分析师。学术研究关注分析师提供的两种主要指标的信息含量, 即盈余预测和购买或持有或出售的投资建议。这类研究表明金融分析师为资本市场增加了价值。最近有关金融分析师动机的研究指出, 分析师有动机提高乐观的盈余预测和投资建议。有关分析师专长作用的研究发现经验、所述的经纪公司和所跟踪的公司或行业等可能会影响他们倾向的因素。同时, 对公司管理层的信息披露决策和分析师是否跟踪该公司的决策之间存在的任何相关关系的检验发现, 公开的信息自愿披露既降低了分析师的成本, 也有可能降低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此外还有对其他中介机构如商业记者和债券评价机构的研究。审计意见的价值引发了另外一些研究问题:审计师为审计客户提供的咨询服务如何影响审计师感知上和事实上的独立性以及他们审计的财务报告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审计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 这些变化对审计失误和财务报告的可信度有什么影响;哪些因素会影响国家之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的可信度, 这些问题仍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 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决策
(1)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文献。基于市场是半强式有效、订立和强制执行合约的成本是显著的、监管过程中会产生政治成本的假设,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于管理层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动机。这类文献的核心关注点在于检验当存在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时, 合同订立和政治上的考虑在解释管理层会计政策的选择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 使用会计方法增加盈余的公司规模较小, 负债水平相对较高, 而企业应计项目的计提似乎受到薪酬合约的影响。一些实证研究仍将会计方法和信息披露政策的选择作为合约签订过程的一部分。而虽然研究发现了一些有关企业会计决策的经验规律, 但对如何解释此类证据仍不清楚。
(2) 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一是资本市场交易假说。Healy和Palepu (1993, 1995) 提出, 对于预期将要公开发行债券或股票, 或通过股权交易去收购其他公司的公司管理层来说, 投资者对其认同很重要。于是管理层通过增加自愿的信息披露以降低信息风险来降低他们的资本成本。Lang和Lundholm (1993) 的研究显示, 分析师对现在或将来发行新证券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评级更高, 这些公司在发股前的六个月显著增加了信息披露, 尤其是那些公司自身更有判断力的信息披露。Healy et al. (1999a) 发现, 公司在分析师提高对其信息披露评级后公开发行债券的频率异乎寻常的高。二是公司控制权竞争假说。De Angelo (1988) 发现, 为了争取董事会席位而发动代理权之争的股东, 经常把低迷的经营业绩作为要求管理层下台的理由。Brennan (1999) 研究发现, 在收购竞价期间, 目标公司更有可能公布管理层的盈余预测。三是股权激励假说。公司管理层同时通过很多基于股权的奖励计划直接获得报酬。相关研究认为, 管理层预测的发布和公司股票内部持有人的交易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股票期权存续期间, 企业会推迟利好消息的公布而提前公布利空消息, 情况突然好转的公司其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报酬有风险时更有可能发布盈余预测。四是法律诉讼成本假说。股东诉讼威胁可能鼓励公司管理层增加自愿的信息披露, 也可能减少管理层信息披露的动机。Skinner (1994, 1997) 发现, 有利空消息的公司提前发布低迷盈利表现信息的可能性是那些有利好消息的公司的两倍多, 此外, 有亏损消息的公司更有可能被起诉。经验研究证据同时表明, 法律诉讼风险并不仅仅与利空消息的公司有关, 同样也涉及那些有利好消息的公司。五是管理层信号传递假说。Trueman (1986) 指出, 管理者有动机自愿发布盈余预测以反映它们的类别。目前还没有支持或反驳这一假说的研究证据。六是产权成本假说。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决策受信息披露可能会损害它们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一顾虑的影响, 公司有动机不去披露那些有损于他们竞争地位的消息。Hays和Lundholm (1996) 认为, 产权成本导致公司只有当他的各业务部门经营业绩相似时才提供各部门的财务数据。否则就有动机通过只报告总体经营业绩而免于让竞争者知道其部门间的业绩差异。Piotroski (1999a) 推断盈利能力下降和在各行业间盈利能力波动小的公司更有可能增加对其部门经营状况的信息披露, 这和产权成本假说一致。产权成本假说还可能会延伸到包括信息披露的其他外部性。
(3) 自愿信息披露的可信度。有两种可能的机制能够提高自愿信息披露的可信度。一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可以为管理层信息披露的质量提供担保;二是可以根据监管要求的财务报告本身推断之前的自愿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大部分有关自愿信息披露可信度的研究证据关注于管理层预测的准确度及其对股价的影响, 结果表明管理层预测和经审计的财务信息具有可比的可信度。也有证据表明, 投资者认为管理层预测提供了可信赖的新信息是合理的。对那些预测的准确度的检验表明, 它们比同一时期的分析师预测准确得多, 同时也是无偏的;此外, 金融分析师似乎根据管理层预测的信息修正他们的预测结果。其他证据显示自愿信息披露相比于强制的财务报表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更显著;还有证据支持了处于财务危机中的企业的信息披露的可信度下降。
(4) 有关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的局限性。自愿信息披露的程度难以计量。使用管理层预测作为自愿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虽然存在计量精确以及明确的信息披露时点的优点, 但局限在于其准确度能够被外部投资者通过实际的盈利结果很容易的加以验证。而AIMR数据库虽然提供了一个比管理层预测更一般的自愿信息披露的计量指标, 但AIMR评审团的分析师们是否认真的评级、如何选择公司进行评级以及评级的偏差等, 这些问题仍不清楚。同样, 构建的信息披露计量指标由于需要作者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断, 且他们容易忽略公司与分析师的会议、电话会议等其他渠道的信息披露的缘故, 也不足以广泛应用。
(三) 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1) 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文献。大部分有关其他会计准则对股票价格影响的研究都只发现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因素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增加。类似, 有关公司的会计方法变更的研究显示, 在宣布会计方法变更时的股票收益率及其对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的考虑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一发现至少有三种解释。第一, 会计政策没有显著的股东财富效应;第二, 对于很多被研究的事件来说, 很难计量它们的股价效应;第三种解释认为, 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的考虑在解释会计政策变更时的财富效应在经济上是不重要的。
(2) 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很多研究都检验了自愿信息披露的经济影响, 对公司来说, 进行广泛自愿的自愿信息披露可能有以下三种资本市场效应。第一, 股票流动性的提高。自愿信息披露能够降低有消息和没消息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Healy et al. (1999a) 发现公司在增加信息披露的同时, 其股价也出现了与当前盈余业绩无关的显著上涨, 公司的信息披露战略会影响股价对信息作出反应的速度。此外, Welker (1995) 发现, 分析师对公司信息披露的评级与股票买卖价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 资本成本降低。信息披露程度高的公司, 它们的信息风险因此降低, 其资本成本有可能低于那些信息披露程度低和信息风险高的公司。Piotroski (1999b) 发现额外提供与分部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公司, 同期内资本市场对于它们的盈利估值会增加。这与公司的资本成本更低一致。第三, 信息调节增加。如果管理层的私有信息没有通过监管要求的信息披露得到充分的披露, 自愿的信息披露能够降低分析师获取信息的成本, 因而增加他们的信息供给。Lang和Lundholm (1993) 发现, 信息披露更充分的公司, 分析师对其跟踪度越高, 分析师的预测之间的离差越小, 分析师的预测修正也越少。Francis et al. (1998) 发现, 举行电话会议的公司的分析师跟踪度会有所提高。
(3) 自愿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影响研究的局限性。潜在的内生性是上述研究中最严重的问题。资本市场变量和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由公司的业绩引起的, 而不是信息披露本身。更一般的, 信息披露的改变不可能是随机事件, 它们有可能是与公司的经营和治理状况的变化共生的。
三、《述评》主要结论及启示
(一) 《述评》主要结论
一是受监管的财务报告为投资者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信息含量的大小随企业及其所处经济体的特征而呈现出系统性差异;二是金融分析师通过他们对企业财务报告决策的分析、对未来的盈余预测和买入或卖出的投资建议, 为资本市场增加了价值;三是审计服务存在市场驱动的需求;四是金融分析师和审计师都不是完美的中介, 部分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冲突的;五是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与他们对合约签订、政治成本和资本市场的考虑相联系;六是公司的信息披露与其股价表现、买卖价差、分析师跟踪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有关。
(二) 经济环境变革中新的研究方向
一是迅猛的技术革新。近20年来在诸多领域中发生了巨大的技术革新, 但其经济影响并没有及时、普遍的反映在财务报表中。研究发现, 财务报表项目价值相关性的降低可以部分的用技术革新的增加来解释。而一些非财务业绩指标, 如市场总体规模和市场渗透度, 和股价的相关性比财务报表信息更显著。二是网络组织。组织形式的变革同样显著的影响了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性质。通过模糊企业的边界, 它们对实体计量的概念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对于准则制定者来说, 如何在财务报表中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三是审计事务所和金融分析师商业模式的变化。审计事务所越来越依赖管理咨询业务, 而不是审计业务。同样, 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资助证券研究的资金减少, 金融分析师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承销业务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趋势可能会加剧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 因此引出了对信息媒体的作用的质疑。四是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产生了对财务报告全球化的呼声。尽管如此, 传统的财务报告模式似乎并不能很好的及时反映这些变化汇总许多变化的经济意义。因此, 未来信息披露的一个研究机会就是探索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如何作出调整, 以适应商业和资本市场环境的变革。
(三) 我国的研究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是资本市场运行有效性的基本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汪炜, 蒋高峰 (2004) 研究显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程小可等 (2004) 根据随机抽选的100个沪市公司样本, 证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呈逐年缩短的趋势, 且规模越大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越晚;年报披露及时性与盈余消息类型密切相关;盈余披露及时性显著影响了盈余市场反应系数。刘立国, 杜莹 (2003) 的研究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两方面, 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论建议要解决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应该从完善公司治理入手。朱晓婷, 杨世忠 (2006) 依据中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2-2004年年报数据的研究发现:早披露年报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强于晚披露公司, 从而得出了及时性具有信息含量的肯定结论。张宗新等 (2007) 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代理变量, 证明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内在关联性, 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 其市场表现和财务绩效也都较佳。其它研究结论也都认同目前国内的资本市场仍处于弱势有效阶段,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信息披露制度亟待完善。
尽管如此, 有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如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评价指数设置、披露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完善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对策等。
参考文献
[1]程小可、王化成、刘雪辉:《年度盈余披露的及时性与市场反应——来自沪市的证据》, 《审计研究》2004年第2期。
[2]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3年第2期。
[3]汪炜、蒋高峰:《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市场》, 《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4]朱晓婷、杨世忠:《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分析——给予2002-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6年第11期。
[5]Lang, M., Lundholm, R.Cross-sectional determinants of analysis ratings of corporate disclosure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3.
[6]Leftwich, R..Market failure fallacies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0.
[7]Kreps, D..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1990.
[8]Beaver, W..Financial reporting:an accounting revolution.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8.
[9]Paul M.Healy, Krishna G.Palepu.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