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演变

国际关系演变（精选12篇）

国际关系演变 篇1

摘要：从古至今, 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 技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教育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 师生之间的教学模式从传统的几个人交流转变为如今的大班授课, 感情也从以前的“亲密无间”变成现在的“稍感疏远”。本文叙述了师生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 分析了技术是怎样影响了师生关系的发展, 并进一步阐述了技术影响师生之间关系的原因。当今社会, 师生关系与技术有着必然的联系, 而技术对师生关系的良好发展也应该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师生关系,演变过程,技术

师生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都是受世人所关注的。正因为师生之间的关系在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我们更应该从本质上出发, 研究从古至今师生关系的发生发展情况, 以便于我们能营造出更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师生关系的演变过程中, 技术起着巨大的作用, 技术是顺应时代潮流发生发展的产物, 属于必然产物, 所以受它影响发展的师生关系的整个演变过程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属于必然发展。现在我们就通过对师生关系演变过程的分析, 来探讨技术对其发展的影响。

1 师生关系的演变过程

师生关系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师生关系的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下面进行具体的叙述。

1.1 古代的师生关系

一提到古代的“师”与“生”,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孔子和他的徒弟们。对于我们来说, 他们之间相处的事迹, 基本代表了整个那一时期师生之间的相处模式。在古代, “尊师重道”是师生之间关系的主旋律。相传, 在我国古代, 每一家的堂屋正壁上都会挂着“天地君亲师”的牌子, 到了过年的时候, 家庭成员都会如同拜祭祖先与神明一样, 对此牌子进行参拜。这足以证明, 古人对自己传道授业的师傅是如何的尊重。

有这样一句话大家都听说过,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其实这也是古代师生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在那一时期, 师生关系是除了直隶亲属之外最亲近的了。老师与学生之间亲密无间, 基本上每天都会在一起做学问, 讨论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老师诲人不倦、循循善诱, 学生谦虚谨慎、孜孜不倦。老师与学生之间毫无芥蒂, 老师想把自己的全部学问传授给学生, 而学生也虚心向学, 对老师尊重有加。师生之间的关系如同一条温软的丝带, 流连在溪水间, 徘徊在柳荫旁, 蓝天白云下, 不知缔造了多少震世惊艳的文人墨客。

1.2 近代的师生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一时期, 人们受到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些模仿, 古代的私塾也渐渐的发展成了学校。由于教学环境和教学形式产生了变化,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时代性的转变。随着当时社会的发展, 人们周围逐渐显露一些新鲜事物, 而学生也开始学会从这些事物上获得一些信息, 不像古代那样只有老师这一个信息来源处。所以当时教师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时的教学主流是“以教为主”,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教师是主动者, 而学生是被动者。教师负责把知识灌输给学生, 而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被动的接受, 这个时期的学生由于接收了外来事物的影响, 以对这种教学模式和所学知识产生了质疑, 而教师与学生之间又完全没有交流, 所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1.3 现代的师生关系

时光流逝, 当无数往事如星河中的尘埃般被人渐忘, 当昨日的故事被悄悄写入了历史时, 社会也迈入了崭新的一页。在大力倡导“教育以人为本”的大环境下, 学习模式与教学形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于周边环境的影响, 师生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了变化。现在是一个讲究自主创新的时代, 学生大多有自己的想法, 学习过程也是在自主的形式下进行着, 教师以从一个灌输者的身份转变为引导者, 而学生这盆娇嫩的鲜花也终可以自由的选取养料。现在的学生大多具备自己获取信息的能力, 而他们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与教师进行交流, 老师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引领与指导的作用。而教师和学生在这种教与学的过程中达到了一种心与心的交汇, 在学生的眼中教师以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人物, 而是能与自己进行心与心交流的朋友, 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良师益友”关系。

2 技术是怎样影响了师生关系的演变

技术在师生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推动辅助的作用, 每个时期的技术水平不同, 而他们对师生关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在古代, 没有书本、黑板, 没有纪录片, 也没有通讯设备, 学生只能从老师那儿获取信息, 读的是前人的遗训, 学的是老师的阅历, 这也就形成当时的教学形式, 那就是教师和学生必须是面对面坐在一起, 对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正是由于教师在这种环境下的权威地位, 导致了学生对其极度的尊重, 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 自己的老师就是权威, 是自己获得知识的唯一渠道。而正是因为这种教学形式的局限性, 导致了对教学人数以及学识的局限, 但也正是因为人数的有限, 一个师傅只有几个徒弟, 使师生之间的关系达到了融合。

随着造纸、印刷、无线电广播等技术的产生, 教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教师通过报纸, 书籍以及广播等渠道获取前辈留下的知识信息和当下的实事信息。与此同时, 学生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渠道获取到想知道的知识与信息。而且由于教师和学生的知识背景和生活阅历各不相同, 所以对信息的处理也不尽相同, 这就使师生之间的意见开始产生分歧。但是当时的教育体质还没有完全改变, 还是以教师为主的教学形式, 学生如果在那种环境下提出异议, 会认为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所以在这种信息不完全以及师生之间无交流的双重矛盾下, 师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 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师生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质的变化, 也就是从之前的冷漠独断发展到现在的用心交流。现在的师生之间关系大多很融洽, 在学习之余, 教师关心学生, 而学生尊重老师, 两者在互帮互助中完成教学任务, 并达到思想上的升华, 所以说现在的师生之间更像是朋友的关系。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其实这点我们不难发现, 正是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 所引起的教学形式及教学模式的变化, 使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进而改变了师生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 技术手段也从以前的单向传输为主的电子信息通讯升华为现在的双向交互的电子信息通讯技术, 正是由于这一本质的变化, 使技术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现在的教育是为了培养自主创新型人才, 所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教师引导学生独立发现问题, 然后提出问题, 最后再与老师共同解决问题,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学生基本占据了主动,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被动学习。而在这个过程中, 技术起到了连接作用, 在技术营造的教学环境中, 教师可通过技术创设教学情境, 发布各种教学信息, 学生可独立查询信息, 如有疑问也可得到及时的反馈, 就算不是在课堂上, 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也可以随时交流, 讨论各种问题, 并共同解决问题。这也打破了老师和学生只能在学校见面学习的局限性, 同时加强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联系, 使教师和学生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生活中, 都能够互相帮助, 互相尊重, 达到心灵上的交汇, 使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能共同进步。正是由于技术的参与, 使整个教学过程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完成, 与此同时促进了师生之间感情的顺利发展。

3 总结

纵观师生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 技术在其中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特点, 不同阶段的技术介入到教育过程中之后, 影响、改造、甚至重塑了教学中的师生关系。人在创造和发展技术的同时也同样受到了技术的影响。从以上的种种现象和角度, 我们也可以确定, 技术在师生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 技术将继续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 而在这个过程中, 也必定推进师生之间关系的变化,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将呈现出新的模式。

参考文献

[1]李新.新课堂中的不等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通讯.

[2]王本陆.关于教学工作中师生关系改革的思考.课程教材教法, 2000 (5) .

[3]宋江红, 郭瑞, 陈静科.构建新型师生关系.中国远程教育, 2008.2.

国际关系演变 篇2

物质本性就是获取生存的需要。有生存就会在生存与生存之间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就形存了一种生存关系。这种生存关系的含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物竞天择适应者生存”。物质为了在现实中存在就必须遵循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竞争与淘汰-生存与死亡。

人类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他的生存规则当然也要遵循物质的本质属性之“物竞天择适应者生存”。说以人类的进程演变从宏观上说就是一个竞争与淘汰生存与死亡的过程。

当然物质的本性是渴望成在的是渴望生存的。所以在人类演变与进化史中少不了适应与挑战，争斗与淘汰，统治与剥削。

适应就是人类要适应自然，所谓挑战就是要敢于挑战自然。人类制造生产工具就是敢于挑战自然地表现。因为自然不会提供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产生说明了人类挑战自然的成功。有了生产工具人类的生产力就大大的得到提高，他就开始慢慢地摆脱自然地约束开始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竞争就是人类与人类之间为了获取生存空间和生存物质的竞争，这里的竞争就少不了战争与兼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空间不断地扩大，最初的战争形势是体现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兼并，后来民族形势的出现其战争就体现在民族战争上的吞并，经过民族战争的吞并以国家形势做为统治需要的机制出现，人类获取生存空间的内部争斗就演化成国家与国家的兼并战争。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及思考 篇3

【摘要】货币是连接经济活动的中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更在经济活动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先介绍了货币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涵义，再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具体变更过程进行了阐述，从阐述的相关内容中得到了一些发现。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以货易货；牙买加体系

货币作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货币从物物交换到贵金属金银，到国家信用纸币，再到信用电子货币，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也随着这个思路一步步演变，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本质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那就是能够随时兑换到商品的交换权的契约。

一、货币及国际货币体系

货币反映的是个体与社会的经济协作关系，作为一般等价物，在物质与服务交换中充当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货币担任了中间角色，是经济活动的中间介质。

国际货币体系是为了保障国家贸易、世界经济稳定有序发展，使各国资源有效地开发利用而制定的各国在国际范围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所采取的形式、原则、方法。国际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三个决定因素就是。

1.国际支付原则。这是指国际之间的交易支付运用何种方式，本国货币能否自由兑换为该种方式的支付货币，以及本国的货币与别国的货币交换的数量比例即汇率的确定。

2.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在确定了各国的汇率之后各国之间可以进行贸易活动，但是，长期的收支不平衡必须用有价值的物品进行收支调节，这种物品必须活动大家的共同认可才能作为国际收支调节的方式。这是国际货币的另一个要求。

3.储备资产的确定。用什么货币或者物品作为支付货币，各国政府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应当持有什么样的储备资产是国际货币的重要要求。储备资产必须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作为国际间一般等价物进行储存和保值。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经济贸易过程中有以下三种国际货币形式：

1.国际实物货币。国际实物货币即以货易货时发生的货币。这种货币在交易中不仅作为商品，还作为货币。典型的最原始的用牲畜等作为交换，或者用天然贝壳等。这在人类社会分工的初级阶段发挥了很大作用，极大促进了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但是由于本身作为商品的实物货币必须当面以物易物，造成了很多不便，这时需要有个货币的代表作为一般等价物将买和卖分开，促进商品交易的进一步发展，慢慢地产生以贵金属为代表的国际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

2.以黄金为代表的国际金本位货币制。马克思说过：“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黄金代替实物货币执行国际货币职能是有原因的，货币作为方便人类交易的一个工具，对它要求的特点是保值，不易变质，易于流通。金银的化学成分稳定，不易变质。

（一）第一个阶段是金银复本位制时期。以金银作为国际货币是资本主义全面发展时期，大约在16-18世纪。由于金银的诸多优点使得人们对其信赖有加，在国际货币的舞台上光辉了很长时间，但是后来由于复本位制本身不稳定，使得商品价格和贸易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在19世纪被各国逐渐放弃。

（二）第二个阶段是国际金本位制时期。十九世纪后期，世界各国相继采用金本位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黄金从客观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于是除美国实行金本位制外，英、法实行金块本位制，其他国家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

3.以美元为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中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成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而美元与黄金进行挂钩，使得美元称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

4.牙买加体系。继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1976年1月的《牙买加协议》承认浮动汇率制，降低黄金作用，扩大特别提款权功能，从而形成了没有特定形式的“牙买加体系”，至此，国际贵金属本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5.美元主導的现代多元化体系。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形式出现多元化，但是美元仍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变带来的启示

从国际货币体系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国际货币的转变中渗透着如下几个方向：

1.从有形到无形。从实际货币形式到信用货币形式的不断发展，可以看出科技、信用因素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变中是一个极大的趋势，信用的使用可以更加的方便快捷，但是同时不仅有益，还有不利，就是风险，国家应当做好风险应对，保障货币作用完美发挥。

2.从制约到发散，从单极到多级。以单一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以多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代表才能更好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房鑫桐.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与变革趋势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1.

[2]方毅.近现代国际货币本位制度的演变过程[J].商业文化，2008：54.

作者简介：王睿（1992—），男，山西运城人，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能源金融。

在国际关系演变中找准角色定位 篇4

关键词：国际关系演变,中国,角色定位

自从上个世纪以来, 世界一直处于大的变化发展和不断调整之中。尤其是当前, 经过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 国际关系演变的趋势不断趋于明朗, 表现在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与地区安全、国际关系理论与社会思潮等方面。

一、国际力量趋向均衡

二十世纪末以来, 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 也带来了世界格局的重新整合, 国际力量对比整体上呈现出“南升北降”“东起西落”的变化趋势。传统的发达国家至今还未完全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而新兴经济体则受益于自身新的发展模式, 在金融危机和各种经济风波中展现出坚挺的一面。正是这种经济格局的演变导致了国际话语权的重新配置。

在全球治理层面, G20成为新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协调机制, 美国的“领头羊”地位正日益受到欧盟国家的挑战, 对全球的控制能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 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金砖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力量而进行的有意识地联合与积极主动地争夺话语权的努力也有目共睹, 正日益成为世界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这并不表示一个均衡化的格局已经形成, 我们必须看到,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美国仍在极力维护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 推动一个相对稳定的多级格局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二、地区冲突趋向复杂

虽然就目前来看, 世界格局的均衡化发展依然成为一个大的发展潮流, 但是览新闻、观实事, 我们不难发现在总体向好的大背景下, 局部地区依然硝烟弥漫, 地区冲突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发展趋势, 其中西亚尤为恶劣。2011年上演“阿拉伯之春”、各国内斗不断, 北约出兵干涉利比亚, 叙利亚、也门等国局势危如累卵。而大国的干涉和背后的操纵使得该地区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在世界其他地区, 世界大国也在围绕资源和主权开展激烈较量。而资源丰富的小国不断成为大国间政治经济博弈的牺牲品。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操纵之下, 不同的政治力量“粉墨登场”, 国内战争和周边冲突接连不断, 局势异常复杂紧张。

而最近几年, 中国的领土和周边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近年来, 中国模式的高速发展, 也牵动着美国的敏感神经。美国也因此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 无论是介入南海争端还是举行联合军演, 其目的无非是妄图染指中国领土问题, 挑起睦邻争端, 以达到牵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三、“模式”竞争趋向激烈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以英美模式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受到强烈冲击,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 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和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因此“中国模式”也成为西方政客和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虽然“中国模式”依然只是一个粗泛的概念, 既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明显的界定标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冷战结束后, 发展模式多样化成为不争的事实。“美国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当前的国际关系继续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均衡化”“地区冲突复杂化”“模式竞争激烈化”已经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中国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化的时代, 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才是“王道”。

首先, 我们必须团结各方力量,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力量, 努力推动世界格局的均衡化发展。而近年来我们也正不断向着这一目标努力。“金砖四国”吸收了南非这一成员国变为了“金砖五国”, 中国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加强彼此合作中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也明确表示要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交流, 共同关注国际的经济与金融状况。这一政策, 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更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

其次, 面对日益复杂的地区冲突, 特别是与我国领土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 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应当说, 在所有大国当中, 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特殊。和周边国家相关的众多问题, 都可以转化成为重大的危机, 稍不注意, 就会随时爆发出来。历史上的教训告诉我们, 领土问题从来就不是可以妥协的。我们应当以历史为鉴, 坚决捍卫我国的领土完整与安全, 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最后, 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积极调整、完善和发扬“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展示了“中国模式”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这至少表明, “中国模式”能够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美国模式”的新的发展道路, 这也将成为中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因此,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 完善这一模式显得尤为必要。

试论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演变 篇5

试论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演变

该文从环境哲学的高度,并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影响和作用的视角出发,首先分析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基本内涵及人类与环境之间所结合成的动态系统,最后,主要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历史演变的主要阶段及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

作 者：王树恩 陶玉柳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天津,300072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1(2)分类号：X22 X24关键词：人类 环境 关系、演变 趋势

国际关系演变 篇6

关键词：黄河淮河关系演变

中图分类号：18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28—33

黄河和淮河均为古“四渎”之一，从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起，黄河开始长期南侵夺淮，时间长达700余年。虽然1855年之后，黄河离开了淮河流域，但时至今日，黄河北徙也已逾150余年，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状况已不容乐观，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分黄入淮的可能依旧存在。因此，本文研究了金元之后黄淮关系的演变，希望能为今日科学处理黄淮关系提供相应的借鉴。

一、金代，黄河长期夺淮之始

在南宋之前，由于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黄河曾经数次南徙侵淮，但均属于暂时性质，黄河不久后便会再次北归，淮河水系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这种势态在金代被打破，金天会六年即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十一月，东京留守杜充于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以西“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从此拉开了黄河长期夺淮的序幕，黄河东流逐渐离开了今河南浚、滑一带的故道，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而改由苏北平原人海。

虽然终金一代，黄河下游固定流路尚未形成，但总的趋势是河道逐渐南摆并最终入淮。十二世纪三十年代末，黄河干流开始离开浚、滑一带的故道，南下由泗入淮，五六十年代，干流自豫东北流入鲁西南地区，七十年代初，干流进入开封府境内，八十年代初，干流进入归德府境内，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浚、滑及汲、胙等“北流”基本断绝。当然，由于黄河的极度不稳定性，虽然南下夺淮已成定势，但某些时候决口北流的情况依然存在。

二、元代。黄河全面夺淮

入元以后，黄河南下入淮的基本流势未变，但在入淮的路径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金时河水主要经开封北面，东南流向徐、邳，由泗入淮，元时则由开封南面经涡、颍、濉(睢)等河而入淮。

金代末期，蒙古大军南下，黄河下游成为金蒙争夺区，“以水代兵”的情况再次出现。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军围困金人所占之归德，因攻城不能下，于三月决城北河堤，“河既决，水从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这是黄河历史上第一次夺濉水入淮。

“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南军，南军多溺死”。寸金淀为河堤之别名，在开封城北二十余里。河决后，水向东南，流至杞县，分出三股岔流，“其大河流于(新、故)二城之间，其一流于新城之北郭睢河中，其一在故城之南，东流”。据邹逸麟先生考证，其南流一支夺涡经毫入淮，此为黄河夺涡之始，另岑仲勉先生亦认为黄河改道由涡入淮，可能就是太宗六年(公元1234年)蒙古人决灌赵葵军的结果。姚汉源先生则进一步考证出杞县三水中，北支入濉河，中支为主流入涡河，南支亦泛入涡水，同时还泛入颍水，虽然此次决溢对颍水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但却是黄河侵夺颍水流道的开端。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十月，黄河大决溢，先后“决开封、祥符、陈留、杞、太康、通许、鄢陵、扶沟、洧川、尉氏、阳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处”，从决溢的地点来看，黄河在原武、阳武境内分成三股：一股经开封、通许、太康，下游夺涡水入淮；一股经中牟、尉氏、洧川、鄢陵、扶沟，下游夺颍水入淮；一股由原武、阳武、开封、陈留、杞县、睢州，东流入泗水入淮。

这次决溢，是黄河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道，因为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的河决对颍水的影响只是泛水所及而已，但此次却大不相同，从颍水沿岸多处(中牟、尉氏、洧川、鄢陵、扶沟)被灾的情况来看，无疑已是一股黄河岔流正式夺颍入淮。夺颍入淮，使得黄河河道的摆动，达到了下游扇形平原的最西南极限。因黄河下游河道在北岸进入平原后，南岸还有广武山(今郑州市西北邙山)的限制，所以最初黄河下游河道在流出山地后，向南摆动基本上不超过古汴河一线。但随着黄河正溜逐渐向南移动，河水不断冲刷南岸，淘挖广武山山根，并致使山崖大片崩塌，原先东北走向的广武山变成了东南走向。当黄河借助自身力量削弱了南岸的阻碍作用后，其南摆的界限终于到达颍水一线。至此，黄河下游已自太行山东麓至黄淮平原西缘的整个华北大平原上绕了一圈。

黄河虽已沿涡、颍、泗分流入淮，但决溢仍然不断发生，三股分流入淮的局面大约只维持了六、七十年，黄河下游河道就像钟摆回摆一样，又出现了北移的趋势。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五月，黄河“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水势又“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这次决溢泛滥，不仅受灾区域广，而且历时七年未加堵复，“妨国计甚重”，直至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才由贾鲁负责主持治河。

贾鲁治河的总体策略是堵塞北流河道，强挽黄河趋向东南，由泗入淮，为此，他在堵塞北流河道的同时，疏浚了280余里河道，修补了107处堤缺，最终形成了著名的“贾鲁河”。据岑仲勉先生考证，贾鲁河的河道经原武、阳武、封丘荆隆口、祥符鱼王口、中滦、陈留葛冈、仪封黄陵冈、东明、曹县新集、梁靖口、武家口、虞城马牧集、鸳鸯口、夏邑、砀山韩家道口、司家道口、萧县北蓟门、赵家圈口、将军庙、两河口、徐州小浮桥及二洪，最后至邳州入泗水，循泗入淮。由此可见，除其中一小段外，贾鲁河大致沿循了明昌五年“灌封丘而东”，直下徐、邳，入泗入淮的旧道。

贾鲁治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御灾防患的作用，但当时已值元末，全国战争遍起，政府河政不修，治河工成三年后，即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河又有决溢，此后至正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年均有河决，并且经常向北决徙，如二十六年河决北徙使得“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贾鲁河虽未在当时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但却对后世的治河有着极大的影响。

三、明代，黄淮关系的复杂化

明代黄河南下夺淮的大势未变，但朝廷在治河的过程中却增加了新的难度。一方面，元代后期开会通河以通运道，南北向的运河不仅与东西向的黄河相交，而且自徐州至清河一段还借用了黄河河道，黄河决溢，势必会冲击运道。明代定都北京后，东南地区的物资主要靠京杭大运河漕运至京师，．以支撑明王朝的财政日用，漕运是事关朝廷安危的国政大计。因此“保漕”成了一切治河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正如明孝宗所言：“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防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治河必先保运，这自然增加了治河的难度。

另一方面，明中叶之后，由于黄河夺淮日久，再加上“蓄清刷黄”之策的推行，致使淮水退而内潴于中游，

从而致使泗州祖陵、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受到洪水威胁，“护陵”成了治河时必须遵守的又一原则。因此，明代治河，既恐妨运道，又恐惊陵寝，河、淮、运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以致明代277年中，黄河决溢的年份就有102次，河防兴大役50余次，河道之紊乱，可见一斑。

明初，黄河主流基本上仍走贾鲁河，经河南荥泽、原武、开封，“自商、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与泗水汇合，至清河县入淮，再东出云梯关人海。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洋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夺颍水全人于淮。以前黄河虽然也曾几次走过颍水河道，但都只是一股岔流，干流入颍水河道，这是第一次。黄河走主流后，“贾鲁河故道遂淤”。在此后的100年间，黄河进入了一个异常混乱的时期，其河道频繁地南北摆动，同时多股并存，迭为干流。

洪武时，朝廷认为黄河在“平原旷野，则东荡西坍，使桑田变迁，水势少慢，亦宜其然欤?……极浊而难澄，滔滔东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故未进行较大规模的综合治理，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对河患的防御及堤岸的修守才逐渐加强。明代治河，“意在运而不在河”，保漕是河政的根本，而要保证运道的畅通，首先不能使黄河改道北去，因为这样从徐州到清河一段黄运合一的河道就会得不到黄水的接济，而造成漕运中断；其次不能使黄河北决，因为这样黄水会冲淤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和昭阳湖运道。黄河南行，则不仅不会冲击运道，而且还有黄水资助运河，虽有害于淮河流域，但有利于保运，故北堵南疏，抑河南行夺淮是明代中前期治河的基本方针。

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河决开封及金龙口，入张秋运河，又决埽头五所入沁”，户部侍郎白昂勘察现场后，发现决口处“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因此建议“于北流所经七县，筑为堤岸，以卫张秋”。次年，白昂乃役夫二十五万，修筑长堤，疏浚河道，堵塞决口，最终“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白昂治河，开了北岸筑堤，引河南行的先例。

白昂治河后，水患稍宁，但两年后，即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黄河“复决杨家金龙等口，东注溃黄陵冈，下张秋堤入漕河”。御史涂舁沿袭了白昂的治河思路，提出“排障百川悉归东南，由淮入海，则张秋无患，而漕河可保矣”。的主张，孝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刘大夏受命治河。刘大夏依照遏制北流、分水南下入淮的方策，一方面，疏浚南岸支河，筑塞张秋决口；另一方面，堵塞黄陵岗及荆隆口等7处决口，并在北岸修筑了“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州、曹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的大名府长堤(太行堤)，同时又于西南荆隆等口修筑了“起于家店，历铜瓦厢、东桥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的新堤。大小二堤相翼，迫使黄水南流入淮，暂时解除了北段漕河冲毁之虞。

刘大夏治河后，北岸系统堤防开始逐渐形成，但黄河下游呈多支分流南下入淮及入运的局面未变，特别是在归德以下、徐州以上的范围内，河道此冲彼淤，南北滚动，运道也随之时通时塞。对此，治河者采取的也多是南岸疏浚支河、北岸筑堤之法。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秋，“河决曹县，水入城二尺，漫金乡、鱼台、定陶、城武，冲谷亭”，此后，“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在汉流几乎全被塞阻的情况下，经徐州夺泗人淮的黄河主干道上的决溢异常严重，徐州、沛县、砀山、丰县一带，时常泛滥成灾。面对这种局势，治河名臣潘季驯于万历年间，采用了“束水攻沙”之法来解决河道淤塞的难题。

关于黄河水的流速与挟沙能力之间的关系，我国人民早就有了认识，王莽时期，大司马张戎曾说道：“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流迟，贮淤而稍浅”。此后，人们对于黄河泥沙淤积规律的认识不断增加，至隆庆、万历年间，河臣万恭则首次明确阐述了“束水攻沙”的思想。在向朝廷提出的治河方案中，万恭说道：“夫水之为性也，专则急，分则缓；而河之为势也，急则通，缓则淤。若能顺其势之所趋而堤以束之，河安得败”!这个思想赋予了堤坝新的意义，即堤坝不仅是被动的防洪手段，而且是主动的治河工具。虽然由于主持治河的时间较短，万恭未能将“束水攻沙”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并付诸于实践，但却为潘季驯最终形成系统的“束水攻沙”理论奠定了基础。

潘季驯一生四任河总，他在治河实践中把握了黄河自兰州而下水少沙多、洪水暴涨暴落的水文泥沙特征，将治河方略从单纯的治水发展为注重治沙、沙水并治。在万恭等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潘季驯进一步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据此，潘季驯在二任河总后，大筑黄河南北两岸堤防，束水归槽，其结果是使河道基本被固定下来，即由兰阳、归德、虞城、砀山、徐州、宿迁、桃源等地，至清口汇淮人海，这条河道就是今日地图上的“淤黄河”或“废黄河”。

因黄河夺淮日久，随着泥沙的淤积，淮水出清口日渐不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潘季驯又提出在河淮交会地段“蓄清刷黄”的主张。他认为：“清口乃黄淮交会之所，运道必经之处，稍有浅阻，便非利涉。但欲通其利，须令全淮之水尽由此出，则力能敌黄，不为沙垫。偶遇黄水先发，淮水尚微，河沙逆上，不免浅阻。然黄退淮行，深复如故，不为害也”。针对“淮清河浊，淮弱河强”的特点，潘季驯大筑高家堰，蓄全淮之水于洪泽湖内，抬高水位，使淮水尽出清口，以冲刷黄河淤沙。“蓄清刷黄”之法使得洪泽湖湖区水面急剧扩展，对淮河中下游流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潘季驯没有对泥沙来源的黄河中游地区加以治理，仅靠“束水攻沙”这一措施，源源不断而来的泥沙是不可能全部被输送入海的，势必有一部分会淤积在下游河道里，因此“束水攻沙”只能解一时之围。而“蓄清刷黄”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慢了清口的淤积，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相反，由于黄强淮弱，黄水经常倒灌，扩大了淮河流域的淹没面积，直接威胁了泗州与明祖陵的安全。

早在潘季驯大筑高家堰之前，朝廷内外就有了“分黄导淮”之议，但当时未被采纳，直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淮水大涨，泗陵水患日急，朝廷方命杨一魁执行“分黄导淮”之策。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杨一魁“开桃园黄河坝新河，……分泄黄水人海”；又在高家堰“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石闸，泄淮水三道人海，且引其支流入江”。杨一魁“分黄导淮”的工程虽一时平息了泗陵水患，但同样不能解决黄、淮淤决的根本问题，河淮下游地区，水患依旧不断。

四、清代。黄淮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及崩溃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白成率领的部队与明军战于开封，各决河以灌对方，洪水走睢阳，东南注鄢陵、鹿邑，由涡入淮，次年四月，始堵决口，尚未完工而明已亡。清顺治元年堵塞决口后，黄河回归故道，“由开封经兰、仪、商、虞，迄曹、单、砀山、丰、沛、萧、徐州、灵壁、睢宁、邳、宿迁、桃源，东迳清河与淮合，历云梯关人海”。

由于明末清初连续四十多年的战乱，黄河堤防失修，河道决溢频繁，运道也基本处于瘫废状态。康熙执

政后，对于治水及航运非常重视，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件大事，夙夜廑念”，并“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先后任命了以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官员来治理河、淮、运，经过靳辅等人的修治，不仅运道得以重新恢复正常通航，而且黄河也取得了十数年没有重大决口的小安局面。

靳辅等人在治河过程中，基本上继承了潘季驯“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的思想，虽然又有新的发展，但潘氏治河未解决的问题依旧存在，即单纯攻沙人海而无以断沙之来源。执行“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关键是强化堤防系统，而堤防的强化则使黄河下游大部分河段都变成了“悬河”。随着泥沙在河槽中大量淤积，河床不断淤高。潘季驯治河时，徐、邳、泗三州及宿迁、桃源、清河三县境内，河床均已高出地面，康熙时，清口以上至徐州黄河数百余里，“河底高于内地丈许”，清口以下河身，“原阔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则止宽一二十丈；原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今则止深数尺。当日之大溜宽河，今皆淤成陆地”。为了束水，河堤也随着河床的淤高而不断增高，黄河渐成地上河。到了嘉庆、道光时，河道更是淤废不堪，滩槽高差极小，河床容蓄和宣泄能力日益降低，一遇洪水，便会决溢。

清代定都北京，和明代一样，国家每年所需的漕粮仍仰给于江南，每年从运河调运江南漕粮不少于四百万石，一旦“漕运无由北达”，京师便会“危急异常”，因此，清代依然遵守着明代的成规——治河必须顾运，而要保运则必须使河南行。对此，顺治时河道总督杨方兴说道：“宋以前治河，但令人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以迄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至董口二百余里，必藉黄为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南不可以北。若顺水北行，无论漕运不通，转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

为了减少黄河对运道的冲击，康熙时开中运河，实现了黄运分离，虽运河不再借用黄河河道，但二者相交于清口，而黄淮亦交会于清口。因黄强淮弱，黄水经常倒灌，清口日渐淤滞，淮水不能外出，致使干旱时淮南运河无水资助，而影响漕运。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大旱，“清水涓滴无出”，漕船浅搁，不得不“全藉黄水浮送，方能过淮渡黄”，借黄济运之法，“自此始也”。清代的借黄济运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引黄水入湖或直接入里运河，虽可解漕艘转运一时之急，但最终结果却是“致运河淤垫日甚”。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两江总督琦善在勘察清口情况时说道：“自借黄济运以来，运河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中泓如线。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丈五六尺者，今只存水三四尺，并有深不及五寸者。舟只在在胶浅，进退俱难”。造成运河浅阻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清人亦认识到是因为“叠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则由黄水倒灌，倒灌之故，则由河底垫高，清水顶阻，不能不借黄济运，以致积淤溃决，百病丛-生。是运河为受病之地，而非致病之原”。虽然找到了病因，但此时黄河南行已有700余年，下游河道积重难返，无法医治，一次大的改道已经不可避免了。

渠道成员关系的建立与演变 篇7

关键词：渠道成员关系,产生根源,演变规律

在营销渠道活动中, 渠道成员关系的平衡与协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不仅学术界对它做了大量研究, 企业家们也对其唏嘘不已。但是, 也许因为渠道成员关系的通俗和常见, 人们忽视了对其形成原因和利益博弈问题的分析,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根据帕累托最优理论, 建立渠道成员利益关系的坐标系, 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渠道成员关系产生的根源, 破解渠道成员间利益博弈的密码, 探索渠道成员关系的平衡与协调之道。

渠道成员关系指营销渠道中经营者之间的联系。从表面上看渠道成员关系产生于产品 (服务) 经由制造商—中间商—消费者的流动过程, 而实际上不同企业和个人都能关注某一产品 (服务) 的真正动因应该是利益。渠道中的企业和个人为产品和服务价值的实现发挥各自的营销功能, 因共同利益而合作, 也会因不同利益和其他原因发生矛盾和冲突, 所以渠道成员关系需要协调和平衡。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认为: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 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 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 且两个生产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运用帕累托最优理论, 我们通过图例建立反映渠道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坐标系, 对渠道成员关系产生的根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行研究。见图1。

该图反映了渠道成员之间形成的利益关系。其中横坐标表示渠道成员x的利益, 纵坐标表示渠道成员y的利益, o表示企业不能合作的替代选择, op是坐标系中的对角线, 横坐标和纵坐标之间构成了渠道成员x和渠道成员y的利益区间——aobp四边形, aop和bop是两个相反相成的利益三角形。

根据图1可做出如下几点分析:

(1) 当两个企业没有利益关系时, 是游离于营销渠道之外的, 没有形成渠道关系, 他们只是一种如图1所示的不能合作的替代选择。只有当两个企业都意识到了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满足自身利益诉求时, 他们才共同经营某一特定的产品和服务, 形成制造商与中间商、中间商与消费者的关系并以此衍生出多种渠道关系。事实上, 由于诸多不确定性, 生产者为实现产品价值寻求买方, 消费者为满足需要寻求产品, 往往处于“双寻”的过程之中, 营销渠道将制造商、中间商和消费者联结起来, 其触角伸向各层次的买卖双方, 使双方都能方便地找到交易对象和产品, 缩短寻找过程, 节约精力和金钱。图1中, 代表渠道成员x利益的横坐标和代表渠道成员y利益的纵坐标正是以利益连接点o为起点建立起了一个“超组织”的坐标系。离开了利益连接点, 分销渠道的“超组织”系统就不会形成。以上结论要求企业在创建营销渠道时, 首先需要对自身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进行界定。企业自身的利益诉求既要表达企业需要 (实现产品价值) , 也要符合市场需求 (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 ;既要体现企业和社会的现实要求, 也要有利于企业和社会的发展, 只有这样, 企业才能理清思路, 为构建营销渠道系统树立正确的理念以指导其行为。其次要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 收集、分析有关顾客、行情、竞争者及其他市场营销环境信息, 为构建营销渠道系统提供科学依据。第三要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渠道模式, 为构建营销渠道系统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被联想兼并前的IBM公司针对我国不同用户对计算机产品及服务的不同要求, 建立了由其直接管理的垂直一体化渠道组织和由一些独立的中间商组成的柔性垂直整合组织, 形成了混合垂直整合的渠道系统。这个渠道系统很好地整合了计算机专营商店、代理商、经销商、大中小型企业用户和其他消费者的关系, 充分发挥了营销渠道的功能。

(2) 表示渠道成员x利益的横坐标和表示渠道成员y利益的纵坐标之间形成一个利益区间aobp四边形, 这个利益区间的客观存在如同悄无声息的摩斯密码给我们传递了渠道成员利益实现和渠道成员间利益消涨的概念。

体现渠道成员间利益关系的坐标系是以双方联合收益的存在为基础的。那么, 他们的联合收益是如何实现的呢?渠道成员的联合收益来源于将产品 (服务) 营销给消费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渠道成员共同努力完成一系列的价值创造活动, 克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通过实现产品 (服务) 的形式效用、所有权效用、时间效用和地点效用, 完成营销渠道的价值创造, 实现渠道成员的联合收益。渠道成员联合收益的实现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只有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业已发生, 产品 (服务) 的价值已经实现时, 渠道成员的联合收益才得以实现。虽然在渠道流程中存在着为卖而买的支付行为 (如批发商向制造商支付货款) 和客户的延后支付, 但它们只是渠道成员在利益获取时间节点上的一种状况, 而非渠道成员利益获得的本质属性。批发商向制造商购买产品并支付了货款, 而后未能将产品转移给零售商或卖给消费者的情况, 是批发商一次失败的交易行为, 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营销渠道活动。第二, 渠道成员凭借稀缺资源, 通过营销努力去获得联合收益, 这个收益会在渠道成员间进行分配, 前向渠道成员的利润是后向渠道成员的成本, 消费者为联合收益“埋单”。第三, 渠道成员的联合收益并非只有经济效益, 还包括社会效益。渠道成员联合收益中的经济效益通过数据反映出来, 其社会效益亦可以进行质和量的分析。

由于多次交易, 渠道成员所创造的联合收益呈现出此消彼涨、跌宕起伏的变化, 它们在坐标系的利益区间内演绎着或晦涩艰辛, 或平淡无奇, 或光彩夺目的“历史活剧”。一般而言, 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 渠道成员一次营销努力所获得的联合收益, 可以描述为坐标系利益区间aobp四边形中的一个利益点[确定联合收益点时, 除了依据联合收益的数量外, 还应该将不同渠道成员创造产品 (服务) 价值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品 (服务) 价值实现的贡献大小等要素设置一定的权重, 把实际收益和权重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计算]。当这个利益点接近o点时, 渠道成员所创造的联合收益会很小, 当这个利益点接近P点时, 渠道成员所创造的联合收益会很大。如何让渠道成员的联合收益更加接近或等于p点呢?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渠道成员间的精诚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分销渠道成员间的合作过程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 其间会形成一个个不同的联合收益点。这些联合收益点都可以在坐标系利益区间的aobp四边形中反映出来, 占有各自的位置。不同联合收益点居于利益区间中的同一位置的情况是少见的, 更多的是此消彼涨, 跌宕起伏的变化。渠道成员联合收益变化的原因除了市场、环境变化和自身实力因素外, 还与渠道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有关:企业加入某一渠道系统, 是因为这个系统能使其成员为目标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且付出的成本低于成员单独行动所付出的成本。渠道系统的这种功能能够增进渠道成员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 从而达到提升整体利益的目的。然而渠道系统中的单一组织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 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必将导致渠道成员间的冲突, 进而造成联合收益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 构建渠道承诺、信任与契约机制, 维护一种卓有成效的、长期的渠道合作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3) 直线op是坐标系的对角线, 它由不同的联合收益点构成。坐标系的对角线将渠道成员x和渠道成员y所共有的利益区间一分为二, 形成两个相反相成的利益三角形 (如图所示的aop和bop的利益三角形) 。当联合收益点落在aop利益三角形内时, 表明渠道成员y分割的利益多, 渠道成员x分割的利益少;当联合收益点落在pon利益三角形内时, 表明渠道成员x分割的利益多, 渠道成员y分割的利益少。以上是一种“利益分配不公”的状况, 这种状况对营销渠道建设是不利的。事实上, 一方渠道成员所获利益长期居高, 而另一方渠道成员所获利益永远低下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 绝大多数是此亏彼盈、盈亏互补, 围绕着“公平的”对角线上下波动。这种结果产生于渠道成员间的重复性的相互作用和他们对长期利益的追求。对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作如下阐释:营销渠道活动既是渠道成员创造价值的合作过程, 也是渠道成员索取价值的竞争过程。由于营销渠道活动存在相互对立的这样两个过程, 因此每一个渠道成员都可以选择创造价值行为或索取价值行为。创造价值行为寻求通过与对方共享自己的偏好和想法找到联合收益, 实现“双赢”的结果;索取价值行为则相反, 渠道成员有明确的动力去索取价值, 所以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偏好、观点, 甚至在单方面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会攻击和威胁对方的行为。营销活动中的任何策略选择都存在着上述两种价值取向。显然出于各自的利益, 每个渠道成员都会选择索取价值行为, 这样虽然双方在行为选择组合上达到了一种均衡, 但得到的只是“切割蛋糕”的结果, 而这种结果与营销渠道“做大蛋糕”的本质属性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 渠道成员的行动和策略选择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任何一方, 其策略选择及其得益不仅依赖于自己, 而且依赖于对方的选择, 从而任何一方的最优行动或策略选择, 同时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和策略选择。故而, 营销渠道活动过程亦可描述为渠道成员间的策略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渠道成员一方可以观察和了解到对方以往的行动, 发现其索取价值的拙劣手段, 并给予对方以牙还牙的回击。这就使价值索取者意识到, 虽然他可以在率先的索取中实现自己利益的增加, 但是如此几次重复作用的结果, 己方利益的增加要小于与对方几次回合后的利益损失累积, 所以选择索取价值是非理性的, 而谋求合作中的创造价值是理性的;同时, 在重复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一旦渠道成员一方作出寻求创造价值的意愿, 对方一般也会以合作的姿态作出反应。因此, 营销渠道活动的重复性和相互作用可以引导出渠道成员的基于个人理性之上的创造价值行为, 并且避免过度的索取价值, 实现由渠道成员的“个人理性”进入“集体理性”。

对角线上的利益点是“公平的”。我们以对角线上的任一利益点分别向横坐标和纵坐标画出等距离的直线 (如图所示的直线pa和pb) , 便会形成两个利益面完全相等的相反相成的利益三角形 (如图所示的aop和bop这两个三角形) 。这两个利益面完全相等的三角形显示出渠道成员所创造的联合收益, 得到了公平合理的分配。当然, 这种公平合理的分配并非指利润必须平均分割, 而是强调每位渠道成员所得“报酬”与其所付出的社会劳动时间相比较是合算的, 或者等于或接近于其对产品 (服务) 价值实现的贡献等等, 至少渠道成员自身会认为是“公平”的。公平合理地分配联合收益是最利于渠道成员长期合作, 协调发展的, 因为公平是和谐的基础。由对角线上的利益点出发所形成的利益三角形是有高有低的, 低的利益三角形接近于o点, 高的接近于p点。低利益的三角形表明虽然渠道成员共同创造的联合收益不多, 但利益分配是“公平”的。做“蛋糕”又“公平”地切“蛋糕”是渠道成员的“集体理性”。其实, 渠道成员更应该追求对角线上接近p点或等于p点所形成的利益区间, 并形成高价值的、“公平的”利益三角形 (如图aop和bop这两个利益三角形) 。形成这样的利益三角形能使渠道成员间的合作如天使舞蹈般的美轮美奂。

综上所述, 本文依据帕累托最优理论, 建立了渠道成员利益关系的坐标系, 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了渠道成员关系产生的根源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在渠道成员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作了一次新的尝试, 为企业剖析自身的渠道建设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但是本文主要侧重于渠道成员关系性质方面的研究, 缺乏实证基础之上的数量分析, 如果运用渠道成员利益关系坐标系进行量化分析, 尚需做一些技术性的处理。

参考文献

[1]李先国, 王小洋.渠道关系理论研究综述及发展趋势[J].经济学动态, 2011 (5) .

[2]洪燕, 何晓林.基于帕累托最优的公平性探讨[J].科技创业月刊, 2006 (11) .

[3]卜妙金.分销渠道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7) .

隋文帝与其功臣关系的演变 篇8

但是笔者认为, 隋文帝与其功臣的关系并不简单。从隋文帝杨坚韬光养晦, 初入纷争, 入宫侍疾, 掌握大权, 践祚而隋, 这些功臣的角色都在不断变化, 隋文帝对待他们的态度也由最初的利用、依靠, 到牵制、打击, 甚至诛杀, 可以说这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必然措施。本文将以几个典型功臣为例, 通过这些功臣在不同时期对隋文帝的作用及态度, 探析隋文帝与其功臣关系的演变。

一、即位之前:拉拢、利用

隋文帝是代周而立, 周宣帝时, 因为女儿嫁了周宣帝, 他的地位有所提升, 杨坚虽早有野心才能, 但是在以功勋论高低的北周, 他因没有功勋而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

在北周皇室中, 杨坚用大量的钱财拉拢买通皇帝身边的近侍来方便自己, 刘昉、郑译便成为了他在皇帝身边的眼线。果然, 杨坚的投入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周宣帝病重之时, 刘昉、郑译起到了作用, 将其引入宫中, 刘昉对杨坚说:“时不可再, 机不可失, 今事已然, 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 反受其咎, 如更迁延, 恐贻后悔。”[1]P758于是公元581年, 杨坚便坐镇内里, 刘昉和郑译秘不发丧, 矫诏令杨坚入宫辅政, 并用计骗走汉王赞, 使得杨坚能够顺利地稳定朝局, 成为了掌权的丞相。

这个时期是杨坚初步实现其野心的时候, 对于刘昉和郑译这样的皇帝近侍, 他是尽可能地多结交拉拢, 轻而易举地得知宫内的最新消息, 并且使事情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杨坚此时想要稳定住朝局, 先靠自己是远远不够的。

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的叛乱为杨坚造就了一班功臣。尉迟迥叛乱之时, 原本支持杨坚上台的刘昉、郑译却派不上了用场, “昉自言未尝为将, 译又以母老为请, 高祖不怪。而高颎请行, 遂遣之。”[1]P753-754虽不能说时势造英雄, 但是的确, 在平定尉迟迥的叛乱中, 高颎、梁士彦、宇文忻、王世积等人在这次战争中都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也因此受到了杨坚的重用。杨坚借此建立起了自己的官僚队伍, 稳定了政局, 开始逐步实现自己的野心。

二、即位初期:依靠、牵制

杨坚践祚而隋, 建立新的王朝。隋朝建立之初, 吐谷浑和突厥多次进犯, 南方的陈朝仍然没有平定, 全国还没有统一, 这时候, 帮助隋文帝建隋的旧臣武将成了隋文帝平定天下的依靠。虽然杨坚在践祚之前并没有经历大的战争, 但是隋朝建立之后, 为了统一全国, 大大小小的战争仍然不少, 所以, 北周遗留的旧臣经过这些战争, 也为隋朝江山的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隋文帝也将他们论功行赏。

但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任何一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是多事之秋, 新的朝廷内部需要建立起新的秩序来便于隋文帝的统治。三省六部制是当时主要的官僚制度, 当时三省的长官如高颎、赵芬、杨素、虞庆则、苏威, 基本上都是出自汉族, 由隋文帝从关中引进而来。这些出自汉族的官僚逐渐把持了朝廷的权力核心, 在日常的政务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

对于在隋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战功的北周功臣, 隋文帝有意没有将他们置于朝廷领导的中心, 反而将他们请上了有名无实的高位, 不予重用, 并且逐渐疏远。

另外, 在北周朝廷, 只以军功论高低, 因此, 周隋交替之后, 留下的北周的旧臣也都是些武将, 虽有一身的武功, 在谋略上却欠缺甚多。开皇初年, 柳彧就给隋文帝上表, 表中给隋文帝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文人治国, 柳彧的这个建议说到了隋文帝的心坎上了。原本打天下的功臣自然被隋文帝冷落疏远。这自然会引起功臣集团的不满, 隋文帝与功臣集团的关系也逐渐恶化起来。

三、即位中后期:打击、诛杀

政权稳定之后, 隋文帝与功臣集团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首先, 隋文帝后来与他的功臣集团之间关系的恶化也不仅仅是因为用人政策的变化。

例如, 功臣集团中的史万岁, 军功累累。高智慧作乱时, 史万岁奋勇杀敌, 置之死地而后生, 转战千里, 被隋文帝大加赞扬, 封左领军将军。后来在平定南宁夷爨的叛乱后, 收取了对方的贿赂而将对方放虎归山, 后来夷爨反悔再次作乱, 史万岁受贿之事曝光, 隋文帝质问史万岁, 他狡辩自己无罪, 隋文帝震怒, 认为史万岁心有欺隐。高颎、元旻等上表隋文帝, 认为史万岁才略过人, 作战勇猛, 而且在士兵中声望较高, 士兵都愿意为他效命, 请求隋文帝慎重对待, 于是隋文帝怒气稍解, 将他除名为民。岁余, 恢复了他的官爵, 不久拜为河州刺史, 让他领兵去防备胡人。

后来突厥犯塞的时候被隋文帝派去打击突厥, 立下战功, 但是因为杨素妒忌他的军功而并没有向隋文帝上报, 隐瞒了史万岁及其部下的军功。史万岁多次向隋文帝上表邀功, 但是隋文帝并未理睬, 后来被杨素诬陷与太子结党, 被隋文帝当庭诛杀。史万岁死后, 隋文帝追悔不及, 史万岁就这样被冤杀。

其次, 隋文帝有意疏远功臣集团的结果让功臣心生嫌隙, 毕竟原本都是北周的旧臣, 被隋文帝这样的对待觉得委屈和屈辱, 在隋文帝对他们不满的基础上, 他们也逐渐地对隋文帝产生不满, 结果就是凭借自己手中的兵力反抗隋朝。

四、隋文帝与其功臣关系演变原因

针对隋文帝功臣集团的不同结局, 大致可以总结出, 隋文帝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化、隋文帝对待功臣集团的态度的变化都是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 导致他们之间关系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初期之时, 杨坚还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 实力较弱, 对于那些对实现自己政治野心有利的人物, 不管对方的身份如何都会去结交拉拢。虽然杨坚这样做经常会降低自己的身份, 但是杨坚的策略却给自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个时期, 杨坚在逐渐的培养自己的人脉, 积累自己的实力, 功臣集团的成员开始初步形成, 这个时候帮助杨坚成事的功臣与杨坚关系融洽。

第二, 中期, 也就是隋朝建立初期, 天下初定, 稳定江山的过程中, 北周的旧臣为隋文帝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隋文帝这时虽然给予封赏, 但却将他们远离朝廷权力中心。这个时期隋文帝虽然仍然靠功臣集团来稳定江山, 却通过用人政策来牵制功臣集团过高的位置和权力, 重用关中和山东人士, 让功臣集团逐渐开始不满, 虽然没有把矛盾激化, 但是已经为后来的功臣被诛埋下了伏笔。

第三, 后期, 隋文帝开始逐个打击诛杀功臣, 因为隋文帝长期的政治斗争让他的性格中多了猜忌的成分。功臣集团中每个人都劳苦功高, 自己原本就是通过政变得来的政权, 要时刻提防有人走他的老路。因此, 在功臣集团的成员与隋文帝关系的不断僵持恶化中, 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隋文帝不安, 找机会将那些让他不安的功臣打击诛杀, 甚至连高颎也不放过。

综上所述, 隋文帝与其功臣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也是历史上任何开国帝王都会在意并且不断调整的。功臣勋将各自最后的结局, 与隋文帝性格有关, 与功臣本身有关, 然而最重要的, 还是政局发展的必然结果。

摘要：隋文帝杨坚通过宫廷政变得到了北周的天下进而建立了隋朝。隋文帝能够实现这一系列的政治抱负, 除了与他本人的政治才干有关之外, 他身边的功臣集团在整个过程当中给了他莫大的帮助。然而在隋朝天下逐渐稳定之后, 隋文帝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却不断地恶化。隋文帝的功臣集团多为北周关陇武将, 隋文帝在得到了天下之后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抑制这些功臣, 于是, 功臣集团也逐渐地对隋文帝不满, 矛盾逐渐激化, 同时随着历史发展的需要, 功臣集团的成员逐渐被隋文帝或贬或杀, 退出了政治舞台。

关键词：隋文帝,关陇集团,诛杀功臣,抑制勋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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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与刘少奇关系的演变 篇9

饶漱石, 曾用名梁朴、赵建生, 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县钟岭乡 (现抚州市临川区) 饶家村。应验了“古今临川多才子”的美誉。少时的饶漱石天资聪颖, 念书过目不忘, 乡学、中学, 直至考入也算名牌大学的上海大学, 可谓一帆风顺。饶漱石是1923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 饶漱石在沈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因其身份一直不为敌人所知, 在关押了将近一年后被释放。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1935年11月, 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一纸电令, 将饶漱石调到苏联, 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从这时起至1939年10月, 是饶漱石工作和学习上获益最大的4年。他不但全身心地投入主编《救国时报》《华侨日报》的工作中, 还有机会到美国、法国开展国际工运活动, 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 提高了他的马列主义政治水平。

1939年年底, 饶漱石奉命回国, 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政治面目, 出现在党内。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则给他带来了新的政治契机。1941年1月9日, 皖南事变已爆发, 在新四军军力遭受重创、副军长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部不告而别的情形下, 饶漱石与叶挺领衔, 以中共东南局的名义, 连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前一封是痛陈敌情, 要求中央速向国民党交涉;后一封要求由饶、叶相商处理军政大计。中共中央很快回示, 明令饶、叶共挽危局, 饶在政治上负责, 叶挺在军事上负责。这样一来, 饶漱石就担任了中共东南局代书记及新四军中的数项要职。然而好景不长, 同年1月20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 刘少奇为政委, 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地位一下有些尴尬了, 中央考虑到邓子恢在安徽脱不开身, 决定由饶漱石代理他的职务。3个月后, 中共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 组建华中局, 刘少奇为书记, 饶漱石为第一副书记。这样的安排说明了中央对饶的器重。1942年3月, 刘少奇奉调中央工作, 饶漱石上升为中共华中局的一号人物:华中局代理书记并兼任新四军政委。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 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 正式担任了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职务, 地位日益显赫。

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后, 饶漱石赶回山东, 与陈毅一道指挥军民御敌。只半年时间, 我军在山东的战局由开始的吃紧转变为节节获胜。饶漱石在中央、在毛泽东的心目中, 地位日益上升。1948年下半年, 党中央在所有的电报中, 对各大战区党政负责人的排列, 都是把饶漱石的名字放于前面, 之后才依次是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等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 饶漱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这是一项没有第二人的殊誉。按照当时的惯例, 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 都是由各大区的司令员兼任的, 只有饶漱石是例外。1952年夏, 饶漱石与高岗、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奉调中央, 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就是有名的“五马进京”。翌年初, 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成为令人瞩目的党内政要。

保位置挤走陈毅

1942年3月, 刘少奇奉调中央离开新四军, 饶漱石上升为中共华中局的一号人物——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当饶漱石在双重高位上工作了5个月的时候, 这年9月1日, 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饶漱石大受触动, 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政治上的危机感。他心里明白:自己在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职位上5个月了, 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很佳, 各种各样的议论甚多, 说饶书记不能像少奇同志那样抓大事, 理论水平也没有刘那样高超, 等等。饶想, 如今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 华中局书记一职势必更为重要, 而在华中局来说, 最有优势挤走自己的, 头一个数陈毅!陈的资历老, 起步高, 具备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战功显赫, 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影响与威望, 自己难以匹敌。这一想法, 紧紧地缠绕着他, 他开始关注陈的言行, 等待着某种机会的到来。他瞒着陈毅, 直接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出电报, 拉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干部签名。这份长达1560字的电文, 火药味很浓, 直接挑拨陈毅与毛、刘的关系, 说陈一贯不满毛, 反对党的政治委员制度, 并歪曲事实, 说陈毅暗地里对华中局、对饶漱石“搞鬼”。电报的结尾是:“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的意图很清楚, 要中央将陈毅调走。

后来, 陈毅离开新四军去延安, 有中央让他出席七大的因素, 但在这种时候提前那么长时间离开, 更多的成分是饶漱石“挤推”的结果。陈毅怀着噩梦缠绕般的恶劣情绪离开了新四军, 饶漱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联盟高岗欲扳倒刘、周

1953年春, 国家领导机构发生了一项重要变化, 就是大动作地改组了政务院, 饶漱石担任令人瞩目的中组部部长要职。对于野心家来说, 其政治贪欲是不会满足的, 只要遇上机缘, 就会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在某种意义上, 饶漱石与高岗是一对天下难觅的伙伴, 共同的政治利益让他们结合在一起, 在党内形成了倒刘反周的联盟。

饶漱石和刘少奇渊源颇深, 对他怨愤亦多。早在1929年年初, 从苏联回国的饶漱石在东北代理中共满州里省委书记, 刘少奇也在东北, 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在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 是满州里省委书记最具实力的人选。对此, 饶漱石深感不安, 几次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的“问题”。李立三却公允地说:“少奇同志的能力还是很强的。”3个月后, 刘正式任省委书记, 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 改任团省委书记。

1932年年初, 饶漱石由中央调到上海, 担任中华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 后来又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而此时的刘少奇, 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又成为饶的上级。

皖南事变发生后, 饶漱石一下身兼中共东南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等重要职务。然而只十几天, 中央就任命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 并任合并后的中共华中局书记, 饶漱石只是副书记, 又是刘的下级。饶对此极为不快, 私下对人埋怨说:“我这辈子算倒了霉, 总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

高岗以其敏锐的目光, 岂不了解饶漱石对刘少奇心有怨愤?和饶进行政治结盟, 联合起来对付刘少奇、周恩来的图谋, 自然就萌生了。然而, 饶漱石、高岗低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洞察水平。邓小平、陈云等人对高饶的反常活动感到愤慨, 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也从许多现象中形成这样的看法:这个高岗是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 他伙同饶漱石要把刘少奇、周恩来扳倒, 由他们取而代之。若这样的话, 我们党不是面临着一次分裂吗?刘少奇、周恩来, 那是中央所要倚重的左臂右膀呀, 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 甚至错误, 然而大方向是对的, 起码不像你两个那样野心勃勃嘛……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 饶漱石在家闭门不出。他用半年的时间, 写出一份两万余字的检查书, 主要交代了四个大的错误。其中第一条是“挤走陈毅, 独揽大权”, 第四条是“与高岗配合斗安 (子文) 反刘 (少奇) 。

中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演变 篇10

目前, 最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政府”做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的政府, 是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元首等, 它们通称为政府;狭义的政府, 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 本文所指是广义上的政府概念。对大学的概念界定也是因人、因时代不同而不同, 本文所指大学是主要由政府投资举办的公立大学。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学习西方大学的产物, 它产生于封建统治日益走向没落的清朝末年, 并一开始就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烙印。1949年, 新中国成立, 使我国结束了近代200多年的外来侵略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根据建国后大学的发展历程, 可大致分两个时期来探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一1949年至1978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 结束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统治和各地军阀割据分裂的局面, 同时面临着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特殊的国际局势, 促使中国实行全盘学习苏联的“一边倒”政策, 照搬前苏联的计划管理模式, 政府以军事管制和计划体制的形式强化了社会资源配置、政策过程和社会发展等项能力。进而发展到以政治为中心, 政府的阶级统治职能极度扩张, 支配着其他职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范围。[3]总体来看, 建国之后政府对大学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 大学主要由政府主办, 政府集大学的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于一身, 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就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所颁布的有关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重要政策文件, 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做了规定和说明,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种关系的存在。

1950年6月, 中央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会议上讨论了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以及领导关系, 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核心在于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 实现高校统一集中领导。其中《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作了明确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 (军事学校除外) 均负有领导的责任, ……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发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与制度, 高等学校法规, 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 以及对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停办, 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以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 教师学生的待遇, 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 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1953年国家公布了《政务院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 强调高等教育部必须与各业务部门密切配合, 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 并具体明确了高等教育部和各业务部门对高等学校管理的分工, 即综合性大学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 与几个业务部门有关的多科性工业院校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 或经过协商后委托中央某一有关业务部门管理;单科性高等学校可委托中央有关业务部门负责管理;高等教育部和各业务部门直接管理, 如有困难时, 可委托学校所在地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或省级政府负责管理。

1956年高等教育部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 这一《章程草案》是我国建国后第一个全面规范高等教育的法规性文件。《章程草案》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做出了一些内容规定, 如“第五条, 高等学校的设立和停办,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高等学校的系、专业、教研组、函授部、夜校部、夜分校和函授教学辅导站的设立和变更,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决定”。“第二十九条, 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第四十八条, 高等学校设立校、院长一人, 由高等教育部提请国务院任命”。“第八十条, 高等学校为独立的机关, 具有法人地位”。[4]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断了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 斗争扩大化使政治迅速上升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 政府的社会统治职能空前膨胀, 政府对大学实施高度中央集权管理, 政府直接举办大学, 办学经费完全来自政府, 大学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命。

1961年, 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 对重点高校实行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 加强对重点高校的集中管理。

1961年9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简称“高教六十条”) 重申, “大学专业的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学校规模的确定和改变、学制的改变和改革,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至此大学完全变成政府的附属机构, 辛亥革命以来所培育起来的大学精神在政府强制统治之下消失殆尽。[5]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调整、整顿使大学秩序趋于稳定, 但1967年~1976年,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内学术界陷入一片混乱, 大学正常的运行秩序遭到破坏,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一时间, “文攻武卫、停课闹革命、停止招生、创办劳动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树白卷英雄, 全国大学处于一片混乱之中。”[6]尽管文革期间大学混乱不堪, 但政府对大学的高度集权化控制没有改变, 大学仍然是政府的附属机构。

总体来看, 在这一特殊时期, 政府对大学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 大学在发展中丧失大部分办学自主权, 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就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二1979年至今:政府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 大学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后,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国家调整了政府与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中国政府的职能重心发生转变, 由阶级统治转向社会管理, 并逐渐向社会服务和社会平衡职能转移, 政府对社会调控的手段和方法发生变化, 更加多样化, 除政治和行政手段外, 还运用经济、法律和道德等手段, 社会调控的范围有所收缩, 但调控力度却在加强。政府对大学的高度集权管理有所放松,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断发生调整, 出现新的特点。

1979年12月, 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为代表,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呼吁政府“给高等学校一点办学自主权”, 首次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 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开始了以“扩大高校自主权为重点”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初步落实了扩大高校自主权的一些措施。

20多年来, 颁布了多部相关政策法规。1985年5月27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 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 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 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7]国家对高校自主权问题给予确认, 并对大学办学自主权做了一些规定:“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 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收委托培养学生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方向, 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单位合作, 进行科学和技术开发, 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有权利用自筹资金, 开展国际教育和学术交流。”指出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 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强调政府要依法治教。

1986年3月12日, 国务院颁发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管理权限扩大的八大内容, 同时具体规定了国家教委、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 正式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原则, 虽然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阶段, 在很多领域已实践了市场经济体制, 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大惯性, 市场经济体制在某些领域还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

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指出:“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 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 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通过立法, 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纲要》的这一思想, 为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指导原则。

1997年党的十五大, 党中央提出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高等教育领域在管理体制、办学模式和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等方面也发生了大的变革。为了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做了新规定, 并用法律的形式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稳定下来。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就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力, 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在“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分别明确了高校七项办学自主权:“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 “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 “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 “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合作”, “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等等

从以上政策法规中看出, 与改革开放前的政策文本相比, 关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在文本的内容规定上有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 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对重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客观要求, 也反映了人们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我国改革开放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成功,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各种有经济实力的集团、组织和个人开始进入高等教育领域, 大学开始通过各种途径筹措教育经费, 政府拨款不再是大学办学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 必然使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发生重组, 政府开始由控制转向监督, 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 大学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并寻求自主发展。政府与高校之间初步形成了高校合理的布局, 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 建立了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积极参与、高校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8]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调整, 高等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但是进入到这一阶段的改革“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过去争论不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已得到解决”。[9]高等学校由政府包办的传统思想仍然存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制度也依然起作用, 政府转变职能进展缓慢, 高等学校对政府的依赖意识和等、靠、要思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 已经规定的办学自主权实际尚未到位, 没有得到根本落实, 改革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10]进入二十一世纪, 我国对大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定位, 政府要不断转换自己的角色定位, 既要做好宏观监控, 保护大学的利益, 又要做理顺大学与社会、工业企业关系的“中间人”。总之进入21世纪, 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政府调控为主导、以学校办学为主体和以社会参与为基础”[11]的方向发展。这是宏观层面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表现。

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 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应当是相互间的平等合作关系, 此关系的建立仅仅依靠法律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 要使高校的法人实体地位真正落到实处, 必须有配套的制度保障体系的建立, 政府应该在宏观调控上充当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 而在具体事务上, 政府与高校应该是平等协商的关系。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 迫切需要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支撑,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发展的必然要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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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篇11

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世界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包含着一个占支配的中心，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和处于‘中心’、‘边缘’之间的‘半边缘’地带，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①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1959，Vol.XLIX，pp.25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7页。，指出国际经济秩序内在的不平等性，是外围或边缘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而现实主义者则以“权力结构”为基础，论述了“霸权对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作用”②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359页。，以及权力更迭带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但二者均忽视了国际经济秩序具有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属性，以及在市场和国家(权力)双重力量推动下的演变逻辑，无法还原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历史的全貌。本文意在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以国家和市场双重动力为视角，以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为平台，分析研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问题。

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

奥古斯丁指出，秩序是“不同的组成部分处于自已的最佳位置，共同构成一个很好的布局”③Augustine:“The City of God，bx xix.ch，VII，”Everyman's Library，1950，P249.转引自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赫德利·布尔在此基础上，对秩序的概念进一步引申，认为秩序是“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是相对于特定目标和价值而存在的社会现象，国际秩序指的是目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是一种国家间秩序，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如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存在，维护国家的独立或主权，维护国际和平等”。门洪华依据前人既有的研究，指出“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

在借鉴现有学者对秩序和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界定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格局或布局，是基于国际经济力量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和各种经济制度的总和。其基本目标是国际经济体系本身的生存和延续，维护国际经济社会的稳定、自由和开放;基本功能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的运行和发展。

根据对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运行逻辑的既有理解，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第一，国际经济秩序是某一时期主要经济行为体基于经济实力造就的格局，建立在各经济行为体尤其是主要经济行为体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是经济实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经济观念分配的基础之上，一定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经济行为体在核心经济观念上是否能达成一致，保持默契或必要的妥协，当前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和发展模式上。第三，国际经济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体按照某种既定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来处理彼此关系，反映了国际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总之，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经济行为体实力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外在表现为全球性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创立和运行。其演变过程也主要体现为国际经济力量的重新分配;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调整与变革;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发展模式的更替和完善等三个方面。

在演变形式上，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表现为内在调整和外在变革，二者互为依存，相互调和，共同构成了秩序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国家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国际经济秩序赖以建立的经济实力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存在失衡和调整的潜在危险，为恢复均衡、维持延续，国际经济秩序首先发挥内在调整的功能:受到挑战的霸权国会通过需求增加资源以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或减少承担的义务和相应的成本，以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但以最终不致危害其国际地位为底线;国际经济观念(经济主导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和市场力量冲击下，其首先表现为系统的内部改良和完善，对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部分进行调整、革新，以维持国际经济观念(经济主导思想)的延续和保存。一旦这种调整无法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和新的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时，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与权力结构和经济形态的断裂，进而导致体系性危机事件(战争、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发生，在体系性危机事件的冲击下，国际经济秩序将发生剧烈调整或外在变革。因此，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主要是由该秩序对国家和市场的需求能够调整到什么程度的能力决定的。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权力结构的演变

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权力结构的基础之上，反映了体系中主导大国的利益和诉求，其演变的动力源自于体系性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是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秩序变革的前提，存在于现存经济制度与那些在该经济制度变革中受益最大的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之间的断层处。”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则是推进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常用且有效工具。危机过后，国际主要力量经过重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建立在原有权力结构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危机中被破坏或摧毁，体现新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大国的博弈中得以建立。

一方面经济危机使权力分配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失衡的状况更加凸显。“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源自于国家间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当霸权国达到其扩张的极限时，就很难维持自身地位和遏制最终的衰退。它开始在农业或工业能力方面碰到边际收益递减，内部与外部的变化增加了消费、防务和生产的成本，开始经历严重的财政危机。社会的经济、技术和组织技能的扩散削弱了它对其他社会，尤其是那些处于体系外围的社会的竞争优势。新兴国家享受着较低的成本，不断上升的资源收益，以及后发优势。最后，体系中衰落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不平衡增长率导致了决定性权力再分配以及该体系的不平衡。”如果这种权力分配失衡的状况无法在体系内调整解决，其将通过更激烈的方式，如霸权战争、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方式促使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变革。二战之前，这种秩序的变革通常经过霸权战争的形式完成，而在现代社会，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部分取代了霸权战争的功能，对经济秩序的权力结构基础产生冲击，破坏或摧毁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促其调整、完善或变革。随着经济金融危机的不断发展恶化，衰落的体系性大国往往力不从心，无力为消除经济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有力的支撑，不得不寻求与新兴国家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而新兴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其不断增加的经济积累和日益扩大的经济规模，为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手段，也希望以应对经济危机为契机，加强与体系主导国家的合作，提升本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发言权、投票权，甚至规则的制订权。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家权力的不平衡分配，对已有的权力结构形成巨大冲击。经济危机与战争类似，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但这种破坏对各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均衡的。经济金融危机的发源国或中心国遭受危机破坏的程度更为严重，为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复苏所需付出的代价更高，经济力量相对于其他国家处于急剧下降之中，在新的权力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而经济金融危机的外围国家，因远离危机中心，受到危机的影响较小，具有应对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通过国内经济政策调整能够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复苏。因此，在经济危机这种“大浪淘沙”式的拣选中，一部分国家在体系性经济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国际实力、地位处于相对下降之中，而另一部分国家因受危机的影响较小，国内经济得以平稳复苏和增长，实力地位相对提升。危机过后，国家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导致了国际权力结构的急剧调整和变化。通过对近代经济史的考察，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发源国和中心国往往是体系性大国。只有体系性大国才具有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其诱发的经济金融危机才具有全球性，同时，受到危机的影响也相对沉重，实力地位快速削弱。因此，危机往往导致国际权力结构朝着均衡化、有利于新兴国家的方向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由美元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实力对比更为分散，形成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结束了美国一国主导国际经济运行的时代，建立了主导世界经济、政治、安全事务的七国集团;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建立了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国际经济实力分配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失衡，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实力相对削弱，无力单独承担应对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重任，力邀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世界经济信心的重建，二者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加强合作，有效遏制了金融危机不断恶化的局面。二十国集团也正式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合作平台;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也得到大幅提升。标志着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经济合作伙伴。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调整与演变

二战后，为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动荡不安的景象重演，美国主导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①此处所指“布雷顿森林体系”，包含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协定和《关贸总协定》及1995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依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②“布雷顿森林体系”，《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8174.htm?fromId=64890.，建立了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贸易机构和现代国际金融货币、贸易投资管理所必需的各项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BG)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从而形成了以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为核心的多边经济制度，实现了美国经济霸权的建立。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有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了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欧、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不断变化，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内在的矛盾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成为调整和变革的对象。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欧、日本等国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削弱，美元受到挤兑黄金的冲击，回流机制受到影响。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面对美元贬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西方各国纷纷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确认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形成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③“布雷顿森林体系”，《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8174.htm?fromId=64890.。

为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出现的动荡混乱局面，美、欧、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积极配合，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节等问题进行磋商，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达成了“牙买加协定”，使其成为调节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新的制度安排。牙买加体系正式确认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格局，废除黄金条款，推行黄金非货币化: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增加成员国基金份额;推动储备货币多元化，日元、马克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明显削弱;允许各国利用国内政策、汇率政策、国际融资、国际协议等多种渠道调节国际收支，使国际收支的调节更为及时有效。在美元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动荡混乱的形势下，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正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过渡到牙买加体系。

从此，黄金不再充当国际货币，美元与黄金实现脱钩，国际信用货币的发行无需再受世界黄金储量和开采量的限制，世界经济在国际信用货币超量的支持下飞速发展，各国财富不断增长，而美国更是依靠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进一步巩固了自身世界金融大国的地位。然而，失去黄金的制约后，美元大规模发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酝酿新的危机。“高额的铸币税和美元超发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使美联储具有超发美元的先天动机。只要国内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时，美国总会选择超量发行美元的做法来优先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美元扩张带来的通货膨胀借助美元输出美国，流向世界。为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美国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吸收美元，实现美元回流;美国金融市场也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供全球投资者投资，进一步奠定了其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投资场所的地位。因此，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元的超量发行和全球性的经济泡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发展开启和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创新，并出现金融市场创新过度的现象，进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金融市场创新过度的根源在于金汇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货币的超量供给。牙买加体系下美元不受控制的发行机制是导致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

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主要经济体积极寻求对现存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所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企业高管薪酬实施监管和监督，完善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资本金。并创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使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警，并采取必要行动解决危机。以抵御金融系统的风险，保证全球金融体系安全有序运行”①Leaders’Statement:London Summit，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3/n263177027_1.shtml.。同时，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增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恢复人们应对金融危杌的信心。二十国集团机制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合作平台。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经济主导思想的调整与演变

国际经济主导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为适应、促进某一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但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推进，经济形态、经济环境在不断向前发展，一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无法通过自身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现实，它将成为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进而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实现调整或变革。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主导思想有其内在的缺陷和不足，无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在市场力量与新的经济形势的推动下，其存在的内在缺陷将愈发暴露，需要不断调整和变革。而这种调整变革的节点往往出现在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恢复战后国内经济，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在强调经济自由发展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等手段，集中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同时，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手段对企业生产、居民收入进行调控，加大对失业、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建立福利国家。这种强调政府干预促进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确实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济领域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压制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导致国家对市场和经济干预过多，过分强调人为的刺激需求，政府开支不断扩大，税收负担加重、财政赤字增加，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超量发行货币，进而形成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解体和不断爆发的石油危机，在加剧已经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同时，进一步导致商品服务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回升、增长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进入战后特有的“滞胀”阶段。1972—1982年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连续发生三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毫无应对之策，无力阻止日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评和挑战。

为应对经济滞涨，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调节经济运行。主张“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崛起，并为各国政府所采用，成为指导政策制订的指导思想。在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撒切尔新政”，实施增加利率、降低直接收入税、提高间接收入税、公有住房私有化、缩减教育等公用事业开支、控制货币发行、削弱工会权力等经济改革，以期减缓货币供应量、降低通货膨胀。同期，美国总统里根在国内大力推行“里根革命”，采取消减税率，平衡预算、规范社会福利制度、紧缩货币供应等政策，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撤切尔新政”和“里根革命”的实施，为克服“滞胀”现象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美欧各国经济的复苏。新政实施后，英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1981—199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以上;美国经济也持续回升，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大大缓解。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为更多国家所接受，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旧更替。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沦和政策主张在解决“滞胀”困境的同时，也给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隐患和难题。“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政策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成倍增长;放松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低利率和信贷盲目扩张及全民负债超前消费导致国内储蓄率低下，信贷风险增加等等”。这种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持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面衰落。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推出广泛的救市方案，英法等欧洲国家向银行入股注入资金，充实银行实力，恢复信贷信心，强调加强金融监管，稳定金融市场。“美国则通过发行国债，购买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将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的流动性和信用度出现严重降低的公司债务，转化为流动性和信用程度较高的国家信用债务。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稳定其信用等级，从而切断目前存在的金融企业债务危机的链条，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政府直接参与金融机构的重组，甚至对某些金融机构实行暂时的国有化。所有这些政策都属于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救市方案，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成为各国在自由市场制度基础上干预市场、刺激经济复苏的理论工具。

小 结

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经济权力格局之上，是经济制度、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领域分配的结果。其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演进和变革。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将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使国际权力分配失衡的状况更加凸显，破坏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权力基础;使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和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充分暴露，促其依据新的经济发展形势进行调整和变革。从国际经济秩序和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演变历程来看，二者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其内在的缺陷，无法依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和障碍，造成市场机制失灵，导致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经济(金融)危机的体系性根源;另一方面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促其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关键变量。因此，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

［1］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3 －4.

［2］门洪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4(2).

［3］罗伯特·古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奇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4］石莉，赵子铱.金融危机的根源:牙买加货币体系.贵州社会科学，2011(7).

［5］刘迎秋.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经济研究，2009(11).

国际关系演变 篇12

1.国际货币制度的含义

国际货币制度(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即国际货币体系,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一系列共同标准、国际协议、规章制度、组织机构和由此产生的协调机制的总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下,一国的货币汇率、国际收支等已经不是一国单独决定,而是各个国家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良好的国际货币制度的运行,各国经济政策难以协调,会导致金融业的震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2.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

国际货币制度主要是为世界贸易支付清算和国际金融活动提供统一的运行规则,协调汇率,使得世界各国的交易结算有标准可依。它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历经了从无到有,从最早的金、银本位制到现在的牙买加协议漫长过程。

现代货币制度与金融安排起源于地理大发现,由于英国的殖民,带动世界各角落的贸易往来频繁,加速了现代化金融业的成长。之后英国出现了金融革命,金融革命为随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当今国际货币制度的蓝本。欧洲各国及美国,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也引领着金融货币制度的演变,霸权博弈和夹缝中求生存成为国际货币金融史的映照。在货币制度演变过程中,成王败寇,发达国家总是统领着不发达国家的货币制度,这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本质。发达国家确定了这一制度安排,又主导着这一制度的运行。

二、金、银本位制度到牙买加协议

1.金、银本位制度的形成

近代以来,中国、俄国、英国等大多数国家几乎都采用了以金、银等贵金属为货币体系的制度。

在中国,明清之后几乎都以银本位为主,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认为,中国银本位制的确立是由于永乐皇帝大量发行纸币增加国库收入,由此形成的通货膨胀导致纸币的消失,白银逐步成为主要货币;同时,郑和开辟的海上贸易航线也为白银运输创造了条件。在明代,制除了民间贸易对白银的使用,政府的税收和官俸也多以白银支付。明正德以后,官吏的俸给十分之九用白银,十分之一用铜钱。嘉靖以后,白银在中国币制中是主要因素,各种铜钱都是同白银发生联系,规定比价。万历九年,推行一条鞭法,于是各种租税都使用白银折纳。可见,白银是当时明朝的主要货币主体,不论民间还是官方,均以白银作为其主要交易和流通方式。在清朝,由于贸易往来频繁,再加上外国银币的流入,银钱的地位更是不可撼动。

俄国最早也是以银币为主,当时的卢布是用欧洲的三马克银币改铸而成。1810年,俄国沙皇决定实行银本位,所以当时官方货币是银卢布。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建立的银本位制由于卢布在国际市场上的贬值不得不宣告崩溃。在1897年之后,俄国开始建立金本位制。

由于银币的泛滥,使其在英国也迅速贬值,为制定一种更加合理的流通货币,英国委派牛顿(Isaac Newton)任英国皇家铸币厂厂长,对黄金和白银的兑换比例关系进行重新计算,由于牛顿的一个计算错误,把黄金对白银的价格确定的过高,使得被低估的银币逐渐趋于辅币地位,甚至不再流通。未曾想到,牛顿的一个错误,竟让英国确立了近代以来的世界通用的金本位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中收益颇丰。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掌握了世界贸易的大权,其他国家和民族都及其推崇英国,把这个国家及其黄金本位制看作自己货币制度的蓝图予以效仿。在1868年之后到一战间,几乎所有大国都从白银货币制或者复本位制转向了金本位制。

2.虚金本位制度

一战前夕,各帝国主义为了备战,加紧对黄金的掠夺和储备,使黄金的流通受到严重限制,加之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各国的商品输出减少,导致金币自由无法自由兑换,这直接导致了金本位制的崩溃。一战后,世界各国实行了一种虚金本位制度,它盛行于一战结束到30年代经济大萧条开始,1922年,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此种制度。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大危机,加之黄金缺口仍然存在,20世纪30年代,虚金本位制度也宣告瓦解。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前,国际贸易体系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混乱时期,其间形成了英、美、法三大国为中心的三个货币集团(英镑集团、美元集团、法郎集团),三大集团以各自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同时展开了世界范围内争夺国际货币金融主导权的斗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3.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美元霸权

由于二战主战场在欧洲,太平洋以西的美国未受到太大的战争打击,这给了美国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在二战中,美国大量借债给英法德等国,导致上述国家在战后依赖美国经济和美元货币。当欧洲大陆的主战场还在炮火连天、厮杀不绝的时候,为了就战后金融新秩序达成共识,44个国家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形成了美元本位制的新货币制度。

4.沿用至今的牙买加协议

美元霸权并没有带来世界货币制度的和平,美国从1950年代起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市场上美元大量过剩,从60年代到70年代曾发生多次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宣告瓦解。在这之后各国相继实施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直接加速了资本的跨境流动并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1976年,世界各国齐聚牙买加,在牙买加会议上,经过对黄金和汇率的讨论,最终建立了沿用至今的牙买加协议。

三、现行货币制度的弊端及未来启示

1.关键货币国能够以发行货币的方式掠夺他国财富

在《牙买加协议》之后,就没有一国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目前,在各国经济活动中,主导的货币主要是美元、欧元等。但这些货币又被称为信用货币,其并不如金本位制货币体系稳定,信用货币的使用,常常可以让这些国家为弥补财政赤子而超量发行,易言之,美国可以通过印钞来购买他国辛苦生产的产品,变相的掠夺他国财富。

2.无本位制会导致金融局势的不安定

现行国际货币制度是无本位制,即没有真正的世界货币,但无本位制也有其弊端。各国没有了价值尺度,汇率极为不稳定。币值不稳定不仅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主要是五种国际通用货币,由于汇率的频繁波动,不仅影响到外贸和资本活动,而且使他们的储备和外债问题更加复杂。

3.现行货币制度的启示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世界各国都在谋求一种更为合理的货币制度,如1999年欧洲建立欧元区,在区域内实行统一发行的货币;拉美地区也在实行美元一体化,甚至在中亚阿拉伯地区也有其可以通用的货币。由此可见,在很难达到建立一种通行世界的货币制度的情形下,各区域联合体制定自己的区域货币未尝不可。欧盟的良好发展给了亚洲国家启示,随着中日韩三国在贸易往来更为密切,合作建立一种在东亚地区甚至包括“四小虎”、东南亚国家通用的货币制度或将是一种选择。亚投行成立之后,亚洲的投资开发,必将相应带动地区货币的流通,由于中国是亚投行主导国,不排除人民币将来成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通用货币的可能。金本位制虽然已经废除,但也绝不能轻视黄金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

摘要：国际货币制度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一系列共同标准、国际协议、规章制度、组织机构和由此产生的协调机制的总称。近代国际货币制度历经了金本位制到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的过程。现行国际货币制度是无本位制,即没有真正的世界货币。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世界各国都在谋求一种更为合理的货币制度。亚投行的建立或将引领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

关键词：国际货币制度演变,金本位制度,关键货币国

参考文献

[1]丹尼·弗格森[英]著,高诚译《.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2009.

[2]宋鸿兵著《.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