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体育

北宋体育（共10篇）

北宋体育 篇1

摘要：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凭借一条杆棒, 打出了三百年的大好江山, 建国之后, 他又因为自己的影响, 推动了棍术的发展, 并在有意无意之间, 使之演化成为一种体育项目, 强健了民众的身体, 丰富了民众的生活。

关键词：赵匡胤,棍术,北宋体育,影响

棍乃兵器始祖。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凭借一条杆棒, 打下了三百年的大好河山。在家中, 他跟随父亲学习, 武艺超群;在军中, 他按照实战需要, 创立棍法;最后, 凭借独特棍术带领一群兄弟和手下士兵, 建立了大宋王朝。建国之后, 在太祖弱武抑文的国策指导下, 杆棒渐渐从兵器演变成为体育器械, 盛行于民间, 以此种方式推动着宋朝的体育运动向前发展。

一、家庭熏染, 爱好武术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 五代时期历任四朝禁军将领, 尤善骑射, 是一位作战勇猛、待人宽厚的英雄。五代初年, 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 由于曾率五百骑兵, 协助庄宗奋勇杀敌, 击败后梁朱温的军队, 被庄宗所赏识, 留用于典禁军。926年, 庄宗的兄长李嗣源发动兵变登上了帝位, 建立后唐, 定都洛阳。赵弘殷也因战功升任禁军飞捷指挥使, 于是举家搬迁至洛阳。明宗初登帝位, 为稳固地位、缓和社会矛盾, 他休兵养息, 于是中原地区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安定环境。

在这样稳定繁荣的局面下, 927年, 赵匡胤出生于洛阳的一个军营中, 深受其父和周边环境的熏陶, 从小就喜欢舞棒弄棍, 十分调皮, 经常跟营中的孩子一起玩骑兵布阵的游戏, 被孩子们推举为骑兵大元帅。七八岁时开始接受私塾教育, 父亲请了一位很有学问的同乡给他做教师, 在老师的精心教育下, 他十分喜爱读书, 甚至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以至父亲曾考虑让他弃武从文, 但是, 赵匡胤对武术酷爱之极, 他非旦没有放弃, 反而更重武术。

10岁时, 赵匡胤随父迁居开封, 逐渐长成一名体貌魁梧、器量旷达的人。他学习骑射技艺, 出类拔萃。有一次他尝试制服一匹没有套上衔勒的烈马, 结果马跑上了登城的斜道, 赵匡胤的额头撞到了斜道大门上方的横梁, 掉落到地上, 别人都以为他的头已经碎了, 可是他居然慢慢爬了起来, 一会还追上马, 一跃而上, 一点也没有受伤。

二、勤于用脑, 创立棍术

21岁那年, 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赵匡胤, 因在京城御勾栏杀了南唐后主进献给皇帝的女乐, 被迫离家避祸, 当时因扮作军官模样, 故手提一条蟠龙棒逃离汴梁, 自此蟠龙棒成为他手中的称心武器。

离京不久的赵匡胤来到大名府, 这里董家五兄弟拦桥私设税卡, 百姓苦不堪言, 赵匡胤正好路遇卖伞为生的柴荣, 于是让他先行过了桥, 巧言自己随后就帮他付税, 结果大闹税桥, 持蟠龙棒恶战董家五虎, 单打独斗五虎谁也胜不了赵匡胤和他手中的杆棒, 于是五人一齐上阵, 半个时辰不分胜负, 幸亏郑恩郑子明及时赶到, 挥舞着铁棍加入战团, 帮助赵匡胤赶跑了五虎。这一场景后来发展成为北京花会的传统节目之一, 称为“五虎棍”。

如此赵匡胤漫游了华北、西北和中原的不少地方, 两年后北上之际, 他遇到了正在河中平叛的后汉枢密使郭威, 于是投靠郭威做了一名小校, 赵匡胤凭借超群的棍术和奋不顾身的精神, 很快受到郭威重用, 郭威去世后, 他跟随周世宗柴荣南征北战, 屡立战功, 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检点, 曾一度与父亲一同率领禁军。

赵匡胤此时所使用的武器有铁制的, 也有木制的。在使用纯铁棒的时候, 他自创了腾蛇棒三十六路棍法, 这在明代军事家何良臣的《阵纪·卷二》中有记载:“赵太祖腾蛇棒为第一。”可惜该棍法今已失传。南宋蔡京的小儿子蔡修因父事发遭流放之后, 写了一部《铁围山丛谈》, 其中卷一提到他在皇宫中曾亲眼看到赵匡胤发迹前后使用的铁棒, “铁棒者, 乃艺祖仄微时以至受命后, 所持铁杆棒也。棒纯铁尔, 生平持握既久, 而爪痕宛然。”由于赵匡胤平时抓握得太多, 使用时间久, 以至在纯铁制成的棒上都留下了十分清晰的抓痕。

使用花梨木齐眉棒时, 赵匡胤还创立了蟠龙棍法和三节棍法。蟠龙棍法的创建十分偶然, 那是在一次与敌人互相交手的过程中, 他的木棍被对方打折, 赵匡胤痛心不已, 在上街巡视时看到一壮汉勇斗三士卒, 壮汉所使用的是农民打麦用的连枷, 这使他深受启发, 于是回来之后, 便找铁匠将断开的两节木棒, 用铁环连在一起, 形成后把节长、前梢节短的折腰蟠龙棍, 这就是后来的双截棍的前身。当双截棍再度被打折之后, 赵匡胤故技重施, 再链接上, 成为三节棍, 这三节棍的功能也十分了得, “向前打能当杨家枪, 向后打能当少林短棍”, 一棍两用。

三、推广运用, 打下江山

在领兵作战过程中, 赵匡胤对自创的棍术十分注意思考和应用。

首先, 他十分擅长利用自己的棍术优势训练士卒, 驾驭豪杰。据《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 赵匡胤在担任禁军将领时, 就开始训练士卒, 做了皇帝之后, 更是善于训练部队, 有正规兵籍的, 大多配给禁军中的雄武军, 他们有时练习武艺, 有时练习摔跤斗殴。赵匡胤将自己创立的棍术进行了编排之后, 在军中予以推广, 他让将士们过招互练, 一较高低, 还按照武艺水平的提高, 逐渐增加他们的薪水, 于是士卒们皆鼓足勇气, 能够为国家奋不顾身, 忠心效命。这样训练的军队, 在平定后蜀时即大显神威, 仅用了七千精兵, 六十天时间, 就灭了建立了五十年、拥有二十万士兵的后蜀。

其次在对付和培训骑兵上, 赵匡胤也运用上了自己的棍术, 他传授给骑兵以蟠龙棍法, 利用蟠龙棍的梢节能够自由活动的优势, 让骑兵自上而下地狠狠击打敌人, 这种棍法在1053年狄青平定广西侬智高叛乱的关键一战——昆仑关战役中大展身手。当时侬智高手下有一支精锐的标牌军, 他们作战时一手执一人高、二尺宽的盾牌, 该盾牌用深山中之老藤编织, 再反复浸以红桐油, 刀、箭、枪皆奈之不何, 另一手挥舞着大刀, 居高凭险, 群涌而攻, 势不可挡, 因此宋军屡战屡败。狄青于是向朝廷请调使用铁连枷 (即蟠龙棍) 的骑兵, 在侬智高出击的时候, 前后夹击, 骑兵们挥动铁连枷击向标牌军, 当棍把打在标牌上的时候, 棍梢立刻折打向下, 便可击中躲藏在标牌后面的敌人, 于是瞬间标牌军纷纷牌倒人亡, 宋军乘胜追击, 杀得侬军血流成河。在对付骑兵时, 蟠龙棍则成为马匹的克星, 是专门攻击北蛮骑兵的制式武器, 步兵使用蟠龙棍横扫马腿, 中棒之马纷纷倒地。蟠龙棍还可以用来对付攻城的士兵:在敌兵的手攀爬上城墙时, 守城士兵便用“连枷棒”击打敌人的头和手。

赵匡胤将自己的武艺, 结合实战经验, 推广运用到军队中, 使自己所部士兵战斗力大大增强。不久世宗去世, 幼主继位, 在国家前途飘摇不定的情况下, 发生了“陈桥兵变”, 赵匡胤在部下的拥戴下披上黄袍, 这就是意气风发的“一条杆棒等身齐, 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说法的来由。虽然是在兵不刃血的状态中登上帝位的, 但绝少不了他手中一条杆棒的功劳。

四、发展演变, 盛宋体育

由于皇上的喜爱与在军中的推广运用, 棍术很快落脚民间, 并逐渐从一种作战技艺, 演变成为运动技术, 这种运动多以娱乐的面目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 艺人们设点卖艺, 早期的表演形式十分丰富, 有集体出场的, 有两人对抗的, 还有个人表演的, 众多形式的出现, 正是棍术性质由技击到艺术的过渡, 前两者是技击棍法, 属于对抗性表演运动, 实战性较强, 但这种带有攻防性质的对抗展示, 被宋代理学的“主静”思想所左右, 日渐式微, 可以说, 在棍术从技击性到艺术性的转化过程中, “主静”理念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于是姿势优美的艺术性棍法占据了上风, 这种棍法不求实用, 甚至带有“舞”的性质, 其实就是重视实战技艺名家戚继光强烈反对的“周旋左右, 满片花草”的“花法”, 但是在戚继光看来无益的套数, 却更具有体育价值, 它从形式上满足了人们的审美要求, 吸引大家亲自操棍锻炼。

棍术与角抵、舞剑、射弩等表演合称为“杂戏”、“百戏”, 丰富了市民的体育文化生活。随着表演的盛行, 于是出现了练习棍术以强身健体的民间团体, 名为“英略社”, 社团中人通常自制简单器械进行练习, 这样, 棍术从舞台走下来, 进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所谓“行行出状元”, 在棍术表演行业兴盛的同时, 涌现了一大批使棒名家, 有姓有名的如南宋时期的乔使棒、朱来儿、高三官人等, 都是使棒的高手, 他们得以入驻固定的演出场所瓦舍勾栏, 而大部分的艺人只能随地设点, “打野呵”卖艺, 成为四处流浪的“路岐人”。单以《水浒传》为例, 即能看出棍棒在民间的地位之高, 一百单八将中, 擅使棍棒的人有浪子燕青、赤发鬼刘唐、拼命三郎石秀、玉麒麟卢俊义、铁叫子乐和、一枝花蔡庆、病大虫薛永、石将军石勇、打虎将李忠等多人, 其中薛永和李忠等人, 都曾在缺钱少食的情况下, 靠上街表演枪棒, 贩卖膏药生存。

在宋代还涌现了大量的棍法套路, 如杨家五郎始创的五郎八卦棍, 从赵匡胤的盘龙棍法发展而成的梢子棍, 燕青拳中的二郎棍, 发源于少林的少林棍等等, 少林棍又分为风火棍、猿猴棍、齐眉棍……棍法套路的大量出现, 致使棍术以武术的形式开始形成流派, 同时也意味着武术的格斗技术趋于系统和成熟。

成为体育运动分支之一的棍术, 在宋代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技艺高明, 使棍棒这一武器在民间拥有较高声誉, 让棍术这一项目根据国家引导和民众需要, 慢慢脱离军事领域, 进入体育范畴, 它在发展人们身体的柔韧性、弹性和灵活性的同时, 展现了人矫健优美的体魄, 锻炼了人勇猛顽强的性格, 挖掘了人追求美好的本性。《礼记》中说:“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正是因为他长期对棍术的喜爱、运用及其崇高地位的影响, 推动了棍术在宋代的发展, 让这一项目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马明达.武术史上的宋太祖[J].文史知识, 2000 (7) .

[2]葛玉民.棍棒的形制演变对其技法特征的影响[J].安阳工学院学报, 2011 (3) .

[3]杨秀苗.以宋代为背景的英雄传奇小说研究[D].山东大学, 2012.

北宋画院述事 篇2

五代时期，后蜀孟昶于明德二年（935）创立的翰林图画院，素来被视作宫廷画院之肇端。渠院设待诏、祗候等官职，广揽丹青妙手。当时赫赫有名的黄筌、黄居宝、黄居案父子三人，便均为供职该画院的宫廷画家。孟蜀画院之经验，直接影响了后来。譬如南唐元宗李璟，即在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亦设翰林图画院，置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司艺、内供奉、画院学士等官职，建制益加完备。《韩熙载夜宴图》的作者顾闳中、《重屏会棋图》（描绘李璟与三个弟弟对弈情景）的作者周文矩等知名画家计百余人，曾先后在兹画院任职。

宫廷画院盛极于宋代。“以绘画言，历代帝室，奖励画道，优遇画工，莫宋若者。唐以来，已置待诏、祗候、供奉；五代西蜀南唐，亦设画院，及宋，画院规模益宏。开国之初，即置翰林图画院，罗致天下艺士，优加禄养，视其才能，授以待诏、祗候、艺学、画学正、学生、供奉等职。且太祖、太宗，次第灭西蜀、下南唐，凡号称五代图画之府，所有珍藏之名画，多被收入御府；其待诏、祗候之名手，多被召入画院；如郭忠恕自周往，而为国子监主簿，黄居案、高文进自蜀往，董羽自南唐往，并为翰林院待诏；此外为祗候、为艺学者，不可指数。”这里的“待诏”是一种官职称谓，秦汉时即已出现，唐以后始有编制和等级，指向那些以诗、文、书、画、琴、棋、射、医、占等技艺取悦皇帝、随时提供应召服务者。祗候，据《宋史·职官志六》述，分置于东、西上阁门，与阁门宣赞舍人并称阁职；艺学指技艺之学，此处是伎术官职；其余画学正、学生、供奉等，都是对应着以绘画技艺侍奉帝王的一列职位。北宋的翰林图画院无论规模与气度，都较前朝为胜。五代的许多名画家，纷纷慕名投来，这其中就有擅长界画的洛阳人《雪霁江行图》作者郭忠恕。郭氏原在后周太祖郭威治下于广顺二年（952）任宗正丞兼国子监书学博士，后遭贬去官，入宋做国子监主簿，服务于画院当是情理中事。此外，西蜀的工笔花鸟画家黄居案、佛道人物画家高文进以及工于描绘鱼龙海水的南唐画家董羽等，都在赵宋王朝的画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谋食于北宋翰林图画院的宫廷画家而言，作品迎合帝王贵胄的胃口、博得他们的欢心，不仅重要，而且必须。统治阶级供养画家的目的，是要以堂皇富丽之画作为盛世增荣添彩，故而工笔重彩画风必成首选，常见绘画题材有花鸟、山水、宫廷及宗教人物等。这种工细浓艳、务求形似的画风，素有“院体画”或“院画”之称。在鲁迅看来，“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这里的“周密不苟”，与北宋政治家、词人韩琦“观画之术，唯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绝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稚圭论画》）的观点，大体是一致的。

在北宋画院做画师，没有十分“逼真”地造型的本领，是难以想象的。以开封画家傅文用为例，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载，其工笔花鸟“浑得生意，较之真者如鉴中见之”，精细入微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傅氏在花鸟画创作上异常投入，“每见禽鸟飞立，必凝神详视，都忘他好，画鹑鹊能分四时毛羽。”

推究起来，傅文用的画风实际上受黄居柬影响。赵匡胤在位的乾德年间（963-968），笔法劲挺工稳、填彩富丽浓艳的“黄家富贵”画风，备受宋室推崇。在后蜀和北宋，黄居案都是宫廷画院的翰林待诏，以《竹石锦鸡图》《山鹧棘雀图》等300余件工笔花鸟作品，成为当时院体画式之圭臬。

就像与“黄家富贵”并立争雄的是“徐熙野逸”一样，在画院之外与黄居案构成对峙格局的，恰恰是徐熙之孙徐崇嗣。徐氏在花鸟画创作上克绍祖风，又能趋时而变，抛除墨笔勾勒，径作叠色渍染，也就是所谓的“没骨法”。整体上看，画院内的“黄派”与画院外的“徐派”，堪称骈矗于宋初花鸟画坛之双峰。一般画家，要么学黄，要么学徐，否则很难被业界认可。其中，追随黄派比较卖力的有夏侯延祜（字景休，蜀中人，画翎毛花竹，略有声誉，为流辈推重）、李怀衮（成都人，擅木石翎毛，亦能山水）等。此外，傅文用、李符（字德昌，襄阳人，丹青淡雅，工花竹翎毛）等人，尽管没那么明显，但基本上也是黄派的路子。

像徐崇嗣一样活动于画院之外的画家，还有并称“北宋山水三大家”的李成（字咸熙，籍长安，擅山水，师荆浩、关仝，创“卷云皴”，代表作《读碑窠石图》《晴峦萧寺图》等）、董源（字叔达，江西钟陵人，山水初师荆浩，后自创“披麻皴”，代表作《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等）、范宽（一名中正，字中立，陕西华原人，初以李成为师，后移居深山、穷究造化，代表作《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等）。其中，李成的画，最受宋神宗赵顼喜爱，辄赏玩不忍释。

米芾《画史》载有一事：赵顼的祖母曹氏（慈圣光献太后），为了让孙儿高兴，搜购李成作品多件，张贴于屏风之上。神宗见后果然大喜，恒耽赏移日。令人扼腕的是，赵顼的无任推崇，来得似乎太晚了些。由于生前郁郁不得志，李成只好在体制之外纵酒浇愁，最终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醉死于陈州客舍（今河南淮阳）。而距48岁的李氏赍志而没81年之后的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赵顼才出生。艺术创作上的辉煌与现实生存的坎禀，构成了李成心态上的矛盾不等式。“李营丘多才足学之士也，少有大志，屡举不第，竟无所成，故放意于画。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裁劄俱露，以兴君子之在野也。自余窠植尽生于平地，亦以兴小人在位，其意微矣。”分析这种悒郁、愤懑、隐忍、灰颓情绪的成因，与其不得官方画院而进入或许有关。

事实上，宋帝鲜有不好画者。拿赵炅来说，“太宗皇帝钦明浚哲，富艺多才。时方诸伪归真，四荒重译，万几丰暇，屡购珍奇。太平兴国问，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先是荆湖转运使得汉张芝草书、唐韩干马以献之。韶州得张九龄画像并文集九卷表进。后之继者，难可胜纪。又敕待诏高文进、黄居案搜访民间图画。”以美术才能随侍于宋太宗左右并深获宠遇者，一个是画人物的高文进，另一个是画花鸟的黄居案。这两位都是成都人，北宋乾德三年（965）蜀灭降宋，时黄氏32岁。尽管这一年李成46岁，并未老衰，但因为没有黄、高在西蜀时的宫廷画院工作背景，再加上画风不够精细甜腻、个性耿介孤高（李氏曾云：“吾儒者，粗识去就，性爱山水，弄笔自适耳，岂能奔走豪士之门，与工技同处哉？”）等因素，终致与优渥的体制待遇无缘。同为优秀画家，人生运势却如此不同，良可叹也。美术个案之间的偶然差异所揭示出的某些必然规律，可予后来者以省思。

签订耻辱的“澶渊之盟”的宋真宗赵恒，对绘事甚有兴致。当时，一个叫种放（字明逸，号云溪醉侯）的洛阳人，清高不仕，长年隐居深山，先后两次推拒宋室延请，却终于在第三次被请时应诏坐到了赵恒面前。据载，对这样一位半推半就的山野处士，宋真宗表现出耐心与宽容，将宫廷藏画赐给他40余轴；还说，这是合当伴随高尚之士的怡情之物。赵恒执政期间，花鸟画家赵昌（字昌之，广汉剑南人，性傲易）、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善绘獐、猿、鹿之属）很有名，但均未入画院；不像燕文贵（吴兴人，善山水人物）、高克明（绛州人，画擅众长，尤工山水）都在翰林图画院供职。此外，赵恒还在道教建筑上有过大动作，那便是营造玉清昭应宫。为了画好宫内壁画，朝廷征召天下画师3000多人，最终仅择优录取100余人，以武宗元（河南人，擅画道释人物，代表作《朝元仙仗图》）、王拙（字守拙，山西人，道释名手）为首，分作左右两班。统而观之，武、王等人的技艺，都汲取了吴道子画风的精萃。

到宋仁宗赵祯在位，不光喜欢别人的画，并且他自己也能画。他笔下的佛、马、猿等，据说不见逊于专业水平。巨然（僧人，居开封开宝寺，擅山水，师法董源，代表作《万壑松风图》《溪桥高隐图》等）、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居士，人呼石室先生，擅墨竹，与苏轼是表兄弟。）、许道宁（山水学李成，代表作《秋江渔艇图》《关山密雪图》等），胥当时名家。至于神宗赵顼在位时的画界名流供职于宫廷画院者有翰林待诏勾龙爽（一作句龙爽，四川人，擅人物画，代表作《紫府仙山图》《志公像》）等；院外则以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山人，舒州人。初画鞍马，后专意于佛，尤擅白描，代表作《五马图》等）、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擅画竹，亦能作枯木、怪石、佛像）等为著。另有米芾（字元章，襄阳人，号鹿门居士，书画俱精）、郭熙（河南温人，山水师法李成，代表作有《早春图》等）二人，也是声名远播。老米在神宗、哲宗两朝尽管也有官职，但一直与书画相关职位无缘；年过半百之后，才在徽宗朝“官书画学博”。据有关文献，米芾出任“书画学博士”的具体时间是北宋崇宁四年（1105）。在此所谓博士，指学术上专通一项或精通一艺并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老米晚年在两学博士任上，相当于今天一所美术院校负责人的角色，行政管理与教学业务都要抓。而这些严谨得强调理性的工作，却并不见得适合这位性情孤僻而又品行颠逸的艺术家。

至于郭熙，严格上讲，与上述几位不能算同辈人。他比苏轼大30多岁，比李公麟和米芾大50岁，原本是个画艺在身的道教徒，60多岁（北宋熙宁元年）才在宰相富弼荐举之下，被刚刚登基的宋神宗召入皇家画院，先为御书院艺学，后升任翰林待诏直长。毫无疑问，赵顼是郭熙的伯乐，终使其在年近古稀之时，成功跃上官方平台。至于前者对后者作品喜爱之具体情状，宋代美术史论家邓椿在《画继》中有过记述：“先大父在枢府日，有旨赐第于龙津桥侧，先君侍郎作提举官，仍遣中使监修。比背画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庆图之类。一日先君就视之，见背工以旧绢山水揩拭几案，取观乃郭熙笔也。问其所自，则云不知。又问中使，乃云：‘此出内藏库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熙作。上即位后，易以古图，退入库中者，不止此耳。先君曰：‘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画足矣。明日有旨尽赐，且命辇至第中。故第中屋壁无非熙画，诚千载之会也。”如上可以见出，宋神宗、宋哲宗父子两任皇帝对一个老年山水画家迥然有别的态度。郭熙于赵顼在位18年间大红大紫，却横遭新君赵煦冷落：作品从遍悬殿宇高壁到沦为裱匠手中擦桌子的抹布，这般顺逆、炎凉的激烈碰撞所引发的心理落差，并不是谁都能够承受得了的。

上述邓椿记载还引出一个关于绘画作品创作动因、具体功用及存在方式的问题。有论者指出，郭熙《早春图》等名作，原本是北宋宫殿中的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这一点在当时的相关文献中（譬如《画继》）说得十分清楚，并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禁忌。实际上，唐宋画史记载了大量的“画屏”和“画障”。这些可称为“建筑绘画”的作品大都已散失了，今天能够在美术馆里看到的凤毛麟角，必然是被动过手术、植入其他艺术形式的幸存者。现在看来，应命为皇室建筑而进行专题创作，一直就是宫廷画家的作业内容，属于职务行为。那些载体、科目、题材、技法俱各不同的绘画作品，从来都是宫廷建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方面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棋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龙德宫由赵佶原有的端王府于北宋政和年问扩建而成，宫廷画院的画家们为皇帝看重的建筑进行壁画创作，自然是卖力的。然而在宋徽宗眼里，这些专职画家的精心之作，除了那“斜枝月季花”，却绝少再有令他满意的。这一方面说明，赵估对绘画创作的内行程度以及对其写实性的极端强调；另一方面，或许也凸显出建筑绘画因其永久陈列的固有属性所导致的创作难度。

龙德宫之外，痴迷道教的赵佶还在宣和年问修筑五岳观和宝真宫，这无疑又给“建筑绘画”提供了绝好的展示场地。果然，宋徽宗于既有宫廷画家之外，广征天下图绘障壁之能手。兹般缘于一己之好尚，在美术、宗教领域不计代价的豪奢之举，产生了巨大的现实影响。同样富于文艺才华的宰相蔡京（或尝董《宣和画谱》事），为达到窃权的目的，便拼命逢迎、狂征名画、大力鼓吹，遂使赵估终日耽溺于书画之中而无暇他顾。事实上，就绘画才能及对美术事业的贡献而论，赵宋诸君恐无出徽宗其右者。他擅长翎毛、花卉及墨竹，主要作品有《瑞鹤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等。值得钦赞的是，被金帝辱封为“昏德侯”的他，倾御府所藏，于北宋宣和年问敕撰《宣和画谱》。该《画谱》将北宋皇室搜集之绘画珍品计6396件分类（凡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鱼龙、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共10类）裒辑，煌煌大观，意义深远。

此外，在宫廷画院建设上，赵估更是厥功至伟。由于他的极力倡扬，画师激增，佳制迭出，致使北宋的绘画事业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甚至在科举取士过程中，于诗文论策之外，他也前所未有地要求兼试画艺。具体办法是，选取诗词名句作为统一画题，公布天下，从应试作品中拔擢优秀画工。如“竹锁桥边卖酒家”、“野渡无人舟自横”、“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等著名案例，都曾是“画帝”赵估一手炮制的“文艺特产”。显然，画画这件原本不太被俗世瞧得上的事情，在宋徽宗力挺之下，赢得了切切实实的尊严。画师们的激情与热血，仿佛在瞬间获得了沸腾的理由。客观地说，在赵佶之前，宫廷画家地位、待遇及官职都偏低，按照旧规，虽然可以穿红色和紫色官服，但不得像其他官员一样佩带鱼袋。到北宋政和、宣和年间，赵估特许书画院的出职人（任职一定年限后，免予铨试而直接补官者）佩鱼。不光如此，在各类翰林待诏们立班（上朝时依品秩站立）时，他还将书院人员提到首位，紧接着便是画院人员，然后依次才是琴院、棋玉院等人士：而其中对画院的关照，宋徽宗可谓不遗余力。他明确要求，被录取入画院学习的生员，凡编入名籍者，如果犯了什么过错，只允许罚款；如果罪责很重，也只能奏请裁决，不可贸然定断。报酬方面，其他种类工匠的伙食费叫“食钱”：而书画两院则唤作“俸值”。如是种种高于旁人的优待，直令人眼红不已、暗妒丛生。

北宋体育 篇3

关键词：中国园林,综述,北宋,文人园林,独乐园

《清明上河图》的繁华, 将北宋经济文化繁荣的盛况跃然于纸上。北宋, 以其独特的文化经济风貌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谱写出一段自己的篇章, 从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中便可见其一斑了。

北宋是如何达到经济文化如此之巅峰的?从徽宗的画院一题中便可得到些许启发。虽然许多人都会评价宋徽宗是一个不称职的皇帝, 但就其文化造诣而言, 确是无可厚非, 从瘦金体再到其创办的画院, 都可谓做到极致。在其画院中曾有过这样一题“蝴蝶梦中家万里”, 其中的“蝴蝶梦”便解释北宋经济文化之繁荣的原因。北宋以来, 专政独裁有所消除;士大夫开始谈论建国方略;科举制度日臻完善, 使得平民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增多, 更多的才能得以发展;商业手工业的地位逐渐提高, 经济得到大力发展;从儒学到理学, 从佛教到禅宗, 文化上有了更多的创造[1]。

但在一派繁华下也有着人们不愿说出的痛。经济文化虽然发达, 但从宋太祖时为了防止权力的再度失去就开始重文抑武, 削弱兵力, 将重要的事物都交予文官处理, 这样就使得国势羸弱, 军事无力。在“澶渊之盟”后, 北宋只能用大量的金钱来保持与辽、西夏的长久和平状态。这样的社会状态使许多人产生了沉湎享乐、苟且偷性的负面心理。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建筑与园林都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随着《营造法式》的出现, 建筑的建造有了一套详解的规定, 以至于至今多处仿古的建筑都还按照宋代流传下来的模式进行建造;而园林的发展也产生了独有的时代特点,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北宋园林中最突出的特点有如下几个:

(1) 叠山、置石、理水的技艺高超。 (2) 把诗情画意写入园林, 注重意境的表达。 (3) 以山水创作、自然之趣作为主题。 (4) 与民同乐, 君民关系十分融洽。 (5) 邑郊园林得以开发, 供百姓进行游赏活动。

由此可见, 北宋的园林开始朝着自己的方向迈进。所谓“唐人尚法, 宋人尚神”便很好地说明了北宋园林乃至艺术的发展方向, 不再像大唐一样注重法度, 而是更多地转向对意境的表达, 对待百姓也更加随和。

不论是大型的皇家园林还是精致的私家园林都透露出这些特点。赵佶所兴建的最大的皇家园林———艮岳, 虽说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但着实把宋代园林的所有精华都展示的淋漓尽致;另有金明池上, 不同身份的百姓齐聚一堂, 与皇帝同乐;再到独乐园中牡丹盛开之际, 欢迎百姓到来游赏。都可以看出北宋园林特有的风格。这两种园林相比, 北宋的文人园林更是以其特有的艺术特点反应当时的园林风格, 是北宋社会的一大特点。

说到北宋的文人, 可谓是一个庞大而又具有较高地位的群体, 单就徽宗赵佶而言就是一个集画家、书法家、词人于一身的文人。北宋的文人不但将北宋的园林、艺术推到一定的高峰, 也同时在政治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许多文人的园林也是由于仕途的不顺应运而生。

“洛阳公卿园林, 为天下第一”, 可见当时在洛阳集中了大量的文人园林, 《洛阳名园记》中记载了20个名园, 可分为3类:花园类型, 如李氏仁丰园、天王院花园子;游息园或别墅类型, 如董氏西园、刘氏园、独乐园;宅院类型, 如富郑公园、苗帅园[2]。北宋的文人园林成为文人们抒发内心情感的最佳场所, 他们是园子的主人, 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来布置自己的园林, 这才是中国园林中最可贵的地方, 也恰恰符合了计成在《园冶》中所讲的园林应该“七分在主, 三分在匠“的特点, 园林就应该是一处释放性情, 抒发志向的地方。

那北宋的文人会有怎样的志向需要借以园林来抒发呢?那就还得说说北宋这个朝代与北宋文人的境遇。由于北宋时期, 朝廷重文抑武现象的存在, 文人的地位自然得到提升, 许多文人都有幸入朝为官, 但为官之后, 许多人发现朝廷中存在许多问题, 可单凭他们又无力改变, 他们的忧患意识与当时的状况产生鲜明的反差, 像范仲淹一类的文人们就发出“退亦忧、进亦忧”的愤懑之声, 一部分文人不甘心沉沦, 追求不同于流俗的高蹈、沉湎隐逸的雅趣变成逃避现实的唯一精神寄托。苏轼所谓“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的竹林, 林逋笔下的“梅妻鹤子”的梅花, 还有米芾称之为“石兄”的太湖石就成了文人园林中寄托高洁志向的象征。另外为不同景点命上诗意的名字, 也都以文人的方式表达出了内心复杂的情感[3]。

许多文人在仕途失意之后通过“隐于园”的方式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此时的园林便成了保护一颗文人之心的圣地, 也是他们得以抒怀的一片净土。就像司马光, 正是在独乐园中, 历经19个春秋才创作出旷世之作《资治通鉴》, 独乐园, 便成了将他保护于世俗之外得以自由发展的最好处所。

司马光与独乐园, 正是北宋文人与文人园林的一处缩影。司马光身为宰相之时, 一直都很受皇帝的赏识, 他极力维护旧制度, 是守护传统的儒家仁相, 他所坚持的是“礼治思想”、“民本思想”, 而这却与极力推行变法的王安石在政治方向上产生极大的分歧, 王安石认为如果不冲破旧的礼法制度, 则北宋必将走向毁灭, 在其不断的努力下神宗终于听取了他的意见, 开始大规模的变法。而此时的司马光则由于仕途的失意, 选择来到了洛阳, 建造了独乐园, 开始自己所谓“隐于园”的归隐生活[4]。

政治上的失意往往才会成就其他方面的才华, 有些人在仕途不顺后, 才能懂得转忠为孝, 在园中与亲人共享天伦之乐;而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则是在隐居之后开始潜心研读书籍, 创作出传世的经典。所以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处凤凰涅槃的起点, 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在独乐园中, 司马光为自己创建了读书堂、种竹斋、钓鱼庵、满花亭、见山台、采药圃和弄水轩, 并在《独乐园七题诗》中将种竹斋与王子猷, 见山台与陶渊明等一一对应, 为其园林每处景点都起了诗一般的名字, 并也将自己的志趣溶于其中。这就是当时北宋文人园林最显著的特点, 独乐园也成其中当之无愧的翘楚。可每一位隐逸之人心中还是不忘君主, 不忘吾国, 当修身齐家都做到的时候, 那些有识之士都会怀揣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司马光也同样在独乐园中修其身时, 也时刻不忘治国的理想, 否则为何建造“见山台”来时刻思念君主, 心系国事呢?这些文人, 不知是深受儒家教义的影响, 才会如此的忠于君王, 还是想施展自身的才能达到自我价值的体现, 才济济于官场。总之他们都是在为官不成时, 才会退于园林, 而在受到赏识后又归于朝廷。就像司马光, 在神宗去世, 哲宗当朝后, 又从独乐园中出来入朝执政。终于让日日在见山台上思君的夙愿, 得以实现。

北宋文人园林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与当时社会风气相符的, 那就是“与民同乐”的精神, 就算“独乐园”司马光也称之“必也有人肯同此乐, 则再拜而献之矣, 安敢专之哉!”并会在春季牡丹盛开之时, 欢迎百姓前来游赏。所以这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人们, 定会把园林与百姓分享。

北宋的文人园林以其独有的风貌在中国园林的历史上留下惊鸿一瞥, 是一处等待开采的宝藏, 对当时文人园林的研究, 成为探索北宋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让我们对北宋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都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

参考文献

[1] 周膺.宋朝那些事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 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3]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北宋武学考略 篇4

关键词：北宋武学兴办体制作用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2-1-5

中国古代军事教育滥觞于夏朝“序学”。战国时期，从事专门军事教育的兵家私学开始兴起。而有史记载的第一所军事教育的学校，则是十六国之时前秦苻坚在太元五年(308年)所建的“教武堂”。但无论是有信史可考的前秦教武堂，还是依史推论的夏朝序学、战国兵学，均未立为国家军事教育制度。直到北宋大兴武学，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一、北宋武学的兴办

北宋武学源于唐代科举制度中的武科举。武科举制度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至北宋已为定制。为便于它的推行，北宋政府仿照文科举有中央和地方官学支持的做法，开始设置武学，在这一时期，武学主要有庆历、熙宁、崇宁年间三次大规模兴办。

北宋立国以来长期推行重文抑武之策，对边防不甚重视，以致康定初(1040年)，西夏李元吴反叛，边将屡败。这引起许多有志之士的极大忧虑，尤以范仲淹、富弼等最为突出。他们深感既有文事，当必有武备，极力主张设置武学培养军事人材来增强军事力量。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二十一日，宋仁宗听从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下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但自其建立以来，却深受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遭到许多儒教士大夫的责难，他们“以为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裴度等，岂尝专学《孙》、《吴》，立学无谓，故亟罢之”。于是出现了“英豪”之士耻于就学的怪象，入武学学习者寥寥无几。面对这种情形，范仲淹等人不得不承认“傥久设此学无人可教，则虑外人窥觇，谓无英材于体，未便”，再次建言武学“不须别立”。八月二十四日，仁宗下诏“罢武学，改教授太常丞阮逸兼国子监丞。其有愿习兵书者，许于本监听读。”庆历武学仅开办95天便宣告结束。此后，吴育、胡瑷等虽先后均提出再建武学，胡瑗甚至还撰写《武学规矩》一卷进呈，但其建议均未被采纳。

庆历武学虽然失败了，但熙宁年间宋神宗重置武学却是成功的。当时王安石针对教育文武异事，培养出来的人材只能治人事，而不知武事的弊端，力主士之所学，应文武并重，大力主张恢复武学，并将其列为官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枢密院上书中亦讲道：“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将帅之任，民命是司，长养其材，安得无素?洪惟仁祖，尝建武学。横议中辍，有识悼之。国家承平，及此闲暇，臣等欲乞复置武学，以广教育，以迫成先朝之志。””王安石及枢密院的建议得到了宋神宗首肯。于是六月二十七日下诏开始张官养士，重建武学于武成王庙。此次中央武学再立后，直至靖康末年而未废，

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又令地方州县置武学，以向中央武学升贡。有关此类记载颇多，如<宋会要辑稿)崇儒二<政和学规}中载政和四年(1114年)新昌军崔直所言：“县学武士孟月补试，下旬引试，考授预选人学。”又如清邵遐龄《武昌县志》卷五《学校志》中载武昌县学“旧在邑之西隅，宋崇宁间于县治南一里许建，讲道堂二，进学好问与武艺武士就傅(传)，斋五”。此项制度共推行十余年，至宣和二年(1120年)而罢。当时诸路所任武学教谕共二十四员，依每所州县武学一名武学教谕计算，当时应有二十四个州县设立武学。尽管不是全部州县建有武学，但上述这些地方武学，尤其是县所立武学，使宋代军事教育进一步得以普及，对整个武学教育体制的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北宋武学的体制

北宋武学初隶枢密院，元丰后辖于国子监。它仿太学而立，不但执行国子监所立各种条制，还制定了许多专门章程。就管理制度总纲来讲，有贾昌朝庆历年间所编《敕律学武学敕式》二卷；元丰年间所修《武学敕令格式》一卷，该书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曾加以续修；政和元年(1111)准奏的《大观重修武学令》等。可惜今均已失传，具体内容不可详晓。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招生、培养、管理、除官等制度散见于史籍当中。下面就其主要制度进行简单论述。

(一)编制体制

北宋武学的编制体制雏成于庆历三年，定型于熙宁年间，元丰后不断加以补充完善，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系统。

1、学官。

“判学”与“同判”学尸庆历时，仅载太常丞阮逸为“教授”，而学校负责人却未直接言及。大概初立时体制尚不完善，阮逸不但负责传授生员知识，很可能还是学校的实际领导者。至熙宁五年，遣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并以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相当于以后的校长与副校长。元丰二年(1079)正月，理学大家程灏也曾以“太常丞”的身份判武学，尽管才有八日的任期。

武学教授。庆历年间初除，元丰改制后称为武学博士。庆历年间阮逸，熙宁年间蔡硕、申翊等均担任过此职。其主要职责掌传授兵书、武艺，及编纂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并指导阵队演习等。多以文武知兵者充任。品级无定，如阮逸以太常丞为武学教授，而蔡硕等却以初等职官为之，一为朝官，一为选人明显不同。最初为一员，熙宁十年六月后改为二员。该职作为武学主要学官，选除较为严格，一般要进行相应的问试。如《续贤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九记载：熙宁五年十月，蔡硕因“试治边策、词理稍优”，才被授予此职。

武学博士，其主要职责掌《兵法七书》、弓马技艺、训诱武学生等，品级为从八品，班列太学博士、辟雍博士之下，律学博士之上。编制为二员。著名兵学家何去非曾任此职。

武学传授。熙宁年间，于武学教授之下置。其主要职责为佐教授讲释兵书、兵法、军事史等训诱武学生事。编制与武学教授一致。《玉海》卷一百一十二载熙宁八年(1075)，杨伋曾“权武学传授”。

武学谕。始设于元丰改制，其职与武学博士同。编制为二员。主要差武举出身人充任。品级为正九品。元丰年间陈济方，政和年间张滋等人均担任过此职。

2、职事。

武学中职事设置较多，主要如下。

掌仪，一员，掌礼仪规范。

直学，一员，掌学生名籍及纠察出入校门，并管理斋仆。

司书，一员，掌写机宜文字。

司计，一员，掌管学校公厨会计事。该职崇宁年间曾差三班使臣，后改生员充任。

武学正，一员，由生员充任，掌本学规矩事。

武学录，一员，由生员充任，佐武学正管理本学规矩事。

斋长，一员，由生员充任。北宋武学仿太学，以斋为学校基层建制。每斋设斋长，作为一斋学生之表率。该职不但拥有记录生员行、艺之权限，还可按斋规五等之罚，处分违反规矩之生员。

斋谕，一员。由生员充任，佐斋长管理本斋事务。

斋仆；即校内杂役，编制若干。

3、生员。

熙宁五年武学复置时，所招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加上应举者“不过二百人”，而应举者多充外舍生。以此推论，当时编制当为200员。其中上舍30员，内舍70员，外舍100员。除上舍生员“别斋增给食”外，其他所有生员均给“常膳”。崇宁三年后，上舍扩编到100员，其中30员为上舍上等，直接授予官职；其余70员为中等，直接参加殿试，择优授官；至于内舍与外舍扩编程度则更大。

以上均为中央武学编制。崇宁年间所设地方诸州县武学，则主要是由教谕来主持，该职多由武举或武学上舍出身者充任；其它编制仿中央武学而稍减，具体情况，此不再一一详述。

(二)招生、培养、管理、除官制度

1、招生。

北宋武学生员入学一般均须有在职官吏举荐。熙宁五年六月，诏：凡“使臣未参班并门荫、草泽人并许召京官两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闰七月又诏：“遇科场前一年委枢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监及文臣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堪应武举者一人。其被举人遇生员阙，愿入学者，听仍免试。”从诏令中可看出，经举荐后，被举荐者分两种方式入学：考核与免试，在京无品位低级使臣、门萌子弟、平民须加考核。合格方可入学。而由地方重臣奏举者，则可直接免试入学。

这种由在职官员奏举武学生员的方法直到元丰年间依旧被沿用，被举之人仍“与免补试”，充任外舍生员，史称“元丰法”。而对于三班“大小使臣、五脏私罪”者等，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令也仍沿袭熙宁五年六月诏，经两名官员保举后进行考核，合格后亦充任外舍生员，并依其在学一至三年而分别予以免解、免省试的优待，作为鼓励措施。崇宁年间，诸州置武学，中央武学生员多由地方考选升贡，未人州学“而从保举以试者”。也须经过考核，合格后，充任外舍生员。至宣和二年，因州县武学既罢，复用元丰法收录武学生员，直至靖康末年而不废。

参加考试者，进行一定的弓马骑射考核自然必不可少。除此之外，还要考问相关兵法大义与边策之计。有关于此，熙宁六年四月侍御史刘效孙之言：“生员例问大义十道，与策问分作三场”，可以为证。

2、培养、管理、除官。

武学生员入学后主要所学内容是诸家兵法、武艺、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及阵队演习，所谓“诸家兵法”初为《孙子》、《吴子》、《三略》、《六韬》、《尉缭子》等；元丰三年(1080年)后，《武经七书》则成为固定的军事教科书，兵法学习的基本内容。至于“阵队演习”则屑自愿性质，对愿意学习操练阵队者，学校量给兵伍，任其演习。

北宋武学自熙宁年间重置后，一直实行王安石的三舍法，即分上、内、外三舍。新人学的生员一般被置于外舍，通过每年的公试和三年一度的补上舍试两种方式，武学生可由外舍而内舍，再升至上舍。

每年公试，一般分春秋两次进行，习惯上被称之为“春秋试法”。熙宁五年闰七月规定“春秋各一试，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矢五发中的；或习武伎，副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并为优等，补上舍生，毋过三十人。试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五通补内舍生，马步射、马战应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者，上枢密院审察试用；虽不应格而晓术数、知阵法、智略可用，或累试策优等，悉取旨补上舍；武艺、策略累居下等，复降外舍。”政和三年(1113年)又规定，若“经三岁校试而不得一与者，除其籍”。这一考试对于武学生员来讲极为重要，因为公试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上舍或内舍，而升入上舍后就有机会直接除官；同时，考试成绩极差者将被降人外舍，连续三年如此，不仅会被开除学籍，还要偿补国家所支付的所有上学费用。

三年一度的补上舍试，即为毕业考试。凡“在学及三年，则具艺业，保明考试，以等第班行安排。未及格者，逾年再试。”也就是说，三年学习期满，进行毕业考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毕业。通过考试者，可顺利毕业，并被授予一定官职。毕业生所授官职，熙宁五年规定，“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监押、寨主。白身试中，与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

地方诸州武学生员管理与考核亦仿制中央，只是生员毕业后一般不授予官职，而是参加中央武学考试，合格者进入内舍学习，其余则被置于外舍。

三、北宋武学韵历史作用

治军先治校。武学在整个军事教育中占居主导地位，对整个军队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北宋武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军校，它具备了军校教育的四大基本要素：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影响、教育目的；又建立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制度。而军校教育要真正落实到实处就必须靠这些制度来保证，因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东西。北宋武学存在并实际运行近百年，对我国古代教育史、军事史、制度史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当时宗学初立，由于生员较少，就“特照武学例放行”；后来，明清武学亦多沿其规章制度。

但对北宋武学的历史作用不可估计过高。北宋初立，宋太祖赵匡胤即“采唐室之旧”，建立武科。然而在长期国防松驰，武备不兴，大刮禁武风的环境之中，武科举是不可能与文科举相提并论的，皇祐元年(1049)九月五日即有“罢武举一科”之事。地位决定作用，作用反映地位。武举尚且如此，武学作为武举的一种补充形式，其作用就更为有限了。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其一，从招生制度上讲。

从前文可知，北宋武学存在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初期门槛较低，一是荐举现象存在严重。前者主要是讲，无品位低级使臣、门萌子弟、平民等经过在职官员举荐后，经过简单考试均可入学。从形式上来看，北宋武学扩大了招生范围，使更多的社会中下阶层武人有机会加入到统治阶级中来，从而更加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材，但实际上，这与当时的重文轻武之风、武学生员出路不佳等因素所引起的武学生源较少密切相关。

后者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所有入学者均须举荐，甚至崇宁年间诸州建立武学后，仍允许未入州武学者可被荐举，经“附试”进人中央武学学习。二是地方大臣荐举者可直接免试进入中央武学学习。如前文所述熙宁年间规定每路分都监及转运判官以上者均可各荐一人，不但表明此类情况确有存在，而且还在实际招生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两种举荐方式自熙宁年间始，几成定制，直至北宋灭亡之日而不废，因而在实际运行中极大限制了许多下层武人的入学机会。这种方式与科举制度走向以考试为谋取资格惟一途径的发展趋势极为不符，从而逐渐导致武学发展成为特殊阶层专享的学校。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生员质量大为降低。而没有好的“毛坯”，难以制造优质产品，自然，北宋武学也就难以担当军事建设的重担。

其二，从武学生员所学内容上看。

程颐于元祐年间载道：“看详所治经书，有《三略》、《六韬》、《尉缭子》，鄙浅无取，今减去。却添人《孝经》、《论语》、《孟子》、《左氏传》，言兵事。”这表明，当时武学已公然鄙视许多兵学名著，对之大加裁减；而把大量原本与兵事没有什么关系的儒家经典、史书添人到日常学习中来。

正是由于武学生员长期接受这种以“前朝忠义之节”为中心的儒家思想熏陶，统治者们才认为他们比一般武举登科者更为可靠。也正是因为此缘故。武学才在北宋得以长期存在。但从现代军事理论来看，通过军校教育使学员素质得到发展是为了满足军队建设的需要，“军事教育如果离开军队建设的要求去讲学员素质的发展，那将失去学员素质发展的社会意义”。这种过分突出儒家道德思想等文事的做法必将削弱军队的战斗力，给军事建设和社会发展留下了种种难以割除的恶瘤。

其三，从生员毕业所除官职上分析。

武学本来是朝廷用来选拔将帅的，但在实际当中朝廷却对武学出身的人很少重用。虽在累年“颇见就绪”的盛况时期，也偶然认为武学上舍生员曹安国“材略可用”，刘贯为“异等”；分别诏其“依得解人例，赴秘阁再试”，“与三班差使侯武学谕，有阙与差”。但武学生员中被“委以重任者也仅限于此。

绝大多数情况下，生员毕业后分别会被授予寨主、监押、三路巡捡、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等职，寨主，职掌招收土军、阅习武艺、防盗、捕盗，由閥门祗侯(从八品)等小使臣差充，序在知寨、寨官之下。“监押”，此处主要指县、镇、城、寨、关、堡、津等所设下级兵马监押，主要掌管本部所辖屯驻、兵甲、训练、差役之事；以寨兵马监押为例，其职位尚在寨主之下，因功方可迁为寨主。“巡检为供奉官(从八品)以下小使臣所任之职，北宋中叶以后主要用来维护地方治安。“经略司教押军队”为训练军队的下级教官。“准备差使”则是用来安置未补正武人的职务，以供枢密院派遣临时差使之用。从中不难看出。不但所授官职极低，而且基本上是用来担当捉贼、训练军队之事，很少直接统兵效命疆场。更有甚者，后来还对毕业生员授以榷酤、征商等职，以负责地方酒税、商业税等课税的征派。这些官职所理事务则根本与军事没有任何关系，朝廷对毕业生员授予这些官职除了表明“所用非所养”的轻视态度之外，别的大概什么也说明不了。难怪宋人讲到这一问题时直言不讳曰：“未为仕宦之要津”。

上述均为中央武学之情况，至于地方州县武学只会更差。

要之，宋代压抑武事，武学在实际中并不被重现。不但庆历年间被废，即便重置后也多流于形式，没有培养出什么优秀的军事人才。难怪清顾炎武说道：“靖康之变，不闻武学有御侮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北宋武学的设立只是为少数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而对改进当时国防建设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北宋四大书法家 篇5

苏轼,不仅书法写得好, 诗词也很厉害,是“唐宋八大家” 之一。 他和他的父亲苏洵、 弟弟苏辙, 被人们称为 “三苏”。

黄庭坚的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个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形成一种崭新的写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米芾的个性很怪异,举止癫狂, 因而有人称他 “米癫”,宋徽宗封他为书画学博士。 米芾是个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的人。

蔡襄先后担任过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等职位。 他主持建造了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 ———泉州洛阳桥,洛阳桥的建成, 不仅使洛阳江天堑(qiàn)变成通途,也对泉州的南北交流, 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书法方面,蔡襄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他的书法浑厚端庄,非常优美。 有人评价他的书法说:“看蔡襄的书法,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 ”

北宋:古代文人绘石 篇6

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如米芾、苏轼等赏石大家, 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等文坛、政界名流都成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收藏、品评、欣赏奇石的积极参与者。宋代赏石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许多赏石专著, 如杜绾的《云林石谱》、范成大的《太湖石志》、常懋的《宣和石谱》、渔阳公的《渔阳石谱》等。其中仅《云林石谱》便记载石品有116种之多, 并各具生产之地、采取之法, 又详其形状、色泽而品评优劣, 对后世影响最大。又据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怪石辨》所载:“怪石小而起峰, 多有岩岫耸秀、镶嵌之状, 可登几案观玩。”足见当时以“怪石”作为文房清供之风已相当普遍了。

北宋以书画两绝而闻名于世的米芾是当时最有名的藏石、赏石大家。他不仅因爱石成癖, 对石下拜而被国人称为“米癫”, 而且在相石方面, 还创立了一套理论原则, 即长期为后世所沿用的“瘦、透、漏、皱”四字诀。其实当时癖石者甚众, 米芾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爱石而癖”绝非米氏所独钟者。

元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均处低潮, 赏石雅事当然也不例外。书画大家赵孟頫是当时赏石名家之一, 曾与道士张秋泉真人交往甚密, 对张所藏“水岱研山”一石十分倾倒。面对“千岩万壑来几上, 中有绝涧横天河”的一拳奇石, 他感叹“人间奇物不易得, 一见大呼争摩娑。米公平生好奇者, 大书深刻无差讹”。这一时期, 在赏石理论上无大建树, 多半承袭了宋代的审美, 元代很多书画大家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都有经典的赏石题材。

北宋幽州吕氏家族研究概述 篇7

一、北宋幽州吕氏家族谱系

第一代吕寿, 曾任瀛洲景程主薄, 第二代吕兖, 曾任沧州节度判官, 后因政治事件, 被诛全族, 幸有友人赵玉相助, 其子吕琦得以生还, 吕琦天资聪颖, 且勤奋好学, 官至金紫光禄大夫。第三代吕馀庆、吕端, 系吕琦二子, 二人在北宋时期皆官居显赫, 长子吕馀庆官居副相, 参知政事, 次子吕端则是太宗朝有名的宰相。第四代吕藩、吕荀、吕蔚、吕蔼, 系吕端四子, 皆有官位。第五代吕诲, 系吕荀之子, 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敢谏之臣, 性情耿直, 关切时政, 以天下事为忧。第六代吕由庚、吕由圣、吕由礼、吕由诚, 系吕诲四子, 皆有官职, 其中吕由诚在宋末之时, 坚守城池, 抵制金兵, 临危不惧, 殊死抗争, 城陷, 金兵杀其长子, 逼其投降, 由诚不降, 后被杀害。幽州吕氏自第一代吕寿至第六代吕由诚, 其中很多家族成员皆入仕, 并卓有政绩。

二、北宋幽州吕氏家族的崛起——吕端仕途之路

幽州吕氏在五代末期是名不见经传的家族, 在北宋历史上, 吕氏家族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名臣, 取得显赫卓越的政治成就, 这与吕端仕途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吕端入仕开始, 到其升任宰相, 这一经历, 为吕氏家族崛起提供了基础。

(一) 辛酸家世

五代时期, 诸侯割据, 烽烟四起, 战乱频仍。吕端虽生于仕宦之家, 但并非名门望族, 其祖父吕兖在沧州任上, 惨遭灭族之祸。其父吕琦幸被恩人所救, 得以生还, 吕琦后力学自立, 勤学苦读, 经历了无数坎坷, 才在仕途之上有所进益。

(二) 父兄影响

吕端之父吕琦, 史载其“美丰仪, 有器概, 虽以刚直闻于时, 而内实仁恕”, 吕琦有政治头脑与政治远见, 如他在后唐为官之时, 便料定石敬瑭必定依仗辽国, 起反叛之心, 之后, 果如其所言。吕琦是个有政治权谋且极有远见的政治家。吕端之兄吕馀庆早在赵匡胤为后周将领之时, 便是其幕府中知名的谋士, 后成为北宋开国功臣之一, 官至副宰相之职, 史载其“重厚有守, 所至以宽简治”, 有政治远见的父亲, 重厚有守的哥哥, 对吕端日后的仕途之路影响很大。

(三) 坎坷仕途

吕端一生并非仕途平顺, 从九岁入仕后的五十多年的仕途中, 吕端先后做过知县、知州等地方官, 并曾数次被贬, 但吕端荣辱不惊, 泰然自若, 即使仕途不得意, 也毫不介怀, 朱熹称赞其“虽屡经摈退, 未尝以得丧介怀, 深为当世所服。”吕端转官频繁, 在京都, 也在诸多部门任过职。这一段坎坷的仕途经历, 不但磨练了吕端处事不惊、稳健练达的品格, 同时也使他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民情, 熟知政务, 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

(四) 吕端入相

太宗淳化四年, 吕端为枢密直学士, 后以六十岁高龄升任参知政事, 一年之后, 吕端又被任命为宰相, 吕端任相期间, “立法尚宽, 忌于严急”, 老成持重, 宽以待人, 并在太宗传位真宗过程中,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北宋政权得以稳定延续, 稳固和保持了社会安定的局面, 对北宋社会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吕端入相为吕氏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吕端之后, 吕氏家族人才辈出, 在北宋政坛上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三、北宋幽州吕氏家族的政治活动与成就

幽州吕氏家族诸人在北宋政坛上皆有政绩, 其中以吕端、吕诲、吕由诚三人的政绩最为卓著, 其三人的政治作为、政治思想在北宋历史上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一) “小事糊涂, 大事不糊涂”的吕端

《宋史•吕端传》载:“太宗欲相端, 或曰:‘端为人糊涂。’太宗曰:‘端小事糊涂, 大事不糊涂。’”纵观吕端一生的政治成就, 其“小事糊涂, 大事不糊涂”,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处变不惊, 能断大事

吕端入仕之后, 仕途并非一帆风顺, 曾屡遭贬谪, 坎坷的仕宦经历磨砺了其的品性, 养成了其稳重深沉、处乱不惊的个性。吕端曾出使高丽, 途中遭遇暴风雨, “舟人怖恐, 端读书若在斋阁时”。《宋史》赞其:“为相持重, 识大体, 以清简为务”, 正是这种优良的政治品格, 使吕端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面前临危不乱, 当机立断。帮助宋真宗顺利登上皇位。《宋史•吕端传》载:

太宗崩, 立皇后命继恩召端, 端知有变, 锁继恩于阁内, 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宫车已晏驾, 立嗣以长, 顺也, 今将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 今始弃天下, 岂可遽违命有异议邪?”乃奉太子至福宁庭中。真宗既立, 垂帘引见群臣, 端平立殿下不拜, 请卷帘, 升殿审视, 然后降阶, 率群臣拜呼万岁。

宋太宗驾崩后, 李皇后就与宦官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等人勾结, 拥立楚王赵元佐, 而赵元佐是位精神病患者, 吕端深知拥立此人, 国家必将会陷入混乱之中, 清人任兆麟言及太宗驾崩时的形势时曾云:“以继恩之奸, 挟李后之势, 而又加以李昌龄、胡旦等为之羽翼, 谋之于外, 伺之于内, 待召端时, 已成一不容不从之势, 太子与端两人之命, 直悬呼吸间。”在如此紧急的时刻, 吕端决断有方、镇静稳健、计划周密, 从而阻止了一场贻害万民的宫廷政变发生, 帮助宋真宋平安登基。表现出惊人的谋略与胆识, 体现了“大事不糊涂”的优秀政治品格。

其二、谦虚逊让、清正廉洁

吕端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上决断有方, 从不糊涂, 然而, 吕端信奉黄老之说, 其为相之时, 太宗在制词中勉励他“思尧舜以致君, 无使其不及;体黄老而行仕, 用致乎无为”, 其为政之时, 戒以苛刻, 忌于严急, 宽待下属及同僚, 小事糊涂。

吕端与寇准同朝为官, 寇准被提升为参知政事, 吕端主动提出“请居准下”, 寇准性格“刚强自任”, 吕端“虑伤国体”, 凡事忍让, “不欲忿争”。钱若水修撰《太宗实录》, 吕端任监修一职, 按照惯例, 书成, 应该署名, 但因吕端未参与实质的修撰工作, 所以“书成不署端名”, 吕端也不追究。李惟清“临事峻刻”, 从枢密改官御史中丞, 他认为是吕端压制自己, “及端免朝谒, 乃弹奏常参官疾告逾年受奉者, 又构人讼堂吏过失, 欲以中端”, 吕端丝毫不介怀, 曰“吾直道而行, 无所愧畏, 风波直言不足虑也。”可见其“宽厚多恕”, 极有气量。

吕端居宰相之位, 更有辅助真宗登基之功, 为朝廷重臣, 然而他为政廉洁、不蓄资产。可谓“家无余财, 居无别业”。吕端去世后, 儿子吕藩等“贫匮, 又迫婚嫁”, 只能变卖房产, 真宗听说之后, “出内府钱五百万赎”, 才将吕端故第赎回。“后六年, 藩为弟蔚娶妻, 又表献居第, 求加赐予, 且言负人息钱甚多”, 可见吕端在职期间, 确实为官廉洁, 没有为后代留下多少资产。

吕端任职期间, “得嘉赏未尝喜, 遇抑挫未尝惧”, 深得太宗、真宋的信任。其政绩卓著、处变不惊、稳健持重、宽以待人, 作为宋朝一代名相, 垂诸史册。

(二) 耿直敢谏的吕诲

吕诲是吕氏家族第五代, 吕荀之子, 吕端之孙。他主要的政治活动在宋英宗、宋神宗两代, 为官三居谏职, 皆以弹奏执政大臣而罢, 以天下事为忧, 时人推服其耿直, 为北宋著名的敢谏之臣。其耿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宋英宗年间, 吕诲知谏院。宋英宗大病, 适时, 太子淮阳王亲奉药饵于榻前, 宦官任守忠认为宋英宗所立太子不合自己的心意, 凭借自己在皇帝跟前供职许久, “数间谍东朝, 播为恶言, 内外汹惧”, 当时人莫敢言。唯有吕诲“上两宫书, 开陈大义, 词旨深切, 多人所难言者”, 可见其纯厚正直、敢于上谏。

吕诲身为谏官, 原则性很强, 上到达官贵人、公主王孙, 下到宦官小吏、奴仆佣人, 只要所作所为有所不妥, 吕诲皆敢于批评, 毫不包庇。程戡时任枢密副使一职, 吕诲弹劾其“结贵倖, 致位政地”, 程戡遂罢枢密副使一职, 改判延州, 吕诲仍觉不妥, 复上言程戡毫无才干, 不能委以边任。其执着如此。不仅是朝中之事, 即使是帝王家事, 如果所为德行有亏, 吕诲仍不肯放过。《宋史•吕诲传》载:“兖国公主薄其夫, 夜开禁门入诉。诲请并劾阍吏, 且治主第宦者罪, 悉逐之。”公主家事, 本无谏官弹劾, 吕诲却敢于上谏, 可见此人秉公办事, 正直无私, 原则性极强。

其二、坚持己见、毫不退缩

吕诲认为正确的事情, 是绝对不会后退半步的。他对自己原则的坚持, 可谓到了固执的地步, 也因此仕途坎坷, 多遭贬谪。英宗非仁宗亲生之子, 英宗即位之后, 应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还是皇伯, 成为了朝廷争论的一大热点问题, 时称“濮议”。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认为根据礼制, 应尊英宗之父为“皇伯”, 遭到时在中书的韩琦、欧阳修等人反对。

会秋大水, 诲言:“陛下有过举而灾沴遽作, 惟濮王一事失中, 此简宗庙之罚也。”郊庙礼毕, 复申前议, 七上章, 不听;乞解台职, 亦不听。遂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 曰:“昭陵之土未干, 遽欲追崇濮王, 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 隆小宗而绝大宗。言者论辨累月, 琦犹遂非, 不为改正, 中外愤郁, 万口一词。愿黜居外藩, 以慰士论。”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劾欧阳修“首开邪议, 以枉道说人主, 以近利负先帝, 陷陛下于过举”。

宋英宗的本意想追认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 与宋仁宗同列宗庙, 所以对吕诲等人所言皆不采纳, 吕诲也不肯顺从英宗, 而失去自己的原则, 他毫不让步, 坚持己见, 并以“居家待罪”的行为表示与辅臣势难两立。最后遭贬。

吕诲性格纯厚、耿直, 不会揣测皇帝之心, 而行谄媚之事。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坚持到底, 绝不让步, 大有“虽九死而犹未悔”之势。宋神宗即位, 提拔王安石, 欲实行变法。而吕诲认为王安石“不通时事, 大用之, 则非所宜”, 并上书弹劾称其“大奸似忠, 大佞似信”, “罔上欺下, 文言饰非, 误天下苍生, 必斯人也。”时变法方兴未艾, 宋神宗正眷注王安石, 自然拒绝了吕诲, 并把弹章还给他, 吕诲又自求出朝外任以示抗议, 后出知邓州。且不论吕诲弹劾王安石是否妥当, 只这份坚持与勇气就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吕诲大病期间, “犹旦夕愤叹, 以天下事为忧”, 其一生以天下为己任, 坚持原则, 耿直敢谏, 毫无私心, 虽有时不免固执, 但其品格之高洁、人格之高尚、性格之耿介、无畏之勇气, 后人皆难以望其项背。吕诲之人格及政治作为彪炳史册、应名垂青史。

(三) 为国尽忠的吕由诚

吕由诚是吕氏家族第六代, 吕诲之季子。年幼之时, 明爽有智略, 深受朝廷重臣司马光、范镇的器重。其才能、品格都极为卓越。

其一、军事才能卓著

吕由诚不仅在政治上“临事精敏, 老吏不能欺”, 还有着卓越非凡的军事才干。靖康年间, 时局混乱, 群盗四起, “时京东诸郡, 兵骄多内讧, 独由诚拊循有方, 士乐为用。前后数被攻围, 屹然自立群盗中, 救援皆绝。”吕由诚守城稳固, 群盗屡攻不下, “孔彦舟以郓兵叛, 首犯郡境, 攻之累旬不能下, 始引去。”即使遭遇残暴之敌, 吕由诚也能以才智破敌, “胡选者众尤残暴, 攻由诚示必取, 由诚夜焚其攻具, 直入帐下, 贼骇散, 不知所为, 忽解围去。”在抗敌的过程中, 吕由诚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其二、临危不惧、为国尽忠

吕由诚在金兵攻城之时, 表现出英勇的大无畏精神, 其严立赏罚, 以忠义之气鼓励士兵, 他所辖之兵, 个个勇敢奋争, 昼夜警备, 即使在金兵百道攻城, 矢石如雨的情况下, 也无一人投降。可悲的是, 吕由诚虽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但无奈北宋朝廷大势已去, 城池陷落, 吕由诚被执, 金兵劝其投降, 吕由诚誓死不屈。金兵当其面, 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儿子吕仍, 吕由诚仍不降金, 最终与同僚一起遇害, 其子偰与其家四十口皆被杀, 无生还者。幸得其孙吕绍清滞留蜀地, 得以幸免。但吕氏家族至此衰落。

吕由诚延续了父辈的高洁品格, 在北宋末年抗金战争中为国尽忠, 以壮烈殉国之行为诠释了“忠义”二字。

浅析北宋古琴曲《醉翁吟》 篇8

这篇文章遐迩闻名。十余年后, 太常博士沈遵特意循“醉翁老人”足迹到滁州观光赏景。饱览鸣泉山景, 于文中的描写, 深受感动, 浮想联翩, 于是创作了一首宫声三叠的琴曲《醉翁吟》 (后来也称《醉翁操》) 。琴曲清丽流畅, 迅速流传开来, 欧阳修听了之后, 非常感动, 回忆起十年前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往事, 感触很多, 认为琴曲非常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并写下诗句以表感激之情, “《醉翁吟》以我名, 我初闻之喜且惊。””沈夫子, 恨君不为醉翁客, 不见翁醉山间亭。”

在宋代的音乐社会生活中, 古琴艺术曾占有极特殊的地位, 由唐至宋, 琴艺由于和整个知识阶层的艺术审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成为当时最适于表现这一阶层人物情感意绪的器乐种类。君王大臣, 文人墨客皆涉足琴艺附庸风雅, 词人、琴家或填词以寄托情志, 或度曲以抒发胸襟情怀, 琴乐几乎成为人格精神自我塑造所不可缺少的一面。

沈遵的《醉翁吟》受到欧阳修的赞扬, 并受到文人琴家和士大夫的欢迎, 甚至积极的依曲填词。欧阳修曾应沈的请求为该曲作了词。“然调不主声, 为知琴者所惜。”美中不足的是, 可能这首琴曲过于器乐化的原因, 所填歌词, 效果都不理想。

三十年后, 欧阳修、沈遵相继去世, 终成遗憾。沈遵的琴友庐山玉涧道人崔闲, 一直记挂此事。崔闲弹奏过三十多首琴曲, 对倚声配词很有兴趣, 他非常喜欢此曲, 深感没有合适的歌词相配, 于是将原曲略加定谱整理, 请诗人苏轼为之填词。苏轼不仅是著名文学家, 而且极赋琴学修养, 曾多次为琴歌填词。他还是欧阳修的学生, 对老师有着深厚的情谊, 对填词之事欣然应允。由于两人都很熟悉这一题材, 合作得非常顺利, “闲为弦其声, 居士倚为词, 顷刻而就, 无所点窜。”苏轼的填词使得琴曲更加升华, 成为一首著名的琴歌。

“琴歌”这种音乐艺术形式, 即唱古琴曲或用古琴伴奏歌唱。孔子《论语·阳货》云:“闻弦歌之声”, 《墨子·公孟》云”弦诗三百“等, 就是指的以琴瑟伴奏的歌曲。汉魏时期的乐府民歌, 有一些便是著名的琴歌。

自魏晋以后, 古琴受相和歌的重要影响, 演奏与歌唱结合, 以琴伴歌成为一种重要的演出形式。琴家经常与文人合作, 文人写词, 琴人谱曲, 从而创作出许多流传后世的名曲篇章。

琴歌由于使用古琴伴奏, 弦长音缓的特点, 演唱时大多一字一音, 古朴典雅, 浅吟低唱, 声韵悠扬。琴歌的音域也比较宽广, 有的可以达到两个多八度, 具有细腻深刻的表现特点。

苏轼填词《醉翁吟》曰:“琅然, 清园, 谁弹, 响空山?无言, 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涓涓, 人未眠。荷蒉过山前, 有心也哉此贤。醉翁啸咏, 声和流泉;醉翁去后, 空有朝禽夜猿。山有时而童巅, 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 翁兮为飞仙。此意在人间, 请听徵外三两弦。”

词意在吟咏山水美景的同时, 寄深情于醉翁老人, 表达了深切的回忆思念之情。意境深邃悠远, 句子长短有序, 优美、生动而活泼, 读来朗朗上口, 唱来舒展流畅。通过音调的抑扬、层层推进, 使句式加强节奏感。从视觉到听觉, 增强形象的生动性, 由景生情, 可使诗、文、的情感抒发更强烈, 形象刻画更鲜明, 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

古琴演奏中的散音, 悠长旷远, 适于表现幽深静谧的意境;泛音则空灵清澈, 适于表现清淡飘渺的画境;按音以及颤音、滑音、吟猱音的变化细腻而富于表情, 宛若倾诉的语声。这些音乐特质, 都使得琴乐截然不同于唐宋以来歌舞戏乐热烈、喧闹的音乐气氛, 而倾向于在另一方面自觉地追求“静谧”的审美意境。这也恰使琴乐更适合于高洁清远、遗世独立的这种心境意蕴的情感表达。

“琅琊幽谷, 山川奇丽, 泉鸣空涧, 若中音会。醉翁喜之, 把酒临听, 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 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 以琴写其声, 曰《醉翁操》, 节奏疏宕, 而音指华畅, 知琴者以为绝伦。然其有声而无其辞, 翁虽为作歌, 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辞》作《醉翁引》, 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 而琴声为词所绳约, 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 翁既捐馆舍, 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 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 乃谱其声。而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见《东坡乐府》卷二)

山泉飞瀑, 流连忘返, 看似遁世生活的描写, 琴音表达出的情绪, 却是当时社会生活现状在其心中的曲折反射。山水之美纵然可以作为愤世之情一种心理上的补充和情感上的平衡, 但在这种表面的消极静观心态中, 毕竟掩盖着对社会人生的抱怨与痛苦。在这里, 自然山水显得格外亲近, 而从人格上求得人与自然的互融一体, 希望籍此摆脱尘世的烦恼, 从心灵上恢复一种宁静。隐逸之情, 正是现世矛盾的反射, 这可能正是古琴百代不衰, 成为古代文人阶层所偏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轼对这次填词之作非常满意, 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该曲的创作缘由时说:“醉翁喜琅琊山水, 沈遵以琴写其声, 惜乎无辞, 今玉涧道人妙于琴, 故因其声而为辞。”并且在写给沈遵的儿子本觉禅师法真的信中说:“二水同器, 有不相入;二琴同声, 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 而与泉合;居士纵笔, 而与琴会, 此必有真同者矣!”所谓“真同者”就是文学与音乐融为一体, 追求最高的艺术境界, 文人和琴人之间诚挚的友谊, 只有心意相通, 才能谱出感人之曲。而道人崔闲在《醉翁吟》之后, 对依曲填词兴趣更浓了。他把自己的琴谱注上“平侧四声, 分均为句”, 到处求人为他填词。在遇到来庐山游玩的词人叶梦得时, 也像当年请求苏轼那样, 要求叶梦得为他的琴曲填词。叶当时才三十三岁, 小时侯也向道士学过琴, 后来官至翰林学士。诗词风格深受苏轼的影响, 但是并不能像苏轼填词那样可以“倾刻而就”。他答应了崔闲之请, 却未能立即满足这个愿望。后来他找到《江外招隐》一曲, 才终偿所愿。 (《避暑录话》) 。

《醉翁吟》曲目见于《琴苑要录》。现存曲谱首见于明初的《凤宣玄品》。北宋琴僧传人, 则全和尚曾以此曲为例, 介绍宋代调子在节奏处理上的特点, “调子”是北宋流行的琴歌体裁, 较为短小。调子的文学部分是词, 用来演奏的是曲子, 在琴曲中边弹边唱则为调子。现存的调子大多失掉了歌词, 只剩下曲调, 更多的是只留下曲名。

后来这首琴谱被收入清代《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卷三十一。在注解中说:醉翁操原系琴曲, 虽经谱入“九宫”, 意即改用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 并用当时歌曲的唱法, 然而它的声韵却仍然与琴音相仿。此曲“九宫谱”作正宫调, 歌词虽属于上下片词体, 而音乐却处理成三段。后加一句尾声, 并由宫调式转入徵调做结束, 与传统的词调音乐很不一样, 旋法上与早期的琴歌较相近。

歌曲结构由“琅然、清圆”到“曰有心也哉此贤”为上段, 音乐在宫调上 (下宫) , 最后一句转到徵调 (C徵调) 上。下段仍建立在宫调, 结尾时的两小节转到徵调上结束。上下两段均在结束时作调性的“尾转”处理。由于结束在新调上时间短, 才给听众留下继续回味, 思念的时间。音乐音域宽广, 跨越两个八度。时而平静、写景抒情, 时而激越高亢, 情意浓烈, 恰好体现出苏词豪迈奔放的风格。

摘要：古琴曲《醉翁吟》, 创作于北宋时期, 是有感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而创作, 由苏轼填词后, 成为流传后世的琴歌。音乐清丽、感情浓烈, 情景交融, 词曲均为上乘之作。

关键词：醉翁吟,古琴曲,琴歌,依曲填词

参考文献

[1]许健.琴史初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2年8月.

[2]罗小平.音乐与文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12月.

[3]宋心昌选注.欧阳修诗文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7月.

图说北宋书法 篇9

苏轼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少见的全才和奇才，他工于诗、文、词，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开豪放派词风。

苏轼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学李北海，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形成深厚朴茂的风格。他的书法，用笔多取侧势，结体扁平稍肥。这与他握笔的姿势很有关系，苏轼执笔为“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类似于现在握钢笔的姿势，故其字右斜，扁肥。后人评价像老熊当道、百兽畏服，非常传神。苏轼倡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推崇自然本色的审美创造。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诗歌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他倡导“学养”“胸襟”“不俗”和“有韵”，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黄庭坚的字起笔处往往欲右先左，由笔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收笔处回锋藏颖。其结体从柳公权的楷书得到启发，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撑舟，如长枪大戟，气魄宏大。

米芾，人称 “米南宫”，常以奇装异服、古怪行径惊世，故当时就被人呼为“米颠”。他反对造作，强调自然，采用“集古字”的方法学习、领会经典，经过长期的陶冶、融汇，最终自成一家。

他以“刷字”自许，所谓“刷字”，首先是沉着，笔毫不轻飘浮泛；其次是飞动，起承转合无不流畅自如。他的字，一方面，点画和结构造型非常合理并且丰富，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一切形式似乎又都出自他的创造，没有任何拘谨、模仿或迟疑的地方。因而总体看去，只觉得随意挥洒而无不如意，酣畅淋漓，正如苏轼所说的“风樯阵马，沉着痛快”。

蔡襄，是欧阳修竭力树立的典型，屡屡被推举为本朝书坛的盟主。蔡襄精通各体，主要风格渊源是王羲之、虞世南和颜真卿，尤其以楷书、行书、草书诸体为著名。他的书法的最大特征是全面，晋唐兼修，各体皆能。欧阳修的推举，或许看重的正是这一点。

蔡襄的字温润婉畅，个性特征虽不算特别突出，但气息清雅，淳淡婉美。

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沈括 篇10

《梦溪笔谈》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 内容极为丰富, 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余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 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1]。沈括可以说是一个科学通才, 本文就他在天文、地理、数理化方面的贡献作一简述。

一、天文学方面杰出的贡献

沈括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 负责领导司天监。在任职期间, 他不计出身, 破格推荐精通天文历算、出身平民的淮南人卫朴进入司天监, 主持修订新历的重要工作。沈括和卫朴治学态度认真, 对旧历官凭借演算凑数的修历方法非常不满, 主张从观测天象入手, 以实测结果作为修订历法的根据。为此, 沈括首先研究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

浑仪是测量天体方位的仪器。经过历代的发展演变, 到宋朝浑仪的结构已经变得十分复杂, 三重圆环, 相互交错, 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为此, 沈括对浑仪作了比较多的改革, 他一方面取消了作用不大的白道环, 把仪器简化、分工, 再借用数学工具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 (“省去月道环, 其侯月之出入, 专以历法步之”) ;另一方面又提出改变一些环的位置, 使它们不挡住观测视线。沈括的这些改革措施为仪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后来元朝科学家郭守敬创制的新式测天仪器——简仪,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漏壶是古代测定时刻的仪器。由几个盛水的容器装置成阶梯的形式, 每一容器下侧都有孔, 依次往下一容器滴水漏水。最下面的容器没有孔, 里面装置有刻着时间标度的“箭”, 随着滴漏水面升高, “箭”就慢慢浮起, 从显露出来的刻度可以读出时刻。沈括对漏壶也进行了改革, 他把曲筒铜漏管改成直颈玉嘴, 并且把它的位置移到壶体下部, 这样流水更加通畅, 壶嘴也坚固耐用多了。

此外, 沈括还制造了测日影的圭表, 而且改进了测影方法。沈括在《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 详细说明改革仪器的原理, 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 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地理学方面卓越的论断

沈括在地理学方面也有许多卓越的论断, 反映了我国当时地理学已经达到了先进水平。他正确论述了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根据河北太行山山崖间有螺蚌壳和卵形砾石的带状分布, 推断出这一带是远古时代的海滨, 而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漳水、滹沱河、桑干河等河流所携带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当他察访浙东的时候, 观察了雁荡山诸峰的地貌特点, 分析了它们的成因, 明确指出这是水流侵蚀作用的结果。他还观察研究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类似竹笋以及桃核、芦根、松树、鱼蟹等各种各样化石, 明确指出它们是古代动物和植物的遗迹, 并且根据化石推论了古代的自然环境。这些都表现了沈括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欧洲,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人达·芬奇对化石的性质才开始有所论述, 才比沈括晚了400多年。

沈括视察河北边防的时候, 曾经把所考察的山川、道路和地形, 在木板上制成立体地理模型。这个做法很快便被推广到边疆各州。熙宁九年 (1076) , 沈括奉旨编绘《天下州县图》。他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件和图书, 经过近20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我国制图史上的一部巨作——《守令图》。这是一套大型地图集, 共计20幅, 其中有大图一幅, 高一丈二尺, 宽一丈;小图一幅;各路图18幅。图幅之大, 内容之详, 都是以前少见的。在制图方法上, 沈括提出分率、准望、互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等九法, 这和西晋裴秀著名的制图六体是大体一致的。他还把四面八方细分成24个方位, 使图的精确度进一步提高, 为我国古代地图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数理化方面突出的成就

沈括最重要的数学探讨是隙积术和会圆术。隙积术在我国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领域, 对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始自沈括。

酒店里常把酒桶堆成长方台形体, 从底层向上, 逐层长宽各减一个, 看上去四个侧面都是斜的, 中间自然形成空隙, 这在数学上称为“隙积”。数学上又把计算中间空隙的体积的方法, 叫做“隙积术”。他以堆积的酒坛为例说明这一问题:设最上层为纵横各2个坛子, 最下层为纵横各12个坛子, 相邻两层纵横各差1坛, 显然这堆酒坛共11层;每个酒坛的体积不妨设为1, 用刍童体积公式计算, 总体积为3784/6, 酒坛总数也应是这个数。显然, 酒坛数不应为非整数, 问题何在呢?沈括提出, 应在刍童体积基础上加上一项“ (下宽-上宽) ×高/6”, 即为110/6, 酒坛实际数应为 (3784+110) /6=649。加上去的这一项正是一个体积上的修正项。在这里, 沈括以体积公式为基础, 把求解不连续的个体的累积数 (级数求和) , 化为连续整体数值来求解, 可见他已具有了用连续模型解决离散问题的思想。

会圆术是对圆的弧矢关系给出的比较实用的近似公式, 主要思想是局部以直代曲。沈括进一步应用《九章算术》中弧田的面积近似公式, 求出弧长, 这便是会圆术公式。沈括得出的虽是近似公式, 但可以证明, 当圆心角小于45°时, 相对误差小于2%, 所以该公式有较强的实用性。这是对刘徽割圆术以弦 (正多边形的边) 代替圆弧思想的一个重要佐证, 很有理论意义。后来, 郭守敬、王恂在历法计算中, 就应用了会圆术[2]。

在《梦溪笔谈》中, 沈括还应用组合数学法计算得出围棋可能的局数是3361种, 并提出用数量级概念来表示大数3361的方法。沈括还在书中记载了一些运筹思想, 如将暴涨的汴河水引向古城废墟来抢救河堤的塌陷, 以及用挖路成河, 取土运输, 最后又将建筑垃圾填河成路的方法来修复皇宫等。沈括对数的本质的认识也很深刻, 他指出:“然算术不患多学, 见简即用, 见繁即变, 乃为通术也”, “大凡物有定形, 形有真数”, 显然他否定了数的神秘性, 而肯定了数与物的关系。

沈括对物理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这方面的见解和成果, 涉及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各个领域, 特别是他对磁学的研究成就卓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地磁场存在磁偏角, 即磁针所指“常微偏东, 不全南也”, 即磁针的偏角问题。在光学方面, 沈括通过亲自观察实验, 对小孔成像、凹面镜成像、凹凸镜的放大和缩小作用等作了通俗生动的论述。他对我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 (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 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比较科学的解释, 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此外, 沈括还剪纸人在琴上做过实验, 研究声学上的共振现象。“虚能纳声”是沈括在声学上的另一个见解, 指出将牛革箭袋 (矢服) 放在地上当枕头, 就能听到数里之内的人马之声。

在化学方面, 沈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在出任延州时曾经考察研究漉延境内的石油矿藏和用途, 他利用石油不容易完全燃烧而生成炭黑的特点, 首先创造了用石油炭黑代替松木炭黑制造烟墨的工艺, 他已经注意到石油资源丰富, “生于地中无穷”, 还预料到“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这一远见已为今天所验证。另外, “石油”这个名称也是沈括首先使用的, 比以前的石漆、石脂水、猛火油、火油、石脑油、石烛等名称都贴切得多。在《梦溪笔谈》中有关“太阴玄精” (石膏晶体) 的记载里, 沈括依据形状、潮解和加热失水等性能的不同区分出几种晶体, 指出它们虽然同名, 却并不是一种东西。他还讲到了金属转化的实例, 如用硫酸铜溶液把铁变成铜的现象。他记述的这些鉴定物质的手段, 说明当时人们对物质的研究已经突破单纯表面现象的观察, 而开始向物质的内部结构探索进军了。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大量的素材, 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经验, 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他以严谨治学的精神, 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探索科学规律, 好学深思, 仔细观察, 认真记录, 进行分析研究, 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上来, 值得后人学习。他的著作为历代各门学科和专家引用, 为科学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 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 对《梦溪笔谈》给予极高的评价, 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作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参考文献

[1]吴文俊.中国数学史大系[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