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广告创意

北宋时期的广告创意（精选7篇）

北宋时期的广告创意 篇1

我国北宋时代, 有一位博学多才、成就显著的科学家, 他就是沈括———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他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 他博学善文, 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沈括晚年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 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 内容极为丰富, 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余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 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1]。沈括可以说是一个科学通才, 本文就他在天文、地理、数理化方面的贡献作一简述。

一、天文学方面杰出的贡献

沈括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 负责领导司天监。在任职期间, 他不计出身, 破格推荐精通天文历算、出身平民的淮南人卫朴进入司天监, 主持修订新历的重要工作。沈括和卫朴治学态度认真, 对旧历官凭借演算凑数的修历方法非常不满, 主张从观测天象入手, 以实测结果作为修订历法的根据。为此, 沈括首先研究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

浑仪是测量天体方位的仪器。经过历代的发展演变, 到宋朝浑仪的结构已经变得十分复杂, 三重圆环, 相互交错, 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为此, 沈括对浑仪作了比较多的改革, 他一方面取消了作用不大的白道环, 把仪器简化、分工, 再借用数学工具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 (“省去月道环, 其侯月之出入, 专以历法步之”) ;另一方面又提出改变一些环的位置, 使它们不挡住观测视线。沈括的这些改革措施为仪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后来元朝科学家郭守敬创制的新式测天仪器——简仪,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漏壶是古代测定时刻的仪器。由几个盛水的容器装置成阶梯的形式, 每一容器下侧都有孔, 依次往下一容器滴水漏水。最下面的容器没有孔, 里面装置有刻着时间标度的“箭”, 随着滴漏水面升高, “箭”就慢慢浮起, 从显露出来的刻度可以读出时刻。沈括对漏壶也进行了改革, 他把曲筒铜漏管改成直颈玉嘴, 并且把它的位置移到壶体下部, 这样流水更加通畅, 壶嘴也坚固耐用多了。

此外, 沈括还制造了测日影的圭表, 而且改进了测影方法。沈括在《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 详细说明改革仪器的原理, 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 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地理学方面卓越的论断

沈括在地理学方面也有许多卓越的论断, 反映了我国当时地理学已经达到了先进水平。他正确论述了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根据河北太行山山崖间有螺蚌壳和卵形砾石的带状分布, 推断出这一带是远古时代的海滨, 而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漳水、滹沱河、桑干河等河流所携带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当他察访浙东的时候, 观察了雁荡山诸峰的地貌特点, 分析了它们的成因, 明确指出这是水流侵蚀作用的结果。他还观察研究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类似竹笋以及桃核、芦根、松树、鱼蟹等各种各样化石, 明确指出它们是古代动物和植物的遗迹, 并且根据化石推论了古代的自然环境。这些都表现了沈括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欧洲,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人达·芬奇对化石的性质才开始有所论述, 才比沈括晚了400多年。

沈括视察河北边防的时候, 曾经把所考察的山川、道路和地形, 在木板上制成立体地理模型。这个做法很快便被推广到边疆各州。熙宁九年 (1076) , 沈括奉旨编绘《天下州县图》。他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件和图书, 经过近20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我国制图史上的一部巨作——《守令图》。这是一套大型地图集, 共计20幅, 其中有大图一幅, 高一丈二尺, 宽一丈;小图一幅;各路图18幅。图幅之大, 内容之详, 都是以前少见的。在制图方法上, 沈括提出分率、准望、互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等九法, 这和西晋裴秀著名的制图六体是大体一致的。他还把四面八方细分成24个方位, 使图的精确度进一步提高, 为我国古代地图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数理化方面突出的成就

沈括最重要的数学探讨是隙积术和会圆术。隙积术在我国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领域, 对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始自沈括。

酒店里常把酒桶堆成长方台形体, 从底层向上, 逐层长宽各减一个, 看上去四个侧面都是斜的, 中间自然形成空隙, 这在数学上称为“隙积”。数学上又把计算中间空隙的体积的方法, 叫做“隙积术”。他以堆积的酒坛为例说明这一问题:设最上层为纵横各2个坛子, 最下层为纵横各12个坛子, 相邻两层纵横各差1坛, 显然这堆酒坛共11层;每个酒坛的体积不妨设为1, 用刍童体积公式计算, 总体积为3784/6, 酒坛总数也应是这个数。显然, 酒坛数不应为非整数, 问题何在呢?沈括提出, 应在刍童体积基础上加上一项“ (下宽-上宽) ×高/6”, 即为110/6, 酒坛实际数应为 (3784+110) /6=649。加上去的这一项正是一个体积上的修正项。在这里, 沈括以体积公式为基础, 把求解不连续的个体的累积数 (级数求和) , 化为连续整体数值来求解, 可见他已具有了用连续模型解决离散问题的思想。

会圆术是对圆的弧矢关系给出的比较实用的近似公式, 主要思想是局部以直代曲。沈括进一步应用《九章算术》中弧田的面积近似公式, 求出弧长, 这便是会圆术公式。沈括得出的虽是近似公式, 但可以证明, 当圆心角小于45°时, 相对误差小于2%, 所以该公式有较强的实用性。这是对刘徽割圆术以弦 (正多边形的边) 代替圆弧思想的一个重要佐证, 很有理论意义。后来, 郭守敬、王恂在历法计算中, 就应用了会圆术[2]。

在《梦溪笔谈》中, 沈括还应用组合数学法计算得出围棋可能的局数是3361种, 并提出用数量级概念来表示大数3361的方法。沈括还在书中记载了一些运筹思想, 如将暴涨的汴河水引向古城废墟来抢救河堤的塌陷, 以及用挖路成河, 取土运输, 最后又将建筑垃圾填河成路的方法来修复皇宫等。沈括对数的本质的认识也很深刻, 他指出:“然算术不患多学, 见简即用, 见繁即变, 乃为通术也”, “大凡物有定形, 形有真数”, 显然他否定了数的神秘性, 而肯定了数与物的关系。

沈括对物理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这方面的见解和成果, 涉及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各个领域, 特别是他对磁学的研究成就卓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地磁场存在磁偏角, 即磁针所指“常微偏东, 不全南也”, 即磁针的偏角问题。在光学方面, 沈括通过亲自观察实验, 对小孔成像、凹面镜成像、凹凸镜的放大和缩小作用等作了通俗生动的论述。他对我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 (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 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比较科学的解释, 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此外, 沈括还剪纸人在琴上做过实验, 研究声学上的共振现象。“虚能纳声”是沈括在声学上的另一个见解, 指出将牛革箭袋 (矢服) 放在地上当枕头, 就能听到数里之内的人马之声。

在化学方面, 沈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在出任延州时曾经考察研究漉延境内的石油矿藏和用途, 他利用石油不容易完全燃烧而生成炭黑的特点, 首先创造了用石油炭黑代替松木炭黑制造烟墨的工艺, 他已经注意到石油资源丰富, “生于地中无穷”, 还预料到“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这一远见已为今天所验证。另外, “石油”这个名称也是沈括首先使用的, 比以前的石漆、石脂水、猛火油、火油、石脑油、石烛等名称都贴切得多。在《梦溪笔谈》中有关“太阴玄精” (石膏晶体) 的记载里, 沈括依据形状、潮解和加热失水等性能的不同区分出几种晶体, 指出它们虽然同名, 却并不是一种东西。他还讲到了金属转化的实例, 如用硫酸铜溶液把铁变成铜的现象。他记述的这些鉴定物质的手段, 说明当时人们对物质的研究已经突破单纯表面现象的观察, 而开始向物质的内部结构探索进军了。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大量的素材, 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经验, 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他以严谨治学的精神, 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探索科学规律, 好学深思, 仔细观察, 认真记录, 进行分析研究, 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上来, 值得后人学习。他的著作为历代各门学科和专家引用, 为科学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 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 对《梦溪笔谈》给予极高的评价, 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作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参考文献

[1]吴文俊.中国数学史大系[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科学出版社, 1975.

北宋时期湖南地区食盐来源初探 篇2

关键词：北宋；湖南地区；食盐来源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6）03-0051-05

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货下四》记载：“其在淮南日楚州盐城监，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余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天圣中，通、楚州场各七，泰州场八，海州场二，涟水军场一，岁鬻视旧减六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余石，以给本路及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四路。旧并给两浙路，天圣七年始罢。”北宋时期，今湖南地区属荆湖北路和荆湖南路管辖。从这条材料来看：整个北宋时期，湖南地区的食盐都是来源于淮盐。事实上，这样的论述是很不准确的。笔者认为：北宋时期，湖南地区食盐的主要来源不仅仅是淮盐，广盐也是重要来源，甚至可能还有少量湖南本地生产的食盐。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北宋时期湖南地区淮盐运销情况

淮盐的主要产地是泰州、通州、楚州等地，产量很高，销路也很广。但是，淮盐对今湖南地区的供应数量较为有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荆湖地区食盐供应问题比较紧张。这是因为：一方面，官方定价非常高，一般人很难买得起；另一方面，官吏们为了牟取私利，在食盐里掺杂沙土，使得淮盐的质量也不好。

（一）淮盐进入湖南地区的数量

《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货下四》载：“初，荆湖亦病盐恶，且岁漕常不足，治平二年，才及二十五万余石。三年，拨淮西二十四纲及佣客舟载盐以往，是岁运及四十万石。四年，至五十三万余石。”治平二年（1065）以前，销往荆湖地区的食盐较差，数量也很少；治平四年增加到53万余石，是治平二年供应量的两倍有余。据此可知，治平三年以前荆湖南、北二路食盐供应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

笔者认为，造成治平三年以前湖南地区缺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湖南地区人口数量增长较快。

吴松弟先生认为：“北宋是湖南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元年，户年平均增长率达17.6‰，高居全国各分区第一。”虽然整个北宋时期湖南地区人口数量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很多，但是增长速度位居全国第一。在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原来的食盐行销数量显然是不够的，北宋政府无法增加食盐运销数量，从而导致湖南地区长期缺盐。

其二，淮盐产量减少。

由前面所引材料可知，宋初淮南盐场可以产盐156.2万余石，天圣年间（1023-1032）减少了697540余石，因此，北宋政府不得不缩小淮盐的行销范围，不再供应两浙路。笔者认为，淮盐产量减少三分之一以后，仅仅停止供应两浙路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据前引《宋史·食货志》记载，荆湖地区缺盐。笔者推测，作为应对措施，北宋政府可能也减少了淮盐对荆湖地区的供应，直到治平年间才增加淮盐对荆湖地区的供应。

其三，交通运输条件较差。

据前引《宋史·食货志》记载可知，北宋时期食盐运输主要依靠船只，但是湖南地区的水运条件并不理想。第一个水运难题便是经过浩瀚、凶险的洞庭湖。光绪《湖南通志》卷首《诏谕一》“雍正元年上谕”有这样一段话：“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由洞庭湖，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由此可见，洞庭湖的航运并非一年四季都很通畅，雨季（六、七月）风浪很大，船只无法正常航行。笔者认为，在荆湖南、北二路全面缺盐的情况下，由于洞庭湖的影响，荆湖南路的缺盐情况比荆湖北路更加严重。第二个水运难题便是湘江中上游航运问题。光绪《湖南通志》卷五十六《食货二·盐法》引嘉靖四十三年（1564）两淮巡盐使朱炳如奏疏曰：“衡、永、宝三府界连广东，湘潭而上水湍急难行，淮商不便，故广盐得而乘之。”朱炳如是湖南衡阳人，对湘江的水文情况比较熟悉。从他的奏疏可以看出，淮盐运往衡阳、永州、宝庆等地很不方便。综上所述，可知北宋时期湖南地区淮盐运销的交通条件并不理想，尤其是衡阳、永州、宝庆等地，水运条件较差，淮盐运销较难。

（二）淮盐的价格和质量

进入湖南地区的淮盐不仅数量较少，而且价格偏高。《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货下四-盐中》记载：“庆历初，判户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尝以荆湖盐估高，诏斤减三钱或二钱，自后利入寝损。请复旧估，可岁增缗钱四万。许之。治平中，淮南转运使李复圭、张刍、苏颂，三司度支判官韩缜，相继请减淮南盐价，然卒不果行。”天禧初年，北宋政府曾经调低荆湖地区的盐价，由于影响财政收入，庆历初年恢复原价。治平年间（1064-1067），有四位官员要求降低盐价，但是北宋朝廷没有同意。为了保证官盐利润，北宋政府不许商人贩卖食盐。据光绪《湖南通志》卷五十六《食货·盐法》记载，咸平年间（998-1003）陈恕等人驳斥舒孙冕建议时说：“江、湖之地，素来官自卖盐，禁绝私商。盖由近煮海之地，息犯禁之人，官得缗钱，颇资经费。今若许通商，必须官、私竞卖。既而官价高大，私价低平，多耀商盐，则官盐不售。并依官价，则私价太高，官利失而盐商困恐。”舒孙冕的建议因此被否决，北宋政府维持官府专卖。

当时私盐价格很低。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货下四·盐中》记载，熙宁三年（1070），提点刑狱张颉言：“虔州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盗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可见，当时私盐价格大约相当于官盐的七分之二，官盐价格明显有虚高的成分。虔州，治所在赣县（今江西赣州市西南），辖境相当于今江西赣县以南的赣江流域，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改名为赣州。虽然虔州不属于湖南地区，但是这样的问题湖南地区也很有可能出现。

北宋时期官盐价格是政府专卖造成的，并非由市场决定，这就加重了湖南地区百姓的经济负担。

此外，在湖南地区销售的淮盐质量也比较差。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货下四·盐中》记载，明道二年（1033），参知政事王随日：“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据《宋史》卷三百四十《刘挚传》记载，熙宁年间（1068—1077）刘挚谪监衡州盐仓时，“仓吏与纲兵奸利相市，盐中杂以伪恶，远人未尝食善盐。挚悉意核视，且储其羡以为赏，弊减什七。父老目为‘学士盐。”从这两条史料可以看出，由于官吏在食盐中掺杂沙土，所以在湖南地区销售的淮盐质量很差。

二、北宋时期湖南地区其他食盐来源

在淮盐数量不足、质量较差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必然要想方设法地弄到食盐，其他地区生产的食盐趁虚而入，得以进入湖南地区食盐市场。

（一）本省井盐

从现存史籍所载来看，北宋时期湖南地区没有食盐产地。但是，这不能说明当时湖南地区完全没有食盐生产。

吉成名《湖南食盐产地变迁》指出：“在传统手工业生产阶段，湖南从事井盐生产和膏盐生产，井盐产地有湘阴、湘乡、澧州、东安四处，膏盐产地有湘潭、浏阳、湘乡、淑浦、衡阳等；井盐产量极少，由于得不偿失，被迫停产；膏盐产量较多，但是价高、质劣，也不得不停产；湖南食盐供应基本上依赖外省。”由此可见，湖南地区有食盐资源，当外来食盐供应得不到基本保障的时候，本地可能进行食盐生产。尽管生产效率很低、质量很差，人们也不得不生产。据该文考证，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的湘阴、湘乡均有过井盐生产。笔者据此推测：北宋时期，在淮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湘阴、湘乡等地可能有井盐生产。不过，这些地方即使有井盐生产，产量也是非常少的，无法解决湖南地区的食盐供应问题。

（二）广盐

北宋时期，两广地区的食盐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记载：

“广州东筅静康等十三场，岁煮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廉州白石、石康二场，岁煮三万石，以给本州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邕、浔、贵、宾、梧、横、南仪、郁林州。又，高、窦、春、雷、融、琼、崖、儋、万安州各煮以给本州，无定额。天圣以后，东、西海场十三皆领于广州，岁煮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给东、西二路。”由此可见，天圣年间以后，两广地区的食盐产量大约为宋初的十倍，但是，广盐的销售区域仅限于两广地区。虽然两广地区人口也有所增加，但是增长幅度不及食盐产量。随着大量食盐的囤积，两广地区势必要想办法将食盐销售出去。

《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货下四·盐中》记载：“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州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未报，即运四百余万斤于南雄。”李敷、王繇等人尚未等到诏令发布，就将400余万斤食盐运到南雄州，由此可见其销售食盐急不可耐的心情。联系前面所引张颉那段话可知，为了打开销路，岭南私盐不惜以一斤半当作一斤，价格大约相当于官盐的七分之二，由此亦可看出两广地区急于销售食盐。

《宋史·食货志》没有记载湖南南部地区贩卖岭南私盐的情况。前文所引《宋史·刘挚传》载“远人未尝食善盐”，衡州百姓为了感谢刘挚到任以后为他们吃上好盐所做的贡献，将食盐称为“学士盐”。由此可见，直到熙宁年问，衡州尚无贩卖岭南私盐的情况。

《刘挚传》将衡州地区的百姓称为“远人”，这就意味着淮盐运销到衡州地区已经是南界极限，而衡州大致位于湖南中部偏南地区，那么，湖南南部地区还是有可能食用岭南私盐的。笔者前面已经说明，北宋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淮盐进入湖南地区的数量是很不够的，质量差、价格高，而广盐的产量又是如此之高，面对缺盐的湖南市场，广盐不会没有举措。因此，笔者认为，北宋时期广盐有可能已经贩卖到了湖南地区，但是贩卖地区仅限于湖南南部地区，北界不会超过衡州。

宋神宗时期，政府开始考虑在湖南地区销售广盐。《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货下四·盐中》记载：“（元丰）六年，（蹇）周辅为户部侍郎，复奏湖南郴、道州邻接韶、连，可以通运广盐数百万，却均旧卖淮盐于潭、衡、永、全、邵等州，并准江西、广东见法，仍举郏初议，郴、全、道三州亦卖广盐。诏委提举常平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措置。明年，士澄等具条约来上，诏施行之，额利增加，一方骚然。”由此可见：元丰六年（1083），经蹇周辅提议，张士澄、陈偲制定具体方案，荆湖南路的郴州、全州、道州从元丰七年开始贩卖广盐。

全州治今广西全州县，北宋时期辖境相当于今广西全州、灌阳二县地域，隶属于荆湖南路。洪武二十七年（1394），改隶广西桂林府。郴、道二州仍然隶属于湖南布政使司。

事实上，在此之前，广盐已经有机会进入湖南地区。《宋史》同卷记载：“及章悙察访湖南，符本路提点刑狱朱初平措置般（搬）运广盐，添额出卖，然未及行。”章悖察访湖南地区，筹划运销广盐一事大约发生于元丰三年（1080）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运销广盐一事当时没有来得及实行。

前面已经提及，治平三年以前，湖南地区一直处于缺盐状况；治平四年，由于大量增加食盐供应，湖南地区缺盐状况得到初步缓解。元丰年间，广盐开始运销于郴州、全州、道州。笔者推测，可能这个时候53万余石淮盐不够荆湖南、北二路食用，而且由于受到交通条件等因素限制，淮盐进入湖南地区确实有很多困难，因此，宋神宗下令在荆湖南路南部地区销售广盐。

应该看到：元丰七年以后，广盐在湖南地区销售的数量和范围基本上是合理的。北宋时期郴、道二州都是中州，据《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记载，崇宁年间（1102-1106），郴、道二州户数为80927户；吴松弟认为北宋时期湖南地区户口比为1：5，如果此说成立，则可知崇宁年间郴、道二州人口数为404635人。《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八“永乐二年二月戊子”称：“承运库大使周端等言：‘广东地广民稀，盐课无商中纳，军民多食私盐。宜令所司核实人口，大口岁食盐十二斤，小口半之，每斤纳钞三百文，于近场支给为宜。”成人每人每年食盐12斤，未成年人6斤，这个标准既是明朝政府按口计盐的办法，也是当时人们正常的食盐量。如果以这个标准作为北宋政府规定的配额，假定郴、道二州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比例为2：3，则成年人有161854口，未成年人有242781口，可以推算出郴、道二州一年的食盐量为339万8千934斤。蹇周辅的奏疏称郴、道二州可以运销广盐数百万斤，与笔者推算出来的结果大体一致。由此可见，广盐在湖南地区销售的数量与范围基本上是合理的。

三、结语

总之，北宋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淮盐是官方唯一允许在湖南地区销售的食盐。不过，淮盐的价格很高，数量有限，质量较差，给湖南地区居民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湖南地区即使有井盐生产，产量也是非常少的。天圣以后，广盐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产量提高了数倍，急于扩大销路。元丰七年以后，广盐在郴、道二州销售。

北宋时期的广告创意 篇3

一、宋前旅馆客栈业基本情况

旅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而它的出现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出现。据《周礼》记载, 西周已经有了驿亭传舍, 即俗称的“一市二宿三庐”, 当时在6000 多里的驿道周围, 便有类似客栈的地方600 多所。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国之间常常会有会盟、朝觐、进贡等多种外交活动, 所以随着朝聘的频繁, 为了满足外交需要的诸侯之馆、王姬之馆也十分旺盛, 但这些都是皇家所建立的接待之所。到了秦汉, 这一现象持续发展, 不过这些王公贵族的宫苑不仅是供外交住宿使用, 商旅也会用到, 还有一部分发展成为了类似于风景区的游乐场所, 而秦汉时统一王朝的建立也促进了城市旅馆的迅速发展, 比如著名的“谒舍”。魏晋时旅馆业的突出特点是民间旅馆的发达, 曹操当政时为了促进民间旅馆的发展还颁布了“客馆令”, 这一时期旅馆业的另一特点是寺庙兼具“旅舍”的作用, 这些情况都是因为在朝廷的默许下, 商业交换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些旅馆都成为现代商业旅馆的雏形, 私营旅馆的获利也十分丰厚。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 这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邮驿制度, 并且驿站、旅馆的数量和水陆旅馆的相兼上都远远超过前代, 根据《唐律》记载, 旅舍的招待严格按照官位, 并且严禁公私重叠, 而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建成, 民间旅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以应对日益频繁的商业和文化交往[1]。

这些宋前旅馆业的发展情况是我们更清楚认识宋代旅馆客栈业发展“全盛期”的基础, 也为宋代旅馆客栈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和政治、社会积淀。

二、北宋旅馆客栈业的发展盛况

经过前代的积累, 旅馆客栈业到了宋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1.官办客栈的大量增多。首先, 官办的旅馆客栈“驿、舍、亭、铺相望于道”。邮驿到北宋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 驿”与“递”共存, 前者用来接待过往的官员、商旅和游客, 后者专门用来接待信差和邮使。“驿”严格地分布在交通干线上, 每60 里一个“, 递”分布更为广泛和灵活, 每20 里一个, 所以其数量已经相当巨大。这种“驿”与“递”共存的官办旅舍制度也深刻影响到了周边的辽和后来的元代。在城市内, 官办的旅馆也十分多, 接待各国使臣的主要是“馆”和“驿”, 据笔者统计, 在北宋都城汴梁内, 就有接待各国使臣的诸多旅馆如“班荆馆”“、都亭驿”“、来远驿”“、同文馆”“、瞻云馆”。除了这些用来接待官吏使臣用的政治性旅馆外, 还有一些官方开办、用于营利的“官屋”, 据《宋史》统计, 这些官屋最多时多达26100 多间, 盈利有14170 万贯, 这些可观的收入甚是让朝廷专门开设了相关机构来掌管这些盈利。

2.民间旅馆的繁盛状态。就民间旅馆来说, 宋朝也达到了高峰, 所谓“沿城皆客店, 邸店如云屯”, 这真的是对宋代民间旅馆兴盛发达的高度概括。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旅客的数量也迅速增多, 这包括商务旅行者、应试举子、仕途旅行者、观光游客。其中前两类是民间旅馆的重要客源, 而后两者则更多带有游山玩水、留宿旅舍的性质。这些流动人口的出现和旅游业的发展, 大大刺激了宋代民间旅馆的发展。民间旅馆主要是由普通民众和商贾开办, 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市场和客源类型, 甚至形成了专业的旅店, 如专门接待应试举子的“状元店”“、高升店”, 专门接待一般旅客的“悦来客店”“、吉顺店”等[2]。除了普通民众开办的旅馆外, 一些有名的王公大臣凭借贵族身份也开办了许多规模极大的私人“邸店”, 如徽宗朝宰执何纨中办的私人旅馆由于财力雄厚和身世权威, 所以规模极大、位置极佳, 获利也十分丰厚。而一些中下级官员为了增加收入也有不少进入开办经营私人旅馆的行业。打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我们便可以对这种繁盛的客店旅馆盛况一目了然, 画面中间闹市中客店、旅舍鳞次栉比, 而在小镇和野村中这些旅馆客栈也比比皆是。

三、北宋旅馆客栈的经营

1.经营思想。我国古代素有对“义”和“利”的辩证理解, 而受儒家思想熏陶深厚的中国人大部分在选择上都更倾向于“义”, 所以很多情况下旅馆并不是单独追求利益的, 宋代也是一样, 宋代官办旅馆十分重视关心贫民, 据《宋朝会要》记载, 在雨雪冻天时和冬至等节日里, 对贫民就免房租, 这种行为已经有了今天赈灾的社会福利性质, 民办旅馆也有类似的“义”举, 这便是宋代旅馆经营的第一个思想———重“义”。第二是以顾客为导向, 这一现代饭店的经营观念在宋代旅馆的朴素经营思想中就有所体现, 这事实上是北宋繁盛的社会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导致的专门化分工。除了上文所说的有目标旅客的专业旅馆外, 北宋许多旅馆为了满足旅客需求, 提高顾客满意程度都与酒楼等食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提供的服务项目都满足顾客要求。

2.外部环境。中国古代旅馆客栈所依赖的经营环境有特殊性, 它与古代的社会经济、交通技术、商业经济、朝廷政策和社会舆论密切相关, 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北宋除了都城汴梁之外, 在其他区域也形成了经济发达的城市, 如当时的益州 (今四川成都) 和扬州都相当发达, 一些中小城市的商业贸易也十分繁盛。宋朝对商业也持鼓励态度, 不再像唐代一样限制区域和时间, 所以宋代出现了晚市。同时, 宋代也注重对外联系, 实行对外开放。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朝廷政策都为旅馆提供了好的外部环境。

3.经营方法与特点。首先是注重选址, 宋代旅馆和驿站主要设置在交通要道上, 如上文所说, 但是也有“递”, 它不仅在主要交通要道上, 在一些支线和分散的区域也有一些。而官员和旅客的往来主要集中在交通要道上, 所以住宿比较方便, 客源量大。而且北宋旅馆客栈大量出现在城市中, 这是前代都没有的。家族式经营是北宋旅馆的第二个经营特点, 这也与中国古代重视亲缘关系密切相关。宋代时把旅馆的伙计称作“店小二”, 事实上是因为当时店里的老板多是家里的大哥, 而旅馆中工作人员又甚少, 除了主人外, 只有一两个伙计, 所以家族式结构可见一斑。第三, 以招徕的方式吸引市场。当时很注重招徕顾客, 因为没有现代社会的广告, 更不用说电子媒介的宣传, 所以旅馆门口都会悬挂大的灯笼和幌子, 远远地大幌子随风飘起来, 效果就像今天的霓虹灯一般。除此之外, 客栈还会提供特色的酒食和演戏, 甚至是免费的, 这些方式都被用来招徕客人[3]。

此外, 宋代旅馆还有商贸结合的经营方式, 当时许多旅馆都设有仓库用来存放货物、行李和车辆。另外, 宋代旅馆实行分等级经营, 很多民间旅馆都开设了更为舒适、价格也更加昂贵的“头房”。

四、北宋客栈旅馆的管理

1.管理制度。从北宋时期旅馆的组织与机构上讲, 官方旅馆包括“驿”和“馆”两种, 在管理时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在中央由枢密院和兵部主管;地方上也根据行政区划的路、州、县三级进行管理, 对驿馆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巡查, 并将结果报告给上级, 所以北宋对旅馆的管理方法更侧重于巡视检查。从功能和任务上来讲, 北宋旅馆的主要功能是招待过往的旅客和使者, 为他们提供食宿和交通。递铺则传送官方的文件, 接待使者、提供食宿是其兼有功能。北宋民间旅馆的贮存货物功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 出现了专门出租给旅客的“蹋房”, 由店主代管, 若有遗失, 主人赔偿。

2.其他管理体制。在住地安全方面, 北宋许多旅馆店家和旅客都尤其关注, 从《梦粱录》中我们得知, 北宋在建造旅舍时甚至会选择四面环水的地方, 并征收相应费用派壮丁巡逻警戒。同时, 为了保证通行安全, 宋代还实行“符验”制度, 即过往人员住宿时必须有相应的旅行凭证, 这一制度在古代一直被沿用。为了便于旅馆管理, 北宋还采用“店历”, 即用来登记过往驿使和邮差名字、入住时刻、邮件数的册子, 由州府统一印制, 盖印后发给各个递铺使用。

本文从历史的高度考察了宋代旅馆客栈业的发展的盛况, 并从经营和管理两个方面对北宋时期旅馆客栈的基本情况作出了分析和研究。总体来说, 北宋旅馆和客栈不论在经营还是管理方面, 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许多制度都被后世沿用, 成为经营和管理的范本。

摘要：北宋时期, 中原王朝重新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 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割据局面, 使得经济和文化得以有巨大的发展。北宋客栈旅馆业也在唐朝已经较为成熟的经营和管理基础上继续发展, 形成了我国古代客栈旅馆业发展的高峰期。

关键词：北宋,旅馆,客栈,经营,管理

参考文献

[1]周宝珠.试论《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东京风貌与经济特色[J].河南大学学报, 1984 (1) .

[2]孔庆赞.北宋东京四城制及其对金中都城制的影响[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1991 (3) .

北宋时期的开封国子监刻书影响 篇4

一、北宋开封国子监刻书特点

北宋国子监刻印的图书称之为宋监本, 其质量颇高、数量众多、内容广泛, 甚至有京师本美誉, 对于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产生重要影响[2]。宋代开封国子监刻书之所以能够较快发展, 得益于国子监有着一整套规范而合理的刻书出版模式, 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北宋国子监刻书集管理、出版、教育于一体。

西汉时期设立太学, 晋武帝时期创立国子学, 隋炀帝时期建立国子监, 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学部, 废除国子监,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国子监始终是我国古代中央最高教育管理机构, 为我国古代图书编纂出版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学离不开教材, 北宋国子监刻书最初的想法是为满足教学需要。据《宋史·职官志二》载:“靖康元年, 诏皇太子出就外傅, 就资善堂置学舍, 令国子监供监书。”国子监不仅要供监书, 满足自身教学, 而且还要为各路州县学提供教材, 与现在教育出版社类似。只是后来因为其管理职能的增加, 国子监刻书范围才不断扩大, 特别是加强了对图书出版的审查管理, 防止国家机密外泄。而且为了实现对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维护, 对那些有违儒家经典的图书, 国子监负责禁毁。北宋国子监集教育、图书出版、刻书职责于一身的管理体制, 促进了宋代刻书事业发展。特别是国子监掌握中央教育管理职能, 产生刻书需求, 图书出版满足了这种需求, 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供求系统。

2. 国子监人才储备为刻书事业发展提供人才基础。

国子监作为宋代国家最高中央教育管理机构, 无疑是具有很大人才优势的, 特别是国子司业、国子祭酒都是由当世大儒担任的, 在图书校勘方面具有很强的基础。例如建隆三年, 姜融、陈鹗共同校定《孝经》、《论语》、《尔雅》、《释文》, 国子司业孔维负责校刻《五经正义》。国子监不仅注重加强自身校刻质量, 而且还会联合其他馆阁力量一起从事图书校勘。北宋设有秘书阁、集贤院、史馆、昭文馆, 是北宋图书校刻主要机构。为了提高监本刻印质量, 这些馆阁都会共同参与校勘工作, 例如咸平年间, 国子监校刻史书, 秘阁校理戚伦、集贤院宋皋、崇文院杜镐、史馆刘蒙叟就共同负责校定了《三国志》。北宋时期国子监在刻书中的雄厚人才基础, 促使其在刻版、写版、校勘等环节中有着十分严密的协作和专业分工, 确保宋代宋监本高质量。

3. 国子监刻书有着充足的经费保障。

淳化五年, 国子监李至上疏: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 名为近俗, 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始置书库监官, 以京朝官充, 掌印经史群书, 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 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由此我们可以发现, 北宋国子监设有专门负责掌管钱财的机构, 其所有经费都有政府拨款给予充足保障。同时国子监刻书不仅作为自身教学教材, 而且也被皇帝赏赐给大臣和外国使臣, 以此来宣扬文治, 政府给予国子监的投入是十分巨大的。其中仅用于刻印《五经正义》就投资三十余万钱, 由此可见其经费充足。北宋国子监刻书, 其经费一方面来源于政府拨款, 同时也有图书发行收入。在叶德辉《书林清话》中记载到, “其书宜付史馆, 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 依《九经》书例, 许人纳纸墨钱收赎”。由此可见, 北宋国子监正因为有较为充足的经费作为保障, 其刻书才有如此大规模和高质量。

4. 北宋国子监建立了规范的校勘制度。

内容是决定图书质量的关键所在。北宋国子监意识到质量的重要性, 为此建立十分严密规范的校勘制度。在北宋国子监图书校勘中规定必须要经过三道程序:图书编纂完毕以后, 要送给国子监勘官, 由勘官覆勘完毕后, 送到主判官阁馆再次进行校勘, 与现代图书编写的“三审三校制度”相类似。《经典释文》勘官有冯英、皇甫宇、李守志、张崇甫等人, 详勘官有卫融、聂超义等, 重详勘官则有姚忠、陈鹗等。《毛诗正义》勘官前后共分三次进行校勘, 12人参与其中, 并且都有专人负责, 其中勘官有秦奭、解贞吉、胡令问、解损;都勘官孔维;详勘官毕道昇、孙俊、尹文化、王元贞、牛韶;再校官孔维、刘弼、胡令问;再都校官李觉。北宋国子监正是有着如此严密规范的校勘制度, 宋监本质量才得以保证, 也成为后世人们竞相翻刻和收藏的图书。

二、北宋开封国子监刻书的发展

宋朝建立以后, 开封国子监负责国家图书的发行、出版和刊刻管理, 掌管着广文馆、四门学、太学、辟雍、国子学日常管理[3]。宋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子监刻书事业发展。建隆元年, 宋太祖登基不久就到国子监视察, 建隆三年命人对国子监进行重修, 成为当时国家刻书的主要机构。宋太宗赵光义登基以后, 也十分重视国子监刻书事业发展。在《玉海》中记载到, 宋太宗到国子监龙图阁中的时候说, “凡亡缺之书, 搜求备至。国学馆阁经史未有刊版者, 悉令刊”。雍熙年间, 国子祭酒孔维受到宋太宗召见, 命他和其他学官共同校订《五经疏义》, 刻版行用尚未结束孔维就生病了。宋太宗命太医为其诊视, 并让人安抚。一开始的时候, 孔维私自挪用了三十余万刻书钱, 后来为人所举报而事发, 孔维甚为忧惧, 后来就用家财补偿, 宋太宗知道以后也没有对其进行责罚, 以其宽宏大量而告终。由国子祭酒孔维可以私自挪用三十余万公款来推断, 当时国家对于刻书事业的资金投入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宋朝统治者的重视, 直接促使开封国子监刻书事业发展, 国子监版片数量快速增长。《宋史》中记载到, 景德二年 (1005) , 宋真宗到国子监去检阅书库的时候, 问国子监祭酒邢昺经书刻版数量有多少, 邢昺回答道, 建国之初, 国子监拥有的刻版也不超过四千, 但是现在刻版数量已经超过十万, 而且各种经传和正义类的图书刻版都十分齐备。从宋朝960年建国, 到1005年, 其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四十五年, 但是国子监图书刻版数量已经增加了二十多倍, 其增长速度令国子祭酒也深感震撼。宋朝开封国子监书版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前朝遗留下来的旧版, 还有一些是私人呈献给朝廷的, 更多的是国子监新雕和翻刻的。

开封国子监是国家刻书管理机构, 其刻书的数量以及内容都远远超过前朝, 可以说是涵盖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 其中以类书、医书、史书、经书占的比例较大, 特别是由于宋代统治者对于文治的高度重视, 为了笼络人心, 大兴文教, 为国家培养人才, 所以经史类图书无疑就成为开封国子监刻书的重要内容。宋太祖乾德三年 (965) , 国子监就开始刻印了《经典释文》, 天禧五年 (1021) , 短短的五十六年的时间里, 国子监就已经把当时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全部刻印完毕, 甚至是那些经书注疏和正义都刊刻了。开封国子监不仅注重对经书的刻印, 而且还刊刻了对经书进行解读的《群经音辨》和《说文解字》等。我国北宋时期具有非常浓厚的修史之风, 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统治的需要, 同时也与当时文化、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因此, 北宋开封国子监也十分重视刻印史书, 特别是从淳化五年到熙宁五年左右刻印完成的《十七史》, 是宋代开封国子监刻印史书的经典, 当时的正史按照规定全部都是由国子监刻印, 私人是不可刻印的。当时国子监不仅刻印正史, 而且对于《资治通鉴》和《七十二贤赞》等史学著作, 这在前朝都是史无前例的。宋代开封国子监还十分注重刻印与人们生活健康息息相关的医书, 开宝六年校刻的《卢氏详定本草》, 淳化三年刻印的《太平圣惠方》, 天圣五年刻印的《巢氏病源侯论》、《难经》、《铜人腴穴针灸图经》、《黄帝内经素问》等, 都是在此期间刻印完成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宋代开封国子监刻书中, 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类书。国子监在宋仁宗时期刻印了徐坚的《初学记》、萧统的《昭明文选》、白居易的《白氏六帖事类集》等, 都是当时的鸿篇巨著。北宋建立以后, 为了对大臣和文人进行笼络, 广置馆阁, 厚其俸禄, 使文人知识分子可以安心修书。太平兴国二年, 学者李昉和扈蒙等人编纂了《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等, 宋太宗编写了一千卷关于文儒之士故事的《太平总类》、五百卷小说《太平广记》、一千卷文章《文苑英华》, 后来将这三部书赐名为《太平御览》, 在《太平御览》编纂完成不久, 就命开封国子监进行刻印。后来宋真宗让杨亿诸和王钦若等人编写了关于君臣故事的一千卷《册府元龟》, 与之前宋太宗时期编纂的三部图书共称“宋代四大书”, 其规模宏大、资料丰富, 令后世叹为观止。这四部书最终全部都是由开封国子监进行刊刻, 为我国古代宝贵历史文献资料的保存和传承作出重要贡献。

宋代开封国子监刻书不仅注重校勘, 而且大多数都采用名家手写上版, 所以宋监本都因为“笺刻精好若法帖然”, 因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4]。例如, 《毛诗正义》衔名有承奉郎光禄寺丞赵安仁、承奉郎守大理评事张致用、乡贡进士陈元吉、广文馆进士韦宿等人手书, 其中这些人一般都是官衔名称排在最前面。以至于明代文学家在对宋监本进行评价的时候就认为, “藏书者贵宋刻, 大都书写肥瘦有则, 佳者绝有欧柳笔法, 纸质莹洁, 墨色清纯为可爱耳”, 许多宋监本都由赵安仁等一些书法家亲自手书, 从而使其文学艺术价值更高。

参考文献

[1]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2]宋敏求.春明退朝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3]陈坚.宋元版刻图释[M].学苑出版社, 2000.

北宋时期的广告创意 篇5

一、法制体系———“礼”为纲“, 刑”为辅

“刑”与“礼”关系是李觏法制观中的一对基本关系。其中“礼”是一个总纲, 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行为活动的基本准则, 也是礼仪习俗的规范, 从其外延来讲, 即包括仁、义、智、信等中国古代非常推崇的道德意识, 也含有刑、政、乐等具体行为范畴。李觏认为这些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都贯穿着礼, 反过来礼又通过它们来实现或延伸。除此之外, 李觏认为“礼”不应仅停留在简单的社会生活范畴, 还应上升到政治层面成为治国的重要手段, 基于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刑礼” 并用思想。在他看来“, 刑“”礼”应该是相辅和统一的, 所以主张法律体系应以坚持“礼”的核心地位为前提, 在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同时以刑法作为辅助, 认为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制作为后盾, 礼难以充分发挥其有效作用, 所谓“正其法, 而后仁、义、智、信炳然而章矣”[2]96。因此, 在他的以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 刑虽然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因为人与人之间总是无法避免利益争夺的客观存在, 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各种矛盾, 有时甚至很激烈, 依靠单一的礼仪很难化解, 因此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其实, 这种“礼“”刑”并用的思想, 在李觏之前的封建统治中是极为普遍的, 不过对于二者的关系看法略有不同, 比如先秦法家以刑为纲, 主张严刑峻法, 儒家则重仁治教化, 孔子反对不教而诛,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而李觏明显和这二者不同, 他认为“礼“”刑”是有机统一体, 所以建立了“礼”为纲“, 刑”为辅的法制体系。

二、辨证的法制观———反对“重刑”, 也反对“释墨之仁”

李觏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他对于儒家的宽柔仁爱传统也极为推崇, 所以刑在他的法制体系中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 但认为刑出于礼, 对重刑持反对态度。儒家一方面认为只有提倡忠恕之道才能实现仁, 而其中恕就是宽恕, 教育人们应有一种爱人如己的人文关怀, 不能轻易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及财产权。另一方面仁的核心就是爱人, 孔子把仁思想扩展到了社会各阶层的人, 包括君主、普通民众, 也包括最底层、没有自由的奴隶。李觏对这种仁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将其运用到罪犯的刑罚上。主张对罪犯也应讲究仁义, 尊重生命, 若非罪大恶极之人应避免重刑, 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刑法是一种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为人们创造福泽的手段而绝非目的, 因此不应以重刑来达到使民众敬畏的效果。君子尊贤而容众, 对于受刑之人应怀有不忍之心。并直言但凡有血性良知的人, 都应尊重生命, 贤德之人看到牛羊猪狗等牲畜无辜屠宰尚且悲悯, 何况是对于万物之灵的人呢。因此李觏极力反对重刑尤其是对人身体残害的重刑, 认为对于重犯可判处监禁或劳役, 但“刑人也不可朽其体”, 不只因为“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更是因为断人手脚, 或在皮肤上刻字会给受刑之人带来一生的苦痛, 让病人难以忍受。这种说法并非夸张, 古代刑法一般都比较严重, 受刑之人可能造成终身残疾, 历史上著名的“缇萦救父”, 缇萦胆敢以身冒险面见皇帝就是因为不忍心父亲受刑而终身饱受折磨。除了反对重刑, 李觏还提出“慎刑”, 即在判刑时应持谨慎态度, 生命是极为珍贵的, 不可因疏忽大意而草菅人命。对于特殊时期的犯罪应考虑实际情况量刑, 比如在遇到战乱或灾害时, 百姓迫于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 则在行刑时应谨慎, 对于年老或年幼之人应适当减免刑法, 以安抚民众, 巩固统治。

这种反对重刑和提倡慎刑的法制思想, 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仁爱观的继承, 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 也彰显了一种社会宽容, 也是国家安稳发展的重要前提。反之, 如果“求过不求善, 籍刑以去刑”, 视生命如草芥, 以重刑为目的, 则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张力和潜力, 难免不会走上秦皇重刑, 二世而亡的悲剧[3]121。但需要注意的是, 李觏反对重刑, 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仁爱, 对于“释墨之仁”他也持反对态度, 认为如果过度忌讳和避免施刑而对罪人免除刑罚, 并非治国之道反而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所以认为法律不应过于严酷, 但没有原则的追求仁爱而避免刑法更是轻国之举, 这种法制观带有辨证法制观的本质, 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科学合理的。

三“、一致于法”, 实现了法律形式的公平

李觏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北宋中期“积贫积弱”之时, 他出身寒微, 一生从未踏进过仕途, 靠教学为生。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使他对当时的一些社会不公之事深有体会, 所以他和古代其他文人志士一样向往“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 在他的法制观里“, 一致于法”占有重要地位, 在维护社会公正上做出了巨大努力。 事实上, 社会公正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社会发展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 但可以确定的是, 法律作为一种有明确规定的强制性手段, 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不过我们也应看到, 在封建社会时期, 法律是统治者统治的一个工具, 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或上层强权阶级而服务的, 虽然也有“天子犯法, 与民同罪”之说, 但是这种情况只是相对的“, 一致于法”在大多数时候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李觏才将他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强调。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 “一而固”。所谓“固”就是法律应作为一个普遍遵守的规则规定下来, 这也是确保各项案件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的基本前提, 也是实现公正的基本前提。李觏的这种思想和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定有关, 西周预先不设法而只是遇到案件时才临时设刑, 这种方法除了公正性难以保证之外, 还会使百姓常常处于一种对法律的迷惑和恐惧中, 缺少透明性及公开性。第二, 实现法律公正的途径。一方面, 法律内容在制定时应坚持自由、平等的原则, 比如对于官员、皇亲国戚等不应制定例外法律。另一方面, 法律程序上也应保持一致, 以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法律制定出来后, 就应该是全天下共同遵守的标准, 上至天子、王族、达官贵人, 下至黎民百姓、小商小贩等应遵守, 如果有违犯法律之事, 量刑标准不应有改变, 君王不能为亲人求情, 大臣也不得以其权利谋私。李觏尤其反对救赎之举, 能够救赎者多为上层阶级人士, 明显地反映了社会的不公, 因此法律作为普遍遵守的社会准则, 君王就没有对有罪者特赦的权利, 富人更不应以金钱赎罪, 彻底否定了社会等级和财富的优越性[4]66。这种法律思想超越了贫穷和富贵的界限, 在形式上实现了法律的平等, 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第三, 慎刑。官员在量刑定罪时应持审慎态度, 断案是必须深入群众, 对案件的相关因素都做清晰明确的了解后, 才能定论, 防止因为情报不通或一时的眼界闭塞造成冤假错案。对于刑杀这类大案, 君主不能一意孤行, 应在征求群臣、民众同意后方可执行, “若左右大夫皆说可杀不能杀, 而国人说可杀然后查之, 确实可杀则杀之, 故是国人杀之”不能为了体现法律的威慑、镇压或神圣作用而肆意杀人。这也体现了对百姓知情权的保护, 百姓除了遵守法律, 承受违犯法律带来的处罚义务外, 还享有知晓法律运用法律的权利, 体现了法律义务和权利统一的思想, 这和我国古代一直盛行的愚民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是极为进步和可贵的。

四、局限性

李觏的这种“礼”“法”相辅的法制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科学性, 尤其是“一致于法”思想更是体现了现代法律社会公平、公正的本质,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中存在的局限性。首先这个法律体系中虽然突出了民众知晓法律、应用法律的权利, 有一定的民主性, 但是法律的制定者依然是统治阶级而非民众, 这就决定了这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法律[5]。其次, 在“礼“”法”关系上, 他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和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 礼”的教化作用仍然被摆放在主体地位, 这也就决定了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等级秩序不可僭越, 而如果不突破这一局限, 法律的公正性也就无从谈起。 同样, 刑出于法也说明了在执法时应以尊卑礼仪等为前提, 又回到了封建时代一直混淆的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概念。所以基于以上, 李觏的法制观只是在君主统治下的相对公平、公正的法律, 法律没有摆脱封建特权, 这也决定了他的法制思想虽然有超越时代的地方, 但并未完全超脱于时代,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李觏“礼“”刑”相辅的法制观, 体现了对人这一主体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应该具有的公正、公平精神, 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虽然没有超越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但是对我国法律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摘要：北宋思想家和教育家李觏提出了“刑”“礼”相辅的法制观念, 其中蕴含有辨证法制观的进步思想, “一致于法”也体现了法律形式的公平, 对我国法律发展具有重大推进作用, 但是囿于时代的限制, 本文将会对此详细阐述。

关键词：李觏,刑,礼,法制观

参考文献

[1]顾厚顺.李觏对中国传统哲学“道”范畴的继承和发展[A].江西省抚州市社科联论文集 (2002-2003) [C], 2003.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3]陈大勇.“礼”“法”并举[J].抚州师专学报, 200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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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诞生大晟乐的历史背景

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社会政治经济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百姓衣食富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由于宋代统治阶级重文轻武,对礼乐文化欣赏较为重视,为诞生大晟乐提供了客观条件。到了宋徽宗时期,由于宋徽宗酷爱音乐书法,自身在音乐文化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因此,由于其特殊偏好,其在位期间轻政治而重艺术,奢靡的文化娱乐生活催生了礼乐大晟一派的诞生。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河南商丘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六件宋公成钟,意外的收获,帝王的喜好,更加深了宫廷乐师重置音乐的信心。宋徽宗时期,是北宋经济发展最繁华的一个时期,徽宗好大喜功,崇信儒家“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思想,想通过制作新乐,表现自己的圣明,宣扬自己的德政。《宋史·乐志》曾记载“徽宗锐意制作,以文太平”,证明了徽宗制作大晟乐的目的。大晟乐不仅是改作雅乐的一个总结, 更是为宣扬自己德政,徽宗圣王心理的产物。大晟乐的命名,也非常有讲究。在为大晟乐命名时,徽宗曾诏书:“昔尧有《大章》,舜有 《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1]111

汉代以来,在宫廷乐器中已经广泛使用铁器和青铜礼乐。北宋时期,礼乐器具的使用又掀起了复古之风,大晟乐的诞生,沿袭了铁器和青铜礼乐音高和震撼场面,大晟府的成立,使得大晟乐有了官方的支持。徽宗曾自夸大晟乐为“宋乐之始”。徽宗一朝,上流社会为了投徽宗之所好,表现附庸风雅,在大晟乐形成之前,曾经展开了一场关于大晟乐器铸造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为诞生大晟乐奠定了理论基础。宋徽宗轻政治而重艺术,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大的建树,但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却成绩斐然。其把自身才华主要体现在对于艺术的追求上。宋徽宗对于大晟乐非常关注,不仅成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大晟府,还亲自下诏铸造演奏大晟乐乐器。宋徽宗时期的大晟府不仅整理制作乐曲,同时,还通过音乐的制作宣扬封建的大一统思想。从秦汉伊始,大一统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地位,控制民众思想的主要武器。因此,徽宗时期大晟乐的诞生,有其必要意义和价值。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大晟乐庞大恢弘的演奏场景,能够带给人们强烈的震撼效果。看似毫无意义、奢靡、毫无章法可循的大晟乐,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由于宋徽宗的重视和喜爱,大晟乐被成功制作出来,大晟乐不仅具有曼妙之声,在节奏上有变调之优雅,聆听大晟乐,可谓是一种视觉和美的享受。

二、大晟府的设立以及大晟乐的发展

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召集朝中大臣商议旧乐改制事宜, 崇宁四年(1105),增设了大晟府,掌乐律,并确定“大晟”为新乐之名。大晟府建立的管制非常齐全,设置两名典乐,一名大乐令,一名大司乐。还有四名协律朗和制撰官等。大司乐为大晟府长官,副为典乐,所属有协律郎、制撰文字、大乐令、按协声律、运谱等官。 大关元年(1107),北宋朝廷将大晟乐颁布天下。宣和七年(1125), 金军入侵北宋,大晟府被废除。虽然北宋大晟府在历史长河中极为短暂,从设立到废除仅仅只有二十年时间,但是,它对宋代音乐的发展却影响深远,尤其对大晟乐发展,更具有重要意义[2]95。北宋自建国开始,统治阶级就比较重视“颂乐”,增设大晟府,也是为了更好地修订整理音乐。大晟府管理体系下的雅乐,规模是很大的, 主要用于朝廷庆典、重要节日、庙堂祭祀、官员册封等重大场合, 同时,大晟府作为北宋宫廷一个重要音乐机构,还负责宫廷歌舞和娱乐,政和以来,北宋的宫廷雅乐活动还增设了各种弦数、簧数的乐器与宫廷礼仪活动融为一体,大晟乐中的许多乐曲,都是受到大晟府的影响。据《宋朝事实》卷十四记载:“《大晟乐》的演奏效果优美绝伦,场面非常的宏大。”大晟乐作乐的成功,就是得宋朝大晟府新的制乐方法影响。

宋徽宗统治时期,由于徽宗爱好音乐,精通韵律有耽于声色享受,因此,徽宗对于宫廷音乐机构大晟府非常重视,这为大晟乐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徽宗一朝,由于统治者高度重视音乐,有感于中国当时尚处于一种音律不齐的状况,因此,皇帝专门命工匠铸造乐器,流传至今的国宝级文物大晟钟就是那一时期铸造。 在中国古代乐器中,大晟钟是最有实际价值的、不可多得的乐器精品。据现今音乐文史记载,大晟钟每套编钟都是黄钟宫,音高、 基准音音高全部统一[3]189。与其他朝代宫廷音乐相比,大晟钟不仅演奏时庄严唯美,而且在清新、震撼的欢愉中,能够展现不同的情怀。可惜的是,大晟钟作为皇家礼乐分家的独特享受,后期却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而沉寂。大晟乐不仅使用的乐器精美,庄严震撼。大晟乐的乐词,也风格独特,语调凝练,格律清新。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宫廷上流社会对太平盛世、风花雪月以及对帝王的溢美之词,表达岁月蹉跎、人生梦幻一场之情。大晟词人为帝王填词,主要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人文环境、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关联。由于大晟乐精美独特的乐律以及具有政治色彩的内涵,因此,大晟乐被统治阶级一度推广,在当时,朝会、郊庙都有大晟乐的影子。甚至有专门的立法机构管理大晟乐的颁行措施,保障大晟乐的完善和发展。

宋徽宗时期,国家为了有效地推行新乐,废止旧乐,颁布一系列法令促其推广。大晟乐的新谱新词之所以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与统治阶级政治推行有很大的关联。由于统治阶级极力推崇大晟乐,使得大晟乐在宋代音乐文化发展占据了重要地位。受大晟乐影响,宋代的政治文化领域也诞生了许多杰出的、有才干、有能力的词人,其中,姜夔、周邦彦最有名气。尤其是周邦彦,曾经制作出冠绝四海的曲子,作为徽宗的御用词人,周邦彦制作新乐,音节优美,且能够修正不雅之声。周邦彦为提举,会集词人乐师,按调填词,并增制慢“引”近等新调,世称《大晟词》。周邦彦制作的新乐,使得具有优雅之风的大晟乐冠绝四海,周邦彦不仅非常精通音律,而且在用词上承柳永之风,词风多宫廷气息,色调低沉,内容典雅含蓄,并能够变通自如。周邦彦是南宋诗词格律派和婉约派的集大成者。作为大晟词人的代表,大晟乐的宗主,周邦彦的词派和词风,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4]141。周邦彦在主持大晟府期间, 其艺术风格对于宫廷音乐也影响很大。其词调之间的“格律”、“词风”、音色之美,艺术精粹非常人之所能及。虽然在色调上也流于一般宫廷音乐,但乐器的制作无人能及。由于大晟乐追求“精、 雅”,其创作的词调清婉柔媚,因此,大晟乐不仅对南宋的词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其典丽精雅的语言以及善于铺叙的长调,也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推崇。

三、大晟乐对后世音乐发展的借鉴意义

大晟新乐,全面流行于徽宗年间,其押韵之风、庄严肃穆的意蕴、独特的宫廷音乐味道,对后世音乐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纵观徽宗统治时期,大晟乐应属于宫廷音乐的主流,皇帝的喜爱, 大晟府音乐机构的推广,为大晟乐推广普及奠定了基础。大晟乐对燕(宴)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燕乐28调以及高标准黄钟律上面,这一点,对于实现大晟乐转型为其他分支音乐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实,源自民间民俗的燕乐在古代一直被上流社会所摒弃,许多人认为,燕乐属于民间音乐,难登大雅之堂大晟府的成立以后, 宋徽宗下诏整理燕乐,从此以后,燕乐才开始在上流社会被广泛使用,并正式成为宫廷音乐的一种。北宋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社会文化艺术也不断发展。在民间,市井音乐与宫廷音乐也在不断融合,艺术的职业化,使得许多宫廷乐师也开始逐步探索民俗音乐,研究民俗音乐的内涵,同时,将宴飨音乐引入宫廷燕乐之中,并不断创新宫廷音乐,促进宫廷音乐的发展。

作为汉民族音乐文化精髓,大晟乐不仅影响着燕乐等民间音乐文化,对于鼓吹乐的影响也很大。古代帝王出行巡游,一般都有颇为壮观的随行仪仗,各朝各代的惯例,行军仪仗中鼓吹乐必不可少。在古代社会中,鼓吹乐不仅用于军乐、宫廷燕乐之中,而且还用于祭祀典礼。作为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的器乐合奏,鼓吹乐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发展到宋代徽宗年间,大晟乐与鼓吹乐相互渗透,更能够威慑民众,体现皇家的威严,在宋代,鼓吹乐仪仗的规模非常宏大,最多的有2000人的规模,规模宏大的鼓吹乐队为出征将士送别,更能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大晟乐从成功之作到全面推广,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可惜的是,由于辽军的入侵, 北宋王朝的覆灭,北宋大晟乐开始衰败,辉煌的大晟乐队也由于国家的衰亡而走向隐匿消亡的道路。但是,作为北宋徽宗时期独有的文化艺术,一项空前规模的乐曲演唱,大晟乐对后世燕乐、宫廷音乐、鼓吹乐等音乐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晟乐凝结了北宋徽宗时期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的艺术精华,对后世音乐发展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劲茵.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J].中山大学学报,2010.

[2]杨秀丽.徽宗朝音乐文化特产[J].赤峰学院学报,2014(11)。

[3]王安潮.考源大晟乐钟型态解疑宋代黄钟律高[J].黄钟,2010.

北宋时期的广告创意 篇7

一、悠久的历史为开封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处于中原腹地、黄河之滨、豫东大平原的中心位置,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迄今已有2 700多年的历史。春秋时期,郑庄公在此修筑储粮仓城,定名为“启封”,取“启拓封疆”之义,后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名为开封。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均定都于此,素有“七朝都会”之称。尤其是北宋时期,从陈桥兵变到南宋偏安,历经九帝168年,“人口逾百万,货物集南北”,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际性的大都会,有“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美誉。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古都开封的繁华景象,开封悠久的历史为其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夏朝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近2 000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形成阶段。在这个时期,烹饪原料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得到更加广泛的利用,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高度发展,种植、养殖所提供的产品已经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品种稳定而丰富,如五谷、五菜、五果、六禽和六畜已经齐备,在丰富的食物原料中,人们逐渐发现了其中的优良品种和系列调料。青铜食器的使用在上层社会中已成主流,烹调工艺形成初步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食品分类细化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特征,饮食市场出现雏形。许多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饮食思想,饮食养生理论初现雏形,饮食养生与烹饪著作开始问世,如《吕氏春秋》中的《本味篇》,从此,中国饮食文化初步定型[1]。《本味篇》所记录商相伊尹,古陈留人,商朝著名政治家,其故里现开封县罗王乡伊庄村,出生于现开封杞县葛岗镇空桑村。伊尹不但是位著名政治家,还精通烹饪之术,是历史上第一位以负鼎俎、调五味和佐天子治理国家的杰出庖人,被我国烹饪界尊为“烹饪始祖”和“烹饪之圣”,首创“五味调和”之说[2]。

在春秋时期,开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以粮仓而建立开封古城以来,开封先后成为七朝之都。到了战国时期,作为魏都的大梁(今开封)已是举足轻重的商业城市,有“魏之大梁,秦之咸阳,楚之郢,皆出入大贾小商之地”之说,是一个“四通辐凑”,“出入大贾小商”的都市。当时最主要的商业活动是以农、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买卖为主,故大梁市场上屠户、酒肆皆备,沽酒市脯十分方便,其饮食文化闻名于世。

在五代时期,开封是水陆都会,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均建都于开封,开封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饮食文化的中心。食品原料的范围迅速扩大,除黄河、长江流域的物产外,西域的胡瓜、胡豆、胡萝卜、胡椒、菠菜等进入了开封地区。植物油广泛应用,原料的初加工半加工、储藏、运输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炉灶定型,燃料由燃薪过渡到薪、炭、煤共用,炊具已基本使用铁器,灶案明确分工,面食制作成为独立体系,烹饪技法增至数十种,宴席已成体例。名菜名点如五侯鲭、五味脯、乳酥鱼、满天星等已久负盛名当时专营节物食品的张手美家、花糕员外家也名冠天下,其菜肴“软饤雪龙”魁冠天下,为开封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积淀了宝贵的资源。

二、自然地理环境对开封饮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一)温和的气候与肥沃的土壤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大约在五六十万年前,开封周围气候温和、湿润,林草茂盛,活动着大象、鸵鸟等动物,气候有类亚热带特征[3]。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中国气温经历了一系列波动,波动的总体规律已为许多科学家、历史学家所揭示。竺可祯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近5 000年来的气候,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的“四暖四寒”变化模式,其中三个温暖期都出现在12世纪以前。隋、唐、五代、宋初,即公元600-1 000年,为第三个温暖期,时间大约400年,公元1000年以后,进入第三个寒冷期。按照竺可祯先生的分析,春秋战国和隋唐五代宋初的年平均气温要高出现在1℃-2℃。据有关气象学家推算,年平均气温相差1℃,农作物生长期要相差15-20天,降雨量也要相差50-150毫米,在地理位置上,相当于南北方向上位移250公里;若年平均气温升高2℃,那就意味着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与长江流域相当。北宋开封正处在第三个温暖期和第三个温暖期向第三个寒冷期的过渡时期[4]。所以,当时良好的气候条件为开封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二)开封水陆交通枢纽区位对全国各地食物具有集聚作用

自古以来,开封周围的自然河道就很多,与形成开封水运系统关系比较密切的河道主要有:黄河、济水、颖水、汝水、京水、洧水、泗水、淮水等。北宋建立后,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又疏浚和开凿了五丈河(广济河)、蔡河(惠民河)、金水河,形成了以汴河为中心,北有五丈河、金水河,南有蔡河四水交汇的格局,使开封成为全国的水陆交通中心,把开封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诸国联系起来,为全国各地丰富的饮食原料和珍奇美味源源不断地输入开封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如南方的茶叶、大米、水果、水产和野味、山东沿海的海鲜、山西的池盐、陕西的羊等在开封均有大量销售。在输入的外地粮食中,以南方的大米所占比例最大。以东京的漕运为例,当时担负东京漕运的四条河流,汴河在京南,负责江、淮、湖、浙等南方粮食的漕运;黄河在京北,负责黄河中游粮食的漕运;惠民河在京西,负责京西粮食的槽运;广济河在京东,负责黄河下游粮食的槽运。北宋时期,开封的副食品可分肉食和素食两大类,肉食有各种家畜、家禽、水产、野味等;素食有各种瓜果蔬菜,在这些副食品中既有本地生产的,又有从各地输入的。外地食物原料的大量输入,一方面扩大了开封居民的食物来源,增加了饮食的花色品种,极大地丰富了开封居民的饮食生活;另一方面还引起了开封居民传统饮食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开封地区的饮食结构,使开封地区的饮食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另外这一时期的素食也有较大发展,瓜果开始进入菜肴,素菜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菜系,食物加工和烹饪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三、人文地理环境对开封饮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一)政治环境对开封饮食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首先,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使中国大部分地区重新统一,实现了社会的安定。北宋时期,对外尽管与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在其北方和西北方对峙,但宋政府以送银绢岁币为条件与辽、夏之间维持了长久的和平关系。这种和平的环境一方面保障了北方人民免受战乱痛苦,另一方面为繁荣饮食文化提供了条件,并且双方互通有无。对内,赵匡胤称帝后,发誓不杀大臣,提倡享福。其国策为“恩施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取财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为官吏提供优厚的待遇。北宋时期强调以文治国,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文人士大夫阶层迅速壮大,为了安置这些士大夫,也需要多设官职。因此,北宋时期官员众多,“冗官”成为社会的一大负担,多数官吏还收礼纳贿,广聚财货在饮食上互相竞侈追求异味

其次,北宋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政府鼓励在北方种植水稻,在南方种植小麦。水稻种植的北上和小麦种植的南下,不仅提高了粮食产量,而且提高了各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北宋统治者还十分重视良种的引进和推广,如宋真宗时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生长季节短的稻子,从印度引进了西天绿豆。

最后,北宋政府鼓励商品流通和消费,对粮食等农产品的流通大力促进,实行不禁米价和粮价的政策。北宋政府对消费采取鼓励政策的目的有二:一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例如为增加酒利收入,北宋政府不择手段地利用女妓“设法卖酒”以刺激消费。二是出于救荒目的,把刺激消费作为救荒的一项重要手段,面对灾害,明君圣主们都要采取救荒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在宋代以前,救荒的措施主要有减免赋税、停止征发徭役、开仓散粮、降低粮价等,而北宋时期,除了应用这些传统的救荒措施外,一些政治家还尝试利用刺激消费进行救荒[5]。

(二)经济环境促进了开封饮食文化的兴旺发展

北宋统治者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出现了江北种粟、麦、黍、豆,江南种粳、籼、稻的错综格局。越南占城稻和朝鲜黄粒稻等优良品种的引进,使农作物的种植不仅走向优质化,而且也形成了品种多元化的形势。在生产工具上,不仅牛马等畜力、铁制农具和脚踏水车得到广泛使用,还出现了不用畜力的踏犁、不用弯腰扯秧的秧马和巧妙灵活的水轮车。不少地方建有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使单位面积农田的产量不断提高。一般年景,开封地区亩产一石,南方地区亩产二至三石。北宋时期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使种植业得到了较快发展。由此伊懋可[6]认为,宋朝发生了农业革命。这场革命的内容主要表现在:(1)新的知识、工具的改良与创新、粪肥、河泥、石灰等肥料的推广,使农民学会了有效保持地力。(2)高产、耐旱、早熟品种的引入,使一年两熟成为可能。(3)水利技术日臻完善,使空前复杂的灌溉网络得以建成。(4)除了基本的粮食作物以外,商业使得其他农作物有可能更加专门化,所以各种得天独厚的资源被更有效地利用起来。宋代发生的农业革命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北宋以后,煤开始大量地被开采,当时开封一带的居民已经将煤用于烹饪活动之中。金属以及印刷业发展惊人,使生产(采矿业和制造业)扩大了12倍,印刷术使医学著作和食谱书籍普及于大众。1061年出版的《图经本草》为植物插图确立了一个新标准,数百种食物被绘成图形并示例说明。瓷器的烧制已遍布全国各地,景德镇瓷器名扬四海,定窑、钧窑、越窑、建窑、汝窑、柴窑、龙泉窑等也以生产名瓷而闻名于世。泉州、福州、广州等地的造船业相当发达,大量瓷器由此出海,远销异国。宋代茶叶生产水平有所提高,出现了“炒青”技术,特别是红茶制作方法被发明出来,已能生产小种红茶。茶叶种类增加,黑茶、黄茶、散茶和窨制茶已经出现。饮食加工业兴旺,在开封,到处有磨坊、油坊、酒坊、酱坊、糖坊及其他大小手工业作坊,并出现了如福建茶、江西瓷、川贵酒、江南澄粉、山东玉尘面等许多著名品牌。酿酒业也发展很快并发明了红曲。宋代开封商贾云集,商人和地方精英的饮食富有创意,地方乡绅推动了饮食的考究,宫廷御宴依然奢华。在这种环境中,社会要求有休息、饮宴、娱乐场所,于是酒楼、食店到处都是,茶坊也随之兴起,跻身其中,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经济走得如此之快,以致美国学者[7]也认为宋代处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或为原创资本主义的模式

北宋时期,开封政治、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地位为饮食文化繁荣提供了消费群体。社会上层人物多集中于开封地区,这些社会上层包括宫廷皇族、官僚贵族、各级将领、富商大贾等,他们数量巨大,拥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在社会上层中,地位最为显赫的是宫廷皇族,宫廷的巨大消费能力自不必说,皇族宗室们也是人数众多,待遇优厚,拥有巨大的消费能力。宋政府为了避免宗室干政,采取养起来的办法,对宗室人员给予极优厚的待遇,宗室们也乐于用国家的俸禄坐享其成,大肆享乐。在军事上,北宋政府实行守内虚外的军事方针,为确保京都安全,在开封地区驻扎着上百万精锐部队,军费开支浩大。在和平年代里,这些军费多以俸禄形式被将帅们瓜分,各级将领待遇也非常优厚并消费能力巨大。北宋时期是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资本雄厚的富商大贾,这些富商大贾大多生活奢华,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极力追求享乐。他们对美食佳饮的追求对北宋开封饮食文化的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为开封的饮食消费提供广阔市场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开封饮食烹饪技术的提高。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地位使开封汇集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口,这些外来人口的饮食习惯不尽相同,当时,外地来开封做官、办事、经商的人很多,尤其以江南人、四川人为最。为了满足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需要,经营地方风味的食店应运而生。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在北宋东京,经营地方风味的食店可分为三类:北食店、南食店和川饭店,导致各地饮食文化在开封地区相互影响,彼此叠加,开封在大量吸收和借鉴外来饮食文化的基础上,自身水平迅速提高,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北宋开封饮食文化的繁荣。

(三)北宋时期宗教对开封饮食文化的影响

北宋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佛道二教大力提倡,使佛道二教在北宋盛极一时,佛寺、道观有百余所。佛教徒的饮食主要由瓜、果、蔬菜、奶、酩、蜜、糖、粥、饼、糕、茶等素食组成,其中大相国寺中的寺院斋食制作出色,“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磋而办”[8]。后来,由于僧尼不守戒律的现象愈来愈多,士大夫也不在沉溺佛教,致使宋朝的饮食习俗一度出现由宗教化向世俗化过度的倾向。另一方面,北宋政府对佛教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对当时的宗教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些作法,有抑佛扶道的政治色彩,对于佛教的饮食习俗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佛教对肉、葱或蒜的禁忌也继续影响着人们的饮食方式,他们向大众供应特色食物的餐馆及寺庙食堂,仍然受到寻求多样化饮食城市居民的欢迎。

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以养生为宗旨的宗教。道教的饮食方式在宋朝变化不大,饮食禁忌也无明显改变,只是在北方地区更加流行,故道教饮食习俗对北方地区的影响较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打上了医学信念、宗教或礼节的许多痕迹。为了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道教主张“避谷”即不食五谷,忌食荤腥和葱蒜椒韭等辛辣食物,提倡服用金石丹药和中草药,其教徒的饮食主要有大枣、茯苓、人参、蜂蜜、石芝、木芝、草芝、肉芝、松脂、板栗、百合、薯、黄精、菱芡和各种菌类,这些食物均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伊斯兰教在七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它在唐朝影响不大,势力较弱,而在宋朝有了较快发展,入教人数比唐朝有了明显增加,但依然无法与儒、道、佛相提并论,故其饮食影响也十分有限。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比较严格,饮食习俗也很有特色。他们与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饮食制作以烧烤为主,喜欢食用反刍类的牛、羊、驼等动物,严禁食用猪肉和动物的血,也不食用骡、马、驴、狗肉等。

总之,北宋时期开封的历史与地理环境为饮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首先开封悠久的历史为其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商相伊尹被我国烹饪界尊为“烹饪始祖”和“烹饪之圣”,首创“五味调和”之说,为开封饮食文化的繁荣积淀了宝贵的资源。其次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使中国大部分地区重新统一,实现了社会的安定。良好的气候为开封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飞速提高。开封菜肴烹饪原料迅速扩展,对食物加工、烹饪技术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政治、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地位为饮食文化繁荣提供了消费群体。所以,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代表的饮食文化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饮食文化从此走上了她的鼎盛时期。

摘要：悠久的历史与良好的地理环境为北宋开封饮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形成了由官、商、寺、民菜肴之精华构成的开封饮食文化完整体系,代表着当时全国的最高水平。以开封为代表的北宋饮食文化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推动中国饮食文化进入了鼎盛时期。

关键词：饮食文化,繁荣机理,北宋时期,开封

参考文献

[1]华国梁,马健鹰.中国饮食文化[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2]孙润田.伊尹与开封饮食文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3]丘刚.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刘朴兵.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

[6]E lvin,Mark.1973.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美)尤金.N.安德森/马孆,刘东译.中国食物[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