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需求保险理论研究（共8篇）
审计需求保险理论研究 篇1
20世纪60年代, 西方审计理论界才开始思考为什么会产生审计需求、审计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 试图探寻审计所赖以存在的假设及其概念体系,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审计需求的理论分析。
一、审计需求之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将审计服务需求归结于代理关系的存在。Jensen、Meckling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导致信息不对称为切入点, 围绕委托代理中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讨论, 认为审计正是一项能够约束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的制度安排。
关于代理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通过分析模型得出最优的激励契约和信息系统。Scott认为那些被期望得到的关于代理人努力的信息, 并不完全都包含在可察的盈利当中, 而审计可以加强利益相关者对盈利方面的知识, 同时还可以帮助掌握更多代理人努力的信息。另一条主线是通过实证的方法来验证审计需求代理理论的预测能力。代理理论认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越严重, 代理成本就越高, 处于减轻代理成本的需要, 则更有动机聘请高质量审计师。Chow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自愿接受审计的情况做了调查, 他认为审计可以降低企业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 而企业规模越大其资产转移空间就越大, 代理成本就越高。为此, 他假设企业自愿审计的可能性随着企业债务比率的提高、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实证结果支持了他设定的假设。
二、审计需求之信息理论
审计需求信息理论认为, 之所以存在对审计的需求, 是因为审计具有改善财务信息质量而提高决策有用性和通过信息传递而有效配置财务资源的作用, 审计的本质是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性和增加财务信息价值。
从信息理论决策有用角度, 其理论依据是利益相关者依赖财务信息, 将其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Feltham的净盈余理论论证了会计数据与企业价值之间内在的数量关系, 建立了估价模型, 揭示了估价模型、报表体系和会计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表明了企业价值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信息理论决策有用性认为审计本质功效在于增加财务会计信息的可信性, 从而增加其决策有用性。
从信息理论信号传递角度, Spence依据信息经济学理论, 认为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 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问题的手段之一就是信号传递。如果高质量公司能够采取某种模仿成本较高的措施让市场知道其质量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那么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便可以有效缓解。自愿性信息披露和提供财务报告是常用的手段之一。对于审计需求信息理论信号传递的经验检验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 (1) 选择不同类型的事务所审计对IPO定价的影响; (2) 客户所具有的特征和客户选择事务所之间的关系。Titman与Truman分析认为客户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类型能影响IPO的定价, 随后Betty检验了Titman与Truman预测, 结果发现IPO公司能通过聘请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提高股票发行价格。
三、审计需求之保险假说
保险理论在解释独立审计需求时, 认为公司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动机是为了转移部分财务披露的责任, 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为投资者、债权人, 公司经理、董事和其他团体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险, 研究者又将其形象地称为“深口袋假说”。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规定, 如果投资者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购买股票而招致损失, 并且当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审计失败时, 投资者可以向事务所索赔, 而事务所承担举证责任, 其必须搜集证据以证明在审计过程中做到了应有的勤勉责任, 否则, 将不得被免除责任。因此, 会计师事务所成了赔偿投资者损失的潜在来源, 使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投资者提供保险。Wa11ace认为独立审计可能具有的风险转移价值至少对两类相关者有吸引力。其一是委托人、投资者以及债权人, 他们既希望能够通过借助独立审计活动对代理人进行监督, 又希望能够借此避免可能发生的损失。其二, 在政治领域, 对于独立审计的保险需求可能与“避免谴责的保证”联系, 对于各类管治者而言, 他们希望借助于审计活动的介入以使自身避免来于公众或其他团体的批评。
四、审计需求之制度环境要求
纵观世界各国《公司法》等都对上市公司接受独立审计做了强制要求, 可见市场中还存在规避高质量审计的动机, 具有该类需求的上市公司往往是出于某种投机行为目的而缺乏对独立审计的主动性要求, 然而碍于各国强制性审计要求又不得不聘用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Antel与Nalebuff认为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意见可以被看作是审计人员与客户谈判的产物, 审计谈判对审计后的财务报表质量、审计人员和客户的利益以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Qian Wang、TJ Wong、Lijun Xia研究发现在经济欠发达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则倾向于选择当地的事务所, 并将其愿意归结为我国上市公司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其第一大股东多为国有股, 且持股比例较高,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早期事务所实行的是挂靠制, 虽然经历了脱钩改制, 但区域事务所大都还与当地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而导致政府、区域性事务所、当地企业之间的“串谋 (collude) ”, 使得政府干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企业的审计师选择。
摘要：审计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它通过自己特有的功能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本文从代理理论、信息需求、保险假说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对审计需求研究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审计需求,审计理论
参考文献
[1]Jensen, M.C.and W.H.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a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2]Scott.W.R.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eademic research in audi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Literature.1984
[3]Rick Antle, Barry Nalebuff.Conservatism and Auditor-Client Negotiatio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1
[4]Chow, C., Rice, S.Qualified Audit Opinions and Auditor Switch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1982
[5]De Fond, M.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anges in Client Firm Agency Costs and Auditor Switching[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1992
[6]Spence M.Job marketing signaling[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
[7]Dye.Auditing Standards, Legal Liability and Auditor Weal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
[8]Krishnagopal Menon and Joanne Deahl Williams.The use of audit committees for monitor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1993
[9]Qian Wang, TJ Wong, Lijun Xia.State ownership,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auditor choice: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8
中国城镇居民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 篇2
关键词：保险需求；保费收入；人均收入；人口抚养比
一、影响城镇居民保险需求的相关因素假设
（一）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我国保险购买者以城镇居民为主，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量，从1982年的535.3元增加到2009年的18858.09元。
经济理论和保险业实践已达成共识：个人收入与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保险需求也就越高。当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时，居民在满足日常基本消费开支后还有结余，保险产品就成为较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选择。
（二）人口总抚养比
人口总抚养比是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5岁人口的比重。通常用百分比表示，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
据经验表明：人口总抚养比与居民对保险的需求呈负相关关系。人口总抚养比越高，表明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越多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者的负担越重，用于消费保险产品的支出越少。
二、城镇居民保险需求计量模型的构建
（一）数据的收集
本文收集了从1982~2009年间的年度经济数据作为研究数据。保费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总抚养比等数据均来自中经专网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
（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和回归检验是建立在序列的平稳性、正态性等假定前提下的。本文研究选取的是198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所以应当首先对选取的数据作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检验，以免出现伪回归问题。
1.单位根检验
使用ADF检验分别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原理是：若t统计量值小于ADF检验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说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若t统计量值大于或等于ADF检验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说明是非平稳序列。使用OLS估计得出结果如下：
（1）被解释变量y（保费收入）序列是三阶单整的，y~I(3)。
（2）解释变量x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序列是三阶单整的，x1~I(3)。
（3）对解释变量x2（人口总抚养比）序列是三阶单整的，x2~I(3)。
2.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EG两步法检验保费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总抚养比的协整关系。判断原理是：首先对原模型做OLS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平稳则存在协整关系，不平稳则没有协整关系。从检验结果看，保费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总抚养比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设定合理的模型进行检验。
（三）模型的建立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模型，样本区间为1982~2009年，被解释变量为保险需求，用保费收入y代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x1、人口总抚养比x2。作OLS估计结果所示：
Y=-3402.924+0.370772x1+68.24330x2t=-1.8602303.051844 2.152668
R^2=0.983881 DW=0.976616 F=268.5654
（四）模型的相关检验
通过对模型的t值、F值及拟合优度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异方差的检验、序列相关性检验。对模型进行还原，本文模型估计的最终结果为：
LNY=—4.0554701+6.4815531LNX1—1.4796646LNX2
三、基于模型的结论分析
（一）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当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总的保险保费收入平均增加6.48155%亿元。模型回归估计的结果与实际经济意义相吻合，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这是由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不仅提高了城镇居民的购买能力，而且促进了人们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增强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当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二者均具备时，自然而然提高了保险需求，保费收入增加。
（二）人口总抚养比
当人口总抚养比每增加1%时，总的保险保费收入平均减少1.4796646%亿元。模型回归估计的结果与实际经济意义相吻合，人口总抚养比与保险需求呈负相关关系。
这是由于人口总抚养比的增加，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增加，劳动者的负担加重，用于消费保险产品的支出减少，保险需求降低，保险保费收入减少。
参考文献：
[1]庞皓.计量经济学（第二版）[M].成都：西南财经出版社，2010.
[2]卓志.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1,（5）.
我国机动车保险需求的研究 篇3
一、目前我国机动车保险市场状况
1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的提高, 车辆的拥有率也有着一定的增长。消费者这就需要对机动车购买合理的车险, 车险在保险行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车险的价格在市场竞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正因为车险行业在我国保险中有着一定的重要, 车险公司也有着逐步的发展。
2由于车险市场主体多元化, 使得车险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由于各大车险公司竞争较为激烈, 就会使得车险费率出现下滑的现象, 同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车险承保利润出现下降的现象, 严重影响车险公司的盈利, 使得车险公司处于亏损的状态。在车险公司中由于负面问题较多以及黑中介的出现, 严重影响车险市场在消费者中的形象, 在车险公司中由于车险赔付率的提高, 积压的赔款就越多, 在一定程度上对保险行业有着严重的影响。
3在现如今车险市场中, 对车险公司进行良好的管理, 车险公司良好的管理不仅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还能促进车险公司的经济效率, 提高车险公司的形象。
二、影响机动车保险需求的原因
在我国机动车保险需求中由于会受到一定的因素的影响, 需要对这些影响保险需求的因素进行一定的分析, 从而不仅能够保证车险行业的竞争力, 而且还能给车险公司提供一定的盈利。
1经济的原因
在我国影响机动车保险需求实证影响第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原因, 我国国民经济水平对我国机动车保险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 同时国民经济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水平。只有人们的物质条件有着一定的提高, 才能购买机动车保险, 根据居民收入的不同就会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就有所不同。在保险公司中需要对不同消费者进行一定的分析, 从而在保险公司中对消费者的需求有着一定的了解。
2机动车保险自身的原因
影响我国机动车保险需求实证第二个原因就是车险公司自身的原因, 车险在我国保险行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消费者在进行购买车险中首先需要对车险价格进行一定的了解, 车险价格与保险费率与损失率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我国财产保险中, 机动车保险是一种投保意识较强的一种保险, 消费者主动购买第三者责任险,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消费者对机动车保险的需求。随着机动车保险的不断需求, 在车险行业中需要对车险产品进行一定的提高, 能够对车险产品做好预防措施, 并且在车险公司中提高服务水平, 并且还能提升车险公司的信誉和车险公司的社会形象。
三、我国机动车保险的需求的研究
1在竞争激烈的车险市场中, 要想有着一定的竞争实力, 就必须对车险消费者进行一定的分析研究, 首先需要对消费者消费需求和投保行为进行一定的分析研究, 能够有利于帮助车险公司对车险消费者进行一定的划分, 能够对车险产品进行分类的设计, 能够有效的对车险价格进行一定的规避, 从而在车险公司内部中需要对车险进行风险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车险盈利水平, 并且能够在竞争激烈的车险行业中有着一定的优势。
2在车险公司中需要对数据进行一定的精算, 能够制定出差别费率。在车险公司中需要对车险数据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库, 并且还要加强对数据库的分析, 同时制定出有着科学合理的差别费率,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在车险公司中还需要对车险服务进行一定的创新, 在基础的服务中并且延伸服务, 车险公司要想有效的取得车险盈利水平, 就必须给消费者提供一定的服务项目, 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车险公司需要对消费者终身价值进行分析, 针对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制定延伸服务, 并且在对消费者服务中提供具有特色的服务,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车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同时还能保证了车险公司自身的形象, 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由于车险行业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这就需要车险公司需要提高车险人员的综合素质, 通过对车险人员进行一定的培训, 能够使得车险人员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以及新型的技术。由于在我国车险行业中缺乏一定的综合性人才, 需要加强自身的学习, 并且还需要对知识结构进行一定的更新, 在车险内部中建立激励和考评机制, 能够对车险人员的综合素质有着一定的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机动车保险市场的现状、影响机动车保险需求的原因以及我国机动车保险需求实证的研究。通过对我国机动车保险需求分析, 首先必须要掌握不同因素的影响, 从而能够根据相应的发展战略, 对我国机动车保险需求实证进行一定的研究, 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还能促进保险公司以及保险市场的优化发展。还需要对不同消费者所需的产品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 提高保险公司服务效率, 能够树立保险公司的形象。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机动车辆有着明显的增加, 从而我国机动车保险市场也有着一定的发展, 并且在保险行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机动车保险价格是车险竞争中的主要形式, 由于价格的不同, 人们对机动车保险需求也有所不同, 就会造成机动车保险费率持续下滑, 同时承保的利润也有所下降。基于这种现状, 这就需要对我国机动车保险需求的进行一定的研究, 最主要的就是对机动车险消费者进行一定的研究, 在对不同消费者进行一定的分析,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车险公司规避价格竞争, 进一步提高车险盈利水平, 同时还能促进车险市场的发展。
关键词：机动车,保险,需求,研究,车险盈利水平
参考文献
[1]何雪华.我国机动车辆保险需求模型的实证分析[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 2011, 25 (6) :25-29.
审计需求保险理论研究 篇4
1、农户的家庭经济情况
农户家庭经济情况可能对农户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产生两种作用相反的影响,一种是正面的影响,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户对农业保险费用的承受能力越强,因缴费困难而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另一种则是负面的影响,家庭的经济实力越强,来自农业的收入在其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就越小,那么农业生产风险对于家庭的影响也就越小,这样的农户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和规避倾向就不会特别的强烈。
2、家庭主要劳动力年龄
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户意愿参加农业保险的比例也随之不断的降低。有两种原因或许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一种是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也就越长,那么该农户累积的生产经验也就越丰富,防范和灾后补救的能力也就越强。
3、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愿意参加农业保险的比率也逐渐提高,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以及重要性的理解程度也更好。
4、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
为了研究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水平,那么了解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认识情况就十分有必要了。总的来说,随着对于农业保险了解程度的增加,愿意参加农业保险的比例也随之增加。
5、以往面临的风险状况以及损失程度
农业保险的主要功能是分摊农业的生产风险、弥补农业的生产损失。如果农户所在地区面临的风险很小,损失微不足道,那么农业保险在此地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毫无疑问,农户以往面临的风险状况和遭受的损失程度对于农户的农业保险需求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农户农业保险需求意愿的回归分析
(一)模型建立、数据来源及数据量化处理
1、模型建立。
假设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预期授予函数为E(Xi,Zi),机会成本函数为C(Xi,Zi)。Xi为农户自身因素,Z i为外界因素,则模型可表达为:D=E(X i,Z i)-C(X i,Z i),约束条件为:E(X i,Z i)≥0 C(X i,Z i)≥0 X i,Z i≥0
我们将意愿结果分为愿意=1,和不愿意=0的二分变量,所以我们以因变量为yi,自变量为xi来使用binary logistic模型。
我们将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的条件概率标注为:P(yi=1|xi)=pi就可以得到以下logistic回归模型:
本文研究主要考察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含义是农户愿意购买农业保险,还是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因此,我们采取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2、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是通过2008年8月对浙江省农户农业保险需求意愿信息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的调查对象为2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调查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具体状况进行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经统计和整理,共回收有效问卷507份。
3、数据量化处理。
在确定农户对农业保险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后,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处理。具体量化处理为:(1)因变量需求意愿的量化。本文以虚拟变量表示,有需求意愿为1,无需求意愿为0。(2)年龄、收入因素均取各选项实际平均值,如年龄选20-30岁,则取25岁。(3)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的量化。本文以虚拟变量表示,了解为1,不了解为0.(4)文化程度的量化。本文将有效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教育程度的标准,即小学赋值为6,初中为9,高中为12,大专及以上为15。(5)农户面临农业生产风险的量化。本文以虚拟变量表示,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为1,没有什么风险为0。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根据上述量化方法,笔者将各变量基本特征进行统计描述(见表1),各项统计结果能反映浙江农村居民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PSS 13.0 for windows对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进行B in a ry l o g is ti c分析时,所有变量采用强行进入法。从最终结果来看模型各因素除个别外都很显著,检验结果也比较理想,拟合效果较好,与预期结果基本一致。
1、年龄因素分析。
年龄变量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这就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就越弱。这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农户由于受教育水平有限而对于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不够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农户由于务农时间长而具有较高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从而对于防范自然灾害以及灾后补救的能力就比较强,因而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就相对较小。
2、家庭年收入因素分析。
农户家庭年收入变量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正面积极的作用占了主要方面。即家庭的收入高,农业保险费占收入的比例就相对较低,农户的保费承受能力就越强,则其购买农业保险的相对成本支出就越小,需求意愿也越强。
3、农业保险了解程度因素分析。
农业保险了解程度变量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越深,则其需求意愿也会越强烈。
4、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因素分析。
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对于参与调查的浙江省5各地区的农户来说,是否购买了商业保险对于农户农业保险需求意愿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们也并不能就此否定此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5、文化程度因素分析。
文化程度变量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这点和前文中对于影响因素的分析结论有点冲突,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来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反而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越小。
(四)小结
本章通过Logistic模型,考察了浙江省农户对于农业保险需求意愿的诸多影响因素。由此可知农户是否愿意购买农业保险不仅仅受其支付能力影响,也受农户的文化程度、风险意识、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在与农户的具体交谈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诸多农户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重要原因还是有其对农业保险不信任的因素在里面。就其中的政策含义而言,要改善浙江农业保险市场的现状,我们不仅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需加强农业保险的宣传和教育,并提供合适的农业保险产品,最终将他们的支付能力转化为需求意愿。
参考文献
[1]、高永标.我国保险需求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2]、宁满秀,邢鹉,钟甫宁.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决策因素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6)
审计需求保险理论研究 篇5
一、受托责任与审计制度
“受托责任”由杨时展先生从英文“accountability”一词翻译过来。在《科氏会计辞典》中, 受托责任由库珀和井尻雄治教授 (1983) 定义为“雇员、代理人或其他人定期报告其行动或行动上的失败, 以继续行使委任权力的责任”。在受托责任关系中, 委托人将资源或责任转移给受托人或代理人时, 会伴随对其行为、活动等的期望, 进而对受托人或代理人行为、活动等信息产生需求, 而受托人或代理人有责任向委托人提供行为、活动等方面的信息 (Laughlin, 1990) 。由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信息不对称, 委托人为维护自身利益, 需要对受托人管理和使用资源及履行责任情况进行有效评价和监督并对其报告予以重认定, 而受托人为获取报酬或解脱责任, 也需要一个独立第三者对其受托责任加以检查、鉴证和评价, 审计制度因此产生。戴维·弗林特 (David Flint, 1988) 曾写到:“凡存在审计的处所, 就一定存在一方关系人对另一方关系人或其他关系人负有实行受托经济责任的任务这样一种关系, ……此种关系的存在是审计的重要条件, 可能还是最重要的前提。”
受托责任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 受托责任关系中的委托人和受托人不断多元化, 包括公众与政府、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总经理与部门经理、公众与企业等, 多元化的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直接的或非直接的, 委托受托关系可由托付、聘请、任命、民主选举等方式而建立。另一方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期望也在不断变化和扩展, 促使受托责任愈加丰富。如杨时展先生所言:“人类社会的发展, 反映为托付人和受托人不断因阶级势力的消长而发生的更替, 反映为托付人和受托人从寡头而逐步大众化, 反映为对受托责任完成情况的愈来愈严密的监督, 反映为受托责任的愈来愈充实的内容。”审计制度服务于受托责任关系, 因而审计的目的、类型、内容和范围等跟随着受托责任外延的变化而变化和扩充。
二、公共部门与企业受托环保责任衍生
公共部门中的受托责任常被称为公共受托责任, 而在企业中的受托责任则被称为企业受托责任。公共部门常指被赋予一定的公共权力和资源, 依法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或进行公共管理, 谋求提高公共利益的各种组织和机构, 最主要的公共部门是各级政府部门。公共受托责任作为以特殊形式存在于公共领域的受托责任, 是一系列方法、机制与程序的集合, 以使公民相信政府活动与产出符合预定目标与规范 (Hopwood, 1984) 。从社会学的角度, 公共受托部门面临多重受托责任, 不得不对其行为的各方面向不同的委托者负责。早期委托方对公共受托责任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受托资源和财产的安全性与完整性, 及其使用的合法性, 公共受托方通过合法合规地使用公共资源和财产, 准确编制财务记录并及时报告以履行其责任, 满足委托方的要求。社会发展到民主阶段, 公共受托责任不仅是民主治理的标志, 也是民主治理的必要条件。现代典型的民主可分析为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共受托责任作为一种制度的首要功能是民主控制, 其次是增强公共治理的诚信, 以及提高业绩 (Bovens, 2005) 。二战后, 公共部门受托管理及使用的公共资源和财物的规模及范围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逐渐兴起, 西方国家率先推行的政府改革尝试将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及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部门中, 以提升公共部门的运作能力和效率, 重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产出。社会公众要求公共部门“少花钱多办事”, 节约利用公共资源, 公共部门的各级委托方更加关注其管理绩效, 公共部门逐步设定绩效目标控制, 对完成情况进行测定和评估。公共受托责任中的财务保管、真实报告等责任扩展到在行为方面对公共资源管理和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责任。
当今,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存在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如生态失衡、资源枯竭、水源污染、空气浑浊等, 而环境问题又引发出社会问题, 环境污染已成为激起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环境资源”因其具有稀缺性、产权不明晰等特点, 容易出现环境资源滥用和搭便车的行为, 导致“公共地悲剧”。理论上, 公共资源属全体公众所有, 公众将公共资源委托公共部门管理和使用, 当环境破坏成为最大的公共资源浪费时, 公众则希望公共部门承担起应有的受托环保责任。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将环保责任确立为政府应承担的受托责任之一。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联邦政府及其机构担负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 日本《环境基本法》明确政府应当承担的环保责任, 我国《环境保护法》赋予各类环境保护相关公共部门对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权, 同时规定相关公共部门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责任。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对各类环境保护目标的完成和各项环境保护制度的执行负有责任, 具体责任包括完成环境质量、污染物总量控制、国家重点环保工程建设等目标, 执行环境准入、生态保护和修复、污染源头控制、污染付费、环境监管和环保资金投入等制度 (周曦, 2011) 。而对公共资源管理和使用的评价在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以外, 又增加了环境性。
环保责任不能也不可能仅由政府承担, 另一主体———企业既是环境资源的使用者又是破坏者。对于企业, 各国纷纷通过制定环境法律法规、环保方针、政策和制度等规范其环境行为, 规定其环保责任。一是在可行的范围内节约利用自然资源;二是减少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物数量和程度并以安全、合法与负责的方式处理它们;三是减少溢出风险和其他潜在的环境污染事件, 将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予以恢复;四是与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一起合作, 减少和控制与产品和服务相关的环境不利影响和风险;五是与社区合作, 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企业如果不履行或违反其应尽的环保责任, 则可能会受到政府或市场的惩罚。与企业有委托—受托关系的政府、投资人、发包方、债权人等, 作为委托人为避免因环境问题而引致经济利益及其他方面的损失, 会以签订责任书或合同等形式将受托企业在环境方面的注意事项、应执行的环保措施、要承担的环保责任等予以明确。企业为履行受托环保责任, 必须合理合法地使用环境资源并以一定方式报告或披露环境行为情况及效益等信息。对企业的考核与评价也不再局限于经济业绩, 环境业绩已成为重要内容。
三、受托环保责任与环境审计制度需求
受托责任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失灵, 公共受托责任中作为受托方的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是一个利益结合体, 这个利益结合体由于其自私与贪婪性, 可能会背离委托方的利益, 滥用被赋予的公共权力、资源和财物, 造成不经济、低效率和无效果。为防止、控制和矫正“失灵”, 就产生了一种制衡制度需求———政府审计制度需求。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制度的需求原理与政府审计制度大体相同, 只是受托责任关系中委托方、受托方、受托内容存在一定差异。在这三种审计制度中审计主体的地位和独立性、审计范围与内容、审计方式、审计报告及其利用等也有所不同, 但三者相互联系, 构成现代审计监督体系。随着人类对自身发展认识的不断变化, 受托责任的范围从经济领域逐步向社会、环境等更多领域延伸。公共受托环保责任形成后, 政府审计范围与内容必然随之延展。由于审计范围与内容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审计技术与方法的专业性与特殊性, 政府审计机关需专门建立环境审计制度, 监督受托环保责任的履行情况, 并且与财务、投资、金融、企业、外资、经济责任等专业审计相互整合, 形成促进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政府审计全方位工作体系。
环境法律法规、环保方针、政策和制度等规范给企业带来了潜在的或现实的环境风险和环境成本, 同时也创造出获取环境收益的机会。企业受托环保责任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环境风险和成本, 增加环境收益, 不管其内容如何、以何种方式予以规定, 委托方为确保受托环保责任得以履行, 受托方为证实自身的履职情况, 促使内部审计顺势调整其审计范围与内容, 将各类环境事项加入其中, 以帮助企业获取环境效益, 实现企业增值, 改善组织经营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受托环保责任中, 企业既可能是委托方也是受托方。对于其材料供应商和组件、半成品、产成品的外包方, 企业就是委托方, 其可利用环境审计 (由企业内部审计部门或聘请独立第三方进行) 对供应商或外包方遵循环境标准问题予以审查, 以发现是否有违规行为, 降低整个供应链及委托企业最终产品和服务的环境负影响。而对于投资者、债权人、发包方等, 企业又是受托方, 其需要利用环境审计证实企业对环境标准的遵循及所披露环境报告的真实性, 以继续获取资金、合同、市场准入资格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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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需求保险理论研究 篇6
一、各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开展情况
来自中国信用保险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2001年开始截至2012年末, 中国信保公司累计支持的贸易和投资额达到1万亿美元, 并且累计向企业支付43.4亿美元的赔款, 同时, 还带动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约1.5万亿元人民币。证明了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出口信用保险在保证外需, 促进出口成交方面的杠杆作用稳定, 帮助广大企业破解了“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的难题, 在“抢订单、保市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
其他国家也在不遗余力的发挥着出口信用保险的杠杆作用:美国根据《进出口银行法》, 由进出口银行兼营出口贸易保险业务, 据其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其成立的78年的时间里, 共支持了5.5万亿美元的符合“合格的美国出口商品”条件的出口。[2]日本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 诞生是二战后, 正值日本百废待兴的时期, 为了实现贸易立国的目标, 日本推行信用保险制度, 专门成立贸易保险公司, 并出台相关的法律, 最终促成了日本现在的贸易规模。伯尔尼协会是1934年在瑞士的伯尔尼设立的, 是由各国的出口信用机构组成的, 协会秘书处现在设在英国的伦敦, 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规范和交流组织。现在是以维护并确立国际贸易信用条件和基本原则;促进良好的投资环境, 并确立海外投资保险的基本原则;同时为各组织提供信息交流的论坛为宗旨。我国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其正式会员。
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需求分析
(一) 时代需求, 政府的政策指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就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从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来看, 全球经济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局,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 将进入较长的深度调整期, 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趋向利己, 怎么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可能成为新的发展契机。而从国内来看, 我国已经进入产能过剩的时代, 如何将产能进行有利的消耗和转化, 推动产业结构的创新和升级, 是我国行业发展的大局观要求, 综上在立足于扩大内需,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含量的增加的同时, 也要同步推动扩大出口, 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占领更多的市场。联想集团的全球发展战略值得我们参考。同时政府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道路上, 负有保驾护航的责任, 那么出口信用保险的杠杆手段就必不可少。
走出去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战略国策, 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 2012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831亿美元, 自此我国越居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行列;截至2012年底, 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超过5000亿美元, 境外企业数量达到1.8万家, 分布于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 形成海外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同时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6556亿美元;虽然出口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我国对外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仅占全球2%, 而我国GDP占全球比重已超过10%。出口信用保险的占比仍然很低, 据数据显示我国2011年的信用保险的渗透率仅为14.6%, 3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而发达国家, 远远高于这个比例, 比如说西欧出口信用保险的渗透率为20%~25%, 法国甚至达到34%, 面对着我国外贸的不断增长,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需求会进一步扩大, 同时也将发挥更大的功用。
(二) 出口企业的需求
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着诸多风险, 有来自进口企业自身的破产无力支付债务、拖欠货款、由于进口企业自身的原因拒绝收货、对进口国政策不了解, 维权困难等问题;还有来自进口国的政策性风险, 比如说, 买方所在国发生战争、暴乱等突发情况, 还有买方所在国实施进口管制、禁止或限制汇兑、撤销进口许可证等。这些风险发生的概率是无法测算的, 买方所在国禁止或限制汇兑、实施进口管制、撤销进口许可证、发生战争、暴乱等卖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企业很难通过自身的力量去预测和把握, 而一般的保险公司和产品是无法承受这样的风险, 所以出口企业对由政府政策性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险就有了更多的期待和需求, 以求打破企业有单不敢接, 有单无力接的难题, 在企业发展中“抢订单, 保市场”方面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
(三) 信用保险公司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分析
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1989年,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开设出口信用保险业务, 成立之初主要开展短期业务;92年才开设了中长期业务;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后也开始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也就是说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可以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机构办理。直到2001年, 为了促进出口战略的实现, 响应WTO的要求, 将中国人寿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信用保险业务合并, 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至此, 中国有了专门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公司。其性质仍是国家性质, 政策性为主。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保险公司的自身业务发展也出现的新的需求。
首先就是公司职能中国家性职能和政策性职能, 区分的需求。国家性职能的发挥是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本质属性, 但是所有的风险和业务都由国家来承担和管理的话, 又会出现脱离市场与国家职能不符的情况, 常常出现国家承办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连连亏损的情况, 或者是承保的业务不多的情况, 这样的话我们要及时的解放手脚, 进行抓大放小, 对公司的账目要区分管理, 对于中长期政策性扶持项目将仍由国家进行管理, 对于中短期更需要引入市场管理需要的项目, 将放手公司化进行管理, 这样既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能开展更好更灵活的项目, 更好地为出口企业服务。
其次, 有实力的私营出口保险企业可以承保短期业务的发展需求。因为短期业务的风险性相对较小, 应该鼓励甚至支持有实力的民间资本投入到分担出口风险的业务中来;这样不仅能利用有效资源, 同时能鼓励有益竞争, 让出口保险业发展形成一个有层次, 有秩序的良好氛围, 共同为我国的出口战略的实现保驾护航, 同时也促进了出口保险行业的民间公司的发展, 增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为出口企业的出口业务保险提供了更多的参考, 这对各方来说都是有益处的。
最后, 就是国际化的发展需要。出口行用保险企业本身承保的就是跨国业务, 所以对其的定位要求就是要国际化和综合性, 要求开展相关业务的国家和企业, 不断的研究和开发出符合自身特点的相关产品, 同时要不断深入对合作国家的了解, 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帮助本国企业降低风险, 及时出险了, 也要穷尽一切办法将损失降到最低, 这对开展出口信用保险的国家和企业来说就要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和处理问题的及时性, 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 以增强内部结构的规范, 业务开展的细化、风险预估和控制能力方面得以长足的发展。以期在支持我国外经贸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 发挥更为重要的政策性作用。
三、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建议
(一) 首先是法律保障措施的完善
按照西方国家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惯例, 都是先出台相关的法律, 再组建专门的机构, 然后再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 也就是说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在其国内的开展是先有法律的保障为基础的, 我国从80年代末开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台有关出口信用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 只有2013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5次会议通过, 2013年5月8日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的批复》中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可以参照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当然这是我国对解决出口信用保险问题提出的法律方案, 但是光一个司法解释是完全不够的, 这对于保护出口商以及国家的利益都是不利的。国外在这上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比如说日本就有专门的《出口保险法》, 这对日本的出口业务战略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二) 建立信用评估体系并完善保费费率体系
信用评估体系, 应该包括国别、地区、行业、交易额、企业以前的信誉和经营情况等, 同时还应该对我们的出口商以及国内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共享, 如果有可能的话, 要争取与进口商的国家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 争取达到信息的共享, 并出具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评估报告去调整费率体系。比如说我们可以开设风险通知平台, 建立国家危险评估委员会, 我们应该建立定期、动态对国家、地区、行业等关系到出口贸易风险的评价机制, 并利用现在的计算机技术建立相关的动态模型, 最好能实现, 针对某国某地区动态评估, 形成信用等级, 当等级达到一定的程度, 就能启动我们的费率调整机制, 比如说这个地区可能出现影响贸易平等化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提高相关的费率, 并发布相关的预警信息, 让出口商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提前预知和防范。让费率保障体系真正实现维护出口商、信用保险公司、和国家的工具作用。
(三) 出口信用保险结构要重新定位, 区分政府职能和公司职能
这样做的好处是符合哲学中矛盾的观点的, 政府在出口信用保险中主要抓政策性职能, 主要体现为中长期的业务;而对于短期的业务, 我建议可以由公司行为完成, 甚至可以引入竞争机制让有实力的民间资本和企业也参与进来, 群策群力, 这样更符合市场的需要, 也能促进产品的优化, 也对于整体行业的良性发展更是重要的保障作用。
(四) 增加财政支持力度, 建立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风险保障体系
财政和资金支持, 是出口信用保险是否能发挥好功用的基础保障, 同时企业因其行业的不同、规模的不同、合作对象等原因导致对出口信用保险的需求层次也不同, 我们为了满足不同层次企业对出口信用保险的需求和国家出口战略需要的要求, 从最初成为以“统保”为主的保险模式, 逐渐开发出不同的险种和业务范围, 但是我国的信用保险的业务范围还仅局限于短期出口、中长期出口、国内贸易信用、投资保险、担保业务、商账追收、资信评估、保险融资常规基础业务, 我们应该探索针对不同层级的客户需求开展灵活的保险业务, 要由之前以谨慎为主的承保模式, 逐渐转化为积极承保的模式。
(五) 加强宣传力度
政府要加强对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的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出口公司了解信用保险, 参与信用保险, 利用好信用保险拓宽公司业务。同时要加大对国民出口保险作用的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出口信用保险业务, 让出口战略真正的深入到每一个国民的心中, 这样为我们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奠定基础。
(六) 加强国际合作和双边合作
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起步晚, 国际上一些先进的经验和模式值得借鉴, 同时要注意加强与合作国家和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合作, 最好能达到企业信用的共享, 这样对于规避风险, 实现双赢都有益处;同时可以签订双边协议, 去规范和探讨出口信用保险业务, 这样不仅促进双边贸易对于双方的长久深入合作都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 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已经起步, 但还是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要响应刚刚结束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 深化改革, 坚定走出去的战略布局, 以大胆积极的态度创新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 让其在我国的出口业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摘要：为了响应我国的出口战略, 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越来越受学者和专业人士的重视, 本人试着从出口信用保险的内涵以及各国出口信用保险开展的现状入手;从时代需求, 政府政策指向;出口企业的需求;以及信用保险公司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分析三个方面分析我国出口信用保险需求;并尝试提出自己关于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政策建议一点思考。
关键词：出口信用保险,需求,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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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保险审计制度重构研究 篇7
一、乔斯华·罗恩 (Joshua·Ronen) 的财务报表保险制度
乔斯华·罗恩提出的财务报表保险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独立审计模式, 其基本思路是:上市公司不再直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而是向保险公司投财务报表保险, 由保险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投保公司进行审计, 并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决定承保金额和保险费率, 对由于财务报表的不实陈述或漏报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由保险公司负责向投资者进行赔偿。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其中隐含的假设、前提包括:保险公司可以设置该险种;如果该制度设计合理, 政府可以出台相关规范;审计费用的支付应由保险公司负责。通过对该制度进行分析, 有以下关键点需进一步探讨:
(一) 投保公司进行投保前的风险评估主体没有界定
如果保险公司自己评估, 势必需要配备相应的针对被审计客户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专业人员, 进一步加大公司的人力资源成本, 但保险公司容易监控评估过程, 保证评估的合理性。如果从外部聘请专门的中介机构来进行, 在整个业务链条中又增加了一层委托代理关系, 为保险公司、投保公司的寻租留下了空间。所以, 为了保证评估的合理性保险公司还必须加大监理成本, 而且要考虑该中介机构和即将参加后续程序中的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是一家。从保险公司和事务所各自的利益角度来看, 无论是否是一家, 事务所为了能获得后续的审计资格都会迎合保险公司的高保费、高保费率的意图, 扩大评估的风险水平;不同的是, 如果不是一家, 势必会延长审计时间, 增加费用, 委托—代理关系更加复杂。由此可见, 保险公司和外部评估机构在该阶段的意图是一致的, 但评估风险的结果还受制于投保公司是否真正投保。
(二) 投保公司是否真正投保的问题
从图1所示的流程和步骤中可以看出, 投保公司共有两次机会即第 (2) 和第 (6) 步决定其是否投保。在第 (2) 步中, 主要是保险公司向投保公司出具风险评估结果以及相应的保费、保费率, 投保公司需要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来审议其保险计划, 决定是否投保。由此可见, 在该步骤中容易选择投保的公司一类是业绩较好、重大错报风险较小的, 因其公告勇于投保这一行动在花费成本相近的情况下还有利于自身信誉度的提升;另一类是业绩差、重大错报较多的, 其参与投保有利于经营风险的转移, 充分发挥保险的杠杆效益。其余的公司会处于游离状态, 是否投保一方面取决于政策、法规的规范, 另一方面取决于成本收益的分析决策。在第 (6) 步中, 投保公司决议投保的就要接受事务所的审计, 当事务所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时, 需要投保公司和保险公司之间重新商定保险费率等事宜, 投保公司也可决定选择放弃投保。在此阶段双方的协商, 因投保公司风险的加大, 保险公司需要收取一定的风险溢价, 其实质就是保险费率的提高。而投保公司同样面临在保费上升、风险转移和不投保时的已评估、审计费用的支付, 但仍需聘请事务所审计之间的抉择。如果没有相关规定的约束, 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开展将很困难。
(三) 审计业务委托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
在传统的审计模式下, 委托关系主要体现为:股东大会—审计人—经营者。该模式下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公司股东大会的低审计费、高审计独立性与经营者的低审计独立性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是审计人与经营者之间因实际的委托人与被审计人重合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矛盾。这些矛盾会在经营者对审计人施压或合谋的情形下以违背作为企业所有者代表的股东大会的利益而激化, 进而扰乱了整个审计职业市场, 严重危害审计独立性。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 委托关系体现为:股东大会—保险公司—审计人—经营者。在该模式下, 各利益主体之间的预期与传统模式下有所不同:股东大会基本的预期是如果经营者舞弊则以高保费投保, 以获得预期的赔偿;反之, 低保费投保;最终预期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将来较大的保障。保险公司的预期是对舞弊的投保公司收取高额保费, 对没有舞弊的投保公司收取低额保费。审计人的预期是获取合理的审计费用并维护自身的良好形象, 在面对经营者的行贿行为时, 还需和外界的监管、惩处力度相均衡。经营者的预期则是在选择舞弊和不舞弊之间进行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各种途径。可见, 在该模式下审计业务的委托关系不仅体现在原先的审计人与股东大会之间、审计人与经营者之间, 而且还体现在审计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如果保险公司将其对投保公司的评估业务实施外包, 则委托—代理关系更加复杂。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 虽然切断了投保公司和审计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 有利于减少经营者向审计人施压的可能性, 但因两者的合谋而造成的独立性受损依然存在。
(四) 保险理赔的单一责任问题
按照以上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安排, 如果因使用被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及其相关资料所引发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来负责赔偿, 责任承担单一而且可能会产生新的利益、责任分配和道德风险问题。在传统的审计委托模式下, 对被审计客户而言, 为了避免因审计诉讼所造成的损失补偿, 无论是尽职的或不太尽职的管理当局都会考虑内部控制等会计责任的履行, 即赔偿责任由被审计客户和会计师事务所双方承担。但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 因为保险理赔处于整个财务报表审计流程的最后一个环节, 单一的赔偿责任一方面可能导致被审计客户管理当局放松对会计责任的重视;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也可能会放松对审计责任的重视。为了更好地解决审计独立性问题, 必须建立合理的机制来重新分配保险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投保公司三者之间的利益、责任问题。
二、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重构
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建立确实能切断投保公司和审计人之间特殊“经济利益关系”, 符合设计者和广大投资者初衷, 有利于净化审计市场环境。而且从该制度推行所带动的效应来看, 还可以带动保险市场的发展和监管机制的有效运行。鉴于以上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在推行中可能出现的质疑, 笔者在保持其原理念的基础上进行了结构和程序上的调整 (见图2、图3所示) , 以增强其适用性。
(一) 投保阶段为保证该制度的履行, 建议要求所有被审计客户全部参加财务报表的投保业务。这样, 有利于审计市场公平、公正的竞争;缩短被审计客户因是否投保所进行的决策程序, 进而减少成本费用的开支;减少保险公司、投保公司和审计人之间的各种寻租行为。在全部投保形式下, 投保公司支付的保险费用既包含审计费用, 还包含保险公司根据赔付概率计算的赔偿费期望、其他支出和利润, 可能会大于目前状况下上市公司自行委托审计支付的审计费用。但一旦真正推行, 由于保险行业的激烈竞争, 保险费用将会在保证保险公司预计支出和社会正常利润的情况下达到一个较低的水平。而且保险公司公开对不同公司收取的不同保费, 可以产生很大的股价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 投资人会将低保费高保额公司的会计报表可信度较高这一信息反映在公司股价的“溢价”中;相反, 投资者将对高保费低保额公司的股价给予一个“折价”以保护自己。同时, 通过保险的补偿机制又能有效降低投资者面临的投资风险, 使投资人在审计失败后从保险公司获得相应保险赔偿。
(二) 评估阶段如果所有的被审计客户都参加投保, 保险公司工作量、业务范围相对广泛。为了减少保险公司对第三方的监督、激励成本, 提高风险评估的合理性、可信性和缩短委托—代理链条, 切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寻租行为, 建议由保险公司自行对被审计客户做投保业务的风险评估。该阶段的评估结果仅仅作为保险公司是否接受被审计客户投保申请的初步判断标准, 而不是对投保公司投保额、保费率的确定标准。
(三) 审计阶段相对于传统审计模式而言, 虽然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有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 但可以看出, 经营者行贿审计人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其风险。如果审计人与经营者合谋, 其直接体现是将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变成无保留意见。虽然这种情形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由于直接切断审计业务受托或审计费用支付会有所减弱, 但不能完全杜绝。相应地, 保险公司也可能行贿或施压于审计人, 扩大被审计客户风险、而非降低风险以此来保持其收益, 结果是本来属于无保留意见的审计可能会变成非无保留意见, 但这种情形可能性较小。可见, 经营者与保险公司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制衡, 经营者要防止保险公司利用审计人来扩大风险、增加收益, 保险公司也要防止经营者通过行贿来利用审计人隐藏风险。相对而言, 对审计人独立性的监督责任更多地落在了保险公司的身上。所以, 在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审计人的审计质量监控, 包括要求审计人内部审计质量体系、保险公司和经营者外部监督体系、政府主管部门外部监督体系和社会公众监督体系的建立。
(四) 理赔阶段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 保险公司、投保公司和审计人三者都是审计业务利益的分享者。其直接收益体现在:保险公司通过提供财务报表险种获取保费收入;投保公司通过财务报表投保转移部分公司风险, 尤其是隐性风险;审计人通过接受委托审计业务获取审计收益。此外, 审计人由于改变了现行审计制度的委托代理关系, 取消了其与公司管理层的利益关联, 独立性、社会声誉明显提高, 收入也有所增加;而投保公司高质量的财务报表可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良好的信息, 并产生很大的股价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因此, 财务报表保险审计制度的良好运行可以促进保险市场、审计市场、证券市场和谐有序的发展。但在这种“利益共沾”制度下, 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赔偿责任仅仅由保险公司承担, 将很难促进投保公司会计责任、审计人审计责任的履行, 还必须相应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使保险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投保公司三方同心协力, 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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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需求保险理论研究 篇8
关键词：公共组织审计,民间审计需求,审计业务外包,交易成本,审计成本
一、引言
从世界各国立法及惯例来看,公共组织的外部审计由政府审计机关负责,一些公共组织还建立了内部审计机构负责本组织的内部审计。然而,不少的国家也以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聘任民间审计机构对公共机构进行外部审计或履行内部审计功能,也就是说,公共组织也存在民间审计需求,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现有文献从审计业务外包及审计资源整合的视角涉及到公共组织的民间审计需求,然而,还是缺乏一个系统化的关于公共组织的民间审计需求理论框架,本文拟致力于此。
二、文献综述
一些文献从审计业务外包的视角涉及到公共组织的民间审计需求。国外鲜有相关研究(贾云洁,2014)。国内的相关研究不多,徐向真(2014)分析了我国政府审计业务外包的必要性、政府审计外包的主要形式及其优缺点,并指出了政府审计外包过程应该注意的事项;贾云洁(2014)介绍了澳大利亚政府审计外包的经验,并提出我国审计机关应整合利用外部审计资源;郑石桥(2015)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分析政府审计业务外包,认为政府审计业务是自制还是外包的选择,其本质就是选择审计交易的治理结构,不同审计主题具有不同的交易特征,需要不同的交易治理结构,从而对于自制或外包有不同的适宜性;李成蕾、孙媛(2015)分析了医院内部审计业务外包的必要性及监督管理问题。上述这些文献都是研究公共组织审计业务外包,而外部承接这种审计业务的机构都是民间审计组织,所以,这些文献讨论的审计业务外包必要性,事实上就是公共组织的民间审计需求。
此外,还有些文献从审计资源整合的角度研究政府审计如何利用民间审计资源(张小秋,2005;车嘉丽,2008;刘玉波、桑海林,2010;张倩,2013),这事实上也是讨论公共组织对民间审计的需求。当然,解释企业审计需求的代理理论、信息含量理论、保险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对公共组织的民间审计需求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刘明辉、薛清梅,2000;陈汉文,2012)。
上述文献综述显示,现有文献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公共组织对民间审计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缺乏一个系统化的关于公共组织的民间审计需求理论框架。本文拟致力于此。
三、理论框架
作为公共组织的民间审计需求理论框架,要系统地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公共组织为什么需要审计?第二,为什么需要民间审计机构对公共组织进行审计?第三,公共组织的什么审计业务需要民间审计机构来审计?上述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本文只做简要概括,重点是回答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这也就是本文的研究框架。
(一)公共组织为什么需要审计
关于公共组织的审计需求,有不少的研究,一些研究还很深入,也形成了一些主流观点(刘家义,2008;刘家义,2012;刘家义,2015;杨肃昌,2012;钟超诚,2012;王羚,2012;郑石桥、杨婧,2013;郑石桥,2015)。本文无意重新构建一个公共组织的审计需求理论,而对主流观点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以作为本文后续研究的基础。
一般认为,公共组织存在多个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首先是广义政府(指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在内的政府)设立公共组织,然后,由公共资源管理部门为公共组织提供资源,并且,还有广义政府设立的行业规制部门对公共组织者规制,如此一来,广义政府、公共资源管理部门、行业规制部门作为委托人,与公共组织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公共组织是代理人,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人在公共组织外部,所以,称为外部委托代理关系。其次,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共组织来说,其内部要实行分级管理,形成不同的管理层级,这些不同的管理层级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上一层级是委托人,下一层级是代理人,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双方都在公共组织内部,称为内部委托代理关系。无论是外部委托代理关系,还是内部委托代理关系,都存在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具有信息优势;二是激励不相容,一般来说,代理人目标与委托人目标不可能一致,总会存在一些差异;三是环境不确定性,一般来说,代理人所管理的组织,其产出是代理人努力程度与组织环境的共同产物,无法分离出代理人努力的份额。由于上述三方面的特征,再加上人性自利和有限理性,一些对经管责任履行有负面影响的风险因素就会出现,一方面,由于人性自利,代理人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来谋取自己的福利,从而出现代理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有限理性,代理人可能会犯错误,并且,在委托代理关系下,代理人犯错误的概念可能会被放大,从而出现次优问题。为了应对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委托人会推动建立应对机制,审计是其中之一,在外部委托代理关系治理中出现了外部审计需求,在内部委托代理关系治理中出现了内部审计需求(见图1)。
无论是外部审计需求,还是内部审计需求,都可以概括为委托人的审计需求和代理人的审计需求。就委托人来说,担心代理人发生有损委托人福利的行为,通过审计,可以检查代理人是否存在这种行为,并且,这种审计还能发挥威胁作用,抑制代理人的这类行为,这种审计需求属于经济行为主题,解释这种审计需求的理论是代理理论。同时,委托人还会担心,代理人是否会最大善意履行经管责任,其建立的内部控制、业务流程等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审计,可以及时发现这类缺陷,并且,还可以发挥威胁作用,促使代理人更加精心建立和执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及业务流程等,这种审计需求属于经济制度主题,解释这种审计需求的理论是代理理论。另外,委托人还担心代理人提供的信息可能存在舞弊或错误,通过审计,可以检查这些信息是否存在舞弊或错误,并且,这种审计还可以发挥威胁作用,抑制代理人的信息舞弊动机或促进其更加小心以避免信息错误,这类审计需求发生信息主题,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解释这种审计需求的理论是信息含量理论。此外,通过审计,对代理人履行经管责任的相关行为、制度及信息进行审计,如果审计师发表了错误的审计意见,委托人可以追究审计师的责任,以一定程度上弥补自己的损失。这种审计需求的类型,视审计师发表意见的审计主题而言,可能包括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经济行为、经济制度四类审计主题,解释这种审计需求的理论是信号传递理论。
(二)为什么需要民间审计机构对公共组织进行审计
以上简要分析了公共组织的审计需求,接下来的问题是,从世界各国立法及惯例来看,公共组织的外部审计由政府审计机关负责,为什么需要民间审计机构对公共组织进行审计?
前面分析知道,公共组织审计需求分为外部审计需求和内部审计需求,我们先来分析外部审计需求。大家知道,公共组织是广义政府设立的,也就是广义政府机构,广义政府作为公共组织的委托人,其对公共组织的审计需求有三种路径来供给,一是自己设立专门的审计机关,二是聘任民间审计机构,三是二者结合,部分审计业务由专门设立的审计机关来做(简称政府审计机关),部分业务聘任民间审计机构来完成。问题的关键是,在上述三种路径中,广义政府会如何选择?一般来说,委托人选择审计师有两个原则,一是独立性原则,二是成本效益原则。对于外部审计需求来说,独立性原则是指审计师要独立于所审计的公共组织,对于这个原则,无论是政府审计机关,还是聘任的民间审计机构,都独立于所审计的公共组织,二者都符合独立性的要求。对于外部审计需求来说,成本效益原则是对于同样的审计业务,政府审计机关与民间审计机构相比,何者实施成本低?成本低者,就具有优势,就成为公共组织审计需求首选供给者。所以,概括来说,外部审计需求的供给者,由于政府审计机关和民间审计机构都具有独立性,所以,选择何者来供给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成本效益原则。既然如此,从理论逻辑上来说,公共组织的外部审计需求之供给,就出现下页表1所示的三种情形,其中,情形3是最为普通的情形。
就公共组织的内部审计需求由谁来供给,公共组织同样有三种可选择的路径,一是建立自己的内部审计机构,二是聘任民间审计组织,三是二者的结合,一些审计业务由内部审计机构实施,一些审计业务聘任民间审计机构来实施。究竟选择何种路径,同样要根据独立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来考虑。就独立性来说,民间审计是公共组织之外的机构,当然具有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一般要根据独立性的要求来设立,同样会具有独立性,所以,独立性原则难以做选择何种路径的主要原则。就成本效益原则来说,民间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机构可能有区别,对于同样的审计业务,可能在审计成本上出现差异,此时,何者成本低,谁来成为这种审计业务的首选供给者。所以,根据成本效益原则,从理论逻辑上来说,公共组织的内部审计需求之供给者可能出现表2所示的三种情形。
说明:由于公共组织外部审计一般由政府审计机关负责,所以,由民间审计机构实施的公共组织审计,一般称为政府审计业务外包
说明:由于公共组织内部审计一般应该由其内部审计机构负责,所以,由民间审计机构实施的公共组织内部审计,一般称为公共组织内部审计业务外包
(三)公共组织的什么审计业务需要民间审计机构来审计?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民间审计机构在某些审计业务上具有成本优势时,公共组织的外部审计业务和内部审计业务都可能出现外包,由民间审计机构来供给。然而,民间审计机构在哪些审计业务上具有成本优势呢?
对于公共组织来说,无论是外部审计业务,还是内部审计业务,都可以视同一种交易。Coase(1937、1960)指出,科层组织和市场都是交易的运行方式,一种交易是由市场来运行还是由科层组织来运行,是由这两种方式的交易成本所决定的。然而,交易成本是由什么决定的呢?Williamson(1981、1984、1991)的研究表明,交易治理结构影响交易成本,而影响交易治理结构的是交易特征,主要包括资产专用性原则和外部性原则,正是交易特征和交易治理结构的正确匹配决定交易成本。所以,归根到底,审计业务作为一种交易,其资产专用性和外部性会决定其审计成本,并且,不同的主题在上述特征方面具有差异,从而不同的审计师在不同的审计方面上具有不同的审计成本,不同审计主体的成本优势得以显现。下面,我们借鉴郑石桥(2015)的方法,分析不同审计主题的交易特征及成本影响。
1. 经济信息主题。
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共同构建经济信息主题,根据这些信息在不同公共组织的常用性(也就是资产专用性),再区分为通用信息和非通用信息,不同的信息,具有不同的特征,从而具有不同的成本效益性。
(1)通用信息。一般来说,按统一规则生产的通用信息,需要根据特定公共组织特征来进行职业判断的成分不多,此时,这种审计业务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并且,对于通用信息的审计一般是以有合理保证方式发表审计意见,可以明确审计主体的法律责任,从而为审计质量奠定基础,此时,通用信息审计的外部性不高。当资产专用化程度和外部性都不高时,适宜采用市场方式来运行这种审计交易,政府审计机关应该优先会选择外包,公共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也是如此。换言之,也就是说,公共组织的通用信息审计,如果聘任民间审计机构来完成,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2)非通用信息。非通用信息是特定公共组织所特有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同时,非通用信息审计难以制定相关的审计准则,也难以确定审计质量,所以,这种审计业务的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外部性较高。正是由于非通用信息的资产专用性和外部性都较高,所以,这种审计业务适宜采用科层组织,政府审计机关应该优先会选择自制,公共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也是如此。换言之,也就是说,公共组织的通用信息审计,公共组织的非通用信息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或内部审计机构自行完成,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2. 经济制度主题。
经济制度的内容很多,根据不同公共组织的通常性(也就是经济制度的资产专用性),经济制度可以区分为共性制度和个性制度,不同的制度具有不同的成本效益性。
(1)共性制度。共性制度与通用信息的交易特征较为相似,资产专用性较低,外部性较低。所以,适宜采用市场来运行这种审计业务,政府审计机关应该优先会选择外包,公共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也是如此。
(2)非共性制度。非共性制度与非通用信息的交易特征较为相似,资产专用性和外部性都较高,所以,这种审计业务适宜采用科层组织,政府审计机关应该优先会选择自制,公共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也是如此。
3. 经济行为主题。
不同的公共组织具有不同的业务活动,所以,不同公共组织的经济行为呈现较大的差异,针对这些经济行为的审计就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另一方面,对于经济行为的审计,难以确定相关的审计准则,同时,由于其审计命题的不可穷尽,难以采用合理保证的方式发表审计意见,所以,难以确定审计人的法律责任,因为这些原因,经济行为的审计质量难以保障,这种审计业务的外部性较高。正是由于经济行为审计业务的资产专用性和外部性都较高,所以,这种审计业务适宜采用科层组织,政府审计机关应该优先会选择自制,公共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也是如此。
以上所述的审计主题、审计业务特征和运行方式之间的关系,归纳起来,如表3所示。
注:√表示有这种情形
四、例证分析
本文以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公共组织对民间审计需求的理论框架,下面,我们用这个框架来分析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公共组织对民间审计需求差异,以一定程度上验证这个理论框架。
(一)两国公共组织对民间审计的需求差异
目前,澳大利亚审计署有一半左右的财务审计和少量的绩效审计项目外包给私人会计公司、咨询公司,财务审计外包合同占到总合同量的60%以上,而绩效审计外包的情况较少,占合同总量的12%(贾云洁,2014)。
中国政府审计业务外包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劳务雇佣,主要是聘用民间审计机构的人员参与政府审计的项目组,在政府审计人员的领导下,参与具体的审计工作;二是审计业务项目整体外包,这主要是工程结算价款审计(徐向真,2014;郑石桥,2015;张琳、叶超、于洛,2015)。劳务雇佣事实上不是外包。
根据上述信息,两国公共组织对民间审计的需求有显著差异,表现在:第一,澳大利亚审计署审计业务外包主要是财务审计,而不是绩效审计;第二,中国政府审计业务外包主要是工程结算价款审计。那么,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二)两国公共组织对民间审计需求差异的原因分析
澳大利亚审计署,财务审计外包合同占到总合同量的60%以上,而绩效审计外包的情况较少,占合同总量的12%。这其中的原因是,财务审计主要是财务信息审计,公共组织的财务信息按统一的会计准则生产,属于通用信息,资产专用性低、外部性低,并且,财务信息审计是民间审计机构的传统业务,其在这类审计业务上具有竞争优势,所以,财务信息审计业务外包,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绩效审计则不同,公共组织的绩效信息属于非通常信息,资产专有性较高,且难以发表合理保证审计意见从而具有较高的外部性,所以,公共组织的绩效信息审计则不宜外包。
中国政府审计倡导集各类审计主题于一体的综合性审计,但是,目前起主导作用的审计主题仍然是经济行为,审计的重点仍然是经济行为是否合规(郑石桥,2015)。由于不同的公共组织具有不同的业务活动,其经济行为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这种审计业务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另外,经济行为合规性审计难以发表合理保证审计意见,所以,其外部性较高,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经济行为合规性审计不宜外包。但是,工程结算价款则不同,这类信息属于非财务信息,同类工程具有较高的共性,并不因不同的建设单位而出现差异,所以,工程结算价款信息具有通常信息的属性,其审计适宜于业务外包。
上述分析显示,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能解释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公共组织对民间审计的需求差异。
五、结论和启示
从世界各国立法及惯例来看,公共组织的外部审计由政府审计机关负责,内部审计由本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负责。然而,不少的国家也以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聘任民间审计机构对公共机构进行外部审计或履行内部审计功能。本文以审计主题为骨架,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工具,提出一个关于公共组织的民间审计需求理论框架。公共组织的外部审计需求有三种路径来供给,一是自己设立专门的政府审计机关,二是聘任民间审计机构,三是二者结合。最终选择何种路径是由审计成本决定的,何者实施成本低,就成为公共组织审计需求首选供给者,公共组织的内审计需求之供给也是如此。决定交易成本的是交易的资产专用性和外部性,不同的审计主题具有不同的资产专用性和外部性,这些交易特点决定了其外部或自制的成本高低,进而决定了这些不同主题的审计业务的对民间审计的需求程度。根据交易特征进而交易成本,公共组织对民间审计需求较高的审计业务是财务信息审计、通用的内部控制审计,需求程度较低的是绩效信息审计、经济行为合规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