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障碍型（共7篇）
动力障碍型 篇1
摘要：目的 观察中药温建汤加西药多潘立酮治疗动力障碍型功能性消化不良 (FD) 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120例动力障碍型FD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60例和对照组60例;对照组给予西药多潘立酮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温建汤, 2组均以4周为1疗程, 治疗1疗程后, 观察2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改善及病情变化情况, 并对具体疗效进行相应的对比。结果 总有效率治疗组为96.7%, 对照组为76.6%;2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 , 2组治疗后临床症状较治疗前均有改善 (P<0.01) , 与对照组比较, 治疗组主要症状改善更为明显。结论 中药温建汤加西药多潘立酮治疗胃动力障碍型消化不良能显著改善症状, 是治疗动力障碍型FD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功能性消化不良,中西医结合疗法,温建汤,多潘立酮
功能性消化不良（FD）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临床症候群。根据罗马Ⅲ标准[1]，FD是指存在被认为源自胃十二指肠区域的症状，且无任何可以解释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系统性或代谢性疾病。并从临床角度出发，将FD细分为餐后不适综合征（PDS）、上腹痛综合征（EPS）。PDS相当于动力障碍型FD，该型临床最为常见，其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西医仍缺乏特异有效治疗方法。笔者近几年来，采用中药温建汤联合西药多潘立酮治疗动力障碍型FD患者，取得较好疗效，现回顾性选择自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经治病例，并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所有病例均符合文献诊断标准[2]；全部病例均来源于门诊患者，均有饭后上腹胀满，早饱，嗳气等胃动力障碍的临床表现。选择病例120例，分为：临床治疗组60例，其中男28例，女32例；年龄16～61岁；病程1～6年。对照组60例，其中男26例，女34例；年龄18～60岁；病程1年半～6年。两组性别、年龄、病程、症状等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临床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西药治疗。方法：多潘立酮片，每次10mg，每天3次，饭前半小时服用。
1.2.2 治疗组
采用中药汤剂加西药治疗，方用中药温建汤（自拟方）。药用厚朴6g，陈皮6g，甘草6g，茯苓12g，草豆蔻6g，木香5g，枳壳10g，鸡内金6g，莱菔子10g，黄芪15g，桂枝6g，白芍10g，大枣5枚，生姜3片。临床加减：舌苔厚腻加蒲公英、槟榔；胃脘痛加川楝子、元胡；反酸加海螵蛸、浙贝；失眠加酸枣仁、柏子仁等。水煎服，每日1剂。配合西药多潘立酮片，服用方法与对照组相同。两组疗程均为4周。治疗期间，忌食生冷瓜果、酒、浓茶及刺激性食物；避免劳累及情绪刺激。
1.3 疗效标准
治疗前及疗程结束后对症状的程度进行评估，按动力障碍型主要症状如上腹胀满、早饱、嗳气等临床表现的轻重程度分为3级。1级：有轻度感觉但很不明显；2级：症状明显，但不影响工作；3级：症状严重难以坚持工作。疗程结束后对总体疗效进行评估，症状明显改善2级及以上者为显效；症状明显改善1级及以上者为有效；症状无改善或加重为无效。
2 结果
疗程结束后，治疗组60例中显效42例（70%），有效16例（26.7%）无效2例，总有效率96.7%。对照组60例中显效20例（33.3%），有效26例 (43.3%) ，无效14例，总有效率76.6%。经χ2检验，两组总体疗效比较，显效率（P<0.01）和有效率（P<0.05）差异均有显著性。
3 讨论
动力障碍型FD属于中医“痞满”、“胃脘痛”、“嗳气”等范畴。中医认为：本病的发生与情志不舒，饮食所伤，外邪内积，脾胃虚弱等有关。外因以寒邪和湿邪较多，内因则以脾虚为关键，脾虚为本，气滞为标，脾虚气滞是该病的基本病机。因此，建中气，行滞气是该型的治疗大法。基于以上认识，我们选用了具有缓急建中的黄芪建中汤合化寒湿、行滞气的厚朴温中汤加减组成自拟方“温建汤”，作为动力障碍型FD患者的治疗专方。方中以黄芪为君，建中气、舒肝气；厚朴、木香、枳壳为臣药，降胃气、消滞气；佐以陈皮、茯苓、桂枝、草豆蔻醒脾和胃、理气化湿；鸡内金、莱菔子消导化食；白芍、甘草缓急止痛；生姜、大枣调和营卫。该方组合，标本兼治，培中焦，和阴阳，调气机，化寒湿。待脾胃生机渐复，中焦斡旋有力，升降出入有序，则障碍自除。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FD患者存在明显的胃动力低下，多潘立酮是目前临床最为常用的促胃动力药，为一种多巴胺受体拮抗剂，通过拮抗胃肠道多巴胺受体，特异性的作用于上消化道，可增强胃蠕动，促进胃排空，协调胃十二指肠运动，有效解除上消化道动力障碍症状[3]。该药联合中药温建汤，能够有效改善胃肠运动节律，促进胃窦动力等而发挥较好的抗FD作用。
通过临床观察表明：单用多潘立酮与联合应用中药温建汤治疗动力障碍型FD其显效率、有效率均有明显差异。因此，我们认为：中药温建汤加西药多潘立酮联合应用，是治疗动力障碍型FD的有效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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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障碍型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与分组
选择201 3年4—12月我院消化科收治的动力障碍型FD患者76例, 均符合《中国消化不良的诊治指南》中相关标准[2]。排除以往有腹部手术史、消化系统器质性疾病、其他原因引起的消化不良以及治疗前两个月服用过抗胆碱药、抑酸剂、解痉药、质子泵阻滞药和益生菌等。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联合组与莫沙必利组, 各38例。联合组男16例, 女22例;年龄 (45.2±5.5) 岁;病程 (25.1±4.7) 个月。莫沙必利组男18例, 女20例;年龄 (44.7±4.9) 岁;病程 (24.8±4.5) 个月。两组性别、年龄和病程等接近。
1.2 治疗方法
联合组予复方嗜酸乳杆菌片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0.5g, 每日3次, 餐后30分钟温开水送服;莫沙必利 (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5mg, 每日3次, 餐前30分钟口服;连用6周。莫沙必利组仅予莫沙必利治疗, 用法、用量及疗程同联合组。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血清胃泌素 (GAS) 和胃动素 (MTL) 变化。
1.3疗效评定标准胃排空率测定:患者隔夜禁食, 晨6时进食标准餐 (康师傅香菇炖鸡面80g和双汇火腿肠60g) 进餐约1/2吞入钡条 (10mm×1mm) 20根, 4小时后行腹部平片检查, 根据胃内残余钡条数计算胃排空率= (20-胃内残余钡条数) /20×100%。显效:胃排空率较前改善幅度≥30%;有效:胃排空率较前改善幅度20%~29%;无效:胃排空率较前改善幅度<20%。显效与有效合计为总有效。随访1年, 观察总有效患者的病情反复情况。
1.4统计学处理应用S P S S 1 8.0软件,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 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GA S与MT L变化 (表1)
治疗前两组血清GAS、MTL水平接近,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均有明显上升, 联合组高于莫沙必利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疗效比较 (表2)
联合组胃排空总有效率94.7% (36/38) 明显高于莫沙必利组76.3% (29/38)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21, P<0.05) 。
2.3 随访病情反复情况
联合组总有效的36例中病情反复8例 (22.2%) , 莫沙必利组的29例中病情反复14例 (48.3%)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87, P<0.05) 。
3 讨论
FD的发病机制, 多数学者认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胃肠激素分泌异常导致的胃肠道动力障碍是发病的关键[3]。复方嗜酸乳杆菌片是常用的复方四联益生菌, 口服通过壁磷酸于肠道黏附定植后大量繁殖, 直接补充肠道有益菌, 分解糖类产生酸性物质降低肠道p H值, 抑制肠道致病菌繁殖, 恢复肠道微生态菌群平衡, 于肠黏膜表面形成生物屏障;并可促进胃肠蠕动, 增强食欲, 改善消化不良症状[4]。莫沙必利是常用促胃肠动力药, 激活胃肠壁肌间胆碱能5-羟色胺4受体, 使乙酰胆碱大量分泌释放, 促进胃肠道蠕动[5]。复方嗜酸乳杆菌片与莫沙必利均有促胃肠蠕动功能, 且机制不同, 联用有协同增效作用。
本文结果显示, 治疗6周后联合组的血清GAS、MTL水平升高更明显, 且总有效率高, 1年内病情反复率低于莫沙必利组。提示复方嗜酸乳杆菌片联合莫沙必利治疗动力障碍型FD疗效优于单用莫沙必利, 可加快胃排空, 升高血清GAS、MTL水平, 改善胃肠道动力功能, 远期疗效亦较佳。
参考文献
[1]赵丹, 毛华.功能性消化不良病理生理机制研究进展[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 (电子版) , 2014, 8 (15)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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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继兵.复方嗜酸乳杆菌片治疗慢性腹泻疗效观察[J].中国药师, 2010, 13 (12) :1801.
动力障碍型 篇3
1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措施和做法
1.1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培训———突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
2004年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下发了《关于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通知》 (农科教发[2004]4号) , 阳光工程培训工作坚持以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为原则,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为目标。培训项目当前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阳光工程的内容:项目以短期的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 辅助开展引导性培训, 培训时间一般为15~90天。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就业岗位的要求, 安排培训内容, 设置培训课程。职业技能培训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 当前的培训重点是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用工量大的行业的职业技能。
阳光工程的资金管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实行政府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要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培训工作, 地方财政扶持资金与中央扶持资金统筹使用。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资金, 由财政部直接拨付到省级财政, 再由省级财政结合本级安排的资金逐级下拨, 补贴给受训农民或培训单位。补助资金不能用于培训单位的基本建设、培训条件建设和技能鉴定开支, 不得用于有关项目管理部门的项目工作经费。
1.2 农村劳动力向农村非农行业转移培训———强调经营管理
农业部制订了《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计划》, 在全国实施培训农民的五大工程:一是面向广大农民的“绿色证书培训工程”;二是新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三是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四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
五是农业远程培训工程。
以上五大培训工程除第四项外, 主要是针对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技能, 向非农产业就地转移的培训。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障碍因素分析
2.1 农民自身障碍
其一, 农民的基础教育不足, 减弱了培训效果。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 仅相当于刚读初二的水平, 远未达到当前的九年义务教育标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 直接参加机械制造、电子产品维修, 操作智能化机器设备等培训的效果会怎样。其二, 农民对培训选择存在盲目性———缺乏培训信息和职业指导规划。其三, 农民对于培训缺乏积极性。
2.2 用工单位因素
其一, 员工流动性高, 使用工单位面临员工培训后流失的风险。正是由于对员工流失的担心, 用工单位唯恐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对员工进行培训, 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 因此不愿培训农民工。其二,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使用工单位能够轻易挑选到合乎要求的员工, 因此, 用工单位没有再花费时间、金钱培训员工的必要。加上培训后流失的风险, 多数情况下, 他们宁肯以高工资招聘熟练的技术工, 也不提供培训。其三, 激烈的市场竞争, 用工单位为压缩成本而不愿提供培训。
2.3 体制性障碍
其一, 国家投入不足。政府支持力度有待加强———财政拨款少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劳务输入地和输出地的责权不对等, 相互推卸责任, 管理者缺位, 劳务输入地不愿承担培训;管理人员缺乏培训管理专业技能, 对市场人才需求变化不够敏感。其二, 培训机制不顺。作为承担农民培训主体的职业学校 (学院) , 由于得到政府的补贴有限, 不能“赚钱”, 直接导致培训开展的消极应对, 起不到真正提高农民技能的作用。另外, 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有差异, 缺乏针对性, 导致的后果是农民培训后感觉作用不大。其三, 其它培训机构不发达。当前, 政府倡导开展的培训主要在县、乡两级, 对于地级及以上的大、中城市缺乏明确政策支持。其四, 户籍制度限制。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存在, 尽管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口可以自由流动, 但是无法享受当地医疗、失业、教育等多种社会保障。尽管不少省市出台了针对失业、下岗再就业的免费岗位培训, 但是农民工并不能享受, 而被排除在外。
2.4 社会因素
其一, 轻农思想的存在。长久以来, 进城农民遭受歧视。认为他们没文化、不讲卫生、偷拿抢打、道德低下者大有人在。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实施的以农补工, 利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促进经济发展、工业腾飞, 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农村为城镇建设, 农民为城镇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其二, 农民工就业渠道狭窄。由于我国教育体系长期以来重视普通教育而忽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导致社会和用工单位对技术工人存在偏见。农民工很难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 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脑力劳动少的现代制造业、服务性行业。就业渠道狭窄, 使得他们选择培训内容时面临种种限制。
3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政策性建议及对策
3.1 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入, 培训费用纳入财政预算, 形成机制
财政支持农民培训, 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通常做法, 是一项重要的“绿箱”政策。所以, 各级政府应把加大财政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强度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 社会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并且一定时期内, 保证培训财政投入增长率要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率。各级农业部门要努力争取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争取各级财政设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专项经费, 完善培训条件, 补贴农民转岗就业培训工作。
3.2 培训模式创新———市场激励为主、政府引导为辅
农业劳动力转移培训应该兼顾效率和公平, 对于效率的过分追求会伤害社会公平;而过于追求公平, 又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对两者进行权衡, 此处提出由当前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激励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模式。政府退出培训市场, 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培训的内容、方式等。政府应该在法律、政策制定、市场环境维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扶植。
具体做法包括:
第一, 政府由向培训机构发放补贴转为向参培农民直补, 商业培训机构按市场价格收费。对参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 一方面可以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经费层层下拨的环节, 节省由此造成的行政办公费用及避免权力寻租。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培训机构, 为了形成良好的声誉, 招徕更多参培学员, 扩大市场份额, 提供的培训内容必须与市场需求密切接轨, 组织经营必须高效并努力节省管理成本, 以提高竞争力。完全靠市场化运作的好处显而易见———优胜劣汰, 经过培训市场检验后, 能够生存下去, 并能良好运转的培训机构, 在盈利的同时, 完成了政府希望达成的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和生活、经营管理能力的任务。当然, 直接受益人是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这种做法可谓一举三得, 值得推广。
第二, 企业、行业协会、专门组织等对农民工的培训, 政府需要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优惠。如已经实行的企业用于培训农民工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 免收税款, 但目前的措施仍然起不到激励用工单位的作用, 其组织培训的积极性依然不高。对行业协会、相关基金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等开展农民培训, 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应提供资金、技术、人力支持。
第三, 逐步改变目前政府主导、一家独大的农民培训体制, 鼓励、引导更多合格的企业和个人开展培训业务。鼓励各界力量参与其中, 形成“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局面, 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自动选拔机制, 形成畅通、有效的竞争机制, 是未来农民培训工作的趋势。
3.3 规范职业技能鉴定、认证工作
职业认证的好处在于一方面促使人们通过系统学习掌握一门技能, 经统一标准的考核, 获得认证;另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一种信号作用———即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职业技能要高于未获得认证的人, 这类似于文凭的信号作用。但是, 务必确保认证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要有效评估培训效果, 必须建立规范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避免“裁判踢球”, 即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 不自行开展职业技能鉴定, 应当由独立的第三方来提供鉴定评级。
3.4 培训要在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同时开展, 分层培训
从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关系看, 农民工输出地主要是中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 但其输出的农民工往往是所在地区文化程度最高, 年富力强的农村精英。今后, 一方面, 要继续扩大劳动力输出地的待转移劳动力的培训规模, 通过市场化提高培训质量, 形成良性发展;另一方面, 要开展劳动力输入地的农民工培训。当前由于多种原因, 劳动力输入地农民工培训几乎一片空白, 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近2亿的农民工为输入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却无法享受培训, 提高自身素质,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另外, 对于参加培训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技能水平参差不齐, 应当逐步实施分层培训。如技能型的初、中、高级培训班等。
3.5 改革户籍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劳务输入地提供的各种培训的对象往往是具有本地户口的公民, 而将外地农民工排除在外。户籍制度的存在已经50余年, 早已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就业, 同样的岗位, 却与当地居民具有两种不同的身份, 是一种极大的不公。
改革当前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有利于公平竞争, 提高劳动生产率, 进而提高整体社会福利。针对我国地区间差异大的特点, 可以先从部分条件成熟的地区进行试点改革, 然后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十分必要, 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 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仍然存在相关的障碍因素, 包括农民自身障碍, 用工单位因素, 体制性障碍以及社会因素, 基于对障碍因素的分析, 本文提出了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入, 培训模式创新等相关对策。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现行措施,障碍因素,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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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政府职能分析[J].经济论坛, 2006, (5) .
动力障碍型 篇4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40例均为门诊病例, 其中男性28例, 女性12例;慢性胃炎26例, 胃溃疡6例,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2例, 急性胃炎6例。中医辩证为肝胃气滞型, 症见胃脘饱胀连及两胁, 食后加重, 嗳气烧灼, 大便实, 脉弦或滑, 舌红苔黄燥或腻。
1.2 治疗方法
予自拟疏肝安胃汤:柴胡10 g, 制大黄10 g, 厚朴10 g, 莪术10 g, 佛手片15 g, 炒麦芽30 g, 吴茱萸2 g, 黄连6 g, 代赭石20 g, 沉香曲10 g, 路路通10 g, 炙甘草3 g。每日1剂, 水煎取汁分2次温服。10剂为1疗程, 连服2～3个疗程后观察疗效。消化道出血加白及20 g, 三七粉3 g (吞服) ;口苦口燥、口渴饮加芦根20 g, 生薏苡仁30 g。
1.3 疗效标准
治愈:症状消失, 6个月以上不复发, 胃镜检查示炎症溃疡消失。好转:症状好转, 病情有反复, 胃镜检查无改善。
2结果
本组40例, 治愈22例, 好转14例, 无效4例, 总有较率90%。其中慢性胃炎26例, 治愈18例, 无效2例;急性胃炎6例, 治4例, 好转 3例;胃溃疡6愈例, 好转4例, 无效2例;十二指肠球部溃疡2例, 治疗好转2例。
3典型病型
患者, 男性, 32岁, 2008年5月15日就诊。胃脘饱胀反复发作加重5 d, 以往有发作史。西医诊断为胃溃疡。刻诊:脘腹饱胀, 大便干结, 脉象弦, 舌红苔黄燥。中医诊断为胃脘痛 (肝胃气滞型) 。投自拟疏肝安胃汤5剂。二诊:上腹部饱胀大减, 嗳气减少, 原方再进5剂。三诊:诸症消失, 惟食后略有不适, 原方再进10剂。其后复查胃镜示慢性浅表性胃炎 (轻度) 。追访1年病情稳定。
4讨论
动力障碍型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自2011年6月至2014年6月于我院接受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且术后发生胆道动力障碍的6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30例。其中男23例, 女47例;年龄25~63岁, 平均 (47.2±8.6) 岁;发病时间:术后1~10个月, 平均 (5.6±0.6) 个月;病程14~60 d, 平均 (26.8±1.2) d;临床表现:胀痛57例, 刺痛11例, 绞痛7例, 隐痛26例。两组年龄、性别、发病时间、病程、临床表现等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标准:①符合胆囊切除术后胆道动力障碍的西医诊断标准[4], 年龄20~70岁;②B超检查证实胆总管增粗, 但未超过10 mm, 实验室检查胆红素正常或增高, 白细胞正常, 定、淀粉酶偶有上升;③符合中医“胁痛”标准, 胆囊切除术后右上腹持续疼痛, 伴嗳气, 胸闷, 腹泻, 无显著阳性体征;④患者均知情研究内容, 已签署研究同意书;⑤排除合并胆道器质性病变患者, 排除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1 . 3 方法: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治疗, 观察组在常规处理基础上加用复方丹参片 (广东国医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Z20083442) 治疗, 口服, 0.9克/次, 3次/天, 连续服用1周。
1.4 观察指标:①记录治疗前后2组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变化, 包括肝动脉收缩期最大峰值流速 (Vmax) 及阻力指数 (RI) 的变化;②记录2组肠鸣音恢复时间、肛门排气时间;③2组均作为期1年的随访调查, 统计术后胆道动力障碍的发生率, 包括纳差、腹泻、腹痛、上腹不适、厌食等。
1.5 疗效标准。痊愈:自觉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 影像学及实验室检查无异常;显效:自觉症状及体征叫治疗前下降70%~99%, 实验室指标趋向正常, 影像学检查提示显著好转;有效:自觉症状及体征较治疗前下降30%~69%, 实验室检查提示改善明显, 影像学证实有所好转;无效:自觉症状及体征不变或加重, 影像学及实验室检查均未提示改善。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1.6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处理上述研究数据,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 (%) 表示, 对比进行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对比:观察组痊愈7例, 显效8例, 有效12例, 无效3例, 总有效率为90.0%,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0.0% (痊愈2例, 显效2例, 有效14例, 无效12例) , 两组对比差异显著 (P<0.05) 。
2.2 两组治疗前后肝动脉Vmax及RI变化对比:治疗前, 两组血流动力学指标对比无差异, 治疗后, 观察组肝动脉Vmax及RI明显改善,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2.3 两组肛门排气时间及肠鸣音恢复时间对比:观察组肛门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P<0.05) , 见表2。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2.4 两组1年后胆道动力障碍发生率对比:观察组仅1例出现右上腹部不适症状表现, 术后1年胆道动力障碍发生率为3.3%, 对照组2例出现右上腹部症状, 纳差3例, 厌食2例, 腹泻2例, 胆道动力障碍发生率为30.0%, 两组随访1年胆道动力障碍发生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人体肝胆系统由肝内、外胆管, 胆总管, 胆囊及括约肌等部分构成, 是胆汁生成、存储及排泄的通道, 且胆汁分泌及排出过程受到神经、食物、体液、药物等多类因素的调节, 其中分泌有其持续性, 排泄则具备周期性。在作腹腔镜胆囊镜切除术后, 人体胆道解剖结构发生改变, 胆囊功能丧失, 胆道失去压力缓冲功能, 术后胆总管被动扩张, 调节压力平衡, 并替代胆囊部分功能, 使得持续分泌的胆汁无法经由胆囊流入十二指肠[5,6]。
胆囊切除后, 胆气升发, 排泄及贮藏胆汁功能被破坏, 肝胆失阴阳调和, 遂造成肝失宣泄, 出现腹胀、胁痛等表现, 而胆汁摄取不足, 精汁不足, 影响脾胃运化, 遂致纳差、恶心、嗳气等症状。在治疗方面需遵循温肾健脾、理气止痛、活血化瘀、调和气血的原则[7]。
本组结果显示, 采用复方丹参片的观察组, 其临床治疗有效率明显上升, 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改善明显, 且肠鸣音恢复时间及肛门排气时间显著缩短, 随访1年结果证实, 患者胆道动力障碍发生率显著降低, 复方丹参片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胆道动力障碍的防治中有较高的应用效果。
综上, 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胆道动力障碍患者的临床治疗中, 采用复方丹参片方案, 较常规方案而言, 其临床治疗有效率高, 胆道功能恢复速度快, 血流动力学指标改善明显,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 安全高, 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张栋梁, 齐清会, 李毅, 等.通里攻下法防治豚鼠结石性胆囊炎的实验研究[J].江苏中医药, 2012, 44 (3) :68-69.
[2]马献中, 王保平.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医辨证治疗体会[J].中国中医药科技, 2014, 11 (z2) :11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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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英巧.穴位贴敷治疗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伤口疼痛的效果观察[J].中国中医药科技, 2014, 12 (5) :579-580.
[5]张浩, 庞燕.补脾益肠方对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后患者胃肠功能的影响[J].陕西中医, 2014, 22 (7) :855-856.
[6]屈惠.参附注射液对老年全麻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应激反应影响[J].中国中医急症, 2013, 22 (5) :831-832.
动力障碍型 篇6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培训,障碍因素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加快农村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 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 实现其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础性工作。自2004年4月由农业部、财政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和建设部共同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启动以来, 全国各地掀起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热潮, 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 培训效果并不显著。因此, 有必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研究。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重要性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社会分工深入拓展的结果。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增加。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 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 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水平较低, 大大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升。在转移过程中他们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稳定性差、工资低、工作环境差的工作, 如建筑业、采矿业。据有关研究显示: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中未读过书者所占比重为4.44%, 小学文化者占22.47%, 初中文化者占50.74%, 高中文化者占22.1%。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8.59年, 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 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占3.4%, 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占0.13%, 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1]。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岗前职业培训的人数比例都在70%以上[2]。同时, 中国企业中高级技工的短缺非常严重, 要求农民工具备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供求失衡严重。
二、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的因素分析
农民培训进展缓慢, 每年培训的受众太少, 效果不佳。障碍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性障碍。 (1) 国家投入不足。截至2006年, 中央财政对阳光工程累计投入12.5亿元, 全国仅省级财政安排的培训资金就达15亿元以上[3]。政府补贴从一两百元/人上涨到四五百元/人。参加培训的农民自己需承担食宿费用。一项技能的真正掌握最少需要2—3个月, 需要的各项费用之和远远超过了培训补贴, 需要机械、设备等硬件的技能型培训费用更高。数百元的政府补贴, 对培训单位没有利益驱动。另外, 疏于监管, 当地政府的权力寻租, 与培训机构相互勾结, 骗取上级政府补贴的情况时有发生。 (2) 政府、农民、企业在培训中定位不清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多以政府为中心全面展开, 政府负责从组织、推动、政策与资金扶持到各类培训机构的遴选、培训主题的确定, 甚至具体实施等一系列工作。很多培训机构过度依赖政府财政补贴拨款, 缺乏能动性。农民限于自身素质偏低, 在培训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很多企业自身缺乏有效的培训机制。这种政府大包大揽的培训促进农民就业的效果是短暂的。从长远看来, 无沦哪种途径培养出来技术工人都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严格挑选。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起到协调引导的作用, 企业和农民本身才是实施主体。 (3) 户籍制度限制。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存在, 外地农民工无法享受当地医疗、失业、教育等多种社会保障。虽然不少省市出台了针对失业、下岗再就业的免费岗位培训, 但往往是具有本地户口的公民, 将外地农民工排除在外。
2.农民自身障碍。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据对杭州市农民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原因调查, 51.11%的农民认为是自己确实需要, 12.79%的农民是听了科技人员介绍才参加的, 11.26%的农民是村里领导动员后参加的, 还有3.96%的农民是因为有报酬, 20.81%因为其他原因。即使是农业企业经营者, 虽然大多出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增长知识的需要, 但仍有应乡镇政府和当地农业部门的要求而参加培训的因素[4]。决定农民是否参加培训的根本原因在于收益是否大于成本。参加培训的成本包括培训费、交通、食宿等显性成本以及误工费、可能在此期间错过新工作的损失等机会成本。培训时间越长、培训地点离家越远, 成本就越高。当前政府组织的培训主要集中在乡镇、县城, 交通、食宿不便于农民。而技能含量高的培训, 三五天短期内很难奏效。培训时间加长, 意味着成本更高。另外, 目前的培训能否给农民带来收益并不明确。担心学习后没用, 浪费了时间、金钱的想法, 进一步打击了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同时, 农民自身教育基础不足, 很多农民初中都没毕业。即使是完成了基础教育的, 至今能够掌握当年所学知识的也寥寥无几。多数人毕业后就停止了学习。基础教育水平的不具备直接影响到培训的效果。此外, 由于缺乏培训信息和职业指导规划, 农民对培训的选择具有盲目性。想参加培训的人不知道该到哪里学, 学些什么, 而不得不放弃。
3.培训机制障碍。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必备的师资、资金、设备、培训供求的信息资源存在着普遍性短缺问题, 成为制约培训效果的重要因素。承担农民培训主体的职业学校, 由于得到政府的补贴有限, 直接导致培训开展的消极应对, 或应付检查, 起不到真正提高农民技能的作用。另外, 培训目的定位不合理、培训方法陈旧、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有差异, 缺乏针对性, 也导致农民培训后感觉作用不大, 或没有作用。同时, 有效的后续跟踪服务及保障机制缺失, 也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形成高效, 互动, 良性运转的局面。
三、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效果的对策分析
农村劳动力培训是一个庞大社会系统的工程, 需要社会各界各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在全社会内形成合力, 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
(一) 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支撑体系
1.加大资金投入, 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各级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力度, 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 社会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在一定时期内, 保证培训财政投入增长率要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率。各级农业部门要努力争取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争取各级财政设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专项经费, 完善培训条件, 补贴农民转岗就业培训工作。
2.完善培训与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建立完善的培训与就业信息服务体系, 主要包括用工信息平台、培训平台和组织生源平台等。用工信息平台, 即对所有的用工信息进行筛选, 建立包括用工单位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劳动用工许可证及相应用工条件、工资待遇等内容的用工信息档案;培训平台, 培训单位根据用工单位的用工工种及相应要求进行培训, 建立培训台账, 登记培训学员的基本信息, 培训结束通过考试合格, 办理转移就业的有关手续;组织生源平台, 部分地区在乡镇开始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网络, 将培训信息直接发放到村、组[4]。
3.加强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 建立政府监督制度。政府要在法律、政策制定、市场环境维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扶植;做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工作, 完善合作机制;对财政补贴加大监管力度, 定期抽查培训机构提供的资料是否符合规章制度, 走访培训学员, 严格落实财政补贴政策;结合实际, 改革一些审批规程, 缩短申请时间, 使培训与市场快速接轨。
4.改革户籍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当前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有利于公平竞争, 提高劳动生产率, 进而提高整体社会福利。针对中国地区间差异大的特点, 可以先从部分条件成熟的地区进行试点改革, 然后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
(二) 制定科学培训目标, 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科学目标的制定必须首先对企业的需求工种类型、结构、标准、数量和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其个体差异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分析, 整合企业需求和农民需求, 以共同重合部分作为培训目标内容, 确保培训目标内容的需求导向, 实现培训与就业的良性对接。培训内容既要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一定的难度, 又不能因此使培训对象产生畏惧心理;培训活动既要满足成人渴望得到指导、帮助的心理, 又要考虑到他们在确定培训需求、选择培训方法等方面独立自主的要求。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 建立有效的后续跟踪服务及保障机制。
当前开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 主要有校企、政企合作的“订单”、“定向”、“储备”培训等;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形成的某些行业培训, 如“川师傅”等。其共同特点是政府主导, 市场化程度不高。要充分利用农业广播学校、农村中小学、中等农业学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培训中心等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现有的培训场所、设备、师资等资源, 开展远程教育、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 实行长短结合、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积极探索“校校联合”、“校乡联合”等有效形式,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 积极构建培训主体
要推动转移培训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 必须着力建构培训主体。第一, 政府要强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理论的学习研究、对国内外实践经验的积极借鉴、努力探索本地区的培训特点和内在规律, 以提高理论水平和领导管理能力。第二,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通过广泛宣传、典型示范、制度规范等形式, 强化企业的培训责任意识, 帮助培训机构和农民树立正确的培训观念。第三, 积极鼓励、扶持县、乡级培训学校的发展, 最大限度地给予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 提高其理论水平、师资水平和设备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113-166.
[2]张丽华.福建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研究[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2011:2.
[3]张磊.农业劳动力转移培训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07:35-38.
动力障碍型 篇7
(一)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拉”定理研究
雷文斯坦 (E.G.Ravenstein, 1885) 在《人口转移规律》一书中提, 出促使人口转移的原因有受压迫、受歧视、沉重的负担、生活条件不适等, 经济因素是最主要因素, 其观点被认为是推拉理论的渊源。系统的“推—拉”理论由唐纳德·博格 (D.J.Brogue, 1959) 提出, 他从运动学观点解释人口转移的原因, 着眼于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的影响, 认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转移主要是两地推拉4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推力”因素包括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自然资源枯竭、农村劳动力过剩、经济收入较低等;“拉力”因素包括工资收入较高、就业机会较多、气候环境较好等。
(二)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及途径研究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可概括为:
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威廉·配第 (W.Petty, 1690) 从收入的比较利益角度分析, 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 可促进经济发展。2.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乔根森 (Jorgenson, D.W, 1961) 从消费结构变化和农业剩余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转移的根本原因。3.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76) 从劳动分工角度和城乡间不断强化的商业联系进行研究, 认为这是市场扩展的结果。4.转移途径分析。克拉克 (C.Clark, 1940) 根据配第的理论分析得出“配第—克拉克定律”: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劳动力总是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
(三)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及障碍研究
1.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
刘易斯 (Lewis, 1954) 模型假定现代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 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的差异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直到被城市完全吸收。拉尼斯、费景汉 (G.Rains&C.H.Fei, 1961) 提出农业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工业资本存量的增长等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必要条件。托达罗 (M.O.Todaro, 1969) 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做出的。舒尔茨 (Theodore.Schultz, 1976) 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 认为迁移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行为决策过程, 主要取决于迁入地收入是否大于迁出地收入加上转移过程中支出总和。
2.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可总结为: (1) 人口社会学特征对转移影响。斯塔克 (O.Stark, 1991) 从经济学视角解释个体迁移的社会学特征, 开创了以家庭投资组合理论和契约理论为代表的“新劳动力转移学说”。该理论认为, 家庭因素会对迁移的动机产生影响, 障碍因素更为突出。 (2) 制度及政策因素对转移影响。国外学者多次分析了城镇福利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农村保险及土地制度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或抑制作用。麦吉德 (Majd, 1992) 利用统计数据分析认为, 1962-1971年间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促进伊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
二、国内研究动态
(一)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转移效应及途径研究
1. 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的测算及转移效应研究
数量测算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刘建进 (1997) 、胡鞍钢 (1997) 、侯鸿翔 (2000) 分别利用生产资源配置优化模型和均衡条件, 耕地劳动比例法、就业结构偏离度估算1995-200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1.17-2.05亿。
转移效应的研究主要有: (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张宝法 (1997) 、潘文卿 (1999) 等认为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支持性贡献。刘继兵 (2005) 等认为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 (2) 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李实 (1999)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农户数据, 运用收入函数估计方法分别对外出农户和非外出农户的收入进行估计, 认为外出劳动力不仅能获得高报酬率, 还对本家庭中其他劳动力报酬率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2.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途径的研究
林毅夫 (1996) 主张异地转移, 即“离土又离乡、进厂也进城”, 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协调起来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张培刚 (2002) 主张就地转移, 依靠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刘伯文 (2004) 主张“乡镇消化, 城市导流, 国内移民, 国际输出, 协调配合, 共同吸纳”。张佑林 (2004) 结合二元经济理论, 认为只有将农民转移进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二)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及障碍研究
1.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
高国力 (1995) 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基础上, 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 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杜鹰、白南生 (1997) 应用“推—拉”理论解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因素, 指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向发达地区。李实 (1997) 、都阳 (2001) 从资源禀赋和农业收入角度研究转移动因, 认为农业资源禀赋的缺乏和农业收入低下是转移主要动因。
2.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 (1) 人口社会学特征对转移影响。赵耀辉 (1997) 发现, 年龄与迁移概率之间是倒U形关系, 劳动者的迁移概率在某一年龄达到最大值后, 迁移概率会下降, 并认为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倾向于进入本地非农部门工作。 (2) 制度因素对转移影响。蔡 (2000) 认为, 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障碍有能力、偏见和制度等障碍, 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预期收入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力的解释都不充分, 制度障碍长期存在。
(三) 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
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有:1.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吕萍 (2006) 对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输出现状、存在问题进行研究。鲁奇 (2007) 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调查研究。2.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策建议。陈艳美 (2004) 认为加快民族地区城镇化, 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蔡正非、李喜景 (2008) 的研究与民族文化相结合, 提出增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交流的思路和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措施。阿布都外力、依米提 (2006) 基于乌鲁木齐和西安市的问卷调查数据, 重点分析了制约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 并提出促进转移思路及途径。
三、文献评述与启示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他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和重要作用, 探讨了农村产生富余劳动力的原因, 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障碍因素, 提出了相应的宏观战略和具体对策。特别是“推—拉”定理关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研究成果, 为从不同角度研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情况、影响因素、转移模式、路径等提供了一定理论参考。但值得注意的是, 国外理论产生背景与发展中国家不同, 在对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分析时具有一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