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影响力（精选6篇）
聚焦中国影响力 篇1
解读“中国粮食地图”
在过去的30年里, 曾经肥沃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 蜕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城, 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以及东北部地区则承担起了粮食主产区的重任。中国的粮食生产于是向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份集中。至2008年, 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 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4.79%和53.44%, 南方粮食面积与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则减至45.21%和45.66%。“南方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太快, 这导致耕地减少的速度也太快, 粮食保障已经靠不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 “最靠得住的还是黑龙江, 中国50%以上的增产来自黑龙江, 黑龙江在中国粮食领域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
相关资料显示, 1990年～2010年, 中国粮食的供求格局已大致形成:当前粮食供给有余的主要是东北区 (黑龙江、吉林和辽宁) 、冀鲁豫区 (河北、河南、山东) 、长江区 (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和西北区 (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新疆) ;供给不足的主要有东南区 (福建、广东、海南、江苏、上海、浙江) 、京津区 (北京、天津) 、青藏区 (青海、西藏) 和西南区 (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 。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南粮北运”向“北粮南运”的转变, 并且这一格局还在进一步增强。
《中国经济周刊》采用最简单的经验估计法, 即粮食总产量/ (常住人口×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公斤) , 统计出《2012年各省份粮食自给率》。最高的是黑龙江, 高达375%, 接下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夏、新疆、安徽等, 大约16个省份的自给率大于100%。而缺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省份。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福建、青海、海南成为最缺粮的8个省份。
中国粮食“十连丰”可期
尽管部分省区缺粮, 由于历届政府十分重视粮食生产, 在经历了世界农业发展史上少有的粮食总产“九连增”之后, 中国农业生产正向“十连丰”迈进。夏粮重要产区河南省的8000多万亩小麦今年再次获得丰收, 预计夏粮总产在630亿斤以上, 平均单产有望突破800斤大关。
中国农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 河南、安徽、江苏、山东、陕西、山西、河北等小麦主产区的机收工作已相继告捷。截至6月27日, 全国已收获冬小麦3.22亿亩, 超过应收面积的94%, 夏粮基本到手。从各地田间测产和实收情况看, 全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农业部有关负责人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夏粮丰收意义重大, 为实现全年粮食“十连丰”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夏粮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20%以上, 虽然在全年粮食总产中的比重不是最大, 但夏粮中的主体——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口粮之一。”李国祥说, 夏粮丰收对保障口粮的有效供给和稳定粮食市场有重要意义, 为全年粮食增产开了一个好局。
中国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占中国全年粮食总产的70%以上, 对确保全国粮食丰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最重要的秋粮产区在东北。2012年黑吉辽蒙东北四省区粮食产量达到2740亿斤, 约占当年全国粮食总产的25%。虽然这些主产区刚刚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春涝, 但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仍然稳定。今年, 全国产粮状元省黑龙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超过2.1亿亩, 玉米播种面积首次突破一亿亩。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也达到1.09亿亩,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8575万亩, 均比上年增加。粮食总产占全国四分之一的东北四省区播种面积稳定, 为全国秋粮丰收打下基础。“制约秋粮生产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是气候。”有专家说, 今年秋粮主产区农作物播种时间推迟一周左右, 个别地区推迟时间更长, 对秋粮生产影响很大。对于秋粮来说, 最大的不利就是后期光热不足。如果冬季霜冻来得早, 农作物成熟度不够, 可能对粮食生产造成很大打击。应及时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通过技术手段把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2月发布的消息称, 2012年云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827.8万吨, 比上年增产4.5%。从2003年至2012年, 云南省粮食生产已实现“十连增”, 难能可贵的是粮食连年增产是在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云南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 近年来, 先后启动实施百亿斤粮食增产计划、中低产田地改造、高稳产农田建设等;认真落实好对种粮农民的各项补贴政策, 加大省级扶持粮食生产的奖励措施,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切实抓好十大科技增粮措施的落实, 重点实施高产创建、间套种、地膜覆盖、集中育秧育苗、测土配方施肥、良种推广和农机耕播收作业等。启动实施100万亩“吨粮田”建设, 中低产田地改造、科技增粮等项目重点向“吨粮田”建设地区倾斜。全力抓好大春生产, 广大科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 做好指导和培训工作。通过农业科技创新, 云南省粮食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示范推广不断加强, 生物育种技术水平步入全国先进行列。目前, 云南省种植业良种推广面积达到5410万亩。
中国粮食的隐忧
人与地的关系紧张, 一直是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 养活世界近1/5的人, 素来为世人推崇备至。然而, “谁来养活中国”?美国学者布朗1994年提出的这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至今依然像是一道紧箍咒, 时刻刺激着中国农业领域的从业者。近年来, 城镇化促进了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种粮利润低, 使得粮食主产区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GDP冲动”从未停止;占用土地失控, 使得耕地流失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 耕地“18亿亩红线”难守;此外, 耕地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等问题, 直接危及粮食安全。
自2004年以来, 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中央逐步取消了农业税, 同时建立起农业补贴制度, 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传统的“财源”基本上“枯竭”。这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
数据显示, 仅以黑龙江与广东两省为例:2009年, 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4353.0万吨, 人均粮食占有量1136.2公斤;广东粮食总产量为1314.5万吨, 人均粮食占有量126.0公斤, 前者分别是后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 黑龙江省一般预算收入641.7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441.3亿元;而广东省一般预算收入3649.8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3130.6亿元, 后者分别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为了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 中央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 但这并没能带来多数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上差距的明显缩小。“国家每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元。”但中科院农研所工作人员调研发现, “经过层层‘盘剥’, 最后真正到县里, 大约只剩1000万元。”
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 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 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有专家指出:“对工业发展的冲动, 以中部省份为最。为什么要搞工业化, 为的还是税收, 当然, 另一方面也为了提供就业。”
这样带来的结果, 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 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了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 甚至绝收。
根据《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中引用的最新数据, 中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总面积的近20%。该报告描述, 城郊农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 矿区周边农田遭受矿渣和有害采矿排水污染, 工厂周边农田遭受工厂排放污水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李国祥介绍说, 相对而言, 土地污染最为严重的是长三角、珠三角;黑龙江的污染最小, 大米最为安全, 那里的工业不发达, 外资不好引进;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这些年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 工业化冲动最强。“那些中部省份的粮食主产区很多都在暗地里引入污染的工业。当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部省份如能及时制止引进污染工业, 还来得及改变现状。”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 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李国祥不无担忧地说, 如果粮食主产区也像经济发达地区一样, 普遍地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这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城镇上山”、“工业上山”, 这也是云南省据省情制定的发展战略。截至2013年6月, 云南省已批准低丘缓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实施方案59个, 总规模64.11万亩。值得警惕的是, 在政府强力推动下, 山地城镇化、工业化在有的地方正演变成一股不可遏制的“占山头”热、“削山头”热、造城热、工业热, 乱占耕地现象频频发生。
云南省宜良县, 人称“滇中粮仓”。早在1984年, 宜良县的粮食产量曾经高达14.36万吨, 在当时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2008年以来, 由于在推行“工业上山”、“城镇上山”的过程中出现大量占用耕地现象, 宜良县的耕地面积已由之前的29.71万亩减为27.78万亩, 减少2万亩左右;2011年的粮食产量为15.74万吨, 仅与上世纪80年代的产量相当, 一些失地农民家庭开始闹起“粮荒”。宜良工业园在过去5年间3次变更总体规划, 占地面积从14.9平方公里增至57.7平方公里, 相当于扩张到了5个宜良县城的规模, 但目前只引进94家企业, 2012年的工业总产值为62.24亿元, 单位面积的平均产值仅为7.2万元/亩, 相当于每平方米每年创造10元的经济效益, 土地利用率极低。
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央的要求是,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据统计, 截至2010年底, 全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 已接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联合国对耕地有一个警戒线, 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目前, 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 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认为, 18亿亩红线必须要保住, 这是一个硬约束条件。然而, 在过去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 保住18亿亩红线一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 1996～2006年, 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这些减少的耕地大部分发生在南方, 其中多半是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
李国祥研究发现, 土地价格越高的地区, 耕地流失的可能性更大。高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 中等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土地失控!”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说, 这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 情况并不那么乐观, 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 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 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
如今, 从苏南、苏北、浙北, 一路高速公路过去, 已经看不到1000亩以上的连片农田, 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10年前, 那里还是空旷的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 良田都变成了房子。马荣荣认为, 问题的关键是, 控得住经济发展对土地侵占, 则控得住粮食安全是没问题的, 假如控不住, 那将很糟糕。“现在看来, 国家从上到下应该说已经基本控制住, 但未来经济继续发展, 腾挪出一部分良田来为经济发展服务, 这个趋势仍然不会改变。”
“保住18亿亩红线, 这是一种理想, 但能不能保住, 这要打一个问号。”浙江省宁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农业官员坦言, “失去的都是粮食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 占补平衡回来的土地大多很差, 一般是到山地上开一点、荒地上开一点、滩涂上再围垦一点。”耕地占补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耕地保护的基本制度, 按照“占多少, 垦多少”的原则, 建设单位必须补充相应的耕地, 以保证耕地不减少。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对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以宁波为例, 该市一共有360万亩的耕地, 310万亩是 (种植粮食的) 基本农田。“这么多土地是存在的, 没有虚假, 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万亩, 剩下的100万亩占补平衡回来的耕地非常贫瘠。”
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中国耕地资源中, 70%属于中低产田, 且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耕地水土流失、次生盐渍化、酸化等问题比较严重, 由此导致的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耕地质量, 好的土地往往用来城镇化, 这对我们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良田被占用之后, 我们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资源跟水资源相匹配的良田来?现在看来, 耕地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难解决。”李国祥说, 土地和水资源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农业产量增长最主要的因素, “北方地区有大量的耕地, 却缺乏水资源。例如新疆, 我们现在把新疆当做后备耕地, 解决水的问题却很难。”现在看来, 这个“后备”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情。李国祥最后还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上。“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方式仍然粗放, 未来怎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尽量地少占耕地, 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徐小青指出, “关键还是决心问题, 如果下决心一定要保住 (18亿亩红线) , 还是能保得住的。”
此外, 专家提醒, 在粮食连年增产的背后, 必须正视中国农业资源禀赋不足的现实, 支持粮食生产的水土资源面临着过度消耗的问题, 水、肥利用率低, 土壤有机质下降、污染加剧。“粮食线性增产并不是粮食安全的唯一内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说, 从现在开始, 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线性增产的外部要素, 重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和可持续性、安全供给。部分农业专家认为, 要处理好粮食生产与生态资源的关系,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 使农业资源得到恢复和保护, 稳定粮食产能, 避免粮食产量大起大落。
云南金融业支持粮食生产
农发行云南省分行维护粮食安全
近年来, 农发行云南省分行结合省情、行情, 提出了“一巩固、三突出、一择优”的业务发展思路, 即“巩固粮油收调储传统业务, 突出水利建设、突出新农村建设、突出农村流通体系建设, 择优支持涉农特色产业”, 将培育和壮大农业产业, 特别是把粮食生产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据悉, 2013年上半年, 该行累计发放支农贷款115.5亿元, 同比增幅7.6%。6月末, 贷款余额616.9亿元, 同比增加21亿元, 创历史新高。
一是粮油信贷业务稳中有升。多年来, 农发行没有因为自身工作不到位出现农民“卖粮难”和“打白条”现象, 其中主要得益于该行及时到位的资金供应。据了解, 仅2013年上半年, 该行已累计发放粮油收调储贷款8.86亿元, 支持企业收购、调控及轮换粮油5.52亿公斤。农发行云南省分行一直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粮油收购和调控政策, 把支持粮油收、调、储作为信贷业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并进一步巩固粮油信贷业务的传统基础地位, 大力支持中央、地方粮油储备、国家临时储备及各级政府调控粮油等政策性粮油收购工作, 积极做好跨年、夏秋粮油收购资金供应管理。同时, 积极配合政府宏观调控措施, 及时、足额保证政府冻猪肉储备的信贷资金供应, 重点支持国家化肥储备、省级糖肉储备的资金需求, 为调控市场、稳定物价, 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助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水利建设、新农村建设为重点, 大力支持党政关切、大中城市周边、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据统计, 截至6月末, 该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为399.08亿元。今年上半年, 该行累计发放贷款36.27亿元, 其中新农村建设贷款发放29.39亿元, 占比81.03%;水利建设贷款发放5.78亿元, 占比15.94%。通过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为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夯实了基础。
本刊记者在该行了解到, 该行下一步在支持粮食生产上还将进一步加大信贷支农力度, 优化信贷支农措施:
一是巩固粮油信贷业务, 促进云南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该行将始终把支持粮油收储作为全行业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确保粮油收储信贷资金供应和管理不出大的问题, 为促进云南粮食安全、维护粮食市场稳定、保护农民利益和壮大粮食产业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进一步强化农发行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
二是突出水利、新农村及农村流通体系建设,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紧跟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桥头堡建设、城镇上山、滇中经济圈等战略规划的步伐, 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 采取有力措施, 落实相关政策, 突出支持重点, 抓紧营销拓展新项目, 切实把握投向, 优化贷款结构, 突出支农特征, 实现关键领域的新突破。
云南农信社大力助农抗灾保生产
云南农信社是金融机构支农主力军, 在落实金融“惠农”政策中, 自身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6月末, 全省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2586.22亿元, 其中涉农贷款余额1782.51亿元, 比年初净增215.85亿元, 涉农贷款增量同比多增28.67亿元, 同比增速18.2%, 高于同期各类贷款平均增速2.44个百分点, 实现了涉农贷款“两个不低于”的增长目标。
针对云南省连年持续干旱的情况, 云南省农信社通过采取开辟“绿色通道”、增加信贷规模、加大投放、缓收利息、免收罚息等措施, 积极支持抗旱春耕生产。截至2012年12月末, 累计发放抗旱及春耕备耕信贷资金166亿元, 有效地解决了150万亩农田灌溉、96万人及61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 为确保在大旱之年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 在信贷规模有限的情况下, 云南农信社在全国首创推出“抗旱应急水源工程专项贷款”这一业务品种, 持续加大对水利建设的贷款, 落实“兴水强滇”战略部署。3年多来, 累计支持了250个“骨干水源工程” (水库) 及822条“干支渠防渗工程”建设, 较好地完成了省委省政府交办的水利建设融资任务, 探索出一条金融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路子。目前, 一批批“骨干水源工程”和“干支渠防渗工程”已相继完工, 在防洪、抗旱、供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农村信用社贷款支持下, 许多农户保住了收成, 减少了灾害造成的损失, 有村民称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就是“及时雨”。
农行云南省分行支持高原特色农业企业发展
2012年, 云南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措施和意见, 农行云南省分行以此为契机, 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高原特色农业企业及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把加强龙头企业金融服务放在农村产业金融业务的首要位置。继续做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各项金融服务工作。对不同成长阶段的龙头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对以省级 (含) 以上龙头企业为代表、经营业绩稳健成熟、已走上集团化发展道路的大型龙头企业, 提供包括季节性收购、融信保、现金管理、资本运营、财富管理、银团贷款、特色产品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对以地、市级龙头企业为代表、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金融需求日益丰富的成长期中型龙头企业, 提供包括各种期限融资组合、创新性担保融资、便捷性结算服务的多样化金融服务;对以县级龙头企业为代表、处于起步阶段、急需经营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小型龙头企业, 提供简式快速贷款、担保公司担保贷款、通用结算业务、专业金融辅导等独具特色的创业金融服务。
通过切实加强银政、银企和城乡联动, 在有力促进云南“三农”和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在服务高原特色农业企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
涉农业务总量稳步提升。截至2012年末, 农行云南省分行涉农贷款850.48亿元, 2012年累计发放572.11亿元, 其中法人涉农累计发放477.24亿元, 比年初增加81亿元。涉农贷款连续三年增速高于全行, 余额在云南分行占比57.53%, 在全国农行系统排名第5位。
农业龙头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持续提高。截至2012年末, 农行云南省分行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融服务覆盖率为58.68%, 比上年提高0.96个百分点, 省级以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融覆盖率为15.75%, 比上年提高5.6个百分点。
云南农险保障粮食安全
近年来, 云南省持续连年干旱, 严重影响了粮食增产和高原特色农业发展, 为充分发挥保险风险管理、经济补偿的功能作用, 云南省保险业积极开展农业保险工作, 呈现两大特点:一是业务规模稳步增长, 目前已成为云南省仅次于车险、企财险的第三大财产险种;二是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的风险保障从2009年的36.50亿元快速上升至2012年的1264.61亿元。2012年, 赔款支出3.13亿元, 同比增加55.72%, 31.84万户农户直接受益。
种植业方面, 水稻、玉米、油菜、青稞四个险种在2010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办;2011年, 针对藏区的青稞、牦牛和藏系羊险种在迪庆开办, 农险受益面不断扩大。2012年, 新增了橡胶和甘蔗两个中央政策性保险产品。中央政策性保险产品已从最初的1个发展到11个。2013年1～6月, 全省共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807.89亿元, 同比增长98.48%, 全省参保户次达503万, 同比增长72.17%, 全省种养两业共实现保费收入7.26亿, 其中包括水稻、玉米、油菜、青稞、甘蔗、橡胶、坚果在内的种植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5.43亿元, 同比增长141.33%。
同时, 种植业保险责任在原有责任基础上均扩展了干旱责任, 其中水稻和橡胶保险还扩展了病虫害责任。2013年1～6月, 种养两业累计赔款支出1.33亿元, 同比增长46.15%, 近8万户次农户直接受益, 累计为受灾、受损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提供经济补偿4104万元, 同比增长86.42%, 在保障了农户利益的同时, 也为粮食安全提供了风险保障。
云南保监局局长华日新介绍, 在推动云南省农业保险工作中, 云南保监局积极加强与财政、农业、林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理顺了工作关系, 提高了工作合力。近3年来, 云南保监局办理回复了省内人大、政协委员涉及农业保险类工作提案 (建议) 10余件, 与省政府金融办、财政厅、农业厅、林业厅等部门多次开展调研、座谈, 为农业保险的开展营造了较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华日新表示, 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取得了显著成效。覆盖面积稳步扩大, 功能作用充分发挥。2012年, 云南省森林保险覆盖面达100%, 甘蔗保险覆盖面达81%, 藏系羊保险覆盖面达94.9%, 牦牛保险覆盖面达94%, 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 农户受益数从2009年的20余万户次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32余万户次, 年均增速达15%。目前, 农业保险已成为农民灾后恢复生产和灾区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
链接
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支持粮食全产业链发展
2011年以来, 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一方面通过支持“购、销、调、存、加”, 提高粮食生产、流通和加工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支持“水、土、肥、种、机”, 增加粮食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力。
去年, 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坚持以政策性收购为主, 用政策性收购引导市场性收购, 及早谋划、扎实部署。他们尽早完成客户信用等级评定, 及时认定企业收购贷款资格。全省共有528户企业取得该行贷款资格, 其中:311户企业取得市场性收购贷款资格, 217户企业取得代储备粮直属库收购轮换预备粮源的资格。通过收购贷款资格的认定, 具备收购贷款资格企业覆盖了全省各市 (地) 、县 (市) , 实现了全省县域内无“空白点”。同时强化信息公开、便于农民就近卖粮, 各市 (地) 分行将取得收购贷款资格企业名单向社会进行公告, 为解决农民卖粮问题奠定了基础。为了方便农民和农民经纪人资金结算, 该行积极推进现代化支付结算手段。到2012年末, 开立网银账户528户, 完成资金结算477亿元。开户企业安装收单POS机245台, 办理个人联名信用卡18029张, 要现金给现金, 要转账给方便。
针对2012年秋粮收购市场购销不旺、企业观望、农民惜售的情况, 积极促进稻谷最低收购价、国家临时存储玉米和大豆收购政策出台, 全力保证政策性粮油收购资金需要, 通过政策性收购减轻市场性收购压力。在国家出台稻谷最低收购价和玉米、大豆临时收储政策后, 及时下发通知, 明确工作要求。同时积极发挥战略性优质在市场性收购中的作用, 以托市收购价格为依托, 积极支持市场性收购, 较好地解决了秋粮收购资金供应。截至2012年末, 累计发放跨年粮食收购贷款230亿元, 同比多投放112.9亿元, 增幅96.5%;支持企业收购粮油168.8亿斤, 同比多收69.9亿斤, 增幅70.6%。
2012年, 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依托黑龙江农业大省、产粮大省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 紧紧抓住全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有利契机, 积极支持企业开展订单农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制定了粮油合同收购贷款业务发展指导意见, 明确了贷款客户准入标准、操作流程和风险防控措施。全年累计投放粮油合同收购贷款8.9亿元, 同比增加7.13亿元, 订单种植面积达350万亩。同时, 该行积极满足粮油类企业信贷资金需求。一是满足31户粮食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求, 为龙头加工企业开展粮食经营和加工转化, 提高产品附加值提供了全面的资金支持。截至去年末, 粮食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余额3.34亿元, 其中, 龙头加工企业3.16亿元, 购销贸易企业0.18亿元。二是支持12户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中长期项目建设。截至去年末, 产业化龙头企业粮油中长期贷款余额2.87亿元, 其中, 支持9户稻米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扩大产能等项目建设;支持1户玉米加工企业开展玉米精深加工、技术改造升级项目建设;支持2户油脂加工企业开展生产环节改造项目建设。三是支持4户企业开展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提高企业粮食仓储能力和水平。截至去年末, 仓储设施建设贷款余额2.03亿元。
同时, 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将农业科技贷款业务发展作为2012年粮油类商业性贷款业务发展的重点, 着力营销黑龙江省农、林、牧、渔良种繁育推广工程及列入国家和省级政府推广计划的优良品种、节水灌溉、农业高效种植养殖、农产品储存和加工、农业机械、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等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向垦丰种业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富尔农艺有限公司投放贷款2.39亿元, 支持企业从事农业良种育繁推广一体化发展。向安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放贷款1300万元, 满足企业乳酸链球菌素产业化示范项目后续流动资金需求。向经纬糖醇有限公司投放贷款1800万元, 支持企业开展玉米棒提取糖醇技术推广研发。
吉林银行业全程为粮食生产服务
2012年吉林自然灾害频繁, 春起严重干旱, 但是由于银行业从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为粮食生产提供全过程服务, 吉林的粮食总产量突破700亿斤, 比2011年增加100多亿斤, 再创历史新高, 而且为新世纪以来第9个丰收年。
吉林银行业全程为粮食生产服务有三大特点:其一, 把货币政策工具用活, 以保证粮食生产所需信贷资金足够多。针对春旱, 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推动增加涉农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一季度信贷规模, 同比增加14.5亿元, 增幅高达28.7%, 给全省备春耕资金供给夯实了基础。同时充分发挥支农再贷款的杠杆作用, 使支农再贷款余额达到8.15亿元, 为历年来少见。以此为导向和基础, 各涉农金融机构对粮食生产的信贷投入明显超过上年, 到2012年9月末, 全省涉农贷款余额2666亿元, 同比增长25.7%, 其中, 农户贷款556.8亿元, 惠及农户390多万户, 农户贷款覆盖率达到80%。
其二, 把创新的信贷产品推广应用, 以满足粮食生产中差异化的资金需求。这其中, 属于吉林省原创的粮食直补资金担保贷款不仅继续沿用, 更通过放大相应倍数大量大范围地发放。截至9月末, 全省粮食直补资金担保贷款累计发放105亿元, 惠及农户80万户。尤其令人欣喜的是, 由于粮食直补资金担保贷款有效地将信贷支持粮食生产范围, 由单纯支持农民简单再生产延伸扩大到农户粮食生产各个阶段及环节, 极大地便利了农民, 也十分受农民欢迎。各涉农金融机构还结合地域特点创新信贷品种。吉林省地域广阔, 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程度各异, 有鉴于此, 通化地区农村信用社开发了“金满仓”仓单质押贷款, 吉林地区农村信用社开办“保石捷”、“农家乐”等特色联保贷款;延边地区农商行、农村信用社以土地经营权质押、林权抵押等贷款方式支持专业化农场;松原地区村镇银行引进德国技术, 开展无需担保的农户贷款。
其三, 把农村基础设施信贷投入这一“边鼓”敲得更响, 以使粮食生产的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一是支持农田水利建设,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人行长春中心支行引导辖内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项目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首先满足上年洪涝灾害水毁工程修复、重建的信贷需求, 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 充分利用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 支持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为重点的资金需求。截至2012年底, 已累计办理涉农再贴现11.38亿元;农田水利贷款累计30多亿元, 预计可有效改善灌溉面积100多万亩,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10亿斤。二是为各级储备粮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加强国家和地方设备体系建设, 完善储备制度, 增强以丰补歉、以储应变、保证供给的调控能力。在储备体系建设方面, 还积极引导政策性银行为各级储备体系建设特别是仓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信贷支持, 扩大建仓贷款规模, 着力改善省、市、县三级地方储备的仓储条件。在此基础上, 对各级储备粮轮出、轮入、收购等资金需求给予及时、足额供应。对各级政府调控市场所收购、调入的粮食, 只要落实了差价和费用补贴, 都积极发放调控贷款予以支持。
上海出台措施支持粮食生产
2008年6月19日, 为进一步加强信贷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 上海市金融办会同上海市农委、上海市财政局研究下发了《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信贷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意见》提出了五条措施。首先, 建立支农贷款担保专项资金。2008年财政安排5000万元作为支农贷款担保专项资金。二是银保联合, 创新贷款信用保证保险新品种。主要是由上海安信农保提供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信用保证保险, 上海市农商行提供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项贷款。三是完善中投保担保贷款的审批流程。中投保担保贷款审批流程缩短到8个工作日。四是对守信农民专业合作社试行发放信用贷款。由上海市农委和农商行共同研究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等级评定办法, 农商行对守信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申请发放信用贷款。五是进一步扩大信贷服务范围, 创新金融服务品种。
摘要：一张由《中国经济周刊》绘制的“中国粮食地图”, 把似乎有些耸人听闻的“粮食危机”再度推到台前:全国过半省份粮食难以自给, 其中上海自给率甚至不足13%;人与地的关系紧张, 成为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中国农业很伟大, 但粮食安全基础异常薄弱。
聚焦中国影响力 篇2
《聚焦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重大事件回眸》读后感
夏俊超 04110911
2在这个学期中我读了记录了改革开放30年的书籍，让我十分印象深刻。这本书介绍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人物传记。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的变化，和那些前人为改革开放而不屈不挠，不断走向成功，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的好处。
在这本书中让我感受最深刻的还是小岗村大包干的事，在以前岗村被外人称作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在“十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中更是饱受自然人祸之苦，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民比比皆是。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严宏昌看不下去了，决定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开秘密会议让18位村民代表秘密签下一份契约，其主要内容是不再搞“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种植结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率先实行”大包干“，并得到推广。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小岗村的经济发展也不断跨上新台阶，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中国著名的农村。
我看了这故事后非常感动，在今天看来这协议内容很荒谬可笑，因为多劳多得本来是天经地义的，还定啥协议。但在当时却是惊天动地的，因为当时虽说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但人们思想上精神上还是没前进，认为“吃大锅饭”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严宏昌和你那18为村民无疑在冒险，传出去或许人们唾液就能把人给淹死。坐牢或许还是小事，弄得不好连命都没了。那十八位农民是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并规定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多么豪迈的生死一搏，连后事都想好了，可见他们已经把生命置之度外了。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改革30年历程
小岗村那18农民不得不说有先见之明，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才提出解放思想，开始改革开放，他们在十一月就已有这思想了。但我看重的不是并不是他们思想，而是他们的精神。的确当时的农村改革，无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农务部主任都坚决反对，他们行为可谓是如履薄冰。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敢于打破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让我们学习。现在想想我们总是按老套路办事，有想法也不敢提，即使你发现有问题也不敢指出，更别说改变和解决问题了。走老路固然好，因为那是历代人思想经验的结晶，但我们也不能一成不变，我们也要有创新精神。
聚焦中国影响力 篇3
Volvo品牌将展出7款新车和一款概念车， 路虎（Land Rover）和捷豹（Jaguar）将分别推出5辆展车。马自达(Mazda)会推出14辆展车，其中包括畅销全球的双座椅敞篷跑车MX-5跑车的最新版本——MX-5第三代。
除了精彩绝伦的新车、名车风采展示，福特汽车各品牌还将在车展期间开展一系列新闻发布活动，披露各品牌新产品信息，诠释其在中国市场的战略。此外，福特汽车公司与其合资企业长安福特公司也将共同宣布其在华业务的若干重大进展。
福特汽车公司亚太及非洲地区的执行副总裁舒明凯（Mark Schulz）先生、首席汽车集团（PAG）副总裁马克菲尔德(Mark Fields)先生，Volvo汽车公司副总裁Hans-Olov Olsson先生以及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美玮先生将出席本次车展。
在2004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福特汽车获得了空前成功，集合旗下全球品牌，在展台面积、展车数量和车展总投资等方面都领先同业，同时全球首次发布全新的福特福克斯概念车，显示了福特汽车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聚焦2008中国年 篇4
2007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实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如期出台;2007年12月29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1 600元调至2 000元的方案获表决通过。
2007年股市。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 530家, 年末总市值突破32万亿元, 达到GDP总额的1.5倍, 两市A股新增账户3 721万户, 累计达1.3亿户。虽然股市全年大幅震荡, 总市值仍然大涨96.6%。
2007年, 基金规模实现了爆发式增长，364只基金年底资产净值达到3.2万亿元。最棒的基金经理一年赚了223%。
2007年汇市。美元处于首要货币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欧元走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突破1︰7.31，人民币累计升值10%以上。
2007年6次调息。人民币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4.14%，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提高到7.47%，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均相应上调。
展望2008年，中国喜事多，盛事多。
3月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政府。这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8～9月，北京将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在期待这一盛事。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振奋民族精神，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之变，全球瞩目。我们将隆重纪念并系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继往开来，这是时代之需。
2008年我国经济工作将在“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主旋律下，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放眼全球 聚焦中国 篇5
全球智慧城市发展十大趋势
趋势一：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将智慧城市纳入国家战略中，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新加坡是最早将智慧城市纳入国家战略的国家，制定了“2015年智慧国”计划，并于2013年提前完成了该项计划。随后，又推出了“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主要从数据采集、收集以及数据分析处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推进。欧盟，从2015年开始统筹设定专项资金来支持智慧城市建设和智慧社区创新伙伴发展，并于当年完成了基本投资和项目收集。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的欧盟智慧城市社区大发展。美国，在智慧城市方面，走的是企业先行，随后国家介入的道路。从最早期的IBM，到后来甲骨文等传统软件企业先推动，到2015年时白宫发布了首个关于智慧城市的国家级战略，计划投入1.6亿美元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将在20个城市做试点应用，包括物联网技术、科研研究等方面。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借助智慧城市的发展，来提升电子政务和基础设施的等级。例如，印度在2015年提出要打造100个印度智慧城市，并充分学习借鉴了中国目前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
趋势二：当前，发达国家正积极推进解决方案，并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输出，使得国际间合作进一步加深。例如，每年在世界各地都要举行各式各样的国际智慧城市博览会，使国家与国家、地区间都能更便利地开展各式各样的具体合作。
趋势三：各个国家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智慧城市发展更多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战略。比如，印度发展智慧城市，主要是用于提升自身交通、水资源等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希望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政务服务。美国，则是希望通过智慧城市来做基础科研，起到创新引领的作用。目前，美国在物联网应用方面尤为突出，包括无人驾驶汽车、AR、VR等。欧盟，当前的智慧城市发展更多侧重于公共平台的互操作系统，希望能在城市级平台上让不同的厂商和解决方案商能有直接的交流和互通。澳大利亚，4月新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发展计划，其中明确提出主要目标之一是有效打造经营投资、投资环境，以及促进产能输出。韩国，在2009年提出了“U-City”，将Ubiquitous技术接入基础设施中，可以实时处理城市内发生的所有事务，并提供信息通信服务，为市民提供便利、安全、安乐生活的新概念城市。英国，也积极发展智慧城市发展，将其定义为“未来城市”，目前已经成立了七个未来城市建设中心，最大的目的是对外实现产能输出。
趋势四，智慧城市不是光靠某一家企业或某一个利益方就能够推动的，因此产学研用等多方利益主体积极参与、协同创新、合力推进将成为主流趋势。例如巴塞罗那，在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推进与研发过程中，不是依靠于某一家大型企业包揽，而是推出了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平台，各个企业、各种解决方案商都可以提交解决方案，依托联盟评选，选择最佳方案实行。其中有很多具体项目，包括博物馆资料如何数字化、智能化存储，对密集区域客流量如何有效监控和疏导等是各个城市都要面临的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商和厂商有各自的优劣势，所以通过平台择优选取。在欧盟的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则特别注重信息共享，因此建立了欧洲知识经济场，能够有效地对智慧城市当前的法律法规、管理、最佳实践案例等进行系统、详尽的共享。
趋势五，随着互联网设备部署、覆盖面的日益拓展，信息采集由过去传统的以地面性采集向空中、地上、地下、水中等全方位发展，且越来越依托于民众。普罗大众都成为城市传感信息收集的一员。
趋势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全球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外，多功能杆柱、智慧路灯等基础设施，也已开始落地。目前，在我国也已有诸多厂商将这些概念进行了实质性落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践工作。
趋势七，基于数据开放，目前智慧城市的发展主要以数据驱动城市发展为基本模式。如英国布里斯托提出了“可编程城市”，能够为居民提供相关个性化的服务。
趋势八，开始更多地注重对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过去，智慧城市似“阳春白雪”，很多地方追求“高精尖”的大工程。现在，国内外的智慧城市发展都更多地考虑到弱势群体，努力为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人等这些对于信息接受能力偏弱的群体提供服务。
趋势九，PPP模式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主流。英国最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展PPP模式探索，在智慧城市领域中，主要在信息系统、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开始实践PPP模式。
趋势十，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方向由内部治理向内部提升转变。过去，智慧城市建设仅限于城市的内部治理、服务、管理等方面。当前，无论是国外提出的“智慧走廊”概念，还是国内讲述的“智慧群落”理念，无一不是希望通过智慧城市建设使城市内部各方面得到提升。
我国智慧城市发展态势
各类政策、意见层出，但仍缺少明确、可行的推进方式
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在国家框架中主要依托于信息技术推动城市发展的模式。在近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也继续明确了我国城市发展基本思路——将分级、分类推动智慧城市发展。因为，从超大型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到一个个特色小镇，每个智慧城市的城市功能、基本战略方向都完全不同，所以不可能有“大一统”的推进方式。此外，各级政府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智慧城市指导意见也层出不穷，呈现多头推进的态势。相关各部门都从自身的职能角度出发，做了大量试点示范城市。
虽然各级各类的方针、政策不少，但实际能落地的却不多。在前期的一些智慧城市座谈会中，有企业提出了该如何分级、分类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建议，但这些意见仍停留于建各类平台、系统等企业级的思维，还没有抓住城市基本规模和人口经济结构等特点去思考和探索。
要在供给侧改革框架下发展新型智慧城市
我们需要认识到，智慧城市不是一个纯技术驱动型的建设模式，它最终的效果引导一定是惠民、便民、利民。在此同时，它也是适应、引领和把握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路径和抓手。
因为，智慧城市在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推动过程中，是一端联系供给、一端联系广泛需求的技术载体。因此，智慧城市作为一个供需两侧发力的黄金结合点，是我国当前城市发展的最大潜力动能的存在，同时也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智慧城市的核心是创新驱动，提供以人为本社会化的服务和协同治理，同时还能够有效扩大内需市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若从理论分析角度来看，过去我国经济发展GDP增长的分析框架主要从“三驾马车”着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出现了大量依赖投资方式、投资发展的经济，导致出口外需受限，消费迟迟没有拉动、只发展需求侧等问题。因此，现在国家提出了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推进产函数三要素、投资供给、全要素生产力、劳动力资源等技术改革、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
那么，在现有的框架下，智慧城市该怎样发挥作用和效果呢？
首先，要依托技术应用去推动、倒逼政府进行流程改革、改造等。智慧城市主要通过技术的创新应用充分融合后跨界发展，从而提升全社会包括城市领域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一般而言，在城市里最早期的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在企业IT部门；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存储带宽容量计算成本不断持续下降，使信息服务、信息产品价格大幅下降，所以信息化开始渗透到其他关联性部门，投资比例的增加带动了资本深化和资本投入进一步发展。此外，近年来我国推行的“两化融合”政策，也通过技术发展进一步催生了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两者相加，就是供给侧改革下推行智慧城市的基本框架。因此，智慧城市的发展不光是技术应用，还要依托技术应用去推动倒逼政府进行流程改革、改造等，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与信息化充分紧密结合起来，充分释放智慧城市潜在动能。
其次，从需求侧角度来看，智慧城市是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从信息消费发展增长情况来看，信息消费的年均增长达20%，绝大部分主战场是在城市发展范围之内。另外，从国内的投资方向来看，有研究显示，当前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正逐年下降，目前只有9%左右，但在IT项目上的投资却持续上升，保持在19%，甚至20%以上的增长。预计在未来“十三五”期间IT投入、IT投资会进一步加大。
最后，要明确新型智慧城市的“变”与“不变”。智慧城市的不断发展，使民众对其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所以提出要发展新型智慧城市。新型智慧城市中的第一“变”，是理念要变。要更注重以人为本。第二“变”，则是发展模式要变。要更注重协调统筹，过去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独立推进的“九龙治水”发展模式要突破，要建设更加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尤其是政府系统运行机制方面要更强调外包。第三“变”，是监管要变。要更注重安全可靠。
新型智慧城市中的第一个“不变”，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基本要素不变。新型智慧城市中，不乏一些新的元素，比如无处不在的惠民服务、透明高效的在线政府、精细精准的城市治理、融合创新的信息经济、自主可控的安全体系……这些元素看着很新，其实基本要素没有变，今后依然还是要根据智慧城市的基本要素来发展创新。第二个“不变”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大目标依然不会变。包括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等大方向，都是用以解决城市基本发展的战略性短板问题，所以这个方向和目标不会变。最后一个“不变”，则是支撑技术不变。
（作者单位：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信息化研究中心）
聚焦中国服装新势力 篇6
青年企业家是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
2012年9月9日，“中国服装青年企业家沙龙”正式成立。“沙龙”的首批创始会员达21人，他们都是即将或已经担当重任的青年服装企业家。“人才是未来中国服装业调整转型的重要核心和基础。尤其是青年一代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决定了整个服装行业未来的发展。”谈起成立中国服装青年企业家沙龙的原因，中国服装协会秘书长王茁这样说道。
他强调说，近年来，中国服装行业处在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如何发掘人才，尤其是如何培养人才是关系到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协会成立发起中国服装青年企业家沙龙这样的组织，旨在通过沙龙这样的形式，为青年人才提供沟通交流、学习分享、行业融汇的平台。让他们之间相互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团结和凝聚新一代企业家的思维和创新力量共同促进整个服装行业未来的发展。
“如何给他们更多的更宽容和关注，给他们理解和支持，如何有更好的上升空间让他们去操作和运作，对他们来说对未来来说是更重要的。整个行业都应多关注青年企业家的成长，让他们多进行一些尝试与创新，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关注和支持青年企业家，就是帮助了行业的未来发展。”王茁说。
记者从中国服装协会了解到，“沙龙”平台的建立更着重于转型调整期以后行业未来的发展。借助“沙龙”这个平台，青年企业家们不仅相互了解，增进了感情，扩充了人脉，还可以借鉴经验，相互学习，借助集体的力量相互促进和发展，通过今后的活动进一步沟通，共同成长。同时，这一平台的搭建，让青年企业家们在如何做服装企业、采用何种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等方面逐步找到一种更新的创新性探索和思维，通过交流管理经验，又能够使这些交流碰撞的想法付诸实践，从而最终促进和引领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基于“沙龙”成员的特点，“沙龙”在建立之初便形成一种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特征：“沙龙”力争使每一位参与者得到认可，其内部成员之间共同协商和协作，采用“圆桌式管理”的模式，通过协商与协作达到统一，同时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沙龙成员充分发表各自意见，思维活跃，交流充分；成员之间和谐交流，相互促进，以共同成长、促进行业未来发展为目标。
人才是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
“沙龙”是一个充满激情、智慧、健康、责任的行业新青年联合体，也是中国服装行业未来精英人才的聚汇，而中国服装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就是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行业人才。因此，青年企业家们一致认为，在中国服装产业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在企业传承转型关键时期，青年企业家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把为行业培养人才作为为行业发展做贡献的最好方式。为此，在4月13日的“沙龙”2013年第一次会议上，青年企业家们讨论了当前服装行业面临的人才危局以及应对之策，并达成“成都共识”，积极为行业未来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胡冬梅表示：“成都共识”是青年企业家一次成功的思想交流碰撞，在“圆桌式”的平等交流和讨论中，企业家们不仅增进了感情，还对“沙龙”今后的发展方向有了更清晰地认识。“沙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具有创新意识、健康有序、适合青年企业家成长和交流的平台。共识中以人才发展为抓手，注重行业发展方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坚信只要持续和坚持做下去，对行业的发展一定会更加有意义。
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青年企业家上海堡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汪荣泽感慨道：人不是成本，人是资源，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个企业离开了人，一切都没有意义。尤其是中层管理人才在企业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青年企业家承担起人才培养的责任是顺应企业和行业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汉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高敏在肯定共识重要性时同时强调，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应建立在社会对青年企业家的信任基础上，因此沙龙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首先树立起青年企业家在社会中的形象。
谈到“成都共识”的意义，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表示，中国的纺织服装产业要从生产大国转为时尚强国的关键不是资金、不是厂房设备而是人才。未来，中国服装青年企业家应继续以“不同的思维”来延续中国服装行业的蜕变，引领一个“新的角色”；不断发挥自身优势，采用跟国际接轨的营销手法，同时秉持“中国自有的文化特色”，以消除传统意义的“假冒伪劣”的形象，让“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雷迪波尔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安炯谈到“成都共识”的必要性时认为，从整个行业的发展背景来看，“成都共识”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达成的重要共识。近两年是整个服装行业动荡较大的两年，沙龙在这个关键时期提出加强人才体系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人才比较稀缺，素质比较低下不仅是某个公司和企业的问题，更是整个行业的。青年一代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最好的方式就是出新。打破旧有传统的东西，发掘创新思维，打破固有模式，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