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德的现代启示

古代官德的现代启示（共4篇）

古代官德的现代启示 篇1

摘要：介绍了古代考课官吏的“德”标准,归纳了5种具体考核方法,分析了古代官德考核对当代领导干部考核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德,考课,官德考核,古为今用,领导干部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具有重视“德”的优良传统,将德作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德”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直至发展成今天的“道德”之义。道德对调整人类群体规范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教育和导向作用,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说文解字》曰:“德,升也。”早期的“德”是指某种能升腾上天的祭品,引申为善、美的事物,发展到后来,“德”就是指内心的仁善修养和外在的惠爱行为,引申出“道德、品行、节操”的意义,现在首选为“道德”之义。

1 古代考课官吏的“德”标准

汉朝以前,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考核。《尚书·皋陶谟》中记载了“九德”的考核标准,对官吏的道德标准做了具体说明,也是商周时期评价官吏的重要法则。

汉朝以后,儒术成为统治思想,儒家倡德政,行德教而尚德行,以孝悌为立身治国之本,道德标准成为官员考课的内容。汉朝提出了“四科取士”选官标准和“光禄四行”考课标准。“四科取士”第一条就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光禄四行”以“质朴、敦厚、逊让、节俭”为标准内容。魏晋以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按照家世、行状(道德)、定品,确定考核对象的“品”和“状”。

唐朝把考课官吏的“德”标准发展成为“四善二十七最”。“二十七最”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标准。唐朝官员的选拔、任用均以德先行。宋元明清基本沿袭了唐朝的标准,其具体标准在不断细化和完善,逐步走向成熟。历史上,道德标准一直是官员考课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1,2,3,4,5]。

2 古代考课官吏道德的方法

围绕“德”标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根据治国安邦的形势要求与考核重点,制定了形式多样的考课方法,可概括为以下5种[6,7,8,9,10]。

2.1 察访法

察访法是统治者自上而下通过察访民间舆论而选拔任用贤才的办法。例如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度,通过察举选拔任用有德之人,科目有孝廉、茂才等。孝廉即孝子廉吏之谓,孝与廉是古人非常推崇的两种品德,首先成为察举的常科。察访法较为真实地考察了官员的综合素养和修养水平,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当代的考评办法中,经常有民意测验环节,其原理和古代的察访法是一致的。

2.2 陈述法

陈述法是让官吏自陈其功,全面阐述履职期间的道德行为,统治者对其作出评价、判断的方法。西周考课官吏的主要方式是朝觐巡守制。汉朝以上计考核方式来考察郡守国相的政绩和道德品行。明朝对官员的考察分为京察和外察,京察是对京官的考察。自述法能全面详尽了解官员的道德品行,具有很强的实效性。现在单位里进行年终考评时,就经常采用自述的办法。

2.3 累积法

累积法是将官员的道德品行长期记录在册,并把多年的记录累计相加,得到更为完整翔实记录的考课办法。两汉的上计考核就是范例。宋朝强调“磨勘”,即把官员每年的考课记录累积起来,在此基础上评判。明朝对官员的考课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多次、多内容的积累考核,使统治者能够全面掌握道德品状,丰富了考核的内容,具有现实可行的意义。

2.4 奖惩法

奖惩法是统治者根据官员道德水平考课的结果进行褒贬升降的方法。自两汉始就运用道德品行考核结果对考核对象给予奖励或惩处。北魏时,官吏德行长期得到认可,便可位迁一级,反之必加黜罚。重典治国的明王朝更是如此,官员道德考核结果如果是无德或贪淫酷暴,均会被革职,这是对“才德不称职者”的严厉处罚。

2.5 品评法

品评法是在实际察访的基础上,结合各种因素对官员的道德进行综合品评,是一种常见的方法。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品、状两大德行为基础,由“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的士人,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九品。对九品人士道德评语的“状”,一般较为简洁,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类似于当代考评中的综合测评法。

3“德”标准考课官吏对当代干部考核的启示

3.1 道德标准始终是官吏考课的重要内容

纵观历史发展,道德考课标准经历了粗放宽泛到精准细化的发展过程,其规范与要求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明确化。儒家的伦理道德通过法家主张的律令形式得以实现,并潜移默化为官员的内在本性追求,确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

在当今社会,“以德治国”的思想已经上升为一条重要的治国理念,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考核。各地各行业也对领导干部的道德做了各种要求,作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领导干部必须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提高服务水平;强化奉献服务意识,着力推进管理队伍作风建设,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创优争先、扎实干事的良好风气;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强化对计划项目管理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的监控,要把管理工作中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易发生问题的权力项目作为监控的重点。

3.2 根据考核结果奖惩以促进统治机构健康发展

历代统治者在吏治改革与建设的过程中,深谙“官吏清则海宇平”的道理,他们借助考课平台,实施奖惩办法,强化官吏队伍的管理。从汉唐至明清,在对官吏考课之后,总是继之以赏罚奖惩。这样做极大地刺激了官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了政府管理,强化了政府效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当代领导干部的考核,应借鉴古代官德考核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历朝历代根据官德考核结果进行褒贬升降的方法,对精通业务、甘于奉献、认真服务的领导干部,应予以适当的奖励;而对工作懈怠、态度恶劣的领导干部,则应予以相应的惩罚。在年终考核、职称晋升、提拔任用上充分发挥道德考核的巨大作用,运用合理科学的奖惩方法优胜劣汰,进行整体考核、多向测评、层级管理、能上能下的考评机制,把道德考核贯穿到各项考核工作中去,形成重视个人德行修养的良好风气,确立道德标准的重要地位,树立以德为先的观念,倡导以德治国的良好风气和社会风尚。

3.3 不断总结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标准和要求

作为上层建筑,道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内容。秦朝的五善考课标准,反映了封建社会建立初期要求的忠诚与恭顺,汉朝“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精通儒经”顺应了儒家上升为统治阶级思想的要求,魏晋时期的“孝敬尽礼,友于兄弟”适应了门阀制度的需求。唐朝“德义有闻”的要求反映了“安民立政”的时代要求。

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集体不断总结发展出符合时代特色的道德标准和要求。胡锦涛同志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他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德才兼备,“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对领导干部的道德标准和要求主要体现在:清正廉洁、严于律己;着眼大局,服务经济;改进服务,谋划项目;乐学善用,学习提高。不断丰富道德内涵,学习借鉴并超越汉唐盛世,使其得以升华,最终形成当代优秀的道德规范。

3.4 多种考核方法相结合以全面落实考核要求

“目标一致、方法多样”的考核办法是古代官员道德考核的重要文化积淀,逐渐形成了朝廷统揽、分级实施、上计评议、考问结合、注重奖惩等多种方法并行的考核体系。仅以汉朝为例,在考核途径上,既有由下而上汇报的上计制度,又有由上而下的巡察制度;在考核部门、主体、结果上,也都有多种类别。通过多重并行的考核,全面有效地了解了官吏的道德品行,对官吏进行了全面、准确、恰当的奖惩。多种方法、多个角度、多维测评的评价机制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组织部2011年印发《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具体化了领导干部道德内容,细化了考核方式,夯实了考核基础。在同年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要求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并阐述了官德内容和考核方法,使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更具体规范。以此为基础,并按照“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建立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明确各方责任和时间进度,建立并细化监督、检查、考核指标体系,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其重点,是要借鉴古人自上而下的察访法和自下而上的陈述法的经验教训,真正解决对干部考核什么、怎样考核、如何使用的问题。

3.5 整合道德考核机制以保障社会秩序健康发展

适应社会发展的官员道德评价机制是强化吏治建设,提高政权组织和运行效能的重要保证。各朝各代不仅注重官员“德”的考核,而且在考核中逐渐形成了道德考核评价的基本机制。在选课官吏时,形成以西周“六计”、盛唐“四善”为主体的德才兼备的道德要求;在考核方法上,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施办法;在考核时间上,逐步形成了固定有序的定期制;在考核部门上,最高统治者与监督专职机构的监控相结合;在处理结果上,运用奖优罚劣的办法管理官吏。道德考核走上了制度化、法律化的道路,构成了选课官员道德考核机制的基本内容。联系当代实际,人事组织部门应参考古人经验,在官员选拔、考核方法、考核部门、处理结果等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德考核制度,并以此机制保障社会秩序健康有序发展。

4 结束语

以历史上的官吏道德考核为参考,吸收其合理成分,结合当代领导干部考核工作的实际情况,总结探索全面、合理、科学、有效的道德考核和评价机制,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考核办法,是加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是提高行政效能,加强廉政建设的有效方法,可以确保科技行政管理事项公开、透明、高效运行,加强行政权力监控机制建设,树立管理队伍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推动各项工作服务经济发展水平,最终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引领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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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德的现代启示 篇2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充分表明了廉政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华夏五千年文明浩浩荡荡，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比比皆是，也曾涌现出一大批敢于为民请命，刚正不阿，不惜丢官罢职的直臣廉吏，这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百姓誉之为“包青天”的包拯。吸收和借鉴传统廉洁文化的优秀成果，对于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包拯其人

包拯（999年至1062年），北宋庐州人（今合肥市肥东县），字希仁，宋仁宗时天圣朝进士，先后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开封府知府，御史中丞，三司户部副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副相），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仕宦二十余年，为政领域从地方到中央，涉及民政、监察、理财、军政及外交各方面。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经文学艺术作品的不断加工、敷演、提炼，包拯成为最著名的清官代表，被百姓神化为“包青天”，也成为

[1]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与文圣、武圣相匹敌的人物，受到广泛的尊崇甚至顶礼膜拜。在包拯为官的时代，当时通过科举取士而涌现的“名卿钜公”中，有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等，包拯只是其中并不显赫的一位，名声地位和政绩都不及他们，但却在身后赢得了不虞之誉，究其原因，我想还是与包拯的清廉官德有很大关系。

二、包拯的清廉官德

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其历史的依据，纵观包拯的一生，他所形成的“包拯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民为本，体恤民情。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先贤提出的治国理念，历史源远流长，自从西周初期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以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念将国家的命运与民心向背联系起来。儒家先哲提炼和升华了这种民本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学说。包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认为“民者，[2]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如

[3]果“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因此，他主张“薄

[4][5]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大缓吾民以安天下”。从这一理念出发，包拯经常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并极力主张节省国家费用，要求减冗吏，减冗兵，减修建，省奢侈。包拯还将这一理念体现在立法上, 并落实在其司法、执法的实践中。他认为立法应当贯彻“公私利济”，“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的原则，并以此来修改旧法，制定新法。他上奏朝廷，要求减轻灾害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田赋，对重灾区要罢除一切无名科率，减免百姓对官府的积欠，并开仓济贫等。

（二）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包拯在初入仕途时，就写下一首“明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6]

这也是包拯流转下来的唯一一首诗，可谓吉光片羽，却成为包拯一生为官做人的光辉写照。这首诗是写在包拯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郡守府第的墙壁上的，据《宋史》记载，端州因出产“端砚”而闻名天下，常要向宫中进贡。包拯就任以前的郡守，都借此机会额外索取，以赠权贵，数量有时超过进贡的数十倍。包拯到任后，便命工匠严格按进贡数制作，自己不持一砚归。包拯死后，宋仁宗亲自到包拯家中参加祭奠，看到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饭食，虽贵，如初宦时”，更是感慨不已。当时朝廷对他的评价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吴奎在包拯《墓志铭》中称其“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白始及终，言行必一。”北宋名臣欧阳修尽管与他政见有所不合，但对他的品格操行依然敬服赞佩，称其“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

[7]言正论，闻于朝廷”。

包拯不光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人、亲属要求也是非常严厉的，他在晚年时立家规:“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家风》中就说到：“龙图懿范九州颂，孝肃家风万世[8]传。”而对于自己亲属作奸犯科的，包拯也绝不轻饶。包拯是庐州人，他在任庐州知府时，包氏家族的一些亲朋故旧以为可以仗势为所欲为, 结果被包拯不留情面地申饬一番。包拯的堂舅犯了法，他亲自审讯，重重地处罚了堂舅。京剧有一出传统戏《铡包勉》，就是依据包拯处罚亲友的史实所编。

（三）不畏权贵，严惩腐败。包拯痛恨贪官，他曾给宋仁宗上过《乞不用赃吏》的奏折。包拯在奏折中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对贪官、赃官，要“不以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以

[9]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为了施行这一原则，包拯不惜犯颜直谏。当时,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屡受恩赏、加官晋爵，甚至于一日之间连授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四项官职，主管全国财政大权，他在任职期间，欺上瞒下，玩弄权术，鱼肉百姓。对此，包拯极力反对，曾三次上疏弹劫他，尽管宋仁宗执意庇护张尧佐，最后也不得不免去张所担任的官职，包拯也为此得罪宋仁宗被调离京城达四年之久。又如包拯任监察御使时，曾经连续参掉两个违法乱纪的高官。一个是江南西路转运使王逵，他巧立名目，刻剥百姓，逼得人们逃入山洞。为此，包拯一连七次上奏弹劾他，迫使皇帝罢了王逵的官。另一个是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在任期间贩卖私盐一万多斤。

（四）明察善断，制止冤案。包拯在处理案件时非常重视逻辑推理等司法技术的应用，表现出了高超的洞察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据《宋史》记载，包拯颇善鞠狱，他的司法技能在最初踏上仕途任天长知县时就体现了出来。一天，有一农民的牛舌夜间被人割去，告到包拯那里包拯就对那农民说，你回去把牛宰了拿到市场上去卖，割牛舌的人就会出来了。农民半信半疑的回家按包拯的话去做了。第二天有人状告这农民私宰耕牛，包拯说：“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于是，盗惊服，只得承认是他割的牛舌。

包拯认为,要实现清明的政治,要真正做到以法公断各种诉讼案件，各级长官的选择就非常垂要。精选慎择是包拯一贯的主张，他极力反对县令和地方官吏的轻授轻任。在摆拔任用官员中他特别反对两种人：一是苛虐之人，二是赃滥之人。针对当时酷吏严刑造成许多冤狱的情况，包拯主张加强司法监察。他曾给宋仁宗上《请令提刑亲按罪人》的奏折，批评国家虽设“按刑之司”（类今检察院），以纠郡县“刑罚冤滥”，然“大狱出入，未尝按问，细故增减，即务举劾”，是“小过必察，而大罪不诃”，提刑司见某郡县有未断之重罪，就“迁延引避”，“窃恐天下刑狱，似此冤枉者至多”。他分析当时之所以出现大量冤狱的原因是：一是郡县长吏不得其人，“不辨虚实”，因偏听偏信、主观武断所造成；二是缘于一些官吏妒才害贤、挟私报复或贪赃枉法所致。为防止和减少冤狱，他主张必须知人善任，“进用贤隽，斥去形迹之弊，以广公正之路，[10]判忠佞，抑侥幸，察左右爱憎之说，延中外谠直之议”。对关乎生死的大罪，他建议应委提刑司“亲往审问决断”，[11]以此来保证狱案的明断。

三、包拯清廉官德的现代启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今天，反腐倡廉依然是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包拯的清廉官德对当下的为政为官者，特别是对于我们身兼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惩治腐败的检察官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一）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培养清廉品质。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党，党领导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使我们的事业经得起任何风浪、任何风险的考验。”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司法活动的特殊地位对司法人员的清正廉洁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包拯正是在贪污腐化成风的北宋社会中保持了清廉，才赢得了当时及后世民众的敬佩。作为检察官，必须按照“坚持执法为民，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权益”的要求，切实践行执法为民的宗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培养清正廉洁的品格。正人先正己，检察官只有自身正了，才可以理直气壮地直面社会上的一切肮脏和丑恶现象，同它们作坚决的斗争。

（二）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观念，提高专业素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问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成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检察机关在确保法律公正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完成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使命，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需要，检察机关必须坚持依法办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法律尊严和法制权威。坚持依法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既是人民司法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广大检察干警必须树立的司法理念和法治信仰。司法行为作为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活动对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拯伟大的司法形象正是建立在其高超的断案技能之上的。现阶段，坚持依法办案，维护公平正义，要求广大检察干警不仅能够熟练掌握法律知识，领悟法律精神，而且能够洞察世事人情，科学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找准法律与个案之间的最佳契合点，从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胜败皆服”这一最佳司法效果。

（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做到严于律己。清官和贪官是古今中外政治舞台上的孪生兄弟，从这一角度辐射，这条启示是清官廉政思想的反面借鉴，因为今日中国已非昔日封建王朝，而是一个民主和法制渐进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政府正向法治政府的目标迈进，法治政府必然是廉洁政府，但不是搞好清官政治，而是要求每位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者人人皆为清官。这就要求我们不只是一味的要求政府公务人员加强官德修养，更是要加强制度建设。总书记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不仅如此，作为身负国家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不但自己要严于律己、规范执法，更要约束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不能“灯下黑”。这要求检察官不仅本人要带头遵守《检察官法》《廉政准则》等法律法规，还应要求“身边人”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以互相监督、互相促进。

四、结语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冤假错案集中出现，如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等，给我们的检察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曹建明检察长强调要从社会关注的典型案件和近期发现的冤假错案中进一步认真剖析和反思，切实做到举一反

三、引以为戒。因此，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底线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的大门之外。这要求我们的法律监督工作者能像包公一样坚持以民为本、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明察善断，才能切实制止冤假错案的出现。

包拯的清廉官德无疑对当今有积极的启示作用，但凡事都有两面，应该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和评价其对社会的积极贡献和时代局限，方能避免因时代变迁形成的偏见即过份拔高或过多贬抑。斯人已去，但只要人们对惩恶扬善、正义公道的渴望还存在，“包青天”的价值和魅力就不会衰弱。合肥包公祠的楹联赞扬他“为官存正气，从政树廉风”，“正气耿光昭日月，廉洁清栋妇孺知”。包孝肃公

[12]这都表达了后人对包拯的崇敬与怀念。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13]

古代官德的现代启示 篇3

一、古代官德中“忠”的含义

兴利于民。作为官德的“忠”，在夏代是指尽心竭力、勤奋忘我地去为民众谋利益。《庄子》中记载，夏代的大禹治水，他亲自劳作，辛苦得大腿上没有赘肉，小腿上的汗毛都被侵蚀掉了，最后终于治好了水患，安定了天下。禹以民为本，舍弃个人利益，“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尽职的官德就被称为“忠”。春秋战国时期的“忠”不只是对臣民的道德要求，也是对君主行为的一种道德要求。《左传·桓公六年》中有言：“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这是以统治者为民谋利为“忠”。正如《墨子·节用中》中所说：“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称王天下，匡正诸侯，是因为他们爱民极忠，利民极厚。

忠于国家。《左传·僖公九年》中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文公六年》中也道：“以利害公，非忠也。”这里的“忠”，就是要求卿大夫对公家或国家能够竭诚尽力，以维护其利益。正所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吕氏春秋·贵公》）。《吕氏春秋·去私》记载，祁黄羊向晋平公推荐人才，他不顾私仇，不避亲人。孔子对其高度评价：“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祁黄羊之所以能如此提建议荐官员，关键在于一个“公”字，“公”是“忠”的基础。《论语·公冶长》中也有记载说，令尹子文三次出任令尹而无喜色，三次被罢免，也没有怨恨的脸色。每次交班，都要把自己的政治措施告诉下一任令尹，孔子亦给以他“忠于国家”的高度评价。

忠于职守。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说道：“文吏空胸，无仁义之学，居位食禄，终无以效，所谓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虚无德，餐人之禄，故曰素餐。无道艺之业，不晓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与尸无异，故曰尸位。然则文吏所谓尸位素餐者也。”王充对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文吏腹中空空，没有仁义的学问，占着官位，享受俸禄，始终没有东西来报答长官吏，这可以说是占着位子白吃饭。素就是空，空虚没有道德，又吃别人的俸禄，所以叫作白吃饭。没有先王之道和技艺本事，沉默地坐在朝廷上，不能谈论国家大事，跟尸体没有两样，所以叫作尸位。此后，就将空占位权之人称为“尸位素餐”。北宋学者石介在《徂徕集·责素餐》中谴责尸位素餐者：“狗当我户，猫捕我鼠，鸡知天时，有助于人，食人之食可矣。彼素餐尸禄，将狗猫鸡之不若乎？”石介判决“尸位素餐”者连狗猫鸡都不如。“尸位素餐”者，正是指那些不忠于职守的人。恪尽职守是“忠”的必然要求。

二、“忠”的现代价值

孙中山把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概括为八个字：“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忠”的官德在现代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可以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使官员更加忠于人民，忠于职守。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先锋者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在行政伦理上倡导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政治”，即将对于人民的道德责任置于公共管理人员政府职业的核心。

增强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之所以始终没有因内忧而解体、因外患而屈服，历经数千年之久仍然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忠”的道德传统和思想。“忠”的基本含义，就是提倡自觉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动员和鼓舞全民族力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国家彻底独立而努力奋斗。邓小平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江泽民也曾强调：“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人民的重要思想基础和不断追求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人民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历史进步而不断丰富内容，向人民提出新的要求。”

忠于人民。豫剧《七品芝麻官》里有句经典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这是对忠于人民最生动、最形象的诠释。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打成一片，要向人民学习，做人民的小学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邓小平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制定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唯一标准。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更加要求领导者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一要时时想着人民，这是执政为民的思想基础；二要事事为了人民，帮民富、解民难、保民安，这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三要处处着眼长远，这是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

古代的官德监察 篇4

秦楚汉初时奉行法家, 只要守法能干, 私德基本上不在监察范围, 张仪、陈平纵然声誉不佳, 并不妨碍仕途。东汉尚道崇儒, 魏晋高倡名教, 官员的德行操守经常处在“清议”监督下, 如高干子弟谢惠连, 少年天才, 十岁就能写文章, 非常受其大文豪族兄谢灵运的赏识, 已经确定提拔为州政府办公室主任 (主簿) 。还没上任, 不知哪个促狭鬼把他写给同性恋对象杜德灵的十多首情诗流传了出去, “清议”反响之强烈, 也许不逊于当下某主任的“小蜜短信”或某局长的“性爱日记”在网上披露, 不仅荣任泡汤, 还遭放逐。

唐代确立将德行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后, 官员因“缺德”而遭按举的事例时有发生, 连位居高层的名臣也难免为此“小节问题”受到重挫。太宗朝, 左卫将军丘行恭和嫡兄为葬母事争吵, “为法司所劾, 除名”;高宗朝, 中书令褚遂良低价购买中书省翻译官的地产, 监察御史韦思谦奏劾, 褚被降为同州御史。宋代明确规定, 凡“不忠、不正、不孝、不义之人”俱在台谏官“并许风闻弹奏”范围, 故宋史上并无具体罪名, 而仅以“为人”“品行”“作风”“素质”问题便可成立的弹劾案极多。哲宗朝, 上面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 台谏官王岩叟上奏说安焘无才无德, “玷处庙堂, 坐尸厚禄”, 早该置之闲散, 岂能再予超迁?他连奏八次, 终于使任命收回。

明清对官员个人私德修养和伦理情操的重视远不及两宋, 不过监察官激浊扬清的传统职能没有变, 也不乏纠举无良失德的史实。以明代言, 仅《万历野获编》的《台省之玷》一节中, 便录有多起台省官因沉溺酒色、生活腐败而被参论罪。清代道光时, 京城有个尼姑身份的交际花广真, 把所在庙宇办成了专供官员品茗吸毒、听曲K歌、找小姐取乐的高级夜总会, 御史往查, 仅现场就“铆牢”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理藩院郎中松杰、主事奎英、内务府郎中文亮、笔帖式通桂、刑部员外郎吉清等多个厅司级官员。劾奏后, 诏令相当于今天的东城警察分局局长的兵马司指挥王钰查办。王局长故意疏忽拖延, 不仅让定儿、金环、玉佩、柳李氏、赵四、辛二、李四、老张等一批涉案小姐和牵头全部溜光, 连御史已经拘拿到案的“妈妈桑”广真也因为“不严行看守”而“乘间潜回”了。少了这个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关键人物, 所谓“查办”自然流产, 已经铆住的或交部议处, 或申斥革职 (《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四) 。这要放在过去, 官吏泡妞, 非但以宿娼罪名“决杖六十”, 还要因道德败坏“终身不齿”, 就是永远不得录用公职。但清代仅以“议处”“革职”了事, 况且谁都知道所谓“革职”正是为明天复出预留地步。可以推测彼时官德之一般状况, 也已臻法不责众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