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建构（精选8篇）
符号建构 篇1
城市符号的语义建构以城市设计研究理论与语言学中的符号学理论相结合为基础,语义建构将城市符号整合成一个稳定的符号系统,通过符号与语义的转换来塑造城市的符号。语义建构以莫里斯符号学的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维度的理论为基础来建构沈阳城市符号。
一、沈阳城市符号语构学建构分析
语构学关注的是符号与符号学之间的组合方式以及排列关系,孤零零的语义结构是无法表达和构成复杂的语义结构的。根据语构学知识,城市符号具有点、线、面三个层次的结构。
1.沈阳城市符号的点状结构。点状结构指的是独立视觉景观符号。沈阳的奥体中心就是点状结构。设计来源是胜利女神手中的“水晶皇冠”以及她的“翅膀”。这是城市符号中最简单的构成结构。
2.沈阳城市符号的线状结构。线状结构是指由多个独立的视觉景观符号构成的符号结构,具有连续的特点。沈阳的典型线状结构非沈阳金廊莫属。金廊以北陵大街-青年北大街-青年大街-青年南大街为主轴线,全长13.6公里,这些主线将沈阳著名景点唐轩公馆、新乐遗址、北陵公园、辽宁省博物馆、盛京大剧院(沈阳文化艺术中心)、青年公园以及沈阳奥体中心这些点状结构相连,形成了具有沈阳特色的线状景观符号。
3.沈阳城市符号的面状结构。面状结构是指由点状结构与线状结构共同构成的符号结构,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的特点。城市的面状结构代表了城市符号的整体形态。沈阳沈河区作为一个面状结构是沈阳城市符号最为集中的辖区,集中了张氏帅府、沈阳故宫、太清宫、青年公园、五里河公园以及南关天主教堂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符号,也正因如此,沈河区是沈阳市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更是全国城区中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在沈阳各区中占据核心位置。
4.沈阳城市符号的时空结构。时空结构是指由上述三种结构并结合时间维度而形成的符号构建结构。由于时间的推移,城市就会形成既有历史感也能代表城市特色的景观符号,沈阳故宫博物院就是这样的符号。沈阳故宫是中国目前仅存的最完整的两大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为世界文化遗产。沈阳故宫所体现的浓厚的满清文化是沈阳宝贵的文化财富。时空结构体现的更多地是人文要素,强调了城市符号中蕴藏的文化的重要性。
从符号学的理论可以看出,上述四种结构中存在着由高到低的递进关系,从而构成了城市符号系统。只要将城市符号与城市物质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相结合,才能更深层次地诠释城市符号系统。
二、沈阳城市符号语义学建构分析
语义学研究的对象是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根据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三分法的分类,可将城市符号分为图像符号、标志符号以及象征符号三类。
1.图像符号。图像符号是最为直接的指代符号,城市形象是城市的首要的图像符号。人们对图像符号的感知具有敏感性和直觉性,通过对符号的视觉感知,人们就可以理解符号所代表的的内在含义。比如在学习历史时,课本出现“九一八事变”的图片时,你所联想到的肯定是九一八事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也开启了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开端。
2.标志符号。标志符号与它所指代的信息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只有了解背景知识,才能将符号与其所指物建立起联系,符号与所指物之间具有关系性。沈阳故宫就是一种标志符号,它与其所在的城市形成了时空关系,成为了沈阳的城市符号。
3.象征符号。象征符号与它所指代的对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符号与所指物之间具有引申性。城市符号中的象征符号更多地是蕴含着一个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张氏帅府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符号。张氏帅府是张学良故居。张氏帅府既有中国风格四合院,又有欧式风格的大青楼,以及中西合璧的赵四小姐楼。张氏帅府作为我国优秀的近代建筑群内部大量的石雕、木雕、砖雕和壁画作品饱含了浓郁的东北民俗风情,是沈阳的城市象征符号。
综合上文,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研究的是城市符号的意义,体现的城市符号的意境以及城市符号所散发的文化内涵。
三、沈阳城市符号语用学建构分析
符号的最终目的是传达意义,而语用学所针对的就是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而在沈阳的城市符号中,沈阳方言作为一种语用符号,具有丰富的含义。
沈阳方言属东北官话—吉沈片—通溪小片,沈阳方言发音简单,词汇一致,与现代汉语的语法也基本一致。说沈阳方言时,男人语调低沉,鼻音浓重,嗓音浑浊,不清晰,并时有含糊吞音现象;女人则声调高扬,口音清澈清晰,语速快。沈阳方言直接体现了沈阳人的性格豁达、豪爽。
莫里斯符号学从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维度建构分析了多个维度的沈阳城市符号,将这些符号通过解码以及编码深层次解读符号的内在涵义。通过符号学的媒介作用,语构学、语义学以及语用学便同城市设计研究之间形成了联系和架构,这种架构如同一座桥梁,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感知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把握城市内涵。
参考文献
[1]程翠平.丝绸之路城市符号传播研究——以甘肃敦煌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5,16:208.
[2]韩阳.新丝绸之路城市符号传播研究[D].西北大学,2014.
城市形象建构中的符号选择 篇2
【关键词】城市形象 形象传播 符号互动
一、基本概念
1、城市形象传播
城市形象传播是城市形象的传播者利用一定的媒介载体,将信息或观点有计划地与公众进行交流的过程。城市形象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建构有核心价值的城市传播形象。
2、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的各种资源。它包括一切有文化价值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存在的,可作为文化生产的原材料和物质文化生产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文化是人类独有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3、符号互动
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是一个主张从个体的日常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理论派别。它主要研究人们相互作用发生的方式、机制和规律。在符号互动论里,符号是基本的概念。符号是指所有能代表人的某种意义的事物,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符号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它某种意义。比如校徽是一个大学的代表,国旗是国家的象征。
二、我国城市形象传播的现状
近几年,“城市形象”这个原本陌生的词语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各地纷纷从政治、经济、旅游、文化等方面对城市品牌进行定位,并力图通过构造知识强市、经济强市、生态强市和文化强市等来提升城市的影响力。
基于地理条件、历史积淀、经济水平等原因,中国的城市在形象构建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相比前些年,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一些城市的形象构建已经从单一侧面向城市综合实力的方向迈进。
比如,经济特区深圳重点塑造“设计之都 青春之城”的城市形象,其中,“城市创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称的福州,城市形象定位从历史文化名城升级为海峡西岸经济区首位城市、高新技术研发与制造基地、综合交通枢纽与物流中心;云南昆明从经济、文化、环境、制度、生活五个方面入手,提出“实力之城、魅力之城、生态之城、活力之城、宜居之城”的定位;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把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的上海,如今正如火如荼地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首都北京也一改以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定位,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提出了三步走,构建“世界城市”的目标定位。
但是,在城市形象传播中找准构建的符号,并不容易。由此出现的结果是,很多城市的形象重合或者定位模糊。举例来说,大连定位为“中国浪漫之都”,而同是海滨城市的珠海定位为“中国浪漫之城”,这一都一城让人很难分辨,更不用提那些铺天盖地的“低碳城市”、“宜居城市”、“和谐城市”……
总体来说,目前中国城市自身形象的构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挖掘和分析城市自身各种资源和内涵的能力不强,缺乏综合体现城市形象的定位;不能将城市形象构建与城市自身凝聚力、内部认同感紧密结合,有的甚至是割裂的;一些城市在资源历史文化相近的情况下,拼抢雷同的形象而不去深入挖掘自身特色;在城市形象构建的过程中,缺乏大众的参与和支持,缺乏必要的调研和互动。
三、国外城市的形象构建
在城市形象构建的符号选择上,不乏成功者。如上个世纪70年代纽约的形象,是众人皆知的“鬼地方”。揭露纽约各个角落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坏事的新闻让纽约陷入天堂和地狱两重天的窘境。
要扭转作为美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的形象,纽约会议观光局认为,必须使800万纽约人恢复信心。他们经过大量调查,挖掘纽约的各种资源内涵,最后树立了“大苹果”作为纽约的符号。在美国文化中,“大苹果”是个耀眼和具有魔力的形象。大苹果代表着成就、活力、异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境界。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苹果是“大时代”的代名词,常被爵士乐手、体育明星和娱乐圈内人士使用。“大苹果”的寓意是:树上有许许多多大苹果,你选择了纽约,就意味着摘到最大的一个。
与此同时,纽约会议观光局聘请专家设计了“我爱纽约”(ILoveNY)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传播口号。这个口号与“大苹果”一起为纽约形象的扭转和旅游业的振兴作出了贡献。
再如美国伯克利市,他们将“生态城市”作为自己城市形象构建的最重要符号,并取得了成功。他们恢复了被填埋的部分河段,重新把街道设计成“慢行街道”,设置了公共汽车行驶专线,把在庭院中设置附属的太阳能温室写入法律,在街道上种植果树,制定节能条例,延迟高速公路的修建,把停车场变为植物园和城市花果园等。
“生态”这个符号不仅意味着绿意盎然,还给了世人远景:绵延数英里的大树、屋顶植物园,四处植物、动物、鸣禽。人们在这样的城市聚会、聊天、观景,可以轻松地漫步和活动在街道上方连接不同建筑的高架天桥上。整个城市生机勃勃,充满生命和绿色。这种形象构建,无疑是城市居民需要和支持的,自然也会获得世人赞赏。
还有众所周知的“购物天堂”香港、“水城”威尼斯、“音乐之都”维也纳、“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等,也都无不因为定位准确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
四、如何筛选城市的代表性符号
一个城市的形象,是由很多符号组成的,但我们在传播中不可能把所有的符号都应用进去,只能挑选那些能指并确为所指的东西。依照符号互动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城市形象的构建:一个城市的形象,表现在它不停地解释自身特点,并用各种符号赋予各种意义于城市形象中,而这个意义的赋予过程,或者说定义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符号互动。因此,筛选出代表性符号并构建城市形象,尤为重要。
1、深层次挖掘城市自然与文化资源
城市独有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是一个城市最独特的地方,也是最直接的城市形象构建符号。准确地提炼出自身城市的这些符号,并运用到城市形象构建中,清晰而简明地传播出城市形象,也更容易被社会所认可,比如四川成都的熊猫、河南洛阳的牡丹,湖北十堰的武当山等。资源是城市的硬实力,而文化则是软实力。每个城市的硬实力有强有弱,软实力也有高有低,选择自身最强最有特色的部分,才能体现出与众不同。
2、把握城市发展新方向和新事件
城市是发展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城市面临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机遇不同,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与发展重点也肯定不同。把握城市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中的新事件,并将其浓缩为城市形象的构建符号,也是城市形象构建的重要方法。城市形象的构建不是随大流的应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招牌。这些代表城市的符号,必须是适应发展,代表城市发展并随着城市发展的。城市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同时拥有了创新的成果,这些成果往往是城市最新形象的代表性符号。另外,城市发生的新事件、大事件,也都成为一个城市的新符号,应该运用到城市形象传播中去。如奥运会、世博会、花博会等。
3、选择有美感和品位的符号
人是追求美的,因此在城市形象构建的符号选择上,也必须是有美感、有品位的。近年来有些城市为了博人眼球,在城市形象传播中使用了一些怪异、粗俗的口号,这些宣传达到的宣传广度,但很难达到正面的效果,反而成为世人的笑柄,影响城市良好的形象,阻碍城市的发展。在基于自身特点的情况下,美感的符号更能得到社会的接受,更能被欣赏,更能产生与城市相关的美好联想,得到好的传播效果。
4、发挥互动与参与在决策中的作用
城市形象构建的符号选择过程,是一个互动和参与的过程。互动和参与首先是城市内部的认同与传播过程,一些代表城市的符号,必定是为当地市民中广泛认可的。因此,市民参与互动与决策,能最大程度上减少城市形象的片面甚至谬误。而且,在市民内部完成参与式传播后,对外的传播将变得更加有说服力。
总之,城市形象的符号筛选,是主题提炼,也是文化创新。必须在抓好城市各项建设的同时,整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发挥群众的智慧,才能筛选出属于城市的独特的脸,让人过目不忘、产生好感。
参考文献
①[美]乔治·赫伯特·米德 著,霍桂恒译:《心灵、自我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99
②沈志军,《符号互动理论下的城市生态安全建设》,《传承(学术理论版)》,2008(8)
③李怀亮、任锦鸾、刘志强:《城市传媒形象与营销策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④邵春,《关于城市营销的思考》,《中国城市经济》,2006(3)
⑤韩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一种基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研究生)
符号建构 篇3
关键词：劣迹明星,符号学,符号消费
近年来, 不断有演艺明星, 社会名流参与吸毒嫖娼等具有十分恶劣社会影响的事件出现。针对这一情况,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9月29日发布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有关广播电视节目、影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传播管理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在《通知》中明确规定对“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所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电视剧、网络节目不得在电视台、影院及网站和对外交流平台进行播出播放, 媒体将此通知称为“劣迹令”, 也称“封杀”。
一、“明星”的符号学本质
“明星符号学” (1) 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卡西尔文化人类学符号学、罗兰·巴特的神话符号学 (也即意识形态符号学) 以及鲍德里亚消费符号学的基础之上的。它的内核是将明星看做“符号”, 这是语言符号学的启发, 实际上, 我们所处的世界都是由符号构成的, 而我们所认识的“明星”也是由各种文本符号建构起来, 而不能够认识所谓“本来的明星形象”, 因为在语言/符号之外, 我们无法知道那个“本来的明星形象”是怎样的。明星只能是符号世界中的明星, 正如英国的理查德·戴尔在《明星论》中对电影明星的符号学思考:“电影、报载事迹、电视节目、广告等等媒体文本符号建构起来各具光彩的明星形象, 我们只能通过研究这种种媒体文本符号来认识、认同明星形象。” (2) 因此当我们研究“明星”现象的时候, 首先要有一种认识, 就是“明星”是被建构出来的, 而不是他本人, 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被包装出来的形象, 那些光鲜的外表、超凡的魅力都不代表本身的真实。这种明星文化和大众文化恰恰是不谋而合的, 这也揭示了“明星文化”“粉丝经济”成为当今文化产业的支柱核心的原因。 (潘知常在《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一书中将大众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三点:时尚、虚拟和娱乐) 在此意义上, 我们应清楚, 表面光鲜的明星是虚假的, 不管他被包装得多么好, 都不能代替真实的他, 而真实的他所做的错事也不可与他做明星时的贡献相抵消。
二、“明星”文化与世俗神话
如果说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打破了我们以往对世界本质的关注, 将符号的概念第一次引入我们的视野, 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上, 我们就要借鉴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 搞清楚作为一种符号的“明星”是如何具备如此大的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学使我们看到了文化与符号的一致性, 指明了我们对明星的崇拜实际上是对明星符号所代表的文化指征的崇拜。大众文化时代, 传统宗教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力已经不复存在, 但人类行为却仍旧需要引导和约束, 大众文化解构了传统的神, 却又以另外一种形式为我们建构了新的神——“明星”。人们发现, 我们对“明星”的崇拜丝毫不亚于对神的虔诚, 每个“粉丝团”有自己的标语口号, 活动区域, 交流方式, 每个成员对群体有一种共同的归属感, 活动带有固定的仪式感, 我们可能会排斥宗教活动, 却不会排斥追星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 明星是现代社会被建构起来类似于神的“世俗神话”符号, “明星是当今社会流行文化所创造的世俗神话和偶像。当人们在追星的时候, 他们在偶像身上投射了自己内心的价值、追求、欲望和意义, 表达了对个人完美、个人梦想、个体价值的追求, 折射了在人性的理性层面下所隐藏的欲望和梦想” (3) 并且在集体认同中寻求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获取了安全感和向上的力量。但是也有很多人在明星身上投射了内心消极叛逆的因素, 例如对明星所代表的亚文化的认同。人们渴望自身突破现实, 证明自我意志的存在, 而苦于现实无法实现, 但明星却可以为他实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明星冲破了传统的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价值体系, 表达了一种更为草根的叙事,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对“劣迹明星”宽容甚至欣赏的原因。文化符号学揭示了明星作为世俗偶像的巨大影响力, 因而不难理解“明星”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 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劣迹明星”为何会赢得同情, 为何在“劣迹明星”被抓之后还会有粉丝坚定地支持他们, 甚至不惜提出“嫖娼合法化, 吸毒合法化”这样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偶像。尤其那些虔诚的“信仰者”中多数还都是世界观并未完全确立的青少年, 他们很有可能模仿偶像的行为, 如果不加以规范, 后果不堪设想。
三、消费符号与“劣迹”泛滥
在以往解读大众文化的时候, 鲍德里亚的消费符号学经常被引用, 它揭示了当今社会符号消费的本质。“符号消费是指在消费过程中, 消费者除消费产品本身以外, 而且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 即对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 (4) “明星”被建构出来就是用来消费的, 不是消费明星本身, 而是消费明星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具体来说是通过对明星的消费, 满足自身的欲望和需求。“人们消费隐私大概和童年被大人告诉的禁忌有关——大人物的隐私对于公众的魅力就在于此”。 (5) 因此, 当我们用符号消费的理念去看待公司对于明星的包装行为, 明星所做所为实际上都是冲着提供消费意义而去的。只不过从前的明星靠作品和正面新闻出位, 今天“炒作”是靠各种无下限, 但其根本目的没有区别。而且今天还存在着丑闻明星越来越火, 花边新闻能增加人气的现象, 一些人向来有逐臭的传统和爱好。往往是越丑陋的、越低俗的, 越能受到人追捧。明星因涉黄毒被抓的丑闻得到追捧, 可以说不管被抓的是谁, 都会带来舆论消费的狂欢。甚至有一种消费明星“过往丑闻”的趋势, 这种“浪子回头”的艺人甚至比一般因时代潮流淘汰的艺人身上更加有看点。在这种情况下, 明星的行为在民众心中本身便没有一个失范不失范的标准, 只要能炒作自己, 能火, 即使爆出丑闻也在所不惜。
四、对劣迹明星问题应有的态度
1. 媒体的适当作用
大众文化和媒介密不可分, “明星”符号的建构、其内在的“意识形态性”以及符号消费都和媒介息息相关, 媒介对于事件的态度也往往会影响舆论的导向。“目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警惕, 有些媒体和公众对艺人涉黄涉毒现象过于热衷, 且对涉事明星花边内幕的关注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 这样可能会带来反面的结果” (6) 。因此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 媒体在对待“劣迹明星”的事件上应该注意不要任由经济利益主导媒体文化, 为了获利而二次加工、售卖“劣迹艺人”的新闻, 而是应该发挥对于“劣迹明星”的监督作用, 促使他们改邪归正, 监督他们回归正途;对于那些不顾法律法规的明星, 应该采取自觉地封杀, 代表民众的意志行使权力, 过滤和渗透那些不良信息。
2. 民众应打破盲目偶像崇拜
“劣迹明星”之所以如此猖狂, 与粉丝的一贯纵容肯定是大有关系的, 正如前文揭示的那样, 明星只是被构建出来的虚假符号, 他的行为并非代表他真实的个人, 而是为了达到让我们消费的目的而伪装的。因此民众不应对明星建立盲目的偶像崇拜, 更不应混淆是非, 也不应为支持他们而颠倒黑白。而对于那些犯错的明星, 也不应采取过度宽容的态度, 让其认为道歉就可以重操旧业了, 这样的代价并不能使明星群体认识到犯错误的严重性。
3. 明星应该加强自律
为了标新立异、追求刺激, 亦或是为了寻求认同、“融入”圈子, 一些明星参与到违法活动中。针对这种情况, 明星必须考虑到自身的社会影响, 不能不顾粉丝和民众的注视, 更不能一味猖狂自大, 而是应该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
4. 行业内应加强管控和监督
相比于邻国的韩国和日本, 我国演艺行业规范并不标准。“韩国演艺界的行业协会威信极高, 经过调查, 可对涉毒艺人作出轻则警告、重则封杀, 乃至永久封杀的惩罚, 以达到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为了让涉毒艺人反省以更好地自律, 涉毒艺人还往往要被电视台封杀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没有具体规定, 但这对艺人有着相当的威慑力” (7) 。在日本, 吸毒明星酒井法子再也无复出机会, 这种管控是相当严重的, 我国也应学习他国从行业内进行规范。
5. 相关规章应该继续明确和完善
“劣迹令”的出台对整顿娱乐圈的不正之风有重要意义, 不过接下来不应一味地去封杀, 而应该区别对待;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设定期限, “只有越对吸毒、嫖娼等的‘劣迹艺人’实施‘零容忍’, 它的警世和教育作用, 才越会显现出一种最大值” (8) 。不管怎样, 在“未来应增加公众人物违法和触犯道德底线的成本”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至于具体的措施, 还需要参考各国各行业的标准进行制定和完善。
注释
11李启军.中国影视明星的符号学研究[D].四川:四川大学2005.
22 李启军.中国影视明星的符号学研究[D].四川:四川大学2005, 310.
33 陈犀禾.作为世俗神话偶像的明星[J].《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43期11版.
44 孙倩.从偶像符号的消解到消费符号的建构[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届硕士毕业论文, 3.
55 赵维:隐私, 这道甜点——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EB/O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1605304/
66 新华社“劣迹艺人”层出不穷, 李雪健:太膨胀了[EB/OL].http://www.gs.xinhuanet.com/news/2014-09/29/c_1112668023.htm
77 http://news.xdkb.net/bd/zhuanti/gwljyr/index.html, 韩国对“劣迹”艺人零容忍
符号建构 篇4
符号学学者卡西尔说,人类的传播活动体现为符号的交流过程,而符号又总是和一定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符号的意义作用基本上是通过符号形式(能指)和符号内容(所指)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文化研究的视角,而将符号学应用于旅游研究也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76年,麦克奈尔(MacCannell)率先提出旅游的符号意义,第一次把符号的研究引入了旅游研究的领域[1]。我国学者也对旅游符号化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陈岗论述了旅游吸引物符号学的三种形态(标志符号、文化符号和群体符号)及研究展望;周常春等人研究符号学方法和内容分析法在旅游手册中的运用。在滨海旅游方面,李蕾蕾在《海滨旅游空间的符号学与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海滨旅游空间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建构本质上是一个符号意指过程,形成了海滨的多重符号意象。这些成果拓展了海洋符号旅游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海洋旅游地包括海洋自然资源和非物质海洋文化资源。我们将海洋旅游地的每种景观元素作为符号,每一个符号系统都反映着人与环境、游客与旅游地、人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John Fiske在其《解读流行》一书中认为沙滩并不是独立的自然空间,他将海滨沙滩比喻成文本,任何文本都有作者和读者,海滨也可以分析其作者和读者以及作为文本的海滨的符号和意义[2]。因此,一切关于海洋旅游地的景观皆可视为符号,具有特殊的意义,也存在着符号化过程。我们认为,海洋旅游本质上就是社会行动者对旅游地的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符号意指过程、编码过程和形象建构过程。那么,海洋旅游目的地如何通过符号来传达自我概念、形象、文化个性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Gunn把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形成的旅游感知形象概括为原生形象和诱导形象,原生形象指潜在旅游者还未到旅游目的地之前所形成旅游感知形象,而诱导形象则在旅游者实地旅游之后形成[3]。本文主要探讨旅游地(真实环境)中由一系列符号所感受到的实际形象。
2 符号传播及形象建构
根据皮尔士关于符号的经典定义,符号从意指层面分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我国的大陆海岸线长约1.8万km,加上沿海几千个大小岛屿,总岸线长达3.2万km,分布着丰富多样的海洋自然景观和人文旅游资源。
2.1 符号的分类
根据海洋旅游资源的种类特征,对旅游景观符号进行了分类。
语言符号。涉海著作,海洋文学,名人对景观的描述和记载,书本地理知识,口头神话与传说,科学知识,这些都是游客认知旅游地形象的重要信息。以福建为例,了解海洋性的人文性格与社会习俗,《闽书》、《海澄县志》、《崇武所志》、《厦门志》等史志中的“风俗志”就存录许多这方面的相关资料;《东西洋考》、《吧游纪略》、《安船酌献科》等存录有海洋神灵信仰的内容,崇祯《海澄县志》和道光《厦门志》突出了本地海洋社会的特点,有着浓郁的海洋气息[4]。这些语言符号直接或间接地意指了旅游地的形象特点。除了这些文本语言符号外,还有以此为原型编码的旅游设计产品,包括邮票、门票、旅游手册、地图等各种消费品及旅游标志设计,宣传口号。
非语言符号。①海洋自然旅游资源。沙滩,海岸,地貌,海岛(陆岛、火山岛、珊瑚岛和冲积岛);②海洋生物;③历史文物遗产,民间信仰与宗教遗址建筑,如八仙过海“遗迹”,龙王庙、妈祖阁、天后宫、山海宗教景观;④古海塘,古海港码头;⑤古渔村、古集镇;⑥古灶户和古盐场;⑦海防、海战遗迹,沿海一带古代的烽火台和炮台、军营和屯寨;⑧历史人物形迹和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⑨部分海洋类文物,贝丘遗址;⑩船舶及海上劳作用品。
人文旅游资源包括滨海和近海历史文化名城、古渔村、古集镇,博物馆、主题公园,海洋生产活动,节庆活动,旅游纪念品则往往包含了上述符号的总和。
2.2 文化的符号化
福建省岛屿资源丰富,具有优良的海洋旅游自然资源。福建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独树一帜,反映为一种深刻的民众海洋意识、悠久的造船技术及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海外影响力[5]。如,唐宋元清以来形成的莆田妈祖文化,泉州丝绸之路文化,漳州东山的关帝文化,以及近代五口通商开放的福州马尾船政文化,形成了较有福建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以福建莆田湄洲岛为例,探索符号传播在旅游地的运用及对文化的传播。
2.2.1 符号的能指对文化的展示
在莆田湄洲岛,雄伟精美的妈祖庙建筑群,面朝大海的妈祖石像及得天独厚的海滨风光,黄金沙滩、湄屿潮音等数十个景观构成了旅游地的基本形象,建立了游客对旅游地空间视听形象的体验。这些景观变成了文本,游客在其中阅读、理解它,构成了游客对旅游地的初级印象,堪称妈祖文化的天然博物馆。岛上还展现了一幅浓郁莆田乡土特色的渔民生产生活全景,岛上可见古朴的码头,海草房,石屋,渔铺子,还有原始野味的海上作业,如渔民织补渔网、收割海带、养殖鲍鱼、流刺网捕捞、夜捕跳跳鱼等,唤起游客对渔民生活的记忆和想象。
2.2.2 符号的所指对情感表达的补充
除了上述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匾额、楹联,莆田十音八乐,莆仙戏等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湄洲岛上许多神奇动人的妈祖传说,妈祖文化陈列馆,每年的妈祖诞辰日和升天日节庆仪式表演,妈祖文化旅游节民俗表演,游客(香客)互动参与,满足了游客对符号表意的体验和愉悦。这些风俗习惯、理念思想等抽象的符号内容引发了游客的情感体验,传达了海洋民俗、地方民俗的精神力量,强化了游客的认同感,深深吸引海内外游客。
2.2.3 符号形成的文化主题和实际形象
旅游地的形象传播,要以符号传播为依托继而进一步超越走向文化传播。目前湄洲岛以“朝圣游”为主题的旅游具有妈祖文化集约性的特征,但不能完全涵盖妈祖文化。我们还要在这个符号的延展性上进行关联性地深入挖掘、丰富。在对妈祖文化的文本符号分析了解到,妈祖文化包含了海洋文化,妈祖是渔民创造的女神。对中国海洋文化精神的研究,着眼点是沿海民众的民俗文化,而在海洋文化方面,人们重视的当然是航海人们的信仰和崇拜,其中核心又是民众对海洋之神的崇拜,在中国,则主要是对最高海神妈祖的崇拜。就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妈祖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象征[6]。随着海上航运和外贸的发展,妈祖的“护航”作用十分突出。对妈祖崇拜的分析,将使我们深入对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解。因此,旅游地应该进一步提升和丰富妈祖的形象。如开发妈祖善于观察天象,利用天气变化预测海上动态,救助海难,宣传冒险精神;研究明代收复台湾名将姚启圣、航海家郑和与妈祖关系传说及妈祖祭祀大典、妈祖颂表演等突出的海洋文化与妈祖民俗[6]。
2.2.4 符号组合及运用原则
综上,只有对海洋旅游地资源的收集、整合,游客才能进行更好的文化解读。海洋旅游地大多是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共同组合。在海洋旅游地的设计规划中要重视发挥非语言符号的感觉整合功能才能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遵循非语言符号和有声语言符号合理搭配的原则在旅游规划中同样的重要。符号传播更要注意整合。湄洲岛旅游地还缺乏旅游吸引物文化符号,在旅游地的形象建构上,还应开发有特色的符号系统。如以妈祖为主题的视觉识别符号系统,旅游理念形象设计,适时筹划妈祖印象晚会等。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当前海洋旅游地存在的问题如下:
过于表层化。符号的有效传播需要正确的编码,但是在大多数旅游地特别是陈列馆,只在镜柜中摆放文本,或是雕刻名人塑像,停留于文化符号的表象表达,无法真正调动游客对符号意义的理解。文化如果只追求符号的表象,蕴含的符号价值和形象因素就很难被认知。所以要充分挖掘海洋原生文化资源并引入一些其他文化元素进行综合和扩充,展示、传承原生文化,并批判地创造出新的文化。
过于商业化。在市场经济时代,符号与消费紧密相关。商业化的符号容易引起误导,文化符号被过度应用或滥用也不利于原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中国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力量,规划设计师肩负着将海洋文化意义附于商品之中,使商品成为具有表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载体,并对游客进行教育引导的历史使命。
过于同质化。旅游学家麦肯内尔(MacCannell)的研究指出,任何旅游地或景点都要经过5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分别是命名阶段、围圈与提升阶段、供为圣物阶段、机械复制阶段、社会复制阶段[7]。海洋旅游地亦是如此。在经过了围圈与提升发展阶段之后,也面临着旅游地的同质化问题。各旅游地的景点布置相同,旅游纪念品缺乏文化附加值和地域特色,大多是“舶来品”,如在各海洋旅游地常见产品是各种贝类做成的简单工艺品。此外,本土艺人越来越少,快销品侵占市场,逐渐导致一些传统的手工艺濒临灭绝。因此,纪念品作为一种饱含文化内涵的地域符号,促进了地区旅游文化的传承,应该在基于文化保护下进行独特的符号设计。
3 策略探讨
形象的传播及塑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实践操作来看,包括广告、市场营销和公关的策划及运用。而从符号学的角度而言,形象的建构涉及符号的能使和所使,旅游吸引物的编码与解码,只有恰当而巧妙地运用符号,才能增添海洋旅游地、旅游产品的生命活力和竞争力。扩充旅游符号系统的内涵与外延,这就要深入收集、挖掘、整合地方的海洋文化,引入和提炼各种具有丰富意义的符号。对于增强旅游地的吸引力及形象建构,作如下建议。
3.1 采用恰当的建筑叙事语言与策略
建筑是一个地域特定的文化本质的物质载体,是文化精神得以传承的最稳固和最直观的文化符号。古代海洋类建筑、渔镇更是承载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意指而成为一个承载浓厚历史记忆的社会生活空间。如从传统文化非物质载体(如海洋文学故事及神话等)中萃取灵感,通过建筑的手法来演绎本地的海洋文化特征,这种表达相对含蓄,但是能鲜明地表达主题,而叙事载体的典型性及语义物化的有效性是让参观者获得共鸣的关键,包括通过建筑表皮的语义传达,空间的主题与展示路径的编排。风景区的新建建筑,也应该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进行创新,也可以从这些符号中抽象概括出子元素符号,作为装饰元素应用到建筑中,即通过文化符号的建筑化诠释建构海洋旅游地的形象。
3.2 借助媒介的形象传播
媒介介于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它包括了对目的地的认知框架、感知形象及其解释。媒介的文本符号,影像符号以生动直观的符号形象传达旅游地的整体印象,如影视拍摄,广告形象宣传片等。这些文化符号调动游客的感觉、视觉、听觉,使得审美快感的强度与深度加大,更全面地展示旅游地的文化魅力。我们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包括运用社会化媒体互动传播和整合传播来吸引更多游客参与到符号互动中来。
3.3 借助科技的生动阐释
现代的科技构筑了张扬视觉文化的媒体平台,特别是数字化媒体的出现,更是实现了文化的空间延展。当一些叙事原型对创新理念和科技要求比较高,新技术的使用无疑带给了更多文化创意的表达。水幕电影、电子科技音乐,这些技术丰富了符号的表意手段,对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另外,对一些外来文化技术的结合运用也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如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舟山国际沙雕节,将粘沙技术与舟山固有的海洋民俗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每年以不同的文化主题吸引了众多游客,成为我国海洋旅游的精品产品。
4 结语
近年来,我国海洋旅游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变化加快之势,在海洋旅游空间变化中,呈现出从海滨游发展到海上游,海底游的立体发展演变格局;在海洋旅游方式上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参与性强的特点[8]。我国海洋旅游业发展模式也随之改变,海洋休闲游逐渐成为了主流,邮轮游艇等高端的旅游项目也引入其中。笔者认为,海洋文化应该借助海洋旅游得以传承和发扬,不仅提高民众的海洋意识,而且提高旅游地的文化品牌。但是,在我国多数海洋文化资源较丰富的海洋旅游地,较多以观光为主的海洋旅游资源产品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整合和开发,而当前关于海洋主题公园、博物馆等的设计规划,旅游地的吸引力符号设计更涉及有效传播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符号学分析的视角建议海滨的旅游开发者们回到海洋文化的土壤上来,重新评估和思考海滨旅游开发和形象建构问题,并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旅游业的深度开发和进一步发展。
摘要：海洋旅游地的形象建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海洋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涉及海洋文化的传播问题。如何让游客在旅游体验的同时增强对海洋旅游地的形象认识及地方认同,感受海洋文化的精神与认知,这关系到符号传播的有效性及形象的建构问题。本文主要采用符号分析策略法,实地调查等方法,以湄洲岛为例,对海洋旅游地的符号传播及文化展示进行归纳分析,提出包括通过建筑、媒介、科技进行形象传播的策略方法。
关键词：符号,文化符号学,海洋旅游地,湄洲岛,实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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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建构 篇5
1 消费的概念
消费的概念是什么?人们对消费的理解各不相同。然而, 对比西方消费观念的演变与现代社会的消费现象, 我们可以将, “广义消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最低一个层次的消费是纯粹的物的消费, 只看重物品的使用价值, 即实物的用处, 以维持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二个层次的消费是交换价值的消费, 意在商品的含金量, 以证明自己的购买能力, 炫耀自己的金钱和富有;最高层次的消费则是对符号价值的消费, 要求在消费中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 即商品的文化内涵, 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位” (杨魁董雅丽, 7) 。
在波德里亚视野下, 符号消费的概念又是什么呢?波德里亚认为, 消费社会中的符号作为一个被消费的物品, 它在整个消费行为中, 起到将物品与通过物品所反映出来的所有信息连接为一体的作用。对符号进行消费虽然是一个行为过程, 然而它却等同于语言, 一个话语系统。因为符号消费的特殊性, 它将符号消费所表现出来的所有信息通过符号意义编码到物品中, 再经过大众媒体对物品符号意义的鼓吹与宣传, 人们已经无意识地将此类物品与某种符号意义联系到一起, 解读出来的语言, 而这个语言并不是通过我们口中描述出来的。符号消费的概念在十九世纪被凡勃伦定义为炫耀性消费, 在过去, 炫耀性消费行为只存在于上层阶级中。当今社会中, 特别是中国, 这个千年文明古国, 符号消费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由古至今, 中国社会就对“面子”问题看得甚重, 现在当然免不了对物品消费中符号意义的追崇。而整个符号消费现象, 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其最大利益, 将不必要的带有符号意义的消费引入到人们生活中, “告诉”消费者拥有怎样的身份与地位就应该去追求怎样的商品。而大众媒体中广告“说服”与“轰炸诱导”的扮演者无时无刻地为消费者洗脑, 不断膨胀人们的消费欲望, 纷纷抛弃了独立思考的原则, 逐渐失去自己判断事物的能力, 长此以往, 便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对物品“无尽地占有、无尽地消费、无尽地享受已成为消费社会中虚假的人生指南, 甚至消费活动本身已成为人获得自由的精神假象。因此, 消费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 更是一种社会行为, 甚至已经成为某些人人生价值的体现” (姚建平, 6) 。当人们在购买某件具有符号意义的商品时, 购买者将物品的使用意义已经看得不是那么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件物品能给他带来的现实与社会意义。波德里亚认为, 消费社会是一个使人充满欲望, 不断鼓励和激发人欲望, 并由大众媒体, 诸如电视、电影、广告及杂志等, 竭力支持并渲染的世界, 它不断地引诱着人们消费。消费社会通过大众传媒告知消费者只有不断消费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以资本家的出发点可以看出, 似乎消费者只有不断购买, 特别是那些成为标志着我们的各种物品, 人生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难道我们真的要通过消费那些能够标志身份的物品, 我们的人生价值才能从中体现出来吗?所有这些观念与想法其实都只不过是通过资本家通过大众传媒赋予消费者的, 因为大众传媒在消费社会中担负着为消费社会摇旗呐喊的角色与消费时代的鼓噪者。
2 符号消费的进行与中国历史传统和符号消费
正如波德里亚所说, 在消费社会中, 物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因此, 在对消费社会的分析中, 我们已经从过去的“对物的消费转换到了对符号的消费。”波德里亚认为物质客体与它所代表的精神概念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或天然的联系, 在消费社会里, 物品只是成为了关系消费的中介物, 商家将商品与生活的真实联系斩断和抽离开来, 并对所售物品进行编码, 让物品具有某种特殊的所指意义。因此, 消费者在进行的消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物的消费, 而是物所代表的符号进行消费, 所以波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消费者对符号的追求其实已经超越了对物的功能的需求。
消费社会中人和物关系的转变具体是从需求与满足的关系转换到纯粹符号性的消费关系。而这一转变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通过广告、商标、价格、购买场景、功能化个性化设计等, 对物进行编码, 将物建构进一个标示权利、地位、等级等社会关系内涵的符号系统中, 再通过广告意义嫁接把某种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赋予商品, 使商品成为某种象征意义的载体, 把全部商品都转换到这种编码之中去。接着是通过对人内在性与主体性, 包括人和自身的关系进行编码, 将这种已被编码的力量所分解并转换到符号系统中去, 就如同“需要、情感、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 物化为生产力, 以便被出售” (Jean Baudrillard, 22) 。这样, 在当代中国, 我们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 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被抽象化或物化为符号和物品, 以便消费者购买和消费。通过对物的编码与解码过程, 人自身也成了消费品。消费者与他自身的关系, 如他的本能、欲望、需要和激情都成了一种购买和消费的关系。消费者之所以进行符号消费, 是因为消费者被大众媒体影响下, 误认为符号消费能帮助他们重构其社会身份, “目的不是寻求同质化, 而是寻求差异化, 对差异的追求使消费的欲望永无止境。”波德里亚更直截了当地说, 物编码的原则是“社会地位”。“物在一个普遍的社会身份的承认系统中形式化:一种社会身份的符码” (罗钢王中慎, 9) 。
借助符号价值, 消费成为了一种我们可以试图加以理解的语言, 但是, 在人们消费的过程中, 在大众媒体影响下, 认为不同的物品代表着不同的符号意义。因此, 对不同的物品的消费和对不同物品消费拥有的特权暗示着种种不同的符号, 而这些不同的符号就是一个重新编码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 物品的确被编码了, 通过消费这些被编了码的符号, 每个人的身份是否真的就可以得以重新建构了呢?在消费社会, 消费者以对商品的直观、感觉、情感、主观偏好和象征意义作为消费选择的原则。日本学者星野克美曾说过消费者并非只是迫于需要或只给予必要性的需求才行动, 而更随着超乎必要性的欲望而行动。根据这一观点, 我们只能说消费者这样的消费行为只是一种寄托情感, 展示个性, 愉悦等感性需要的途径, 他们认为“我所购买的物品, 就代表了我”。事实上, 他们对某种物品的购买, 或者说只是追求一种商品与理想“自我”的吻合, 而现实中的自我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中国历史上, 人们都将“面子”看得十分重要。人们以为, 既然消费已经被大众媒体赋予了符号意义, 对物品给予的社会身份的“满足”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在消费社会, 消费者对自身的“满意”已经不再是由自己界定, 而是越来越受到别人的话语影响。
从古至今, 在中国文化中, “面子”一直都是别人对自己满意度的衡量指标。因此, 消费者将购买品牌的产品越来越成为提升“面子”的途径。这就是凡勃伦在其著作中提到的“炫耀性消费”, 它原本是指富裕的上层阶级为了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 以及其社会地位给他们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 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浪费。这样的炫耀性消费形式就是波德里亚说的典型的“符号消费”。其实, 对于这样的有钱人, 他们即使不用符号来标榜自己“富裕”的LOGO, 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已经足以证明他们的财富量, 并非一定要炫耀这样的财富才叫做拥有财富。
在罗兰巴特提出的符号体系中, 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符号在体系中的位置, 都是通过差异来确定的。因此, 对物的消费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区分的基础, 但通过消费差异, 人们是否可以将不同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人区分开来呢?然而从消费中体现出来的“个性化”是指在生产中似乎是个性化的要求而进行的系列设计和安排, 所谓“差异化”则是指物品作为符号对社会地位的不同区分。通过这样的差异化消费, 人们重新界定自我、建构身份、寻找差异、并重新建构身份, 从而寻求差异成为消费社会人们追求的目的。就这样, 市面上涌现的各种限量版物品、特制物品, 然而根据消费社会的发展对差异的追求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 因为差异总是不断地被缩小, 而差异又总是需要无限更新。人们是不可能光通过对物品的消费来重构自身与提高社会地位。如果人们意识不到符号消费并不能改变现实的自我, 那么, 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将会导致物品的泛滥与浪费。
3 当今中国社会现存的符号消费现象
当今中国社会现存的符号消费现象近几年来,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越来越多, 路人已经不再为开着奔驰, 宝马的人感到惊叹, 大街上肩挎着Gucci、LV这类名牌包的女性也数不胜数。根据报告, “中国奢侈品行业在过去几年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保持增长, 在经济危机发生的2008年和2009年也一直如此。英国咨询公司OC&C预计, 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将在明年增至120亿美元, 将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一位的奢侈品消费大国”。目前, 关于中国成为奢侈品大国的新闻越来越多。以中国的收入水平, 难道真的就有那么多人能够消费奢侈品吗?其实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以后会发现, 中国大多数消费者购买产品时, 不仅在关注品牌, 同时还关注物品的价格。人们在进行消费的时候, 因为受大众媒体的影响, 通常会将对比自身更高的, 更理想的社会地位上, 对其欲购买的商品品牌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品位及时尚意义的符号意义联系起来, 与符合其设定的社会地位的物品进行消费。在消费社会里, 消费行为已经成为纯粹的象征行为。当所有的物品作为消费品被人们消费时, 象征着声誉、地位、欲望的符号价值已经超过了物品原本的使用价值。因此, 人们不再是对物的使用价值进行消费, 而是对其符号赋予的意进行消费。符号系统将个体生产为具有‘个性化’的物品, 使得消费一种产品就是消费它象征的意义。所以, 事实上, 人们在进行符号消费时, 并没有消费物的本身, 即它的使用价值, 而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己的符号, 或让他们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 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为了追求某种商品内在指向的意义, 因而, 消费者愿意为那些超出其使用价值数倍的商品买单。
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媒体、杂志、小报上报道某明星购买了一个LV的限量版手提包, 某上流人士佩戴了一条价值几百万的钻石项链。为什么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喜欢购买具有品牌的商品, 尤其是喜欢购买世界品牌, 这样的消费方式为什么会出现呢?手袋对每个女性都非常的熟悉, 正式社交场合中, 手袋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地位与品位, 于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男人看表, 女人看包”。当今社会, 手袋已成为女人的时尚化道具。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 如女明星, 女性企业家和非常有钱的家庭主妇都喜欢购买世界名牌手袋, 她们把购买世界名牌手袋作为一种象征, 作为其高贵身份、富有和成功的符号。有这样一个市场营销案例, 有女性消费者表示“购买服饰的首要因素就是品牌, 款式并不十分重要。否则凭什么区分穷人和富人呢?”因此, 消费者通过自身的角度, 对角色、自我概念及其自我形象来解读产品符号消费是消费者对符号消费理解的基本概念。美国消费心理学家M.J.Sirgy所提出的理论“自我形象/产品形象”一致认为, 一个包含了形象意义的产品, 如一个包含“高贵身份”意义的产品会激发消费者自我概念中的“高贵身份”形象, 往往更容易激发包含同样形象的自我概念。
“在消费社会中, 对消费品的依赖性———即对购物的依赖性———是所有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它尤其是保持不同的自由和“获得身份”的自由的前提条件” (姚建平, 122) 。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 在消费社会, 人们的消费也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梦想, 到达自我理想状态的一种途径。因为, 我们才会看到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大肆的消费奢侈品, 以这些品牌来标榜自己的身份。而真正富裕或者有地位的人, 已经不再是用这些符号性的物品来标榜自己。不可否认的是, 物品本身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 它的确包含很多内容, 通过对物的分析可以反映出一些有关物主及相关者的信息。例如, 服装就能最好地反映穿衣者的个人信息。物的意义与社会实践往往紧密相连, 它所体现的是社会分野。积极地参与社会关系的塑造, 尤其是一些生活中重要物品的分配与消费,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说明消费某类物品的消费者就具有了这个品牌所代言的某种“身份”。然而事实确是消费者依然是原来的那个他, 并不会因为购买物品的不同而改变其本来的社会身份与地位。
4 结论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 符号消费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与关注。人们误把符号消费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认为符号消费更能体验消费者自我与价值取向, 它对反映某个时期或某类群体的文化特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从波德里亚的批判理论角度看, 我们可以知道, 并非是我们消费了某一个物品, 它就能够象征着我们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因为我们对财富的划分绝不是纯粹符号层面之意义指涉的区分, 并不是说一个拥有足够高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他穿戴某些不是品牌的服饰或首饰, 他的社会地位就变低下了, 就不被社会认同了。因此, 人们对所谓带有符号意义物品的占有与使用, 和对带有符号意义物品的过度依赖是一种纯粹的, 被消费社会控制的消费行为。人们长期以往的这种符号消费方式将导致整个社会, 乃至世界造成资源匮乏的沉重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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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建构 篇6
一、定位我国的国家形象
观望历史长河,人类还未像现今一样如此强调“形象”这一问题,尤其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一个具有良好国家形象的国家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来感召世界,具有较强劲的国际声誉,以此来获得国际认同,并促进本国在国际上的合作与交流,从而使国家的发展空间变得更为宽广。国家形象在当今世界上成为众国家间重要的竞争方式[2],更有甚者成为国家与国家间的战略高度。有学者表明,国家形象是我国当前在国际战略上最大的威胁之一。对于我国形象的定位在整个国家对外战略中占首要地位,它是我国发展的一个起点,并逐渐成为对外战略中的核心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形象定位应该将本国的特征展现出来,比如韩国是以“动感”进行自我定位;德国是以“创意”进行自我定位;泰国是以“神奇”进行自我定位等等。因此,对于我国来说,也可以根据我国的国际环境、发展战略以及我国的国情着手,找寻一个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国家形象定位。由于传统文化对我国国情影响较深,它影响着国民的思维方式,所以,我国的国家形象定位必须具备一定的民族特性。“和谐”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于二零零六年所提出的战略思想及任务[3],这一发展战略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一致,除此之外,它还反映了我国文化、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和谐形象,所以,我国的国家形象定位可以选定于“和谐”。
二、选择我国形象塑造的文化符号
由于我国的国家形象在对外发展战略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本文主要以符号学以及形象学作为理论依据对我国形象塑造进行探讨,在这整个过程中文化符号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文化是我国形象的中心,而跨越文化的传播则是我国形象塑造的实质,这是一类文化表象,它具有一定的文化底涵。
(一)我国文化符号中的主要逻辑结构
著名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洛特曼曾指明文化是一种用特定方法所组织在一起的符号系统[4]。这说明所有的符号现象也就是文化现象,无论是什么文化,它背后的深层次寓意是我们无法感知到的,它是抽象的,如果想让外界人类将文化内涵了解透彻,必须建立一个载体,这一载体可以将文化价值以一种感知形式传播出来,其传播形式是以传达和言说进行的,我们称其为“符号”。在这里,符号主要指的是可以代表任何文化、言论等东西的物象,符号具有所指以及能指两个特征。就洛特曼对符号的定义而言,他认为文化是由符号所形成的,文化的逻辑构造可通过符号进行,并以此观察出文化的本质特征。
(二)选择我国文化符号的基本原则
文化符号在特定的情况被认定为一个地区、国家或者民族长期沉淀积累下来的精神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的瑰宝[5]。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这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各具特色,文化符号也不尽相同,每一个文化符号中都涵盖了不一样的民族故事以及民族思想,它们传播着各民族的精神,比如中医、书法、汉字、武术、京剧等[6]。当我们在选定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符号来传播并构建我国国家形象时,必须以下面分析的原则进行:其一,所选定的文化符号首先要根据国家形象定位相同,我国对外战略的形象定位为和谐,因此,在塑造我国形象时是以和谐中国加以构建的,在选择我国文化符号的代表物必须以和谐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传递开来。其二,所选出的文化符号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民族特性,它应该涵盖一定的民族观念以及民族文化价值,以此来显现我国的民族特性,通过对选定文化的解码来构建我国的文化身份,并将我国的文化品牌打造出来,让其形成一类具有民族特色的身体认同感。其三,所选定的文化符号需要具备一定的直观性,这能够使其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一种特定的直观感受,让受者在接触时可以形成独特的辨别功能。最后,所选定的文化符号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普适性,普适性的特点是能指文化符号具有强大的推广功能,在文化符号的传播过程中,只有具备了普适性的特征,才能使世界各国更加容易认识到我国的国家形象标志,并增强我国的国家形象辨识度。
三、太极拳在我国特有文化符号中的表现
(一)分析太极拳文化符号的空间结构
要想深层次地研究文化符号的实践行为以及思想行为,必须分析这一文化符号的空间结构。在分析太极拳文化符号的结构时可以依据其符号学、文化层次理论着手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典型代表的太极拳所涵盖的丰富哲理完全区别于其他的一般性运动,它拥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太极拳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凝聚了民族沉淀下来的智慧,通过实践发展而形成了集中医理论、拳术以及古代哲学为一身的理论体系。太极拳主要是由深层、中层以及表层三个层次所组成了一类理论系统,其中表层主要指器物,这一层面主要以体验者的身体动作表现而出;中层主要指制度,它一般对体验者动作加以规范,对其拳理进行统一整理;深层面主要指精神,这一层面是这三种层面的精髓,它展现了整个太极拳文化的内涵?,即精神价值。
(二)“和谐”太极拳在构建国家形象中的应用表现
太极拳在传播国家形象这一重任中具有重要的表现形式,国家对外战略的形象定位与其思想相一致,具有一致的普适性、直观性、民族性。首先,谈到太极拳的普适性,太极拳具有向世界各国人民推广的价值,其简单的动作形式及其运作原理是广泛推广的主要特点,这类具有身体文化的形象特征已经受到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接受,建立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让我国特色文化走向全世界,形成独特的形象标志,并获得全世界的认可,提升国际影响力是太极拳文化的首要任务。此外,太极拳是一项以民族文化为底蕴的传统体育运动,它是由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追求以及情感所形成的。再来,太极拳的传播重点为体验者的身体,呈现给大家的是其周身一体、立身中正、圆活各顺、松静自然、行云流水的动作形态,它以体验者的身体运动为支撑点向全世界传递“和谐、统一”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它的文化内涵,使人们对其产生一定的心灵感受。民族太极拳追求的精神价值为“和谐、统一”,不论从精神、制度还是技术层面都表现出了国家的形象定位———和谐。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太极拳的受众成员已经超过一点五亿人,其特质能完全肩负国家形象推广的重任,因此,太极拳具有最高的国家形象定位价值。
四、结束语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也将越来越密切,因此就造就了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新面貌,在这个时代条件下,和平、发展成为了当前世界的重要课题,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国家间的形象都是与他国往来交流的重要名片,较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为本国增强在国际中的发言权,从而让更多的国家关注自己,以此来获得更加宽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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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建构 篇7
开幕式是每届奥运会的重要环节,更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中,除了要按照规定进行一连串的传统仪式之外,还会有极具本国民族特点的艺术表演以达到彰显东道国民俗文化、精美艺术的目的。开幕式中的艺术表演作为文艺晚会的一种特殊形式说到底也是电视节目的一种,不管从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看,奥运会开幕式都深深的打上了集体记忆的烙印。
1 奥运会开幕式为集体记忆的符号化建构提供载体
哈布瓦赫提出:“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或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群体意识需要群体性参与才能传承,而群体性的参与则表现为民族层面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社会层面的集体活动的举行,即只有在参与社会中群体性的互动和交往活动时,人们脑海中与之相关的回忆才会重现,并将其渗透到与公众彼此的交流与表达中,以此唤起集体记忆。所以,集体记忆必须通过群体活动,如节日庆祝、大型体育盛会等等才能得以保持新鲜。同样的,每个国家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人文历史,这些内容通过口口相传、文字资料、影像纪实等多种形式得以传承下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世世代代,也就形成了生活在这个国家的群体成员共有的集体记忆。奥运会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体育盛会之一,它的每一届开幕式文艺晚会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承载这个国家最多集体记忆的环节。
在每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都会有点燃奥运圣火、升五环旗、和平鸽展示等几个固定仪式环节。这几个固定环节是历届奥运会所延续下来的,蕴含了古老的奥林匹克文化,目的就是为了向世界传达和平、团结、友谊为宗旨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一系列的传统仪式唤起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种族的人们脑海中自己与奥运会有关的回忆,并使公众获得了关于奥林匹克精神的集体记忆。穿插在固定仪式中的文艺演出则成为了展现这个国家精美的文化艺术、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有力环节,唤起了本国民众及世界人民对于这个国家的记忆,对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中,导演张艺谋便选择了具有世界性地位的四大发明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灿烂的民族文化,不仅给世界各国的观众带去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更是让世界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以此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环节上,奥运会开幕式在内容的展现方面都是强化集体记忆的有力载体。
2 电视文艺视听语言为集体记忆符号化建构提供方式
在现代社会,我们大都是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意义的生产和传播的,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广泛的传播范围,通过视频影像的形式来呈现和记载着过去,向人们传递着讯息,这远比文字、广播等形式的描述来的更为生动和真切,更能直观的带给观众真实感和参与感。英国学者戴维·莫利指出]电视媒介在构建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电视媒介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共时性的需求,可甚至以将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民众定期定时的组织起来,使聚集在电视周围的小团体在相同的时间以相似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通过看电视这样的行为可以为集体记忆的唤起提供一种方式,其共享性能够消除彼此间的距离,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参与感。
奥运会开幕式虽然是仪式庆典,但它不仅是为现场观众准备的,也是为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准备的,与其说是一台文艺晚会,还不如称它为一场融合民族文化精华的“电视秀”来得更为确切。开幕式以电视媒体作为传播媒介,这无疑更有利于集体记忆的构建和延伸。作为影视艺术的一种,电视文艺拥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和规范,而具象的视听语言符号又可以将记忆情境的渲染力扩大到最大范围,为记忆的符号化构建提供各种的方式,使观众在观看开幕式的同时,“无意识”地受到符号化能指内容的牵引,进而沉浸在各种意义符号的所指涵义中,在脑海中获取记忆的文本信息,将所接受到的声音和画面都诉诸于既有的情感中,最终获得对所获记忆的认同,唤起并建构出观众的集体记忆。
3 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将大型集体活动通过文艺晚会与声光电等技术手段相结合,共同承载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将成为一种最有效的探索,也必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出它应有的繁荣国家文化和承载民族记忆的符号构建作用。
参考文献
[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陶东风.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J].中国图书评论,2010,(9):69-74.
符号建构 篇8
《蜗居》 (以后简称《蜗》) 是2009年中国大陆最热门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之一, 探究其中的原因当然有一些夸大和炒作的成分, 但不可否认它的确触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社会现实热点问题。《蜗》的故事围绕着百姓买房难、“小三”、反腐和拆迁等社会热点和矛盾的焦点问题, 并且关注到一个都市新兴社会群体“漂一族”的生存状况。故事发生在一个作者虚构的城市———江州, 但江州狭窄拥挤的弄堂、世纪明珠塔和博物馆等其实则是上海的表征, 而故事是从1998年开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姐妹, 她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通过考大学的方式从一个小地方来到江州, 毕业后决定在江州买一套房子从此过上大都市人的生活。姐姐海萍努力、勤奋, 为房子心力交瘁, 妹妹海藻在看到姐姐的生活后, 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最终成为市长秘书宋思明 (后简称为“宋”) 的“职业二奶”。
《蜗》的热播引发社会各界的争议, 有人认为涉及的话题太敏感, 有人认为台词太露骨, 也有人认为它反映的并不是现实, 甚至此剧曾一度从电视荧屏中消失而被外界猜测遭遇了“禁播”。笔者不想探究《蜗》热播的原因, 但是《蜗》究竟是否反映现实, 在何种程度上反映现实, 这种反映又会对现实造成什么影响却是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
《蜗》文本符号建构的超现实神话
电视剧所呈现、建构和传播的文化, 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化构成之一。首先, 电视剧是当代文化借以呈现的主渠道之一。当今中国, 电视剧已跃升为中国当代第一叙事艺术, 它通过一幕幕悲欢离合表现着中国受众的行为与思维模式, “见证着当代人生活、情感和社会的演化” (1) 。其次, 在反映的同时, 电视剧也是现代社会文化建构的主渠道之一。它提供价值和意义的象征体系, 以叙事的方式进行着民间社会的经验重组、观念交流和话语转换, 潜移默化地对当代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蜗》的故事起源于中国房地产元年1998年, 这一年国家颁布第23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此通知规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与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 (2) 《蜗》的故事发生地是上海的镜像, 而上海是我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 《蜗》的编剧通过时间和地点等大环境的典型化, 创造出一个电视剧文本符号, 而这一符号反过来又对人们关于现实的理解产生作用。笔者认为《蜗》建构了一个超现实的神话乌托邦, 它是对现实的拟像与模仿。
超现实神话的界定
超现实是对客观现实的碎片化拟像与模仿, 符号学认为在某些社会问题上, 符号和意义的缺场会导致符号的片面化。符号的某些部分不被感知而消失, 某些部分被感知而凸显。符号在被感知时, 片面化到只剩下与意义相关的品质。一事物成为符号, 不是它作为物的本体存在, 符号载体不是物本身, 符号是相关可感知品质的片面化集合, 符号的片面化“挑拣”构成文本。在《蜗》文本符号中, “江州”和“1998年”就注定其片面化的趋向, 而故事中涉及的核心字眼:百姓买房难、“小三”、反腐等则构筑故事的现实性, 因为这些字眼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被高度关注与无限放大。《蜗》成为种种社会现实的镜像集合体, 在这之中现实得以实现, 成为超现实而非现实本身。
“神话及传说的意义, 常常是隐讳的而非彰显的、含蓄的而非直接的, 听者无须有意识地明了其所以然, 就能充分地接受其存在。电视正具备了这一个特色, 它的出现及生存, 基于一项先验的假设:接受现状。” (3) 神话可以提供人的理想自我形象的模式, 给我们梦想、希望和超越。因此, 尽管古代神话消失了,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现代神话即世俗神话。“神话是禁忌与欲望的满足, 在神话中寄托着有关可能的统一性和创造出平衡可感的世界的令人欣慰的淡淡希望。” (4) 《蜗》是一种神话叙述, 它体现了神话叙述的几个特点:
《蜗》在结构上是封闭的, 但在事件和剧情上则是开放的。《蜗》的剧情以姐姐海萍买房为主线, 而又以妹妹海藻沦为“小三”为辅线, 又加以宋一家的矛盾、反腐机关对宋的暗中调查、老李一家的拆迁、苏淳因泄露商业机密险些坐牢等线索共同建构整个故事, 形成一个复调叙事结构。故事最后以贪官宋的死亡、妹妹海藻出国重新生活、姐姐海萍创办自己的中文学校结束, 引发受众的联想与希冀。
通过受众不断地参与和介入, 《蜗》表现了一种集体想象力。《蜗》构筑的社会与人们生活的社会相对一致, 故事中主人公遭遇的问题也似乎是现实中人们会遇到的难题, 故事展现的社会是我们现实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有选择的表征, 是一种艺术加工和想象的结果, 表现编剧对现实社会某些问题的敏锐感知力和受众丰富的集体想象力。
《蜗》通过口头和受众的创造, 在人们的闲聊中再创作和再表现。神话是仪式的语言层面和方式, 凭着这种符号方式仪式得以传达。符号既是现实的表征 (of) , 又为现实提供表征 (for) 。这是硬币的两面, 它代表着符号形态的双重性能:作为“……的符号” (symbol of) 以表现现实;作为“为……提供现实” (symbol for) 则创造了它所表现的现实。 (5) 《蜗》的故事原型来源于现实, 但这一新文本一旦被创造出来则会变为存在, 成为超现实反作用于现实。
《蜗》台词对超现实神话的建构
台词作为语言符号是最能表达剧情变化和发展的, 也是受众最容易理解的电视剧文本符号。《蜗》的台词是引发此剧争议的核心所在, 它以一种幽默诙谐又略带伤感的风格带领受众去关注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与生存状态。
《蜗》中个性鲜明、略带哲理的台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及抱怨社会种种不满情绪的小花招, 台词也成为《蜗》建构超现实的理想工具。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有其能指与所指, 它们像硬币的两面, 一起构成语言的表意结构, 能指是指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所指涉对象所形成的心理概念。当前大众媒体构成的影像中, 出现无能指的所指, 也出现同一能指的众多所指以及能指链的滑动和漂流的能指。《蜗》的台词就隐射多种所指, 引发受众丰富的联想, 也许这就是《蜗》台词之所以引人关注的原因之一。语言符号形态都拥有两种不同的特征:代替性和生产性。代替性能力是当“真正”的刺激物在实物形态上并不在场时产生复杂行为的能力;生产性指每种符号形态都是生产性的, 掌控符号的人有能力在有限的符号元素基础上生产无数个表征。《蜗》通过语言符号形态的建构、理解与利用创造了超现实, 并使超现实成为一种存在。或者说, 现实是由创造这些系统的人创造的———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即台词强调现实的存在并创造社会秩序。现实是一种大量生产的、具有表现力的创造物———是一种由人类生产并维系的产物。无论这世界有着什么样的秩序, 它既不是我们基因中本来就有的, 也不是完全自然提供给我们的。台词是现实的一个表征, 人们的生活可以以不同的语言与言语行为展现。这和宗教仪式并无二致, 在某种形态上它代表了人类生活的本质、人类生活的意义, 在另一种形态上———宗教仪式也提供了一种形态———它所扮演的特性就是描绘意义。 (6) 这些台词也存在符号片面性的缺陷, 因为意图意义 (主观想法) 与文本意义 (主观的想法落实到文本表现) 并非实现的符号意义 (文本意义在受众自己解释基础上的“现实”意义) 。反过来, 这三层意义也在一步步否定前者:文本意义否定了意图意义的存在, 如果意图意义并没有在文本中实现, 就只是传者的一厢情愿;反过来, 如果文本意义体现了意图意义, 那么意图本身不再有意义价值而只是意图的变异。符号意义否定了文本意义———得到解释, 使文本失去存在必要。不管解释意义是否符合文本意义, 它至少暂时地结束一个符号表意过程。因此《蜗》的台词也同剧中其他非语言符号一起共同构筑超现实神话。
《蜗》主要人物的叙事结局对超现实神话的建构
《蜗》中以海萍、海藻两姐妹和宋思明为主要人物, 他们在剧中的结局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宋因贪污死于交通事故, 妹妹海藻因成为宋的“小三”意外流产而丧失生育能力最后出国寻求重生, 姐姐海藻努力拼搏, 创办“海萍中文学校”, 事业初成。由此可见, 《蜗》的编剧似乎遵循着“好人有好报, 坏人有坏报”的理念, 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表面上剧中的“坏人”得到应有的报应, 但笔者认为不应把剧中人物复杂的人生境遇和心理活动简单化。剧中抽取现实生活中众多人生的典型结局并做了冲突话语夸张化的艺术处理, 这种结局已经不是现实, 而是一种“叙事结局”。“叙事结局”是虚构性艺术叙事矛盾冲突的解决时刻。戏剧冲突的解决和戏剧性的结局有关, 在这个结局中, 妥协或是暂时的解决冲突之道, 都被投射到一种文化和历史的永恒之中。
这些“叙事结局”是通过仪式的固化与象征表现的, 具体来说是通过剧中长焦镜头的运用与人物自言自语或旁白来表现的, 其中以宋的死亡最具仪式性。宋得知自己的老婆去找海藻便冲出会议室, 驾车赶往海藻所在的医院, 在途中又接到一通电话, 说海藻肚子里的孩子已流产, 她的子宫正在摘除中, 这个电话让本来就因涉嫌贪污的宋陷入绝望。在宋的车后面紧跟着准备抓捕他的警车, 而前面迎面向他驶来一辆大卡车, 在一念之间, 宋选择了懦弱, 他松开方向盘, 车子侧翻在马路上, 被卡在驾驶室的宋已是奄奄一息。此时, 画面切换到海藻动手术的医院, 病床上海藻同样是昏迷不醒, 最后呈现在受众眼前的是一个由远及近的长镜头, 那是搭着白布的宋的尸体。这三个场景的顺序切换完成一个仪式, 仪式是一种具体情节的系统, 它们是象征性质的, 以明显的隐喻风格来包容和表现某种抽象的信念———宗教的、社会的或个人的。仪式是语言, 但比语言更富有静穆的力量, 它直接作用于心灵而非理性, 并把它所要表达的东西如同纪念碑一般固定下来。在这个仪式中, 《蜗》完成了“叙事结局”, 并建构了超现实神话。
结语
电视剧《蜗》以现实为原型却又构筑了一个超现实的神话乌托邦, 文本表现的现实只是一种“虚拟环境” (“媒介环境”) , 在这里, 意图意义和文本意义发生断裂, 而文本意义又与符号意义相去甚远。《蜗》热播后, 人们不禁提出疑问:“难道这就是现实吗?”甚至一些网友批评《蜗》, 认为其问题恰恰是过度追求现实深度和典型效果, 反而失之于虚假。不可否认, 电视剧不断地生产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叙事, 这一过程, 实际上是表达我们个体经验的过程。也就是说, 电视剧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理解一系列关乎人类生存困境的问题。在消费剧情的过程中, 受众不断地以愿望投射的方式使自身的经验获得意义, 这种身心投入使得当代电视剧获得了一种几乎是无以伦比的文化建构力量。我们不必迷信现实题材的电视剧, 尽管此类电视剧对揭露社会热点和矛盾有重要作用, 更不能天使化或妖魔化“社会问题剧”, 而必须明白电视剧所呈现的文本仅是社会的种种镜像的集合体, 它并不是现实, 而是超现实, 是人们想象催生的神话。
摘要：本文通过对《蜗居》台词语言符号、场景和大环境等非语言符号以及主要人物“叙事结局”的分析得出结论:在肯定此剧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热点问题和矛盾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迷信《蜗居》, 其文本符号所反映的只是现实种种镜像的集合体, 它并不是现实本身, 而是超现实, 是人们想象催生的神话。
关键词：《蜗居》,超现实,神话,建构
参考文献
①曾庆瑞:《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第2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99页。
②http://202.204.208.109/fangguan/policy/disppolicy.asp?id=23, 国发[1998]23号。
③费斯克[美]:《解读电视》, 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版, 第63页。
④伊芙特·皮洛[匈]:《世俗神话》,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1年版, 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