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创新理论论文（共5篇）
熊彼特创新理论论文 篇1
1 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早提出了技术创新思想, 并且把创新理论运用在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上。熊彼特于1933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 他在书中详细论证了创新理论。在熊彼特看来, “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以及“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就是创新。他认为技术创新不只是科学上的发明创造, 更多的是把已有的技术引入企业中, 形成新的生产力, 从而获得潜在的利润, 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熊彼特开创性地指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就是创新, 所谓创新就是建立新的生产函数, 把前所未有的“新组合”即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入现有的生产体系。熊彼特指出了五种创新与新组合的情况: (1) 使用一个新的产品或产品的一个新特性。 (2) 使用一个新的生产方法, 即在相关部门中未经验定的方法。 (3) 开辟新的市场, 无论这个市场是否曾经存在。 (4) 找出新的供应来源, 包括原材料或半制成品。 (5) 建立一个的新的组织, 如垄断地位, 以及打破某一垄断地位[1]。
2 技术创新理论在汽车企业中的应用
汽车企业经营本身就是创新活动的一种, 它包含多方面的创新体系:
2.1 汽车企业的社会环境创新。
汽车企业的社会创新, 就是要求政府对汽车企业自主创新予以支持, 与此同时汽车企业也应当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最大限度地服务, 从而达到汽车企业与地方经济建设步调一致, 和谐发展。
2.2 汽车企业的体制创新。
汽车企业的体制创新就是指汽车企业管理模式与产品开发体系多方面的改革, 其中有改变管理体制、调整产品开发体系、招聘任用以及评价制度、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相互衔接多层次的自主产品开发、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而且与企业发展规律相符合的不同类型等。
2.3 汽车企业的制度创新。
汽车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是指对生产关系改变所进行的创新, 其中有集成开发内容的更新、对员工和管理者的评价、汽车质量监督机制、干部与员工竞聘上岗体制、研发投资多元化的预算机制、人才竞争机制等多方面的创新。
2.4 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
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就是指汽车企业对于生产要素的创新, 其中有自主研发的设施设备、工艺流程、业务经营等多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实践性研发手段的创新, 它将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
2.5 汽车企业的市场创新。
汽车企业的市场创新指的是汽车企业如何适应市场需要, 面向市场, 树立企业自主研发集成的质量观念、市场观念以及效益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管理部门要把握市场规律, 合理利用资源, 实现效益最大化。
3 目前我国汽车企业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汽车消费市场呈现出巨大的成长性, 各国汽车巨头企业纷纷前来抢占市场、合资设厂。如今世界汽车企业所有的巨头公司都在我国建立了合资企业, 从而占领了我国汽车市场的很大份额。以市场换技术的合资引进模式, 全面提高了我国的技术水平, 也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产业结构趋与合理[2], 提升了我国汽车企业在生产效率、制造水平、服务网络、质量标准等多方面的质量, 但并没有提高我国汽车企业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我国汽车企业低于国际水平的技术创新能力集中体系在两个层面:
3.1 自主汽车制造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
从大体上看, 我国汽车企业的主要产品比发达国家落后很多。目前的主流汽车属于引进的国外汽车早期处于技术成熟期的产品。所以, 虽然我国汽车生产技术水平有所提高, 但仍落后发达国家十几年, 与韩国也有不小的差距。如桑塔纳在德国已经换了几代产品, 而我国十几年就生产着一种车型。我们唯有继续引进更新产品的技术, 才能缩短差距。但如果没有创新, 永远模仿, 则不会有所突破。而对于汽车企业, 少了技术创新就没有自主权。我们需要引进资金, 但目的则是拥有企业自主品牌、建立本土化的、能自主研发的汽车产业。自主研发不仅是产品的简单模仿, 更是设计、工艺、管理、销售、市场全过程, 是这些生产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3]。
3.2 汽车企业研究开发能力弱, 制约我国汽车企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当前, 我国汽车企业中除中型卡车具备研发能力, 少部分轻卡以及客车也有自己的产品外, 还有很多的车型都是引进产品, 自主研发能力很低、研发周期长, 在高新技术领域仍然存在很多空白。
我国汽车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缺乏还与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有关。根据对我国汽车企业主要厂家在销售额中研发费用所占比重:多数厂家都低于1%。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研发费用比重一般在3-5%。而从研发费用的绝对数来看, 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就更大了[4]。所以, 研发投入的不足阻碍了产品质量与水平的提高, 影响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能力, 从长远看势必会影响我国汽车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 建立合理的技术创新体制
只有建立合理的技术创新体制, 才能使我国汽车企业的发展步入正轨:
4.1 保证产品创新投入到位, 依靠汽车企业管理体制创新。
(1) 汽车企业应该制定有关制度, 将其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产品研发的技术创新; (2) 确立优先支付创新经费, 企业创新经费增长的幅度应高于经济增长与产品收入增长的幅度; (3) 建立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机构, 建立有效的监督和评估体系, 整合资源, 使企业技术创新资金发挥最大效能。
4.2 形成企业和政府双方推进体制, 拓宽企业自主研发的融资渠道。
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政府推进机制, 重点改进资金的投入方式。其一, 向汽车企业自主研发领域靠拢, 资金的使用要达到有效供给;其二, 政府财政资金应该积极的投入, 不应只是直接发放给企业, 而是投入到汽车企业的自主研发环节中去, 通过其运作方式带动产品开发, 提高企业研发的效益。其次应该建立完善的企业推进机制, 引进风险投资和风险基金, 形成完善的社会化、市场化融资渠道[5]。
目前, 虽然我国在以内燃机为动力的传统汽车方面仍然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 但在技术扩散中这些差距逐步缩小, 而在某些领域, 尤其是航空航天方面, 我国己具备了领先水平。我国的科研能力并不差, 拼搏精神也不输, 赶超发达国家不是不现实的。充分利用目前的制造能力和产业基础, 打造自己的国民车成为我国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战略。我国具有大国优势的消费市场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 完全可以有匹敌外资品牌的产品和研发能力, 使我国从汽车制造大国升级为汽车制造强国。
摘要：我国汽车企业经过多年来快速发展, 已经为我国成为汽车产销大国打下坚实基础。但是虽然产销能力大增, 企业本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却十分薄弱。探讨我国汽车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如何提升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文章通过对汽车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分析, 分析汽车企业自主开发的关键, 构建合理的技术创新体制, 为增强我国汽车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实现我国汽车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技术创新,汽车企业,自主研发,创新体制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73～112.
[2]赵英.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影响[J].上海汽车, 2001, (8) :11～14.
[3]王滕宁.当前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J].企业经济, 2005, (3) :107～108.
[4]韩建东.借鉴日本经验, 提高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D].河北大学, 2004.
[5]戴松高.汽车企业自主产品开发的集成模式及其实现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 2007.
熊彼特 创新思想的鼓吹者 篇2
提起创新，就不能不提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事业上，熊彼特是萨缪尔森、托宾的老师，并积极提携里昂惕夫，这三位年轻人后来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人生中，他有三个异于常人的“野心”：成为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和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企业家精神
1883年，熊彼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特里施小镇，与他一生的对手凯恩斯同一年降生。熊彼特是家族独子，他的曾祖父创办了镇上首家纺织厂，家族历代都是企业家。可惜父亲英年早逝，那一年熊彼特才4岁。后来母亲改嫁奥匈帝国原陆军副元帅，使得熊彼特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上学期间，他涉猎广泛，学会6门语言，并开始关注奥匈帝国受制于传统与政府的软弱的现代化。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在那里，他几乎阅读了所有经济学原典，仅23岁便博士毕业。之后，28岁的熊彼特成了奥匈帝国最年轻的教授，并完成了奠定其历史地位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企业家创新与经济周期学说。
定义企业家是熊彼特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成果：“只有当他实施新的组合时，他才是企业家。一旦他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安定下来，他就失去了这一特征。所以很少有人在几十年的生涯中总是一个企业家。”熊彼特甚至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企业家精神：“他有一种梦想和意志，去打开一片天地；他有一种征服的欲望，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平用更通俗的语言进一步解释了熊彼特的思想：“企业家实际是组织家，他把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营销人员、管理人员等结合在一起，给他们确定战略方向。”
与“企业家定义”一起提出的还有创新对周期性繁荣与萧条的基础作用。当时，熊彼特至少注意到三种周期：周期达到60年的长波，比如三次产业革命；10年左右的中波，即厂房设备更新周期；3年多的短波，即存货周期。而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通常是多个波叠加的结果。“根据熊彼特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2008年的这次经济危机是一次世界范围的长周期调整。2000年，以因特网为主导产业的长周期进入景气下降阶段，大量资金撤出，网络泡沫随之破灭。因为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过剩的流动性涌向房地产部门，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目前，整个世界正在等待最有作为的企业家发动一次新的产业革命来带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深入浅出地解释了熊彼特的这一经典理论。
1932年，熊彼特决定永远离开波恩，到哈佛任教，并最终在1939年出版了解释当时“大萧条”的《经济周期》。但结果却让熊彼特失望：连自己的得意弟子萨缪尔森都去追随凯恩斯了。熊彼特坚决反对凯恩斯，坚信创新才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根源，凯恩斯抛弃了这一本质，过分关注短期，把政策和理论捆绑在一起。
为什么熊彼特始终活在凯恩斯的阴影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评价说：“斯密、熊彼特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但后来发生了大萧条。凯恩斯提出政府要干预经济，后来经济似乎确实得到恢复。况且政府一定会喜欢凯恩斯，因为凯恩斯的理论能让他们发挥作用。谁也不想闲着，谁也不想退休。”陈平也系统地总结出几点原因：“企业家精神赞扬的是资本主义好的一面，但当时大家看到的都是资本主义坏的一面。熊彼特认为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现象，但没提出具体办法应对。而凯恩斯是个极好的政治家，亦学亦官，社会影响力比熊彼特大得多。”
1950年，熊彼特去世。此后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史，简直就是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注脚：核能、航天、新材料、计算机……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而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活跃到了上世纪70年代，因为无法解决经济滞涨，开始让位给自由市场派，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再次卷土重来。
创新在中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模仿、创新、品牌经营三个阶段。中国现在基本处于模仿阶段。一个产业的进步也分研发、制造、品牌经营三个阶段，我们基本处在制造阶段。中国的单位GDP肯定比美国重。他们看中知识产权、高级制造业，而我们基本是低层次制造业、基础建设。”在李义平看来，中国经济尚未进入创新阶段。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则用“当前阶段的特殊性”解释了创新缺失的原因：“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要求企业家去创新，他们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他正处在调整转型最艰难的时候，正被各种局限所困扰，这时候企业家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创新。”
华民对当前企业的创新活力持正面评价：“2008年经济泡沫破灭后，企业家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如何通过创新走出危机。近期，只是舆论转移了公众注意力，导致对企业家创新的忽略。其实，到全世界走一走就可以深刻感受到，企业家创新的热潮正迅速形成。”
“新企业通常不是从旧企业产生，而是在他们旁边开始生产。”熊彼特的这种说法意味着创新可能受到老企业的压制。
但在左小蕾看来，来自老企业的压制尚属于小问题，她担心政策溺爱会使企业长不大。“中国企业发展30多年其实一直是靠政策，离开了政策就没法活。我们的创新能力越来越萎缩、退化，再这样下去灵魂基因都要改变了。”
李义平则梳理了在中国创新的多个瓶颈：“我们对市场经济有点儿叶公好龙，真正能促进创新的只有市场经济体制”。
在华民看来，不存在不爱创新的企业家，“假如不爱创新，他一定不是企业家。是否愿意创新与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相关，比如是否激励创新。如果创新不能带来收益，那还不如逆向选择可以避险的经济活动和职业。”
对企业家如何通过创新尽快走出危机，熊彼特没能开出具体药方。对此陈平强调，药方其实不重要，关键是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创新。
熊彼特创新理论论文 篇3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 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 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 (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 , 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 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 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 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 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 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 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 “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 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 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 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 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 1943) 。显而易见, 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 (即工艺创新) , 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 (Schumpeter, 1934, 1943) 。熊彼特认为, 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 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 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 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 (Schumpeter, 1939) 。但是, 熊彼特同时也指出, 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 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 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 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 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 (Schumpeter, 1934) 。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 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 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 “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 (Schumpeter, 1934)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 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 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 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 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 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 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 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 或“想要战斗的冲动, 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 在创业原则上, 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 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 但是“并非无法解决, 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 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 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 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 “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 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 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 (Schumpeter, 1949/1989) 。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 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 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 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 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 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 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 (Schumpeter, 1947/1989) 。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 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 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 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 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 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 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 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 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 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Schumpeter, 1939) 。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 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 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 例如, 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 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 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 “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 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 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 ‘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 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 在熊彼特的观点中, 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 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 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 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 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 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 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 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 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 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 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 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 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 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 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 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 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 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 他忽视了持续学习 (小创新) 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 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 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 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 一些学者 (Posner, 1961;Hirsch, 1965;Vernon, 1966) 发现, 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 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 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 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 (SPRU) , 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 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 科学政策研究中心 (SPRU) 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 (Dosi和Soete, 1983; Fagerberg, 1988;Dosi, Pavitt和Soete, 1990) 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 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 (Pavitt, 1982; Soete, 1981, 1987)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 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应用研究大受欢迎, 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 (1962) 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 对于先驱者, 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 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 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 (Abramovitz, 1979, 1986, 1994) , Cornwall (1977) 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 (投资) 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 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 Kaldor (1981) 指出, 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 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 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 (或研发) 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 Fagerberg (1987) 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 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 “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 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 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 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 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 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 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 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 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 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 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 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 Mensch还指出, 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 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 随之整体增长放缓, 最终, 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 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 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 Clark和Soete (1982) 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 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 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 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 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 而是创新扩散, 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 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 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 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 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 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 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 持续时间长, 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 (Freeman, Clark和Soete, 1982) , 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 (1983, 1985) , 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 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 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 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 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 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 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 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 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 减缓经济增长。因此, Freeman等 (2001) 建议, 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 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 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 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 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 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 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 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 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 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 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 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 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 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 同时, 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 (Dosi, 1988) 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 (Kline和Rosenberg, 1986) , 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 (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 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 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 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 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 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 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 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 (Freeman, 1987) 。在实践层面, 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 确定和描述影响R&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 根据Freeman (1995) 的研究, 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 (1988, 1992) 。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 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 并且重点强调了R&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 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 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 (Lundvall, 1992) , 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 “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 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 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 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 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 按照Lundvall的观点, 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 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 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 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 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 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 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 有文化分歧的, 或是一个联邦结构, 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 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 Fagerberg (1995) 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 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 但是一些欧洲国家 (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 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 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 (Carlsson和Stankiewicz, 1991;Cooke等, 1997;Edquist, 1997) , 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 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 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 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 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 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 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 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 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 有时是国家的, 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 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 , 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 将研究重点放在 (创新) 系统内各种代理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 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 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 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 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 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 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 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 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 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 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 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 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 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 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 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 (战略) 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 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 。最后, 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 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 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 “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 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 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 这个世界太复杂, 信息量过大, 人类的认知能力 (甚至大型计算机) 太有限。按照该观点, 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 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 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 (1963) 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 (1950) 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 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 (1982) 遵循Alchian的观点, 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 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 (或组织) 看作是相当“保守” (抵制变化) 的 (Nelson和Winter, 1982) 。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 (或“日常活动”) 。日常活动决定行为 (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 , 这是遗传的, 也是可选择的。不过, 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 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 (1963) 的观点, Nelson和Winter (1982) 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 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 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 (Nelson和Winter, 1982) 。
(二) 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 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 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 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 从退出 (创新) 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 (模仿) 。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 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 其中最典型的是R&D费用, 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 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D资金, 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 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 (新规则可以应用) 。因此, 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 他们假设, 大企业 (更具市场力量) 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 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 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 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 其中一个使用Solow (1957) 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 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 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 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 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 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 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 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 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 即使没有新的注入, 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 例如, Iwai (1984) , Conlisk (1989) , Metcalfe (1994, 1998) 和Andersen (2001) 等。
第四,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 Winter (1984) 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 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 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 (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 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 (小的, 适应性的) 转变。他提出, 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 (或知识) 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 (导致大量的加入者) 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 后者 (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 “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 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 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 (1996) 在Pasinetti (1981) 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 Possas等 (2001) 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 (1988) 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 (1994) 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 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 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 (1993, 1994) 强调了投资时机 (优质资本) 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 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 最后实现哪种结果 (被选择) 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包括初始条件) 。特别是如Arthur (1994) 所说, 收益增加时, 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D投资差异、干中学, 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 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 收益增加时, 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 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 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 即使收益递增, 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 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 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 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 如Andersen (1994) 的观点, 只要不存在变化, 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 (最优—次优) 的行为”。因此, 按照Andersen所说, 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 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 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 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 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 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 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 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 (尤其在美国) 并不受欢迎。但是, 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 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 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 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 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 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 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 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 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 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 (内生) 增长将会消失, 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 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 建立变化则“太弱”, 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 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 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 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 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 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 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 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 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 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 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 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 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出,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 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 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 规律性创新的作用, 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 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 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 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 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 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 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 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要：过去的几十年,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本文从技术竞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的演化三个方面回顾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 并以此为基础分别对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演化模型研究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熊彼特的矛盾人生 篇4
在经济学历史上，1883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的2月8日，约瑟夫·熊彼特出生；6月5日，约翰·凯恩斯出生。看看熊彼特和凯恩斯两人后来的际遇和影响，不由让人发出“一时瑜亮”的感叹。同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这又预示着经济学界老一代的谢幕和新一代的出场，历史往往就是由这些偶合改变的。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同古斯塔夫·施穆勒代表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展开了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论论战”。一定意义上，马克思、门格尔、施穆勒一人，构成了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前提，而与他同龄的凯恩斯，则是了解熊彼特的一个绝妙的参照。
约瑟夫熊彼特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的特里希市(Triesch，Austro-Hungary，即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Trest，在布拉格以南120公里处)的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担任特里希市长一职，19世纪30年代早期，约瑟夫的曾祖父创办了当地第一家纺织厂，引发了特里希的工业化进程，此后，约瑟夫的祖父和父亲先后继承了该厂的所有权，由于经营有方，该厂一直生意兴隆。这一家三代，无疑就是后来熊彼特描述的“企业家”原型。他的母亲乔安娜(JohannaSchumpeter)出生于医生世家，约瑟夫的外公时任伊赫拉瓦市一家市立医院的院长。
这一家庭在当时的奥匈帝国具有代表性，他们家境殷实，能够博得周围人们的羡慕，然而却很难进入社会上层。帝国社会崇拜的是贵族，人们对名字中是否带有冯(VOn)和被别人尊称为“阁下”是极为在意的。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不甘于现状，一直梦想着更上一层楼，跻身于贵族阶层。然而，天不遂人愿。1887年1月14日，在一次狩猎事故中，约瑟夫年仅3l岁的父亲意外死亡。此时熊彼特还不满4周岁，母亲也刚满25周岁。祸不单行，乔安娜的父母也随后双双去世，一连串的打击，反而更加激发了乔安娜翘首期盼进人上层社会的意志，这位坚强的母亲，把对丈夫的期望全部转移到儿子身上。为此，她反复向年幼的熊彼特灌输这样一种信念：“你应该成功!你应该成为贵族社会的一员!”可以说，乔安娜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塑造了约瑟夫的矛盾性格，也成为日后约瑟夫忘我工作的动力之一。
进入上流社会离不开良好的教育，1888年10月，母子俩搬到了位于维也纳南150英里的格拉茨(Graz)，约瑟夫·熊彼特进入格拉茨公民小学就读。在母亲的督导下，约瑟夫的拉丁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进步迅速，为日后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有资格、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1893年9月9日，32岁的乔安娜同比自己年长33岁的奥匈帝国陆军副元帅西格蒙德、冯·凯勒(Sigmund von Keler)结婚，由于继父的贵族身份，约瑟夫·熊彼特得以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读书。这所中学是赫赫有名的玛莉亚特蕾西娅女王(MariaTheresia)于1747年创办的，女王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兼有奥地利国王、匈牙利国王和波西米亚国王三个头衔，这个学校就是女王为了推行她的开明专制改革、培养有学识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而举办的，是贵族子女接受教育的地方。后来奥匈帝国大多数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几乎都在该校读过书。对于乔安娜而言，约瑟夫能够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犹如打开了一扇通往上层社会的大门，从此，儿子辉煌的未来不再是梦。
熊彼特在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的课程主要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地理、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这个学校不仅课业繁重，而且要求非常高，例如，希腊语课程的教材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读本。这些课程，对一般学生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由于外语基础较好，再加上天资聪颖以及母亲的严格要求，熊彼特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因为学有余力，他还开始阅读社会学、哲学、建筑学的著作，甚至到附近的大学旁听感兴趣的课程。
1901年，熊彼特从特蕾西娅人文中学顺利毕业。这8年的“准贵族”学习经历，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熊彼特在这里从少年转变成了青年，性格逐渐定型，积淀了日后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某种意义上，扎实的语言功底，为他日后从事研究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优异的学业成绩，助长了他的桀骜不驯；贵族公子云集的环境熏陶，养成了他的风流倜傥；母亲的期望，种下了他自我奋斗的不竭动力。更重要的是，出身中产阶级的残酷现实，造就了他内心深处无法驱除的自卑。就身份而言，在贵族子弟中他明显属于异类；就才干而言，他又瞧不上那些纨绔公子的水平。恃才傲物与自卑情结的交织，伴随了熊彼特的一生。
中学毕业后，同大多数出身贵族的同学不同，熊彼特申请攻读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学位。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奥匈帝国是讲门第的，尽管他有优异的成绩，也养成了贵族式的举止习惯，但由于自己出身中产阶级，若选择仕途或进入军界，很难有光明的前途。在熊彼特及其母亲乔安娜看来，屈居人后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术道路。虽然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熊彼特一直强调理论的纯学术性，反对学术过于现实化，以一个超俗脱凡的纯学者自居，但考虑到熊彼特以后闯荡政界和金融界的事实，笔者认为，此时他选择学术道路，肯定带有一定程度的无奈和功利。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学术之都、艺术之都，而维也纳大学，则是这个学术之都中最璀璨的明珠。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时，由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经济学，历经“方法论论战”的洗礼，经由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庞巴维可(Eugen Bohm－Bawerk)的继承发展，已经蔚然成型，成为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匹敌的理论体系。由于熊彼特选择攻读法学和政治学学位，所以进入
大学的第一学年他并没有过多关注经济学。从第二学年开始，他被经济学吸引，并创作了他平生的第一批学术论文(统计学方面)，这可以视为他日后强调经济学要注重应用统计学知识的滥觞。
随后几年的大学生涯，熊彼特一方面是位才华横溢，勤奋刻苦的学生，为了钻研一个理论问题，可以整日待在图书馆中，废寝忘食；另一方面是位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儿”，在教授和同学们面前夸夸其谈。为了满足谈资，他会在私下花费大量时间充实自己的脑子。这种似乎是为了炫耀，或者是为了掩饰什么的“两面性”，正是中学时代贵族子弟圈子留下的印痕。此时的熊彼特，吃饭总要去最高档的餐厅，点最贵的红酒，穿着必定考究，言谈必定高傲。由于人长得帅气，能讨女生喜欢，还得到了“风流多情”的评价。
大学最后一学年，熊彼特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讨论课，‘同参加的同学包括奥托·鲍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等。这几位后来都名闻遐迩。鲍尔和希法亭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米塞斯则得到庞巴维克真传，坚持自由竞争和宪政民主，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庞巴维克选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讨论的主题，如此一来，庞巴维克、米塞斯为一方，鲍尔、希法亭为另一方，课堂就成了辩论场。而熊彼特在这种辩论中最为特殊，他摆出一副超然姿态，一会儿代表这一方，一会儿又为另一方辩护，在双方之间不停地转换立场。对于熊彼特来说，立场是次要的，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才是重要的；观点是次要的，方法的精到和思辨的缜密才是重要的。这一点，在熊彼特后来的经历中也不断有所表现。
受教于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同未来世界上的一流学者朝夕相处，并与他们进行知识上的交锋，使熊彼特领略到了经济学的无穷魅力，享受到让无数人羡慕不已的美味佳肴。1906年2月16日，熊彼特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顺利毕业。为了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随即开始横跨亚非欧的游历。舟车劳顿之余，熊彼特依然以独特的风格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一方面，他积极投入学术活动，在柏林参加施穆勒的经济学讨论课，在法国参观世界著名的巴黎大学，在伦敦拜会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并开始构思自己的处女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精髓》(TheNatureandEssenceTheoreticalEconomics)；另一方面，他讲气派，住豪宅，骑高头大马，频频出入上层社交场合，结交各界名流。此时的熊彼特，颇有些志得意满，他曾对人戏言说，自己一生有三大目标：做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欧洲最出色的骑手、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907年，才华横溢的熊彼特，遇到了貌美如花的英国女子格拉迪丝·西维尔(Gladys Richarde Seaver)，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两人随即陷入热恋，11月5日，熊彼特和西维尔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虽然美好，却因两人聚少离多，感情日渐淡薄，随着两人双双出现外遇，这段婚姻后来变得有名无实。
游历结束后，在老师庞巴维克的推荐下，熊彼特到切尔诺维茨(Czemowitz)大学任教。切尔诺维茨是个距离俄国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地方(今属乌克兰)，但熊彼特初出茅庐，意气奋发，桀骜不驯的性格依然如故，令校方头疼不已。官方开学集会，所有教师都正装按时到会，唯有他一人迟到而且还穿着马裤猎装，院长指责他，他反而对院长说，会议时间同他的骑马时间冲突，干脆调整会议时间来适应他。再如，因为档案管理员不允许学生自由查阅档案，他一怒之下，竟然去找管理员进行决斗。虽然生活上放荡不羁，但是他在学术研究上却成果迭出。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TheTheory of EconomicDevelopment——AnInquiryin into Profits，Capital，Interest，andtheBusiness Cycle)顺利出版。在这本书中，熊彼特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人物，创新与企业家共同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兴衰和经济发展的周期。该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熊彼特一举成名。1911年，他申请格拉茨大学的教授席位，然而，这个学校的聘任委员会反感他的言行与狂放，对他的学术成就不认账。最后，凭借庞巴维克的推荐和政府的干预，由奥匈帝国皇帝弗朗兹·约瑟夫在胡浮堡皇宫亲自接见熊彼特，并授予他大学教授头衔，从此，熊彼特成为了“整个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对熊彼特最大的教训来自于格拉茨大学学生的反抗。就在熊彼特来到这个学校的第二年，学生们对他的不满爆发出来，指责熊彼特的课程难度太大，书目太多，分数太低，讲课内容太乱。学生们把熊彼特赶出教室，还要求校方换人。骚乱持续了三星期，惊动了州长和教育部。经过这一事件，熊彼特有了明显的改变。
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熊彼特得以免除军役，但奥地利已经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自1916年开始，熊彼特逐渐走出书斋，介入政治活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等部分。由于熊彼特积极奔走，再加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尔和希法亭等人的推荐以及形势的需要，他先后出任德国社会化委员会经济顾问和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这时的熊彼特，仅仅36岁，可谓前途无量。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熊彼特人生的这段巅峰时期，他的性格弱点也全都暴露了出来。熊彼特的血液里，没有政客和商人的基因，所以，别人看起来相当好的从政经商道路，都被他自己搞砸了。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重要性，这无疑同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社会化”政策格格不入。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是指把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化为社会所有。这种政策违背熊彼特的学术逻辑，但却在战后具有应急性质，所以，在德国社会化委员会中，熊彼特出人意料地主张迅速、全面地推进社会化。对此，他对那些诧异者给出的解释是：“当有人想要自杀的时候，最好留个医生在他身边。”在待人接物方面，熊彼特也显得幼稚，缺少政客的圆滑，在同事们中间难以取得支持和信任。在私生活方面，面对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经济形势，作为财政部长，熊彼特呼吁国民多多储蓄，勒紧腰带过日子，而他自己却租下了一整座城堡，在一家豪华酒店里有一间套房，甚至还养着几匹宝马。通观上述种种，熊彼特为人诟病自然在所难免，不得不辞职。
1919年10月份，熊彼特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开始进入商界冒险。1921年7月，鉴于熊彼特前任财政部长的身份以及经济学教授的头衔，奥地利的彼得曼银行(Biedermann Bank)邀请他担任行长，并且待遇丰
厚，以换取政府对这个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许可。对熊彼特而言，这正中下怀，一方面自己的奢侈生活可以延续，另一方面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不过，银行只是想用他的名头，并不给他决策权，这倒也合熊彼特的心意，他把精力用在股票市场的投机上。开始，熊彼特运气不错，财源滚滚，于是，他更加趾高气扬，生活越来越奢侈，甚至完全无视世人的目光。据说有一次他甚至租了一辆马车，怀拥两个妓女招摇过市!还有一位在熊彼特家住过一段时间的妓女，自称奈莉，熊彼特(Nelly Schumpeter)，四处宣扬自己是他的妻子!然而，这种富贵终属黄梁一梦，他给一个特蕾西娅中学同窗的骗子提供担保，使他几乎破产。1924年，奥地利发生经济危机，他在股市的投资也血本无归。9月11日，熊彼特被濒临破产而改组的彼得曼银行辞退，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阶段。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积蓄用来偿债，即使这样，彻底还清债务，仍然花了他此后15年的时间。
铩羽而归，熊彼特不得不重操旧业。1925年10月15日，他被获准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公共财政学院担任教授。熊彼特的到来，在德国经济学术圈引起不小的轰动，一位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学生写道：“在波恩，让熊彼特授课的想法对经济学的学术世界是引起轰动的事情。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德国大学重新讲授经济理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波恩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经济学家的麦加。”除授课、研究经济理论之外，熊彼特还要撰写大量迎合公众口味的时评短文，以赚取外陕，因为他还欠着一屁股债。但即便如此，熊彼特也绝不会勒紧腰带过日子。他的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就在成为波恩大学教授之后的第20天，他以改信路德新教的方式，同比他年轻20岁的安娜·莱辛格(Annie Reisinger，即安妮)结婚。此时的熊彼特，可谓身心俱疲，只有在安妮那里，才能找到久违的宁静。为了不让新婚妻子受委屈，熊彼特不惜重金，租下了德国皇帝年轻时曾经住过的房子。很快，安妮怀孕了，这对新婚夫妇翘首盼望着新生命的诞生。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926年，当一切似乎正在好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月22日，65岁的母亲乔安娜因动脉硬化在维也纳去世。自从4岁始，熊彼特就与母亲相依为命，无论何时，母亲都是他的信心来源和精神支撑，不论政界失意，还是投资缩水，都不会使熊彼特气馁，只要他的母亲在，斗志就在。如今，母亲已逝，熊彼特在世上惟一的亲人就只有妻子安妮了。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8月3日，安妮因产后大出血不幸去世，而尚未来得及取名的儿子，也在出生3小时45分钟之后夭折。遭受一连串的打击之后，熊彼特的精神几近崩溃，当天晚上，他写道：“我可怜的、心爱的安妮不在了……我也许应受许多惩罚，但不应该受这种惩罚。”妻儿去世后，熊彼特将他们安葬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波普尔斯多夫墓地(Poppelsdorf Cemetery)，他甚至买了一对墓地，以便自己死后能够葬在安妮身边。在以后的日子里，熊彼特每天都要独自一人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而在他家里，则挂着妻子和儿子的遗像。安妮自己的房间，一点都没有变动，甚至她的衣服仍旧挂在衣柜中。安妮去世之后不久，熊彼特发现了她的一本日记，从此开始每天摘抄其中的段落，这个习惯，他终生都没有改变。
为了排遣心灵上的苦痛，熊彼特试图通过发狂的工作来暂时忘却精神上的痛苦。在安妮去世后的第一年里，他发表了15篇文章和5篇书评。此外，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也让他逐渐从悲痛中走出，重新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学研究上。1927年，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在马萨诸塞的剑桥镇教了一个学年的经济学课程。这一个学年的工作，使哈佛和熊彼特都在心中接受了对方。1928年秋回到波恩时，熊彼特已经从伤痛中恢复，但他依然每天会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在随后的几年中，熊彼特重访哈佛，并且接受神户大学邀请到日本讲学。这段经历，使他对日本产生了深厚感情，另一方面，熊彼特也对日本经济学界产生了持久影响，由于他强调要研究数理经济学，“以至于今天一些最为出色的数理经济学家是日本人”。至今，日本一桥大学仍保留着一座“熊彼特教授图书馆”。
1932年9月，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正式成为该校的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到来，为哈佛经济学院注人了巨大活力。他俨然是经济学术圈中的“企业家”，在他的带领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水平焕发了勃勃生机，聚集了号称“熊彼特之七贤会”的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包括爱德华·梅森、爱德华，张伯伦、华西里·列昂惕夫(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哈里斯、道格拉斯·布朗、奥佛顿·泰勒。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包括弗里茨·马克卢普、罗伯特·海伯纳、保罗·斯威齐、保罗·萨缪尔森(获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留重人、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等等。正是从熊彼特开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进入了历史上的辉煌年代。
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熊彼特一刻也没有停止理论研究工作。经过近十年的思考和写作，1938年12月，《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终于杀青并出版，在这部两卷本巨著中，熊彼特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经济大萧条提出了迥异于凯恩斯的观点和解决方案。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爆发使熊彼特郁郁寡欢，因为奥地利是他的故乡，德意志文明和日本文明是他精神家园。为了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战争中转移开，他开始撰写“小杂文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出版之后，这本他自己不看重的书却受到广泛好评，成为畅销书。随后，熊彼特开始撰写《经济分析史》，直至去世，该书仍未杀青，最终由其遗孀伊丽莎白·熊彼特(Elisabeth Boody Schumpeter)编辑整理后于1954年出版，而此时，伊丽莎白也已因积劳成疾去世两年了。
承受了政坛和商界的折磨，经过了母亲、妻儿去世的打击，熊彼特依然在同命运进行抗争。在风格上，他依旧是那个贵族气息浓郁的教授，每次上课都踏着最后一分钟准时出现在门口，“优雅地脱下那件制作精良的大衣，黑色的帽子被搁到一边，然后一根手指接一根手指地脱下手套……”感情生活上，虽然他对母亲和妻子的思念一点都没有减少，而且一直保持着摘抄安妮日记的习惯，然而，他身边不乏年轻漂亮女人的身影。在安妮去世后一年左右，熊彼特的研究助手米娅成为他实际上的情人，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了八年，最终因熊彼特移居美国而不得不分手。在哈佛，熊彼特的身边同样不缺少女人，包括在一次讨论课上认识的女博士莫丽，也成为熊彼特的挚友。
不知不觉，熊彼特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日益厌烦了无所拘束的单身汉生活，渴望有一个宁静的居所，能够让他“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此时，有一个女人，恰恰能够给予熊彼特这些，她就是伊丽莎白·布迪·法鲁斯奇。1937年8月16日，54岁的新郎和39岁的新娘在纽约的一所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而这位曾经的“浪荡贵族公子哥儿”，随后迎来了自己在学术上的第二个高产期。
熊彼特创新理论论文 篇5
1 传统外生增长理论的局限性
在长期以来经济分析中，经济增长趋势与经济周期一直被分开研究与处理：一方面，经济周期研究学者仅分析经趋势成份剔除后的经济数据，并把趋势成份视作独立于周期的外生因素;另一方面，增长理论则主要研究经济长期发展的轨迹，而不考虑周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经济分析所采用的二元假设前提有关：新古典 (外生) 增长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的，但周期理论则以市场不完美为假设前提。
多玛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市场非出清假设为前提，以乘数/加速数思想为理论基础。“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变动和技术变动，“自然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的背离将使一个经济处于长期衰退或长期过热的状况。因而，多玛的“刀锋”增长模型实际上既不能解释增长，也不能说明周期。
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剔除了多玛模型的市场非出清假设。在索洛模型中，采用边际产出递减的一阶齐次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储蓄率既定、技术进步外生等条件，对经济总体增长的贡献被认为由劳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部分组成。索洛模型中决定产出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人均资本存量，由于人均资本存量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且受到新增投资和资本折旧的影响，最终经济会收敛于一个长期的稳定状态。在长期稳定状态，投资等于折旧，人均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如果没有外生的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就不会有长期经济增长。因而，索洛模型不能够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即怎样打破模型中的长期稳定状态的问题，从而也不能说明周期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
此外，在基于预期之外货币波动的卢卡斯模型中，由于货币在长期内必须保持中性，因而同样不能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当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最终消失时，经济最终会回到它最初趋势增长率上。基于暂时性生产力波动加滞后调整或部门惰性的普雷斯科特模型，虽然不再把经济分为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认为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或者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但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来自同样的根源，即外生技术 (生产率) 的冲击，因而都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说明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2 金融危机的熊彼特周期性增长理论解释
由于传统的外生增长理论无法分析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与长期经济增长的联系，从而有必要重新回到熊彼特的分析范式。
熊彼特把经济的增长与周期看作是统一的现象，并以非连续出现的“新组合”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的毁灭”，可以很好地解释这轮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发生的根源。熊彼特所指的创新包括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及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五种情况。由于创新的引进是一个非连续和非平稳的过程，因而经济在长期增长的过程中便会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一种创新的扩散将刺激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引起了经济高涨。一旦创新对生产力促进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而新的一般性技术暂时还没有出现，获取超额利润的投资机会就会消失，投资与信用的紧缩将使经济出现危机与衰退。经济发展史上的创新千差万别，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各有千秋，因而周期有长有短。
在综合了前人论点的基础上，熊彼特提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3种周期的主张：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根据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一般性技术的不同，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3个长周期，一个长周期中有6个中周期，一个中周期包含3个短周期。经济增长正是经由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
从长波的视角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全球性衰退的根本因素是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变化。根据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熊彼特所未能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第五个长波繁荣期的结束，这在周期的长度与结束时间上也与熊彼特所描述的长周期基本一致。这次长周期以信息技术的扩散为标志，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信息技术创新的衰竭以及信息技术相关投资的总体疲弱，使得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继而对整个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不断下降，第五轮经济长波进入了繁荣期的末端。次贷危机就恰好发生在这个关口，使得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深度经济衰退更加速了长波下降期到来的进程。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是美国长期实行低储蓄率、以信贷促进高消费、以高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以及美国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特殊地位对这种模式的支撑。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波繁荣期的临近结束，次贷危机仍有可能发生，但未必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相反，即使没有次贷危机，由于信息技术创新衰竭所造成的长波下降期也必然会到来，只是可能会以其他危机的形式发生。次贷危机是一个偶然因素，而经济长波的发展规律是必然因素，此次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临近的关口，使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后者又加速了长波下降期的到来;另一方面，长波下降期的临近也使得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和持久。
3 后金融危机时代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的起点和摆脱危机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在熊彼特看来，周期上升波的形成依赖于创新的出现，以及由创新扩散带来投资或信用的扩张。“在萧条的时候，或在萧条之前，单纯增加信用便利将会证明是无效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那样”。不能简单认为“投资的增加及信用的扩张是和繁荣阶段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就能用扩张信用的方法来制造繁荣”。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世界经济何时能够走出衰退重新进入上升波，同样取决于信息技术之后的创新出现的时间与规模。但是根据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创新的出现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创新作用的发挥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也就是说，创新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不是均匀分布的，而仅集中出现于某些历史关节点。在信息技术支撑的“新经济”其潜力完全发挥之后，形成经济上升波的新的一般性技术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换而言之，在经历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复苏和快速增长。
尽管如此，由于经济条件、背景、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各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仍存在一些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也可以用各国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所处的位置来描述。中国经济由于市场不完善、城市化尚未完成等原因，尚存在较大比例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既定的资源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实际产出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内。对于中国，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及城市化过程都可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使生产组合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的某点向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移动，从而表现为现实产出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短期来看，中国可以借助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从经济长期增长来看，要推动经济增长，要继续推进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进程早已结束，市场的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应用，资源利用效率较高从而实际生产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上。由于生产已经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上，要实现产出的增长，只能通过技术革新，打破资源约束，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因而其长期增长的形成完全依赖于新的一般性技术的出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一直以来并且以后仍然可能会享有先行者优势;当情况变得很糟时，它仍然具备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的优势，美国从创新中获得的熊波特经济租金将会用来进行明智的投资，推动美国经济、并最终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经济长波。由于投融资成本上升，一般性的技术研发净收益会下降。美国的研发资源可能更加向革命性的技术创新集中，因为革命性的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这种情况可能加速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到来。美国在基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方面已经具有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下一轮技术革命很有可能在这两者之中产生。美国的下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繁荣时期需要等到下一轮技术革命。但是，在此之前，世界经济不得不经历萧条的漫漫长夜，就像以往任何一个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到来之前一样。
可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增长潜力存在较大的差别。中国尚处于发展阶段，信息技术的扩散并非驱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重要因素，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同样非常显著。实际上，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也可以看作是熊彼特五种创新的一种，即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有别于一般的“蜂聚”式创新，因为它基本上是连续和平稳的，因而可以给经济长期增长带来持续的动力。只要中国能够通过不断的市场化改革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国经济就会比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经济更容易走出经济周期的紧缩阶段和重新进入上升通道。
摘要：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世界经济维系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当新技术对生产力推动的潜力被充分发挥时, 超额利润动机的丧失将使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与衰退。对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上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 经济走出衰退依赖于新的一般性技术的出现。由于创新所具有的非连续性特征, 因而短期内可能难以看到复苏的迹象。但对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内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来说, 通过持续的改革及城市化的推动, 有望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快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和进入长期上升通道。
关键词：金融危机,熊彼特,周期性增长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9419.htm.
[2]马克思.资本论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3]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4]Aghion, P.and P.Howitt, 1998.Endogenous Growth Theory[M].The MIT Press, Cambridge.
[5]Domar, E.D., 1947, Expansion and employ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37 (1) .
[6]Lucas R.E., 1972, Expectations and Neutrality of Money[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