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理论（精选12篇）
制度创新理论 篇1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学习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这既是针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要求, 同时也是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广大人民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高等院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批人才, 为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教育工作者勇于改革创新, 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成果, 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特别是,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系统发展已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 除招生、教学、学科研究之外, 近年来教育评估异军突起。教育部专门成立了本科教育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评估机构, 开展了一系列评估、评比等工作。许多省市成立了教育评估机构, 广泛有效地进行教育评估, 为教育协调、健康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实践。与此同时, 一些高校和专门机构也参与了教育评估的研究与实践。我国已参与或引领着国际教育评估活动。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中, 多次出现了对教育评估的论述。
但是, 高等教育评估的理论创新以及如何推动制度创新却还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实践, 所以, 我们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应该是“坚持以教育评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推动制度创新”。
近年来, 一大批教育评估工作者除实践评估外, 还致力于理论创新, 包括教育评估基础理论、教育评估应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创新, 并取得了若干理论创新。而理论上的创新也给当前的教育学研究展现了新的现代教育理论研究新领域。以笔者之见, 我们应该加快推动教育学学科的改革和发展, 也就是说应该改善其原有的专业结构, 建立更完善的、系统的、科学的学科结构。如它应该至少包括学生评价理论、教育内涵理论和教育评价评估三大方面。目前研究的薄弱点, 即在教育评估标准、教育评估规程和教育评估技术等方面还没建立一套完善的理论基础。
以上设想必然会推动教育制度的创新。依笔者之见:首先, 从国家层面可以建立教育评估方面的法律, 建立国家教育评估机构, 参与并引领国际教育评估机构和相关活动, 不仅使教育评估行有法可依, 责有落实, 而且在国际教育活动中也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影响, 实现教育认同等。其次, 在加快理论研究创新的前提下, 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制度, 使我国教育, 包括教师培养、学生评价等都走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途径。这样的创新必然会带动师范教育、教育教学、教材建设、学生引导甚至学校招生等一系列制度和内涵的改革和创新。
中国高等教育已有亮丽的今天, 必然有更灿烂的明天, 要有胆识和勇气, 去创造和迎接更优秀的中国高等教育。
制度创新理论 篇2
1、与《宪法》的冲突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制度规定的是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这点与《宪法》精神有冲突。
2、与《行政处罚法》的冲突
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九、十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只能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制度依据的《决定》、《规定》、《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及规章，不属于法律，这样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就与《行政处罚法》存在法律冲突。
3、与《立法法》的冲突
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条九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决定》、《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制定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就与《立法法》第八、九条规定有冲突。
（三）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改造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在文化大革命阶段，劳动教养制度几乎被废除，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近几年，劳教场所围绕提高教育矫治这个中心，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教育转化了一大批法轮功、吸毒等类型劳教人员。但是在劳教人员解教后，社会帮教衔接工作脱节，社区环境恶劣，缺乏可持续教育改造的环境，教育改造效果降低。衡量教育改造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教人员解教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高低，根据1996年对山东、云南、广东、浙江等省区7个劳教场所的调查，多进宫劳教人员占劳教人员总数的平均比例为34.89%③。据近期吸毒型劳教人员复吸及其它违法行为的调查，重新违法率高达85%以上。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同时也有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衡量劳动教养的成绩不仅仅是收容了多少违法人员，更应该是教育矫治了多少违法人员，使他们不再重新违法犯罪，要全面地看劳动教养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发生起到的作用。
二、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相互协调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要进行重大的改革，重新制定一部系统的、完善的、合理的新型法律制度以适应社会新的形势。在去年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四川代表团的段维义、湖北代表团的郭生练等127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和《关于制定相关法律，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他们认为，我国劳动教养方面的法规混乱，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涉及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等问题。需要改革劳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的要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劳动教
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以法制建设全面系统化的观念，扩大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涉及范围，放宽视野，确定立法目标；把以人为本和以宪为纲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证实立法依据，夯实立法基础；以协调互补和系统层次论的观念，争取“三分天下”的格局，高屋建瓴，明确法律地位；以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一）全面审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扩大立法范围，确定立法目标
制度创新理论 篇3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及贸易全球化的快速推动下，我国社会经济水平与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广大的人民群众对生活条件及环境质量的要求愈来愈高，促使了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度。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主要指的是，针对国内的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或者其他个人与组织的一系列行为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与污染之后，国家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与组织代表国家、集体组织或者多数人向我国人民法院及检察院提起的诉讼，旨在维护不固定多数人的相关利益。针对传统的公益诉讼理论来说，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制度上有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当事人适格理论、能动司法与环境权转向为环境诉讼权。本文就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制度优势，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理论创新；制度优势；研究探讨
根据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内现阶段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处理生态环境案件方面存在局限，如部分案件因当事人考虑到经济成本与自身安全，而不敢站在环境污染者的对立面；部分案件因为不存在于既有的制度框架内，甚至出现了没有被受理的情况。通过以上问题说明，要想有效解决好生态环境的相关案件纠纷，则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理论进行创新，还需要构建好一套科学化、合理化并且符合实际情况的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制度。以此能够推动我国现阶段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还能够最大限度上保障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优势。
一、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理论创新
因当事人适格理论作为诉讼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而传统的诉讼理论针对与原告资格的认定工作，都严格遵守着直接利害的相关原则，即充分原告者必须是自身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害，但这样的原则便在无形中限制了社会的公益权利与救济功能。一方面，因21世纪信息化时代的到来[1]，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了生态污染与环境破坏的案件越来越多，且破坏现场呈现分散性的状态。对于个人而言，这种破坏的严重性不大，加之受害者之间较为孤立与分散，所以很难聚集起来[2]。另一方面，如果相关违法者没有得到相关法律上的制裁与惩罚，则公共利益仍会继续遭受破坏，故诉讼领域内浮现了一种新方式，即原告向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在控诉自身利益外还可以为同一案件的受害者进行维护，但这样的做法便偏离了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与诉讼理论。针对以上问题，要求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对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在当事人的适格理论上与原告的资格问题上进行创新，主要方式有以下。
第一，明确法律规定的相关机关有足够的资格提起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如在检察制度创建以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最佳代表，最為关键的是，检察机关拥有一定的专业能力能够运用相关的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与问题。第二，明确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有一定的资格提起生态环境保护诉讼。社会团体与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下组建的非政府组织能够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大量地开展了公益、互助与自律型活动，明显带有民间化、组织化与独立化的特质。所以让更多的社会团体参与到诉讼工作中来，能够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巨大作用。
二、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中存在的制度优势
第一，有效补充传统环境下的行政执法功能。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作为外部环境下的一种监督机制，是人民群众参与到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中的有效措施，不但可以提高相关环境执法者对污染案件的执法能力与责任感，提升其对于环境行政权利的监督力度，推动环境执法者能够对环境破坏及生态污染的行为进行全面判断，使其对污染者进行法律规定上的制裁。同时，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工作，能够推动柔性管理模式的创建工作，缓和其存在的对抗化关系和交流化关系，能够使生态环境相关问题的处理结果符合实际情况[3]。
第二，平衡了司法效率性及司法公平性。根据我国传统的司法权利使用情况来看，现阶段国内的相关机构对于司法权利都侧重在司法公平方面，忽略了司法效率的作用。而公平作为诉讼工作的核心与前提，效率作为诉讼工作的基本与保障，两者之间存在对立与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在举证责任、惩罚性赔偿金及奖励诉讼方面都作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设计与改革，并且更加注重设计实质性公平的程序权利。这些做法能够体现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对于当事人的保护与扶助，达到了实质性公平相关的程序理念的要求。而将其与传统公益诉讼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能够有效发挥司法效率的性能，并通过更大的整合来减少制度的经济成本[4]。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的水平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渐上升了层次，但同时环境的破坏与生态的污染，也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想有效治理并优化好我国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则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理论创新，挖掘其理论优势，以此能够有效监督并改善环境下的行政执法，并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保护环境的工作中来。本文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制度优势作出了具体的阐述，旨在对传统环境下的行政执法功能进行有效补充，平衡司法效率性及司法公平性，最终在最大限度上推动我国的生态环境走向一条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颜运秋，张金波.构建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兼论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J].江西社会科学，2013，12：145-151.
[2]颜运秋，余彦.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最高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征求意见稿》评析[J].法治研究，2015，01：89-98.
[3]张锋.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扬”与“抑”[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03：169-176.
[4]李义松，苏胜利.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研究——以近年几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为例展开[J].中国软科学，2011，04：88-96+67.
作者简介：
兰贵霞（1987～ ），女，福建明溪人，现在为三明市明溪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检察员；
制度创新理论 篇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①还进一步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 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②“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社, 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选择若干试点”③还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地管制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④要落实上述决策, 必须先要修订现行多重与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
现行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着缺陷。首先,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的组织制度安排有缺陷。《物权法》规定“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代表, 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 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 (一) 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二) 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三) 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行使所有权。”⑤其次, 农民集体土地产权没有明确必须以集体经济组织为组织主体, 如村民委员会这个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小组这个农民自治小组也可以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这些缺陷比较突出。再次, 农民集体土地包括国有土地以外的农村和郊区的土地、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但没有明确农民在集体土地产权中应有产权份额。因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提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 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 不是固步自封, 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 让我们制度成熟而持久”。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创新构建新型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既坚持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产权, 又实现农民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中应有的产权份额,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很有必要对创新新型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进行前瞻性的理论探索, 供决策研究参考。
二、我国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现状
土地产权是指存在于土地之上的排他性完全权利, 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租赁权、土地抵押权、土地继承权、地役权等多项权利。土地产权像其他财产权一样, 必须有法律的认可并得到法律的保护①。土地产权体系一般包括以下各项基本权能, 见下图表示:②
从以上图示的土地产权所包括的各项基本权能来看, 我国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现状是土地产权体系不够完整, 农民的土地权益当然也不完整并保障不够。
新中国成立前, 农村土地是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地主和富农凭着掌握的土地产权行使对广大农民的剥削, 严重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 通过土地改革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产权转变为农民个人土地所有的产权制度, 约占农村人口60%~70%的农民无偿得到7亿亩土地, 大大激发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推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52年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接着通过农业合作化, 对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经历了组织农业生产的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在土地农民个体私有制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 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 农民在自己的土地和互助组内其他农民的土地上劳动互助, 劳动范围的扩大, 产生了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萌芽, 有利于避免发生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为了引导农民走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行农民个体私有土地作价入股, 土地产权仍归农民所有, 土地使用权归集体经营管理, 采用土地按股分红与劳动力按劳动数量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这种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 实行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 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 很适合比较落后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 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到1955年开始, 根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入社的农民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县等主要生产资料转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这种将农民个体私有土地产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无偿归集体所有的农业生产高级社, 取消土地按股分红, 完全实行按劳分配, 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到1957年, 全国有97.5%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2%, 全国耕地基本上由农民个体私有产权转变为高级社的集体所有产权制度, 从而农民失去了土地产权。
1958年, 农业生产高级社过渡到农村人民公社, 建立农村土地的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 由于超越了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 导致对农业生产的大破坏。1962年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 都归生产队所有。”确立了农村土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1978年以后, 破除了农村土地的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 建立了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1986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土地依法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尽管《土地管理法》经过多次修订, 但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制一直没有改变, 同时, 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土地产权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中没有法律规定农民应有的份额。因此,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任务是势在必行的客观要求。
三、深化改革, 创新新型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构想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创新新型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并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必须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但是, 首先要从理论上把土地产权问题搞清楚, 再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议理论为指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探索创新新型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构想, 修订好与土地相关法律法规, 稳步推进、逐步构建新型农民集体土地成熟而持久的产权制度。
土地产权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土地产权体系构成及其实施方式的制度规定, 是土地财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牛津法律大辞典》把产权定义为:产权即财产权。“财产权是指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 包括占有权, 使用权, 出借权, 转让权, 用尽权, 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不要把财产权视作单一的权利, 而应当把它视作若干独立权利的集合体。其中的一些或甚至其中的很多独立权利可以在不丧失所有权的情况下予以让与。”①建立完整的土地产权体系, 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是我国土地立法的紧迫任务, 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创新新型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提供法律依据。
创新构建新型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理论探索的构想如下:
(一) 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 就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 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 赋予农民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低押、担保权能,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 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选择若干试点……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进行”③
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 在“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 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④的前提下,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动, 从理论探索到法律法规的修订, 在巩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 农村土地所有制或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以及集体经济组织, 可以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科学内涵, 即实行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相结合的集体所有制, 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实行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相结合、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金联合相结合的集体经济组织”。赋予这个科学内涵是依据《民法通则》、《物权法》中关于共有概念和共有形式的规定:按份共有是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共同共有是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与农村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作相应的修订、补充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 又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巩因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有利于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这个“三农”问题, 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关键性作用。①
(二) 赋予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组织主体
2007年12月3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切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2008年《中央一号文化》) 提出扎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明确要求:“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还提出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村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 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村级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有条件的地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可交叉任职。②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产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方面明确要求:“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领导班子选举办法, 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 领导和支持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等组织和公镇企业工会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和章开展工作。”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创新基层党建工作, 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④根据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 农民集体土地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行使所有权的组织主体为宜, 尚未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应加快建立、村民小组尚未建立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建立, 农户和农地分散的并规模较小也可不建立村民小组范围的集体经济组织, 有条件的地方可在乡镇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联合组织, 由乡镇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村委会、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行为应予取消, 使农民集体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市场主体行使所有权。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也应由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行使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土地权利。
(三) 赋予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中按份共有的土地产权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重申“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实质上是承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具有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并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抵押、担保权能。还赋予农民股份合作社中的农民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盖物权。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进行。以上的《决定》精神, 表明作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农民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中可以享有按份共有的土地产权。
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⑤“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 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 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转让。但在出售时, 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购买的权利。”⑥按照以上法律规定, 农民应该获得按份共有的土地产权, 这是合法合理的举措。当然, 未经共同共有人同意, 按份共有人不能擅自处分按份共有的财产, 否则必须赔偿, 这就既使农民获得按份共有的土地产权, 又使农民集体土地制度得到巩固的保障。农民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也可采用这个举措, 《物权法》第九十三条至第一百零五条都有具体的规定。因此, 赋予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中按份共同的土地产权是合法合理的。
(四) 赋予农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土地发展权
2008年10月12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 首先要复垦为耕地, 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则、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 并优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 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 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还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 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 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①2013年11月12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际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 规范征地程序, 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划、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②
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上述精神, 在土地产权体系一般的基本权能中赋予农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具有土地发展权, 土地收益由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成员分享, 农民按集体土地的按份共有的份额分得,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按共同共有的分额分得。对于土地增值部分兼顾国家、集体、个人进行分配,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农民集体土地的现代产权制度, 以农民承包经营土地的承包关系保持长久不变为基础, 实行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相结合的土地产权制度, 将承包经营土地数量转变为土地产权份额, 成为土地经营管理主体, 在行使土地使用权、土地租赁权、土地抵押权、土地担保权、土地继承权等方面成为市场主体, 这对激发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激活农村生产力的活力,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关键性作用。③
综上所述, 以产权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以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集体土地制度, 以不动产或动产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相结合、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金联合相结合的集体经济组织, 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组织主体, 在建立农村集体土地的现代产权制度中创新新型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产权不过于偏重, 对农民集体土地中农民按份共有的产权主体又不忽视, 这不仅是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的迫切需要, 又是适应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
制度创新理论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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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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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技术的改进和完善引起的渐进性、连续的创新，这属于（）。（10分）
A.模仿创新
B.原始创新
C.根本性创新
D.渐进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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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题 10
分
收藏 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工艺创新较产品创新有先行相对优势，然后产品创新才转变成为主导地位，这属于（）创新模型。
（10分）
A.系统集成网络模型
B.逆A—U创新模型
C.莲花型创新模型
D.A—U创新模型
答题情况： 正确选项：B 你答对了!解析： 暂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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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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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是经济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10分）
A.科学发明
B.技术进步
C.生产管理
D.创新
答题情况： 正确选项：D 你答对了!解析： 暂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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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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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方面紧跟领先者，在市场中不断寻找出击的机会，及时从“缝隙”中切入，搞好“切入面”的创新工作，这属于（）。（10分）
A.进攻型战略
B.防御型战略
C.游击型战略
D.技术跟随战略
答题情况： 正确选项：C 你答对了!解析： 暂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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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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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对象，技术创新可分为（）。（10分）
A.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
B.原始创新和模仿创新
C.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
D.渐进性创新和根本型创新
答题情况： 正确选项：C 你错选为：B 解析： 暂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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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第 6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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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学派提出创新成立的条件只有新思想的来源。（10分）
A.是
B.否
答题情况： 正确选项：B 你答对了!解析： 暂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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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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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创新制造是网络经济下技术创新的新模式。
A.是
B.否
答题情况： 正确选项：A 你答对了!解析： 暂无解析!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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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题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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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学派重视对技术创新“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10分）
A.是
B.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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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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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10分）
A.是
B.否 答题情况： 正确选项：A 你答对了!解析： 暂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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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第 1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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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技术推动模型，创新是以基础研究或科技为起点、以市场为终点的直线过程。
A.是
B.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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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论亟待突破 篇6
虽然创新近年来多次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被提及，但被提到如此高度却是首次，内涵如此丰富全面也是首次，这其中，理论创新又居于创新的首位。
理念决定发展路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决定着发展的思路、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路径，因此，要实现既定目标，必须要用新的理念去寻找新的思路，去走新的路径。”近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时候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没有退路的目标，要在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形势下实现这一目标，最主要的是要有思想的解放、理念的变革。
他亦指出，树立新理念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迫切需要。“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窗口期，旧常态下的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已经很难走下去，甚至既定的一些政策也很难止住经济下行。新常态需要我们推动发展的思想、思路、政策、工作等都要与之相适应。“为什么以化解过剩产能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进展比较迟缓？还是因为思想停留在旧常态。”
的确如此，而要破解旧常态下思想、理念的束缚，往往需要新理论的支撑。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复杂、严峻，利益主体更加多样化，而且很多问题是以前不曾遇到过的，没有现成的方式方法可借鉴。比如当前针对中国是否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有哪些不同，以及在我国现有体制机制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等，都存在不小的争议。社会各界包括个人、企业、社会机构甚至到一些政府部门，也似乎陷入了一种纠结和迷茫的状态，“没有相关理论，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走出现在这个情况。”一位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如此说道。
之前发展所形成的理论、思路、路径等需要反思。比如意识形态方面，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看来，“虽然邓小平的思想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但是苏联式的制度和其反映的意识形态不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影响，恐怕对下面几代人仍然有很强影响。”他将这种意识形态看作当前改革的四大阻力之一。比如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日前针对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提问，现在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是不是一个绝对科学的标准，是否可以调整？再如调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的是相互对立的，调结构就要忍受低增长，如果经济增速降到4%～5%，还能否顺利调结构？“三驾马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是否符合经济增长理论的本质内涵即强调投入和投入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等。这些理论、观念都有必要在实践中突破创新，并在全社会逐渐形成共识。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这是要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而在体制、制度上提出的要求。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在专利申请的数量上领衔世界，2013年超过82.5万份，高于美国大约57万份，我国在一些技术如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生物基因、无人机等的研发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我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创新国家的基础。然而我国的创新难以支撑自身经济转型和发展，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我国的体制和环境不适应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这一提法，直击我国成为创新国家的软肋，本身就是在理念、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
财政理论创新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随着我国进入到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理论创新显然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说道。
高培勇认为，首要的一个创新，是今后财政理论研究要围绕国家治理中基本关系展开，而不仅仅是围绕国家治理体系中经济领域的基本关系而展开。他指出，之前建构财政学理论基础时，是把财政当做经济学中一个分支，财政理论围绕着财政和经济各领域的关系如财政和生产的关系、财政和消费关系等展开。而现在财政从经济层面进入国家治理层面，不仅要与经济发生关系，还要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发生关系，“财政与后几者之间的关系不说清楚，显然是不能把财政当做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
在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轨迹已经不再是或不完全是原有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仅有周期性因素在发挥作用，结构性因素也在发生重大影响；不仅短期因素在阻碍经济运行，长期因素也交织在一起。而且在高培勇看来，传统意义的财政政策更多为反周期的政策，而当前的财政政策不能仅仅起着反周期调整的作用，还被赋予调结构的功能，那么，财政政策如何从总量调节细化到结构中去、财政运行有何规律等财政运行层面的问题，也需要进行探讨。
他举例说，2014年的预算收入增速设定为8%，实际没有完成，是采取特殊措施调整完成的，今年依然面临这个问题。在新常态下，财政收入到底应该是多大；怎么编制预算，与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支出有没有规律等，都需要考虑。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到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高培勇认为现代财政、税收制度与传统财税制度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前者贯穿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从长远看，财税制度贯彻实行“三公”原则是必要的，但当前我国还不具备这样操作的条件和技术。如税收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按照及时、足额和持续入库设计的，“三公”则直接挑战着这一制度的设计。现行税制中，税收的70%包含在价格中、90%来自于企业缴纳（间接税），而现代意义上的税收制度是税价分开，在当前情况下，能否做得到公开？公开之后会产生什么风险？地区之间个人承担的税负又有很大差别，如何做到公平？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在理论层面、认识层面达成共识。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跨国界跨地区的网上交易的增加，给税收征管带来很大挑战。财政支出最终是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在社会利益主体日渐分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的环境下，以怎样的体制和机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共同需求？这些也都是亟待探讨、解决的问题。
制度创新理论 篇7
关键词：公共财务受托责任,委托代理,制度创新,代理理论
公共财务受托责任是指经营公共财产的机构或人员 (具体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营利和非营利性的国有公营企事业单位及其管理人员) 有责任汇报对这些财产的经管情况, 并负有财务管理和计划项目方面的责任。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分析, 公共财务受托责任的产生源于社会公众部分“财产权”的让渡而形成的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共部门为了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就必须通过受托行使“财产权”的形式事先从社会公众手中征取一定的社会资源。公共财务受托责任是公共部门最重要的受托责任之一, 是指受托行使“财产权”的公共部门有责任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向社会公众报告其“财产权”的行使情况, 并负有财务管理方面的责任, 即应依法筹集和使用公共资金, 不断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保全公共财产、保护公共财产安全等。
一、公共财务受托责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公共财务受托责任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 分别依存于三层委托代理关系:
1. 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对社会公众的受托责任依存于社会公众与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这里, 社会公众是初始委托人, 而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是初始代理人。社会公众将自己的部分“财产权”委托给了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后, 形成了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对社会公众的受托责任, 即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有责任在具体规定的质量、成本标准以及时间范围内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并定期通过正式渠道向社会公众及各利益相关主体公开提供有关公共财务方面的所有有用的信息。
2. 公共部门对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的受托责任依存于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这里, 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是委托人, 而公共部门是代理人。上面已经提到, 社会公众首先将部分“财产权”委托给的代理人并不是一般的公共部门, 而是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再充当委托人进一步将这种权利委托给公共部门, 从而形成了公共部门对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的受托责任。这要求公共部门定期就“财产权”的行使情况等回答权力中心 (立法部门) 的质询, 并对相关财务事项及行为后果负责。
3. 公共部门上下级之间以及公共部门内部各职能部门
之间的受托责任依存于管理者 (上级) 与被管理者 (下级) 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里, 管理者 (上级) 是委托人, 被管理者 (下级) 是代理人。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了公共部门上下级之间以及公共部门内部同级的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受托责任, 即要求公共财务管理中涉及的上下级公共部门之间及公共部门内部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 应就公共财务管理相互承担强有力的内部受托责任, 避免上下级公共部门之间相互推诿。
二、我国公共财务受托责任中的代理问题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效用函数不一致, 代理人为了实现自己效用的最大化, 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事前或事后违背委托人的利益, 从而产生代理问题 (即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 , 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现象称为机会主义。
从公共财务受托责任的履行来看, 其委托代理关系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委托代理链条长、具有多层次性;二是长期契约。这就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代理问题, 主要表现为: (1) 由于缺乏竞争, 导致垄断双方力量的不对等、信息的不对称, 加上公共部门绩效很难考察, 有些公共部门就可以隐藏自认为有必要隐瞒的信息, 来追求本部门预算的最大化。 (2) 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 有些公共部门利用模糊性条款违背公共利益, 谋求组织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 (3) 有些公共部门私自改变资金用途, 故意违约, 甚至挪用公款用于私人目的。 (4) 公共部门与利益集团的共谋行为。
对于我国而言, 困难不仅在于此, 现有的公共预算管理制度、政府会计及审计制度等都有可能使这些代理问题进一步恶化, 导致公共财务受托责任在我国的履行更加艰难。
1. 确保公共财务受托责任有效履行的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
公共预算涉及公共资源的配置以及公共决策的选择, 一项健全的公共预算管理制度将从公共资源配置的计划、决策、分配、使用、管理等全程对公共财务受托责任做出法律性规定, 以保证公共财务受托责任的有效履行。
近年来, 我国实施了以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制度、绩效评估制度以及政府收支分类体系为重要内容的一系列预算制度改革, 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确保公共财务受托责任有效履行的重要预算管理制度, 如科学的公共预算决策制度、完整的部门预算制度、健全的国库管理制度及系统的绩效评估制度等都没有建立起来, 从而影响到我国公共财务受托责任履行的效率。
2.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不够完善, 影响了公共财务受托责任的有效履行。
目前我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公共财务受托责任履行的需要, 表现为:预算会计核算范围过窄, 缺乏对支出周期各阶段进行集中性记录和追踪的会计控制机制, 对公共财务活动的确认不全面、不真实;现金制预算会计的确认基础存在局限, 难以全面确认和披露政府公共部门资产负债情况, 不能提供未来的信息, 不能准确地进行成本和费用核算, 不利于提供行政效率和绩效考核方面的信息;政府财务报告系统提供的信息集中关注与预算执行直接相关的现金流信息, 一些与预算收支没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会计信息被遗漏, 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的全貌及资金使用效果等。
3. 审计独立性不强造成了相关主体的责任不清。
独立的公共部门审计制度 (包括内部审计制度和独立的外部审计制度) 是公共财务受托责任的最好计量和控制工具, 也是受托责任关系中连接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桥梁。它能够按照公认的审计准则和审计程序, 对财务信息进行重认定、重评定、重判定, 客观、公正地反映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履行受托责任的过程和结果, 并向纳税人和社会公众公开披露。
目前, 我国公共部门的财务审计主要还是一种内部行政型审计, 即由各级审计机关参与对公共财务的审计, 独立的外部审计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这种审计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独立性差, 容易受到各种权力的干扰, 审计力度和审计效果不佳。这就使得对公共资源配置、使用缺乏透明和强有力的约束监督, 也造成了相关主体的责任不清。
三、促进我国公共财务受托责任有效履行的制度创新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 公共财务管理制度约束的不足是我国公共财务受托责任履行中代理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因此, 公共预算、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和公共部门审计三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是促进我国公共部门自觉履行公共财务受托责任的关键。
1. 建立健全公共预算制度。
(1) 建立公共预决算审批制度及重大公共预算决策听证制度。一方面, 公共预决算审批制度重在建立一套良好的公共资源的决策机制、决策程序, 依法明确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方面的决策责任, 依法监督政府公共财务受托责任的履行。另一方面, 政府公共预算过程实际上是公共决策和公共选择过程, 它涉及到所有公民的切身利益, 必须广泛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充分反映民意。建立重大公共预算决策听证制度就是通过这一制度安排, 使公共预算决策过程公开化。
(2) 完善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管理制度。完善的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及国库管理制度是保证公共财务管理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及时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是确保公共财务受托责任有效履行的重要制度保证。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改革来看, 这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不可否认, 与确保公共财务受托责任履行的要求相比, 我们还存在一定差距。所以, 要按照确保公共财务受托责任履行的要求, 在实践的基础上, 从管理制度、实施机制、技术基础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管理制度。
(3) 构建系统的公共预算绩效评估制度。构建系统的公共预算绩效评估制度是落实政府公共财务受托责任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对部门和单位的投入、产出、成果、效率、效益等绩效指标的考评, 检查各部门的工作是否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标, 是否与年初制定的预算目标相一致, 真正督促各部门就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最终结果向公众负责。
2. 建立健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1) 扩大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的范围。横向上, 要整合现行预算会计体系, 将公立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纳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纵向上, 要将政府会计核算的范围扩展到支出周期的每个阶段, 特别是需要有能力追踪对财政管理至关重要的信息, 如政府担保、养老金负债等。
(2) 从现金制会计基础扩展为修正的现金制会计基础。虽然应计制会计基础能比现金制会计基础提供更为全面、更有价值的公共财务信息, 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 我国会计转向应计制基础的条件尚不成熟, 最好先采用修正的现金制, 在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向修正的应计制、应计制过渡。
(3) 由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扩展为政府财务报告。要确保公共财务受托责任的有效履行, 应当将我国现行的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扩展为政府财务报告, 建立健全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使财务报告涵盖所有相关的政府财务活动内容。
3. 建立健全公共部门审计制度。
为了确保有关财政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真实性, 加强对公共财务管理全程的监督, 建立健全公共部门内部审计与独立的外部审计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 要围绕增强公共部门审计的独立性这一要求, 推进审计系统的改革, 改进审计报告的报送制度, 扩大审计结果的公开范围等, 以进一步完善公共部门内部审计制度。另一方面, 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政府审计制度, 在必要时, 引入独立的外部审计制度, 从而建立一套真正的内部审计与独立的外部审计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以客观、公正地反映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履行受托责任的过程和结果。
参考文献
[1].路军伟, 李建发.政府会计改革的公共受托责任视角解析.会计研究, 2006;12
[2].王雍君.政府预算会计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制度创新理论 篇8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 资本积累的过程是贫困积累的过程。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 摆脱贫困的境地, 必须联合起来,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贫困理论, 提出了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科学论断。他认为, 贫困总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消除贫困具有优越性, 但这种优越性的发挥, 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 制度不健全和制度缺失等依然可能是贫困的根源。邓小平把贫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联系, 认为贫困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 揭示了贫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即“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因此, 反贫困任务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江泽民从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建设等方面一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反贫困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是彻底消除贫困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我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的, 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虽然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特别是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还存在着很多不协调发展的地方, 而这些不协调的制度性因素是贫困产生的制度性根源。这样, 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的制度分析视野。
2反贫困制度创新的动力分析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邓小平认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等依然是我国贫困问题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因素,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虽为我国反贫困提供了制度保证, 但彻底消除贫困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才能为消除贫困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国家, 必须解决怎样消除贫困, 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以及与此配套的方针政策。为此, 邓小平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就我们国家来讲, 首先要摆脱贫穷。”这为我们正确理解贫困与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为我们制定科学可行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江泽民根据世纪之交的实际情况以及形势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贫困与反贫困制度分析理论。江泽民指出, 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就是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 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江泽民还提出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 强调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 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的经济、社会和人相互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
在科学发展观下, 我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生产力发展来消除贫困的思想, 提出了发展是第一要义的思想。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展, 而且还包括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相统一, 才能真正实现消除贫困, 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2005年, 胡锦涛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无论对发达地区还是对欠发达地区,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 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要注重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合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着力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走出一条依靠自己力量脱贫致富的路子”。
3关于反贫困制度创新主体的分析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 也是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理论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取向, 强调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邓小平认为,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教育搞上去了, 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 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由此可见, 只有依靠教育和科技进步才能加快提升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 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观念, 明确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 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上, 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在此基础上, 他进一步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内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 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 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 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明确纳入社会主义贫困与反贫困实践之中,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是对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要求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的一切都是为实现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需要, 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与反贫困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科学发展观下, 坚持以人为本的扶贫开发, 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关于反贫困的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邓小平认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 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 中国十亿人口, 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产生一批百万富翁, 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万分之一, 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 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困的问题。”在反贫困的步骤上, 邓小平指出, 反贫困和消灭贫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提出了消灭贫困的“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和步骤。1984年, 邓小平说, “我们原定的目标, 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 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 再翻一番, 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 第三步, 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 大体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 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 但做起来又不容易。”在反贫困的具体策略上, 邓小平还提出了“先富带后富”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 扶贫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为此, 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贫困制度分析理论的基础上,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依靠制度创新, 推动扶贫开发工作。1994年, 国务院制定并开始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6年, 作出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 不断完善扶贫开发的制度建设。通过反贫困制度创新, 江泽民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反贫困制度分析理论, 在扶贫开发制度建设上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存在着小康社会发展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等问题和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科学发展观是在清楚认识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前提下提出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依然是我国贫困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 反贫困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必须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 千方百计求得快速发展, 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为此, 科学发展观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 从而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江泽民.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制度创新理论 篇9
一、相关概念的定义
(一) 复杂技术
对于复杂技术界定, 美国著名学者Kash和Rycroft (1998) 认为任何个人都无法完全正确理解, 并且能跨越时空进行充分沟通的产品或工艺技术就是复杂技术[1]。如航空器、电信设备、电子设备、汽车、计算机、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都属于复杂技术产品的范围。
(二) 制度与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诺斯认为, 被制定出来的一系列程序、规则、道德与伦理的行为规范称为制度[2]。由此可得出, 制度是为人所定义, 不仅包括正式的程序、规则, 而且包括非正式的伦理、道德等。制度安排与制度的涵义大致相同, 制度安排可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如政府、企业、医院、大学等等都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而意识形态、价值、习惯等就属于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范畴[3]。在本文中, 政府行为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
本文对于制度的定义基本是基于以上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观点。在本文研究中, 复杂技术的创新是受多种制度因素影响的, 而政府的制度因素对复杂技术的创新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当政府制定的有效正式制度与复杂技术创新相吻合时, 就会推动复杂技术的创新。
(三) 政府行为
目前, 对政府行为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尤其在复杂技术创新的政府行为的理论研究中是非常少见的。政府行为, 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 开展各种活动和具体行动来实现一定目的的过程, 具体包括指导、组织、协调、服务和控制等行为。具体主要有行政、经济、法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等手段[4]。整个政府职能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政府行为, 政府职能的具体体现形式可以是每一个环节活动或其全过程, 其实质是政府以一个拥有公共权力的自主性组织的身份, 与其外在环境进行延续性的互动[5]。
(四) 技术创新
从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开始,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起并组织关于技术创新与变革的研究, 作为倡议者和参与人的马奎斯和迈尔斯 (1969) , 在他们的研究报告《成功的工业创新》中将创新定义为技术变革的集合。他们认为, 是新思想和新概念催生了技术创新, 借助不断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终成功应用到一个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社会价值的新项目, 技术创新与变革就是一个复杂的生命过程[6]。
在傅家骥 (1998) 看来, 技术创新是一个生产经营系统, 企业家们可以借此获得商业利益, 抓住市场的潜在赢利机会, 重新组织生产要素和条件, 建立起高效率、强效能而低费用的生产体系, 继而进一步有效地推出新产品、新方法, 开辟新市场, 获得供给来源、新原料或建立新的组织。因而, 技术创新是一个综合了组织、科技、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过程[6]。
二、复杂技术创新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复杂技术关系到例如电力系统、国家安全信息系统、电信系统、航空航天产品、大型军事设施等国民经济的诸多重要行业。可以说, 一个国家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赖以生存和发展、提高国际地位, 必须加强与推进复杂技术的创新。
尽管复杂技术产品产量小, 但其凭借大规模、高单价的优势, 因此其在整个复杂技术产业的总值中占据着非常高的GDP份额, 且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轻视的作用。从英国学者Miller和Hob-day调查的英国各种产品数据的资料中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GDP中, 复杂技术产品的份额至少占据总数的11%, 且提供了不少于140万～430万个岗位[7]。同样地, 在Kash和Rycroft (2000) 的研究资料数据表明, 在1970年, 每30件世界上最具价值含量的出口货物中, 包含了复杂技术的货物比例只有43%, 但是, 到了1996年, 这个比例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84%。由此可见, 在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中, 复杂技术的地位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8]。据估计, 20%的建筑业产品是复杂技术产品, 如世博会展览中心、智能大夏和奥运会体育馆等, 从这可以看出, 在某些行业, 整个产业链都是围绕着复杂技术在运转的[9]。正是出于这些因素, 所以复杂技术所涉及的行业往往受到政府的高度规制和调控, 政府高度介入复杂技术产品的交易中。
三、复杂技术创新的因素分析之制度因素
(一) 复杂技术创新的各种制度影响因素
在众多的复杂技术创新的研究中, 学者们往往把制度因素作为关注的重要内容, 因为制度因素对复杂技术的创新影响非常大。
Lall (1987) 指出, 要提高技术能力, 必须依赖于具体国家中的具体产业环境。除了技术本身的特性影响外, 国家的禀赋 (技术人员、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发展经验等) 以及政府的政策都会对技术创新产生重要的影响[10]。Kim (1997) 在其制定的制度环境框架中指出, 除了技术学习机制所涉及的三种要素之外, 还包括正规教育、组织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政府政策等五种要素[11], 这五种要素在复杂技术创新的研究中作为制度要素来研究。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 还有其他制度因素的影响, 如科技人才政策中人力资源的供给和培养, 金融市场的支持等都是必不可缺的制度因素。
(二) 复杂技术创新的政府制度影响因素
复杂技术产品与规模化生产产品在管理实践上的一个明显差别就是来自制度层面, 其中政府行为的作用尤为突出。在众多的制度要素中, 许多学者关注更多的是政府行为对于后发国家政府政策的作用方式与方向。在实践过程中, 政府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学者Amsden (1989) 特别强调政府的作用, 指出政府不仅影响产业界的技术学习动力, 而且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产业界的学习, 甚至是整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速率[12]。而学者Kim (1997) 从市场机制的角度对政府行为决定类型进行了归类, 大体可以归纳为需求、供给和联结三个方面[11]。
政府行为表现在复杂技术上可以表现为技术需求层面上产业政策和供给层面上技术政策, 以及中性的宏观政策, 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个是为了促进整个工业发展而进行的水平干预;一个是政府为改善市场环境而进行的职能性干预;一个是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导向作用, 即选择性干预[13]。杨志刚 (2008) 通过对中国通信业的研究提出, 政府行为作用于复杂技术创新主要有两种重要的功能:一种是通过直接干预企业, 改变市场竞争结构, 一种是在技术转移过程中, 通过国家层次的谈判, 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13]。
政府行为在复杂技术创新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政府正确的干预, 可以为技术的创新谋取更多的机会与发展空间。政府既可以是复杂技术产品的使用者, 也可以是复杂技术产品的开发者。一般来说, 政府可以采用最直接的两种影响手段:一是规制行业技术标准, 二是政府的采购行为[13]。
正因为有政府的介入, 使得复杂技术的市场环境是在一个政府规制下的有限竞争或部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当然, 政府的干预行为, 导致在一国之内的市场竞争不激烈, 但这种情况仅出现在一国之内。实际上, 由于复杂技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 各国之间对复杂技术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
政府的作用不是复杂技术创新成功的唯一因素, 或者说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政府的作用在复杂技术创新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可以说, 政府的每一举动, 每项制度、措施的颁布与实施, 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复杂技术的创新, 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四、政府行为作用于复杂技术创新的理论依据
(一) 市场调节在复杂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有求必有供, 供需相辅。实现需求是供给活动发生的根本目的, 技术创新活动的发生是由复杂技术产品市场的需求所推动的。市场对复杂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 调节复杂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之间的供需关系。具体表现为:当供不应求时, 商品价格上涨, 需求量减少, 应按照市场价值规律适当增加商品的供应量;而当供过于求时, 商品价格下跌, 在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 需求量增加而供给减少; (2) 调节技术资源的分配关系。在市场的大环境下, 通过价格、利率等方式进行技术诱导, 实现经济资源流动与资源配置的优化; (3) 调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分配。
(二) 市场存在的缺陷, 政府可以弥补
市场在复杂技术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市场不是万能的, 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而在某些领域, 政府效率明显比私人部门效率高。作为复杂技术创新的发动者和推动者的政府, 对复杂技术创新进行干预, 例如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 通过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 可以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 政府行为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 复杂技术创新具有准公共产品效应和外溢效应
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内在特性[14]。从所属范畴来看, 复杂技术产品属于公共产品, 针对这类型的公共物品, 其不可能由市场来完全提供, 因此要求政府必须发挥其有效职能进行配置。尽管复杂技术比传统技术更具专业性、复杂性, 且模仿具有一定难度, 但从其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看, 技术创新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优势是其也有可能被外界模仿但却不必要增加额外的创新成本, 因此, 复杂技术的创新也依旧会产生外溢效应。所以, 政府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主动干预复杂技术的创新, 如颁布和完善一系列的保护复杂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等, 通过多种途径控制复杂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
(四) 政府行为的宏观调控作用
政府可以运用宏观调控的政策对复杂技术的创新进行干预和调节, 以达到创新的目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主要有人才、货币、税收、财政及金融等政策。政府在创新中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 用财政政策来说:当复杂技术产品出口下降时, 必然对国内投资环境造成一定的损害, 这时政府可以采用扩大投资的方式以减轻影响。政府甚至可以通过减免税收的方式来促进复杂技术的创新。又如货币政策:当面临技术经济增长缓慢和通货膨胀双重压力之时, 政府采取灵活从紧的货币政策, 可以避免经济的“硬着陆”, 但要根据实际状况灵活调整, 防止过度紧缩, 可实行谨慎加息。总之, 政府可以通过运用宏观调控的政策来促进复杂技术的创新。
制度创新理论 篇10
1 建国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新的成功实践
20世纪初,我国约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声称“全民健康完全由政府负责”,但它并没有将其当作大事来抓。直到1947年,县、乡卫生机构依然寥若晨星,规划中的村卫生员更是不见踪影。由于绝大多数人没有医疗保障,建国前,我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50‰,人均寿命仅有35岁,被外国人讥为“东亚病夫”。
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关注人民健康。党的二大纲领明确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福利,并初步提出发展人民卫生事业的理论。1922年7月,在毛泽东领导下,由李立三、易礼容和毛泽民具体筹建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减轻工人的生活负担,为根据地合作社发展提供了初步经验[1]。1932年4月12日,中央苏区政府正式通过《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提出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其中贸易与消费合作社主要解决革命战争和苏区人民生活的必需用品如盐、油、医药、布匹等供给问题[2]。
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医药合作社,是党在领导根据地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上创立的。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3]”至于如何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当时共产党有一个粗略的思路,即走合作的道路,通过发展合作社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创立的医药卫生合作社,由大众合作社与保健药社投资,并吸收民众团体及私人股金,其性质为“民办公助的卫生合作社”,在医务方面采取“中西合作,人兽齐治”的方针,社内有中西兽医门诊和中西药房,合作社医生不受办公时间限制,病人随到随诊,看病免费,药价低廉。到1946年,医药合作社发展到43个,分布于城乡各个地方,实现了当初提出的“为社会服务;方便群众,使百姓达到‘人财两旺’;教育群众注意防疫、保健,消除传染病,以便从事生产”的办社目的[4]。
应当指出,受西方合作主义影响,除共产党外,民间社会人士和国民党政府也对合作医疗制度创新作出了贡献。但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三者对合作医疗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民间社会人士如梁漱溟、晏阳初等领导的合作运动和合作医疗试验,由于其改良主义性质而最终归于失败;国民党政府试图废除传统中医药,且它主要创办“信用合作社”,以解决其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没有延伸到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医药卫生领域,从而也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比较而言,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与合作医疗试验最为成功。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既巧妙地利用互助共济传统和中医药资源,又不排斥西方现代医学及合作主义理论,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不但创新了合作医疗制度模式,还由此巩固了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对此,著名学者黄宗智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卫生领域,共产党十分可取地避免了囫囵吞下现代科学主义的错误,而国民党则几乎完全接受西方现代医学知识及其理论和价值观,认为传统医学不可取,并试图废除传统中医药、建立新的基于西方现代医学的卫生体系。虽然乡村改良主义人士提出重新培训乡村产婆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实际情况下,她们大多不可能脱离家庭参与新式训练。而接受过新式训练的“助产士”则不会进入农村服务于贫穷的农村人民。因此,他指出,国民党的卫生制度只见效于大城市,并没有对农村当时的卫生制度起实质性的改革作用[5]。对此,有国民党背景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也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过去的中国百年史,过于重视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比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 body)。其领导人不乏高远的理想,而他们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itituency),满腹经纶自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更何况渗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他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举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层结构,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6]。
可见,在战争年代,党真正做到了“两手抓”:一手抓革命战争,一手抓社会建设,通过基层合作事业发展促进人民群众政治认同,为战争提供有力的经济、政治保障,也为建国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新积累了初步经验。
2 建国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新的经验教训
建国后,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合作医疗的催化剂。张自宽等指出: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运动[7]。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促成了合作医疗制度的第二次创新,实现了合作医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使其在全国普及,为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出了很大贡献。
合作化运动前期,生产、供销合作及合作医疗等的发展总体上坚持了合作社的“三性”原则(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农民自愿探索、民主管理,群众对之也怀有希望,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帮我们挖穷根,合作医疗是帮我们挖病根”,但到了1958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跃进”运动使人民公社迅速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也随之得以快速、冒进式发展。这当然与毛泽东对农村卫生与合作医疗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1965年,毛泽东发布著名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而使合作医疗“遍地开花”,在全国迅速普及,出现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文革”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党和国家能历经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内乱却“乱而不垮”,主要是由于党长期培育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而一个相对公平的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普遍建立,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尽管当时农村公共卫生与普及教育的水平很低,但其覆盖面很广,广大群众不仅能普遍受益,还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明确指出,印度没有取得中国那样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在改革前对基本教育和普及医疗保健进行了社会准备。“当中国在1979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已经相当高,全国很多地区有良好的学校设施。……与此对比,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一情况没有多少改善。中国的健康条件,由于改革前当局对医疗保健像对教育一样作了社会投入,也比印度好得多。[8]”
可见,建国后合作医疗制度的第二次创新和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毛泽东在建国后倡导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虽然有很多失误,但他对农村卫生、合作医疗与教育工作的重视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看到,这种依靠个人魅力型权威推动的制度创新由于根基不稳而注定难以持续,因而注定了其在改革开放后走向衰落的历史结局。
3 新时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实践
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体,合作医疗迅速衰落,农民失去基本医疗保障。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温饱有余之后,健康长寿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乃至时代的风尚。于是,农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越来越突出。恢复重建传统合作医疗的努力虽断断续续,却也连续不断,且力度在不断加大。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于2002年10月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要求到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在经历了“非典”疫情后,党和政府加快了推进新农合制度建设的进度和力度。因此,新农合自2003年开始试点后进展顺利,短短6年时间,到2008年就在全国实现了100%覆盖。到2011年,全国参合人口达到8.32亿,新农合筹资力度不断加大,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升。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从2003年的30元提高到2011年的246元,受益人次从2004年的0.76亿人次提高到2011年的13.15亿人次,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0以上。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机制初步建立,全国基合农民住院医疗费用即时结2012年上半年已有超过34万人次获得补偿[9]。如今,农村居民每人每年只需要交几十元钱,看病就可得到较大比例的报销补偿,因而获得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国际社会对我国短期内初步解决8亿多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也给予高度评价。
值得欣慰的是,新农合的法制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今年《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已正式出台,国家层面的新农合条例也已上报国务院法制办,新农合将迎来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新阶段,标志着它将由原来的一种社区医疗互助合作的初级形式发展为一种正式的医疗保障制度。
新农合制度创新来之不易。改革开放后,随着传统合作医疗的衰落,党和政府曾多次试图恢复重建,但效果一直不彰。原因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合作医疗,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恢复重建,其遭受很多挫折与反复,应该说是必然的,因为它虽只是一个医疗保障问题,但却涉及到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等重大问题。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在新时期的伟大创新。而且,只有在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才有可能建立适合新时期中国国情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只有这样看,我们才能理解合作医疗恢复重建为何经历“几起几落”的艰难历程,也才能理解新农合制度创新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总之,新农合制度不是传统合作医疗的简单回归,而是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合作医疗这一传统制度以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了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创造性转化”,因而对于推进新时期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4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4.1 经验
4.1.1 注重尊重人民群众意愿和首创精神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新方法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现代的,而是实践的,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应用,是党尊重人民群众意愿和首创精神的结果。党在深入农村、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注重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注重对一些好的做法、经验加以总结,引导和支持制度创新,并及时提升为相关政策和制度。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作为全国的指导。[10]”合作医疗制度同样是农民的首创,李鹏曾明确指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11]”
4.1.2 重视对社会建设与卫生事业的领导
从建国前合作医疗等合作事业发展过程看,我们党从中国具体国情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一边致力于革命战争,一边致力于社会建设,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具体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注重对社会建设与合作社发展的领导,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断创新,是党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应用、注重对社会建设的领导、注重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问题的有力例证。
4.2 启示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特色”: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仅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品质,也阐明了百年合作医疗制度创新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4.2.1 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实践特色”
新农合制度创新靠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懈探索,尊重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通过实践创造的成果满足人民群众新期盼,才开创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药卫生改革新局面,找到了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办法”,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医改成就,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象。因此,新时期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必须突出“实践特色”,通过深化医改,使卫生事业在实践层面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建立起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富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4.2.2 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理论特色”
马克思主义卫生理论是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携手并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卫生理论创新应根据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实践的探索而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与卫生改革和抗击“非典”疫情的伟大实践密切相关。2003年10月,胡锦涛明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12]”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明确指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这一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卫生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期,深化新医改需要更加注重理论创新,使丰富的医改实践在理论上获得新的升华,从而形成更有说服力、影响力和指导力的马克思主义卫生理论创新成果。
4.2.3 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民族特色”
沃尔顿·H.汉密尔顿指出:“我们无法孤立地研究医疗体制。它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部分,它与社会的整体结构紧密相联,不可分割。[13]”可见,卫生事业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卫生理论中国化离不开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因而具有民族特色。这一点,从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得到有力的印证。新时期,深化新医改必须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丰富营养,并将此贯穿于医改实践的全过程,使医改实践更加契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心理与健康需求,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民族特色,从而为其他民族、国家解决医疗卫生问题提供新的经验,为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卫生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4.2.4 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时代特色”
累犯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篇11
关键词：累犯；累犯制度；刑法理论；司法政策
我国刑法学对累犯制度经历了三次大极端的研究，通过重新定义累犯的概念，并对累犯的主体、主观及成立条件进行了讨论，对关于人身危险性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对其它的例如：累犯的时间、罪次、刑度、法域及处罚等诸多问题也进行了多次的研究，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这些问题上经历了长期的研究与实践，理论观点也已经不断成熟，也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在我国法学界成为了一个惯性的制度。
一、累犯的概念
累犯在我国罪犯学、刑法学都有定义，犯罪学里指出累犯即是多次、屡次犯罪行为，多对犯罪行为人的事实情况分析。刑法学里指出累犯作为一种犯罪行为人的类型，更侧重的是法律特性里构成累犯的定义。即总结为“事实产生的累犯和法律系统认定的累犯这两种认知”。我国《刑法》规定：触犯我国刑法被判处哟罪的犯罪嫌疑人，刑法处罚结束后，5年之内再次触犯刑法犯罪的便是刑法累犯，应该加重处罚的判处。但是过失犯罪除外。这即是我国现行的累犯制度。也单独指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后的不论时间长短而再次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定位为累犯论处。我国刑法把累犯分为特殊累犯及一般累犯等。
二、累犯的研究概况
累犯制度属于我国许多重要的刑罚制度中的一种。从建国到现在，我国学术界对累犯制度的分类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阶段是从国家成立到79版刑法典的诞生和实行。刑法学的研究首先分为1949年到1956年间的开始和初步发展的过程，还有从1957年后期至1976年中间因受到打击中止的阶段。累犯制度也因为刑法学的停滞受到影响，研究几乎没有进展。
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刑法典到1997年新刑法典诞生前的时期。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关于累犯概念、累犯的种类、累犯的构成条件、以及累犯为何从重处罚等的依据还有关于怎么处罚累犯和它们遵循的原则等问题，在刑法典修缮的有限时间内，从单纯对累犯制度的研究逐步转向我国立法对累犯制度的修改和完善上。累犯制度的研究偏向对累犯概念的正确理解和对累犯制度正确执法的研究，这些都属于对累犯制度的层次比较基础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开始研究且重视刑事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的观点，并将它们添加到累犯制度的立法中。有些学者从外国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和我国刑法学中累犯制度的差异来考察和比较和探讨，以期丰富和完善我国刑法学中的累犯制度。对外国累犯制度的总结和介绍比较浅显，未经过系统的对比和研究，缺少全面性、系统性、没有深入地在某个层次和方面进行仔细研究，缺乏创新性和开拓性。
三阶段是从1997年刑法典颁布为起点。这个时期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全面地深入探讨了累犯制度在刑法的定义、累犯制度的种类和累犯制度的构成条件还有如何从重处罚累犯的依据和怎样处罚的累犯的原则等制度完善的问题，更加关注累犯行为人中心理论等问题。
三、论累犯制度的修正及改革
我国在1997年对1979年刑法中的累犯制度进行了修改：①将罪犯前后犯案的间隔时间从3年改为较长的5年，从而通过实际把累犯的涵盖范围扩大了；②把原来累犯制度中涉及到的反革命犯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也是适应世界环境和国内形势发展的改正；③坚持累犯犯罪从重处罚原则，也更加的关注刑罚制度对累犯犯罪的矫正。到现在社会制度的不断进步刑法法律也更加完善，累犯制度的修正对我国刑法制度、理论完善起了积极作用，下面将系统阐述“一出两进”的具体修正及改革方向。一进是指的是对累犯的从重对罚方面，是累犯制度的限制和减刑。其条件适用于被判处死缓的因为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投放危险物的累犯或者犯罪分子，会酌量根据其犯罪情节的严重以及对社会的危害，可以对他们减刑，之前的立法中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再进是针对特殊累犯来讲的，指的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的累犯处罚力度加大，根据国内外的形式对已经执行完处罚或者赦免后的罪犯，如若在有生之年的任一阶段再次危害国家安全的，即构成累犯。之前我国刑法对于特殊累犯的范围仅仅局限在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上，并没有针对再次犯危害国家安全的累犯。随着犯罪率的升高，之前的对于特殊累犯的刑法制度已经不能很好的震慑、抑制犯罪的目的，因为其定义范围不适合现在国内外罪犯的发展形势。一出是将对五年内再次犯案的罪犯的規定范围里的未成年人排除在外了，因为未成年人的性格和生理、心理特征还不稳定和成熟，应当从处罚方面的侧重逐步加大到预防管理方面，减少未成年的犯罪率。
四、总结
经历了几次的修改和完善，我国的累犯制度已趋向于更加的合理、科学。因为我国司法理论出现晚于社会现实，所以需要关于累犯制度的立法需要不停地跟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和步伐，时时校正和修善，以期累犯制度在未来更加的适应社会，更好地发挥防微杜渐的功能。
参考文献：
[1]邓磊.试论中国的累犯制度[D].安徽大学，2011
[2]孙平.累犯制度理论研究综述[J]山东警察学院报，2010（2）
作者简介：
理论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篇1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中国经济总量已上升到世界第四位,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中国已经进入小康阶段。但是, 我们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表现为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因此, 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 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可见, 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 使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党所承担的历史重任统一起来, 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根本目标。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因此, 科学发展观解决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有关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我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界定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性质, 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 制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措施, 成为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十七大总结了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起飞阶段的新的实践经验与认识经验, 集中全党全民的智慧, 作出了五个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创新。那就是:一个主题, 五大创新。
“一个主题”,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具体点说, 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努力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 力求实现中国现代化起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统摄起科学发展观的方方面面, 支撑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建设纲领。也正是围绕这个主题, 十七大报告作出了五个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创新。
第一大创新, 就是比以往更简明扼要、完整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新时期的伟大旗帜与指导思想。
第二大创新, 就是简要系统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生长点, 新时期统摄全局的指导方针。
第三大创新, 就是把民主政治、文化创新和社会建设提到了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的重大举措, 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的有机体指明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第四大创新, 就是更加鲜明地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政外交的统一性、协调性、整体性:对内强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台强调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外强调和平发展、和谐世界。
第五大创新, 就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 推进党和军队的改革与建设,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大支柱与安全保障。
一个主题、五大创新汇总到一起, 就使十七大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乃至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新时期的政治宣言与行动纲领, 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胡总书记的7·23讲话在科学发展观的论述上又有很多新提法, 比如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 对它的理论地位作了新的阐述。比如讲到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还谈到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强大力量, 关键是我们怎么落实, 怎么真正体现出来。一个内涵深刻的新提法是对于生态文明的界定, 认为生态文明是涉及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的战略任务, 生态文明包括生产方式的根本性的变革, 不是一个小打小闹的变革, 这个内涵相当深刻。生产方式的变革, 是生产力的发展, 甚至生产力的调整上要做文章。生活方式的变革, 生活方式是不是绿色的文明的, 总书记放在生产力方式的根本变革位置上来提, 内涵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