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碳排放量研究

沈阳市碳排放量研究（精选11篇）

沈阳市碳排放量研究 篇1

引言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准确掌握各地的碳排放量。沈阳市在经济活动过程中需要消耗氧气并产生CO2,具体经济活动包括燃烧化石燃料、工业过程、生物呼吸、土壤呼吸等。当然,沈阳市在从事经济活动中也会消耗CO2,如生物的光合作用。化石燃料燃烧包括煤、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化石燃料都通过与氧气发生化学作用从而将化学能转化为热能服务于经济系统。由于化石燃料的数据主要来自《沈阳统计年鉴》,而《沈阳统计年鉴》统计的区域经济系统输入输出的化石燃料仅包括煤炭、汽油、煤油、柴油和天然气,因此本文所统计的化石燃料也仅包括煤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和天然气。虽然不同质量的煤含碳量不同,其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也不相同。 但由于资源的可获得性限制,也考虑到资料的同比性,本文并没有区分不同质量的煤、不同质量的石油。由于所含碳元素的量不同,每吨化石燃料燃烧所需要的氧气量也不相同,一般来说每吨煤含碳0.85吨,氧化系数0.982;每吨油含碳0.707吨,氧化系数0.918;每吨天然气含碳0.483吨,氧化系数0.98。 由于化石燃料燃烧的结果是燃料中的碳元素与氧元素化合成CO2,所以可以根据CO2的分子式计算出CO2产生量。

单位:万吨

在计算区域经济系统的物质流时,需要计算与经济系统相关的由于生物呼吸产生的CO2。生物呼吸主要包括植物、 人、动物与土壤四个部分。植物光合作用消耗的CO2量可以近似地用农产品产量乘以1.47求得。

一、沈阳市碳排放量计算

人类呼吸消耗的氧气可以用沈阳市消费的全部食品量0.283(单永娟.2007)进行估算。相应地人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则用全部食品量乘以0.389。动物的呼吸消耗的氧气可以根据各类动物(牛、羊、猪和三鸟等)的数量乘以相应类别年均呼吸消耗氧气量得到。由于沈阳市居民消费的肉类是按重量统计的,而计算动物呼吸量时理应考虑生产肉类产肉率, 根据内蒙古的数据计算所得,每头猪90.69公斤;牛153.83公斤。沈阳市年消费的牛折算为:计算呼吸时需要再除以2得到年平均数。另外,出于统计的便利。

排放二氧化碳是开放系统存在的必然现实,也是维系系统平衡的最基本要件。经济系统的碳排放本身无所谓好坏, 但是决定着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本节在前述章节碳排放量计算基础上,对沈阳市经济系统的碳排放状态进行评价。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理论研究的有限性,本文不可能穷尽统计沈阳市经济系统的碳排放量。但是本研究保持了各年份变量统计的一致性,所以计算结果可以用来分析沈阳市碳排放状况与发展趋势。沈阳市的碳排放量一直以慢于GDP增长率的速度在发展,即碳排放量与GDP发生的相对脱钩。

二、沈阳市物质流的变化过程影响因素

沈阳市物质流的变化过程与发展趋势既受自身条件的影响,也受宏观因素的制约。沈阳市优先受惠于中国的国家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后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又在改革开放后率先对经济结构进行了大幅调整。这也造成了沈阳市在改革开放前碳排放量大幅增加,而改革开放后碳排放量增加幅度逐渐放缓。沈阳市所处的优势国际国内地位,使得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加。1985年沈阳市人口还只有6 063 377。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沈阳市人口达到8 106 171人。人口增长是促进沈阳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同时也必然带来消费量的增加,从而使得经济系统所需要的输入物质也相应增加。沈阳市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以“大工业、大城市”为指导思想的,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工业化影响了沈阳市的统一规划,带来了严重污染,也造成一部分决策者以及学者始终保持着对工业的偏爱。

三、沈阳市减少碳排放相关建议

根据产业生态学原理设计的低碳产业链,沈阳市推行低碳生活方式需要模仿生态网络打造新型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改善GDP构成,建立能够协调生产和环境保护关系的低碳产业体系。沈阳市政府可以通过低碳课程、低碳活动等形式将低碳思想融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去,培育低碳经济的最广泛基础,推行低碳生活方式。培育废弃物定点摆放,分类收集,合理利用;引导公众减少物质消费量,提倡市民重拎布袋子、菜篮子;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鼓励居民进行文化创作,不断丰富文化的内涵,以非物质消费代替物质消费。

沈阳市推行低碳生活方式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考虑, 需要包括政府、企业与普通公众在内的所有成员的积极参与, 更需要各成员付出自己广博的智慧和在技术、制度上的创造力。另外,物质流方法存在本身的重要缺陷,即仅统计物质的数据,而不考虑物质的种类与环境属性。尽管如此,物质流方法仍不失为一种研究低碳经济的有用工具。所以作者在能力范围内以物质流为主要分析工具对沈阳市低碳生活方式加以探讨,希望以此引起共鸣。

摘要：以沈阳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努力分析碳排放量减缓速度相对不足的原因,并提出沈阳市推行低碳生活的途径及减少碳排放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沈阳市,碳排放量,低碳生活,低碳环保

沈阳市碳排放量研究 篇2

碳标签是指把商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信息以标签的形式标识出来，以告知消费者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也称为碳足迹。由于有了产品上的碳标签信息，利用商品上加注碳足迹标签的方式可以引导消费者选择更低碳排放的商品，从而达到减少碳排放、缓解气候变化的目的。目前，已有 12个国家及地区通过立法要求其企业实行碳标签制度，全球有一千多家著名企业将“低碳”作为其供应链的目标之一。如日本已于 2011 年 4 月开始实施农产品碳标签制度，要求摆放在商店的农产品通过碳标签向消费者显示其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 2008 年通过了“2009 年碳标签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碳标签制度;家乐福、IBM、宜家等均已要求其供应商提供碳标签。

为了能将碳标签体系推广到世界各国以降低全球碳排放，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考虑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着手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商品时加注碳标签。在这样一个碳标签应用大背景下，碳标签已经成为部分国家，尤其是走完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等国贸易保护的一种手段，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各种不利的冲击，比如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国际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份额减少以及多边贸易冲突加剧等。

这种情势意味着我国发展碳标签体系政策已迫在眉睫，基于此，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等借鉴国际标准组织已经发布的标准和英国 Carbon Trust 的 PAS2050 标准，尝试搭建中国碳标签体系的框架。在具体的实施上，2009 年 6 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英国标准协会在北京共同主办了 PAS2050 中文版发布会，以推动建立碳标签制度在我国的试点工作。在现有的国内外关于碳标签的研究中，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体现在碳标签对消费者的影响上。部分学者从碳标签对消费者及生产厂家行为影响上进行了研究，学者 Shane等认为碳标签的市场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碳标签的认知程度和标签公信力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帅传敏等通过实证方法发现碳标签会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贴有碳标签的低碳产品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于学历层次和月收入水平等人口变量对消费者低碳标产品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而且从产品替代性方面，与没有碳标签的同类产品相比，拥有更多产品信息的产品具有更高的替代弹性。据统计，67% 的顾客更倾向于购买低碳足迹产品，约 44% 的顾客愿意转向购买低碳足迹产品。本文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考虑产品贴上碳标签后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考虑低碳消费者、企业、政府(环保机构)之间的博弈行为，解决碳标签标准的设置问题;第二，碳排放标签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模型说明及相关假设

2.1 碳标签

当前市场上的碳标签主要有两种类型，分别为二氧化碳当量标签和分级标签，其特征见表 1。相对于具体的碳足迹数据标签，分级标签具有直观，更易于实施的特点。二氧化碳当量标签以英国碳标签为代表;而碳等级标签以美国的 Climate Conscious Carbon Label、香港地区的LCMP 标签为代表。而这两种标签关于低碳标准(碳等级)所对应的碳足迹高低的制定则是企业最为关注的。只有自身产品的碳排放能够达到标准，那么其所付出的努力才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否则减排努力就无法为企业创造收益。而碳标签划分级别的方式可以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单位碳产出率有直观的了解，可以更清晰地引导消费者进行低碳产品的消费，如家电行业的能效分级。本文将考虑碳标签达标标准如何设定才能使社会效益最大化。

2.2 消费者需求

碳标签可以直观地引导购买者和消费者选择更低碳排放的产品，从而达到低碳和节能的目的。碳标签只是标示了单位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环保程度)，要真正发挥效果，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消费者具有保护气候和环境的倾向，即拥有足够的环保意识，对于更加环保的产品拥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强对消费者消费观念的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对于消费者需求提出以下假设 ：消费者需求与产品碳排放的负相关关系。碳标签将影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绿色程度更高的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更高，绿色程度更低的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更低。如电饭煲、电风扇等四类生活小家电在贴上新能效标识后，相比未贴新能效标识的产品增加 20% ～ 30%。

因此，我们假设产品的绿色程度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呈正相关的关系，即某一产品的单位碳排放越低则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越大(与碳减排正相关)。本文中考虑的减排主要是通过技术投资减排，主要考虑企业技术投资减排，这是因为技术投资减排已经成为我国直接减少碳排放来的主要方式。2012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了《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明确我国将有 2.366 万亿资金投向节能减排领域。洁净煤技术、火电行业中的脱碳技术和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等碳减排的方式是从源头控制碳排放的主要方式。

3.结束语

当需求对产品的碳足迹敏感时，企业的产量决策就转化为了对产品减排的决策，企业的减排决策与消费者对碳足迹的敏感度，以及企业自身的技术减排能力密切相关。消费者越注重消费低碳排放的产品，企业自身的技术减排能力越强，那么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就越低。在碳标签政策的有效实施分析中，可以得到如下管理启示 ：第一，选择合适的碳排放标准至关重要。某一个碳标签标准对于一部分群体来说可能是最优的策略，但是如果综合考虑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则很可能不是最优的碳标签标准。所以在制定碳标签时，需要明确当时社会阶段所需要追求的目标，以此为准则进行决策;第二，考虑碳的排放的处理成本，靠单纯的碳标签政策并不能够完全解决碳排放的问题，即使通过碳标签的激励方式也不能够有效提升该产品的社会福利，对于不增加社会福利的产品，政府应予以禁止销售或者关闭，如小作坊的火电厂、钢铁厂等。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篇3

关键词：能源消耗；碳排放；经济增长

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气候变暖、雾霾天气、河流污染等等，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耗国，也就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二、理论分析

（一）能源Energy、环境Economy、经济Environment理论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能源、环境、经济（3E）系统理论，这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化和操作化。这一理论强调了能源、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综合平衡与协调发展，以及对各子系统之间交互作用程度测算方法和模型的研究。

但是，我国在实践能源—经济—环境理论时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冲突，例如发展传统行业会排放出大量的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这些都将造成环境污染。同时，国际上的相关条约也制约了我国的能源发展，我国也在履约中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一切也都在提示我国，要真正将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的和谐统一起来。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是用来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曲线。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增长程度而先增大后减小，呈现倒U型形状。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也相对较轻，但发展经济就更多的投入，因而环境污染会更加明显，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即“拐点”时，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清洁能源，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些都会对环境产生正效应，从而使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

三、实证分析及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和说明

为了能够全面系统地揭示天津市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应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作了解析。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96-2011年，检验生产总值，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能源消耗总量这些变量的平稳性。数据主要来源于《天津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

构建一个包含上述四个变量的生产函数：Yt=fKt，Lt，Et

采取自然对数形式的计量模型：

lnYt=α0+α1lnKt+α2lnLt+α3lnEt+μt

其中，t表示时间，t=1996，1997……2011；μt為随机误差项。

（二）ADF检验

首先，对lnYt、lnKt、lnLt、lnEt进行ADF检验。

经过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的原时间数据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而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则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这说明lnYt、lnKt、lnLt、lnEt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即：

ΔlnYt～I1、ΔlnKt～I1、ΔlnLt～I1、ΔlnEt～I1。

因此，天津市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人数四者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整理如下：

lnYt=17.00137+0.652541lnKt-1.764133lnLt+1.187918lnEt

上式表明，天津市生产总值与资本存量、能源消耗呈正相关，与劳动力人数呈负相关；数据显示资本存量每上升1%，生产总值上升0.652541%；劳动力人数每上升1%，生产总值下降1.764133%；能源消耗量每上升1%，生产总值上升1.187918%。因此，在众多影响天津市生产总值的因素中，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耗所占比例比较大，而劳动力人数前系数为负，说明劳动力过度增加反而会使得生产总值下降。由此可以判断出天津市产业结构已经开始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源密集型转化，其中，能源消耗起了重要作用，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能源消耗便成为最快捷的方式，这就解释了天津市最近几年能源消耗为何急剧增加。

通过以上的分析，得出天津市生产总值与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以及能源消耗的一阶差分序列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在模型中加入一阶滞后项，回归得到：

lnYt=9.339910+0.5300591lnKt-0.292136lnKt-1+0.559284lnLt-1.791885lnLt-1+1.730723lnEt+0.019903lnEt-1

其中，显著性水平为0.10，R2=0.996933，拟合度很好。

（三）Granger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ΔlnYt不是引致ΔlnEt的Granger原因”，即认为生产总值对能源消耗没有影响；拒绝“ΔlnEt不是引致ΔlnYt的Granger原因”，即认为“能源消耗对生产总值有影响”，这与之前一般认为提高能源消耗会影响生产总值的现象是吻合的，但是能源消耗与生产总值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系统全面的分析了天津市生产总值、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整理了有关可持续发展以及“3E”系统理论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软件进行实证检验，对天津市生产总值、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能源消耗四者之间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试图解决在环境污染的大背景下天津市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低碳经济之路，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本文通过对天津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的碳排放一直保持着高速递增的趋势，然而天津市也在不断作出调整，出台相关政策，使得能源消耗开始逐步降低。

第二，本文将本存量和劳动力人数这两个变量加入到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中，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资本和劳动力这一个四变量的计量分析模型，从而使得检验的结果更具有一般性。结果表明天津市目前的经济增长对于能源需求还是比较大，是否能够顺利实行节能减排政策，对日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

从以上的结论分析可知，目前，天津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从人口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表现出了高能耗以及高排放的特点，即粗放式经济增长，这一转变并不利于天津市的转型，反而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本文确定以下三条建议：

第一，要将低碳经济放在重要位置，降低碳排放量，这需要各个大中小企业的积极参与，各行业各企业不断向低碳产业转变，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第二，加快清洁能源生产，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引进先进技术。如核电、风能、太阳能等，这些均可减少碳排放量，做到节约能源、降低排放、发展循环经济。

第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这是在3R（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路径，在各个行业，尤其是工业行业倡导这一模式，可以大幅度减少能源消耗，进而减少工业行业碳排放。

天津市要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节能减排政策出发，正确处理好能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完成天津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高天津市经济发展的质量，从而为实现天津市经济发展的飞越奠定坚实的基础。（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广明，黄有光.区域生态产业网络的经济分析——一个简单的成本效益模型[J]. 中国工业经济，2010，2： 5～15.

[2] 王国印.论产业生态化的两种形式及其耦合[J].当代经济研究，2012，11：71～80.

沈阳市碳排放量研究 篇4

李永乐等[2]从宏观层面建立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框架, 提出增加碳汇用地和减少碳源用地两条路径, 优化农用地结构和建设用地布局。文章通过建立能源消费碳排放模型, 核算濮阳市2009-2013年濮阳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 对濮阳市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低碳优化探讨, 并提出低碳土地利用优化调控对策及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濮阳市位于位于东亚中纬地带, 河南省东北部, 地处黄河下游, 冀、鲁、豫三省交界处, 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截止2013年末, 全市辖三个市区五个县, 总人口达358.4万, 总土地面积4188km2。随着濮阳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 人类活动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将更加显著, 为充分反映区域生产性土地的碳吸收服务功能, 准确表征能源消费碳排放对区域环境造成的压力, 文章将对濮阳市2009-2015年期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进行核算。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能源消费碳排放模型

国内外对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主要有实测法、物料衡量法和排放系数法, 另外也有采用生命周期法、模型法和综合决策树法等来估算碳排放量这些方法各有所长, 互为补充[3]。本研究主要采用缺省碳排放因子来核算基于能源消费的土地利用碳排放。目前主要的能源有化石能源、电能、生物质能、水能、风能、核能、太阳能等, 文章主要研究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消费。

能源消费碳排放公式[4]为:

式中:Ce为能源碳排放总量;i为主要能源消费种类;Ei为能源消费量 (104t标准煤) ;fi为能源标准煤折算系数;ci为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t C/t标准煤) 。参照《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附录能源碳排放系数和标准煤折算系数。

单位GDP排放强度[5]即碳排放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 在碳效益分析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文章采用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来反映濮阳市土地利用碳排放情况。

2.2 数据来源

土地基础数据:濮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2009-2013年) 。

能源消费数据:濮阳市统计年鉴 (2009-2014年) 。

其他数据:濮阳市统计年鉴;自然、社会经济方面的文字资料和图件资料。

3 结果与分析

濮阳市2009-2013年期间, 2011年能源总消耗量达到最高, 石油消耗量占主要能源消耗比重, 天然气消耗量低于煤制品和石油。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和能源排放系数, 利用公式 (1) 对濮阳市2009-2013年能源消耗排放总量进行核算, 结果表明:濮阳市碳排放总量呈先升后降变化趋势, 2011年濮阳市碳排放总量最高达440.49万t, 具体如下图1所示。

利用公式 (2) 进行单位GDP碳排放量核算, 结果表明2009-2013年濮阳市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从2009年的0.59t/万元下降到2013年的0.38万元, 下降了0.21t/万元。这充分表明了濮阳市市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效果。

4 结论与建议

(1) 文章利用能源消费碳排放模型对濮阳市2009-2013年碳排放总量进行了核算, 由于2009年濮阳市经济进入赶超发展阶段, 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 碳排放总量增幅较大, 2011年碳排放总量达到最高, 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说明濮阳市在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优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2) 建设用地是主要碳源地, 也是控制碳排放和实施碳减排的重点[7]。建设用地承载了工业、建筑、交通、商服、居住等行业, 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地区, 濮阳市五年来建设用地面积增长过快, 大大增加了碳排放负担。 (3) 濮阳市未来可通过增加林业用地面积, 适当调整耕地、草地、林地和建设用地之间的比例, 对建设用地总量进行控制, 通过土地利用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和指标进行层层控制, 抑制建设用地过快增长。

参考文献

[1]Lau, L. (2009) .Low-carbon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Xinhua Digest, (1) , 26-27.

[2]Fang J Y, Chen A P, Peng C H, et al.Changes in forest biomass carbon storge in China between 1949 and 1998[J].Science, 2001;2320-2322.

[3]李永乐, 吴群, 等.土地利用变化与低碳经济实现:一个分析框架[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0, 27 (5) :14.

[4]徐国泉, 刘泽源, 等.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6) :158-161.

[5]张德英.我国工业部门碳源排碳量估算方法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 2005.

[6]蓝家程, 傅瓦利, 等.重庆市不同土地利用碳排放及碳足迹分析[J].水土保持学报, 2012, 26 (1) :147-149.

沈阳市碳排放量研究 篇5

摘 要：本文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试行现状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碳排放交易的本质入手，运用假设数据的方法描述碳排放权交易的具体过程。结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现状与实践情况，通过分析研究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总结其先进经验，为构建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提供参考。最后将重点落到重庆市试点上，通过事实与数据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在立法位阶、市场活跃度、初始分配模式、監管制度及责任追究机制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碳排放权；市场交易；重庆市；法律制度；法律责任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本质

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来控制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达到保护环境、促进发展共赢的目的，本质上是一种排污权交易（即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概念[1]。环境有多大的容量，就是在不造成环境永久性损害的前提下，环境可以容纳多少污染物[2]。它就像是一个气球，每个国家都将CO2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其中，如果不加以限制，“气球”就会爆炸。于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各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与研究，力求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之道。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排污权交易制度进行了初步构想，其后，《京都议定书》基本构建完成碳排放权交易制度[3]。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内容，可作如下假设：

由上表不难看出：①不管甲乙丙丁四国的结果怎样，总体上，确确实实为地球减排了5X；②完成承诺减排目标的国家有利可图，未完成的国家需多花成本。

由此可见，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对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的有利可图会吸引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主动减排、清洁生产，省去治污费用以降低企业成本。

二、国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

纵观全球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国家，欧盟走在了前列。自2002年签署《京都议定书》以来，欧盟积极落实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为全球碳减排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与欧盟不同，美国目前没有承担《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强制减排义务，仅在部分区域或州形成了各自碳排放体系。而且各个体系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运行各不相同，均有其优势与不足之处。鉴于我国即将在2017年试行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没有统一体系的美国不太符合我国国情，所以在此我们重点探讨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1.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状况

2003年10月欧盟颁布了统一的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在共同体内建立温室气体排放量交易框架指令》，该指令对实现《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目标，欧盟碳交易市场所涵盖的强制减排行业均做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宣告了欧盟ETS的建立，并且规定了欧盟碳交易市场所涵盖的强制减排行业 [4]。同时，为了使各项指标更好的指导实践，欧盟还颁布了各项具体的法律法规，如，对欧盟碳排放总量进行统一化规定的决定、用来规制排放配额分配方式之拍卖的《拍卖法规》等。

2.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

目前碳排放初始分配主要有四种模式，即“免费分配”“固定价格出售”“拍卖”和“免费与有偿相结合的混合分配”[5]。欧盟在碳排放权交易的配额管理上主要采取由政府免费分配逐步过渡到拍卖的方式。在2012年之前，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由政府免费分配；然后在2013年至2027年，政府免费分配方式与拍卖并存，但是以拍卖为主；2027年之后，取消由政府免费分配配额的方式，全部采用拍卖的方式获得碳排放权配额。

3.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制度

在监管方面，2012年欧盟颁布了《加强欧盟碳交易计划市场监管的框架》，确立了欧盟碳排放权交易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负责监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违法行为。其次，建立了欧盟独立交易登记系统，负责对所有碳排放权交易进行详细记录和核查；然后还规定各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各国的监管机构对各成员国内的交易制度进行具体的监管。

4.碳排放权交易责任追究机制

根据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框架指令》的相关规定，碳排放权交易违约的处罚实行阶段性惩罚。在交易实行的第一个阶段，如果超额排放一公吨二氧化碳，需要罚款四十欧元；如果在交易的第二阶段再次违约，每超额排放一公吨二氧化碳，就要被罚款一百欧元。除此之外，在当年接受罚款后，还会在下一年的本应得的排放额中减去上一年超过的排放额。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现状与实践

1.我国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有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以及包括重庆市在内的试点省市出台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性文件和各交易所的规章制度（多达107部）。这些基本构成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现行法律制度框架。

这种法律制度体系，一方面，适应了我国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有利于短期的、快速的实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构建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实践经验。以重庆市为例，有关碳排放权交易共有5部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涉及配额管理、核算核查、监督管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功能较为齐全，在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体系。另一方面，放眼全国，各试点根据国家政策法规的指导自行管理，有可能会导致各地方监管差异较大，最后难以形成宏观层面的统一监管体系[6]。例如湖北省试点的地方政策法规多达31部，而深圳仅4部。

2.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践现状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8月底，中国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累计交易地方配额约4024万吨，成交额约12亿元；累计拍卖配额约1664万吨，成交额约8亿元。而被纳入排控企业的履约率也在上升，2014年和2015年履约率分别达到96%和98%以上。根据平台公布的数据，最近一个星期，上海平均日成交量约3万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重庆市的交易市场始终低迷，除偶有成交量大的个案外，整体市场交易量低，甚至多日陷于零交易量的尴尬境地。

四、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试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位阶低

从我国七个省市试点工作的立法现状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立法主要为地方政府或发改委制定的《暂行办法》，其法律位阶较低、法律规范效力等级明显不足。反映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就是《暂行办法》只能作为审判的参照依据，而不能作为执行依据，这导致碳排放权交易在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法律适用上的空白。而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单行法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四部。这些法律只能调整碳排放权交易中的部分问题而不能涵盖全部，因此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引导性，且在实践过程中的可行性也不高，只是起到一个补充解释的作用。

2.交易主体积极性不高，市场活跃度低

从上文相关数据来看，重庆市碳交易权排放市场活跃度低，交易主体（即纳入碳交易市场的企业）积极性不高。主要两个方面的原因：①碳排放权交易经济价值小。交易主题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带来的经济利益，而目前的碳市场中用于交易的碳排放权经济价值较小，无法为企业带来当前可见的实质利益，其潜在价值又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企业无利可图，更多时候是出于环保责任与政府的强制要求被动进行交易，主动性不强。②投资主体少，市场范围局限。投资，使得市场拥有了良好的流动性，同时也可以提高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效率及对碳排放权的合理定价[7]。由于重庆市乃至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范围具有区域局限性，确少甚至没有投资主体。这就导致了整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流动性不强，进而影响市场活跃度。

3.初始分配方式不合理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指，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体系内，在政府或其主管部门等分配主体的主导下，依靠既定的分配原则、规制和方式，在碳排放主体间分配碳排放总量的行为、过程及其所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的总和。初始分配通常采用有偿分配与无偿分配等两种方式。据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重庆市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采取的是无偿分配方式，具体步骤是“配额管理企业自主申报排放量—主管部门确定配额量—主管部门调整配额量”。从理论上来看，单纯地使用无偿分配方式不能提供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基础[9]。企业从主管部门处无偿获得配额，但考虑到无法预知政府政策走向所存在的风险，往往不愿出售手中剩余的配额，这就造成了市场交易量不足和活跃度不高。从实践中看，这种分配方式还存在两种弊端：首先，由企业自主申报排放量易导致企业通过超额申报排放量来排斥其责任；其次，在现实交易中，完全由主管部门调整并最终确定配额量，难以保证初始分配的公平和效率。

4.监管機构设置和权限分配不明确

《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市发展改革委作为全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碳排放权的监督管理和交易工作的组织实施及综合协调。从而确定了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主管部门地位。同时还规定，市发改委应当对配额管理单位，交易所的各项活动加强监管，还赋予了主管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权。而加强管理的力度，加强管理的具体措施并没有相关立法予以规定，同时对于其他方面也没有规定有效的监控措施。另外《暂行办法》还规定了其他机构如市金融办、市财政局、市经济委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管理工作。但发改委至今也没有出台相关法律规范，明确各自的法律职权，导致各监管与法律部门无法可依、权限不明。

5.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

在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过程中，涉及配额管理单位、核查机构、交易所和监管人员这几方主体，《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分别对这四方主体的违法行为的制裁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通报违规行为、取消评优评先、不予财政补助的处罚措施与罚款、处分相比力度较弱，对相关违法主体不具有威慑力；其二，规定有违法违规行为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对实施哪些行为违法违规规定不具体，实践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自由裁量权较大，容易造成监管人员滥用职权，损害交易主体的权益。

五、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试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建议。

1.提高碳排放权交易规范的法律位阶

中央政府可以就碳排放权交易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首先，这属于为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为的需要而制定法规的事项；其次，因碳排放权交易将于2017年在全国建立统一市场，故属于全国性的工作；最后，碳排放权交易涉及的范围较广，不专属于某一区域或者委员会的行政工作[8]。因此，我国将来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规范制定主体可以是中央政府，这样既能提高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等级位阶，同时也便于实现其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对接。

2.鼓励投资及开发碳金融业务

碳排放权交易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发展很不稳定，风险较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法规来保证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稳定，在有充分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使投资者放心地参加到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投资中来，促进整个市场的繁荣。此外，还可以对投资者进行碳排放投资知识的教育，加强其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以及投资收益的影响因素等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增强投资者信心。此外，还应当，鼓励开发碳金融业务。例如尝试推动配额托管交易制度等。

3.转换初始分配方式：进行阶段性灵活调整

通过对国外碳排放交易法律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各种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在立法或实践中都有所运用。但每种分配规则各有优劣，没有一种分配规则在所有条件下，考虑到制度的各个层面都优于其他分配规则。初始分配规则的选择，必须满足多项价值目标，最终取决于在某个特定时间的地点起支配作用的制度，经济和技术条件[8]。因此，我们可以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分配方式进行灵活调整。具体的做法是：在碳排放权交易的第一阶段采用无偿分配为主，拍卖和奖励为辅的混合模式。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尚处起步阶段，没有正式形成整体交易市场，因此第一阶段分配模式的确立还需与既往模式相衔接。相对其他模式而言，此种模式更具可行性。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到成熟阶段，再尝试进行公开拍卖，招标。

4.明确监管机构权限分配

首先应当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权，理顺各有关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协调有序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网络。其次，应扩大主管机构的监管职权，将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纳入主管机构的监督范围之中。最后，碳排放权交易主管机构的一个重要职权是监督各有关碳排放权排放主体的行为，除了明确主管机构的监督职责外，可以引进社会监督这一种方式，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督。

5.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完善责任追究机制需要具体的实施办法和规定，涉及到立法的问题，上面已经谈到立法的问题，在此做一些补充。首先要明确责任追究的原則，对监管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原则来统一规范，同时为监管主体对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监管上的法律指导；然后要明确责任追究的种类，选择与该项违法行为相一致的处罚措施，做到既能够实现法律的错与罚相适应，又能对各主体起到威慑作业，防止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还要明确责任追究的适用范围，改变以往笼统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给予某种处罚的做法，作出具体的有可操作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孙瑞.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现状分析及对策[J].当代经济，2016（3）.

[2]张龙.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监管法律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2013-3-20（10652）.

[3]肖志明、林乔金.企业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成本负担分析——以欧盟为例[J].东方论坛，2014（2）.

[4]温言，刘长松，罗勇.美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评析[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3.9（2）：144-149

[5]傅强.李涛，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国际及路径选择[M].中国科技论坛.2010（9）

[6]王建文.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商法适用：困境与出路[J].现代法学，2012（5）.

[7]王燕，张磊.碳排放交易市场化法律保障机制的探索[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8）：234-235.

[8]王清军.排污权初始分配的法律调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2）：260-265.

碳排放研究综述 篇6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碳减排,碳补偿,自愿碳市场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叶开始, 全球温室效应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报告, 在1850-1899年和2001-2005年间全球气温升高0.76℃, 如果不采取措施, 至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再升高1.8-4.0℃, 这将严重危害到全人类的存亡。国际主流的观点认为, 当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来自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因此,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被认为是减缓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根本途径。

为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渐形成。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总体可以分为强制碳市场和自愿碳市场。强制碳市场指政府强制管制下的碳交易市场, 主要包括《京都议定书》下规定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清洁发展机制市场、联合履约机制市场, 以及欧盟、新西兰等为履行《京都议定书》而建立的区域或国家层面的排放权贸易市场。自愿碳市场为政府管制外的所有碳交易市场, 购买者主要动机为碳信用转售、气候责任感、企业社会责任、掌控气候领导权等, 主要市场包括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体系、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室气体减排体系等。本文立足全球碳排放交易视角, 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全球碳排放交易的项目标准、实施效果等研究进展, 重点分析了全球自愿碳市场的发展现状及项目实施效果。

二、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相关研究

(一) 自愿碳市场相关研究

碳市场主要是一个补偿概念, 它是基于具有碳减排或不排放、碳封存效果的特定项目而发展的, 因此碳市场又可以称作碳补偿市场。根据世界资源协会对碳补偿的定义, 一单位的碳补偿是指减排的、避免排放的以及封存的一单位CO2 (或其当量的其它温室气体) 用于抵消其它地方发生的碳排放。基于以上概念, 自愿碳补偿市场是指以碳补偿项目交易为主, 以自愿参与为原则的碳交易市场。

碳补偿的项目类型主要包括四种:生物碳封存项目 (Biological Sequestration) ;研发可再生能源项目 (Renewable Energy) ;提高能源效率项目 (Energy Efficiency) ;非二氧化碳 (Non-CO2) 温室气体的封存项目;工业气体减排项目 (industrial gas projects) 。自愿碳补偿市场主要由生物碳封存项目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构成。

碳市场运作中, 碳补偿项目标准是保证项目质量的关键要素。Kollmuss et al强调“额外性”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理论上, 额外性必须能够回答以下问题:如果该项目不作为碳补偿项目实施, 那么在常规情况下该项目是否会发生?如果会发生, 那么这便不算碳补偿项目。另外, 在计算碳补偿项目带来的实际福利时, “基准线”设置非常关键。如果不能准确地估计基线量, 补偿项目取得的减排可能是虚假的, 以此签发碳信用将破坏机制减排的环境效果。再者, 森林碳汇项目的永久性问题是影响碳减排项目真实性与有效性的重要因素。Galik提出森林碳项目可能会由于风暴、大火、虫灾、土地用途的改变等而消失, 不仅难以确保森林碳项目将会永久发生, 而且还可能存在造成碳排放逆增长的风险, 如当发生森林火灾时, 森林燃烧将引起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此外, 减排的项目还必须真实、可度量 (核证) , 甚至强调实现的减排是可执行的。

针对碳补偿项目的减排效果, 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Smith和Rodger认为碳补偿项目对于缓解气候变化作用不大, 研究表明, 碳补偿项目中的主要措施——使用节能灯泡、可再生能源、减少交通出行、支持森林碳项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可能有效地实现碳中和。G·ssling得出了类似结论, 并解释碳补偿项目难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碳补偿项目存在着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不同碳补偿项目的供给者在排放计算、补偿方法、价格水平、公司结构和评估方法等方面有着巨大差距, 降低了碳补偿项目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由于缺乏统一的认证标准, 自愿碳补偿市场中的补偿项目在有效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别。不少学者从供给角度考虑, 认为自愿碳补偿市场中不同标准下的碳补偿项目将会影响整个碳补偿系统的有效性。但是尽管如此, 自愿碳补偿项目对促进整体碳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并能够有效地降低碳减排项目的成本。

(二) 强制碳市场相关研究

1997年, 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促成下, 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 从法律上对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京都议定书的另一项开创性的突破在于它建立三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旨在成功有效地实现减排目标的国际合作减排机制, 分别为国际排放贸易 (IET) , 联合旅行机制 (JI) 和清洁发展机制 (CDM) 。这三项机制的确立, 构建了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基础。它允许强制减排的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通过相互之间及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完成有关限制和削减排放的承诺。三项灵活机制都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碳排放交易, 其目的在于使环境效益得到保障的同时, 最大限度控制经济成本。

在三项灵活机制中, 只有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与发展中国家有关。CDM允许发达国家 (附件1缔约方) 提供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 在发展中国家 (未列入附件1缔约方) 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 由此获得经过核证的排放减少量 (CER) , 此CER便可以用于满足附件1缔约方的京都议定书的碳排放减少目标。CDM实施双方是已经承诺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和尚未承诺的发展中国家。

理论上讲, 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清洁发展机制不仅带来了低成本的减排方案, 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技术转让渠道和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CDM的有效利用则有可能为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其中包括: (1) 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拓宽融资渠道和获取先进技术; (3) 可持续的能源生产方式, 增进能源效率和节能; (4) 创造收入和就业, 消除贫困; (5) 改善当地环境效益。但是该方案存在几方面问题: (1) 核证减排量通常来自于大型的CDM项目, 而这些项目的71.5%以上来自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中国, 这将会限制碳方案的作用; (2) 这种方案的实质是将碳排放量在不同成员中进行重新分配, 并未对碳排放总量产生显著影响。

在相关研究中, 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目的、方案设计和运行方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张坤民和何雪炀介绍了京都议定书的产生过程, 并着重介绍了清洁发展机制 (CDM) 的特点、设计原则、方法学与技术问题;刘伟平和戴永务阐述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产生和意义, 并就国内外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模型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着重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李挚萍对三项机制的实施目的、实施方法、实施意义进行了阐述;靳云汇等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的目的以及可能运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王灿和张坤民从多方面梳理了关于清洁发展机制基准线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基准线设置的基本准则、分类原则的探讨, 概述了确定基准线的主要方法;崔成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基准线和CERs获得的时间期限两个重要特征, 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进行了划分。张中祥根据各国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别, 估计我国在2010年CDM市场占60%左右的份额;Edmonds et al利用第二代模型 (SGM) 估计中国在2010年CDM市场中占据75%的份额, 这说明中国边际减排成本极低, 主要由于能源技术水平落后造成的能源利用率低下。

三、结论

沈阳市碳排放量研究 篇7

关键词：环境规制,碳排放,情景预测,经济增长

一、引言

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重要,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环境问题,尤其是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2009年哥本哈根、2010年坎昆,以及2011年德班世界气候大会的主要议题,减排目标设定、资金落实和技术安排是会议的争论焦点所在。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3年的14年间,我国的能源消耗增长占世界的25%,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占世界的比重为34%。预计到2015年,我国CO2排放量将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0%,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温室气体大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目前有关碳排放预测的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综合能源经济模型预测,即在综合考虑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相关产业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预测。例如,陈文颖等(2004)[1]、宋杰鲲,张宇(2011)[2]运用MARKAL-MACRO模型、BP模型对我国碳排放量进行预测。刘晓等(2011)[3]通过马尔科夫预测模型预测能源消费品种比例,计算各能源品种的碳排放量。二是构建碳排放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设置不同的情景对碳排放进行预测。例如,Lester等(2009)[4]基于Kaya等式,结合Waxman Markey和奥巴马政策目标设置了3种情景对美国碳排放进行预测。渠慎宁,郭朝先(2010)[5]通过设置不同经济发展情景,利用STIRPAT模型对未来中国碳排放峰值进行相关预测。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两种分析方法结合,在不同情景的基础上,从环境规制的视角预测了我国2010—2020年的碳排放量,提出有利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环境规制与我国碳排放量测算

(一)环境规制强度

选用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衡量政府的环境规制水平。研究角度的不同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选取也不同,例如,如傅京燕[6]和Sonia[7]用能源强度(GDP/Energy)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用以度量政府针对环境的一系列规则和条款的影响效果;有的学者采用污染物排放达标率来反映各行业的环境规制水平;有的则采用执行和落实环境规制(进行污染治理)的支出和成本作为指标;有的学者(王国印[8]等)使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这些指标都是从治理的角度对环境规制进行度量。

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作为指标。政府加大环境规制的力度,相关方会花费较多的支出在污染治理上,污染治理投资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增加,因此,用污染治理的投资能够较好地反映相关方面的环境规制强度。不同的经济规模下,相同的污染治理投资的意义往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比较污染治理投资带来的影响。为了能使不同时期和经济规模下的环境规制强度具有可比性,本文将污染治理投资除以国内生产总值以消除这种差异,即每百元国内生产总值的污染治理投资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二)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是指燃烧化石能源释放出的热量所对应的碳量。其中,电力、热能等二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均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中化石能源的能量转换与能量损失。因此,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即为各类化石能源的终端消费(不包括作为原料的化石能源)、能源转换及能源损失所产生的相应碳排放量。[9]

由于后续研究需要预测不同情景下的我国碳排放量,考虑到能源消费统计指标的一致性和可得性,在计算我国碳排放量时,利用各年份煤炭、四种油品(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天然气的消费量进行估算,但这些能源指标都是实物量,需要将这些能源根据折算系数(见表1)换算成以标准煤为计量基础的能源消费量,然后根据以下公式估算:

其中:TPj为第j省市的碳排放总量;i表示第i种化石燃料种类,依次为煤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Eij为第j省市在某一时期对第i种能源的消费数量;fi为第i种能源标准煤折算系数;c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不同学者使用的能源碳排放系数不同,计算的碳排放量也不同。本文在综合考虑不同能源碳排放系数的基础上,取平均值作为本研究的能源碳排放系数(见表2)。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标准(GB2589-81)规定。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4—2009年。上述各项数据来源于1994—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根据公式(1)和(2)计算的1994—2009年碳排放量和环境规制变量数值见表3。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图1可见,中国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的趋势。1994—2002年期间,碳排放量以1.6%的速度呈缓慢上升趋势,年均碳排放量7.9亿吨。2003年以来,碳排放量增加迅速,年均碳排放量13.9亿吨,平均增长率为11.1%。造成中国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在近几年的快速发展,1994—2002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9%,2003—2009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为11.1%。1994—2009年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1%,石油消费占19%。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能源的支持,而能源消费的增长也得益于经济增长,最终导致近几年我国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但从折线图1中也可以看见,2009年的碳排放量呈现平缓的趋势,表明碳排放量显著增加的脚步有所放缓。

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压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问题日趋恶化。在众多的污染问题中,空气质量问题尤为突出:工厂生产废气、人们日常生活排放废气、汽车尾气的无限制排放,都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带来了沉重的负荷。另一方面,城市绿化面积不断减少,而玻璃建筑、空调等的增加,都使得我们生活环境的气温逐年升高,空气中有毒成分的含量明显超标。随着政府对环境问题认识程度的不断深入,逐渐加大了环境规制的强度,反映在图2中就是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曲线不断上升,年均为1.07元/百元,年均增长率为5.7%。但由于环境规制与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关系,各年环境规制力度的强弱往往是政府在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因此,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是一条“波浪型”上升的折线。

三、环境规制视角下我国碳排放量情景预测

(一)碳排放量情景预测模型

相关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学者茅阳一提出的人均碳排放量分解Kaya公式为:

其中,TP为碳排放量,CAP为当年人数,TP/CAP为人均碳排放量;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DP/CAP为人均GDP;ES为能源消费量,ES/GDP为单位GDP能耗;TP/ES为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

本文将环境规制因素纳入到式(3)中,得到式(4)。

其中,ER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ER/GDP为环境规制强度;ES/ER为单位污染治理投资的能耗。

(二)变量情景值

1. 总人口。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按此预测,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我国人口每年净增800万~1 000万人。在估算2010—2020年人口总量时,以每年净增800万人为基数进行计算。

2. GDP和人均GDP。

1994年至2009年,我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8%左右。我国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低年均增长目标,与“十一五”规划相比降低半个百分点,将7%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年均增长目标。为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情况发生,本文在预测中设定低、中、中高和高四种GDP增长率情景,以此估算四种状态下的人均GDP见表4。

3. 环境规制强度和单位污染治理投资能耗。

2004—2009年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7%,本文以此作为估算2010—2020年环境规制强度。2004—2009年我国单位污染治理投资能耗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6%,充分表明随着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的增大,我国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得到优化,提高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本文以年平均增长率为-7.6%作为估算的基础数据。

4.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

2009年11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我国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年均下降4%左右。具体指标数值见表5。

(三)碳排放情景预测分析

本文以2009年我国的人均GDP、环境规制强度、单位污染治理投资能耗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为基值,以前述确定的各项指标增长率值为情景,估算历年各项指标值,进而模拟2010—2020年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各项指标值和人均碳排放量预测值见表6。

单位:吨

从表6和图3可以看出,若我国人口每年净增800万左右,GDP保持7.5%~10.5%的增幅,我国碳排放量仍将持续增加,且GDP增速越快,碳排放量增加越大。当GDP增速为7.5%,碳排放量增加较为缓和,年平均增幅仅为0.22%。若GDP增速超过8.5%,碳排放量年平均增长幅度超过1%的水平,分别为1.16%、2.09%和3.03%。充分说明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单纯追求GDP绝对数值的增长,难以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合理调整GDP增长目标,则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估算了1994—2009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环境规制强度数据,将环境规制因素纳入到Kaya公式中,构建了改进的人均碳排放量分解计算公式,以指标的不同增长率为情景,预测了2010—2020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得到以下结论:第一,1994—2009年我国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但增加幅度放缓;环境规制强度是一条“波浪型”上升的折线。第二,不同情境下,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增幅有较大差异,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鉴于此,我国在制定碳排放增长控制政策时应注重以下几点:第一,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技术创新和引进,更新、改造落后生产工具,提高能源密集部门的能源效率。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通过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大类规制政策,有效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推进环保收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交易机制,对低碳经济复杂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进行调节,以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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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区域差异研究综述 篇8

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减排新形势下, 中国碳排放的增加受到全球的重点关注, 如何降低中国的碳排放成为一个我们亟待研究的课题。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2009) 统计数据,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CO2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 中国把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一目标放在首要考虑的范围之中。

一、关于碳排放空间差异研究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不同区域之间的自然条件因素、经济发展程度等都不尽相同, 所以中国碳排放分布的一个重要特征——非均衡性。中国专家学者从不同区域划分的角度来研究CO2空间分布差异。

(一) 地理区域划分标准

1. 三大区域划分标准。

把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 谭丹 (2008) 运用碳排放量分解模型的算法, 测算出中国三大区域的排放总量及变化趋势, 简单描述了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总量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样的结论岳超 (2010) 用各省的CO2排放总量、人均CO2排放量和碳强度等数据, 通过泰尔系数来分析省区碳排放差异。结论认为中国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由东部沿海想西部内陆逐渐递减, 而碳排放强度则是中、西部高于东部。杨骞 (2012) 也采用泰尔系数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结构分解, 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碳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是中部地区对区域差异的贡献依次大于东部和西部。

2. 八大区域划分标准。

东北地区、京津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为中国的八大区域。杨骞 (2012) 泰尔系数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结构分解, 不管是从碳强度还是从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来说, 黄河中游地区最高, 东北地区最低。姚亮 (2010) 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八大区域间碳排放的流动与转移, 区域之间的商品流动对其他区域的经济有拉动作用, 在这种拉动作用的影响下, 区域间隐含的碳排放也会随之转移。

(二) 碳聚集区域差异划分标准

随着对碳排放区域差异研究的深入, 一些学者发现, 按照地理划分区域不适合进行很好的碳排放量区域差异研究, 李国志 (2010) 将最终能源消费划分9类, 根据CO2排放量的大小以4 000万t和8 000万t为临界点划分了低排放区域、中排放区域及高排放区域, 且三个地区CO2排放量存在明显的差异并随着时间逐渐扩大。孙耀华 (2012) 测算出2000—2010年各省碳排放强度, 设定碳排放强度大于或等于1.2为高碳排放强度, 小于或者等于0.7为低碳排放强度, 研究发现, 这十年间高碳排放强度的省份在逐年减少, 相对的低碳排放强度的省份增多, 但近二三年, 两个碳排放强度分类的省份都没有相对减少或增加。

二、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

除了研究碳排放区域差异以外, 形成碳排放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也是碳排放的研究重点。大部分研究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是三大碳排放驱动因素。

1.经济增长。EKC假说指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随着经济的增长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 但达到一个生活水平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并治理环境问题。中国部分学者根据EKC曲线理论和省际之间的数据, 研究了中国EKC的存在性。李国志 (2011) 研究结论指出, 东、中两地区存在人均碳排放EKC, 但达到EKC拐点时间不同。魏下海 (2011) 测算出中国碳排放EKC的估计结果稳定, 依然表现为“倒U型”特征, 目前中国处于曲线上升的左半段。但也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 “倒U型”并不是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唯一关系。胡初枝 (2008) 在EKC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分解分析法揭示出中国碳排放量呈现出“N”型。

2.产业结构。研究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的结论都大致达成一致。孙建卫 (2010) 、刘红光 (2010) 、计军平 (2011) 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 测算出全国电力、热力和采掘是碳排量最高的行业, 且排放形式是直接排放。张珍花 (2011) 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李建 (2012)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研究了三个产业与各省碳排放量的内在关系。第二产业是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最深, 优化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但由于各省的发展程度不同, 所以第二产业并不是增加全国碳排放的绝对因素。同时, 第三产业的碳排放降低效应并不明显, 第一产业影响最小。

3.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能源利用率等是研究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影响的重点。李卫兵 (2011) 基于STIRPAT模型来测度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是正相关的, 虽然各区资源禀赋不同, 但如果改变能源结构, 会对碳排放的减少产生积极的影响。张雷 (2006) 构建产业—能源、能源—碳排放两个关联模型, 产业结构的改变与一次能源消费增长成正比, 但能源—碳排放的关联则要低很多, 这是由于中国现在的能源供应还是以煤为主, 再加上一次能源消费结构进展迟缓, 导致碳减排效果不明显。

4.其他因素。魏巍贤 (2010) 、赵定涛 (2012) 分别用内生增长理论与环境污染模型、嵌入式碳足迹与环境投入产出-生命周期分析模型研究了技术与碳排放的内在联系, 技术进步是减少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中间技术变动为增排效应, 中国应该大力提过自主研发能力, 多引进国外先进的CO2减排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活跃, 碳排放也在各国之间转移。对于中国对外贸易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中国研究学者观点尚未达成一致。刘红光 (2011) 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基础原材料工业比例偏高和出口粗加工导向型的产业结构特点, 也是导致中国碳排放明显增加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但李小平 (2010)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也向中国转移了“干净”产业, 国际产业转移能减少碳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碳排放量。

人口规模与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未对碳排放有很大的影响, 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注重环保、基础设施健全, 经济不发达地区城市进程也相对缓慢 (李卫兵, 2011)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 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而建筑行业恰好是碳排放量相对较高的行业, 从而排放大量的CO2 (杜立民, 2010) 。

三、关于区域减排政策研究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法律研究 篇9

一、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内涵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是指排放权主体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求, 为了减少国际上碳排放总量, 依照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要求, 享有一定的排放额度, 在排放额度用尽时或有剩余时, 遵循国际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规则, 在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和监管下, 对碳排放权指标和基于项目产生的减排信用进行有偿买卖的国际经济法律行为。

二、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目前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权属性质有着不同的界定角度, 如资源论、许可证论、产权论等。笔者在此仅从法学角度浅谈自己的拙见。笔者认为, 碳排放权既具有用益物权的权利属性也具有人权属性, 同时还是公权色彩浓厚的私权。

( 一) 碳排放权具有用益物权属性

碳排放权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 其具有传统用益物权的一些特征, 同时又与传统用益物权有所区别。1

1. 碳排放权的客体是一种拟制的不动产

通常认为, 在空间上具有固定位置, 不能进行移动或者移动会对其价值造成影响的物就是不动产。碳排放权的客体是大气环境容量资源, 这种标的物是一种无形物, 因此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不动产, 其能够在各排放实体之间进行转让, 而且其价值不会因为空间上的移动而有所损坏, 但是其获得、转让等都要履行严格的类似于不动产的登记手续, 因此可将其称之为拟制的不动产。

2. 碳排放权是对“他人所有之物”的使用

碳排放权的标的物是大气环境容量资源, 而大气是人类共同的财产, 属于公共物品, 故碳排放权并不专属于某一特定的个人, 因此可以将其界定为“他人的物”。另外, 由于环境容量具有稀缺性和财产性的特点, 排放权人不仅可以将环境容量留给自己使用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从中获益, 也可以将富余的环境容量通过经济方式转让给其他排放实体以从中获得经济收益。这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收益权符合民法中的用益物权的特征, 具有用益物权的属性。

( 二) 碳排放权具有人权属性

目前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的人民挣扎在生存线上, 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保障, 医疗和教育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他们来说, 碳排放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 并且他们不具有减排的技术和资金, 所以, 他们的碳排放权需要得到满足, 生存需要得到保障。从这个角度讲, 碳排放权也具有人权属性。

( 三) 碳排放权是公权色彩浓厚的私权

碳排放权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私权, 但其在交易过程中又介入了公权的身影, 因此可以说它是带有公权色彩的私权。

1. 碳排放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

一方面, 碳排放权是指排放权人所具有的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利, 而企业是主要的碳排放权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 碳排放权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企业的生产运作。另一方面,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更加注重意思自治, 促进有限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最终达到缓解温室效应的目的。所以, 碳排放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

2. 碳排放权的公权色彩浓厚

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的前提是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对碳排放权指标进行许可与分配, 在实现了公平的许可与分配之后, 政府要在交易进行中予以监管。这表明碳排放权具有公权色彩。

三、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责任

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制, 法律文本将形同虚设。目前,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渊源中较少涉及各方法律责任之规定, 保障体系尚显缺位。

由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具有跨国性, 并且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利益, 因此, 对责任的规定不仅涉及国际范畴, 同时涉及到国内范畴。国际层面, 应完善责任条款, 构建责任体系; 国内层面, 要加强对交易各方的管制。如此, 将两者相结合, 必将会促进整个交易市场更加规范、公正。

( 一) 国际责任

碳排放权的分配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公平和程序透明是碳减排指标分解分配的基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风险预防及最低成本的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当前, 各国都有了具体的减排数量, 但是, 国际上并没有关于国际责任的制度性规定。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各缔约方确立一个关于责任的法律文本, 将国际责任具体化, 让违法者依法受到惩罚, 以此, 规范碳排放权的分配。

( 二) 国内责任

由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具体过程是在一国国内发生, 并且交易双方签订协议时所选择适用的法律也是一国国内的法律, 因此,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必然涉及到国内责任。国内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

1. 碳排放权交易的民事责任

只有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具体化, 才能让受害人得到充分的救济, 才能警戒侵权人, 才能平衡社会利益。因此, 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多种类的责任形式, 如赔偿损失、排除危害等。

2. 碳排放权交易的行政责任

碳排放权交易主体需要接受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如果它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当然, 行政部门要依法行政, 如果存在不依法监管甚至不监管等行为, 其将会受到行政法律法规的制裁。

3. 碳排放权交易的刑事责任

刑事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 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这一领域中引入刑罚处罚机制, 为交易过程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设定相应的罪名, 由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即社会预防的作用昭示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决心, 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刑法提高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违法成本, 以弥补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不足。

四、结论

现在是拯救地球进行时, 是改变全球变暖的现状或抑制全球变暖状况恶化的关键时期,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减少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重要措施, 是目前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然而, 碳排放权的国际分配的格极其局复杂, 不仅发达国家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达成共识, 独持异议。

碳排放权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 涉及到各个主权国家的利益, 当然, 也会涉及到各个国家的企业的利益。可是, 任何一个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全球性框架不可能赋予世界上每个国家同等的满意度。在采取限制性措施或设置减排目标方面, 如果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固守自己的利益,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败。碳排放权交易法律问题的解决, 需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努力, 需要每一个交易主体的努力。各个国家和地区要加强对关于碳排放权的立法, 不断完善立法体系, 同时, 要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 构建全面的监管体制。各个交易主体要明确地认识到国际及国内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 要在交易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如此, 两者的共同努力必会减少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让该机制有效运行, 从而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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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碳排放量研究 篇10

关键词：碳排放 能源 灰色预测

1 概述

应对全球温室气体效应所带来的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调整。有效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各个国家，均应承担的责任。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carbon dioxide emission）下降40%～45%， 这对于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的我国来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1]。兰州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石化基地，改革开放后，工业发展迅速，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超过10%，相应的兰州也成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大市”。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城市，兰州市的减排压力不断扩大。由于工业能源消耗是碳排放（carbon emission）的主要来源，为了实现我市的碳减排目标，，对我市的碳排放，尤其是工业产生的碳排放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国内外的研究者对碳排放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在全国层面的碳减排问题，重点研究碳排放的机制、规律及减排措施[2—3]，针对地方水平上的研究并不多见。由文辉等[4—5]（1999）根据一次能源消费量计算了上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995年上海市化石燃料燃烧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681.5×104t。赵冠伟[6]（2010）计算了广州市1992—2007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1992年以来广州市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逐年增加。查冬兰[7]等（2003）把能源分为9类，通过以各类能源消费量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计算了全国28个省区的碳排放总量。王铮[8]等（2008）通过计算全国各省区的碳排放系数，将全国碳排放总量分摊到各省区。罗旭[9]（2011）通过产业—能源关联和能源—碳排放关联两个评价模型，分析兰州市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以往人们对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于总量研究，少有人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探索，尤其是地方一级的总量变化研究较为少见。本文将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尝试。不仅从总量方面进行分析，而且在碳排放结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力争为兰州市碳排放目标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2 能源数据和计算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采样，采用2003—2011年《兰州市统计年鉴》[10]中的工业企业主要能源消费与库存统计表中的能源数据。因数据的限制，在计算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时认为：①产生碳排放的是能源终端消费量；②不计加工转换过程、运输和输配损失能源的碳排放；③电力既有兰州市本地火力发电也有市外来电。考虑到数据缺乏，不再区分火力发电与水力发电。热力主要是本市供热，其碳排放是按火力发电和供热投入的能源计算，故不再计算能源终端消费部门热力和电力的碳排放。

本研究对碳排放的计算，根据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指导意见，结合中国能源消耗的实际情况，以及《兰州市统计年鉴》[10]中的工业企业主要能源消费与库存统计表中的能源消耗统计数据，分别计算工业企业能源消费的煤炭、焦碳、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八种石化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根据（IPCC，2006）第二卷（能源）第六章提供的参考方法，各种能源碳排放系数θk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可知，兰州市工业行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逐年增长，由2002年的872.78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1553.04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19.8%，而同期GDP的增长率是31.61%。对比碳排放量与GDP可知，二者总体趋势较为接近，2003—2007年间，碳排放与GDP增长尤为迅速，表明经济增长是工业能源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动力。2007年以后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长放缓，2008年美国次贷经济爆发，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兰州市工业发展也受到影响，碳排放总量比2007年略有下降。2009年在国家宏观经济刺激背景下，兰州市工业生产恢复快速增长，碳排放总量亦恢复增加。2010年兰州市GDP增长逐步加快，而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量增长速率远远小于GDP的增长速率。

3.2 能源碳排放结构分析。

能源消费结构反映能源消费中各种能源的比例关系，能源消费结构对石化能源的依赖程度决定了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高低。由于兰州市是典型的石化基地，原油消耗量巨大，原油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一直居于首位。由图2可知，工业行业能源结构中原油和煤炭占到90%以上，尤其是石油的消耗量占到整个工业行业中的50%以上，而焦炭、天然气、柴油。煤油和汽油占的比重较低，尚不足10%，但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由2002年的4.53%增长到2010年的9.24%。

2002—2010年兰州市工业主要能源消费碳排放结构演进图

兰州市工业碳排放量反映了该市的工业生产特点：原油消耗是兰州市最大的碳排放贡献者，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排放量从2002年531.3014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867.0257万吨，增长63.19%。煤炭是兰州市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的第二大贡献者，排放量从2002年303.0889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569.1479万吨，几乎翻了一番。伴随着焦炭和天然气使用量的增加，碳排放量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总量依然较低。焦炭的使用量从2002年的24.2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135.74万吨，碳排放量则从20.0933万吨增加到112.7049万吨，增长4.6倍；天然气的使用量从2002年的0.4亿立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4.15亿立方米，碳排放量则从0.1791万吨增加到2.7540万吨，增长14倍多。而同期汽油、燃料油、柴油和煤油的消耗量则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四类油品的消费总量从2002年的20.9万吨下降到2010年的4.79万吨，碳排放量则从18.2955万吨下降到4.1609万吨。见图3各类主要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演变。

4 未来5年工业碳排放总量演进变化趋势预测

《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纲要》[12]提出，“十二五”时期，全市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6%，力争达到2500亿元以上。伴随着GDP的快速增长，作为全市能源消耗主要部分的工业能源消耗也会持续增加。为了对十二五期间的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为全市削减碳排放提供决策参考，有必要对2011—2012年的工业碳排放进行预测分析。由于样本数量较小，可以采用灰色系统理论来进行预测。

灰色系统理论[13]是由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来并加以发展的，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理论。灰色预测是灰色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利用有限的信息，建立灰色预测模型，从而确定系统未来的变化趋势。目前最常用的灰色预测模型是GM（1，1）模型，因此本文主要以GM（1，1）模型来讨论十二五期间兰州市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演进变化趋势。

对比两次预测值，第二次预测的相对误差小于1%，可靠性显著提高。采用此预测值，预计2015年兰州市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总量将比2010年增加203.90多万吨，年均增长40.78余万吨，增长率低于5%，相对于GDP年均增长16%的规划目标而言，工业碳排放的增长率是比较低的。

5 结论与对策

2002—2010年间，兰州市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持续增加、增长速率逐步。2010年兰州市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总量为1628.2686万吨，较2002年增长81.47%，年均增长率达到20.2%。在排放构成中，石油消耗产生的碳排放最大，占排放总量的55%左右，充分体现了兰州市是石化之城的特色。煤炭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占排放总量的40%，居第二位。由于天然气、焦炭等低碳能源的大量使用，既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又使碳排放增加较少。而汽油、柴油、煤油和燃料油的使用量缩减明显，其产生的碳排放也迅速下降。十二五期间，为实现兰州市生产总值（GDP）力争达到2500亿元以上，GDP年均增长16%的规划目标，能源消耗总量将进一步扩大，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总量依然会继续增加，2015年碳排放总量预计将达到2278.3520万吨，较2010年增加650.0834万吨，虽然总量在增长，但增长速率进一步放缓。为了顺利完成全市，乃至全省的减排任务，不影响全市、乃至全省的经济社会健康、高速的发展。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

5.1 调整产业结构，稳定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和比例，进一步加大第三产业的比例。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结构，切实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档化。目前兰州市石油化工、建材、冶金等行业中产品能耗较高，技术与工艺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对这些高耗能行业的改造，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同时适时加快旅游、物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升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从总量上控制碳排放的增长。

5.2 优化工业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提高低碳能源比重。在保持原油消耗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继续降低煤炭的消耗总量。积极拓宽渠道，加大利用力度，增加低碳能源的使用比重。加快天然气工程的建设力度，不断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积极寻找煤炭、石油的替代燃料。

5.3 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努力攻克技术瓶颈，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推进煤改气、煤改油工程。进行联合攻关，不断提高燃煤效率，逐步降低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减少煤炭消耗。加快实施燃煤工业锅炉改造、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实行全面、严格的能源节约制度和措施。切实推动有色、石化、钢铁、煤炭、电力、建材等重点耗能行业和85户重点用能企业的节能工作，强化节约能源措施。

5.4 结合循环产业园的建设，借鉴丹麦卡伦堡循环经济工业园模式，利用产业上下游联系和供应关系，形成企业集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总量。丹麦卡伦堡循环经济工业园是企业间循环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一种生产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业园区建设模式。该园区通过贸易的方式把其它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本企业的生产原料，建立工业横生和代谢生态链关系，最终实现园区的污染“零排放”。

5.5 适度规划，优化调度、输变电网络建设，增加水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切实落实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目标和政策支持措施，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使用水电、风电。由于兰州市全年的光照条件良好，有利于推行太阳能替代化石能源，建议政府应鼓励和扶持单位安装使用太阳能热水、照明、供热、采暖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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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兰州市科技局科技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111ZTC129）。

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篇11

关键词：碳排放,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一、引言

面临全球变暖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已步入瓶颈不可持续, 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绿色GDP增长成为共识。同时, 碳排放会计也应运而生,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1992年地球峰会的举办、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以及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的召开, 促使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为了标准化信息披露并督促企业承担更大的会计责任和环境责任,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披露更综合的包含碳排放信息在内的环境信息的要求愈加强烈。

碳排放信息披露作为沟通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桥梁, 现已是世界性的会计管理活动。广泛意义而言, 碳排放信息披露属于社会责任会计与环境会计的研究领域, 其内容庞杂而新颖, 涉及多门学科的知识, 既包括财务会计等经济类学科和环境科学等自然学科理论, 也涵盖法学、伦理学等社会学科知识。由于受碳排放的难以计量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 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仍属于会计界难题, 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是很有限的。本文力图对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为我国碳排放信息披露规范性文件的形成和披露框架的构建提供一些建议。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1、碳排放信息披露框架

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 (CRDI) 于2007年发布《关于披露气候风险的全球框架》报告, 气候披露标准理事会 (CDSB) 则倡导建立一个系统披露气候变化的报告体系。二者都要求企业披露碳排放量相关信息, 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进行风险分析。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作为目前国际上影响最为广泛、体系最为成熟的碳信息组织, 试图将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融入企业经营决策内容之中, 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披露恰当精准的碳排放信息直接关系到国际气候问题的商洽、国际减排责任的界定以及碳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 为此,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发布了ISO 14064系列标准, 为企业碳排放的定量分析和报告提供了指南。这些非政府组织强调自我监管与治理, 在尚不存在统一强制性披露法规的现状下, 极大推动了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发展。

2、碳排放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Matt Wegener (2010) 在实证研究中运用二元回归分析与跨部门分析方法证明了股东激进主义、法规风险以及低成本公开披露是企业披露碳信息的重要影响因素。Le Luo等 (2010) 基于世界500强企业分析了经济、监管、社会以及金融市场因素对企业自愿披露碳信息的影响, 发现经济因素是最显著的决定因素, 其次社会或政治压力也同样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而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力则来自于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外在强制性披露压力。而法律法规方面的强制压力与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程度成正相关 (Martin Freedman等, 2011) 。此外, 碳信息的披露水平和信息的可信度还受到ISO 14001认证系统、CDP报告以及GRI实施情况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Dhaliwal等人, 2011) 。Chris Ennis等人 (2012) 还以英国富时350指数成分股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碳信息披露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 还有诸多学者以CDP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企业规模与治理结构、前期披露、国际销售等因素的影响。

3、碳排放信息披露价值

碳排放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市场价值信息, 主要涉及碳排放绩效、经营绩效、企业价值、股票价格等。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存在负相关性, 统一碳排放信息披露规范的缺失将导致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很难获取决策有用信息 (Doran等, 2011) 。尤其是在碳能源来源限制和各类低碳减排法规等碳约束环境下, 企业面临的碳监管风险大小直接取决于企业的碳排放强度, 而企业的碳管理绩效事实上又具有极大的不可观察性与预测性, 导致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无法准确评估企业价值。这时, 利益相关者就会积极关注企业的碳排放行为, 并从各方面向企业施压, 要求其披露温室气体等碳排放信息。关于碳排放信息披露与企业碳排放绩效, Freedman (2010) 、Chris Ennis (2012) 等认为二者间并无明显的内在关联, 当前披露的信息尚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碳排放管理业绩水平。而碳排放水平与企业市场价值 (或公司业绩ROA) 呈负相关关系 (Matsumura等, 2011) , 但与收入变化存在正相关性 (Ella Mae等, 2013) 。

4、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

由于缺乏合理统一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准则, 当前的碳信息披露现状比较紊乱, 内容随意而繁杂, 信息价值有待商榷, 其可比性和决策有用性并不高。Elizabeth (2009) 的研究表明多数企业会为规避法规监管而选择简单概括性披露碳排放信息, 但不会更多披露企业特有的具体排放情况等定量信息。Amran等人 (2011) 认为虽然亚太国家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水平较低, 但通过环境资格认证等措施可以督促企业披露更多相关信息。Manoj Subhash Kamat等人 (2012) 以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财务报表为线索, 研究其碳信息披露行为。虽然很多企业都表示关心环境并自愿解决碳排放的不良后果, 可研究表明要从这些企业的财务信息中分辨出碳减排信息比较困难, 碳信息披露并未落实到位。

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 虽然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 发展也比较前沿, 但目前各国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还没有着手该问题的研究, 也并不存在统一的碳会计准则和完善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只有证券监管部门、环保监管部门等机构与CDSB、CDP和ISO等一些自愿组织制定了一些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 但这些标准制定的依据、披露的内容以及披露的形式等并没有实现统一化和标准化, 其权威性也受法规压力影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从而影响了碳排放信息的可比性与规范性, 无法充分满足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需求。

三、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基于国际研究经验, 我国许多学者也对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贺建刚 (2011) 通过研究CDP G500的问卷情况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管理绩效之间呈正相关性, 并且提高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动性与透明度将使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降。同时, 信息共享是碳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与碳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碳排放量, 尤其是间接碳排放量, 对碳信息披露质量也有显著影响。因而, 为有效应对我国从明年开始实施的碳排放量控制制度, 提升基于供应链的信息共享程度与强化碳排放量测度审计是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有力手段 (方健、徐丽群, 2012) 。张巧良等人 (2013) 基于85家入选2010年S&P500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呈非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而监管环境因素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以及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影响相对而言比较大。不同排放强度的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高排放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呈较明显的负相关性;低排放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及企业价值正相关。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内容, 陈华等人 (2013) 依据决策有用性理论对其进行了探讨, 并通过指数法创建了一个用于分析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的披露指数体系。何玉等人 (2014) 选取了标准普尔500企业为研究样本,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发现企业资产成本和碳业绩呈负相关, 同时, 企业为规避监管风险、降低资本成本, 会理性选择披露碳排放信息。

总体而言, 国内关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研究现处于对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的介绍与借鉴的规范研究阶段,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 使得碳市场和碳交易发展缓慢。碳排放信息披露还没有引起政府和企业的过多关注 (张彩平、肖序, 2010) 。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及我国碳交易市场的逐步建立, 碳排放会计与碳排放信息披露必将引起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重视。

目前我国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成果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比较有限, 远滞后于国外, 显然不能为我国企业实现碳排放信息的有效披露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事实上我国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也远远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需要。为此, 我国非常有必要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根据碳排放对企业的财务影响, 构造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企业碳排放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四、结语

企业实行碳排放信息披露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同时, 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满足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信息的需求。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推广, 企业对温室气体的披露和减量将成为一种趋势, 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但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研究尚不全面、系统, 如何充实其理论核心内涵并有效进行碳管理仍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Matt Wegene:The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an 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rporate Governance[D].Motivations and Determinants of Market Response to Voluntary Disclosures, 2010.

[2]Le Luo, Yi-Chen Lan.and Qingliang Tang:Corporate incentives to disclose carbon information:Evidence from Global 500[R].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2010

[3]Dan S.Dhaliwal, Oliver Zhen Li, Albert Tsang Yong George Yang:Voluntary Non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The Initi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1 (86) .

[4]Chris Ennis, Joanna Kottwitz, SharonX.Lin: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rbon Disclosure and Performance in FTSE 350 Companies[D].Working paper, 2012.

[5]贺建刚:碳排放信息披露, 透明度与管理绩效[J].财经论坛, 2011, 7 (4) .

[6]方健、徐丽群:信息共享、碳排放量与碳信息披露质量[J].审计研究, 2012 (4) .

[7]陈华、王海燕、荆新:中国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内容界定, 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会计研究, 2013 (12) .

[8]何玉、唐清亮、王开田:碳排放信息披露, 碳业绩与资本成本[J].会计研究, 2014 (1) .

[9]张彩平、肖序: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财务与金融, 201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