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地产的嬗变

商业地产的嬗变（共8篇）

商业地产的嬗变 篇1

商业广告摄影是以商品为主要拍摄对象的一种摄影形式。它是传播商品信息、促进商品流通的重要手段, 通过反映商品的形状、结构、性能、色彩和用途等特点, 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一、纪实性是商业广告摄影基本特性和生存的重要基础

纪实性是摄影艺术的本质, 是区别于造型艺术其他门类而独立的基础。[1]因此, 作为摄影的一个分支——商业广告摄影, 纪实性也是它的基本特性和存在的重要基础。

首先, 商业广告摄影的视觉传播特性决定了其纪实性的必然性。商业广告摄影的作用是通过视觉形象, 传播商品信息来促销商品的。这就是商业广告摄影的视觉传播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就要求摄影的纪实性特征, 即“摄影的艺术形象与他的原形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同一性。”[2]其次, 商业广告摄影的商业特性, 决定了纪实性是其重要的基础。商业广告摄影的目的在于更多地吸引人们对商品的兴趣, 引起人们对商品的购买欲望。在制作数字广告照片时, 可以发挥数字图片的优势对产品质感、色彩、造型以及画面效果、光线处理等方面都进行优化处理, 给予完美的设计, 使产品图片能够更加突出, 让产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达到最佳效果。但是, 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消费者对广告照片的信任之上, 即商业广告摄影的纪实性特征。如果使用数字技术做虚假宣传, 那么, 将会引起消费者的信任危机, 进而有损商家利益, 严重者将触犯法律。因此商业广告摄影的纪实性特征是数字商业图像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虚拟性是数字图像时代本质特征

上世纪60年代, 美国著名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和设计大师乔治·开普斯就开始成立了专门机构研究数字图形与数字艺术。而在影像摄取和记录领域, 索尼公司于1981年8月, 首先公布了玛维卡 (Mavica) 以CCD (电荷耦合器件) 为“感光”元件, 以软磁盘为记录介质的新型静态视频照相机和摄像机, 初次构成了对存在了100多年以卤化银作为感光纪录材料的挑战。时隔不久, 柯达公司研制的数码摄影系统 (DCS) 是数码摄影、摄像的突破性进展。从而使“在图像制作的发展史上人们第一次不是借助于光线来制作图像——比如录像机、照相机、摄影机都是靠真实的光线与感光底片的相互作用来工作——而是用数字……来制作图像。”[3]

在图像后期制作领域, 美国苹果电脑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 推出MACINTOSH电脑形成“桌面排版系统” (简称DTP) 。数字图像技术的成熟带动了CAD/CAM (电脑辅助设计/电脑辅助制造) 的普及和发展, 图像艺术与数字技术才得以真正结合。随着现代数字技术在商业广告摄影后期制作领域的广泛运用, 数字技术成为商业广告摄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数字技术对商业广告摄影图片的处理比传统的图像处理拥有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 传统图像的处理是一项非常耗费精力的创作过程, 而且技术的局限也特别苛刻。数字图像的设计和处理则要轻松得多。它把所有的技术包括应用工具都集中在计算机的软件里, 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原始图像进行加工处理以达到创作者和商家所期望的效果。

数字技术的产生, 特别是数字图像技术的迅速发展, 已经使我们进入了虚拟性数字时代, 对商业广告摄影的影响也将更加全面、深刻。而数字本身就具有虚拟的特性, 从而使数字图像的本质特征具有虚拟性。

三、纪实性和虚拟性在广告摄影中的矛盾性存在

罗兰·巴特的《明室》曾说“摄影要表达的不是 (不一定是) ‘已经不存在的’, 而仅仅是而且肯定是‘曾经存在过的’”。“对现存的所有照片来说, 意识的取向的可靠性:照片的实质在于认可它所反映的东西”[4]这一切都在说明, 摄影对事物的纪实性反映是摄影的重要特征。而数字技术的诞生则是记录影像的一次飞跃。

“在虚拟图像中, 原型和图像间有一种辨证关系:在‘原型’的图像之外总有另一些东西, 它们通过同这个虚拟图像的相互作用不断地展示自己, 总是准备向我们揭示隐藏在这一图像背后的别的什么东西。”[5]由于图像的虚拟性可以把现实而且还可以把非现实对象化、直观化, 就模糊了现实与非现实的区别, 打破了两者之间的严格界限。

正是数字图像的这个特征, 使商业广告摄影在数字图像时代的纪实性特征受到了严峻地挑战。商业广告摄影纪实性特征正在被侵蚀,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的处理手法得到充分地应用。商业广告摄影越来越多地出现更多的主观因素, 使之更向商家的意愿靠拢, 使产品在同质下竞争更加激烈。

虽然数字图像时代下, 商业广告摄影的虚拟性特征更加突出。但是, 纪实性依然是其立足之本, 没有消费者对图像的纪实性的理解和接受, 商业广告摄影不可能通过其视觉形象促销商品。

因此, 纪实性和虚拟性在数字图像时代的商业广告摄影中的矛盾性同时存在。

四、广告摄影的纪实性在数字时代的变化

商业广告摄影最终是依赖视觉形态来传达意念的, 随着数字图像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渗入的不断加深, 商业广告摄影的纪实性特征, 在数字虚拟化下慢慢地减弱。广告图像更加完美化、虚拟化和符号化。导致现在商业广告摄影的形象更主观, 进而使数字化的商业广告摄影更具活力。

但是, 在商业广告摄影的纪实性特征未得到充分尊重时, 会使消费者在消费时产生对广告摄影的怀疑, 对商业广告摄影的前景亦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在数字化的今天, 商业广告摄影的纪实性特征依然是整个行业的基础, 但是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 商业广告摄影的纪实性特征会有所减弱, 但他依然和虚拟性的数字化时代相伴, 和数字化广告摄影的虚拟化特征的矛盾性共同存在。

摘要：商业广告摄影的基本特征是纪实性。而今的数字时代, 虚拟性是数字图像的最大的特征。本文从数字时代商业广告摄影的虚拟性对纪实性的冲击, 阐释数字时代对商业广告摄影纪实性特征的影响。

关键词：商业广告摄影,数字虚拟,纪实性

参考文献

[1]王宏键.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149页;

[2]王宏键.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150页;

[3][法]R·舍普等.技术帝国.刘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版第97页;

[4][法]罗兰.巴特.明室.赵克非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35页;

[5][法]R·舍普等.技术帝国.刘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版第99页。

商业地产的嬗变 篇2

网络与文化的嬗变

网络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研究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内涵.本文认为网络引起了文化传播的历史性变革;文化则是网络存在的深层次动因.网络文化是在网络与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平等文化、多元文化、霸权文化和全球文化.

作 者：高正荣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8刊 名：前沿 PKU英文刊名：FORWARD POSITION年，卷(期)：2002“”(7)分类号：G05关键词：网络 文化 网络文化

商业地产的嬗变 篇3

美国大学商业化促使大学与市场联系更加紧密，促进大学办学形式的多元化，推动大学与企业的密切合作，而且商业化管理理念提高了大学的管理效率。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商业化也招来了许多批评的声音，台湾学者罗晓南认为，美国大学的过度商业化及急功近利导致大学对人文及人格教育的忽略，不再重视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和传统伦理观的培育，进而导致大学人文教育的危机[3]。由于知识产品的那种神化的“纯洁性”是知识工作者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当这种神化的“纯洁性”被科学与商业日益增加的融合形势所消解时，科学合理性的基础就发生了动摇，科学知识在各种批评面前变得更加脆弱[4]。

美国大学商业化具体表现为大学管理者商业观念的形成、学术管理手段的量化操作、知识产权制度的观念与实践、兼职教师数量的增加、工作内容与课程结构的商业性变化等方面[5]。上述商业化特征在学生与教育的属性方面集中体现为以下两种观念：“学生是消费者”（Student as Customer）与“教育是产品”（Education as Product），最近数十年，两种观念总是充满争议地伴随着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本文以历史的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为研究脉络，分析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的争议历程，具体从三个视角（不同期刊、不同时期、不同作者）对两种观念展开比较分析，意在通过美国大学商业化中两种观念在文本表现上的历史嬗变与理论认识，为我国大学的商业化转变提供理论借鉴与经验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办刊时间较长、影响较大、读者较多的两本杂志———《Liberal Education》与《AGB Reports》作为研究样本，数据皆来自上述两本杂志1960—2010年的文献数量统计。

《Liberal Education》是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AC&U）的旗舰杂志，传递教育者、教师、管理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声音，他们致力于丰富自由学习和本科教育。该杂志是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的全国论坛，涵盖了一系列主题，涉及教学和学习、领导、教师创新与制度变革[6]。AAC&U是引领关注质量、活力与自由教育公共形象的全国性协会，其成员致力于将自由教育的优势推广至所有学生。该协会成立于1915年，现有1300多个成员机构，包括认证的公立与私立学院、社区学院、研究型大学以及各种类型与规模的综合性大学。AAC&U围绕四大目标开展组织工作：跨越，自由教育成为全球的必然；质量，美国学位价值的21世纪标志；公平，创新、包容性卓越、学生成功；社会责任，全球公共资源的综合自由学习[7]。

《AGB Reports》是大学与学院董事会协会（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AGB）主办的定期刊物，为成员机构的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决策咨询与政策指导[8]。AGB是以高等教育治理为中心的第一组织，加强高等教育的价值、以科技应用推动创新以及服务于人口转变的需要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AGB为成员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管理人员、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关键的行业领导者提供指引与咨询，以帮助他们领略不断变化的教育蓝图。AGB致力于通过设计最佳实践与解决影响高等教育的全国性问题而不断推进治理实践，与成员机构分享重要信息与知识，提供个性化的咨询服务，以帮助各类学院、大学及相关机构茁壮成长。AGB成立于1921年，现有1300多个成员机构，代表1900多个各类学院、大学及相关机构；拥有40000多个高等教育机构代表，包括基金会代表、大学校长、首席执行官、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专业人士等。AGB通过书籍、报告、论文、视频、杂志与每月简报为成员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学术会议、工作坊以及其他项目资源的最新发展趋势[8]。

本文选择上述两本杂志主要出于以下5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主办上述两本杂志的协会代表了美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第二，上述两本杂志的广泛流通有利于反映美国高等教育所有领域的商业准则；第三，上述两本杂志的作者覆盖面较广，包括基金会、大学管理人员、教授、私营部门专业人员、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官员；第四，上述两本杂志在50年间不间断出版，利于时间追踪研究；第五，代表大学董事会与校长等相关组织的数据提供更加有效的证据，高级管理人员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在高等教育的文化基调中有着重要的作用[9]。

本文以《Liberal Education》与《AGB Reports》为信息源，以“customer”或“product”为关键词，检索了1960—2010年间的相关论文、评论与通讯报道，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数据，统计整理了相关信息数据，《Liberal Education》与“学生是消费者”（Student as Customer）相关的文献共有121篇，与“教育是产品”（Education as Product）相关的文献共有102篇；《AGB Reports》与“学生是消费者”相关的文献共有210篇，与“教育是产品”相关的文献共有121篇。以上述信息数据为基础，将两种杂志中涉及两种观念的文献按照支持、反对、不确定的立场分为三类，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认为“学生是消费者”与“教育是产品”的观念符合美国大学的发展需要且不违背美国大学的价值观；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认为“学生是消费者”与“教育是产品”的观念破坏了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基本准则，冲击了美国大学一贯遵循的价值底线；秉持不确定立场的文献对于“学生是消费者”与“教育是产品”的观念采取犹豫不决、保持观望的态度。本文基于上述数据与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与常规数据统计分析法，分别从不同期刊、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等视角对两种观念展开全面比较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期刊两种观念的比较分析

每一种杂志都有自己的办刊定位，包括类别定位、读者定位、内容定位、风格定位等[10]。类别定位主要确定杂志的办刊性质、运营方式、行业类别等；读者定位主要确定杂志读者的兴趣、爱好、品味和需求等；内容定位主要确定杂志内容的主题选择、观点倾向、热点追踪等；风格定位主要确定杂志的内在个性与品质和外部表现形式与装帧设计等。由于《Liberal Education》与《AGB Reports》两种杂志办刊宗旨的不同、主办单位的不同、机构成员的不同，其办刊定位尤其是内容定位体现在两种观念上显示出明显差异。依据上述理由，统计50年来两种杂志中与“学生是消费者”“教育是产品”两种观念相关的文献，其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50年来两种杂志与上述两种观念相关的文献中，在“学生是消费者”观念方面，《Liberal Education》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占52%，与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38%）相比，占有相对的优势；而在《AGB Reports》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占82%，与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8%）相比，占有非常明显的绝对优势；两种杂志中秉持不确定立场的文献均占10%，在文献总数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综合来看，两种杂志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占71%，与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19%）相比，优势比较明显，说明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在总数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教育是产品”观念方面，《Liberal Education》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占56%，与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30%）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在《AGB Reports》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占72%，与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11%）相比，占有更加明显的绝对优势；两种杂志中秉持不确定立场的文献各占14%、17%，同样在文献总数中不占据主导地位；综合来看，两种杂志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占65%，与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20%）相比，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说明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在总数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数据来源：1.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Universities.http://www.aacu.org. 2. 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http://agb.org. 3. Daniel Lee Kleinman, Robert Osley-Thomas. Uneven commercialization: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identity and practice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J]. Minerva, 2014(52):1-26.

上述情形表明，两种杂志中对两种观念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均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由于美国社会实用主义思想的普及，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加强，消费者运动[12]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经济发展形势、高校的社会地位、教育财政投入的多寡等都会对教育观念产生推动或抑制作用。自1960年代到2000年代，“学生是消费者”与“教育是产品”两种观念经过多个年代的变迁，体现了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的起伏状态。以此为依据，统计50年来两种杂志与“学生是消费者”“教育是产品”两种观念相关的文献，其总体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50年来两种杂志与上述两种观念相关的文献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在“学生是消费者”观念方面，50年来《Liberal Education》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从1960年代高居78%降至2000年代的29%，下降幅度较大；而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呈上涨趋势，从1960年代的11%上升至2000年代的61%，上涨幅度同样较大；在此期间，秉持不确定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上变化不大，1980年代最低（7%),1990年代最高（16%），在总数中所占比例较小。第二，同样在“学生是消费者”观念方面，50年来《AGB Reports》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呈上下跳跃态势，从1960年代的63%急速上升到1970年代的84%，此后进入忽上忽下的浮动状态，但总体跳跃幅度较小；而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上同样呈跳跃态势，而且跳跃幅度较大，1970年代最低（2%),1980年代最高（20%）；秉持不确定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上呈U形态势，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快速下降，此后开始缓慢上升。第三，在“教育是产品”观念方面，50年来《Liberal Education》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呈显著下降趋势，从1960—1970年代的70%左右下降至2000年代的33%，但其中1990年代突然上升至56%；而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呈显著上涨趋势，从1960年代的16%上升至2000年代的61%；在此期间，秉持不确定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上飘忽不定，1980年代最高（25%),2000年代最低（6%），表明秉持不确定立场的文献持续波动。第四，同样在“教育是产品”观念方面，50年来《AGB Reports》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呈抛物线态势，从1960年代的67%逐渐上升到1980年代的78%，此后逐渐下降到2000年代的62%，年代之间变化幅度不大；而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呈急上急下态势，且跳跃幅度较大，1960年代与1990年代为零，而在1980年代与2000年代均为19%；秉持不确定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上呈先下降再上升的态势，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快速下降，在1990年代突然上升后略有回落。

数据来源：1.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Universities.http://www.aacu.org.2.Association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http://agb.org. 3. Daniel Lee Kleinman, Robert Osley-Thomas. Uneven commercialization: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identity and practice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J]. Minerva, 2014(52):1-26.

美国社会特有的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对大学有一种天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导致美国的大学有一个显著特点：高等教育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要满足市场与消费者———学生的需求[12]。因此，在2000年前，对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比例长期居高不下。1960年代的消费者运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0年代的美苏争霸、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等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与动荡，一方面在客观上助长了美国大学的商业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界在理论上对大学商业化现象进行反思。2000年以来，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理论界考虑到大学商业化的持续升温将会冲击美国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学术自由以及大学教育的价值标准，导致理论界对两种观念的分歧与争议迅速扩大。

由于两本杂志的办刊定位不同，尤其是作者群与读者群的显著差异，使两种观念的演进趋势出现了明显的区别，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变化。崇尚自由教育理念的《Liberal Education》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对两种观念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上持续下降，而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比例总体上持续上升，2000年后，秉持反对立场的文献甚至在总数中占有绝对多数，出现大逆转的局面；而《AGB Reports》由于受特定作者群与读者群的影响，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主导地位，2000年以来只是略有下降。另外，五个年代中两种杂志秉持反对与不确定立场的文献数量的大幅波动情况，也充分反映出美国高等教育界对两种观念的争议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大。

（三）不同作者两种观念的比较分析

任何一种杂志都有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与读者群，秉持相同学术观点的作者群在长时间的积累和凝聚后，将有可能形成学术派系或学术部落，并由此产生学术壁垒与学术边界。而且，由于作者身份、地位、职责、背景的不同，其所秉持的学术观点也会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分析不同作者群的学术观点可以准确把握杂志的办刊定位及其所属的学术流派，便于集中呈现学术期刊的观点分类与异同。依据上述理由，统计50年来两种杂志与“学生是消费者”“教育是产品”两种观念相关的文献，其总体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50年来两种杂志与上述两种观念相关的文献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在“学生是消费者”观念方面，50年来《Liberal Education》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和秉持不确定与反对立场的文献各占一半，大学管理者、教授及非营利组织人员等主要的文献贡献者基本上平分秋色，只有专业研究者全部秉持不确定与反对立场，其他作者的文献数量较少，反映不出更多的信息；而《AGB Reports》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比例占有绝对多数 （81%）， 大学管理者、教授、非营利组织人员、基金会人员、高等教育咨询机构等主要的文献贡献者主要秉持支持立场，没有其他作者群在秉持不确定与反对立场方面占据主要优势。 第二， 在 “教育是产品” 观念方面，50年来 《Liberal Education》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和秉持不确定与反对立场的文献大体持平， 前者稍占优势，大学管理者、 教授等主要的文献贡献者基本上保持平衡，秉持支持立场的私营部门人员占较大比例，专业研究者则在秉持不确定与反对立场方面占多数；而《AGB Reports》中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比例占有绝对多数（73%），大学管理者、非营利组织人员、基金会人员、私营部门人员等主要的文献贡献者主要秉持支持立场，同样没有其他作者群在秉持不确定与反对立场方面占据主要优势。

数据来源：1.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Universities.http://www.aacu.org.2.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http://agb.org.3. Daniel Lee Kleinman Robert Osley-Thomas. Uneven commercialization: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identity and practice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J]. Minerva, 2014(52):1-26.

一般来说，在某个学术议题的所有作者群中，核心作者群往往代表该学术议题的总体研究情况及其主流学术观点的发展趋势。以此为依据，按照不同的观念分别合并两种杂志，统计50年来与“学生是消费者”“教育是产品”两种观念相关的文献。（见表4)

从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50年来两种杂志与上述两种观念相关的文献中，核心作者群包括非营利组织人员、基金会人员、大学管理者、教授等主要的文献贡献者，其所著的相关文献在总数中分别占69%（学生是消费者）与74%（教育是产品），代表了大部分作者及其观点。 在“学生是消费者”观念方面，核心作者群秉持支持立场的文献占总数的67%， 秉持不确定与反对立场的文献占总数的33%， 倾向支持立场的明显居多；而在“教育是产品”观念方面，核心作者群秉持支持 立场的文 献占总数 的64%， 秉持不确定与反对立场的文献占总数的36%，同样是倾向支持立场的明显居多。 由此可见，对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秉持支持立场的核心作者群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大学的商业化发展趋势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其主要原因有市场力量干预、国家主义控制、自由文化熏陶、内在发展需要等[13]。 因此，与大学商业化有密切关系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都从各自不同立场来阐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观点，如非营利组织人员、基金会人员、大学管理者、教授等积极参与讨论， 成为两种观念相关文献的核心作者与主要贡献者。但是， 由于两种杂志办刊定位与学术偏好存在巨大差异，同样类别的作者群在不同杂志中的学术观点区别较大 ， 有时甚至 截然相反 。 如表3中 《Liberal Education》的作者群总体在两种观念的支持与否立场上各自占领半壁江山（50%∶50%;53%∶47%），而《AGB Reports》的作者群总体则明显倾向于支持立场 （81%∶ 19%;73%∶27%）；教授在 《Liberal Education》的 “学生是消费者” 观念方面支持立场上稍显劣势 （46%∶ 54%），而在《AGB Reports》的两种观念方面支持立场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69%∶31%;57%∶43%），专业研究者群体在两种杂志中两种观念的立场竟然完全不同。 总的来说，虽然不同作者在两种杂志中对两种观念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秉持支持立场的作者还是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核心作者群的统计数据更加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美国高教界对两种观念的认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数据来源：1.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Universities.http://www.aacu.org. 2 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http://agb.org. 3. Daniel Lee Kleinman, Robert Osley-Thomas. Uneven commercialization: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identity and practice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J]. Minerva, 2014(52):1-26.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的长期发展趋势

从50年来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两种观念自诞生以来便处于一种不平坦的发展状态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两种观念支持与否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数十年来争议不断，形成了长期对立、此消彼长、犬牙交错的发展趋势，尤其在2000年以来出现了新的矛盾转换与更加复杂的争议局面。从根本上说，两种观念支持与否的持续分歧与争议体现了商业管理与学术管理的区别，根源在于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差异。基于教育规律与学术管理的观点认为，美国大学商业化的垄断性资源影响了学科均衡，功利性原则消解了价值追求，“经济人”取向弱化了人文关怀[13]，而基于市场规律与商业管理的观点则认为美国大学商业化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适应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了大学发展的自身需求。

（二）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嬗变的动因

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的产生、争议与嬗变既有内部因素的动力刺激，也有外部因素的牵扯推动。内在需求是两种观念嬗变的决定性因素，外部震荡是两种观念嬗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1. 内在需求：

美国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尽管两种观念在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充满争议，但数十年来还是在蹒跚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大学的自我发展需要，即两种观念的产生符合美国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基于内在逻辑的自我发展需求是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二战以来，对于私立高等教育为主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大学的办学成本与经济效益是首先考虑的必要因素，缺乏宽裕的办学经费也就谈不上生存与发展，因此，增加经济收入是美国大学商业化的主要动因，同时催生了两种观念。与此同时，国家科技发展项目、市场经济需求、社会发展需要等多种经费来源渠道刺激美国大学商业化的内在需求，符合市场规律与商业管理规律的产学研合作形式、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战略规划与管理等商业化操作模式逐渐与大学办学活动结合在一起，从内在根基上促进了两种观念的兴起。

2. 外部震荡：

社会变迁对两种观念的影响。纵览50年来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变迁对两种观念的嬗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60年代消费者运动规模扩大引起的社会观念变革推动了两种观念的兴盛；1970年代经济危机导致的大学经费紧张促进了两种观念的发展需要；1980年代美苏争霸对大学提出的科技发展要求为两种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依据；1990年代经济繁荣支持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为两种观念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经济温床；2000年代经济下行与恐怖主义势力抬头促使两种观念在教育价值与宗旨方面予以理论反思。另外，数十年来时常发生的学生权利运动、政府为促进大学商业化而出台的扶持政策以及美国科技管理发展方向的变化对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两种观念嬗变对美国大学发展的时代挑战

随着美国大学商业化的发展，两种观念在理论与实践中对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办学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触及教育基本规律的深层次问题。

1. 两种观念对传统高等教育理念的冲击。

美国大学的商业化变迁归根到底是因为美国大学所处的发展环境有着商业文化生存的土壤。无论如何，两种观念的诞生、发展、争议历程对传统高等教育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大学不再仅仅是传播知识、创新知识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且是应用知识、服务社会的开放式科学研究中心，商业理念、市场理念与创业理念逐渐渗透到大学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高等教育“商业化”的趋势正冲击以往追求真理、传播知识与积淀文化的高等教育机构[14]。德里克·博克曾提醒，目前大学已从一个知识学术的中心，逐渐转变为牟利为主的机构，这是应该及早警惕及防范的现象[1]1。美国大学商业化发展催生了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15]）、市场型大学（Market University[16]）、商业型大学（Commercialized University[9]）等一批拥有全新高等教育理念的著名大学，为美国大学的深化改革与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激烈争议与持续讨论。

2. 两种观念对大学办学的威胁与警示。

数十年来，两种观念虽然伴随着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前行而争议不断，但是对两种观念秉持支持立场的利益相关者毕竟占有绝对多数。对一种观念的多数认同意味着大学不得不接受观念的引导与迁移，在办学过程中商业化的理念与行为时刻影响着大学的每一个成员及其参与的各种活动。这对传统的大学办学理念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同时对大学办学面临的当前现状提出了警示，大学已不仅仅是脱离于社会之外的封闭的象牙塔，而是必须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政治发展的舆论阵地。两种观念的不断演进与嬗变促使大学积极变革以应对商业化的潮流，走出象牙塔、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已成为大学不得不面对的发展趋势，否则将会面临被时代发展淘汰的命运。但是，大学也不能一味迎合商业化的需要而放弃大学原本应该承担的传承知识与探究学问的历史使命，毕竟，大学是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17]。

3. 两种观念的衍生问题及其教育悖论。

数十年来，美国大学商业化进程中两种观念的持续争议与分歧衍生出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导致教育悖论的出现。如果将大学生视为市场经济中完全意义的消费者，那么作为消费者的大学生在消费教育时是否应该纳税？大学生在享有消费者基本权利的前提下，是否可以任意选择喜欢的课程以及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确定课程教学方式与评价标准？如果把大学生视为教育市场的消费者，在他们学习中出现避难就易、避繁就简时学校与教师应该如何应对？如果把教育视为市场中的普通商品，那么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收益，学校是否可以采取薄利多销、廉价售卖的方式？如果学生是消费者、教育是产品，教师则是教育的生产者，有可能出现偷工减料，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上述衍生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难以给出满意的答案，归根到底，两种观念支持与否带来的深层问题反应了商业管理与学术管理、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两种观念的争议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四）两种观念嬗变对中国大学商业化发展的若干启示

美国大学的商业化进程不仅深刻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大学的运行，而且对世界各国的大学商业化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文化发展的需求、企业发展的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大学的商业化现象目前已经渗透到我国高校的各个领域[18]。事实上，两种观念在中国大学商业化发展中也有相应的认识表现：早在2000年左右，教育界与经济界曾兴起关于教育产业化的热烈讨论[19][20]，对学生的消费者身份研究也持续不断[21][22]，直到现在，政府向大学购买服务、产学研协同创新、订单式人才培养等研究主题仍然是教育理论界的热点话题。这些呈现在文本中的具有商业化特征的学术话语与大学办学过程中的商业化行为比比皆是，已经充分说明中国大学商业化转变正在进行时。

抽象雕塑的发展嬗变 篇4

西方现代雕塑旨在突破传统的桎梏, 时间跨度大约是从19世纪末开始, 繁荣整个20世纪。19世纪末, 当学院派为代表的古典雕塑已呈现出腐朽僵化之势, 积攒着冲破学院派禁锢的勇气, 一群雕塑家踏上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探索之路。其中不可忽视的是雕塑家罗丹在现代运动中先驱意义, 尽管里德认为塞尚才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从罗丹开始, 雕塑去文学性, 更多关注雕塑的本体语言和形态构造, 这也成为古典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标志。随后马约尔、布代尔、布朗库西、摩尔等一大批伟大的奠基人, 开始为抽象雕塑的发展做出努力。

二、西方抽象雕塑发展脉络

(一) 立体主义

首先是立体主义给现代雕塑带来了新的视野, 雕塑家强调雕塑本体语言的欲望更加强烈, 开始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将形态的塑造放在首位, 对传统的学院派和只注重体量的雕塑观念做出反抗。艺术家们用毕加索《F·奥利维尔头像》的诞生, 标志着立体主义雕塑的正式诞生, 毕加索充分施展了绘画上形成的立体主义原则, 以解析性的几何形块组合强烈的撼动了古典雕塑以体量为首的雕塑原则, 为以后的构成雕塑和抽象雕塑的继续发展打下基础, 并带出了阿基本科、杜桑·维龙、查德金、利普希茨等现代雕塑家。

(二) 从构成主义到极限艺术

构成主义观念的直接源泉是立体主义, 它并非为某种艺术风格所制定的一种技术方案或某个艺术团体的叛逆性宣言, 而是一种普遍的认识观, 是与现代生活密切联系并直接影响生活进程的思想意识。代表艺术家有塔特林、加波、佩夫斯纳等。俄国构成主义的奠基者塔特林, 用木料、金属和纸板, 表面上罩上石膏、釉面和碎玻璃, 构成了一系列浮雕。这些浮雕有着完全抽象的构成和造型, 是达达以及1960年代废品雕塑的开山鼻祖。

60年代, 和绘画上的抽象表现主义相呼应出现的抽象构成雕塑的另外一种发展趋势, 被称作“极限艺术”, 代表艺术家有戴维·史密斯、考尔德、菲利普·金、卡罗。戴维史密斯的雕塑成就和卡罗在其基础上的发展, 往往被看做现代雕塑由从属地位到现代艺术主角的标志, 作为美国抽象构成雕塑的代表, 戴维史密斯的作品体现了大量的工业因素以及对工业文化氛围的觉悟。

(三) 未来派与超现实和达达的混淆路线

未来派的雕塑宣言在程度上甚至比绘画宣言更为重要, 它预言了构成主义雕塑、达达及超现实主义的装配、作为字面意义的雕塑, 甚至预言了1960年代波普雕塑家的环境等流派的发展。虽然博乔尼始终想要超越立体主义的一切努力和效果, 但毫无例外, 他还是受到了毕加索在1909年做的第一件《F·奥利维尔》头像的影响做出了他早期未来主义雕像《母亲》。混乱是有意识的一种有系统的“不规则”意识, 它把解放那种通常为了理性秩序和社会一致而压制想象力的手法作为目标。

三、抽象雕塑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国当代雕塑的创作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雕塑界的转型存在着两个基本取向。一种是接续西方古典雕塑的传统, 另一种则是接续了西方现代主义雕塑传统。起到革命性和关键性作用的应该是后者。80年代早期的中国雕塑家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西方现代主义雕塑资讯, 并运用于自己的雕塑创作, 从事形式语言的探讨, 强调雕塑的自身造型规律和语言, 进行抽象半抽象的实验, 进行新材料的尝试。

(一) 中国抽象雕塑出现的背景

1. 社会和知识文化的转型

80年代, 伴随着思想解放和启蒙, 人们的观念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是知识结构的差异, 由于艺术家各自的知识结构不同, 所创作出的作品也不同。雕塑文化转型标志性的事件是1992年“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这次展览唤醒了雕塑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意识, 改变了雕塑界长期以来在学术边缘徘徊的局面, 理论家和批评家开始介入雕塑界的活动。

2. 艺术家当代观念的自觉

由于92年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的推动, 当代雕塑的自觉创作局面被打开, 此次展览之前, 雕塑家主要是在城市雕塑里耗费精力, 个人创作少, 在西方形式主义的影响下, 有了一些关于形式美和抽象雕塑的探索。89年开始, 一些艺术家开始转向对文化的关注, 从审美到对文化意义的转化。艺术家不再单一追求形式的探讨, 而转向文化意味着雕塑家心态的成熟, 雕塑家这种当代观念的自觉, 说明了雕塑切入文化, 这种转变成为当代雕塑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二) 中国抽象雕塑的几种类型

抽象雕塑的开启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 随着社会和文化知识的转型, 大批艺术家开始放弃传统人物造型方式, 采用抽象造型、材料构成、对抽象的自然物体进行材料转换等不同方式来展开他们的工作。

1. 抽象造型

1980年第二届星星美展上, 包炮的作品留下受到布朗库西、阿尔普、贾科梅蒂影响, 包炮是一位相当超前的艺术家, 在1986年, 他就提出, “新的雕塑艺术的概念, 将逐步产生, 雕塑艺术不一定非叫雕塑”。吴少湘也是一个敏感、富于探索性的雕塑家, 在他一批具有抽象意味的作品中, 对于“性感”“神秘感”的强调, 就使我们能看出它们与西方现代主义雕塑的联系。朱祖德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 他的木质雕塑, 既可以看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 又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木雕的气质, 一些抽象作品表现了物质流淌融化的状态。

2. 材料构成、金属焊接

还有是一些构成雕塑, 如朱明, 更前卫也更接近观念艺术。还有付中望的《榫卯结构》, 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创作, 开创了中国式抽象, 形成丰富的空间形态。唐颂武作为材料的一系列作品, 强化了钢铁的特性, 让人们联想到战争、暴力、恐怖活动等一些我们关注的问题。项金国、孙伟等艺术家也利用不同材料捆扎、焊接、铆合、嵌入等方式作出一系列构成材料的作品。

(三) 女性雕塑家崭露头角

中国当代的女性艺术家很多都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 但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也并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女性主义立场, 在语言的表达上, 也并不强化作品中潜在的性意识, 她们通常从自身经验出发, 寻求特有的表达方式, 如李秀勤, 特殊的经历让她把艺术和盲文结合起来, 感知看不到和触摸的世界, 在作品《凹凸系列》中, 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硬度不同的质量感, 心灵和世界通过手的触摸而联系起来。《呼吸的石头》等都是她表现女性独特经验的作品。施慧的作品也体现出江南女性的细腻。《巢》和《柱》是一类软雕塑作品, 《结》和《框》营造出神秘的空间感。陈妍音的《箱子》体现出锐利的尖刺, 具有进攻性和伤害性, 体现出潜意识中的自我保护意识。

四、结语

乡村卫生室的嬗变 篇5

近年来利川市稳步加大对村卫生室建设的投入, 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今年, 市政府又建设60个“五化”村卫生室作为十大民生工程来抓, 2014年10月底前全部投入使用。针对全市288个尚未达标的村卫生室, 该市计划今年达标60个, 2015年达标70个, 2016年达标80个, 2017年达标78个, 探索建立多种机制, 逐步消灭空白村。

镜头一:就医环境得到改善

“这两年村里变化真是大, 现在又修了这么漂亮的村卫生室, 看病方便多了, 每天傍晚还可以到卫生室前的小广场跳舞健身, 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像城里人一样了。”忠路镇花台村村民李菊兴奋地说。

以前, 该市大部分村卫生室基本没有单独的诊断室、治疗室等, 部分村卫生室仅配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这“老三件”, 村民就医环境简陋。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 改善村民就医环境, 2011年争取中央投资64万元, 建设村卫生室16个;2013年争取中央及省级投资135万元、自筹28万元, 改扩建27个村卫生室、新建4个村卫生室;今年, 中央及省级财政共投资300万元、市政府投资200万元, 专项用于60个村卫生室达标升级建设。新 (改、扩) 建的村卫生室统一样式、统一标志、统一规范设置, 并添置崭新的办公桌椅、病床、电子显示屏等, 配备体温计、听诊器、出诊箱、身高体重仪、心电图仪、氧气袋等基本诊疗设备。

“华丽转身”后的卫生室, 基本达到了“产权公有化、建设标准化、服务规范化、运行信息化、管理一体化”的标准, 就医环境大大改善。“现在每天来看病的村民达到20人左右。”杨家坡村卫生室村医吴光敏说。

镜头二:医疗水平得到提升

为了提高村医的服务水平和能力, 利川市卫生计生部门定期组织村医培训, 各乡镇卫生院也采取每月例会制度“以会代培”。同时, 按季度进村督导检查, 手把手地对村医进行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业务知识培训, 全方位提高村医服务能力。

今年3月, 对全市乡村医生分三期进行了轮训, 截至目前, 全市乡村医生取得乡村医生及以上执业资格的807人, 占总数的95.5%。

同时, 该市严格按照《执业医师法》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规定》, 建立健全符合村卫生室功能定位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 加强对乡村医生的从业准入管理, 坚决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加强乡村医生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年度培养培训制度, 强化管理指导, 规范执业行为, 不断提高服务管理水平。2013年, 市卫生计生局选派25名空白村的初 (高) 中毕业生到州卫校参加农村医学和中医专业学习, 学制三年, 毕业后分配到空白村卫生室从事村医工作。今年, 该市将再派送15名空白村的初 (高) 中毕业生到州卫校学习, 以逐步解决空白村问题。

现在各村都实行“村医签约服务”, 村民自主选择辖区内自己信任的村医签约, 签约内容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体检、转诊服务四大项。每天一大早, 凉雾乡旗杆村卫生室候诊厅就陆陆续续有前来看病或体检的村民, 他们说, 我们村里自己的医生服务态度好, 医术也不错, 在家门口看病方便, 有点头痛脑热的病随时就解决了。

量体温、测血压、打针, 走进凉雾乡纳水村卫生室, 村医杨丽叶忙得不亦乐乎。正在打针的村民黄东海说:“从我家到卫生院有18公里路, 坐车一个来回路费就要四五十元。现在好了, 村卫生室就在家门口, 又干净又敞亮, 村医服务态度也好, 药费也便宜, 既节约路费又省时间, 真好!”

镜头三:村医待遇得到保障

除了基础设施的改善, 村医的待遇也得到保障。该市通过多种投入渠道, 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补助力度, 确保每人每年不低于2.2万元。其中, 对实施基药制度的乡村医生每人每年落实5000元补助、运行经费补助6000元、一般诊疗费补助人均5元、基药配送费分别为每月80元或120元。2013年, 全市实际补助727.69万元, 平均每个村卫生室1.17万元。同时, 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乡村医生补偿政策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的通知》 (鄂卫生计生发〔2013〕3号) 精神, 为村卫生室统一购买年投保额为1200元的医疗责任险, 保费由市政府和村卫生室各负担50%, 实现村卫生室单次事故最高赔偿额15万元、累计赔偿额30万元, 极大提升了村卫生室有效抵御医疗风险的能力。同时, 该市创新推进“村医进村班子”工作, 进一步提升村医收入水平。通过政府资助与乡村医生自筹相结合方式, 建立健全乡村医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妥善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 以吸纳更多卫生人才扎根基层, 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曹操文学形象的嬗变 篇6

一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卒于公元220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又名吉利,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出生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嵩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这样的评价倒是和曹操刚刚去世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比较类似,在曹操刚死的一段时间,曾经在魏国出现过一阵吹捧他的热潮。曹植在《武帝诔》中描述了曹操下葬时的情景:“华夏饮泪,黎庶含悲”“兆民号眅,仰诉上穹”。这里固然有曹植故意抬高自己父亲的成分,但是在当时魏国境内的各种文学作品中,曹操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随后在陈寿所编的《三国志》里,对曹操的评价依然很高。《三国志·武帝纪》中,陈寿大力宣扬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如《武帝纪》结尾所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陈寿对曹操“鞭挞宇内”的统一事业予以肯定,称他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而对曹操的缺点陈寿却不着痕迹,轻轻带过。如他在说曹操“少机敏,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的同时,又说“惟梁国桥玄、南阳何眃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士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赞扬。

陈寿之后,陆机对曹操的评论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陆机曾任晋朝的著作郎,他在“游乎秘阁,而见魏武遗令,怅然叹息,伤怀者久之”后,写下了著名的《吊魏武帝文并序》,称赞曹操“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员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厄奚险而弗济,敌何强而不残。……”。由于受文体的限制,这里对曹操的评价都是赞扬溢美之辞,比较片面,因此不足采信。陆机在其另一篇文章《辨王论》中曾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人怨。”这一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曹操在天下大乱之际一统北方,不论经济政治都颇有建树,可以说是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就是因为“虐”太深,才导致百姓对其怨声载道。

二

西晋张辅,应该是高举尊刘贬曹大旗的第一人。他在《名士优劣论》中,把刘备与曹操作了全面的比较,他说:“董公仁,贾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杨德祖之徒多见贼害。孔文举,桓文林等以宿恨见杀。良将不能任,行兵三十余年,无不亲征。功臣谋士,曾无列土之封,仁爱不加亲戚,惠泽不流百姓。岂若玄德威而有思,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乎”。张辅认为曹操最恶劣的品质就是多疑、暴虐,而“威而有思,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的刘备才是他心中真正的名士。

东晋习凿齿在张辅“尊刘抑曹”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将曹氏贬的一无是处。他主要的观点有二:其一,以蜀汉为正统。其二,他认为“汉亡而晋兴”。他认为魏没有资格继承正统,认为“皇晋宜越魏继汉”。他甚至连司马氏曾为魏臣都不承认,说“宣皇祖考立功于汉”。(宣皇指的是司马懿,司马炎即帝位后追封他为高祖宣皇帝)

曹操的形象在南朝中的宋代也有所发展,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在其所编的《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不少曹操的故事。但大多数都是“数曹之非,揭曹之短”的,《假谲篇》第二十七所载:“魏武常谓人欲危己,已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致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由于刘义庆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南朝统治阶层对曹操的态度。而《世说新语》中所载的小故事也为《三国演义》直接提供了不少鲜活的素材。

到了唐代,人们对于曹操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褒贬不一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祭魏太祖文》中,虽然称曹操“雄武之姿”,还将他于伊尹、霍光相提并论,称其为“国之栋梁”,肯定了他的匡正之功;但与此同时又说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句中这个“乖”字非常形象的刻画了曹操的野心,明喻曹操所作所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匡扶汉室,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后面一句“有无君之迹”更是直白地将曹操“奸臣”的形象公诸于众。由于李世民的特殊身份,唐代士人对他是十分尊崇的,因此他对曹操的看法基本上为唐人所认同。

宋代司马光在其编著的《资治通鉴》中的不少地方对曹操都带有明显的“非其不轨,卑其为人”的倾向。在对曹操杀杨彪一事的选材上,司马光没有使用语焉不详的《三国志》,也没有使用立场较为中立的《孔融传》注引《续汉书》的说法,而偏偏使用《后汉书》的记载:“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小小一个“诬”字,却将曹操蓄意陷害他人的小人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实在是精彩。

到了南宋,曹操的形象更是江河日下,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都对曹操极为仇视。朱熹为了将曹魏斥为篡逆,甚至不惜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朱熹在其所著的《通鉴纲目》中,将《资治通鉴》中以曹丕“黄初”承汉“建安”改为刘备的“章武”承汉“建安”纪年。朱熹还在他的《朱子语类》中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指曹操)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由此可见,曹操在朱熹心中就是一个地地道道得“盗贼”。

三

曹操的形象发展至此,离《三国演义》中所刻画的曹操也就不远了。在元明时期的学者士人心中,曹操形象基本趋于一至。概括起来即是“肯定其才能,诽议其为人”,如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题辞》中说曹操“乐府称绝,文章瑰玮”“汉末之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之”,此评价不可谓不高。在评论其为人之时又说曹操“称王谋逆,甘心做贼”,贬的也不可谓不重。

电视体育节目解说的嬗变 篇7

1 早期的“广播体”解说风格

我国的体育解说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之,他以激昂、快速的解说风格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奠定了我国体育解说事业的基础。后来的宋世雄也延续了这种解说风格,这种富有激情的解说以及对节奏的有效控制,打动了整整一代人。

但早期的体育解说方式并不能对观众产生比较明显的效果和影响,这种解说缺乏与观众的互动,传播方式也比较单一。无论是张之还是宋世雄,采用的都是广播体的解说风格,宋世雄更是将此风格发扬光大。作为中国体育解说的领军人物,宋世雄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了20多年的体育解说工作,而中央级广电传媒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以至于当时的体育解说,从形式上都呈现出高频男声以及极快的解说语速,内容上只是简单地用语言描述在比赛现场所看到的场景和内容,无法对赛事做更加精准的评判。后来由于年龄逐渐偏大的原因,宋世雄在解说事业的后期出现了业务能力停滞不前的迹象,也就是仍然用收音机时代的解说方式来解说电视时代的体育节目。听过其电视解说的观众都知道,宋世雄到了节目后期主要是报球员的姓名和号码,只是将比赛情况简单地用语言描述出来,缺乏对比赛的分析和评论。但在收音机时代和直播比赛严重稀缺的时代,受众能听到或看到比赛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往往忽略了对体育解说的关注,对体育解说不会特别在意。

2 中期的“幽默语录体”解说风格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体育解说员在模仿前人解说风格的同时,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体育解说员当属韩乔生和孙正平。最初他们总是在刻意模仿,无法突破张之和宋世雄的风格,但这样的传播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

随着观众对体育节目的欣赏能力逐渐提高,对体育解说员的要求也越来越专业。体育解说员已不能只是具备从前那种只会“看图说话”的能力。韩乔生等人也试图突破这种单一的风格,并尝试着在赛事中适时加入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体育解说员缺乏专业的体育知识,又没有形成个人的特点,所以解说时会闹出不少笑话,甚至出现严重口误。个人虽努力进行风格的突破,却又以失败告终,给受众留下的是一段段“口误频出”的印象。韩乔生却索性“将错就错”,把这种无意的口误转化为有意的“犯错”,以此换来观众的笑声。这种幽默的语言特点,也形成了韩乔生独特的解说风格,他的很多解说语都被收录在了《韩乔语录》,更有学者将此语录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不过受众对此类解说褒贬不一,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解说语录已不属于体育范畴,受众更为认可的还是解说员对赛事的解说能力,也就是要以广泛专业的体育知识和精准的分析能力,为人们透彻分析、讲解体育赛事。

3 后期的“专业”体解说风格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快速迅猛发展的同时,体育类节目也随之兴起,各种精彩纷呈的国际赛事进入观众的视线。如今的受众已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体育迷”,其对体育知识的掌握也越来越专业,受众需要的是思维敏捷、语言精彩、观点精准、能够引领他们的专业型体育评论员而不是一个只会“照葫芦画瓢”的门外汉,黄健翔的出现则弥补了这一空白。黄健翔一改曾经我国体育解说单一的风格,不仅具有极为宽泛专业的体育知识,同时他精准的剖析、对赛事独特的见解和对赛事发展趋势准确的判断,都使他很快成为了观众最喜爱的体育解说员。他能很好地引经据典,使受众在收看比赛时收获更多的知识,黄健翔一度成为了最受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所喜爱的体育解说员。

从中国几代体育解说员的分析来看,他们的播报技巧是在不断完善,逐步增强的,从早期的广播体到中期的幽默语录体再到如今的专业型,不难探析出我国体育解说的发展之路。

摘要：随着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电视体育类节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欣赏体育赛事已成为很多观众消遣的方式,体育节目近年来收视率一路攀升,不论是从样式还是种类上都有很大的突破。体育节目的解说员在每一场赛事中承担着大量的解说任务,在对赛况进行解说的同时,也可以对赛场上所发生的一切进行一番评论,甚至会在解说中带上自己的情绪和态度。当今的体育传播已经是全球化和商业化了,中国的体育解说事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其播报技巧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关键词：电视体育节目,解说员,解说风格,播报技巧

参考文献

[1]李强.专业型解说——电视直播体育赛事的解说原则[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1).

美国犹太小说主题的嬗变 篇8

关键词：犹太小说,主题,嬗变

一、 美国犹太文学研究概况

美国犹太文学是美国文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战以来的美国犹太文学更是全面繁荣众多犹太作家以其才华和业绩在美国文坛独树一帜, 赢得广泛赞誉。艾萨克·罗斯菲尔德、斯坦利·埃尔金、欧文·福斯特、格雷斯·佩利、辛西娅·欧齐克、贝特·杜茨切、菲利浦·拉赫夫、拉昂那尔·屈瑞林、伯纳德·马拉默德、戴维·塞林格、约瑟夫·海勒、诺曼·梅勒、阿瑟·米勒、约撒内尔·韦斯特、赫尔曼·沃克、艾伦·金斯堡、麦克·考夫曼、菲利普·罗斯、约瑟夫·布罗茨基等人构成一个蔚为壮观的“犹太作家群”, 成为各大文学奖项的常客。索尔·贝娄、艾·辛格、约瑟夫·布罗茨基分别于1976 年、1978 年、1987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大奖。索尔·贝娄成为首位三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犹太作家;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均两度斩获该奖, 后者还获得三次福克纳奖, 一次普利策奖以及纳伯科夫奖;辛格也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犹太小说家以其精湛的叙事手法、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赢得读者的广泛认可, 并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关注。

进入90 年代, 圣弗德·平斯克 (Sanford Pinsker) 出版其专著《美国犹太小说:1917-1987》。这是关于犹太小说发展历程的重要概论性质的专著。该专著自卡汉写起, 跨度70 年, 涵盖了众多犹太作家的小说作品, 这一时期, 罗斯成为研究热点, 艾伦·库珀的《菲利普·罗斯与犹太人》堪称这一时期的重要专著。进入新世纪以来, 美国犹太文学的评论研究呈现繁荣景象。综述性著作不断涌现, 对犹太作家创作中表现出的“流散”意识予以关注。这与其中这方面的代表作应该属瑞恩·欧莫尔·赦尔曼 (Ranen Omer-Sherman) 的《美国犹太文学中的流散与锡安主义》 (Dispora and Zionism in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 以莱泽若斯 (Lazarus) 、希尔金 (Syrkin) 、雷兹尼克夫、罗斯等人的创作为例, 通过对不同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其所创作的作品进行详细解读, 挖掘各位作家于创作中体现的流散意识。对个案作家的研究趋向深入, 尤其是关于罗斯研究的专著大量问世。

国内在美国犹太文学领域取得突破性成绩的专著当属刘洪一先生的《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和乔国强先生的《美国犹太文学》。刘先生《走向文化的诗学》以美国犹太小说为切入点, 用文化诗学的相关理论作导引, 从而以文化、诗学的角度对众犹太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了系统评析。乔国强先生的《美国犹太文学》“研究重点就落到了美国犹太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美国犹太文学与犹太文化、犹太宗教与美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上。” 该书几乎涉猎了自美国犹太文学出现伊始到当下的所有犹太作家, 可以说是一本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专著。

二、美国犹太小说主题的嬗变

通过上述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出, 国内外对犹太文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也应看到, 国内对犹太文学的相关研究存在着诸多空白和盲点。虽然众多研究成果都探寻身处异域的犹太作家的边缘写作、所面临的同化危机, 但却鲜有提及目前犹太作家创作中犹太性的回归。而且国内犹太文学的研究重点在强调犹太裔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 忽略了犹太作家和非裔、亚裔作家的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犹太人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 探索美国犹太文学主题的演化轨迹可以看出, 美国犹太文学主题的演变是美国犹太移民心路历程的生动描述。从对自我身份的迷惘, 到在与美国主流文化的融合中追求犹太性及其形而上性的统一, 直至美国犹太作品犹太性的凸显, 体现了三代美国犹太移民的不同的心理状态。第一代美国犹太移民在犹太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冲撞中陷入烦恼而难以自拔;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同化中探寻犹太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统一;第三代美国犹太移民在历史演变中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意识到坚持犹太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美国犹太文学随着犹太移民的来到而逐步发展起来。1654 年, 来自巴西的23 名犹太人在纽约登陆, 成为最早定居于新大陆的犹太人。但人数甚微尚未形成规模性的文化接触。真正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是19 世纪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此时俄国、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先后爆发大规模的“排犹运动”, 犹太人意识到, 他们必须重新踏上迁徙之旅, 以躲避新一轮反犹风暴。据《美国犹太年鉴》统计, 1890年美国犹太人已从1830 年的6000 人猛增到100 万人, 到1920 年已达340 万人。此后二战期间希特勒法西斯在欧洲灭绝性地残杀了600 万犹太人, 从1933年到1945年, 约有20多万犹太难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美国。战后移民数量基本稳定, 到2002年为止, 美国有527万犹太人, 仅次于以色列 (560万) 。

索尔·利品茨恩 (Sol Liptzin) 认为:“美国犹太文学的创作大致呈现三种倾向:移民同化;文化交流;重新发现。”早期移民到美国后, 纷纷艰苦创业, 试图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建起美好的家园。自20 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犹太文学主要以犹太人的“美国化”为主题。他最著名的是《戴维思·莱文斯基的发迹史》, 小说情节简单:主人公莱文斯基移民美国, 经过不懈努力, 终获物质意义上的成功。玛丽·安汀的《应许之地》 (1912) 、安齐亚·耶泽斯卡的《饥渴的心灵》、马克尔· 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 (1930) 、亨利·罗斯的《叫它睡眠》 (1934) 等皆为此时之代表作品。上述作品大多讲述处于“希望之乡”的犹太移民艰辛创业, 希冀实现“美国梦”, 拥抱美国文化的故事。在安齐亚·耶泽斯卡作品中, 女主人公曾经这样描述当时自己置身美国的感受:“在我心中的燃烧的火焰, 并不仅仅是一个女人渴望一个男人的欲望 ——它是在我身后的整个犹太民族、各个年龄层的人们对于光明、生活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战后到六十年代, 犹太小说大放异彩, 主题由追求同化逐渐转变为同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和身份迷失。族裔、文化、身份认同等诸问题摆在面前、无以回避, 美国犹太作家们不得不面临着个人如何与特定的社会文化 (美国主流文化和犹太文化) 的认同这一尖锐问题。他们置身于美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的双重影响中, 势必于创作中体现出双重文化认同倾向。作家们一方面不愿意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 一方面又在作品里表现出犹太品性。这种身份和文化上的多重性和模糊性正是这一时期犹太小说的独特魅力。作家们在认同主流的大背景下, 以各种方式对悠远独特的犹太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或消解, 从而赋予个人创作或鲜明或隐晦的犹太文化色彩, 挖掘犹太文化中独有的资源, 将其与人类的恒定普遍的命题相结合, 从而获得超越犹太文化自身而放之世界皆宜的参照意义。所以马拉默德说“人人都是犹太人。”;正如诺贝尔奖在对辛格授奖辞中所讲的:“将人类普遍的处境逼真地反映出来了。”

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于各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政治及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使犹太人可在文化、思想等诸多方面与主流社会以及其他族群分庭抗礼;作为文化交流的一方、文化交流的主体, 他们参与到文化间的互动中, 充分体现出犹太文化在美国多元文化中地位之提升。在这种文化交流中, 犹太人开始重新审视历史, 认识自我, 进而于政治、社会、阶级、种族等诸维度审视犹太传统、犹太文化。此外, 众犹太人还不拘泥于对历史、现实的浅层书写, 他们还于创作中表现出“由外向内”之倾向, 即通过审视自我, 探寻自我认同之永恒主题。多元论开始深入人心, 美国这个多民族融和的国家又不能提供一个有凝聚力的文化特征来代替移民已经放弃的种族特征, 于是许多群体和个人开始重新寻找和恢复自己的种族文化, 以取得群体感和认同感的立足点。“这对于生活在现代工业化和官僚化的文化沙漠中所面对的冷漠、孤独和无聊形态来说, 不啻是一种解脱。”民族群体意识重新抬头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表现为犹太性的回归, 强调犹太价值观, 继承和发扬犹太宗教和文化传统。

三、结论

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主题的演变向人们昭示着:一个民族只有充分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才能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保持昂扬的生机和活力。美国犹太移民的历史乃至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美国犹太文学家们在不同的时期承担了宣扬犹太文化的历史使命。犹太作家在将犹太命题标本化的同时, 并没有囿于民族情绪的表达, 而是上升为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 对犹太裔作家而言, 流浪者的角色和现实的困境, 是他们特殊的文化优势, 使得他们以实用为原则, 有目的、有过滤地整合或扬弃西方的异质文明;同时亦清醒地坚守着自我的犹太民族特性, 保留着鲜活的犹太记忆, 并以西化的方式将其消融进文本中, 从而使得作品既具有世界性, 又不失民族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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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ol Liptzin, The Jew i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Blonch Pub-lishing House, 1966, p.2.

[3]Sanford Pinsker, Jewihsh-American Fiction, 1917-1987, 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 p.2.

[4]阿巴.埃班《犹太史》, 阎瑞松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133.

[5]丹尼尔.霍夫曼《美国犹太文学》, 顾晓明译, 北京:中国文献出版公司, 1985, 27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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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8]乔国强;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解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01期;26-29

[9]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