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重组理论综述

企业战略重组理论综述（共8篇）

企业战略重组理论综述 篇1

随着经济的发展, 兼并重组已经是现实世界里司空见惯的经济活动。对于国家来说, 兼并重组是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一种方式, 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实现帕累托改进。对于企业而言, 兼并重组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目标。即使在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散去的今天, 如果企业在“危”中善于发现“机”, 寻求合适的收购目标, 也可能实现超越式的发展。自1993年我国出现第一宗收购案例以来, 重组业务在我国走过了将近20个年头, 其中不乏一些典型的重组案例, 例如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 吉利收购沃尔沃, 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等等。国家也大力鼓励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走出去”, 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税收作为重组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关系到企业的收购成本, 关系到企业收购方式的选择, 关系到重组后企业经营的涉税问题, 甚至节税本身就是一些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的动因。因此, 重组业务的税收筹划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国内外对重组业务的税收筹划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国内、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 希望对重组业务税收筹划的后续研究有所裨益。

一、重组业务税收筹划国外研究

(一) 理论研究主要包括:

(1) 税收协同效应理论。国外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企业重组的动因出发研究重组业务与税收筹划的关系。企业并购重组的动因很多, 其中税收协同效应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税收协同效应是财务协同效应的一部分, 它是指两个或者多个企业通过兼并重组, 收购方凭借税收法律法规获得的税收纯收益。税收协同效应首先由艾克堡 (Eckbo, 1983) 提出, 他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很好地实现避税。有些情况下, 企业的重组业务是为了实现税收最小化。因为税制中存在着鼓励纳税人进行兼并重组的因素, 纳税人在意识到这种因素后, 就会充分利用这些因素, 在成本效益规则下, 选择最佳的重组方案。税制中形成税收协同效应的因素主要包括:税盾效应 (Tax Shield) 、税制中的非对称性因素 (Tax Law Asymmetries) 和受困权益因素 (Trapped Equity) 。

一是税盾效应。当企业进行融资时, 可以发行权益性证券或者举借债务。税制中股权融资中的股息一般不能够税前扣除;而债务性融资中的利息则可以在税前扣除, 从而债务性融资可以降低税负, 这就是税盾效应。这种税盾效应会鼓励企业进行债务融资。那么企业为什么不会无限制的使用财务杠杆, 以获得税盾效应的好处呢?在这里, 我们必须同时考虑财务困境成本。当企业不断提高杠杆比率, 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会增大, 破产的可能性会增加, 也就是说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 (与破产的可能性正相关) 增加。这时, 企业再申请贷款的时候, 贷款人就会要求一个较高的贷款利率作为风险的补偿。较高的贷款利率所带来的利息负担有可能完全抵消税盾效应带来的好处, 这便抑制了企业进一步提高债务融资的比重。此外, 贷款人有可能认为企业的破产风险是如此之高, 不再愿意为企业提供任何贷款, 企业就不再享受到税盾效应带来的好处。企业为了继续享受税盾效应的好处, 会通过并购重组来破解困局。并购重组之后, 如果一个企业破产了, 债权人可以从另一个企业中获得补偿, 提高了重组企业的总体债务风险承担能力, 降低了财务困境成本。这样, 企业就可以继续获得贷款或者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 继续享受税盾效应带来的好处。税盾效应与重组业务的逻辑图见图1。

二是税制中的非对称性因素。大部分国家的税法规定, 公司实现盈利时需要当期纳税, 公司亏损时却不会得到相应的税收补偿, 可见税制通常以非对称方式对待盈利和亏损。理论上, 企业当期的净亏损应该允许无限度地往后结转, 直到盈利为止。但是, 各个国家一般都不允许永续结转, 例如我国规定亏损不可以前转, 仅可后转冲抵将来应税所得, 结转年限最高为5年。这种对净亏损往后结转年限的最高限制就是一种税制的非对称性。结转年限越短, 非对称性越强。这种非对称性是形成税收协同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一个企业当年亏损, 预计未来也将继续亏损, 如果它与一个正在盈利的企业发生兼并重组, 把它的亏损转移给盈利企业, 盈利企业就可以结转这部分亏损, 达到降低总体税负的目的, 税收的协同效应由此产生。笔者认为这种解释的有效性随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不同。过去出于避税的目的, 很多收购方瞄准的是被收购企业的巨额亏损。但近些年, 多数国家对亏损结转的使用都有严格的限制。如美国规定, 在3年测试期内股权变化超过50%时, 目标公司亏损结转的使用需要加以限制, 亏损结转的额度不能超过股权变化之前目标公司股票价值与变化当月长期免税债券利率的乘积。根据美国这种最新的规定, 税制非对称性因素形成税收协同效应的解释力有所削弱。这种非对称性因素在目前我国的解释力也不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 在一般性税务处理下, 被合并企业的亏损不得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如果是特殊性税务处理可由合并企业弥补的被合并企业亏损的限额=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年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但是, 加拿大规定只要控股收购结束后不改变原来的经营业务, 经营性亏损可以继续抵扣。法国规定被收购企业经营业务保持不变, 其亏损向后结转没有年限限制。可以看出, 税制非对称性因素产生的税收协同效应在加拿大和法国可得到比较好的解释。

迈尔斯和梅耶斯 (Myers and Majd, 1985) 认为即使两个企业当前都是盈利的, 它们的合并也会降低未来税收的现值, 原因在于企业的合并可以降低未来现金流量的波动性。事实上, 只要两个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不是正相关的, 他们的合并都能起到平滑未来现金流的作用。将来其中一个企业的净利润会被另一个企业的亏损所抵消, 或者被另一个企业较低的利润水平拉低平均利润水平, 从而获得税收纯收益, 产生税收协同效应。迈尔斯和梅耶斯认为这是税制中的非对称性导致的, 政府通过非对称税收分享企业的盈利, 却不承担企业的亏损。可以把政府对企业的征税要求看成一个税收期权:如果企业存在利润时, 政府将行权, 对企业课税;当企业亏损时, 政府就放弃行权, 不对企业征税。根据期权定价原理, 期权的价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的波动性呈同方向的变动关系。企业的合并可以降低合并后企业总体未来现金流量的波动性, 降低税收期权的价值, 形成税收协同效应。

三是受困权益因素。在多数国家中, 对企业向股东派发的股息红利需要征税, 而对资本利得免税或者税率比股息红利税低。例如我国, 持股超过1年的, 股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5%;持股1个月至1年的, 税率为10%;持股1个月以内的, 税率为20%;而对个人转让股票却免征个人所得税。退一步说, 即使资本利得与股息红利的税率相同, 但是资本利得要在真正实现时 (证券出售时) 才会征税, 纳税义务的延迟降低了税负。对股息红利的歧视性税收, 会扭曲企业的经济行为, 理论上企业会把所有的利润留在企业, 而不派发股息, 这就是权益受困。

企业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解决权益受困问题。一个成熟的企业因为权益受困, 不发放股息, 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却没有很好的投资项目;而成长型的企业虽然有好的投资项目, 却缺乏资金。这时成熟企业可以通过收购缺乏资金的企业, 为其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等到被收购企业投资项目成功后, 再出售其股份, 获得巨额的投资回报。由于该成熟的企业完成了一项成功的投资, 其股票价格也会上涨, 如果股东这时把股票出售就会实现资本利得。这样企业就把股息红利税转化为资本利得税, 实现了递延纳税, 降低了投资者的税负, 产生了税收的协同效应。

(2) 其他理论研究。琼斯和塔格特 (1984) 从税收角度提出了企业所有权的生命周期模型:当企业年轻时, 其折旧费与其他税收扣除额较大, 这时应采取合伙企业形式;当企业达到一定阶段, 折旧额减小, 利润额增大, 因公司税率低于合伙企业税率, 公司制比较有利;当企业变老时, 折旧进一步减少, 税负沉重时, 公司与其他公司合并, 通过所有权的改变而增加公司资产的税基。

斯莫劳克、贝蒂和梅耶德 (1986) 认为, 税收因素不仅对并购的动机产生影响, 也影响了兼并和收购的过程。重组之后, 被收购企业的税收属性会向收购企业转移, 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也可能获得推迟缴纳资本利得税的机会。如果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不能享受到延迟纳税的好处, 他们会要求更高的收购价格。

(二) 实证研究

美国学者Alan J.Auerbach和David Reishus在1988年对1970~1980年间318个上市公司的并购案例进行研究, 得出结论:未使用过的税收抵免额与经营性净亏损在并购交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收购企业能利用其抵消应税所得, 从而减轻税负;但是政府的限制措施大大削弱了资产溢价的减税效应。

卡兰海因 (1989) 对640家样本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 结论是减税效应对企业并购具有重大影响。海因还指出, 有些并购发生与否取决于税收优惠, 当针对企业的收购行为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有可能放弃收购。

Myron S.Scholes和Mark A.Wolfson (1990) 分析了1980年以来发生在美国的兼并行为, 指出在美国兼并行为的影响因素中, 税制的变化是最重要的。1986年美国的税制改革使得税收对并购产生了抑制作用, 因此阻碍了国内企业间的并购活动, 但却鼓励了美国企业收购外国企业的并购活动。

二、重组业务税收筹划国内研究

(一) 理论研究

我国企业并购重组历史不长, 1993年才出现第一宗重组案例, 国内学者针对重组业务税收筹划的理论研究也比较缺乏。我国对企业并购的税收动因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维萍。李维萍 (2007) 指出:我国企业的重组活动处于追求规模经济阶段, 税制中的非对称性刺激作用难以体现;企业并购以横向并购为主, 参与并购的公司现金流呈同方向的变化关系, 税收期权假说难以成立;根据米勒和罗克股息的信息传递功能,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管理层依然愿意慷慨地分配股息, 权益受困理论在我国的解释力比较弱;最终得出结论, 税制对我国公司兼并的刺激作用并不明显。

黄凤羽 (2003) 利用模型分析了企业所得税对并购活动的影响。国外学者的并购分析模型通常包含两个前提假设:第一, 完全竞争市场;第二, 排除非市场因素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在这样的前提假设下, 并购企业的收益率仅仅是资本利得税率和已分配股息的纳税比率的函数。黄凤羽不仅对被并购企业的交易条件进行了修正, 而且还对举债利息能够全额税前扣除的前提假设进行了修正。通过修正后的模型分析, 他指出资本利得税率依然是并购企业收益率的重要影响因子, 而已分配股息的纳税比率则不一定包含在并购企业收益率的函数当中, 已分配股息的纳税比率对并购企业收益率影响的不确定性源于对举债利息能够全额税前扣除的前提假设的修正。

(二) 实证及实务研究

重组业务税收筹划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很少见。笔者只找到一篇张妍的关于税收特征对企业并购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张妍 (2009) 采用多变量Logit模型研究了并购决策的选择与各种税收因素的关系, 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并购行为受到税收因素的影响, 我国企业具有通过并购获得税收纯收益的动机, 这种动机在通过并购亏损公司而获得抵税效应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企业获得债务税盾效应的动机并不突出, 主要是因为企业担心过度的财务杠杆带来的风险。

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税制, 针对重组业务税收筹划的实务性研究却不少。干春晖 (2004) 在《并购实务》一书中全面地阐释了兼并活动的融资环节、支付环节、会计处理环节等环节的纳税筹划问题。但是因为税收法律法规的时效性, 很多分析在现行税收制度下已经不再具有适用性。祝绍雪、万小瑕、夏宗华 (2006) 也是针对并购活动中的不同环节进行税收筹划分析, 他选取并购环节是选择目标企业、选择出资方式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这三个环节。

蔡昌 (2005) 的《税收筹划八大规律》和盖地 (2008) 的《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两本书, 不仅遵循针对不同并购环节进行税收筹划分析的研究思路, 还以税种为切入点, 分不同税种 (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 进行纳税筹划分析。梁文涛 (2008) 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 根据不同税种, 说明纳税筹划在企业并购中是如何运用的。

2008年之前, 国内仅仅把企业并购活动的税收筹划问题看作是并购理论研究或税收筹划整体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没有关于并购活动的税收筹划的专著, 但是庄粉荣、陈丽花 (2008) 的《资产重组业务的税收筹划》填补了这一空白。《资产重组业务的税收筹划》分析了企业不同的重组业务活动, 认为筹划的要点在于四个方面:规避涉税风险、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正确选择合并支付方式、合理利用亏损。

张松 (2010) 认为税务筹划风险是影响企业并购成败的重要因素, 指出成本风险、政策风险、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是企业并购的主要税务风险。李翼飞 (2010) 指出风险因素是企业并购税收筹划不可忽视的问题, 尤其要关注政策风险, 企业重组活动不能忽视政府税收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因此, 企业重组时的纳税筹划应该对现在和未来税收政策有一个理性的预期, 同时持续跟踪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 适时调整税收筹划方案, 以确保税收筹划方案在变化了的税制环境中依然是最优的。

李绍萍、高玮茁 (2013) 针对上市企业, 利用SWOT分析方法, 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维度分析了企业兼并活动中的纳税筹划的优劣势, 进而指出了上市企业纳税筹划的发展策略。

三、结论

从上面对国内外重组业务税收筹划的梳理可以看出, 重组中的税收因素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节约重组成本, 实现潜在的税收利益是企业重组业务税收筹划的一个动因。国外有的研究甚至认为税收节约是企业进行并购重组的首要原因, 并且进行了实证检验。需要注意的是, 税收的确在重组业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不能把税收因素看成是重组业务的唯一动因, 过分夸大税务筹划在重组业务中的作用。

国外针对重组业务的税收筹划在理论上和实证上的研究都比较成熟, 这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资料, 但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税制可能有很大的区别 (如上文提到的企业合并的亏损结转, 不同国家的税法规定区别较大, 从而导致税制的非对称因素在形成税收协同效应方面的解释力有很大差别) , 所以引进国外的理论时要注意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考虑是否需要对国外理论的前提假设进行修正。同时, 针对企业重组业务的税收筹划, 国内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 这也是研究者们未来努力的方向。此外, 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是一个不断修改、发展、完善的过程, 研究者要对税收法律法规保持高度的敏感性, 长期追踪法律法规的变化, 保证重组业务税收筹划的实务研究适应税收法律法规的发展。

企业沟通管理理论综述 篇2

关键词：企业沟通 企业管理 以人为本

沟通是企业内部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企业取得效益迈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沟通不良几乎是企业存在的通病，尤其是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层多面广，人力资源观念落后，目标激励机制不全，重人治轻法治行为等因素长期存在，导致内部沟通越来越困难。既无法使管理层之间达成共同目标提高工作绩效，也无法使全体员工凝聚力量参与市场竞争。文章概述了国内、国外各个阶段各个流派的企业沟通管理理论，分析了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以人为本理念的总趋势。

1 国外研究

1.1 古典组织管理沟通理论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由以家庭式生产为基础的亲属关系沟通，逐步向工厂规模生产的业务关系沟通转变。工厂雇主对雇佣的控制监督，雇佣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层次差异，使得组织中内部沟通管理愈加复杂。

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极大地影响到现代企业的管理。这种理论，是上级对下级单向的层层控制与命令，工人只管接受指令而不考虑指令的对错，更不会向老板反馈。这种人际沟通方式是被动的，仅局限于传达指令和传递信息。

马克斯·韦伯发展了泰罗理论，提出了官僚制。他强调，组织中的每个人各有分工，责任明确，按章办事，消除个体情绪和个人感情。也就是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合法化，命令是一种职责，接受命令也是一种职责，成员之间的沟通，是下级对上级基于组织制度的绝对服从。

1.2 人际关系管理沟通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队和私有工厂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厂涌入，使得劳资之间管理成本大大增加，沟通问题进一步突出。同时，军方、厂方和工会的接触日益频繁，客观上要求和促进了相互之间的沟通理解。

在此之前的1924年，梅奥主持了著名的“霍桑实验”，得到了改善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尊重员工情感社会需要，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研究结论。1938年巴纳德提出，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沟通，鼓励和协调员工按照共同的目标一致行动。

1.3 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理论 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主要国家的产业调整，大量劳动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经济参与到国际化竞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力因素特别是新型管理型人才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逐渐落后以至被淘汰，人力资源理论应运而生。

最具代表性的是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强调组织中的个体成长、发展和潜力开发，逐步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五个层次的发展需要，沟通实际上是个体在组织中获得较高层次的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阿吉里斯的成熟-不成熟理论认为，个体发展是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他主张改革组织，以满足不同阶段下组织与个体之间的目标行动的统一。麦格雷的X-Y理论认为，管理的根本任务是使员工通过组织目标的整体实现而达成个人目标的实现，即我们后来所谓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上述理论，都要通过管理沟通手段来实现。

2 国内研究

多年以来，国内在管理沟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人是经济人，即企业的效率来源于严格的管理 ，严格就是最大的爱护，必须加强对员工业绩的严密考核，所以管理沟通工作似乎不必要。第二种理论则认识到人更是社会人，是需要尊重的，而激励则是对员工的最好奖赏，所以管理沟通工作局限于物质和精神激励。第三种理论则超过了前两种理论，认为人是文化人，管理之道即在于以情度理，特别强调企业内部的沟通。在第三种理论指导下获得成功的企业典范，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流行和倡导的企业管理的风向标，更是国有企业在实施改革中确保稳定和推进发展的良药。

很多公司深刻认识到，管好人才能做好事，以人为本才能服务社会。通过理清并解决内部存在的思想观念落后、管理体系陈旧、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借鉴和发展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重视沟通，加强协作，提出“以制度和文化为驱动力”的战略型发展理念。

3 发展趋势

纵观近现代管理人性观的演进，物和人作为两种基本的管理对象始终贯穿其中。然而，人的因素在演进中逐步占据了核心地位，人本管理早已深入到企业的内部。现代企业管理中，满足员工的合理需求和追求经济效益摆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现代企业管理在强调社会责任的前提下，仍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的追求目标。因此，抓好现代企业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实现企业互动协调发展的途径——沟通。正确良好的沟通是成功企业的经营之道，也是增进各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办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工作制度理念是静止的，而有效的管理沟通方式是灵活的，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和探索更良好的管理沟通方式，以谋求企业生存和促进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琛丽.浅谈企业管理中的沟通[J].科学之友（B版），2009（09）.

[2]魏树麾.项目管理中的沟通管理[J].中国市场，2010（14）.

[3]凌晨.沟通管理在能源行业大型国企风险评估项目的应用实践[J].价值工程，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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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重组理论综述 篇3

企业并购重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复杂经济现象, 是企业控制权转移和产权交易的重要形式。企业并购之所以是对企业经营发展最有影响力的企业行为, 在于其是资本市场里最能体现市场效率和最具有创新活力的一个环节。在我国, 作为转轨中的新兴市场, 企业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长期稳定的经营、严谨的财务管理、长期性的研发力量、产品的更新换代等方面的表现, 往往不够理想。因此企业, 尤其是上市公司, 通过合理有效地安排企业并购, 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活跃证券市场、吸引投资者, 一直是政府、企业和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 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呈逐年上升趋势, 表现出模式多样化、领域广泛化的特点, 外资及民间资本大范围地介入, 使企业并购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和运用。国内学术界也在借鉴西方国家近百年来企业并购经验的同时, 对我国企业并购重组及绩效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本文结合西方并购理论, 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与绩效的各方面研究进行了总结述评。

二、并购重组过程中并购类型与动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 并购重组过程中并购类型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

企业并购行为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交易各方之间市场关系, 将并购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基本类型。并购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并购看作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 提出了效率理论、市场势力假说、价值低估假说、信息与信号假说等理论;委托代理理论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对企业并购动因做出了解释, 认为并购有助于解决代理成本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种假说:降低代理成本假说 (Fama, Jensen, Rubaek, 1983) 、自由现金流量假说 (Jensen, 1986) 、过于自负假说 (Roll, 1986) ;新制度经济学中, 以交易费用理论 (Coase & Williamson) 为基础对并购动因进行了阐述, 认为并购的动因在于减少交易费用。然而并没有哪个流派的经济理论能对并购动因作出系统的分析。普遍的认为是:若为了扩大经营规模, 追求规模经济效应, 就进行横向并购;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可以进行纵向并购;为了分散经营风险、进入新的产业领域、实施多元化经营则可以采用混合并购。我国学者 (冯根福等) 自21世纪初开始对上市公司并购及绩效进行研究, 除了借鉴西方早期的理论和经验, 对本土企业并购的实际情况的大量实证分析之外, 也提出了一些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和经验,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专题就是“不同并购类型对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程小伟 (2007) 认为, 在我国, 不同并购动机造成的不同并购类型对绩效的影响并不一致, 纵向并购主要目的是节约交易成本, 并购后存在磨合衔接的过程, 只有将并购后的上下游企业整合为有机整体, 才能保持企业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横向并购中, 规模经济效应在并购当年较为明显, 但由于“非实质性并购”、“政府干预过度”等现象的存在, 并购一年后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大有小。混合并购中的效应不如所预期的那么高, 而是呈现下降的趋势, 这与现实情况出现了背离, 有证据说明我国企业混合并购中, 产权界定不清, 行政干预过多等外部因素制约了其并购效应的发挥。这一观点基本与国内多数学者研究结论一致, 如洪道麟、刘力、熊德华 (2006) 通过对1999年至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长期绩效的分析, 得出多元化并购会显著损害收购方的长期绩效结论, 其影响在并购发生后大约两年得以体现。李善民、朱滔 (2006) 运用长期持有超常收益 (BHAR) 来衡量公司的长期市场绩效, 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可能过早地寻求多元化发展, 长期来看却有损股东利益, 多元化并购公司股东在并购后1~3年内财富损失达到6.5%~9.6%。同时, 另外一些学者研究结果却表现出不同:周林 (2007) 通过DEA实证研究, 认为某种程度上我国企业纵向并购并非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并且纵向并购前一年的财务状况比并购当年要好很多, 这就表明很多上市公司的并购是出于圈钱、保壳的目的, 在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的情况下才进行并购。田波平等 (2006) 使用二次相对效益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结论:并购当年业绩水平有极小下降;而并购后一年业绩小有提高, 从整体来看并购后的业绩有提高的趋势, 并购事件对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 说明企业管理者的主观努力程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为企业经营者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作用这一观点提供理论依据。部分学者在更具体层面对“并购类型对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如励凌峰等 (2006) 从供应链的角度, 用Cournot模型分析了横向并购前后供应链利润、生产企业利润和供应商利润的变化情况。发现, 生产型企业横向并购后, 供应链的绩效主要由参与并购的企业数量决定, 进一步受供应链权力配置的影响, 供应商的垄断力越大, 汲取并购后的供应链利润越大。李哲、何佳 (2007) 将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并购分为改制型、投资型、行政主导型。认为:改制型并购对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投资型并购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产生了正面影响但持续性不足, 行政主导型并购使上市公司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从而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 因此造成了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持续恶化。王谦、王迎春 (2006) 选取代表性财务指标 (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 对我国企业逆向性的跨国并购绩效进行了研究, 认为:中国企业实施逆向型跨国并购后业绩和成长能力均存在先下降而后上升的趋势, 说明追求短期盈利不是逆向型跨国并购的目的, 中国企业实施逆向型跨国并购的主要目在于培养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企业缺乏跨国并购整合的经验, 所表现的财务绩效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二) 并购重组过程动机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

夏新平、邹朝辉、潘红波 (2007) 认为企业并购动机有两类:基于协同动机、基于代理动机。实证证明, 协同动机下的收购公司在并购前后绩效显著增加, 表明基于协同动机的并购是可以增加股东财富的;基于代理动机的收购公司虽然在并购发生当年绩效显著增加, 但随后其绩效持续降低, 这表明基于代理动机的并购没能创造价值。股东自利型并购属于代理动机并购的一种。并且给予代理动机 (或自利动机) 的企业并购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案中占了很大的部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往往持有很大的股份, 并且控制着董事会和经理层, 有着很便利的自利性条件。因此而发生的委托代理冲突, 即控股股东利用自利性并购掏空上市公司, 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己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正如西方早些年研究的结论那样, 股东通过并购来获得隧道效应。吴红军 (2007) 用自利性并购中企业的长期绩效和股价作为评价标准, 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的长期效果, 发现在并购前一年到并购后第二年共四个年年的时间窗中, 经过行业、规模和利润调整后, 无论是以会计指标、EV A指标, 还是股价变动指标, 都明显比非关联并购低, 揭示了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严重损害上市公司的后果。

(三)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绩效的其他影响因素

上市公司除了并购类型和动因对绩效的影响之外, 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甚至起到决定的作用。游春 (2009) 认为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绩效确实有影响, 其中对混合并购具有积极显著影响, 而对横向并购影响最小,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并购时有着明显的产业偏好, 一般倾向于从产业效应低的行业进入产业效应高的行业。刘笑萍, 黄晓筱, 郭红玉 (2009) 认为, 企业并购绩效的优劣不仅取决于并购类型, 还取决去并购双方行业周期:从行业周期角度看, 横向并购与多样化并购绩效存在显著差异;衰退行业中多样化并购绩效显著优于行业内部横向并购绩效;对于收购企业来说, 成长行业之间的多样化并购绩效显著优于行业内部的横向并购绩效, 对于目标企业, 成长与衰退行业之间的多样化并购绩效优于衰退行业内部横向并购。另外宋耘 (2006) 通过调查发现, 并购绩效与双方企业间协同整合潜力显著正相关:双方企业的战略相似程度和战略互补程度越大并购绩效越好, 并购绩效与被并购企业员工抵制程度显著负相关。因此重视整合过程, 增加双方协同潜力, 降低员工抵制程度, 可以提高企业并购绩效。另外, 文化的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宋耘 (2006) 通过实证发现“目标企业员工抵制程度”、“并购双方企业间文化冲突”和“并购方企业文化对目标企业员工的吸引力”这三者共同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企业应重视并购前的文化审计工作, 尽可能选择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并购对象, 减少整合中的文化冲突;为了提高对目标员工的吸引力, 并购方应加强对自身实力和文化的建设, 选择实力差距较大的企业, 降低整合风险。王海昀 (2007) 认为:文化差异通过组织行为变量影响并购绩效;整合程度、相对规模以及多文化宽容度作为控制变量影响并购绩效实现。因此, 企业并购时应该对文化差异进行调查, 考虑兼并战略、企业家风格和企业文化特性等因素, 选择合适的文化整合模式。有学者对提高绩效的因素也做了分类归纳。如杨晓敏 (2009) 认为从操作层面来看, 影响并购绩效有可控因素 (并购次数、类型、持有期限等) , 模糊因素 (支付方式等) , 不可控因素 (目标企业财务特征、文化差异、汇率等) 。管理当局应设法提前分析不可控因素, 根据影响趋势选择可控因素, 重视并周密计划模糊因素, 最终提高并购绩效。吴树廷 (2006) 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过程中, 对提高并购绩效的一些关键因素是:我国并购环境特殊对绩效的影响, 政府行政干涉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并购整合过程对提高企业整体并购绩效的影响。

三、并购企业绩效评估方法

(一) 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多用于考察并购重组的短期效应, 如Magenheim和Mueller (1988) 等人的研究指出, 并购结束一年及以后, 普通股的收益率是趋于降低的。但是, 事件研究法也有用于长期绩效的研究中, 如Jensen.M.C (1968) 研究了1975年至1991年间1814个并购事件后得出, 事件发生期内目标公司股东的累积平均反常收益为35%。会计研究法采用财务等指标对并购效应进行评价。有的采用单一的指标评价体系, 如现金流量或者托宾q值:Healy、Plepu和Runback (1992) 以样本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作为分析指标, 研究了1979年至1984年间美国50家最大的并购案, 发现行业调整后的公司资产回报率明显提高。也有的学者采用多指标模型, 通过假设检验、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在选取的样本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 多角度地评价并购公司的绩效。如Bradley.M, Desai.A, Kim.E.H (1983) 采用不同方法检验样本, 但没有得到样本公司业绩下滑的证据。Datta.D.K (1991) 所做的一项对为期10-18年英国企业的研究表明, 与并购前相比, 利润率几乎没有改善, 与依赖内部增长的企业相比, 利润率却下降了。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并购是伴随着经济转轨开始的,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从不成熟且多为政府控制下的企业并购而逐渐转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并购, 因此确定并购效果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 则事件分析法并不适合分析本土上市公司并购效果。因此多数研究都选择了会计研究法。秦楠 (2007) 认为“主成分分析法”是对并购绩效评价比较恰当的方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指标, 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和程序, 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对比分析, 对并购前后一段时间内企业的业绩变化和财务状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以此评判并购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通过实证也得到了显著的结果。而程小伟 (2007) 提出用“Charnesetal (1992) 和W.Cooperetal (2001) 根据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 所得出的稳定性指标”可以保证样本观测年份跨度比较长, 也深入考虑到基于公司特质的管理上可控的输入输出指标, 准确地度量了并购前后公司效率, 提供了单一的比率分析无法提供的信息。张德亮 (2003) 则用收益分析模型来研究企业并购的绩效:E (RM) =E (RA) +X[E (RB) -E (RA) ]≥RO, 并进行分析判断, 只要并购后的整体收益率水平高于不进行并购的收益率, 则并购绩效为正。荀守奎 (2006) 认为可依据并购以后企业价值是否大于未实施并购的双方企业价值之和, 采用营业现金流量法、股东价值增值法、股利模型估值法以及经济附加值模型估值法等来建立股价模型进行评价。

(二) 会计研究法

这一研究是将西方管理会计中先进业绩评价方法揉合到并购过程的绩效评价当中去。杨帅、李卫宁 (2007) 用四个指标体系衡量并购绩效:财务、经营协同、管理协同和财务协同, 以组成“综合计分卡", 再结合客观赋权综合评价方法中的”熵值法”, 通过比较企业并购前后各年的总指标和分指标评价值, 可判断并购是否从总体上产生了正效应, 是否从细分面上得到了协同效应。刘磊、于英川 (2006) 单纯运用平衡计分卡来评价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 认为:跨国并购整合过程是全方面的整合, 整合的过程除了财务上还应该包括人力资源, 运营流程, 客户关系等, “并购计分卡”能使并购后的新公司综合评价各方面整合绩效, 迅速发现整合不完善的领域。张锐、程夏 (2006) 则认为, 评价“以获得利润为动机”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最好就是评价并购是否给股东权益带来价值增值。因此采用经济增加值率、股权经济增加率等基础性指标来评估EV A值:大于零表明并购后绩效较优, 等于零表明绩效一般, 小于零则表明并购失败。用EVA对企业并购绩效的评价只集中于微观层面, 而对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缺乏评估。

四、结论

企业战略重组理论综述 篇4

关键词：成本管理；战略；战略成本管理

1.战略成本管理理论综述

1.1国外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战略成本管理的萌芽最早发端于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学者西蒙斯（Simonds）提出的“战略成本会计观念”，这种观念着重强调了企业管理会计与企业战略结合的重要性。

随后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竞争优势》一书中第一次从战略的高度来详细考虑成本管理通过识别企业竞争战略，制定简单可行的战略框架，以强调战略成本管理方法。1992 年，V.Govindarajan 和 J.P.Shank 和1993 年美国管理会计学者 J.P.Shank和 V.Govindarajan 等人在西蒙斯和迈克尔波特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战略成本管理》一书，提出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 Shank 模式。他们利用一系列的分析工具，为企业成本管理提供战略性的透视，使战略成本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更加具体化，其主要内容包括战略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战略成本动因分析。

从1992年到1997年，美国在战略成本管理领域不断发展出了新的内容，主要有策略成本分析、目标成本法、产品生命周期法、平衡财务与非财务绩效表。

1.2国内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我国较早对战略成本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研究所战略成本管理课题组， 该机构于 1999 年在《四川会计》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战略成本管理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现实意义介绍了战略成本管理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涵特点及现实意义。战略成本管理的出发点与应用》一文介绍了在战略成本管理模式下，价值链分析是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出发点、价值链分析包括的几个方面以及战略成本管理的应用方法。

随后，国内对于战略成本管理或战略管理会计专门研究的学者对战略成本实施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现实意义、战略成本或者战略会计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

但是，我国对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笔者认为，战略成本管理的思想在我国的发展还是远远不够成熟的，理论上不够系统化，因此也难以形成对于经济上行之有效的指导作用。

2.关于战略成本管理在我国企业中应用的综述

2.1在电力企业中的应用

吕鹃，杜纲（2006）在《基于战略成本管理的电力市场下发电企业成本研究》，指出我国电力企业成本管理主要还处在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以成本维持和成本改善为主要表现的传统成本管理阶段。认为传统的成本管理已不能适应竞争雨来越激烈的电力市场的要求，运用战略成本管理的方法对发电企业做了全面的分析。

就发电企业的执行性成本动因分析而言，可以通过实施全面质量管理（（TQM）制定一套比较适合发电企业特点的岗位、定员标准，力求把最合适的员工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最后要制定一套合理的战略成本管理绩效评价指标。

2.2在钢铁企业中的应用

孟婧（2012）在《战略成本管理在钢铁企业中的应用》一文中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扩散与蔓延，使我国大多数钢铁企业效益日益下滑甚至全面亏损，形势日益严峻。实施战略成本管理是钢铁企业内部成本管理变革的需要，也是适应全球化环境下钢铁市场竞争的需要。战略成本管理有助于形成钢铁企业的企业可持续竞争力。

本文中对钢铁企业实施战略成本管理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主要从（一）领导高度重视、（二）具有群众基础、（三）信息系统支撑、（四）具有高素质管理人员四个方面分析，认为我国大多数的钢铁企业具备了实施战略成本管理的可行性。接着给出了钢铁企业实施基于桑克（Shank）模式的战略成本管理的具体思路，主要包括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三项基本内容。最后给出了在钢铁企业中实施战略成本管理的一些建议。比如要成立战略成本管理领导小组和战略成本管理委员会，制定战略成本管理制度，强化信息化管理等；应当进一步和直接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节约交易费用。

2.3在航空企业中的应用

向炜（2013）在《新形势下航空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优化研究———基于桑克模式视角》一文中指出，我国航空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成本问题如下：（1）固定成本高，（2）议价能力弱，（3）财务费用居高不下，（4）航线结构和飞机队伍建设缺乏效率。作者给出了基于桑克模式的航空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分析：如在中国航空公司战略定位分析方面，票价低廉的低成本航空业无疑较之传统航空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中国当前的航空公司而言，采取成本领先战略比其他两种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更具可行性。

最后，给出了航空业企业基于战略管理降低综合成本的建议：（1）注意机型的选择，尽量使用单一机型。（2）提高飞机平局航行里程，减少飞机起落次数。（3）减少不必要的服务进而降低成本，减低票价。（4）降低人机比，降低运营费用。（5）采取多种融资方式，降低财务费用。同时也提出了给予价值链创造价值的途径：（1）主营业务价值链整合（2）多元化战略与航空公司价值链改进等。

2.4在施工企业中的应用

张鹏飞（2013）在《施工企业实施战略成本管理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国有施工企业引入战略成本管理，首先是要树立战略成本思维。再者是要规范“法人管项目”，其核心思想就是其核心是“两个主体、四个集中”。两个主体，即法人和项目，四个集中，即劳务队伍集中管理、材料物资（设备）集中采购（租赁）、项目资金集中管控和项目经费集中管控。

2.5在酒店企业中的应用

郑昌江，胡艳梅（2008）在《论酒店战略成本管理》中指出，目前，我国的酒店业成本管理大多数还是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减少支出，降低成本。这种传统模式在新的经营环境存在明显缺陷：（1）成本观念落后。（2）成本管理范围狭窄， 对供应及销售环节考虑不多。（3）成本管理对象不明确。

2.6在商业银行中的应用

文中对现阶段商业银行推行战略成本管理提出了如下建议：（1）全面导入战略成本管理理念。（2）建立和完善战略成本管理体系。（3）拓宽成本管理范围，突出人力资本管理。（4）加强/成本管理文化建设，着眼于战略成本管理的长效机制。（5）建立健全战略成本管理的激励机制

3.简评

笔者认为：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的企业开始意识到了战略成本管理的重要性，也有部分企业正在或者打算实施战略成本管理。从以上的综述来看，笔者认为战略成本管理在我国企业的应用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具备战略成本管理意识的企业仍是少数；第二，战略成本管理在企业中的实施，显得不够具体，并没有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落实到位；最后，由于笔者时间精力有限，未能详尽研读关于战略成本管理在我国企业中应用的全部文献，因此归纳出的综述不免显得不够全面：涉及到企业范围不够广，并且每类行业的综述也似乎不够深入和透彻。（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吕鹏，杜纲.基于战略成本的电力市场下发电企业成本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49-52.

企业海外上市理论综述 篇5

国外对海外上市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市场分割理论进行的, 放松MM理论的假设后, 探讨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一旦障碍消除 (如相互上市) , 风险被更大范围地分担, 投资风险溢价和预期收益率会降低;随着法和金融理论的兴起, 许多学者突破了传统的市场分割的研究思路, 从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海外上市问题, 提出了“捆绑理论” (Bonding Hypothesis) 和海外上市溢价 (Bonding Premium) 。第三阶段的研究则进一步从信息环境熟悉偏好等因素进一步研究海外上市溢价存在的动因。相比而言, 国内的海外上市实证研究还只是停留初步阶段, 没有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首先对国外海外上市理论进行系统的介绍, 然后总结我国目前的海外上市研究现状, 最后提出国内海外上市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国外的海外上市理论综述

(一) 市场分割理论 (Market Segmentationhypothesis)

早期海外上市的研究主要围绕市场分割假说 (Market Segmentation) 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市场分割假说认为, 当存在国际投资壁垒时, 国际资本市场是分割的, 公司股票一般只被公司所在国的居民持有, 由于风险不能得到有效分散, 投资者会提高风险调整后要求的收益率, 导致公司面临着较高的资金成本, 而海外上市则可以消除投资壁垒和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 从而分散风险和降低资本成本。Foerster and Karolyi (1987) 将海外上市归因于市场的分割, 他们指出海外上市可使外国投资者突破海外投资的障碍, 比如法律上的障碍、交易费用等直接成本、信息披露问题和未知的安全隐患。通过海外上市, 企业提供给海外投资者更充分、及时和透明的信息以解决海外投资者信息不足问题。Foerster and Karolyi (1987) 的研究结果表明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消息公布后, 其境内的股价均有积极地反应, 这些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海外上市能减少了市场的分割。此后学术界主要从股票价格的市场反应、资本成本和市场流动性3个方面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虽然实证分析的结果部分支持了市场分割假说, 但是也受到了不少批评, 特别是市场分割假说不能解释, 为什么随着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到海外上市的企业数量不是减少而是上升了。

(二) 捆绑理论 (Bonding Hypothesis)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随着法与金融理论的兴起, 学术界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思路, 又从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海外上市现象, 并提出了“捆绑理论 (Bonding Hypothesis) ”。其主要代表是Coffee (1999) 和Stulz (1999) 。他们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控制人 (控股股东和管理层) 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公司控制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于是在掠夺公司资源 (包括小股东利益) 和促进公司发展之间有一个权衡。海外上市, 将控股股东置身于比本土市场更严格的法律和规则下, 这就会降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 但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资金, 促进企业良好发展。但对增长缓慢的企业来说, 如果他们选择海外上市, 则股本的扩张会超过企业盈利的增长, 且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还会受到很大约束, 因此对那些缺乏发展机会的公司, 海外上市的成本是昂贵的。“捆绑理论”认为, 海外上市有利于提高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 一是减少控制权私有收益, 主要通过制约控制人 (控股股东和管理层) 的行为, 包括减少掠夺行为, 降低监控成本, 扩大股东基础 (源于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是方便筹集外部资金以有效利用未来增长的机会。海外上市提高了公司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

Doidge、Karolyi和Stulz (2004) 从投资者保护角度研究海外上市溢价现象。他们指出海外上市公司估值高于非海外上市公司, 原因是这些公司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低。他们建立了一个海外上市的决定模型。在这个模型中, 海外上市对控股股东既有成本也有收益, 对于未来增长机会较多的公司, 海外上市后由于信息披露和监管的加强, 控股股东获得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将降低, 但是未来现金流量将大大增加, 因此对控股股东而言, 收益大于成本。他们提供了关于溢价的一些预测, 包括:投资者保护愈弱的国家, 其公司海外上市溢价愈高;未来增长机会越高, 公司海外上市溢价愈高。他们认为, 有好的发展机会和低的代理成本的公司更倾向于在美国上市。海外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利益与其他股东利益更好地协调一致了, 他们能更好地利用发展机会。

Michael (2002) 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补充假说:“个人利益信号假说” (The Signaling of Private Benefits Hypothesis) 他根据信号显示理论分析海外上市是传递公司质量的手段, 这有利于投资者区分或辨别公司质量, 并对绩优公司有一个更好的估值。当内部控制人打算筹资或者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时, 内部控制人会传递出信号暗示公司海外上市后内部人可以从公司获取的控制权收益将大大减少。内部控制人可以从公司获取的控制权收益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潜在投资者购买股票的意愿和购买的价格。很明显, 如果内部控制人只能从公司获得较少的控制权收益, 那么, 将会有更多的投资者在较高的价格购买股票, 从而提高公司的价值。

(三) 熟悉偏好假设 (Proximity PreferenceorFamiliarity)

按照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分散投资有利于降低风险, 投资组合多元化是理性的选择。但实际上, 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并不高, 投资者在投资时有“本土化情结”, 即大量投资集中在本国或本地股票, 美国投资者主要持有美国股票 (美国公司的股票或在美国上市的股票) , 日本投资者主要持有日本股票 (日本公司的股票或在日本上市的股票) 。投资行为研究表明, “熟悉偏好”会导致投资组合“本土化情结”, 亦影响发行人的融资决定。Sarkissian和Schill (2003) 研究海外上市市场选择的倾向, 发现地理、经济、文化和行业的“相似性”或“熟悉性”在海外上市地的选择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分别从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和产业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位置的相近, 主要是指地理位置的相近;经济的相似, 投资者倾向于投资经济相似的公司股票, 投资者在消费产品的同时熟悉了公司, 产品是公司相关信息的载体, 如相对日本电信, 投资者更可能投资索尼公司 (SONY) ;文化的相似, 包括历史、文化、语言等, 有相同的语言或历史渊源 (如殖民地等) 的国家间信息交流更多、更容易;行业的近似性:行业基础的相似会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熟悉程度。在此基础上, 他们进行了两个假设检验:“本土化情结”解决假设, 即海外上市克服了“熟悉偏好”, 公司倾向于到多样化收益高和熟悉障碍大的市场上市;“本土化情结”反映假设, 即海外上市反映了投资者“熟悉偏好”的制约, 公司应到多样化收益少, 熟悉障碍低的市场上市, 即大量公司应在临近国家、有广泛经济联系、文化关系、相似产业背景以及能提供有限多样化利益的国家上市。实证结果证明:海外上市并没提高投资者对不熟悉股票的兴趣, 海外上市并不是克服而是反映了投资者的“熟悉偏好”。还有许多研究是从某一方面的相似性或熟悉性进行研究的。

(四) 信息环境与企业价值 (InformationEnvironment and Firm Value)

Chritian Leuz (2004) 的研究打开了海外上市研究的新局面。尽管早期有各种不同的假说, 也有实证研究表明海外上市确实给企业创造了价值。但是海外上市如何增加企业价值一直缺少实证的数据。Chritian Leuz (2004) 从现金流量效应和资金成本效应两个方面, 首次实证证明了海外上市如何增加企业价值。而且, 他们采用的是Ohlson等人的预期资金成本, 这使得资金成本的计算更加科学和真实 (资金成本的计算目前有两种主要的方法, 一种是采用事后的股利增长模型, 一种是采取事前的Ohlson等人的预测模型。事后的股利模型包括了市场预期的变化, 事前的预期模型则主要建立在未来分析师的预期基础上) 。最后, 他们的研究是大样本的跨国研究, 这就突破了数据样本小的限制。

Lang、lins和Miller (2004) 进一步研究了海外上市通过什么途径降低资金成本。他们从信息环境改变的角度研究海外上市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他们认为投资者的风险认识和评估能力决定公司价值, 主要以分析师的预测作为信息环境的变量, 从跟踪的分析师数量和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度进行分析, 认为海外上市增加了市场信息获取量, 减少了分析师跟踪成本, 导致更多分析师的关注, 并提高了他们预测的准确度, 这样有利于拓宽潜在的投资者基础, 并减少了不确定性, 从而降低了资金成本。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 非美国股票一旦在美上市, 不仅伴随着分析师的增加, 而且他们预测的准确度提高, 从而公司有更高的估值。以28个国家4859个公司中235个在美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考察, 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其分析师多了2.64个 (中位数为4个) , 其预测准确度提高1.36%, 公司价值 (Tobin’s Q值) 亦更高 (Doidge的“海外上市溢价”效应) 。而对少数股东权益保护较弱国家的公司或家族企业或管理层控股的公司, 这种效用更明显。这说明信息中介为少数股东权益保护极少的公司提供了最大价值。因此, 公司信息环境在资本成本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一) 从市场分割角度进行研究

刘昕 (2003) 以市场分割理论为基础, 以A股及H股折价现象为切入点, 研究股票市场分割及其消除的问题, 揭示了投资限制、资本控制、投资者差异、交易制度、交易成本、信息流障碍等是促成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 这些因素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回报和风险, 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因素造成双重上市A, H股价格差异的贡献程度和消除市场分割的办法。田素华 (2002) 主要分析了境内外交叉上市的28家H股与A股IPO价格差异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认为市场环境、投资者理念、发行方式等是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

(二) 从公司治理角度进行研究

王立彦 (2002) 研究了19家同时在A股市场和H股市场上市的公司从1993年到1999年5年里, 根据两个不同会计准则编制的两套报表的披露差异, 结合“市场回报率-会计收益相关模型”和“市价与账面价值比分析模型”对报表中的一些关键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两套报表之间的会计收益数据调整值和股东权益数据调整值对股票市场年度平均回报率和市价与账面价值比有显著的影响, 即这些调整能够增加会计衡量与市场回报率之间的相关性, 这两套财务报表的会计数据之间的确存在价值相关关系, 从而验证了海外资本市场要求中国国内公司在其市场上上市必须披露两套报表政策的合理性。作者还分析了导致报表数据差异的会计准则差异和公司治理结构差异。

卢文莹 (2003) 分析海外上市如何改善上市公司治理和投资者保护。从法律监管、会计水平、上市后股票的流动性、价格发现和不同会计准则下信息披露水平等方面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第一, 在海外上市后, 企业可以受到更加透明的监管, 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得以加强, 公司治理结构更趋完善。第二, 海外上市具有价格发现功能。中国国内的上市公司具有在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条件下所形成的特殊股权结构, 因而通过海外上市可增加股票的交易量和流动性并有利于价格发现。第三, 实证表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比中国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会计盈余数据对投资者更具决策有用性。海外上市公司通过改组上市, 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而且改善了本国的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和会计水平, 最终提高了公司的收益水平, 改善了市场表现,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

范钛 (2005) 研究了中国企业ADR海外上市前后绩效与风险的变化。他利用GARCH (1, 1) 模型和事件研究方法, 对1991-2004年在美国ADRs跨市场上市A股公司的风险、收益、波动性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ADRs上市并没有起到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价值、增加股票流动性的预期作用。他们将这一特殊现象归结于中国企业ADRs发行方式和A股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高程度分割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以上这些研究都是着重海外上市某一方面的问题研究, 如对海外上市中折价现象 (H股股价相对于A股股价的差额) 、国内与国际财务报表信息差异以及公司治理相关性问题的研究, 而且集中在同时发行A股与H股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

三、文献评述与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市场分割理论和代理理论都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尚没有完全对外开放, 所以国外的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完全适用。此外, 许多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是政府推动的, 因此代理理论也不完全适用。要理解我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动机及其影响, 我们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 在适用于成熟资本市场的基本理论基础上考虑中国制度环境下的一些特殊因素。

国内尽管已经有一些关于企业海外上市的研究, 但是系统严格的实证研究较少, 而且已有的研究都偏重海外上市的某一方面的问题, 如市场分割现象、国内与国际财务报表信息差异以及公司治理的相关性等。而且, 已有的文献往往缺乏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支持。对于海外上市通过何种途径使企业有更好的估值, 国内的研究更少。因此, 以海外上市的捆绑理论为主要框架,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研究企业海外上市的动机

在理论上, 企业海外上市的动机主要有融资、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知名度等。在实证研究上, 可以从企业声誉、公司治理、融资、产品外销比例等因素分析海外上市动机, 并深入分析不同的企业海外上市动机有何不同。国有企业是否还由于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而使得其海外上市动机与非国有企业不同。

(二) 研究企业海外上市的市场反应

在研究方法上, 国内已有的研究往往使用年度数据的横截面分析法, 但这并不能观察海外上市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此, 在实证方面可以考虑采用“事件研究方法”研究海外上市的市场反应。事件研究法是现代金融学的经典研究方法, 它用CAPM模型计算超额收益, 研究贷款公告的市场反应, 而且也便于实证结果的国际比较。我们同时也会使用横截面分析法作为补充, 以达到更全面的分析研究结果。

(三) 研究市场反应的影响因素

在海外上市的市场反应中, 中国企业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有的企业先到海外上市, 后回到A股上市, 市场对其如何反应,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领域, 研究结果也对A股市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进一步研究市场反应的影响因素, 包括公司治理、圈钱、市盈率差异等。

(四) 企业海外上市的长期绩效

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中, 还可以深入比较其配对样本, 上市前后的绩效改善。企业绩效这里可以采用财务利润指标, 以深入揭示海外上市后绩效的改善。

(五) 海外上市对预期资金成本的影响

传统上已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海外上市和投资者保户对事后资金成本的影响。对海外上市与预期资金成本影响的研究较少。而且, 计算预期资金成本在当前至少有四种方法, 因此将来一方面要扩大样本的区间年限, 另一方面还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 以深入揭示预期资金成本及其影响因素。

(六) 从信息环境和盈利质量角度揭示溢价动因

企业集群创新理论综述 篇6

1国外研究

1.1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

马歇尔从“外部经济”角度进行探讨, 并认为专门人才、原材料供给、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是集聚创新的动力。韦伯从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成本节约的角度讨论了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的动因。Allen Young、Hoover、Krugman (1991) 分别从“规模报酬理论”角度、“‘集聚体’的规模效益”角度和“规模递增收益”角度探讨了不同的集群创新生成动力。Saxenian (1992) 在研究硅谷的发展时认为当地良好的社会交往氛围加快了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Enright (1996) 认为知识外溢和熟练劳动力市场推动了企业集群创新的发展。Walz (1996) 通过增长极理论和创新理论进行分析, 认为地方化的知识创造所推动的创新是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Tichy (1998) 借用佛农的生命周期理论, 从时间维度分析了企业集群创新的演进。Brenner、Greif (2003) 应用复杂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来研究集群创新动力机制。

1.2企业集群创新扩散与溢出机制研究

以意大利的Becattini、Deiottanti、Bellandi等学者为主要代表的新马歇尔主义学派认为, 通过溢出与劳动力转移, 知识以空气中自由扩散的方式在集群内产生扩散创新能力。而Asheim (2000) 和Maskell (1999) 等经济地理学家则更关注地理与区位维度。Freeman、Debresson和Amesse (1991) 认为企业集群可以被看作是网络的一种形态, 把这些网络形式概括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Chris Hendry和James Brown (2006) 认为集群网络有助于创新和产品开发, 而国际间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意义更重要。

2国内研究

2.1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

魏守华 (2002) 对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技术创新与扩散以及社会资本整合, 动态地研究集群创新在集群的不同阶段的动力机制。鲁若愚、徐强 (2003) 从集群创新文化、竞争效应、市场需求拉动、创新收益和创新积累5个方面分析集群创新的动力机制。

2.2企业集群创新扩散与溢出机制研究

魏江 (2003) 通过调查得出, 工程师和高层管理人员是集群创新扩散的重要作用者, 创新人员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可能是创新扩散的重要途径。杨颖 (2003) 认为, 企业集群内企业间存在着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 有利于信息集中、传递与扩散。

2.3影响企业集群创新因素研究

岳芳敏 (2007) 在分析企业模仿行为的内生性机制时指出, 影响集群企业创新动力的因素包括:创新收益不确定性、技术成果外溢性和竞争情况。胡恩华、单红梅、刘光平和毛绚澜 (2009) 基于企业集群创新理论, 选择长三角不同地区的三个不同发展模式的企业集群, 运用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可能影响集群创新行为的6个假设。研究结果表明, 创新能力、沟通、技术能力和组织管理因素对企业集群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资源和相互信任因素对企业集群创新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3结语

已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研究企业集群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导引方向, 但目前研究尚存在不足: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企业集群创新的生成和发展动力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这些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 对于市、县的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则分析较少;对企业集群的创新扩散和知识溢出机制大多停留在现象分析, 较少系统地深入内部机理研究;缺乏结合我国实际, 系统地对影响企业集群创新的因素进行探讨, 并进而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由此可见, 关于企业集群创新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国程.企业集群创新研究述评[J].商场现代化, 2009, (10) .

[2]魏守华.产业群的动态研究以及实证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 2002, 9 (3) .

[3]鲁若愚, 徐强.中小企业集群创新动因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03 (3) .

[4]魏江.小企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分析[J].科研管理, 2003, 7 (4) .

[5]杨颖.企业集群的创新机制分析[J].湖北财税, 2003, (12) .

[6]岳芳敏.集群企业创新行为机制分析[J].财经科学, 2007, (8) :82.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综述 篇7

一、传统并购动因理论

1、效率理论

2 0世纪8 0年代早期, 以J e n s e n和Rub ack (1983)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 获得效率增进是推动企业并购的主要原因。这种效率来源可以是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之间存在的管理效率差别。当两个效率不一样的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形成一个企业时, 则可以形成“1+1>2”的效果。当收购公司的管理效率比目标公司的管理效率高时, 两个公司合并可以把目标公司的管理效率提高至和收购公司相同的水平, 因此企业从管理效率提高中获得价值增加。

2、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认为是追求私利的管理者驱动了并购活动的发生。该理论是由Jenson和Meekling (1976) 首先提出的。他他们认为, 当管理者只拥有企业股份的一小部分时, 便会产生代理问题。小部分的所有权可能会导致管理者的工作缺乏动力或者进行额外的消费, 拥有绝大部分股份的所有者将承担大部分的成本。代理理论表明当管理者市场没能解决代理问题时, 企业或并购活动的市场将会发挥作用来降低由于管理者“搭便车”而产生的代理成本。

3、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增大企业规模将会增大企业势力。在这个问题上, 许多人认为兼并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为了增大公司的市场份额, 但他们却不清楚增大市场份额是如何取得协同效应的。如果增大市场份额仅仅意味着使公司变大,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论述前面已阐述过的规模经济问题。事实上, 增大市场份额是指增大公司相对于同一产业中的其它公司的规模。

4、信息理论

该理论主要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来研究, 认为作为内部人的经理层, 拥有比局外人更多的关于公司状况的信息, 企业并购能够表现和传递这些信息。如果一家企业被收购, 那么市场认为该企业的某种价值还没有被局外人掌握, 或认为该企业未来的现金收入将增加, 从而推动股价上涨。T u d o r和L u b eck (1 9 77) 以及B rad ley (1980) 的研究表明, 无论收购是否成功, 目标企业的股价总体上呈现上涨趋势, 原因在于收购股权的行为向市场表明, 目标企业股价被低估了, 从极端角度讲, 即使目标企业不采取任何管理改进, 市场也会对股价进行重估。

二、并购浪潮理论

在对并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之后, 研究者们发现并购活动总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 具有明显的时间和产业聚集性特点;兼并活动总是发生在一些新机会出现之后, 比如政府对某些行业解除规制, 或重大的新技术发明。因此, 一些学者对并购浪潮的形成进行研究, 把并购和较宏观的经济因素联系起来, 从并购的总体特点来分析和解释企业并购行为。

1、市场时机理论

市场时机理论认为兼并浪潮的形成是资本市场错误定价的结果。有学者认为, 金融市场是非有效的和非理性的, 一些企业价值被错误低估, 一些企业价值被高估, 理性的管理者会利用资本市场的非理性, 在企业价值被高估时兼并价值被低估的企业。Rho des-Krop f和Vis wanat han (2004) 的研究认为, 理性的管理者只知道自己是被高估或者被低估, 但是并不能区分这种错误估价是来源于市场对所在行业本身的错误估价, 还是来源于市场对企业自身的错误估价, 导致目标企业接受被高估的投标者的接管投标。

2、新古典理论

新古典理论认为并购是对外部冲击的一种有效反应和调整过程。Gort (1969) 首次把并购浪潮和经济冲击联系起来, 认为一些重大的经济冲击改变了公司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对公司价值的预期, 增加了二者预期价值间的差异, 因此导致兼并活动的发生。在新古典理论看来, 引起并购浪潮的冲击因素主要有三类:技术创新 (或解除规制) , 资本流动性以及资本成本变化, 并购是对这些冲击的有效反应。

新古典理论认为, 驱动并购浪潮形成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资本成本。兼并浪潮总是发生在股价高、利率低的时候。在外部资本市场欠发达时, 通过多元化并购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以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多元化并购浪潮形成的一个原因。

三、其他解释

新古典理论和市场时机理论对并购浪潮的解释显然是不足的, 还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没有被包含在这两种理论之中。最近, 一些学者运用期权博弈方法对并购建立模型, 发现了驱动并购浪潮的其它因素。Lambrecht (2004) 的研究发现, 在行业处于繁荣期时 (需求上升) , 规模经济驱动了兼并浪潮的形成。因为兼并的协同收益随产品市场需求的上升而增加, 因此在行业处于繁荣期时, 并购的协同收益也上升, 兼并发生的概率也非常大;在行业处于衰退期时, 兼并的协同收益非常小, 兼并活动也不活跃。

在解释兼并浪潮形成的理论中, 新古典理论和市场错误定价理论是两个主要的竞争性理论, 两种理论也分别都获得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但是二者对并购浪潮的形成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在期权博弈框架下建立模型对并购进行的研究, 为并购浪潮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洞见, 丰富了对并购浪潮理论的研究, 但是目前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数量较少。

参考文献

[1]、干春晖.并购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65-82

[2]、钱军.对企业并购动机的经济学分析[J].理论探索, 2005 (04) :86-90

企业并购整合理论综述 篇8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企业并购理论研究发展迅速, 产生了富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成果。并购重组是否能够创造价值, 国内外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研究发现, 只有低于20%的公司在收购目标企业之前考虑过两家机构的整合步骤。Porter (1987) 表明, 由于并购后双方大多不能很好地进行整合, 在收购5年之后超过70%的公司将并购后业务绩效不如意的企业剥离。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 我国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并购重组以及之后的整合战略来提高中国企业的战略水平和绩效。我国自1993年中国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案-宝延事件以来, 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数量与金额明显增多, 2005-2009年间, 共发生565起上市公司并购事件, 涉及并购金额达1, 171.80亿元, 平均每起并购案的并购金额为2.22亿元人民币。2008-2009年间, 尽管受到海外金融风暴的影响, 但是在国家及政府相关政策及并购贷款的扶持下, 2009年并购事件创下新高, 达到了2005年的5倍;而并购金额则在2008年创下峰值, 达648.98亿元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专题研究报告, 新浪财经, 2010) 。伴随着不断增加的并购事件与并购金额, 我国企业并购后的盈利率却远远低于预期。因此, 对企业并购内部整合机制与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 将成为推动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2相关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1) 并购整合相关基础理论。并购是兼并与收购的统称。兼并是指物体之间或权利之间的融合或吸收;收购是指获取特定财产所有权的行为, 通过这种行为可以取得某项财产。合并是对合并行为或者合并状态的总结, 指两家企业合并为一家新设立的企业;接管则是指对控制与经营权的获取;要约收购指公开收购要约或标购, 它是一个企业向另一个企业的股东提出购买他们所持有的后一公司股份的要约。国内学者陈共, 周升业, 吴晓求 (1998) 将并购界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产权交易获得其他企业控制权的经济行为。按照标准不同, 并购被经济学家分为横向、纵向以及混合并购;根据并购方式可分为现金收购和股权收购;根据动机可分为战略并购和财务并购。

国外学术界已经通过不同的学科和多样的理论关注对并购活动进行了研究。尽管文献非常宽泛, 一些研究也已经尝试去填补现有研究思路之间的空隙, 但是关于并购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零碎之处。首先, 战略管理领域从本质上关注的是不同并购方式的绩效。其次, 经济学中的研究关注于并购动机与绩效。第三, 财务领域将问题集中在并购是否创造价值。第四, 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文献更关注心理方面、有效沟通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并购重组如何影响职业与周转率。第五, 组织学领域研究与并购整合的过程相关的问题, 强调了将不同的组织文化和不同的组织架构合并所引发的问题。

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研究建立在收购后发生的价值创造以及能够对并购最终成败与否产生重要作用的整合设计的基础上。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在分析并购后整合过程的一些不同的问题, 例如整合速度, 组织拟合度问题, 或者并购交易中高管的流动率问题, 并购后整合的研究依然普遍被认为是缺乏足够严密的实证研究。如果大多数的并购都不成功, 结果就会得出现有整合方法与技术不能有效解释并购后整合过程复杂性的推论。尽管这些共同的研究能够为并购后的成功提供重要的解释, 但它们都是基于“一个因素适合 (解释) 所有 (情况) ”的模式。然而对并购较高的失败率的观察, 似乎很有必要去拓展现有单一的整合方法, 因为不同的整合方法也许有必要在同一整合过程中根据动机、行业因素以及公司特征, 还有待整合的价值链的功能/阶段而组合在一起。

(2) 国内关于企业并购整合理论的研究。国内对并购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 较少有提出非常富有创新的严谨的理论假说, 且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和样本选择、研究角度等方面也有颇多争议, 因此得到的结论说服力并不强。张新 (2003) 认为国内学者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深度方面都不令人满意, 这表现为缺乏理论分析、忽视对收购公司的研究、样本太少、研究方法上有缺陷、大部分文章采用会计研究法, 而不是事件研究法。张新对我国资本市场上并购重组的绩效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他采用事件研究法, 分析了1993年~2002年间的1216个样本, 发现在并购重组中, 目标公司具有显著的正累计超常收益率, 这与国外实证研究结论一致, 但是收购方公司在事件前后却表现出显著的负累计超常收益, 这有别于国外实证研究结论。在此之后, 李善民、朱滔等却认为事件研究方法基于有效市场的假设, 我国资本市场正在起步阶段, 很难说是有效的, 因此主要采用财务指标的会计研究法更适合我国资本市场目前的

战略联盟中联盟能力对联盟绩效影响文献综述

徐欣萌1林毅2

(1.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510006;2.卡迪夫大学商学院, 英国威尔士)

摘要:从企业的实际需求出发, 探讨企业联盟能力的形成机制、基本结构特别是与联盟绩效的关系等关键问题, 对于战略联盟的理论研究以及企业有效地管理联盟以便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和提升绩效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战略联盟;联盟绩效;文献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 (2011) 03-0060-02战略联盟是目前企业最具潜质的价值创造和成长方

式, 也是企业从外部获取所需资源, 获得竞争优势的最佳路径。企业组成战略联盟的合作效果可以通过联盟绩效来衡量, 而想取得良好的联盟绩效, 必须依赖于联盟战略的正确实施。与其他战略一样, 联盟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因为受到干扰而产生扭曲, 它能否成功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联盟的管理水平, 即联盟能力。因此, 从企业的实际需求出发, 探讨企业联盟能力的形成机制、基本结构特别是与联盟绩效的关系等关键问题, 对于战略联盟的理论研究以及企业有效地管理联盟以便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和提升绩效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联盟能力

1.1联盟能力的研究视角

现有对联盟能力的研究还很不成熟, 对于联盟能力的

状况。他们以1998年~2002上半年沪深股市的40起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 选取48个财务指标, 实证分析表明:收购公司绩效逐年下降而目标公司绩效有所上升, 整体而言上市公司并购绩效显著下降;在绩效的来源方面, 他们认为收购公司的绩效主要来源于目标公司原来所享受到的优惠政策, 目标公司的绩效则来源于引入收购公司的管理方式后的效率提高。在收购的动因方面, 李增泉、余谦和王晓坤 (2005) 引入掏空和支持理论作为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的动因解释, 他们选取1998—2001年间416起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事件为样本, 同时运用事件研究和会计研究两种方法, 证明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受到控股股东和地方政府的影响。随后周小春、李善民 (2008) 认为并购活动不应该只考虑某一方面对于并购后绩效的影响, 将诸多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 验证了一定的理论。同时的研究, 学者们也更多开始关注并购后整合机制的研究, 王珂和张晓东提出五类划分法, 包括资产负债整合、组织制度整合、生产经营整合、人力资源整合、企业文化整合。张秋生和王东提出六类划分法, 包括战略整合、业务活动整合、管理制度整合、组织机构整合、人事整合和文化整合。

(3) 文献述评。并购的大多数文献都关注了并购企业的各种状态与困境。然而, 国内绝大部分文献都将研究的定义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比较完善的标准。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四种角度来研究联盟能力:

(1) 协调机制角度。主要以Heimeriks、Duysters、Kale和Dyer等的研究为代表, 认为联盟能力是一种特别的资源, 是能够促进企业识别伙伴、建立关系或者重构联盟的微观机制, 它允许企业有效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

(2) 惯例角度。主要以Simonin、Gulati、巴达拉科等的研究为代表, 认为联盟能力主要包括以下惯例:识别有价值的联盟机会、选择合适的的联盟伙伴、采用合适的联盟治理机制、建立企业间知识共享机制等。

(3) 学习过程 (process) 角度。主要以Kale、Heimeriks和Duysters等的研究为代表, 提出可以通过检测作为联盟能力发展基础的学习过程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 来研究企业的联盟能力。

注意力集中在并购的动机, 协同效应的实现和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上, 而没有将整个并购活动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在并购交易结束后整合就成了并购活动中的主题。文献并没有将整合水平与并购整合前期并购双方的状态或者有待并购企业的种类相关联。相反, 现有文献倾向于将所有的并购类型归并, 这样做是对处理并购问题的泛化与简化, 因此现有研究对多维现象理解有限而不足。现实在于对特定类型的并购活动, 合并后的公司会选择多方面或多方法的整合。只要我们还将自己限制在将整合方法仅仅用一种类型或变量进行分类, 并购后整合的复杂性就无法被完全理解。

参考文献

[1]李增泉, 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 2005, (1) .

[2]周小春, 李善民.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研究[J].管理世界, 2008,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