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选择（精选12篇）
现实性选择 篇1
摘要：盈余管理是指当公司企业有选择会计政策的自由时, 选择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或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盈余管理在公司企业会计中的运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环节, 其产生主要基于企业契约成本最小化、节税、政治成本、规避经营风险等因素。
关键词：盈余,管理,公司会计
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盈余管理成为财务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现中外会计学界对盈余管理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居主导地位, 认为盈余管理是一种会计造假, 是一种误导报表使用者的欺诈行为, 因而主张将其消除;另一种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公司在会计准则或制度允许的范围内, 有选择会计政策和变更会计估计的自由时, 运用各种手段作用于对外财务报告, 以获得其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披露管理行为。笔者认为将盈余管理视为投机行为一味抨击是不可取的。本文即从盈余管理概念、现状与价值等角度分析盈余管理的实质特征, 主张理性科学地对待盈余管理, 并引导公司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走向规范。
一、盈余管理的现状研究与价值分析
盈余管理是指公司有选择会计政策的自由时, 选择使其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盈余管理是借助于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完成的, 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多计或少计收益, 少计或多计费用与成本, 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即将公司的财务报表从其应有状态转换为编表者所期望呈报的结果, 以满足编表者或部分人的利益需要。盈余管理的结果将会使公司的真实状况不能全部反映在对外呈报的财务报表中, 这必将会使广大的外部信息使用者对公司的判断发生错误, 从而做出非最优甚至错误的决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盈余管理是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但盈余管理不同于会计造假。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 是以会计政策的选择为手段来实现的, 是合规合法的。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公司实际的盈余, 但会影响实际盈余在不同的会计期内的反映和分布。它影响的是会计数据, 尤其是会计报表中的盈余, 而不是公司的实际盈余。会计造假是一种短期行为, 其目的是为了歪曲公司的财务状况, 无中生有, 随意改变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 断章取义, 取其所需是会计造假的典型手段。可归纳出盈余管理的三个基本特征:盈余管理的主体是公司的管理当局;在盈余管理过程中, 管理当局是有目的、有意图的;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二、盈余管理的弊端
盈余管理的弊端十分明显。首先, 降低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公司管理当局通过内部人控制的便利条件对会计信息按照其管理目标的需要进行改造, 使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往往缺乏充分性、真实性, 从而使整个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对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失去了有效性。其次, 对公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一旦投资者和债权人发现企业进行了对他们不利的盈利管理, 就会对公司管理当局的道德和履行责任与义务的能力失去信任, 导致资本市场和借贷市场失灵, 不仅使管理当局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还会影响企业的声誉, 给公司以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即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最后, 盈余管理会损害投资者、债权人与国家的利益。由于盈余管理主要来自公司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驱动, 而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与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的利益又存在不一致性, 在许多情况下, 盈余管理的存在会促使管理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三、治理不当盈余管理的对策
第一, 加强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建设。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允许范围内对财务报告有目的的干预。因此, 构建一个科学完善的会计准则体系是缩小盈余管理空间的有效途径。应加快制订和出台新的具体会计准则, 特别是目前问题较多的企业合并、合并报表准则等, 尽量避免会计处理中的无法可依现象。同时, 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 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披露方式、披露方法、披露时间、格式范例等予以明确的规定, 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
第二, 健全外部监督机制。监管机构应加大对上市公司会计选择权的监管力度, 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还应将那些重组过程中预提了费用、进行巨额冲销的公司, 列入重点核查范围。发现问题予以严肃查处, 加大惩罚力度, 以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 加强审计监控。通过审计, 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信度, 降低企业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概率。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治理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证券监管部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社会中介机构等必须携手采取有效措施, 共同防范盈余管理的滥用, 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
第三, 建立职业道德评价标准。对公司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评价。盈余管理行为与公司管理当局的道德水平及道德评价标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需要建立适当的道德评价标准, 对公司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评价, 弘扬正气。对道德评价结果应使用示范道德榜样、大众传播媒介等方式, 使公司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始终置于公司内部和社会公众的督导之下。
第四, 减少地方政府保护行为。许多地方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执行过程中行政色彩过浓, 特别是地方政府不恰当地规避会计法规, 造成会计运作上的混乱。如有的地方政府允许上市公司在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后将借款费用继续资本化, 或允许公司递延各种损失, 为公司高估利润开绿灯等, 严重干扰了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执行。因此, 对目前许多的地方保护行为, 需要加大会计法规宣传力度, 同时加强执法力度。
(作者单位:黑龙江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镜泊湖旅游集团)
现实性选择 篇2
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累了，来到一个离家最近的一个公园，在长椅上静静地坐着，是啊，已经到了秋季，阵阵寒风袭来，使我不得不戴上帽子，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在反复的想一个问题，每一次来到公园，都是在反复地想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正确的答案。
过去、现实、未来哪一个更美好，在我眼里过去就是一本看过的书，过去了就不再提了，现实就是书中正在读的页数，但是未来是书中没有读的几页，充满着渴望与期待，大人们说现在努力现实就是美好的，这就话非常正确，现在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现在努力了，未来是我们可以想象得了的么?生活不是上帝给你安排好的，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无数的.选择造就了我们的命运，每一个选择，每一个瞬间，在时间的长河里泛起一道涟漪，涟漪足够多，就能改变水流，因为未来永远不是定数。现实与未来就起了矛盾。
这一次，我找到了答案，我选择现实，不管我的未来多么不好，做好眼前的自己，一步一个脚印，不用想象未来，因为未来你想象不到，只有现实在你眼前，你只有做好现在的自已，以后的事自由解决的方法，你现在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现实中的道德选择 篇3
关键词：生活中的伦理；进化论；智能设计论；道德
一.关于人从何而来的假想
以前当被问及“人是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假思索的说出一个大多数人都会说的答案：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但当被追问到“猿猴又是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会说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们的逻辑推论是：孙悟空是猿猴，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所以以此类推，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我们抛开以前被强加的潜移默化的种种被称作真理的认识，或许就当下被人们喋喋不休争论着的智能设计论和进化论谁是谁非这个问题而言，我们能从“石头造人”这个逻辑找到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衡，从而探求到衡量伦理道德是否合理的标准。进化论者可以骄傲的向世人宣称这样一个推理：宇宙据推算已经演化了150亿年之久，地球已经存在了50亿年，生物的进化史也有了40亿年，在如此漫长的时光里，没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也许那一块幸运的石头经历了漫长的演化，也许就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日子，猿猴终于从石头里蹦出来了，然后再经历漫长的演变，猿猴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身体特征发生了变化，最后人就这样由猴子进化而来了。当然，智能设计论者也可以有这样的推理：“宇宙大爆炸”后，宇宙得以形成，科学家们探知到整个宇宙世界和地球的巧妙构造，如此精妙的种种构造让“幸运”这个词变得牵强起来，那就必然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造物主）在设计着这一切，造物者在那块石头内部进行了复杂而精密的程序设计，在设计一番天时地利，所以人是被设计而来的。当然，以上的“石头论”只是我的假想。“石头论”固然是悖论，但“进化论”和“智能设计论”也不能像世人证明其的绝对合理性。所以，如果将一个尚且存在弊端的理论作为我们评价伦理道德的标准，这样的道德完全客观合理吗？
二.进化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吗？它合乎道德吗？
自从“进化论”取代“神创论”成为主流意识被世人广泛接受，加之由于目前的认知水平的局限，人们普遍的相信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诞生。所以任何反对“进化论”的主张都被认为是挑战自然科学的悖论和非科学假想。
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生命的起源而言，进化论似乎不是那么适用，因为只有有了生命之后才能有进化论的谈论，在有生命之前就定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貌似有点自相矛盾了，在找不到更好的佐证的情况下，关于生命的谈论又回到了进化论者最初提出的解释：幸运，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幸运。无论是“幸运的小水池说”还是“海底黑烟囱说”都为进化论者找到了自以为是的合理解释。
再来谈论一下“人从何而来？”这个问题，难道我们的祖先真的是由习性与猪狗类似的猴子这样的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吗？就因为某些外部特征的相识吗？
任何一个拥有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就人类和其他动物相比较，人类无疑是最高级的，人类拥有最值得骄傲的东西——思维。但在初生时，貌似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别。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体力和智力都极低，还没有自己的思维主张，也不懂得趋利避害；而一个刚出生的动物，生下来就活蹦乱跳，甚至有的动物天生就具备防御能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动物似乎比人类更高级，再按照从进化论的角度推演，早期的人类向猿猴进化似乎比猿猴向人进化更符合逻辑。
三.为什么智慧设计论会被少数人信服
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地球更值得探索的了。就整个宇宙而言，它有一套有秩序的运行规则：卫星绕着行星转，行星绕着恒星转，恒星系统绕着星系中心转，而星系则在更大的尺度上沿着固定的轨道秩序的在运动，连宇宙的膨胀速度也是恰到好处的。于是，人们渐渐相信除非有某种超自然的造物主在智能的设计着这一切，不然巧合二字未免太过牵强了。
大自然无奇不有，每一种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些特征表现的精妙绝伦，留给人类无限的遐想和探索热情。例如，为什么萤火虫能够发光？它是进化而来的吗？还是谁为其设计一个能够发光的复杂的编码程序呢？再比如，电鱼能够自己发出电流来保护自己，乍一看从物竞天择的角度来说的有点道理，但又经不起推敲，那为什么偏偏是这种鱼能发电，人类也会遇到危险啊，为什么人类不进化出一个发电的本领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不是进化而来，难道又是巧合吗？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在设计着这一切的呢？这促使人们去思索一个问题：也许智能设计论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世界是被智能者设计而来的，那人的生命也只能算是一个程序而已，程序已经智能到拥有感情，懂得结婚生子，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四.智能设计论的局限和不被承认的原因
智能设计论的论证逻辑是：世界是如此的复杂、美妙和和谐，它们不可能是随机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智能设计者有目的地創造出来的。但是就当下的实际而言，智能设计论者回答不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谁是智能设计的设计者呢？既然世界是被设计的，证据何在？
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智能设计论被看做是在宗教保守势力的鼓动下发起的发对进化论的反动理论。国家和统治阶级甚至是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普遍的担心，如果接受了智能设计论，就等于接受了“人是被创造的”，那么人们的认识将会被彻底颠覆，文明时代、科学和宗教所构造的社会平衡将会被打破，已然形成的伦理道德将不复存在，最终会影响当下的整个民主政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智能设计论者也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来反对进化论，而是更多地变现为情感上的厌恶。
五. 道德的建构与解构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终于约定俗成了一系列的规则，确切说来是统治者起带头作用缔造的制度。“进化论”的思想正好能够为这一系列主张提供合情合理的理论支持，比如古代的”君臣制度”，人民奴性得以奠定；”民族观念“形成，非我族类，虽远必诛变得合理而且必要，战争成为常态；然而最合乎统治者需要的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人们会为胜利者喝彩，而把对弱者的怜悯当作是阻碍文明发展的障碍。因此，“进化论”造就的一系列天道伦常无外乎就是对外催生暴力、对内催生奴性的以统治者利益为转移的制度规范，虽然人们也获得了些许民主，但人们却很少意识到要去争取民主，而把对统治者的逆来顺受当成是对道德的遵守，这就合乎道德吗？
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人们意识到世界奥妙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进化论”造成的一系列不合理的因素，但是，虽然“智慧论者”能找到各种理由来抨击进化论，解构其构建的价值规范，但其却很难在短时间内被世人信服。因此，说人和世界是被设计而来的观点暂时也会被看做是不合道德的。
综上所述，伦理的形成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结果，必然会被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从而又会建构人们对道德的评判标准。然而，生活中的种种伦理，必然有合理的一些，也存在不合理的一些，至于什么合乎道德，什么不合道德，可能是因时因地而异的。然而关于“进化论”和“智能设计论”孰对孰错的争论却不是一时半会能说得清楚的，鄙人觉得以善来作为道德的衡量标准，或许能让我们合乎道德一些。（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永刚：《智能设计论》
[2] 达尔文：《物种起源》
[3] 方舟子：《进化新解说》
现实性选择 篇4
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
现代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其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制约着企业优势功能的发挥, 而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决定了财务管理功能的有效发挥。它不仅规范着企业的运行方向和运行方式, 同时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 而且也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果。因此, 企业也就面临如何选择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性问题, 对企业地发展而言, 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目标理论之争
当前, 关于财务管理的目标主要有三个, 即“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三种观点。其中, “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 得到理论界的支持, 因为该观点有其它两种观点所不具备的优点。
1、财务管理目标优劣的判断条件。
根据现代财务管理知识, 判断财务管理目标的优劣主要依据以下三个条件:⑴货币时间价值。货币时间价值是西方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 该原则认为“今天的一元比明天的一元更值钱”, 也就是要求财务管理的目标必须考虑到一定的期限, 毕竟一年实现的目标与十年所要实现的目标肯定不同。⑵规模大小。不同规模的企业对投入的资本数额要求不同, 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能识别出这一差别。⑶风险因素。一般而言, 报酬越高, 风险越大。因此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必须考虑到风险因素的影响。
2、利润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的局限。
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认为, 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 是19世纪初发展起来的, 而那时企业的特征是私人筹资、私人财产和独资形式。单个业主的惟一目的就是增加私人财富。显然, 这可以通过利润最大化得到满足, 由于此利润最大化的观点影响颇深。但利润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并不满足上面的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其一, 未考虑利润的时间价值, 到底是多长时间的利润, 并不很清楚;其二, 未考虑到企业的规模, 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所获取利润与资本投入量之间的关系;其三, 未考虑所获利润所承担风险的大小, 单一利润指标很难体现出所包含的风险因素的影响。
3、每股收益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的局限。
此种观点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利润最大化的部分缺陷, 也曾经有过广泛的影响, 但这种观点也有其致命的缺陷。每股收益最大化的观点虽考虑到企业投入的资本规模, 但仍没有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获取收益所承担的风险, 同时亦未考虑到目前收益和长期收益的关系。也就是说, 每股效益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 仍不能全部满足上述三个判断条件, 据此, 在理论上, 仍不适宜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4、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实际上, 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可以称作股东财富最大化, 他是指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要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企业价值最大化不仅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也考虑到收益同风险的关系。避免了企业由于盲目追求利润而造成的行为短期化, 具有极大的综合性。可见, 企业价值最大化在每股收益最大化弥补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弥补了每股收益最大化的缺陷, 在理论性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种进步更体现在他能够满足上述三个判定条件。
二、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的局限
任何一种财务管理目标的出现, 都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 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 财务管理目标也可能发生变化。在中国现有条件下, 考虑到企业的所独有的特征, 企业价值最大化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实际操作上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股份企业不占市场主体地位。
股份制企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中所占比例不大, 尚难足以代表我国企业的整体特征, 股东概念也未普遍形成, 因此在适用范围上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有明显受到客观环境制约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是上市公司, 大量的非上市企业的股东财富无法确定和计量, 由于受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的影响, 也很难采用评估的方式来确定。
2、资本市场不完善。
西方财务理论一般都是在资本市场有效的前提下进行的,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还不规范, 市场非理性的投资远远超过理性投资, 股价波动剧烈。难以真实的衡量出企业的价值。就上市企业而言, 其股票市价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包括众多非经济因素, 所以企业的价值就更难衡量。
3、股东不是现代企业的唯一利益主体。
现代企业是多方利益的结合体, 在这个结合体中, 各权益持有人在为企业提供某种投入是为了能从企业得到较高的回报。而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只强调了股东的回报最大, 没有考虑企业债权人、经理人员、内部职工等其他关系人的利益, 因而可能导致企业所有者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必要的矛盾。
4、受企业目标的制约是选择合适财务管理目标的基本原则。
现代管理学显示:“组织总体目标是组起一切活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 所以, 企业的总体目标也制约着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更由于企业各个阶段的目标并不可能完全相同, 因此企业在不同的阶段, 就应该对财务管理的目标有不同的选择。如果仅仅把 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的目标, 必然很难与企业的阶段性目标协调起来, 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发展。
三、长短期财务管理目标的结合是企业的现实性选择
王化成教授所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有84%的人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为“企业价值最大化”, 但实际上只有31%的企业将其确定为财务管理目标;有13%的人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 在实际上有55%的企业以此作为现实财务目标。 (2) 这一调查数据显示企业接受了理论观念, 认为企业应该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为股东谋财富, 但存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1、利润最大化应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短期目标。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 利润最大化观点是根深蒂固的, 西方经济学家都是以利润最大化这一概念来分析和评价企业行为和业绩的。一般而言, 企业是为利润而生, 而且利润与财富确实相关。因此, 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的短期目标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由于利润最大化很容易出现片面强调利润的数量忽视利润的质量的可能, 所以利润最大化的理财目标并非完美无缺,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由于权责发生制的确认原则使利润同现金流量出现了不同步的可能, 一定程度上两者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背离, 即利润不断增加而现金流量却不足, 或反之。这要求, 一方面利润最大化的意义必将与企业资产变现能力关联在一起。所以, 短期以利润最大化为理财目标, 应充分重视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存货周转率这两个与资产变现力有关的财务指标。另一方面只有将企业利润与投入资本联系起来进行考核, 才能够衡量产出的效率, 同时反映企业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所以, 要充分重视资产报酬率和权益资本报酬率这两个与收益有关的财务指标。
2、每股收益最大化应作为上市公司短期目标的补充。
每股收益 (EPS) 是上市公司最重要的财务指标, 因此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 投资者往往将每股收益的高低作为衡量股票优劣的尺度。由于上市公司的特殊属性, 所以, 在短期, 企业在注意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更应该注意每股收益的指标, 避免股东“用脚投票”的出现, 影响企业的发展。
3、企业价值最大化应作为企业的长期目标。
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短期财务管理的目标, 要坚持长期利益原则, 防止过分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 因此我认为企业的应树立长期财务管理目标, 即企业价值最大化。在我国一些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 出现了只看眼前的短期化行为。如为获得一时利益而滥用资源等等。这种短期化行为在实行承包经营制条件下显得尤为突出。对此, 必须明确, 我所言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短期目标是站在企业能够树立合理的长期目标的基础之上, 是能持续发展的最大化, 不是那种不顾长远目标, 只顾眼前利益的所谓最大化。
四、结论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建立在以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指导的基础之上, 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必须树立长短期和谐发展的理念。财务管理的短期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长期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当然, 这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企业构建一个和谐的环境。此外, 财务管理长短期目标的协调搭配, 不仅财务人员相关, 还需要企业全部员工的配合, 因此需要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只有全体员工都具备一定理论上的素养, 企业长短期财务目标合理搭配才能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E.科普兰等著.宋献中译.财务理论与公司政策[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王化成.再论财务管理目标[J], 财务与会计, 1999, 3
[3]、罗珉.现代管理学[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
现实与梦想的选择题 篇5
2013年10月,某省高考文科状元放弃72万元奖学金，从香港大学退学，回乡复读。她说，而当初报志愿时，大家建议她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多考虑就业一类的现实问题，她选择了港大。但她一直认为当今时代缺失了很多东西，自己是一个古代人，所以决定明年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圆纯粹的国学梦。
要求：根据以上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现实与梦想的选择题(一类中)
一边，香港大学72万元的奖学金闪着金色的亮光；一边，家乡中学复读班灯光暗淡。是留是走，何去何从，这是一道现实与梦想的选择题。（开头简洁、形象、点题）
她选了复读，因为那是唯一一条通向国学梦的道路。作为省高考文科状元，她已有了一个现实中人人称羡的前途，却终转身拥抱梦想。她用她的选择告诉我们，人生，是用来圆梦的。（提出观点）
当状元为梦想放弃奖学金回乡复读的报道震惊了世人，有人惋惜，有人不屑，可我不明白，一个成年人选择自己的梦想难道有错吗？是状元的光环刺了人眼，还是服从现实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梦想成了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论证从发问开始）
在现实与梦想的选择题前徘徊，是因为我们放不下现实的诱惑，放不下通行的价值观念。拥有一份足以养家的工作的人，大多放下了白手创业的梦想，为这份微博却足以糊口的薪水；我们的大学生扎堆去学经济金融管理，是因为这些职业光鲜亮丽，在世间来钱多，受尊敬。殊不知考虑现实埋没梦想之日，便是生命枯燥无味之时。金钱填不了灵魂的空虚，旁人艳羡的目光解不了心灵的饥渴，放弃梦想的后果便是如此！
在现实与梦想的选择题前徘徊，更是因为我们害怕承担失败，害怕逐梦路上的荆棘。然而若无黑暗与荆棘，又何来光荣与梦想呢？对于退学的状元，她并非不知复读一年的艰辛，可圆梦北大的愿望已在心中燃烧，这一路艰险与梦想相比又何足道哉？看当下科技巨头，从比尔·盖茨到史蒂夫·乔布斯再到马克·扎克伯格，哪个是遵世俗价值想现实问题老老实实在常青藤念书？哪个不是追逐梦想无所畏惧？退学就没有毕业文凭，可他们不怕，他们要向自己的梦想前进。（注意“联”的重要作用）
一个人，要穿破几双鞋，才能抵达梦想？一个人，要几次抬头，才能看见蓝天？然而真正有志者，只要梦想在就会向前，只要见到蓝天就不停步，哪怕现实诱人或残酷，不管周围是温柔乡还是冰天雪地。在现实与梦想的选择题前，他们永远坚定地选择梦想。
时光荏苒，世事无常，我看到匍匐现实的人埋没于黄土，坚持梦想的人熠熠生辉。梦想与现实的选择题前，请坚定你的心，选择梦想，不要让现实迷失了你的方向。
在现实中坚守梦想
已考入港大的某省的高考状元放弃了大笔奖学金回乡复读，只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国学梦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而我认为，他的选择没有错，在现实中坚守梦想才是最正确的抉择。港大意味着大笔奖学金、一个好就业，代表着现实，而北大中文系则是他的梦。他在充满诱惑力的现实中坚守着自己的梦想，是当今许多人的楷模。或许他的国学梦不如港大带给他的利益大，但若只顾利益放弃梦想，势必只能得到一个安逸但却乏味、无趣的生活，坚守自己的梦想才是对生活及自己的心灵和身体的双重嘉奖。
这名高考状元所处的现实是顺利的、无忧虑的；而北大保安所处的现实则是艰难的。繁重的工作压力、家中父母的生活负担让他们的生活似乎除了赚钱就不该再想别的了。但是，在如此艰难的现实中依然有人坚守着自己要学习的梦想，和现实做斗争，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靠旁听、自学考入很多名校，甚至北大。
在这种和高考状元截然相反的现实中，北大保安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梦想，然而求知欲重于养家糊口，最终梦想也为他们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倘若他们一心只想着多挣钱，而放弃自己的梦想，最终恐怕只是个挣钱多一点的保安，又何谈圆大学梦，过无悔的人生呢？
再如一些作家，像终身贫苦却潜心创作，最终铸成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曹雪芹；很小因穷困辍学务农却刻苦钻研写作的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们选择的的都是在苦难的现实中不屈服于利益，坚守着文学梦想，最终获得了旁人钦羡的成功，要是没有当年倪金忠的坚持，又何来今天名驰中外的名著《红楼梦》，又何来中国诺贝尔第一人的莫言呢？
现在一些大学生，如哪些因是公务员待遇便争相应聘清洁工，却放弃自己从小的梦想的人，我想就算他们得到所谓稳定、丰厚薪酬的工作、生活，也会因梦想的夭折而不快乐的吧？！
请在或顺利、或坎坷的现实中坚守你的梦想，就像那名高考状元一样，不要畏惧，总有一天梦醒会为你的生活插上一双翅膀！
追逐梦想
高考状元放弃香港大学的巨额奖学金，决定回到北京大学圆国学梦。如此之举，不禁让我对她感到佩服。理智下来，追逐属于我们的梦想。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处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每个人都对当今的就业问题深感担忧。许多人为了获得物质上更多的满足，让自己盲目地在追名逐利的高楼上攀爬，而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而这位高考状元面对巨额奖学金以及所谓更好的就业优势时，却毅然得决定放弃，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又怎能不让我们对她产生赞叹。
理智地去追求梦想的人并不少见，鲁迅就是其中一位。当他看到中国人需要被拯救后，毅然地放弃了医学，而投身于文学事业，他的梦想之路这才真正地开启了。是什么使他毅然放弃医学上苦苦学到的知识？是梦想，是最初深深扎根在他心中的梦想。鲁迅自然可以选择继续自己的医学道路，兴许不久他就可以成为医生，但相反的，他却选择投身于水深火热甚至是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文学之路，也就等于选择了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他是明确的，是理智地回到了追逐梦想的轨道上。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从事自己希望从事的行业的是，只有5％。这少得可怜的数字兴许会使很多人对自己原本坚定的梦想变得开始动摇，但只因这小小的数字，我们就该为自己转移另一条“求生之路”吗？我们就不敢相信也许自己就是那5％吗？更好的生活是每个人都想要且不断追求的，但如果丢弃了自己原有的梦想，那岂不就等于在做物质的奴隶。被利益抹杀掉的梦想，终将会是一生的遗憾。
“梦想”这个词不是有或没有，而是敢与不敢。身处在如今的社会当中，只有我们的头脑清醒，梦想明确，才能真正地在利益与梦想的两条道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梦想注定是那条真正的发光之路，赋予你人生最有意义的东西。让我们挣脱掉利益的绳索，勇敢地、理智地选择梦想，追逐梦想，让人生在梦想的道路上远航！
追逐梦想
高考状元放弃香港大学的巨额奖学金，决定回到北京大学圆国学梦。如此之举，不禁让我对她感到佩服。理智下来，追逐属于我们的梦想。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处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每个人都对当今的就业问题深感担忧。许多人为了获得物质上更多的满足，让自己盲目地在追名逐利的高楼上攀爬，而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而这位高考状元面对巨额奖学金以及所谓更好的就业优势时，却毅然得决定放弃，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又怎能不让我们对她产生赞叹。
理智地去追求梦想的人并不少见，鲁迅就是其中一位。当他看到中国人需要被拯救后，毅然地放弃了医学，而投身于文学事业，他的梦想之路这才真正地开启了。是什么使他毅然放弃医学上苦苦学到的知识？是梦想，是最初深深扎根在他心中的梦想。鲁迅自然可以选择继续自己的医学道路，兴许不久他就可以成为医生，但相反的，他却选择投身于水深火热甚至是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文学之路，也就等于选择了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他是明确的，是理智地回到了追逐梦想的轨道上。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从事自己希望从事的行业的是，只有5％。这少得可怜的数字兴许会使很多人对自己原本坚定的梦想变得开始动摇，但只因这小小的数字，我们就该为自己转移另一条“求生之路”吗？我们就不敢相信也许自己就是那5％吗？更好的生活是每个人都想要且不断追求的，但如果丢弃了自己原有的梦想，那岂不就等于在做物质的奴隶。被利益抹杀掉的梦想，终将会是一生的遗憾。
我国发展企业规模经济的现实选择 篇6
大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关键是规模经济在发挥作用。较大规模的企业，资本实力雄厚，容易积聚技术力量，研究开发能力较强；规模大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研究开发活动本身的专业化和分工的效率会产生规模经济；较大规模的企业，可以将技术创新的固定费用分摊到许多研究课题；大规模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研究开发的成果。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有必要找寻出中国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和措施。
扩大经营和生产规模：企业规模经济的基本前提
规模经济性的存在驱使企业不断扩大规模，在不考虑产业市场总规模变化的条件下，这一行为将推动某个行业乃至整个工业集中度的提高。企业要达到规模经济的形式有多种，规模经济既可以来自经营规模扩大，也可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
大型企业大多采用多样化经营方式，这是在竞争环境下广泛获得盈利及分散风险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手段。企业生产经营多种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都达到最佳规模。企业进行多样化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可以提高综合利用资源、综合利用信息的水平，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组合生产中获得规模经济利益。
上下游一体化是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方式，企业不断向生产的前向阶段和后向阶段扩展，把依次对产品加工的各个工厂联合在企业内，实现产品纵向生产一体化，可大大降低成本、节约开支，获得统一的质量管理的经济效益。产品差别化是企业的一种经营手段，也是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方式。产品差别化是企业根据某些消费者的特别偏好而产生的与其它企业产品有不完全替代关系的产品。企业推进产品差别化策略，如改进质量、提高技術、改变外包装，其结果是企业最大限度地占领各个可能的市场，从而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张和市场份额的提高。单品种大规模生产，有利于迅速提高企业在这一生产领域的技术水平，提高商标信誉，同时，企业产品占有率达到较高水平，有助于稳定企业市场地位，获得价格竞争优势。国际著名咨询机构美国斯坦福研究所对乙烯装置的调查表明：以75万吨/年产能成本为100%计，产能下降到50万吨/年，成本上升4~9%，产能下降到20~25万吨/年，成本上升14%~33%。
许多企业还将几套装置建在一个厂区，或者多个企业一个地区集中形成“城市化经济”。这种方式能够更为有效地利用原材料，节约运输费用，促使下游产品也达到规模经济的规模。美、日、韩等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工业布局相对比较集中。
企业为了实现规模经济还应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装置提高开工率。国外一些成功的企业开工率几乎都在90%以上，如埃克森近年炼厂的开工率达89%，壳牌和BP炼厂的开工率更达到了98.4%，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100%。
关停并转低效企业是实现规模经济、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步骤。我国近几年对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与大型企业争资源、争市场的“五小”企业采取关停的措施，对于我国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国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相比存在着企业装置规模小、布局不尽合理、产品品种少、差别化程度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工业企业的发展。如目前，我国16个乙烯生产企业的18套乙烯装置，平均规模不足25万吨，最大单系列只有48万吨，而世界平均规模1996年就已达到45万吨，最大单系列规模为116万吨。
改善产业组织：企业规模经济的关键环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大企业集团都实行股份制，组成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开展经营活动。集团公司直接控股、集团公司间相互掺股、持股，构成了一个上下纵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经济联合体。各国企业集团持股形式不尽相同。如日本企业集团成员环向持股较普遍，而欧美等国单向持股、控股较为多见。杜邦公司是由总部对各子公司进行股权控制和领导。拜尔股份有限公司以控股形式在各子公司中参股，母公司不参加直接经营，而是以康采恩领导集团为核心对企业进行战略性指导，董事会负责从战略角度考虑发展规划和新市场的开发策略，而下属子部门可进行独立运营。
资本经营是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通过资产重组把具有生产技术经济联系的各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以资产联结和契约合同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大规模、多种形式、多层次结构的企业法人联合的组织形态即企业集团是实现规模经济较为合适的产业组织形式。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间的兼并就越频繁，规模就越大。大规模兼并、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组合，从而产生互补、协同效应。
未来工业企业的特点是：公司数量更少、规模更大，公司进一步实现全球化经营和上下游一体化经营，成本进一步降低，优势领域更集中和更加依靠技术进步。大规模兼并、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组合，实现企业规模经济的有效途径，从而产生互补、协同效应。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企业改革的进程，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企业相继探索适应发展需要的组织形式和企业联合形式以实现规模经济。但是我国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仍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产业集中度低，企业生产规模偏小，许多企业达不到合理的经济规模，普遍未能采取大规模、大批量的生产方式。资金和技术投入分散，企业“小而全”、“大而全”，专业化水平低，尚未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1998年，我国520户国家重点企业年销售收入之和为25853亿元，仅相当于世界500强前两名年销售收入之和的98%。由此看来，我国在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家要制定企业的生产规模标准，严格对新建企业的审批，要改变过去对新建企业只看资金不问生产规模的审批办法，完善企业的资金积累机制，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形成多种资金融资渠道，使产品有市场的企业能够迅速获得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完善企业内部分配机制，使之克服企业的短期化经营行为，促进企业利用规模经济。
“十五”期间我国的工业企业应该调整行业布局，加大产业布局调整力度，淘汰或核减一部分落后、无效的企业。对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一、二次加工及系统的综合配套。对规模较小的企业，要加强质量和环保的监督力度，按市场经济规律优胜劣汰。有条件的小企业要发展特色产品，实现企业转型、转向。
开展跨国经营：企业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
随着各国企业联合化与集团化的发展，企业集团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协作网络，积极将其经营业务扩展到世界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经济资源，寻求最佳发展机会以达到规模经济的目的。企业国际化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即市场国际化和投资国际化。不断提高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额和销售收益；通过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或者通过合资合作在海外设立生产企业,建立企业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流通网络，充分利用别国的优势资源，谋求企业效益的最大化。有分析表明，企业平均规模与海外生产有直接联系。因为，企业投资海外生产要比产品出口投入更大的资本，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只有较大规模的企业才具有直接投资、就地生产的能力。所以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和跨国公司的发展都具有较高的水平。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是快的。根据我国有关部门的统计，截至2000年6月底，我国企业已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兴办了6000多家海外企业，协议投资金额106.5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已达71.5亿美元。但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则显得很不够。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合理比例关系是，世界平均水平为1∶1.1，其中发达国家为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若按此比例推算，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约400亿美元（我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000亿美元之多）。与其他国家相比就显得更少了，美国仅1998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就达到1330亿美元，英国为1140亿美元，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达到240亿美元之多。
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篇7
一、公共选择理论评述
公共选择理论既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同时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涉及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 它运用的是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而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来看, 它分析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 (包括选民和政治家) 的具体行为特征, 同时包括由此引起的政治团体 (尤其是政府) 的行为特征。因此, 学术界常常把公共选择理论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因为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治市场中官僚的行为动机时, 引入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并以此为基础, 对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及其危害和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经济理论, 这一理论撕开了传统政治理论覆盖在政府官员身上的理想化面纱, 触及了官僚关注自身利益的本质动机, 有助于理性地认识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因此有时候又叫“官僚经济学”。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 而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 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 (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 , 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 公共选择在本质上, 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共选择作为一种政治过程, 它又有着不同的方面:即要经过立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过程。在第一阶段即立宪阶段, 所进行选择是制定根本性的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阶段即立法阶段, 主要是在现行的规则和法律范围内展开集体活动;而第三阶段即行政和司法阶段则是个执行阶段, 它将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具体付诸实施, 并且执行各项决策。在这三个阶段中, 问题最多的是行政和司法阶段, 这个阶段的操作难度也是最大的, 因此, 通常认为这个阶段是公共选择理论最为重要的阶段。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来源: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
公共选择理论来源于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公共财政学的奠基人是维克塞尔, 他同时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 其绝大部分理论是研究财政方面的, 而着重又是研究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政府所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这将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
布坎南从维克塞尔的论文《财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启发。后来, 他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财政学观点:财政学应该始终以政治过程的研究为前提条件;公共财政学与政治学有密切的联系, 如果研究财政脱离了政治过程, 那它还是传统的财政学, 这并不能彻底地解决财政问题;经济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提供政策建议, 而应该关心经济运行中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构。布坎南等人继承和发展维克塞尔的观点, 提出了政治决策的多种模型假设。他们认为政府的集体活动是盈利的, 能够有利可图, 而古典经济学不应该主张政府只是从事保护性的或非盈利性行业的业务。同时他们也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的观点是错误的, 认为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就能弥补市场的缺陷, 而经济学应该研究政治的过程才对。因此, 与其说西方国家经济困境是由于经济制度的失败, 那还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应用经济人假设及个人主义分析方法, 其基本思想也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观点。维克塞尔认为, 社会的总效用是由各个成员的效用加总起来的, 而政府官员又总是从增加他们自身的效用出发来制定政策的., 也就是说总是站在他们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 他们不会完全地从只是增加公共福利的愿望出发去制定对全体人员都有好处的福利政策;政府官员们能从政府的经济活动中得到好处, 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仁慈君主。布坎南认为, 政治官员同样是理性的、自私的, 还有, 他们也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后, 财政支出急剧增加, 财政赤字有增无减, 财政支出的很大部分都落入了政府官员的私人口袋。
公共选择理论还把交换关系运用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 这一观点同样源于维克塞尔。维克塞尔认为, 在政治决策过程中, 个人是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进行决策的。布坎南把选票比喻成货币, 认为选民用选票“购买”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官员们正是利用对多数人都有利的政策来换取更多的选票, 选票是连接选民与官员关系的纽带。这就好比消费者和厂商之间是用货币联系起来的一样。不过, 经济交换和政治交换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经济交换只是一种简单的交换结构, 而政治交换的结构则更为复杂。在经济交换市场上, 个人在转让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来直接得到另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后, 马上就会得到满足。而在政治交换市场, 不能保证个人在投出选票后就能获得效用, 而只有当个人与其他选民一起集体一致行动才能获得某种公共物品。同时, 只有当选票达到一定的数量后, 选民才能得到相应的等价物, 这一点与市场交换却完全不同。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之所以突然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 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 (即行政) 过程, 也就是说采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政治生活的内容, 包括国家理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选举规则、选民行为等等”。布坎南在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 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方法论个人主义。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 就是指把作为微观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个人视为集体行为的出发点, 把个人的选择作为公共 (或集体) 选择的基础。传统的政治学认为,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的, 国家和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唯一决策单位;而布坎南认为, “集体行动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 政治被视为不过是一系列过程, 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产生的机构”, 所以, 人类的所有行为, 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 都应从个人角度去寻找原因, 因为个体是群体的构成细胞, 是决策的基本单位, 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集体行为。其实, 市场过程与政治过程有相似的地方, 在市场中, 个人行为通常是经过市场发生相互交换、相互使用行为的, 也正是这样产生宏观经济结果的;而在政治过程中也同样是许多个人行动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结果。因此, 政治决策过程与经济运行过程一样, 同样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
其次, 经济人假说。所说的经济人假说, 就是指把个人看作理性的自私的个人主义行为, 同时认为个人天生就是追求利益 (或效用) 的最大化的, 一直要持续到这种追求受到制约为止。在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以前, 经济学与政治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是采取两种完全相反的标准, 认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 只受狭隘的个人利益驱使;而政治活动的主体由于是集体利益的代表人, 所以只遵循公共利益行事。公共选择理论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同样的人可能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就由自私自利的利己者而转变成大公无私的利他者吗?如果在经济决策的分析当中, 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 但是在政治决策分析中, 同样的人却又变成了利他主义者, 这样, 对人的分析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基于这种认识, 公共选择理论沿用“经济人”假设, 将人的自利行为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 体现出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并以此为基点, 把政治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 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 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
最后, 经济学的交换范式。用经济学交换范式来对政治活动进行研究, 自然就会导致将政治活动归因于复杂的交换、契约或者协议。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过程看成一种与市场交换过程相类似的活动,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市场”的概念。所谓的政治市场, 就是指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 同其他政治个体和组织发生相互关系的场所。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相类似, 它也是由供求双方决定的。需求的一方是选民和纳税人, 供给的一方却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不管是选民还是政府官员, 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首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如果一项集体活动的决策给他个人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需负担的实际成本, 那么他就会投赞成票支持这项决策, 否则他就要么弃权, 要么投反对票。政治市场交易结构与经济市场的相似性, 最终由人的自利本性来决定。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这不但在经济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而且也为研究政府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研究途径。同时, 它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 指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限度和政府干预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 在我国当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 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一些启发。
第一, 政府必须把握好在干预经济活动中的适度原则, 在政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架构起一套激励共容机制。由于市场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性, 注定了会在有的时候失灵, 所以政府就有必要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但是, 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 并不一定就能弥补市场的不足之处, 因为政府本身也有职能上的缺点, 它也会失败。因此,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我们既要发挥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又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限度, 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而不是取代它;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公共选择理论的结论, 因为对于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官僚体制已达到极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适用的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理论, 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家, 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没有政府的大量干预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共容机制, 这样政府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 反而更能促进公共利益。
第二,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要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逐步转变政府职能。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具有相似性, 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过程的缺点会对经济过程产生不良的影响。目前,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 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 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 特别是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与效率改革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障碍。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观, 为我们对政府、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所以, 为了早日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并依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第三, 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将政府的决策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布坎南认为, 由于决策者会被自身“经济人”的动机所左右, 导致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难于切合实际;另一方面, 由于决策者自利动机的刺激作用, 使得他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不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 所以, 政府的决策并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的决策行为, 所以必须为政府制定政策建立某种规则和程序, 以使政策方案趋于合理, 避免决策失误。所以说, 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 逐步优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系统, 完善公共决策体制和相关规则, 逐步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
第四, 要正确看待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特征, 并且适当考虑政府行为的经济效益。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政府无疑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始终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但是, 政府部门和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 我们不但要加以重视, 而且要真确地进行引导, 并进一步加以规范。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 调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还有, 我国政府机关工作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减少成本的激励机制, 缺乏对经济效益的监控。依据公共选择理论, 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特别是公共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 以此评价项目的净收益及政府的绩效。
参考文献
[1]James.Buchanan:The Theory of Publics Choice[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2.
[2]丹尼尔.缪勒:公共选择[M].上海三联书店, 1993.
[3]汪翔、钱南:公共选择理论导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4]文健东:公共选择学派[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简述会计计量模式及其现实选择 篇8
一、会计计量的理论基础及其直接动因
会计计量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根据对会计逻辑起点理论的研究, 会计学者普遍认为会计目标是研究会计理论的起点, 是一切其他会计理论的基础, 其他的会计理论最终都是为会计目标服务的。现代会计目标理论主要有两大学派, 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现代会计目标的理性定位只能是这两大学派的合理融合即“双重目标”。会计计量就是为实现这一“双重目标”服务的, 财务会计必须提供既能反映受托责任又对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会计目标也决定了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会计计量的直接动因来源于资本保全和收益的确定。资本和收益有密切的关系,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 只有资本得到保全才有收益可谈, 也只有资本得到了保全, 企业才有生存的基础。当今, 国际财务会计惯例中对资本保全有两种观点: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财务资本保全的观点主张保全货币资本, 视当期收益为期末净资产的金额减去期初净资产的金额再扣除当期所有者投资和向所有者分配的利润之后的余额。要达到财务资本保全, 选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即可。实物资本保全的观点主张保全实物资本即实际生产经营能力, 视当期收益为当期会计期间内的实体资本的增量。这样只有采用现行成本、重置成本、现行市价等现行价值作为计量基础, 才能真正保全实物资本。显然, 不同的资本保全观和收益确定要求有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与之相适应。
二、会计计量模式
会计计量的关键是计量属性的选择和计量单位的确定, 计量单位包括名义货币单位与一般购买力单位两种。在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 会计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种。两者的不同结合构成了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 两者的组合方式虽有十种, 但学者们认为能独立存在的会计计量模式主要有五种:
(一) 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
该模式是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属性, 名义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计量模式。这一模式忽视了货币本身价值的可变性, 无论货币价值变动与否, 都采用名义货币作为计量的单位, 但其优点是简单易操作, 目前为国际上普遍采用。
(二) 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计量模式
该模式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属性, 以一般购买力作为计量单位, 考虑了货币本身价值变动对计量结果的影响, 这样就可以使得不同时期的会计信息具有相同的计量基础。
(三) 重置成本/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
该模式以现行成本作为计量属性, 以名义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这是一种试图从计量属性上来解决物价变动影响的模式, 它考虑了个别物价的变动, 但没有考虑一般物价水平即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化, 适用于物价水平变动较大的情况。
(四) 重置成本/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会计计量模式
这种模式以现行成本为计量属性, 以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作为计量单位的模式, 基于全面反映消除通货膨胀对会计的影响, 因而从计量属性和计量单位两方面来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该模式适用于一般物价水平和特定物价水平变动都较大的环境。
(五) 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会计计量模式
这种模式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 以名义货币单位作为计量单位的计量模式。
三、会计计量模式的现实选择
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 与工业革命时期以实物资本为主的经济特征相适应, 而当今的经济已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信息充分发展、分配和应用为基本特征的。知识、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源动力, 成为企业制胜的根本法宝, 成为企业的基本生产要素。由知识、信息衍生而来的许多因素如人力资本、核心竞争力等日益构成企业的主要生产要素, 财务会计必须对这些新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 以便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近年来, 我国的金融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工具层出不穷, 品种日益增多, 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日趋重大, 财务会计也必须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 以保证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足够的相关性。因而, 现阶段甚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我国会计计量模式将呈现以下特征:
(一) 以公允价值计量为主, 多种计量属性并存
公允价值是计量众多无形资产和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工具相对较好的计量属性。我们知道各种计量属性都有其缺陷, 但相对而言公允价值是计量无形资产、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等价值变化快的会计要素的较好的计量属性。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仍将长期存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由于其固有的可验证性、易取得性和可操作性等优点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正如美国会计学家威廉斯各特教授在其名著《财务会计理论》中指出:“既然提供一整套具有足够可靠性的现值为基础的财务报表是不可能的, 那么, 历史成本会计框架将伴随我们很长时间。”可靠性是财务会计信息的本质属性, 是会计的灵魂, 即使在将来公允价值的应用成为主流, 但公允价值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历史成本。对于绝大多数的实物资产的初始计量, 新会计准则规定采用历史成本来计量。
(二) 以货币计量为主, 其它非货币计量同时并存
非货币计量日益增多。随着社会经济、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日益发展和完善, 不断地出现新业务和新的经济事项, 这些事项无法用货币来计量或者用货币计量不如用其它方式描述或表达更能反映其经济实质, 而它们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按照现有的会计模式, 它们游离于会计信息系统之外, 投资者仅靠企业的财务报告, 根本无法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真实面目。因此, 要使这些新业务和新事项能够纳入会计信息系统, 就必须允许非货币计量。随着经济的发展, 非货币计量不仅是信息需求者的需要, 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 会计计量模式的现实选择
(1) 对于实物资源而言。由于现今的经济对实物资源的计量影响相对较小, 同时考虑到会计计量的实际可操作性和会计计量的连续性, 若物价变动不大, 则可仍沿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计量模式, 将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表外补充揭示;若物价变动幅度较大, 则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可按可变现净值/不变购买力计量模式, 把历史成本调整为不变价格, 从而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确定各项资产的现行成本的变动。
(2) 对于人力资源而言。人力资源会计计量首先要解决的是人力资本的概念、本质问题。一是人力资源成本会计计量模式, 它应用传统会计理论与方法, 把会计主体用于人力资源身上的投资即人力资源成本, 按照其具有提供未来服务或经济效益潜力的性质, 确认为资产, 并进行计量和报告。另一个是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计量模式。该模式是把人作为组织资源, 对其价值进行计量和报告。因此, 人力资源也应像其他经济资源一样, 其计价的前提应是商品化和市场化, 即对人力资源的计量可以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 按劳动力的现行市价进行计价, 采用现行市价/名义货币计量模式。
(3) 对于衍生金融业的衍生金融工具而言。衍生金融工具即金融业的衍生金融产品。它是一种交易手段, 它们的价值是从基础资产或某种作为基础的利率或指数上衍生出来的。衍生交易所依赖的基础包括利率、汇率、商品价格及其他指数。现行会计制度的计量属性是历史成本, 入账后一般不再变动。而衍生金融工具大多是一种尚未履行的或处于履行中的合约, 若按传统的确认标准, 它们一般是不能在表内确认的。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约在签订之后至履行之前往往存在多种风险, 这时, 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因此, 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混合计价基础将衍生工具单独立项反映, 在交易完成前逐期归结, 交易结束后再一并结转。
(4) 对于无形资产而言。传统的无形资产确认的范围过窄, 价值的计量缺乏合理性, 使得企业账面上的无形资产不能完整的反映企业拥有的全部无形资产。一方面不利于衡量企业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投资者了解无形资产的构成以及无形资产方面的科研投入和技术含量的高低, 从而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相关性。无形资产确认和计量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增加无形资产项目核算的内容。二是对于传统的无形资产项目如专利权、商标权、土地使用权等, 为了真实地反映无形资产的完整形态, 应改变无形资产摊销直接冲减其账面价值的处理方法, 设置备抵账户, 反映其摊销价值。要能反映企业的无形资产原始价值和累计摊销价值, 了解企业期末无形资产的净值。三是知识和信息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上, 企业因此对研究与开发资金的投入不断增加, 使其对未来经营成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四是人力资源是企业必不可少的无形资产。高新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的浪潮, 将企业间的竞争从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的竞争推向人力资源的竞争。
(5) 对于未来需要预计的事项而言。一般意义上讲, 未来事项的计量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最终未来子事项的影响。一个完整的未来事项往往可分为若干个未来子事项, 最终未来子事项的结果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事项的最终结果;二是未来的经济状况和物价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事项的计量;三是未来的法律要求、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 对未来事项进行计量时应考虑以上因素的影响, 合理的进行估计, 并运用最合适的计量属性。由于未来事项属于尚未发生的事项, 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计量中采用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而往往采用现值和未来现金净流量的贴现值作为其计量属性, 采用可实现净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以求能比较准确的反映它对企业财务后果的计量。
(6) 对于通货膨胀环境而言。通货膨胀对传统会计模式提出了挑战, 动摇了会计计量中的币值不变基本假设。通货膨胀会计是消除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特定影响的会计, 实际上是消除一个特定企业具体的物价变动影响。有三种通货膨胀模式:一种是基于历史成本计量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 即变币值会计模式。第二种是以现行成本计量为基础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 该模式下, 编表所依据的物价指数不是一般物价指数而是个别物价指数。第三种是以不变币值现值成本计量为基础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以不变币值为计量的单位, 反映企业的经济资源、获利能力和现金流动的真实变化。
总之, 由于交易和事项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单一的计量属性已经不能满足会计实务的需要。历史成本已经不能是会计实务中唯一计量属性, 目前会计计量是多种计量属性同时并存, 这符合会计计量的未来实际。现阶段和未来会计计量模式应该是以历史成本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混合计量模式、虽然人们对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中逐渐引入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必要性都不再持有异议, 但在怎样引入、引入多少、在哪些项目上引入等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争论空间, 有待进一步探讨。
摘要：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中实施的新会计准则, 关于会计计量方面出现了较大变化。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 传统的以权责发生制和历史成本为计量原则的会计计量模式, 很大程度上不能对知识经济特征的事项作全面、立体、动态的衡量, 所以我国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文便是在此现象的基础之上分析其原因, 综合得出会计计量多种属性的并存和非货币计量的应用, 以及在多种现实情形下对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
关键词：会计计量模式,计量属性,计量单位,可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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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平.我国现阶段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研究[J].对外经贸, 2012 (5)
强化管理是应对危机的现实选择 篇9
每次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爆发, 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企业, 不少陷入困境, 甚至破产关闭。深入分析这些企业失败的内在原因和教训, 对于明确今后管理的重点和方向, 避免重蹈覆辙,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为此, 我们搜集整理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直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的部分企业案例,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分析出了一些共性问题。
1. 战略决策失误
战略决策关系到企业发展方向, 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很多企业输在战略决策上, 其表现是:首先, 忽视外部市场经济环境出现的转折性变化, “逆势而为”导致决策失误。2007年下半年以来, 世界经济结束了自1970年之后最强劲的一轮增长, 中国经济也在2008年年中急转直下, 结束了自2003年以来的一轮增长, 开始周期性回调。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 部分行业和企业反应迟钝, 没有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而是延续前几年经济繁荣时期的扩张式发展战略。比如, 钢铁业从2001年起连续快速发展, 年均增幅超过20%。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 汽车、机械、建筑、船舶、家电等产业需求开始明显回落。许多钢铁企业没有重视这一信号, 而是在钢材价格暴涨的诱惑下, 继续加大投资、扩张产能、满负荷生产, 同时有的企业囤积煤、铁矿和各类钢材产品, 期望赚取更大利润。结果, 钢材价格在2008年6月末达到最高峰后开始调头直下, 以每天一两百元的速度“坠落”, 到11月21日便回落到了1994年的价位。价格暴跌直接导致了钢铁行业的大面积减产, 全行业亏损。仅压在国内港口的7000万吨铁矿石就给国内钢铁业带来“浮亏”约300亿元, 至少要到今年上半年才能被企业消化。
第二, 对行业发展方向判断失误。美国三大汽车企业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汽车产业发展方向判断失误。汽车业是美国二战后制造业迅速崛起的典范, 几十年间创造了无数的辉煌。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 他们仍然固执的认为奢侈、豪华、享受是汽车业发展的方向, 集中力量开发经营皮卡、SUV等大功率高油耗豪华汽车。与此对应的是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业, 则将战略重点转向了小排量、低油耗的节能汽车和低价格的经济型汽车。今天, 美国三大汽车企业陷入巨亏的窘境, 而日本汽车业尽管目前也困难, 但很可能借此机会在世界领先。
第三, 个人经验的局限性导致决策失误。长期以来, 我国相当多企业的典型领导结构是由一两个强势人物掌控最高决策权, 主导企业战略方向。这在一定时期有可能使企业抓住机遇, 快速发展, 但另一方面也使企业的发展潜伏巨大风险。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成功迈过了创业期, 正进入规模发展的企业来说, 如果仍然沿用创业时期的个人决策和经验管理方式, 不及时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和管理制度, 失误的风险是很大的。
2. 过度扩张和盲目多元化
投资饥渴、过度扩张是自计划经济时代开始, 至今尚未克服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顽疾, 是由政治和经济、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过程中, 往往哪个行业出现了投资机会、需求旺盛、利润率高, 便有不少地区和企业蜂拥而至, 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扩大生产规模, 低水平重复建设, 导致行业产能迅速扩大, 供需关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逆转, 企业之间展开恶性竞争, 大打价格战, 直至全行业陷入困境。从早期的家电、机械、日用消费品到近年来的房地产、煤炭、钢铁、有色等行业, 无一例外, 都走过这条粗放式的扩张之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表面上是不法奶贩的违法行为, 而深层次原因之一则是我国奶制品行业近年来的超速扩张与原料奶发展速度的严重失衡。从1998年至2007年, 我国奶制品工业生产总值从120亿元猛增至1300亿元, 而原料奶的年均增速仅为10%左右, 这种“要市场, 不要牧场”的发展模式直接导致原料奶严重供不应求, 奶制品企业之间争抢激烈, 根本无暇顾及原料奶的质量管理。
盲目多元化也是中国企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企业之所以偏爱多元化,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经济高速增长, 投资机会多;另一方面则是“成功惯性”使然。一些企业在获得一定成功之后, 就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干, 做什么都会成功, 因此什么项目、什么行业都敢进入, 陷入盲目多元化的陷阱。这些企业失败的基本路径是:创业初期主业突出, 企业发展迅速——开始大规模多元化, 资金需求增大, 自有资金难以满足需求——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市场融资、甚至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民间非法集资等方式获得资金, 负债率快速上升, 进入高负债经营轨道——多元化业务没有如期获得回报, 资金链越绷越紧, 主业营业务受到拖累——某一导火线导致资金链断裂, 企业陷入危机。人们也许还记得, 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相继“倒下”令世界震惊。其中, 大宇集团凭着“借款经营”, 实施全球性收购, 海外企业由15家迅速增加到600多家, 最高峰曾创下每三天接管一家企业的纪录。但债务也在快速攀升。1998年高达500亿美元, 超过净资产的5倍。1999年8月, 逾期负债近800亿美元的大宇集团轰然倒塌, 爆出了韩国当时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我国浙江南望集团是以图像通信、数字监控为主业的高科技公司, 在图像产业位居国内同行榜首, 然而却盲目涉足工业地产开发、水电站投资。这些多元投资占用了企业大量资金, 导致主业运营资金紧张, 被迫卷入高利贷, 企业很快陷入破产。
3. 过于依赖OEM模式
原始设备制造 (OEM) , 俗称“贴牌生产”, 是在全球产业转移和跨国公司内部业务分工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30年来, 中国凭借改革开放的政策机遇和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 OEM业务迅猛发展, 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了家电、服装、纺织、家具、日用消费品、玩具等产品的世界制造基地。然而, 在OEM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一些地区和企业却没有深刻认识到全球产业链转移的大趋势和我国OEM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过于依赖OEM业务, 尤其是外向型国际代工业务, 只要有订单, 有活干, 就把眼光仅仅盯着微薄的代工利润, 甚至通过尽可能将厂房搬到地价更低更偏僻的地方、采购更廉价的材料、压低工资与福利、逃避社会责任等, 不惜代价降低加工成本, 缺乏投入资源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制造加工能力的远见和动力。因此, 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冲击首先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OEM产业, 大量OEM企业减产、停工或者关闭, 教训是沉痛的。
转型升级已成为这些地区和企业的头等大事。根据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 OEM企业的升级转型有三个方向:一是向规模化的OEM生产商转型。通过掌握核心制造优势, 在生产技术、工艺流程、企业管理、员工素质、质量控制、生产效率等方面达到国际同行业水平, 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系统。二是由OEM向ODM (原始设计制造商) 转型。企业可选择产品的某一模块的某一点作为技术突破, 再由点到面, 逐步掌握某些领域的核心技术。三是创立自有品牌。目前, 长三角加快了“一体化”步伐, 要从“全球制造业中心”转型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珠三角实施“腾笼换鸟”政策, 推进劳动力与产业的“双转移”战略, 从现有粗放式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转型。企业要抓住政府的相关政策机遇, 根据自身条件, 制定切实可行的转型方向和战略, 坚定信心, 全力推进。我国有强大的内销市场, 尤其是当前国家大力扩内需, 为自主品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格兰仕、小天鹅、格力、TCL、创维等都是成功转型的典范。少数优秀企业在本土经营自有品牌成功后, 甚至开始收购国际知名品牌, 比如联想以前也只是给IBM作OEM业务, 发展到收购IBM的PC业务, 开展国际化经营。
4. 金融衍生品等虚拟经济盲目发展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虚拟经济的支持, 但脱离实体的虚拟经济的膨胀会导致灾难, 这也是此次世界金融风暴的直接诱因。近年来, 在美国, 由少数人设计、大多数人弄不明白的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 许多人只看到这些投资工具的短期高回报, 而忽视高风险, 甚至将其作为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作为顶级投资银行的雷曼兄弟,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大力拓展了固定收益产品、金融衍生品、房地产债券和信贷等新兴业务, 被称为华尔街的“债券之王”。在经济顺周期运行中, 流动性泛滥, 投资者被乐观情绪所蒙蔽, 给雷曼兄弟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然而当系统性风险爆发, 累积的泡沫破裂, 市场信心崩溃时, 则在一夜之间摧毁了这家具有158年历史的老店, 使其成为这场金融风暴中最先倒下的企业。
我国这些年来, 资本市场发展迅速, 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始通过上市、收购、兼并、债券、信托等资本运作方式, 拓宽融资渠道, 整合内外资源, 促进企业发展。然而, 部分实体企业在资本运作中, 过于贪恋资本市场快速放大财富的功能, 将资源和重心投入到了各种各样的资本操作中, 使实体经营和资本运作的功能严重错位, 实体经营成了资本运作的操作题材, 导致企业陷入危机。黄光裕的国美电器在2004年成功实现借壳上市以来, 专门成立了数十个壳公司, 资本运作战略在整个“国美系”不断被强化, 电器零售和房地产开发则逐渐成为资本运作的工具和题材。2008年11月, 黄光裕因涉嫌违规资本运作被北京市公安机关立案调查。金融风暴发生以来, 中信泰富公告, 因其财务董事越权与香港数家银行签订了金额巨大的澳元杠杆式远期合约, 在澳元持续下跌的情况下, 导致185亿港元的潜在损失。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公告, 在2008年的航油套期保值交易中造成巨额损失, 中国国航损失约68亿元, 东方航空损失约62亿元, 上海航空损失约1.7亿元等。
5. 道德、社会责任的缺乏和监管缺失
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从来没有像2008年那样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在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时一致认为, 企业道德缺乏和监管缺失是重要成因之一。在美国, 近几个月来相继爆出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500亿美元欺诈案”和“斯坦福金融集团80亿美元诈骗案”两大弊案使世人瞠目结舌。连在世界享有盛名的顶级信用评级公司, 也因为在对金融衍生品的评级中难脱对大众误导的罪责, 而使自己的信用大大降级。我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是2008年9月份曝光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又一次使中国企业的社会形象跌入低谷。尤其是那些铺天盖地地宣扬“每天一斤奶, 强壮中国人”的标杆企业, 遭受到了巨大的信任危机。其中, 三鹿集团自2005年与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合资后, 销售额超过百亿元, 成为名副其实的奶业龙头企业之一, 奶粉连续13年产销全国第一。2007年企业总资产17.16亿元, 负债率仅为24%。在事件曝光后百天之内, 由于赔偿和召回产品, 企业净资产由正12亿元变为负11亿元, 资不抵债而破产。其董事长田文华是一个在乳品行业奋斗一辈子, 头上顶着各种“桂冠”, 又是勤勉、低调的“企业家”, 却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告诫我们: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是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提供安全合格的产品和服务, 是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不管企业规模多大, 发展多快, 品牌价值多高, 如果失信于民, 失信于消费者, 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6. 基础管理薄弱
通观在金融海啸宏观大背景下垮塌的企业, 各有各的“导火索”,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基础管理的漏洞。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是不顾个人信誉的房贷。中国毒奶粉源自对原料奶收购环节监管的失控。“蝼蚁之穴, 溃堤千里”,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基础管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温家宝总理2007年在中企联上报的报告中批示“切实加强管理, 必须从规章制度、工艺技术、质量标准、生产定额、操作规程等基础工作做起”, 要求企业要高度重视基础管理工作。近年来, 煤炭采掘、建筑施工、石油石化、交通运输、医药食品等行业安全事故接连不断, 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比如煤炭行业, 我国煤炭产量约占世界产量的1/3左右, 而死亡人数占世界总死亡人数的80%左右。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近100倍、俄罗斯的10倍、印度的12倍。这其中, 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自身。一是长期忽视基础管理。许多企业负责人思想认识不到位, 认为抓基础管理费时费力, 见效慢, 不愿意投入精力和资源, 将基础管理真正落到实处, 导致企业缺乏重视基础管理的氛围, 员工责任意识不强, 工作不严谨, 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据统计, 我国60%以上的事故是由于“三违”造成的。二是对从业者缺乏必要的培训。截止到2008年, 我国进城农民工已经达到1.3亿人, 目前已占全国加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 9%, 占建筑业的80%, 成为名副其实的产业主力军。然而, 这支数量庞大的产业大军, 绝大部分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素质教育和技能教育, 许多是丢下锄头, 就进工厂, 而且往往在危险性高的一线操作工作, 由于缺乏基本技能和防范事故的能力, 往往成为事故的直接责任者和受害者。2004年发生的重庆开县“2·23”特别重大天然气井喷失控事故造成243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9000多万元, 此次事故的原因是相关人员对高含硫高产天然气水平井的钻井工艺不熟悉, 现场作业人员违章违规操作造成的。三是规章制度建设缺乏, 执行不到位。一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定岗定编、定额、岗位责任等规章制度不完善;一些大型企业的规章制度虽然比较完善, 并且有许多企业通过了各种认证, 但是落实不够, 贯彻执行不到位, 监督检查走过场。最近发生的山西焦煤集团屯兰矿“2·22”特大瓦斯爆炸事故, 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矿南四采区存在通风管理不到位、瓦斯治理不彻底、现场管理不严格、安全措施不落实, 使十年无事故的国有大矿也产出了带血的煤,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二、当前强化企业管理的重点和方向
上述国内外企业在危机中暴露的问题和失败的“切肤之痛”, 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深刻认识到强化企业管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们认为, 在今后一段时期应对危机、促进发展过程中, 我国企业要把处理好四个关系作为强化管理的指导思想。一是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当前许多企业都在采取措施, 以渡过经济下滑的“冬天”, 但“过冬”绝不是“熬冬”, “谁熬到最后谁就能生存下去”是消极应对, 只有放眼长远, 思考发展战略, 在关键资源、潜力业务和自主创新上进行战略性投入, 才能在新一轮发展中争取主动。二是风险和机遇的关系。经济下行导致系统性风险增大, 企业要认真梳理经营管理中的潜在风险点, 及时消除可能造成的重大隐患;有条件的企业要抓住经济下行中转型动力和压力增大, 并购、重组门槛下降等机遇, 该出手时果断出手, 不要错失良机。三是技术和管理的关系。在加强产品研发、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过程中, 要推动技术和人才管理创新, 通过管理创新保证技术进步, 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管理创新, 共同培育企业核心能力。四是内功与外援的关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 共渡难关;要主动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沟通, 争取政策支持;与上下游、同行业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抱团取暖, 共度时艰。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 强化以转型为重点的战略管理
这次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市场竞争格局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企业要认真评估外部环境变化, 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目前, 企业战略转型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从“低成本战略”向“差异化战略”转型。清华大学的魏杰教授通过研究发现, 1978~1998年, 中国企业竞争力主要来于低成本, 但这一优势从2004年开始不断丧失。因此, 中国企业要未雨绸缪, 逐步从“低成本战略”向“差异化战略”转型, 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培养差异化竞争优势, 形成独特竞争能力。二是从“多元化经营”向“归核化经营”转型。“多元化经营”是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企业热衷的发展战略, 适应了当时机会多、竞争粗放的市场环境。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不少企业开始放弃“多元化”, 纷纷实施“归核化”。万科、联想都是成功实施“归核化”的典型。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更大, 影响程度更深, 企业要收缩战线, 剥离非核心业务, 分化亏损资产, 回归主业。同时, 要抓住机会购进有利于增强核心能力的资产, 进一步增强核心业务。三是从“跳跃式战略”向“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型。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相适应, 这些年有些企业心态浮躁, 希望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短期内打造巨型企业。但是, 由于管控能力难与扩张规模相匹配, 抵抗风险能力差, 一遇“风吹草动”就可能走向衰败。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是着力打好基础, 追求成长速度与成长质量、扩大规模与增加效益、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增长的有机结合。正如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蓝海林所言, 中国企业着急去做世界500强, 还不如踏踏实实做足500年。
2. 强化产品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当前, 我国工业面临的困难, 既有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也有长期以来形成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因此, 企业在贯彻执行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促就业”的方针过程中, 更要注重“调结构、上水平”。企业必须清楚认识到经济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危机之后的竞争决不会停留在原有水平上, 只有从市场需求出发, 强化产品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才能迎接更高水平的竞争, 保持持续增长和稳定就业。尤其在重点行业振兴规划实施过程中, 要坚决避免打着“保增长”的旗号, 搞低水平重复建设。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淘汰污染大、能耗高、水平低的小企业, 大力推进跨地区兼并重组, 尽快培育和壮大一批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控制能力。
企业当务之急是要立足市场, 分析产品结构存在哪些问题, 研究如何利用政策机遇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一是通过兼并重组和优化组合完善产品结构;二是向产业链上下端延伸,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狠抓产品创新和技术攻关, 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 有条件的企业要通过自主创新, 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 为新一轮发展做好技术储备;四是实施专项技术改造,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淘汰落后工艺和产能。此外, 经济衰退迫使一些跨国企业出售转让工艺技术和设备, 要抓住这个机会和国内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机遇, 及时引进急需的先进技术装备。
3. 强化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有效融合
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迎来了全球信息化。总结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企业管理和技术进步最成功的经验之一, 便是抓住了全球信息产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同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 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为赢得“后发优势”创造了条件。
企业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效率的助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 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平台。促进企业的信息化可从三条主线着手:一是技术主线。关注信息技术在研发、设计、产品创新和工艺流程等方面的应用和融合。二是信息管理主线。有效整合设计、生产、管理信息, 使企业内外部信息准确、快捷流动, 为决策提供依据。三是资源管理主线。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企业资源的高效管理和开发。目前资源管理已从企业内拓展到企业与客户、供应商之间的管理, 以实现企业内部运营、供应链管理、渠道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的网络化。
4. 强化以降本增效和持续改进为核心的精益管理
众所周知, 精益生产源于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丰田公司面临需求不足、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等严重困难, 经过深入研究和艰苦探索, 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多品种、小批量、高效益和低消耗的生产方式。
当前, 外部需求减弱, 市场开拓困难, 许多企业都在眼睛向内, 通过内部挖潜和成本控制来提高效益。精益管理无疑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之一。其核心是消除一切无效劳动和浪费, 目标是尽善尽美。通过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生产灵活性、实现无废品和零库存等手段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同时, 采用小组工作法, 下放责任,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 把缺陷和浪费消灭在每一个岗位。实施精益管理, 首先要有与企业发展战略一致的努力方向。其次要选定突破口, 可从识别各种浪费、流程改善、产能提高开始, 也可从样板线建设或5S开始。此外, 必须长期坚持, 持续不断地灌输精益管理理念, 改变企业固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并将其认真执着的精神贯穿到企业基础管理之中。丰田公司花了近35年的时间才使精益生产方式获得成功, 说明类似精益管理的基础性管理有日积月累的渗透力, 企业必须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 长期不懈地真抓实干才能取得实效。
5. 强化“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企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就要牢固树立“以员工为本、本固业兴”的理念, 激发和调动员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实现员工与企业、社会共同发展。在当前的困难和危机中, 更要珍爱和善待自己的员工。
首先, 要尽量做到不裁员、少裁员。虽然从短期利益看, 裁员可以降低人力成本, 但从长远看, 会直接破坏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增加在岗职工的不稳定感, 降低工作效率。因此, 企业应以调整生产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应对挑战的主要手段, 而不应该盲目裁员, 即使要缩减当期人力资源成本, 也应该采取轮岗作业、待岗、轮休、培训、缩短工作时间等方法。青岛港集团坚持不把一名员工推向社会, 努力保证9500名农民工的岗位不变, 薪酬不变, 而且还在2008年10月把第六批农民工转为长期合同制工人, 为中国企业作了表率。必须裁员的企业, 也要通过重新设计岗位责任和竞聘上岗的方式实现结构性裁员, 以改善人力资源结构。同时, 要按照法律和政府的有关规定, 履行上报, 经工会讨论通过等程序, 确保裁减员工的合法权益, 妥善处理其后顾之忧。
其次, 管理层要先于普通员工降薪。这不但有利于企业直接降低成本, 也有利于团结员工, 坚定信心, 增强凝聚力。可喜的是, 在这次危机中, 国内不少企业的高管人员都实行了带头减薪, 既包括航空、石化、电力、金融等领域的中央企业, 也包括数量众多的地方国有企业, 还包括联想、三一重工等知名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宣布, 在坚持不裁员、普通员工不降薪的同时, 全体董事今年降薪90%, 一些非董事高管也主动申请50%以内的降薪。其中, 董事长梁稳根提出2009年只领1元年薪。
第三, 大力开展员工培训和人才开发。经济下行, 订单缩减, 发展速度减缓, 企业要充分利用这一时期开展有针对性的员工培训, 特别是暂时下岗、缺乏基本技能的农民工培训, 以及新毕业大学生的见习培训, 这样不但能够增强员工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 提高员工士气, 而且能够提高员工技能, 实现人才升级。IBM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遭遇重大业绩挑战期间, 仍保留了雇员发展计划, 为企业成功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作用。
第四, 要开展关键人才招募和储备工作。研究表明, 经济减速时期所招募的员工质量要高于经济繁荣时期, 且成本较低。因此, 企业不要停止所有的人才招募计划, 要继续实施关键人才和后备人才的招募工作。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于美国, 欧美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严重, 不少企业提出了庞大的裁员计划。国内企业要抓住这一机会, 根据未来发展规划, 有针对性地开展关键人才的搜集、招募和储备, 为后续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6. 强化以高效协同为目标的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从20世纪8O年代提出以来, 经20多年发展, 已从企业内部供应链扩展到企业与分销网络、客户和战略合作伙伴间的供应链网络, 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是企业继降低物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泉”。实践证明, 优秀供应链管理能力能够使企业生产率提高10%以上, 总成本下降10%左右, 按时交货率提高15%左右, 现金循环周期缩短20%以上。当前, 市场需求萎缩, 订单减少, 库存增加, 资金回笼困难, 上下游企业互相挤压, 摩擦增加, 强化供应链管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 国家将现代物流业纳入了十大产业振兴调整规划, 为企业强化供应链管理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和政策支持。
首先, 要从价值链的视角重新审视业务流程, 确定核心环节和主要价值创造点, 集中优势资源强化这些环节、提高核心能力。在此基础上重构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 将传统的按功能划分的部门结构转变成以完成任务为目标的扁平化协同工作架构, 这是建立高效协同供应链的组织基础。其次, 依靠信息技术逐步提升供应链的自动化水平。企业要因地制宜, 适时推进ERP系统、数据仓库、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等建设, 逐步建立生产和销售同步的自动订货系统, 依托精确数据决策的自动补货系统以及最佳物流支撑的零库存管理系统。第三, 高度重视非核心业务外包。非核心业务外包可以帮助企业快速获取新的能力, 及时满足需求变动, 减少固定资产投资, 分散风险。第四, 强化外部供应链管理。当前经济困难,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更应加强合作和沟通, 减少链上各节点的浪费和内耗, 降低整个供应链的成本, 共同渡过难关。核心企业要通过与供应商、分销商、战略终端客户、战略合作伙伴、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签订合作协议, 强化各方文化融合和合作信任, 处理好业务流程衔接、系统集成和数据传输, 以整个供应链的价值最大化为出发点、以共赢原则处理各种矛盾和争端, 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能力与特长, 提升整个供应链的价值创造能力。
7. 强化以风险预警和过程控制为重点的全面风险管理
当前,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 外部经营环境不断恶化, 企业风险不断增加。为此, 企业一方面要逐步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实现风险管理的规范化、体系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可能产生的重点风险, 提前预警, 防患于未然。一是财务风险。要适时关注现金流量、负债比例、预付款、应收账款等财务指标的变化情况。近年来, 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机构, 一再告诫央企要“捂紧钱袋子”, 要关注“货出去, 钱能否回得来?”这是防范财务风险的明智之举。二是金融期货、衍生品交易风险。要深刻吸取“中航油事件”教训, 时刻牢记从事这些交易的初衷是对冲企业主营业务风险, 保证稳定经营, 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三是外汇波动风险。前段时间,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等公司因澳元持续下跌造成的汇兑损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防范外汇波动风险的有效办法是运用多种结算方式及其组合来预防。四是国际化经营风险。包括并购前的政治环境、法律法规、劳工保障、资产评估风险, 并购过程中的融资、接管风险和并购后的整合风险等。中国平安投资富通巨亏200多亿元又一次警示我们,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巨大, 要慎之又慎。五是突发事件风险。企业面对突发事件, 首先要行动快、反应快;其次要坦诚面对媒体和公众, 及时公布事态进展;最后要妥善处理善后工作, 积极承担责任。
8. 强化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管理
所谓“绿色管理”, 就是将环境保护观念融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以实现企业与环境、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基本内容可概括为“5R”, 即:研究 (Research) 、消减 (Reduce) 、再开发 (Reuse) 、循环 (Recycle) 、保护 (Rescue) 。绿色管理顺应了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适应了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日益重视、相关法律法规愈加严格的要求, 满足了人们追求绿色消费的潮流, 因此受到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广泛重视。对中国企业来说, 推行绿色管理更加紧迫, 更有现实意义。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 使得资源和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不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资源支撑不住, 环境容纳不下, 社会承受不起, 经济社会发展将难以为继。企业要树立绿色经营理念, 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列入发展战略。致力打造绿色产品生产链, 从清洁能源、清洁生产过程、清洁产品方面着手, 抓好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和生产全过程的控制, 力求使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当前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推进节能减排。虽然“十五”期间节能减排各项指标逐年上升的趋势得到遏制, 节能减排是有成效的。但与“十一五”规划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今明两年节能减排任务十分繁重。为此, 政府在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中专门安排了2100亿用于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建设, 其中2009年安排495亿元。企业要彻底改变“节能减排是增加负担”的落后思维, 站在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 顺应世界潮流, 将节能减排和环保产业视为“朝阳产业”和“战略产业”, 纳入企业中长期规划。把握国家政策机遇, 积极响应和参与国家节能减排重点工程, 将节能减排工作与企业产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循环经济建设有效结合, 切实减少能源消耗和“三废”排放, 降低企业成本, 增强企业竞争力。
现实性选择 篇10
关键词：粮食安全,现实挑战,路径选择
“民以食为天, 食以粮为先”,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全局, 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发生了以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全面过剩现象, 1996-199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保持在400公斤以上, 中央据此做出了我国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 并提出了对农业实施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1]。
进入新世纪后, 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 我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放松了警惕, 粮食播种面积持续下降, 以至于2000-2003年连续4年的粮食减产、产不足销, 粮食库存下降引起了全社会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基于粮食安全的战略需要, 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再度聚集“三农”, 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密集出台, 调动了地方政府抓粮、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创造了我国粮食生产“九连增”的奇迹, 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58 957万吨, 创历史新高。
2006年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的两次大幅度波动, 尤其是2010年国际粮价的大幅度上升, 我国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粮食安全再度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由于油料和食用油的大量进口, 我国狭义的粮食安全自给率2010年已经下降到90.6%, 尤其是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不断发展和人口递增趋势未减的宏观背景下, 保障粮食安全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粮食安全战略路径需要不断思考。
一、关于我国粮食安全的再认识
粮食安全的概念首次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于1974年提出, 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的食品。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又对粮食安全的概念进行了修正, 即“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2]。FAO于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又作了第三次表述, 即“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有充足的粮食, 过上健康、富有朝气的生活”。2001年世界粮食大会修正了粮食安全的概念, 增加了“无污染、无公害”的要求, 从概念表述的演变体现了“粮食安全”概念的内涵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在美国学者莱茵·布朗1994年提出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问题后, 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国外一些专家把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归咎于中国进口的增加, 甚至有些西方人把中国粮食问题同“中国威胁论”、“中国危机论”联系起来。国内许多学者在对西方学者夸大事实进行有力驳斥的基础上, 对我国粮食安全的状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思考, 提出了一些观点。黄季焜 (2004) 认为“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中食物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中国目前也不存在对国家食物和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因素”;王征等 (2005) 认为“从长远看, 中国粮食安全出现重大问题的可能性不大”[3]。有些学者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有些忧虑, 如鲁靖等 (2004) 认为“单纯从总量上来评价中国的粮食形势, 中国的粮食基本上是安全的;但将中国的粮食问题按经济效率和持续发展的要求进行考察, 中国的粮食安全程度就值得商榷了”。田野 (2004) 认为“从中长期来看, 粮食生产和供给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4];王雅鹏 (2008) 认为“尽管近年中国粮食产量恢复较快, 但存在有潜在性危机”[5];林毅夫 (2008) 认为“中国粮食安全绝不是高枕无忧”[6]。
近年来, 随着我国粮食的连年增收和人均口粮消费比重逐步下降, 粮食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黄季焜 (2011) 提出要从“粮食安全”观念向“食物安全”观念转变, 从“粮食安全”向“口粮安全”转变, 从“进口畜禽产品”向“进口饲料粮”转变。朱信凯 (2012) 认为“粮食安全的重点转变为食品的营养和卫生保障, 以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食物偏好”[7]。谷亚光 (2011) 提出了“大粮食安全战略”, 旨在适当利用其他有利资源转换成为粮食, 降低居民对粮食消费的压力。吕新业等 (2012) 提出“应积极倡导以‘适度、素食、绿色与多样’为基本内容的粮食消费观念”, 甚至对官方认定的“粮食自给率达到95%”的约束性指标也认为可以讨论。如陆文聪等 (2011) 根据情景模拟研究, 得出到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将能实现粮食安全规划目标, 但自给率却低于95%。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我国粮食生产“九连增”, 并不意味着粮食安全可以高枕无忧;虽然以谷物为代表的传统粮食不能代表食物的全部, 但仍然是食物的基础;通过进口饲料粮解决人畜争粮的矛盾, 并且节约土地和水资源, 可以一定程度减缓粮食安全的压力, 粮食自给率95%的约束性指标有讨论的空间, 但保障食物安全的基础还是粮食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力。因此, 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和市场机制环境下, 粮食的比较效益低, 粮食弱生产要素投入特征无法改变, 中国粮食安全仍需要政府更多地关注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和职业农民的形成。中国的粮食安全或者食物安全不是短期的粮食生产和流通问题, 而是中长期的粮食生产潜力问题。
二、粮食安全的现实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期, 粮食安全的现实挑战主要是:
(一) 人增地减趋势不可逆转, 保持18亿亩耕地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保持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 城镇化率由1979年的17.92%, 上升到2011年的51.27%, 提高了33.35个百分点;全国总人口由1978年达到9.87亿, 到2011年末达到13.47亿, 增长了36.47%。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带来粮食总需求刚性增长, 有专家预测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为6.1亿吨。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工业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耕地数量的持续递减[8]。1979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3476亿公顷, 到2008年末减少到1.2172亿公顷, 年均减少43.47万公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之初耕地面积减少呈加速之势, 1997-2008年间, 中国耕地净减少量为874.72万公顷, 年均减少72.89万公顷, 耕地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必然引起粮食产量的波动。有研究表明耕地面积的年变化率与粮食产量的年变化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达到0.7075[9]。近些年来虽然由于土地管理制度加强, 耕地减少的趋势得到了遏制, 但建设用地仍在增长。据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48.45万公顷, 国有建设用地同比增长18.4%, 连续两年保持增长[10]。
(二) 水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增加, 农业基础薄弱未能好转
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全球第四, 但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4, 约相当于日本的1/2, 美国1/4, 俄罗斯的1/12。全国水资源80%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干旱区和半干旱区占国土面积的50%以上。过去南方的“鱼米之乡”现今已多数名不符实, “南粮北运”变成现在的“北粮南运”, 出现了资源配置倒置的状况[11]。2010年全国总用水量6 022.0亿m3, 其中生活用水占12.7%, 工业用水占24.0%, 农业用水占61.3%, 生态与环境补水占2.0%[12]。由此可见农业用水所占比重大, 农业生产缺水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因素。每年农业生产缺水300亿立方米, 因干旱缺水每年粮食每产量损失约200亿公斤, 相当于江西省一年的粮食总产量。
目前,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2公顷, 约为世界水平的40%[13]。耕地质量总体偏差, 中、低产田约8 466.67万公顷,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6 000万公顷, 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9%。宜耕耕地后备资源匮乏, 可开垦成耕地的不足466.67万公顷。此外, 与粮食生产关系密切的生态环境也日趋恶化, 土地沙化、盐碱化、土壤侵蚀、气候变暖以及工业“三废”的污染扩散, 均给粮食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加大。近10多年来, 极端气候灾害明显增多、增强, 干旱、暴雨、低温等极端天气已严重影响我国粮食生产。
(三) 农业经营规模偏小, 种粮比较效益偏低
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规模化水平低, 存在着粮食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并未带来农民收入的同步增长, 粮食生产的优势未能变为经济优势和农民增收的优势, 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1. 粮食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粮食生产要素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
根据粮食生产能力、商品率、商品量、自给率水平以及粮食安全战略的考虑, 本文对中国大陆31个省 (市、区) 划分粮食主产区13个, 即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江西;产销平衡区11个, 即山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陕西;粮食主销区7个, 即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海南、浙江、福建。近些年来粮食主产区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2011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 (区) 粮食总产量达到4.34亿吨, 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上升到76%, 粮食增量占全国总增产量比重达到90.5%。
由于粮食是基础性产品、战略性物质, 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弱质性。外部性是指粮食生产的收益外溢, 它的收益不仅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流入其它产业, 而且是其它产业发展的基础。弱质性主要表现在粮食产业对土地的高度依赖性, 且易受自然灾害的侵袭, 机会成本高, 比较效益低, 具有弱生产要素流入的特征。尽管国家在惠农扶粮政策上给予粮食主产区一定的倾斜, 但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仍然存在着利益不平衡的问题。由表1可以看出:
(1) 粮食主产区产粮比重大, 且呈上升的趋势。2000年粮食主产区生产的粮食占全国总产量的70.54%, 2009年增加到74.81%, 而粮食主销区生产的粮食由2000年的9.68%下降到6.53%, 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量所占比重也有所下降。
(2) 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的利益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存在。以2009年为例, 粮食主产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分别低于粮食总产占全国比重的19.03和27.35个百分点;而粮食主销区GDP和地方财政收入所占比重, 分别高于粮食总产占全国比重的23.88和31.18个百分点。所以, 缩小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任重道远。
2. 粮食主产区粮食快速增长, 未缩小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
由表2可知2000年到2009年我国粮食减产幅度前5位均来自东部地区的粮食主销区, 它们是浙江、上海、广东、福建和北京, 分别减少了35.19%、30.06%、25.32%、21.97%、13.45%;粮食增产幅度前5位均来自主产区, 它们是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和河南, 分别增长了71.01%、59.57%、50.18%、39.56%和31.39%, 我国出现了粮食生产的中心向北方转移情况。东部地区迅速城镇化进程中的耕地“非农化流失”和耕地利用的“非粮化”, 导致浙江、上海、广东、福建和北京等地粮食产量急剧下降, 而农民纯收入增加值仍高于除辽宁省外的其它粮食增幅前5位的4个省区, 这一结果说明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分享到了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红利。粮食安全事关全局, 要调动主产区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农户种粮的积极性, 必须处理好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利益不平衡的关系。
注:2009年与2000年相比,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 经整理而成。
(四) 依赖国际市场保证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我国是一个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粮食的国际贸易 (大豆贸易除外) 途径解决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是世界粮食消费增长快于粮食产量的增长。有研究报道近10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增加2.2亿吨, 年均增长1.1%;产量增加1.0亿吨, 年均增长0.5%。目前, 世界谷物库存消费比已接近30年来最低水平, 世界主要粮食库存-消费比连创新低, 粮食供给紧张状况难以缓解[14]。二是粮食贸易的“大国效应”, 致使世界粮食贸易无法满足我国城乡居民的粮食消费需求。除西北、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以外, 稻米是我国60%人口的主粮, 约占城乡居民口粮消费的65%[15], 每年消费量为1.850-1.875亿吨, 而国际市场大米贸易总量只有0.25-0.30亿吨, 仅占我国稻米消费量的15%左右, 国际粮食贸易无法满足我国稻米消费需求。
随着土地和水资源日益稀缺、地球上的气温升高和世界粮食安全状况的持续恶化, 围绕着粮食稀缺而展开的地缘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在世界粮食供应紧缩、粮价居高不下的时代, 粮食生产能力正在成为一种新形式的地缘政治影响力。2008年国际粮食紧缺、粮价上涨, 俄罗斯和阿根廷限制小麦出口, 越南也完全禁止稻米出口几个月。另外, 粮食政治化、粮食能源化、粮食金融化的国际因素, 以及我国人口众多、粮食需求总量大的大国因素, 决定了粮食的国际贸易途径解决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三、粮食安全的路径选择
粮食是战略物资, 粮食产业是基础性产业, 粮价是百价之基, 粮食的稳定增长是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石。因此, 粮食安全不仅是民生之需要, 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基于粮食困境的分析, 我国粮食安全的可行路径如下。
1.严格保护水土资源, 改善生产环境、节约资源。粮食属于土地密集型、生态制约型产品, 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是发展粮食最基础的保障, 是稳定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性因素。要保障粮食安全必须严格保护生产资源, 这就要求:一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对于划定的基本农田要建立保护补偿机制, 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通过调整经济结构, 改变过度依赖城市化、工业化发展, 外延性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对各类开发区进行综合治理, 遏制乱占耕地现象。通过进一步的土地产权改革, 加大产权的保护力度, 加强耕地质量管理,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二是按照粮食生产与水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原则, 抓好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严格落实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节约用水和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即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 000亿立方米以内, 用水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以上,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5%以上。当前, 中国水资源利用方式比较粗放,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50, 与世界先进水平0.7-0.8差距较大。因此, 通过节水灌溉等工程技术措施,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潜力很大。三是重视农业生态环境建设, 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加强政策支持和财政资金投入,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巩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成果, 有效制止土地沙化、盐碱化、土壤侵蚀和农业面源污染的漫延态势, 改善粮食生产基础条件。
2.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提高粮食单产的技术支撑。现今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已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农业科技对于粮食增产、粮农增收意义重大。在农业经营制度相对稳定状况下, 国内外经验亦已证明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例如2011年全国因单产提高增产粮食2 127万吨, 对增产的贡献率达到85.8%。在促进单产提高的各种因素中, 农业科技应用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我国耕地总量和后备资源极其有限, 难以扩大播种面积来提高粮食总产量。提高粮食单产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可行路径, 粮食单产的提高有赖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和农业科技进步的持续贡献。但是, 农药、化肥、除草剂等物质投入会引致农地污染、边际投入收益递减、农业劳动力投入下降的情况下, 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将成为粮食增产的最重要途径。粮食安全战略必须以科技为根本手段[16], 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 加快培育优质高产粮食新品种, 促成耕作栽培技术、农业机械技术、农业经营管理技术的革新, 健全粮食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 促成农科教相结合, 以有效解决粮食科技“最后一公里”问题, 从而强化农业科技的支撑作用, 增强粮食有效供给能力。
3.加强政策支持, 改善种粮的经济效益。虽然近几年政府不断强化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 对农民补贴也逐年加强, 但由于粮食生产规模小, 以及农资 (种子、化肥、农药) 和劳动力工资、土地机会成本的上涨, 种粮的效益仍然偏低。近些年来,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 出现了种粮“副业化”、“老年化”, 粮食产业后继乏人的窘境。因此, 要构建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机制, 关键是要不断强化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政策支持力度, 调动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两个积极性, 协调好中央与地方、产区与销区、政府和农民三大利益关系, 以共同分担和承担粮食安全责任。
一是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财政支持, 构建对产粮大县的补偿机制, 切实减轻产粮大县粮食生产的财政负担。通过加大财政、税收和信贷等政策力度, 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 延长粮食产业链, 促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和粮食主产区地方经济发展。
二是加强粮食主产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小农水建设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继续向粮食主产区建设, 并减少项目资金的配套比例, 切实改善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条件。
三是构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机制,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运作、签订产销区长期订货合同, 主销区对主产区农户进行补贴, 通过减免税费、财政补贴等优惠措施, 鼓励主销区大中型加工企业直接对主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或粮食收购企业对主销区建立仓储设施, 构建主产区和主销区共同分担粮食生产成本的机制。
四是构建粮食生产全方位、全过程的补贴机制。近年来, 虽然以计税面积为依据的“普惠制”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强, 但由于粮食补贴与粮食销售量不挂钩, 农业部门的监督成本高, 补贴增粮效益递减, 而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自打工收入, 补贴增收效应也不明显。因此, 在因地制宜引导农户适度规模的基础上[17], 加大粮食生产大户的补贴, 增加粮食生产环节的专业合作社, 例如育秧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植保专业合作社的补贴, 使粮食补贴真正落实到粮食生产的“核心农户”和“生产环节”, 提高补贴的增粮效益, 防止“谷贱伤农”蔓延[18]。
4.粮食生产立足国内, 粮食贸易多元自主发展。粮食安全关系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 始终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是粮食消费大国, 如何保障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立足国内解决好吃饭问题, 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对世界粮食安全保障也具有重大意义。粮食是基础产品, 也是战略性物资, 粮食的国际贸易不仅是经济博弈, 也是大国间的政治博弈。所以, 鉴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粮食贸易格局的全方位考量, 我国的粮食安全应始终立足于国内, 按照《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的要求, 保持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 通过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满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刚性增长需求。由于农业的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平衡的需要和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 可以继续实施“弃油保粮”战略, 维持大豆高的进口依存度。至于我国城乡居民的口粮需求, 也可以有效利用国际市场, 适当利用进出口调剂余缺。但是, 由于世界粮食贸易数量有限和“粮食武器”风险的存在, 我国在进行粮食国际贸易时可以借鉴日本粮食贸易多元化的经验。2003年日本进口农产品来源地多达208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包括一些太平洋、大西洋上的小岛。正是依靠多边粮食贸易战略, 日本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保证了本国粮食安全[14]。虽然世界粮食出口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少数国家, 其中美国占了35%左右。我国进口粮食应不仅仅考虑欧美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大国, 也应与拉美地区、东盟地区的粮食出口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粮油贸易合作关系。
不动产统一登记的现实选择 篇11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一项基本的物权制度。从国外情况看，很多国家都规定在一国之内或一个统一司法区域内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即不论是土地、房屋还是其他不动产，也不论是何种不动产物权，均由统一的机构登记。
中国的《物权法》在第十条中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然而，此后国家一直没有出台实施细则，也没有制定专门法律或条例，导致该规定悬空，《物权法》实施6年来迟迟无法落地。
政府的一个基本职能是提供人民满意的服务，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这需要政府把治国理念转化为制度体制机制，加强事关长远的制度机制整体设计。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以及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就是这样两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在刚过去不久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作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说明时，为我们阐明了这两项制度的价值，一是可以更好地落实《物权法》，保障不动产交易安全，有效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二是从制度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为预防和惩治腐败务实基础。
换言之，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可以发挥的功能看，其于社会发展有以下三方面作用：
首先，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通过保障公民的合法财产和房屋等不动产的交易安全，减少欺诈行为，无疑使得人们有长久的动力去创造和追求财富，造福社会。财产安全一直是人们忧虑的一个问题，如果人们无法保障其个人合法财产的安全，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去创造财富，即使创造财富，也会转移。个人财产的安全，既体现在保有环节，也体现在交易环节。对于不动产来说，人们既担忧国家的非法侵占，也担忧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因为权属证书是可以伪造的。因此，为避免此类交易风险，需要通过国家机关的登记行为来确认其物权状态，从而保障其真实性。就此而言，登记簿是比权属证书更可靠的权利证明。而它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功用，乃因为登记行为本身是以国家信用作担保的，而国家信用的背后又是法律信用。
此外，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客观上亦有助反腐的推进。这是当下人们最为看重的一点。鉴于反腐确实受制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统一，从加大反腐功效来说，有必要建立统一的财产登记制度，并建立基于公民个人身份号码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但若把希望寄托在此上，则有些不切实际，也颠倒了该制度的主次功能。
应该看到，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反腐功效，是一种制度完善后的衍生便利。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不去国家机关登记，他就很难交易、抵押和转让其不动产，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去登记，而只要一登记。系统就会立即显示其名下拥有的不动产状况。由此可见，其反腐功效是建立在信息的联网和统一上，目的是为纪检、审计等反腐机构提供便捷查询的渠道，它本身不具有甄别一个人是否为腐败分子的职能。因此，要使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反腐功效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确保登记制度本身的完善。一个有缺陷的登记制度，其反腐功效肯定要打折扣，甚至还会为腐败制造更多的机会。
再者，该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摸清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为宏观调控提供精确的事实依据。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所以屡不成功，原因很多，但房地产市场的数据失真恐怕是一重要因素。而要做到数据准确，须统一登记住房信息，推进全国住房信息联网。
然而，要推进统一的信息登记工作并不容易。这个阻力既来自于制度修订，也来自于技术层面，还来自于部门和个人利益。目前，中国登记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登记机构不统一，涉及不动产登记的部门有近10个，每个登记部门都有不同的登记程序，基础数据也不一样，解决这一问题，非常麻烦。何况，很多中小城市本身的信息化工作未完成，甚至未建立起电子化的管理。
求职方式多样化之下的现实选择 篇12
从早先的大学生就业包分配, 到官方术语中“大学生就业市场化配置”, 再到时不时有媒体爆出的“拼爹式就业”, 甚至时下最流行的“大众创业”、“创客空间”之类, 似乎正在印证这句话:“规划人生, 却无法完成设计;向往未来, 却只能始于现在。 ”
(一)
还是回到身边事件。
我的老家是一个中部省份的农村, 80年代中后期, 村里走出了一个“上北京”的大学生。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乡亲相信, 这个人考入“除了北大清华就是他这个学校”, 这样“鲤鱼跃龙门”, 此后前途必定远大。几年后, 当大家还沉浸在他要在“北京当大官”的想象中时, 他被分配到了我们省某个政府职能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他的老父亲, 在村里的父老乡亲们面前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得意,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沮丧。
后来, 有一年, 他回老家过年。听他提起, 那会儿在北京, 本来有机会留京进国家部委, 无奈当时没钱送礼, 而且也不屑于对毕业分配的老师溜须拍马, 因为这份书生意气, 最后分到了现在的地方。
当然, 包分配也能带来给人自豪感。我一个亲戚,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我们当地县城的民政局, 除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还分了房子, 让他的父母在村里出尽了风头。大家平时有什么要找他办的事情, 他也很乐意帮忙, 久而久之, 名声越来越好。
似乎,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在国家宏大包分配语境之下, 个人在就业过程中想要发挥作用其实显得很微弱。
(二)
大概是从1998年开始, 国家不再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工作进行包分配了, 大学生自此进入人才市场。有人描述不包分配的种种好处, 比如摆脱束缚, 人尽其才, 让学用结合更好云云;有人则认为会造成人才资源浪费, 还有的认为这是国家在抖包袱, 甚至还有个别大学生在尝尽了求职千般辛苦后, 含泪上书要求恢复包分配制度等等。
这样的争论到后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平息。目前这样的认识相当一致:在市场经济时代, 双向选择是时代的产物, 大学生就业也不例外。
国家政策投射到毕业时的校园, 则有一幅现实而生动的众生相:有人跃跃欲试, 成为“面霸”、“考霸”, 手握很多份OFFER, 还不停在BBS上发帖, 故意询问大家选择哪个好?惹来一大堆的羡慕嫉妒恨;也有人暗自神伤, 在被拒、“被鄙视”中煎熬度日, 迫切需要在绝望的空气中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来面对亲朋好友的关切眼神。
不过, 好与不好, 强与不强, 牛与不牛, 似乎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就如同名人的传记一样, 前面还说他在放牛, 翻了一页, 就开始描述他是如何统帅三军了。这种迅捷的变化, 真是让人乍惊乍喜。
这种面向人才市场的大比拼, 当然是综合实力的比拼, 但有时候还与信息渠道有关。有些信息捕捉能力很强的人, 只要善加利用并保持勤奋的话, 也会在求职过程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
也许过一阵日子, 媒体的目光又将对准2016年度国考。这十年来, 国考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也是大学生很主流的一种就业方式。
“铁饭碗”意识在大学生脑海中挥之不去, 以及每年不断刷新的国考报名人数, 这种变化, 不知道算不算由市场化就业配置带来的戏剧性的“倒挂”?
不得不说, 这种稳定、体面、有保障的职业, 对于农村或者中小城市的孩子来说, 是一种很强的诱惑, 以至于他们都要在这方面花费较多的精力和时间, 最终幸运者榜上有名。那一刻, 如果不去畅想未来, 显得都是矫情。
诚然, 冲过千军万马, 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人不可谓不优秀。这种优秀带来的心理优越感也是很强的, 尤其是当公务员头几年, 幸福感是很强的, 也是张罗同学聚会的主要倡议者。但这种较强的幸福感是否是可持续的?答案并不绝对。以我身边的例子来看, 有人将自己描述成“材料狗”;有人则感叹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都是固定的, 与鲜活的社会脱节太久;有人则为自己半死不活的收入纠结不已, 艳羡着别人的高薪, 但一想到要走出围城, 又退缩了。
回到开头, 讲一个朋友单位的故事。听一个朋友说, 他们单位今年初公开招聘了几名大学生。主持这次招聘的分管领导对着其他人说, “通过公开招考进来, 我相信肯定是很优秀的”。几个月后, 他听见一名领导背后很不满地说:“还公开招聘进来?就是一个摆设, 眼高手低, 干什么都让人不放心, 尽坏事!”
在看似更好的选择中, 也隐藏着一些祸福相依, 而有时候, 它来得就是这么近距离和直接。
(四)
时下有一种很热门的求职方式:微信招聘。就是通过微信来发布招聘信息, 接收微信简历, 微信视频面试等, 都是靠微信来促成。今年三八节前夕, 深圳一家公司的招聘信息在微信朋友圈刷屏。该公司的招聘信息正文只有寥寥数字, 仅有公司名称、网址、电话、邮箱、联系人等最基本的信息, 但配图所透露的“约会补贴”等生活福利和转发即可领取38.38元红包的信息, 还是引发了网友广泛关注, 一夜之间在朋友圈狂转刷屏。
拥有熟人关系者是微信求职的最大受益者, 这种招聘其实就相当于“内荐”和“猎头”, 如果大学生加入的微信群中, 成员很多且其行业与自己的特长和专业结合度较高, 则相对有效, 反之则效果就不太明显。
或许, 若干年后, 还有出现另外的依托于互联网的求职方式, 会让求职更为便捷。但这种基于虚拟化的网络方式, 也会给人徒增烦恼——比如某企业发布一则招聘信息, 应者云集, 不仅招聘人员工作量暴增, 而且众多求职者也会有“炮灰”的感觉。万一最终招的那个人不是真正想要的, 又要重来一遍, 费时费力。
不管怎样, 再热门的求职方式也未必能带来适合自己的好工作, 尽管我们常常寄予厚望, 它会夸大求职方式的外在作用, 却低估了求职行动的意义, 更严重低估了求职的艰难。其实, 至少我, 或许还有其他人, 在毕业时都是没得太多选择, 只能选择了现实而相对有利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