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

当下文学（共9篇）

当下文学 篇1

摘要：无论是对文学文本的欣赏和阐释, 还是把这文学欣赏和阐释付诸于教育, 大学文学教育都首先是以文学文本的阅读为前提的。然而, 我们在进行着怎样的阅读呢?知情人都会了解, 包括大学中文系在内的不少大学生, 一般不阅读文学经典文本, 或即使阅读了也苦于不会欣赏, 或欣赏了又困于不会阐释。因此, 当下大学生文学感悟能力和审美水准的普遍下降已成为大学文学教育有目共睹的现实。平心而论,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当下大学的文学教育应当是难辞其咎的。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是对文学文本的欣赏和阐释, 还是把这文学欣赏和阐释付诸于教育, 大学文学教育都首先是以文学文本的阅读为前提的。然而, 我们在进行着怎样的阅读呢?知情人都会了解, 包括大学中文系在内的不少大学生, 一般不阅读文学经典文本, 或即使阅读了也苦于不会欣赏, 或欣赏了又困于不会阐释。因此, 当下大学生文学感悟能力和审美水准的普遍下降已成为大学文学教育有目共睹的现实。平心而论,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当下大学的文学教育应当是难辞其咎的。本文谨对此作以现象的举例和管窥。

二、现象与问题

就存在的问题而言, 我们大学的文学教育究竟在进行着怎样的文学阅读呢?

现象之一:语言 (形式) 与思想 (内容) 有机统一体的割裂。

既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文本的阅读首先就会集中在语言问题上。而语言问题从来就不仅仅只是语言 (形式) 的问题, 从现代语言本体论方法论层面上看, 它必然与思想 (意义、内容) “剪不断、理还乱”命定地缠绕纠结在一起。因此, 语言与思想 (或形式与内容) 及其关系问题, 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阅读首先和必然遭遇的问题。而传统的语言工具论把语言仅仅当作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和表现文学内容的形式。人们通常理论上承认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可是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割裂着这种统一。至于思想与语言的同一关系, 则凡是在缺乏现代语言本体论自觉及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意识淡漠的场合, 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依旧残留着几分这样那样的隔膜和冷漠。“语言只能通过思想而存在, 反过来思想也只能通过语言而存在;每一方都只能借助于对方而完成其自身。”“不存在不是词语的思想;思想与言说就是同一个东西。如果不是出声的言说, 那就一定是内在的言说。思想在成为言说之前, 它就不是思想, 而只是一个思想的欲求。”[1]文学文本思想的生产是这样, 阅读接受也是如此。因此, 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就一定是:在语言中思维或者在思维中构造语言, 思想为内在的言说, 言说则是外在的思想。正是根源于对思想与语言的这种同一关系的隔膜和生疏, 我们的阅读首先表现在所谓“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割裂上:对于语言与文学的关系这一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新的生长点缺乏应有的自觉, 忽略了语言在文学阅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固有的潜能, 因而在实际的教学与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割裂了语言与文学的命定关系, 因循着所谓“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二元分值的两分的固有模式, 造成语言就是语言、文学就是文学的所谓“两张皮现象与问题”。或重 (先) “思想”、“内容”而轻 (后) “语言”、“形式”;或把“语言”仅仅当作是孤立于、决定于“思想内容”的纯粹的“形式”、“工具”或“手段”、“载体”, 从而使语言与文学、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在彼此脱离中双双落空。其结果:既无语言的文学、也无文学的语言, 不过是没有真正语言 (形式) 的文学和没有真正文学 (内容) 的语言。

与此相关, 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之间对“写本身” (即语言) 问题的麻木。过于侧重于文学“写 (说) 的是什么”, 即抽象的所谓“思想”、“内容”, 而不太重视文学的“怎么写 (说) ”, 更暧昧于文学的“写 (说) 本身”。因此, 由于疏远了“怎么写”以至“写本身”的语言形式问题, “写的是什么”的思想内容问题本身就成为了“问题”。语言意识的淡漠或语言缺席的阅读, 使得文学文本中鲜活生动的思想“水土流失”变得空洞抽象而缺乏语境和魅力。与此同时, 即使涉及到“怎么写”的问题, 但是囿限于“思想首先”或“内容决定” (“写什么”) 的前提预设, 内容与形式如此在“先验的、固定的跑道”而不是在“促成转变的通道”上相遇, 所以两者的所谓“结合”或“统一”不过是语言和形式本身依附于、献身于、同化于思想内容的条件下的“结合”或“统一”, “怎么写”的问题就必然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而仅仅具有“工具”或“手段”的意义, 实际上等于是被取消或代替, 所以“写本身”的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 而是在阅读中消逝了。思想与语言、内容与形式之间可以互渗、互见、互化的双向运动的辩证过程及其富于创新活力的思维机制便在文学阅读中苦于和难于建构。

现象之二:对“言意”关系的简化及其对“意义”的封闭和“标准答案”的恪守。

“一部文学作品, 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 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 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2]因此, 现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进一步有言:“对一文本或艺术品真正意义的发现是没有止境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不仅新的误解被不断克服而使真正得以从遮蔽它的那些事中敞亮, 而且新的理解也不断涌现, 并揭示出全新的意义。”[3]无论从文学作品本身的“结构”意义上, 还是从读者理解作品的“阐释学”意义上, 作品之所以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和拥有所谓“无止境”的无限敞开阐释因而“不断涌现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其根本原因之一, 就是在于文学语言本身的“问题、秘密和含义”, 亦即在于语言与意义的全部丰富复杂流动的张力关系里。文学语言不同于所谓“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的言论策略”的科学语言, “它从相反的选择出发, 即保留歧义性, 以使语言能表达罕见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也是非公众的经验”。[4]因此它“是这样一种语言策略, 其目的在于保护我们的语词的一词多义, 而不在于筛去或消除它, 在于保留歧义, 而不在于排斥或禁止它。语言—同时建立好几种意义系统。从这里就导出了一首诗的几种释读的可能性”。[5]由于对“写 (说) 本身”即语言本体的问题的暧昧, 给阅读带来对文学语言的程度不同的麻木和懒惰。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或无视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相区别的文学语言本身的多义性、歧义性以至“不确定性” (“含混”) , 以及“言———象———意”之间丰富复杂的开放性结构、功能机制和无限性生成的可能性。文学语言之谜, 或许就在于“言———象———意”之间全部复杂的张力关系机制的解密和创造性的智慧运作上。因此, 它成为语言与文学关系的核心问题并非偶然。如果在语言的词与物 (言与象) 、言与意 (亦即能指与所指) 之间, 是一对一的、直接的、确定的同一关系而无任意随机性的、矛盾的、复杂的甚至是含混的、不确定性的张力关系, 那么, 语言就不成其为语言, 意义也就不成其为意义, 文学就不成其为语言的艺术。然而, 有些人往往忽略了“言———象——意”关系, 即词与物、言与意这一语言的也是语言与文学关系的核心问题, 跳过文学文本阅读中独立的语言感受和自由的语言阐释这一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必要过程, 直接从教材或参考资料中搬来 (不是“拿来”) 某种现成的、对“搬来者”来说不过是抽象的结论和教条, 并把它当作“标准”答案空对空地灌输 (硬塞) 给学生。正如伊瑟尔所说的, 如果在像数学解题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批评, 要求它给出一个“正解”, 那么, 可以说批评家是失败了, 因为“作品并没有提供给他可以抽取出来的信息;意义无法简化为某种‘物’。……批评绝不可将小说文本榨干后就抛入废纸堆。”[6]由于所谓“标准答案”不是从构成文学语言本身的词与物、言与意之间随机性的链接语境及其全部丰富复杂以至“含混”或“不确定性”的张力关系情境中生成的, 它逃不脱简单、空洞、武断的宿命。一定的答案是有的, 但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亦即“唯一”的。答案的标准应是“多”、“无限”和开放的, 而不是“一”、“确定”和封闭的。在追逐文学“标准答案”的规范意识和做法中, 教师“研究”和传授的是人云亦云的权威的“标准”答案, 学生学和考的是死记硬背的“标准”答案, 如此追求和规范文学的“标准”答案, 实则降低或失落了大学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标准, 把教与学及大学的文学教育封闭在“先验的、固定的跑道”模式里, 而不是开放在“促成个人转变的通道”模式上。还应指出:上述“标准答案”的追求和规范中被降低和失落的, 决不仅仅是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标准, 在深刻的意义上, 更是文学本身的标准, 语言本身的标准。

现象之三:阅读中对文本的疏离和语言的遗忘。

随着现代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和文学普及大众化手段的日益更新, 大多数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陆续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这无疑为大学文学阅读提供了便利的辅助条件。然而, 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快速、人们的忙碌与惰性等种种客观原因, 带来对费心耗时的文学文本的语言阅读的程度不同的疏离, 直观便捷的影视文本或多或少地取缔着语言文字文本的直接阅读, 造成省略“亲自”通过语言文字感受和理解文学的这一必要程序的冲击, 使教与学有可能和有借口不经过阅读语言而依赖影视径直进入并完成研究与教学的过程, 诱使文学远离和遗忘语言的家园。新兴的“影视文学”作为大学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一个课程门类, 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 但它无论怎样时兴起来也永远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语言文字的文学。文学不应该因“影视”而疏远和遗忘了“语言”。文学的影视信息的营养过剩, 难免造成文学语言的贫血综合症。而文学语言的贫血综合症, 靠影视信息的输血是不能根治的, 需要自觉地回归文学的语言家园 (本体) 恢复自身的造血功能。否则, 无论是文学的研究还是教与学, 都会加重自身对文学的语言、语言的文学的“失明症”和“失语症”。事实上与对于文学语言的“失明”、“失语”的综合症有关, 现今大学中文系学生“读、说、听、写”的语言 (其实也是思想和思维) 的综合能力以及文学和语言两方面的兴趣与素质培养徘徊不前甚或下降的趋势, 迄今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和根本改善。其病因何在?药方何在?

现象之四:阅读中的宏观与微观脱节。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放眼西方, 放手引进了众多的文学思潮、理论与方法。在这种“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的思想文化语境中, 我国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也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和更新。受其影响, 大学的文学研究与教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思辨性”、“宏观性”为特征的理论气势和格局, 所谓“宏大叙事”、“宏观研究”的方法和模式越来越得到重视和强化。相比之下, 对作品本身微观的审美阅读研究与教学不同程度地受到抑制和弱化。一般说来, 文学教育的内容包括文学史、作家论、作品。而作品在其中占有不可或缺和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比重, 但有些教育者只是热衷和擅长于作家论、文学史的宏观研究和理论阐释, 而忽略或不屑于文学作品语言文本本身的精细微观、切实深入的阅读及审美鉴赏功夫。与文学史、作家论相比较, 作品文本究竟在文学教育中应占有何等重要地位和多大比重, 是个见仁见智、可以讨论的问题。然而, 其比重在下降, 重要性遭淡化, 对其研究与教学的水准在下滑, 作品被荒疏等, 确是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 在文学阅读宏观与微观的方法及其关系层面上, 有的“宏观”, 不是以作品本身为目的, 不是从作品整体和实际出发为基础, 而是从某种理念、理论或方法本身的兴趣和研究目的出发, 仅仅把作品当作论证某种“观念”与“方法”的例证或工具, 从而把独立完整的作品撕扯成某种理论和概念的碎片, 或者用事先建构好的理论和方法的框架硬往具体独创的作品上套, 使文本不成其为“本”而是“末”, 鲜活的语言之“文”变成抽象的推理之“道”, 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在这种“宏观”中脱离自己的家园, 而在各种“观念”与“方法”的驿站之间辗转漂泊, 作品的研究与教学本身成了“作品缺席”的理论与方法的思辨游戏和推理演出。所以, 对文本的阅读在大学文学教育中特有的意义和价值, 不应在“宏观”中被淡化或消解。宏观的文学的文学史、作家论是必要的, 但它不应与文本细读相脱节。“微观”中的切实的语言感受和文本解读功夫及整体阐释是必须的。离开了这种微观功夫和过程, 所谓宏观就难免沙上建塔, 成为空中楼阁。文学教育中对文本的荒疏, 实则是对语言的遗忘。语言不仅是微观的而且是宏观的基础, 它应成为宏观与微观结合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

现象之五:文本研究与教学的脱节。

由于目前我国高校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的现行体制、课程设置、考核评估体系、教材出版与使用及考试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不少教师的科研基本上定位在职称晋级上, 而学生的学习取向往往倾斜在考试成绩上。因而教师的科研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日常的教与学的文学教育活动, 都不同程度地逃避烦难而必要的文本阅读的“语言的功夫”。这就使科研与教学一方面背离了文学本身非功利、超利害的审美本性, 另一方面由于远离语言本体家园而流浪中焦虑不安。本应统一的研究与教学变成“两张皮”:没有研究的教学, 没有教学的研究, 科研就是科研、教学就是教学。就教师而言, 其科研漂浮于语言、形式之上而走向空洞的抽象化, 而教学则因得不到语言及其科研的有力支撑而趋于僵硬的平庸化。就学生而言, 缺少文学阅读的专业兴趣和热情, 无法真正进行大学阶段的“研究性学习”, 其人文素质、个性及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能不因此遭到削弱以至于落空, “寓教于乐”变成了意外的奢侈。没有生动的“语感”的文学阅读, 既无知识的智慧性也无审美的愉悦性。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那么所谓文学的“美感”实则来自并体现于阅读中的“语感”。脱离了“语言的功夫”, 文学就失去了灵肉一体的内容与形式及其魅力。语感的弱化与文学兴趣的淡化是互为因果的。无论是教还是学, 理想的文学教育应该而且必须是必经语言的研究与教学的愉快结合。对教师而言, 是研究性的教学, 教学性的研究;对学生而言, 是研究性的学习, 学习性的研究。教与学应构成这两种“结合”的民主自由而充满张力的“对话”。这种“对话”开拓着大学文学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 这种“结合”的程度决定着大学文学教育的水平。这应是理想的大学文学教育存在的根据、必要的条件、质量的尺度。

三、结语

综上, 我们不应该那样阅读。那么究竟应该怎样阅读呢?鲁迅先生在《不应该那样写》一文中谈及文学创作有无秘诀时曾这样指出:“在学习者一方面, 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 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我想, 文学阅读也是同样的逻辑———文学教育者真正知道了不应该那么阅读, 也许就会明白应该怎样阅读了。本文的用意即在于此。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金惠敏:《在言词与意义之间》, 载于《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第51页。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中译本) , 三联书店1984年版, 第6页。

[3]转引自李维鼎:《语文言意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第224页。

[4][5]利科语, 转引自胡经之主编:《20世纪西方文论选》第3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296页, 第301页。

[6]伊瑟尔:《阅读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页。

当下文学 篇2

【摘 要】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有着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方法在三个方面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教法上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渐进领悟；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倡导多向交流，相互启发。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语文教法；学法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05-02

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颇具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从教育方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重在激发个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但教法多种多样，而且学法也多具自主性的鲜明特点，对今天各层次的语文教学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我国的语文教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大体而言，首先它为全体公民提供文化教育的机会，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次是语文教育在理念上的现代化，从语文的角度促进对现代公民的塑造和培养。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语文教育亦有诸多误区。比如，中小学语文教育围绕各类考试指挥棒而动，呈现出应试教育主导的现实困局。根源于此，学生在语文素养和文化精神方面出现大幅度的下滑趋势。学生大多不具备学习语文和文化的兴趣和动机，只是迫于社会和家长的压力而被动学习，更不用说学习语文可以满足心灵之提升与理想之追求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应试教育强调知识和技术而轻视了情感道德和个性发展，极大程度上减低了教育的人文内涵，造成人文内涵的大幅缺失。同时，应试教育无视提升国民素质的精髓，仅仅采用“过筛子”和“掐尖”之法，人为生产出一大批只认字而不懂文的、唯科技至上的“失败者”。其次是教育体制管得太死板。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和陈旧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放任各级教育部门的因袭依赖，混日子、不出乱子的心态普遍存在，既无心更无力推进有效的改革。再次受功利化社会风气的影响，教师素质日趋空洞化，普遍沦为“不读书”状态。由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教师的精神、信仰、思想和行为难免受到影响，文化素质空洞化，满足于追逐物质利益，而对自身素质缺乏反思。

以上还主要是教育的总体格局上的制约因素。具体到语文教学上，当下中国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往往十分诱人，但在教法上却相当落后。老师们习以为常地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思路，介绍作家生平，联系时代背景，归纳段落大意，概括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色成为固化的套路。常常是教师照本宣科地极力兜售，颇似一个人在真空中表演，而讲台之下的学生却昏昏欲睡，像老僧入定。这种授课方式以老师的单向度传输为主，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漫不经心地听，极少互动和反馈。这种单调枯燥的教法和学法势必助长学生的厌学之风，提不起对语文的发自内心的喜爱，更不能去奢求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其人文内涵，扩展其人格成长的空间。20世纪以来，由于一批唯西方价值观是从的激烈的反传统人士的鼓吹，由于“打翻一切”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学教育的精华一概被斥为封闭、守旧、反动、复古，好像其中皆为糟粕，应全部打倒。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许多宝贵的材料、经验和智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和总结。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一直奉行以“五经”、“六艺”为基础和核心的、包括众多文化经典在内的一种文学教育。它突出了以书面雅言为中心的语文，表现出对具体语文材料（即经典）的深刻领会和灵活运用。从根本上讲，现代语文教育是从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的，并且面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实，有着新材料、新思想和新立场。显而易见，与古代文学教育相比，现代语文教育基于分工，其命意、内容和精神都比古代文学教育狭窄了许多。我们应当向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取经，以期改变目前语文教育的尴尬现状。我们着力改革的目标就是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重新定位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深刻把握教法的灵活，学法的自主。笔者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为语文教育的完美实施而逆向回溯，乞灵于历史的成功经验，重新激活古法的灵光。

首先，教法上应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当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把重心放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全面系统讲授上，通过制订周密的教学计划，密集地安排课程、实践实习等活动，以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相应的完整教育。古代文学教育更加注重采用各种措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根源上引导学生自发的学习动机。孔子作为教育家就很善于采用启发式教学，《论语》中记载圣人语录说“不愤不悱，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①即是有力的明证。如果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解惑、点拨、督促、评估等教学活动中，就能够为整个教学过程灌注生气，增添活力。正如当代学者所总结的，“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或习礼于大树之下，或弦歌于杏坛之上，或习射于园圃之中，或述志于侍坐之际，或正谬于病榻之侧，或督促于庭院之内，或启发于愤悱之时，或释疑于问难之顷。”②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者总是敢于破除陈规，立足创新，善于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运用灵活多样的教法。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上述孔子的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法，还有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法也被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南宋大儒朱熹曾主持白鹿洞书院，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为授书法、读书法、讲书法，即多读、多背、温故、讲书四个方面。宋元以至明清时期，书院到处开花。老师多为名师鸿儒，他们多采用讲授法，讲授次数很少但水平高，往往还能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学习程度，组织辩论、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思维。

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反思 篇3

关健词：文学批评 学院派 体制限制 模仿阶段

一.学院中学术体制的限制

在当下的高校中，其实并不缺乏优秀的文学批评人才，他们也能写出专业批评和媒体批评那样的好文章，但是大学的学术体制有其固定的规范，对批评文章也有模式和字数上的要求。一个老师要想评职称，要想申请各级社科类项目，就必须妥协于这种学术体制，去写那种厚实的有引有注的学术成果。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本来应该是相互平等、相互关联的三架马车，但是当前的学术体制却重文学史、文学理论，认为这二者是厚重的学术成果，轻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批评无引无注，字数有限，是小学问。这种学术体制必然会导致学院批评文章的两个弊端。

第一个是细读文本这个批评传统的断裂。在重理论的学术体制形成之前，批评家批评一个文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细读文本，重视文本的语言、情节、人物等，而不是为了合乎规范就去引入大量理论和引注，显得空洞而脱离文本实际，本来不用理论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加了理论就有生搬硬套、故弄玄虚之感，让读者读不懂，不知道文章在讲什么。第二个弊端是批评文章文体的单一性，中国古代批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多种文体，如序跋、书信、随笔、论文、评点、语录、诗话、词话等。近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了诸多文体，如梁启超的政论体、章太炎的逻辑体、鲁迅的杂文体、周作人的“美文”体、李健吾的随笔体、梁实秋的“教授”批评、思辨型的“胡风”文体，以及茅盾基于“史论”笔法的作家论文体，等等。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中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批评文体，丰富多样的文体使这些批评文章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采，更好地表达批评者的理论和观点。无疑，以往文学批评史上所出现的各种批评文体都是留给今人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批评者应该去研究和传承，注意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但是如今的批评工作者却普遍存在文体意识薄弱的问题，这个问题又以学院派批评最为严重。因为学院派批评有严格的学术体制限制，批评文章有固定的模式和字数，所以学院派批评者有时候不得不采用单一的论文体写作，有论点、有论据、有理论等要求使得论文几乎成了一种“八股文”模式。特别是有的论文引用大量的理论和注述，几乎打到了借文本谈论理论的地步。这样的做法导致批评文章枯燥无味、晦涩难懂，读者读得不知所云，连批评者自己也不想再看第二遍。其实论文体是批评文体的主要方式，使用论文体进行批评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两点。第一点就是，批评者在运用论文体时，应该了解论文体的真正优点所在，即以理服人，恰当而娴熟地运用各种文学史常识和文学基础理论，同时批评者又能在文章中展示属于自己的风采，既有严谨的学理，又有独特的审美。读者在读到文章中的理论时，只会觉得批评者用的恰如其分、游刃有余、酣畅淋漓，感受到一种理论之美、批评之美。但是现在有的批评论文为了理论而写理论，故意制造阅读障碍，让读者读不懂，力图使批评文章显得高冷，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批评文章其实并没有运用到真正的论文体，他们运用的只是他们想象中的论文体，或者说是一种变形的论文体。这样的一些做法使得“论文体”、“学院派批评”成了一种贬义词，实乃憾事。

第二点要注意的地方是，批评者要重建文学批评文体意识，认识到批评文体的重要性，写出更多的更好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在如今大众传媒普及，几乎全民阅读的时代，批评家更应该发挥自己独一无二的作用，指导作家写作，引导读者阅读，发挥文学批评的作用。

二.中国文学批评仍然处在对外来思想、理论的吸收、模仿阶段

前文已经提到过，“学院派批评”注重阐述理论，是研究文学基础理论的主要群体。但是就如同中国产业界，更多是引进技术，而缺乏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同样更多是吸收、模仿外来的思想、理论，而没有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这种尴尬的批评理论现状必然导致理论研究主力军“学院派”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中国文学批评所使用的一些基本理论、概念、范畴、方法、现象描述、文学思潮概述基本上都借鉴于国外，而不是从中国自身的文学经验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时，往往是把这些现有的理论、概念等套在批评对象上，而不是从批评对象中提炼出来源中国文学体验的新理论。事实上中国古代有其自身的批评传统和批评精神，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文学批评著作可以说是流传千古，而性灵、气韵、境界等文学范畴更是反映了中国文学之精髓，中国文化之根。但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批评体系却断裂了这种批评传统，更多地是全盘引进外国批评理论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窘境，旧的批评传统没有传承，新的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又没有建立。一味地抄袭、模仿外国理论又会造成诸多弊端。首先是造成文学批评的逻辑矛盾、学理漏洞，外国的批评理论源于它自身的文化，有其绵延的批评史和独特的学理体系，尽管世界文学有其共同的价值判断，但是也有其差异、区别，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地方。由于民族性的差异，在借鉴外国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理解偏差的问题，更何况还存在语言的障碍，在翻译的过程中肯定会存在意义偏移的问题。而且中国的批评者在阅读外国理论时，往往只选取自己需要和感兴趣的那一部分，这就很容易导致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理解有误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能够看到一些批评者所陈述的理论、范畴等逻辑相互矛盾，甚至一个批评者的批评文章中都存在着前后矛盾、逻辑不通。借鉴来的理论就如后天移植的手臂，永远不可能像身体本身生长的手臂那样灵活自如、天然和谐。一味抄袭、模仿外国理论所导致的另一个弊端是中国理论研究的分散孤立。由于没有自己本身的理论体系，在面对中国自身的文学经验时，文学批评就会有手足无措之感，没有一个共同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批评家们只得各抒己见，得出一些分散而孤立的结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对“纯文学”进行定义时，有人认为是与大众文学相对的精英文学，有人认为是与俗文学相对的雅文学，有人认为是与商品利益相对的纯精神文学。对文学的多样化认识固然有其优点，但统一认识有时候也是必须的，两者都能促进文学批评的发展。但在当前的情况下，更多地是一种认识多样、研究分散，这样很容易造成研究者自说自话，做无用功。而且中国的理论研究群体之间也存在分散状态，在大学里，古代方向、现代方向、当代方向、中国方向、外国方向等等，各个学科之间界限清楚，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每个理论家在自己的领域里可以说是一代大家，但对其他领域就不怎么熟悉，这导致各个学科和理论领域之间无法建立联系，不能共同讨论，不利于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批评群体里，专业批评、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三者也各有各的的特点和领域，处于分散状态。这种分散的状态不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文化价值引导，不能很好地发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作用。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各种文学充斥市场，良莠不齐。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必然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的价值引导。批评界分散的状态不利于应对当下多元的文化现象。

建立自身独立自主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呼声。中国文学想要表达真正的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世界文学想要看到真正的中国文学，发掘真正的中国之美。但是独立自主的道路注定是漫长而艰辛的，万里长路刚刚开始，中国文学批评仍然处在对外来思想、理论的吸收、模仿阶段，这种现状导致了诸多弊端，必然体现在理论研究要群体学院派的身上，所以“学院派批评”成了一个贬义词，这种说法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不能独立自主的尴尬处境。就如同元素周期表之于化学，文学基础理论之于文学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就如同高楼大厦底下的基石。我们可以看到，研究基础理论的重担沉沉地压在主力军“学院派”的身上，促使他们研究理论，一步步建立起理论体系的基石。尽管“学院派批评”看似是贬义词，其背后又何尝不是一种沉重的责任和托付呢。我们期待“学院派批评”为自己正名，期待独立自主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期待真正的中国文学批评之声。

参考文献

[1]顾凤威.学院派文学批评走向探寻[J].南方文坛，2011年（06）

[2]柯汉琳.网络批评与学院批评：矛盾与互补[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3）

[3]时萍；吕雨竹.对当下学院派批评“学理主义”倾向的思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

[4]李星.学院派批评的范式和可能——以仵埂的文学批评为例[J].唐都学刊，2013（03）

[5]南帆.90年代的“学院派”批评[J].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02）

[6]颜敏.“学院派批评”在中国[J].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2）

文学当下的价值与意义 篇4

当今时代, 文学作为“政治工具”、“时代晴雨表”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潮流, 浸染给文学过多世俗化、功利化色彩, 出现了“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社会文化现象, 诚然, 对“物质”、“金钱”的追求无可厚非, 但如果视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 人就被会这些东西所主宰, 人的精神就会被侵蚀。人类无节制地发展物质一维、精神失去了根基, 就容易困惑、浮躁。在这个时候, 文学就是一剂良药, 我们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 需要它来帮助我们追问和解答超越文学作品本身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的反思。

一.文学的实用价值

文学作为人类有意识创造的产物, 正如学者罗崇敏所言:“蕴涵着丰富的内在实用价值, 这种实用价值的释放不但形成对人及其生活的影响, 还形成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影响。”[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文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余秋雨《霜冷长河》里有一篇文章, 名为《绑匪的纸条》, 此文讲述了某地发生的一起绑票杀人案, 警方侦查了很久都没有结果, 基本上成了一个悬案。后来, 一个刑侦专家在翻阅旧案卷时, 发现了案卷中保留的一张绑匪写的纸条。他顿有所悟, 很快就侦破了此案。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让刑侦专家找到了破案的突破口呢?这张纸条总共十九个字, 六个标点符号:

过桥, 顺墙根, 向右, 见一亭, 亭边一倒凳, 其下有信。

这张纸条是罪犯向受害者家属传的口信, 让受害者知道藏信的地方。罪犯怕刑侦专家通过这封信查到蛛丝马迹, 所以信的内容就尽量简短, 殊不知, 这十九个字, 用到了四个文言方位动词:“过、顺、向、见”, 准确而不重复, 这是长期浸染古代文学、文化的人才能做到, 时至今日, 我们平常人根本写不出这样的纸条。因此刑侦专家将侦查的范围大大缩小。案件很快被侦破了, 其结果让所有大吃一惊, 犯罪嫌疑人竟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师。一个多年的悬案因文学而得以破解, 这不就是文学具有的实用价值吗?

二、文学的审美价值

文学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重要影响, 此外, 文学还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当下大中专院校开设文学相关课程, 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及审美价值观。

我国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样式, 是一种社会的审美意思形态, 是一种语言艺术, 它包孕着人的个体经验, 它沟通人际的情感交流。”[3]童先生认为文学涵盖范围极广, 文学是一种文化样式, 是话语蕴藉下的审美意识形态, 他强调文学语言的独特性, 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审美性, 读者个人体验的真切性与情感的感人性。文学的这种特性在以诗词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 短松冈。

这首悼亡词情感深挚, 通过记梦抒发对亡妻深沉的思念, 该词创作于妻子逝世十年后, 以真情取胜, 言辞凄婉, 令人不忍卒读。苏轼丰富的情感体验, 洗尽铅华的言辞, 赋予该词以永恒的魅力, 将文学语言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如英国著名诗人彭斯的诗作《一朵红红的玫瑰》:

啊, 我的爱人象一朵红红的玫瑰, 在六月的早晨绽放;

啊, 我的爱人象一支甜甜的乐曲, 乐声美妙、悠扬。

诗人彭斯将自己的爱人比喻成“一朵红红的玫瑰”, “玫瑰”本就代表爱情, “红红的玫瑰”, 更象征着诗人奔放的、火热的感情, “在六月的早晨绽放”, 有力地烘托出爱人的美, 在诗人的心中, 爱人不仅仅拥有迷人的外表, 更有着柔美灵动的心灵, 像一段乐曲, 婉转动人。诗人彭斯运用其诗意的语言, 给我们展示了爱人的美, 其饱含情感的诗性话语, 区别于一般的语言, 这便是文学语言的功能, 也是文学的审美特性。

三.文学的精神指向价值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 文学似乎正逐渐被边缘化, 文学对于当代中国到底有无价值可言?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它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文学的精神指向价值, 即文学引领人、教育人向善、向真、向美。

苏联文学家肖洛霍夫195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很好的说明了文学的精神指向价值。小说叙述了卫国战争后的第一个春天, 作为记者的“我”于河边渡口, 遇到了故事的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以及他领养的一个五六岁的孤儿。为了消磨等待渡船的两个多小时, 索科洛夫在渡口边给记者讲了他的故事。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长大, 出外当长工, 在饥饿的1922年, 他的父母和妹妹因饥饿而离世, 他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他结婚, 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并有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生活平静而幸福地延续着, 然而战争突然爆发了。他应征入伍, 当了汽车兵。他为前线输送炮弹, 英勇作战。在一次战斗中, 他不幸被敌人的炸弹炸昏了, 当了俘虏, 但却始终怀着对祖国的忠贞和热爱, 在俘虏营里, 他亲手掐死过叛徒, 他逃跑过, 又被敌人抓回来, 敌人的一个营长要亲自枪毙他, 他毫无惧色, 并一口气喝了三大杯白酒, 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这个俄国士兵是条“汉子”, 决定暂不枪毙他。他最终逃出了俘虏营, 回到了部队。战争即将结束, 他回到已被夷为平地的家乡, 妻子和女儿都被敌机炸死。悲痛欲绝之际, 命运仍然给他留下一线生机, 儿子在进攻柏林的前线被升为大尉, 他等待儿子胜利归来。但命运还是捉弄了他, 儿子在离胜利那么近的时候, 也为国捐躯了。他压抑下悲痛的心情继续生活并认了一位孤儿与之相依为命。

索科洛夫的命运虽悲惨, 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作家肖洛霍夫在小说文本中融入了自己对生命的体悟与哲思:“不论是现实关怀还是终极关怀, 都贯注着强烈而深沉的生命悲剧意识和浓郁的人文精神, 都是对人类生存状态及命运的担忧与焦虑, 对人的存在的思考, 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 以及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4]诚然战争的后果是同胞的被害, 战友的牺牲, 家园的失落, 亲人的离去, 以及永远也抹不去的孤独与悲伤, 但作品体现出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 给全世界的读者以鼓舞。

四.结语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充足的理由, 都有其安身立命的基点和必须恪守的准则, 这是一个事物的根。文学也有自己的根。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的精神本根就在于它的审美和精神指向价值, 即对于存在意义的追问、对于人生真谛的探寻。

文学关心的是真、善、美、是自由、平等, 是家园感、归属感等终极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 文学的根总是伸向这些终极价值。因此人们在生死存亡的人生紧要关头、喜怒哀乐的情感起落之际往往更加亲近文学, 也使得文学可以有力地拉动和提升人类的精神状态, 使其走出迷茫、堕落和沉沦, 有了它的牵引之力, 人类的生命才会有更多的精彩和壮丽, 人的精神追求才会变得更加明确、实践活动才会变得更加铿锵有力!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全民掀起了“文学热”。时至今日, 文学过分世俗化、功利化, 社会上出现了拜金主义和商业主义等社会文化现象。文学作为人类有意识创造的产物, 其最大价值就是文学的精神指向价值, 即文学引领人、教育人向善、向真、向美。正是文学的存在, 才有力地拉动和提升了人类的精神状态, 使其走出迷茫、堕落和沉沦, 有了它的牵引之力, 人类的生命才会有更多的精彩和壮丽, 人的精神追求才会变得更加明确。

关键词：文学,实用价值,审美价值,精神指向

参考文献

[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 2006.

[2]罗崇敏.关于文学实用价值的思辨[N].海南日报, 2007-08-11.

[3]童庆炳.童庆炳谈文学观念[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当下文学 篇5

许多杂志书刊都对“文学”一词有着个体定义和独到的见解,其中,卡勒的观点值得借鉴:“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卡勒《当代学入门:文学理论》)具体而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和文化早产生巨大改变,以往对文学的定义也是明日黄花。

当代文学已经不是既定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了。传统意义中的文学就像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所提出的要求一样,必须有情节、性格,并且要有深刻的内涵。一般情况下,当我们提到文学,就会以《骆驼祥子》、《祝福》为例,无疑,它们都是小说的典范。但显然,现如今的文学褪去了很多沉重的担子,变得更加轻松了。

童庆炳《由“我”自己伸张出来》一文中表示,作家,尤其是优秀的作家,都是运用“我向体验”来体验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即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体验作品中的人物的。如此,那笔下的人物往往就是自己的影子、延伸、变态和扩张。

作家是十分敏感的人,他的“我向体验”过于丰富,所以即便是与自己相差甚大的人物也是自我感觉的写照,比如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鲁迅写的祥林嫂或者托尔斯泰书中的安娜,这些人物所体验到的“悲欢离合的命运、酸甜苦辣的滋味、世态炎凉的浮沉、惊恐绝望的情景”,作家本身都体验过。鲁迅、茅盾、巴金、托尔斯泰等伟大文学家所写的文学作品无不是自己所感受到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的人和事。正如现如今正在描写实际生活的那些年轻作家。

如果上天赋予现如今的某一个人一种能力、丰富的经历,允许他写作一部传统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那竟是怎样的内容和形式?它必须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吗?必须揭露社会现实吗?姑且假如他写出了一部情节波澜壮阔、内涵深刻丰富、文字优雅庄重的文学作品,它是否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因为我们所认为的文学往往如此。

不论我们情愿不情愿,现下的文学创作和创作的作品已是全然新鲜的。年轻作家已经占领中国文学界的很大一部分领地。

二、为何如此

一部分人自然而然认为,我们的精神世界荒芜了,21世纪是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贫乏的时代。不能简单地否认,但必须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当下的文学现状。

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潮流思想和政治环境必有关系。而现在这一状况就是以上原因综合结果。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盛,让人们脱离了肉体上的痛苦。从小接受的正统思想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总有自我反思的时候。网络的发展更是为人们打开了与外面的精彩世界联系的大门。那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真的荒芜了吗?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表示“无法确定。”她将其这一命题分为四种情况:以前丰富现在荒芜;以前荒芜现在仍荒芜;以前丰富现在并不荒芜;以前荒芜现在丰富。分析来分析去,这一命题并不成立。说中国人现在精神荒芜的人,大概只是慨叹自己这一代大势已去,吃了那么多苦还是难逃时代发展的潮流规律,社会中坚力量成了一群根本没吃过苦的小毛孩子,所谓时过境迁,心里有些不大平和吧。

因而现如今也不是缺乏文学家,而是缺乏创造文学家的社会,这里当然指的传统中的文学。难怪米勒会认为“文学死了”。

三、进入当下文学内部作一浅析

一个人或者一个学派的观点,哪怕再完备,但对现实世界和生存的人类毫无用处,那我们也不会对其重视了。也就是说,观点不能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了解现实状况,就拿现实状况来分析。叔本华、尼采提出的十分抽象的生命意志或者权利意志,也都是为了解答人类的存在问题。所以借此分析。

每一段时期的文学情况在百年后都有被载入文学史册的可能,而不知后人在总结我们这一时期的文学情况时会用怎样的词汇来形容呢。如果是我,我想,有几个关键点不容忽视:1、自黑;2、展现平淡的生活中表现的一丝丝人性本就有的或善或恶的本质;3、脑洞大开。

(一)自黑

很明显,现在的作家作者写的并非严肃文学,他们往往借自我贬低、嘲笑、讽刺来表现心中所想,他们也因有足够的勇气自黑,赢得了众多粉丝,由此也显得文学不那么像文学了。比如郭敬明和韩寒,还有他们两人旗下的签约作家和发表作品的平台:“最文化”和“一个”。读上一些,自黑之风扑面而来,他们的微博也是条条都自黑得十分有深度,但不影响他们各自都有几千万的粉丝。这并非不好的现象,以尼采的观点为例。

在尼采时代,正如现在,社会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许多社会理想和价值受到质疑,亟待重新评价,叔本华原被弃置一旁的非理性主义受到喝彩,西方文化正在经历自文艺复兴以来最大的历史转折。尼采以他的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了这种转折。他明确指出19世纪的时代特征就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堕落和虚无主义,它使人丧失了对自己的生命力的信念,使人被禁锢于异己的力量之中,使人麻木、软弱。而原因是“由理性主义支配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主要错误就是限制和扼杀了个人独特的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能。”“越是那些被认为经过理性的严格训练的饱学之士,就越是成为理性和知识的奴隶,越易成为因循守旧、感情贫乏、思绪迟钝的人,从而就越是缺乏激情和创造性,变成一部机器。这样他们就丧失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而自黑,恰恰是对自我的反观和直面人生的勇气。我们都是普通的男男女女,为了能更好地生活,我们不得不在自黑中放下烦恼,卸下重担,获得共鸣,滋生勇气,剔除矫情,呈现自我,摒弃冷漠,拉近距离。

尼采说,人生诚然是痛苦的,但这是悲剧的而不是悲观的。我们就是要以乐观的、自黑的心态面对悲剧的人生。

(二)展现平淡的生活中表现的一丝丝人性本就有的或善或恶的本质,从一切寻常可见的现象中发掘背后所蕴含的意味,内容可以囊括任何生活要素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篇具体论述了世界是表象的观点:“‘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只不过只有人能够将它纳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识罢了。”

既然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在的东西到底什么样,那我们就充分感受自己的表象世界吧。那些传统经典小说取材宏大,但究竟是不是小说中描写那样也难说。现在的小说就是在反观作者自己的生命和世界,将他们一丝丝一缕缕表现出来,不惧平凡,或善或恶,那都是我感受到的,只因我而在的。

生命活动是意志的对象,也不分高下大小,我所看到的就是生命的本质。叔本华认为,人首先有意志,然后有所认识到的东西,正好与笛卡尔理性在前的观点相反。不愿活着如同死去的作者抓住任何可以表现出意志的事物,他们只是服从了感性、意志。

“可以清楚地表明,生物所做的一切不是保存自身而是变得更丰富。”尼采认为,如果把生命意志仅仅归结为自我保存,那就会使人因循苟且、无所作为、逆来顺受,最后必然悲观厌世。如果我们一味以原有的标准要求自己,只能导致自我与环境的格格不入。而如果把“增长”、“改善”、“超越”本身当做意志的本质,那就会使人积极主动,更加富有活力。人不能满足于“已经如此”,而要代之以“我愿如此”。“人只是将评价分配于事物中以维护自己,他最先给事物以意义,一种人类的意义!因此他自称为‘人'即评价者。评价就是创造,……没有评价,生存不过是空胡桃壳”。我们对周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和事以评价,就是给予事物以意义,意味着给自己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也就给了自己以意义。

(三)关于脑洞

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形象在当时可能是极具荒诞性,然而现在,具有荒诞性的特征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人人皆可获得的技能,漫画家画笔下狗和人可以互换,而文学作品更是可以超越时空、物种的界限来一场偶然相聚或是相恋。以此崭露头角的网络小说也大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的趋势。庄周梦蝶的故事也不难见到了。像那些以前我们称为荒诞性的内容,现在赋予它一个更加形象的形容词叫做“脑洞大开”。其实也是对现存世界的怀疑、质问,对世界的想象、补充,对自我认识的深化,对存在的质疑。完全顺从了“表象”这一不确定性。人的生命是一种冲动、冲力、创造力,或者说一种不断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扩张的倾向。尼采把生命的这种倾向看作是生命的愿望、意志。“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意志。”这是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充分互证。

“个人是一种全新的东西,一切行为都完全是他自己的。”脑洞大的人将不再是叔本华所说的那种因求生意志的支配而消极被动的人,而是不断地创造生命本身的价值的积极主动的人,是具有哲学家气质的人。叔本华和尼采与其他实用主义或者解构主义哲学家比起来,总觉得要更高端,而有脑洞的人也比一块顽石要有趣得多。

四、为如今的文学辩护

尼采提出了超人哲学,也出现了“末人”。“末人”在性质上与超人恰好相反。末人是个性被泯灭的人,千人一面。他们缺乏创造性和自主性,模仿别人、听从别人,走他人走过的路。末人庸庸碌碌,生活浑浑噩噩,苟且偷生,无所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指生活中的普通人,大多数人。而超人就不一样了。超人是权力意志得到充分发扬的人,他们可以冲破一切传统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的束缚,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创造性,他们有超群的智力、坚强的意志、绝对的自主性、高昂的激情。这与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十分相似,就是在现如今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证实。

每一种观点都是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可以说是非理性的,也可以说正是在理性的支配下完成的,可以说是精神上的,也可以说成是实用主义。克罗齐表示历史“经常是一种艺术品”,历史学家叙述历史可以像艺术家创作艺术品那样任凭自己涂抹雕塑。更何况根本无据可依的哲学思想。哲学来源于生活,对生活情况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其所代表的哲学观的否定,我们可以理智地评价一个科学发现是否真实,却不能轻易否认一种哲学观,不简单否定地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写作内容与方法。多年以前,又有谁想得到,当初不被认可的崔健,会成为如今人们心目中的经典摇滚呢?历史长河瞬息万变,多年以后,文学史中也必定会有郭敬明和他的《小时代》,流潋紫和她的《甄嬛传》。他们的影响力明明就摆在这里,不管如今的某些人有多不认同。

摘要：文学在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环境和大语境中到底已经是怎样一种东西、怎样的情况了?应当如何为当代文学定义?有人认为,当下人们所创作的文学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学”了。“文学死了”。然而本文主张文学不仅没有死,它以更为年轻的姿态,更有活力的腔调,充实着、丰富着、彩饰着平平凡凡的芸芸众生。我们似乎应该接受这一新的情况。

关键词：非理性主义,当下文学,自黑,脑洞

参考文献

[1]《20世纪西方美学》周宪,南京大学出版社.

[2]《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商务印书馆.

[3]《权力意志》尼采,商务印书馆.

[4]《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美学》,刘放桐.

[5]《西方哲学史》罗素.

当下文学 篇6

如何让“儿童文学”摆脱“成人文学”的窘境, 真正使其成为“儿童的‘文学’和‘儿童的’文学” (周作人语) , 让学生喜闻乐见、津津乐道呢?我以为, 当下的儿童文学课堂教学必须做到“删繁就简”, 实现“三繁”向“三简”的突破和跨越。

一、教学目标:繁乱→简明

一位教师为了执教《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苏教版三年级下册) 公开课, 共列出了9个教学目标:1.能识会写田字格内的9个生字, 排印在两条绿线内的3个生字只识不写。2.理解由生字组成的8个词语。3.理解课文内容, 能够有条理地讲讲这个故事。4.掌握故事的表达顺序。5.能够简要口述骆驼的驼峰、脚掌和睫毛在沙漠里的特殊用处。6.把握小骆驼、小红马、骆驼妈妈的性格特点。7.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8.能够知道事物美不美, 不能光看外表, 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9.进行续写练习:沙漠旅行结束了, 小骆驼又见到了那匹小红马, 他会怎么说, 怎么做?在这位教师看来, 这9个教学目标缺一不可。即便不全部写出来, 教学过程中也要一一落实, 以免授人以柄。

必须承认, 这位教师深入地钻研了教材, 认真、细致地考虑到了制定教学目标的方方面面, 才制定出了如此具体、详实的教学目标。可以说, 每一条教学目标都可以找到制定的相关依据。如第4条, 作为三年级下学期的学生, 应该从读学写, 掌握故事一般的表达顺序:起因→经过→结果;第5条, 理解本篇课文的内容, 必须知道骆驼的驼峰、脚掌和睫毛在沙漠里的特殊用处。再如第9条目标, 其制定依据为课后练习第4题。

遗憾的是, 这位教师未能再作推敲, 做到有所取舍, 导致目标繁乱。怎么办?建议将第2个目标与第1个目标合并, 合并后的第1条目标是关于字词的。将第4、5个目标删去, 因为它们包容于第3条。第6个目标也应该去掉, 因为本篇课文是童话故事, 应该重在引导学生弄清故事的前因后果, 抓住“人物”的具体表现, 知晓寓于故事中的动物常识, 感悟故事寓含的道理。至于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 完全没有必要。第8个目标专门列出, 就有“教化”之嫌, 应删去。须知, 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形象”, 而不是“思想”。至于第9个目标, 宜将“进行续写练习”改为“说说或写写”, 这样既能够尊重学生的基础、兴趣、特长、意愿, 又避免了拔高要求, 增加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如此结合本篇课文童话故事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 善于取舍, 制定出来的教学目标自然准确、简明。有了准确、简明的教学目标, 课堂教学就可以保证重点, 有的放矢, 凸显效果。

也许有人会说, 教师制定教学目标, 正常也就是2~3个, 很少有超过4条的, 你所举出的案例不具代表性。但实际情况是, 如此繁乱的教学目标, 在某些课堂尤其是公开课、研究课、比武课上, 几乎随处可见。执教教师对“字词句篇”“听说读写”“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 总是力图全面关注, 唯恐有所疏漏。听课教师交流听课心得, 或是领导、专家进行评点时, 某些“句式”也是屡见不鲜———“如果能够注意渗透……教育, 就……”“如果能注意加强……训练, 就……”“建议重视渗透 (加强) ……教育 (训练) ”, 等等。这足以说明, 不少教师“教学目标要简明”的意识, 确实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教学流程:繁多→简洁

《师恩难忘》 (苏教版五年级上册) 中的田老师, 给一年级学生上课时, 教学流程非常清晰、简洁, 我们来看看课文中的句子:“他先把这首诗念一遍, 又连起来讲一遍, 然后, 编出一段故事, 娓娓动听地讲起来。”显然, 田老师的教学流程就是三个步骤:念诗文→讲意思→讲故事。效果怎样呢?课文中的相关词句交代得明明白白:1.“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须知, “那年正月新春”“我”还“不满6周岁”呀。2.“我听得入了迷, 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 我才惊醒。”3.“这些故事有如春雨点点, 滋润着我。”4.“我深深感谢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里, 播下了文学的种子。”5.“老师的教诲之恩, 我终生难忘!”这启迪我们, 课堂教学的环节不宜多, 还是简洁明快为好。

《蚂蚁和蝈蝈》 (苏教版一年级下册) 是一篇童话故事, 其中有这样两个句子:“他们有的背, 有的拉, 个个满头大汗。”“他们躲到大树底下乘凉, 有的唱歌, 有的睡觉, 个个自由自在。”这两句话是分别写蚂蚁和蝈蝈夏天里的不同表现的。教学这两句话, 应该诱导儿童在反复朗读中展开想象的翅膀、身临其境, “看”到蚂蚁、蝈蝈的动作、神态, “听”到他们各自的语言, “感受”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如此教学, 抽象的文字就变成了生动的画面, 简单的语句就形成了连续的场景, 学生就会走进课文所描绘的童话世界里, 融入人物的灵魂深处, 触摸他们的情感, 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多么神奇、美妙的境界!学生能够在这样的境界里学习、生活、享受, 不正是我们语文教师孜孜以求的目标吗?

一位教师教学这部分内容, 在引导学生凭借文字展开想象时, 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 而在训练学生学会运用“有的……有的……”的句式说话上, 却下足了功夫。他设计了这样三个环节:1.模仿。想象其他蚂蚁搬运粮食时的动作, 用“他们有的 () , 有的 () , 个个忙得满头大汗”的句式说话;想象其他蝈蝈在大树下乘凉的动作, 用“他们有的 () , 有的 () , 个个自由自在”的句式说话。2.拓展。想象冬天里蚂蚁安然过冬的情景、蝈蝈“再也神奇不起来了”的惨状, 都要用上“他们有的 () , 有的 () ……”的句式。3.延伸。联系同学们平时学习、生活、娱乐的情景, 用上“他们有的 () , 有的 () ……”句式说话。

应该说, 该教师设计这三个环节的教学目标非常明确, 那就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扎实训练, 让学生学会运用“有的……有的……”的句式说话。从学习语言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训练无疑是扎实有效的。但从童话教学的角度来说, 实在是主次不分, 因小失大。尤其是“延伸”这一环节, 将学生推出了课文所展示的童话天地, 冲淡了学生刚刚在心中建立起来的人物形象。课堂教学时间是个常数, 用在“学习语言”上的时间多了, 用在“展开想象”上的时间必然减少。另外, 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 训练的分量太重, 不利于激发他们阅读童话的兴趣。基于以上几点, 我以为, 二、三两个环节可以省略, 至少第三个环节应该毫不吝啬地删去。

三、教学方法:繁琐→简便

很多时候, 一些教师执教公开课或研究课、示范课、比武课时, 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教材内容的把握、教学目标的制订、教学重点的确定, 而是教学方法的选择。而选择教学方法的标准不是能不能用、该不该用, 是不是非用不可, 而是能不能产生出奇、出彩、出色的“轰动效应”。吹拉弹唱, 琴棋书画, 相声小品采访, 尽最大的努力能用则用。尤其是当下, 很多人对多媒体教学是情有独钟。为了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效果, 某些课堂几乎演绎成了多媒体品牌、档次的大较量, 蜕变成制作多媒体教师技能、智慧的大比拼。据说, 一位选手参加某一级别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大赛, 执教的课题是《月光曲》。备课的时候, 其最为苦恼和揪心的是要不要播放乐曲, 播放什么乐曲, 什么时候播放, 播放多长时间, 播放乐曲时自己怎么办, 还要用哪些方法来吸引人的眼球等等。

还记得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教学《小稻秧脱险记》 (苏教版三年级上册) 时的一个经典镜头:于老师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后, 学生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也希望自己能像于老师那样读得好。于老师请学生朗读, 并不时地表扬、鼓励。而后, 于老师说道:“读到这里, 我想, ‘气势汹汹’‘蛮不讲理’‘一拥而上’肯定懂了。谁知道‘气势汹汹’是什么意思?”不少学生争先恐后地举起了手。于老师请几位举手的学生上了讲台, 说:“这几位同学都懂了, 没有懂的同学请看我们表演。”他让那几位学生当“杂草”, 自己当“小稻秧”。那几个学生一下子将于老师团团围住, 于老师惊恐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快把营养交出来。”但声音不够大。于老师小声提醒道:“你们还没有读懂。要凶, 声音要大, 把腰卡起来!”那几位学生恍然大悟, 连忙将双手撑在腰间, 放开喉咙凶狠地吼道:“快把营养交出来!”于老师眨眼间被吓坏了, 细声细气地说道:“我们刚搬到大田不久, 正需要营养, 怎么能交给你们呢?”那几位学生不知所措, 愣在那儿无言以对。于老师面向讲台下的学生:“他们应该干什么?”学生们高喊:“应该上前抢营养!”“快呀!”“上呀!”眨眼间, “杂草”们一拥而上, 抢起了营养。“稻秧”开始时还急得团团转, 不一会儿就无精打采地垂下了头。讲台下的学生哈哈大笑。于老师问道:“杂草厉害不厉害?凶不凶?”学生们高呼:“厉害, 凶!”于老师问道:“这就是———”学生们干脆、肯定、响亮地回答:“气势汹汹!”于老师紧接着问道:“杂草野蛮不野蛮?讲理不讲理?这就叫———”学生们很快回答:“野蛮!不讲理!蛮不讲理!”于老师又问道:“杂草让小稻秧发言吗?”学生们斩钉截铁地答道:“不让!”于老师最后问道:“这就叫———”回答的声音几乎震天响:“不由分说!”

全体学生参与活动的高涨热情、师生之间敞亮对话的亲密程度、教师游刃有余的点拨艺术告诉我们, 于永正老师的教学确实精彩, 令人钦慕不已, 心驰神往。而他所采用的教学方法, 主要就是“以演助读”。我们应该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当下文学 篇7

一

传统的“布道式”教学模式, 教师扮演着全知全能的角色, 往往省略掉了探究和感悟的过程, 将结果直接灌输给学生, 是授人于鱼;而现在所提倡的“参与式”教学, 或称为合作式教学, 要求给予学生更多亲自参与探究和感悟的机会, 就是要授人于渔。“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这句话我们在理论上都表示认同, 可是在具体的教学的实践中却发现授人以渔是更难的课堂教学艺术。掌握课堂提问的教学艺术, 我以为是授人于渔的关键。任何科研成果的取得或审美结论的得出, 都是在不断的质疑和求证的过程中完成的, 学者们本着存疑求真的态度一步步地设问, 一步步地接近问题的答案。那么课堂教学如果能够很好地引导学生提问,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就自然地教会了他们进行独立思考和理智判断的方法。正如李政道先生2010年10月30日在北师大出席纪念钱学森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对大学生们所说的一样:“要创新, 需学问, 只学答, 非学问, 问愈透, 创更新。”[1]“问愈透, 创愈新”, 学提问, 善提问, 提好问, 往往科学创新的关键, 是一切学问的关键。

那么具体到不同的学科, 提问的内容和方法往往是不同的。就古代文学而言, 除了传统的咬文嚼字式的语意追问, 探本穷源式的逻辑推问, 以习见为怪异的逆向推问等以外,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由今到古的情理联想中提问。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 研究历史, “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 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 去推想古代的事情, 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这么一来, 自然见的社会上古今的现象, 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个原则公例, 就好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 就在这里”。[2]这段话讲的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方法, 同样可以借鉴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现象, 所塑造的人物形象, 在时间上虽然离我们比较遥远, 但文学作为人学, 文学史作为人类心灵史的基本性质没变, 我们同样可以根据“现代的事情, 去推想古代的事情”, 根据现代的人去推想古代的人, 从而进入古代人心灵和情感的深处, 理解他们, 同情他们, 进而丰富我们的生命, 增加我们的智慧。循着这样的方法, 当我们阅读古典文学作品, 碰到具体的事情, 就可以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水浒传》里写宋江作为县衙小吏, 预先得知了朝廷要抓捕晁盖的消息, 他选择了向朋友泄漏风声, 放走朝廷要犯。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样看待?假如在今天, 刑法上应该怎么给宋江、晁盖判罪?宋江知法为什么要犯法?身为体制内的公家人, 现在的“宋江们”生存状况如何,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具体内容是什么?小说中宋江的生存状况又如何?为什么要结交晁盖这样的朋友?当一系列古今对比推论的问题打开的时候, 我们对《水浒传》全书所要反映的主要社会问题, 要表现的主要人物的性格和情感都会有真切的了解。用这样的方式组织一堂古典小说的教学, 会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 引导他们自己找到进入古典文学名著殿堂的钥匙。

二

所谓面对当下的问题意识, 不仅仅包括问题的提出是由今推古, 还包括对当下社会问题、生存现状的关注思考。青年学生正处在对爱情的憧憬和探索期, 古代文学作品中涉及大量的爱情题材, 如果我们有意识地从培养学生情商的角度, 巧妙地解读经典, 往往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下面以《孔雀东南飞》的题解为例, 试做解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五”国家级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是目前高校文科专业最为常用的一个版本, 在题为《焦仲卿妻》的解题下, 编者写道:“长诗形象地通过兰芝、焦仲卿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 控诉黑暗社会封建家长的罪恶, 歌颂兰芝夫妇的抗争精神, 也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婚姻自由和美好爱情的热烈向往。”[3]从故事大的框架来看, 似乎没有问题, 一对幸福恩爱的夫妇被拆散了, 谁之错?是专横的封建家长, 是万恶的封建制度。这种阶级控诉符合人们对于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的道德想象, 但是, 若仔细思量, 又似乎觉得不负责任、隔鞋搔痒。照此逻辑, 黑暗的封建社会吞噬了人们的幸福, 那么, 在新的制度建立之前的, 人们就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毫无幸福快乐可言了?在没有婚姻家庭幸福的封建社会, 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居然还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岂不是宇宙间的绝大奇迹?正如李贽在《赞刘谐》中写道的那样, 刘谐面对道学先生“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的鼓吹, 反唇相讥:“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扪心自问, 我们恰恰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 太迷信所谓的权威话语, 而丧失了自己起码的逻辑判断;只想做装书的书橱, 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诚然这是一幕婚姻的悲剧, 但如果我们撇开先入为主的对封建伦理的偏见, 单从事件本身来看的话, 就会看到这是一起由普通的婆媳纠纷引发的家庭悲剧:婆婆太专横, 媳妇太刚烈, 丈夫 (儿子) 太懦弱, 三个人之间, 由于彼此的性格不同, 带来相处的种种摩擦, 由小怨小故积累而致不可和解的家庭矛盾, 最终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当然作者在长诗的开头于这段家庭的日常相处写得非常简略, 也是引人将主要的罪责放到封建家长这一方的一个原因, 作者所浓墨重彩加以艺术表现的是兰芝的美丽、温柔、贤惠、坚贞, 其他人物其实都只是符号式的粗线条描绘。就文本解读而言, 可以说编者抓住了作者的意图, 即对以焦母为首、刘母和刘兄为帮凶的家长的控诉, 对兰芝和仲卿的同情。但是我们在替男女主角嘘唏感叹的同时, 也不得不替他们惋惜:如果婆媳之间、母子之间多一些沟通和理解, 则是否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因为我们在文本中没有看到多少彼此为改善关系而做的积极努力, 事情的起因或许皆因一些小事, 却被作者直奔主题的叙述所忽略了。那么是作者的有意忽略, 还是局外之人的视界盲点?我想这也应该构成了长诗的不写之写, 是有“意味”的空白。所谓清官难判家务事, 看来, 作者于这一家务内幕是知难而止的, 而将叙述的焦点放在了男女主角对爱情的执著和坚守上。搞清楚了作者为达到某种写作效果而采取的相应叙事策略, 也就不难对全部的真相多一份客观的认识, 从而对审美的生活和现实的生活之间的距离多一份清醒, 真正将古代文学的艺术智慧化为自己的生命能量。

三

面对当下的问题意识, 还包括对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及时反应和迅速为我所用。文学作品的常读常新, 不仅是读者本身接受和期待视野的变化所致, 随着时代的需要不断调整文学批评和鉴赏的标准, 正是保持和激发文学作品生命活力的有效手段。

近几年来, 用生命美学的眼光来重新审度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更多了一份人道主义的关怀。以《西厢记》为例, 作者王实甫“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他设置了“有情”婚姻的几重障碍:一是以老夫人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对门当户对择偶条件的坚持;二是以郑恒为代表的世家子弟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亲方式的固守;三是以莺莺为代表的叛逆青年内心的强烈冲突, 表现为在追求自由恋爱、有情婚姻之时对传统礼教和封建家长的顾忌, 从而造成言行的反复无常和感情的真假难辨。应该说剧本对莺莺和张生的塑造, 非常具有历史和逻辑的真实性, 但在对郑恒性格心理和精神情感的塑造方面却缺乏同样的道德关怀和艺术笔墨, 仅仅把他作为一个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道具, 符号式地履行着有情婚姻的绊脚石的滑稽角色, 最后在未婚妻洞房花烛的前夜触柱而亡, 多少显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戏剧角色那么一丁点生命的尊严和崇高感, 然而作者和剧末的新郎新娘及他的亲姑母却丝毫无意怜悯这个为婚姻泡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青年的生命, 而是急不可耐地很快投入了那胜利婚姻的狂欢, 剧本也就在洞房花烛的鼓乐喧天中落下了大团圆的帷幕。每每读到这里, 我都会错愕, 为这样一出反传统的爱情婚姻喜剧带有那么一丝丝的遗憾, 为作者不彻底的、不完全的人道主义立场惋惜。这不正是当年鲁迅先生所叹息的问题吗?“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中国的社会, 何止历史记录的是吃人, 连文学创作也不经意中流露着对个体生命的冷漠。新的批评武器, 的确能够给我们新鲜的视角, 更全面真实地品读作品, 从而对我们的整体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程千帆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与学生程章灿的对话中, 就曾经强调:研究古代文化文学, 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 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就没有意义。[4]这是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体现, 对于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同样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面对当下的问题意识, 是学术研究应有的立场, 也是当前古典文学教学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1]郁贤皓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48.

[2]吕思勉.中国通史.新世纪出版社:303.

[3]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小说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5.

当下文学 篇8

我国的语文教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 大体而言, 首先它为全体公民提供文化教育的机会, 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次是语文教育在理念上的现代化, 从语文的角度促进对现代公民的塑造和培养。但令人遗憾的是, 当代语文教育亦有诸多误区。比如, 中小学语文教育围绕各类考试指挥棒而动, 呈现出应试教育主导的现实困局。根源于此, 学生在语文素养和文化精神方面出现大幅度的下滑趋势。学生大多不具备学习语文和文化的兴趣和动机, 只是迫于社会和家长的压力而被动学习, 更不用说学习语文可以满足心灵之提升与理想之追求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究其原因, 首先在于应试教育强调知识和技术而轻视了情感道德和个性发展, 极大程度上减低了教育的人文内涵, 造成人文内涵的大幅缺失。同时, 应试教育无视提升国民素质的精髓, 仅仅采用“过筛子”和“掐尖”之法, 人为生产出一大批只认字而不懂文的、唯科技至上的“失败者”。其次是教育体制管得太死板。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和陈旧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放任各级教育部门的因袭依赖, 混日子、不出乱子的心态普遍存在, 既无心更无力推进有效的改革。再次受功利化社会风气的影响, 教师素质日趋空洞化, 普遍沦为“不读书”状态。由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 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 教师的精神、信仰、思想和行为难免受到影响, 文化素质空洞化, 满足于追逐物质利益, 而对自身素质缺乏反思。

以上还主要是教育的总体格局上的制约因素。具体到语文教学上, 当下中国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 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往往十分诱人, 但在教法上却相当落后。老师们习以为常地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思路, 介绍作家生平, 联系时代背景, 归纳段落大意, 概括中心思想, 总结写作特色成为固化的套路。常常是教师照本宣科地极力兜售, 颇似一个人在真空中表演, 而讲台之下的学生却昏昏欲睡, 像老僧入定。这种授课方式以老师的单向度传输为主, 老师滔滔不绝地讲, 学生漫不经心地听, 极少互动和反馈。这种单调枯燥的教法和学法势必助长学生的厌学之风, 提不起对语文的发自内心的喜爱, 更不能去奢求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 提升其人文内涵, 扩展其人格成长的空间。20 世纪以来, 由于一批唯西方价值观是从的激烈的反传统人士的鼓吹, 由于“打翻一切”的革命思潮的影响, 传统文学教育的精华一概被斥为封闭、守旧、反动、复古, 好像其中皆为糟粕, 应全部打倒。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许多宝贵的材料、经验和智慧,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和总结。大体而言, 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一直奉行以“五经”、“六艺”为基础和核心的、包括众多文化经典在内的一种文学教育。它突出了以书面雅言为中心的语文, 表现出对具体语文材料 (即经典) 的深刻领会和灵活运用。从根本上讲, 现代语文教育是从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的, 并且面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实, 有着新材料、新思想和新立场。显而易见, 与古代文学教育相比, 现代语文教育基于分工, 其命意、内容和精神都比古代文学教育狭窄了许多。我们应当向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取经, 以期改变目前语文教育的尴尬现状。我们着力改革的目标就是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 重新定位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 深刻把握教法的灵活, 学法的自主。笔者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为语文教育的完美实施而逆向回溯, 乞灵于历史的成功经验, 重新激活古法的灵光。

首先, 教法上应破除陈规, 灵活善变。当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把重心放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全面系统讲授上, 通过制订周密的教学计划, 密集地安排课程、实践实习等活动, 以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相应的完整教育。古代文学教育更加注重采用各种措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从根源上引导学生自发的学习动机。孔子作为教育家就很善于采用启发式教学, 《论语》中记载圣人语录说“不愤不悱, 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1) 即是有力的明证。如果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解惑、点拨、督促、评估等教学活动中, 就能够为整个教学过程灌注生气, 增添活力。正如当代学者所总结的, “孔子施教, 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故教无定所, 教无定时, 教无定规。或习礼于大树之下, 或弦歌于杏坛之上, 或习射于园圃之中, 或述志于侍坐之际, 或正谬于病榻之侧, 或督促于庭院之内, 或启发于愤悱之时, 或释疑于问难之顷。” (2) 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者总是敢于破除陈规, 立足创新, 善于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 运用灵活多样的教法。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 除了上述孔子的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法, 还有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法也被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南宋大儒朱熹曾主持白鹿洞书院, 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为授书法、读书法、讲书法, 即多读、多背、温故、讲书四个方面。宋元以至明清时期, 书院到处开花。老师多为名师鸿儒, 他们多采用讲授法, 讲授次数很少但水平高, 往往还能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学习程度, 组织辩论、讨论,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启发思维。

其次, 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 渐进领悟。诵读是古人学习诗文经典的不二法门。《昭明文选》是由南朝梁代萧统领衔首创的“文选型”教材, 欲入文学之门, 必先诵读前贤名作, 朝夕揣摩思虑, 精读讽诵, 通过渐进式领悟, 方能得其三昧。此法暗合语文教学客观规律, 既能传播知识, 又具文学价值, 具有示范作用, 为以后历代的文章选家所效法, 的确成为学习语文的理想模式。《朱子语类》记载朱熹论读书之语亦给人启示良多,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 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 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 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 众说纷错, 则亦虚心静虑, 勿遽取舍于其间。” (3) 但现代语文教学强调理解的重要性, 注重融会贯通基础上的记忆, 批判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 直斥其笨拙机械。于是语文课堂变成的老师的“肢解”表演, 它把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章活生生地分解成段落划分、中心总结和字词理解等部分, 这样的重复劳动于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理解能力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古代的文学教育十分重视文章的阅读和背诵, 古时孩童入学后即开始诵读诗文经典, 但不要求全然理解, 而是利用其机械记忆程度高的特点, 先记住书中内容, 待其长大和阅历增加之后再慢慢消化, 在诵读的同时, 要求学生记录自己的心灵感受, 尤重体验和感悟。通过这种熟读精思之法, 积累语言材料, 形成语感, 既培养读书习惯, 也锻炼了学生的记忆力和专注力。学生因此可以蒙受先贤的思想熏陶和智慧启迪, 感受文学之美, 寻觅人生乐趣, 领悟文化底蕴, 从而实现文学教育的价值, 养成优良的人格。当然, 重视诵读并非一味呆读、傻读, 重拾传统也非一味师古、拟古, 而是传承、创新并举, 使之相克相生。对于语文教学, 我们既不能一边倒地追随西方教育理论中的民主、对话、合作的观念而忽略诵读, 也不能重返20 世纪中后期语文教学一味分析讲解的旧途。

再次, 师生关系中倡导多向交流, 相互启发。这样做的意义在于能够打破当下语文教学方法的僵局, 为语文教育接续古代传统寻找新支点。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 老师与学生之间、同学之间, 经常会有交流对话或论辩讨论, 通过多向交流, 可以相互启发, 学问和知识往往在不经意间获得提升。《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孔子在弟子侍坐时, 让弟子颜渊、子路“盍各言尔志”, 弟子言志之后, 在子路追问之下, 夫子自道其志。 (4) 孔子可谓循循善诱, 在双向交流中互换意见, 师徒得以了解各自的内心想法, 这样做既有利于老师进一步把握学生心态, 调整教育策略, 因材施教, 同时也为学生树立榜样, 使其更深入地走进老师的内心。《世说新语·言语》载东晋谢安有一天正在“讲论文义”, 雪突然下大了, 便让众人试着咏雪。侄女谢道韫的诗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远胜侄子谢朗“散盐空中差可拟”, 谢安“大笑乐”, 用笑声愉快地肯定侄女但又不令其他子侄难堪。谢安的提问是在考验诸人的想象能力, 想象力的活泼往往意味着更富创造力。谢安与子侄辈的交流在轻松的家庭聚会中进行, 他的教育方法祛除了生硬的成分, 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 有种春风化雨, “润物细无声”的味道。大儒朱熹对于个人读书与对话交流的区别深有体会, “载之简牍, 纵说得甚分明, 那似当面议论, 一言半句, 便有通达处。所谓‘共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说到透彻处, 何止十年之功也。” (5) 可见师生、同学、友朋之间的辩论对话式的深度交流, 能使施受双方皆受益。当然这种交流的目的和意义, 关键在于提升学生个人学习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故深谙此道的朱熹又有箴言:“某此间讲说时少, 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 自去体察, 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 道理用你自去究索, 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 有疑难处, 同商量而已。” (6) 施教者崇尚教无定法, 因材施教, 受教者绝不应依赖老师的耳提面命, 而是着力于自我探究, 养成自我体察、自我领会、自我涵养的习惯, 这样最易于被文学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顺利到达审美的彼岸, 它将成为受教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总之,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它对当下语文教学的启示远非上述几点可以概括, 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很好地总结、继承和发扬。

注释

11《论语·述而第七》, 朱熹:《四书集注》, 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第104页。

22 孙培青、任钟印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山东教育书版社1997年版, 第58页。

33 朱熹:《朱子语类》卷10, 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55页。

44 《论语·公冶长第五》, 朱熹:《四书集注》, 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第92页。

55 朱熹:《朱子语类》卷117, 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2809页。

当下文学 篇9

赵树理 (1906年—1970年) , 原名赵树礼, 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 现代著名小说家。他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从小在农村长大, 使得他充分了解农民, 了解农村生活, 了解农村的习俗、文化。青年时代外出流浪求学, 曾就读于长治的山西第四师范学院, 在此期间接触到了新文学, 受到很深的影响。1930年底, 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 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发表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 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工作, 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的优秀小说, 如《小二黑结婚》 (1943) 、《李有才板话》 (1943) 、《李家庄的变迁》 (1946) 、《福贵》等。全国解放以后, 继续深入农村生活, 笔耕不辍, 驰骋于中国文坛, 有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登记》, 长篇评书《灵泉洞》 (上集) , 长篇小说《三里湾》 (1955) 等[5]。

赵树理的小说, 有如此几个特点:一, 始终立足于写农村生活和农村人物, 写作目的是为以农民为主的普通大众服务;二, 内容紧贴现实生活, 关注社会变迁, 具有强烈的引导意识;三, 写作中常采用与人物形象相等、相关的立场和视角, 让人读之感觉朴实可亲;四, 形式上干练简朴, 语言上明白晓畅, 节省笔墨以突出故事的内容、情感和思想;五, 善于从传统文化、乡村俗语和地方语言中汲取精华。下面本文将对赵树理小说的这五个特点分别展开论述。

农村是赵树理一辈子“生于斯, 长于斯, 歌哭于斯”的地方, 他的生活、创作均深深植根于农村的广阔土壤, 他始终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归属于了农村生活和农民群体。他是始终秉持有本, 扎实生活、扎实创作的作家, 他的作品是有根基的, 充盈着勃勃生气。对于一切时代、一切风格的作家, 我认为只有具有了赵树理这种忠实于生活, 热忱于自己所属文化的品性, 才可能创作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来。赵树理生活的时代与我们今天不同, 但他作为一位优秀作家的精神品格, 仍然值得我们在今天去发扬和推崇。当下的社会已没有了强烈的阶级意识, 但社会中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文化特点仍是不同的, 当代作家若能沉潜于其中的一个群体, 砥砺他们的思想、抒写他们的苦乐, 仍然是极具价值和意义的。

赵树理的文艺思想是属于劲健、上进一路的, 他的作品不仅紧扣时代生活, 而且还具有强烈的社会干预和批判精神。在四十年代, 由于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的契合政治方向的特点, 曾被树立成了文艺创作上的“赵树理方向”。文学之于政治, 是难于猝然得出结论的一个话题, 但赵树理以其创作的成功告诉我们, 文艺作品是可以, 并且应该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当中的。当然, 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要走这个路数, 但作家群体中有部分人能去书写当下的现实, 以笔触砥砺时代的精神品质, 不也是很有必要的吗?当然, 文学干预现实, 应该是一种艺术性的干预, 否则它就流落成了枯燥的政治宣传和说教了。在中国文学史上, 常反复兴起“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之类的倡导, 当时的小说没有取得与散文和诗歌同等的地位, 所以对它没有这样的要求。但随着时代的变更, 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其对社会文化的干预功能和责任, 也应该是相应进步的。从赵树理的小说中可以看到, 他对社会现实既表现出了引导性的一面, 也表现出了批判性的一面。在与主流政治方向的关系上, 他并不是一味地盲从, 批判固然表现出了他独立思考的一面, 即使是应和也可以看出那确然是经过了他自己的理解和接受, 出乎他自己的真心赞同。赵树理作为一个作家, 之所以能受到后来者无数的称赞和敬服, 除了他的作品之外, 他本人的创作经历、人生遭际也是堪为楷模的。当下的中国文学, 作家们为博眼球写起“怪力乱神”来不遗余力, 却难得一部深刻反映时代、关心民众生活的好作品。须知浮华障眼, 转瞬就烟消云散, 如果我们的时代能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的人物, 我想是有助于扫除烟尘、光大文学事业的。

从赵树理的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的写作姿态是比较低的, 他的笔调不是高高在上、生杀予夺的那种。读他的作品, 感觉他写农民, 仿佛他也就是一个农民一般, 他作为写作者的地位仿佛就是一个“李有才”那样的农民知识分子, 娓娓道来跟你说说他们村里的故事。赵树理小说的朴实、亲近感, 当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这种写作姿态。当然这种特征, 更多的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特点, 不是绝对的优点, 但这种特点体现在赵树理的作品中, 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精神气质的一以贯之。鲁迅也有众多以农村为描写对象的优秀小说, 但与赵树理不同, 鲁迅的写作姿态是以一个民族思想家、知识分子的姿态来写的, 他笔下的阿Q、祥林嫂等人, 从形象到精神作者都对他们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描写和揭示, 不由得读者不去沉思、认识和伤悼;赵树理小说中的小二黑、李有才、福贵等人, 感觉却是与作者同时同地在生活着的, 以他们的生活事迹来感染和影响时下的读者。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 作家们除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和眼光来对社会人生进行审视外, 我认为像赵树理一样自觉地与某一阶层结合在一起, 尤其是相对弱势的阶层, 平视地、感同身受地抒写他们的生活, 表现他们的精神气质, 也是很有必要的。

赵树理的小说形式上干练、简朴, 语言上明白晓畅、生动活泼, 他把写作重点全用在了突出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上。他的小说往往第一句话就开始了叙事, 《小二黑结婚》的开头是“刘家峧有两个神仙, 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的二诸葛, 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 《李有才板话》的第一句话是“阎家山有个李有才, 外号叫‘气不死’, ”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赵树理小说对叙事功能的重视。在小说语言上, 赵树理的特质和成就也是最突出的, 他的语言明白晓畅、生动隽永, 富有形象性和幽默感。茅盾也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 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赵树理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 在他看来, 文学作品是要力图反映生活真实的, 他在《回忆自己, 认识历史》一文中总结了自己早期的作品, 他说:“几乎每一篇小说的写作都是在有着明确的实践需要, 针对的是政治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开展的。”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 他的小说自然地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去突出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以故事情节的变化来传达关于现实生活的思想, 以人物形象来表明自己的情感倾向并为社会生活树立好的榜样。当下的文学, 距离赵树理的时代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 文学思潮和作家风格更加丰富多样, 但从赵树理身上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小说的核心应该是叙事, 其他的文学表达和修饰应该始终以此为基点, 只有能流畅、生动地讲好故事了才能让小说创作具备起码的价值。

读赵树理的小说, 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他在语言上的深广造诣, 他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成就却是与他善于向传统文化、乡村俗语、地方语言学习分不开的。《小二黑结婚》里的人物逐次出场, 善于使用表现人物特征的“绰号”, 语言明白如话, 故事在人物关系的勾连中慢慢铺陈展开, 所有这些特点都能让人自然地想到传统的话本小说来, 如大家所熟知的《水浒传》。小说里写小芹的漂亮, 说“小芹去洗衣服, 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 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这样的表现手法, 也容易看出传统文化中民间诗歌的影响来, 如《陌上桑》。除了向传统文化学习外,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 很多成分是从乡村语言和地方语言中汲取的。如二诸葛说自己时运不好说是“罗睺星照运”, 说小二黑当青年队长是“小杂种硬要充人物头”等等, 均可感受到浓厚的乡土语言气息;又如《李有才板话》里的“圪溜嘴”、“焦光普”等就来源于地方语言和戏曲文化。语言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工具, 对它的熟练应用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技能, 只有像赵树理这样, 善于从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中汲取出精华, 锤炼出有自己风格的语言来, 才可能让自己的创作产生出恒久的魅力来。当下的文学在追求先锋思想方面一路狂奔, 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流派迭出不穷, 这并非不可, 但不能忘记了还要向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向现实生活汲取养料。

赵树理是当代作家中写农村、农民的专业户, 成就斐然的大师。他的作品魅力恒久, 他的写作心态和姿态令人敬重, 他作为作家的品格和遭际感人又激励人, 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我们要认识赵树理, 学习赵树理。

参考文献

[1]赵树理.赵树理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2]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3]荣国庆.论“赵树理方向”与当代文学[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11 (6) :86-89.

[4]李喜仁.论赵树理小说的语言风格[J].芒种, 2013, (436) :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