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升值

2024-11-14

城市升值（精选7篇）

城市升值篇1

摘要：我国部分外向型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产品价格竞争力, 是否会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逐渐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本文通过我国部分城市中外向型企业贸易相关数据的分析, 从理论、实际、原因三方面讨论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向型企业的影响, 并最终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外向型经济

我国浙江地区的外贸经济源于上个世纪, 依托产业及侨乡优势, 企业看准国际市场, 利用当地华侨资源, 开始外贸出口, 产品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第一种是通过“侨贸”, 第二种是通过国际贴牌加工方式, 主要是服装企业;第三种是优势龙头企业, 借助国外管理模型、品牌运作、营销网络、文化传导做“跳板”, 跃进国际市场。2005年以来, 我国浙江温州的外贸出口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出口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俄罗斯、欧盟、美国、匈牙利、香港等, 出口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34个, 在创汇、刺激经济增长、吸纳剩余劳动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 人民币快速升值及信贷从紧的背景下, 这些中小型的外向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利润下降和资金流断裂的双重压力。为了实现我国外贸的第三次跨越, 如何促进产业的升级;企业如何通过金融等渠道回避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就显得尤其重要。

1 人民币汇率走势概况

自从2005年汇改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越来越快,

3海峡两岸贸易未来的发展趋势

(1) 引入台商来陆投资, 扩大生产。大陆对台湾存在的贸易逆差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是由于在陆的台资企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基本是由台湾进口的。因此, 一方面要引入台湾的上游的原材料工业来陆发展, 建立生产线。以便向在陆的台湾的下游企业提供提供原材料或者半成品, 在大陆市场形成一种生产联动的分工体系, 发展“以产代进”的贸易模式。另一个方面, 要积极开发大陆的原材料及其半成品的市场, 来满足台商生产的需求, 加强对其的原材料供应。这样, 才能减少由于在陆台商需求而形成的过渡性的逆差。

(2) 对台出口不断增大。对台的出口贸易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必须充分的发挥大陆对台湾的出口贸易的潜能, 来抵制两岸贸易失衡的局面。 (1) 有系统、有步骤的建立大陆对台的销售贸易的网络系统和行销渠道, 采用一定的政策制度来鼓励大陆的厂商积极的进驻和开拓台湾的市场。 (2) 充分利用外资 (包括台资在内) 积极开发大陆的潜在的资源, 开发和发展原材料的工业, 满足大陆厂商对原材料的自我需求。并且加大对台湾的出口, 为其他商品的陆续出口台湾拓宽了道路。 (3) 采取一些鼓励政策, 促进在陆的台资企业将生产的产品及其半成品返销台湾, 以此来扩大对台湾的出口, 缩小贸易入超的情况, 协调海峡两岸贸易的健康的发展。

(3) 改善贸易机制来增开贸易渠道。建立海峡两岸有效的贸易机制, 完善海峡两岸之间的贸易政策, 促进投资, 整合资源分配, 来使两岸的关系更加稳定健康。 (1) 在对台贸易相关的经贸部门应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来优化贸易的服务建设, 加大力度在对台的2006年一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35%, 而在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则达到6.2%。汇改三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超过21%。整体来看从2005年汇改至今, 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累计贬值10%左右, 其中2006年全年人民币对欧元贬值5.74%, 07年全年贬值3.78%。2008年前三个月人民币对欧元累计贬值幅度为3.91%, 超过2007年全年累计升值幅度, 然而4月份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欧元累计却升值1.64%。

人民币升值速度的加快将会大大提高出口企业的成本, 对于中小型出口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我国浙江一带是一个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产品出口为主的城市, 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控制投资过热的目标, 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使得银行收缩信贷, 我国出口型的企业处于雪上加霜的困境。加上今年新劳动法的实施, 企业用工的工资成本上升, 据调查今年以来企业出现破产倒闭的事件已经频繁发生。

2 人民币升值对部分城市中外向型企业的影响

2.1 理论分析

贸易服务进行管理。在进出口的一些核查、检验上应当简化程序和操作, 提高办事的效率, 建立起一种与国际接轨, 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对台贸易的管理和服务的制度。 (2) 完善法规制度的建设, 尤其是对台湾贸易往来的政策法规, 颁布与涉台的贸易法规相适应、相配套的政策、措施、细则等等, 从原本的优惠政策吸引台商而转向依靠立法制度来促进两岸的经济贸易交流。 (3) 拓宽对台湾的贸易渠道, 深入探讨一些例如“加工出口区”、“经济贸易特区”、“试点口岸”等的可行性。借鉴保税区的发展的经验, 在适当的时机, 开辟方便人员、货物、资金的自由贸易的口岸。

海峡两岸经济交往的形式多种多样, 最为重要的一种就是贸易往来。两岸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共同决定了贸易规模的变化。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 未来海峡两岸的贸易政策障碍也会逐步在减弱, 在遵循国际贸易的基础上, 优化和完善对台的贸易机制, 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易, 活跃两岸的政策互动, 两岸的发展前景将呈现出一片乐观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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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2001, (08) :47~49.

[2]王惠珍, 崔大沪, 欧阳欢子.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

研究, 2003, (01) :14~19.

[3]吴新华.2005年两岸贸易情势分析[R].台北:“经济部国际贸易

局”新闻资料, 2006, (02) .

人民币升值对整体经济表现是一种长期的影响, 外需和内需的彼消此长会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对产业产生的影响也有利弊之分, 对于外向型企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2.1.1 企业性质因素

一是外向型企业影响大于生产型企业。外向型企业以赚取差价为主, 在经营机制和营销策略上应对, 消化汇率升值的空间有限;生产性企业可以在原料进价、生产成本、经营成本等, 从多方面挖潜增利。二是中小企业所受影响大于中大型企业。其中很大部分的出口产品主要产自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 其规模大多以小家庭作坊起步, 企业规模较小, 技术水平不高, 生产领域多集中于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 研发和创新能力薄弱, 有的是将出口作为国内销售的补充, 利润微薄, 抗击风险能力很弱。

2.1.2 成本负担加重

人民币升值, 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劳动成本相应提高, 外贸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 将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005年以来工人特别是熟练技术工人比较短缺, 企业不得不提高各项工资待遇。如某知名制笔企业的工人工资已由汇改前的平均960元/月涨到目前的1100元/月, 仍难以留住一些熟练工人。根据对温州某地区9个行业的调查, 企业家给出的数据是能源、原材料普遍提价年平均在10%以上, 最高提价在30%以上。其中钢材提价10%以上, 铜提价16%, 化工品上涨1.2倍, 有色金属上涨23%, 橡胶上涨23%, PVC树脂每吨提价200元以上。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等轻工行业是温州出口的支柱, 多属于低端产品, 可替代性强, 导致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

2.1.3 企业利润下滑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 人民币升值后, 出口商品对进口国来说变得相对贵了, 进口商一般会减少进口, 就直接减少了出口企业的利润。从2006~2008年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 机电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50%以上。市内一些企业往往靠这类产品的低价策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它们的利润空间非常小, 人民币升值进入“6时代”, 升幅达20%。据测算, 人民币每升值1%, 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将下降6%左右。而整个服装业平均利润只有百分之十几。因此, 理论上来说, 人民币的升值会使某些企业面临困境。

2.2 实践分析

2.2.1 贸易总额分析

从对浙江地区部分企业进口额、出口额以及进出口差额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 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 我国对外贸易情况并没有明显恶化, 出口商品总值、进口商品总值和进出口差额在2008年上半年都得到小幅度增长, 2008年下半年开始稍有下降。但增长幅度在一直下降, 2006~2008年进出口额增长幅度下降分别17.89%、8.1%、40.12%;出口增幅下降为11.49%、16.63%、32.34%。进口量增长幅度相对不稳定性, 2007年比2006年增幅达91.87%, 而2008年开始出现负增长率。

从国际来看, 主要受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 造成了外贸订单直线下降, 平均外贸订单约减少30%;外商违约现象严重, 爽约率约10%左右;外商“逃帐”、“赖帐”现象严重, 很多企业贷款无法收回, 约200亿贷款被拖欠;国际贸易争端增加, 外商转嫁危机。俄罗斯以“灰色清关”为名, 扣押了温州10多亿美金的温州货物 (主要是鞋类) , 造成约70多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2.2.2 贸易顺差分析

通过对2005年7月份以来的我国进出口贸易差额的分析, 可以发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而出现下降的几乎都是发生在年底或年初, 这与“J曲线效应”描述的并不吻合。本文认为主要季节效应造成的。年底到次年初, 这段时间的进出口量都会有大幅度的下降, 主要归因于节日因素;同时, 进出口贸易中有些商品, 如蔬菜和水果等, 具有季节性, 这都会影响进出口差额的变化。

2.2.3 主要进出口国家贸易分析

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是最主要贸易方式, 美国、俄罗斯联邦、阿联酋、欧共体等成为我市对外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目前, 与我市建立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206个, 年末拥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6706家。

根据统计资料我国对美国进出口总额稳步上涨, 而且它的主要出口国家如俄罗斯联邦、阿联酋、欧盟等国家进出口总额基本变化甚小。结果说明, 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对贸易的影响还不够显著, 而从温州市对美国的进出口来看, 则是和理论分析有点相悖, 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 我国部分城市中对美国进出口总额却在增长。

3 政策建议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是经济环境和各种市场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 这种波动方式不会给出口带来突然的、致命的冲击, 但对出口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受其一定影响下, 我国外向型企业应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应对, 实现经济贸易的第三次跨越。

3.1 提高产品结构与产业层次, 走名牌路线

我国主要出口产品是以鞋、服装、打火机、眼镜等产品为主的小商品。大部分是为国外客商贴牌生产, 缺少自己的知名品牌, 利润空间微薄, 人民币升值对其决定国际市场相对价格水平的相关性低, 这是导致企业不能有效调整换汇成本的深层次、关键性因素。需进一步深化我市外贸企业的经营内涵, 提升竞争力,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强化外贸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最终提高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和附加值。

3.2 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加工贸易

打破对一般贸易的依赖, 提高进口与加工贸易的比重, 一般贸易技术的升级, 使贸易发展平衡化。发展加工贸易能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方法, 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提升中高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传统的粗放型、外延型增长向集约型、内涵型增长转变, 增强支撑外贸增长的内生动力, 努力形成促进外贸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

3.3 利用金融避险工具控制升值损失

出口企业可积极采取避险工具, 规避汇率风险, 第一, 采用“福费廷”的交易方式, 增加结算币种;第二, 报价周期尽量缩短, 早日收汇, 利用银行推出的中远期结售汇业务, 锁定结汇汇率;第三, 创新外汇融资产品, 满足企业保值避险要求。

参考文献

[1]吴晓俊, 万解秋, 吴先满.人民币升值对江苏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对外贸易视角的分析[J].金融纵横, 2007, (7) :20～23.

[2]王华兰.温州出口企业规避汇改后成本上升的对策[J].消费导刊, 2008, (9) :43～44.

[3]张静.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相关性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武汉金融, 2007, (12) :4～6.

城市升值篇2

20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国际汇率体系由原来的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 日本迫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使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度上升。由此, 日元走上了长期升值的道路。此后, 日本经历了四次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尤其是以广场协议为转折点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升值, 日元升值的比例高达109.7%和88.1%。

(一) 日元大幅升值, 首先给其进出口、就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方面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1、对外投资迅速增加, 但同时造成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

由于亚洲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有较强的相关性, 在考虑日元对美元升值给日本对外投资带来的影响时, 会因产品销售市场和生产基地的不同而不同。假如将销售市场和生产基地都放在亚洲, 则不受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化的影响, 这是因为由于亚洲各国货币与美元有较强的联动性, 日元对美元升值后, 也会造成对亚洲各国货币升值。因此, 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与放在日本相比会降低生产成本。同样地, 假如将生产基地放在亚洲而将销售市场放在美国, 也会抵消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 日元对美元长期升值必然刺激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从图1可以看出, 日元汇率自1985年升值后, 引起了日本直接对外投资的大幅度上升。由于过剩的资本纷纷向海外投资, 出现了中小企业被抛弃, 大企业中劳动集约型制造业消失, 而只有精密度很高的尖端技术产品生产企业才能幸存的局面, 即形成了产业“空洞化”。 (图1)

2、吸引热钱大量流入, 间接导致日本的泡沫经济。

日元大幅升值引起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兴趣, 从而使日元成为投机资本的炒作对象。此后, 全球大量的游资涌向日本, 由于实体经济大都已将生产基地外移到了其他国家, 使得热钱纷纷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股市便上涨了近两倍。与此同时, 富余的资金还流向了房地产市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 地价暴涨, 股价也扶摇直上, 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从图2可以看出, 广场协议后, 日经225指数年平均值从1985年的12, 556.63直线上升到1989年的33, 990.57, 并于1989年12月29日日本资产价格泡沫到达顶峰时创下新高, 达到38, 957.44。 (图2)

3、对就业的影响。

日元升值使失业率迅速上升, 并可能危及到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二战后, 日本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其就业率非常高, 甚至曾经出现过“完全就业”现象。然而, 随着七十年代以后日元的不断升值, 其就业状况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其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然而, 日本非制造业中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总体来讲, 与此前日本社会2.5%的失业率相比, 其就业率还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同时也导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大幅度下降。

(二) 日元升值在给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时, 也给产业结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经济资源等方面带来一定的有利影响

1、日元大幅升值后, 即1985~1986年以后, 日本并未立刻进入衰退, 反而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 即“平成景气”。1986~1990年期间,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上升, 同时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1.2%的速度上升, 而同期美国和德国仅为0.6%。

2、日元的升值提高了日元的购买力, 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和先进技术的引进,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3、升值促使日本企业通过加强成本管理和技术创新来消化升值的不利影响,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到八十年代中期, 日本的经济规模已有两个德国那么大, 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4、日元升值使其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大幅下降,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同时, 在制造业内部, 出现一般加工制造业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部门的转移, 引起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

虽然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比较复杂, 但从日本经济仍然处于经济萧条和通过紧缩的局面来看, 应该判断为弊大于利, 失多于得。

二、中日相似之处、不同之处

(一) 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与25年前日本的相似之处

1、相似的国际环境——美国双赤字, 本币升值压力大。

目前, 美国的双逆差依旧, 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 美国的经济每况愈下。继2005年之后美国再次提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更是欲将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来逼迫人民币升值。试图通过增加美国对华出口、减少对华债务等途径来改善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2、相似的国内环境——经济高速发展。

从2000年开始, 我国GDP增幅连续攀升, 即使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增长性衰退的时候, 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度日艰难, 中国GDP依然稳定保持了9.6%的增幅, 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

3、相似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国于2008年11月启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金融政策转向“积极”, 近年来多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五次降息。虽然今年5月10日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但总体来说全年总体流动性依然较为宽松。

4、相似的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

一直以来, 我国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具有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加之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制度的不完善, 造成了居民少消费、多储蓄的习惯, 内需严重不足。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下, 经常项目顺差甚至在2007年达到GDP的10%。金融危机以前, 我国货物与贸易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一直较大, 2005年此贡献率达到24.1%, 与八十年代的日本十分类似。

(二) 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状况也不完全相同

1、支柱产业不同。

当时日本出口的支柱产业是电子工业、汽车工业, 这也正是欧美的支柱产业, 日本对欧美产品有很强的替代性。因此, 《广场协议》使得日元汇率升值, 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的话, 西方的同类产品就会获得市场。然而, 中美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 中国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含有一定技术但技术不是很高。欧美其实已经不再生产这类产品了, 如果人民币升值, 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 实际会导致的结果是贸易双方受损, 在造成我国出口型企业大量倒闭的同时, 也会使得西方的消费者不得不减少这些商品的购买量。

2、政治独立性不同。

由于日本在多方面都依赖美国的援助, 其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强, 是美国的“追随者”。与当年的日本相比, 如今的中国占据有利地位。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股独立的力量, 因此可以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即使到了人民币不得不升值的地步, 也不会像日本那样一味地降低汇率, 刺激经济也会对房市、股市提前下手规范。

3、外资结构不同。

二战后,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主要是依赖于美国的经济支持以及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 其外资资本具有垄断性特点, 一旦美国对其经济施加压力, 日本必然束手无策, 只能被动接受。而我国的外资载体并不单一, 不存在垄断问题, 对于外部施加的压力有能力自我抵制。

鉴于我国现状和日本当时情况的异同, 一方面我们要借鉴日元升值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 要结合我国自己的情况, 理性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

三、对人民币升值的建议

(一) 合理应对国外压力, 谨慎参与国际政策协调。

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过程看,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协调经贸关系, 减少摩擦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是十分必要的。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与贸易伙伴之间经常会存在既摩擦又协调的关系, 即使是美国这样曾经在战后给予过日本巨大帮助的国家, 当对日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时候也不能容忍, 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 逼迫日元升值。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国, 更是要妥善处理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合理应对国外压力, 谨慎进行贸易磋商和谈判。

(二) 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 增强企业竞争力。

我国也可以以此次升值给企业带来的压力,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调整产业结构, 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 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过渡。

(三) 防止国内产业空洞化, 避免泡沫经济的产生。

我国在享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海外投资等方面的好处时, 要防止升值过快诱发国内产业空洞化和内需不足问题。因此,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 要鼓励海外投资, 同时对于不同的产业转移应有所区别, 视情况而定。避免大批企业向海外转移, 造成失业率急剧上升和有效内需不足等问题的出现。

同时, 我国应为在升值过程中产生的过剩资本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 比如风险投资等。一方面能为大量资本找到用武之地, 更重要的是能够支持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自主创新, 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 为了避免泡沫经济的产生, 我国应该预先规范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如, 近期出台的针对房地产过热的新“国十条”等。

(四) 合理确定升值幅度。

“广场协议”后, 三年内日元升值幅度达到109.7%, 其快速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暂时的“日元升值萧条”, 因此人民币在升值过程中应保持适当的幅度, 即升值不会对我国主要出口行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产生重大影响。目前, 没有明确的数量指标来计算这些因素, 但是近日根据商务部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结果显示, 中国企业可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最多为2%。因此, 最合适的升值方式是通过渐进式的小幅升值来进行不断的试错。

美元升值与物流资本无关篇3

经济学家樊纲最近撰文指出,应该正确看待美元升值的问题,认为最近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变化,其实不是人民币贬值,而是美元升值,两个货币之间的关系,一个升值,就直接表现为另一个的贬值。但如果只看一边,就容易看不到变化的真正原因。

对全球经济影响深刻

但不管怎么说,美元目前还在继续升值。面对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中,欧元区与日本都致力于对抗通缩,相继推出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其中,欧元区情况更加悲观,不仅面临通缩压力,更有政治问题的困扰。如经济方面,尽管欧洲央行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但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体制僵化、高福利和高税收等问题,欧元区短期内难有改观。至于政治方面,随着英国“脱欧”,欧盟解体的危险性在增加,2016年12月5日,由于拒绝修宪,意大利总理伦齐宣布自己将于2017年正式卸任。这将成为英国脱欧后欧洲面临的又一大挑战。从特朗普上台到英国脱欧再到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发达国家中逐渐流行。

这种政治上的倒退必然要反映到货币上。从前两轮强势美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美元走强时期往往是新兴经济体的风险高发期,如1982-1985年拉美地区爆发债务危机,1994-2001年间墨西哥、东南亚、韩国、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先后爆发金融危机。美元升值将直接加大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压力,尤其是对于采取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且外汇储备有限的国家更成为危机重灾区。而美元升值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比如厄瓜多尔,作为美元化国家,2 0 1 6年以来,厄瓜多尔外贸等行业深受困扰,边境地区影响尤为明显。美元升值和外贸不景气直接反映在厄瓜多尔物流领域的情况是,2016年2月至7月间,厄瓜多尔跨境运输运量同比降低20%。

那么美元升值对我国经济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作为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因外需不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企而增长乏力,难以对经济增长起到有效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全球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取向分化导致我国跨境资本波动加剧,并与国内金融市场形成共振,对市场波动起到放大助推作用。

美元的不断升值,对我国实体经济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自201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接连不断贬值,导致本来就不景气的我国经济受到了直接的打击,国内资本外流压力增大。

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深受美元升值的影响。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4年我国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29亿美元,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达6 4 6 3亿美元,其中新兴经济体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由于美元走强,将对部分新兴经济体造成较大冲击,甚至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这不仅会影响到与我国既有协议的顺利执行,而且可能对正在执行的协议造成损失,危及我国海外项目的收益前景和资产安全。

对中国物流业影响有限

涉及物流,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元的升值一定会打压原油价格,而我国成品油调整机制盯紧以美元计价的国际油品市场价格变化趋势,当汇率呈单边下跌趋势时,购买力就会缩水。因为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将增加石油进口的采购成本,即使国际油价小幅下跌,国内石油进口企业还是会面临不小压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美元升值对物流业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海运业,因为原油是大宗商品运输的重头,原油进口即便小幅调整,对远洋海运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2016年我国国庆节前夕,排名全球前十、韩国第一的海运巨头企业韩进海运破产,此消息一传出,全球航运市场为之一震,影响迅速扩散。业界普遍认为,欧美经济增长尚未真正复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又火上浇油,全球贸易将迅速萎缩,而货运需求的疲软则直接把海运业推向了风口浪尖。

但是中国远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似乎没那么悲观,远洋方认为,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对中国的外贸可能会有带动作用,比如目前纺织品、机电等产品的出口主要依靠集装箱运输,而且纺织品、家电等产品出口货量增加,对于原材料例如钢铁、石化产品等需求也会增加,从而提升了干散货市场的景气度。因此一旦出口活跃,集装箱运输市场和港口经营也会有所好转。在目前集装箱和干散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达30%至40%左右的前提下,海运业务的利润贡献比重会更加平衡。

市场似乎也印证了我国海运业受美元升值的影响并不大,进入2016年年末,我国沿海散货运输市场需求明显改善,在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及相关需求增长等因素影响下,煤炭、粮食等货类运输需求提振明显,部分货类运力供不应求,运价甚至攀升至年内较高水平。

那么美元升值的大环境下,公路物流业有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呢?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林安物流集团联合调查的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2016年10月为108.1点,比上月反而回升8.7%,回升幅度为年内最高。运价指数回升幅度则比上年同期扩大了5个百分点。但运价指数的回升有一定的偶然因素,比如受公路物流市场传统旺季来临,双十一备货需求明显回升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也受治超新政推进、市场运力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运输费用水平有所上涨,带动价格指数回升。至于今后公路物流在美元升值的背景下的走向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是最近在国家层面上又传出一个积极的信号,这就是国际道路运输的一个新政即将推出。日前,由外交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的意见》,明确强调将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完善口岸枢纽集疏运体系,围绕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南半岛、中巴等重要经济走廊,建成一批集产品加工、包装、运输、报关、报检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道路运输枢纽和物流园区。这预示着公路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正式融入到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国家战略中,其中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铁路方面,从物流实物量数据看,2016年1-10月,铁路货物发送量同比下降3.4%,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1.6个百分点。但这是铁路货运改革正处在关键期的必然表现。目前,铁路系统正在采取敞开收货,取消中间环节,大力改革运输组织,提供全程服务等举措,10月份铁路物流已经呈现回暖迹象,当月货运量达2.44亿吨,创下2015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铁路运输结构的不断优化正在推动物流效率稳步提升。

要说美元升值对我国物流业影响最大的当数跨境物流。由于跨境消费因美元升值而稍显疲软,最近各大跨境物流快递代理巨头都大幅上调了国际快递价格,到部分国家的快件一公斤竟然有上涨2-3元的情况发生。在这种形势下,国内买家为了规避美元升值带来的损失,跨境采购的规模和品类必然减少,一般会选择急用、必用的物品,而对于那些可用可不用的则尽量选择国产或非美元交易的物品。

所以对于跨境物流来说,运输量的收窄是必然的结果。同时,对于量大的跨境卖家来说,为了减少物流成本,选择建海外仓也是条出路。海外仓的优点在于整体运费中头程及仓储选择较为灵活,库存成本可控。但是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需要注意其后程派送有可能遇到海外仓运营者的本土服务商涨价的可能性,这部分的价格变动可能延迟于汇率波动,但是物流商对此需保持警惕。

回投美国物流只是噱头

资本总是逐利的,也总是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的。当前,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贬值会降低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加对外投资成本。一些企业的资金因为压力提升,甚至无法承受而被迫退出国际投资市场。而随着进口成本的提高,一些企业生产需要进口大量国外技术和大型仪器,人民币贬值使得购买力减弱,企业购入成本提高,为企业发展带来难题。

虽说物流业是中国目前的朝阳产业,投资中国物流,意味着放长线钓大鱼。但是在美元对人民币持续走高、各路资本纷纷追逐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大背景下,物流资本是否也会按捺不住?从全球资本的流动趋势看,按有些口径,我国已成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量规模也正在迅速接近流入的增量。除了新兴市场,美国仍是目前最大的资金净流入市场。尤其是近年来全球低利率盛行,追逐高收益的资金便更多地流入了美国地产、股市以寻求更大的机遇。

数据显示,中国投资者对于美国地产的热情也在不断上涨。根据数据公司的相关信息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已完成的美国商业地产购买交易规模同比上升19%,至50亿美元。包括处于合同阶段还没有完成的交易在内,中国投资者今年已承诺投资1 2 9亿美元,接近2015年全年的140亿美元。

对于物流界来说,物流地产大鳄普洛斯的一举一动都将牵动投资者的神经。就像当年普洛斯大举布局中国仓储业引来了包括嘉民、安博的外资投资中国物流业一样,普洛斯最近牵头对美国物流市场的一宗投资是否回掀起新一轮的中国物流资本回流或外撤美国?这成了业内比较关心的话题。

最近,普洛斯(GLP)和中国人寿保险及另两家全球机构投资者完成了45.5亿美元的美国物流投资组合收购,并设立了GLP US Income Partners II基金。额外投资者预计会于2017年4月前加入该基金。目前普洛斯将持有不到10%的股权,中国人寿保险和另两家投资者持有6 6%的股份,剩余的2 4%正在商讨中。

这宗收购案中的美国工业地产组合包括5790万平方英尺的可租用面积,遍布美国20个主要市场。这项交易将使得普洛斯在美国的足迹增加50%,至1.73亿平方英尺。

而在2016年的7月28日,全球领先的物流服务企业D HL宣布了对美国物流市场1.37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这个计划将瞄准4 0 0 0亿美元B2C电商市场中的跨境物流市场。据相关报告显示,到2020年,全球B2C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将达1万亿美元。D H L还宣称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扩大对美国物流的投资,以扩大在美曝光率,因为全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从美国网上零售商那里购买产品,然后通过跨境物流渠道发往全球各地。DHL同时宣布,到2020年为止,1.37亿美元将用于建设洛杉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俄亥俄、新泽西等地8个物流中心,完善2个现有的物流中心。

DHL原先在北美就有20个物流中心,其中包括4个国际包裹入口,还有多伦多与墨西哥城各有一个物流中心。未来,D H L将通过美国的这些设施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拉美地区。在美国,D H L是美国邮政(USPS)最大的合作伙伴,因此能深入USPS系统,让包裹更快交付。

如果说,普洛斯和DHL等之前就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物流巨头,此次将少量资本回流美国,还只是对美元升值背景下的一种试探性投资,那么,中国平安置国内偌大的物流投资空间于不顾,早在2015年年末就投资美国物流地产,则明显有以美元资产保值并搭美元升值顺风车的嫌疑了。

中国平安一年前宣布与美国Blumberg Investment Partners(简称B I P)合作,双方将投资于美国的长期、优质租赁资产。初始投资组合包含多个核心市场的全新物流资产,项目价值超过6亿美元。该合资企业计划持续收购优质资产,并已另物色了一批地处战略位置的定制物流物业项目,项目价值逾4亿美元。

该平台的初始投资项目主要包括地处战略位置的“最后一英里”物流地产,现由评级较高的财富500强公司租用。相关物业位于纽约市及纽约大都会区、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佛罗里达州南部、亚特兰大市及科罗拉多州。未来,B IP会继续为双方的合资平台主动寻找更多投资项目,拓展平台的版图。

据悉,此次投资标志着中国平安首度进军美国物流地产市场。未来,中国平安将更多放眼全球,关注海外的优质投资标的。平安信托海外投资事业部执行总经理李庆贤表示:目前我们看到了美国市场的巨大商机,未来我们会继续谋求更多海外房地产投资机会,并进一步寻找机构和高净值投资者。

这种只看到美国商机而忽略中国国内商机的投资策略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物流地产的真正机会到底在哪里?这恐怕需要时间和各种案例来证明。

为了冲抵美元对人民币不断升值带来的损失,不少中国企业都在设法获得海外资产,而且呈现越来越疯狂的趋势,仅在2016年,已经宣布的交易总额就达到了创纪录的405亿美元,规模相当于2015全年的两倍。但是对于所有对赌美元的投资者来说,一窝蜂地跟进肯定存在风险,特别是物流资本,无论是普洛斯牵头的那45.5亿美元(实际普洛斯只占10的股权,剩余的基本是中国的产业资本或金融资本),还是D H L区区1.3亿美元用于对其既有的美国物流园区进行修修补补,严格意义上说都不是外资物流资本真正的回流美国。现在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家,的事实是,只要中国经济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要感冒。所以,强势美元政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现在对于美联储加息,依然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加息是把双刃剑”等各种说法,而美联储也一再拖延进一步加息的信息发布,也是考虑到了中国经济依然在保持着7%左右的增长率。中国经济已经成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中流砥柱,美元的任何一个动作绝对不敢无视这个事实。

诚如樊纲所分析的那样,直到2016年底,中国并没有出现促使人民币贬值的新的因素,相反,一些新的经济数据都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速正在趋于稳定,PPI通货紧缩已经结束,过剩产能与企业债务等问题也都开始加以解决并已经有所缓解。再向前看,也看不到中国经济本身会出现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因素。

如果不正视这样的国情,盲目跟风投资美元和美元资产,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手握有限资本的物流企业来说,更应该三思而后行!

人民币升值之争篇4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这句名言作为描绘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执历程, 是再合适不过了。长期以来, 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博弈此消彼长, 而博弈和争论的背后, 无不处处体现着国与国之间以利益为中心的角逐。

剑拔弩张的美国

2010年1月29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 要求人民币升值。时隔一个多月, 3月12日, 奥巴马发表演讲, 再次呼吁中国依市场需求调整人民币汇率。同日, 美国经济研究所举行了一场题为“汇率操纵, 美国应如何回应”的人民币汇率研讨会。“研讨会观点一边倒, 变成了人民币汇率‘批斗会’。”一名与会中国专家说。

美国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也参加了“批斗会”, 2005年, 他第一次提出“舒默议案”威胁说“如果人民币不升值, 那么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7.5%的汇率税”。会后数天, 他公布升级版“舒默议案”, 要求启动立法程序, 再度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

“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2010年3月14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 就人民币升值话题给予回应。他以2009年37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情况为依据, 其中有16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是增长的。欧盟地区的出口总体下降20.3%, 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只下降1.53%, 其中欧盟国家之一的德国对中国出口多达760亿欧元, 创历史最高。美国出口下降17%, 然而对中国的出口仅下降0.22%。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的主要出口市场, 也成为欧美的重要出口市场。

温家宝认为, 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世界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 人民币并没有贬值, 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在这期间, 2009年, 中国外贸出口下降了16%, 但是进口只降低了11%, 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人民币汇率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中基本稳定, 对世界经济复苏起了促进作用。他强调说, 人民币继续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3 月15日, 由美国130名两党议员组成的团体敦促奥巴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以解决中国“操纵汇率”的问题。议员们在致财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的一封信中表示:“不能低估中国操纵汇率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保持其汇率被低估相当于为中国企业提供补贴, 并令与之竞争的外国企业处于不公平的劣势。”

议员们敦促商务部动用美国反补贴法应对中国的汇率操控, 并要求美国财政部在4月15日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控国。虽然在奥巴马就职后不久, 盖特纳曾宣布总统认为人民币汇率被操纵, 但其一直拒绝正式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者的标签。该信函称, 骆家辉应以汇率操纵为由, 让商务部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反补贴关税。议员们表示, 这些行动包含在一项全面计划之中。根据该计划, 美国不但要对中国采取外交努力, 而且还要联络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下简称IMF) 一同行动。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控国之后, 美国财政部应同IMF和其它国家合作, 就其汇率体制问题同中国进行协商。上述议员们还表示, 若谈判无果, 奥巴马政府应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

中国商务部强硬回应, 以中国有顺差、美国有逆差为依据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 是没有道理而且毫无意义的。“贸易顺差问题不是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商务部发言人姚坚说, 美国经济尚未恢复, 并强调美国经济应当发展起来为依据指责人民币汇率是没有道理的。希望美国在克服危机影响、振兴经济的时候, 应当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不是阻碍者, 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而要求别国货币升值, 这是利己主义的一种表现。中国也会进一步扩大从各个国家的进口, 扩大内需和国内市场的成熟。把汇率问题政治化将无助于各方协调应对全球经济危机, 共克时艰。

美国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3月底,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题为《拿下中国》的文章中声称, 鉴于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维持贸易顺差, 美国应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进而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附加关税, 最终迫使人民币升值。

克鲁格曼在文中说, 美国不乏逼迫他国升值货币的手段。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 美国深陷越战泥潭, 1971年8月宣布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 数月后德国、日本等国被迫升值本币对美元的汇率, 以换取美国取消附加税。1985年, 美国基于相似的借口故伎重施, 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对美元在随后的十多年间持续大幅升值。他还在文中强硬断言:美国不用怕中国抛售美元资产, 因为如果美元因此贬值, 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将缩水, 美国出口却会因此受益。

3 月23日, 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发布名为《中国不平等贸易导致工作岗位流失》的报告称, 中国“操纵汇率”是导致美国对中国贸易长期出现逆差的重要原因, 进而造成美国在过去8年里流失了240万个工作岗位。

这份报告把众多职业流失的重要原因归结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报告指, 自中国在2001年进入WTO后, 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对美国出口长期保持了20%—30%高增长速度, 双方贸易逆差迅速扩大。2008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830亿美元升至创纪录的2680亿美元, 2009年则回落至2260亿美元。

对于中美贸易逆差不断增大的现象, EPI报告认为, 人民币汇率难辞其咎。报告指, 当中国出口变得越来越多, 人民币应该升值时, 中国却保持一个低汇率水平;另外, 中国为了进一步降低人民币币值, 大量收购美元和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和债券。

报告认为, 中国政府人为地让人民币被低估, 实际上是在补贴中国出口。除非让人民币升值40%, 并取消其他扭曲贸易的政策, 否则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情况将愈演愈烈。

“温和低调”的盟友

美国正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大动干戈, 打算给中国贴上所谓“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之际, 与它携手并肩数年紧盯人民币汇率的传统盟友们却显得温和低调。

2003年起, 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 、整体国力的快速增强,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势不可挡。在此背景下, 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随之升温。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时间成为外国政要来华访问时必谈的话题。

2003年2月, 在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 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提案要求, 效仿1985年的日美《广场协议》让中国的人民币升值, 从此点燃了一场长达数年的人民币汇率博弈。这场由日本率先挑起的人民币汇率争端, 话题焦点是“人民币汇率存在严重低估, 中国向国际市场大量倾销廉价产品, 导致全球出现通缩紧缩”, 日本方面据此要求中国签署“广场协议”式的文件。随着日本经济出现了久违的复苏时, 中国出口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日本已经不再高调谈论人民币的升值问题。有日本官员还表示, 中国在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前,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称, 有关国家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无助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解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北京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晤时发表了类似观点:英国主张自由贸易,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应向中方施压。

较之美国, 欧盟国家的态度之所以相对缓和, 一方面由于欧元汇率并不高, 另一方面欧盟更愿意看到人民币汇率缓慢调整, 而非急剧变动。由于受希腊债务危机拖累, 欧元兑美元汇率自2009年11月以来已累计贬值约10%, 对人民币的比价也相应走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欧盟对人民币升值的需要。

当前,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均处于艰难复苏的过程中, 苦于内需不振, 它们纷纷将推动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扩大出口上, 压迫人民币升值无疑可以挤占中国的出口空间, 同时也有利于打开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 正是中国市场为欧盟出口提供了支撑, 欧盟官方数据显示, 欧盟去年除对中国出口增长4%外, 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均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 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有所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 欧盟所关心的不只是人民币汇率, 还有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所长让·皮萨尼费里指出, 在人民币、美元和欧元三者的互动中, 如果人民币不再紧盯美元开始升值, 那么从经常项目账户来看欧元总体升值压力会得到缓解;但由此带来的一个可能后果是中国减持美元资产, 增加欧元资产的比重, 那么从金融账户来看欧元又将面临升值压力, 两相抵消, 说不定还会加剧欧元对美元升值。皮萨尼-费里说, 正因为如此, 欧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态度模糊。他认为,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于欧元的影响将取决于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幅度和节奏, 因此欧盟主张人民币汇率改革要渐进, 以免引发欧元急剧升值。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与美国在策略上有所区别, 但欧盟打着后危机时代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旗号,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也比较明显。

最近几年, 欧盟多次派出由欧元集团主席、欧洲央行行长和欧盟委员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组成的所谓欧元“三驾马车”访华, 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在2009年11月于南京举行的中欧峰会上, 欧盟就此施压未果。按照计划,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4月底率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旨在强化欧盟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里斯本条约》生效后, 新组成的欧盟委员会首次访华。欧盟委员会代表德古特透露, 在随代表团访华时, 他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立场, 说服中国认识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地位, 为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做贡献也符合中国利益。“人民币被低估, 使中国的出口更具有竞争力, 我希望北京在未来几个月接受人民币升值。”

联合国贸发会发布报告称, 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做法无助于解决全球贸易和经济失衡问题。全球另两大更具影响力的政府间金融组织的立场则迥异。世界银行17日发布中国经济季报重申, 人民币应考虑升值。同一天, IMF总裁卡恩在欧洲议会下属的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上发表演讲时再度强调, 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仍被低估。此前卡恩曾预计, 人民币可能于未来数月升值。

没有终止的博弈

3 月22日,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面对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 针对中国很可能被列为货币汇率的操纵国”的提问, 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直陈中国政府对于汇率以及贸易问题的一贯立场———人民币汇率没有低估, 并且一国货币升值对调节贸易作用有限。“美国已经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 这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 汇率是一个国家主权内的问题, 而不是两个国家之间所讨论的问题。”陈德铭表示, 如果汇率影响到了贸易, 那么应该从多方面角度来衡量。

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境外代表时, 针对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些发展问题表达看法, 有意识传达出信号:一方面间接呼吁美国不要在贸易和货币问题上采取对抗姿态, 另一方面暗示具体问题的分歧不会妨碍中美关系向前迈进。面对美国政界要求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呼声日益高涨, 温家宝在未点名美国的情况下指出, 此时需要的是“冷静和清醒”。他呼吁“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国家, 世界上所有有良知的企业, 都不要打贸易战和货币战。因为那对应对困难于事无补, 反而消耗合力。现在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相互合作。”

中美为汇率、贸易唇枪舌战之际, 中国的外贸3月份出现了72.4亿美元的逆差, 终止了从2004年5月开始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事实上, 自2009年10月份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呈逐月减少的态势, 当年10月份贸易顺差为240亿美元, 11月份为191亿美元, 12月份为184亿美元, 2010年1月份降至142亿美元, 2月份则跌至76亿美元, 两月总顺差额同比下降50.4%。此外, 今年一季度, 中国外贸顺差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八成。

海关总署统计司司长郑跃声说, 由于中国贸易结构中的外商投资加加工贸易是产生顺差的主要原因, 长久来看中国对外贸易还以顺差为主, 这种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随着进口的需求高于出口, 中国顺差规模将逐步缩减, 对外贸易更加平衡。

3 月24~26日, 商务部副部长钟山率团访美, 在这3天的时间里, 中方旨在与美方探讨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 加强经贸领域的合作,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有分析指出, 预料中方此次将就贸易摩擦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与美方交涉, 可以视为中国启动的新一轮贸易外交, 钟山此次访美是中美就经贸问题新一轮谈话的开始。

钟山分别与美国商务部、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国际贸易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进行会谈, 并会见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访问期间, 还就中美贸易平衡、贸易摩擦以及与贸易相关的其他问题与美方进行沟通、磋商和交涉, 增进相互理解, 力争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彼此关注, 化解经贸摩擦。

正当外界期待中美之间人民币争端, 将有望通过对话解决时, 美国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 又发表观点称, 将推动美国国会尽快采取行动, 对促使人民币升值的两党议案进行投票。其中舒默还明确表示, 他将敦促国会在“5月前就上述议案进行投票”, 不论奥巴马政府是否在4月15日的财政部报告中正式将中国归入汇率操纵国。“5月前”这一时间点, 也早于将在5月下旬进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24日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举行听证会, 会上有经济学家指出, 上述做法不仅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 而且将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菲利普·列维当日出席听证会时指出, 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单方面措施, 如给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等, 这样的做法将引起一些负面的政治反应。而依靠多边外交途径解决贸易问题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

列维认为, 在美国经济历经严重衰退、面临高失业率的情况下, 政府或许难以坚持长期目标, 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政府保持“长远眼光”十分必要。他说, 美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鼓励中国更多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并承担相应责任, 二是采取激进做法, 使国际金融体系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很多目前讨论的政策貌似对美国有利, 实际上却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应该显示更多的耐心, 继续通过多边外交方式争取最大的利益。

在3月24日的听证会上, 部分国会议员和学者继续指控中国为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长期低估人民币币值。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管伯格斯坦声称, 人民币币值至少被低估25%至40%, 但他并未列举这一论断的依据。

听证会上, 有议员对美国采取过度“激进”政策可能引发贸易战和货币战表示担忧。与伯格斯坦一样支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经济学家弗格森, 要求美国政府在有关问题上格外谨慎, 防止在全球引起贸易保护主义风潮, 令各国竞相贬值货币。

他还表示,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在全球经济复苏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在目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低谷的情况下, 过度打压中国可能“扼杀”复苏势头, 结果将给全世界带来更大的危机。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说, 人民币升值并非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良方。钟山强调, 中方认为不仅应当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也应保持美元货币政策的基本稳定。钟山呼吁美方和各国携手, 维护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 共同做大国际贸易的“蛋糕”。他警告, 如果只想扩大自己的出口, 同时打压其他国家的出口, 结果只会事与愿违, 害人害己。

趁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时机, 白宫发出了迄今为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最明确的信号:美国不能强迫中国改变其汇率政策。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时发表的上述言论, 也与部分美国议员和学者近日在人民币问题上发出的“噪音”形成鲜明对照。作为美国政府在汇率政策方面的“一号人物”, 盖特纳表示, 他并不担心美国会与中国发生贸易战。

4 月7日, 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6.8259, 人民币汇率创下10个月新高。此后两天出现小幅调整, 人民币汇率仍未走出6.82的水平线。年初以来, 美元中间价已连创去年以来的新高。此前一天, NDF (无本金交割远期) 市场人民币兑美元6个月期报价创下2008年8月以来高点, 一年期人民币买入价收于6.6311, 这显示海外引发对于中方或将允许人民币升值的猜想, 海外机构推升人民币NDF报价。

4 月8日, 刚刚结束访问印度的美国财长盖特纳“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北京, 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进行会谈。除了会同王岐山商谈汇率问题, 即将在5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预料也会成为两人会谈的话题。王岐山和盖特纳分别领导两国对话的经济部分。

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于4月12日至13日, 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会议内容却“调转炮口”到汇率问题上。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重申“为了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 中国应该试试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时, 胡锦涛的回应则是, 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中方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 但是“需要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统筹加以考虑, 尤其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加以推进”。

美国当地时间4月14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作证时, 发表了被外界视作其迄今针对人民币的最强硬言论。他表示, 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 美国应该继续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伯南克不赞同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主张的“国会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议案”的解决方法。美国财政部原定15日认定中国是否涉嫌操纵汇率, 但这一计划随着中美关系近期的回暖而被推迟。

伯南克说:“人民币汇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应该继续朝向更灵活汇率制度的方向向中国施压。灵活的汇率制度能够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问题。除了放松汇率管制, 他们还应该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 以此创建内需型经济。”

同一天发布的IMF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也建议, 中国等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能够通过一些措施来降低顺差, 包括重新对本国货币估值、扩大内需及建设更成熟的金融市场等。报告指出, 如果做出正确的分析和政策部署, 这些措施不会阻碍经济增长。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金砖四国”一词的首创者吉姆·奥尼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指出, 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在巴西举行的BRIC峰会将讨论在四国间推动本币贸易的议题, 如果人民币汇率不灵活, 四国本币贸易无从谈起。”

金砖四国首脑峰会定于4月15日至16日举行。巴西9日当周加入了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阵营, 该国财长说, 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政策非常有利于全球经济。此外, 巴西央行行长本周表示, 中国将可能在未来12个月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被问到中国为什么坚持不肯让人民币升值时, 伯南克14日说, 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中美两国都被过度政治化了, “正如我们一样, 他们也有很多政治考量。首先, 他们很保守, 担心任何重大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特别是在他们看来全球经济现状依然脆弱。许多政治因素, 比如坚持要维持出口为导向的出口商的影响力, 都能影响他们的决定。”

人民币升值双刃剑篇5

比如, 有人认为, 人民币升值是央行从紧货币政策一个方面。因为, 人民币的快速升值, 可以降低目前世界上快速上涨大宗商品进口价格, 从而弱化这些快速上涨的商品价格向国内市场的传导。同时这也能够减少出口从而降低中国贸易顺差规模;也有人认为, 人民币升值可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从而促使国内企业改变以往的经营方式与生产方式;也有人认为, 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国际热钱流入, 以便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与繁荣等。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好处, 还可以罗列许多, 但是, 这些理由可能更多的是经济理论上的推导, 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会相差很远, 而且就目前这种人民币升值方式而言, 如果持续下去, 那么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严重负面影响绝不可低估。

首先, 人民币升值“破7”, 尽管市场大加评论, 但市场心理上意义大于实质上的意义。因为, 如果人民币汇率是由市场来决定, 那么其价格波动是自然的事情, 汇率的波动可以“破7”, 也可以重新回到“7”以上, 因此, 人民币“破7”并不必然进入“6时代”。如果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市场来决定, 那么人民币“破7”并不表示政府默认这种人民币升值方式会持续, 因为, 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测试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破7”之后, 对中国经济增长不利, 甚至于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那么人民币汇率又会回到原有的水平。

其次, 关于人民币升值可以对国内快速上涨的物价水平起到一定的紧缩作用。这种理解仅是一个理论推导, 与中国的实际差距比较大。因为, 就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原因来说, 最为根本的原因不是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传导, 而是前几年房价快速上涨最后导致的结果。可以说, 快速上涨的房价不回归理性,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要全面回落是不可能的, 更不可能通过人民币升值方式来改变。

前几个月政府宏观调整的情况可以看到, 政府认为中国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以为只要出现结构性政策就可以让过高的通货膨胀调整过来。比如用行政的方式来压低食品的价格、压低能源的价格等, 但是实际上这样做不仅没有让过高的通货膨胀得以缓和, 反之, 目前市场价格上涨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 希望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来降低物价水平是不可能的。

至于人民币升值可促使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国内热钱不外流, 这些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们是一面双刃剑, 既可带来好处, 也可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因为, 我们知道,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特别是汇率作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 从而使得汇率的问题更是复杂。就现实的情况来看, 目前的人民币币值, 它对内是贬值的, 对外是升值的。人民币的对内贬值, 在于2月份的CPI为8.7%, 而且银行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4.14%, 人民币存款负利率为4.767%。同时, 今年人民币对外升值, 但仅是对美元升值, 而对其他货币则是贬值。而在人民币升值的这几年中, 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幅度远远大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因此,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并不是人民币升值的本身, 而是相对于美元贬值而言是升值的。也就是说, 人民币升值所面对的利益关系, 可能比我们表面所看到的要复杂, 同时, 要想通过这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来调整国内经济关系并非易事。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或应该解决的有两个大问题。一是这种人民币快速升值的方式会不会导致更多的国际热钱进入中国?答案应该说是肯定的。因为, 这种人民币小幅升值的方式, 一直在强化人民币升值的市场预期。而这种人民币升值市场预期正是目前国际热钱涌入中国最根本的原因。从已有数据来看, 尽管今年一季度中国进出口顺差增长压力有所减缓, 但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并没有减弱。2008年3月末,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6822亿美元, 同比增长39.94%。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 同比多增182亿美元。3月份外汇储备增加350亿美元, 同比少增97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 人民币小幅度快速升值导致了大量国际热钱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中国。

二是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达到4.3%。如果按照这种升值速度, 今年人民币升值要超过两位数。如果人民币升值在10%以上, 那么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有能力来消化这种人民币升值之压力吗?如果国内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没有这种能力, 那么其结果是什么呢?可以说, 人民币升值过快, 一定会导致大量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倒闭。目前, 这种情况在沿海一些地方正在发生。尽管这些出口企业倒闭并非仅是汇率因素, 但是人民币快速升值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则不可低估。因为, 当人民币快速升值使得这些企业没有能力来消化这种汇率升值的成本, 当大量出口企业倒闭时, 那么大量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当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出现时, 这些失业的农民工的聚集效应就容易由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

纺织出口:面对人民币升值篇6

在近日举办的第103届广交会上, 纺织展区客商的锐减成为了今年纺织出口形势的一个缩影。最近人民币加速升值给未来出口产品的定价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也加重了企业面临的出口压力。

屋漏偏逢连夜雨

绿色盎然的春意并未让众多纺织出口企业感受到生机。出口退税的大幅削减、配额制度的取消、上游成本的高企、从紧货币政策带来的资金压力已令这些出口企业疲态渐生, 而如今人民币汇率的“跑步前进”更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大有加速之势。以2005年7月21日汇改前人民币兑美元比价8.2765:1为基准, 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18%。而2008年以来短短的3个多月中, 人民币汇率升幅就达到了4.27%。人民币对美元“6时代”的到来, 对我国诸多附加价值偏低的纺织出口企业而言, 无疑是一个重大利空。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我国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削弱。2007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虽增长18.9%, 但已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增幅首次低于20%的年度。进入2008年, 这一颓势愈演愈烈。广州海关的数据显示, 2008年1至2月, 我国纺织服装出口164.4亿美元, 仅仅增长了5.7%。其中, 作为全国纺织服装出口最大的省份, 广东省纺织服装出口35.2亿美元, 同比减少了11.3%。导致出口增速急刹车的一大原因, 就是一批中小出口企业因难以适应环境的突变而游走在生死边缘。据统计, 2007年仅广东地区倒闭的企业就超过一万家。

一直以来, 廉价劳动力都是我国在世界贸易中依仗的“比较优势”, 并由此在沿海地区诞生了一大批规模偏小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由于科技含量较低、毛利空间狭小, 这些出口企业只能战战兢兢地走“薄利多销”的独木桥, 禁不起任何外界的风吹草动。据测算, 人民币每升值1%, 服装行业销售利润率会下降1%～4%, 而目前纺织行业整体的利润率平均仅保持在5%左右, 实力弱小的出口企业甚至低至2%左右。人民币的加速升值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蚕食着纺织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例如, 以纺织为主业的美欣达4月10日公告称, 预计2008年1～3月净利润亏损700～900万元, 业绩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速度的加快, 抑制了外销收入的增长。有行业分析显示, 如果人民币估值提速, 我国今年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小型纺织企业倒闭。

或许, 2008年将成为我国出口贸易企业重新洗牌的一年。众所周知, 廉价劳动力优势并不是出口企业一劳永逸的法宝, 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但是, 谁也不曾准确地预料到接二连三的各方面因素会在近期集中爆发, 并已悄然加速了这一行业的变革。当中小纺织出口企业纷纷察觉之时, 已然难有回天之力。

风雨飘摇难自拔

不可否认,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法则, 中小纺织出口企业自然也无法逃脱其间的规律。在人民币升值等不利因素的打压下, 削减规模、转产、倒闭成为许多企业的宿命。但是, 这样“顺其自然”的硬着陆不仅会令地方经济受损, 而且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面对出口困境, 纺织企业一般有两条解决途径:一是出口转内销;二是产业升级。但现实的困境是, 中小出口企业在转内销时往往缺乏品牌渠道支持, 很难在内销市场上站住脚。另外, 由于研发实力弱小并缺乏资金支持, 中小企业在产业升级上鲜有突破。

因此, 许多出口中小企业只能抱团取暖, 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 讨论怎样跑赢人民币升值。这些方法包括, 用欧元、澳元等非美元货币进行结算、与客户协商承担成本、交货期再定价等等。但是, 由于客户不配合等许多客观因素的阻挠, 这些方法往往难以在实际交易中奏效。一家绍兴纺织企业的负责人曾向媒体抱怨, 由于没坚持按签订合同时的汇率结算, 他去年底接到总价45万美元的订单, 还没等到3个月后交货就已缩水近7万元人民币。

企业在面临规模萎缩困境的时候, 一般会通过裁员来快速压缩成本开支, 以求自保, 由此引发了社会就业问题。中小型出口企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是农村闲散劳动力, 他们走出企业后重新回归农村的比例较低。大批出口企业减产或倒闭后, 必然会有大批缺乏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流向社会, 若没有相应部门和企业予以接纳, 那么将给社会治安带来较大的隐患。

事实上, 目前中国纺织出口产业的结构弊病已积重难返, 大量资源被分散地投入到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这样的产业结构在给中国赢得“世界制造基地”名头的同时, 也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严重浪费。从未来发展看, 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必然的趋势, 也符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战略。如今人民币升值只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而并非改变最终结果。从这个层面来讲, 企业应当积极地顺应时局的变革。但客观而言, 凭借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抵挡产业升级中的“阵痛”, 更难以自行实现凤凰涅磐。此时此刻, 行政扶持力量合理、适度的介入, 将有助于缓释各种负面矛盾的碰撞。

众人拾柴火焰高

令人欣慰的是, 有关部门已着手向中小企业投入支持。在它们普遍困惑的资金面紧张问题上, 银监会已发文号召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许多商业银行也公开表示, 今年计划的重点工作将是推进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 在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等方面给予小企业资金支持。

但对于纺织出口中小企业而言, 这样的金融扶持大有“远水难解近渴”的感觉。纺织出口是充分竞争的行业, 中小企业产品结构简单, 产品链较短, 难以通过平衡进出口业务比重来抵补汇兑损失。所以,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他们的盈利甚至生存产生了重大影响, 很可能一笔业务操作产生的汇兑损失就令其“倾家荡产”。它们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把控汇率变化的节奏、明晰政策导向、尽可能多地实现市场供求信息的对称。

因此, 目前纺织出口市场中介组织缺位的现状应当得到改观。这些组织的职能应包括:及时发布相关政策信息、全面剖析汇率走势、提供海外市场资讯、组织大订单团购业务、联系大型设备租赁业务等等。若这些中介职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那么中小纺织出口企业将可以借助中介机构的力量获得现在只有大企业才拥有的优势, 可以与其它企业联合起来共同介入到高端业务中去, 共同抵御各种风险, 适时转型并快速打通新的销售渠道。当然, 这样的中介组织靠市场的力量是难以快速、自发成形的。因为具有半公益性质, 中介组织在诞生之初需要政府的经费支持和机构培育。唯有如此, 中介组织才能广泛吸引社会上的专才, 并为纺织出口中小企业提供“贴身服务”。

此外, 对于由人民币加速升值影响纺织出口企业的效益, 继而引发社会就业的问题, 政府财政出手解决也是责无旁贷的。在纺织出口产业结构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失业问题, 从本质上讲暴露出的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缺失。据统计, 2007年我国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304.03亿元, 同比增收12543.83亿元, 增幅达32.4%。可见, 随着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国家财政已具备一定的实力, 并有能力逐步承担起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历史责任。只要社会保障体系完备, 社会也不会对失业问题如此恐慌了。

在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 纺织出口中小企业深陷困境。虽然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 但坐视由此引发的各种负面影响将会引发较大的社会成本。政府力量的介入则是缓解各种矛盾硬着陆的必然途径, 其作用不容小觑。

出口退税的大幅削减、配额制度的取消、上游成本的高企、从紧货币政策带来的资金压力已令这些出口企业疲态渐生, 而如今人民币汇率的“跑步前进”更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