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立法

地方经济立法（精选12篇）

地方经济立法 篇1

一、立法法与地方立法有关的修改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并把“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为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作为回应, 新修改的《立法法》在第一条增加了如下表述: “提高立法质量, 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科学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 在此意义上, 立法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地方立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承上启下”的要素, 不仅需要遵循科学立法的一般原则和程序, 还要充分结合地方实际, 考虑本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根据我国宪法和修改前的《立法法》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可见, 之前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为一定级别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修改后的《立法法》在第72 条将地方立法主体扩大至所有设区的市和自治州, 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市的数量由原来的49 个增加至284 个, 实现了“地方立法权的扩容”。

二、地方立法将产生的变化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主要包括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个方面。其权限范围看似狭窄, 实则囊括众多与居民切身相关的内容。如城乡建设与管理, 就涵盖了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政管理等。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地区发展出现了不少具有地域性的新情况、新问题, 需要因地制宜予以解决, 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制定相关立法, 让管理有法可依。具体来说, 在立法法修改背景下, 地方立法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生改变:

( 一) 为城市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城管”全称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是我国社会治理中颇具特色的机构。城市管理职能分散导致的效率低下和重复执法、越权执法等弊端, 使得“城管”应运而生。《行政处罚法》在第16 条规定: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 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一规定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城管”机制历经近20 年的发展, 伴随着诸多争议, 甚至成为了“暴力执法”的代言。主要原因在于立法层面对其规制不足, 法律法规并未赋予其有效的执法手段, 执法权限的划分、对执法的监督等不够明确。地方立法权下放后, 城管执法制度和环境将有很大改善。设区的市可以通过立法完善城市管理制度, 明确界定城管执法权限、明晰工作职责, 将城管执法工作标准化、规范化。除此之外, 城市交通、噪音污染、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也将获得立法的规范和治理。

( 二) 为农村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农村全面深化改革已初见成效,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改革措施需要法律依据保驾护航, 才能顺利推进。在当前形势下, 农村社会治理、城乡公共服务、集体土地管理、构建新型农业体系等方面都需要地方立法予以规范和完善。

地方立法权的下放, 将发挥设区的市、自治州在农村改革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按照深化改革的要求, 通过专门立法逐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土地流转、乡镇机构改革、农村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真正发挥地方立法改善民生的重要功能。

( 三) 加强环境保护立法

近年来, 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然而无论是限塑令的提出还是各类专项治理活动, 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归根结底是缺乏立法依据, 加之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尽相同, 亟需更加有针对性、地域性的地方立法。

新《立法法》对贯彻和落实《环境保护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地方人大在获得立法权后, 可以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 节约立法资源、提高立法效率, 对水源地开发与保护、非法捕捞、垃圾处理等突出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为管理和执法部门提供法律依据, 让环境保护更具执行性和可操作性。让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取代一阵风式执法, 让环境保护成为常态。

( 四)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立法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 截止至2015 年7 月5 日,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 项。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对历史文化进行保护也需要法律的支持, 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出台相关条例, 《立法法》的修改, 为地方立法进一步明确历史文化保护范围、执法权限、保护措施等具体举措提供了制度支撑。让各个地区保留其历史特色、文化特色和民族、民俗特色, 还居民一个丰富的历史记忆。

三、完善地方立法的思考

( 一) 科学配置地方立法权限

随着地方立法权的下放, 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数量大幅增加, 对地方立法权限进行科学划分和合理配置是保证地方科学、规范立法的前提。下放地方立法权不仅仅是扩大地方权力, 而且也伴随着对地方立法权力的规范和限制, 其初衷是为了更接近基层群众, 使地方立法更加体现民意, 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配置地方立法权限就是要建立地方立法标准化、规范化制度, 坚决杜绝政府部门利用地方立法谋权争利的现象, 保证地方立法的良性发展。[1]

( 二) 加强专业化立法队伍建设

各个设区的市发展情况不同, 立法水平分布不均衡, 有一些地区缺乏立法经验, 可能会影响立法质量。张德江委员长在201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提出: “进一步重视立法工作队伍建设, 要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务实高效、作风过硬、勤政廉洁的要求努力打造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专业素质高的立法工作人才队伍。”要建立专门的立法队伍, 保证地方立法的专业化, 根据地域特征实现地方立法服务地方的功能。[2]

( 三) 批准生效保证地方立法质量

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需要经过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实施, 这是保证地方立法质量的坚实基础。在审查时, 对于符合上位法律法规、法规内容适当合理的才予以批准生效; 对于违反上位法律法规、法规内容偏颇不公的地方性法规, 要坚决否决。

( 四) 拓宽公民参与立法途径

民众参与立法体现了立法的民主化, 有利于提高立法和政治决策的合理性, 在新《立法法》实施背景下, 公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如涉及法律案专业性及可行性评价的问题应当召开论证会, 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的法律案应当举行听证会, 法律案与行政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等。[3]

四、结论

《立法法》的修改为地方发展带来了福音,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为各地改革增添了一道安全阀。通过地方率先探索改革路径, 将激发出更多具有创新性的改革思路和举措, 也有利于成功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摘要：2015年3月15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做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下简称《立法法》) 的决定”, 对实行了15年的《立法法》进行了大范围修正。新《立法法》的出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 为我国立法体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在此背景下, 地方立法面临的工作格局也将产生重大变化。地方立法需要根据新的立法体制背景, 不断完善和创新, 作出积极应对。

关键词：立法法,地方立法权,地方性法规

参考文献

[1]朱力宇.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主要例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7) .

[2]汪全胜.立法效益研究-以当代中国立法为视角[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56) .

[3]陈菲.我国行政立法之“门”日益向公众敞开[J].政府法制, 2008 (23) .

地方经济立法 篇2

《泸州地方立法条例》(草案)共八章71条，主要内容包括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条例草案的起草、内容等。经泸州市人大官方网站公布，截至1月28日，共收集到修改意见19条。根据反馈的意见，经认真研究，市人大采纳了3条修改意见。以下《泸州地方立法条例》(草案)全文》由中国人才网为您提供，希望对您的写作有所帮助!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了规范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活动，提高立法质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规定，结合泸州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改、废止和报批地方性法规，对市人民政府规章的备案和审查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发挥人大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发挥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

第四条(原则)

地方立法应当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坚持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地方性法规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体现地方特色。

第五条(本市立法权限)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就下列事项，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

(一)城乡建设与管理;

(二)环境保护;

(三)历史文化保护等。

法律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法规与规章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

本条例第五条规定事项涉及下列内容的，由地方性法规规定：

(一)拟设定行政许可事项的;

(二)拟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市人民政府规章无权设定的行政处罚的;

(四)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其他重要权益的。

第七条(人代会与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

下列事项，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一)上位法规定应当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

(二)其他应当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本市特别重大事项。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本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地方性法规。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与该地方性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二章 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和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

第一节 立法规划与年度立法计划

第八条(立法规划、立法计划制定和编制主体)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统筹安排全市立法工作，提高立法的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改革需要，结合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在每届第一年度制定本届任期内的立法规划;根据立法规划，结合泸州市实际，在每年第一季度制定年度立法计划。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具体负责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工作，并按照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要求，督促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的落实。

第九条(立法项目建议)

制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时，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选题和立法项目建议。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办事工作机构，应当于每年的十月底以前，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下一年度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的立法项目建议。本市其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立法项目建议。

立法项目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包括下列内容：

(一)地方性法规案名称;

(二)立法依据;

(三)立法的必要性和目的;

(四)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采取的立法对策等内容。

第十条(立法规划、计划草案论证、评估、编制)

编制立法规划草案和年度立法计划草案，应当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汇集、研究征集的意见，进行科学论证评估。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研究讨论立法规划草案和年度立法计划草案，应当邀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有关部门和专家参加，发表意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应当会同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对立法项目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逐件组织开展论证评估：

(一)新制定地方性法规的;

(二)拟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的。

第十一条(立法规划、计划的通过、公布)

立法规划草案和年度立法计划草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通过后，印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向社会公布。

年度立法计划应当包含立法项目、提案人、起草主体等内容。

第十二条(立法规划、计划的变更程序)

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提出调整意见，报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三条(立法计划与省上的衔接)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年度立法计划应当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沟通，并在每年第一季度将年度立法计划以书面形式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四条(市政府立法规划、计划与市人大的衔接)

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计划应当在通过后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计划的地方性法规项目应当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相衔接，并在每年年底前以书面形式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节 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

第十五条(起草责任主体)

地方性法规草案由提案人负责组织起草。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的地方性法规案，其地方性法规草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办事工作机构负责起草。

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地方性法规案，其地方性法规草案由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负责起草或者组织起草。

市场经济大立法 篇3

18天诞生一部法律

2004年6月1日，对于我国两亿多儿童来说是一个欢乐的节日，而对于许许多多关心新闻、关注法律的人来说，这却称得上是一个“法律日”。因为就在这一天，我国有10部法律法规同时开始实施，它们分别是《港口经营管理规定》《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证券投资基金法》。

而仅仅时过15天，也就是6月15日，又有两部新的法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实施。前者规定进入保险行业的“最低资本金为2亿元人民币”。后者则明确了对合资寿险公司中外资股比的累计问题，规定设立合资寿险公司时，外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0%。

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或许还不能完全准确与深刻地理解这每一部新出台的法律法规的意义与作用，但是，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立法的快速节奏与磅礴气势。我们不妨倒过来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2004年2月1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等“银行三法”开始实施。

2004年1月1日，我国有110部新法律法规开始施行，其中国家级法律法规51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工伤保险条例》《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等多部法律法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也于这天开始实施，我国关税总水平将从11%下降到10.4%，超过原先预计的10.6%。同时实施的还有《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两个安排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部分，它促进了香港、澳门与内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大幅度提高。如此多的法律法规同时施行，在中国法制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2003年12月1日，我国有30余部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开始实施。其中国家级的法律法规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钢结构设计规范》等。

2003年11月1日，我国有20余部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开始实施。其中国家级的法律法规有：《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试行）》《中药材GA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等。

2003年10月1日，有60余部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开始实施。比较重要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婚姻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股票首次发行上市有关工作的通知》《边境贸易外汇管理办法》《专利申请号标准》《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办法》《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等。

2003年6月1日实施的新法规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价格监测规定》《关于银行外币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法律有新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新修订的《农业法》《草原法》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除此之外，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国家经贸委发布的《绿色饭店等级评定规定》、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外债管理暂行办法》。

在2002年里，我国先后有《安全生产法》《科普法》等6部新法律正式实施，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商标法实施条例》《反倾销条例》等近50项国家级的行政法规公布并施行……

从以上的回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铿锵步伐。中国的法库也因此而越来越丰厚，越来越扎实。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近几年里，每年都有800部以上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颁布实施，以此构建与完善了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国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有现在这样立法多，立法快，立法全。仅以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实施的法律为例，五届人大为60件，六届人大为63件，七届人大为86件，八届人大为116件，九届人大为74件，十届人大仅施政一年多，便已颁布了14件。从198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我国共立法400多部，平均每年20部。也就是说，近20年里，我国平均每18天就诞生一部法律。而与此相比较的是，从1949年至1978年，我国制定法律仅134部，平均每年不足5部。

经济立法进入快轨道

而如果我们逐一分析近20年来我国新颁布的法律与法规，我们便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新颁布的法律与法规，近半数是与经济有关的。统计分析1983年以来新制订颁布的400多部法律，其中的2/5属于经济方面的法律。而每年颁布的数百部行业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绝大多数是规范与维护经济秩序的。这些法律法规为企业依法经营、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

市场经济，不仅是竞争经济，而且同时还是法制经济。没有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的主体及其行为，加以行之有效的规范，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早在1474年，威尼斯王国就制定了《专利法》；1709年，英国颁布了《版权法》；1883年，世界上几百个国家共同缔结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但是中国直到1982年才颁布第一部《商标法》，1984年通过《专利法》，1990年通过《著作权法》。与发达国家比，我们的经济立法落后了两三百年。

经济立法，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位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即把立法工作特别是经济立法放在首位，立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已经在许多重要领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市场取向的法律，包括《对外贸易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预算法》《审计法》《劳动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企业法》《银行法》《破产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3年4月1日，在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当时的委员长乔石提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设想——力争在八届人大的5年任期内审议115部法律草案，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任期结束时，八届人大以颁布116部新法律超额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不仅是中国立法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立法史上的新纪录。

1993年，全国人大审议和通过了29部法律，成为有史以来立法最多的一年，其中直接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有11部，包括《税收征收管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以及《海商法》《农业法》《经济合同法》《公司法》《会计法》《科技进步法》等。

1994年，一系列适应与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包括《仲裁法》《审计法》《广告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19部。

1995年，审议通过了24部法律草案，大部分是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关的法律。如《票据法》《保险法》《电力法》《食品卫生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合同法》（修订）等。

1996年，审议通过了《乡镇企业法》《拍卖法》《律师法》《煤炭法》《环境噪声防治法》等22部法律。

1997年，通过了《合伙企业法》《国防法》《行政监察法》《建筑法》《节约能源法》《公路法》《价格法》等重要经济法律。

1998年，审议通过的法律有11部，包括《土地法》（修订）、《证券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森林法》《消防法》《高等教育法》《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决定》等。

九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虽然没有八届人大那样多，但其以经济为中心的特色更加明显。此届人大通过的法律，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便有四十多部。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按照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和中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立法机关及时完成了一批涉外经贸法律和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中国的“变法”努力受到世贸组织成员的一致好评。

这一部部法律，就如一艘艘护卫舰，护卫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船乘风破浪，驶向富裕美好的明天。经济领域的无序状态和经济活动的无奈现象在法律的规范下逐渐成为历史。

一位观察家由此发表评论：“中国的立法重点已经全面转向经济。”

此言不虚。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2002年10月，在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共审议通过法律249件，占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法律总数388件的64%，占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法律总数376件的66%，其中经济立法95件，约占同期立法的40%。

十届全国人大继续凸现经济立法的重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明确指出：“立法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把党中央的决策及时转变为国家意志，保障、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委员长的这番话，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本届人大立法的重点是经济。据介绍，为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十届人大把经济立法放在重要位置，将继续制定和完善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律。同时，还要制定和完善振兴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规范政府行为、保护环境资源、保护知识产权等法律。

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市场经济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统一的，而不是分割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竞争的，而不是垄断的；有序的，而不是混乱的，这样才能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才能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才能使经济保持活力和效率。

经济立法，不仅规范和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唤醒了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不靠“清官”靠法官，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用法律保护自己，规范自己，发展自己，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思维转折。

党的十六大确定，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据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制订了经济立法规划。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旧法律将陆续进行修改，一批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新法律则将逐步诞生。

据悉，中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需要制定的法律非常多。在货物贸易领域，需要制定《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等；在服务贸易领域，需要制定《外汇管理法》《金融机构退出法》《存款保险法》《信托业管理法》《旅游法》等；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需要制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等。

有专家则预测，在未来几年内，中国还将修改《公司法》以规范市场主体；修改《证券法》以规范金融秩序、规避金融风险；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规范市场秩序。

无论是新法律的制订还是对旧法律进行修改，都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以及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

比如，《公司法》的许多内容已难以适应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公司发展的要求，如对于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公司财产性质、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者的报酬、公司高管人员的持股限制等，都需根据当前公司改革的情况进行必要修改，将改革的最新成果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

有专家认为，出台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证券法》，有些内容定得偏严，加之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也出现了新情况和问题，如指数期货交易问题、证券与其他业务的分业经营限制问题、场外交易与柜台交易问题、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证券民事赔偿问题等，迫切需要予以修改完善。

经过整顿规范，中国期货市场已步入正常发展阶段，目前监管部门正在研究推出新的投资品种等，以此推动期货市场的发展。有关人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激活一度中断的《期货交易法》起草工作，争取适时出台。

据报道，十届人大将在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改善宏观调控、加强社会保障、发展基础产业和特殊行业、完善涉外立法等六个方面加快立法进度。毫无疑问，如果立法计划逐一得到实施，中国有关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框架。一个以法律为主干，各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相配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将基本形成。

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研究 篇4

(一) 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立法

一般认为, 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利用效果, 进行废物循环, 使废物重新利用的一种经济模式。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 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在物质不断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中, 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核心是“3R”原则, 即减量化 (Reduce) 、再使用 (Reuse) 、再循环 (Recycle) , 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过程, 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

循环经济立法是将循环经济纳入法制轨道, 建立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通过法律规范调节来找到环境、资源与发展之间的契合点, 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立法的强制、引导和促进作用, 能够正确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规范循环经济各责任主体的行为, 有效化解经济建设中资源、环境制约的难题。

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是指约束和激励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立法形式是辽宁省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辽宁省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其法律规范的特征是,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在其立法权限范围内, 制定的执行性和补充性规范。其依据是:第一, 制定执行性规范的法律依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 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 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二) 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第二, 关于制定补充性规范的法律依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 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二) 辽宁省循环经济立法的迫切性

辽宁省对循环经济的认识较早, 2002年辽宁省率先在全国开展循环经济试点, 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省份, 经过努力, 创建了“3+1”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取得了初步成效。“3+1”模式, 即大、中、小循环和资源再生产业。所谓的大循环, 是在整个城市和社会层面, 围绕城市中水回用和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建设城市资源循环型社会;中循环, 是在企业群落的区域层面, 运用工业生态学和循环经济理念, 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小循环, 是在单个企业层面, 大力推进清洁生产, 建设循环经济示范企业;资源再生产业, 是结合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产业,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2005年, 经国务院同意, 又被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确定为全国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省。辽宁的循环经济工作已从试点阶段转向全面推进阶段。

辽宁省经济的发展要求辽宁循环经济立法及时跟上。“十二五”期间, 辽宁仍将大力促进中部重化工业产业群、沿海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发展, 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带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将在“十二五”期间迅速发展, 环境承载力面临新的考验,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压力更大。而在立法上, 辽宁的循环经济地方立法仍很薄弱。虽然2005年就提出《辽宁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讨论稿, 被省人大列为2005年度立法论证项目, 但至今未出台。

二、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状况

(一) 立法归纳

经过多年的努力, 相继出台一系列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辽宁省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可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 关于循环经济的综合性地方立法, 即对各项立法有统率性的立法, 有《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促进条例》;第二, 关于循环经济的专项地方立法, 即地方立法对某个特别法律事项进行的特别规定, 有《辽宁省新产品开发管理办法》《辽宁省绿色食品管理办法》《辽宁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管理规定》《辽宁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办法》《辽宁省医疗废物管理实施办法》《辽宁省畜禽产品药物残留管理办法》《辽宁省节约能源条例》《辽宁省节能监察办法》《辽宁省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条例》《辽宁省工业企业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及验收办法》《辽宁省农药管理实施办法》;第三, 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资源与环保地方立法, 有《辽宁省水污染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规定》《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辽宁省辽河保护区条例》《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办法》《辽宁省湿地保护条例》《辽宁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辽宁省海洋环境保护办法》;等等。

辽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充分发挥地方立法主体的权能;第二, 在立法形式上, 主要是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第三, 立法数量上, 年年出新规;第四, 在立法内容上,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 不断修改完善。

(二) 立法的局限性

1. 对一些国家层面的循环经济法律缺乏相关配套规程;有些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之间存在不协调因素;还有众多领域亟待立法补充。

2. 缺乏综合层次上的循环经济立法, 如主要工业废弃物、废旧家电、废旧汽车及其配件等大宗废物的专业性循环利用的法律问题, 现行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 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解决机制。

3. 在单个企业层次上的循环经济法律规制方面, 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专项法规, 如关于废弃条件的设置、强制回收和回用名录的建立、回收率和回用率的确定、系统化和可操作化、工艺标准及技术性规范的设立等法律问题。特别是对企业违反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理的力度还不够, 还不能对企业的行为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由此导致一些企业宁愿支付罚款也不愿意在循环经济方面进行投入。

4. 发展循环经济的刚性约束和激励机制还不健全, 支撑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土地、价格、金融、奖励、处罚等法规规章还不完善、不配套, 影响到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

三、西方国家的成果借鉴

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资源的短缺和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外的成果经验证明了循环经济立法的重要性。循环经济的发展与法制形成了良性互动。立法在循环经济的实践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日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一) 立法体系的完备与优化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 其立法层次分明, 体系完备。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共三个层次:法律、条例和指南。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可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一部基本法, 第二层面是综合性的两部法律, 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专项法。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 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这也保证日本成为了资源循环利用率最高的国家。

(二) 立法内容的全面

以主体责任制度为例, 各国都有较全面的规定, 以达到对于责任主体的约束目的。第一, 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规定了生产者、使用者的责任, 涉及生产、消费和处置的各个环节, 实现了几乎对所有产品的全过程控制, 真正体现了循环经济闭循环的理念。第二, 以欧盟为中心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表现为延伸生产者的责任。延伸生产者的责任制度是指产品使用废弃后的管理责任, 从政府和一般纳税人转向生产者, 从而使原有的生产者的责任向产品生产过程的上游和下游延伸, 即生产者负担其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控制的主要责任, 包括行动责任、经济责任、信息责任、赔偿责任等。第三, 美国提出“延伸产品责任”的概念, 认为控制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环境影响的责任应当由消费者、零售商、地方政府、制造商等产业链上的所有成员分担, 而不应当单独强加给生产者。

(三) 激励机制的健全

各国循环经济立法都能做到将责任约束与鼓励机制相结合。关于激励机制, 又称经济机制。从美国1970年通过对《清洁空气法》的修正开始, 世界上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重视环境保护的成本和效益的计算, 努力寻求成本更低、更有效的环境经济法律规制手段。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在环境立法中拟定经济手段, 包括环境税收、收费、低息贷款、保险手段、补助金、押金、加速折旧、排污许可及排污交易等。

四、辽宁省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的完善

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应充分发挥立法职能。

(一) 制定执行性规范, 充实我国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辽宁省应制定地方法规、规章层面的执行性规范, 对《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细化, 如制定《辽宁省清洁生产促进法实施细则》和《辽宁省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细则》等;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商务部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专项中央立法, 辽宁省政府根据辽宁循环经济的发展特点, 进行本地化, 使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二) 制定补充性规范, 弥补地方专项立法不足

利用地方立法的权限, 根据辽宁的实际需要, 制定辽宁省城市垃圾处理、家用电器回收、报废汽车利用、容器包装循环、绿色采购、建筑及材料回收等条例, 与现有的节约能源、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地方立法, 共同构成地方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从而解决辽宁省循环经济专项问题无法可依的状况, 实行从产品的原材料到制造、运输销售和废弃的环境控制, 实现全过程管理。

(三) 健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

随着辽宁循环经济的发展, 应逐步完善以下八条法律制度。

1. 主体责任制度。

环境资源的共同性决定了所有主体都应参与对其保护。循环经济的特点, 一是参与主体广泛, 二是所有参与者都负有义务和责任。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分担积极助长义务, 各自承担角色责任。主体的身份、职能、优势不同, 承担循环经济促进责任的内容就不同。从主体角度看, 循环经济促进法律主体, 不仅包括生产者、销售者、回收利用者等, 还包括国家和消费者。

(1) 政府的循环经济促进责任。政府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要有:第一, 运用直接管制和间接诱导措施, 确保企业、国民履行循环经济的促进义务。第二, 直接履行废物管理者责任。第三, 履行作为环境资源、产品的消费者的责任。

(2) 企业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生产者责任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 采用无毒、易降解、能耗少、耐用、便于回收和再生利用的环境友好产品设计, 减少不必要的包装。第二, 采用清洁能源, 采用资源和能源消耗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设备, 对生产过程的废料、余热等综合利用或提供给其他企业利用。第三, 回收利用消费者使用后废弃的产品。第四, 提供关于产品成分、耐用性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各阶段环境影响的信息。

(3) 消费者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和处置方式对资源节约、回收、循环利用具有决定性影响。消费者选择决定着生产的方向、规模和程度。消费者可以通过“绿色购买”影响市场竞争, 从而间接影响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责任的具体内容是:第一, 消费者可以通过消费付费为产品的环境影响增大承担经济责任。第二, 消费者有义务协助生产者收集、分类、循环利用废物, 遵守相关集中收集、处理的法律规定。第三, 可持续消费。

2. 循环经济规划制度。

循环经济规划制度的内容包括:第一, 规定规划编制的主体、原则、程序。第二, 明确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第三, 确定单位GDP的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指标, 使之成为有约束力的各级政府绩效考核要求。应将2002年辽宁省政府制定的《辽宁省发展循环经济试点方案》 (辽政发[2002]37号) 中, 对辽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的安排和部署, 进行法制化。

3. 鼓励、限制、禁止名录制度。

名录制度既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 又是政府扶持、限制市场准入的依据, 还是建立市场准入、淘汰落后工艺和产品的法律保障。循环经济法可以对名录的主体、程序及名录的法律效力等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

4. 循环经济标识制度。

循环经济标识包括产品的能效、再生产品、节能建筑等标识和节能、节材、节水及环保标识等。政府建立循环节能标识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循环经济标识认证和推广, 鼓励和支持企业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5. 循环经济指标的评价考核制度。

循环经济指标是评判一定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质量的主要依据。政府要明确各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和污染排放标准, 以及节能、节水、节材和再生产品标准要求。

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循环经济的指标体系, 对企业、工业园等发展循环经济的状况进行评价与考核, 制定相应的处罚和奖励措施, 并将评价与考核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以科学的指标体系为依据建立循环经济评价与考核制度, 有助于解决过去以GDP为基本指标作为考核地方领导政绩主要标准的弊端。

6. 重点企业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定额管理制度。

各级政府对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材、建筑等行业年综合能耗、物耗或者废物产生总量超过国家要求的重点企业, 实行循环经济定额管理制度。重点企业必须对定额指标的实现情况进行审核和报告, 要限期达到资源节约定额指标要求, 对不能达标的重点企业应当责令其停产或转产。

7. 信息公开制度。

循环经济信息的公开制度, 是为了企业和公众及时了解废物的产生、社会的需求等情况, 这一方面便于公众对企业违法排污的情况进行监督, 另一方面又为公众合理利用废旧资源提供便利条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技术政策和措施, 将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公共信息通过法定渠道及时发布, 对于高污染企业, 应强制要求其公开相关信息。

8. 循环经济的激励制度。

立法上要注意约束和激励机制的结合, 二者互补。政府要采取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刺激措施。经济奖励政策主要包括循环经济的专项资金、税收优惠、国家投资倾斜、押金返还、政府绿色采购、表彰奖励等内容。

摘要：辽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循环经济的支撑和保障。本文剖析了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现状, 在借鉴国外循环经济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分别从立法体系、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角度, 提出了充实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弥补地方专项立法不足、健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等立法建议。

地方区域立法现状分析思考 篇5

强区域立法。区域立法并不要求突破现行的立法体制，且涵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本文仅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制定政府规章的视角，研究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区域立法，以便在现有的立法体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省政府

在地方立法上的积极作用，达到改善地方区域法制环境之目的，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发展。

一、关于地方区域立法的含义

关于什么是地方区域立法，目前学界并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孙长文、张希振、梁永强在《论地方区域立法》一文对地方区域立法是这样论述的“本文所称地方区域立法，是指省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包括修改、补充、废止）和批准该行政区域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王泽云、石晓在《关于“区域立法”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对地方区域立法是这样论述的：“所谓区域立法，是指省一级人大常委会针对某一方面的特殊需要，制定颁布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的某一特定区域施行的立法活动。”

笔者认为，地方区域立法是地方一般立法中的一种立法形式。地方一般立法的立法主体既有权力机关也有行政机关，简单的把地方区域立法的立法主体界定在权力机关是不全面的。因此，本文探讨的地方区域立法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地方区域立法主体的法定性。是指地方区域立法的立法主体都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有立法权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二是区域立法主体的特定性。是指在有立法权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中，本文只探讨一般省级权力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制定政府规章的活动。对于自治区立法以及特别行政区立法，以及中央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立法本文不探讨。

三是区域立法适用范围的特定性。地方一般立法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是依立法机关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为基础，往往覆盖立法机关管辖的整个行政区域的全部，调整的内容也是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普遍的、共性的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或者经济关系。而区域立法则不同，其法律文件只是在立法机关管辖的行政区域内某一特定区域生效。这个区域不是泛指而是特定和唯一的，如《山东省南四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南四湖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其他流域的水污染防治适用于其他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适用该地方性法规。

四是调整内容特殊性和针对性。由于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既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个性。对共性问题，立法机关可以制定在其管辖的行政区域内普遍适用的法律性文件。对于个性问题，立法机关可以针对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就该特定区域内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或者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

五是地方区域立法先行实验性。地方区域立法具有先行实验性的作用。在当前社会急速转型的新形式下，新问题和新事物层出不穷。许多经济和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片面要求立法时一步到位，是不实际的。因此，对于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对全部行政区域立法的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地方区域立法的方式，在某一特定的区域试行，经过实践取得经验后，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再扩大到其他区域或者全部行政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区域立法更能体现立法试验田的作用。

纵上所述，本文讨论的地方区域立法，是指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省政府针对本行政区域内某一特定地区的某一方面特殊需要，按照立法程序制定法律规范性文件，并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某一特定区域施行的立法活动。

二、地方区域立法的现状分析

为了研究地方区域立法现状，笔者查阅了山东省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从查阅的情况看，目前地方区域立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数量看，区域立法数量较少，只约占已出台的山东省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总数的1.3％。正因为区域立法的数量较少，所以人们往往不重视区域立法的特殊性的研究。

外企商会vs地方立法 篇6

这类立法在当时为什么会被反对？又是谁在反对？《中国季刊》2016年春季卷刊发了题为《外企商会对中国立法的影响》一文，作者许少英（Elaine Sio-ieng Hui）和陈敬慈（Chris King-chi Chan）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走访了商会、大使馆、领事馆和各国的政府机构，试图解释不同的海外商会对这两部立法持有的不同态度。他们认为，以往的研究集中于企业个体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外企背后的结社性力量，然而不同的结社性力量在结构上并非是均衡的，这种也就导致了它们在面对这些立法时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

作者以霍尔和索斯克斯（Hall and Soskice） “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一方面不同的海外商会在全球生产链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另一方面其母国的产业关系模式也不相同，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何只有一部分海外企业协会强烈反对这两部立法。其中欧洲和东亚企业商会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欧洲在华企业大多从事服务业和高附加值活动，集体谈判对这些企业的影响较小，同时欧洲国家长期有着工资集体谈判的传统，中国欧盟商会等欧洲企业协会就少有反对这两部立法。而东亚的跨国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母国又没有工资集体谈判的先例，故其对两部立法持有最为强烈的反对态度。同时，两位作者还谈到中国法律的地缘政治对部分外企协会态度的影响。《深圳市集体协商条例》和《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仅仅是两部地方性立法，其实施范围分别限于深圳市和广东省。东亚的跨国企业恰恰高度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受立法影响最大，因此其海外商会就千方百计地寻求各种手段，以阻止立法，而成员企业大多位于中国中北部地区的中国美国商会对此就无动于衷。

生态补偿地方立法研究 篇7

一、生态补偿的必要性

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深受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无价”、“低价”观念的影响,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与利用, 向生态系统索取了过量的资源和能量, 但是又没有主动采取有效措施补偿, 恢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因此造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 引起许多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生态补偿是中国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有效形式。它通过鼓励生态建设者对生态系统加以维护, 使其最大限度地恢复到被污染、被破坏前的功能, 而且对生态环境进行建设、培育, 加大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 增强其生态价值;同时通过提高生态破坏者的行为成本, 促使其减少或放弃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行为, 间接实现对生态系统的保护。由于长期以来对使用行为缺少经济制约, 生态建设者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补偿, 若不能从法律层面上确立生态补偿制度, 清楚界定生态建设者与受益人、生态破坏者与受害人等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势必会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当前中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这背后有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深层面制度原因。在这一问题上, 政府不是干预太多了, 而是干预太少了, 不是政府越位而是远没有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 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 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十八大报告专门将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 特别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 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二、生态补偿立法现状

对生态补偿制度法制化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环境资源保护、防治污染这一基本国策, 并为生态补偿提供了宪法基石。《宪法》作为最高位阶的法律, 其有关规定, 对生态补偿及生态法律制度各种规范的适用和解释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中国的《环境保护法》, 也是生态补偿制度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作为生态保护的基本法, 主要内容是关于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 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规定过于粗略, 不够具体, 实践中难以起到综合调整的作用, 可见中国生态领域综合性法律、法规的立法目前仍十分薄弱。

中国还有单行生态环境立法, 即专门针对某种环境要素或对特定的环境社会关系所进行调整的立法。它是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的具体化, 数量相当多, 在整个环境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 民法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主要表现为:在民法体系上建立环境权, 并赋之与人身权、财产权同等的地位;将无过错责任作为环境侵害的归责原则加以确认;在环境侵害案中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解决环境侵害因果关系判定难题;在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中适用共同危险责任;对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时效加以修正, 以保障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在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上同时适用赔偿损害、排除侵害多种方式等。

刑法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主要表现为:增设危害环境罪;重构犯罪因果关系;确认法人犯罪;规定对环境侵害的刑事责任等。

近年来, 中国的有关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但是, 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还不能完全适应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为法律体系不健全。《宪法》中没有规定生态补偿制度, 《环境保护法》是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 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背景, 它更偏重于对污染的防治, 只规定了对排污者的排污行为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进行收费, 却没有将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应当予以补偿的情形纳入规定, 没有从根本上全面发挥生态补偿的作用。目前有关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各种单行法中, 中国尚未对生态补偿进行统一立法。尽管在单行法律法规中体现了生态补偿的理念, 但由于《宪法》和《环境保护法》中缺乏对生态补偿明确的规定, 使得生态补偿缺乏一个自上而下效力等级的法律体系, 不利于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从立法现状可以看出, 每个单行法只涉及某一个或某一类生态要素的生态补偿问题, 对生态补偿的规定缺乏统一性、完整性。例如, 水利部门主管流域治理和水土保持方面的生态补偿工作;国土部门通过对土地、矿产资源管理实现对生态环境的补偿;环保部门主要制定生态补偿政策;农业部门管理草原、农业方面的生态补偿工作;林业部门主要管理森林生态补偿。不同生态要素生态补偿的规定由不同的管理部门制定, 这种方式容易造成立法只体现本部门的利益, 部门间利益冲突而依靠自身无法协调的情况。同时也缺乏时间上的相对稳定性, 很难确保受偿者的权利得以实现, 补偿者的义务得以履行。

三、生态补偿地方立法的必要性

首先, 各地自然环境较大的差异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步骤有所不同, 国家目前不能完全采用统一立法的方式对各地具体的生态保护进行全面规范。国家制定的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生态补偿法只能从宏观和普遍意义上最大可能地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依据。非常具体的生态补偿工作需要地方结合本地的客观环境条件进行立法。因此, 各省、市、自治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生态补偿地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 中国各大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 突出的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实践证明, 现代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既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依靠。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加之环境保护强调结合实际运用科学性、技术性、综合性较强的综合措施。这些也为地方生态补偿立法提供了广泛的立法资源和立法空间。

再次, 几十年以来, 中国的生态补偿立法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和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环境保护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一些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还不能排到立法的议事日程;有些环境问题在特定地区是迫切需要立法解决的问题, 但其在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性;有些环境问题虽然在全国有普遍性, 但在解决的方式上却对立法的需求程度不同;有些在全国多数区域效果优异的环境保护政策或管理制度要上升为在全国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尚需求一定的过程。

上述原因为地方生态补偿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并形成了地方生态补偿立法产生和得以发展的原因。

四、生态补偿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

生态补偿地方立法应坚持以下原则:

1. 依法立法原则。

作为下位法的生态补偿地方立法必须符合国家宪法、法律的要求, 必须服从国家相关立法的基本原则, 并在其指导下制定地方法。一方面, 通过地方立法填补国家法律、法规的立法空白, 制定解决区域性特殊环境问题为目标的立法;另一方面, 通过地方立法的实施更好地解决生态补偿中的具有地域性的特殊问题。

2. 自主立法原则。

地方立法机关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应当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机关的主动性、积极性。地方立法机关可以在自己的立法权限范围内按照当地生态补偿的需要和环境保护规划的安排, 自主决定生态补偿地方立法工作。中国各地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 因此, 地方立法必须依据当地环境污染和资源利用的现状。因为各地在自然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有的地区主要表现为严重的水污染、有的表现为大气污染、有的存在放射性污染, 而有的地方可能在上述几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所以在立法时要有针对性。

3. 超前立法原则。

生态补偿受制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不同的发展水平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和规范。超前性是相对于国家整体立法而言的。生态补偿地方立法以国家立法为基本依据, 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 在立法中适当地超前立法。

4. 灵活立法原则。

地方立法的灵活性是相对于国家立法的原则性而言的。国家生态补偿立法一方面必须考虑全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的共同需要, 另一方面必须要考虑全国生态补偿中所采取的技术手段的整体水平。因此必然导致国家生态补偿立法相对比较原则, 法律制定、修改的时间也相对漫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水平是地方立法的客观基础, 地方立法机关应当充分运用废、改、立的手段, 灵活地把握当地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的需要和生态补偿的实际情况, 通过灵活的地方立法为国家更好地进行国家立法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也为当地提供更为适时的法律规范。

摘要：生态补偿是中国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有效形式。国家目前不能完全采用统一立法的方式对各地具体的生态保护进行全面规范, 因此, 制定生态补偿地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生态补偿,立法现状,地方立法

参考文献

[1]常纪文.环境法前沿问题—历史梳理与发展探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2]李爱年.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3]马存利, 陈海宏.区域生态补偿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3) .

河北拟立法发展循环经济 篇8

在流通和消费领域循环经济方面,《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对商品过度包装等问题进行了规范,提出设计、生产、使用商品包装,应当优先选择使用易回收、易拆解、易降解、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材料,简化包装结构,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量和包装废物的生产量。禁止违反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要求对产品进行过度包装。

在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方面,《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等部门制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合理布局全省范围内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收集处置企业。鼓励通过以旧换新、押金等方式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鼓励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参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和资源化利用。

此外,《条例(草案)》二次审议鼓励节能灯和电池的生产者使用无毒无害原料生产节能灯、电池;生产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废旧节能灯、电池进行回收;销售者应当在其销售场所设置废旧节能灯、电池的回收容器。违反条例规定,节能灯、电池的生产销售者拒绝回收废旧节能灯、废旧电池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3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罚款。

地方经济立法 篇9

一、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是沈抚新城建设实际管理工作的需要。

沈抚新城建设主要是沈抚同城化, 同城化一般是指一个城市与一个或几个城市因地域相邻,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客观上存在着能够逐步融为一体的发展条件, 通过城市间的相互融合, 使城市间在发展、建设和管理上形成高度协调和统一的区域功能, 使市民弱化属地意识, 共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发展成果。同城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是区域城市间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 比一体化更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 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可强化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沈抚新城建设是属于政府推动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两市同城化合作中政府行为符合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但是, 目前沈抚新城建设, 沈阳市和抚顺市的合作还是一种松散的合作方式, 虽有一个跨区域的统一管理和协调机构, 仅仅通过一个较为松散的协调机构的会议形式, 这样很难及时解决两城市同城化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 目前还没有约束沈抚新城两市合作的法律文件, 两市达成的各种共识或协议总体上说还属于宣言性质的文本, 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内容以及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 而且缺乏违约责任条款。虽然有省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协调, 但毕竟两市只能在各自的行政区划内行使其权利, 而沈抚新城建设是涉及沈抚两市的行政区。因此, 应当通过沈抚两市的联合立法建立法律协调机制完善两市合作的法律框架体系, 使这种松散的合作通过法制协调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 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执行和监督机制, 使两市各方的行为完全符合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3. 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可统一执法和司法标准, 实现执法和司法公正, 避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

目前, 随着沈抚新城建设以及沈阳经济区市场经济的发展, 同城化区域内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需要建立长期性、规范化的法制协调机制, 互相配合协调, 统一执法标准, 共同维护沈抚新城地区的市场秩序。在司法领域, 由于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沈抚新城地区各级司法机关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制协调机制, 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 从制约司法公正和司法统一的关键部分入手, 统一立案标准和审判标准, 加强司法协助和执行合作, 实现区域内的司法公平和公正, 为沈抚新城及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提供法制保障。地方保护是阻碍沈抚新城的推进以及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极大障碍, 是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的必然产物, 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需要中央政府的推动和现行宪政体制的相应变动, 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因此, 沈阳和抚顺之间必须通过有效的地方联合立法, 建立法制协调机制消除两市之间的政策与法律壁垒, 实现两市法制环境的无差异性, 将地方保护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减小到最低, 从而推动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加速沈抚新城的建设速度。

二、沈抚新城建设中联合立法的重点

沈抚新城建设中两市的联合立法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而现时特别是沈抚新城建设又急需规范统一的法制来协调和保证, 两市地方联合立法在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必须有针对性、具有可操作性, 以推动沈抚新城建设的发展。

由于沈抚新城是在同一省行政区划领域基础之上进行的, 虽都隶属辽宁省但两市还是有各自的利益, 为了避免地方利益保护对沈抚新城的共同利益产生消极影响, 需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执行的法律文件, 来约束和规范沈抚两市各方的行为, 实现在沈抚新城的区域内的统一协调和管理。为此需要两个层面的地方性法规文件, 第一个层面是对沈抚两市同城化合作关系和合作框架予以确认和规范的基础性法律文件;第二个层面是针对具体两市同城化合作领域和合作事项的可操作的专门性法律文件。

建立有利于沈抚新城发展和管理的法规体系, 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的局面。建议在国务院、省人大和省政府的统一协调下, 沈阳抚顺两市联合制定《沈阳抚顺沈抚新城开发条例》或者《沈阳抚顺同城化合作条例》, 以便通过区域的共同利益法和执法来规范沈抚新城进程, 同时依法保障沈抚新城进程中的社会稳定, 是沈抚新城成为我国和沈阳经济区区域政策法制一体化的试验区。

在同城化建设地区, 为保证公平竞争, 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 因此制定市场规制的地方立法, 显得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保障各类市场主体, 充分发挥其经营活力的前提下, 防止不正当的手段给竞争对手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方面的法律规则主要体现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反垄断地方立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地方立法和产品质量地方立法方面。在这些方面两市联合立法可以大有作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化, 财政、税收、金融、对外贸易领域的宏观调控也成为地方立法的重要方面。随着同城化的推进和发展, 同城化新城地区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更加注重财政、税收及金融领域的立法, 充分发挥财政、税收及金融的宏观调控的职能, 对加快同城化的经济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关对外贸易的地方立法, 为保证进出口商品质量, 维护进出口贸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 根据本地实际可以考虑制定三个方面:第一, 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地方立法。第二, 进口商品管理的地方立法。第三, 出口商品管理的地方立法。

关于沈抚新城行政管理的地方立法。新城实际上是沈抚两市地域的结合部, 如何搞好新城行政管理立法, 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 是顺利推进沈抚新城的关键所在, 同时对整个同城化也有示范作用。也是发展本地经济、维护地方治安、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立法;第二是流动人口管理的立法;三是新城城市管理的立法。

关于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地方立法。在沈抚新城的过程中, 更应注意环境保护的地方立法。我国环境保护的形势非常严峻, 沈抚新城地处浑河上游, 更应重视环境保护。特别是在沈抚新城的过程中明确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的监管部门是非常重要的。在环境保护立法中, 要强调地方环境和自然环境保护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体现地方特色;要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和特殊情况制定环境和资源自然保护的立法。沈抚新城的社会保障的地方立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失业保险的地方立法。第二, 医疗保险改革的地方立法。第三, 养老保险改革的地方立法。第四, 有关社会福利的地方立法。其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福利的地方立法、残疾人福利的地方立法;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地方立法;还有社会救助方面的地方立法, 这里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的地方立法。

三、沈抚新城建设中联合立法的操作问题

1. 沈阳抚顺两市地方联合立法的协调。

沈阳抚顺两市联合立法, 在我国现有的立法体制和框架下,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协调, 在这里作者谈谈自己的看法。一般讲, 地方性法规制定的主体是法定的, 即地方立法主体只能是一个, 而不能是两个以上。沈抚两市的联合立法, 立法主体却必须是两个即沈阳市、抚顺市, 原因就在于沈抚新城建设横跨两市的行政区。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只能在其行政区域内有效, 由于沈抚新城横跨沈抚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那么, 由沈抚两市同时同步制定同一部地方性法规, 即可解决沈抚新城建设中的问题。由于是两个市对其地域连接带进行立法, 不统一是不可避免的, 在现行体制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其进行有效协调使其保持统一。由谁来进行协调, 如何进行协调, 是做好两市地方联合立法的关键所在。从效率上看, 沈抚两市政府主持协调更为合适。

2. 建立公共信息公开制度。

沈抚新城和沈阳经济区一体化的实现, 需要沈阳和抚顺各个地区之间在公共信息上的公开和共享, 尤其是法律、政策和决策信息。公共信息公开制度是沈抚新城中重要的制度安排, 可以使区域间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增加沈抚合作中的可预测性,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不畅而导致的协调风险。因此, 在沈抚新城进程中, 需要建立公共信息公开制度, 两市要通过网络、传媒、信息发布会和其他各种渠道定期地、规范地、详尽地公开本地区的公共信息, 在沈抚新城地域采取有效形式公开公共信息。目前, 可以先建立沈阳市、抚顺市同城化公共信息公开制度。

3. 尽快组成同城化地方立法咨询机构和研究机构。

宁夏将研讨再生资源地方立法 篇1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目前宁夏经济还未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循环”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再生资源进行地方立法,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还将推动宁夏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安排,财政经济委员会将在2016年上半年开始组织法规草案调研论证和法规草案草拟工作。按照立法内容框架构想,对再生资源立法后,将明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规划和市场准入制度,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将被禁止从事废旧物资的回收业务,废弃物回收将实行付费制度。

循环经济立法的法经济学思考 篇11

[关键词]循环经济；立法；成本——效益

发展循环经济，创建节约型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循环经济的实施，只有在统一的社会规范和协调的法律体系下，才能把资源节约、经济质量、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保证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支持。

一、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背景分析

（一）循环经济的立法背景

所谓循环经济，是指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物质闭环流动性经济的简称。在法治社会，循环经济的推行和实现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和政策的支持，发展循环经济也需要法律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随着发展循环经济实践的推进，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也有必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落实。

（二）循环经济的立法状况

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均对污染预防作了相应规定。2007年8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循环经济法（草案）》首次提交审议。这部从2005年7月启动立法程序，历时两年多充分调研、认真讨论和反复研究论证才成型的法律草案，以建立基本管理制度为核心，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做出了相关制度安排，成为我国循环经济立法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二、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成本——效益”考量

（一）我国立法的非经济性

传统的法律观念注重的是秩序、公平、正义、自由、安全等法的基本价值。我国法学界对循环经济立法研究缺少成本、效益的比较和研究。由于缺乏对立法问题成本和效益严谨科学的分析，立法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也增加了许多无效的或者无意义的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导致严重的权利滥用和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出现对法律和政府的信任危机，这就是立法的非经济性。

（二）经济学领域的成本——效益分析是通过比较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经济决策方法，将成本费用分析法运用于政府部門的计划决策之中，以寻求在投资决策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循环经济立法的成本分析

循环经济立法既要考虑立法过程的成本，也要考虑该项立法在实施过程中的成本，还要考虑立法过程中的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并与可能获得的效益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

1.立法成本

循环经济法的立法成本是指循环经济法立法过程中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直接成本主要有：（1）为循环经济法立法者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即循环经济法立法者的工资、福利、办公用品以及维持其进行立法活动所必须的其他费用；（2）为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所支出的全部费用；（3）法律文本的费用。间接成本主要有：（1）为预备该法的实施所支付的全部费用；（2）为宣传、解释法律观点而支付的全部费用；（3）法律教育费用；（4）法律传播费用。通过上述对循环经济立法成本的构成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直接成本是制定循环经济法的必要成本，属于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的“不变成本”，即使循环经济法的效益为零，其必要成本仍然必不可少。而间接成本的支出并不是制定循环经济法必要的费用，它属于循环经济立法的非必要成本，是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的“可变成本”。我们要降低循环经济法立法成本，主要应对“可变成本”进行可能的必需性分析。

2.机会成本。法律的机会成本，也叫选择成本。是在特定的时空领域对某种社会关系运用某种法律手段或运用某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放弃使用其它法律手段或法律规范而产生的效益差别和得失。借助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的比较，反映着法律的科学合理性，影响法律的实施成本和运行效率。通常，若违法的机会成本（法者放弃的守法收益）高，则法律易于实施；守法的机会成本（守法者放弃的违法收益）高，则法律难以实施。

3.边际成本。立法的边际成本是指法律投入在那些关键点上能达到的最小社会投入而获得最大的收益。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这一规律也可运用于具体的法律制定中，按照边际成本规律，法律的供给在达到社会需求饱和状态之前，每增加制定和实施一项新的法律时，由于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及相互支持，其边际成本呈递减趋势。

（四）循环经济法运行的效益分析

法律在实际运行中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伦理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等不同的性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效益，循环经济法在运行实践中主要可以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1.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一个宏观概念，笔者认为法律的经济效益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内容：一指立法实施以后所带来的法律本身的经济效果，它是可以度量的；二指通过法律运行所带来的经济系统各项发展指标的积极变化。分析立法的经济效益的意义在于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一个行为规则，减少投机取巧等机会主义行为；消除或减少经济活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保证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一致，提高经济效率；减少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活动的可预测性；增加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2.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指为社会发展所作出的投入与努力和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效能、利益之比。与经济效益相对应，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人民生活稳定、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等这些方面。

3.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是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衡量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是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在某项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可以是正值或负值。最常见的情况是，为了更多地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此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正值，而生态效益却是负值。生态效益的好坏，涉及到全局和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路径思考

（一）改革和完善循环经济立法体制

就我国目前的立法实践活动而言，要实现科学立法，必须有相应的体制保障。第一，明确各级立法主体的权限。避免以部门为单位确定立法主体的模式，而应根据具体立法项目的需要，由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联合立法。第二，改革现行循环经济立法的起草模式。在立法过程中重视发挥专家和学者的作用，他们在立法活动中所保持的中立性，有助于克服立法者对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无限追求，有效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益，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的社会效益。

（二）科学运用立法技术提高立法效益

科学安排循环经济立法项目，优化立法资源配置。从国内外环境立法情况看，立法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環境保护和经济管理机关希望运用立法手段解决市场失灵、加强干预的结果。实践表明，这往往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使循环经济立法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因此倡导立法的谦抑性非常必要。

把握立法时机，增进立法效益。在确定重大立法项目时，必须先对制定和执行这部法律所花费用和可能得到的效益进行分析，比较预期法律成本和立法效益，当预期法律成本高于法律效益时，应暂缓立法；当预期法律成本低于立法效益时，宜于立法。

（三）引入循环经济立法成本控制机制

在循环经济立法活动中应坚持以下标准，以达到控制立法成本的目的。

第一，坚持法律统一原则。在确定立法项目时，立法者应对已有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整理，考察其实施效果，对制定新法的必要性及其与现有法律规范衔接进行充分论证，对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不统一现象及时上报立法监督机构处理。

第二，确定合理的调控目标和规制范围。法律不是免费的“午餐”，可以无限量提供而不考虑其成本和效益。循环经济法在调控广度上，要解决与其相关法律尤其是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界限。总体上说来，循环经济法的运行成本要高于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运行成本，因此循环经济法过多地干涉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内容，必然导致法律运行社会成本的增加。

第三，强化成本控制措施。要降低循环经济立法成本，主要应围绕“可变成本”做文章，如何选择科学合理的立法方案和表决方式，如何采取恰当的法律渊源作为循环经济法律规范的载体，如何优化循环经济立法资源的配置，将是降低循环经济立法可变成本的关键环节，应该成为我们开展节约循环经济立法成本工作的突破口。机会成本过高，必然增加获得收益的难度，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势必要降低循环经济法的机会成本，使人们不受制于这份成本的压力而被拒之于法律之外。

立法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分配，分配得当，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分配不当，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法的建立必须要充分考虑立法工作的各项成本，在实施和运行过程中也要树立必要的效益意识，在人们社会生产活动中力求做到以最合理的成本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考特，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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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卫琴.立法的成本收益分析[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2，（7）.

[4]周显志.关于降低经济立法成本与提高经济立法质量的思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

浅析我国经济特区授权立法 篇12

一、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

由前文可知, 经济特区拥有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特别授权的立法权。除此之外, 《立法法》还赋予了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 同时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也有权制定地方规章。如此一来, 经济特区就得到了两种不同的立法权, 有学者把这两种立法权称为职权立法与授权立法的并存。

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主要有以下区别:第一, 两种立法权的权力来源有别。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是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别授予的;行使较大市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权力是《立法法》因其较大的市的地位赋予给特区的。第二, 两种立法权的立法权限有别。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发展的试验田, 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特区的改革发展需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在制度保障上也要突破传统、解除限制, 所以特区的授权立法是有变通权的;行使较大市立法权的立法要求与法律法规不相抵触原则, 没有突破法律法规的权限。第三, 两种立法的生效机制有别。经济特区行使授权立法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 直接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关备案即可;经济特区行使较大市立法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必须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再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第四, 两种立法权所立之法的效力不同。根据《立法法》, 特别授权的立法在经济特区范围优先适用;行使较大市立法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则是严格按照法的效力等级进行适用。

二、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中存在的理论问题

(一) 授权缺乏明确性

“由于公法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 我国宪法没有涉及立法授权的明确性问题, 司法实践也未能弥补这一缺憾, 致使我国授权法案多偏于简单, 少则数十字, 多则百余字, 即使是专门性授权立法至多不过二百余字。”根据授权立法的基本原理, 授权法一般包括授权机关、被授权机关、授权目的、范围、权限、时效和立法监督程序等方面, 如果一项立法授权没有任何限制, 那么这项授权就是一张“空白支票”, 很容易被滥用。当时立法授权出于特区改革的需要, 并没有作周全的考虑, 所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授权决定, 以及《立法法》里关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条文多采用概括而笼统的表述。

(二) 对于所授“变通权”缺乏限制

“法律变通权是一种很大的权力, 如果允许某个主体享有对法律法规的变通权, 就一定应有相应的控权手段, 一定应明确规定行使变通权的禁止事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有权突破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权力, 但无论是《立法法》中关于变通权的规定还是全国人大的专门授权决定中, 都没有对如何行使变通权进行详细规制, 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中, 关于“变通权”的边界、行使的空间有多大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这无形导致了经济地区立法的随意性。有授权更应该有控权, 否则容易对我国的法制统一造成损害。

(三) 授权中缺乏对完善的立法监督制度

立法监督制度一般有五种方式:批准制、备案度、改变与撤销制度、立法保留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根据《立法法》第98条,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需要报备案。经济特区授权立法需要报授权决定中规定的机关备案, 但从对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来看, 并没有指定的报备案机关, 对特区授权立法备案监督很大程度上是流于形式。授权机关若发现被授权机关制定指定的超越授权范围或违背授权目的的法规, 在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从立法实践上看, 因为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大局中所处的位置较为特殊, 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过去甚少对经济特区立法进行审查。

三、经济特区立法规范化

(一) 规范授权行为, 明确授权立法的边界

我国一直缺乏对授权立法理论的系统研究, 因此对于经济特区立法的授权呈现出一种“空白授权”、“一揽子授权”的现象, 授权立法的目的、范围、期限、程序等在授权决定中均缺乏明确要求, 也难以依据授权决定推论得出。这容易造成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权力旁落, 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肆意行使, 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我国有越来越多学者主张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 授权立法应符合明确性标准, 为了建立起对授权立法的有效监督, 维护我们法制统一性, 授权法必须明确规定授权目的、内容、范围、期限、审批备案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法律位阶等基本内容。

中央设置经济特区的目的在于让其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创新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 为我国全面开放的格局积累经验, 为其他地方提供示范效应。因此, 经济特区设置的目的就在于为实现经济特区使命扫除法律适用上的障碍, 经济特区对法律法规的变通权有利于解决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和法律约束之间的矛盾, 但是这种授权立法也不是绝对自由的。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立法法》中对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规定来明确立法变通权的边界。在考虑授权立法范围时, 应该从当初中央建立经济特区的目的和授予特区立法权的初衷出发, 对授权的目的、立法变通权的范围、期限、立法监督方式等方面进行重新定义。

(二) 善用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

经济特区拥有两个重要的立法资源, 即前文所述作为较大市的地方立法权和授权立法权。在实践中, 因为授权立法更加灵活, 程序简单, 而且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经济特区立法倾向优先选择授权立法。相比而言较大的立法权似乎被闲置了。法制建设的统一性要求经济特区正确认识两者的地位, 对两种立法权加以善用。

笔者认为, 在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上, 首先应该区分好两者立法权限, 因为现行立法的规定对于两者边界很模糊, 容易导致立法变通权的滥用和越权立法的现象。两种立法权的权限应当基于两种立法权设置的目的不同作出划分,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授权经济特区立法主要目的在于改革原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 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立法, 而较大的市的立法权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需要, 或者是为了落实法律法规而制定实施条例。所以, 应该根据经济特区的立法项目的不同性质行使立法权。在需要先行先试率先立法, 或者涉及到因改革而需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的领域, 应该采用特区授权立法;如果是涉及到城市管理、建设、改造, 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的立法, 或者需要对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具体实施细则的方面, 应该采取地方职权立法的形式。

摘要：出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对当时立法机关尚不成熟的经济特区的授予立法权。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极大推动了经济特区改革的步伐, 也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先行先试的作用。但是在授权立法理论研究越来越成熟的今天, 特区授权立法中凸显的局限性受到来自社会和学界的非议。本文旨在指出现有的问题, 并尝试提出自己对于经济特区立法规范化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特区立法权,授权立法,完善

参考文献

[1]宋方青.论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新格局——兼评<立法法>有关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定[J].现代法学, 200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