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立法权研究（精选10篇）
经济法立法权研究 篇1
在新安全观看来, 安全观不仅仅是国家的主权领土和军事安全, 诸如意识形态安全、经济安全等地位日趋重要[1]。二战之后, 随着新一轮民主建国运动高潮的结束, 时代主题迅速切换为和平与发展。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 但世界总体呈现出和平、稳定的局面。因此, 战争越来越不是解决国家间问题的首选手段。各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军事安全固然重要, 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却越来越突出。在信息时代, 信息的传输越来越便捷, 同时意味着信息的保护愈加困难。重要经济信息的外泄, 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不利影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必须全面加强对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
1 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概念界定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 学者们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美国学者布赞认为, 经济与军事、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经济安全的定义, 离不开与军事、政治权力等的联系。他认为经济安全是军事、政治安全的保障, 对经济安全的威胁, 必然对国家政治力量以及国际地位造成不利的影响。麦克纳马拉则认为, 经济安全仅仅关乎经济发展, 是经济发展本身的安全, 即经济发展且不受剥夺。凯布尔和卡普斯坦认为, 经济安全是某种状态的经济和安全结合得出的经济政策。梅和曼维尔宁认为, 国家经济安全是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庞中英认为, 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处在不受威胁的环境中[2]。宿景祥认为经济安全既是一个现实的政治经济范畴, 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是不同时期社会和经济发展所派生出来的, 并随着国内外条件变化而变化的问题[3]。赵英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就是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 不受境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 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和措施等[4]。
学者们对信息安全也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张新华认为, 信息安全不仅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受到的或者可能受到的破坏、干扰并作出维持、保护功能的一种能力, 还包括网络信息等在人为的或者非人为的影响下的受损害的状态[5]。李艳等人认为信息安全主要是在信息传播与使用过程中信息材料的安全, 主要包括信息的传输、储存等方面[6]。何德全认为信息安全侧重是指私人用户系统, 例如个人的隐私权益、企业商业秘密等等[7]。
总的来说, 无危为安, 无损为全, 所谓安全, 即无危无损。综上, 国家经济信息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与经济相关的各类信息处于无危无损的状况。
2 国外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现状分析
(1) 美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简介。美国采取了强有力的立法措施, 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解决以网络计算机系统为主的信息系统保护的问题。美国的信息安全立法特别强调了通信保护这个方面的法律。美国信息安全法绘制了一个刚性保护系统, 大体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保护通信过程中各种可能的信息漏洞问题, 通过了《电子通信保护法》、《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第2个部分着重在保护私有系统的商业秘密, 以保护企业的信息技术系统和企业的信息本身, 通过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 规定了不得人为规避技术措施, 有效的控制访问“版权保护的作品”。第3个部分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关键信息的防护工作。在这个部分, 主要在于保护国家重要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安全, 立法者和监管者经常要面临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据统计, 仅在联邦一级的法规就有16个, 6个行政命令, 50多个政策声明。
(2) 欧盟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简介。欧盟的信息安全立法起步较早。早在1981年欧洲理事会的各成员国就签署了《斯特拉斯堡公约》, 该公约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1992年欧盟通过了《信息安全框架决定》, 倡导保护政府、企业、个人的信息安全。1995年欧盟颁布了《欧洲理事会关于合法拦截电子通讯的决议》。经过多年的发展, 欧盟形成了一整套经济信息安全保护措施, 创建了统一的信息安全法规体系, 制定颁布了如《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反数字盗版法》等, 并在各国间采取了同样的刑事政策, 促进国际间的合作。
(3) 俄罗斯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特点。俄罗斯非常重视信息安全立法, 形成了以联邦宪法为依据, 以若干信息法为立法基础, 以一批纲领性文件作为信息立法的政策指导和理论依托, 以具体法律规范为立法支撑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其中, 联邦宪法第23条、第24条、第29条和第42条有关信息的立法, 构成了俄罗斯信息安全立法的宪法依据。俄罗斯典型的信息安全立法有《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安全法》《国家秘密法》《政府通信和信息联邦机构法》《国际信息交换法》《电子数据签名法》《商业秘密法》《个人数据法》《政府信息公开法》《信息权法》《俄罗斯联邦因特网发展和利用国家政策法》《电子文件法》《电子合同法》《电子商务法》《信息保护设备认证法》等。
3 中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现状与特征
我国信息安全立法概况。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开创了我国信息保护专门立法的先河。关于信息安全的专门立法还有: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具有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职责。1997年国务院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 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除专门立法外, 有关信息安全的立法还散见于《宪法》或其它法律文件中, 如《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保守国家秘密……, 第7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保守国家秘密。其它法律中的有关经济信息安全立法, 诸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合同法》和《刑法》中有关保护商业秘密的条款。
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 专门立法起步较晚。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相比于发达经济体来说, 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起步较晚, 经济信息安全立法起步于中共十四大之后, 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 (2) 立法层级不高。我国现行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层面的专门立法极少, 主要是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 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 无论从立法程序的严谨程度, 还是从立法技术角度来说, 都比法律逊色不少。 (3) 立法缺乏细致规划, 系统性不足。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大量经济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但迄今为止, 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一部系统规范信息安全的专门立法, 法律规范之间的简单重复甚至冲突时候发生, 导致类似问题, 不同法院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4) 有关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缺乏国际视野。以侵犯商业秘密罪为例。2012年, 美国对1996年通过的《反经济间谍法》做了两点修订。一点是通过《商业秘密盗窃澄清法》重新界定了“商业秘密”, 另一点是通过《外国经济间谍惩罚加重法》, 区分了国内一般盗窃商业秘密的行为和外国经济间谍盗窃本国商业秘密的行为, 并对后者加重处罚。反观我国, 不仅没有一部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 更谈不上对一般盗窃商业秘密行为和外国经济间谍窃密行为做区分对待了。
4 国外立法启示及对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建议
4.1 外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启示
(1) 高度重视经济信息安全立法保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 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非常重视经济信息安全工作。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与其它各大经济体具有日益密切的经济交流, 必须高度重视经济信息安全工作。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 做好经济信息安全工作, 必须加强经济信息安全的立法保护。
(2) 从全局上做好立法规划工作, 对已有的信息安全法律文件仔细梳理, 对那些不合时宜的滞后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要及时修订或废止, 对经济生活中亟需立法的领域, 应尽快提到立法日程上来。再次, 要选择好适合国情的立法模式。各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 都是从本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出发, 海洋法系国家大多注重经典判例的作用, 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加青睐于制定成文法。
(3) 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工作要面向世界, 做好本国法条与外国法条的衔接工作, 避免法律冲突。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意味着经济规则的趋同, 同样的经济行为, 应当引起同样的责任, 承担类似的后果。
4.2 对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建议
(1) 树立经济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科学规划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和平时期, 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军事安全。在信息化时代, 各国经济交往十分密切, 信息保密比之以往更加困难。然而重要的经济信息一旦失密,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 甚至整个国家的安全都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如果对重要的经济信息保护不好, 那些战争中没有失去的重大利益, 完全有可能因为信息保护不力而轻易失去。因此, 树立经济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具有重要的意义。做好信息安全工作, 必须将之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 依法保护才是治本之策。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已有初步成果, 但远未成熟, 很不完善。应制定经济信息安全立法规划, 充分进行立法调研, 完成立法前期工作, 制定一部统一的信息安全法。
(2) 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法律传统决定经济信息安全的立法体例。我国是一个成文法传统国家, 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应继续遵循成文法的传统。至于是优先制定出一部统一的《信息安全法典》, 还是先制定一些单行的信息安全法或行政法规, 从我国现行立法技术以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来看, 制定统一的《信息安全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 应当先行制定若干单行法律法规。
(3) 是拓宽立法视野, 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应充分汲取外国经济信息安全法的智慧成果。发达经济体往往同时是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工作的先行者。发达经济体经济制定的经济信息安全法必然体现了其经济管理的技术和经验。借鉴现成的经验, 吸收已有的文明成果, 结合本国的国情和需要, 是制定我国的经济信息安全法的最优选择。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和贸易大国, 我国的各种重要的经济决策信息、经济运行信息、经济管理信息等, 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安全价值。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做好经济信息安全的立法工作, 是保护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工作, 应科学规划立法, 厘清现行规范, 汲取外国经验, 立足本国实际, 以实现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参考文献
[1]任晶晶.新安全观:中国理论与实践路径[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12 (3) :68.
[2]庞中英.略论国家经济安全[J].人民日报, 1998 (5) :5.
[3]宿景祥.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J].国际信息资料, 2000 (5) :3.
[4]赵英.国家经济安全浅议[J].世界知识, 1996 (20) :4.
[5]张新华.信息安全问题的特点和趋势[J].情报资料工作, 2003 (2) :24.
[6]李艳.国家信息安全再思考[J].2015 (8) .
[7]何德全.坚持“以人为本”的信息安全科学发展观[J].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 2004 (9) :1.
军队资产管理立法的经济学研究 篇2
关键词:军队资产管理立法;性质;功能;对策
军队资产是国家所有,由军队依法占有、使用、管理的各种类型的财产及权利,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军队资产管理立法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军队资产管理立法性质研究
法理学认为立法是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社会规范的活动。依据《宪法》和《立法法》,所谓特定主体是指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军队资产管理的立法是指具有军事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其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军队资产管理法律规范的活动,属于军事立法的范畴。“所有的规则实际上都是相互冲突的期待与利益的一种混合物的产物”,军队资产管理立法其实就是把军队资产管理行为纳入法律调整的框架,确认、保护和调节其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法律指引、预测、强制、评价和教育的规范作用,使得军队资产管理行为规范化、有序化,其本质就是运用正式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国家安全。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军队资产管理立法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稀缺性。军队资产及军队资产管理立法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为了实现其效益最大化,必须进行选择、优化和合理配置。当前军队资产管理法律制度无论是质还是量相对于国家和军队来说都是匾乏的,日益增多的军队资产管理问题不断地对这种匾乏性进行挑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转变为稀缺性。因此为了在现阶段最大化地实现其法律效益,就必须进行选择、优化和合理配置,因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这就是军队资产管理法律制度的稀缺性而引发的经济性。第二,不可分割性。公共物品的消费只能在保持其完整性的情况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受。军队资产管理立法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同样不能被割裂开来使用和解释。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中,虽然根据立法主体的不同有法律、军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之分,但各级各类立法要遵循“根据宪法、法律制定行政法规,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制定规章;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原则,不允许军队或地方部门违反宪法的基本规定搞自己的一套,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第三,非竞争性。非竞争性是针对军队资产管理立法这一公共物品的接受者(守法者)而言的。军队资产管理立法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军队资产管理立法的生产(即军队资产管理法律的制定)由国家垄断。这种立法产品的垄断生产,不因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生产成本,也不会减少消费者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例如,某民营厂家甲依法取得参与国防科技工业生产、平等竞标等权利时,不会导致军队资产管理法律制度成本的持续增加,同时也不会使其在其他领域的权利散失或发生减损,更不会使另一民营厂家乙散失或减少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因此公共物品在既定数量下,服务的对象愈多,愈值得生产,经济学理论中谓之“一定量的公共物品是按零边际成本来衡量成本”。
二、军队资产管理立法功能研究
法律制度是约束和监督人治、克服统治者的有限理性、帮助制度变迁节约成本的有效武器。其本身是最强硬的制度,它的作用是使得相互抗衡的各方在可共同接受的成本基础上达成妥协,让制度变迁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福利和效用,限制约束既得利益集团依据主观偏好进行的制度变迁选择,避免人为造成的制度不足和制度过剩。
首先,军队资产管理立法能降低军队资产管理的交易成本。约翰•J.沃莱斯和诺思(1986)的实证研究表明,197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被消耗于交易因素。立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这是立法的基本功能之一。立法所立之法律制度为节约交易费用提供了有效途径,而交易费用的节约则是市场秩序稳定有序的主要标志。许多法律制度被制定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有效的立法能降低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其次,军队资产管理立法为在军队资产管理中实现合作创造条件。立法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变得更易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此增进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往。经济活动具有高度复杂的相互关联性,因此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就成为个人选择的必要前提。但信息的不完全、理性的有限性及道德判断的分歧使人的行为往往难以确定,唯有在一定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人的行为才具有可预知性。传统经济学强调了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竞争,而忽略了合作。如果说竞争能够给人们带来活力与效率的话,那么合作能够给人们带来和谐、稳定的秩序与高效率。在军队资产管理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竞争,而且还有合作,立法的功能就是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军队资产管理立法能够向人们提供关于行动的信息。军队资产管理立法规定人们在进行军队资产管理一系列活动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也就等于告诉了人们关于行动的信息。借助立法提供的信息,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行动,一般来说,只要自己的行动是符合规则的,他的行动就能达到目的。借助立法提供的信息,人们也可以预期他人的行动。由于人的行动是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是和他人的行动互动的,因而获悉他人的行动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知道他人的行动,知道他人对自己行动的反应,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才能合理地调节与他人的关系,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四,军队资产管理立法能够为个人选择提供激励系统。立法的激励,可以规定人们行为的方向,改变人们的偏好,影响人们的选择。任何立法都有激励功能,但不同的立法产生激励效应不一样,对社会来说,激励程度的大小差异,足以决定发展的快慢。军队资产管理立法的激励功能主要是针对军队资产管理者而言的,在军队资产管理中,立法通过提倡什么、鼓励什么或压抑什么把信息传达出来,借助奖励或惩罚的强制力量得以监督执行。
第五,军队资产管理立法能够约束军队资产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都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显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结构必然会使市场秩序形成混乱。立法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立法的限制或约束是必要的,正是因为它的存在,社会才可能稳定,秩序才可能形成。如果每个人都凭个人的好恶或个人利益而损人利己,社会必然陷入混乱或无序。
三、完善军队资产管理立法研究
通过上述从经济学角度对军队资产管理立法性质及功能的分析,我们认为立法对于军队资产管理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军队资产管理法规制度建设与完善是保障军队资产有效管理的制度基础,然而目前军队资产管理法规制度建设却并不完善。为了使军队国有资产管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严、违法必究,军队对其占有和使用的资产实行规范化管理,必须通过确立起完整配套的军队资产管理法律法规来对军队资产实施科学管理。
首先军队国有资产主体即国家要尽快出台《国有资产管理法》,作为指导包括军队资产管理在内的全国国有资产管理的基本大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应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颁布的,是规范包括军队资产管理在内的全国国有资产管理活动,调整包括军队资产管理在内的全国国有资产管理关系的总体法律文件。它在军队资产管理法规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军队资产管理工作的基本法律,是军队资产管理法规的“母法”。其所处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层次高、权威性高、稳定性强等特点,决定其是军队系统制定其他军队资产管理法规的依据。
其次,军队资产管理立法还包括对《军队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修改。如目前指导全军国有资产管理纲领性文件是2004年6月正式颁发的《军队国有资产管理規定》,就其内容来看只是对军队国有资产管理作一般性规定,对资产具体的管理程序没有制订较为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对于一些交叉性的资产管理仍存在着没有做出明确分工管理规定、对军队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只作了描述性处罚规定,操作性不强等缺陷。军队资产管理立法作为产生和变动法的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制定、修改和废止军队资产管理法律法规的活动。所谓制定,是指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创立新的军队资产管理法律法规的活动,它是一种最常见、最普遍的立法形式。所谓修改,是指军队资产管理立法主体修改、完善尚在实施的军队资产管理法律法规文件的活动。作为军队资产管理法律法规调整对象的军队资产管理关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当某种或某一类军队资产管理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原有的调整这种或这类关系的军队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就必然会出现与之不相适应的情况,就需要对原有的规范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所谓废止,是指军队资产管理立法主体废除和终止某项军队资产管理法律法规的活动。军队资产管理法律法规的废止是原有军队资产管理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或完全消失而导致的结果。当军队资产管理某一类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有的军队资产管理法律规范就会逐步失去、甚至完全失去作用,或是原有的调整对象因情况变化已不复存在,使法律规范失去存在的价值。这就要求立法主体在重新颁发这一类法规时,通过必要的方式对原来的法规进行废止。因此,应当对于《军队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中一些交叉性的资产管理做出明确分工管理规定,并增强该规定的可操作性等。
第三,作为军队资产管理相对主体的军队必须加快军队资产管理法规制度建设步伐,健全配套的部门规章。部门规章一般以通知的形式颁发。这一层次的法规要突出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主要是细化规定,制定操作办法和管理标准,调整军队资产管理系统内部关系,规范军队资产管理行为,主要包括军队资产管理办法、实施办法和军队资产管理标准等,在《军队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基础上可考虑制订军队国有资产各单项法律法规,如制订《军队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及处罚细则》、《军队国有资产流失查处规定》、《军队国有资产管理审计监督条令》、《军队国资产预算管理法规》、《军队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实施细则》等。
参考文献
[1]张山新.军事法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2]汪全胜.立法效益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3]郭道晖.法理学精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4]梁木生,彭伟.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弊端及其应对[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6).
[5]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研究 篇3
(一) 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立法
一般认为, 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利用效果, 进行废物循环, 使废物重新利用的一种经济模式。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 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在物质不断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中, 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核心是“3R”原则, 即减量化 (Reduce) 、再使用 (Reuse) 、再循环 (Recycle) , 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过程, 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
循环经济立法是将循环经济纳入法制轨道, 建立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通过法律规范调节来找到环境、资源与发展之间的契合点, 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立法的强制、引导和促进作用, 能够正确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规范循环经济各责任主体的行为, 有效化解经济建设中资源、环境制约的难题。
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是指约束和激励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立法形式是辽宁省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辽宁省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其法律规范的特征是,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在其立法权限范围内, 制定的执行性和补充性规范。其依据是:第一, 制定执行性规范的法律依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 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 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二) 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第二, 关于制定补充性规范的法律依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 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二) 辽宁省循环经济立法的迫切性
辽宁省对循环经济的认识较早, 2002年辽宁省率先在全国开展循环经济试点, 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省份, 经过努力, 创建了“3+1”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取得了初步成效。“3+1”模式, 即大、中、小循环和资源再生产业。所谓的大循环, 是在整个城市和社会层面, 围绕城市中水回用和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建设城市资源循环型社会;中循环, 是在企业群落的区域层面, 运用工业生态学和循环经济理念, 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小循环, 是在单个企业层面, 大力推进清洁生产, 建设循环经济示范企业;资源再生产业, 是结合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产业,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2005年, 经国务院同意, 又被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确定为全国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省。辽宁的循环经济工作已从试点阶段转向全面推进阶段。
辽宁省经济的发展要求辽宁循环经济立法及时跟上。“十二五”期间, 辽宁仍将大力促进中部重化工业产业群、沿海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发展, 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带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将在“十二五”期间迅速发展, 环境承载力面临新的考验,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压力更大。而在立法上, 辽宁的循环经济地方立法仍很薄弱。虽然2005年就提出《辽宁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讨论稿, 被省人大列为2005年度立法论证项目, 但至今未出台。
二、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状况
(一) 立法归纳
经过多年的努力, 相继出台一系列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辽宁省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可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 关于循环经济的综合性地方立法, 即对各项立法有统率性的立法, 有《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促进条例》;第二, 关于循环经济的专项地方立法, 即地方立法对某个特别法律事项进行的特别规定, 有《辽宁省新产品开发管理办法》《辽宁省绿色食品管理办法》《辽宁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管理规定》《辽宁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办法》《辽宁省医疗废物管理实施办法》《辽宁省畜禽产品药物残留管理办法》《辽宁省节约能源条例》《辽宁省节能监察办法》《辽宁省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条例》《辽宁省工业企业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及验收办法》《辽宁省农药管理实施办法》;第三, 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资源与环保地方立法, 有《辽宁省水污染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规定》《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辽宁省辽河保护区条例》《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办法》《辽宁省湿地保护条例》《辽宁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辽宁省海洋环境保护办法》;等等。
辽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充分发挥地方立法主体的权能;第二, 在立法形式上, 主要是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第三, 立法数量上, 年年出新规;第四, 在立法内容上,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 不断修改完善。
(二) 立法的局限性
1. 对一些国家层面的循环经济法律缺乏相关配套规程;有些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之间存在不协调因素;还有众多领域亟待立法补充。
2. 缺乏综合层次上的循环经济立法, 如主要工业废弃物、废旧家电、废旧汽车及其配件等大宗废物的专业性循环利用的法律问题, 现行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 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解决机制。
3. 在单个企业层次上的循环经济法律规制方面, 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专项法规, 如关于废弃条件的设置、强制回收和回用名录的建立、回收率和回用率的确定、系统化和可操作化、工艺标准及技术性规范的设立等法律问题。特别是对企业违反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理的力度还不够, 还不能对企业的行为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由此导致一些企业宁愿支付罚款也不愿意在循环经济方面进行投入。
4. 发展循环经济的刚性约束和激励机制还不健全, 支撑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土地、价格、金融、奖励、处罚等法规规章还不完善、不配套, 影响到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
三、西方国家的成果借鉴
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资源的短缺和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外的成果经验证明了循环经济立法的重要性。循环经济的发展与法制形成了良性互动。立法在循环经济的实践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日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一) 立法体系的完备与优化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 其立法层次分明, 体系完备。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共三个层次:法律、条例和指南。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可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一部基本法, 第二层面是综合性的两部法律, 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专项法。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 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这也保证日本成为了资源循环利用率最高的国家。
(二) 立法内容的全面
以主体责任制度为例, 各国都有较全面的规定, 以达到对于责任主体的约束目的。第一, 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规定了生产者、使用者的责任, 涉及生产、消费和处置的各个环节, 实现了几乎对所有产品的全过程控制, 真正体现了循环经济闭循环的理念。第二, 以欧盟为中心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表现为延伸生产者的责任。延伸生产者的责任制度是指产品使用废弃后的管理责任, 从政府和一般纳税人转向生产者, 从而使原有的生产者的责任向产品生产过程的上游和下游延伸, 即生产者负担其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控制的主要责任, 包括行动责任、经济责任、信息责任、赔偿责任等。第三, 美国提出“延伸产品责任”的概念, 认为控制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环境影响的责任应当由消费者、零售商、地方政府、制造商等产业链上的所有成员分担, 而不应当单独强加给生产者。
(三) 激励机制的健全
各国循环经济立法都能做到将责任约束与鼓励机制相结合。关于激励机制, 又称经济机制。从美国1970年通过对《清洁空气法》的修正开始, 世界上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重视环境保护的成本和效益的计算, 努力寻求成本更低、更有效的环境经济法律规制手段。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在环境立法中拟定经济手段, 包括环境税收、收费、低息贷款、保险手段、补助金、押金、加速折旧、排污许可及排污交易等。
四、辽宁省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的完善
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应充分发挥立法职能。
(一) 制定执行性规范, 充实我国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辽宁省应制定地方法规、规章层面的执行性规范, 对《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细化, 如制定《辽宁省清洁生产促进法实施细则》和《辽宁省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细则》等;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商务部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专项中央立法, 辽宁省政府根据辽宁循环经济的发展特点, 进行本地化, 使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二) 制定补充性规范, 弥补地方专项立法不足
利用地方立法的权限, 根据辽宁的实际需要, 制定辽宁省城市垃圾处理、家用电器回收、报废汽车利用、容器包装循环、绿色采购、建筑及材料回收等条例, 与现有的节约能源、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地方立法, 共同构成地方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从而解决辽宁省循环经济专项问题无法可依的状况, 实行从产品的原材料到制造、运输销售和废弃的环境控制, 实现全过程管理。
(三) 健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
随着辽宁循环经济的发展, 应逐步完善以下八条法律制度。
1. 主体责任制度。
环境资源的共同性决定了所有主体都应参与对其保护。循环经济的特点, 一是参与主体广泛, 二是所有参与者都负有义务和责任。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分担积极助长义务, 各自承担角色责任。主体的身份、职能、优势不同, 承担循环经济促进责任的内容就不同。从主体角度看, 循环经济促进法律主体, 不仅包括生产者、销售者、回收利用者等, 还包括国家和消费者。
(1) 政府的循环经济促进责任。政府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要有:第一, 运用直接管制和间接诱导措施, 确保企业、国民履行循环经济的促进义务。第二, 直接履行废物管理者责任。第三, 履行作为环境资源、产品的消费者的责任。
(2) 企业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生产者责任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 采用无毒、易降解、能耗少、耐用、便于回收和再生利用的环境友好产品设计, 减少不必要的包装。第二, 采用清洁能源, 采用资源和能源消耗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设备, 对生产过程的废料、余热等综合利用或提供给其他企业利用。第三, 回收利用消费者使用后废弃的产品。第四, 提供关于产品成分、耐用性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各阶段环境影响的信息。
(3) 消费者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和处置方式对资源节约、回收、循环利用具有决定性影响。消费者选择决定着生产的方向、规模和程度。消费者可以通过“绿色购买”影响市场竞争, 从而间接影响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责任的具体内容是:第一, 消费者可以通过消费付费为产品的环境影响增大承担经济责任。第二, 消费者有义务协助生产者收集、分类、循环利用废物, 遵守相关集中收集、处理的法律规定。第三, 可持续消费。
2. 循环经济规划制度。
循环经济规划制度的内容包括:第一, 规定规划编制的主体、原则、程序。第二, 明确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第三, 确定单位GDP的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指标, 使之成为有约束力的各级政府绩效考核要求。应将2002年辽宁省政府制定的《辽宁省发展循环经济试点方案》 (辽政发[2002]37号) 中, 对辽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的安排和部署, 进行法制化。
3. 鼓励、限制、禁止名录制度。
名录制度既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 又是政府扶持、限制市场准入的依据, 还是建立市场准入、淘汰落后工艺和产品的法律保障。循环经济法可以对名录的主体、程序及名录的法律效力等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
4. 循环经济标识制度。
循环经济标识包括产品的能效、再生产品、节能建筑等标识和节能、节材、节水及环保标识等。政府建立循环节能标识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循环经济标识认证和推广, 鼓励和支持企业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5. 循环经济指标的评价考核制度。
循环经济指标是评判一定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质量的主要依据。政府要明确各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和污染排放标准, 以及节能、节水、节材和再生产品标准要求。
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循环经济的指标体系, 对企业、工业园等发展循环经济的状况进行评价与考核, 制定相应的处罚和奖励措施, 并将评价与考核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以科学的指标体系为依据建立循环经济评价与考核制度, 有助于解决过去以GDP为基本指标作为考核地方领导政绩主要标准的弊端。
6. 重点企业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定额管理制度。
各级政府对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材、建筑等行业年综合能耗、物耗或者废物产生总量超过国家要求的重点企业, 实行循环经济定额管理制度。重点企业必须对定额指标的实现情况进行审核和报告, 要限期达到资源节约定额指标要求, 对不能达标的重点企业应当责令其停产或转产。
7. 信息公开制度。
循环经济信息的公开制度, 是为了企业和公众及时了解废物的产生、社会的需求等情况, 这一方面便于公众对企业违法排污的情况进行监督, 另一方面又为公众合理利用废旧资源提供便利条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技术政策和措施, 将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公共信息通过法定渠道及时发布, 对于高污染企业, 应强制要求其公开相关信息。
8. 循环经济的激励制度。
立法上要注意约束和激励机制的结合, 二者互补。政府要采取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刺激措施。经济奖励政策主要包括循环经济的专项资金、税收优惠、国家投资倾斜、押金返还、政府绿色采购、表彰奖励等内容。
摘要：辽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循环经济的支撑和保障。本文剖析了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现状, 在借鉴国外循环经济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分别从立法体系、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角度, 提出了充实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弥补地方专项立法不足、健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等立法建议。
新疆循环经济立法的思考 篇4
[关键词] 循环经济 新疆 立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就已经开始出现。美国的经济学家鲍尔丁（K·E·Boulding）在《宇宙飞船经济观》一书中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资源消费—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合循环模式，其采用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方式，从而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废物排放的最小化，最终达到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新疆现状
新疆地广人稀，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匮乏（主要是冰山融水），过度放牧造成草原沙漠化，过度开采资源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再生功能、净化功能、循环功能及承载功能下降，导致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危害了人们的生活。而新疆地区的经济总体来说属于高收入、低产出、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资源的高投入，技术设备的相对落后及产出的低下，不仅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也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在这种自然状况和经济状况下，新疆发展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或单行条例的制定均刚刚起步，循环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上的立法正处于探索时期，当务之急就是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否则，新疆循环经济立法的缺失将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对比较成熟的循环经济立法的借鉴
1.立法概况
在进行新疆循环经济立法之前，我们不得不研究一下三个比较成熟的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德国、日本、美国。从中我们可以进行法律移植，移植的情况之一就是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先进国家或发达国家的法律，经过本土化后，为我们的经济建設服务。当然必须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否则可能会欲速则不达。
德国是世界上关于循环经济立法最早的国家。德国于1972年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1978年推出了“蓝色天使”计划，1994年制定了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其特点是突出和强调对废料的再利用，而不像以前那样单纯强调对环境的保护，该法是德国循环经济立法的里程碑。
日本与德国先在个别领域建立一些相关法规，然后再出台整体性的循环经济法律的步骤不同，它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有关立法分为三个层面：基本法、综合法、专项法。日本的循环经济法体系完备，更具备规划性。
美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统一的循环经济法，但美国在1965年就制定了《固体废物处置法》，后又制定了《资源保护回收法》、《污染预防法》，提出用污染预防政策补充和取代末端治理政策。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俄勒冈、新泽西等州相继制定了不同形式的相关法规，到1992年3月美国已有26个州制定了促进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的法规。
2.比较分析
德、日、美三者的共同之处是:①发展循环经济必须立法先行，三者都制定了各具特色的相关法律。②他们的循环经济立法反映了共同立法理念的转变，即以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为趋势，从末端处理、源头控制到循环利用的转变。③法的趋同效应，当经济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时候，各国都会相应地完善循环经济立法，最终制定一套统一的循环经济法。
不同之处是：美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循环经济法，以各州自行立法居多，这是与美国的政治、文化分不开的。美国政治是联邦式的，各州拥有立法权。美国的文化传统是崇尚民主与自由，这一点与日、德的传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常常体现着这个国家的社会特点。另外，从法系上看，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德、日属于大陆法系，美国法律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远不及德、日，所以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从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东西部地区的分布来看，和我们国家的地理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地大物博，东部地区发达，西部干旱，比较落后，由于东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发展状况及优势产业差异较大，所以不适合像日本那样至上而下地进行立法。更务实的做法就是各州根据本州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规、条例，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制定一部统一的联邦循环经济法。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家，国土狭小，资源与环境问题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短边”。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人民又饱经由于环境污染所致的疾患之苦，公害严重，致使日本举国上下都很重视环境与资源问题，所以制定系统的循环经济法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基础。德国地处欧洲，战后经济的发展给德国带来了一场垃圾灾难。于是，德国的循环经济就是以和垃圾作战开始的，重点在垃圾的处理和再利用上。1996年，对废弃物的管理方式已改进为源头抑制—循环使用—最终处置，形成了资源闭路循环的思想。
3.对新疆循环经济立法的启示
德国的资源闭路循环的循环经济思想是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其主张废物管理手段首先是尽量避免产生，同时要求对已经产生的废物进行循环利用和最终资源化的处置。资源的闭路循环是通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来消除污染物，从社会经济内部深处来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实际是从根本上杜绝了污染的问题，是治本之途。新疆的循环经济立法应体现资源闭路循环的循环经济思想。现阶段，我们的循环经济还处于从末端治理到源头防控的初级阶段。为摆脱现状，实现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建设生态工业园。通过工业园区内物流和能源的正确设计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企业间共生网络，一个企业的废物成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材料，企业间能量及水等资源梯级利用。德国经济增长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领域的生态化。在我国也有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港生态工业园。新疆的葡萄和哈密瓜久负盛名，且质优价廉，却因为地处边陲，不易保存，运输成本高而无法畅销全国各地，基于此，可以积极地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发展易于资源闭路循环的瓜果加工业。此外，还可以因地制宜的发展生态果林业，具有民族特色的精致手工业和旅游业等环保型产业。新疆的旅游业无论从人文还是景观方面都可以成为新疆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关于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新疆有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达坂城风力发电站，由于新疆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日照时间特别长，而且光线强度大，适宜充分利用太阳能发展相关产业。新疆地区少雨干旱，水资源匮乏，所以节水非常关键，过去创建的坎儿井，现在推广的滴灌技术，都是富有新疆特色的环保举措。
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完备，比德国和美国都要略胜一筹，在系统性与协调性上是值得借鉴的。新疆的地方循环经济立法还处于初始阶段，基本上没有法律相互间的抵触情况。如果现在在立法之初就注意系统性与协调性，会大大减少因为法律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必经的修改清理过程，而且也会使老百姓对此有个明确的认识，减少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法规、条例等的相互矛盾而引起的民怨。此外，也要注意与上位法的统一，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循环经济法，因此在制定新疆地方循环经济法的时候，要注意合宪性，与现有的环境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国民的环保意识极强，新疆的环保意识还是比较落后的，很多人认为循环经济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与个人无关。一个地区的落后，常常是因为意识的滞后。其实，循环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循环过程，需要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参与，各社会角色都要在社会中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经济法立法权研究 篇5
因此, 在经济贸易地区的建设过程中, 有必要针对其环境问题进行立法研究, 构建适合我国经贸区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模式, 进而推动我国在资源、环境、效益等方面的协调、持续性发展。
一、经贸工业地区环境保护立法必要性分析
(一) 为环境一体化提供法制保障
经济贸易地区, 顾名思义, 比之近邻地区具有经济发展优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不仅仅注重的是经济要素的合理配置, 还应该包括自由、环境的生态平衡一体化。笔者调研中国的主要经贸地区, 其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土地资源的紧缺、宜居环境的缺失、土壤水质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剧增……这些问题累计起来, 逐渐凸显的社会生态矛盾, 必将会严重制约该地区的发展。
现阶段, 我国在国家层面上并未对区域环境治理立法进行较为详尽的规定。因此, 各地区的经济贸易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框架和依据主要源于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诸如《某某经济开发区区域规划》《某某经贸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定》《某某经贸区与某某地区生态共建协定》等。这些规定虽然界定了某些权限的制约和合理的生态保护规定, 但是由于制定的利益主体是当地政府, 因“投鼠忌器”, 生怕因立法的严苛, 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缓慢, 最终导致这些法规在实践中, 政府和经贸区域、厂区之间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为此, 针对经贸工业区的环境保护立法, 能够在法制层面上, 为环境一体化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
(二) 化解区域间“立法冲突”与“立法趋同”并存现象
区域间的“立法冲突”呼唤相对统一的法律出台。立法冲突本质上属于地区间各种差异因素而产生的横向法律冲突。针对经济贸易地区, 制定起来的多角度的地方性法规, 不仅内容较为丰富, 数量也颇为巨大。但同时, 也正是由于区域内立法主体多元性, 导致地方法规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复立法、形式不协调、内在冲突等。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了, 各方的选择都是制定有利于各自地区的法规与规章制度, 最终陷入“囚徒困境”。
此外, 区域间的“立法趋同”呼唤地方环境立法资源的整合。一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从立项起草、调研、征求意见、提出议案、审议等各环节都需要立法者进行大量繁杂、细致的工作。而每一项环节本身就需要付出很大的立法成本, 诸如为立法机关运转及人员调配所支付的费用, 收集立法信息和立法资料以及形成立法草案的费用, 审议立法草案以及修订、制作立法文本的费用, 还有公布与传播法律、法规的费用等, 这些都直接决定了立法成本的高低。而经济贸易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关联性, 各省市的相关环境立法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来讲, 基本上都是在做重复的立法工作。因此, 有必要统筹经济贸易区域内的生态环境立法工作, 共享立法信息, 整合立法资源, 尽量避免经济贸易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重复。
二、经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立法的可行性分析
(一) 法律基础
地方区域立法是立法活动的一部分。环境类的区域立法, 对保障我国宪法和法律在地方的实施、补充国家立法以及各地因地制宜自主解决本地方的事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前文中, 我们提到了区域间生态立法存在的相应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 每个立法都对当地的环境起到了巨大的保护作用。且立法所含的文本也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文本规范。
(二) 实践基础
各经济贸易区域间业已开展有针对性的区域环境协调发展的措施。通过召开经贸区生态环境保护法方面的交流、合作、协调管理、概念认定等方式, 确定法规的相对一致性。这些无疑给生态立法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基础。
此外, 由于经贸区的立法大都属于行政机构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这些规范性界定文件与法律法规相比, 缺失必要的执行力度和执行的权威性。因此, 通过必要的共同制定规范性文件先行先试、积累经验, 待立法时机成熟, 便可在此基础上启动经济贸易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区域立法程序, 将其上升为规章甚至地方性法规, 通过提高其法律位阶来保障其权威性和可执行性。
三、经济贸易区生态保护立法的思路
(一) 经贸地区立法的模式选择
经贸地区立法模式的选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模式:共同起草模式 (该模式主要适用于那些属于成员地区内存在共性或利益关系密切问题上的立法协调与合作) 、征询意见模式 (这种模式相对来说适应范围更广, 区域内的绝大多数立法项目均可采用此种模式来避免与其他地区在立法内容上的冲突或矛盾) 、事后协调模式 (立法权行使的合作与协调, 还应包括对各方已颁布的地方法规与政府规章中冲突的规范协调和修正) 。
(二) 区域立法的主体
笔者认为, 既然研究的区域立法, 那么立法的主体就应当是《宪法》《立法法》及《地方组织法》等其他国家法律规定拥有立法权的主体。具体来说, 经济贸易地区生态保护立法的主体有两类:一是区域内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省、直辖市和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二是区域内有权制定地方规章的省、直辖市、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因此, 经济贸易地区所在的地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才是经贸区域进行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适格主体。需要说明一点, 虽然这里讲到的立法主体存在层级的交叉, 但在经济贸易生态保护立法的过程中也不宜分为省和较大的市两个层级来分别进行。
(三) 区域立法的内容
1. 共商立法计划。
这是立法的基础。经济贸易区域内各立法主体在制定立法计划时, 可进行充分的交流以便相互了解各地立法动态和立法情况, 相互借鉴和学习;在确定立法项目时, 各方主体可就立法项目的衔接以及立法项目的前瞻性、科学性及效益性等进行深入地探讨, 以保证立法的质量。
2. 共享立法资源。
这是立法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经济贸易区域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 可实现区域内地方立法资源的共享, 有效减少立法成本。此外, 一些先行立法的地区, 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一些可取之处以及暴露出来的问题, 对以后各方的立法都是重要的经验与参考, 立法主体可充分利用这些重要立法资源, 有效避免一些问题的重复出现。
3. 清理法规规章。
这是巩固立法效果的重要措施。加强区域内生态保护立法, 不仅体现在制定新的法律规范方面, 也包括对已出台的法律规范的清理。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对已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进行彻底、全面的清理, 对违反上位法或协议制定的法律的, 应予以修订和废止。
四、经济贸易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保障机制
(一) 确定经济贸易特点框架, 设立专门立法机构
经济贸易角区域内各主体应当通过协商, 制定出一个经贸地区生态保护立法框架, 并以多地区协议的形式加以确认。框架协议应明确签署协议的经济贸易各地区的立法主体在立法中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有关权利义务、具体实施立法工作的联络机构职责及其工作程序、立法的方式、立法争议的解决程序等。该协议应当分别由参与立法的经济贸易地区各成员的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审议通过, 并对各成员地区立法机关产生约束力。
当前, 经济贸易区域内实行的生态保护立法主要是一些政府间的协议, 缺乏权威性, 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经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协调并不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的主要日常工作, 因此委员会有必要下设综合办公室, 其成员由法律、经济、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和经济贸易各地立法机构负责人组成, 定期召开会议, 讨论由常设机构递交的生态环境保护议题, 或由区域行业协会和其他中介组织递交的重要立法项目, 形成大会的决议, 指导各地立法实践, 协调区域环境立法冲突, 从而有效降低各方环境法规和规章的壁垒。
(二) 制定经济贸易区域间统一法规
经济贸易地区由于具有较为相同的区域性经济特征和环境特征, 因此, 制定区域性统一法规, 不仅能有效消除现存各地方生态环境法规的冲突问题, 还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现立法资源的互通共享, 有效降低立法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 制定统一的经济贸易生态保护法规, 并非完全要不注重因地域、风俗、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地区差异性。环境立法, 应在尊重环境差异、地域差异、经济基础差异的基础上, 实现平等发展的立法活动。因此, 笔者认为, 有必要为各经济贸易区提高法制文化的软环境建设。
(三) 应对生态保护立法配套机制进行必要的完善
应统一环境准入和排放标准, 实行区域环境信息共享与发布制度。在经贸区项目准入、污染物界定、排放指标等主要影响环境要素要形成统一的标准和更为严苛的治理收费标准。要进一步加快编制并实施经济贸易区域协调环境监测网络规划, 通过整合优势资源, 科学合理布点, 建设并完善区域内生态环境自动监测网络, 合理构建区域环境信息共享平台, 以达到环境监测数据的互通和共享的要求。
(四) 完善利益区域补偿、风险应对机制
笔者建议, 经济贸易地区应建立起生态补偿综合管理体制, 充分发挥区域内生态补偿委员会的整体规划、协调和管理的作用。同时, 赋予其相应的管理、监督职责, 以对各地区、各部门的生态环境补偿工作进行全局性的指导、协调各地区之间的补偿关系。
与此同时, 建立和健全政府规避经济贸易地区环境污染风险的预防机制, 应在风险预警应急机制、生态经济互动机制、生态环境投资机制上进行必要的评估和界定。
五、结语
环境法律制度方面的深层改革, 从来都是艰辛的。不仅涉及到法制理念的更新, 还有针对环境方面立法方式自上而下的创新。针对经济贸易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治工作要得到彻底的贯彻与落实, 也绝不是一部法律、一个机构就能够完全解决的, 它需要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环保理念的整体转变, 还有就是国家立法机关同地方立法机关就生态环境保护而进行深层的沟通与统筹。
参考文献
[1]常琳.区域行政立法协作:现实问题与制度完善[J].行政法学研究, 2011 (6) .
[2]姬东芳.特色的区域法制协调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经济法立法权研究 篇6
一、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是沈抚新城建设实际管理工作的需要。
沈抚新城建设主要是沈抚同城化, 同城化一般是指一个城市与一个或几个城市因地域相邻,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客观上存在着能够逐步融为一体的发展条件, 通过城市间的相互融合, 使城市间在发展、建设和管理上形成高度协调和统一的区域功能, 使市民弱化属地意识, 共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发展成果。同城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是区域城市间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 比一体化更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 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可强化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沈抚新城建设是属于政府推动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两市同城化合作中政府行为符合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但是, 目前沈抚新城建设, 沈阳市和抚顺市的合作还是一种松散的合作方式, 虽有一个跨区域的统一管理和协调机构, 仅仅通过一个较为松散的协调机构的会议形式, 这样很难及时解决两城市同城化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 目前还没有约束沈抚新城两市合作的法律文件, 两市达成的各种共识或协议总体上说还属于宣言性质的文本, 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内容以及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 而且缺乏违约责任条款。虽然有省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协调, 但毕竟两市只能在各自的行政区划内行使其权利, 而沈抚新城建设是涉及沈抚两市的行政区。因此, 应当通过沈抚两市的联合立法建立法律协调机制完善两市合作的法律框架体系, 使这种松散的合作通过法制协调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 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执行和监督机制, 使两市各方的行为完全符合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3. 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可统一执法和司法标准, 实现执法和司法公正, 避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
目前, 随着沈抚新城建设以及沈阳经济区市场经济的发展, 同城化区域内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需要建立长期性、规范化的法制协调机制, 互相配合协调, 统一执法标准, 共同维护沈抚新城地区的市场秩序。在司法领域, 由于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沈抚新城地区各级司法机关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制协调机制, 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 从制约司法公正和司法统一的关键部分入手, 统一立案标准和审判标准, 加强司法协助和执行合作, 实现区域内的司法公平和公正, 为沈抚新城及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提供法制保障。地方保护是阻碍沈抚新城的推进以及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极大障碍, 是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的必然产物, 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需要中央政府的推动和现行宪政体制的相应变动, 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因此, 沈阳和抚顺之间必须通过有效的地方联合立法, 建立法制协调机制消除两市之间的政策与法律壁垒, 实现两市法制环境的无差异性, 将地方保护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减小到最低, 从而推动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加速沈抚新城的建设速度。
二、沈抚新城建设中联合立法的重点
沈抚新城建设中两市的联合立法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而现时特别是沈抚新城建设又急需规范统一的法制来协调和保证, 两市地方联合立法在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必须有针对性、具有可操作性, 以推动沈抚新城建设的发展。
由于沈抚新城是在同一省行政区划领域基础之上进行的, 虽都隶属辽宁省但两市还是有各自的利益, 为了避免地方利益保护对沈抚新城的共同利益产生消极影响, 需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执行的法律文件, 来约束和规范沈抚两市各方的行为, 实现在沈抚新城的区域内的统一协调和管理。为此需要两个层面的地方性法规文件, 第一个层面是对沈抚两市同城化合作关系和合作框架予以确认和规范的基础性法律文件;第二个层面是针对具体两市同城化合作领域和合作事项的可操作的专门性法律文件。
建立有利于沈抚新城发展和管理的法规体系, 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的局面。建议在国务院、省人大和省政府的统一协调下, 沈阳抚顺两市联合制定《沈阳抚顺沈抚新城开发条例》或者《沈阳抚顺同城化合作条例》, 以便通过区域的共同利益法和执法来规范沈抚新城进程, 同时依法保障沈抚新城进程中的社会稳定, 是沈抚新城成为我国和沈阳经济区区域政策法制一体化的试验区。
在同城化建设地区, 为保证公平竞争, 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 因此制定市场规制的地方立法, 显得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保障各类市场主体, 充分发挥其经营活力的前提下, 防止不正当的手段给竞争对手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方面的法律规则主要体现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反垄断地方立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地方立法和产品质量地方立法方面。在这些方面两市联合立法可以大有作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化, 财政、税收、金融、对外贸易领域的宏观调控也成为地方立法的重要方面。随着同城化的推进和发展, 同城化新城地区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更加注重财政、税收及金融领域的立法, 充分发挥财政、税收及金融的宏观调控的职能, 对加快同城化的经济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关对外贸易的地方立法, 为保证进出口商品质量, 维护进出口贸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 根据本地实际可以考虑制定三个方面:第一, 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地方立法。第二, 进口商品管理的地方立法。第三, 出口商品管理的地方立法。
关于沈抚新城行政管理的地方立法。新城实际上是沈抚两市地域的结合部, 如何搞好新城行政管理立法, 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 是顺利推进沈抚新城的关键所在, 同时对整个同城化也有示范作用。也是发展本地经济、维护地方治安、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立法;第二是流动人口管理的立法;三是新城城市管理的立法。
关于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地方立法。在沈抚新城的过程中, 更应注意环境保护的地方立法。我国环境保护的形势非常严峻, 沈抚新城地处浑河上游, 更应重视环境保护。特别是在沈抚新城的过程中明确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的监管部门是非常重要的。在环境保护立法中, 要强调地方环境和自然环境保护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体现地方特色;要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和特殊情况制定环境和资源自然保护的立法。沈抚新城的社会保障的地方立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失业保险的地方立法。第二, 医疗保险改革的地方立法。第三, 养老保险改革的地方立法。第四, 有关社会福利的地方立法。其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福利的地方立法、残疾人福利的地方立法;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地方立法;还有社会救助方面的地方立法, 这里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的地方立法。
三、沈抚新城建设中联合立法的操作问题
1. 沈阳抚顺两市地方联合立法的协调。
沈阳抚顺两市联合立法, 在我国现有的立法体制和框架下,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协调, 在这里作者谈谈自己的看法。一般讲, 地方性法规制定的主体是法定的, 即地方立法主体只能是一个, 而不能是两个以上。沈抚两市的联合立法, 立法主体却必须是两个即沈阳市、抚顺市, 原因就在于沈抚新城建设横跨两市的行政区。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只能在其行政区域内有效, 由于沈抚新城横跨沈抚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那么, 由沈抚两市同时同步制定同一部地方性法规, 即可解决沈抚新城建设中的问题。由于是两个市对其地域连接带进行立法, 不统一是不可避免的, 在现行体制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其进行有效协调使其保持统一。由谁来进行协调, 如何进行协调, 是做好两市地方联合立法的关键所在。从效率上看, 沈抚两市政府主持协调更为合适。
2. 建立公共信息公开制度。
沈抚新城和沈阳经济区一体化的实现, 需要沈阳和抚顺各个地区之间在公共信息上的公开和共享, 尤其是法律、政策和决策信息。公共信息公开制度是沈抚新城中重要的制度安排, 可以使区域间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增加沈抚合作中的可预测性,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不畅而导致的协调风险。因此, 在沈抚新城进程中, 需要建立公共信息公开制度, 两市要通过网络、传媒、信息发布会和其他各种渠道定期地、规范地、详尽地公开本地区的公共信息, 在沈抚新城地域采取有效形式公开公共信息。目前, 可以先建立沈阳市、抚顺市同城化公共信息公开制度。
3. 尽快组成同城化地方立法咨询机构和研究机构。
河北拟立法发展循环经济 篇7
在流通和消费领域循环经济方面,《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对商品过度包装等问题进行了规范,提出设计、生产、使用商品包装,应当优先选择使用易回收、易拆解、易降解、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材料,简化包装结构,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量和包装废物的生产量。禁止违反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要求对产品进行过度包装。
在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方面,《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等部门制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合理布局全省范围内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收集处置企业。鼓励通过以旧换新、押金等方式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鼓励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参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和资源化利用。
此外,《条例(草案)》二次审议鼓励节能灯和电池的生产者使用无毒无害原料生产节能灯、电池;生产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废旧节能灯、电池进行回收;销售者应当在其销售场所设置废旧节能灯、电池的回收容器。违反条例规定,节能灯、电池的生产销售者拒绝回收废旧节能灯、废旧电池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3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罚款。
经济法立法权研究 篇8
关键词：晚清政府,经济立法,近代经济制度
晚清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 再加上列强入侵, 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古老国度处于崩溃的边缘,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晚清政府试图通过经济立法, 建立起我国近代经济制度体系, 努力实现巩固统治、国富民强、抵御外侵的梦想, 但由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局限, 注定了这一经济立法进程变得曲折和复杂。
一、建立工商管理体制, 架构近代中国经济制度体系上层设计
我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社会,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在此之前, 工商业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工商经济的作用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商人也经常受到社会的歧视。从国家层面来说, 清代晚期之前, 政府设置的工部负责管理官办的各种手工业, 户部主要负责收取私营工商业的税赋并对这些私营业主进行限制, 以更好地保护官办手工业的垄断地位。而在地方层面, 由于没有设置工、户部的分支机构, 统由各省督抚等地方长官全权管理, 这不利于工商业的管理和经济的发展。
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也将西方先进的工商业运作模式和经济制度输入到国内。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 清代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其统治政策, 从上层制度设计着手, 通过设立商部, 成立商会, 再辅之一系列的经济立法, 从而建立并架构起了我国近代经济制度的雏形。
1903年, 清政府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 正式设立商部, 分设保惠、通艺、会计、平均等四个部门, 分管全国招商、路矿、工商、农务等事务。由于有了专门的商部, 其职能主要是通过调研商情、制定商法、明确商规等方式, 来促进当时工商业的发展。观察晚清时期一系列经济立法过程, 如《公司律》及金融等经济方面的法律拟制, 其中均有商部的参与和推进。
商部毕竟是官方性质的, 还需要民间的互动。为此, 清政府商部通过颁布《商会简明章程》, 在不同地域范围内设立各种不同行业的商会, 并且实行商会自治管理。新设立的商会不再设置行业壁垒进行限制管理, 而是重点通过给行业内的商家提供各种信息、法律、会计等方面的服务, 协调政府与行业、商家的利益关系, 促进本商会所辖范围内商家的共同发展。
晚清政府通过商部和商会建立起来的工商管理体制, 作为当时经济事务的上层主导机构, 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之后民国时期政府几乎照搬了晚清政府的工商管理体制, 进一步推进我国近代经济制度深入发展[1]185。
二、创新设立《公司律》, 架构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形式
近代中国的公司组织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当时同样基于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状况, 洋务派抱着“师夷长技”理念和“求富、求强”理想, 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股份制公司, 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 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司组织形式。甲午战争后, 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 被迫放弃了官办公司政策, 转而倡导私人资本主义, 力促我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与繁荣。
1904年,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正式诞生。这是清政府借助西方列强的经济模式, 在商部的主导下, 对近代中国经济组织形式的创新和发展。纵观《公司律》, 共有11章, 131条, 对公司的分类、股份、股东权利、董事、查账人、董事会议、股东大会、账目、公司章程、公司倒闭、罚例等, 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制, 如关于公司股份方面, 要求“必须划一, 不得参差”, 赋予了各股东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关于股份表决权方面, 要求“有一股得一议定之权, 如一人有十股者即有十议决之权, 依次类推”, 基本确立了股份在公司中的核心指导地位[2]8。
总体来说, 《公司律》通过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等分权机制, 奠定公司在近代中国经济组织发展形式的指导地位。《公司律》中提出了股份均一、股权平等制度, 为晚清时期公司运作和发展勾划出了法律制度框架, 并对之后民国时期乃至现代我国经济发展, 均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加强金融立法, 架构近代中国的银行和货币管控制度
在晚清时期我国出现近代银行之前, 商品的流通、资金的流转、货币的汇兑, 大都依靠钱庄和票号来运作, 这两种规模较小的金融组织形式, 一般由一人或数人出资组建, 资本积累有限, 资金管理不够规范, 无力承担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需求。与此同时, 借助鸦片战争, 外国金融势力涌入中国, 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发展, 特别是这些外国列强利用其优势地位, 不断在中国金融市场掀起波澜, 如我国近代股票市场发生的“信交风潮”等金融风暴, 其中或多或少都有外资的影子。为此, 清政府痛定思痛, 通过法律移植,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律, 即在开办国有银行、统一货币的基础上, 鼓励私人兴办商业银行, 对旧有钱庄和票号进行排挤, 对外资银行进行限制, 从而初步建立起了近代中国的银行和货币的管控、发展制度。
在中央银行方面, 1904年, 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银行法规———《试办银行章程》, 组建了国有股份制性质的户部银行, 由中央财政出资一半, 另一半由私人认购, 管理层由政府委派, 但理事和监事由股东选举产生。户部银行除了行使普通银行职能外, 当时还赋予了货币铸造、发行、管理职能, 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央行地位。1908年, 清政府将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 出台了《大清银行则例》, 规定大清银行“经理国库事务, 及公家一切款项, 并代公家经理公债票, 及各种证券”。由此, 我国近代的中央银行制度基本建立。
在商业银行方面, 晚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银行通行则例》, 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统一的银行法, 其中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 “凡欲创立银行者, 或独出资本, 或按照公司办法, 合资集股, 均须预定资本总额, 取具殷实商号保结, 呈由地方官查验, 转度支部 (由户部演变而来) 核准注册, 方可开办。”由此可以看出, 私人只要具备一定的资本, 即可创办商业银行。同时, 《银行通行则例》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银行管理、运行、监督等事宜, 均进行了法律规制, 尽管不太详尽, 但毕竟为我国近代银行业架构出了发展蓝图, 对商业银行以及中央银行的规范运作非常有利。
在货币管理方面, 清代货币有银元、铜元、纸币等诸多形式, 管理非常混乱, 不利于政府财政和民间流通。1903年, 清政府专设财政处, 1906年改为度支部, 在统一财权的情况下, 通过先后颁布《通用银票暂行章程》、《兑换纸币则例》、《币制则例》等法律, 废除了传统落后的银两制度, 建立了相对先进的银元制度, 并尝试将大清银行发行的银元、铜元、纸币统一兑换成国币[3]11。这拉开了我国货币制度近代化的序幕, 为货币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颁行经济法规, 架构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除了上文所述的工商管理体制的建立以及相关的公司及金融立法外, 晚清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 尽管带有较为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 但逐渐培育出了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
晚清经济法规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商人通例》, 对晚清时期公司运营和商人行为进行了明确法律规范, 初步建立起了我国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二是通过《奖给商勋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 对一些优秀公司进行政府层面上的奖励, 笔者认为, 这不仅只是一种物质方面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层面上树立起重商、亲商、护商的理念, 指引社会民众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工商业发展。在这些经济法规的基础上, 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公司律》以及诸多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 共同构成了晚清政府时期较为系统的经济制度体系, 指引着晚清政府努力向市场经济迈进。当然, 尽管最后的实施结果不尽如人意, 实施过程也是错综复杂, 特别是政治上的内外明争暗斗和豪取强夺, 对这些经济制度的实际运作有一定的影响, 但这种市场经济的理念毕竟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 为后续发展积蓄了力量。
五、晚清经济立法及近代经济制度的历史地位评析
晚清经济立法及其伴随的近代经济制度, 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尽管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 (从晚清政府对戊戌变法的镇压可见一斑) , 尽管其中带有较为强烈的法律移植色彩, 但这毕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 其积极意义表现在:一是奠定了近代中国经济法律的基础;二是对传统的抑商政策进行了全盘否定;三是推动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四是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为实业报国凝聚了梦想[4]220。
当然, 基于历史局限, 晚清经济立法也难免有一些缺陷, 突出表现在:一是法律移植痕迹过于明显, 存在一定程度的脱离国情的照搬西化, 从而导致与近代中国的实际有所脱节, 实施成效有所折扣。二是应急化特征较为明显。晚清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 并且没有前期历史积淀, 就迅速推出了如此多的经济法律, 实为当时形势所迫, 这也是维系阶级统治的实际需要。三是具有一定的法律超前化趋势。笔者认为, 晚清政府在急于求成的情势下, 借鉴西方列强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新成果, 再加上与中国实践结合不够紧密, 自然导致立法措施有所超前, 尽管在当时应用时有一些困难, 但却给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经济发展指明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方向, 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罗福惠.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J].历史研究, 1996 (6) .
[2]严亚明.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研究综述[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 (2) .
[3]周洪銮.中华银行史[M].商务印书馆, 1919.
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探析 篇9
[关键词] 循环经济 立法 基本原则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资源等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走循环经济道路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为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我国将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依法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从理论上研究循环经济立法各方面的问题，就成为学界不可推卸的责任，基本原则方面的探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一、循环经济立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要研究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清晰地界定循环经济立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和外延。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但“原则”一词在法律中有其特殊的含义，世界著名的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或说“法律原则”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是指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各种指导准则，包括宪法原则、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其他与循环经济立法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还包括循环经济立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狭义的专指体现循环经济特点，直接表现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意图、主要战略和基本要求的，在推进和实施循环经济的活动中应当始终遵循的指导准则。本文所论述的是狭义上的循环经济立法基本原则。
二、循环经济立法基本原则的特征
循环经济立法基本原则和其他法律基本原则一样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它贯穿于整个循环经济立法和司法活动，能够体现循环经济的本质和特征，对各项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规定和实施都有指导作用，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
第二，它是由法律规定的。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虽也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但它须具体化，由法律固定下来。不是以法律条文规定下来的内容，不能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只能是一些“学说”、“习惯”或“精神”。
第三，在循环经济立法中的最高命令性。循环经济立法基本原则是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的规范化和集中体现，因此，制定和采用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制度、主要措施乃至更为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时，都应当遵循和体现基本原则的内容和要求。
三、循环经济立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基本原则不仅是立法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也是法律实施的指导思想、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
1.从立法上看。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的指导方针、主要精神和基本要求。循环经济立法是一种有目的的国家活动，有着一定的理论原理和指导准则。
2.从执法上看。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循环经济立法的依据和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它可以弥补在其自身逻辑演绎中经常发生法律适用脱离法律之最初目标的弊端，给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以合理、合法依据和限制。
3.从守法上看。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准则。循环经济立法的法律规范是从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和具体性，因此，企业和社会公众首先应以循环经济立法的法律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但当循环经济立法的法律规范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就应以作为法律规范本源的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四、循环经济立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外有关循环经济的立法和实践，并结合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
1.3R原则。德国于1994年公布、1998年修订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第4条规定的循环经济的原则，首先要避免产生废物，特别重要的是要减少废物的量及其危害性，其次是利用或用来获取能源(能源利用)。这些原则在国际上被简化为3R原则，即Reduce(减量化原则)、Reuse(再利用原则)和Recycle(再循环原则)。
减量化原则要求消费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来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预防和抑制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再使用原则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形式被多次使用；再循环原则要求产品经过消费（生产性消费或生活性消费）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和能源而不是垃圾废物。
3R原则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减量化是首要原则，它要求生产和消费必须尽可能地从使用污染环境的原料和能源转移到可再生利用的材料上来，从而奠定了减少污染排放和废物资源化的基础，是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前提。反过来，通过再使用和再循环原则的实施，深化了减量化（特别是对废弃物产生的减量化）原则的实施。3R原则是循环经济立法的首要原则，它同整个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环境保护法》第25条规定：“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这实际上与3R原则是相通的。
2.多层面推进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从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次上全面推进。一是在企业层面上，推行清洁生产，采用新的设计和技术，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污染物产生的最小化，将单位产品的各项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量限定在先进标准许可的范围之内。二是在区域层面上，按照生态产业链发展的要求，通过在企业群、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中发展生态工业，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将一系列彼此关联的生态产业链组合在一起，通过企业和产业间的废物交换、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减少或杜绝废弃物的排放。三是在社会层面上，推进绿色消费，建立废物分类回收体系，注重一、二、三产业间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梯级利用，最终建立循环型社会。
目前国际上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形成了比较成功的模式。企业的层面上的小循环模式，以美国杜邦为例，他们让车间的废物到下一个车间变成原料，废物通过梯形利用越来越少；区域的层面上的中循环模式，以丹麦的卡伦堡模式为例，卡伦堡工业区根据自身的资源情况，将发电厂的热供给炼油厂和制药厂，同时解决周围居民的供热，发电厂脱硫产生的硫酸钙是石膏板厂的原料，发电厂燃煤产生的粉煤炭来铺设公路，并供给小型的水泥厂，炼油厂的废水又可供给发电厂用来冷却，这样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资源利用的效率也得到提高；社会层面上的大循环模式，日本的资源再生系统由3个子系统构成——废物回收系统，废物拆解、利用系统以及无害化处理系统。
3.政府促进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原则。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公众的作用，做到政府调控、企业运作、公众参与三者结合，首先，推进循环经济是国家的职责，需要政府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加强公共管理与服务，以促进企业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其次，企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三项原则主要是靠企业来实行的，企业运作的成效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再次，非政府组织和公众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国家各部门、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等相关主体，应根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互相协作、积极参加实现循环型社会的活动，政府、企业、公众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4.经济刺激原则。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法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鼓励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刺激就是运用经济手段，通过给予或剥夺物质利益来诱导、调节和控制人们（包括个人和各种经济组织）的活动。在环保领域通常运用的经济手段包括环境税、财政刺激、政府采购、绿色补贴以及可交易许可证等。例如日本，国会每年通过的与环境有关的预算超过1万亿日元，其中用于垃圾处理和再利用的预算为1500亿日元。目前，日本家庭生活垃圾的处理由地方政府负责，所需费用主要来自地方税收。工业垃圾的处理和再利用则由企业自行负责，政府通过提供补助金、低息贷款、免税等经济手段帮助企业建立循环经济生产系统。
五、结语
由于循环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相对新兴的理念，循环经济立法总体上也还处在初步阶段，因此，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也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既要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注重世界新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立基于我国的实际，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循环经济立法基本原则的体系和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49
[2]赵国清:外国环境法选编[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38～839
[3]崔如浩:试论循环经济的科学内涵与基本原则[J].理论前沿,2004(18):22～23
我国经济刑法的立法根据质疑 篇10
一、我国经济刑法立法中的利益需要
理论上来说, 在经济刑法中, 由于经济利益需求是调整刑事政策 (包括犯罪化和非犯罪化) 的重要原因, 故而, 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决定着经济刑法的立法政策。从利益需要立法的比较上来说, 国外的刑法是以利益的需要作为经济刑法判断的依据, 例如日本。而我国经济刑法立法的根据则更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来进行制定, 然而, 我国经济刑法条例还具有一定的漏洞。例如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构成经济犯罪的条件有二, 其一是对重要的信息进行虚假提供、隐瞒或者因为违规操作对其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 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其二是获取非法利益, 并且数额巨大的构成“非法经营同类经营罪”, 都仅仅是以利益需要作为判断经济犯罪的依据, 不够科学。
对于条件一中的不公平的表现在“重要的信息”既然已经被违规披露 (不披露) , 那么就对其他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然而“严重损害其他人员的利益”的特别限定则加大了经济犯罪的预防以及处罚的难度, 使披露未遂或者无证据证明其客观损害结果的行为逃避了处罚。对于条件二中的不公平表现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构成是以“获取非法利益”为条件的, 仅是在客观上起到了制约的作用, 没有真正的对受到威胁的企业起到保护的作用, 除此之外, 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了结果犯以及数额犯, 使犯罪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 也导致犯罪处罚的困难加大。
因此, 我国经济刑法受到质疑的原因不仅是利益需要本身就有不可克服的缺陷, 还因为经济刑法对经济公平有着更直接的要求。
二、对利益本身的探究
(一) 利益概念本身具有多变性, 不足以明确规范内容
利益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因此, 以此作为立法的依据是存在缺陷的, 在利益学说的发展史上, 其概念多是具有精神化、抽象化的性质, 因此, 不能够作为明确规范的内容。例如发票犯罪的有关刑法中明确写出, 非法制造、贩卖发票损害了国有发票的管理制度, 是一种利益的犯罪行为, 但是购买、非法使用发票的行为却没有规定是一种利益的罪, 因此, 单单从利益的角度对经济刑法进行完善, 是不够科学、严谨的。
(二) 从立法的实践来看, 利益并非是决定的因素
自从九七年的刑法颁布以后, 我国经济领域的犯罪化以及非犯罪化的现象明显增多, 由此可以看出来, 利益需要并不适合作为经济刑法的判断依据。除此之外, 无论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 其优先进行考虑的是行为的规范, 而并非利益的界定, 故而, 利益并不适合作为我国经济犯罪判断的标准。
(三) 经济刑法中利益需要的标准不适应我国现有的利益格局
利益需要是以利益对立以及利益衡量作为理论的基础, 以此作为立法的根据会加重利益格局中的不公平, 从而忽视弱势经营的主体, 因此, 以利益作为经济立法的根据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此外, 健康的经济秩序应该是公平的, 经济立法的工作就是促进和保护这种公平, 故而, 经济刑法的作用就是保护商业伦理, 使之遵循市场的客观规律。
三、刑事政策的究诘
利益保护会使经济刑法的政策模式变得趋于单一化, 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以及法制建设的要求。基于利益需要的经济刑法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的原因一共有三个, 首先是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体现是以人为本,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以及公平性的原则, 表现在刑事立法中就是致力于规范的明确性以及科学性, 而“利益”的概念很明显不适用;其次是有悖于我国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 而“利益”比较注重于损害的结果, 增加了限制的条件, 无疑放宽了“宽缓”方面的政策;最后是降低了经济刑法的技术性, 经济刑法体现了国家政策的目的、功能性强、具有较为严谨的规范性, 但是, “利益”的解释有一定的几率会使犯罪的人员不能得到相应的惩罚。总而言之, 我国现有国家控制模式是理性和较开放的, 虽然增加了国家控制的成本, 但总的来说, 还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
四、结语
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是一个多元发展的经济时代, 故而, 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应该是公平, 经济刑法工作重点也应该是维护经济的公平性的原则, 所以, 经济刑法的规范应该贯彻的落实公平的价值观, 同时, 也应该保有经济刑法的灵活性, 使经济的秩序能够得到良好的延续, 因此, 经济刑法不能够过多的干预社会的经济。即使需要考虑利益的需要, 也应该在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维护利益多元均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安异.我国经济刑法的立法根据质疑[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1, 03:4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