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环境立法研究

地方环境立法研究（精选10篇）

地方环境立法研究 篇1

一、关于地方立法听证制度的基本概念与背景

立法听证是指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 积极获取与立法有关的信息、听取与立法有关的建议, 通过邀请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有关当事人以及与法律法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到会, 通过会议的形式为立法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的一种制度。

听证制度最先应用于欧洲大陆的英国, 再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 并为欧洲大陆以外的美日等国所引用, 最终在其国内成为立法中较为完善、最有效果的一项立法制度。在此过程中, 立法听证制度也逐渐引起我国立法机关的重视, 并最终被引入我国, 确立了立法听证制度。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 我国是一个人民主权国家, 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我国实行人民民主原则和依法治国原则, 这是我国引进这项制度的政治基础; 其次, 建立立法听证制度, 有利于推进立法民主化, 充分反映了民情、民意, 有利于广聚民智, 这是它的民主基础; 再次, 我国受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等多种宏观因素的影响, 迫切需要一种民主的、全方位的立法模式来协调各方利益群体, 这是它的现实基础; 最后, 立法听证制度体现的立法决策民主化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题中之意, 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立法程序保障。

1999 年9 月9 日, 广东省颁布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 ( 修订草案) 》成为我国首条通过立法听证程序而产生的地方性法规。2000 年我国正式通过了《立法法》, 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 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1]《立法法》第一次将立法听证作为一项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做了规定。

二、我国地方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听证制度在我国还出于初级阶段, 因为其在我国适用的时间还不长, 所以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

( 一) 听证的依据存在问题

从最初通过有关部门和学者大量的调研到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广泛的适用, 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完全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其并不存在具体的法律依据。自2000 年我国《立法法》颁布以后, 我国立法听证制度才有了基本的法律基础和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立法法》赋予了听证制度基本的法律依据, 但此法律依据还过于单薄, 并没有对立法听证制度各方面做一个详尽、确切的规定, 因此立法听证的依据还存在很多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立法法》中对于立法听证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 缺乏详细、明确、有效的规定, 也不像《价格法》那样对价格听证有刚性的规定[2]; 其次是在国家中西部的市、县、自治县等地区还没有为立法听证会制定专门的立法听证制度规范, 而东部发达地区很多城市即使制定了制度规范, 一次性或者暂行性的规范占了大多数; 最后是立法听证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次数较少, 因为其是一种选择性的立法程序, 进行听证的成本较高, 所以很多立法听证都成为了地方开门立法的装饰品。

( 二) 听证的范围存在问题

我国《立法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 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3]。但是对于哪些立法活动可以听证, 哪些立法活动必须听证, 哪些立法活动不用听证, 《立法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 立法听证的范围标准如何掌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 三) 听证参与人的确定及其权利保障存在问题

民主性、公正性、广泛性是立法听证的基本原则, 地方立法听证的参加人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有关当事人以及与法律法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但在实际在操作过程中, 立法部门为了保障部门利益以及立法部门的主观倾向, 听证参与人的民主性、广泛性始终得不到有效保障。而在听证参与人的权利保障方面, 地方立法听证规则中基本没有做出明确、有效的规定, 少量的主要涉及到质证、辩论等程序性事项, 以致地方听证组织的随意性和主导性过强。

( 四) 听证的效能问题

在立法听证的操作过程中, 组织者往往居于权威地位, 部门代表主导性过强, 有关利益相关人的表达形式相当于“汇报”, 意思表示要么过于僵硬, 要么带有严重的情绪化色彩, 其意志和意思表示往往缺乏理性化。而立法部门相对的听证人则处于被动地位, 因为基于其较低的法律地位, 听证意见自然不能等同或高于代表的意见, 由此使得听证效能极其低下。

三、地方立法听证制度的完善

( 一) 完善地方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地方立法机关应该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前提下, 依据《立法法》的指导, 再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地方需要的立法听证规则, 在必要可行的情况下, 这些规则也可以上升为法律、法规, 进一步巩固听证的法律基础。此外, 随着立法听证的广泛应用, 听证已经成为立法和其他行政过程中一种有效的民主参与形式, 除了《立法法》外, 还可以制定如《听证法》等法律, 将听证以法律的具体形式固定下来, 并留足适当的空间以适应地方的多样性。

( 二) 进一步明确听证的范围。听证在立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准司法程序, 因其工作量大, 程序性强, 占用资源多, 也不能适用所有法律、法规的制定, 而多数地方政府也因此有意回避, 立法阶段尽量不予举行, 因此立法听证更应以明确的形式固定下来。根据“需要”和“可能需要”的原则, 笔者认为以下法案应该举行听证会: 1. 法案内容对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长远影响的; 2. 法案内容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 3. 法案内容没有上位法依据或者上位法依据不明确的; 4. 法案内容涉及社会不同层面, 且相互之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 需要广泛听取意见, 加强协调合作的; 5. 其他有必要举行立法听证的。

( 三) 立法听证是法治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公开、公正、公平也是其基本原则, 在听证过程中, 参与人的参与不光是形式的参与, 也应是实质的参与, 不同参与人的不同参与意见应该得到同等的考虑, 而不应主观形成主导意见, 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形式来进行听证。在听证过程中, 支持意见应予以考虑, 反对意见更应得到重点对待, 对持反对意见者应允许其优先发言, 在之后的过程中, 对其意见采纳的应优先公开, 不采纳的应优先予以做出合理解释。

( 四) 立法听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 而在听证会过程中各方的利益诉求、提供的专业知识、地方性知识等对听证影响的大小决定了听证会的成功与否。因此, 听证过程中必须予以参与者同等的参与地位和参与权利, 对于听证结果, 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以听证报告为依据, 没有采纳的意见应当予以说明[4], 对听证结果和解释说明都应当予以公告。

四、结语

总之, 立法听证制度为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表达诉求提供了途径, 也是地方政府开门立法的重要表现, 立法机关在听取意见, 搜集信息的同时也广泛的集中了民智, 把各种有效的意见和建议吸收到法规中来, 转化为立法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2]黎赐锦, 郑毅生, 汤黎明.关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听证制度的专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3) :138.

[3]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4]孔繁斌, 魏姝.立法听证效能研究——以程序设计与叙事模式为论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3) :165.

地方环境立法研究 篇2

20是立法法颁布实施的第一年。一年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区）共制定地方性法规603件（含修正案、废止案和法规性问题决定），其中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法规373件，占全年立法总数的61.9％；属于经济建设的335件，占55.6％；文化与社会事务的158件，占26.2％；民主法制和人大建设的110件，占18.2％。立法数量最多的是山东省（44件，省本级17件）和广东省（40件，省本级15件）。

一、2000年地方立法的主要特点

经济类立法继续占突出地位。各地在立法工作中，继续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把经济立法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制定的涉及经济建设的法规超过一半以上。已有10余个省市制定了保护独资和股份合作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权益、促进和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法规。

社会保障与职工权益立法进一步完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征缴若干规定》，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若干事项的决定》，福建、辽宁修改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辽宁、福建、黑龙江还相继制定或修改了《失业保险条例》；厦门制定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这些新制定法规、决定或修正案的最大特点就是加大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收力量，将原由社会保险机构征收的企业、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失业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改由各级地方税务机关直接征收。此外，继广东等8个省市制定《集体合同条例》或《劳动合同条例》以来，去年，河北、四川分别制定了《集体合同条例》，广东、山东、贵州、福建等地制定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保障企业职工民主参与权利等方面的法规。这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挥地方和基层工会作用，加强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管理，保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起到重要作用。

行政法制建设有了新的突破。去年，黑龙江制定了《规范行政执法条例》，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同意在本市进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决定》，云南省制定的《行政复议条例》是继1992年《吉林省行政复议条例》制定以来的第二部地方行政性法规。这些法规对于规范和改进行政执法，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具有重要作用。

人大监督范围进一步拓宽。一是对财政预算监督继续深化。一年来，山东、陕西、宁夏、河北、广西、湖南、四川等10个省区市制定了预算审查监督、财政监督和财政收支审计监督等方面的条例、办法，浙江还制定了《预算外资金管理条例》，自此，已有16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了预算外资金管理监督法规。二是对司法机关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立法起步良好。江西制定了《关于个案监督的若干规定》，成为自广东、江苏之后第三个制定同类法规的省。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去年通过的`《关于重申严禁刑讯逼供和严格执行办案时限等规定的决定》是第一个对司法机关具体办案程序提出监督要求的法规性决定。三是机构编制法制建设有了好的开端。继海南制定《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规定》后，广东制定了《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将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机构及其派出机构的设置和编制的管理纳入了调整范围，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在行政机关机构设置中的职权。四是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立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去年以来有海南省、珠海市、长春市等3省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关于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的法规。五是监督内容进一步细化。《

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现状研究 篇3

【摘 要】随着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改，设区的市、自治州具有了立法权，从而扩大了地方立法主体的范围。同时伴随着2022年北京及张家口冬奥会申办成功，河北省对地方体育立法的完善和补充有了极大的需求。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方式对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现状进行了搜集和分析。

【关键词】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 现状 问题 建议

一、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现状

（一）河北省竞技体育类地方体育立法

自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起，六届全运会历时20年，河北省竞技体育成绩呈现由低到高再降低的抛物线形式，鼎盛时期为第九届及第十届全运会，奖牌榜排名趋于前列，且1998年亚运会成绩同样非常优秀。这一时期虽然是全国体育立法以及地方体育立法的蓬勃发展阶段，但这期间河北省并未推出关于竞技体育发展的立法，主要立法调整对象只为体育产业及群众体育发展。河北省目前关于竞技体育的立法包括1994年发布的《河北省优秀运动员选招和退役安置办法》，2007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河北省体育竞赛管理办法》以及2010年的《河北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规定》。由于竞技体育人才的发展具有延时性，一批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周期平均为5至8年，而正是在《河北省优秀运动员选招和退役安置办法》颁布后5至8年时，河北省在各级别比赛中出现了优秀的成绩。

（二）河北省群众体育类地方体育立法

群众体育发展自建国起就是我国体育事业的一项核心部分。河北省群众体育在“十五”期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数据中可以获知，国家、省、市利用体彩公益金投资近6000万元， 设立了大量的健身路径与体育场馆，从数量上满足了河北省人民进行体育健身的场地需求。但健身路径场馆的建立与开放程度、维护情况却未能达到实际建设的目的。

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自1995年起，群众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受到了法律的保障。同时，各地方也加大了对群众体育发展的立法关注。河北省自1998年起颁布《河北省体育设施管理条例》，首次对群众体育的运动中介纳入法律保护；其后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的任务和形势下，河北省政府以规章的形式于2001年颁布《河北省全民健身活动办法》，细化了包括群众体育场馆的应用，各单位体育发展计划的设定要求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要求；2006年又实施了《唐山市民众健身条例》，进一步对唐山市的体育立法进行了补充。

（三）河北省体育产业类地方立法

河北省体育产业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后开始加速。与此同时，地方体育产业的立法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199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首次对体育经营活动进行立法，发布《河北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共18条，确立了有关原则及适用对象。本次立法属于河北省首次对体育经营活动这一客体进行法律层面的规范，既对我国《体育法》在体育产业方面的空缺进行了填补，也保护了河北省地方体育产业的发展。这部法规于2003年进行了修正，简化了行政审批程序。其后，《邯郸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于1998年发布，相对于《河北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加入了对体育经营者需取得《体育经营许可证》的规范，对邯郸地区的体育经营进行了进一步的制度化要求。但2000年发布的《河北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在后期修改中不再对《体育经营许可证》进行要求。2006年发布《石家庄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对具体活动项目及具体活动办理方法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对上位法的要求提出了细化的办法。

二、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体育立法与上位法重复或冲突

《立法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第八十九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但在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中还是会存在立法重复的情况，比如《河北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第六条与《石家庄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都对经营项目和内容的变更进行了要求，并在法规中都进行了处罚要求。这就产生了重复立法的问题，并且在处罚办法上也产生了重复。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石家庄市的管理办法如何执行或是否可以应用就会产生矛盾，这属于立法上的资源浪费。并且河北省还存在地方立法不足以补充上位法的规定，如《河北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的第八条与卫生部、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制定的《游泳场所卫生规范》相比，在出现事故的汇报机制上还不够细化。

（二）体育立法修正周期较长

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现有10部，仅有4部进行过修改，分别在2003年、2004年、2007年与2010年，这四次法律修改三次为河北省人民政府进行修改，一次为河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修正。修改均为响应国家政策，而对部分法规进行统一的修订。从立法修改的周期来看，自2000年后，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仅于2010年对《河北省优秀运动员选招和退役安置办法》调整过一次，这段时间内我国各项立法以及立法的修改数不胜数，而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的较少作为必然导致河北省体育发展与法律保障跟不上国家发展的脚步。

（三）地方体育立法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

法律的可操作性，也就是法律在操作层面上的可能性或者说可行性。因此，对于法律可操作性的评价标准可以分为是否能够应用于实际案件和法律是否可以被执行。目前在我省，关于体育方面的案件基本不将地方体育立法作为判案依据，而是以民、商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进行判案。并且由于体育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导致在纠纷中产生的事宜由体育行政部门或体育组织进行沟通协商即可解决。因此，地方体育立法经常表现出不可操作或不被执行的情况。并且由于群众对于《体育法》的了解程度偏低，导致了很少有民众在参加体育活动时考虑用相关的体育立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四）立法不能满足现实体育发展需求

在《体育法》颁行之后的20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和体育改革发展的巨大变化为当时所始料不及，并且随着法治理念和立法境界的开阔提升，对体育法的新需求和新期待也日益增多。因此，《体育法》从立法的思路理念到具体的制定安排都会随时代进步和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与现实需求的一些矛盾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地方体育立法作为上位法的补充，更要先一步地解决现实矛盾，及时提出新产生的体育特色问题，如目前国家倡导的体育社会化、体育社区化，但目前河北省并没有对体育社团和体育协会的管理体制制定法律层面的管理办法。并且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北京市根据奥运会需要设立了包含体育、环境、交通等一系列立法；而2022年冬奥会举办在即，河北省作为协办方并没有在地方立法上给予支持，即目前河北省未能对冬奥会的开展与举办设立专门的法律保护。

（五）各地市并没有积极行使立法权

2015年，《立法法》重新对地方立法的立法主体进行了规定，放宽了立法权限。从较大的市更改为凡设区的市均具有地方立法权，这就极大扩大了地方体育立法的范围。在现今各地体育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各地市应该根据自己的发展特色进行体育立法，由点到面地进行全面规划，促进地方体育发展，倡导传统体育的发展和维护人民参与体育的权利，从市、县、乡等多层多级别的角度进行体育权益的维护与调整。

三、对河北省地方立法发展的建议

（一）普及地方体育立法的知识，让公众以法律维护自身体育权利

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自首部颁布至今已有近二十载，内容虽然不能面面俱到，但是在群众体育发展和竞技体育发展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当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权利受到影响时，却并没有人真正提出以法律来保护自己。比如健身路径的损坏，经过查阅文献可知2008年时石家庄市离退休人员占健身路径中的主力，近些年随着老龄化增长，老年人对健身的需求更是日益增加，可伴随近几年石家庄市内城市规划的发展，公益体育健身设施在拆除后并没有及时地再建，这已经违背了《河北省体育设施管理条例》第十五条重建先于拆迁的要求，可却没有相关人员或群体以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这就体现立法的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首先应该从宣传和教育上提高地方体育立法的知名度，让群众把以体育法维护自身权益当作理所应当之事，做到有法可依，从而实现法律的有效性。并且，体育行政部门应时刻以体育立法内容要求自己，定期组织全体人员进行培训学习，对培训的次数和深度都应进行要求，务必将法律法规深记于心。

（二）建立具有河北特色性的体育立法，围绕冬奥会构建立法群

地方立法应该具有特色性，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则要根据河北省体育发展的特点进行特殊立法。目前来看，河北省根据体育的分类和社会需要，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部分都有相关的立法，但是有关河北省特色的立法还很少。而2022年中国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的举办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建议河北省应该围绕冬奥会的举办，从运动员保障、引进人才及产业支持的方面构建冬奥会立法群，从法律层面上对奥运会展开的条件进行保护和推动，达到促进奥运前和奥运后的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体育发展的目标。主要应考虑围绕京津冀一体化清理不适应和不协调的法规；然后在交通、救援等多方面进行立法，为冬奥会的举办以及群众雪上体育活动中出现的意外进行保障；最后，张家口市作为冬奥会雪上项目举办城市，应积极行使立法权，加大力度构建行之有效的地方体育立法。

（三）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建立良好的立法后评估体系

立法后评估是对立法后一定周期的法规进行汇总与评价的立法过程。《立法法》于2015年修改后在第六十三条中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立法后评估能够发现现行法律中存在的问题，对立法后久未能修改以及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法条或法律提出修正或废除的建议，从而保障立法的与时俱进。针对河北省地方体育立法后较难执行、立法后无人问津的情况，只有建立专门的立法评估部门时刻关注，组织专家实地调研，通过详细可行的评估方法与评估体系进行立法后评估，才能够保证地方体育立法的行之有效，保证河北省体育行业的发展有法可依。

四、结论

河北省在近二十年内通过立法、废止旧法和法律修正，目前已有十部体育立法，内容覆盖了体育概念中的主要部分，完善了地方体育立法的缺失部分，也从地方立法的角度弥补了上位法的空缺，但始终难以避免立法的周期较长与内容无法适应国家与社会在新时代的飞速发展的问题。因此，河北省地方立法应从人大、政府以及群众多方面进行体育法的普及工作，及时对现有地方体育立法与社会的脱节点进行立、改、废，结合地方发展特点，把握冬奥会到来的时机，构建良好的法律群，让体育活动在河北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并且应该构建良好的立法成本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国义，许静媛，赵志斌，等.河北省群众体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6，20（04）：29-31.

[2]刘希佳，苏树友，刘小英，等.河北省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与战略措施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24（10）：11-14.

生态补偿地方立法研究 篇4

一、生态补偿的必要性

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深受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无价”、“低价”观念的影响,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与利用, 向生态系统索取了过量的资源和能量, 但是又没有主动采取有效措施补偿, 恢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因此造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 引起许多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生态补偿是中国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有效形式。它通过鼓励生态建设者对生态系统加以维护, 使其最大限度地恢复到被污染、被破坏前的功能, 而且对生态环境进行建设、培育, 加大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 增强其生态价值;同时通过提高生态破坏者的行为成本, 促使其减少或放弃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行为, 间接实现对生态系统的保护。由于长期以来对使用行为缺少经济制约, 生态建设者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补偿, 若不能从法律层面上确立生态补偿制度, 清楚界定生态建设者与受益人、生态破坏者与受害人等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势必会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当前中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这背后有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深层面制度原因。在这一问题上, 政府不是干预太多了, 而是干预太少了, 不是政府越位而是远没有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 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 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十八大报告专门将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 特别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 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二、生态补偿立法现状

对生态补偿制度法制化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环境资源保护、防治污染这一基本国策, 并为生态补偿提供了宪法基石。《宪法》作为最高位阶的法律, 其有关规定, 对生态补偿及生态法律制度各种规范的适用和解释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中国的《环境保护法》, 也是生态补偿制度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作为生态保护的基本法, 主要内容是关于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 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规定过于粗略, 不够具体, 实践中难以起到综合调整的作用, 可见中国生态领域综合性法律、法规的立法目前仍十分薄弱。

中国还有单行生态环境立法, 即专门针对某种环境要素或对特定的环境社会关系所进行调整的立法。它是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的具体化, 数量相当多, 在整个环境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 民法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主要表现为:在民法体系上建立环境权, 并赋之与人身权、财产权同等的地位;将无过错责任作为环境侵害的归责原则加以确认;在环境侵害案中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解决环境侵害因果关系判定难题;在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中适用共同危险责任;对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时效加以修正, 以保障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在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上同时适用赔偿损害、排除侵害多种方式等。

刑法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主要表现为:增设危害环境罪;重构犯罪因果关系;确认法人犯罪;规定对环境侵害的刑事责任等。

近年来, 中国的有关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但是, 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还不能完全适应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为法律体系不健全。《宪法》中没有规定生态补偿制度, 《环境保护法》是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 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背景, 它更偏重于对污染的防治, 只规定了对排污者的排污行为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进行收费, 却没有将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应当予以补偿的情形纳入规定, 没有从根本上全面发挥生态补偿的作用。目前有关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各种单行法中, 中国尚未对生态补偿进行统一立法。尽管在单行法律法规中体现了生态补偿的理念, 但由于《宪法》和《环境保护法》中缺乏对生态补偿明确的规定, 使得生态补偿缺乏一个自上而下效力等级的法律体系, 不利于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从立法现状可以看出, 每个单行法只涉及某一个或某一类生态要素的生态补偿问题, 对生态补偿的规定缺乏统一性、完整性。例如, 水利部门主管流域治理和水土保持方面的生态补偿工作;国土部门通过对土地、矿产资源管理实现对生态环境的补偿;环保部门主要制定生态补偿政策;农业部门管理草原、农业方面的生态补偿工作;林业部门主要管理森林生态补偿。不同生态要素生态补偿的规定由不同的管理部门制定, 这种方式容易造成立法只体现本部门的利益, 部门间利益冲突而依靠自身无法协调的情况。同时也缺乏时间上的相对稳定性, 很难确保受偿者的权利得以实现, 补偿者的义务得以履行。

三、生态补偿地方立法的必要性

首先, 各地自然环境较大的差异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步骤有所不同, 国家目前不能完全采用统一立法的方式对各地具体的生态保护进行全面规范。国家制定的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生态补偿法只能从宏观和普遍意义上最大可能地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依据。非常具体的生态补偿工作需要地方结合本地的客观环境条件进行立法。因此, 各省、市、自治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生态补偿地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 中国各大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 突出的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实践证明, 现代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既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依靠。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加之环境保护强调结合实际运用科学性、技术性、综合性较强的综合措施。这些也为地方生态补偿立法提供了广泛的立法资源和立法空间。

再次, 几十年以来, 中国的生态补偿立法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和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环境保护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一些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还不能排到立法的议事日程;有些环境问题在特定地区是迫切需要立法解决的问题, 但其在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性;有些环境问题虽然在全国有普遍性, 但在解决的方式上却对立法的需求程度不同;有些在全国多数区域效果优异的环境保护政策或管理制度要上升为在全国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尚需求一定的过程。

上述原因为地方生态补偿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并形成了地方生态补偿立法产生和得以发展的原因。

四、生态补偿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

生态补偿地方立法应坚持以下原则:

1. 依法立法原则。

作为下位法的生态补偿地方立法必须符合国家宪法、法律的要求, 必须服从国家相关立法的基本原则, 并在其指导下制定地方法。一方面, 通过地方立法填补国家法律、法规的立法空白, 制定解决区域性特殊环境问题为目标的立法;另一方面, 通过地方立法的实施更好地解决生态补偿中的具有地域性的特殊问题。

2. 自主立法原则。

地方立法机关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应当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机关的主动性、积极性。地方立法机关可以在自己的立法权限范围内按照当地生态补偿的需要和环境保护规划的安排, 自主决定生态补偿地方立法工作。中国各地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 因此, 地方立法必须依据当地环境污染和资源利用的现状。因为各地在自然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有的地区主要表现为严重的水污染、有的表现为大气污染、有的存在放射性污染, 而有的地方可能在上述几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所以在立法时要有针对性。

3. 超前立法原则。

生态补偿受制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不同的发展水平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和规范。超前性是相对于国家整体立法而言的。生态补偿地方立法以国家立法为基本依据, 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 在立法中适当地超前立法。

4. 灵活立法原则。

地方立法的灵活性是相对于国家立法的原则性而言的。国家生态补偿立法一方面必须考虑全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的共同需要, 另一方面必须要考虑全国生态补偿中所采取的技术手段的整体水平。因此必然导致国家生态补偿立法相对比较原则, 法律制定、修改的时间也相对漫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水平是地方立法的客观基础, 地方立法机关应当充分运用废、改、立的手段, 灵活地把握当地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的需要和生态补偿的实际情况, 通过灵活的地方立法为国家更好地进行国家立法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也为当地提供更为适时的法律规范。

摘要：生态补偿是中国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有效形式。国家目前不能完全采用统一立法的方式对各地具体的生态保护进行全面规范, 因此, 制定生态补偿地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生态补偿,立法现状,地方立法

参考文献

[1]常纪文.环境法前沿问题—历史梳理与发展探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2]李爱年.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3]马存利, 陈海宏.区域生态补偿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3) .

地方立法工作会议纪要 篇5

宋远方指出，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推动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支撑。建设法治青岛，必须加强立法工作，以立法引领发展、促进和谐、维护稳定。要坚定政治定力，深刻把握做好地方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政治自觉性，正确认识立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增强做好立法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深入研究立法需要，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备案审查工作实效，推动地方立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宋远方强调，要明确立法定位，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地方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主动回应人民关切和传导正确价值取向，及时通过立法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以立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积极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突出工作重点，严格依法立法，开展特色立法，推进精准立法，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加强备案审查工作，进一步深化认识、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强化备案审查能力建设，推进备案审查工作取得新进展，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邹川宁、刘建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杨鹏鸣主持会议。

中美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比较研究 篇6

在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选择方面, 随着各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也日益优化, 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的理论也不断丰富和发展。

在高度集权模式下, 中央立法权是国家最高立法权力, 一切立法权都为中央政权所有, 地方立法必须尊重和维护中央立法权。中央政权所制定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生效, 地方政府不具有立法权。

在有地方分权的集权模式下, 中央立法占主导和支配性地位, 地方立法权要接受中央的指导与监督。地方立法事项范围小, 被中央立法权控制, 以中国为代表的单一制国家往往采用此种模式。

在以地方分权为主, 中央集权为辅模式下, 国家立法权主要由地方政权行使, 中央政权的立法权受限。以美国为代表的联邦制国家多采用此模式, 中央权力来源于地方的让与。中央的立法权限于军事、外交、关税、货币制度等。其他涉及地方事务的立法权一般归地方所有。

还有一种划分为中央地方立法均权, 强调应当以权力的性质为对象, 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立法职能之间的分工与协调。

二、美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探究

美国属于典型的中央与地方均权主义的立法模式, 这种模式是建立在“有限联邦政府论”的基础之上。在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和自由主义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下, 宪法规定联邦和州在各自领域内享有最高立法权, 地方权力来自宪法授予, 美国立法权纵向划分为:

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至第四条以明示的方式列举了联邦的立法权。联邦的立法权限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国防和外交等方面的政治权力, 全国性经济事务及公共事业的管理, 向全国征税和资金调度的权力, 制定保护基本人权相关法律的权力, 上述权力引申出的相关权力。

美国在法律上并没有对州的权力进行特别规定, 美国州权的大小是根据联邦权力的大小而相应伸缩的。美国宪法第十条也明确了, 未赋予联邦的权力, 由各州保留或由人民行使。

三、中美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的比较

在美国, 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分权被宪法明文规定, 地方的立法权有宪法的保障, 是一种“固有权”, 地方立法权由宪法授予, 不依附于中央立法权。而中国中央立法权占主导地位, 地方的立法权力来自于中央的授予, 可以被中央撤销或改变。

美国联邦与地方构成了一套双重的立法体系, 美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各成体系, 我国的立法体制是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立法等级和效力位阶十分明晰, 高级别的立法权可以控制低级别的立法权。

美国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之间是一种分权制衡、竞争合作、互相协调的关系。而我国中央和地方立法之间的关系大体表现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并不需要过多依赖于立法协调机制。

美国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冲突由独立于两者之间的联邦最高法院以司法裁决的方式解决。而中国立法冲突的解决是一种体制内的解决方式, 通常由共同上一级裁决或共同协商处理, 不会交付第三方的司法机关裁决。

四、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体制的困境及对美国经验的反思与借鉴

(一) 人大立法系统的不足

从我国现实的立法分权现状而言, 我国中央立法在制度上的集权并没有被得到全面贯彻。法律上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拥有最高的立法效力和立法权威, 在中央立法中占主导地位。但在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系统的立法能力十分有限。美国国会议员实质上遵循的是“精英化”的原则, 只有具备相应素质并竞选获胜才有议员资格。因此全国人大代表的职业化、专业化是重点改革方向。

(二) 部门本位立法

我国中央立法主要是靠国务院及组成部门实现的, 我国中央立法权逐步演化为政府分权和部门分权。而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又是由各部门具体落实的, 使得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有不同的利益考量, 这种局面导致了“部门利益法制化”。美国中央立法之间、地方立法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矛盾是交由中立的第三方解决的, 即以司法途径解决。

(三) 地方立法的形式化

地方立法的困境是地方立法的形式化, 中央已有的规定被重复立法, 十分保守和被动, 这也是我国集权体制的必然结果之一。相较与美国成熟的地方立法体系, 地方立法的创造性缺失。究其根源, 在于美国的国家权力的划分体制, 不仅是立法权力, 美国的地方拥有广泛的财政和经济权力, 从根本上保证了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 拥有充足的立法资源, 而且来自中央的强权与压力较小。

五、总结

如上所述可知,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分权在制度设计上属于中央集权为主, 地方分权为辅的模式。但实际上我国的立法分权体制在运行层面既没有做到充分的“集权”, 又没有做到必要的“分权”。有必要重新审视在我国现行的体制, 实现中央和地方立法分权关系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法治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任进.和谐社会视野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研究 篇7

(一) 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立法

一般认为, 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利用效果, 进行废物循环, 使废物重新利用的一种经济模式。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 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在物质不断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中, 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核心是“3R”原则, 即减量化 (Reduce) 、再使用 (Reuse) 、再循环 (Recycle) , 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过程, 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

循环经济立法是将循环经济纳入法制轨道, 建立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通过法律规范调节来找到环境、资源与发展之间的契合点, 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立法的强制、引导和促进作用, 能够正确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规范循环经济各责任主体的行为, 有效化解经济建设中资源、环境制约的难题。

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是指约束和激励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立法形式是辽宁省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辽宁省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其法律规范的特征是,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在其立法权限范围内, 制定的执行性和补充性规范。其依据是:第一, 制定执行性规范的法律依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 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 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二) 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第二, 关于制定补充性规范的法律依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 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二) 辽宁省循环经济立法的迫切性

辽宁省对循环经济的认识较早, 2002年辽宁省率先在全国开展循环经济试点, 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省份, 经过努力, 创建了“3+1”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取得了初步成效。“3+1”模式, 即大、中、小循环和资源再生产业。所谓的大循环, 是在整个城市和社会层面, 围绕城市中水回用和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建设城市资源循环型社会;中循环, 是在企业群落的区域层面, 运用工业生态学和循环经济理念, 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小循环, 是在单个企业层面, 大力推进清洁生产, 建设循环经济示范企业;资源再生产业, 是结合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产业,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2005年, 经国务院同意, 又被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确定为全国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省。辽宁的循环经济工作已从试点阶段转向全面推进阶段。

辽宁省经济的发展要求辽宁循环经济立法及时跟上。“十二五”期间, 辽宁仍将大力促进中部重化工业产业群、沿海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发展, 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带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将在“十二五”期间迅速发展, 环境承载力面临新的考验,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压力更大。而在立法上, 辽宁的循环经济地方立法仍很薄弱。虽然2005年就提出《辽宁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讨论稿, 被省人大列为2005年度立法论证项目, 但至今未出台。

二、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状况

(一) 立法归纳

经过多年的努力, 相继出台一系列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辽宁省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可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 关于循环经济的综合性地方立法, 即对各项立法有统率性的立法, 有《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促进条例》;第二, 关于循环经济的专项地方立法, 即地方立法对某个特别法律事项进行的特别规定, 有《辽宁省新产品开发管理办法》《辽宁省绿色食品管理办法》《辽宁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管理规定》《辽宁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办法》《辽宁省医疗废物管理实施办法》《辽宁省畜禽产品药物残留管理办法》《辽宁省节约能源条例》《辽宁省节能监察办法》《辽宁省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条例》《辽宁省工业企业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及验收办法》《辽宁省农药管理实施办法》;第三, 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资源与环保地方立法, 有《辽宁省水污染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规定》《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辽宁省辽河保护区条例》《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办法》《辽宁省湿地保护条例》《辽宁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辽宁省海洋环境保护办法》;等等。

辽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充分发挥地方立法主体的权能;第二, 在立法形式上, 主要是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第三, 立法数量上, 年年出新规;第四, 在立法内容上,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 不断修改完善。

(二) 立法的局限性

1. 对一些国家层面的循环经济法律缺乏相关配套规程;有些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之间存在不协调因素;还有众多领域亟待立法补充。

2. 缺乏综合层次上的循环经济立法, 如主要工业废弃物、废旧家电、废旧汽车及其配件等大宗废物的专业性循环利用的法律问题, 现行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 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解决机制。

3. 在单个企业层次上的循环经济法律规制方面, 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专项法规, 如关于废弃条件的设置、强制回收和回用名录的建立、回收率和回用率的确定、系统化和可操作化、工艺标准及技术性规范的设立等法律问题。特别是对企业违反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理的力度还不够, 还不能对企业的行为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由此导致一些企业宁愿支付罚款也不愿意在循环经济方面进行投入。

4. 发展循环经济的刚性约束和激励机制还不健全, 支撑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土地、价格、金融、奖励、处罚等法规规章还不完善、不配套, 影响到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

三、西方国家的成果借鉴

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资源的短缺和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外的成果经验证明了循环经济立法的重要性。循环经济的发展与法制形成了良性互动。立法在循环经济的实践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日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一) 立法体系的完备与优化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 其立法层次分明, 体系完备。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共三个层次:法律、条例和指南。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可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一部基本法, 第二层面是综合性的两部法律, 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专项法。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 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这也保证日本成为了资源循环利用率最高的国家。

(二) 立法内容的全面

以主体责任制度为例, 各国都有较全面的规定, 以达到对于责任主体的约束目的。第一, 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规定了生产者、使用者的责任, 涉及生产、消费和处置的各个环节, 实现了几乎对所有产品的全过程控制, 真正体现了循环经济闭循环的理念。第二, 以欧盟为中心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表现为延伸生产者的责任。延伸生产者的责任制度是指产品使用废弃后的管理责任, 从政府和一般纳税人转向生产者, 从而使原有的生产者的责任向产品生产过程的上游和下游延伸, 即生产者负担其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控制的主要责任, 包括行动责任、经济责任、信息责任、赔偿责任等。第三, 美国提出“延伸产品责任”的概念, 认为控制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环境影响的责任应当由消费者、零售商、地方政府、制造商等产业链上的所有成员分担, 而不应当单独强加给生产者。

(三) 激励机制的健全

各国循环经济立法都能做到将责任约束与鼓励机制相结合。关于激励机制, 又称经济机制。从美国1970年通过对《清洁空气法》的修正开始, 世界上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重视环境保护的成本和效益的计算, 努力寻求成本更低、更有效的环境经济法律规制手段。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在环境立法中拟定经济手段, 包括环境税收、收费、低息贷款、保险手段、补助金、押金、加速折旧、排污许可及排污交易等。

四、辽宁省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的完善

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应充分发挥立法职能。

(一) 制定执行性规范, 充实我国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辽宁省应制定地方法规、规章层面的执行性规范, 对《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细化, 如制定《辽宁省清洁生产促进法实施细则》和《辽宁省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细则》等;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商务部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专项中央立法, 辽宁省政府根据辽宁循环经济的发展特点, 进行本地化, 使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二) 制定补充性规范, 弥补地方专项立法不足

利用地方立法的权限, 根据辽宁的实际需要, 制定辽宁省城市垃圾处理、家用电器回收、报废汽车利用、容器包装循环、绿色采购、建筑及材料回收等条例, 与现有的节约能源、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地方立法, 共同构成地方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从而解决辽宁省循环经济专项问题无法可依的状况, 实行从产品的原材料到制造、运输销售和废弃的环境控制, 实现全过程管理。

(三) 健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

随着辽宁循环经济的发展, 应逐步完善以下八条法律制度。

1. 主体责任制度。

环境资源的共同性决定了所有主体都应参与对其保护。循环经济的特点, 一是参与主体广泛, 二是所有参与者都负有义务和责任。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分担积极助长义务, 各自承担角色责任。主体的身份、职能、优势不同, 承担循环经济促进责任的内容就不同。从主体角度看, 循环经济促进法律主体, 不仅包括生产者、销售者、回收利用者等, 还包括国家和消费者。

(1) 政府的循环经济促进责任。政府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要有:第一, 运用直接管制和间接诱导措施, 确保企业、国民履行循环经济的促进义务。第二, 直接履行废物管理者责任。第三, 履行作为环境资源、产品的消费者的责任。

(2) 企业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生产者责任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 采用无毒、易降解、能耗少、耐用、便于回收和再生利用的环境友好产品设计, 减少不必要的包装。第二, 采用清洁能源, 采用资源和能源消耗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设备, 对生产过程的废料、余热等综合利用或提供给其他企业利用。第三, 回收利用消费者使用后废弃的产品。第四, 提供关于产品成分、耐用性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各阶段环境影响的信息。

(3) 消费者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和处置方式对资源节约、回收、循环利用具有决定性影响。消费者选择决定着生产的方向、规模和程度。消费者可以通过“绿色购买”影响市场竞争, 从而间接影响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责任的具体内容是:第一, 消费者可以通过消费付费为产品的环境影响增大承担经济责任。第二, 消费者有义务协助生产者收集、分类、循环利用废物, 遵守相关集中收集、处理的法律规定。第三, 可持续消费。

2. 循环经济规划制度。

循环经济规划制度的内容包括:第一, 规定规划编制的主体、原则、程序。第二, 明确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第三, 确定单位GDP的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指标, 使之成为有约束力的各级政府绩效考核要求。应将2002年辽宁省政府制定的《辽宁省发展循环经济试点方案》 (辽政发[2002]37号) 中, 对辽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的安排和部署, 进行法制化。

3. 鼓励、限制、禁止名录制度。

名录制度既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 又是政府扶持、限制市场准入的依据, 还是建立市场准入、淘汰落后工艺和产品的法律保障。循环经济法可以对名录的主体、程序及名录的法律效力等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

4. 循环经济标识制度。

循环经济标识包括产品的能效、再生产品、节能建筑等标识和节能、节材、节水及环保标识等。政府建立循环节能标识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循环经济标识认证和推广, 鼓励和支持企业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5. 循环经济指标的评价考核制度。

循环经济指标是评判一定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质量的主要依据。政府要明确各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和污染排放标准, 以及节能、节水、节材和再生产品标准要求。

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循环经济的指标体系, 对企业、工业园等发展循环经济的状况进行评价与考核, 制定相应的处罚和奖励措施, 并将评价与考核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以科学的指标体系为依据建立循环经济评价与考核制度, 有助于解决过去以GDP为基本指标作为考核地方领导政绩主要标准的弊端。

6. 重点企业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定额管理制度。

各级政府对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材、建筑等行业年综合能耗、物耗或者废物产生总量超过国家要求的重点企业, 实行循环经济定额管理制度。重点企业必须对定额指标的实现情况进行审核和报告, 要限期达到资源节约定额指标要求, 对不能达标的重点企业应当责令其停产或转产。

7. 信息公开制度。

循环经济信息的公开制度, 是为了企业和公众及时了解废物的产生、社会的需求等情况, 这一方面便于公众对企业违法排污的情况进行监督, 另一方面又为公众合理利用废旧资源提供便利条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技术政策和措施, 将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公共信息通过法定渠道及时发布, 对于高污染企业, 应强制要求其公开相关信息。

8. 循环经济的激励制度。

立法上要注意约束和激励机制的结合, 二者互补。政府要采取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刺激措施。经济奖励政策主要包括循环经济的专项资金、税收优惠、国家投资倾斜、押金返还、政府绿色采购、表彰奖励等内容。

摘要：辽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循环经济的支撑和保障。本文剖析了辽宁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现状, 在借鉴国外循环经济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分别从立法体系、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角度, 提出了充实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弥补地方专项立法不足、健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等立法建议。

地方环境立法研究 篇8

1 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的立法现状

1.1 省级全民健身条例的立法现状

省级全民健身条例一般是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全省(直辖市、自治区)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仅次于国家宪法、法律以及国务院法规。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16个省级行政单位出台了自己的全民健身条例,包括12个省,3个直辖市、1个自治区。其中,《安徽省全民健身条例》于2010年8月2日修改,《四川省全民健身条例》于2010年5月28日修改,《江苏省全民健身条例》于2010年11月1日修改,《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于2003年6月26日修改。

1.2 省辖市全民健身条例的立法现状

相对而言,省辖市的全民健身立法要稍微复杂,一般先是由市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然后在全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再报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法律效力也相对较弱,主要是根据本市全民健身发展特点和需要而制定。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6个省辖制定了自己的全民健身条例,其中包括4个省会城市,2个普通城市。其中,《贵阳市全民健身条例》于2010年10月28日修改,《武汉市全民健身条例》于2010年9月29日修改,杭州市全民健身条例于2011年1月23日修改。

2 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立法的问题

2.1 总体立法不完善

在省级立法层次上,目前出台省级全民健身条例的省份仅有16个,接近全国行政区域的半数水平,还有近一半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没有自己的全民健身条例。在已经立法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中有很多是在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条例》以前就有自己的条例,但是却长时间未作修改。《全民健身条例》是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全民健身的最高级别法规文件,是根据新时期全民健身发展问题和需求而制定,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省级行政单位应该根据这一新的法规制定或更新相应的配套法规,而事实上在这之后对省级全民健身条例进行修改的只有安徽、四川、江苏三个省份。

2.2 立法的区域性结构失衡

现在已经立法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多集中在华东、华北、华中等地,而南方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一些西部较为偏远地区尚未立法。显然,这种结构性失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原因(比如经济较为发达的重庆市、广东省、福建省等也没有推出各自的全民健身条例),而是要从地域文化、当地政府对全民健身的重视程度来认识。从已经立法的省辖市中也能发现,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休闲、健身、旅游等发展较为不错的地区。这种区域性的结构失衡显然是不科学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整体全民健身事业的健康发展。

2.3 现行立法尚未达到应有功效

《全民健身条例》中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的全民健身计划,“对本行政区域全民健身计划实施情况负责”[3],因此地方的全面健身条例要以此对县级以上政府的职责进行进一步可操作化规定,但是很多地方全民健身条例中依然对县级以上政府的只能描述停留在模糊层次。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各地区的全民健身条例在具体条文中基本上没有体现出地方特色[4],像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特别丰富,但在相应的全民健身条例中仅仅是“鼓励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却没有给出具体的鼓励措施。种种的这些都让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依然停留在宏观指导层次,对于全民健身实践的约束力不强,远没有达到其作为国家全民健身配套法规的应有功效。

3 对完善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的建议

3.1 尽快完善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立法布局,调整地域性结构失衡

《体育法》中规定我国体育工作要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施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民健身条例》中规定各级地方政府要“保障人民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是地方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只有通过完善的立法才能让全民健身工作有章可循,不至于流于口号和形式。因此,国家体育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敦促尚未出台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的地区尽快完善制度,优化全民健身条例立法的整体结构。

3.2 更新旧有条例,完善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的操作性

《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等国家性法律法规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规定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思路,对于具体的实践环节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法规来细化和规范[5]。但是目前大部分的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尚未达到这种效果,很多细则依然没有明确,已经不能反映新时期国家对于全民健身的发展的新要求。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要认真总结国家法律法规精神,尽快修改条例中的不合时宜之处、完善条例中的不足之处,对于国家法律法规中要求的重点内容要给出更加细化的规定和思路,使法规条文在实践工作中实现可操作化。

3.3 结合地方实际,重视全民健身条例的因地制宜

我国南北方气候的差异、滨海和平原环境的差异不仅让不同地区的全民健身的项目选择不同[6],也让活动开展的季节、时段、活动量都有所区别。国家在制定总体性的全民健身法律法规时显然不可能对这些差异都面面俱到,需要地方性的法规结合本地实际进行规范,使法规因地制宜地指导本地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此外,我国拥有56个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和传统体育项目,地方性全民健身条例要充分考虑到民族文化的差异,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并积极推动本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全民健身中的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汪劲.地方立法的可持续发展评估:原则、制度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栾开封.《全民健身条例》试解读[J].体育文化导刊,2011,(1):6-8.

[3]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全民健身条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_

[4]张玉超,郑华.对我国全民健身事业法制建设思考[J].首都体院学报,2009,21(4):403-407.

[5]于善旭.论《全民健身条例》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制度推进[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25(4):277-281.

环境安全立法研究 篇9

关键词：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依法治国

“安全”指主体生存环境“免受威胁”的状况, 环境安全即指生态环境、绿色资源、生活环境“免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的状态[1]。全球化的发展在缩短世界距离的同时, 也加速了环境安全问题的蔓延, 环境安全已成为影响政治、军事、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全局性问题。各国都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 为环境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如美国的《原子能法》《欧盟条约》附件等[2]。我国《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开启了总体国家安全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突出强调了生存发展环境的安全;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环境修复的复杂性更凸显了完善环境安全立法、贯彻保护优先原则的重要性。

1 环境安全立法原则

环境安全立法是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在已有研究成果中, 一是从环境科学角度出发的环境安全研究, 如第五届全国“公共安全领域中的化学问题”对环境安全领域ICP-MS法的分析, 对环境安全指标建设的层次分析法 (AHP) 、区间型逼近理想点法的探讨。二是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的环境安全研究, 2007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对环境法治角度的环境安全保障进行讨论, 及建立环境法院主张, 但尚未有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高度展开环境安全立法研究, 后者对于推进环境安全法治建设, 促进环境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并直接关系到新时代背景下国家环境安全战略的进阶与话语传播格局的全面提升。贯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 首先须从环境安全立法原则着手。从总体上看, 环境安全立法原则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根本原则, 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在环境安全立法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环境安全法律体系的根本指引;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的根本目的是以人为本, 核心内容是党领导人民依法进行治理。

(2) 环境安全立法以人民群众对环境安全的需求为导向, 贯彻宪法基本原则, 以立法引领环境安全治理改革;遵循《立法法》规定, 坚持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 “从中国实际出发”, 依照法定程序推进环境安全立法[3], 从源头上促进环境公平的实现, 协调环境安全领域的各项事务, 保障环境安全立法的人民属性, 维护环境安全生活秩序, 保障个体和集体的环境权利,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3) 环境安全立法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观, 环境安全立法致力于实现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 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 坚持保护优先原则, 维护环境安全;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即是公民环境权利保障由应然向实然状态转化的过程, 以人权入宪为统领, 推动环境权法律体系及配套规定的发展和完善, 引导全社会树立环境安全法治意识, 充分发挥法律激励机制的作用, 维护国家安全。

(4) 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原则。一方面, 环境安全立法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通过国家、政党、政府、社会等主体广泛协同, 对各项治理进行综合治理, 从而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而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出发发展和完善环境安全立法;另一方面, 环境安全立法是环境治理的规范依据, 须探寻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律, 因而也需从环境科学研究出发发展和完善环境安全立法[4]。

2 环境安全立法目标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环境安全治理健康发展, 需要从法治战略高度展开顶层设计, 从立法原则层面推进环境安全与环境公平的实现。一方面, 环境安全领域法治化治理的实现将改变环境安全规范在约束力与执行力上的弱化现象, 明确相关部门在环境安全法治建设中的职能、权力与责任清单,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建设, 真正实现国家、政府、社会相统一基础上的环境安全法治建设。

2.1 推动法制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进阶

环境安全领域推动法制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进阶, 要求完善环境安全法律规范体系, 加强环境安全法律规范的实施、监督与法治保障, 推动环境权利司法化, 完成法治建设体系结构优化;创新社会治理, 提升全社会的环境安全法治意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高度促进环境安全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保护公民环境权利, 保障国家安全, 提升环境安全战略格局。遵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精神, 环境安全法治建设以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各项事务为特征,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遵照以个体与集体的环境权利在政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实现为价值目标, 以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发展为基础, 依法推进环境安全治理现代化, 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2.2 通过“良法”提升环境安全治理发展的规范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良法标准层面提出3项要求: (1) 反映人民意志, 代表人民根本利益, 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 坚持立法为民, 把握环境安全治理发展的内在规律, 构成了环境安全法制真正得到全社会遵守的重要前提; (2) 立足中国实际, 在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程中, 尽管其他国家在程序正义与形式法治建设方面的成就有值得借鉴之处, 但要真正实现人民幸福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需要推动国家治理、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在人民根本利益层面一致性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立足中国实际建设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是增强道路自信的应有之义; (3) 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 充分发挥民间规范、社会力量在环境安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提升环境安全治理的合理性。

3 环境安全立法价值

以人为本、以环境权保障为核心是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标志。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权利与义务, 环境安全立法的核心价值是权益保障, 既包括个体权利, 也包括集体权利。环境安全立法是良法善治的重要前提, 是促进公民权利保障, 维护发展权实现的重要基础。环境安全法治建设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现代化格局的战略促进作用也应得到充分的释放, 典型的例证如环境安全对地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安全领域法治化治理奠定了整个环境安全治理的话语基础, 是推进多层次多领域治理的重要实践, 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明确环境安全立法价值, 为环境安全治理奠定良法之基。

3.1 环境权利保障

一个国家环境安全治理的规范化成为国家保障环境权利、维护环境安全与国家尊严的重要举措, 是增强国家认同与凝聚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的协调发展, 推动环境权利话语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提升中国环境安全治记格局, 为环境安全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提供保障, 增强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话语权。需要注意的是, 环境安全法治对国家环境安全的维护应体现综合治理与系统治理原则。

3.2 发展权利维护

环境安全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直接影响着发展权利维护。在社会主义社会, 环境安全从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出发捍卫国家发展权, 这构成了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的环境安全发展状况凝聚了其历史文化记忆, 也承载着其未来的发展趋向, 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 环境安全治理规范化直接关系到国家与国家发展权的实现。从环境安全法治建设的内容上看, 环境安全法律规范体系涵盖对环境安全发展规划、环境安全规范标准、环境安全政策文件到管理工作推进的规定, 从战略部署执行力的提升到具体工作规范化的推进, 环境安全法治在各层次各领域全面推进个体与集体发展权利的实现。

4 环境安全立法实施

“治理”范畴构成了环境安全立法实施的重要基础, 是环境安全治理贯彻法治中国建设要求的基础性范畴;管理范畴向治理范畴的进阶为国家、政府、社会相统一基础上的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充分体现环境安全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要求, 真正在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相协调层面为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 实现环境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在治理战略层面展开环境安全法治顶层设计。治理现代化与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是推动环境安全领域良法善治的两大支柱, 促进公民公民权利保障与国家发展权的实现。

4.1 推动政策性管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变

政策性管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变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主体范围由政府主导拓展至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二是治理方式由 (单一) 管理体制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转变, 推动多层次多领域综合治理, 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各项治理的法治化。从治理内容上看, 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 从环境安全发展规划、环境安全规范标准、环境安全政策文件到管理工作的推进等方面, 坚持以“依法治国”作为治理的基本方式, 推进“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进阶, 实现政策性管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变。就环境安全领域而言, 通过制度现代化与各项工作法治化,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服务型政府, 确保环境安全治理改革和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充分保障个人和集体的环境权利, 是实现环境安全领域良法善治的重要保障, 也是法治中国建设与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4.2 通过“善治”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的协同性

“善治”以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的协同性, 具体表现在主体、路径、内容3个层面。在主体层面, 充分释放社会治理的活力。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环境安全治理改革与发展的途径,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是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协同性的基本前提, 对规划部署的系统贯彻与科学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在路径层面, 坚持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是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协同性的必由之路。环境安全法治的实现不仅要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治理, 而且要充分发挥民间规范在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在内容层面, 环境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环境安全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支持, 以改革创新精神依法推进环境安全各项工作;环境安全领域的良法善治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环境安全建设构成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建设有重要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江伟钰, 陈方林.资源环境法词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2]蔡守秋.论环境安全问题[J].安全与环境学报, 2001 (5) :28, 31.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EB/OL]. (2015-03-15) [2016-11-05].http://law.npc.gov.cn/FLFG/flfg By ID.action?txtid=1&flfg ID=34759708&show Detail Type=QW.

地方环境立法研究 篇10

一、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是沈抚新城建设实际管理工作的需要。

沈抚新城建设主要是沈抚同城化, 同城化一般是指一个城市与一个或几个城市因地域相邻,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客观上存在着能够逐步融为一体的发展条件, 通过城市间的相互融合, 使城市间在发展、建设和管理上形成高度协调和统一的区域功能, 使市民弱化属地意识, 共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发展成果。同城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是区域城市间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 比一体化更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 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可强化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沈抚新城建设是属于政府推动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两市同城化合作中政府行为符合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但是, 目前沈抚新城建设, 沈阳市和抚顺市的合作还是一种松散的合作方式, 虽有一个跨区域的统一管理和协调机构, 仅仅通过一个较为松散的协调机构的会议形式, 这样很难及时解决两城市同城化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 目前还没有约束沈抚新城两市合作的法律文件, 两市达成的各种共识或协议总体上说还属于宣言性质的文本, 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内容以及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 而且缺乏违约责任条款。虽然有省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协调, 但毕竟两市只能在各自的行政区划内行使其权利, 而沈抚新城建设是涉及沈抚两市的行政区。因此, 应当通过沈抚两市的联合立法建立法律协调机制完善两市合作的法律框架体系, 使这种松散的合作通过法制协调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 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执行和监督机制, 使两市各方的行为完全符合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3. 建立和完善地方联合立法可统一执法和司法标准, 实现执法和司法公正, 避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

目前, 随着沈抚新城建设以及沈阳经济区市场经济的发展, 同城化区域内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需要建立长期性、规范化的法制协调机制, 互相配合协调, 统一执法标准, 共同维护沈抚新城地区的市场秩序。在司法领域, 由于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沈抚新城地区各级司法机关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制协调机制, 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 从制约司法公正和司法统一的关键部分入手, 统一立案标准和审判标准, 加强司法协助和执行合作, 实现区域内的司法公平和公正, 为沈抚新城及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提供法制保障。地方保护是阻碍沈抚新城的推进以及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极大障碍, 是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的必然产物, 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需要中央政府的推动和现行宪政体制的相应变动, 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因此, 沈阳和抚顺之间必须通过有效的地方联合立法, 建立法制协调机制消除两市之间的政策与法律壁垒, 实现两市法制环境的无差异性, 将地方保护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减小到最低, 从而推动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加速沈抚新城的建设速度。

二、沈抚新城建设中联合立法的重点

沈抚新城建设中两市的联合立法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而现时特别是沈抚新城建设又急需规范统一的法制来协调和保证, 两市地方联合立法在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必须有针对性、具有可操作性, 以推动沈抚新城建设的发展。

由于沈抚新城是在同一省行政区划领域基础之上进行的, 虽都隶属辽宁省但两市还是有各自的利益, 为了避免地方利益保护对沈抚新城的共同利益产生消极影响, 需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执行的法律文件, 来约束和规范沈抚两市各方的行为, 实现在沈抚新城的区域内的统一协调和管理。为此需要两个层面的地方性法规文件, 第一个层面是对沈抚两市同城化合作关系和合作框架予以确认和规范的基础性法律文件;第二个层面是针对具体两市同城化合作领域和合作事项的可操作的专门性法律文件。

建立有利于沈抚新城发展和管理的法规体系, 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的局面。建议在国务院、省人大和省政府的统一协调下, 沈阳抚顺两市联合制定《沈阳抚顺沈抚新城开发条例》或者《沈阳抚顺同城化合作条例》, 以便通过区域的共同利益法和执法来规范沈抚新城进程, 同时依法保障沈抚新城进程中的社会稳定, 是沈抚新城成为我国和沈阳经济区区域政策法制一体化的试验区。

在同城化建设地区, 为保证公平竞争, 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 因此制定市场规制的地方立法, 显得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保障各类市场主体, 充分发挥其经营活力的前提下, 防止不正当的手段给竞争对手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方面的法律规则主要体现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反垄断地方立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地方立法和产品质量地方立法方面。在这些方面两市联合立法可以大有作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化, 财政、税收、金融、对外贸易领域的宏观调控也成为地方立法的重要方面。随着同城化的推进和发展, 同城化新城地区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更加注重财政、税收及金融领域的立法, 充分发挥财政、税收及金融的宏观调控的职能, 对加快同城化的经济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关对外贸易的地方立法, 为保证进出口商品质量, 维护进出口贸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 根据本地实际可以考虑制定三个方面:第一, 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地方立法。第二, 进口商品管理的地方立法。第三, 出口商品管理的地方立法。

关于沈抚新城行政管理的地方立法。新城实际上是沈抚两市地域的结合部, 如何搞好新城行政管理立法, 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 是顺利推进沈抚新城的关键所在, 同时对整个同城化也有示范作用。也是发展本地经济、维护地方治安、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立法;第二是流动人口管理的立法;三是新城城市管理的立法。

关于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地方立法。在沈抚新城的过程中, 更应注意环境保护的地方立法。我国环境保护的形势非常严峻, 沈抚新城地处浑河上游, 更应重视环境保护。特别是在沈抚新城的过程中明确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的监管部门是非常重要的。在环境保护立法中, 要强调地方环境和自然环境保护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体现地方特色;要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和特殊情况制定环境和资源自然保护的立法。沈抚新城的社会保障的地方立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失业保险的地方立法。第二, 医疗保险改革的地方立法。第三, 养老保险改革的地方立法。第四, 有关社会福利的地方立法。其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福利的地方立法、残疾人福利的地方立法;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地方立法;还有社会救助方面的地方立法, 这里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的地方立法。

三、沈抚新城建设中联合立法的操作问题

1. 沈阳抚顺两市地方联合立法的协调。

沈阳抚顺两市联合立法, 在我国现有的立法体制和框架下,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协调, 在这里作者谈谈自己的看法。一般讲, 地方性法规制定的主体是法定的, 即地方立法主体只能是一个, 而不能是两个以上。沈抚两市的联合立法, 立法主体却必须是两个即沈阳市、抚顺市, 原因就在于沈抚新城建设横跨两市的行政区。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只能在其行政区域内有效, 由于沈抚新城横跨沈抚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那么, 由沈抚两市同时同步制定同一部地方性法规, 即可解决沈抚新城建设中的问题。由于是两个市对其地域连接带进行立法, 不统一是不可避免的, 在现行体制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其进行有效协调使其保持统一。由谁来进行协调, 如何进行协调, 是做好两市地方联合立法的关键所在。从效率上看, 沈抚两市政府主持协调更为合适。

2. 建立公共信息公开制度。

沈抚新城和沈阳经济区一体化的实现, 需要沈阳和抚顺各个地区之间在公共信息上的公开和共享, 尤其是法律、政策和决策信息。公共信息公开制度是沈抚新城中重要的制度安排, 可以使区域间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增加沈抚合作中的可预测性,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不畅而导致的协调风险。因此, 在沈抚新城进程中, 需要建立公共信息公开制度, 两市要通过网络、传媒、信息发布会和其他各种渠道定期地、规范地、详尽地公开本地区的公共信息, 在沈抚新城地域采取有效形式公开公共信息。目前, 可以先建立沈阳市、抚顺市同城化公共信息公开制度。

3. 尽快组成同城化地方立法咨询机构和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