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在华专利（通用3篇）
外国在华专利 篇1
摘要：系统阐述在华外国人非法就业现象所呈现出的特征, 根据所从事工作的不同对在华外国人非法就业进行分类, 并深入分析在非法就业现象下的经济和社会原因, 指出外国人就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关键词：外国人在华就业,非法就业,就业管理
目前, 我国就业市场尚未完全向外国人开放。根据目前执行的涉外劳动政策, 从事各类高科技行业、在华进行高投资开办企业或从事其他我国急需行业的外国人允许在华就业。然而, 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 外国人非法就业呈现蔓延势头, 已成为“三非”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非法就业占登记涉外案件比例虽然不高, 但漏报和根本没有记录的很多, 潜在问题很大。随着入世条约逐渐实施, 可以预计, 未来外国偶然非法就业数量会大幅提高。如不及时治理, 不仅冲击国内就业市场, 而且给国家和个人财产利益带来损失, 给社会稳定带来危险。
1 在华外国人非法就业现状分析
1.1 在华外国人非法就业的类型
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 目前外国人非法就业主要分为三类:语言教学类、服务行业类和廉价劳动力类。
1.1.1 语言教学类
我国的经济和文化正逐步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 因此外语教学市场表现出了火爆景象, 高校中的口语和专业外教, 社会上的外语培训机构中的外国教师, 当然不乏正规就业渠道进入教学市场的专业人士, 但不少是持L、F签证的外国人, 无就业证明, 以自愿者身份任教, 校方提供免费食宿、旅游, 变相非法就业。更有甚者是除了会说外语, 没有受过正式的外语教学教育的培训, 利用我国学生对外语学习的渴求, 达到其短期行为的目的。
此类非法就业的主要形式有:
(1) 不具备聘请外国专家资格的学校, 聘请外国人来校工作 (凡拟聘请外国专家的单位, 均须获得“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 并取得《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没有聘请外国专家资格的学校雇用外国人从事教学活动, 都是违法的。) 。
(2) 学校通过网络联系外国人, 让他们办旅游签证, 然后接受外国人来校工作。
(3) 具备聘请外国专家资格的学校, 聘请没有获得来华工作许可的外国人来校工作, 或把本校外教给其他学校借用。
(4) 有钱人把外教请到家里, 让外籍教师直接在他们家里进行有偿教学活动。 (《规定》第34条明确规定:“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 。
1.1.2 服务行业类
服务行业类的非法就业包括外国人非法在娱乐场所、餐饮业、广告业、表演业等行业工作。这类非法就业的外国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持旅游 (L) 签证入境或者没有用其他方式非法入境, 入境后在国内个体经济组织或境内的国外企业工作;另一类是在华的留学生, 在上述行业中非法谋职打工。这些外国人在非法就业的同时, 常常也构成了非法居留的事实。
造成此类非法就业案件的原因除雇佣双方法律意识淡薄, 不了解外国人在华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外, 主要还是由于意图在华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外国人不具备相应的工作资格, 且申请手续繁琐。
根据《规定》, 来华进行营业性文艺演出的外国人必须经文化部批准, 并持有《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 须首先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申请时需要提交拟聘用的外国人从事该项工作的资格证明, 但拟来华从业的外国人中, 绝大部分都不具有官方承认的职业资格证明。即使中国的雇主明明知道这项规定, 但在可观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也冒险非法聘用外国人, 通过各种渠道“引进”他们, 进而造成了违法事实。
1.1.3 廉价劳动力类
在我国的广西及珠三角地区, 周边贫穷国家的居民入境谋生现象已十分严重, 广西地区已形成“越南村”、“缅甸村”。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 越南、缅甸与我国广西水陆相连, 越南人很轻易便可偷越边境线, 再转到我国其他省市。其二, 珠三角的民工短缺, 低端制造业工人的大量需求给非法就业的外国人提供了条件。据有关人士介绍, 外籍劳工很肯干, 又能吃苦, 而且听话, 他们一般从事的都是最艰苦的工作, 因此很多工厂明知雇请的是外籍人士, 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越南人在广东找到工作后, 又介绍亲戚朋友来打工, 少数人甚至以介绍工作为职。
除此之外, 还有有非法中介机构和蛇头向中国进行劳务输入, 20世纪90年代泰国223名非法劳工受骗入境, 部分人竟以“国内劳工”名义就业。仅去年一年的时间内, 珠海市就连续发现并成功查处了7宗113名越南人非法就业案件。这类廉价劳动力类的非法就业具有集中性、隐蔽性等特点, 外国劳工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1.2 在华外国人非法就业的成因
1.2.1 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外国人来中国就业受国际人口流动规律影响。人口国际迁移动力一方面源于国家间的经济落差产生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源于人口、社会、环境发展差异的力量。我国经济高增长, 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经济收人的提高创造了就业机会。稳定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商务、旅游、留学、就业等对外政策发生多元结构变化, 巨大发展空间和商机, 不仅吸引发达国家投资者目光, 还吸引周边相对落后地区想增加个人收人的居民, 周边国家贫困阶层人流走向形成明显从外向内的移动。这是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移居的国际移民客观规律决定的。
我国多与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相邻, 而且与这些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移民政策存在不对称性, 这导致了大量的邻国居民涌入我国境内谋生。如朝鲜1997年始连年自然灾害, 来的非法移民99%是失业工人、农民、学生和无业人员, 多是饥民求生, 不计工资, 只求生存。缅甸政局不稳, 经济落后, 大批边民涌入我国瑞丽等边境城市。再如, 越南对本国居民非法移民管理松懈, 对遣返不予配合, 要求被遣返者提供越南户籍证明, 在边境一带设几道检查关卡, 发现被遣返人员阻止其入境, 甚至制定限制越南人回国居住的户口和土地使用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起, 我国一些省份的农村地区婚姻现状窘迫助推了生存型违法就业行为。贫穷大龄青年在本地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花很少的钱就找到了既孝敬公婆又持家有道的缅甸媳妇、朝鲜媳妇等。这类人群长期的非法居留势必带来一些为生存而非法就业的行为。
1.2.2 某些特定职业的市场需求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对家政和外教消费需求量增加。人世后, 需求量急剧上升, 而供应市场短缺, 外国人在这一市场轻易获得就业机会, 需求大于供给, 供求失调造成价格奇高。巨大经济利益引来大量违规者, 造成外国人就业市场混乱, 以至出现会说英语的欧美农民做外教、边民作保姆的现象。
在上海, 菲佣历来以高昂的费用和“优秀的职业素养”成为家政公司炒作的话题。尽管上海有关部门明确了它的非法性, 但“地下”菲佣市场十分活跃,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陆续出现了一些“菲佣”职业介绍的中介服务机构, 纷纷利用政策法规的空白点, 雇用“菲佣”。据有关数据显示, 目前上海的菲佣有60%来自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及国外的家庭移居上海之后, 自己从境外带进上海的, 还有40%的来源于上海各种家政公司。境外人员在我国境内工作, 以公司名义邀请外籍人士到中国工作, 帮所谓的“外籍人士”拿到工作签证 (有效期一般为一年) , 而实际上他们就是是被公司派往雇主家庭从事家政服务的“菲佣”。
2 在华外国人就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法律依据薄弱
国内目前针对外国人就业的管理法规仅有一个——1996年5月1日实施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 规定共6章37条, 从就业许可、申请与审批、劳动管理、处罚措施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来华外国人就业管理工作具有两面性:既要既要鼓励引进高层次管理、高科技人才, 又要保护广大本地劳动者的就业权益。针对不同性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才, 我们应该制定不同的就业管理政策。而《规定》中正是缺乏对来华工作和就业的外国人的身份、工作性质、行业和职业的界定。
同时, 《规定》中对外国人在中国就业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的相关规定也有待完善。对未申领就业证擅自就业的外国人和未办理许可证擅自聘用外国人的用人单位, 可提交公安机关按《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执行。但对外国人就业是否身符其职, 是否变相从事其他活动, 或是否按国家有关条款缴纳税金, 是否按照《劳动法》在履行权利和义务, 在未触犯相关法律的情况下, 劳动保障部门没有处罚权。
2.2 打击难度巨大
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外国人在华非法就业, 但由于行业、人员分散, 工作形式、时间多样化, 加上部分雇佣双方为逃避制裁, 事先订好攻守同盟, 统一口径, 增加了发现的难度。一些雇佣单位与非法就业的外国人不签订劳动合同, 外国人干一天算一天, 雇佣关系松散。雇佣单位也没有健全的财务制度, 外国人在雇佣单位的劳务报酬没有任何书面记载。如一些外国乐队在酒吧内私自演出, 只是口头上与酒吧经营者约定演出时间和报酬, 而且常常采取每场演出完毕当场付酬的形式, 即来即演, 即演即付, 演完就离开, 使办案民警很难取得相关证据。这些都造成了公安机关在打击非法就业的过程中发现难、取证难、界定难。
2.3 各方配合欠缺
《规定》中明确指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及其授权的地市级劳动行政部门是负责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规定过程中, 劳动、公安、外事、外经贸各部门应相互配合, 密切合作。
公安机关在外国人就业管理中的主要职责有两方面, 一是为已经入境并取得就业证的外国人办理居留证件;二是对非法就业的外国人以及非法聘用外国人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处罚。
由于外国人就业管理的核心权力---审批权归于劳动行政部门, 对就业证实行年检的主体也是劳动行政部门, 公安机关在实施外国人就业管理的过程中就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 开展对非法就业外国人的查处往往依靠群众举报。关于外国人在华就业的信息还达不到共享, 公安、劳动、人事等相关部门间的信息沟通不畅, 导致管理层的信息时空无法准确及时对接和交流, 带来管理上的尴尬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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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杰.试论加入WTO后公安机关面临的外国人非法就业问题和应对措施[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03, (4) .
外国在华专利 篇2
【摘要】在我国经济大力发展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由单纯的劳务输出国逐渐向劳务输入国转变，外国人在我国就业人数不断攀升、就业领域不断扩大。由于法律的天然滞后性，我国在对外国人就业方面的立法、执法、行政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以及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制度都暴露出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外国人；就业；立法；管理
引言
近年来，选择在中国就业的外国劳动力数量不断攀升，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4.4，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越来越成为一群无可忽视的庞大群体。我国现行规定外国人在本国就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然而现行的法律规范不能很好的覆盖外国人在华就业的诸方面内容，存在着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缺乏法律统一系统性规定
在涉及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问题上，没有专门性的法律予以规定，而现有的法律法规里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对外国人在中国就业有规定。这两部法律法规主要是规定出境入境、签证、居留的相关问题，只在其中极个别的条文中涉及了外国人在中国就业，而这对于规范外国人在中国就业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如今对外国人就业进行规制的文件主要是1996年制定2011年修改的部门规章《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该规定从就业许可、申请与审批、劳动管理、罚则等方面专门性规定，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数十年前制定，虽在2011年进行修改但也只是微调，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不适应我国现在发展的需要；二是该《规定》身为部门规章位阶较低。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问题在现如今的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能只零散的见诸于法律法规或仅由某部门规章加以规定，制定一部专门性的法律予以规定才能够适应现在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现行的管理体制存在诸多问题
（一）行政许可权限冲突或交叉
我国对外国劳动力的准入采取的是行政许可制。从上文所述外国人在中国就业所需的必要程序可知，《外国人就业证》和《外国专家证》任有其一外国人即可在中国就业，而这两证分别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和外国专家局进行行政审批。但是对专家的认定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和外国专家局各自有不同的解释、专家资格标准意见也不一致，在发放此行政许可时，两部门的权力会出现交叉或真空。
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2004年《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办理规定》第3条：应聘在中国从事经济、技术、工程、贸易、金融、财会、税务、旅游等领域工作，具有特殊专长、中国紧缺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可以申请以外国专家身份在中国工作。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则是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的规定，认定外国专家应为政府或机关、事业单位出资聘请，具有本国或国际权威技术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确认的高级技术或特殊技能的人员。
其次，虽然外国专家局所认定的此类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可以持《外国专家证》在中国就业，但是1996年《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并没有排除此类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以普通外国人身份在中国就业。
（二）行政许可程序繁杂
我国对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实施行政许可秉持“以需要经过许可为原则，不需要经过许可为例外”的宗旨，这与当今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措施相一致。复杂的行政许可程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国低端劳动力涌入，对国内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但是由于对劳动里类别划分不明确，普遍实施复杂的行政许可太高了外国高技术人才、专业人才的准入成本，不利于引进高端人才。
三、外国劳动力认定存在问题
虽然现行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有关具有特殊专长、中国紧缺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但是对此类人才的评判标准和评判主体都缺乏明确的规定，尚未形成统一标准，造成现实操作中的诸多不便。
首先，人才评判的标准缺乏类型化。既然许可外国人进入内国就业的原则是“引进高端、限制低端”，那么就应该对高端进行界定，以便区分和管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办理规定》对专家进行5种界定，其中如“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外国籍专业人员”、“外国籍高级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具有特殊专长、中国紧缺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等的描述性词汇均为给出明确的定义和区分。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十分注重概念，在我国的实务操作中概念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外国人就业领域，如此繁多的相似概念，其各自内涵外延究竟作何解释，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并未作出明确解答，由此导致适用法律时产生模糊，既不利于用人单位引进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外籍人才，也不利于外国劳动者权利的保护。
在人才界定上，德国《移民法》给出了较好的示范，其在移民法中设有单独的一节对高级专业人才进行阐述，分别对符合“高级专业人才”条件的三种人作出明确的规定：一是拥有特殊专业知识的学者（科学家）。二是能起到突出作用的教学人员（教师、培训师等）和科研人员。三是拥有特殊职业经验的专家和处于领导岗位的工作人员，其年收入需至少达到法定医疗保险费衡量界限的两倍以上。同时德国《移民法》也规定了学生留居、工作留居制度，每一项制度都进行了详细清楚的阐释，才做起来十分便利，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其次，由哪个主体来认定专家的问题，我国是由外国专家局对专家进行认定并发放《外国专家证》，这本身无可厚非，正是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所在。然而外国专家局本身只是一个行政机关，并不具备对某一特定行业从业人员水平进行认定的能力，因而其多从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审核用人单位聘雇外国专家申请，并且其认定外国专家只能是基于如国际权威技术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等事先对外籍人员进行资质鉴定的基础上，进而认定专家并发放证
书。因而外国专家局收到的外籍专家的相关证明材料才是真正对外籍专家质量进行把关的重中之重。然而相关的规定中并未明确哪些主体出具的资质鉴定可以被采纳，极可能导致一些持伪证明材料“伪专家”进入国内劳动力市场，正如同几年前沸沸扬扬的一些所谓的名校海归牛人，最后被证明其所持文凭只是某野鸡大学买来的文凭，国外根本就不承认。如果不对评定专家的主体加以规定，既不利于确保引进专家的质量，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用人单位权限问题
首先是主体资格的问题。《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34条规定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禁止聘用外国人，在主体资格上做出了限制。但是该限制是否合理还有待商榷。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22、23、16条之规定，可以理解为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的调整。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组织属于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的范畴，那么首先在法律规定上两者就起了冲突。同时也要注意到现实中存在大量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的情况，如在我国颇受欢迎的菲佣、外教等等。因而在聘用外国人的主体资格方面，存在法律上冲突滞后，与现实需求断层的情况。
其次是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自主权的问题。法律只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依法雇佣外国人，但是能够雇用多少比例的外国人却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私法中讲究“法无禁止即可行”，既然法律并未对此作出规定，用人单位就有了极大的空间，有些有人单位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有可能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雇佣外国劳动力，对我国劳动力就业极为不利。
作为自由竞争市场的主体，企业应当享有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是在保障本国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的自由。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根据企业规模、性质，对企业用人数量有所界定，如根据企业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来确定、根据企业的资金规模划分出不同的等级来确定、划分企业的类型来确定。同时也可以在企业内部不同岗位的雇佣比例进行规定。总之，应当秉持大力引进科技人才的宗旨，平衡管理类和科技类人才，促进我国新生技术力量的产生。
五、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现有的外国人就业管理制度难以适应国内不断攀升的外国劳动力人口。法律法规缺乏统一性、效力不一以及管理体制较为传统的情况与外国劳动力大量涌入国内的现状并存，必然导致我国在外国人就业管理领域产生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引进高端人才、发展高新技术以及我国劳动者就业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因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通过借鉴学习主要移民国家的经验及立法，会对我国的立法与实践产生理论与现实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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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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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传银.外国人就业管理及立法建议.论坛?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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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云贵认为，这与各国的经济结构有关。“比如，日本是典型的技术输出国家，靠专利占有海外市场也是日本企业的典型做法。而德国是典型工业国家，其技术多集中于机械、工业等领域。美国的综合实力比较强，在高科技方面的技术较为领先。”他认为，中国电子产品消费能力的增加，让日韩电子企业在中国发展较快，也导致该领域技术更新迅速，这是日韩企业在中国申请专利较多的一个原因。
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合伙人余刚对本报记者说，欧美等跨国公司更希望将技术掌握在总公司手中，所以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总量不多。“但可以看到，欧美在中国申请的专利质量很高，而且从专利分类看，这些专利大多占据了今后一段时间科学发展趋势的主要领域。这是中国企业需要学习的。”
危机过后还将增长
一份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专利情况的统计显示，2008年，仅三星电子就在中国申请了2799项专利。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资料显示，日本、美国、德国、韩国排在外国企业在华申请专利数量的前四位。
不过，统计也显示，2009年，我国受理国外来华专利申请同比下降了10.9%。刘云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与金融危机有关。
余刚也表示，近年来中国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明显增加。“前几年，我们的业务中有60%～70%是代理外资企业或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专利，不过去年，中国客户的数量已经达到65%了。”
但余刚认为，随着我国专利法的修改，要求在中国完成的发明专利需在中国首先进行申请，预计外资企业在华申请专利的数量会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