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原则（共8篇）
适度原则 篇1
近期, 在国内外一系列会计丑闻见诸报端后, 如美国安然事件和国内银广夏事件, 公众和监管机构的关注重心挪到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 似乎如果一切都能在阳光下真相大白, 那么投资者就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果监管机构对这种趋势不加以很好的引导和控制, 往往会导致矫枉过正——上市公司好比毫无武装的战士。
本文试图从会计信息披露的适度性原则角度, 讨论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在制定相关准则和规则时, 如何兼顾证券市场的信息透明公开和上市公司的商业秘密, 从而真正保护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
一、信息披露制度发展回顾
信息披露制度又称信息公开制度, 是指证券发行者将公司财务经营等信息完整及时地予以公开, 供市场理性地判断证券投资价值, 以维护股东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随着证券市场的深入发展, 以会计信息提供、会计信息传递、会计信息评价、会计信息监管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披露制度越来越受到各利益相关团体和证券监管部门的重视。1978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了既不违反会计准则, 又可扩大会计信息披露的新思路, 那就是把财务报表扩大为财务报告。安然事件以后, 美国国会通过了旨在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的《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其中对于财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是不是越多越好, 会计信息的披露应不应该有个度呢?过去, 理论界主要认为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披露会导致证券市场有效性的提高, 仅就我国而言, 关于证券市场有效性和会计披露信息含量问题,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理论界已进行过较多卓有成效的探讨, 所有的这些研究都认为上市公司应该尽可能详尽地进行信息披露。
相反, 实务界却开始关注信息披露成本。美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为新的披露规定导致的信息披露成本增加感到不安。众多学者认为企业所承担的财务信息披露的义务已经远远超过适度。
国内部分学者也开始探讨企业信息披露的适度性问题。有调查显示:71%的被调查公司不愿披露会计报表中“重要事项”所涉及的相关信息, 我国上市公司用于信息披露的成本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二、对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挑战——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否过度?
伴随着证券市场会计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建立, 对于该制度存在价值的批评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主要表现在三个学派:
信息无关学说:投资者的收益与其购买股票时是否得到足够的信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为激进观点认为:二十世纪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是一种极大的失败, 其给予投资者的保护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信息信号学说源于信息经济学, 后者认为, 由于证券市场上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为了向市场表明其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较好的发展潜力, 以便在筹资活动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 上市公司会主动向市场披露相关信息, 借以向市场传递其经营业绩优良的“信号”, 而为了使其传递信号的行为更为有效, 上市公司会自然的关心投资者的需求, 披露其所关心的相关信息。
信息自生学说认为证券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有效市场, 市场上的信息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完全流通, 市场可以迅速消化证券市场的任何重大信息, 投资者深信他们拥有平等的投资机会。从这个角度而言, 信息披露制度并未增加资本市场的信息含量, 也就是说信息披露制度作用不大。
三、对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实务挑战——是否有违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由于在公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中, 股权已脱离企业而单独存在, 股权交易使得股东经常处于变动状态, 最终形成所谓的委托者“虚位”。由此, 一个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使用并不减少另外的投资者对会计信息使用的效用, 另外的投资者可免费使用会计信息, 即所谓的搭便车行为。
随着信息披露内容的不断扩充,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也正在逐步浮出水面, 即对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然而, 由于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对于一些企业视作商业秘密的信息作了强制披露的规定, 使得竞争对手可以搭便车, 而上市公司处于竞争劣势的地位。
为了对此问题作出更为清晰的判断, 有必要首先对商业秘密的定义及特征作一个简要的探讨。
1996年的美国《经济间谍法》又规定, 所谓商业秘密是指各种形式与类型的财务、商务, 科学、技术、经济或工程信息。
我国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秘密定义为“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1995年《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中, 对商业秘密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更为完整的解释, 其中将“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解释为“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
可以看出, 商业秘密一般泛指工业、商业和管理三个方面的秘密信息。一般来说, 商业秘密可以分为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企业财务报告中的信息, 如果涉及商业秘密, 一般应当归类于经营秘密一类。
财务会计信息在何种情况下, 会成为商业秘密呢?这和商业秘密的特征有关。一般而言, 公认的商业秘密都要具有“经济性”和“秘密性”。“经济性”是指对商业秘密的使用能带来经济价值:“秘密性”是指对商业秘密采取了保密措施, 一般人不能轻易得到。
在现今上市公司年报所披露的相关信息中, 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涉及到商业秘密的范畴, 例如重大投资方向、产品研发费用、产品成本等。而这些信息一旦被其竞争对手所掌握和利用, 将会造成上市公司的巨大损失, 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损失, 这种损失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投资者身上。所以, 适度的信息披露从实践角度而言的核心问题便是所披露信息的取舍问题, 必须要对信息披露的上限作出有效的界定。
四、关于强制披露适度性原则的理论界定
在证券市场的强制性信息披露过程中, 必须考虑适度性原则。那么, 适度性原则的“度”又该如何确定呢?
1. 会计披露的成本收益约束
一般认为, 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 从而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效率, 但人们却常忽略了信息披露制度自身的建立和完善也需付出成本, 会计信息强制性披露始终会受到成本效益因素制约。强制性披露的成本主要包括监管机构设立和运行等各方面的消耗, 制度转变而发生的适应成本, 处理违规过程中造成的社会资源耗费, 强制规范下企业改变其投资、筹资和经营决策等可能负担的机会成本等。调查发现: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用于日常信息披露的平均费用为132.33万元。日常信息披露费用占了管理费用相当的比例, 平均为4.09%, 显示企业的信息披露费用负担较重。而上市公司如果被对手刺探到商业机密, 例如客户名单泄漏、重大投资计划等, 往往会产生市场份额流失、销售收入下降、谈判标底泄漏等后果, 其潜在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计量的。
2. 会计信息使用者处理会计信息的能力与时间约束
会计信息披露变迁的过程直观表现为披露范围、内容不断扩大的过程, 对于繁复冗长, 汇集了巨量会计规则的多项的公告, 社会各界对其“准则超载”的抱怨一直不绝于耳。信息过量在实际上也冲淡了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因此有专家曾指出:财务会计提供的信息主要是财务信息, 是由财务报表传递的, 其核心部分是表内信息。在理论上, 表内信息应当最可靠, 也最相关。表外的附注限制在为更好地理解表内信息所必要的范围内。一切同表内无关的信息都应当另行报告。
3. 企业正常运行相关条件的约束
企业正常运行的两个重要条件便是企业的资源不被浪费, 企业的各种核心机密得到切实的保护。从信息披露的角度而言, 实际上就是如何节约企业用于信息披露的成本以及如何在披露的过程中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有调查显示:有99%的上市公司认为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不同程度的泄漏了公司的商业秘密;50%的上市公司认为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会计成本过大, 因而可以认为现今的信息披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对上市公司的运行环境产生了影响。
4. 会计信息有用性原则的约束
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原则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即可靠性与相关性。对于信息披露的适度性而言, 主要涉及到的是其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有调查也表明包括季度报告、中介机构为关联交易等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澄清公告、其他临时公告在内的披露项目, 50%以上的投资者认为其对投资决策的参考作用一般。
在以上四项约束条件下, 我们重新来看如何解决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和保护商业秘密的矛盾。通过考察会计信息是否具备商业秘密的特征, 往往会陷入一个怪圈:由于会计信息的消费者对于信息的效用难以把握, 只有在上市公司披露之后他们才能确定其价值。但是, 上市公司一旦披露了该信息, 商业秘密就不再存在。如果商业秘密公开披露了, 由于竞争对手是根据合法手段获取的, 上市公司在法律上又难以获得救济。
如何走出这一个怪圈?笔者认为, 要界定这一个度还是要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出发。在界定充分披露和保护商业秘密的度中, 相关性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会计信息是否与竞争对手的决策相关, 从而使得公司不得不采取保密措施。这中间就涉及到监管当局如何在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进行利益平衡的问题。因此, 根据相关性原则, 笔者将会计信息按照使用者是否受益分成四类:
1.与投资者决策相关, 与竞争对于决策不相关。例如八项准备等会计估计。这一类信息, 与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密切相关, 投资者可以从中了解企业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但是对于竞争对手则没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对于这一类信息, 上市公司应当充分披露。
2.与竞争对手决策相关, 与投资者决策不相关。这一类信息应当允许上市公司申请豁免。例如主要客户名单、产品研发专项费用支出等, 对于投资者来说未必有用, 但是可能是同行如获至宝的。
3.与投资者、竞争对手都相关。例如企业的三张财务报表、重大战略调整、重大预算支出等等。对于这一类信息, 投资者需要从中获取公司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信息, 竞争对手可能需要从公司身上获知谈判底线等信息。对于这类信息最难以处理, 可以尝试采取多种措施:例如对于某些敏感称号的模糊处理或者对于该类信息延缓公布等。
4.与投资者、竞争对于都不相关。这一类信息已经不符合会计信息的重要性原则, 应当允许企业选择自愿披露或者不披露。例如某些虚拟资产, 即使仍然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实际上已经属于沉没成本, 对于投资者和竞争对手都已经没有决策支持作用。
综上所述, 会计信息的强制性披露制度作为证券市场的基本制度之一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用的, 但在信息披露的制度设计中也必须考虑其适度性原则。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 强制性信息披露过度, 就会出现只讲监管不讲信誉的现象。监管者不能够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监管是否过度, 因为监督者只热衷于增加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只注重短期目标, 并且创造一种租金。权力的过度垄断也会导致腐败,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强制性信息披露不足时, 又会直接导致市场失灵, 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只有适当地信息披露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适度性原则应该如何加以体现, 其在实务中又如何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林福澄:《论改进企业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2]叶根英:从经济学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J], 广东审计, 2002
[3]从会计本身看会计信息失真问题[J], 浙江财税与会计, 2000, (7)
适度原则 篇2
我们做事情要想解决好多少问题，就要根据现实情况而决定多少，即：有的需要多多益善或适当多一点，我们对其“量”的需求就要多多益善或适当多一点;有的需要越少越好或适当少一点，我们对其“量”的需求就要尽量少或适当少一点;有的需要按比例、按规定或按自己的能力或情况而定，我们对其“量”的需求就要按比较、按规定或量力而行。
在监督工作中，我们对人们的奖励太多不好，惩处太多也不好，该奖励就要奖励，对表现比较突出的要给予大奖或重奖，这样的奖励才比较好;该惩处就要惩处，对违法乱纪比较突出的就要从重或加重惩处才比较好。
三、快和慢。速度有快慢之分。我们做事情，有的需要速度越快越好，有的需要速度越慢越好，而有的需要不快不慢就好，因此，我们为了把事情做好，该快的就要快，该慢的就要慢，该不快不慢的就要不快不慢。
谨慎性原则在实际应用中的适度性 篇3
一、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遵循谨慎性的要求，不得多计资产或收益、少计负债或费用，不得设置秘密准备
企业经营活动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会计核算工作中坚持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在面临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职业判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充分估计到各种风险和损失，既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费用。例如：要求企业定期或者至少每年年度终了，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等，就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体现了谨慎性原则对历史成本原则的修正。
作为一项会计原则，谨慎原则由于其实务操作中存在着主观随意性，因而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令《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将审慎列为财务报表的质量特征之一，但又指出，审慎的运用并不允许诸如设立秘密准备金，过份提取准备，故意压低资产或故意抬高负债或费用，因为那样编制出来的财务报表不可能是中立的，从而就不具有可靠性。可见谨慎性原则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如果滥用谨慎性原则就会造成重大会计差错。
二、谨慎性原则在实际运用中的局限性
谨慎性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如果使用不当就会成为“利润的调节器”，这其中既有客观上各项政策的配套原因，也有执行《制度》上主观方面的原因。
１.税法对谨慎性原则的制约。现行税法对税前列支的费用规定有别于会计制度的规定，如六项准备金的提取中，在计算所得税和应税所得额时，超过５‰以上的坏帐准备金及提取的其他五项准备金均应调整应税所得额，税法上不予承认，这就意味着企业当期帐面利润因六项准备金的减少的同时，还需补交所得税，并直接增大企业当期的现金流出，这就使谨慎性原则受到了限制。
２.市场价格机制对谨慎性原则的制约。根据新准则规定已针对当前国内尚不具备成熟的市场的现实及很多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随意运用公允价值等手段虚饰会计报表的现象，尽量避免使用公允价值的概念，并在非正常的经营业务交易中不确认收益，只确认损失。但现在的情况是：除对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及上市债券投资以及少数商品在市场上和有关部门颁布的价格信息外，绝大数商品及股权难以确定其公允价格，即难以确定资产的可变现价值。如：存货的期末计价，新制度规定“企业存货应当在期末时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可见，可变现净值金额是确定跌价准备是否计提以及提多少的主要依据。而可变现净值是指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估计售价减去估计完工成本及销售所必需的估计费用后的价值，因此，可变现净值就是会计人员进行估计和判断的结果。
３.配股条件对谨慎性原则的运用的局限。现行制度规定，上市公司配股必须三年平均净资产回报率达到１０％，年净资产回报率最低不得少于６％，而上市公司发展所需资金的筹集主要渠道便是配股，因而保配股权资格便成为许多上市公司（尤其是一些处于配股资格边缘公司）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六项准备的提取又主要由公司自己决定，还有关于存货计价确定额、折旧处理上、无形资产受益期的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确定，销售收入的确认，等诸多问题在会计制度中都没有明确的界定，会计人员在其中可操作的空间很大。这样以来无形中就给上市公司在调节利润上提供了条件。如有的公司在年度终了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时，不针对债务单位的实际情况，对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帐准备，意图在于第二年度再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因此，可以增加第二年度的利润，为企业设置了秘密准备。又如，有的企业因当年利润未达到预定的利润目标，或者有的上市公司当年度预计将发生亏损为了达到预定的利润目标或不发生亏损，而变更折旧政策，将原来的加速折旧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改为按照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从而减少当期的折旧费用，增加利润。这种滥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及其变更的做法。从客观上使得谨慎性原则难以达到目的，反而可能成为企业“调节”当期利润的手段。导致会计信息不实缺乏可靠性。
三、对改进谨慎性原则实际运用局限性的几点建议
１.缩小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差异。为解决企业实施稳健原则的后顾之忧，在国家财政承受能力范围内，适当缩小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差异，如，各企业在会计制度范围内选六项准备金的提取方法及比例，报税务部门备案，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应允许在税前列支，并适当增加财务报表附注，添加一些不依附于财务报表而存在的信息。
２.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力。新的企业会计制度留给企业的会计选择空间很大，要求企业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选择合理、合适的会计处理方法。谨慎性原则还有重要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都没有具体判断标准或实施程度的界限，需要会计人员依靠自己的经验、知识做出合理的选择，也即做出职业判断。而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力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这就要求会计人员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分析能力，扩大知识结构，很好地把握《制度》的意图，充分领会会计制度对会计处理留有选择空间的目的。是为了使企业各项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更加符合实际，以便使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真实性、可靠性、有用性。如果判断水平不高，或者缺乏职业道德，就会制约谨慎性原则的正确体现，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降低从而影响到投资人的决策，给投资人带来损失。
３.完善市场信息报价系统。随着我国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各种证券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期货市场及房地产市场逐步发达和完善，有关部委及各省应完善各种价格信息中心及信息报价系统，定期正常地向社会发布全国或全省的各类商品的交易价格，就象目前人民银行公布比率那样，则使各企业对存货、投资的计价具有合理统一的依据。
４.对谨慎性原则的应用进行必要的约束。在适度谨慎的会计实务中，可以对谨慎性原则的应用前提和应用条件进行必要的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会计人员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例如：美国对存货应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制定了（１）预期销售价格将下降，（２）制成和销售存货的成本将增加”。两项应用前提，并规定存货的市价只能在一个有上下限度的范围内运用。此外，美国规定对固定资产折旧的提取额，不能超出其原始成本。由于这些约束条件的限制，使得谨慎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将主要依据客观前提而定，减少了操作上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预防和避免谨慎性原则与其他原则的冲突。
谨慎性原则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将谨慎性原则等同于保守主义；二是防止过度谨慎和谨慎不足两种倾向，保证会计信息质量。谨慎性原则的运用牵涉到企业有关各方的利益，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公司披露会计信息质量上，因此，提供客观、真实和公允的财务会计信息是企业应用谨慎性原则的目的。
“适度宽松”财务管理原则浅析 篇4
一、提倡适度宽松原则的必要性
“适度宽松”, 决不是鼓励浪费企业的财务资源, 而是指在财务管理和财务控制过程中, 应该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 考虑弹性化的管理方法, 并在一定的条件下, 适度满足企业员工或部门在费用开支上的需求。
(一) 减小企业的员工心理压力, 保持企业的和谐气氛
过于“抠门”的财务管理手段在预算管理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企业通过制定严格的费用开支标准来达到控制费用支出、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账面业绩的目的。简言之, 就是通过“抠门”的财务管理办法实施成本费用控制。
在企业财务管理实践中, “抠门”的财务管理办法还有很多表现:不准打私人电话;不同职级的员工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执行等级森严的住宿开支标准;部分中外合资企业对中外员工采用极为悬殊的差别薪酬计划、极力压低中国本土员工待遇;降低普通员工的工作设施配备水平, 使其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体力, 等等。应该说, 企业有充分的理由实施上述“抠门”的财务管理办法。而且,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企业的财务业绩会因实施上述财务管理方法而得到改善。但是, 这只是一种静态的、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的思维方式。殊不知, 这种“抠门”的财务管理方法有可能对企业人文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首先, 会导致员工认为企业对自己时间和尊严的不尊重, 从而会严重影响员工的工作热情。第二, 会导致企业的其他部门与财务管理部门的对抗或者抵触心理, 从而会严重影响企业内部不同职能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协作。第三, 会导致员工在较大的心理压力条件下, 失去对企业的忠诚, 工作积极性大大降低, 工作质量下降, 浪费提高, 等等。在上述多种因素制约下, 企业的财务业绩不但不会提高, 还有可能恶化。这就是说, 在很多情况下, 过于“抠门”的财务管理办法得不偿失。
(二) 以企业发展的根本目标作为导向
任何财务管理手段的实施, 都要考虑企业环境的因素和人的因素, 都要考虑企业的发展目标必须明白:在企业内部, 不仅仅只有财务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工作者在维护企业的利益, 其他部门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在维护企业的利益。而企业整体利益的维护与提高一定是各个部门协调运作的结果:企业的成功, 绝不能简单地归于财务管理部门的成功, 或者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成功, 或者营销部门的成功, 而是在成功面前, 人人有功。
少数的财务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工作者习惯于以一种“执法者”、“监督者”或者“控制者”的心态处理财务问题。在日常生活和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决策中, 以“唯一正确”的决策处理问题, 但实际上, 大多数决策属于“既可以这样, 也可以那样”的情形。本来就该如此:即使是每个人自身所做的决策, 都可能是不同想法“博弈”的结果。因此, 在财务管理中, 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财务管理手段, 任何财务管理手段的实施, 都要考虑企业环境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但是, 在财务管理手段的实施过程中, 一定要考虑企业的发展目标, 以企业发展的根本目标作为导向。
二、适度宽松原则在企业财务管理实践中的体现
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实践中, 实际上很多方面已经体现了适度宽松的管理原则, 其中, 很多企业对其职能部门费用预算的编制, 就已经体现了适度宽松的原则。
(一) 增量预算方法与零基预算方法
对企业职能部门费用预算的编制, 既可以采用增量预算方法, 又可以采用零基预算方法。增量预算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承认企业有关部门过去发生的支出是合理的, 一般重点考虑预算期对财务资源的增量需求, 其预算安排采用“存量加增量”的思维模式。而零基预算则只考虑有关部门对财务资源的需求, 只对必要的需求安排财务预算, 其预算安排采用“只考虑未来需求, 不考虑历史惯性”的思维模式。显然, 从严格的预算管理角度来说, 零基预算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管理方法, 它应该在新设立的企业或者部门中实施。但是, 在一个已经形成既定的费用支出规模和结构的企业中, 可能实施增量预算、基本上满足有关部门的费用的开支需求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这种管理方式, 既有利于调动有关部门的积极性, 也有利于维持企业已有的人际关系氛围。否则, 如果不管企业的具体情况, 采用零基预算管理方法, 将极有可能使得企业的有关部门采取消极对抗或者抵触情绪, 从而抵消掉因为采用零基预算所带来的财务利益。
(二) 合理运用适度宽松的管理原则, 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财务管理部门必须让其他相关部门明白:对有关费用开支不采用刚性的管理手段, 并不是财务部门不知道去控制某些费用, 而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后所采用的人性化的管理手段。对那些明显的不合理开支、损害企业整体利益的支出要坚决抵制, 不能予以满足。绝不能让有关部门和人员在享受到“适度宽松”管理方法的同时, 在背后嘲笑财务管理部门。因此, 合理运用适度宽松的管理原则, 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就要求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在费用控制与人气的提升、费用控制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费用控制与企业预算期财务目标的实现、费用控制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费用控制与企业人文环境的维持等方面寻求平衡, 表现出智慧。
[责任编辑:方晓]
摘要：适度宽松原则是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的一种新的财务管理原则, 是贯彻以人为本管理理念, 营造和谐环境, 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的手段。
适度原则 篇5
考研政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是考试频繁的考点，但是要理解好这个规律，必须先把握一个考点即适度原则。今天，北京文都考研政治辅导老师就给2016考研的同学们分析一下这个适度原则如何理解，如何备考。要理解适度原则，需要先理解什么叫质、量、度。
1.质
事物的质是通过它的内在属性表现出来的。既然质是决定事物的东西，那么就决定了质与事物的存在是统一的。有质，就有这个事物。没有这个质，这个事物就不存在了。人活着的时候，具备人的质，能直立行走，会思维，能制造和使用工具。人死了以后没了生命，就只是没有生命的物质而已，不再是人了。认识质的意义：认识任何事物，首先要认识事物的质。认识事物的质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和前提。
2.量
光认识质还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还必须认识事物的量，不区分不同的身高，怎么量体裁衣。量是事物质的外在表现的东西。同样一种东西为什么不同，它们的外在表现不同。作为外在表现的东西，量和事物是不直接同一的。事物的量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光认识质不足以准确地把握事物，还要具体到量，只有达到质和量的统一，才能准确地界定这个事物。认识量的意义：一认识量是我们认识事
http:///kaoyan 物的深入和精确化;二只有正确了解事物的量，才能正确估计事物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同质的事物因为数量不同，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不同。做任何事情，既要有质的要求，又要有量的要求，做到心中有数。
3.度
理解质和量都是为了理解我们考试中的一个重要考点--度。内在的质和外在的量是相统一的。质和量是怎么统一的呢?要维持一个事物质的存在，是不是要有一个量的范围呀。度就是指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即事物的范围、幅度和限度。度不是一个点，是个范围。这个范围的极限，也就是这个范围的两极叫关节点，超出了关节点，事物就成为了他事物，事物就形成了新的质量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做事情，必须在度的范围内活动，才能保证我们做的事情不变质。这就是适度原则。适度原则即是度的方法论意义。意义：要坚持适度原则，防止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是不对的，都没有坚持适度原则。在现实生活中说要把握分寸，要掌握火候。质、量、度一直以来考研唯独考过度。举例：鲁迅说要表现刘备的忠厚，写得让人都不相信了。为了显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尽显些妖术。诸葛亮要搞定别人，三招必定致敌人于死地。这就没有把握好适度原则。
试论谨慎性原则的适度运用 篇6
关键词：谨慎性原则,可变现净值
谨慎性是指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所要求的预计时，在所需用的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抬高资产或收益，也不压低负债和费用，从而促使各种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存在的内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得到最恰当的处理。也就是说，如何谨慎地选用会计政策以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或者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未来情况在会计政策上作出最充分的考虑。可见，谨慎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会计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会计政策的择定必须充分体现企业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提高企业应付风险的能力和增强企业后劲方面有所作为。但是无论采用会计政策还是实施谨慎性原则都不能仅仅针对近期的财务目标，不能片面地理解谨慎性原则就是“低估资产或收益，高估负债或费用”;
一个企业是否采用谨慎性原则，管理部门无法作出硬性规定，而只能作出定性要求，因为企业情况千差万别，如何制订恰当的会计政策和进行合适的会计估计，影响的因素很多，不是国家政策所能面面俱到的，只能靠企业自己把握、外部会计师监督。而且，一旦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确定，就不能随意变动。因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规范谨慎性原则的运用：
一、必须承认谨慎性原则存在的必要性
谨慎性原则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正如前文所述，它在评价会计信息质量时仍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缺乏的是对谨慎性原则适度运用的宣传，尤其是在谨慎性原则下选用会计政策对长远经营目标的影响，很多经营人员、核算人员、管理人员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导致只看眼前利益最终经营失败。
二、纠正管理人员对谨慎性原则的错误认识
不要错误的认为当前多提减值准备就是最好的运用谨慎性原则，特别是新的会计准则已经颁布，对于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也有了新的规定，计提减值准备将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久远的影响，在确定一项会计政策时应该考虑企业的长远经营目标。
三、加强相关的法规，明确滥用谨慎性原则的后果
这一点已经在《企业会计制度》中有所反映。《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企业不恰当地运用了谨慎性原则计提秘密准备的，应当作为重大会计差错予以更正，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事项的性质，调整金额，以及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滥用谨慎性原则是一种制约。
四、加强监督，强化约束机制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成本的存在，内部人都有动机进行会计利润调节。为了减少这种倾向，有必要引进外部监督机制。注册会计师作为独立的专业人士能够对企业运用谨慎性原则的合理程度进行评价、监督，保证谨慎性原则的适度运用。同时，企业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是保证会计信息客观性、真实性的内部机制保障。谨慎性原则的不当运用除了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差等客观原因外，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利益相关者利用谨慎性原则人为调节利润，谋求自身利益。因此，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内部牵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减弱不当利用谨慎性原则的动机。
五、把握好“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标准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体现谨慎性原则的会计准则和制度的相关条款应尽量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减值准备的计提虽然企业会计制度中已经作了相关规定，但计量的标准是不够明确的，特别是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作为决定资产减值准备数额决定因素的“可变现净值”的确定较为困难，这为企业利用谨慎性原则进行操纵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为此应建立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市场报价系统，定期公布有关资产的信息资料使其评估价值能接近市场的价值，以减少资产减值会计核算中的水分，压缩利润操作空间。虽然我们很难准确地为“可变现净值”提供一个具体的标准。但可以尝试制定一些具有引导性、参考性及限制性的制度，如对不同企业计提减值准备制定个上限和下限等。并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的附注中披露“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标准。
六、将谨慎性原则的运用与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有机地结合起来
谨慎性原则的运用首先是对会计领域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事项进行判断时所体现的一种判断;其次，才表现为一系列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不同的判断会导致其对方法的选择，当然也会导致不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其结果最终会影响到信息使用者特别是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因此，凡是与谨慎性原则运用有关的、会影响投资人和债权人等信息使用者对目前和未来理性判断的信息都应在财务报告中作出全面陈述，包括谨慎性原则的若干具体会计处理方法应用的背景、产生的影响等。
七、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
恰当的运用谨慎性原则有利于如实地反映企业资产状况，实现资本保全，否则就有可能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工具，因此把握好谨慎性的尺度非常关键，而制度和准则中谨慎性原则选择性的范围不断扩大，这要求会计人员必须拥有较高的职业判断力，力求实事求是、诚信为本，避免造成主观随意性。
参考文献
[1]、江金锁:《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6年第2期
[2]、杨萍、饶永华:《略论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工作中的运用》, 《江西价格月刊》, 2004年第5期
适度原则 篇7
一、高校学生考试作弊现状分析
作弊者通常根据以下几点, 来认定作弊机会的可行性。
(一) 考场监考不严格
大学教师在给大学生进行监考时, 最普遍的现象是不听、不看、不管考生的考场违纪行为, 对考生的作弊现象熟视无睹。教师监考时采取的消磨时间的方法是埋头专注于教案的批改、上网看新闻、聚众讨论教育类话题;个别教师会时常在考场中走动, 会给作弊学生口头警示, 但未有实质性的惩处行为。在这样的监考氛围下, 考生作弊可谓是如鱼得水, 毫无风险可言。因此, 对那些本来就有作弊想法、作弊行为的同学而言, 无疑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二) 作弊惩处不严格
即便是监考老师在考试过程中认真负责, 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考试作弊惩处条例或者学校对于作弊行为的处罚力度过小, 未给作弊者警示作用, 都不能起到良好的考试考风整改作用。此种情况下, 作弊者被当场捉住作弊, 也会心存侥幸, 毫不担心作弊后果的严重性。
(三) 考场监考通融
该情况多出现在大四学生相关的考试、重修专业课或者挂科补考的考试中。监考教师“体谅”这些学生的境地, 因此在监考过程中对于那些作弊并不十分严重的同学, 可谓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例如偷看别人试卷、考场前后位传纸条等行为都不予点评。这种明显的考场作弊的包庇态度, 造成了考场监考的“潜规则”。通常来说, 正考比补考严格, 大一考试比大四考试严格。这种明显分化现象, 导致了这类考试的作弊行为频率较高, 严重违反了学校的校规校纪, 有违高校的校风、学风建设。
二、作弊惩处适度原则的哲学意义
哲学上所定义的适度指的是事物为保持其质、量的限度, 是质与量的相互统一。任何事物都具有质和量, 要准确认识事物的质, 必须把握认识事物的度, 必须在实践生活中掌握适度的原则。
实践证明, 只有在既定的限度范围内, 事物才能完美的保持自身的存在;一旦超过这个限度, 事物会向其对立面迅速转化。把握的度中, 质和量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密切联系。因此, 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处理作弊行为时, 既防止“过”, 又要避免“少”, 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 促使高校作弊处罚措施的有力实施。
三、作弊处罚措施中适度原则的体现
经验表明, 如果作弊惩处力度过重, 会打击学生改过自新的信心;惩罚力度过轻, 惩罚效果没有警示作用, 不但无法做到遏制作弊现象的初衷, 而且助长了作弊者的作弊风气, 严重恶化了学校的校风、学风以及考风。那么学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掌握作弊惩处的“度”呢?
(一) 严格监考、较松处罚
严格监考指的是让作弊者不敢或者不能去进行考场作弊行为。监考教师必须采用有力手段, 将学生正在萌发的考场作弊想法扼杀在摇篮里, 真正的起到考场作弊的预防作用。不得不说, 最直接的监考手段就是打乱教室的座位排次、打乱两份顺序等同的AB卷。实践证明, 这是最能看见考场监考实效的方法。
放松处罚就是说学校教育工作者要以思想教育工作为主, 采取的处罚措施一般是作弊被捉后的警示性语言。惩处作弊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亡羊补牢”的行为, 是在既定事实已经发生后, 采取的补救措施。因此, 惩处作弊行为, 一方面可以给其他有这种想法但未付诸实践的学生以警示作用, 又及时的挽救了在违法违纪边缘的考生, 让他们及时悬崖勒马, 回归到正常的学习生活中去。
(二) 根据作弊情节、严重程度适度惩处
曾有研究学者发表评论:“一个在考试中布满欺骗的学校是无法培养出国家的栋梁之才的”,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良好的校风、学风建设工作, 那么学校是无法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生活环境的。另一方面来说, 对于高校考试作弊的同学, 不能采取极端的惩处 (下转第234页) (上接第224页) 措施, 诸如勒令其退学或者开除学籍等严重处罚;学校应该对其进行必要基础的思想教育, 因为有的学生可能是替人考试, 根本就不了解这类违纪事情的处理, 才会走上偏路。学校应该给学生一些反思空间, 给予他们一条改过自新的出路。个别学校为追求立竿见影的预防考场作弊效果, 会制定一些十分严厉的校规条例, 这在哲学意义上来说, 严重违反了唯物辩证法所宣扬的“适度原则”。
高校学生考试作弊, 学校教育工作者应给予他们改正的机会。中国人都了解高考对中国家庭的重要性, 学子12年寒窗苦读, 只为金榜题名, 功成名就。由此可见, 大学生考入大学并不是十分容易。大学生如果只因为一次情节较轻、违纪性质较轻的考试作弊而被勒令退学或者开除学籍, 这对学生乃至学生的家庭来说, 无疑是一次灾难性的洗礼。因此, 对于第一次考试作弊的学生, 老师应该积极引导他们改正错误, 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加强个人的道德素养建设。
(三) 新型作弊惩处措施
教育工作者可以发挥创造性思维, 改革考生作弊的惩处措施, 使之更加人性化、现实化, 具体措施如下:
1. 考生作弊情节较轻的学生, 校方给予他留校察看的记过处分;考试作弊情节严重的学生, 校方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严重处分。
2. 考生作弊但是没有被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学生, 考生的该科目应该计以零分, 学业结束就按照结业处理。如果考生已经认识到自身的错误, 认识到自身行为给个人、班集体、学校、家庭造成的伤害, 那么校方可以考虑在结业一年以内的时间里给予学生一次补考机会, 一旦补考及格, 就发放毕业证书。
3. 考生作弊但是没有被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学生, 不能被评为优秀学生称号, 同时取消该生的一切评优资格, 已经被评上荣誉称号的应该立即撤销;在学生会任职、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员的学生, 应该受到来自会、党、团集体内部间的纪律处分, 同时撤销该学生在学生会内部所担任的职务。
综合性来看, 新制定的措施对那些考试作弊情节较轻的学生来说, 无疑是给了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是在学业处理方面以结业处理, 同时不能参加评优活动, 足够说明对他们惩处力度的加大;教育研究者可以发现, 本措施的新颖之处在于给予了学生补考的机会、换发毕业证书的机会, 使得学生的校内学业有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四、结语
当今社会形势下的高校管理必须遵从法制化, 因此考试作弊的惩处措施也应该按照相关法规来制定, 逐渐将其纳入到依法治校的轨道上去。在公民日益维护并行使个人权利、重视并宣扬法律效益的现代社会, 高校应该就如何完善全方位的学生违纪处分程序, 实现校方利益与学生利益的相互协调, 作出具有实际性意义的讨论, 为学校、学生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摘要：高校作弊处罚措施必须适度而行, 学校教育工作者掌握好适度的处事原则。该原则着重体现在:作弊处罚措施的实行可以有效遏制作弊违反校规校纪的现象;作弊惩处措施可以对广大师生群体祈祷鸣钟警示作用;作弊处罚适度可以给违纪学生留有改过空间。当然, 该原则具有相对性, 主要表现在:作弊惩处力度因考风状况而有所差异;作弊惩处力度因违纪性质而有所不同。本文重点就处罚力度适当原则作出探索解析, 希望给广大教育工作者一点建议。
关键词：高校作弊,处罚适当原则,应用解析
参考文献
[1]李宏卿, 吴琼, 杜小娟.关于高校大学生考试作弊问题的思考[J].黑龙江教育 (高教研究与评估) , 2011 (07) .
[2]孙丽.高校本科生考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 2011 (22) .
适度原则 篇8
一、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时机要合理
要把握一个时期总的宣传报道基调和政策。要以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 对现实生活存在、群众迫切要求解决、党委和政府也正关注着的一些问题, 可以及时报道;对现实生活存在、群众迫切要求解决, 但政策或条件一时不能允许的, 就不宜或推迟报道 (有时可用内参报道) ;对一些明显违背政策法律的事, 可大胆报道;对一些改革中正在探索的做法或突发事件, 就要慎重对待。
新闻报道时效性的强弱与新闻价值的大小成正比, 但对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而言, 这个定律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用“时机”这个词在有的情况下更为恰当。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刊播一个恰当的报道会达到一种恰当的效果。一个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什么时候刊播要看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 要有刊播后的效果预期分析, 同时还要体现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和人文关怀。在报道时机上, 要选择最佳时间, 对苗头性问题提前介入, 忌放“马后炮”;对已曝露的问题要及时介入, 力戒事后诸葛亮。只有抓准时机适时将稿件发表, 报道的社会效果才可能好。
二、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频度要合理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一针见血, 不能搞隔靴搔痒。但良药未必非要苦口,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并非越尖锐越好, 不能说过头话, 不能凭主观感情妄加评论, 不能当“检查官”和“审判官”。值得注意“媒体审判”的问题。“媒体审判”一语出自美国, 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 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1965年, 美国法院推翻了一起指控诈骗案的判决, 其理由是, 在庭审过程中所作的电视录像, 对被告作了含有偏见的宣传, 损害了他在诉讼中应当享有的权利 (《The New York Times》, 1965.6.8) 。以后, 人们就把这种凌驾于司法之上、干预和影响司法的新闻报道, 称为“媒体审判” (trial by mass media) 。在法制日益走向健全的条件下, “媒体审判”是违反法律的行为, 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相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民事案件结案之前抢先作出倾向于一方的报道, 则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确认的诉讼当事人平等的原则。因此, 199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下达的关于法制新闻的意见要求:“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的报道。”在实践中, 媒体越俎代庖, 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的情况非常普遍, 如媒体对蒋艳萍一案的报道就是典型的“媒体审判”。有的媒体发表文章说:“一定要看到女贪官的下场!”蒋艳萍是否“贪官”, 只有在法院审判之后才能确定。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在法院判决之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 这种乱给嫌疑人定罪的行为, 难道仅仅是一般的媒体侵权报道吗?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 并不是说它有“法院审判”的效力。媒体终究是“批判武器”, 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它的“审判”作用主要体现在它能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迫使法院按舆论代表的所谓“民意”办案, 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另外, 我国诉讼法所规定的二审终审制是指上下级法院的二审, 并没规定媒体可作一个审级。因此, 刘文中所说的“所谓的‘媒体审判’能起到审判作用吗?那么多的记者被打, 如果记者‘判’打人者赔偿100万, 打人者会拿出100万吗?”以及“这种媒体侵权行为是不是‘媒体审判’呢?倘若是的话, 那法院的审理不就变成了‘二审’?我国的诉讼法规定的是二审终审制, 当事人就此而没有了上诉的权利, 这不是很荒唐吗?”是站不住脚的。反对和防止“媒体审判”, 维护司法独立和公正, 在国际新闻界和法律界是有共识的。1948年, 联合国《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三公约》把“妨碍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的新闻列为禁载。1994年, 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五条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 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 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司法独立是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的独立性是由司法权和司法活动的性质决定的。司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公正, 而公正的前提是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保持中立, 没有中立就没有公正可言。这就要求司法人员自身摈弃私心杂念, 更要求堵塞一切包括媒体干涉或影响司法独立的渠道, 创造一个保证司法人员独立办案的外部环境。刘太阳先生在文中说:“法官审案, 理应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甚至不受法院的干涉, 当然不受媒体舆论的干涉。法院审案, 不受上级法院的干涉, 当然也更不受媒体舆论的干涉。而偏偏我们中国的司法机关容易被社会舆论所左右, 这不是说我们的新闻媒体比其他国家的媒体有影响力, 而恰恰说明了中国的法官还缺乏独立的地位和理念。”这种看法未免过于天真。传播学和舆论学的研究早就证明, 舆论环境对于人们的心理、思想和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有时是难以抗拒的, 历史上由于舆论压力而导致的错案屡见不鲜。另外, 中国的司法机关容易被社会舆论所左右, 只是因为“中国的法官缺乏独立的地位和理念”吗?英国的法官不可谓不独立, 但英国是对媒体监督司法控制比较严的国家, 他们有专门的蔑视法庭法, 规定媒体不能发表任何损害公平审理的意见。他们用判例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当案件正在由法院积极而不是拖延审理的过程中, 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价。即使你确保自己的评价是诚实的, 但只要是在法庭审理以前过早地说出了真情, 也会被认为是蔑视法庭的行为, 并受到相应的处罚。在他们看来案件正在审理中媒体就乱加评论, 会影响公正审判, 比如可能会影响法官、陪审员或证人等等, 甚至会误导舆论, 使人们对一方当事人产生偏见。用他们的话说, “我们绝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视审讯’”, “必须记住, 是法庭在审理案件, 而不是记者”。
的确, 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机关, 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这种监督当然包括媒体舆论监督。历史早已证明, 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司法权也是这样。现实生活中, 司法腐败丑闻不绝于耳, 一些法官贪赃枉法, 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 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 必须加强媒体对司法的舆论监督力度, 通过新闻报道, 将司法工作置于大众监督之下, 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维护司法公正。但是, 加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并不意味着可以进行“媒体审判”。严格地说, “媒体审判”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 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因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宪法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的权利;而“媒体审判”是违法行为, 两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把“媒体审判”看作媒体舆论监督, 是在为“媒体审判”寻找合法依据, 为媒体干涉司法提供借口。因此, 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 要冷静、客观, 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目前, 社会处于转型期, 深层次矛盾比较突出,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多。舆论在进行监督的时候, 不可有什么报什么, 要以有利于社会稳定为原则, 站在对党、对人民、对事业负责的高度, 选取一些典型事件、典型问题进行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 推动全面工作, 推动社会进步。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贯彻重在建设、化解疏导的原则, 过于集中、密集、大容量、高密度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 容易放大和扭曲舆论走向。
所以,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适度就要把握好报道的节奏和分寸, 考虑到监督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反映和影响, 尽可能排除负面的影响或效果, 遵循帮忙不要添乱、到位不越位、主动不盲动的要求, 有序、有效地开展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真诚善意, 不要冷嘲热讽。开展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初衷应该是善意的, 评价的态度应该是公允的, 监督的效果应该是积极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与人为善不等于对不正确的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人消灾, 帮人开脱。如果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不惟实、不惟真、虚晃一枪、不痛不痒、不敢碰硬, 那么监督的效果就无从谈起, 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因为对假恶丑的姑息纵容就是对真善美的亵渎伤害。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与人为善体现在监督的目的上是为了使被监督者改进工作, 改正错误。报社、电台、电视台是新闻媒体, 不是法官, 也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批评报道是为了让地方政府改进工作, 而不是把别人逼到死路上去。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与人为善体现在我们的报道方法上是摆事实讲道理, 不用过激言词。体现在报道态度上是抱着真诚友善的态度, 多和批评对象沟通, 采用和风细雨的形式, 切忌居高临下、当“审判员”, 这就要做到稳、准、狠。稳, 就是积极稳妥, 不可意气用事, 力戒情绪化, 凭个人喜好来开展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准, 就是对被监督的事和人一定要搞准确, 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给对方留下口实;狠, 就是对该曝光的认准了坚决曝光, 监督到底, 做深、做透, 不管谁说情都不行, 问题不解决不罢休。
三、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数量应该合理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不能是“地毯式”的轰炸, 干扰正面的报道, 特别是对那些需要通过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 需要通过法律、法规解决的问题, 不要乱开展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要保持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与非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的平衡。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的具体形式要突出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特色, 但也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 不要天天都在揭露问题, 这既不符合现实状况, 也会使舆论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 要认真掌握监督性报道的比例。要关注地区行业和报道问题类型的平衡。对类似的问题“火力”不宜过于集中。要注意信息采集的平衡。学会让别人说话。要注意传播与反馈的平衡。“如果被监督者认识并改正错误, 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 应该进行反馈报道。”总而言之,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坚持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 避免片面化, 切忌简单化、绝对化, 切忌倾向性过分明确。在一些特殊敏感时期, 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十分慎重, 避免产生负面影响。对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不能简单追求数量、指标、比例和任务, 要避免一个时期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报道过多而让受众产生问题成堆的错觉, 这种做法不利于舆论监督效果的提升和舆论引导力的加强。关于社会保障的舆论监督要把握时间、频度、数量三者的有机结合, 做到“度”的合理把握, 实际的效果自然会显现出来:舆论监督成为舆论引导力提升的有力推手, 关于社会保障的观念引导和具体监督才能体现出较高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6
[2].李普曼.舆论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5
[3].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2
[4].郑功成.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社会保障[J].中国社会学, 2005, 9
[5].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M].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