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保护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共12篇）

历史文化保护区 篇1

摘要：近年来, 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已进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 城镇面貌得到极大改善。但在追求城镇现代化的过程中, 城镇风貌与历史环境愈来愈远, 城镇建设破坏历史遗存的事件历历可数, 如何有效保护并适度发展历史文化保护区, 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燕伋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规划研究, 希望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更新提供借鉴。

关键词：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与更新

1. 环境状况

燕伋历史文化风貌区地处千阳县城中心区西北部, 北依裴家台塬, 是东海路——城市主轴线的对景, 位于千阳大道——城市主干道北侧, 西大街使其与老城区联系密切, 是城市新区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规划用地面积22.94公顷。

2. 战略分析

2.1 历史文化资源

燕伋望鲁台位于千阳县城关镇西关村裴家台塬上, 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夏商周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2003年9月24日望鲁台遗址被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燕伋望鲁台据传是春秋时期燕伋所筑。燕伋为千阳县水沟镇燕家山人, 是孔子的弟子, 位列72贤之14。燕伋3次赴鲁跟随孔子17年。业就归里, 在千阳西关裴家台设教授徒, 传播孔子思想, 设教期间, 因思念恩师孔子, 每日去教学堂后面, 登高望远, 用襟撩土垫足18年, 日积月累, 便形成了高约10米、底径30余米的土台, 被世人尊称为中华尊师第一台。

千阳县历史悠久, 春秋时, 千阳是秦王朝的牧马地, 古代的千阳, 被诗人赞誉为“千水悠悠去似絣, 远山如画翠眉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用自己的灵智创造了丰富的民间文化。灯盏头碗碗腔是陕西稀有剧种, 剪纸、皮影、雕刻、泥塑等受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影响, 具有浓郁粗犷的北方农村气息, 保留有炎帝氏族和周秦文化的民族精萃, 构图简洁明快, 造型夸张传神,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2.2 自然环境特色

千阳县位于关中平原西部, 处渭北旱厡丘陵沟壑区, 地形复杂, 分川、塬、山三部分。北倚千山, 南屏陇山余脉箭筈岭, 横穿东去的千水被陕西省冯家山水库大坝拦锁城东形成一座17平方公里的人造湖泊。境内山峦起伏, 沟壑纵横。

为体现千阳城市特色, 满足发展生态城市需要, 要充分利用千山、台塬、千水的优越自然条件, 形成以千山、台塬为依托, 千河水系为开敞空间, 中心集团为主体, 区间绿地为间隔的“山、塬、水、林、城”融为一体的山水景观城市, 为建设生态城市奠定基础。

规划区位于千阳县城关镇西关村裴家台塬上, 地势北高南底, 北环路以北为台塬坡地, 北环路以南地势较为平坦, 是构筑山水生态旅游城市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之一。同时这里地形变化丰富, 既是景观点, 又是观景点。

2.3 地位作用

望鲁台位于千阳县城市中心区的核心部位,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将成为商贸、居住、旅游相对集中地段, 近期千阳县总体规划及十二五城镇发展城镇发展战略的提出, 为燕伋历史文化、旅游品牌的隆重推出打下了成功的伏笔, 燕伋历史文化区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悠久的历史同时叙述着千阳的成长历程, 是千阳县重要的城市功能组成部分, 对升城市文化品质、增加城市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作用。

3. 景区规划概念功能定位

通过分析千阳县现状以及燕伋望鲁台的现状, 规划将燕伋望鲁台地区的发展定位为:规划将该地区建设成为集历史文化展示、文化教育、旅游、商业、娱乐、文艺表演及休闲游憩等功能于一体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和文化旅游区。

4. 特色营造手法

4.1 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

对规划用地进行科学合理的功能分区, 并将各功能片区通过景点、步行系统、绿化广场等开敞空间有机联系起来, 共同组成统一整体。燕伋历史文化风貌区功能布局由“两主轴、三次轴、四片区”的空间结构组织成有机的整体。

“两主轴”指景区内一条为南北向沿望鲁台建筑轴线的历史轴。

“三次轴”指一条南北向连接燕伋文化博览园区和文化教育综合区的景观次轴, 一条为南北向连接民俗文化博览园区和综合商业休闲区的景观次轴及一条东西向连接燕伋文化博览园区、燕伋私塾文化区、民俗文化博览园区的景观次轴。

“四片区”指历史轴线上燕伋文化广场区和燕伋望鲁台祈福主景区, 文化轴线西侧的综合商业片区, 文化轴线东侧的文化教育片区。

4.2 燕伋中心文化广场区

燕伋文化广场位于整个历史风貌区的中心位置, 南北向历史轴和东西向文化轴的交汇处。其主要性质是体现燕伋文化特征, 并为游客提供休闲、游憩、娱乐场所的城市公共空间。依据用地条件, 广场设计采用规则式与自然式相结合的手法, 强调广场中心, 整个设计构图简洁大方, 刻意追求广场的开阔环境和文化内涵。燕伋文化广场由纵轴“燕伋文化广场”题刻——时钟花坛——世纪大道——中心广场 (主题雕塑与音乐旱喷) ——主题牌坊构成。十二根幡柱 (代表儒者十二条规:敬天、尊孔、读经、祭祀、传道、捐献、立牌位、行十义、着深衣、习礼乐、诵诗文、弘国粹。) 分两侧布置, 点缀艺术花钵、艺术灯柱等。使整个广场设计具有浓烈的文化氛围。

4.3 文化教育综合区

千阳望鲁台作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为丰富传统文化及提倡尊师爱学的优秀传统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平台。因此在景区主轴西面规划一个集文化、教育、旅游为一体的文化教育综合区。文化教育区内主要包括有千阳县文化中心, 孔子书院, 琴、棋、书、画文化休闲区, 古书交易市场, 并规划有一定数量的茶座和餐饮设施等。

整个文化教育区按照传统院落空间加以布局, 空间布局灵活, 层次丰富、室内外空间交融, 建筑围绕庭院布置成为一个充满人性化的文化载体。整个街区建筑采用传统的坡屋顶形式, 很好的与景区环境相谐调, 通过现代的手法和材料表现传统的韵味, 从空间体验中获得精神的享受, 从古朴中显出简洁的现代气息。

4.4 建筑风格设计

发扬传统空间特色, 改善原来混杂的风貌, 以曲折的小尺度步行街为其内部交通路线, 围合贯通。建筑风貌上强化其小尺度的传统建筑特色, 强调以人的尺度为基本尺度来规划设计。建筑以较小的尺度和体量展开, 布局方式主要为院落式空间, 组群式布局, 形成合院式建筑的空间肌理。特别做好各沿街及沿文物古迹和绿地广场的建筑平立面设计, 做到进退有致、高低错落、空间尺度适宜且具优美的天际线。

规划范围内的建筑风格以秦汉时期建筑形式为主, 新建建筑与文物建筑间在保持统一协调中求创新和变化。规划建筑的色彩以红色、灰色、青色、白色为主, 其材料采用反映传统风貌的青砖、灰瓦及其他合适的材料, 庭院与建筑的细部 (屋面、檐口、门窗等) 在体现地方特色风彩的同时力求创造新意。

5. 结语

近年来, 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政府注重提高城市的文化底蕴, 本地的传统文化、历史特色日益受到了决策者的重视, 燕伋历史文化风貌区作为城市核心区块, 是城镇历史传统和地方文化个性的集中体现, 它能给城市带来良好的社会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意识和观念上的转变给燕伋望鲁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科峰.从宝鸡民俗文化看周礼儒学.《中国科技博览》.2010年32期

[2]李力等.营口老边区文化艺术会展中心的立意构思《建筑与环境》2011年4期.

历史文化保护区 篇2

来源：北京文博 查看次数：4117 时间：2004-7-27 14:48:00 【大 中 小】【打印】 【关闭】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市政府批准实施《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的基础上，自2000年7月起，组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12家单位，共同编制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

这项《规划》制定了统一的规划原则、标准和要求，对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了详细的现状调查、评估分类和规划编制。经过公众参与、两轮规划方案预审及专家审议，《保护规划》已正式获得北京市政府的批准。

1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分布与特色

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总用地面积为1038ha，约占旧城总用地面积的17%。其中重点保护区用地面积649ha，建设控制区用地面积389ha。加上已由北京市政府批准的旧城内200多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保护与控制地区总用地面积达2383ha，约占旧城总用地面积的38%。

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有14片分布在旧皇城区内。南北长街、西华门大街、南北池子、东华门大街、景山东、西、后街、地安门内大街现已演变为以传统居住形态为主的街区，文津街、景山前街、五四大街是旧城内重要的传统文化街；陟山门街是连接北海、景山的一条具有特色的小街。这些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旧皇城传统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区内或街的两侧分布着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存，保留着大量的四合院住宅，成为故宫、中南海、北海、景山的重要“背景”。

另有7片分布在旧皇城外的内城。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东四三条至八条、南锣鼓巷地区建于元代，是胡同系统保留最为完整的传统居住区；什刹海地区是融水面风光、王府、寺庙与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地区；国子监地区是以重要文物和寺庙建筑为中心，以传统四合院为衬托的街区；阜成门内大街一直为重要的交通干道，沿街寺庙众多；东交民巷是190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使馆区。

还有4片分布在外城。大栅栏、鲜鱼口地区是北京著名的传统商业街区。鲜鱼口街东的草厂三条至九条有北京旧城中密集的南北走向胡同，是传统居住区，东、西琉璃厂是传统商业文化街。

2保护规划的原则

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针对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分别制定了不同的保护原则。

1)重点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原则

(1)要根据其性质与特点，保护该街区的整体风貌。

(2)要保护街区的历史真实性，保存历史遗存和原貌。历史遗存包括文物建筑、传统四合院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及建筑构件。

(3)其建设要采取“微循环式”的改造模式，循序渐进、逐步改善。

(4)要积极改善环境质量及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5)保护工作要积极鼓励公众参与。

2)建设控制区的整治与控制原则

(1)新建或改建的建筑，要与重点保护区的整体风貌相协调，或不对重点保护区的环境及视觉景观产生不利影响。

(2)进行新的建设时，要严格控制各地块的用地性质、建筑高度、体量、建筑形式和色彩、容积率、绿地率等。

(3)进行新的建设时，要避免简单生硬地大拆大建，注意历史文脉的延续性。

(4)要注意保存和保护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传统的街巷、胡同肌理和古树名木。

(5)什刹海、大栅栏、鲜鱼口地区的建设控制区应参照重点保护区的原则。

3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

在南北长街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的统一标准和要求”，作为各编制单位现状调查研究和编制保护规划的主要依据和基础，重点侧重于以下方面：

1)地块划分

结合北京旧城空间形态的特征，以院落为单位进行现状资料调查和规划编制。“院落单位”以现状的门牌编号及其范围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院落的行政区划、产权所属、历史形成、自然边界、院落的完整、出口位置等因素，有利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更新。

保护规划共划分了15178个院落单位。其中现状保存较完好的院落有5456个，占36%。

2)土地使用功能调整规划

(1)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用地性质分类遵照建设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2)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土地使用性质应根据功能需要进行调整，以进一步突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特色和性质。

(3)保护规划范围内，居住用地面积由现状的490ha，调整为409ha,占总用地面积的40%；公建用地面积由现状的247ha，调整为266ha，占总用地面积的26%；工业用地面积由现状的17ha，调整为16ha，占总用地面积的02%；道路用地面积由现状的154ha，增加到213ha，占总用地面积的20%；公共绿化用地面积由现状的69ha，增加为974ha，占总用地面积的9%；其他用地面积由现状的61ha，调整为51ha，占总用地面积的48%。

3)居住人口规划

(1)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现在居民约95万户、285万人，总人口密度为275人/ha。改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居住条件，首先要降低居住人口密度，因此，疏散人口是保护规划的目标之一，也是保护规划实施的关键。根据居住人口的现状调查结果，居住院落的人口密度共划分为五级。

Ⅰ级：指每100m2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少于2人，人均住宅用地面积大于50m2的院落。这类住宅的标准属于超大型，情况特殊，应予以保留。

现状调查中，此类院落为648个，占院落总数的64%。

Ⅱ级：指每100m2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2至4人，人均住宅用地面积25至50m2的院落。这类住宅的标准属于舒适型，可以维持不变。

现状调查中，此类院落为1640个，占院落总数的16.4%。

Ⅲ级：指每100m2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4至7人，人均住宅用地面积15至25m2的院落。这类住宅的标准属于经济型，其标准与北京目前的居住平均水平相当，可以维持不变，也可以根据居民要求适当降低密度。

现状调查中，此类院落为3866个，占院落总数的38.6%。

Ⅳ级、V级：Ⅳ级指每100m2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7至10人，这类住宅的标准属于拥挤型；V级指每100m2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10人以上，这类住宅的标准属于特挤型。保护规划中需要降低这两类住宅的居住人口密度，使其至少达到Ⅲ级以上标准，以改善居住条件。

现状调查中，此两类院落为3870个，占院落总数的38.6%。

(2)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人口为16.7万人。共需迁出人口11.8万人，占现状总人口的41%。

4)保护规划中的建筑保护和更新

保护规划中的建筑保护与更新是依据现状建筑的质量及其代表的传统风貌和历史文化价值来确定的。

(1)根据建筑的结构损坏程度，将现状建筑质量分为好、一般、较差三类。

据调查，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总建筑面积约为613万m2。其中建筑质量好和较好的占42%左右；建筑质量一般的占41%左右；建筑质量较差和差的占17%左右。

(2)根据现状建筑的传统历史文化背景、建筑空间布局与形态、建筑形式，对其传统风貌和历史文化价值进行评价，分为五类。

第Ⅰ类为“国家、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此类建筑占总建筑面积的7%左右。

第Ⅱ类为“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建筑及近现代建筑”。指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但却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建筑。此类建筑占总建筑面积的9%左右。

第Ⅲ类为“与传统风貌比较协调的一般传统建筑”。指单体建筑的历史文化份值较低，数量较大，需要不断修缮的一般传统建筑，包括传统四合院建筑、近代建筑等。此类建筑占总建筑面积的36%左右。

第Ⅳ类为“与传统风貌比较协调的现代建筑”，指建筑的空间形态、建筑形式、建筑体量、高度、色彩、材质、建筑细部等方面与保护区的传统风貌比较协调的现代建筑，包括仿古建筑等。此类建筑占总建筑面积的14%左右。

第V类为“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主要包括两种建筑：一种是单位或居民近年来自行翻建、改造的建筑，其建筑质量较好，建筑尺度基本符合保护区传统风貌的要求，但其建筑空间形态、建筑形式、色彩、材质、细部等与保护区传统风貌不协调；另一种主要是指近几十年新建的多层(甚至高层)建筑，虽然其建筑质量较好，但对保护区的传统风貌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此类建筑占总建筑面积的34%左右。

(3)保护规划综合考虑对现状建筑的历史文化评价和建筑质量的评价，对重点保护区内所有建筑进行分类，不同类别的建筑采取不同的保护更新手段；对建设控制区内的建筑则只要求保留前两类建筑，其他建筑均可按规划要求进行更新。

文物类建筑：对已划定为国家、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要依据相关法律和法规进行严格的保护。此类建筑占7%左右。

保护类建筑：对那些尚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但却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建筑和近现代建筑，应以修缮为主，保护外部面貌，其内部可以进行现代化改造。此类建筑占9.3%左右。

改善类建筑：对于那些具有清晰和典型传统建筑空间布局形态和传统建筑形式的历史建筑，其建筑质量评估分类为“一般”，可以进行修缮和翻建，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其翻建建筑必须维持原有的空间布局和传统建筑形式。此类建筑占23.8%左右。

保留类建筑：对于与保护区传统风貌比较协调的现代建筑，其建筑质量评定为“好”的，可以作为保留类建筑。此类建筑占7.3%左右。

更新类建筑：更新类建筑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建筑风貌上无保留价值的、建筑质量的评估分类为“差”的危房，可采取更新的手段，对其进行拆除，但更新改造必须要精心设计，使更新改造后的建筑与保护区原有的建筑规模、尺度、空间形态、建筑形式、色彩等保持协调一致；另一种是少数单位近几十年新建的多层(甚至高层)建筑。对这类建筑，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予以拆除，原址复建应与保护区风貌相协调。此类建筑占49.2%左右(其中11.2%位于重点保护区内，38%位于建设控制区内)。

沿街整饰类建筑：为尽快恢复和体现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传统风貌，应对沿保护区主要街道分布，但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及装饰物，其建筑质量的评估分类为“好”或“一般”的建筑进行整饰。再次改造时，要严格按照保护区的风貌要求进行建造。此类建筑占3.4%。

5)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绿化规划

(1)保护规划把园林部门注册挂牌的古树名木列为“保护类树木”；把现状的各种成年乔木列为“准保护类树木”；规划要求新种植的乔木列为“新种植乔木”。

(2)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绿化建设应以街道、胡同绿化为主，不宜大拆大建集中绿地。绿化形式应以种树为主，提高绿化覆盖率。

(3)宅院绿化应是历史文化保护区绿化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宅院内的绿化形式，应充分考虑传统的植树栽培方式。

(4)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公共绿地面积为974ha，占历史文化保护区总用地面积的9.4%。保留各类树木9600余棵。

6)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道路交通规划

(1)历史文化保护区重点保护区范围内不执行《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原有道路规划红线要求。

(2)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道路交通规划应以不破坏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沿街传统风貌、方便居民出行、改善市政条件为目标。

(3)除城市主干道之外，历史文化保护区应尽可能限制过境交通穿过。

(4)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道路交通规划应采取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地解决出行和车辆停放、道路宽度等问题。

(5)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交通组织应充分利用现有不同宽度的胡同系统。特别是7m以上的胡同，更应在规划中充分利用。

(6)适当打通一些尽端胡同，拓宽一些“瓶颈”胡同，以改善区内的交通组织状况。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胡同总长度111km，其具体规划要求如下：

宽度小于3m的胡同：为步行和非机动车道路；此类胡同占胡同总量的16%。

宽度为3—5m的胡同：主要是步行和非机动车道路，同时可以是非穿行性机动车单向道路，为就地的居民服务；此类胡同占胡同总量的35%。

宽度为5—7m的胡同：为非穿行性机动车单向道路，为就地居民服务；此类胡同占胡同总量的26%。

宽度为7—9m的胡同：可以组织为机动车双向道路，除了为就地居民服务外，适当承担局部地区的穿行性交通；此类胡同占胡同总量的17%。

宽度大于9m的胡同：适当承担局部地区的城市交通。此类胡同占胡同总量的6%。

(7)历史文化保护区还有不同等级的城市道路，来承担保护区的交通。城市道路的长度为30km。

7)历史文化保护区市政设施规划

(1)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市政设施和综合管线规划应以不破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传统风貌、改善保护区内的市政设施和防灾设施条件为目标。

(2)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市政管线布置，应有效利用规划保留的胡同系统，不拘一格，综合考虑。

(3)应根据各个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具体情况，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和综合手段，改善保护区内的市政设施条件。如地下管网以综合管沟与直埋方式相结合，能源以使用天然气和用电相结合等。

(4)充分改善和利用现有的市政设施，节约投资和运行费用。

本次规划对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如何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的措施和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因基础设施建设是旧城的薄弱环节，且保护区内历史风貌的保护对市政设施的引入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故此项工作将进一步深化。

4专家评价

2000年11月底，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组织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方案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了吴良镛、周干峙、郑孝燮、罗哲文、李准、王景慧等19位著名专家、学者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方案逐一进行了评审。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在会上做了题为“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专题报告。

与会专家们对这次保护规划的组织和编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次规划工作根据北京旧城特点，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所制定的规划原则、统一标准和要求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专家们原则同意所编制的《保护规划》，并希望在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后尽快上报北京市政府审批。

与会专家还为此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会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将专家意见向北京市政府做了汇报，并组织各参编单位积极研究落实专家建议，调整并完善了规划方案。

5保护规划实施建议

《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城市总体规划的深化，要实现这一规划，必须全市统一考虑，新区开发与旧城保护协调发展。为了推动保护规划的实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下列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1)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和更新，首先需要疏解过密的人口。重点保护区内人口的疏解与其他地区的危房改造不同，需要制定相应的人口迁移政策。

2)人口的迁移与房屋的产权交易密切相关，现行的危改、房改相结合的方式在建设控制区内可以借鉴，还需研究专门的房改政策和产权交易政策。

3)应制定房屋管理修缮政策，以鼓励产权单位或居民按照保护要求自行修缮房屋，合理使用旧建筑，达到解危的目的。

4)制定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管理规定，使其尽快步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5)应在重点保护区内选择一些地块开展保护规划的实施试点。

法国如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篇3

法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共有38处，列为国家文化遗产的共有约4.4万处，这些散布在法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历史建筑是法国人的骄傲，每年吸引全球游客逾8000万人次，居世界首位。而在遗产保护方面，法国也走在世界各国前列。

法国向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首先是从法律层面不断充实历史文化遗产的界定与保护。

1887年，法国通过法律保护具有国家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和艺术品，出台了有关遗产保存的若干章程，规定国家必须参与历史古迹保护工作。由此，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

1913年，法国立法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历史古迹分类的机构，并且将所有古迹登记造册。被确认为历史古迹的私人财产第一次跻身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与公立机构享受同等待遇。1930年，自然遗产首次以法律形式受到保护。

1943年，距历史古迹四周500米范围内的区域被法律划定为受保护区域，任何人不得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随意改动原建筑风格。这一举措有效地遏制了乱拆乱建行为，避免古建筑陷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尴尬。1988年政府以免除继承税的方式鼓励私人所有遗迹向公众开放。自2003年以后，政府对遗产的保护工作逐渐下放到地方，并进一步扩大公共开放程度。

其次，政府注重加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法国文化部长奥雷莉·菲莉佩蒂说，文化遗产行业能为法国创造大批就业机会和大笔收入。她认为这对于国家经济复苏会起到支撑作用。2013年，法国政府在编制预算时，计划为文化、科研及传媒产业共投入35.5亿欧元，其中文化遗产保护7.76亿欧元，属于文化遗产保护之列的历史性建筑保护3.22亿欧元。

此外，法国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有实力的基金会、企业和个人出资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个人可以获得相当于捐赠数额66%的税收优惠，企业从营业税中扣除相当于捐款60%的税款。此外，政府简化了遗产保护性基金会成立和运作的手续，并给予税收优惠支持。

对于发展旅游业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压力，许多文化遗产单位依靠常态化运行机制，进行自我保护。

凡尔赛宫作为法国王室最华丽和著名的宫殿，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是法国第三大旅游景点，2011年吸引609万人次参观。凡尔赛国家博物馆馆长卡特里娜·贝卡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法国对文化遗产的管理更多依靠的是一种常态化的运行机制。

凡尔赛宫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措施一丝不苟。进入城堡大门之前参观者必须进行安检。游客被要求寄存包括拐杖、雨伞、刀械等尖锐物品以及童车、箱包等笨重物品。相机三脚架、复制品、石膏模型也不能带入展厅内。凡尔赛宫全天候使用录像监控系统。每个展厅有专人巡视，对不当参观行为进行阻止。游客在展厅内禁止使用闪光灯。展示区域和观众停留区域被严格分开，观众不得触摸花瓶、雕像等文物。 凡尔赛宫还拥有一支专属消防队，24小时待命，以防出现火灾等紧急情况。

法国不仅不遗余力地保护文化遗产，更重视文化遗产推介工作，教育每个人发自内心地维护这笔无价的历史文化财富。为了让更多的人走近和享受文化遗产，增强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1984年法国率先推出了“文化遗产日”活动。

在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法国所有的博物馆、艺术馆、总统府、市政厅和城堡等都免费向游客开放。这项活动得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1991年欧洲理事会决定将这一天定为“欧洲文化遗产日”，从此该活动在欧洲40多个国家展开。而遗产日活动的目的就是让更多人了解、热爱进而自觉保护历史和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保护区 篇4

城市中“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1],通常被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清朝和民国时期建造的店宅、民居以及少量的公共建筑是当下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主体风貌的代表[2]。按照职能的不同,它们大多属于居住和商业两种类型。现有个别具有历史、或科技意义的区域,如广州长洲岛,集中分布着大量的革命或工业等历史遗存,它们往往经历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活动,并形成了一定的风貌特色,作为特殊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将逐步进入保护研究的视野。在传统历史文化街区中,传统建筑和街巷空间是体现历史风貌的空间要素[3],传统的生活习俗是街区“生活真实性”的集中体现[4],而该长洲岛等地区则以各类历史遗存为中心,布局相对分散,强调人工与自然环境的整体关系;除了纪念功能以外,大多历史功能已经衰亡或被其他功能取代。其保护方法和重点也不同于目前常见的居住或商业型历史文化街区。亟待开展相关研究,以丰富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完善保护方法。

广州长洲岛历史文化保护区陆地面积4.5km2,以革命遗址为主的各类历史遗存类型丰富,分散在岛内的军工企业、部队营地、传统村落及山林园地之中,村民生活水平较低。笔者以长洲岛保护规划为例,探讨革命遗产所在街区的整体保护方法,既保护传统风貌、民俗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延续性,又整合旧的空间结构和现代功能,激活岛上的社区活力,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和质量。

1 长洲岛的价值特征与保护现状

1.1 历史沿革与价值特征

1.1.1 历史沿革

长洲岛是广州第一个以近代革命遗址为主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进出广州水道的咽喉之地(图1),长洲岛有着300多年的对外交往和军事发展历史。自晚清至解放前,长洲岛以修造船业的发展为原点,依托“长洲要塞”[5],并于次年倡议修建长洲炮台。它与河对面的鱼珠炮台、狮山炮台和蟹山炮台组成广州城珠江水道上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存的长洲炮台遗址依山就势,尽览珠江,远眺城区(图2,表2)。

1.2 保护现状

1.2.1 遗产布局分散,整体风貌混杂

长洲岛发展历程与造船工业、军工企业联系紧密,这些军工企业大多沿用至今。目前,岛上1/4的建设用地为二、三类工业用地。由于军事管理的封闭性和特殊性,大多遗址被人为割裂,外人难以接近。黄埔军校旧址、东征阵亡烈士墓园、柯拜船坞、济深公园等重要遗址和景点被黄埔造船厂、兵工厂、海军营地等用地分割、包围,甚至就是厂区、营区的组成部分,布局零散,地区整体风貌混杂。

图3:社会问卷统计(有效问卷393份);

1.2.2 消极被动保护,地方活力不足

解放后,长洲岛长期采用偏重遗产个体的“被动防御”[6]式文物保护理念,过分强调个体物质空间的保存,失去与周边地区在经济和功能方面的联系。岛内产业以大型国企及军事工业为支柱,对地方经济反哺有限,再加上对外交通不便,地方经济活力不足。岛内村民生活水平较低,11.5%的受访者下岗失业,90%以上受访家庭月收入低于5000元[7](图3)。长洲岛内拥有大量的旅游资源,但是旅游配套设施缺乏,旅游交通不便,游客分布极不均衡。以近几年为例,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长洲岛的游客接待量分别是106.64万人次、166.08万人次和165.01万人次,但是黄埔军校旧址一处景点的游客接量却分别达到了96.92万人次、128.2万人次和110.77万人次,分别占接待总量的90%、77%和67%,而其它遗产大多终年无人问津。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2 长洲岛的整体保护方法

针对长洲岛的特征和存在问题,亟待构建合理的保护框架,以期实现各类历史遗存的整体保护和有效控制,同时满足当代城市的使用需求,促进地方社区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在长洲岛保护规划中,我们构建了以军校文化、军工文化、海丝文化和名人文化为中心,以山水格局、历史风貌、各类文化遗产为抓手,并依托用地、产业、配套、交通等外在支持的保护体系(图4)。规划的重点在于,保护以近代革命遗址、纪念性场所为主要特征的历史风貌以及与近代历史事件和名人活动相关的重要历史场所,延续或修复以近代革命摇篮为主的场所精神;发挥区位优势,挖掘历史文化、生态资源的潜在价值,优化功能,提升环境,赋予地区新的活力。

2.1 融入区域遗产廊道

长洲岛的保护需要强调遗址与所在区域、自然环境的关联性,在更大尺度的地理环境中保护街区的典型特征和历史价值,以及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城市体现了自然环境人文化以及人文环境自然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城市赋予前者(自然环境)以人文形态,而又以永恒的、集体形态使后者(人文遗产)物化或者外化。”[8]

规划突出“长洲要塞”在广东海防史上的历史地位,融入珠江遗产廊道,与周边的南海神庙、黄埔古港等一起构成广州海丝文化的展示主题,并进一步融入“海上丝绸之路”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遗产廊道,为未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区域旅游发展提供支撑。

2.2 保护人工与自然格局

首先,保护由牛牯岭与升旗山共同构成的长洲岛生态绿心,这里也是长洲岛依山面江、中轴对称的近代历史性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周边地区眺望长洲岛的天际轮廓线。其次,依据遗址的分布情况和价值内涵的不同,划定了沿江近代革命遗址片区和长洲炮台片区两个重点保护片区,前者重点保护黄埔军校旧址、东征阵亡烈士墓园依山面江的整体格局、中轴对称的景观序列和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保护蜿蜒曲折的道路格局,并结合沿江古树、驳岸、码头等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整治,恢复东西向沿江道路,修复北部滨江地区以近代革命遗址为典型特征的历史风貌展示和体验区;后者则重点保护各炮台本体及其所在山体,拆除山脚的现状建筑,保护炮台之间遥相呼应的视线通廊和景观格局。规划还将南部的果园作为湿地生态维育区,与中部的生态绿心以及环绕的珠江水系共同构成“山水环绕”的自然生态格局,并修复历史水系,保护果林、农田等地域植被,延续岭南特色的自然景观(图5,表3)。

2.3 控制历史性眺望景观

规划重点保护历史格局、岛内景观、防御系统3种类型的空间序列和景观视廊。保护长洲炮台之间以及炮台与北部山体之间的视线联系,以及长洲炮台与对岸鱼珠炮台、狮山炮台共同构成长洲要塞“扼守珠江”的防御眺望视廊。北部沿江地区以孙总理纪念碑为例,控制垂直于纪念碑正面至背景山体制高点之间的连线并延伸至江面的视廊,两侧各保留120m宽的控制区,区内以绿化为主;以视廊为中线左右各偏30°至江面的扇形区域范围内禁止建设妨碍观赏纪念碑的建/构筑物(图6)。

2.4 优化功能提升空间活力

规划提出合理利用长洲岛优越的历史文化和生态资源,发展旅游观光和文化创意产业,积极对接周边大学城、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国际金融城等功能组团就业人群的使用需求,与周边功能组团错位发展,构建广州东部文化展示和休闲服务中心。在严格控制建设规模的前提下,置换岛上军工产业用地和驻军用地,为文化创意等现代城市功能的植入提供空间。同时,利用村民经济留用地规划旅游休闲、健康养生、教育培训等功能,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图7)。

2.5 完善综合交通与展示线路

规划通过轨道、常规公交和水上交通强化对外联系的基础上,规划在金州大道南北两端沿线各设1处交通换乘中心,降低岛内机动车出行比例。尽量保留历史道路的现状线位,并对沿线景观环境进行整治,增设慢行、游憩设施,使其成为展示长洲岛历史风貌的重要景观道路。规划还通过5.5km的文物径串联岛上相对分散的遗址,构建以黄埔军校旧址为中心的近代革命文化博览体系,形成特色旅游路线,并利用14.9km的绿道网将生态资源、旅游设施与文化展示系统串联起来,构建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环境。

2.6 优化规划控制和管理手段

长洲岛整体占地规模较大,遗存类型丰富,布局分散,保护规划注重对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衔接,在规划管理单元和规划控制指标方面做了相应的优化,在整体保护的前提下,体现不同地段保护控制和规划管理的差异性。

首先,依据主导功能,将规划范围划分为历史保护、生态维育、民俗传承、优化提升和协调发展5个政策分区,并以此优化规划管理单元边界,明确针对性的管控要求(图8)。其次,将保护规划中定性为主的管控要求转变为定量的控制参数。在控制详细规划中,文物、历史建筑形成独立地块,地块边界不跨越历史文化街区紫线,以便于地块的控制与管理;落实山体、湿地果园、历史公园、街头绿地、广场、古树名木等位置、边界和控制要求;落实历史水系位置、堤岸做法、滨水界面等控制要求;落实历史道路、街巷的走向、景观断面、路名等控制要求。在历史保护管理单元的控制中,将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绿化率”、“建筑后退红线”、“停车位”由规定性调整为指导性指标,将“建筑形式风格”、“建筑色彩”、“其他环境类要求”由指导性调整为规定性指标,并增加“建筑更新改造措施”、“地块更新改造措施”规定性指标。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结语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 篇5

日前，经文化部同意实施，省政府印发《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规划实施的时间从2011年至2025年。这是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将闽南文化的发祥地、核心区——泉州、漳州、厦门三市的行政区纳入保护范围。其中，泉州的重点保护区域为三地最多，对非遗项目的保护，及对传承人的保护也做得比较好，在《规划》中占据特殊的位置。泉州率先制定重点区域整体保护专项规划

《规划》选择53个区域作为进行闽南文化整体性保护的重点区域，其中泉州20个。今年，泉州在闽南三市中率先开始为这些重点区域制定整体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市委市政府33个为民办实事项目。

20个整体保护重点区域具体名单如下：

历史文化街区1处：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名镇（村）、古村落保护区域3处：泉港区后龙镇土坑村、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永春县岵山镇；

民间信俗保护区域1处：洛江区仙公山及其周边社区；

民俗保护区域6处：南安市丰州镇九日山及其周边社区，石狮市蚶江镇，惠安县崇武镇大岞村、小岞镇，丰泽区寻埔社区，南安市石井镇，晋江市安海镇。传统戏剧保护区域1处：晋江市五店市街区；

传统技艺保护区域4处：惠安县崇武镇、山霞镇和泉州台投区张坂镇，德化县浔中镇、龙浔镇，安溪县西坪镇松岩村，安溪县西坪镇尧阳村；传统体育、游艺保护区域1处：永春县桃城镇、五里街镇；

传统音乐、曲艺、舞蹈保护区域2处：泉港区山腰街道、鲤城区浮桥街道；闽南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区域、点1处：清源山及其周边社区、博物馆群保护展示区。

泉州15非遗项目

列入濒危名录

30个列入《规划》的主要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中，属于泉州的有15项。具体为：晋江深沪褒歌、德化山歌、泉州踢球舞、打城戏、永春纸织画、泉州妆糕人制作技艺、泉州江加走木偶头雕刻、泉州李尧宝刻纸、安溪蓝印花布、泉州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泉州十音铜锣锻制技艺、泉州传统竹编工艺、泉州金苍绣技艺、泉州锡雕技艺、泉州福船制造技艺。

29个列入《规划》的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项目中，属于泉州的有15项。具体为：惠安石雕、德化瓷、安溪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泉州传统建筑营造、安溪成珍桔红糕制作、春生堂酿酒、源和堂蜜饯制作、永春漆篮制作、永春顺德堂老醋酿制作、泉州漆线雕、安溪竹藤编、清源山茶制作、永春佛手茶制作、晋江灵源万应茶制作、泉州老范志神粬制作。

此外，首批扶持的125个传习中心中，泉州占70个。53项对台对外主要活动中，泉州有26项，包括闽南文化节、闽台（石狮）端午对渡文化节等。设保护区建设专项资金

按照总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经费保障将由国家、省、市财政拨款和民间筹集方式解决。国家、省、市财政投入比例为1∶1∶1。经费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活动、传承人经费资助、传习中心活动、对台对外交流活动、数据库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

三市各建一个非遗综合展馆

历史文化保护区 篇6

(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民俗生态保护臆说

陈江风， 顾艳玲

(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西方文化的浸染和社会变革引起的文化断层，使当下我国民俗生态的保护和建设工作被扭曲或漠视，从而在认识与操作方面存在认知不全面、实践经验缺乏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使尊重民间生活样式成为社会的基本态度，认清血缘关系、庙会节庆、村落文化等所折射出的民俗文化机理，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在管理和指导等方面的作用，从整体上推进包括民俗生态保护在内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民俗生态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特定区域中通过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修复与人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并使之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认识与操作问题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至今，国家文化部已批准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梅州)、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海洋渔文化(象山)、晋中文化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今后还要陆续批准建设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各地生态保护实验区已制定了科学的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并积极推进各个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如何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问题上，我们既没有具体的理论指导，也缺乏成功的实践经验，给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比如某地区获批为生态保护区后，在建设的过程中竟将遗留了千年的古桥拆掉而重建了一座现代风格的桥，在一片惋惜声中，当地保护区的主管者却满怀信心、振振有词地说:“500年后这里又将是一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似的情况和认识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现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另外，由于认识和标准模糊不清，在许多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中，一些传统的民间信仰和习俗被看成是封建迷信，而从国外传进的基督教作为信仰却受到了保护。今天，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的“大船”上到处飘扬着“以马内利”的基督文化旗帜，令人匪夷所思。

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认识有待统一、实践经验缺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评价与认识不足，而保护的重点和难点则是如何进行传统民俗文化生态的完整性保护。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谓的“水土”，既是指自然的条件，又是指依赖于这种自然条件而产生的文化生态，这种生态以民间习俗、民间信仰和民间生活展现其存在的形式——抽掉了民间信仰和民间生活样式，所谓的“乡土文化”或“本土文化”也就不复存在，文化生态保护就成了一句空话。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只有秉承正确的理念和方法，在实践中积极推进工作进程，方能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体性不受损失。为此，我们必须解决观念和操作两个层面的问题。

二、尊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的首要问题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尊重”已经成为这项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词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开宗名义地写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该公约把“尊重”放在了关乎宗旨的位置。另外，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第13条第4款中强调:“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以便:(1)促进建立或加强培训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以及通过为这种遗产提供活动和表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这种遗产的承传;(2)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并创造条件促进对它的利用。”这里又一次强调了“尊重”的重要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反复强调的“尊重”是一种基本的态度，它反映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问题:首先要认识到它的价值，尊重传统文化习俗，尊重并欣赏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都是居民代代相传的自由信仰和自我感悟的抒发。这种信仰和习俗区别于西方经历了科学与人文主义洗礼的宗教信仰。如果简单地以现代科学的视角和现代理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国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它似乎是落后、过时的，因此长期以来我们批判、否定这种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价值，寄希望于引进外来文化，认为只有与传统彻底决裂并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在这一思维模式的支配下，全面肯定和借用其他民族文化就成了我们解决传统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惯用思维模式，而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却被简单地冠以“封建陈腐”摈弃一旁。这种认知模式导致我国很多传统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细致的研究、甄别和肯定，也无法以正确有效的方式给予传承和保护，由此逐步造成了对我国民间文化价值的漠视和文化传统的断裂。虽然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一些即将消失的民间文化已经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但在具体操作上仍然缺乏规范和理论指导。

什么是真正的重视?真正的重视是视角的调整。社会应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把鄙夷换成尊重，把漠视换成重视，让尊重民间生活样式成为社会的基本态度，在文化生态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尊重各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不解决，“保护”就只能是一句口号，具体操作中就难以避免叶公好龙的现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第15条强调:“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社区参与、群体参与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使当地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其中，这样才可能使之成为活态的有生命的文化生态。同样，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我们的保护实践才更有现实意义。

三、认清民俗文化机理:保护民俗文化的前提

今天，时代的发展和理论的相对成熟使我们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工作已经有了较好的实践条件和理论基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魁立先生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牧野论坛”上分析了原生态与民俗发展变化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成不变的所谓“原生态”不过是虚拟概念，民俗是发展变化的，它是一种具有可共享性的、存在于过程之中的文化，活态性是其生命特征。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不变的部分就是它基本特质的本真性，我们今天继承的就是这种本真性。

刘魁立先生的论断符合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实际。在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实践中，华夏民俗的变易性是绝对的。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这不仅说明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继承实践与发展创新的精神。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着的客体，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变与不变是对立的统一。民间习俗也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不断地变易着的。民俗的外在形式虽然一直处在变化中，但它的内在基质却较少改变，仍然保持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在民俗生态的保护中，要保护的是其民俗文化的精神实质。民俗文化生态保护的关键在于保护民族文化基本特质的相对完整性，即其基本特质的本真性。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本真性主要体现在血缘关系、庙会纽带、村落文化、传统节庆等所折射出的民俗文化的机理中。

1．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关系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精神基础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国家，这种文明自周代以来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伦理制度，形成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血缘伦理关系正是在这种文化系统下形成的最基本的关系，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在当今我国的一些民间乡社生活中，这种传统仍在发挥着维系乡民生活和生产关系的精神纽带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就是要在不改变原生态文化基本特质的基础上用适当的方式对其进行维护和建设，继承其传统，创新其制度，以构造和谐美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

2．以庙会为载体的经济、文化(信仰、教化)一体化是中华传统习俗的重要存在样式

庙会是指定期在寺庙附近进行聚会、祭神、娱乐和商品交易的一种传统的地方性民俗活动和节庆活动，它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以及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发展、完善起来的，综合了民间信仰、商业活动、民间习俗以及文艺娱乐等各个方面，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及文化紧密相连。如河南省浚县每年一度的正月古庙会堪称中原原生态民俗文化的缩影。在庙会活动中，民间文艺表演、民间艺术品展览、民间艺人的手艺展示、传统特色小吃等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让人们切身感受了中原传统的民俗文化。可见，庙会是民间文化独具特色的文化载体，既具有商业交易、心理安慰、愉悦身心的重要功能，又间接地具有实施教化的作用，是传承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生活样式，在实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时，应予以有效保护和创造性地传承。

3．以村落为单位的多元文化及其组织形式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社会基础

村落是人类最基本的群居方式，所有的地方性乡社活动几乎都是以村落为单位的，同时它也是文化传承与建设的桥梁。中国传统村落注重多元文化和组织形式建设，其间蕴含着政治和文化的大智慧。传统村落在构建形式上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不仅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空间，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视民风教化且精神生活气氛浓郁的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具有多元文化功能，自我调适能力强。中国传统村落中的祠堂、庙宇是村落建设中的精神生活空间，庙宇外的戏台、场地等则为公共娱乐空间。在中国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建设中，作为民俗生态之原型的中国传统村落具有以祭祖敬神为纲，以岁时节令为线，以社、行会、家族为纽带的自运行特点:看不见政府，却能够建构起对神与圣的信仰、对国家的忠诚、对父母的孝敬、对朋友的守信，建构起贴近实际的生活系统和教化系统，使国家意志与百姓愿望高度统一。这种文化实践有益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区建设工作中，应对这种村落的多元文化及其组织形式进行保护和发展，使传统文化生态复活于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做出贡献。

4．以传统节庆为节点的生活样态是民族特色文化的基本呈现

节庆是我国自古以来约定俗成的一种有固定日期的社会活动，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些节庆在形式上可分为庆祝节庆、祭祀节庆、社交节庆等，虽然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节庆习俗，但是在精神内涵上都是相同的。不同的节庆营造了不同的生活氛围，它装饰了民众的生活，形成了张弛有度的生活及文化节奏。传统节庆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记忆、民族生活方式和与生产相关的生活节奏，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化呈现形式。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要高度重视对于民间节庆的保护。近年来，我们恢复了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变革、政治运动等种种原因而停止的部分民族节庆的应有地位，规定了节庆日期，但其内容建设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因此民众常有“过年没有年味”、“过节没有节味”的感叹。在民俗生态保护的相关工作中，这一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传统节日建设应该既有名称又有内容，既有假期休闲又有各类仪式和文化活动，通过节庆内容来恢复并证明民族文化的存在。

四、政府重视:保护民俗生态的关键

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民俗生态保护这个问题上，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给予充分的重视、实施有效的政策，这样才能保护好民俗生态的精神实质，保护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防止这项工作流于形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有些地方政府做得就非常成功。如河南省上蔡县每逢重阳节之日，全县都要公开表彰好公婆以及尊老敬老的好媳妇，并组织尊老敬老的文艺演出，举办大型仪式活动，突出了以“爱”构建和谐家园的文化主题，这对民俗生态保护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好案例。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政府重视是民俗生态保护的关键，政府一定要下大决心，真正提高整体性的保护意识。具体而言，在对文化生态保护区中民俗生态的保护实践中，政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设立专门管理组织。政府应设立专门管理组织，对生态保护区中民风民俗的保护与建设工作进行具体管理，对其日常运作给予政策保障。有了专门的管理组织，加上政府资助、政策保障，文化生态保护区中民俗生态的保护实践才能真正取得好的成效。

其次，专家定期巡回指导。在文化生态保护区民俗生态的保护实践中，除了政府的支持，专家的指导也是极其重要的。要组织专家进行定期考察，并就民俗生态保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给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这样才能使此项工作建基于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操作理念。

再次，定期在实验区之间进行交流和评比，推广成功经验。有了比较才能找出差距并逐步完善。在不同的生态保护区中，政府和专家可以定期组织一些大型交流和评比活动，这样不仅能使各个生态保护区凸显出自身优势，而且能通过评比实现成功经验的推广与共享，使每个保护区在建设中找到正确的指导方法和思维模式，收到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

五、结语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其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囊括了传统和民间文化的所有方面，是一个整体性的范畴;而且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且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的特点。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对单一、具体的民间文化事项和传承人的保护，更要从整体层面上认识和关注这项工作，提高整体性保护的意识，避免只关注个别事项而忽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加强包括民俗生态保护在内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推动当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意义重大而深远。

［1］ 谢清玫．民俗文化在群众文化中的功能、作用与发展［J］．文学与艺术，2010(5):268．

［2］ 魏崇周．中原民俗文化的特点及文化特质［J］．新闻爱好者，2010(6):103．

［3］ 孙昊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J］．法学研究，2010(5):93．

［4］ 胡迟．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维思考［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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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90

A

1009－3729(2011)01－0040－04

2010－12－10

历史文化保护区 篇7

一、“文化遗产保护”的现代扩展是“科学发现”

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 这并非某些人的“发明”, 而是客观的实践的“发现”。可有人要问:为什么这一连串“发现”都发生在现代而不是古代?这其实好回答:“发现”就是对客观规律的觉悟, 它确实存在着随时间累积而有所突破的规律。在古代, 人们对规律的“发现”少, 更多地受着“自然”、“必然”等因素的支配, 但随着知识及经验的不断积累, 人们对规律的“发现”率呈加速趋势, 从而向着“自由”的境界迈进。这里, 我们已看出, 所谓“发现”的脚步就是我们熟知的“科学”的脚步。现代科学一日千里, 远非古代所可比拟!那么,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现代“科学”愈进步, 需要保护的范围却愈扩大, 以至于我们竟发现:最好能复原完整的历史时空才会称心如愿, 以致心有余而力不足, 时时气馁之!难道说, “科学”进步和文化遗产保护是一对冤家?对此, 虽然尚难以遽断, 但愚以为, 凭有限的地球思维推论, “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确实是一对冤家!

二、“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科学的矛盾 (对立统一关系)

试以中国当前状况设想, 五千年文明在时间上是延续的, 而在空间上却是重叠的。在这块故土上, 有过多少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图景,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但有一个道理大家都清楚:破旧立新!中国正在加速步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 “科学”的研发既需要物质重组, 又需要空间廓清, 实际上,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再造”基地, 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侵蚀和破坏实在很难避免。老实讲, 空间的有限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桎梏, 以致我们被迫开发了空中, 并潜入了地下, 可即使这样, 地面上文化图景重叠的困扰仍难以解决。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问题是:既然“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在终极上是冲突的, 可是, 在历史的阶段性过程中, 如何求得“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和平衡呢?

关于这个问题, 恰恰正是当今很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致力的方向。且让我们转换一下目光:在历史的现阶段, “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不应对立, 反而可以互相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在“科学”的指引下, 成为每一个文明人自觉的使命, 人类文化图景的多样性得到最大的展示!反过来, 保护文化遗产, 保护人类杰出的创造, 让“科学”的源泉、律动尽显魅力, 让“科学”理性在充满人性的光辉道路上顺利前行!

三、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创造”

毋庸置疑, 文化遗产保护是有选择的, 除却一些“偶然”与被动外 (如抢救性保护等) , 我们在理论上有一个总的原则和宗旨:那就是价值!我们不会盲目也基本不至于过度, 总是会选择那些有“价值”的文化图景加以保护。可问题又来了:什么叫有“价值”, 怎么判断有无价值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依笔者愚见, 必须抓住“创造”二字。比如一件东西, 司空见惯, 乏善可陈, 是很难说有什么保护必要的。但凡文化遗产, 总要具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创造”性, 方会进入我们的法眼, 更何况现实中人力、物力、财力的制约, 也将迫使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创造”。或许有人会说“稀缺性”也是一个指标, 就像面对大自然中濒危物种一样, 保护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其实, 稀缺性只是个表象, 文化上的独特创造性能才是本质。一项平庸、甚至丑陋的遗产, 绝不会因为其存量稀少而受到聪慧后人的珍视 (有些文化上的怪胎还是寿终为好!亦然, 我们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倡导和意识!) 。况且, 文化的多样性也并非越多越好 (果如此, 人类将失去方向!) , 它必当是有选择的。人类文化有自身的“淘汰”机制, 君不闻, 历史长河中, 多少丑陋的文化现象可是不胜枚举哟。在今天的实践中, 文化遗产保护已提炼出系统、分级保护的原则, 也正表明我们对文化遗产是有一套价值遴选标准的。这就是通过科学论证, 坚持客观公正, 汇聚各方识见, 最终确认一项遗产价值之高下。

大家知道, 价值是由人的社会劳动“创造”的, 文化遗产应否保护的充要条件正是因为其具有各方面的价值, 也即, 因其包含有、凝结着、延续着丰富而多彩的人的创造性劳动, 才能成其为遗产, 才能续享一代又一代后人源源不断的创造性付出。

在遗产保护学界, 国际上通常将之划分为人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品读这些充满当代智慧的概念判定, 不难咂味出“独特创造”这个核心的纲领。以自然遗产讲, 它似乎与人类的创造无关, 其实不然, 它就是颇受人类激赏的“拟创造”。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人们无不推崇自然的伟力, 视其为最高的创造标准, 无论自然风光, 还是生态奇观, 假如缺少了人们发现创造、发现美的眼睛, 还成其为自然遗产吗?与此同时, 具有“独特创造”性的文化遗产, 大多是与自然环境和谐生成的人类遗产。

四、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实质的现实意义

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创造, 对我们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意义。首先, 面对如过往烟云般的历代文化遗产, 我们只需用独特创造这个标尺裁量一下, 孰优孰劣、孰进步孰退步, 心中很快会清晰起来。其次, 21世纪工业遗产的保护是个新兴课题, 对此, 我们也要掌握“创造”这个标准, 排除那些芜杂的流水线上复制品, 把有限的精力放到有限的创造性标本上, 做到定位准确, 措施得力, 并力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今时代, 似乎物质极大丰富、创造极大涌流, 其实没那回事, 人类出色的创造永远是个稀缺事物, 绝不会太多的。

摘要：“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时代的发展演变中, 证明都是不断拓展着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使命, 在观念和眼界的扩展中, 证明也是常态的、“匹夫有责”的。本文主要通过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扩展和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阐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和意义。

历史文化保护区 篇8

然而, 南京老城南历史文化街区在近十年间遭到大面积拆除。当地政府声称推行“镶牙式保护”, 即只保留个别古建筑, 而大量拆除所谓“没有保留价值”的房屋, 用于商业开发, 兴建仿古建筑。今年年初,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走访南京安品街后发现, 所谓保留个别古建筑也只是空言, 他对这一“镶牙式保护”作出严厉批评。单霁翔表示,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不同于文物建筑的保护, 不能只留下一些孤零零的文物保护单位, 认为它们才是“牙”, 其他的都可以拆掉,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还要保护老民居、原住民及当地的非物质文化, 不能只保护个体的文物建筑。不仅如此, “我在现场看到, 镶上去的多是‘假牙’, ‘真牙’在哪儿呢?”

书生们的“保卫战”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 老城南历史街区一直遭受着被改造的命运。经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等一批文物专家证实, 自2001年以来, 至少有36处区、市、省级文物因旧城改造等被毁。

实际上, 老城南在南京曾是重点保护对象。早在1995年, 《国务院关于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1—2010) 的批复》 (后简称《批复》) 中就强调了对老城南的保护。《批复》中提到, 要采取有效措施, 完善和落实12片重要历史文物保护地段的各项保护规定, 这12片重要历史文物保护地段中, 有5片为城南传统民居。

但对老城南的拆除一直就没有停下, 2006年出现拆除高潮。

对此看不下去的侯仁之、吴良镛、傅熹年、宿白、郑孝燮、徐苹芳、罗哲文、谢辰生等16位国内著名学者上书高层, 吁请停止对南京老城南的拆除, 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拆除工作一度告停。

按照上级指示, 2008年3月,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会议在南京举行, 会上, 两院院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干峙要求南京“一定要有整体保护的观念”, 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认为“城南地区要重点保护”,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强调“要保持历史遗存的原真性”。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汪永平, 曾参与制定《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先后到城南调查五十多次。“门东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门西等还剩下1平方公里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现在除去水面和道路, 也就五十多公顷了。这是最后的还能够整体保护的地方了”。

可到了2009年, 对老城南的大规模拆除又由当地政府拉开大幕, 老城南的南捕厅、安品街、门西、门东等历史街区被列入“危旧房改造计划”, 当年春节后大规模拆迁进入高潮。

当时, 88岁高龄、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的谢辰生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不守信用, 简直是胡闹!”

29位专家学者又挺身而出——由他们联合署名的题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的信函, 被分别寄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委以及南京市委。他们呼吁, “如果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金陵古城将在几个月内被彻底拆光。”

“镶牙”还是“拔牙?”

2006年底, 在大拆大建遭各方反对之际, 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本地专家学者, 让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向大家介绍了“镶牙”式肌理再造的老城南保护模式。

南京市规划局编纂的《南京门东南门老街复兴规划研究》对该模式解释如下:突出街巷格局、空间尺度和城市肌理的保护, 在保护、修缮部分有保留价值的历史建筑的同时, 对其余搭建棚屋及不协调的建筑进行“镶牙”式更新。

在城南, 经过“镶牙”式改造的例子已有三个——“南门老街”、南捕厅和内秦淮河后五里改造。“镶牙”式还被写进了《南捕厅街区历史风貌保护与更新详细规划》。该规划提出对南捕厅分三层次保护:历史街区、历史风貌区、环境协调区。其中, 历史街区在甘熙宅第周围, 确保原汁原味;历史风貌区, 保护一、二类历史建筑, 其他建筑采用以传统风貌的新建筑用插建方式更新。

然而, 这个美好想法, 后来并未实现。

在南捕厅二期和三期改造中, 老建筑几乎被拆除殆尽, 全部原住民被迁走, 前者用于建设大型仿古商业街, 引入绿柳居等几家“老字号”和“爱尔兰酒吧”, 形成游玩、购物、餐饮一条龙的产业链, 后者则用于开发独栋公寓、酒店公寓、花园酒店和总部会所。而在内秦淮历史文化保护区, 有关部门承诺原址保护的生姜巷43号“北货果业公所”, 最后在规划的“保留”名单中删除, 最终被拆成一堆瓦砾。

“老宅全无、住民全无, 剩几个全新的商铺, 还有吃喝玩乐一条龙。”谢辰生叹道, “牙都被拔光了, 谈何镶牙?”其他一些专家也表示, 镶的“牙”跟以前风貌根本不相符, 都是些假牙。

对这种“镶牙式填入、织补肌理”的做法, 有专家指出, “这都是理想中的状态, 但最终这个地块拆平之后怎么开发?政府很难拿出这笔钱, 而开发商又不希望拿到手的地块有零星的文保建筑留在上面, 或对容积率、对开发项目限制太多, 所以到最后, 根本无法落实。”实际上, 据知情人士透露, 南捕厅这块地后来就被政府卖给了一个开发商, 对方提出:净地出让。

面对种种质疑, 赵辰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镶牙”式的尝试“就如同写一篇文章, 从立论本身就是商榷的, 即使立论成立, 整个如何写下去的每一步都是值得商榷的”。

有人反驳:哪有随便拿历史街区做试验的道理, 文物拆掉了, 拿什么弥补?

而作为该规划的主持人, 赵辰否认自己是镶牙说的提出者。他说:“我就是打死了, 十八般武艺都用尽了, 也就是一个建议者, 不是决策者。规划只是规划。城市是各种利益的集合体, 我们的工作是做协调, 既要保护, 又要发展, 这个事情非常难做。”

“整体保护”走弯路

“镶牙”模式要不得, 那么该怎么保护老城南历史街区?专家们有一个共识:名城的整体保护就是要落实到各个历史街区的保护, 对南京而言, “整体”就是“街区”, “街区”就是“整体”。

这个共识也体现在2008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该条例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应当整体保护”。整体保护意味着包括传统民居、民国建筑、历史街区、地下文物、城市肌理在内的一切历史遗存都应当保留下来。

去年3月18日,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草案) 》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南京市作协副主席薛冰、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杨永泉和吴小铁、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姚远5位专家联名向南京市法制办递交了建议书, 表示《条例》 (草案) 出炉令人鼓舞, 但其中老城的“保护区”划得太小令人担忧, 他们希望对老城实施整体保护。“不久前应邀参加该市法制办的保护条例专家咨询会时拿到的文本上明明写有‘历史文化名城应当整体保护’的字样, 刚过了一个星期, 怎么反倒又不提整体保护了?”薛冰质疑道:根据制订中的《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南京的历史文化街区1.186平方公里, 历史风貌区2.489平方公里, 共3.675平方公里, 占老城面积7%, 如果单算历史文化街区, 只占老城面积的2%, 如果除去其中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面积, 恐怕老城面积的1%都没有。如果一座城市99%的面积都不配作历史文化街区, 这个城市还是历史文化名城吗?

去年8月, 南京市规划局、市法制办、市文物局等部门参与起草的新《条例》获得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新《条例》在总则第三条确定了“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整体保护、合理利用”的保护原则。

而《条例》转变为具体的规划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年底, 根据新《条例》“整体保护”的规定, 老城南规划提出“小规模”、“逐院式”、“全谱式”地以院落为单位, 渐进地进行恢复保护。

今年初, 对前几年被拆掉的街区进行的恢复工程终于开始。门东、门西等片区本是中国七大古都中唯一存留下来的同时保留有古街区和古城墙的地段, 却在2006年被拆除殆尽。如今, 南京市正在依据1937年地籍图、1951年地界图等鼎盛时期院落边界记录资料, 对这些被毁街区按照原来肌理进行重建, 有些地方甚至要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再现出来。已经消失的膺福街、大井巷、小井巷等七八条老街巷的名字, 也将随着道路的重现, 得以恢复。

历史文化保护区 篇9

在我国, 建设部颁发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明确规定,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应包括:历史文化名城的格局和风貌;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自然地貌、水系、风景名胜、古树名木;反映历史风貌的建筑群、街区、村镇;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民俗精华、传统工艺、传统文化等。把文物古迹、历史地段、城镇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空间形态及历史文化传统等统筹起来, 进行高层次的整体性保护, 才能全面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原真性。

一、历史文化名城空间环境的保护

(一) 整体保护外围空间环境

历史文化名城在选址、布局与建设中, 大都善于审察地理形势, 利用自然环境, 依山就势, 因地制宜, 建造了古朴秀丽、亲切自然、富有强烈的民族风情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城镇。历史文化名城与其周围的环境是同时存在的, 城镇所依存的环境也就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失去了原有的环境, 就会影响对其历史信息的正确理解。因此,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首先就要保护好其整体的历史环境及风貌, 同时, 从对单体、分散的文物古迹保护转向对历史环境的整体保护, 也是符合保护文化遗产国际性宪章精神的。

喜洲古镇是大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自然形态顺山随水进行布局, 整体空间呈现出同心圆式的结构, 外围是苍山和洱海, 中部为霞移溪、万花溪、阳溪等生态绿带的绿色田园空间, 各自然村落与绿色田野如翡翠的托盘, 托着喜洲古镇这颗耀眼的明珠, 形成景观结构的整体性, 这就是喜洲古镇的自然形态与秩序, 而且自然山水围合也成为喜洲古镇的天然防护屏障。喜洲古镇的保护首先要从大区域出发, 保护苍山、洱海、霞移溪、万花溪、阳溪、农田、水网及周边的自然村落, 保护传统的“山-水-田-镇”的空间形态。

(二) 全面保护古城内部空间格局

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格局通常包括其城市平面、空间轮廓、轴线以及相关的道路骨架、河网水系、山川等自然环境, 是历史文化名城组成要素和风貌特色在宏观整体上的反映, 是历史文化名城整体空间环境保护的核心。

云南省的大部分历史文化名城, 其价值不在于某幢建筑, 而在于整体价值, 在于完美地将山与水、水与居住环境有机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独特的城市风貌格局, 任何对名城、名镇组成部分的破坏和随意改变, 都会使整体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而导致对历史城镇的破坏;同时, 还有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建筑物、构筑物已保存不多, 但其城市格局保存尚完好, 对于这一类历史文化名城来说, 保护空间格局更是继承和延续古城风貌的关键所在。

祥云县城历史文化街区是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见的汉城格局, 存留有许多丰富的历史文物古迹。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祥云县城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出现了许多运用现代装饰材料进行改良的传统建筑, 不计其数的大体量、色彩鲜艳的多层建筑在历史文化街区内不断涌现, 许多有价值的老式建筑在逐渐被更新......现在的祥云县城历史文化街区仅保留下了原有的格局, 许多历史的风貌已经不复存在。因此, 祥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重点在于保护保存较为完整的“四街、八巷、一颗印章”的历史文化街区格局, 即通过保持现有的道路格局和骨架, 不再增设新的道路;恢复街巷原有传统名称, 并且统一设置古色古香的路名标志;保持原有道路的空间线型及尺度, 保护和延续历经几百年历史的古街巷的历史风貌, 突出祥云县城历史文化街区十字型的主街道, 一颗印形式的历史格局。

(三) 科学确定城市发展方向

很多古城镇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衰败消亡了, 而历史文化名城之所以能保留下来,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一直作为一定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 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着。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镇, 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特别是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一些历史文化名城被新区所包围, 周围环境的改变使其丧失了原来的历史氛围, 因此, 必须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合理确定城市发展方向、用地布局, 注重新区与古城的协调发展, 保护古城外部空间环境和生态环境, 形成良好的城市形态, 使古城不被新区发展所包围。

丽江古城选址在玉龙雪山南麓肥沃的丽江坝区, 城周群山环抱、峰峦叠嶂。古城北靠象山、金虹山, 西靠狮子山, 不仅使城市植根于富足的农业资源的基础上, 有可靠的物质保证, 而且赋予城市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空间轮廓线。同时秋冬季节西北寒风被高山所阻, 使城镇免受严寒侵袭;春季东风徐来, 花木早苏;夏季南风通畅, 城区热气尽除, 达到了挡风避寒、纳凉驱热的理想效果。根据“丽江城市总体规划”, 丽江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用地布局充分尊重古城的布局特点。城市建设发展的新区位于古城西北面, 古城东南面为保留农田, 这样布局的好处在于利用狮子山的遮挡, 避免了新区建筑物对古城视觉环境的影响, 而东南面开阔的视野, 使古城与自然的田园风光融为一体, 从而完整地保护了古城传统的空间形态与格局。

二、历史文化名城物质构成要素的保护

(一) 线型物质要素的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的线型物质要素包括街巷、水系、视廊通道等, 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空间环境的精华所在, 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整体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

丽江古城的街道以四方街为中心, 并以新华街、五一街、七一街、新义街、光义街为主街道向外放射。主街上交织着无数条小巷, 主街傍河, 小巷临渠, 街巷结合水系, 充分利用自然, 不求平直, 随弯就曲, 自由灵活。大研古城产生于没有机动车的时代, 因此街巷的尺度亲切宜人, 富有生活气息, 宽度一般为3—5米, 小则1—2米, 街巷和水系相互交织, 使得街道空间有收有放, 富于变化。街巷两旁建筑高度一般为一层或两层 (3—6米) , 个别地段又有三层点缀, 使得街巷的景观轮廊线十分丰富。街巷保护的重点就是要维护这种特有的空间线型及尺度, 路面仍以质朴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五花石铺砌;沿街建筑的保护应以维护和加固为主, 不得随意拆除或重建, 以保持原有的、丰富的景观轮廊线, 保持主要道路节点的空间尺度、外围环境。

水系是丽江古城的一大特色。古城居民利用丽江坝区溪泉涌流、水流发达的优越条件, 特别是象山、狮子山的象鼻水和狮乳泉, 择水而居。黑龙潭水经玉河由北而来, 在城北双石桥处一分为三, 即西河、中河、东河穿城而过, 三河又散成无数小溪, 穿巷走户, 入墙过屋, 流遍全城, 河流宽处约有5—6米, 架桥沟通两岸, 窄处不足1米, 跳跃可越, 城中居民大部分临水而居, 俯身汲水。三河穿城的自流水系是丽江古城城市格局的重要特征, 它使城中不少街巷都临水傍河, 呈现出“城依水存, 水随城在, 家家流水, 户户垂杨”的特有格局。保护水系是保护古城的重点, 规划严格规定不得改变现状河、沟、渠、井系统, 现有水系严禁覆盖、改道、堵截、缩小过水断面、占用或围入私人院内, 尽快建设排污管道, 严禁向河道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废土, 在河道的一定地段 (如桥下等) 设置网状遮挡物, 挡住随水而上的浮游杂物, 定期疏清河道, 整治驳岸、护坡, 拆除遮挡和覆盖主河道的建筑, 河道两侧空地植柳树, 以改善沿河道绿化, 增强景观质量, 恢复挡水清洗路面的传统习惯及“三眼井”的用水方式。

(二) 点状物质要素的保护

点状物质要素包括传统民居院落、古桥、寨门、牌坊、古树名木等的保护及文物古迹等。

由于受多元文化的影响, 云南历史城镇中的传统民居大多融合了多民族建筑的一些优点, 古朴素雅, 造型优美, 组合灵活, 特别重视庭院绿化、美化和厦子 (檐廊) 的多功能利用, 注重入口和山墙的多功能处理。在平面形式、建筑艺术等方面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民族风格, 历史城镇的民居建筑是构成历史城镇肌理的主要元素, 是当地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的集中体现。对于传统民居院落的保护, 应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相关专家, 依据民居院落在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上的高低及民族、地方特色的浓郁程度, 对民居进行了实地考察, 确定重点保护民居, 由当地人民政府挂牌。对于以上民居院落, 在修复时, 应原址原样修复, 不得改变原来的结构、层次、布局、座落、高度、材料、装饰、铺地、朝向。当地人民政府应大力支持民办旅游经营服务, 对于私房, 当地人民政府应与房主签订民居保护责任书, 明确政府与房主双方的责、权、利和义务, 房屋需修复重建时, 政府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 并优先安排其用于旅游经营、服务, 给予政策优惠, 使房主通过保护好民居建筑获得收益。没有列入重点保护的民居, 在修复建设时也要做到“修旧如旧、原貌恢复”, 保持建筑物的历史风貌和真实性。对于在民居保护方面做得好的房主, 政府也应优先安排其用于旅游经营、服务, 给予政策优惠, 使房主增加收入, 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各具特色的古桥、寨门、牌坊是历史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要素的存在, 不仅有功能的需要, 也给历史城镇增添了古朴典雅的诗情画意, 是保护历史城镇传统风貌格局的又一个重点, 应严格保护, 严禁人为破坏, 同时要定期维护修缮, 防止因年久失修而损坏。

云南传统的民居院落都非常重视庭院绿化, 因此整个古镇树木茂盛, 绿化覆盖率较高。在喜洲村前的古树俗称大青树, 学名是高山榕树。白族人认为, 大青树是一个村庄兴旺的象征, 因此又把它称作“风水树”, 通常与戏台一起组成村民们的群体活动中心。每当秋天到来, 常栖满了雪白的鹭鸶。鹭鸶栖息榕树已被州人民政府定为自然保护点。可见, 古树名木是古镇活着的文物, 保护好有其深远意义。规划采取以下保护措施:拆除影响大青树正常生长的搭建物, 通过除虫、施肥、浇水、修剪, 采用传统和新的科研成果, 保护现有古树;在养护技术上逐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 使得大青树的长势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对古镇范围内的古树名木, 建立档案和标志, 划定保护范围, 加强养护管理。

历史城镇的文物古迹众多, 但很多已成为单位用房或住宅, 内部设施和周边环境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因此, 对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地区, 要依据《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法规进行严格的保护, 首先应拆除违章建设, 整理和恢复原有院落, 维修历史建筑, 保护的重点应是文物古迹自身及周围环境, 同时考虑文物的安全需要, 对不合理占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将其坚决迁出, 文物建筑修缮整理后应对外开放。

位于沙溪寺登街的兴教寺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包括建于不同时期的大殿、二殿、观音楼和寺院大门。建筑始建于1410年, 1960年对部分建筑重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寺区的围墙及第一个庭院南侧侧殿的有些部分已被破坏或改变, 而且二殿的外围已被侵占, 使其丧失了原有的轴线关系。另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两个殿中的雕像和陈设品都被破坏。近年来, 在修复中使用了许多不相称的建筑材料, 且大殿中许多有价值的壁画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兴教寺的保护首先是恢复原有院落, 维修历史建筑, 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1.恢复传统的中轴线特色和寺庙建筑与院落的序列, 不触及和损坏周围那些有历史价值的村落结构, 对存在的建筑实体做尽可能少的更改;2.恢复1960年前庭院的原始比例和大小;3.恢复大殿外侧被侵占的回廊;4.修复寺院入口和两个正殿里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坏的塑像以及寺院的其他特征;5.更换混凝土、水泥和瓷砖等现代建筑材料, 改用传统材料;6.恢复大殿的壁画。

三、历史文化名城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

世袭云南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 拥有精湛的建筑艺术和特色鲜明的音乐传统, 能够证实这一民族曾经有过难忘的悠久历史。但由于一方面受自然条件的局限, 生存于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发展机遇有限, 贫穷落后制约了本土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 势必也会给少数民族文化带来一定的冲击。如果抽去了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 自然的山川便会失去诸多与人相关的内涵。为此, 保护存在于人们观念中无形的山, 与保护存在于自然中有形的山是同样重要的。换言之, 保护自然, 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保护文化, 则是保护人们对外在环境的认识以及人与环境打交道的方式。

民俗文化是指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积累、传承的习俗、宗教活动、艺术活动及其他社会观念的精神和物质的产物。包括: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以及所创造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民间传统文化活动中, 历史久远沿用至今的著名场所、建筑、设施和自然环境;民间传统文化活动中, 具有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的民间文学、曲艺 (器乐) 、舞蹈、绘画、壁刻、崖画、工艺品、古建筑、古遗址、宗教场所、民居建筑、服饰、器皿、船筏等生产、生活用具;具有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的民族民间原始文献, 如图谱、乐谱、舞蹈、小说、歌谣、氏族谱等;在一定历史阶段对民族团结、国家稳定起到了重大作用且被人民群众推崇公认的杰出历史人物及其纪念建筑、故居;传统节日、民俗活动、宗教活动、群众按惯例举行的活动内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在文化艺术创作中掌握传统技艺及技艺精湛的人;掌握和保存大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原始文献和其他实证材料的人或世家等;不危害他人利益, 不影响民族团结, 确保社会安定的、民族传统的、具有宗教内容的文化艺术传承活动。

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是古镇真正走向永续发展的内涵和动力, 是维系社会居民精神归属的根基, 是古镇文化活生生的表现, 必须在整体保护的基础上使其延续生长。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准确地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一方面, 深入了解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与不同环境相适应的特点, 避免抄袭发达地区的经验, 而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少数民族在既定生态环境中积累的文化条件和他们的民间知识, 使之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融合外来科技与文化, 创造天 (文化观念) 、地 (自然环境) 、人 (社会体系) 相和谐的理想世界。另一方面, 要改变旧观念, 变消极保护为积极保护, 以文化促经济, 以保护促发展, 从而与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相协调。

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性保护的方法是随着人类对历史文化遗产认识的提高而逐步形成的。经过不断地实践, 证明了整体性保护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指导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 成为了被各国普遍接受的保护观念。云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对名城外部空间环境、内部物质构成要素和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方法和实践, 从整体上保护了名城的风貌特征和文化特征, 充分体现了云南悠久的历史、秀美的风光和多彩的文化, 取得了较好的保护效果。

摘要：结合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实践, 提出名城的保护应把文物古迹、历史地段、城镇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空间形态及历史文化传统等统筹起来, 采取高层次的整体性保护, 才能全面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原真性。

参考文献

[1].王瑞姝.国外历史环境的保护与规划

创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篇10

一、历史文化街区中的问题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重点文物保护不同, 历史文化街区量大面广, 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众多, 因此无法像重点文物那样“完全”保护起来, 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还要在那里生活, 所以要“维护生活的延续性”。1976年11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内罗毕建议》提出, 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们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华盛顿宪章》更进一步认为历史城区的保护、保存和修复及其发展应和谐地适应现代生活的各种需要, 同时也强调新的功能和活动应该与历史城区的特征相适应。可见在历史文化街区维护生活的延续性是被普遍接受的。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根本目标是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风貌及保护历史遗迹的真实性。这一根本目标与历史文化街区居民对现代生活的追求是一对难于调和的矛盾。现实中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风貌和真实性常常妥协于居民对现代生活的追求, 这对矛盾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基本矛盾,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 而在我国似乎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在我国通常是地方政府投入巨资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规划整治, 整治后整个街区“焕然一新”, 但随着时间推移, 许多问题逐渐显现。

(一) 原住民越来越少

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大都是清末民国时期的, 这类建筑的居住空间和居住设备与现代生活要求相差较大, 大多数中青年人不愿住在老街区, 他们更向往现代化的居住区, 特别是在房地产开发商强大的广告攻势下, 似乎不住在“高尚”社区就不是成功人士。在这种潮流下, 高学历高收入人群不断搬离老街区, 老街就成了老年人和低收入阶层的居住地。政府的规划整治并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如果历史文化街区在整治后, 街区经济没有起色, 则老街居民继续搬离。如果整治后成功吸引大批旅游者, 老街居民在旅游经济上收益颇丰, 则更加快了老街居民搬离的速度 (如丽江古城) 。

(二) 街区经济日益萧条

大部分历史文化街区整治后并不能如地方政府所愿形成新的旅游经济, 而原来的商业却日益萧条。历史文化街区通常是原来城市的繁华商业中心, 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大批更符合现代商业要求的新建筑新街区出现了, 它们逐渐替代了老街的商业地位, 使老街经济日益萧条。

历史文化街区的整治通常需要封闭进行, 多种现代市政管线一般采取地下敷设方式, 因路面开挖, 街区的商业被迫停业, 因而更促使了城市商业重心向新建成区转移, 这也是影响街区商业繁荣的重要原因。

(三) 保护老街区与改善生活矛盾突出

在我国,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的划定是政府和专家的事, 街区的居民并没有多少机会参与, 最多只是象征性的参与, 老街居民相对缺乏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意识, 当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损害到他们利益时, 他们就很难赞成保护, 他们宁愿自己的房子不被划入保护范围。对于低收入阶层, 改善生活是他们最热切的愿望。老街日益萧条的经济, 必然会使他们为改善生活而对老屋进行改造。改造的方便性与低成本是低收入业主首要考虑的因素, 其后果是历史风貌的大量破坏。

(四) 历史建筑破损日益加剧

在我国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历史文化街区规划整治主要是对街区建筑外貌的整治, 而对历史建筑的内部加固改造甚少。近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砖木结构建筑敏感而且脆弱, 建筑破损随时发生。历史建筑维修涉及面广, 需要的材料种类繁多, 施工工序复杂。并且传统材料日渐稀少, 传统工匠更是难觅, 其结果就是:如果要求历史建筑修旧如旧, 其维修造价必然昂贵, 而且如此老旧的砖木结构建筑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是难免的。显然如此昂贵的维修造价, 中低收入阶层的业主都是难以负担的。整日忙于生计的中低收入阶层业主, 通常放任房屋破损, 没有及时的维修自然会导致老屋破损加剧。破损到实在不行了, 业主们才会用廉价的现代材料修补一下。这种修补实际上是对历史建筑的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几十年后, 我们的历史建筑恐怕是面目全非了。

历史文化街区是我们祖辈千百年营造出来的城市物质形态, 正是这些具体的物质形态, 才使得我们独特的区域气质和历史文脉可触、可感。街区的建筑已经从家庭遮风避雨的基础生活必需品, 变成市民共同的精神家园。保护这些敏感而脆弱的历史建筑需要知识、精力和财力, 目前历史建筑的业主绝大部分是中低收入阶层, 他们欠缺的正是知识、精力和财力。从全国范围来看, 历史文化街区, 包括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在历史建筑的维修、维护方面欠账巨大, 所以我们有必要反思传统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方式。

二、用“产权置换”改良传统的历史街区保护方式

实际上老街居民多数希望拆迁, 因为他们没有精力和财力来伺候敏感而脆弱的老屋, 他们宁愿拆迁, 拆迁了就能得到新房, 新房在居住方面更舒适和方便, 更重要的, 新房似乎比老屋更值钱, 所以他们希望拆迁。另一方面仍居住在历史文化街区的现居民, 由于老龄化、受教育程度低、经济底子薄等原因, 实际阻碍了历史文化街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复兴。

(一) 产权置换

产权置换的基本思路是:政府授权房地产开发商, 开发商用新建的现代住房产权置换历史建筑产权, 然后对历史建筑进行整修, 最后将历史建筑作为古董收藏品出售给高收入阶层。在产权置换模式中政府具体要做的事有:组织各类专家编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规划;选择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具体的实施方式;通过招投标确定实施历史文化街区整治工程的开发商;派遣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专家协助并监督开发商;在财政上支持历史文化街区整治工程, 如减免税收, 提供低息贷款, 承担一些必要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等。选择实施历史文化街区整治工程的开发商时, 应注重选择那些有社会责任心的, 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开发商。在产权置换模式中开发商要做的事有:首先开发商要投资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居住区;然后与历史文化街区业主谈判有关产权置换事宜, 用新房产权置换老屋产权;根据政府编制的保护规划, 并在政府的监督下具体实施历史文化街区整治工程, 包括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整修历史建筑等;将整治后的历史建筑出售、出租或自主经营。

(二) 产权置换的优点

1. 有利于更好保护历史建筑

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建筑作为古董收藏品出售给高收入阶层, 古董的价值在于它的原真性及由此蕴含的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古董收藏品是一种投资品, 它的价值也在于它的原真性, 因此其所有者必然尽力保护其原真性。高收入阶层有精力、有财力保护好历史建筑, 他们有能力聘请保护专家为他们出谋划策。

2. 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在产权置换模式中, 历史文化街区整治工程的投资主要由开发商承担, 地方政府只需投资个别公共基础设施。这改变了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整治工程历来由政府买单的惯例。我国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都很紧张, 地方政府需要投入的公共事业很多, 地方政府更关心与基本生活关系密切的住房、医疗、就业等, 因为这些关系到社会稳定, 和社会稳定相比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可能排名比较靠后, 等地方政府投入可能要很久, 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往往是迫在眉睫, 因为街区的破损正在加剧。

3. 调动地方政府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积极性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涉及面广, 需要政府牵头组织, 政府积极的态度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至关重要。当开发商将整治一新的历史建筑出售给高收入阶层时, 地方政府可以得到丰厚的房地产交易税费的收入。既能改变老街区破旧衰败的面貌, 又能得到丰厚的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何乐不为。实际上地方政府也看重投入产出, 以往地方政府投入巨资整治历史文化街区, 大都希望整治后的历史文化街区能带来丰厚的旅游经济收入, 如果希望落空, 地方政府的投入没有回报, 那么下一阶段的历史文化街区整治通常遥遥无期。

4. 改善历史文化街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费时费力的历史建筑维修使老业主们不胜烦恼, 老街居民更向往设施完备的舒适方便的现代居住区。所以只要补偿合理, 他们愿意用老屋换新房。

5. 高收入阶层得到一个新的投资渠道

在我国投资渠道匮乏一直困扰着高收入阶层, 可靠的投资渠道似乎只有房地产, 但由于国务院的房地产限购政策, 这一投资渠道也被限制了。历史建筑将为高收入阶层提供一个安全的投资渠道。

6. 房地产开发商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开发商将整治好的历史建筑作为古董收藏品出售给高收入阶层, 由于历史建筑的不可再生性, 历史文化街区内历史建筑的有限性, 以及历史建筑所处的绝佳区位等, 保证了历史建筑可以卖个好价钱。

产权置换使那些钟情于传统文化, 且有精力有实力的人成为历史建筑的产权人, 这无疑会对历史街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复兴起重要作用。产权置换使历史建筑得到更好保护, 使政府支出减少, 使开发商盈利, 使老街居民得到他们想要的新房, 使投资者多了一种选择, 这是一个各方皆赢的解决方案。

三、关于活态遗产传承问题

有研究者反对全部搬迁历史文化街区原来的居民, 认为这将完全改变了街区的人文环境, 丢掉了地方特色与文化传承。全部搬迁原居民确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但现实是老街区里大部分高收入阶层和大部分中、青年已经搬离, 剩下的大部分是老人、小孩和流动性很大的低收入外来人口, 老街的人文环境早已面目全非。几十年内, 老人们将相续离世, 到那时更谈不上什么文化传承了。我们在努力保持老街区的人文环境和文化传承, 但结果却是活态遗产的逐渐消亡。虽然一些研究者为挽救活态遗产提出了不少建议, 一些地方政府也做了诸多努力, 但活态遗产逐渐消亡的基本趋势并无根本性改变。

反观现实中集中改造的老城区和城中村, 动迁居民们集中搬迁到新建成区, 由于相对完整保留了原来的邻里关系, 我们看到原来的习俗礼仪、节庆活动大多保留下来。在现代居住区完成文化传承的意义更为深远,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如何传承与发展的, 这对把握传统文化未来走向极为重要。

产权置换将使老街居民居住在一起, 保持相对完整的邻里关系, 并能吸引部分中、青年回流, 因此产权置换将实际有利于活态遗产的传承。这种发生在现代居住区的传承更具有可持续性, 对正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更有意义。

四、产权置换的可行性

(一) 前期实践

类似产权置换的思想和实践在美国早就出现。美国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市 (Savannah) 至今保留许多19世纪的建筑。1954年非政府组织“萨凡纳历史基金会” (Historic Savannah Foundation, HSF) 成立, 该组织利用捐赠资金和银行贷款购买历史建筑并出售给愿意对其进行修缮的购买者, 到1968年已保护了130栋历史建筑, 事实证明这种运作在经济上也是成功的。

在我国也有类似的实践, 2003年1月1日施行的《苏州古建筑保护条例》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购买或者租用古建筑。在苏州政府的主导下已成功出售几处古建筑, 但由于缺乏有效操作模式, 苏州的古建筑出售进展缓慢。

我国各地历史建筑保护资金匮乏问题, 近几年尤为突出。为了筹集古建筑的维修资金, 黄山市政府于2009年12月21日出台了《黄山市古民居认领保护利用暂行办法》, 根据该办法认保人只享有对其认保的历史建筑的监督维修权和对认保经费使用情况的咨询权, 认保人几乎是花钱做公益事业。历史建筑的产权还是归属原来的产权人, 认保人因为得不到历史建筑的产权, 所以在认保方面并不积极。黄山市的实践表明, 如果得不到历史建筑的产权, 历史建筑钟情者的热情就十分有限。

(二) 利益各方

产权置换模式中主要利益相关者有三方, 即历史建筑原产权人、房地产开发商、历史建筑购买人。首先是历史建筑原产权人, 多年的旧城改造证明, 绝大部分老街居民愿意用老屋换新房。老街居民与开发商的谈判是自愿和对等的, 这里没有强制征收的问题, 也没有钉子户利用工期讹诈开发商的问题。如果开发商和个别居民谈不成, 也不妨碍保护整治工程的进行。其次是房地产开发商, 其热情取决于历史建筑购买人, 如果购买人踊跃, 出价较高, 则开发商必然热情高涨。最后是历史建筑购买人, 高收入阶层是否愿意出资购买历史建筑是产权置换模式成功的关键, 目前历史建筑投资市场还没有形成, 是否有人愿意投资历史建筑确是未知数, 以下分三个方面讨论。

1. 历史建筑的投资价值

历史建筑具备古董投资品的特征, 即数量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 并同样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我国有限的历史文化名城里, 历史文化街区范围有限, 街区内的历史建筑自然十分有限。我们应该意识到, 随着岁月流逝, 历史建筑已经从原来的普通生活必需品变成古董投资品, 就像数百年前一个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青花瓷碗, 到今日它已不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那样。历史建筑与一般古董的主要不同点是其不可移动性, 因此历史建筑投资市场将是区域性市场, 但这不会妨碍历史建筑成为投资品, 就像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市场, 我国目前各阶层主要投资品正是房地产。温州炒房团可以到全国各地投资房地产, 收藏家应该也会到全国各地投资历史建筑。

2. 投资偏好

近几年在安徽徽州一带及江西婺源、景德镇、九江, 浙江衢州、东阳等地贩卖老屋的生意十分火爆, 由此可见历史建筑的需求巨大。历史文化街区位居城市绝佳区位, 历史建筑大都“有天有地”, 这些都是高收入阶层的投资偏好。

3. 投资风险

投资风险是投资者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开发商在原居民动迁和历史建筑整修方面的所起的作用, 将极大降低收藏家的投资风险。如果政府再给予政策扶持, 如规定历史建筑不在房地产限购范围之内, 将进一步降低收藏历史建筑的风险, 最终可以将投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产权置换是可行的, 历史建筑将在收藏家手上得到较好的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将迎来经济繁荣和文化复兴。

房地产开发商和古董投资者代表市场,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事业引入市场因素应该是意义重大, 远不是几次探讨就能解决的课题, 本文希望能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对引入市场因素这一课题的重视, 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阮仪三孙萌.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城市规划.2001.10

[2].李和平王敏.美国历史街区保护的推动模式.新建筑.2009.2

历史文化街区要活态保护 篇11

北京的四合院闻名遐迩,一座座四合院的排列体现了北京特色的胡同,在胡同中一眼望去,灰墙、灰瓦,间隔点缀着高台阶大门楼,路边几株遒劲的老槐树,显示了胡同的悠久历史。这类成片的地区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历史环境,可以体现北京清朝到民国这一时期居住区的风貌,这就是历史地段。若只剩孤零零的几栋单体建筑,这“京味儿”就无从体现了。

黄山脚下的屯溪有条商业街名叫“老街”,它至今还保存有赭红色的石板路,两边都是传统式样的店铺、传统的门脸、传统的招牌,这一切构成一幅清末商埠的风俗画,这也是历史地段。还有上海的外滩、天津的大理道等,其建筑基本是西洋风格的,记载了那段半殖民地的历史,也为我们记录了那个历史时期的典型城市风貌,这又是另一种类型的历史地段。

历史地段保护的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经济恢复发展,城市中开始了大规模的住宅建设,当时普遍的做法是拆掉老城区,盖起新楼房。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改善了建筑,却破坏了历史环境。城镇历史联系被割断,特色在消失。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割断历史,而文物古迹、历史地段等正是这些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所以,除了保护文物建筑之外,还应保存一些成片的历史街区,保有历史的记忆,保存城镇历史的连续性。

最早立法保护的是法国,该国于1962年颁布了《马尔罗法》,规定将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制定保护和继续使用的规划,纳入城市规划的管理。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

现在全法国有国家级的保护区100处,地方各级保护区几百处。由于这里保护的对象是一片有生命的、正在使用的街区,所以它的保护政策和保护文物有很大区别。以里昂的保护区为例,1964年被定为国家级的历史保护区,区内有16世纪到19世纪各时期的许多古老建筑和街巷。政府的工作主要是整修住房和改善交通,对20世纪初建造的工人住宅,要求原样整修保存其外表,而在内部加建厨房、卫生间,使居民可以有好的条件继续居住。

在日本,1975年修订的《文化财产保存法》,增加了保护传统建筑群的内容。他们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只影响到人的肌体,保护历史环境却涉及人的心灵,所以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更为重要的内容。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建设高潮中,人们的观念是“拆旧建新”,当时的《文物保存法》只能保护单个的文物,成片的历史街区却无法得到保护。所以市民及学者推动地方政府制定了地方的保护条例,以后又促成了《文物保存法》的修改。法律规定将“传统建筑集中、与周围环境一体形成了历史风貌的地区”划定为“传统建筑群保护地区”。现在日本有国家级的“传统建筑群保护地区”78处。这类地区制定保护整修的计划时,对“传统建筑”要进行原样修整,对非“传统建筑”要进行改建或整饰,对有些严重影响风貌的要改造或拆除重建。

在国家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

2008年开始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文物古迹的保护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呢?

第一,它们都是保护文化遗产,保存真正的历史原物,对历史建筑进行抢救、维护、修整,不可将仿古造假当成保护的手段。

第二,历史文化街区重在保护外观的整体风貌。不但要保护构成历史风貌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还要保存构成整体风貌的所有要素,如道路、街巷、院墙、小桥、溪流、驳岸乃至古树等。

第三,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成片的地区,有大量居民在其间生活,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有其特有的社区文化,不能只保护那些历史建筑的躯壳,还应该保存它承载的文化,保护非物质形态的内容,保存文化多样性。这就要维护社区传统,改善生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活力。2005年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就特别规定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包括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保持街区活力的内容”。

为此,保护历史街区应该有特殊的方法:

一、保护外貌、整修内部,历史街区的历史建筑不必像文物那样一切维持原状,可以进行室内的更新改造,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对历史性建筑要按原样维修整饰,对那些改动不合理的地方,维修时可恢复其原貌或原来的风格,对有悖于历史风貌的新建建筑可以适当改造,恢复历史原来的风格。

二、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这个问题不解决,居民就很难在这里继续生活,保护就成了一句空话。

三、要逐步整治,反对大拆大建。之所以提倡逐步整治的方法,是为了精心设计与施工,保存更多的真实历史遗存,也是为从容筹集资金,减轻政府压力,更是为保存和延续社区文化,保护其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它的保护不是简单的规划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实践。要特别关注保护实施中的方法和政策问题,总结前一阶段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实施。可以认为,凡是需要保护的地区,就不可能就地平衡资金,所以也不应该按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进行运作。一些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中制定了好的保护规划,但由开发商来主导建设,为了平衡资金、追求利润,只能是不断修改规划,其结果是达不到保护的目的。正确的做法是由政府主导,按着规划的要求制定相关政策,保证按规划实施。同时,要注意采取逐步整治的方式,尊重居民的意愿,保护居民利益,调动居民的积极性,政府出资为主,居民出资为辅,要“政府主导,居民参与,逐步整治,渐进改善”,这样才可以做好保护区的保护和整治工作。

历史文化保护区 篇12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述评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建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较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1]。从2007年开始,目前已经批准设立了闽南、徽州、热贡和羌族4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进入了一个整体、活态保护的新阶段,为探索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继承与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文化生态保护区成立起来容易,实际工作开展起来却困难重重。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自2008年1月8日批准建立,成为第二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两年多来,虽然引起了政府、媒体和学术团体等各方的极大关注,具体工作却无实质性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理论研究缺乏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因此,本文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的开展有所帮助。

1 文化生态保护区理论的来源

1.1 国外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发展

国外关于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化人类学视角,它主要探讨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上半叶,美国许多早期人类学家如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他们精通欧美哲学传统,并深受进化论、功能主义和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有关“超有机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播等多种思潮的影响。他们在研究北美的土著民族如印第安人时,通过认真思考文化与环境的联系,或主张“决定论”,认为环境直接决定文化;或主张“可能论”,即认为环境可能决定文化,这就为文化生态学开辟了道路[2]。1955年,斯图尔德为了与社会学中的“人文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相区别,提出“文化生态学”,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所牵涉的文化变迁,特别是文化的进化[3]。重点阐明不同地域环境下的文化特征及其类型的起源,即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集团的生存,也就是适应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斯图尔德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影响了许多人的研究。怀特认为它是历史特殊论模式[4],墨菲将其视为社会学的唯物主义[5],莱塞概括斯图尔德的社会进化为单线发展论[5],哈里斯赞赏其用文化唯物主义原则解决文化比较的具体问题[6]。

文化生态学在形成期主要局限于美国人类学家中小范围的区域性研究,在研究中还存在许多理论缺陷和实践局限。20世纪60—70年代,很多学者放弃斯图尔德的观点,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新主张,拓展了文化生态学研究方向。以色列的纳沃考察了文化特征与一定景观之间的联系[7],美国的纳索尔提出了景观生态研究中有关文化方面研究的四条主要原则[8],Kent Mathewson觉得文化、景观与生态研究终将走向统一的趋势[9]。20世纪80年代以后,系统论被纳入文化生态学,成为其学科基础,文化环境特别是信息环境作为文化生态环境进行研究,研究者从美国人类学家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多学科领域,这些现象表明文化生态学已基本成熟。

1.2 我国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探讨

在国内,文化生态的引进和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对 “文化生态”的概念也出现了两种理解:一种是偏重于生态学的,把文化所处的生态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一种是偏重于文化学,采取把文化作为一种生态现象,基本上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后者在我国被更广泛地采用,体现了中国学界的特殊性[10]。文化生态的概念之所以在近几年引起广泛的重视,客观上是缘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压力造成严重的文化问题,主观上是缘于近些年学界的文化自觉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世纪90年代,对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的理论逐渐传入我国,并在引发学术界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开展了相关的探索和实践。1998年方李莉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主办的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了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指出“这个问题必然要涉及到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心理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将涉及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和前途[11]。”杨庭硕的实证研究表明,生态失衡并非相关民族文化正常运作的结果,而是族际关系失衡或相关文化转型而诱发的灾变[12]。孙兆刚针对文化生态系统出现的文化资源短缺和文化环境污染等系统失衡现象,论述了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必要性[13]。刘木魁立在分析当前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方面存在若干实际问题后,认为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过程中应注意把握开放性、发展性、主体性、尊重寓于文化遗产中广大民众的价值观,以政府为主导等五项原则[10]。吴效群则认为,我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方案没有考虑到承担主体缺失、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已失去正常的社会功能、保护和社会发展矛盾突出等特点,它的实施势必造成保护和开发混为一谈、互相牵制的处境,在大规模实施之前,严肃而认真的讨论非常必要[14]。相关的争论虽然还没有一个结果,但比较一致的是在我国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是刻不容缓的现实。

2 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

2.1 生态博物馆思想的传播

文化生态学注重研究文化的多线进化以及文化适应、变迁与环境的相互关系。1967年法国地方天然公园的建立,其目的是“提供文化实践和建筑式样,安排人类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面教育”[15]。1971年,法国博物馆学界两位承前启后的开创性人物乔治·亨利·里维埃和于格·戴瓦兰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16],其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截然不同。传统的博物馆是将文化遗产搬到一个特定的建筑中,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其所有者和所处的环境;而生态博物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之上的,即文化遗产应该被原状地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与环境之中。所以,生态博物馆不是一个建筑、一间房子,而是一个社区,所保护和传播的不仅仅是文化遗产,还包括自然遗产。

由于生态博物馆顺应了当代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日益觉醒和高涨的潮流,顺应了当代要求文化遗产产权和文化遗产的诊释权应回归原驻地和原住民的呼声,顺应了人类要求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愿望,因此其理论一问世便迅速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成为一种保护文化生态的有效方式。1973年,在法国建立了世界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克勒索蒙特索矿区生态博物馆[17],之后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便逐渐展开。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洲约有20个生态博物馆出现,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博物馆理论。不久它又出现在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瑞典、挪威、丹麦、冰岛的泛称)和拉丁美洲。近10年,生态博物馆的数量更是得到了迅猛增长,目前全世界约有300个生态博物馆,主要分布在法国、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欧、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日本、印度和中国[15]。全世界通过建立生态博物馆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实践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2.2 我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现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播生态博物馆思想,1986年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学术刊物《中国博物馆》杂志陆续发表了中国学者论述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与博物馆的论文,集中介绍了一批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有关的论文和资料[18]。1995年,由苏东海、安来顺、杰斯特龙等人组成的“生态博物馆课题组”提出了《在贵州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的支持,并纳入了《1995—1996年中挪文化交流项目》。经过三年多的筹建,1998年10月31日资料信息中心建成开馆,标志着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正式诞生。自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诞生以来,生态博物馆建设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发展,至2007年底已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建成11家生态博物馆[19],大有方兴未艾之势。除了正式命名为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大量具有一定生态博物馆性质的民族村寨、民族生态园(村)等形式的文化实体,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生态博物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模式是否可行,自从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建立[20],这种争议就一直没有间断,这其中既有怎么解决世界生态博物馆共同面临的问题[21],也有外来生态博物馆怎样本土化,如何更好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22]。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后,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如建立生态博物馆的目的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但是保护的同时也带来了冲击[23];“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在于如何保护人类文化多样化,努力探求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但可能存在潜在的“文化殖民”趋势[24];生态博物馆开展旅游,是实现保护社区文化遗产和提高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双重责任的一个重要途径[25],但在开发和保护中怎样才能平衡发展,避免因旅游开发而出现负面效应,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3 研究述评及未来研究重点

3.1 简要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理论上是关于建立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体系,实践上是建立生态博物馆进行文化生态保护。文化生态学研究在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景观生态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和深入发展,但是受各自学术视野局限,其操作的文化生态学概念体系与理论要义有较大差别,系统性和兼容性弱[26],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理清思路,形成完整统一的概念体系。生态博物馆理论作为文化生态保护的一种主要模式,表现在民族文化保护尤其是传统乡土聚落保护中的实施效应,同时也折射出该领域的遗产保护历程[17]。原先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无法满足聚落内部居民日益增长的价值需求,生态博物馆的保护模式正面临两大矛盾:一是自然、文化生态的脆弱性与旅游开发的矛盾,二是抑制当地村民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和发展的矛盾。目前,原著民、旅游者、科研人员与文化保护者共同构成了传统聚落景观的多元化使用主体,他们之间价值取向的均衡是建立聚落新平衡的前提。从文化生态而言,文化离不开当地的生态环境,从生态博物馆到文化生态区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文化生态区的建立与管理、文化区域与地理区域的区分与区域合作、文化生态区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文化生态区中的文化生态保护与利用、发展旅游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平衡点,对文化生态区中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本真性与原生态,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研究与争议的焦点和重点。

3.2 未来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