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投入规模（通用10篇）
D投入规模 篇1
当前,全球科技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科技创新正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为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适时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广西的战略目标。R&D (研究与试验发展)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R&D活动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是广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当前,R&D经费投入状况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R&D经费投入规模和强度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1 广西R&D经费投入规模变动趋势分析
2001年以来,广西R&D经费保持较稳定的快速发展态势,由2001年的8亿元,提高到2009年的47.2亿元,增长了近5倍。其中,“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1.8%,至2009年,“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33.9%。“十一五”期间R&D经费年均增长率高出“十五”期间22.1个百分点。2009年,广西R&D经费投入规模创新高,首次超过40亿元,比2008年增长40.9%,R&D经费投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第23位,西部排名第5位。图1显示,2007年以来,广西R&D经费投入规模呈逐年加快增长的态势。
2 广西R&D经费投入强度变动趋势分析
2001年以来,广西R&D经费投入强度(注:全称为“全区R&D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波动明显,近年有加快提升的态势。“十五”期间,广西R&D经费投入强度在0.35%～0.40%之间低位徘徊,末期仅比初期提高0.01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广西R&D经费投入强度先升后小降,再快速提升,总体呈现加快提升的态势。2009年比“十五”期末提高0.2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06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2009年分别比上年提高0.10和0.14个百分点。2009年,广西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0.61%,R&D经费投入强度在全国排名第26位,西部排名第8位。2001—2009年广西R&D经费投入强度变化趋势见图2。
3 广西R&D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
表1将广西部分经济科技指标与其他地区进行了比较。其中,江苏省代表科技经济发达地区,湖南省代表科技经济中等发达地区,而安徽、江西、云南、贵州等省与广西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
表1中的数据显示,2009年广西R&D经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为3.2,在表1中的7个地区中仅比贵州低,说明2009年广西R&D经费增长相对经济增长来说是相当快的。但目前广西R&D经费投入规模与强度仍然相对偏低,R&D经费投入规模仅为江苏的6.7%,湖南的30.7%,与经济发展比较接近的安徽和江西的差距也比较明显,分别仅为34.7%和62.2%。从R&D经费投入强度看,广西不足全国(1.70%)的一半,低1.09个百分点,不但与江苏和湖南差距较大,也比安徽、江西、贵州要低,其中比江苏低1.43个百分点,比安徽低0.74个百分点。再从R&D经费投入强度与人均GDP之比看,广西仅为2.51,为7个地区最低,说明广西R&D经费投入强度相对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是严重偏低的。
当前,广西经济社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十分艰巨,亟须科技给予有力持续的支撑和引领。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目前广西R&D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与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需求仍不协调,与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
4 结语
2009年,广西R&D经费投入规模实现高速增长,R&D经费投入强度大幅提升,广西R&D经费投入规模与强度实现双提高。但从与其他省份和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来看,广西R&D经费投入规模和强度与广西经济快速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求,以及与广西经济发展水平不对称,广西R&D经费投入规模与强度仍然偏低,且相对于广西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广西R&D经费投入增长率及强度仍不够稳定。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广西R&D经费投入规模与强度亟须进一步增大,而这不但要加大政府财政科技经费的投入,而且要积极拓宽筹资渠道,以税收优惠等配置政策和财政科技经费的杠杆作用,鼓励企业建立完善科研机构,增加R&D经费投入,同时加大吸引风险投资等各类社会资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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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吟秋.我国R＆D经费支出结构的合理性研究[J].统计研究, 2009(10).
D投入规模 篇2
【关键词】文科高职院校 R&D活动 现状 问题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8C-0102-03
某文科类高职院校地处广西南宁市，在同一招生主要区域的其他同类院校对比中，师资及生数量、规模等指标均处于领先地位，学科和专业的重合度高，因此从该高职院校的现实出发，分析其R&D投出产出状况、在发展模式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和经验，对其他同类院校有比较典型的借鉴意义。
一、目标研发主体的R&D活动投入分析
目标研发主体的R&D活动，主要由部分具有相应能力的R&D活动人员进行，整个活动环境需要考虑的变量太多，因此我们剥离了一些在当前环境下影响不显著的因素，如在考虑R&D投入时，将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排除在外。
（一）R&D活动投入总量和强度。以时间序列来看，目标研发主体的R&D投入2011年至2014年间四年的总量从711400元增长至1522725元（见图1）。
图1 研发主体2011年-2014年R&D投入总量 （单位：元/人民币）
从R&D投入变动来看，自采取新的科研工作量计算方法并实行正规的科研数据采集制度的2011年开始，目标研发主体R&D投入持续递增，按照目标样本的时间序列梳理，2012-2014年，R&D投入同比上年增加值分别为186167.5元、66645元、558472.5元人民幣，同比递增速度分别为26%、7%、57%。
（二）R&D活动投入结构。目标研发主体的R&D活动投入绝大部分是R&D经费内部支出，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项目制下的外部经费，主要是纵横向课题对项目的资助，个别捐赠行为也归属于此类；二是研发主体的对项目的配套经费和内部资助；三是研发主体对于R&D活动一种奖励性补助（公立高校为了推动学校科研工作、肯定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一般会以年度为单位对校内人员的科研工作进行统计和折算，并予以额外的补助或奖励，我们认为这部分经费支出也应计入）。目标研发主体的R&D活动投入结构大致见图2。
图2 目标研发主体的R&D活动投入结构 （单位：元/人民币）
目标研发主体的R&D活动投入结构中，外部投入始终保持向上的增长趋势，2014年还有一个较大的增量；内部投入变动较小，趋于平均；奖励性补助随着总量的增长以大致相同的幅度增长。
（三）R&D人员分析。目标研发主体从事R&D活动，R&D人员大多数均非全时人员，在折算计算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时，需要运用大量的调查和换算，我们暂不进行。目标研发主体2011-2014年的R&D人员数量见图3。
图3 目标研发主体R&D人员数量
相对于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R&D能力较弱，主要体现在办学模式、师资力量、经费投入和时间积淀等方面上。从行政管理分类角度上分析，高职院校基本没有单纯的科研人员，相当部分的高职院校其科研职能归属于教务管理部门，直接形成的局面便是除了从事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专门人员外的其他R&D人员中，全时人员基本没有。R&D人员的时间序列变化区间从115人开始到176人，任意连续两年区间的变化都在20～30人区间内。所有R&D人员属于全时人员仅有4名，均为直接服务科研管理人员，占全体人员的比例为1.05%，全体R&D人员占全体人员的比例30.2%～46.3%。
二、目标研发主体的R&D产出分析
目标研发主体既然作为典型的高职院校而且是文科类高职院校，其学科主要包含有经、管、文、理，其R&D产出形式基本以学术论文、著作、报告等形式体现，其法律权益则以专利权、著作权、署名权以及之上的衍生权利等形式存在。
（一）R&D产出总体分析。通过整理和归纳，目标研发主体的R&D产出主要有学术论文、著作、研究报告或提交相关权力机构的专门性成果、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具体见表1。
表1 目标研发主体近年产出总体概况
从普通产出形式看，目标研发主体最主要的R&D产出是学术论文，近4年来产出数量维持200～250篇的区间，变化幅度比较稳定。著作和研究报告（含提交成果）作为应用更为具体的R&D产出，也并不鲜见，但与学术论文在数量上不能相比。目标研发主体属于文科类高职院校，由于层次、学科和专业等因素，在三种专利类型（发明专利、新型实用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方面的申报主张极少（几近于无），其余极少数的属于软件著作权，但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的实际效应来看，其产出的意义还有待重构。
（二）目标研发主体R&D活动类型分析。按照《弗拉斯卡蒂手册》中关于R&D活动类型的区分，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也有翻译成“实验研究”或“试验研究”）三个分类中，目标研发主体作为文科类高职院校，进行的R&D活动类型绝大多数是应用研究，极少部分属于试验发展（高职院校的R&D活动中，尽管从内容实质上分析某些研究具备了基础研究的特性，但往往这些研究都在形式上偏向应用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尤为甚之。关于这一个论点需要另行解释，本文先行采纳；而比较偏激但普遍被人阐述的观点则认为基础研究难度较大，时间较长，高职院校既不满足发展基础研究的条件，也无必要进行基础研究）。这种严格按照手册区分的活动类型在反映文科类高职院校R&D活动类型方面的细致性略显不足，应予以细化，或按照分析需要另行重构分类体系。实际上，从研究目的出发，综合研究的有效性及可行性要求，从学科领域分类的客观逻辑与价值判断的主观逻辑出发，对文科类高职院校的R&D活动类型进行内容性分类，更符合本文的要求，也反映了当前高职院校科研管理的实际要求与基本规律。
目标研发主体在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的研究导向上，呈现出典型的文科类高职院校的特点，符合一般观点对高职院校学科专业设置和主要教学研发活动的定位和认知。
1.R&D活动方向中科研项目的整理。在本文中，目标研发主体的R&D活动时间序列被固定为2011-2014年，其科研项目主要来源于广西社科规划办、广西教育厅、广西商务厅、广西社科联、广西地税局等职能部门，按纵向项目划分属省部、地厅两级。其活动方向主要分布见图4。
图4 2011-2014年目标研发主体R&D活动方向整理
由此可见，目标研发主体R&D活动的主要集群有教育学方向（合并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经济学方向（合并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方向等，其中教育学方向又可划分为实践教育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与课程、教育管理四个研究方向；从比例上看，教育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三个研究主集群占总项目数量比分别为67.1%、10.5%、11.8%，如实反映了当前文科类高职院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在高校R&D活动版图中的地位和主要关注领域。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目标研发主体中，所有的省部级课题均属于非教育类方向，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行政学三个领域（2014年12月，广西教育厅下发的关于高职院校序列职称评审中对各级课题的认定细则对省部级课题的范围生变，如单列省级的教育科学规划归类为厅级课题等。本文从其规定）。
2.R&D活动方向中学术论文的整理。从产出数量上看，学术论文无疑要占目标研发主体的产出比例绝大部分份额，其原因包含了多个方面，涉及研究要求、研究成本、研究水平以及出版发表市场生态圈等要素，其他学者时有分析论证。受到研究水平、研究规范的限制，R&D活动产出的整理存在较大的偏差，因此本文对目标研发主体2011-2014年间的学术论文（样本总数量为955）篇标题进行字频分析统计，其结果见图5。
图5 学术论文标题字频统计（选取前10位）
“高职”类别开宗明义出现在论文标题中（158次，占总数16.5%），表明论文讨论领域限定在高等职业院（下转第131页）（上接第103页）校或高等职业教育层次；“教学”类别（88次）和“课程”类别（36）存在较大程度的共生，“课程”包含于“教学”的比例达到了83.3%；各专业中，“英语”和“会计”占据了前列，和目标研发主体相关专业和学科人数分布成正比；一些注重本土化研究的文章直接体现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以“广西”定名。
三、结论
第一，高职院校以注重教学为特点，特别是文科类高职院校，没有具体的“物”作为项目发展载体，因此其R&D活动领域往往集中在教育学方向，探讨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教育模式等，从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文化方向）角度出发的研究，最后又回归到教育教学改革的话题上。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也反映了高职院校的R&D活动在水平、角度、方式方法和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第二，R&D活动投入逐年增加，在产出结构方面，只有研究报告（提交成果）保持同步增长，而其他形式的成果如学术论文、著作、专利、软件等均没有出现持续增长。这可能是受到现行考核政策和激励机制的外部因素制约，也可能由于自身水平和信息闭塞的内部因素影响。
第三，从R&D活动成果转化的途径看，目标研发主体的成果形式主要有研究报告转化为提交成果，出版专著、教材等，取得专利，编写软件等。其中绝大对数的成果转化以提交成果和出版著作的形式存在。这也是大多数文科类高职院校所面临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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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合作發展组织.弗拉斯卡蒂手册[M].北京：科学技术与文献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李新辅（1984- ），男，广西贵港人，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管理学。
D投入规模 篇3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R&D投入的绩效评价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 Kcrsscns- van Drongclcn 和 Cook (1997) 提出了绩效评价系统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认为评价系统要动态地变化以适应新的组织和过程, 同时还要考虑利益相关者和用户的要求, 并认为R&D项目早期应关注定性战略绩效评价, 而中后期则应关注定量运营绩效评价;Laurel A.Adams (1998) 调查研究了在外国竞争对手模仿而非创新前提下本国企业的R&D成果, 在幼稚产业中差别保护通常可以带来更多的R&D产量, 而在成熟产业却相反;Andr′es Rodr′lguez-Pose (2000) 通过西欧R&D投资改革分析, 强调在落后地区R&D投资的优势和劣势;Leon A.G.Oerlemans和Marius T.H.Meeus (2001) 提出在交易代价中的R&D合作问题, 得出买家和卖家之间合作的交易代价理论和资源倾向理论;John E.Jankowski (2001) 提出了美国在非制造业的R&D支出趋势, 在广泛比较其它国家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其增长状况并提出该趋势的衡量方法;Petr Hanel和Alain St-Pierre (2002) 根据278个企业样本分析并提出了企业效率和R&D资本、知识、市场溢出之间的关系, 且认为R&D在知识产权有效保护下将对效率产生直接而有效的影响。
在国内, 许庆瑞等 (1998) 认为企业为了提高R&D绩效, 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绩效测度系统;杨列勋 (2001) 介绍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在R&D评估实践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席酉民、杨列勋 (2002) 在回顾、评述R&D项目评估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项目生命周期理论, 提出R&D项目包括:立项评估、进展评估和绩效评估的整体模型;黄敏、张铀 (2006) 指出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多种R&D投资形式, 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R&D国际化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的影响, 并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的形势下, 我国应如何利用跨国公司的R&D国际化来加快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以及如何实现我国企业自身的R&D国际化。
上述研究成果,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多是规范性研究, 对R&D绩效评价指标及方法大多仅仅是评述和介绍, 而进一步对我国西部地区R&D绩效评价进行实证分析的目前尚未见有。因此, 本文将应用因子分析方法评价我国西部地区当前R&D投入的绩效, 并探讨西部地区R&D投入绩效存在的区域差异, 以期为有差别地、有效地开展西部地区的R&D活动, 发展区域经济、培育区域创新能力提供决策参考。
2 指标选择和数据采集
2.1 评价指标的选择
在构建我国西部地区R&D投入评价指标体系时, 由于地区R&D活动中涉及的影响因素很多, 为了客观地分析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 就需要选择反映R&D活动各个方面的指标来进行评价, 同时注意所选取的指标数据既能满足对客观情况的全面真实反映, 又能便于实际应用推广。本文参考了国内外有关R&D指标体系构建的文献并根据以上原则, 选择了能够反映R&D活动的创新绩效指标, 投入方面主要包括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 产出方面主要为知识形态的产出和科技转化形式的产出。具体指标体系及指标含义如下:在R&D投入指标方面有万人R&D科学家和工程师数, 它反映了一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水平;科技活动财力投入, 它反映了一个地区对R&D活动的支持力度;R&D经费支出与GDP比例, 它反映了一个地区R&D活动的规模大小以及对其支持的能力和态度。在R&D产出指标方面有万名就业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 它是专利形式中最能反映创新价值的部分;企业R&D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它反映了一个企业对R&D活动的支持能力和态度;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比例, 它反映了企业R&D活动的创新能力;技术成果市场化, 它反映了一个地区进行技术交流的活跃程度;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它反映了一个地区企业的终端产品的创新能力;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 它反映了一个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最终创新成果水平。
2.2 评价指标数据的采集
在进行指标数据的采集过程中, 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根据R&D活动的特点而考虑R&D产出的时滞效应, 从而在具体的指标体系建立中将时滞效应具体化, 设定为一年或者几年。从微观角度分析, 本文认为每一年的R&D活动从输入到其输出之间存在一定的时滞, 但是该时滞跨度会由于涉及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R&D时滞问题较为复杂, 本文则尝试从宏观的角度去理解时滞问题。由于R&D活动具有连续性, 体现其产出的成果也具有延续性, 每一年的R&D投入都会对以后不定时期内的R&D产出产生影响, 所以从整体角度考虑, 可以认为R&D投入所产生的时滞效应是不可测定年份的积累, 本文将这种影响近似理解为对每一年的作用。所以从上面的观点出发, 在采集数据时, 各项指标均采用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 2005年资料, 资料来源于《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6》, 具体指标及数据见表1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6》。rdrs表示万人R&D科学家和工程师数;rdtr表示科技活动财力投入;rdfp表示R&D经费支出与 GDP 比例;zljs表示万名就业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rdpp表示企业R&D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jsyj表示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比例;cgsc表示技术成果市场化;xcpp表示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gxcp表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 (下同) 。
3 因子模型的构建及评价
3.1 因子分析模型的构建
从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入手, 通过统计分析软件可以得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见表2) 。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后面的因子分析提供依据。
从表2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R&D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大部分都大于0.3, 且能够通过统计检, 说明这些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因子的提取, 结果见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 前4个因子总方差为5.23,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4.29%, 可以认为这四个因子基本上刻画了原变量的信息。
在建立因子载荷矩阵的时候, 由于上述4个因子在原变量上的载荷值都相差不大, 不太好解释它们的含义, 因此根据西部地区R&D评价指标, 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并采用Varimax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 可以得到因子旋转矩阵 (见表4) 。
通过表4的因子旋转矩阵可以看出, 第一个因子变量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地区R&D人力和经费投入情况;第二个因子变量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区域技术成果交易和新产品产出的情况;第三个因子变量基本上反映了专利即R&D产出的情况;第四个因子变量基本上反映了企业R&D活动的技术引进及消化方面的能力。从表5因子的协方差矩阵可以得出, 上述4个因子变量应该是正交且不相关的。
在对因子进行分析和检验后, 为了能更好地看出各个因子在变量上的载荷作用, 可以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得到因子得分矩阵 (见表6) , 然后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计算各观测量的各因子的分数。
通过因子得分矩阵表, 可以得到以下因子得分模型:
根据因子得分模型, 以4个因子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 可以计算得到西部地区R&D评价指标 (用F表示) 的评价模型为:
F=45.634 F1 + 22.980F2 + 12.974F3 + 12.705F4
3.2 评价结果
由因子评价模型及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进行加权计算, 得到西部各地区的综合得分F (见表7) 。
注:因子得分为负数表示该地区的因子评价指标的水平在被考察地区的平均水平之下。
由表7可以看出, R&D绩效水平最高的前3位是陕西、重庆、四川, 其综合评价值在西部平均值水平之上;其它省份的综合评价值低于平均水平。这几个省市的综合评价值之所以高于其他省份, 主要是因为其R&D投入的总量和R&D占GDP的比例都位于西部前列;其次是这些省市拥有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数量众多, 人力资本和科研实力较强, 由此产生的大量科研成果也在此次评价中对F1因子的得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 由表7可以看出, 陕西的R&D人力和经费投入因子F1的得分较高;重庆的技术成果交易和新产品产出排在第一, 主要是因为其新产品产出及技术市场化带来的优势。另外, 由表7可以看出, 西部R&D绩效呈现区域差异, 在上述分析中除四川、陕西、重庆的R&D绩效较好之外, 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多数西部区域的R&D绩效还普遍较低, 其R&D绩效水平低于西部总体水平, 主要原因是这些省份的R&D投入还很欠缺, 拥有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数量也较少, 人力资本和科研实力较弱, 造成实际R&D的相对落后。
4 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 发现评价的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接近, 说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可以解决多指标的区域R&D绩效评价问题, 能为客观评价一个地区的R&D绩效水平提供决策借鉴, 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也为提高R&D投入产出质量、培育西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加快西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 R&D绩效水平在西部各省呈现省际差异性;同时, 西部地区总体区域R&D水平还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 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 应该分不同区域实施内涵式的经济发展道路。首先, 西部各省应根据实际情况加大R&D的投入, 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加快科技创新能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可以对有R&D创新活动的企业给予适当的奖励, 政府可以加大R&D创新活动的财政投入, 增加从事这方面的机构、科学家和工程师。其次, 提高R&D的产出效率和产出成果的产品化、市场化。建立专利的产品化基地, 联合科技企业加强专利产品的推广及出新, 建立R&D产品市场化的推广机构, 促进最后成果的产品化、市场化。最后, 加快西部各省区域创新体系的培育。在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可以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成立以陕西西安、四川成都、重庆三地为中心的国家级的区域创新基地和管理机构, 建立中央——三中心——省 (自治区) 的三级区域性的西部R&D投入、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管理制度规范的创新平台体系, 有计划、有重点、有差别地实施西部的R&D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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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投入规模 篇4
摘要：文章基于改进的知识生产函数，运用面板数据，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除企业自身R&D投入外，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高校和研发机构R&D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明显而稳定的知识溢出效应，且研发机构的知识溢出效应大于高校。产学研合作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途径，尤其是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协同效应更高，然而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却均低于政府支持。
关键词：R&D投入；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函数；产学研合作
一、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的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实表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不仅企业自身的资源和禀赋是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决定因素，而且大学的研究也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我国政府为了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企业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产学研合作能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实力，优化科技资源的配置，使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的研究成果，并使之迅速产业化来促进企业的成长。
可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是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对可获取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本文用改进的知识生产函数的框架，对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知识生产的投入产出理论。经典的投入产出理论研究的是产品的生产，知识与产品一样，其生产也需要资源投入。Griliches最初提出的知识生产函数的基本假设就是将知识的产出看作生产知识的基本投入的函数。因此，可以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是其创新投入的函数，由于研发资金是企业创新投入的主要来源，我们可以据此做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企业R&D经费投入是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主要决定因素。
2. 知识生产的外部性理论。大量的相关研究表明，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效应会使创新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降低创新主体增加创新投入的积极性，使企业的技术创新低于社会的期望值水平。Arrow指出，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效应会导致企业创新投资的不足，需要政府的支持来抵消企业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并增加企业创新收益，从而达到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将其R&D资金投入的25%甚至更多投向企业，在企业的R&D投入中政府资金所占的比例超过10%。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做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政府支持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
知识生产外部性的另一个表现是高校和研发机构的知识溢出效应。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高校、研发机构和企业的研发部门是进行知识生产的三大主体。高校和研发机构创造新知识、培训创新型人才，不仅在提高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其R&D投入可以强化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为企业R&D活动的开展创造技术机会，是企业良好的知识源。据此可做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高校和研发机构的知识溢出效应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3. 合作博弈带来的利益扩大——协同效应理论。合作博弈主要关注理性主体如何通过合作扩大自己的利益，合作博弈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只要能给联盟带来更多的利益，合作就会存在。产学研合作能够融合更广范围内的信息资源、智力资源、知识资源，将企业、高校、研发机构纳入网络化的组织进行技术合作，以实现企业与大学的技术互补与融合，使产学研合作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实现企业和大学的合作双赢。由此可做第四个假设：
假设4：企业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三、 模型、变量和数据说明
1. 模型设定。Griliches最初提出知识生产函数描述的是在生产函数的总体框架下R&D投入与R&D产出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假设是将创新产出（R&Doutput）看作研发资本投入（R&Dinput）的函数：
R&Doutput=R&Dinput（1）
随后Jaffe（1989）拓展了Griliches的知识生产函数框架，将知识生产函数做了如下改进：
Pit=AK？琢itL？茁it？着it（2）
其中，P表示新的经济有用知识（企业专利数），K表示R&D经费投入，L表示科技人力资源投人，？琢、？茁分别为R&D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的弹性系数，？着为随机扰动项。
此后，学者们大多是在Griliches和Jaffe的知识生产函数基础上进行改进来研究新问题，本文采用改进的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形式：
Pit=AK？琢itZ？茁it？着it（3）
其中，P为创新产出，K为R&D经费投入，Z表示其他一系列影响创新产出的经济社会变量，？着为随机扰动项。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EPit=AEN？茁1itHI？茁2itINT？茁3itGE？茁4itEHI？茁5itEIN？茁6it？着it（4）
其中，EP是企业专利申请数，EN是企业R&D经费支出投入，HI是高校R&D经费投入，INT是研发机构R&D经费投入，GE是政府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支持，EHI是企业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EIN是企业与研发机构的产学研合作，？着为随机扰动项。
对（4）式两端取对数得到待估计的方程：
lnEPit=？琢+？茁1lnENit+？茁2lnHIit+？茁3lnINT+？茁4lnGEit-？茁5lnEHIit+？茁6lnEINit+？着it（5）
2. 变量说明。
（1）创新产出。专利是衡量技术创新产出成果的常用指标。尽管用专利计量技术创新产出水平具有一定缺陷，但是专利却是技术发明唯一可以观察的测度。用专利来衡量创新能力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由于专利数据容易获取，且和创新关系密切，因此专利仍是衡量创新活动的相对可靠的指标。本文选择大中型企业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指标。
（2）企业R&D投入。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能准确反映出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企业研发投入这一指标。
（3）政府对企业R&D活动的支持。本文用大中型企业科技经费筹集中来自政府的资金表示政府对企业R&D活动的支持。这种处理方式存在的问题是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与R&D投入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只有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科技活动经费才能够计入R&D投入，而用于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开支是不能算作R&D投入的。但我国各类科技统计年鉴中并没有完整地列出各年各地区大中型企业R&D经费来源的数据，因此，在政府对企业R&D活动的支持上，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来自政府的资金替代。
（4）高等学校和研发机构的R&D投入。本文用高等学校R&D经费内部支出、研发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高校和研发机构R&D投入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5）产学研合作。与政府对企业R&D活动的支持分析类似，用研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来自企业的资金衡量企业与研发机构的合作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用高校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来自企业的资金表示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
3. 数据。选用面板数据结构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截面单元为全国31个省市，由于数据不全或估计方法的需要，剔除了海南、西藏和青海，数据时间跨度为2001年～2010 年。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1-2010）。由于在创新过程中科研资金从投入到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知识溢出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因此我们在使用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时，假定知识生产的投入与产出有一个两年的固定时滞，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将R&D投入，科技经费筹集资金按GDP平减指数折算到1978年的水平，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所有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四、 实证结果分析
1.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1描述了各变量的总体特征。总体来说，企业的R&D支出最多，大大高于研发机构和高校，而研发机构的R&D支出又明显多于高校。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资金相比企业的R&D资金来说，只占有很小比例。产学研合作的资金相对匮乏，无论是高校与企业的合作资金，还是研发机构与企业的合作资金都很少，这说明高校和研发机构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企业的资金只占很小一部分。
2. 模型回归结果。研究所选取的变量由于是用R&D经费和科技活动经费筹集资金表示的，所以变量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相关性，对于相关性很强的变量，我们将采用逐项回归的方法，以消除多重共线性。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一表示当只选取一个解释变量企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时，结果发现，该变量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模型二表示在企业的R&D经费投入的基础上，引入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时，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支持会显著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模型三表示将政府对企业的支持、高校的R&D经费投入和研发机构的R&D经费投入同时进行回归，以检验三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虽然三者的R&D投入都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正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本文的第四个假设，但研发机构对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最明显。这验证了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模型四关注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都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本文的第四个假设，但是企业与研发机构的产学研合作效率最低。
总体来说，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基本上印证了我们的假设，可以得出关于R&D投入、产学研合作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分析的总体结果：企业R&D投入、高等学校和研发机构R&D投入、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以及产学研合作都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高校和研发机构的知识溢出效应和产学研合作协同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存在差异，研发机构R&D投入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的创新产出作用更加明显，而高等学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协同效应对企业的创新产出作用更加明显，但是目前来看高校和研发机构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却均低于政府支持。
五、 结论与建议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主体，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因素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措施都应该值得关注并深入研究，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确保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稳定增加。由于研发的投资风险较高，企业更加倾向于依靠简单的扩大再生产获得生存和发展，科研资金不足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企业不仅需要优化其内部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还需要增强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高度重视创新活动，将科研经费的增加作为企业的一个长期战略导向。
（2）继续保持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有研究表明，政府对企业直接的资金支持不利于企业的创新。阻碍论过多地强调了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以及政府额外资金的挤出效应，并没有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目前我国企业普遍研发经费不足，技术落后，加之大学的知识扩散能力差，产学研合作效率低，政府给企业的研发注入资金，能有效消除企业研发的外部性，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必要措施。
（3）增加高校的研发经费投入，提高其知识扩散能力。大学的知识不仅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而且大学的基础研究还能突破技术创新的天花板，在促进社会知识生产和技术进步上起到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较之企业来说高等学校和研发机构占据了国家科技经费的大部分，但是相比研发机构高校的科技经费仍然捉襟见肘。因此应该增加高校的研发经费投入，加大其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4）加强官产学研合作机制设计，增进产学研合作效率，尤其是研发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效率。我国高校和研发机构的科技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这造成了其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加之产学研自发合作的动力机制不足，因此我国产学研合作效率低下，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研发机构，其产学研合作的效率甚至低于高校。因此在促进产学研合作中，要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可以沟通企业与大学的合作，建立高校、研发机构和企业联动的R&D合作机制。此外，政府可以发挥政策制定者的优势，对研发机构进行体制改革，促进研发机构与企业的接轨与良性互动，提高产学研合作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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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项目号：11JJD790045）。
作者简介：谢思全（1951-），女，汉族，重庆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市场经济运行、中国经济问题；王晓亚（1982-），女，漢族，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市场经济运行、中国经济问题。
D投入规模 篇5
1.1 相关概念与文献回顾
在过去的30多年中, 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3645.2亿元到2011年的81896.7084亿元, 年均发展速度为1.0989。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作为技术创新的源泉研究与开发 (R&D) 活动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 国家R&D投入不断增大。R&D投入是指国家的投入, 有研究发现R&D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Minasian, 1962;Griliches, 1964;Mansfield, 1965) 。卢方元 (2011) 等根据对2000~2009年全国30个省市的R&D投入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得出R&D投入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大部分都从两个理论视角研究:R&D投入直接对经济和生产率的影响, R&D对创新的影响。大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R&D投入对经济增长和创新有较大的正向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经济大国, 自主创新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傅家骥、柳卸林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张宗益和朱勇则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陈英 (2004) 利用主要发达国家GDP增长率和生产率变化研究创新与经济经济增长的关系, 得到了两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就总体而言我国的创新水平明显落后于五大发达国家和韩国, 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成果的能力弱。
政府R&D投入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国外有研究学者表明国家财政经费在促进基础研究方面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而Thomas Ratchford以美国为例研究了财政资金投入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表明R&投入与自主创新密切相关, 如Pavitt认为R&D和专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国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何庆丰, 陈武, 王学军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各类科技活动的直接R&D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 结果发现:直接R&D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与创新是正相关的, 二者对创新的贡献都为正。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并结合近几年我国教育、经济、政策等方面变化,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R&D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相关。
H2:自主创新能力正向影响经济增长。
H2a: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成果的是有效率的。
H3:R&D投入会正向影响自主创新能力。
1.2 R&D、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
由以上分析可知R&D的投入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同时自主创新能力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国外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R&D投入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和自主创新对经济的影响这三面独立的研究, 对R&D投入-自主创新-经济增长研究较少。鉴于以上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在中国这样发展中经济大国环境下R&D投入-自主创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 因此我们得到R&D投入、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概念模型 (见图1) 。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设计
根据相关研究和现有的数据统计, 目前衡量创新成果的指标主要有专利指标和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但由于专利是对产品、方法或是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品, 专利授权统计数据体现了一个时期人们从事科学发展和创新活动的数量和质量, 可以综合反映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小, 且专利指标是自主创新实现的直接可衡量的结果。R&D投入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 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 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这三类活动。R&D投入对一国经济增长往往具有双重效应:研发不仅直接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影响, 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一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R&D投入是自主创新的前提, 为自主创新的顺利实现提供物质保障;国际上普遍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而经济增长代表的是一国潜在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 (Samuelson, 1999) , 现在普遍以GDP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指标, 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和富强程度的一个比较公认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分别选择专利授权量、作R&D投入、生产总值 (GDP) 为自主创新、研发投入、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科学的。
2.2 数据收集与模型回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国民经济, 为确保数据的可获性、完整性、更新性及可靠性, 本文选取2011年全国31省市的截面数据。根据已获数据, 利用Stata的“相关系数”分析功能,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相关系数表 (见表1) 。该表表明国内生产总值、R&D、自主创新之间, 均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关系, 由于多元回归要求各自变量间不相关, 因此模型选择一元回归。
为了更直观观察国内生产总值、R&D、自主创新之间的相关形式, 可以利用Stata“图表”功能绘制下列相关散点图:
相关图表明, 国内生产总值与R&D投入、自主创新指标之间, 均存在着直线相关关系, 这与上述相关系数所表达的情形是一样的。利用Stata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其相关系数、线性回归方程及其估计标准误差、t检验统计量和F检验统计量等。对国内生产总值 (因变量y) 与R&D投入 (自变量x) 、国内生产总值 (因变量y) 与自主创新 (自变量z) 、自主创新与 (因变量z) 与R&D投入 (自变量x) 作相关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表2所示分析结果。
从表中分析结果可得如下方程:
国内生产总值与R&D投入的相关系数检验统计量t=9.21, 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统计量F为84.80。回归方程 (1) 表明R&D投入每增加1亿元, 将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6.5768亿元。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t检验) :取α=0.01, 从t表可得tα/2, n-2=t0.01/2, 31-2=t0.005, 29=2.76, 由于tyx=9.21>t0.005, 29=2.76, P>|t|为0.000, 所以检验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R&D投入的相关关系是高度显著的。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 (F检验) :设α=0.01, F0.01 (k, n-k) =F0.01 (1, 31-2) =F0.01 (1, 29) =7.6。由于F=84.8>F0.01 (1, 29) =7.6, Prob>F为0.0000, 所以检验显示这个回归方程是高度显著的。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即r2检验) :从以上Stata分析结果可见,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R&D投入相关系数0.8632, 可决系数R2=0.7452, 修改后的可决系数为0.7364, 这表明所拟合的回归方程是优良的, 可用于回归分析。所以R&D投入会正向影响经济增长, 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相关, 假设1得到验证。
按照同样方法可知通过相关系数显著性、回归方程显著性及拟合优度等检验, 并得到一元回归方程。由表2可知, 方程 (1) (2) 的t值分别为8.07、8.47, 度大于t0.005, 29, 且P>|t|为0.000, 所以y与z、z与x的相关关系是高度显著的。 (1) (2) 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F值分别是65.18、71.3, 都大于F0.01 (1, 29) , 且Prob>F, 可决系数R2分别为0.692、0.7121,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6814、0.7022, 所以方程 (1) (2) 是高度显著的, 所拟合的方程式优良的。因此, 自主创新能力正向影响经济增长, R&D投入正向影响自主创新能力, 假设2和假设3得到验证。
对方程 (2) 中自变量x的系数0.2430表示专利授权数每增加1件, 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2430亿元, (如果专利增加122.4232, 那么生产总值增加29.7488亿元) , 与方程 (3) 中自变量x的系数122.4232表示当R&D投入增加1亿元时, 专利授权数将增加122.4232件。根据经济理论可以看出R&D投入的通过自主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大于其投入。所以可以估计近几年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成果是有效率的。H2a假设可以得到验证。
3 研究结论及讨论
D投入规模 篇6
一、鼓励企业R&D投入税收政策新的调整思路
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 (国发 (2006) 6号文, 以下简称纲要) , 即人们常说的60条, 提出加大对科技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抵扣力度。《纲要》提出了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 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 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 本国人发明专利授予量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五名。文件下达后, 各省、直辖市纷纷积极响应, 组织专家学者因地置宜制订本地区中长期技术发展规划及其配套措施, 基本实现国家政策的对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上海市的36条配套政策、杭州市的1+10配套政策、济南市的28项配套政策、深圳市的20项配套措施等。
综合《纲要》及其各地的配套政策, 税收政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1) 取消行业限制。新的政策取消了只有工业企业才能享受的限制, 也就是不管哪个行业的企业, 建筑业、服务业, 只要是企业, 只要发生了技术开发费用, 都可以享受该政策。 (2) 取消技术开发费增长的限制。原来的技术开发经费只有比上年度实际增长达到或超过10%的企业才享受这一政策。新政策反映了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规律不断认识, 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可能是单调增长的, 而通常是波浪前进的, 企业的技术开发费有高有低。同时新政策不考虑上年的情况, 使实施起来更加简化。 (3) 取消了享受这一政策当年应税所得的限制, 使亏损企业和应税所得少的企业也能全面享受这一政策。新的政策提出可以在5年内结转, 就使许多经营困难的企业更愿意开展技术创新度过难关, 有利于提高经营困难的企业和阶段性困难的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 (4) 允许单台技术开发设备一次性记入开发的费用从10万元提高到30万元, 有利于企业加速折旧科研仪器设备, 鼓励企业对科研开发硬件的投资。
二、政策具体实施中可能存在的困难
(一) 从宏观层面上, 该项优惠政策的顺利实施与我国的税收征税体制相冲突。首先, 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大, 该政策的实施面临区域不平衡的困难。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面临着税源紧张的情况下, 在推行这一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障碍, 如果处理不好, 西部企业和沿海地区的企业差距将会拉大, 竞争条件将会更加恶化, 从而加大我国的区域经济不平衡, 这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目标相背。同时, 我国税收征收以管辖地为主的模式, 而现在许多企业的创新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逐渐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展, 不少企业都选择将生产基地配置在距原材料近或工资成本低的地区, 而将研发部门配置在信息科技发达的地区, 如何协调不同区域企业的税收减免是一个难题。最后,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是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 这也要求科技税收政策的实施应和能源及环保政策相结合, 促进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新科技成果的开发和研制。
(二) 从具体操作上看, 各执行部门的利益博弈将影响政策实施效果。首先, 从公共政策学来看, 政策的本质是调节利益分配工具, 政策的实施和落实与政策主体的权威与客体利益是否一致密切相关。弱权威主体, 且与客体利益相反, 政策实施难度较大;强权威主体, 且能增进客体利益, 政策实施较容易。《纲要》的目的基本上是使各方利益分配到企业上去,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但该项政策涉及到税务、科技、教育等各方利益, 如何实现科技部门与税务、人事部门的政策对接还有很大的困难。其中如何处理税收优惠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是其中的核心, 税收抵扣和税收征收的天职背道而驰, 税收抵扣和减免必然减少当地财政税收的现期收入。如果不能合理测算出当期由于税收优惠所减少的税收量和财政收入, 不能合理估算出优惠的科技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支出所带来的效应以及对当地经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那必然会影响到各地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在对该项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执行政策的积极性、主动性。其次, 从科技税收政策的具体执行上, 也困难重重。以会计和税收为主要知识结构的税务系统干部, 在界定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税收政策时可能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新科技税收政策所指的研究开发活动为从事新产品 (包括新品种、新材料) 、新工艺和新技术的研发活动, 以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活动。新政策虽说对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作了具体的解释, 可在实际操作上仍有困难。所以许多地方的税务部门都要求企业在申请抵扣时需要报送企业研究开发项目确认表、预算表等资料, 有些地方还需要企业出示当地或更高级别科技部门的相关证明材料, 这实际上就违背了此项政策。地方政府无权限制没有列入地方发展新产品计划企业享受该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税务部门和相关科技部门的工作强度和工作难度。新科技政策对所有行业的企业都惠及, 对建筑、服务等这些新行业研究开发费的认定也需要进行界定。所以政策的具体操作执行和实施需要科技部门、税务部门和其它相关部门联合起来制订相关实施细则、明确分工以确保政策的实施。
(三) 微观层面上, 企业基础管理方面也存在相当的困难。从目前各地新政策推行的效果来看, 各地企业的反映并没有想象中的热烈, “上头热下头冷”的现象比较普遍。究其原因, 不外乎有以下几条:首先, 企业还存在着顾虑, 不少企业认为, “东方不亮西方亮”, 科技税收政策抵扣的税可能会从别的地方给补出来的。可见, 税务局和企业也存在着利益博弈过程, 而企业在这一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因此有些企业更愿意直接的政府补贴和支柱以解决实际上的困难。其次, 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费的税收政策和其它政策相比, 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和技术管理要求较高。现行的会计准则中研究开发费的核算和本项优惠政策的项目差别很大, 许多应当核算到研究开发费用的支出是记入到其它科目中的。甚至许多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研究开发账户, 没有明确的科目, 对研究开发费的认定和统计也存在着困难, 费用项目归并上还存在不明确和模糊不清的情况。该政策的实施必然要求企业的会计软件和核算方式更新, 这也增加了企业享受这一政策的成本。最后, 企业的会计部门和研究开发部门如果缺乏必要的沟通, 在对研究开发费用的科目核算上也会有差异。
三、促进科技进步有效实施的对策研究
(一) 宏观层面上要将促进科技开发的税收政策与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国家的能源、环保政策相结合。为了有效地推行促进研究开发费的税收政策, 国家应建立面向西部的财政转移机制, 应加大西部和贫困地区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 增加相应的抵扣范围, 中央财政应根据实际给予必要的补贴, 否则税收优惠政策就是一句空话。同时新的科技政策应该是鼓励促进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和开发。这也需要在宏观政策的执行上应结合和参照能源和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 鼓励节约能源、净化环境的R&D的优惠, 从而带动我国的产业升级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 妥善协调好各部门的工作, 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范围。政策的执行是一种典型的组织行为。需要依托一个强有力、行动高效的组织体系。科技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各地、市的科技部门和税务部门, 应制订详尽的实施细则, 同时分别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范围。首先, 科技部门和税务部门应做好新政策的宣传工作, 打消各企业的顾虑, 使企业真正认识到这项优惠政策对本企业发展的好处。两个部门可分别派出技术、会计、税务各方面的专家, 组织成一个工作小组, 具体来研究和制订各行业、各部门研究开发费的确认标准和实施细则。其次, 科技税收政策的实施工作烦琐细致, 单靠税务、科技等政府部门是很难顺利进行的。应充分发挥各种中介的作用, 如科技部门可委托有资质的中介评估机构进行技术鉴定, 税务部门可以委托税务事务所等对企业的技术开发费的核算进行指导和监督, 同时技术鉴定中介和税务事务所也要相互合作, 增加沟通, 真正鼓励符合科技政策要求的新产品、新科技、新工艺的研究开发, 限制浪费能源、破坏环境和淘汰的技术发展。最后, 科技、税务部门还应对各企业进行研究开发费用核算的培训, 帮助企业进行研究开发费用的会计核算及其软件更新。
(三) 微观层面上, 企业管理制度也应积极调整。企业要充分认识到研究开发部门的重要性, 认识到税收优惠政策会对本企业产生的实际效应。加强研究开发部门和会计部门的沟通, 在税务部门和相关中介的帮助下, 积极调整研究开发费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会计软件的更新。具体会计核算上应注意四个问题: (1) 企业发生的符合加计扣除条件的技术开发费统一在“管理科目”中进行归集, 不能随便归集到“生产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 否则会发生重复扣除和税务机关不予认可的风险。 (2) 内资企业管理人员工资, 作为加计扣除可入管理费用享受加计扣除, 但在年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仍按计税工资进行调整。 (3) 用于技术开发用的仪器、设备不能加计扣除。 (4) 年度申报企业所得税时, 不能由于加计扣除而使当年的应纳所得额为负。
(四) 鼓励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到新的科技税收政策研究之中。目前我国对有关税收优惠的研究很多, 但对税收抵免和其它优惠政策所实际造成的税收减免量和对经济促进效果的实证研究很少。这也让税务部门和科技部门对税收减免政策的效力缺乏概念。吴秀波 (2003) 总结了西方主要国家科技税收政策的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主要有公司调查法、专门和折衷的方程式评估、弹性资本存量调整法、Q理论方法、前瞻模型法及生产结构调整法等。各税务、科技及企业也应积极配合大学、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 提供真实数据, 进行科技税收政策的评估和预测。
摘要：为了促进我国企业自主创新, 提高企业R&D投入积极性, 国家逐步实行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困难, 使政策效果难以有效实施。从宏观上来讲, 与我国税收地区征管体制相矛盾;具体操作中又面临各部门的利益博弈;微观企业层面上, 与企业现行的会计核算体制和税收交纳体制相冲突。本文具体分析税收优惠政策中面临的各种矛盾, 并提出了相对应的策略。
关键词：税收优惠,R&,D,政策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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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投入规模 篇7
关键词：R&,D,预算软约束,政府资金,企业
2009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为3 224.9亿元, 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财政科技支出的增长速度首次快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十五”期间的38%提高到2009年的42%, 但全社会R&D总经费中来自政府的比重 (234%) 仍然偏低, 且持续多年下降, 不仅低于绝大多数OECD国家, 而且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位列全球第35位 (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 科技统计报告, 2010年第25期) 。
目前,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 作为R&D活动主体的企业, 获得政府资助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费来源, 但总体上R&D投入不足是我国企业R&D投资的普遍现象。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分析, 软预算约束表现为企业的“投资饥渴症” (科尔奈, 1979) [1], 而企业的无限R&D投资需求势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在R&D软预算约束下, 企业R&D资金的政府投入主要实行点对点 (主要以项目申请方式支助) 的直接扶持方式, 又存在着企业选择标准难、覆盖范围小、资金不能收回及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易产生寻租行为等问题。在这一框架下, 探讨企业R&D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 寻求导致R&D软预算约束的原因, 进而针对各种形成原因, 采取行之有效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 对促进企业R&D成功, 提高R&D效率,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文献综述
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概念在经济学中到了广泛应用, 主要分为两大研究领域: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分析和软预算约束的后果分析。成因分析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外生性解释, 基于“父爱主义”、“政治目标”、 “政策性负担”、产权、寻租等角度所做出的解释;另一类是内生性解释, 特定信息结构和激励相容条件下支持体与预算约束体博弈而形成的一种纳什均衡。目前, 没有模型能够概括软预算约束的全部特征, 但是科尔奈等 (2003) [2]对于软预算约束外生性解释的内生化工作使我们意识到, 有关软预算约束的好些成因分析其实是可以进行更加一般化的理解的。
具体到R&D资金配置中的预算软约束行为, Haizhou Huang, Chenggang Xu (1998) 研究发现, 在多投资者融资情况下, 合作方利益冲突等可以在事后发现, 并在投资项目不好时将其终止, 对于单一的投资者融资 (如内部融资) 而言, 这种作用却不存在, 如果R&D不是高度不确定的, 投资者应选择内部融资[3]。Haizhou Huang、Chenggang Xu (1998) 还研究了在R&D投资风险高度不确定时, 预算软约束问题怎样造成了相对低的经济增长情况, 认为预算软约束的后果是坏的R&D项目得不到中止, R&D项目的风险水平被推高, 投资者更少地选择R&D, 同时经济增长率降低[4]。姜彦福、张帏、孙悦 (2001) 认为在企业内部进行R&D较难实现严格的事后筛选机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大企业通常将部分R&D工作放在外部进行[5]。唐文雄 (2001) 分析了预算软约束对企业集团R&D体制选择等方面的影响, 提出了建立完善监督体系的对策[6]。
政府资金是技术创新资金的重要来源, 较多研究包含在企业融资特性及融资约束中, 单独的研究还不多。张青等人 (2006) 对上海市政府科技投入的研究认为, 政府的科技投入存在冗余[7]。梁桂 (2009) 认为, 创新基金作为一项政府专项资金, 与市场机制协同, 弥补市场失灵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8]。周春慧 (2010) 介绍了北京市政府资金引导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的经验做法[9]。吴建环、席莹 (2009) 研究认为对东部以及东北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要适当减小政府资金的投入比例, 同时鼓励增大企业资金的投入比例;而对中部和西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要充分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增大政府资金的投入比例[10]。李永、李新运 (2009) 认为合理利用科技投入体系中的杠杆作用, 消除挤出效应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阻碍, 是今后科技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11]。
总体上看, 政府资金对扶持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毋容置疑, 无论加大投入观点还是减少投入观点, 还缺乏路径依赖研究, 特别是针对R&D软预算约束下的政府资金配置问题研究不多。从市场取向原则看, 政府资金仅是发挥引导作用, 如何引导即政府资金扶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问题,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需探索。
二、企业R&D软预算约束的表现与动因
(一) 企业R&D软预算约束的表现
1.源于R&D特征的道德风险型软预算约束。
R&D主要带来科技价值, 所面临的风险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是最大的, 包括技术、市场、收益和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般而言, 初始R&D投资不能产生现金流;项目投资成本、收益及R&D完成时间具有高度不确定性;R&D投资部分或完全不可逆; “惜贷”与“惜投”行为是一种硬约束。但政府的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补助资金、保费补贴方式支助企业R&D, 可以对其他投资主体产生一定的诱导效应, 因为R&D成功后的政府投资收益为企业与其他投资主体分享。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人, 政府极易在技术创新投融资过程中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行为:
一是具有行政干预倾向的行为。这主要是政府出于维护纳税人的利益、保障资金的安全等方面的考虑, 采取财政拨款直接地或通过相关基金等的引导间接地介入到技术创新投融资过程中, 并在投入资金后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严格监管, 甚至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直接行政干预, 最终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体现出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倾向。而这种行为可能会“剥夺”技术创新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从而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造成负面冲击。
二是具有投资随机性, 甚至主动制造寻租机会的行为特征。由于政府在收集及处理技术创新及其投融资信息方面与其他投资者相比并无多大优势, 有时甚至因为官僚作风的存在使得效率更为低下;同时, 由于政府拨款者或政府投资基金的管理者与这些公共资源之间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 在运用来源为税收的公共资源时, 拨款者与基金管理者等在决定资金投向时往往不能做出最佳选择, 极易产生一种随机投资的行为倾向;甚至于部分代理人——拨款者与基金管理者因为权利控制期间的博弈是非无限次的, 因而可能为了一己私利刻意制造寻租机会, 而将资金投向一些高风险但无发展潜力的技术创新项目或重复盲目投入, 最终某些发展潜力大的技术创新企业却因得不到政府资金的支持, 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综上, 源于R&D特征的道德风险特征表现在, 企业一旦形成软预算约束期, 就会产生各种致使企业R&D效率低下的道德风险行为, 如R&D资金总体短缺而又对R&D重复盲目投入情况, 由此造成的专利质量不高、同行业无序竞争、产业竞争力弱的状况等。
2.源于沉没成本的非道德风险型软预算约束。
沉没成本是指投资承诺之后, 在退出时不能得到补偿的成本。它并不仅仅是一个会计成本概念, 更是一个经济成本概念, 从而可以看到隐性成本的沉淀程度, 远远超过显性成本的沉淀程度 (汤吉军, 2008) [12]。沉没成本影响投资者决策的机理十分复杂, 如现实中经常出现项目前景黯淡, 但依然被不断注入资金, 这样做的原因是在该项目中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即发生了大量沉没成本。由于投资者的再投资行为是事后的, 属于个人行为, 项目经营方不具有相关信息, 往往难以形成投资者是否会软预算约束的预期, 因而也难以产生持续的道德风险行为, 即企业方尽管也产生道德风险, 但不会出现第一种表现中的因政府R&D资金投入制度使企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软预算约束期的情况。
(二) 企业R&D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分析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 公司的新投资应该基于信息不对称程度, 首先是用未分配的利润进行投资, 然后是安全债务, 接着是风险债务, 最后是股权。我们假定企业R&D融资基本遵循这一理论, 但政府注资属于安全债务型, 只不过以无偿拨付为主, 银行贷款属于风险债务, 风险投资家投资获得的是股权。为简化模型, 本文主要对企业家、政府之间的行为预期进行分析。
政府要决定是否对企业家提交的项目进行投资, 在时刻0时, 企业家知道自己的项目质量, 而政府不知道, 但知道项目质量λ的分布这一共同知识, λ服从0-1分布。
假设政府的目标函数为S (e1, e2, I1, I2) , 其中e1、e2分别表示企业家在时刻1、2的努力程度, I1、I2分别表示政府时期1选择的投资水平和时期2选择的投资水平。构建模型的时序如下:
在这样的模型框架下, 所谓最优的政策I= (I1, I2) 是指如下问题解:
Max S (e1, e2, I1, I2)
s.t.e1=E1 (I1, I2)
e2=E2 (e1, I1, I2) (1)
假定函数可微并且存在内点解, 最优政策的一阶必要条件是:
undefined
所谓一致政策It, t=1, 2是指在给定政府第一期的决策I1和企业家第一期的决策e1的情况下, 如下问题的解:
Max S (e1, e2, I1, I2)
s.t.e2=E2 (e1, I1, I2) (3)
同样, 如果函数可微并且存在内点解, 一致政策的一阶条件是:
undefined
显然, 只有在undefined或undefined的情况下才会满足公式 (4) 。undefined表示了投资者的第二期政府投入决策不会对企业家的努力水平决策产生影响, 或者说企业家预期的政府第二期的投资水平正好等于政府事前决定的投资水平, 企业家的预期是稳定的, 企业家的理性预期不起作用。undefined表示了企业家第一期的努力水平对政府目标函数没有影响。
当undefined或undefined都不成立时, 由于预期不稳定, 理性预期将会起作用, 最优的政策将是不一致的, 因而会出现软预算约束现象。undefined表明企业家对政府的投资行为的预期不稳定, undefined表明企业家第一期的决策会对政府的目标函数产生影响。
在DM (1995) 基准模型中软预算约束是一种“事前无效, 事后有效”的现象, 这说明投资者行为事前事后不一致。这是经营管理中经常遇到的现象, 因为决策信息不是最充分的, 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 决策者无法坚持事先给出的最优决策, 即决策的信息结构发生变化之后, 投资主体进行了相机抉择, 相机决策的具体表现为对坏项目进行了再投资, 即软预算约束。相机抉择下的坏项目投资, 表现是复杂的, 如企业在时刻0时, 项目类型的分布λ是共同知识, 但是政府和企业家都不知道项目具体类型。只有当企业投资进行了一个阶段后 (企业投资先动) , 企业家才会知道, 而政府不知道, 如果企业为了弥补沉没成本, 不想终止前景不太看好的项目, 向政府部门报喜不报忧, 企业仍然获得政府注资, 使坏项目得已再投资。
三、企业R&D软预算约束的经济后果与政策建议
(一) 企业R&D软预算约束的经济后果
1.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政府主要以项目形式直接支助企业是一种点对点模式, 存在着企业选择标准难、覆盖范围小、资金不能收回及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易产生寻租行为等问题, 极易产生坏项目也获得政府资金支助。软预算约束的发生导致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及社会福利的损失, 如低水平的R&D导致有限的R&D资金极度稀缺, 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导致政府资金难以产生杠杆效应。
2.增加了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
资金, 一直是企业发展中的主要瓶颈之一, 政府非常注重解决这个问题。多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设立了多种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金、专项资金, 有针对性地对企业的发展提供资助和扶持, 包括科技部的863计划、火炬计划、企业科技创新基金, 信息产业部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发改委的产业化专项、财政部的一些特殊专项及其他部委的重大科技专项等;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区域产业发展, 也相应设立配套资金, 引导产业发展。由于创新项目的不确定性比普通项目更大, 对创新项目的投资也与对普通项目的投资不同。对于创新项目而言,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能够尽早了解项目信息, 在项目运行不佳的时候及时停止项目, 否则, 在不对称信息下, 不断追加对项目的投资就会导致创新项目的软预算约束。且政府资金的无偿使用与政府审计成本的叠加, 给各级政府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财政风险。
3.弱化了闲散资金提供者的风险意识。
尽管R&D软预算约束下的政府资金难以产生积极的杠杆效应, 但基于政府的公信力, 对风险投资家、信托、担保公司、商业银行等投资主体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同时, 由于政府资金的无偿投入, 在R&D成功并产生收益的情况下, 这些投资主体会分享政府资金产生的收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闲散资金提供者的风险意识, 对改变“惜贷”与“惜投”行为有积极意义。但由于R&D软预算约束的存在, 使坏项目得以再投资, 又会加剧R&D资金短缺。
(二) 政策建议
硬预算约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在硬预算约束问题上, 转轨经济学存在两种主要的观点, 即华盛顿共识和渐进——制度观点。华盛顿共识认为, 硬化预算约束是一个外生的政策选择, 是一个随时可以引入的政策变量, 实施与否取决于改革者的改革意愿。在华盛顿共识看来, 软预算约束的决定权完全在政府的手中, 政府可以通过认识的提高而一夜之间实现预算的硬化。而对于渐进——制度观点的经济学家来讲, 硬化预算约束是经济制度选择的内生变量, 硬化预算约束与承诺的可信性相关, 硬化预算约束是为此目标而引进的一系列制度共同作用的内生结果[13]。这两种观点是强调了硬化软预算约束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改革态度与改革行动。在硬化企业R&D预算问题上, 本文认为政府资金投入方式改变是关键, 即政府资金多主管部门分散投入的点对点式到点对面方式的转变是政府资金投入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
1.政府R&D资金投入体制的基本模式。
企业的点对面的政府资金介入模式是基于投资联盟平台的风险分担理念设计的, 是为了实现投融资关系中各方福利的优化, 风险与收益配置更趋合理, 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此模式还存在商业银行点对面的资金注入方式。模式的核心是信托将企业技术创新融资需求打包发行债券, 信托公司发行两种债券, 一是低息长期债券, 一般由政府购买, 主要针对种子期。另一种是融资类的信托理财产品由银行购买, 一般针对技术商业化阶段和产业化阶段。担保公司只对银行购买的债券担保, 所对应的资金是企业的中短期融资。此时的政府资金是以政府的公信力发挥了引导作用, 可吸引风险投资者的介入和一般民间资金通过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介入。风险投资家实行点对点投资, 获得是股权, 在种子期投入还是商业化阶段投资完全取决于风险投资家的理性预期。
2.政府资金引导作用机制发挥的环境与条件。
该模式成功的关键是对企业的筛选, 信托公司与担保公司有评估优势, 即由信托公司联合担保公司对提出申请的企业进行评估。评估的基本前提是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 具体标准总体上分为技术创新前期阶段的R&D投入和后续的商业化阶段, 具体的筛选指标有待研究。同时, 为减少不同投资主体对企业信息搜集成本, 也进一步弱化“惜投”行为, 还应完善企业成长期的信息共享数据库与社会信用专业评价。
四、研究展望
第一, 政府R&D资金投入依托平台①, 降低了企业家道德风险, 同时, 担保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风险投资机构在项目评价方面更具优势, 可降低坏项目再投资的概率, 从而硬化R&D预算。
D投入规模 篇8
企业内部现金流与研发投入的关系一直是各国学者热议的话题, 众多学者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背景研究了内部现金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并进行了比较。
早在1942 年, 著名学者熊彼特就指出企业内部现金流与研发投入存在某种关系, 他认为充足的现金流能够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 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呈现出线性关系。霍尔 (1992) 利用美国制造业企业14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研发投入与现金流弹性显著正相关。彼德逊和希默尔贝格 (1994) 研究了美国179 家高新技术小型企业之后发现了同样的结论, 即由于受到外部融资约束, 研发投入将会更多的依赖内部现金流。我国对于现金流对R&D投入活动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刘立 (2003) 研究分析了企业的R&D投资状况, 发现金融资源是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关键, 内部资源的匮乏会制约企业进行研发投资, 而充足的内部现金流量成为企业从事R&D活动的保障。赵国新 (2013) 进行了融资约束条件下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并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对比, 实证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与内部现金流敏感性较高, 主要动因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外部融资约束, 且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要低于民营上市公司。
二、融资来源对R&D投入的影响
1.负债融资与研发投入
企业进行负债筹资,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债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 会对资金用途或其他指标加以限制, 影响了债务人对资金的自由利用, 尤其对于像R&D投入这种存在潜在风险, 回报率不确定的活动。所以负债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关于负债融资与研发投入的关系, 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 阅读的相关文献中, 出现以下几种观点。
March和Cyert (1963) 认为负债融资与研发投入成负相关, 组织“松弛”培育了企业的创新投资, 而不是高额负债资金。波尔多斯 (1981) 提出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财务杠杆状态, 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的能力。拉胡尔夫和朗 (1993) 研究资本结构与研发政策的关系时发现, 企业的研发支出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即当企业资产负债率增加时, 平均研发支出却在减少。有些学者认为R&D投入与企业负债之间呈非线性相关。如姜成善2005) 通过对韩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 韩国企业研发投入与资产负债率呈“U”型关系。若考虑金融环境、行业性质等因素, 债务融资和研发投入之间也会呈现出其他关系。如, 赵湘莲、赵自强 (2008) 在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时, 考虑了行业性质的因素发现, 在非高科技产业中, R&D投资与负债之间呈“U”型关系, 而在高科技产业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
2.股票融资与研发投入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的回报率使得研发项目的债务融资成本较高, 而研发技术的机密性和专用性, 使得研发公司不愿过多披露R&D信息, 加剧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甚至导致研发项目无法获得债务融资。而股票融资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 既降低了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又解决了研发活动的债务融资困难问题。
齐默曼和马勒 (2009) 通过对6000 家德国中小企业的研究, 分析了权益融资对研发活动的影响发现, 参与研发活动企业的权益融资比例高于没有研发支出的企业, 说明企业的研发支出更多的依赖于权益融资, 同时二人的实证研究更是细化了这种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在年轻企业中, 权益融资比例与R&D投入强度成正比例关系, 而在老企业中则不存在这种关系, 说明了相对于那些老企业, 权益融资对于更具创造性的年轻企业更为重要。彼德逊和卡澎特 (2002) 通过对小高科技企业的研究发现, IPO形式的权益融资在其企业规模的范围内大幅增加, 说明小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活动依赖于其权益融资。
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虽不完全一致, 但仍可以看出融资约束是普遍存在于企业当中的, 且与研发投入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 为进一步研究融资约束与R&D投入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宝贵经验。
摘要：研发活动推动企业发展, 研发投入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调查和研究表明, 我国企业研发投资水平普遍较低, 而融资约束影响企业R&D投入。本文就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文献综述, 学习整理不同背景下各国学者对于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现金流,股票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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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投入规模 篇9
1.生猪生产基本情况
据2011年底数据统计,洮北区生猪发展达到16.8万头,出栏9.6万头,猪肉产量4370吨;规模饲养户307家,年出栏生猪6.5万头,生猪产业产值达2.2亿元,占牧业总产值12.2亿元的18%。洮北区生猪生产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母猪存栏量增长,生猪生产呈现恢复性发展态势。洮北区认真落实国家能繁母猪补贴、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奖励等扶持生猪生产政策,推动了全区生猪生产发展;二是规模化程度逐步提高,产业发展势头较好。牧业发展3年攻坚战使全区生猪养殖由千家万户的散养逐步转向规模化养殖,特别是2011年年初生猪规模养殖效益较好,带动了一定社会资本发展规模养猪,全区现有生猪备案养殖场34家;三是生猪品种实现了良种化,优质肉猪比重增加。洮北区大力实施畜禽良种化工程,改良推广使用约克、长白、杜洛克、皮特兰等优良猪品种,提高生产性能,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100%,三元杂交猪比重达到30%以上;四是生猪产量快速上升,畜牧业产值大幅度提高。由于国家对畜牧业的大量投入,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激励一大批农户投身生猪产业,同时,现代科学养殖技术的大力推广应用,生猪生长快,饲养周期短,养殖户通常一年出栏2~2.5批肥猪,大大提高了出栏率和商品率。
2.市场需求情况
市区市场日均销售生猪290头,其中:自产60头,外进230头,外地生猪进入洮北区市场销售占有率79.3%,主要来源于华正、雨润、汇昌等大型生猪养殖场的白条猪。全区年出栏生猪中,用于自食5.6万头,上市销售11.2万头。
3. 未来发展空间
猪肉是城乡居民膳食结构中的大宗副食品,生猪生产也是“菜篮子”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洮北区位于蒙、吉、黑三省交界处,是白城市区所在地,城乡人口总数50.9万,猪肉消费需求空间大。2011年洮北区被国家确定为半农半牧区,省政府2012年启动现代畜牧业4年提升计划,为畜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洮北区农业生产的强项在畜牧业、优势在畜牧业、发展农村经济的增长点也在畜牧业。目前,地产生猪在全区市场销售占有率仅为20.7%,由此可见,发展生猪产业是大有可为的。要充分利用洮北区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抢占本地猪肉销售市场,“十二五”期间生猪年发展数力争达到26万头,标准化规模养殖比重达到75%以上,努力实现生猪生产由本地自给型向外销扩展型方向的跨越。
4.生猪生产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
4.1疫病种类繁杂,防控形势严峻 近几年来,洮北区猪病呈高发态势,疫病种类增多,并由单一性病种感染转变成多病种混合感染。再则,猪只交易流动性大,存在着外疫传入风险,对全区动物疫病防控形成严重危胁,防控难度加大。
4.2规模养殖发展不快,标准化程度不高 随着农民大量外出务工、劳动力价格上涨,生猪养殖比较效益较低,加上养殖风险大等原因,散养户数量不断下降已呈不可逆转的趋势。近年来,全区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但标准化规模养殖发展仍然不足。
4.3投资融资体系不完善,投入严重不足 生猪生产需要较大的投入,长期以来,生猪产业的投入偏少,已严重影响到了生猪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是政府投入不足。洮北区属于生猪生产小县(市),达不到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规模,能得到国家投入的资金很少,区财政财力有限,对生猪生产投入不够。二是金融支持力度不大。小额农贷额度偏低,难以对发展生猪生产特别是发展规模养猪提供信贷支持。三是养殖户自身投入不足。由于生猪价格受市场行情影响较大,目前价格又走向低潮,养殖效益低甚至亏本,养殖户自身积累不足,再生产性投入不多。
4.4产业组织化程度低,缺乏市场竞争力 要应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引导千家万户分散养殖进入现代畜牧业,需要不断提高组织化程度,促进生猪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经营的一体化和服务的社会化。全区生猪产业协会或农村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培育发展不足,已建立的组织作用发挥有限,未形成紧密的利益分享与联结机制,组织化程度不高,产业化经营水平低,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差,竞争力不强。
4.5畜牧科技推广体系作用发挥有限,科技贡献率不高 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知识老化,需要进行继续教育更新知识,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指导生产工作能力。基层工作经费严重不足,乡镇兽医技术人员待遇不高,工作量大,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强。基层站畜牧兽医人员主要从事防疫、检疫、消毒等日常管理工作,基本没有科技推广经费,科技推广工作乏力,部分養殖户科学养猪水平低,对良种推广使用、现代科学养猪、标准化生产、动物防疫、污染控制等技术缺乏应有的了解和掌握,管理混乱、防疫不规范、档案不齐全,饲养条件及养殖设施差,效益不高。
4.6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不够,养殖户的利益保护不力 近年来,随着国家在畜牧养殖方面投入的增加,一些生猪大县养殖场(户)受到政府扶持,得到一定利益。政府的激励发展势必导致生猪总量的急剧增长,从市场经济规律来讲,供大于求必然引起生猪价格下跌,而洮北区由于畜禽总量偏低,没有享受到相应的优惠政策,生猪发展只能靠自身努力,生猪市场价格下跌同样会波及到全区的养殖农户,加上饲料价格飙升,给养殖场(户)造成亏损,养殖场(户)利益受到损害。
5. 发展生猪产业的对策与建议
5.1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保障畜禽养殖生产安全 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着力抓好基层畜牧兽医站建设,充实加强力量,保障工作经费,全面提高动物疫病预防控制能力和水平,确保动物防疫工作的正常开展。要贯彻“预防为主”和“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防群控”的方针,严格执行动物防疫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建立起政府负总责、部门各司其职、全民参与的防疫机制,搞好疫情监测预警,扎实开展计划免疫,加大检疫执法力度,严防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流行。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监管,建立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强化畜禽养殖档案管理,实行养殖全过程质量监管,规范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兽药的使用,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
5.2树立产业化经营理念,提升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 规模化饲养是形成产业化经营的基础,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人们对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千家万户的分散饲养已难以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要求,而规模化养殖既可增加经济效益,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可实施标准化生产,提高生猪质量,只有生猪养殖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实现服务指导、科技应用、疫病防控、质量控制、产品销售等的系列化、专业化、标准化,保证养殖效益和生猪及其产品的质量,从而适应市场发展需要。要改变传统落后的小门小户的生猪散养方式,通过大力发展生猪规模养殖,尽快弥补散养户下降的生猪数量。实施规模化养殖,要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种养结合、适度规模”的原则,注重环境保护,建议政府部门搞好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规划选址,强化养殖场排泄物无害化处理,建设配套的粪污处理设施,净化养殖环境,达到养殖生产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要为规模化养殖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政府部门按照统一的规划布局方案,整合资源,配套相关项目,抓好规模养殖用水、用电、交通、土地利用、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创建示范典型,引领全区标准化规模养殖发展,逐步实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5.3加强金融支持力度,切实解决养殖户贷款难问题 政府部门积极协调金融部门,帮助解决规模养殖资金周转困难,探索参与组建信贷担保机构,提高小额农贷信用额度,建立和完善保险机制,加强能繁母猪养殖政策性保险工作,有效降低生猪养殖风险。
5.4培育龙头企业,加强产业组织化建设 一是积极扶持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开展产品精深加工,创立品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二是要建立和完善龙头企业与养殖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帮助龙头企业建立加工原料基地,实行订单和受控生产。三是积极培育和发展畜牧业协会、猪业协会和经纪人,发挥行业组织的引导作用,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建立猪业信息收集、分析和发布制度,加强对生猪生产的预测预警,指导养殖户合理安排生产和销售,协调组织好规模养猪场大宗饲料原料的供给,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效益。
5.5加大科技推广工作力度,提高养殖科技含量 区畜牧部门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对乡镇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和村级防疫员、养殖专业户的培训,提高基层兽医素质和服务能力以及养殖场(户)科学养殖技术水平。强化良种推广,提高三元雜交猪比重,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养猪效益。加强现代养猪技术的推广,重点推广良种良法养猪技术、猪病综合防控、养猪标准化生产与环境控制等技术,提高生猪养殖科技含量。
D投入规模 篇10
在知识经济时代,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 已被人们所接受, 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水平的提高, 而研究与发展 (R&D) 活动是科技活动的核心, 也是科技发展的基础, 在科技发展战略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科技活动中, R&D资金投入占GDP的比值 (R&D投入强度) 指标是目前UNESCO评价世界各国科技投入的非常重要的可比性指标, 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此, 对R&D投入强度作出科学预测, 对于政府改变或调整R&D资源投入与使用的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在R&D投入强度预测中, 影响R&D经费投入和GDP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 特别是现代区域经济系统均为开放系统, 信息往往不对称, 一般的时间序列预测方法难以适用, 而灰预测模型能适应贫信息, 抗噪声能力强, 在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情况下, 只要满足全信息和灰因白果律的条件, 就可以建立预测模型, 将其用于R&D投入强度的预测, 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由于每年的R&D经费投入和GDP是全部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满足全信息条件且难以具体分析各种因子所起作用的大小, 具有灰信息覆盖;二者每年的具体数值是确定的, 具有白信息覆盖, 因此, R&D投入强度符合灰因白果律, 可以作为原始数据应用GM (1, 1) 模型进行预测。
灰色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后, 现已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 灰色预测包括数列灰预测、灾变灰预测、季节灾变灰预测等多种预测方法, 其中GM (1, 1) 模型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数列预测模型, 它通过灰生成的方法, 将具有随机性的原始数据序列进行一次累加或累减生成新数据序列, 建立连续微分方法模型, 用最小二乘法等求出参数估计值, 代入微分方程求得预测模型并进行残差检验的一种预测方法。灰预测方法与传统预测方法相比, 具有明显优势, 属于少数据模型, 所需数据允许少到4个, 模型既有差分又有微分性质, 对于预测前景相似的数据有相对较高的精确度, 但需注意的是, 建立的预测模型不是通用的, 仅仅对临近时间段的预测准确率才较高。
二、资料来源
以1999年~2005年黑龙江省R&D投入强度作为原始数据建立数列灰预测模型, 其基本数据如表1所示, 该表R&D投入强度数据是按修正后GDP计算的。
数据来源:黑龙江科技统计网
三、应用GM (1, 1) 建模预测
1. 级比检验
已知:n=7, 有界区 级比区σ (k) ∈ (0.7902, 1.0946) ∈ (0.7788, 1.2840) , 由此可知:级比区在级比界区和级比可容区内, 因此, 按以上原始数据可以获得精度较高的GM (1, 1) 模型。
2. 累加生成和等权邻均值化生成
3. 计算GM (1, 1) 参数a, b
4. 建立GM (1, 1) 模型进行预测
将各参数代入GM (1, 1) 白化响应式预测值
根据上述模型预测2006年黑龙江省R&D投入强度 同理, 2007年R&D投入强度为1.1121。
5. 残差检验
相对残差, 平均残差 精度P (0) = (1-e (0) ) %=95.38%
四、结论及建议
应用GM (1, 1) 建模预测黑龙江省2006年的R&D投入强度为0.9963, 2007年为1.1121, 经检验模型预测精度高达95.38%, 拟合度很好。
按此趋势预测, 2010年黑龙江省投入强度将达到1.55, 能够实现省政府提出的中期发展规划的目标, 但也应注意到, 黑龙江省历年的投入强度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甚远, 要切实加大R&D投入, 尽快使R&D/GDP指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黑龙江省要实现“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 冲击“先进制造”、“绿色制造”、“极端制造”, 振兴老工业基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都离不开R&D投入的支撑。R&D资源的积累, 除了靠长期的、大量的、持续的投入之外没有捷径。因此, 各级政府, 经济、科技管理部门, 广大企业, 都应根据今后一个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预期或企业发展预期, 前瞻性地增加R&D投入量, 不断提高R&D投入与GDP的比值, 尽快缩短黑龙江省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发达省份的距离,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强大的科技基础。
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 提高科技进步水平。一是强化政策的引导作用, 加大政府补贴力度, 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采取综合对策, 完善鼓励研究开发的环境和条件。二是建立和完善企业增加科技投入的运行机制, 允许企业用于开发的固定资产经加速折旧, 从事技术开发人员的奖金计入成本, 并对企业研究开发支出的增额部分按比例减征所得税, 以鼓励企业向研究开发投入。三是在大中型工业企业应建立技术开发机构, 抽出一定比例的技术人员专门从事技术开发, 每年用于技术开发经费应占企业销售额1%以上, 重点行业的骨干企业要达到2%~3%, 高新技术企业要达到5%以上。设立行业创新基金, 用于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开发, 对企业在盘活存量所获得的资金, 规定一定比例用于企业技术创新。四是发挥金融信贷的支撑功能, 进一步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 引导银行借贷向科技型企业倾斜。金融部门要进一步调整信贷结构, 提高科技贷款的组织比重, 加紧大资本运作力度, 改善吸引外资投向科技的“软”、“硬”环境, 以高新技术产品及合作项目招商引资, 实现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五是建立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既要坚持为科技服务的方向, 又要通过多种形式筹集和建立风险基金, 为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拓宽投资渠道。
参考文献
[1]邓聚龙:灰预测与灰决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9
[2]邓聚龙:灰理论基础[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