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结果

2024-10-25

手术结果(通用7篇)

手术结果 篇1

我院胸心外科2004年1月至2013年6月, 实施TMAO路径, 成功完成胸部大中小型系列手术1377例, 效果满意, 已成为开胸的常规路径, 现就应用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患者:男1011例, 女366例, 年龄1~91岁。

病种: (1) 食管中下段癌及贲门癌全部经左胸路径切除。胃代食管吻合部位:左颈、左胸顶、弓后弓上、弓前弓上、弓下21、19、296、1、384例。食管平滑肌瘤颈、中、下段摘除及贲门失弛缓症改良Heller各4例。 (2) 肺癌:肺叶、单及双袖、左全肺、部分左房切除术341、17、8、21、6例。肺隔离症肺叶切除、自发性气胸肺大疱、肺硬化性血管瘤、肺错构瘤、结核球肺叶楔形切除6、4、9、3、4例。支气管异物取出术2例。 (3) 剖胸探查、纵隔肿瘤切除、食管裂孔疝及膈疝修补、动脉导管未闭 (PDA) 结扎、经右胸胸导管结扎、膈肌膨突症折叠缝合、心包囊肿切除及胸壁肿瘤切除术14、21、4、7、31、4、1、4、6例。 (4) 心脏直视手术、心包切开引流及剥离术64、6、4例。E.前上纵隔胸内甲状腺肿瘤切除、上纵隔切开引流2、8例。食管颈段、下段异物取除术4、3例。

术前基础疾病:高血压Ⅱ级高危型、2型糖尿病、窦性心动过缓安临时起搏器、冠心病心肌缺血、先心病右室流出道狭窄 (轻度)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轻度) 、高脂血症、脂肪肝、转氨酶升高68、91、27、32、2、14、132、4、9例。

1.2 小切口类型与长度

(1) 垂直切口5~12cm。 (2) 斜形切口6~18cm。 (3) 弧形切口5~7cm。

1.3 手术方法

(1) 气管双腔插管全麻术。传统手术体位。 (2) 常规手术器械+长柄电刀电凝头或超声刀。 (3) 腋下垂直小切口:切断背阔肌及斜方肌及腋前线胸大肌少许。按标记肋间隙沿肋骨上缘切开肋骨膜进胸。前正中垂直小切口:上至胸骨角下缘, 下至剑突根部切开牵引切口上下端, 锯开胸骨暴露心脏。颈部弧形小切口:以胸骨切迹为中心向两侧锁骨方向切开, 不切断胸锁乳突肌, 从胸骨切迹进入前上纵隔。斜形小切口:以腋中线为中心向腋前后线延伸, 前方切断胸大肌少许, 后方切断背阔肌斜方肌小部分按计划肋间隙沿肋骨上缘切开肋骨膜进胸。颈部斜形小切口:沿胸锁乳突肌内缘切开, 切断小部份颈阔肌, 胸骨舌骨肌沿左颈总动脉ā缘潜在间隙小心分离暴露食管颈段。 (4) 胸内操作采用单向式与传统及VATS三者方法相结合进行。 (5) 胸引管常规从切口引出。PDA结扎及肺楔形与纵膈小包块切除, 关胸时鼓肺, 胸腔排气选择性不安置胸引管。

2 结果

2.1开胸时间3~5min, 关胸时间15~20min。胸内操作时间同常规手术。视觉触感操作显著优于VATS。

2.2 TMAO不切除切断肋骨。本组初级与中级阶段为扩大胸内术野, 避免撑断肋骨, 而将切口前后端上下肋骨切断, 并选择性行环抱器肋骨内固定。近2年来未切断未撑断肋骨未行内固定。

2.3右腋下垂直小切口初级阶段CPB先心病继发孔房缺修补, 致下腔静脉破裂, 左腋下垂直切左肺上叶中央型肺癌袖式切除左肺动脉破裂, VATS左后上纵隔神经鞘瘤切除左锁骨下动脉损伤出血, 0/5普里灵滑线缝合修补成功各1例。1374例 (99.85%) 手术过程顺利。

2.4术中失血量:≤5 0 m L 3 8 2例 (2 7.7 4%) , ≤1 0 0 m L 8 8 7例 (64.42%) , ≤200m L l25例 (9.08%) , ≤300m L 3例 (0.22%) , 全组术中均未输血。

2.5术后胸引管拔除时间2~9d。未安置胸引管22例, 术后需胸穿抽液1~2例。

2.6术后住院时间2~34d, 平均11.3d。治愈1369例 (99.42%) , 发生并发症114例 (8.28%) 。死亡8例 (0.58%) , 其中肥胖体型、大量吸烟饮酒史、脂肪肝 (轻度) 、高血压Ⅱ级高危型行食管中上段癌切除弓后、弓上及颈部吻合患者, 术后10~34d突发上消化道大出血, 狂吐鲜血并失血性休克3h左右死亡3例, 术后4d并发急性呼吸功能衰竭血压持续升高死亡4例, 吻合口瘘并桥脑出血1例。术前有冠心病、2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患者, 术后发生窦性心动过速, 血压及血糖升高, 肺炎等常见并发症。经相关科室会诊, 协同治疗恢复正常。痰、伤口分泌物、血培养细菌生长:铜绿假单胞菌、大肠杆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菌11、9、7、5、3例院感。给予敏感抗生素7~10d治愈。

3 讨论

3.1 回顾分析本组TMAO, 我们从临床探索走向成熟, 现已成为开胸手术常规路径。

总结有以下一些优点: (1) 开关胸过程简化, 仅需长柄电刀电凝, 应用常规手术器械, 即可完成胸内手术。如有超声刀或应用VATS器械, 手术如虎添翼。TMAO较传统标准切口缩短长度15~20cm以上, 较VATS手术辅助切口长5cm左右。手术总时间缩短。 (2) 对背阔肌斜肌切断少, 对前后锯肌骶嵴肌等肌肉无损伤。不切除切断肋骨, 显著减少了胸部组织损伤, 术后胸部稳固性好, 从而减轻了患者术后疼痛和呼吸的影响。 (3) 胸内术野直视观感触摸效果好, 易发现小病灶, 节省探查时间及切除病灶修复重建组织器官, 缩短胸内手术操作时间。 (4) 不受胸内粘连、病灶大小复杂难易情况的影响, 胸内手术操控性好。本组1例VATS术中因胸腔粘连切除左上后纵隔神经鞘瘤损伤左锁骨下动脉出血立即中转小切口开胸, 安全顺利修补损伤血管切除肿瘤。文献报告VATS肺切除633例, 术中气管、支气管、食管、奇静脉上腔静脉损伤发生灾难性并发症13例 (1%) [1]。本组术中无1例发生并发症。 (5) 术中失血量<100m L占92.16%, <200m L占9.08%, 全部病例术中未输血, 避免了手术中输血对患者内环境的干扰和输血麻烦, 从而促进了术后快速康复。 (6) TMAO适用于胸部大中小复杂病灶手术, 易于规避风险, 是VATS中转开胸和开胸探查手术的首选好路径。 (7) 术后胸壁不留下多处手术瘢痕。另外, 我们改进了胸引管从手术切口引出, 不仅术后引流效果好, 患者胸壁又少一个手术切口, 仅有一个手术切口痕迹, 尤其是腋下小切口隐蔽性好, 美容效果更好。 (8) 手术切口小, 减轻了患者对胸部手术的恐惧与疼痛感。各年龄段患者手术均易接受[2,3,4]。 (9) 文献报告食管贲门癌传统路径, 术后并发症多达22种 (17.3%) [5], 本组为9种 (8.28%) , 下降35%以下。 (10) 本组治愈率达99.42%, 术后平均住院日11.7d, 显著缩短术后住院时间, 可能与手术切口小对胸部的肌肉切断少, 不切除切断肋骨胸部稳固性好, 手术中失血量少, 生理扰乱小呼吸干扰轻, 患者基础疾病影响小有关。

3.2 应用TMAO的注意事项:

(1) 胸内操作技巧较传统及VATS要求高, 因此, 应用TMAO须具备传统手术和VATS胸内操作的娴熟技术。本组腋下垂直、斜形小切口初级阶段切断肋骨扩大胸内显露, 中级阶段不切断肋骨, 但多数会撑断肋骨并行肋骨环抱器内固定。成熟阶段完全不切断切除肋骨。其主要经验为切口能进胸腔一只手, 即能顺利完成胸内手术操作。 (2) 胸内操作应常规准备长柄电刀电凝头, 如备有长柄超声刀, 胸腔再复杂粘连操作便迎刃而解。 (3) 应用TMAO可结合VATS或缩小传统手术路径, 循序渐进, 避免急功近利, 刻意追求微创导致严重不良后果, 尤其是应用TMAO初中级阶段[6]。青少年肋骨弹性好, 不易撑断, 中老年不宜一次性撑大切口, 应多次缓慢撑开扩大切口, 便可避免肋骨折也能达到胸内理想暴露术野。 (4) 胸内应单向式操作, 灵活掌控手术进度, 可遵循先易后难由浅入深顺序, 一旦病灶切除, 立即感觉术野显著扩大, 便可顺利轻松完成后期手术全部处理。 (5) 高度重视TMAO胸壁切口与胸内术野定位设计, 切口切勿远离病灶部位。腋下垂直小切口应注意勿损伤乳腺组织、胸壁神经, 颈部小切口勿损伤喉返神经[7,8]。 (6) 本组PDA及部分肺楔形切除与肺大疱囊肿切除选择性未安置胸引管, 虽有优点, 但应注意术后肺不张及胸腔积液的防治, 以免导致因未置胸引管导致的不良后果。因此, 应权衡未安胸引管的利弊, 术前应尽量与患者家属沟通到位。 (7) 本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虽较传统切口低, 但仍有9种并发症。我们认为严格掌握好手术适应证, 避免手术缺陷, 高度重视操作技巧保护组织器官, 是继续降低或杜绝术后并发症的关键。

应用TMAO开胸完成胸内手术治疗, 是继VATS之后常用的胸部微创手术路径, 也是VATS术中发生意外情况中转开胸保持微创手术的首选路径。TMAO因切口小对局部和全身损害轻, 胸内术野直视触感效果优于镜向操作, 易规避手术风险无手术副损伤, 患者术中后内环境处于最佳状态生理干扰轻, 术后并发症少、恢复快等诸多优点。如果手术者佩戴手术头灯及应用VATS手术器械, 胸壁手术切口和手术时间还可显著缩短, 手术损伤亦可减小。常规开展TMAO不仅可行, 亦将是快速提升现代开胸微创手术的捷径和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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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树松.胸腔镜肺叶切除治疗周围型肺癌的体会[J].中华现代外科学杂志, 2006, 3 (7) :61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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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树松.食管和贲门癌2233例手术治疗结果[J].华西医学, 2008, 23 (4) :704-705.

[6]周乃亮, 崔忠厚.胸部微创外科手术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5:137-161.

[7]刘国礼.现代微创外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486-499.

[8]徐平.微创心脏外科学[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275-284.

手术结果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该院2011年5月—2014年6月收治的60例内侧型基底节脑出血患者, 根据住院号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其中实验组30例患者, 包括:18例男性患者, 12例女性患者, 年龄位于50~78岁阶段内, 平均 (56.6±2.6) 岁;病程处于2~10年阶段内, 平均 (4.6±0.6) 年;对照组患者30例, 包括:男性患者19例, 女性患者11例, 年龄位于52~80岁阶段内, 平均 (57.9±2.9) 岁;病程位于3~12年阶段内, 平均 (4.8±0.8) 岁。实验组和对照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资料具有可比性。

1.2 临床诊断

(1) 所以入组患者均符合基底节内侧型脑出血疾病诊断; (2) 排除有脑疝、脏器功能损伤、偏瘫的患者; (3) 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试验,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方法

对照组给予基础性的临床保守治疗, 如:纠正失衡的水电解质、稳定血压指标、降低颅内压、吸氧、预防临床并发症等;实验组患者给予临床手术治疗, 方法:临床手术实施局部麻醉, 帮助患者取合适体位, 一般为平卧位, 给予患者CT基础扫描后准确标注血肿位置。将患者前额作为穿刺点, 进针6~8 cm后将针芯拔出, 若期间出现暗红色液体, 说明已达到血肿部位, 可借助注射器将血肿部位血液抽出, 此抽血期间应缓慢抽取, 且抽出血液总量不可超过出血量的1/3, 每次抽吸需间隔2~3 min, 随后注入温盐水冲洗血肿部位, 确定无活动性出血后设置引流管, 连接引流瓶, 固定于患者床边。对于未彻底清除血肿患者来说, 可将尿激酶注入引流管内, 尿激酶剂量为5万U, 夹住引流管, 4 h后再开放该管, 3次/d, 这样可加快血肿排出进度。待CT检查结果显示血肿残留液体在5.0 m L以下后拔管。

1.4 评价标准

(1) 评价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治疗效果, 标准: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提高>90.0%, 临床症状消失为治愈;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提高50.0%~90.0%, 临床症状改善为好转;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提高<50.0%, 临床症状无改变为无效; (2) 评价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标准:借助神经功能缺损量表判定其意识、言语、上肢肌力、下肢肌力等指标, 分数越高说明缺损越严重; (3)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再出血率、病死率。

1.5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双样本t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经过治疗后,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均有改善, 实验组好转率为93.3%, 对照组好转率为73.3%, 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治疗前,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后,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下降, 实验组较对照组下降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2.3 两组患者病死率和再出血发生率比较

治疗期间, 实验组和对照组均存在病死和再出血现象, 实验组病死率和再出血发生率和对照组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3。

3 讨论

近年来, 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高血压疾病病发率持续上涨, 而因高血压所引发的脑出血疾病病发率也呈现出上涨趋势, 患者出血部位基底节最为常见, 病死率高。临床资料显示:一旦脑出血时间超过30 min后, 即可形成血肿, 压迫脑部组织, 影响神经功能。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 将释放大量炎性因子, 加重脑部损伤度, 且缺血半暗区还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坏死, 危机生命。因此, 需在早期尽快进行手术治疗[2]。

一般情况下, 若疾病病发6 h内抽吸患者血肿, 需要求操作人员工作经验丰富, 否则将加大出血量。为有效防止手术期间再次出血, 应将患者手术时间控制在病发6~7 h范围内, 该时间内血肿较为稳定, 血肿周围已形成水肿带, 行血肿清除术期间可减少脑部组织损伤, 降低再出血发生率[3,4,5,6,7,8]。该组研究结果发现实验组好转率高于对照组、病死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正好证实该报告;且从表2相关数据可得知:实验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下降程度优于对照组, 说明:手术治疗可改善神经功能, 加快神经组织恢复进度, 符合陈春伦等[9]成就。此外, 向跃学等[10]报告提示:临床手术治疗时, 需确保患者具备手术适应症, 在条件允许下手术, 可确保脑组织实质性损伤在未达到不可逆状态前, 彻底清除血肿, 进而时间最终的减少脑组织损伤, 减少临床病死率的临床目的。

综上, 给予基底节内侧型脑出血患者手术治疗, 效果较好, 可提高好转率, 降低再出血发生率, 改善神经功能, 对患者康复很有意义,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于葵.不同手术时机治疗基底节内侧型脑出血的疗效对比[J].中国医药指南, 2014, 10 (32) :169-172.

[2]何卫春, 朱敏, 郭春华.基底节内侧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手术时机研究[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14, 14 (24) :24-25.

[3]黄效东.基底节内侧型脑出血外科治疗时机的回顾性分析[J].重庆医学, 2012, 41 (33) :3539-3540.

[4]彭渊.不同手术时机治疗基底节内侧型脑出血的效果分析[J].中国医学工程, 2014, 13 (9) :71.

[5]Song Guangfu, Yang Hongwei.Journal of Gerontology patients different operation time of the treatment of medial basal ganglia hemorrhage[J].2014, 36 (19) :5590-5591.

[6]李庆中.基底节区高血压性脑出血手术治疗体会[J].中国保健营养, 2013, 22 (2) :190-191.

[7]马更平, 康全利, 陈善文.不同手术时机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及对预后的影响[J].中国临床医生杂志, 2015, 43 (3) :52-54.

[8]曹毅峰, 吴海兴, 李优文.基底节区自发性脑出血的最佳手术入路及其治疗效果[J].中国医学创新, 2013, 12 (26) :56-58.

[9]陈春伦, 沈建国.基底节区高血压性脑出血85例临床治疗分析[J].浙江创伤外科, 2011, 14 (4) :496-497.

手术结果 篇3

分泌性中耳炎 (secretory otitis media, SOM) 也是耳鼻喉科临床常见病, 儿童发病率高于成人, 是导致儿童听力障碍的常见原因。SOM的发病基础是咽鼓管功能不良, 而在儿童期导致咽鼓管功能不良的主要原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因此, 也是SOM发病的重要因素[2]。

由于儿童理解、配合、语言表达能力差, 各项主观评价及检查方法缺乏统一评价标准。而声道抗检查则是一种客观的检查方法, SOM的早期阶段仅有中耳腔气压的改变, 而声导抗检查是反映中耳腔气压变化的敏感检测方法, 同时还能反映出鼓膜、听骨链的情况变化。它能够在早期就比较准确的反映出SOM的情况。同时其又具有方便、快捷、无创、敏感的特点, 方便临床上对于儿童患者使用。所以声导抗测试对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3]。

为探讨儿童腺样体肥大与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的关系及腺样体刮除术对SOM的治疗效果, 对82例腺样体肥大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1.1 入选标准:

0~14岁;经鼻咽部CT或鼻内镜检查明确腺样体肥大;接受手术治疗。

1.1.2 排除标准:

本组排除各种先天性疾病、急性化脓性中耳炎、感音神经性耳聋病例。

1.1.3 一般资料:

经上述入选及排除标准筛选, 收集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2007年1月至2009年1月期间收治的82例腺样体肥大患儿, 所有患儿均经鼻咽部CT、电子鼻咽镜检查, 均确诊为不同程度的腺样体肥大。入选82例患儿中, 男性48例, 女性34例, 年龄2~14岁, 中位数年龄6.6岁。

1.2 诊断标准

按Liden/jerger分类法[4]分为5型:A型, 正常型;As型, 声导纳减低型;Ad型, 声导纳增高型;B型, 平坦型;C型, 负压型。

1.3 检查设备及方法

所有患儿术前、术后1周、术后1个月均行声导抗检查。声导抗测试全部采用丹麦Interacoustics AZ26型测试仪。患儿取坐位, 检查及清洁外耳道, 选择合适大小探头耳塞, 封闭外耳道, 排除影响声道抗检查的外界因素, 按常规每次测试前进行标准耦合腔校准。对啼哭不止、不能配合检查的患儿, 给予与其体质量相适应量的水合氯醛催眠 (0.5mL/kg) , 在睡眠状态下进行检测。

1.4 手术设备及方法

全部使用美国史赛克鼻内镜及配套手术成像系统, 美国史赛克电动刨削系统。取口腔、鼻腔双进路, 全麻后在内镜直视下进行腺样体切除手术。全部手术均以:腺样体组织消失;鼻咽顶后壁光滑、恢复正常结构;后鼻孔完全暴露;双侧圆枕等其他结构无损伤为标准。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2检验, 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本组病例均于术前、术后1周、术后1个月进行声导抗检查, 结果见表1~3。

注:V=4, α=0.01, χ2=48.48, P<0.05

3 讨论

本组结果分析如下。 (1) 3组数据比较, 均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表表2手术前、术后1个月声导抗检查结果比较明肥大增生的腺样体确实对中耳气压结构存在影响。 (2) 随着术后随访时间延长, 声导抗检查结果恢复正常的病例数逐渐增多, 表明术后仍存在一定时间的恢复期。考虑不排除术区水肿等因素影响。术后1个月或更长的随访期对于手术效果评价更有意义。 (3) 术后1个月随访, 仍有部分病例呈现异常图型。考虑不排除中耳、咽鼓管本身结构性病变影响可能。对此部分病例, 仍应进一步研究。

注:V=4, α=0.01, χ2=96.97, P<0.05;术后1个月复查2例 (4耳) 失访, 术前4耳均为B型, 按最差结果分析, 视其为无效

注:V=4, α=0.01, χ2=29.36, P<0.05;术后1月复查2例 (4耳) 失访, 术前4耳均为B型, 按最差结果分析, 视其为无效

腺样体又称咽扁桃体、增殖体, 其位于鼻咽顶壁和后壁的交界处, 两侧借圆枕与咽鼓管咽口相隔。腺样体出生时即存在, 一般10岁以后逐渐萎缩, 而4~7岁时为其增生旺盛期。增生肥大的腺样体除了阻塞后鼻孔, 影响鼻腔的正常通气及引流外, 还常向两侧挤压圆枕, 导致咽鼓管咽口开放困难或完全闭合。而咽鼓管则是维持中耳气压平衡的重要解剖结构, 是连接中耳腔与鼻咽部的桥梁。咽部腭帆张肌的运动调节咽鼓管咽口的开放和闭合, 从而调节中耳腔的气压, 使鼓膜两侧的压力保持平衡。腺样体肥大的患儿咽鼓管咽口正常开放功能异常, 咽鼓管咽口多处于闭合状态, 导致中耳腔内压力下降, 或出现负压情况。而持续的负压状态则易引起鼓膜内陷、听骨链异常、中耳腔渗出等情况, 从而导致SOM的发生和反复发作。这是腺样体肥大引发SOM的解剖学基础。Gates等[5]认为腺样体引起SOM的发病机制为:腺样体功能活跃, 导致组胺大量释放, 引起周围血管扩张、通透性增高及咽鼓管黏膜水肿, 从而导致咽鼓管功能障碍, 诱发SOM。另外增生肥大的腺样体容易出现反复的炎症, 急性炎症时病原菌可直接侵犯咽鼓管。并逆行而上引起中耳的炎症感染。咽鼓管发生炎症时可因组织水肿、分泌物增多等原因导致咽鼓管开放受影响, 从而使咽鼓管的气压平衡和引流功能下降, 形成SOM出现的病理基础。另外长期的或反复发作的咽鼓管功能障碍, 使中耳腔始终处于异常气压状态, 久之则可影响鼓室、鼓窦、乳突等气房的发育, 最终导致气房引流功能受影响, 造成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发病的病理基础。所以有学者认为腺样体刮除术应作为SOM的前驱治疗[6]。

分泌性中耳炎 (SOM) 是耳鼻喉科临床常见病, 儿童发病率高于成人, 是导致儿童听力障碍的常见原因。SOM是以中耳积液及听力下降为特征的中耳非化脓性炎性疾病, SOM的发病基础是咽鼓管功能不良, 而在儿童期导致咽鼓管功能不良的主要原因就是腺样体肥大。目前认为肥大的腺样体引起SOM的机理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7]: (1) 咽鼓管的机械性阻塞或功能障碍; (2) 咽鼓管返流; (3) 腺样体是细菌的储蓄池; (4) 腺样体免疫异常。临床上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高发年龄与其鼻咽部淋巴组织增生年龄相一致的现象, 证明腺样体肥大对儿童分泌性中耳炎有重要影响[8]。文中82例腺样体肥大患儿有94耳声导抗表现B型、20耳声导抗表现C型, 均提示中耳气压结构异常。与文献报道相符。综上所述, 进行腺样体肥大切除手术治疗SOM的理论基础一是解除肥大腺样体对咽鼓管咽口的机械性阻塞, 二是消除咽鼓管咽口周围的慢性炎症病灶, 恢复咽鼓管的通气、引流等正常功能, 最终恢复中耳腔的正常状态。文中82例腺样体肥大患儿经腺样体刮除术后, 声导抗检查结果发生明显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明确腺样体肥大的病例, 切除腺样体对于恢复咽鼓管功能, 恢复中耳腔正常气压状态有明确效果。建议对于患有SOM的儿童患者, 一旦发现腺样体肥大应尽早切除, 从而达到治疗SOM的目的。

随着声导抗测试法在我国的普遍开展, 目前该病的早期诊断水平明显提高, 但临床仍然存在着误诊漏诊现象。声导抗检查对于中耳腔压力情况、咽鼓管通畅情况、以及是否有积液、是否有粘连等情况的判断, 有重要的诊断价值。由于患儿理解、配合、语言表达能力差, 各项主观评价及检查方法缺乏统一评价标准。而声道抗检查则是一种客观的检查方法, SOM的早期阶段仅有中耳腔气压的改变, 而声导抗检查是反映中耳腔气压变化的敏感检测方法, 同时还能反映出鼓膜、听骨链的情况变化。它能够在早期就比较准确的反映出SOM的情况。同时其又具有方便、快捷、无创、敏感的特点, 方便临床上对于儿童患者使用。所以声导抗检查对于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诊断具有很好的临床诊断意义。

对于儿童分泌性中耳炎患者, 要首先想到腺样体肥大的可能, 因为它是诱发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凡是声导抗检查显示鼓室导抗图为B型或C型图者, 均应进行鼻咽部相关检查。根据患儿年龄及合作程度, 或行鼻内镜、电子鼻咽镜等内镜检查或行鼻咽侧位片、鼻咽CT扫描等影像学检查, 以确诊是否患有腺样体肥大。一旦明确诊断后, 则应尽快治疗, 以利咽鼓管功能的恢复, 从而治疗儿童分泌性中耳炎。

摘要:目的 探讨腺样体切除手术对于中耳气压结构的影响。方法 对82例腺样体肥大患儿行鼻内镜下腺样体切除手术, 并分别于手术前、手术后1周、手术后1个月进行声导抗检查, 并将结果对比分析。结果 手术前后声导抗检查结果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 腺样体切除对于改善咽鼓管功能、中耳气压结构有重要意义;声导抗检查是一种敏感、快速、客观、无创伤的检查, 特别是对于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诊治有较高临床价值。

关键词:腺样体切除,声导抗检查

参考文献

[1]崔颖, 谷京城, 王雪峰, 等.鼻内镜下儿童腺样体吸割术探讨[J].中国内镜杂志, 2005, 11 (6) :590-591.

[2]陈亮, 黄以乐.分泌性中耳炎病因及发病机制概述[J].国外医学耳鼻咽喉科学分册, 2001, 25 (3) :135.

[3]姜泗长, 顾瑞, 王正敏.耳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4]黄选兆, 汪吉宝.实用耳鼻咽喉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735-737.

[5]Gates GA, Muntz HR, Gaylis B.Adenoidectomy and otitis media[J].Ann Otol Rhinol Laryngol Suppl, 1992, 155:24-32.

[6]Nguyen LH, Manoukian JJ, Yoskovitch A, et al.Adenoidectomy:selection criteria for surgical cases of otitis media[J].Laryngoscope, 2004, 114 (5) :863-866.

[7]李永奇.腺样体切除术与儿童中耳炎[J].国外医学耳鼻咽喉科学分册, 2001, 25 (3) :139.

手术结果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血液样本来自2012年1月—11月在我院住院和门诊就诊需进行手术和输血的患者, 共31 381例。

1.2 试剂与方法

在手术和输血前采集患者血液样本5 m L并分离血清。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HBsAg) 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试剂由上海新波生物有限公司提供;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抗-HCV) 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抗-HIV)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 试剂由广州丽珠有限公司提供;HIV阳性标本均由我市疾病预防中心确认。梅毒螺旋体抗体 (抗-TP) 采用ELISA, 试剂由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3 仪器

奥地利产Anthos awl洗板机、芬兰雷勃酶标仪和上海新波的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2 结果

本组共检测出4 136例阳性, 总阳性率为13.2%, 其中抗-HCV 70例 (0.22%) , 抗-HIV 17例 (0.05%) , 抗-TP 761例 (2.43%) , 乙型肝炎病毒 (HBV) 3 288例 (10.48%) 。

3 讨论

我国为乙肝病毒感染的高流行地区, 据调查, 我国HBV感染率为5%~18%[4]。抗-HCV主要经输血或血制品传播, 由于HCV感染存在“窗口期”, anti-.HCV阴性并不能完全排除HCV感染, 有文献报道anti-HCV阴性血清仍有0.16%HCV-RNA阳性[5], 这种情况下患者仍然具有传染性, 也可能导致医疗纠纷。所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进行核酸检测, 避免漏检。本组检测结果显示抗-HCV为0.22%, 抗-HIV为0.05%, 抗-TP为2.43%, HBV为10.48%, 说明患者在输血前就已经感染了这些传染病, 而且据报道近年来我国梅毒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6], 为了避免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 有必要对患者进行输血前4项感染性指标的检测。

同时, 输血并非HBV、HCV、梅毒、艾滋病传播的惟一途径, 对患者进行介入性检查和手术治疗也有可能传播以上几种疾病, 医生在操作过程中, 易通过接触血液被感染。术前明确手术患者是否携带病毒, 对避免患者医院内感染, 预防医务人员的职业感染以及防止出现医疗纠纷都具有重要意义[7]。对于阳性血液污染的器械及其他用品, 需加强管理、严格消毒处理, 以避免和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

综上所述, 我们有必要对患者手术和输血前4项感染性指标进行检测, 可以提醒医护人员加强自我保护, 避免职业暴露和患者的医院感染, 同时也能在发生医疗纠纷时提供举证责任倒置的重要临床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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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结果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7例,4男3女,年龄43~85岁,5例为全髋关节置换术后,2例为人工双极股骨头置换术后,术后外伤骨折距人工股骨头置换或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时间为2个月至6年,骨折按johansson分型[2],Ⅱ型5例、Ⅲ型2例。

1.2手术方法

患者均采用硬膜外麻醉,术中平卧位,取大腿上段外侧切口或中段前外侧切口,常规方法显露骨折断端。骨折复位后,两例用环抱式记忆合金接骨板+钢丝捆绑固定。两例行股骨上端解剖钛合金接骨板固定,3例利用长钛合金加压接骨板固定。骨折远端的螺丝孔全部固定螺钉,并穿过两层皮质,骨折近端用单皮质螺钉加用钛合金捆绑带收紧固定。术后两周开始行膝关节功能锻炼。

2 结果

7例患者经过6~20个月随诊,定期复查X线片,检查膝关节和髋关节活动范围。7例骨折愈合时间11~18周,平均15周。无骨折手术并发症发生,患肢功能良好。

3 典型病例

3.1 病例1,女,80岁,2个月前因左侧股骨颈骨折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此次滑倒致左大腿肿痛,X线片示左股骨中段长斜形粉碎性骨折,人工股骨头位置正常未松动。硬膜外麻醉下切开复位12孔钛合金加压接骨板固定,远端螺丝钉穿过两层皮质,近端用螺丝钉及钛合金捆绑带捆扎固定。术后复查骨折对位良好,伤口愈合佳。术前、要后X线片见图1。

3.2 病例2,男,47岁,5年前因右侧股骨头无菌坏死行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摔倒致右大腿疼痛、畸形,X线片示右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可见金属假体远端向外上方移位,硬膜外麻醉下行右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用10孔股骨上段钛合金接骨板固定骨折,近端骨折钛合金捆绑带单皮质螺丝钉固定,远端4枚螺丝钉穿过两层皮质固定,术后两周行患肢功能锻炼。术前、术后X线片见图2。

3.3 病例3,男,44岁,2年前因右侧股骨头无菌坏死行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X线片示右股骨干上段粉碎性骨折,入院后采用硬膜外麻醉切开复位钢丝捆扎,环抱器固定。术后3个月后骨折愈合。术后X线片见图3。

4 讨论

随着人工关节设计制造和手术技术显著提高,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或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髋关节疾病病例逐渐越多。再次外伤发生同侧股骨骨折病例时有发生,骨折以假体尖端及以下股骨干多见。X线片显示以粉碎性和短螺旋形骨折为主,按Johansson分型Ⅱ型、Ⅲ型多见。此类患者常合并骨质疏松,如果采用保守治疗,患者需长期卧床,会加重骨质疏松及骨质吸收,可导致多种骨折并发症,预后差。笔者对此类骨折均采用手术复位内固定,取得良好效果。

人工股骨假体置换术后骨折,因近端髓腔内有人工股骨假体柄占位,常规钢板固定及股骨髓内钉治疗不能奏效,手术内固定方法的选择和操作比较困难。对于长斜形股骨骨折采用单纯的钢丝或捆绑带固定,术后加用患肢牵引治疗效果佳[3]。对短螺旋形或粉碎性骨折采用环抱式记忆合金接骨板治疗及钛合金接骨板固定,近端用钛合金捆绑带固定。对骨折合并人工髋关节松动需同时行翻修手术患者,可采用加长股骨头假体进行翻修,远端用螺丝钉固定骨折,同时获得骨折的复位和固定。

本组中有5例骨折线延伸到假体远端以外,假体柄从远端髓腔脱出,符合Johansson分型Ⅱ型。采用环抱式记忆合金接骨板加钢丝捆扎,或用股骨钛合金接骨板,假体柄部位采用单皮质螺钉加捆绑带环抱骨折和接骨板环形固定。对螺旋型和粉碎性股骨骨折至少采用3根捆绑带可使骨折块达到解剖复位,满足内固定承受张应力的要求。对远离股骨假体尖端平面的股骨骨折,可采用逆行髓内针或DCS治疗,牢固固定骨折。术后尽早行膝关节功能锻炼,使患肢保留良好的关节功能。

摘要:目的 探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同侧股骨骨折手术治疗临床效果。方法 对7例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同侧股骨骨折患者采用切开复位,不同方法内固定。结果 7例随诊6~20个月,骨折愈合,平均愈合时间15周,患肢功能良好。结论 选择良好的内固定治疗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同侧股骨骨折可获得满意的效果。

关键词:人工髋关节置换,同侧股骨骨折,骨折内固定术

参考文献

[1]罗先正,邱贵兴.人工髋关节学.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341.

[2]Johansson JE,McbroomR,Bairington TW,et al.Fracture of the ipsilateral femurin patients with total hip replacement.J Bone Joint Surgam, 1981,63(9):1435 -1442.

手术结果 篇6

1对象与方法

1.1 检测对象

选择市及辖区综合性医院22所, 新建、改建后正在使用的洁净手术室148间及其洁净辅助用房68间, 其中100级9间, 1 000级42间, 10 000级52间, 10万级45间, 分别对空气沉降菌浓度、尘埃粒子数 (≥0.5 μm和≥5.0 μm) 、百级工作区截面风速、静压差、温度、相对湿度、噪声、照度、换气次数及无影灯表面、各种工作台表面细菌总数等指标进行了综合性采样检测。

1.2 检测方法

1.2.1 空气沉降菌测定

采用9 cm直径的普通营养琼脂培养皿, 放在室内距地面高度0.8~1.0 m处采样, 采样时间30 min。将培养皿放置37℃温箱中培养24 h, 计数细菌总数。

1.2.2 空气尘埃粒子数测定

在送风区下方距地面0.8~1.0 m的平面上进行采样。采用四川川嘉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HLC100B空气粒子计数器, 现场读数记录, 每个房间测3~5个点取平均值。测定颗粒大小范围为≥0.5 μm和≥5.0 μm。

1.2.3 微小气候测定

温度和相对湿度采用泰化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TES-1360数字温湿度计, 测定距地面0.8~1.0 m高度, 每间测3~5次, 取平均值。工作区截面风速采用北京市检测仪器厂生产的QDF-2A热球式电风速计。测点范围在正投影区边界0.15 m内的面积布点, 测点高度距地面0.8~1.0 m的水平截面。测得数据求平均值。

1.2.4 噪声、照度和静压差测定

噪声:采用江西红声器材厂生产的HS-5633数字声级计测定, <15 m2的房间在中心处测一点, ≥15 m2的采用梅花状布点, 检测5个点, 测得数据取平均值。照度:采用ST-80数字照度计, 在开灯15 min后测定照度。各测点距地面0.8~1.0 m, 离墙面0.5 m, 间距2 m均匀布点, 结果取平均值。静压差M:采用美国dwyer公司生产的475-000-FM手持数字压差计, 在洁净区内关闭所有门窗, 从洁净度级别最高的100级依次向低级别的10万级房间检测, 分别测出各洁净房间和辅助用房的静压差。

1.2.5 换气次数测定及换算

在测定截面积和平均风速的同时, 测量房间的容积, 用每小时的总风量除以房间容积, 即可算出每小时的换气次数。

1.2.6 各种工作台及无影灯表面细菌总数测定

用无菌棉拭子蘸取无菌生理盐水, 用事先准备好的无菌方格, 在25 cm2的表面上反复涂抹2~3遍, 放回密封备检。

1.3 判定标准

各项指标均依据《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 (GB 50333-2002) 评价是否合格。

2结果

2.1 不同级别洁净手术室项目检测情况

100级和1 000级的合格率最高, 除换气次数和噪声外, 均为100.00%。10 000级的合格率为90.00%以上。辅助室为60.29%~100.00%;空气粒子洁净度除10 000级外, 均为100.00%。见表1。

2.2 不同级别洁净手术室微生物指标检测结果

无影灯微生物指标合格率最高为100.00%, 空气沉降菌平均浓度合格率为95.55%~100.00%。手术床面、手术器械面、加药台等台面细菌总数合格率差别不大, 以手术床面为例, 从100级至10万级依次为88.89%、92.85%、88.46%和86.67%, 见表2。

3讨论

3.1 洁净手术室在预防手术后感染中的作用

洁净手术室在预防手术后感染, 减少患者医疗费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医院感染控制是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切断污染传播途径, 阻止外源性微生物污染创口, 而不是通过抗菌药物的大量应用来实现[2], 层流洁净技术的广泛应用, 大大减少了经空气传播感染的机会。葛朝珍等[3]报道洁净手术室空气质量的关键控制参数是室内空气的细菌浓度和尘埃粒子数。本次检测的148间洁净手术室及68间辅助用房中, 两项主要参数合格率均较高, 分别为100.00%和95.55%, 比葛朝珍等[3]报告的结果略好。

3.2 洁净室的微小气候对空气中微生物及尘埃粒子有明显影响

据资料报道, 相对湿度为50%时, 细菌能存活10 min;相对湿度再高, 则更适合细菌生存与繁殖, 这对控制空气中细菌为主的洁净室来说至关重要[3]。本市地处北温带大陆性气候, 气候干燥, 空气湿度相对较低, 因此, 控制温度湿度是洁净手术室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静压差是维持洁净室洁净度的重要保障, 本次监测的洁净手术室和辅助用房温湿度合格率均未达到100.00%。静压差合格率万级以下的偏低, 分别为96.15%, 93.33%。因此, 建议医院洁净手术部配备压差表, 定期自查, 发现静压差偏低或过高时, 应及时通知专业维护人员调校洁净过滤系统参数, 以保证压差的相对稳定。此外, 本次调查还发现部分医院洁净室楼层层高太低, 导致净化系统电机设备离地面高度不够, 使噪声超标;与唐小兰等[4]报道一致。因此, 医院新建大楼规划设计时, 必须充分考虑楼层净高问题, 同时对于已建楼层净高满足不了要求的医院, 不建议改建层流净化手术室。

3.3 工作台表面细菌总数检测情况

由于各个级别的要求不同, 本次检测以10万级的手术器械台面合格率较高为97.78%。其他级别台面合格率在80.00%以上, 虽然较高, 但与国家标准比较还有不少差距;仍需要进一步加强检测管理, 逐步达到全部合格。

3.4 加强动态监测管理

为保证洁净室在使用期间符合卫生要求, 医院的洁净手术室在新建或改建后, 要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综合验收。 定期加强对洁净手术室的动态管理及检测, 建议洁净手术部应该配备数字式温湿度计、压差表、空气粒子计数器等简易设备, 随时自查自检, 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以保证使用期间符合卫生要求。

摘要:目的 了解潍坊市综合性医院洁净手术室的洁净效果, 指导其持续改进, 预防院内感染。方法 采用现场检测方法, 对22处综合性医院正在使用的148间洁净手术室及其68间辅助用房空气质量按照《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 (GB 50333-2002) 进行了现场检测。结果 所检测的洁净手术室主要控制参数空气沉降菌平均浓度合格率为95.56%~100.00%、尘埃粒子数合格率分别为96.15%~100.00%, 换气次数合格率在78.95%~91.43%之间;洁净辅助用房的主要控制参数尘埃粒子数合格率为100.00%, 但静压差和照度合格率也偏低, 仅为63.15%和80.10%。手术床及加药台表面细菌总数合格率86.67%~97.14%, 无影灯表面合格率在各级别检测中均为100.00%。结论 综合性医院洁净手术室主要控制参数空气沉降菌浓度、尘埃粒子数合格率较高, 但低级别手术室和辅助间个别指标如静压差、照度和台面细菌总数合格率未达到100.00%, 洁净手术室的日常运转和管理仍需加强和改进。

关键词:洁净手术室,空气沉降菌,尘埃粒子数,静压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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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松君, 邱林怀, 陆建国.空气中细菌学监测对医院设施改善的意义 (J) .中华护理杂志, 1998, 33 (1) :25.

(3) 葛朝珍, 蒋挥权, 倪小平, 等.杭州市部分医院洁净手术室综合性能的监测 (J) .中国消毒学杂志, 2004, 21 (1) :42-43.

手术结果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2008年5月~2010年9月我院收治的84例由于出现远处转移或局部临近器官浸润而无法采取手术治疗的食管癌患者,将其随机分为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TXT治疗组及对照组,每组各21例。NDP+TXT治疗组包括男15例,女6例;年龄32~68岁,平均(44.12±10.56)岁;病理类型包括腺癌1例,小细胞未分化癌2例,鳞癌18例。NDP治疗组包括男13例,女8例;年龄34~67岁,平均(43.25±9.28)岁;病理类型包括腺癌1例,小细胞未分化癌3例,鳞癌17例。TXT治疗组包括男14例,女7例;年龄33~67岁,平均(43.47±11.39)岁;病理类型包括腺癌1例,小细胞未分化癌1例,鳞癌19例。对照组包括男13例,女8例;年龄31~65岁,平均(41.22±11.46)岁;病理类型包括腺癌2例,小细胞未分化癌1例,鳞癌18例。四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理类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监测所有患者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胸片、B超、X线钡餐造影、CT等;基础治疗采取常规支持对症治疗。NDP+TXT治疗组采取NDP与TXT联合化疗同步放疗,NDP治疗组采取NDP单药化疗同步放疗,TXT治疗组采取TXT单药化疗同步放疗。放疗采用直线加速器常规分割,2 Gy/次,5次/周,总剂量50~60 Gy/6~7周,无淋巴结肿大者剂量采用50 Gy,存在淋巴结肿大者剂量采用60 Gy。NDP剂量为80 mg/m2,应用于第2天;TXT剂量为75 mg/m2,应用于第1、8天;对照组给予顺铂(DDP)20 mg/m2+5-氟尿嘧啶(5-Fu)500 mg/m2第1~5天;全部治疗以21 d为1个疗程,至少需要完成2个疗程。比较分析四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1.3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WHO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7]进行如下分类:完全缓解(CR):所有可见病变完全消失并至少维持4周以上;部分缓解(PR):肿瘤病灶的最大径及其最大垂直径的乘积减少50%以上,维持4周以上;好转(MR):1个或多个肿瘤病灶的最大直径及其最大的垂直横径的乘积增大超过25%或出现新病灶;稳定(SD):肿瘤病灶两径乘积缩小<25%,或增大<25%,无新病灶出现。总有效率定义为CR(%)+PR(%)。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四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

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TXT治疗组及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80.95%、52.38%、57.14%、38.10%;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及TXT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NDP+TXT治疗组与NDP治疗组、TXT治疗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四组不良反应比较

根据WHO抗癌药物常见不良反应标准,分析各组出现的不良反应见表3,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及TXT治疗组白细胞、血小板降低等骨髓抑制表现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及TXT治疗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及TXT治疗组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及TXT治疗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肾功能损害发生率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上述患者经对症支持治疗后,均成功完成整体放化疗计划,无一例中途退出。

3 讨论

食管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外科手术是治疗食管癌的首选方法。食管癌患者一经确诊,身体条件允许即应采取手术治疗。但是对于全身情况差、有器质性疾病的患者及病变侵犯范围大,出现远处转移或局部临近器官浸润的患者,就不能进行手术治疗[8],而单纯放疗效果不理想[9],常常需用化疗作辅助治疗。

普遍应用于食管癌的化疗药物较多,最常用的如5-氟尿嘧啶(5-Fu)、顺铂(DDP)等药物虽常用,但疗效不佳。NDP为广谱抗癌药[10],是一种疗效好、副作用少的新一代的铂类抗癌药。它水溶性高,对各种动物肿瘤,在范围较宽的给药量下都显示了较好的效果,动物的肾毒性、消化器官毒性也较低。它的作用机制同DDP,与肿瘤细胞的DNA碱基结合,阻碍DNA复制,而发挥其抗肿瘤效果。TXT是在天然抗肿瘤药物紫杉醇的结构基础上,经结构修饰后获得的一种新的抗肿瘤药物[11],其抗谱与紫杉醇类似,作用机制是促进微管蛋白聚合和阻止微管解聚,从而抑制癌细胞的有丝分裂和增殖[12]。由于其溶解性能优于紫杉醇,因此药效比紫杉醇强。周明等[13]经临床研究证实了NDP联合TXT并同期放疗治疗不可手术食管癌,与DDP+5-Fu并同期放疗相比,能显著改善疗效,毒副反应较少且可控,治疗耐受性较好;郭经锋等[14]经对43例临床研究证实了TXT联合NDP、氟尿嘧啶方案治疗食管癌疗效好,毒性可以接受,值得临床应用及进一步大样本、多中心研究。

对象为2008年5月~2010年9月我院收治的84例不可手术食管癌患者,随机分为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TXT治疗组及对照组,结果发现,总有效率NDP+TXT治疗组为80.95%,NDP治疗组为52.38%,TXT治疗组为57.14%,对照组为38.10%;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及TXT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NDP+TXT治疗组与NDP治疗组、TXT治疗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本研究,笔者证实了NDP联合TXT同步放疗治疗不可手术食管癌的有效性,并证明了联合用药较单药治疗的优越性,为此方案的临床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放化疗对人体正常细胞缺乏选择性,化疗药物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也有严重的副作用。如抑制骨髓造血机能等是限制化疗的重要因素,轻者出现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从而直接影响到放化疗的正常进行,有不少患者甚至因此而中断治疗。患者放化疗后也常会出现恶心、呕吐及腹泻等胃肠道反应,还会出现一定的肾功能损害。本研究中也出现了上述不良反应,其中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及TXT治疗组白细胞、血小板降低等骨髓抑制表现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及TXT治疗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及TXT治疗组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NDP+TXT治疗组、NDP治疗组及TXT治疗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肾功能损害发生率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上述患者经对症支持治疗后,均成功完成整体放化疗计划,无一例中途退出。其中对照组胃肠道反应较重分析为与5-Fu特有的致黏膜炎及溃疡的特点有关。由此可见,NDP联合TXT同步放疗不可手术食管癌出现一定不良反应,但症状轻微,并未影响到治疗计划,可谓是一个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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