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行为

2024-10-11

贸易行为（精选7篇）

贸易行为篇1

摘要：近十几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在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开放经济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对于南北贸易不同方式下的企业研发行为进行了综述。现有研究集中于封闭经济、进出口贸易、FDI几种主要方式下典型企业以创新和模仿为代表的研发行为及政府的相关政策。此外,南北贸易下影响企业研发行为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也被学者们广泛探讨。

关键词：研发,南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仿

一、引言

创新性研发致力于生产新产品,模仿性研发使新技术渗透到经济体的其他企业中。这两种形式的研发都会产生技术进步,进而带来促进经济增长等诸多好处。但企业在现实中怎样开展研发行为?南北贸易下南北企业的研发有什么样的特点?在较早时期,工业化的北方国家与中等收入的南方国家的贸易中,北方企业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本与专业化的设备,所以往往从事着世界上大部分的创新性研发。南方企业进口同时模仿北方的产品,享受着较低的生产成本。而在当今世界一体化趋势越来越强,FDI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企业研发行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也变得复杂起来,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某些模仿性研发可能被看做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约,所以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也成为贸易中对企业研发行为造成普遍影响的一个要素。作为交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和不完全竞争理论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近年来许多学者纷纷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在我国,从1996～2007年,全国研发经费支出和全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每年都在增长,前者年均增长率达21.9%,后者也达到7.4%。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企业如何开展研发行为,以应对来自于全球企业的竞争?我国政府又应该怎样制定政策促进科技进步?理论研究可以给出一些启示。本文对十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以便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与信息。

二、企业研发行为的划分与封闭经济下的企业研发行为选择

企业投入资源进行的研发行为常常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创新性研发和模仿性研发(以下简称为创新与模仿)。因此模型中在某一时段总是存在着两种企业———投入资源进行创新性研发的企业与投入资源进行模仿性研发的企业。(1)创新和模仿这两种研发活动同样都需要花费成本和时间,并且存在不确定性,其速率内生建立于公司间研发比赛结果的基础之上(Segerstrom,1991),创新和模仿率的高低对宏观经济和福利也有着一定的影响。[1]

与国际贸易中其它研究一样,学者们始于对封闭经济下企业研发行为的探索。Segerstrom(1991)在不考虑贸易的情况下,使用Grossman&Helpman(1991a,1991b)质量阶梯的架构,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创新与模仿性研发行为进行了分析———有的企业投入资源进行创新性研发,成功后能制造出新产品,获得垄断利润;另一些企业投入资源模仿新产品,最初的少量成功者可以与创新者分享利润,但在大量模仿者成功后就只能获得零利润。于是该产品过时,新一轮的创新性研发开始,目的是制造出更先进的产品。模型的结果是,创新补贴确定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稳态时需要创新的强度超过某一特定值,福利才会增加。[2,3]此模型在技术上易于操作,稳态的均衡行为可以用两条线的交点来描述,并且得出富含意义的结论。这一模型为研究产业内的创新和模仿提供了很好的一般性方法,因此后来被使用在多篇研究技术和贸易的文章中。

Braguinsky等人(2007)首先将创新率、产业供给能力增长率、申请专利保护决策、模仿者的进入和退出等因素决策化。作者构建了一个与典型事实一致的存在创新与模仿的竞争产业动态模型,得到了均衡的增长路径,模型中,创新存在被模仿的外部性。[4]模型的结果与创新率、申请专利、产出增长和价格下降等现实是一致的,有关软件业专利与研发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对封闭条件下企业研发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开放经济下企业研发行为的研究基石,并提供了比较的参照物,后来的许多研究都采用了这些研究里的相关方法或框架,得出了富有意义的结论。

三、进出口贸易与企业研发行为

关于进出口贸易背景下企业研发行为的研究出现较早,主要内容包括对企业按照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分析最优的政府政策支持,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以及探讨贸易自由化程度带来的差异。

最早将企业创新与模仿这两种研发行为内生于模型的研究者之一就是Grossman和Helpman(1991a,1991b),在南北贸易的框架下,北方企业进行创新性研发,它们致力于推出新一代技术密集型产品,每种产品都可以被改进无限多次即沿着质量阶梯上升。南方企业进行模仿性创新,它们致力于学习北方企业开发出的生产过程。因为拥有成本优势,一旦南方企业模仿成功,就可以获得垄断利润,将生产从北方移到南方。研发投资的决策由具有前瞻性、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做出。他们得出了创新率和模仿率与两国大小及地区政策的关系。在稳态下,随创新与产品周期演进,产品质量不断升级,而创新率、模仿率则恒定不变。

Chui等人(2001)将企业发展阶段与研发行为联系起来。其内生增长的南北模型中包括南方企业的四个发展阶段:传统产品的专业化,南方企业模仿北方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南方企业开始自主创新,最后南方企业与北方企业一样只进行创新。作者表明从贸易和南方企业的发展阶段中的动态所得可以制造新的赢者,即北方非技术工人和南方的技术工人。南方企业的四个发展阶段都是可能的均衡,决定于北方相比南方的相对国家间效率、北———南知识扩散(其速度外生)、南方人力资本的相对禀赋及专利保护的程度。[5]

四、FDI下的企业研发行为

进出口贸易是一种比较昂贵的交易方式,因此,除了进出口贸易,企业还常常在许可以及建立分公司之间做出选择以实现其产品的国际化,而建立分公司即FDI的方式是近些年来最为流行的一种贸易方式。北方向南方FDI时北方企业的研发行为,由此带来的技术转移,以及选择FDI还是其他方式,这些就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FDI下的企业研发行为与技术转移

在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进行FDI的背景下,与企业研发行为相关的技术转移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Glass和Saggi(1998)使用质量阶梯模型探究了当欠发达国家吸收能力有限时,通过FDI所进行的技术转移与创新和模仿的关系。对低质量产品的成功模仿使技术差距减小,继而使高质量产品的FDI变得可能。南方国家的研发(模仿),通过缩减技术差距,使FDI转移更多先进技术,而北方国家的研发(创新),通过扩大技术差距,使FDI转移更多简单技术而不是尖端技术。[6]Glass和Saggi(1999)还发现FDI在国际技术转移中的作用取决于东道国是否存在替代的国际技术转移渠道,如模仿。如果FDI是唯一的技术转移渠道,南方更快的FDI流入会增加创新率、模仿率与技术转移率。如果FDI与模仿都是技术转移的渠道,那么FDI只是替代了对北方公司的模仿。[7]

外国投资项目中的所有权结构会影响垂直和水平FDI转移的程度[8](Javorcik,et al.,2008),首先,拥有国内国外联合所有权的子公司在找寻本地中间产品供应商方面可能面临更低的成本,这使其相对于单纯外资子公司更倾向于本地采购,从而反过来导致对供应部门(垂直转移)的本地生产商的更多生产率转移。其次,一般情况下,跨国公司对于其全资子公司转移比对合资公司更多的先进技术,而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参股合资子公司是获取知识的更好方法,这促使本地企业在同部门吸收到更多的知识(水平转移)。

(二)北方企业FDI下的研发行为分析

北方企业是FDI的主动者,存在FDI动机的北方企业需要从市场、风险和竞争者等多方面进行权衡做出决策,所以相关的大部分文献着重研究了北方企业在FDI下的研发行为。Huizinga(1995)分析了跨国公司将技术转移给存在被征用风险的国外子公司的情况。征用将引起前跨国公司各部分之间的竞争。为了减少征用的吸引力,跨国公司一般将低等技术转移,即使技术转移是昂贵的。征用的好处减少后,跨国公司必须支付较低的税收以防征用。征用风险使跨国公司保留其成本最低的技术,即使转移无成本也不会将它转移到子公司。[9]

Lin和Saggi(1999)研究了任一时刻两个出口企业选择其FDI概率的动态双寡头模型的对称混合策略均衡。[10]第一个企业的FDI会对第二个造成降低成本的溢出,并在当地导致模仿加剧竞争。模仿风险增强常常会使FDI可能性减小,也存在相反事实成立的参数条件。关键点是,通过延迟第二个企业向FDI转换,模仿风险的增加可以使首先投资的价值增大,从而增加均衡时FDI的可能性。这是在之前以垄断或完全竞争市场为背景的研究中未曾得到的结论。真实世界中,跨国公司常常出现在寡占市场中,所以此文的结论有现实价值。

五、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行为

在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下,模仿性研发就是一种侵权,是不可行的。南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直接影响着南方企业模仿性研发的难度,继而影响着南方企业的模仿成本,因此,南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对企业研发行为有重要作用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开始探索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Helpman(1993)认为,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在长期对南方不利,因为南方模仿成本会较高,且会降低技术可得性。[11]

Lai(1998)利用国际产品周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加强南方知识产权保护的效应主要取决于生产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的渠道。如果FDI是生产转移的主要渠道,产品创新率、产品转移和南方的相对工资会增加,而如果模仿是生产转移的主要渠道,结果则相反。[12]但文中未分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的福利的影响,而且创新活动不是内生的。

Mondal和Gupta(2008)在许多方面沿袭了La(1998)的假设,构建了一个产品多样化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南方模仿率的国际产品周期,发现当FDI作为生产转移渠道时,南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产品创新率、FDI率、南北相对工资。[13]这与La(1998)的外生模仿模型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因为后者设定南方的模仿活动是需要成本的;南方有技术和非技术两种劳动力)。但此文因设定较为复杂,无法分析模型的变迁动态特性。

六、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虽然有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价值,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其研究并没有数量化与模型化。近几年,才有一些学者着手在外国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并特别研究了贸易中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我国企业研发行为。

邹薇和代谦(2004)对Grossman和Helpman的产品周期模型做出了扩展,发现不同产业的技术水平差异导致南北方在不同产业中创新、模仿和制造行为的差异,南北方的创新强度和南方的模仿强度随产业的技术水平递减。在技术水平居中的产业中,北方企业进行创新,南方企业只能进行模仿。如果南方企业模仿成功,产品将由南方出口到北方,如果北方改进成功,产品将由北方出口到南方。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由南方模仿成功后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则由北方生产并出口至南方。[14]这一模型得出的结果与现实中的南北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一致。

同样扩展了Grossman和Helpman的南北贸易与产品周期模型的是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他们在内生技术进步与南北贸易框架下分析北方创新和南方模仿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干预政策对创新和模仿的经济影响。[15]模仿率的提高使得北方研发难度增加。从短期来看,北方研发难度增加会使得北方的创新率下降,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北方研发部门所投入的人力资本量增加以及知识的积累,研发难度增加会刺激创新率的提高。但这并不影响南方的模仿率,因为南方厂商对北方进行模仿的对象是北方的产品而不是北方的研发部门。当北方对R&D部门实施补贴政策时,北方创新率和南方模仿率都会同时提高。当南方对R&D部门实施补贴政策时,在短期内,模仿率提高、创新率下降;在长期内,模仿率和创新率都提高。当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时,北方的创新率提高,南方的模仿率下降。

发展中国家进行FDI常常以“市场换技术”为目的,但寇宗来(2009)在模型中发现,市场领导企业具有更强的局部激励和全局激励,因此“市场换技术”策略面临一个悖论:为了改善本地厂商面临的技术前沿,FDI必须生产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但如果这样,由于后发陷阱的存在,当地厂商作为追随者进行技术升级的激励却下降了。反过来,如果要让当地厂商受到更大的提升技术水平的激励,就必须让其成为市场的领导者;而如果这样,引入FDI只是起到了强化竞争的效应而无法为本地厂商提供更好的技术机会。[16]分析表明,只有当本国厂商与FDI具有较大技术差距时,引入FDI才有可能提高社会福利。该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相关贸易政策有着相当的意义。

庄子银(2003)特别探讨了南方企业家在南北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他假定对于任一给定的北方的发明,南方的模仿是自由进入的。而且,这种模仿过程是充满风险的,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因此,企业家的决策非常关键。每一时期每个人选择成为雇员或从事企业家的活动。模仿北方既有知识的企业家,会与雇员运用这些知识来生产。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源泉来自对北方发明的成功模仿和运用。[17]作者从企业家这一微观主体出发,突出了企业家在知识的模仿和运用中的决策作用,认为企业家的差异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南北方的经济差异,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七、小结与展望

技术与贸易是国际经济中的重要课题,众多学者将贸易方式与企业研发行结合起来研究这一问题。在封闭经济中,企业进行创新性或者模仿性研发,或者采用策略性方法,以在产业竞争中获利;在国际间只存在进出口贸易的情况下,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研发行为的变化,贸易格局也在演变;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进行FDI要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潜在的巨大收益和技术转移的外部性使北方和南方国家都在乐意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这也常常是北方国家的企业在比较诸多可能的途径后做出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模仿性研发的强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各种贸易方式下南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也是研究的热点所在。

这些研究大多是以南北方国家的架构为基础,探讨南北方企业的研发行为对产业、经济以及反过来对贸易的影响。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大多数研究都围绕着北方国家的企业展开,热衷于探讨发达国家的企业研发行为。从南方国家出发,研究南方企业怎样获得尽可能多的技术转移并且尽快提升南方国家的技术地位的理论仍略显单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扩散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对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应对当前的开放经济形势,政府制定相关科技政策是有帮助的。

从现有研究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国内企业应当更加重视研发投入

一方面,我国大部分行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对于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如果模仿性研发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就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而在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创新性研发的成功则能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改善我国的贸易结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增强,世界对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企业只有加强创新性研发的投入,才能从容面对未来的竞争形势。

(二)政府应当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研发与市场环境

我国作为南方国家的一员,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和人民币升值,贸易条件正在不断恶化,而我国的科技投入水平虽然增长较快,但在发展中国家里尚不算高。如果政府能够帮助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尤其是创新性研发的力度,比如对企业研发进行补贴,鼓励高技术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对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倡高校及科研机构与跨国公司合作,设立研发园区,留住和吸引优秀人才,等等,我国企业的创新率将可能有较大提升,我国的产品也将会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更多的份额。

贸易行为篇2

前言

本标准用于大连海关规范贸易型进出口收发货人进出口经营行为管理。

本标准由大连海关负责解释。本标准自下发之日起实施。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贸易型进出口收发货人在内控管理、海关业务相关人员管理、海关业务行为、海关监管货物管理、财务账册设置、单证资料保管等六方面的规范标准。法律法规规章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公司法》（2006年1月1日实施）《会计法》（2000年7月1日实施）《海关法》（2001年1月1日修订实施）《海关稽查条例》（1997.1.3发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与进出口活动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账薄、单证管理规范》（2002.12.6发布并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2005年6月1日起施行）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贸易型进出口收发货人

按照规定在海关注册登记，依法直接进口或者直接出口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以代理为主，非本单位加工生产货物为主的企业。

3.2 海关业务行为

按照规定如实申报进出口货物的商品编码、实际成交价格、原产地及相应优惠贸易协定代码等，并办理填制报关单、提交报关单证等与申报有关的事宜；

申请办理缴纳税费和退税、补税事宜；

申请办理加工贸易合同备案、变更和核销及保税监管等事宜；申请办理进出口货物减税、免税等事宜；办理进出口货物的查验、结关等事宜。应当由报关单位办理的其他报关事宜。3.3 海关业务相关人员

包括企业负责人、业务主管、业务员、报关员和相关财务人员。

3.4 海关单证

指海关制发并确认的有关进出口业务的文件、证明、凭证等，包括《进口货物报关单》、《出口货物报关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外商投资企业为履行产品出口合同所需进口料件加工复出口登记手册》、《特定地区、特定企业进口自用物资等记手册》、《进出口征免税证明》、《海关缴款书》、《海关行政性事业收费单据》、《扣留凭单》等。

3.5 财务账册、单证资料

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会计资料，报关单、合同、发票、协议、运输单据、往来函电、许可证、批件、结汇单、手册复印件及其核销结案表等进出口货物的经营、生产、加工等有关资料。内控管理规范标准

4.1 应当建有完整的组织及岗位责任制，最高管理层、部门管理层、基层业务人员以及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应当划分明确；

4.2 应当建有完善的进出口业务管理制度,明确规定部门或人员的进出口业务分工和操作流程、进出口单证合同流转和保存、外汇收付及核销、出口退税、批文（配额）等进出口专有权利等的管理内容，其内容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

4.3 建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原材料明细账、销售收入明细账的设置和会计处理方法等内容，其内容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

4.4 建有完善的行政、人事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专人保管专用印章、手册、报关单及有关进出口资料以及对海关业务相关人员管理等内容，其内容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 4.5 上述制度可以分开或合并制订，但内容必须涵盖。制度涉及的进出口业务管理、进出口单证管理、海关监管货物管理、财务管理、海关业务相关人员管理等内容，分工明确，监管严密，程序完整，手续齐全，运作有效。海关业务相关人员管理规范标准

5.1 熟悉国家有关进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

5.2 具有良好道德品行和个人资信，近1年内无海关违法违规记录；

5.3 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知识与资质； 5.4 报关员被海关计分考核未超过30分； 5.5 设有专职岗位办理海关事务；

5.6 与所在企业签有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海关业务行为规范标准

6.1 最近1年内无走私违法违规行为（以行政处罚决定书或法院判决书为准）；；

6.2 如实申报；

6.3 不买卖、伪造、变造海关单证，不使用、买卖伪造、变造的海关单证；

6.4 及时缴纳海关依法征缴的税、费、款； 6.5 年报关差错率在3%以下,年报关单查获率在0.5%以下； 6.6 按规定及时办理进出口收发货人换证、变更手续； 6.7 无海关统计处罚记录；

6.8 报关单电子申报后，应当自接到海关“现场交单”或“放行交单”通知之日起10日内到海关现场交单，并办理相关海关手续；

6.9 海关单证保管得当，无丢失海关单证情事（因不可抗力除外）； 6.10 积极配合海关工作，按照海关要求提交所需相关资料，认真协助海关进行货物查验、样品提取、化验、前期验厂、中期核查、后期监管及其他工作；

6.11 积极配合海关稽查、缉私工作，主动反映有悖海关监管要求情事，提供违规违法线索；

6.12 在其他政府执法部门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6.13 遵守海关其他有关规定。海关监管货物管理规范标准

7.1 对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有完善的监控机制和手段，发生报废、毁损、丢失等情形及时向海关报告；

7.2 定期清查和盘点减免税进口物资，做到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实相符。在有关账簿中如实反映减免税物资的转让、出借、出租、内部转移、抵押、对外投资、盘盈、盘亏、报废、毁损、丢失等情形，并及时向海关报告；财务账册设置规范标准 8.1 总体要求

8.1.1 严格按照《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设置会计科目，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8.1.2 企业的会计账簿真实、准确、完整记录和反映进出口货物的进口、出口、储存、加工使用、销售等情况；

8.1.3 会计记录使用中文，经批准记账本位币使用外币的企业，能及时提供账册的中文版本；

8.1.4 在境内法定注册地保存有关账簿、单证，无带出境外情事； 8.1.5 实行由计算机全部或部分替代手工记账的单位，所采用或开发的会计核算软件及有关管理制度符合财政部门的规定，其会计核算账簿、报表定期以计算机打印书面形式或光盘、磁盘等磁性介质存档保存。

8.2 具体要求

8.2.1 涉及减免税物资的“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明细账页面明确标有“减免税进口”字样，并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不作为“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的减免税物资，在相应明细账中标注“减免税进口”字样；

8.2.2 原材料明细帐、销售收入明细账采用数量、金额式记帐，其二级科目为“国内贸易”、“一般贸易”、“加工贸易”； 8.2.3 设有辅助账簿对来料加工的进出口保税料件等非企业所有的存货进行数量核算；

8.2.4 代理其他企业进出口货物时，按被代理企业建立相应代理费收入明细账；

8.2.5 企业外发加工的保税料件，根据财务制度，选择相应记账方8.2.6 9.1 9.2 9.3 9.4 法做出会计处理；

企业在登记涉及进出口商品的“库存商品”、“销售收入”明细账及有关辅助账册和编制相应凭证时，准确登记进出口报关单号码、手册号，或单独设置台账登记进出口报关单号、手册号及其相对应的记账凭证号。进出口商品的计量单位与报关单上的其中一个计量单位一致。

单证资料保管规范

进出口业务有关资料（包括报关单、合同、发票、协议、运输单据、函电、许可证、批件、结汇单等）纳入会计档案管理，有专人负责妥善保存；

企业建有进出口业务登记台账，详细登记业务部门、业务员名称、进出口业务的性质（代理或自营）、被代理单位、报关单号码、手册号码、进出口时间、核销日期、商品名称、数量、规格、申报价格以及收付汇情况；

上述保管资料及台账真实、准确、合法；企业按照以下期限保管相应资料： 9.4.1 银行存款与现金日记账保存25年；

9.4.2 仓库库存账包括库存商品账、入库单、出库单、送货单、退货单等，保存15年；

9.4.3 反映资金往来等情况的其他有关账册，保存15年； 9.4.4 一般贸易项下的进出口货物所涉及的进出口报关单、税单、往来业务函电、协议、运输单据、发票、合同等相关单证，自进出口货物放行之日起，保存3年；

贸易行为篇3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中国同美国或者说东亚新兴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和研究。二战后随着美苏争霸的加剧, 处在美苏争霸前线的日本得到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 再加上日本原有的经济实力, 日本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在其后的二十到三十年中保持了巨大且持续的贸易盈余, 但日本在政治上受制于美国, 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出美国连同其他几个欧洲的老牌经济强国同日本和德国签订了逼迫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的“广场协议”再加上日本经济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试产泡沫后陷入了经济发展的停滞阶段, 但即使日本的汇率上升或者说日本经济的发展变缓, 但日本仍然保持着对美贸易的顺差。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经济在总体上采取了类似东亚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也在开放中快速的前进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在随后的几年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鼓励出口和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 中国的出口增长的更加迅速。在国际分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条件下, 中国凭借自身庞大的劳动力以及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加工贸易型的公司落户中国, 从国外进口核心部件, 在中国生产和组装, 然后向世界出口。从此中国的贸易盈余尤其是对美的贸易盈余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注意, 美国也多次就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采取过贸易上的和政治上的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但效果并不显著, 随后美国在中国的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 但即使中国的汇率由过去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上升为1美元兑换将近6美元的人民币时, 中国对美的贸易仍然未有所减少。从这些问题上看, 很可能中国同美国以及日本同美国之间的贸易盈余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是汇率上的问题。本文将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对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盈余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对于人口结构对贸易盈余的影响, 大多经济学家都是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生命周期理论最早是由Modigliani (1970) 提出的, Modigliani假设个体在其一生当中要经历不同的三个储蓄和消费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童年时期, 个体在童年阶段并没有达到工作年龄, 所以童年的个体消费将大于他们的收入, 这就导致了这一年龄阶段的负的储蓄率。第二个阶段是个体的工作年龄, 个体在工作中赚的收入大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 从而形成了经济体中的大量的储蓄。第三阶段是个体退休后, 个体的储蓄率再次成为负的。因此, 不同经济体中不同的人口结构将会导致不同的储蓄率。Carroll (1997) 强调了预防性储蓄率的不确定性在生命周期理论中的作用, 同样退休和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老年人不储蓄是加了重要的影响。Carroll同样也强调人口结构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公共储蓄率。经济中被扶养人口的增加特别是老年人口的增加, 将会通过增加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其他方面的公共开支对公共储蓄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实际上, 发达经济体中的老龄人口的增加是财政恶化的主要原因。如果政府不改变财政预算, 政府的储蓄就会下降。当经济中老年人口增加时, 工作年龄段的人口的收入就会减少反而对被扶养的老年人口的支出增加。扶养率的上升同样会对国内投资产生负面的影响, 低的劳动力增长和低的产出增长预期将会减少投资的报酬。除非技术创新过程加快, 不然国内投资的需求就会降低。Soyoung Kim和Jong (2008) 认为, 经常项目对储蓄和投资不平衡的调整程度严重的依赖于这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在封闭的经济体中, 总的储蓄和总的投资是一起发生变动的。所以经常项目是不会发生变动的。相反在一个小的开放的且资本流动十分充分的经济体中, 储蓄率的增加将会通过增加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值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在前两种情况的中间情况下, 实际储蓄率的上升以及投资率的下降将会导致经常项目的恶化。在实证分析方面, Tryggvi Thor Herbertsson (1999) 认为, 从国民收入等式和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出发使用了84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国民收入恒等式为建模基础对人口在决定国际贸易收支盈余中的是否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进行了实证分析, 这里它使用WDI中15～64岁得工作年龄人口作为人口结构变化的数据, 分析的结果显示工作人口结构变量对国际贸易盈余有着正的显著的影响。Henriksen (2002) 认为, 一个国家有着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 倾向于做一个资本的进口者从而能够为每一有效劳动单位提供市场出清水平的资本, 从而使两国的资本的边际产品相同。资本的出口国将会是那些有着大量工作年龄人口且有着高的生命预期以及少的年轻劳动力进入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有着高的生命预期的国家在相同的退休年龄下往往倾向于做一个资本的出口者因为每一个单个的个人将会在他们工作的时候积累更多的财富。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将采用劳动人口和经常项目盈余的时间序列建立AR (P)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劳动年龄段人口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 经常项目余额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中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差额。建立如下的模型:

对于j的确定我们将使用赤池准则进行定阶。而对于POP对TS是否有解释能力我们将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判断, 最后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首先对两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在5%的置信水平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其中解释变量LPOP的P值为0.0931被解释变量的P值为0.7664, 都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 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别取一阶差分然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P值分别为0.0002和0.0393, 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 所以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同为一阶单整序列。

由于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建立模型可能会存在虚假回归问题, 因此在建立模型之前对上述变量作协整检验, 以检验上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这两个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接着我们对这个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分析判断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协整检验的结果发现二者之间是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然后我们利用赤池准则对AR (P) 进行定阶, 定阶的结果为:当为AR (1) 模型时AIC的值为3.6622680, 当模型变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两期的AR (2) 时的AIC值为2.490440, 较上次有所减少, 当模型变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三期的AR (3) 时的AIC值为2.030202, 当模型变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四期的AR (4) 时的AIC值为2.30472, 当模型变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五期的AR (5) 时的AIC值为3.266843, 所以当模型为AR (3) 时的值最小, 所以我们应当采用AR (3) 模型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回归, 回归的结果为:

系数下方括号内的值分别为t统计量和对应的p值, 系数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接着对上述回归残差序列μ赞t进行单位根检验, 在5%的置信水平下μ赞t的P值为0.0001, 通过了单位根检验, 回归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结论和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 中国的人口结构是有利于中国的贸易盈余的, 这同中国的国情相符。中国作为一个处于价值链中间的装配阶段国家, 进口零部件出口组装完成的产品, 中国的大多的进口都是用于生产而真正用于消费的产品很少, 所以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进口的影响很小反而中国的出口是在自身劳动力丰富的条件下进行的, 依靠成本上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同他国产品进行竞争。所以当中国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时, 中国出口公司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 中国的出口公司可以取得成本优势。而且中国的社保体系不完整, 大多数的中国劳动者必须得为自己的养老问题和自己父母的养老问题做好准备, 所以中国的储蓄率高, 中国的高储蓄率又给社会带来低的利率从而使出口公司的融资成本降低, 出口又会增加。所以总的来说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当前情况下是有利于中国的贸易盈余的。但长久考虑中国目前已经有些省份出现了用工荒, 在加上中国出生率的下降和更长的生命预期, 中国已经开始自身的老龄化阶段了。而且有些经济学家如巴曙松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在未来的五年内消失, 所以中国的出口企业已经到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了, 不要等到危机出现才开始升级产业。

摘要：持续的贸易盈余或者贸易赤字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变得越来越常见, 对于不同国家的贸易盈余或者贸易赤字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但从根本上讲都离不开人口结构这一经济发展中最常见的经济变量。将基于国民收支恒等式和生命周期理论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 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一国贸易盈余的影响。

关键词：人口结构,贸易盈余,生命周期理论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 1970.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and interc Ountry differences in saving ratios.In:Eltis, W.A. (ED.) , Induction, Growth, and trade, Clarendon Press, London, PP, 197-225.

[2]Carroll, C.D., 1997.Buffer stock saving and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2, 1-55.

[3]Tryggvi T.H., 1999.Trade surpluses and life-cycle saving behavior.Economics Letters227-237.

[4]Henriksen K., 2002.A Demographic Explanation of U.S.and Japanese Current Account Behavior.Ecnomics Letter439-468.

贸易行为篇4

一、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研究企业策略行为可以从市场和非市场两方面进行, 从而分别通过企业市场策略行为和非市场策略行为了解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1. 企业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大形势下面对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局面, 采取了一些市场策略, 这些策略分别从产品、资源供应、经营等方面帮助企业提高国内竞争力的同时, 也与国际贸易形成了摩擦, 阻碍了国际经济的发展。 (1) 企业在产品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国际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根据中国人的经济条件在市场投入了大量的低档产品, 这些产品普遍价格较低, 使一些企业的利益减少。面对这种情况, 一些企业采取了生产低质量低价格的产品进行竞争, 与外国企业打起了价格战。还有一些公司通过模仿外国产品进行获利, 使得中国的山寨产品层出不穷。这些质量差的产品也进入国际市场, 在一些国家受到了抵制。这些企业产品方面的行为策略造成了经济的恶性循环, 形成了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2) 企业在资源供应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由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资源的竞争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本地企业为了保证供应商的资源只为自己所用, 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合约, 形成对市场资源的垄断, 来防止其他企业的进入。而国外一些资金充足的企业面对这种情况往往会自己建立起资源供给的路径, 反过来对供应商进行资源垄断。无论哪种垄断对发展市场经济都是有局限性的, 在经济危机时造成企业倒闭的几率也较大。这些企业在资源供应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形成了摩擦, 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3) 企业在营销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国际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带来了不同于本土企业的营销方式。不同的营销方式在面对中国市场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摩擦。比如直销的模式远远不同于传统的销售模式, 其低成本的销售模式引起了国内行业的关注, 然而这种模式是有其相关的文化背景的, 在一些公司的非理性学习之下变成了传销。因此产生了一些企业对外国企业销售的误解与反感, 导致外国企业不得不进行传统销售模式的建立。另一方面, 学习了传销手段的本土企业也对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负面影响。这些企业间的营销模式互相干扰, 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彼此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也产生了一定摩擦。

2. 企业非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对于企业来说, 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市场力量, 也需要靠非市场力量的帮助。怎样在知识产权获取、政务帮助、企业联盟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取得成功, 也是企业制定行为策略的考虑因素。同样, 企业在非市场策略行为方面也会与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摩擦。 (1) 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由于我国在入世以前对知识产权的概念较弱, 国外企业进入后与本土企业之间对知识产权的争夺较为激烈, 企业也产生了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策略进行获利。一方面在一些企业的知识产权较弱的时候, 自己的品牌被外国企业纳入, 这些外来企业将别人的品牌和技术变成了自己的知识产权, 引起了本土企业对其进行市场攻击。另一方面, 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不健全, 国外企业在本土发展时, 自己的品牌被多家企业变相模仿盗用, 在得不到法律约束的情况下, 使得这些企业在本行业的竞争力下降, 经济发展缓慢。企业之间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不良行为策略, 遏制了企业的经济发展, 与国际贸易之间产生了摩擦。 (2) 企业在争取政府帮助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任何企业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在面对地方有限市场的情况下, 外来企业与本土企业在争取政府帮助的方法上展开了博弈, 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行为策略。比如一些企业为了放宽行业标准, 用对地方政府资金资助或是人员收买等行为获得政府的许可。这样的竞争给行业内的其它企业带来了危机, 使得其它企业经济发展受到抑制。还有一些地方企业采用保护本土企业的策略来获得政府支持, 打着政府专用的旗号在行业内做不正当的竞争。企业对争取政府帮助方面的一些行为策略其实是对其他企业的一种打压策略, 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阻碍, 也与国际贸易间产生了摩擦。 (3) 企业在联盟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每个国家的行业发展状态都是不同的, 一个地区行业中的企业发展状态是大致相同的。因此, 在外来企业进入时, 当地同一行业的企业会感受到共同的压力, 常常会进行联盟, 进而抵制外来企业的进入。而外来企业的文化背景不同, 常常也无法融入当地行业的发展, 只好和其他外企形成联盟抵制本地企业的打压。这种企业联盟的形成实际上只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僵局, 增加企业间的摩擦, 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 企业在联盟方面的一些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形成了摩擦。 (4) 企业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产品销售和人员招聘。一些企业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行为策略的制定, 常常是以不了解行业情况的社会群众为对象的。比如电子行业的一些外企, 无论什么产品都对外宣称其技术领先于中国, 引起人民群众对中国电子产品的排斥, 使得一些技术好的本土企业经济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 针对人民群众对外企管理模式的不了解, 同时也为了人才的竞争, 一些本土企业对类似日企的一些企业形象进行抹黑, 大力宣传对方的负面消息, 给外企造成了招工难的困境。这些互相刁难的企业行为策略, 只会增加企业间的矛盾, 增加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二、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途径

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的摩擦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由于摩擦来自于市场和非市场两方面, 因此, 治理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途径也可以从这两方面来找寻。

1. 企业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途径。

针对企业在市场上各方面的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产生的摩擦, 同样需要从市场上的各个途径去治理, 从而保证国际贸易市场的稳定发展。 (1) 提高市场产品质量的治理途径。无论是为了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 还是为了减少贸易摩擦和保证市场的良性竞争与发展, 提高市场产品的质量都是一种科学的治理途径。通过政府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 让企业了解到价格战只会使企业遭受损失, 保证产品质量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硬道理。另外政府要对低质量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 减少国际上对外来产品的抵制力量。再者, 政府应该设立奖项鼓励企业对高质量产品的开发, 引领企业提高市场产品的质量。企业间对提升产品质量的良性竞争, 能为治理企业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提供力量。 (2) 完善资源供给体制的治理途径。虽然中国的资源广阔, 但是合理的资源供给才能保证资源的长期利用。一方面, 一个企业应该拥有多地区的供应商, 不能进行一个供应商的资源垄断。而一种资源也不能只有一个开发商, 这样就保证了资源不被垄断, 充足的资源供给防止了企业间对资源的掠夺争抢。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 每个企业和供应商使用的资源越多, 就需要对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收, 这样也可以防止企业对资源进行囤积, 保证行业中其他企业的资源供给。因此, 完善资源供给的体制, 是减少企业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合理途径。 (3) 规范企业营销方式的治理途径。企业的销售对于企业获利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 企业间的销售竞争是引起企业摩擦的重要因素。企业在进行销售前要做好行业的调查, 明确行业规范, 保证自己的营销方式符合行情。对于不和理的企业营销方式, 政府要及时制止, 勒令其停业整顿, 保证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基本利益。因此, 规范企业营销方式, 对减少企业摩擦和企业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 开发企业新市场的治理途径。本地企业之所以产生各种市场行为策略, 往往是因为感受到同一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国际竞争者给予的压力。而国际企业面对本地企业的压力, 也产生了相应的市场行为策略。在这些企业互相打压下, 才有了企业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想要减少这种摩擦, 则需要减轻本地企业所承受的市场压力。开发本地企业的新市场可以分担企业对现有市场的注意力, 扩大企业的规模, 甚至帮助本地企业登上世界经济的舞台。只有不断开发新市场让企业看到广阔的发展前景, 才能让企业自主减少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积极的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

2. 企业非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途径。

根据企业与国际贸易产生摩擦的非市场策略行为研究知道, 对企业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 可以通过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 (1) 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治理途径。为了避免企业间对知识产权的恶性竞争, 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鉴定机构, 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 避免盗取他人知识产权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建立对盗版和模仿他人品牌的企业严格惩处的制度, 打消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轻视态度。总之, 通过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可以减少企业间的摩擦, 达到对企业非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 (2) 转变政府职能的治理途径。企业为了获取政府帮助而实行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 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实现。建立对政府监督的组织机构, 可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 使得政府严格管理企业遵守行业标准的同时, 更公平的选择企业进行支持帮助。另外, 政府职能的转变还可以对不正当竞争的市场进行清理和监督。所以, 转变政府职能是治理企业非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良好途径。 (3) 企业联盟国际化的治理途径。打破本地企业的联盟, 让本地企业看到与国际企业联盟的好处, 是保证企业在国际范围内互相帮助的途径。不同国家的企业在行业发展中有着各自的优势, 将这种优势结合既能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 也能减少企业间的摩擦。因此, 促进企业联盟的国际化, 对于消除企业在企业联盟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有着积极的影响。 (4) 保证企业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的治理途径。只有避免企业对竞争对手的恶意宣传, 保证企业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 才能减少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一方面对于恶意抹黑对手的企业要建立严格惩处的法律制度, 对企业的行业道德加以管束。另一方面, 加大对媒体的管制, 减少对企业不实的负面消息报道, 保证企业的正面形象的树立。通过对企业社会影响的治理, 促进企业间的和谐发展, 减少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三、结论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现象导致了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产生, 本文通过企业市场行为策略和非市场行为策略两方面对摩擦的形成和治理做了简单的分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也会随之变化, 面对这种情况, 广大的国际贸易研究者只有不断的对摩擦形成机理进行探讨, 找出摩擦的治理途径, 才能保证世界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诗阳.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及治理路径[D].复旦大学, 2009.

[2]闫克远.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基于结构的视角[D].东北师范大学, 2012.

贸易行为篇5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中, 女性所占的比例也有所提高。但是根据国内外之前的调查与研究表明, 女性在公司高层担任职务的比率仍然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1]。对此, 有些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 对女性董事的比率做出了硬性规定, 比如挪威颁布了《性别平等法案》, 规定了女性董事要占董事会成员的40%。与此同时, 女性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引入女性董事到底是为了考虑男女平等的公司伦理, 还是女性董事比率的提高对公司治理结构确实具有积极的影响?对此, 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做出定论。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 我们发现学者们大多从女性管理者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 通过这些研究, 我们只能初步得到董事会性别的多元化与公司绩效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的结果[2], 却无法知道女性董事具体是如何作用于公司绩效的。作为管理层, 投资决策是其重要的决策之一, 非效率投资通常是指在投资决策中不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进行的投资行为。由于男女性在对风险的偏好等方面具有明显不同, 那么两者在投资行为的效率方面是否也有所区别?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从而探讨女性董事通过对公司投资非效率性的影响如何作用于公司绩效, 进而探讨在董事会中提高女性董事比率的必要性。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本部分通过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 分别分析了现阶段女性董事、非效率投资的研究概况, 在此基础上, 分析女性董事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从而探讨任命女性董事是否能减少公司的非效率投资。

(一) 女性董事的研究概况

目前对女性董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董事是否能够改善公司财务绩效, 为股东创造价值。对此, 现阶段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定论, 主要有两方面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任命女性董事对于公司的价值并没有影响或者是有负面的影响。早在1977年, Kanter[3]就认为任命女性董事只是为了满足董事会多元化的需求, 即象征主义的观点, 对于公司的价值是没有作用的。Rose通过研究了丹麦1998-2001年的上市公司, 得出了女性董事与公司价值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4]。Lee和James[5]通过研究美国1900-2000年任命女性CEO的公告, 发现市场对此做出了负面的评价。Haslam[6]通过研究2001-2005年英国FTSE100公司, 得出由于投资者认为女性董事是差的领导者, 如果在董事会中出现了女性, 则说明公司出现了衰退, 因此, 女性董事与股票回报呈负相关, 并且董事全部是男性的公司比有女性董事的公司的估值高出了3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任命女性董事可以对公司价值产生积极的影响, 即能够提高公司价值。外国文献中, Adamas和Ferreira[7]通过研究美国1996-2003年数据, 得出性别多元化的董事会出勤率更高, 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监督。Nielsen和Huse[8]通过研究挪威201家公司, 得出提高女性董事的比率有助于增强董事会的战略控制和经营控制。这些文献认为女性董事通过增强董事会的监督效率, 提高了公司的价值。Adams和Ferreira认为女性董事具有与男性董事不同的知识、思路和观点。Pearce和Zahra[9]则认为女性董事具有参与式的管理风格。这些文献认为女性董事通过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效率来提高公司价值。

(二) 非效率投资的研究概况

通过阅读国内的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 我国现在存在着非效率投资的状况。对于非效率投资产生原因的研究,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股利分配制度、自由现金流量、股权结构、大股东治理等[10,14]。在这些研究过程中, 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管理者的异质性的影响, 而事实上, 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说, 投资者不是总是理性的, 在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 他们会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 如年龄、学历、个人信念、情绪和性格等因素[15,20]。由于投资行为是对公司业绩有着直接和重大影响的财务活动, 因此, 通过对管理者特质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 能够从管理者特质角度来了解非效率投资形成的原因。

(三) 女性董事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女性董事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是从女性的行为特征来进行分析。国内外的文献表明, 相对于男性而言, 女性较为谨慎和保守, 在投资决策过程中, 男性由于过度自信, 会倾向于投资过度。而女性更倾向于风险规避, 投资行为更为保守。Barber和Odean[21], Watson和Mc Naughton[22], Charness和Gneezy[23]都对此结论进行了验证。因此, 女性董事对于投资的非效率的影响可能主要是投资不足方面。

(四) 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 我们可以了解到, 女性董事由于其区别于男性董事的个人特质, 导致其在进行投资决策的过程中, 相对比较保守、谨慎, 因此可能造成企业的投资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女性董事比率与企业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正比。

在一个董事会中, 做出最后决定的往往是董事长, 因此, 我们将假设1进一步发展为第二个假设:

H2:董事长为女性的企业存在着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在另一方面, 女性董事的在投资决策过程的特点, 将对减少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投资行为有帮助, 即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H3:女性董事比率与企业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反比。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通过文献梳理, 我国女性董事比例的行业分布情况如下表:

单位:%

资料来源[24]:张娜, 关忠良.我国女性董事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 (5) :42.

从表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我国女性董事比例在不同行业之间具有比较大的差别, 其中比例最高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 比例高达16.55%。因此, 本文选择深沪两市A股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其中, 剔除以下几类公司: (1) ST的上市公司; (2) 金融类上市公司; (3) 资料不全和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经过筛选, 最后用于研究的公司样本总数为101家。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国泰安CSMAR数据库, 由本人手工整理所得。

(二) 变量定义

1、管理层性别

不同的性别反映出个人不同的性格特质, 其中隐含着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在不同环境中是否能够做出有效的决策, 不同性别的管理者由于对风险偏好不同, 在投资行为中的表现也不同。因此, 管理层的性别应该作为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2、非效率投资模型

本文采用Richardson[25]2006年的残差度量模型来衡量投资的有效性, 残差大于零, 表示过度投资, 残差小于零, 表示投资不足。从而将总样本分为两组: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组和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组。

其中:Inv:投资支出;PB:市净率;Pi:一组反映公司特异性的控制变量;ε:残差项。

3、建立模型

根据本文的假设, 建立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为研究女性董事比率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第二个模型为研究董事长为女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四、实证研究及分析结果

(一) 非效率投资行为实证分析

我们首先对非效率投资模型 (模型1) 中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3所示。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如表4、表5所示, 我们通过对影响投资行为的各个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后发现, 非效率投资模型F值为75.322, 显著性概率为.000, 表示回归极为显著。公司的市净率、资产结构、和规模与投资行为成正相关, 资产负债率、现金存量和投资行为成负相关。表明了样本公司在发展能力越强、规模越大、股票回报情况越好的情况下, 越有动机进行投资行为, 在投资过程中, 公司主要投资于固定资产。通过这一分析, 我们认为,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 管理者就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资行为, 由于这些投资主要在固定资产方面, 将会造成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进而促使管理者进一步做出投资的决策, 这就可能使投资行为趋向于非理性, 从而导致了非效率投资。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通过对非效率投资模型进行多元回归, 我们还求出了残差, 取残差值的绝对值大于等于0.01的为样本数据, 通过这些残差, 我们可以判断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状况 (表6) 。在101家样本公司中, 全部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 其中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有39家, 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有62家。这表明在我国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上市公司中, 普遍存在着非效率投资行为, 并且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占更大的比例, 本文认为从2007年年底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使公司在进行投资行为时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进而导致了投资不足的趋势。那么在这一趋势的形成过程中, 女性董事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资料来源:根据SPSS13.0统计结果手工整理.

(二) 女性董事与公司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我们结合控制变量, 通过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多元回归, 对我国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上市公司女性董事的比率和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的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中表七到表十代表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而表十一到表十四代表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投资行为。

1、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根据表7、表8的回归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高管层女性比率对企业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821, 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公司的高管层女性比率越高, 越会做出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这说明了女性的行为特征对公司的投资行为确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至此,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女性董事比率与企业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正比得到了证明。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根据表9、表10的回归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董事长对企业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294, 呈现了负相关关系, 即如果公司的董事为女性, 反而不会做出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2、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投资行为

根据表11、表12的回归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层女性比率对企业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212, 呈现了正相关关系, 即管理层女性比率越高, 越会做出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但是sig.值为0.647, 回归不是很显著, 所以我们拒绝这一结果, 也就是接受第三假设:女性董事比率与企业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反比。至此, H3得到了证明。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根据表13、表14的回归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董事长对企业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为-1.891, 呈现了负相关关系, 董事长为女性的企业存在着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但是sig.值为0.210, 回归不是很显著, 即如果公司的董事长为女性, 反而会做出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这与我们上面在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情况下的研究结论一致。所以我们就只能拒绝第二个假设:董事长为女性的企业存在着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资料来源:SPSS13.0统计结果.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 我们发现在这行业中普遍存在着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并且在这些公司中女性董事比率与企业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正比, 与企业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成反比。董事长为女性的公司更多的是存在着以投资过度为主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通过这一研究, 我们进一步了解女性保守、谨慎的行为特征在公司进行投资行为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适当比率的女性高层有助于减少以过度投资为主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但是过高比率的女性高层就有可能导致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所以, 如何决定这一合理比率将是接下来研究的重点。另外, 对于董事长为女性的情况, 应该适当考虑增加女性董事的比率, 从而减少过度投资。

本文也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 由于时间限制, 所选的样本过小, 所取的时间段过短;其次, 由于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 有些公司的财务政策还没有进行调整。这些因素都可能对本文的研究结果造成影响。这些只能通过以后继续研究来解决。

摘要：本文通过选择深沪两市A股101家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公司管理高层女性比率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这一行业中普遍存在着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并且进一步了解女性保守、谨慎的行为特征在公司进行投资行为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适当比率的女性高层有助于减少以过度投资为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但是过高比率的女性高层就有可能导致以投资不足为主导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贸易行为篇6

当前, 中国国内农产品市场分割度较强, 意味着中国农业存在较强的交易风险和福利损失。市场分割向市场统一的进程能够改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对称贸易开放造成的资源扭曲, 减少福利损失。贸易开放将加剧这一进程。而农户或主动或被动的正被融入这一进程。

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其生产选择行为从农户的家庭收入最大化出发。在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分割条件下, 农户进行的是风险条件下的收入最大化选择。那么, 现阶段, 农户是怎样进行贸易开放与国内市场分割风险共存条件下的生产行为选择的呢?农户是否意识到了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分割对其生产行为产生了影响?如果有影响, 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查阅相关资料, 可发现, 国内同类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农户种植业生产选择的影响研究, 对于当前贸易开放与国内市场分割情况下的农户农业生产选择行为及其导致的职业分层、收入分层以及相应的农村社会转型鲜少涉及。

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 走访浙江、山西两省近300户农户, 对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分割双重风险共存条件下的农户生产选择行为进行调查研究。调查项目主要是农户的基本信息, 农户从事农业或非农业生产信息, 包括种 (养) 项目、作物产出、价格、销售地、销售方式、有否雇工、雇工工资, 会否扩大经营及其影响因素, 选择农作的主要因素, 了解农产品信息的方式、发布信息的方式, 农业收入占比, 对于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分割的认知和这种认知之下的农户生产行为选择等。

2 调查分析

2.1 农户对于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分割的认知

对于贸易开放, 无论处于中国内陆种植业更多的山西, 还是处于中国东部相对更为发达和贸易开放程度更高但是种植业较少的浙江, 无论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占到家庭户收入的一成或九成, 农户对于贸易开放以及贸易开放对农户生产的影响的认知都比较弱。占到300户调查问卷九成的农户认为, 世界市场太大, 我们的产品只是供应国内, 更多都只是销售到本市或者本县的集镇, 即便有产品销售到外省, 也不参与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 因此, 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变动对于自身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没有什么影响, 即便有影响, 影响也很小, 远没有病虫害的影响大。

对于国内市场分割, 发达程度和贸易开放程度不同的浙江和山西两省的农户同样给出了惊人的几乎一致的说法, 国内市场的分割程度对于农户的生产行为没有什么影响。虽然每日的农产品价格都有波动, 区际价格的差异也很大, 但农户鲜少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和区际价格差异与国内市场的分割或统一的状况相联系, 认为可能是天气、运输, 抑或是节气等原因。有八成之多的农户提到了总的市场供求会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 但是对于哪些国内市场会提供类似的农产品, 影响到自身产品的供求实际, 又通过怎样的方式、路径影响到自身产品价格, 农户仅能模糊的说道一二, 没有认识到区际价格差异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可能与国内市场分割有关系。

2.2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分割下的农户农业生产选择行为

当前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分割条件下, 农户进行的是风险条件下的收入最大化选择。为此, 农户将家庭生产资源在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间进行科学配置。

在农户身体条件和资金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当地的工商业发达, 则农户更多选择工商业从业, 农业生产则选择“省劳力, 好管理, 少病虫害”的农业生产项目, 或者仅仅是“不让地荒着, 种点自己吃的, 安全放心”;而如果当地的工商业不发达, 则倾向于选择“经济效益好, 价格高, 产量高, 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业产业经济作物, 如蔬菜、水果、短期可成型的经济林木。反之, 如果农户身体条件不好或者年龄偏大, 则农户对自身身体条件的认知则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生产选择;一些身体条件并不好的农户选择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项目, 往往是突发身体状况后, 才会选择种植相对省劳力的农业生产项目, 如山西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农户选择种植玉米, 多是这种原因。

分年龄层看, 则表现出:30岁以下的农户基本选择从事工商业生产, 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30~40岁的农户从事工商业, 雇佣60~70岁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50岁左右的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种植粮食作物较少, 经济作物较多, 风险相对较大, 农业生产上“一年赔一年赚一年平”在50岁左右的农户家庭上表现较为普遍。相应的, 新生代农户、年轻农户的收入普遍高于中年农户, 而老年农户收入相对较低但普遍相对稳定。与之对应的农户的职业身份相应为:工人或农业企业主、兼业农户 (工商业为主) 、农民、农民或有土地的雇工。

在现阶段的土地流转制度下, 虽然国家大力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但在调查实际中, 想要规模化经营的农户并不多, 大概占到调研总数的不到一成。其原因并不是“资金、技术、制度、劳力”等问题, 而是“在流转土地的过程中, 想要规模化经营, 则需要将更好产量更多亩数的田地换给对方作为‘流转’的代价”, 也就是说, 农民想要集中连片经营, 资金、技术等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当你想要一亩地时, 你需要将自己1.2亩的地换给对方”, 而这样的结果是, 原本种植12亩优良土地的农户想通过土地流转, 将12亩优良土地地连片经营的代价是, 12亩地成了10亩地, 更甚者是, 12亩优良土地会成为10亩相对劣质的土地。这是在调研中发现但却没被学界注意到的事项。而这样的实际操作事项却是影响土地连片经营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调研还发现, 现在30~40岁的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知识相对缺乏。例如, 农业生产是看时节的, 而时节和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 这部分群体鲜少有人掌握。那么, 10年过后, 当50岁的农户步入60岁, 原30~40岁的农户步入40~50岁, 有可能农村居民对于土地的概念会弱化, 此时, “当你想要1亩地时, 你需要将自己1.2亩的地换给对方”可能会弱化, 土地的集中连片经营可能会大规模发生, 而此时, 农户的职业分层、收入分层会体现的更加明显, 更多的农户可能会像农业企业家、农业雇工或者工商业从业者转化, 职业身份的农民可能会越来越少。

2.3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分割对农户农业生产选择行为的影响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分割确实影响到了农户的生产行为。对于贸易开放程度相对较低, 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相对较高的山西, 更多的农户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进行种植选择, 越靠近公路线、与市、集联系紧密的乡村, 种植的经济作物的比例越大, 想要扩大经营的农户越多, 而想要扩大经营的农户中, 表示农村雇工的工资会越来越高, 扩大经营会选择机器种植而非雇工。然而, 意识到市场分工会加剧, 市场风险在加剧, 更多人会选择在种植过程中专门提供种子、苗木或者化肥, 或者人工, 或者专门负责水利, 专门提供机械等的农户正在不断涌现。从近期的发展看, 农户的农业生产正在向分工更加细密的方向发展, 而相应的, 农户的农民身份正在发生改变, 农业生产的整个环节中, 每个环节都可以细分。

对于贸易开放程度相对较高, 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相对较低的浙江, 农业收入占家庭户总收入五成以上的户数占到不到一成, 农户因浙江工商业相对发达, 基本上都选择经营工商业或纯粹打工。对于农业, 浙江农户的态度是:不能荒着, 种点水稻、小麦、玉米、油菜、青菜、茭白等等自己吃, 吃着安全、放心。当然, 浙江农田少, 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农户纯粹靠精耕细作来养活家人有着相当的难度, 这点与浙江工商业发达因此更多人选择工商业就业相辅相成。决定浙江农户更多对于农业生产的态度是农产品价格的变动更多影响的是农户消费, 而非农户生产。这点与山西的调研结果迥异。

但无论是浙江还是山西, 两省农户普遍意识到农业的生产风险在加大, 虽然不清楚“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分割”, 也基本上都不关注“世界市场价格”, 但却呈现出:与市场越近的地方, 产品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 农户农作的分工越细密, 农户对于农业生产风险的认知越强烈, 农户对于自身所了解的本地市场外的农产品市场的行情越关注, 农户对于农业生产选择之外的非农业生产选择的可能性的关注度也越强。但是, 对于全球贸易中“期货”等的现代风险调控手段, 99%的农户都表示“不知晓”或者“没听说过”, 其余的表示“听说过”的农户有部分表示“那是投机, 咱农民老实种地, 不要投机”。

与山西内陆省份相比, 浙江还有“海”以及与之相伴的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业。对此, 笔者所在的舟山具有地利优势, 对舟山的调研显示, 同内陆省域不同, 舟山渔民尤其是远洋捕捞渔民对于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与全球市场的关系说得很透彻———“全球供给影响全球价格, 中国是一部分, 当然不例外”。对于国内外市场分割, 舟山渔民也给了切身说法, “舟山连岛工程建成前, 走出舟山都不容易, 产品上岛更不容易, 生鲜蔬菜水果价格翻番, 与外面市场存在着很大差距”。而舟山人主要经营的海鲜, 提到近年的市场问题, 更多谈到的是“电子商务”, 舟山人通过电子商务购买的东西多, 也更多人在萌生通过电子商务销售舟山特产———海鲜, 只是技术、物流等等, 更多人还在探索。

3 一些建议

(1) 积极引导农户增强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经济信息的认知。调查显示, 对于贸易开放带来的日益融合的全球经济, 农户的认知远远不够, 并不是如农户所说“产品更多销往国内, 国际市场价格就不会影响到国内”。事实上, 即便在农户认为的种植风险较小的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上, 种植风险也是很大的。这些产品如果不是有国家保护价收购等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价格的波动应该是剧烈的, 同国外更多大农场的经营方式相比, 中国国内小农的经营方式缺乏成本优势, 很可能生产成本就高于国外类似产品的到岸价。

对此, 建议在农户主要观看的电视等经济栏目中增加一些国外农经 (如国外农场的经营) 等的介绍, 有助于激发农户了解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认知, 以加强农户对于国际、国内市场的了解, 促进农户更好的理解市场的概念, 理解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分割可能会带给农户的影响, 培育职业农民, 现代农民。同时,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适时开展农村培训,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 围绕现代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开展职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 提升农户对“全球化”、“大市场”与“小农业”的矛盾的认知。

(2) 适时披露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分割对农产品的产销利弊。对于国内市场分割, “最后十公里”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甚至十几倍、几十倍于农户农产品的出售价格。农户普遍知晓:农产品受气候、时令等自然因素的影响非常大, 集中上市的属性会压低农产品的产地价格, 但是, “细分市场”、“加工后再售”、“冷冻保鲜延期再售”等的农户比例并不多, 而且, 这些农户基本也只分布于浙江的杭州、温州等地。

农业是各国的保护性产业, 其天生的“弱质”属性决定了各国对其加以“保护”, 但“温室里的花朵”抗风雨的能力始终比较弱, 保护的同时, 给农户以“危机”意识或许是必要的。

对此, 政府或相关市场组织、合作社进行有关知识普及尤显必要。要转变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职能, 将发展现代农业、推广现代农业技术、组建现化农业组织作为乡镇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最主要的工作职能之一。积极选择农业生产能人、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担任职业化村干部。积极鼓励各级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的农业技术干部到乡镇政府或村委会挂职, 促进农业科技与信息成果转化、推广和应用。

(3) 全方面打造土地流转服务体系激发农户积极性, 解决农户土地流转中“12亩优良耕地流转成片变成10亩劣质耕地”的问题。在决定农户生产选择行为的诸多因素中, 农户扩大经营所需要的土地流转, 虽然在政策层面已经基本没有障碍, “资金、技术、制度、劳力”等因素的影响在农户层面也基本无障碍, 但是, 在实际操作层面, “12亩优良耕地流转成片变成了10亩劣质耕地”的细节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户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制约着土地的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建议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一是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建设, 建立土地流转信息数据库, 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 实现乡与乡之间、乡与县间、县与市之间土地流转信息互通;二是加强土地评估、政策咨询等服务工作, 让广大农户放心参与土地流转, 使土地流转进入有序、透明、快捷的轨道。三是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纠纷调处机制, 形成包括协商、调解、仲裁等多渠道调处土地流转纠纷工作机制, 打消流转双方顾虑;四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组建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 减少土地流转成本, 为农业土地流转提供便利。

(4) 加强农业政策引导和市场调控, 增强农户收入持续增长后劲。稳定的收入流是保障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分割条件下, 农户分层不会导致新的农村贫困稳定产生, 农村社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基于调研实际, 建议:一是加强对农林畜渔产品的市场调控, 对优质农畜、海产品实行保护价格;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让农户真正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获利;二是建立对出口畜、海产品奖励制度, 并对优良畜、渔品种或农牧业科技推广实行免费服务。三是鼓励并帮助农产品网络电子商务, 对浙江舟山等地的海鲜销售提供便捷, 如物流、支付、技术服务以及法律保障;三是继续支持农村的非农业发展, 通过税务减免, 农业或非农业的政策性补贴、政策性保险, 促进农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和农村人员由农业向非农业的就业途径的拓宽, 促进农村农业外产业的发展, 切实畅通农村资源流通通路, 促进农村人员就业和持续稳定的收入流的形成, 同时严密注意农民的职业分化和农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收入分层可能带来的新的农村贫困, 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转型。

参考文献

[1]杨美丽.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分割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选择研究综述[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5, 26 (05) :104-105.

[2]杨美丽.从农产品价格关系看中国国内商品市场效率[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

[3]武拉平.中国农产品市场行为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