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的规范（精选11篇）
隐性采访的规范 篇1
一、暗访的原则
(一) 使用暗访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记者没有特权, 记者也不能违法, 即便动机是为了曝光和查处违法行为, 其暗访手段和过程也不能违法。
有的记者在暗访过程自觉不自觉地实施了违法行为, 比如, 记者暗访妓院, 可以扮作嫖客, 进入妓院去观察、谈价钱等, 但不能嫖娼, 实施了嫖娼行为就是违法;记者和捕杀野生动物的山民一起, 暗访他们捕杀野生动物的情况, 记者可以一起观察、了解, 但记者不能参与捕杀;记者暗访盗墓团伙, 记者可以扮作买家和他们周旋, 甚至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到盗墓现场, 但记者决不能参与盗墓, 包括给盗墓者出主意, 哪怕是为了获得盗墓者的犯罪证据、为了打击盗墓者, 记者也不能参与盗墓, 否则记者就成了盗墓贼了。
2001年, 记者接到举报, 重庆市主城区一男子背着妻子和另一女人鬼混, 举报人提供, 当天晚上, 该男子要和另一女子在自己家里过夜, 记者随即和当地派出所民警一起当晚敲开该男子的门, 把两个正在床上的男女抓个正着, 并于次日见报。后一位法学专家告诉记者, 记者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被举报方的住宅属私人空间, 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进入, 同时, 该男子和另一个女人过夜也属个人感情, 两者都属个人隐私, 媒体擅自进入其住宅调查并曝光, 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当然, 如果举报人就是该男子的妻子, 记者和警察是受她的邀请而进入的, 记者的行为就不构成违法。
此外, 记者在暗访中还不能侵犯暗访对象的商业秘密, 不能侵害了未成年人的权益, 不能泄露国家机密。
(二) 暗访尽可能在不违背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
有的暗访手段的过程, 不违法也不侵权, 但违背了伦理道德, 一样为新闻从业人员所不取。
一位记者在暗访结束后, 正面采访被暗访公司的负责人, 为了从对方口中套出自己需要的材料, 记者向对方许诺, 你把情况都说出来, 我就不曝你的光, 对方信以为真, 把该公司的情况全说了, 没想次日报纸把全部内容都给登出来了, 这位记者的做法虽然没有违法, 但是不道德的;又比如, 记者在暗访结束后, 正面采访暗访对象时, 告诉对方, 是你的竞争对手“某某某”举报了你, 从而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些都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有的题材, 虽然也有一定的新闻价值, 但如果从报道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 不能对大多数人或当事人 (批评对象除外) 产生好的后果, 最好别去调查报道;记者不能只为了自己做报道, 不顾报道对象的感受和死活。一位记者报道重庆万州一家公司里一位工人的不平遭遇, 报道出来后, 非但问题得不到解决, 该公司更以各种借口“整”这个工人, 这样的报道反而给当事人惹祸, 所以记者在采访调查前要权衡一下, 否则就要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
暗访记者要遵守的道德规范诸如:客观公正、态度中立、不偏不倚, 不帮一方整一方;采访中不挑拨离间, 不揭人隐私;不能为了获取一方的材料而攻击另一方;报道中不添枝加叶, 不炒作, 不渲染容易引起负面效应的细节, 如淫秽的场面、做假货的方法等。
暗访就是以“欺骗”的手段获取材料, 记者隐匿真实身份, 假冒另外的社会角色是一种欺骗, 记者佯称购买什么产品也是一种欺骗, 记者明明是这样的采访意图, 却谎称是那样的采访意图, 还是一种欺骗。不少国家的新闻道德准则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不得使用不诚实的手段来获取信息。那么, 就暗访这种“欺骗”的调查方式本身, 是否有违诚实原则, 是否违背道德规范?通常的观点认为, 记者的这种“欺骗”是为了获取真实的材料, 撒谎是为了更好地说真话, 其动机是为了揭露丑恶、伸张正义, 是为了公众利益, 而不是为一己之私, 所以, 这种“小欺骗”没有违背社会道德的, 是不应受到谴责的。
在此问题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认为, 暗访记者应有的底线意识:
第一, 法律底线。任何暗访行动都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界限, 揭露犯罪不等于可以“参与”犯罪, 你“参与”了, 你也就犯了罪。大多数罪名的犯罪构成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很多记者的暗访做得很好, 他们只是在暗处观察, 并没有推动事情的发展, 照样揭露了阴暗面, 掌握了证据。
第二, 职业底线。要尊重客观发生的事实, 而非人为事实, 即看事情是自然出现的还是你导演的。比如说, 提供需求、参与对方的行为, 人家已经不贩毒了, 你还出高价利诱, 这就是人为导演的。
第三, 新闻工作者手段与目的要统一。你揭露了阴暗面, 如果用了很不光彩的手段, 会给受众巨大的暗示, 即用这种手段获取信息是可以的, 记者是有特权的等。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媒体自身的自律都是不利的。
二、暗访的程序
使用暗访手段, 需经过组织程序批准。每一次暗访前, 需将暗访的选题和记者的去向, 报社领导通过和批准, 方能实施。在特殊情况下, 还应报相关执法部门同意或知晓。
使用暗访手段, 不宜参与和介入太深, 否则有时就难以说清, 不能自拔。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某报社的一个名记者的妻子是贩毒团伙的一个重要成员, 当这名记者得知后, 很震惊, 并劝妻子向警方自首。他的妻子表示同意, 并要求该记者先去这个团伙卧底, 待获取了该贩毒团伙的所有真相后再去自首和举报。这名记者不知是计, 在报社不知晓的情况下, 在妻子的帮助下打入这个贩毒团伙内部, 并和该团伙成员一起参与其贩毒, 且时间长达数月。当他向妻子提出去警方报案时, 妻子告诉他, 现在你已参与了贩毒活动, 你的贩毒金额足以判死罪了, 你已经是贩毒团伙成员, 有谁能证明你是去卧底, 而不是贩毒呢?有谁能证明你的清白呢?你就安心跟着我们干吧。这时, 这名记者才如梦初醒, 原来妻子是想借此把他拉下水。如今, 悔之晚矣。他经过思考再三, 到了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和举报, 结果夫妻双双获刑。
以下是笔者根据国内学者关于隐性采访的论述和自己的暗访实践, 初拟的一个记者暗访调查的程序:
(一) 记者使用暗访这种手段, 应通过主管领导许可, 在特殊情况下, 还应报相关执法部门同意或知晓;记者在获得某一个暗访题材后, 应先向主管领导汇报、获得其批准后方能进行;记者领取和使用暗访设备, 应通过主管领导批准。
(二) 记者在暗访调查中, 应把自己所在的位置及联络方式, 告知主管领导, 如有意外, 主管领导可及时获知, 以保证暗访记者的安全。
(三) 记者在采访中, 在方便的情况下, 应把自己的调查进展告诉主管领导, 在调查结束 (不管是否有调查结果) 回来前, 应向主管领导汇报, 待获得批准后, 方可回来, 如主管领导认为有再度采访或深入采访之必要, 记者应按其要求再度采访。
(四) 记者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 最好是只向一名主管领导汇报, 即单线联系, 以保证暗访调查的秘密性, 以保证其顺利进行。
(五) 记者的调查, 应本着三方见面的原则, 即暗访对象、被批评方和执法部门三方见面后, 做到调查深入扎实, 事实客观真实。
三、暗访调查的记者规范
(一) 记者的调查, 应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 既不能帮着投诉方“整”被批评方, 也不能袒护被批评方。
(二) 记者在采访前后, 既不能接受投诉方的吃请和勾兑, 也不能接受被批评方的吃请和勾兑。
(三) 记者在调查现场或查处现场, 有对暗访对象和执法部门进行监督的权利, 记者行使这些权利, 应在记者的权限范围内进行, 不能超越记者的权限, 更不能干预和影响职能部门或执法部门的正常执法和工作。
(四) 记者不能向报社隐瞒采访事实, 不能够明明采访到了新闻事实, 却向主管领导汇报没有采访到, 不能隐瞒重要的新闻事实, 只汇报不重要的新闻事实。记者在写稿中, 不能将重要事实隐匿不写。
(五) 记者在采访中, 不能有违纪、违规或违法行为。如不能通风报信, 不能借采访之机收受、索要或敲诈财物。
四、暗访报道应推行“阳光作业”
记者的暗访是隐性的、秘密的, 而对暗访报道的管理却应是阳光的;推行“阳光作业”, 意在使暗访调查过程及后期处理规范操作, 公开透明、监督有力。其内容和方式如下:
(一) 内容
1.线索来源及处理公开;2.稿件采写过程及处理公开;3.业务探讨公开。
(二) 方式
在报社的公开张贴栏上开设“阳光作业区”, 将线索、发稿等情况公开, “阳光作业区”可分线索公开区域、发稿公开区域、业务交流区等。
1.线索公开区。包括线索来源和线索处理的公开, 原则上一个月公布上墙一次, 张贴一个月。线索来源情况包括:来自新闻中心线索、栏目线索、记者自找线索、策划线索;线索处理情况:无效线索条数 (联系不上的、不愿意配合的、难于取证的、新闻价值不大的、明文规定不能采访的等) ;采访后没有结果不能成稿的线索;采访成稿的有效线索。此情况可设计一个表格, 一目了然。
2.发稿公开区。该区内主要就记者采写的稿件及编辑编发的稿件进行业务探讨和交流, 让记者更好地领会编辑思想和意图, 以获得提高 (让记者明白编辑为何要这样改, 为什么这样修改后稿件更好看) , 也让编辑了解记者及策划者的意图和思想;编辑对记者写稿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记者对编辑编稿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让采访和编辑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业务交流的氛围, 使新闻做得更好。
该区内, 每天将记者发的原稿张贴, 将登出的报道张贴, 以作对比, 如未发, 则留空白, 说明未发的原因;每月将记者交到部门的稿件数、部门交到编辑的稿件数及见报的稿件数列表;将每月提供稿件数、压稿数、发稿数列表, 未发的稿件在哪个环节未发, 原因是什么作特别说明。
3.业务交流区。该区内进行业务探讨, 包括题材发现及处理, 稿件写作及处理等, 报社采编人员参与探讨。
五、做暗访要会打“擦边球”
(一) 暗访和舆论监督的限制和空间不是绝对的, 有的题材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做舆论监督报道。比如, 涉及宗教问题不能做批评报道, 但如果是一个寺庙里, 有假和尚欺骗善男信女, 这个舆论监督的目的, 是帮助佛教清理门户, 在稿件送到民宗委审查通过的情况下, 也可以做。
这里面的一个大体原则是, 涉及宗教或军队等, 本身有问题的不能报道, 但涉及别人冒用宗教的名义或军队的名义进行欺诈活动的, 一般就能曝光, 因为, 这样曝光, 是有助于宗教或军队工作。比如, 假冒少林寺和尚在街头演出, 骗取钱财;比如, 假和尚在寺庙里算命骗钱;假冒部队军人招兵等。但要注意, 这样的批评稿件, 应送宗教或军队的相关部门审稿, 通过后才可见报。
(二) 有的批评对象, 明知道它有违法行为, 或是个骗局, 记者也有确凿的事实证明其违法行为, 但执法部门并未下结论, 这种情况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处理做客观报道。此报道, 最好先请律师把关。
这类报道的方法是, 只摆事实, 不下结论, 貌似客观中性 (表面上没有倾向性和观点, 实际上带有倾向性和观点) , 这样批评对象看到这样的报道也无可奈何。
比如, 记者曾采写的《拟黑多刺蚁悄悄爬进山城来》一文, 记者暗访了各方面, 明知是个骗局, 但执法部门没有结论。这时, 仍然通过客观的报道, 叙述事实, 不下结论, 报道仍然见了报, 促成了职能部门查处。
(三) 对有的报道禁区, 采取不提禁区回避禁区, 只做事实报道的方法, 也可以报道。如, 在部队区域里的地下黑工厂, 因涉及部队不能报道, 但在报道中, 媒体不提部队, 一般是可以报道的。
(四) 记者在采访中, 一些行业或职能部门, 向媒体提出该批评稿件不能见报时, 媒体是否采纳?是一概不采纳呢, 还是全部都采纳呢?这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 有的采纳, 有的不采纳。其原则是, 看是否有利于 (帮助和促进) 行业或部门的总体工作。
因此, 打擦边球, 要把握好:第一, 最好能通过该事件的主管部门同意并通过;第二, 最好能通过律师把关;第三, 采取客观公允摆事实的方式来报道, 媒体不下结论。
判断一个题材能否做暗访和舆论监督的总原则, 是看其报道后的社会效果, 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 (是否会引发大的乱子) , 是否有利于 (帮助和促进) 行业和部门的总体工作, 是否有利于绝大多数市民的利益。
附:中国著名法学家张新宝对公民隐私范畴的划分
1. 公民有保有姓名、肖像、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 (尤其是性器官) 的秘密, 未经其许可, 不得加以刺探、公开或传播。
2. 公民的个人活动, 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监听、窥视、摄影、录像, 但依法监视居住的除外。
3. 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干扰。
4. 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
5. 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 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
6. 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被刺探或公开, 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和利用。
7. 公民的社会关系, 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
8. 公民的档案材料, 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
9. 公民不向社会公开的过去或现在的纯属个人的情况, 如失恋、被强奸、患病等, 不得收集或公开。
10. 公民其他的纯属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 不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和利用。
关于隐私权, 法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表述, 张新宝对隐私权的定义是这样的: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住宅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参考文献
[1]《采访、暗访与偷拍──北美国家关于新闻采访中涉及隐私权的若干法律规定》。郭镇之著
隐性采访的规范 篇2
四、解读隐性采访和侵害隐私权的关系
隐私权是隐性采访最常见的侵权客体，实践中隐性采访的隐私权界限也最难把握，对此，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在我国，没有专门的保护隐私权的法律，而是将其划入名誉权的范畴，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或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均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就是我国目前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事实上，由于隐性采访是以收集信息为目的，属信息采访行为，它与向大众传播信息为目的的新闻发表这一信息输出行为不同，而对名誉权的侵害都是新闻发表的可能后果，因此，不能简单将隐性采访等同于侵害隐私权。法学界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有三：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依此类推，新闻媒介侵害隐私权责任的构成为：(1)新闻媒介侵害公民隐私权行为;(2)公民隐私权遭受损害的事实;(3)新闻媒介侵害公民隐私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隐私权就是指公民享有的不愿公开的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空间的权利，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权利主体是自然人;第二，其享有的个人信息和空间与公共利益无关;同时，审理侵害隐私权的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为《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而民法主要是用于处理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的法。而学术界对记者采访权的定义是：所有新闻媒介及其记者均拥有根据自身特点自主地采访受众关心的一切社会生活，尤其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的权利”(《中华新华报》10月12日)，因此，在为了维护社会利益而进行的隐性采访针对个人隐私时，隐私权和采访权的冲突实际上间接转化为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因此，在隐私权的界限上应当区分公开场合和非公开场合、对采访对象上区分普通老百姓和公众人物等等。在我国现行法律关系强调社会本位的情况下，采访权应当被视为一种公权而予以特殊规定，但事实上法律对此并没有具体条文规定，这种权利是一种不具备法律强制效力的权利，因此，就现在法律关系而言，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但根据以往的司法规定，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效力被否定，事实上使记者处于一种劣势的地位，记者作为拟态公众，其所代表的公民知情权往往得不到保护，公众的新闻自由很容易受到侵犯，又由于记者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畴，记者被侵权案件通常都是被当作普通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处理，这就使公众的舆论监督和新闻媒介的新闻自由受到遏制。而今新规定的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双方关系的调整，使采访权得到重新法律定位。当然要实现其公权的定位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但我们毕竟从它的出台中看到了这种“与时俱进”的趋势和发展。
隐性采访应当“与时俱进”:解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隐性采访中记者的诚信问题探析 篇3
【关键词】 隐性采访 诚信 新闻职业道德
隐性采访是指新闻记者以完全或部分不公开职业身份、不公开采访工具或设备、不公开采访意图的方式进行新闻采集的活动。
目前隐性采访在我国新闻实践中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捕捉新闻的真实性、鲜活性，深受公众的欢迎，但是，由此也引发了关于隐性采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争议。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必须隐瞒身份，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方便地获取到有价值的新闻。但是，记者同时也要注意诚信问题，以免诚信危机的加深。
隐性采访存在欺骗
首先，它违反了最基本的诚信原则。采访是一种人际间的交流和互动，而这种交流的前提是人与人的相互信任和了解。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却伪装身份，根据采访的需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结果，这种人际关系就不得不建立在谎言之上。这样的做法对被访者是一种伤害，热衷于隐性采访的记者容易形成思维定势，认为别人只是他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更重要的是，当撒谎成为习惯，受众完全有理由怀疑：“如果他们用谎言来采访新闻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新闻本身不是谎言呢？”①
其次，它容易引发记者的诱导行为。大众媒介经营的是“吸引眼球”的经济，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受众的喜好看得高于一切。而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理和窥私心理为隐性采访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当记者以普通的社会角色介入采访的过程中时，这种获取独家新闻、制造“卖点”的心理必会影响记者正常的角色行使，从而产生诸如“诱导”被访者的行为。有的记者暗访“三陪”现象，一进娱乐场所就问，“有小姐吗？”这显然有违法犯罪之嫌。
最后，它容易造成记者策划新闻。所谓策划新闻，“是指新闻媒介为达到一定的目的，对新闻事件采取介入与干涉的方针，以促成新闻事件向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从而人为提升事件的新闻价值，达到轰动效应的一种行为。”②记者的任务本该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客观、真实地记录，而不是主动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对事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当记者乔装改扮，以普通的社会角色介入事件发展过程中时，如果不行使与其角色相应的行为模式，就很难取得采访对象，尤其是一些不法分子的信任，也就难以实现采访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策划新闻往往不可避免。当记者操纵了事态的发展，新闻事件就成了记者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新闻失去了独立性，它的真实性又从何而来呢？
记者诚信缺失的危害
1、加深了社会诚信危机
如今，我们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正面临着“诚信危机”，诚信仿佛成为保守、吃亏的代名词。在传媒行业中，会运用隐性采访也已成为媒体记者的资本，很少有人去考虑隐性采访对于整个社会“诚信危机”的加剧和扩张。从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信息”中，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媒介本身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比起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来，会对社会产生同样甚至更为深远的影响。”③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看隐性采访时，我们就会发现，隐性采访在揭露一个个丑恶现象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由记者导演的一幕幕“隐瞒欺骗、无视诚信”的活剧。而记者这种“以恶治恶”的手段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社会。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下降，更大范围地加剧了“诚信危机”的程度。
2、隐性采访降低了一部分记者的道德水准
一些记者为了让自己的隐性采访引起受众的最大关注，目光一味盯住“性”、“腥”之类的东西，或光顾黄色录像厅，或出入按摩房等不洁场所，自己的采访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2003年8月某日,南京某报用大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一篇题为《记者卧底“富太太俱乐部”》的报道。文中的记者成功地获得一位富太太的青睐，彼此间有了零距离接触。文中的小标题用了《侍应生原是男妓》，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文中记者的所作所为很难让人和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形象联系在一起。记者的目的是报道违法乱纪的事情，结果却成了其中的一分子，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隐性采访不应成为记者不采用显性采访的借口，记者也不能因为隐性采访比较容易获得新闻素材而投机取巧，应尽可能地使用正规的采访手段。隐性采访固然有其优点，但是，正如徐迅女士所说：“记者的职业，就是要在不欺骗和不违背其他道德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采访到新闻。记者的专业主要不在于写稿子，新闻稿在某种形式上是最简单的文体之一(仅复杂于公文体)，记者的专业水平主要体现在获取新闻方面”。④
记者应尽量避免隐性采访中的非诚信行为
隐性采访绝不是一种可以随便、随意采用的方式，在决定采用之前，记者应当在道德、法律与事实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正常采访无法进行或达不到预期目标、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采用隐性采访的手法。
1、记者暗访不能丢弃社会伦理道德
社会伦理道德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记者更应作出表率，不管扮装的身份何异，起码的社会伦理道德不能丢弃，否则，即使写出生动翔实的独家新闻，也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意义。某地晚报登载了一篇令人痛心的新闻：一辆货车撞伤一名少年后逃逸，众多围观者麻木不仁，无人施救，过往车辆也绕道而行，最终这名少年因贻误抢救时机不治身亡。文章以记者亲历所见贯穿全文，写得生动感人，评论义愤填膺，最后呼吁社会“良心回归”。可是消息见报后，有读者来电质询，记者是不是当时也在场呀？后经调查，该记者自始至终在现场围观暗访，其见死不救的动机竟是为了写出有深度的作品。记者见死不救不仅丢弃了社会公德，也丧失了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理当遭到大众唾弃。
2、记者要有职业道德
如果把职业义务看成是自觉意识到的职业责任，那么职业良心就是对职业责任的自我意识。新闻记者的职业良心就是将其责任感转化为一种约束自身行为的自觉行动。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应该有负于这一崇高职守。这是新闻界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是新闻自律的原则和新闻伦理的要求。不论具体情况怎样，公共利益是衡量是否必须使用隐性采访方式的一个主要依据。可以“偷拍”不可“诱导”，记者的目的要出于善意并尽量减少主观介入。曝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是实施新闻舆论监督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方法。即便是批评，也应本着善意的原则，进行建设性的批评。
记者在隐性采访时只有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甚至个人的报复欲望来进行的隐性采访才是可行的。如果少数不良记者为了自己和亲友的利益，而对一些单位、部门和个人滥用手中的采访权利进行所谓“暗访”，必定造成假公济私。还有些记者，参与到企业的正常竞争或者诉讼、纠纷中，进行指手划脚地隐性采访，实际是得了别人好处做了别人的帮凶，拼命为某一方的私利“鼓与呼”，这种不正当的“越位”将会从根本上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并不是所有的角色都可以演，尤其是不能扮演党、政、军、警和其他执法人员，因为这有损法纪、政纪的严肃性，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同时新闻的可信度也大为降低。在隐性采访时，记者不能设圈套、布陷阱，“引诱”别人从事违法或犯罪的行为。有时记者假扮嫖客、吸毒者进行暗访，本身就有“诱导”采访对象犯罪之嫌，在某种程度上等于诱使那些有违法犯罪企图，但暂时没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人走上歧途。
3、有限制地使用隐性采访
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地保护或者禁止隐性采访，由隐性采访引发的新闻诉讼以及相关的知情权、隐私权、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等争论也一直不断。隐性采访一方面由于容易触到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而遭人诟病；另一方面又因为针贬时弊、直击社会阴暗面而受到观众喜爱。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告》和浙江卫视的《目击》栏目，都是经常使用隐性采访作为报道手段，一直有着良好的收视率和观众反馈。因此，如何利用好这把“双刃剑”就关系到社会多方面的权利和利益。
我们主张有限制地使用隐性采访，把隐性采访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和工具。总结中外媒体关于隐性采访的规定，新闻记者决定使用这一非常规手段时，必须遵循以下4条原则：（1）只有在经过多方调查，确认将要获取的信息极其重要时，或掌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采访者的行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此外，经过多方调查，或者掌握有确凿的证据，也是隐性采访不可缺少的前提。（2）只有在获取该信息的其他手段都宣告无效时，在确定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并且，还要在报道中解释使用这种方式的理由。（3）经过慎重思考，多方权衡，确定利大于弊时，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由于隐性采访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当事人的各项基本权利，给当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新闻记者在决定使用隐性采访时，应慎重思考，多方权衡这种方式可能造成的伤害和可能带来的益处。并且，由于现代社会更加尊重和关注个人隐私，在社会公正的天平上，少数当事人所承受的痛苦要远远重于社会多数人由此而获得的益处，因而，尊重和关注个人隐私和人格应成为权衡利弊时的优先选择。（4）即便每一次的隐性采访都有正当的理由，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权衡和慎重的选择，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仍然有必要控制隐性采访的总量。否则，将会导致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社会将缺乏基本的诚信与公正。
今天，随着社会生活逐渐信息化，人民越来越依赖于大众媒介所提供的各种信息。但是，目前我国的媒介市场还不成熟，仍存在无序竞争的现象。隐性采访泛滥就是其中的产物，它带来的是喜忧参半的结果。如果记者在隐性采访中能够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慎重并适度地把握其角色行为，那隐性采访就会成为社会舆论监督的一把利器；反之，如果带着针孔摄像机的记者不负责任地滥用其手中的权利，那么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全感，这将是新闻媒体的悲哀。■
注释
①蓝鸿文 新闻采访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46
②朱羽君,雷蔚真 电视采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0
③殷保文 隐性采访不应成为降低专业门槛的工具[J].传媒观察，2004，(3)
④徐迅 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30
浅谈隐性采访的规范与自律 篇4
所谓隐性采访, 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 或隐瞒记者身份, 以体验的方式或其他方式, 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1)
隐性采访正成为新闻机构开展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手段之一。从新闻实践来看, 这种采访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的真实性、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 (2) , 因而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但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也需要引起新闻从业者的重视。
一、隐性采访的法律地位分析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 “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不揭人隐私, 不诽谤他人, 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新闻采访的目的是挖掘新闻事实、报道事实真相, 其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当然也是有其根本合理性的, 记者在采访活动中能在更大程度上获取第一手资料、掌握事件背后的真相。但是, 无论采用何种采访方式, 都应遵守伦理道德的根本原则, 放弃这一原则而一味地追求某一具体新闻报道的真实无疑会对整体的新闻真实构成重大威胁。记者如若在特殊情况下进行隐性采访, “公共场合”、“社会事务”、“公众利益”等概念是至关重要的 (3) 。
我国目前的法律没有允许或禁止隐性采访的条款, 但某些法律涉及报道的禁区, 可以概括为四大类, 这些同样适用于限制隐性采访的范围:
1、不得涉及国家机密;
2、不得涉及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各种公民的隐私;
3、不得违背保护未成年人和保障妇女权益方面的法律规定;
4、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虽然我国目前对隐性采访的行为方式及性质并无明确的法律界定, 但并非完全没有合法性依据———宪法赋予人民的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均可解释某些隐性采访行为的“合法性”。我国强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是排斥“公众人物无隐私”的 (3) 。
但仍然要看到隐性采访没有法律地位、不受法律保护。隐性采访可以尝试在特殊情况下采用, 不宜普遍倡导。记者对隐性采访方式的使用应十分谨慎, 既要考虑到社会效果和社会容忍程度, 也要考虑尽可能回避法律禁止的领域。 (4)
二、隐性采访可能引发的新闻侵权分析
新闻侵权行为特指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发生的侵害他人 (自然人、法人) 人格权的行为。广义的新闻侵权行为包括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 (名称权) 、荣誉权等一切可能发生的行为。 (5)
新闻侵权行为主要是由新闻传播的内容不当造成的, 还有一些则发生在采集新闻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新闻采访方式, 隐性采访本身并不构成侵害, 只有将采集到的素材形成新闻, 并通过媒体报道予以传播, 才发生侵权行为。 (5)
在隐性采访中, 最容易受到侵害的人格权是:
1、名誉权名誉权是公民、法人最重要的人格权, 法律加以严格的保护。在大众传播媒介上非法贬低特定人的正常社会评价、损害其人格尊严, 是常见的侵权行为。 (6) 例如, 电视台记者对采访对象进行暗访偷拍时, 在摄影录像中由于拍摄的角度、用光以及剪裁的不当, 都可能造成丑化的效果, 即使是正确的批评, 但在客观上具有丑化的效果, 势必损害采访对象的尊严。
2、隐私权隐私是指个人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而不愿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扰的私人事项。隐私的具体内容有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 (7) 在隐性采访中, 最容易受到侵害的人格权就是隐私权。例如, 某媒体用电话采访一位歌星, 未经允许, 就将通话内容在广播电台播放, 这是对其通信秘密权利的侵犯, 是严重侵害隐私权的行为。 (8)
3、肖像权在新闻传播中, 人体肖像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特别是随着摄像、录像和印刷复制技术的发展、视听媒介的普及, 肖像在媒体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而公民的肖像权又是受到法律明文保护的一项重要的人格权。 (9) 利用照相机、摄影机和录像机偷拍、偷录都涉及到肖像权的保护问题。现行法律对侵害肖像权的行为主要限于非法使用他人的肖像。在现实中, 未经他人允许, 偷拍、偷录他人的肖像也是不允许的, 除非具有合法的抗辩理由。在以偷拍、偷录方式进行的隐性采访中, 既有未经他人允许制作他人肖像的问题, 又有未经本人同意使用其肖像的问题, 这些都是侵害肖像权的行为。但这种采访一般都具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现实意义, 因此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抗辩事由。如不具有这样的事由, 就会构成侵害肖像权, 就应承担侵权责任。
三、隐性采访中记者的自律
在现代社会中, 新闻媒介是公众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 提供真实、准确的消息能满足公众的现实需要和管理国家事务权利的实现, (10) 新闻媒体担负着一定的舆论监督职能。隐性采访作为舆论监督的一种主要曝光手段, 在现实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 记者在采访实践中, 往往把握不好隐性采访的尺度, 常常依据自己的主观臆想去推演“新闻”、自导自演地“策划”新闻, 再加上采用隐性采访的特殊性, 记者的采访行为无人监督, 记者本身的主观机动性随之增大, 为炮制假新闻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传媒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 卖点已成为媒体思考的焦点, 新闻也更加模式化。怎样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 怎样才能写出有卖点的文章?暗访似乎成了某些报刊的生存之道。于是, 暗访歌舞厅、暗访美容美发厅、与按摩女面对面、一个三陪女的自白……一篇篇类似甚至于雷同的报道就被搬上了媒介。 (11) 有些记者对这一做法的观点是:“这些稿子很好写, 只要执笔的人文笔好, 把暗访的对象按理想中的样子写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就是造假。如果怕引起官司, 那就写某小姐, 或干脆让她自己说。怎么好看怎么写。”换句话说, 媒介要的只是读者的眼球, 然后是商家手中准备抛出的广告费。 (11) 隐性采访一度使媒介成了商品化浪潮的牺牲品。
因而, 记者必须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 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普利策曾说过:“新闻记者是什么人?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 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 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及时发出警告。”这就是记者的社会定位与责任所在。在进行采访活动时, 记者应把握好隐性采访合法合理之界限, 在遵纪守法的范围内进行、在不违背新闻伦理道德的范围内进行。
在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时, 如若涉及到公民的人格权等人身权利则容易发生新闻侵权纠纷, 于是, 找准公民权利与新闻工作者义务的平衡点显得尤为关键。公民权利和新闻工作者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 新闻工作者要满足公民的知晓权, 挖掘新闻事实真相, 为他们提供新闻信息;另一方面, 公民的各项权利在新闻活动中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要知道, 记者可以接触的也就是公众有权了解的;公众无权了解的, 记者一般说来也不应接触。新闻记者不是执法者, 采访活动不是法定的执法行为, 不享有执法者和执法行为的特权。然而, 有些记者在隐性采访中涉及某些批评报道时, 往往不仅止于“为什么不能解决”, 而是越过本位, 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意见, 甚至形成“媒介审判”, 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1)
四、结语
目前, 我国隐性采访的使用是由社会道德支撑、以社会环境的稳定为条件的。为了保证隐性采访能在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内正常运用, 新闻记者必须强化法律意识, 既接受法规的约束又须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 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在当今法制还不完善、不健全的情况下, 新闻记者的自律是隐性采访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点和根本点。
摘要：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重要方式, 隐性采访正成为新闻机构开展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手段之一。然而由于法律定位的不确定, 隐性采访常常处于掌声和喝斥并存的尴尬境地。因此, 记者在隐性采访活动中的规范与自律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隐性采访,新闻侵权,自律
参考文献
①②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 [M].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③高国立:《对隐性采访法律问题的思考》, [J].《青年记者》, 2003-3
④陈力丹:《试论隐性采访的法律意识和行为规则》, [J].《现代传播》, 1999-5
⑤⑥⑦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二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1:143、156、189
⑧佚名:《关于隐性采访的几个法律问题》, www.cngr.cn, 2006-7-18
⑨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二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1:207
⑩曾励:《隐性采访应当“与时俱进”——解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J].《新闻知识》, 2002-6
论隐性采访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 篇5
关键词：平衡点；双刃剑；新闻事实；舆论监督
一、隐性采访，是一种特殊的新闻采访。
新闻报道追求的是公开化和公众知情，而这种特殊的采访却是秘密进行的。如不加以法律和道德规范，进行隐性采访的记者就可能滥用记者特权去挖掘被采访者的隐私，被采访者所拥有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就很可能遭到侵犯。防止记者乱用特权和保障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关系需要衡量，觅寻得到一个平衡点。
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或以其他假身份，采用各种获取信息的手段进行的采访。隐性采访在中外新闻史上的历史不算新鲜，但在以往影响力并没有太过广泛。而在现今社会，广播电视新闻的迅速发展，隐性采访的魅力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隐性采访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研究越来越深入，为正规新闻渠道采访提供了充分的辅助，在新闻采访上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但“隐性采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法律与道德的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受到记者“赏识”、受众“青睐”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隐性采访合法不合法、合乎不合乎社会公德，注定成为新闻界争议的焦点。
近些年来，随着新闻采访和舆论监督活动的开展，国内新闻界在从事新闻采访的活动中采用隐性采访（暗访）的方式有日益增多的趋势。特别是，由于“偷拍偷录”获取信息和证据的手段十分有力，许多电视记者乐此不疲；随着愉拍”工具的完善，暗访手法的成熟，电视节目中“偷拍”的场景和画面越来越多。同时，隐性采访和与电视隐性采访密切相关的‘愉拍”问题也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忧虑。于是，“暗访”、“偷拍”行为一时成为大众传媒业界、新闻传播学界和法律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二、隐性采访是进行批评报道的有效手段之一，以获取公开采访了解不到的新闻事实。
记者不公开自己的身份，在被采访对象未察觉或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采用偷拍、偷录的方式而进行采访活动。运用于采访对象弄虚作假或以暴力抵制正当采访的特殊情况，突破了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内容比较接近客观事实。实践证明，这种采访手段对于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是必要和有效的。
然而，隐性采访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隐性采访时记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隐性采访常常需要记者乔装打扮，深入了解一些不为行外人了解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常常是行业内不乐意公开的。一旦记者在采访过程败露身份，得到的将是谩骂、殴打，甚至是生命威胁，采访得来的材料也将毁于一旦。另一方面，隐性采访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各国法律都没有明确赋予记者隐性采访的权利，但也没有完全禁止。《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而在隐性采访的条件下，根本无法谈得上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而当事件被披露后，被采访者如要控告媒体侵权，采访记录和有关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媒体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
三、隐性采访在新闻采访中的作用是无可代替的，但是隐性采访也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
我国的新闻媒介作为人民的代言人，追求的是满足和实现人民群众对于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我国新闻媒介的采访报道行为的主要属性是自由权利，因此，对其行使舆论监督职能的手段，特别是隐性采访中的偷拍偷录行为应当视为一般权利而法无明确禁止就可使用，尤其是在当前法无明确授权但是舆论监督常常遭遇非正常阻遏，确实需要一定隐性采访手段的情况下，应有条件地允许新闻单位适度使用这种手段，以确保人民群众知情权和新闻批评权的实现。但在以往的法律法规中，更多地是强调对对方当事人的保护，强调对被采访者的民事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了新闻采访实践中采访者的实际操作难度，更忽视了对社会公众知情权和舆论监督的保护，而此次新规定的出台显然是根据我国民主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和民主制度的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证据制度中的有关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所作出的“与时俱进”之举。
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的角色隐性采访不同于一般采访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在记者隐去了真实的身份和被采访者事先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以欺骗的手段获取新闻素材，这显然违背了新闻业的真实性原则。当然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的角色扮演行为是不得已为之，但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慎重行使。所以，记者在隐性采访中要有良好的动机。如果以寻找“卖点”和“噱头”的目的进行采访，那记者的角色扮演行为势必会造成采访权的滥用，这样获取新闻素材也只能产生负面的传播效应，无法满足受众正常的信息需求。因此，记者必须明确其角色行为是为了收集，通过其他途径无法得到的真实资料，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媒体舆论监督的职能。
隐性采访至今都还是一个新闻界争议的焦点，新闻界还没有给出隐性采访是应该还是不应该的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隐性采访和任何事一样，有一定的规定，只要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事情就会变成不如想像中预期的好。如果能够牢记新闻工作的精神，和相关的道德、法规要求，慎重把握其角色行为，那隐性采访就将会成为社会舆论监督的一把利器。
参考文献：
[1]庄临强：《隐性采访的力量与控制》，《现代传播》1998年第
4期
隐性采访的法制探究 篇6
1 隐性采访备受青睐的原因
隐性采访是指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 隐瞒自身的身份, 通过偷拍、偷录等方式, 获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当前, 不论是受众还是媒体, 都已经充分认识到隐性采访强大的威慑力。各类媒体对其的运用日益增多, 观众对此也尤为热衷。
究其原因, 首先, 真实性是所有受众对新闻的共同期盼。隐性采访获取的新闻是对虚假新闻的背叛, 所以受众特别喜爱。记者可以方便直接地了解社会的阴暗面, 将其曝光在阳光下。面对直接采访中各式各样的阻拦, 隐性采访使更多的社会情况可以被真实反映。以本案为例, 如果不是记者采用隐性采访, 人们很难直接接触到替考团伙的内部情况。事件曝光在后, 有关部门即刻采取行动, 让违法犯罪团伙无路可逃。面对侵害自身利益的人或事时, 真实有效的反应和迅速的处理可谓大快人心。
其次, 在新闻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很多栏目不得不通过运用此手段来保证节目收视率。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偷窥的欲望就像人类普遍存在的“墨镜效应”的社会心理, 人人都希望自己带着墨镜, 躲在后面观看他人, 满足作为“看客”的心里窥私欲。隐性采访恰巧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 将以往观众看不见、摸不到的事件完整真实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以此获得观众认可。
2 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从2003年的“沈阳白玫瑰事件”到2007年的“茶水发炎事件”, 人们从单纯地为隐性采访挖掘事情真相而叫好, 逐渐变成开始理性思考。“南昌替考事件”将“隐性采访”再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首先, 我们来看隐性采访这种行为是否合法。目前, 关于隐性采访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其做出约束和判定。但在隐性采访中, 必须使用的偷拍偷录方式一旦使用不当, 便会很容易逾越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隐性采访中偷拍偷录是不可避免的, 究竟拍到什么程度叫合适, 究竟使用何种器材会被列为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法律都没有给出明确界限。这也就导致隐性采访一直游走在法律边缘。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事件的特殊性。该案中记者不仅仅是采访者, 更是参与者。实际上从2014年11月起, 记者就通过电话、网络等手段与团伙中一成员取得联系, 并被发展为其“下线”。也就是说从那时起, 记者就知道将有替考行为的发生, 但其并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而是继续在团伙中潜伏并参与其中。此种情况是否存在引诱当事人犯罪的行为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记者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 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基于此, 当事记者的替考行为确实违反了相关规定。当我们结合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时, 便很难说明, 此行为是否真的违法。
3 把握尺度合理利用
尽管隐性采访有上述种种好处, 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隐性采访有其特殊性, 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度, 新闻行业的竞争不应以迎合大众为其第一准则。由于目前隐性采访是以抨击社会不良现象为主, 所以现行的采访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人们认可的。可是, 我们不能任由其肆意发展, 更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利用这种手段。2007年某栏目播出了北京市某早点铺出售“纸馅包子”。事情发生后, 北京工商、食品安全部门连同警方进行全力核查, 最后发现该报道是一则虚假新闻。事实上是栏目编导以喂狗为由, 要求包子铺老板将浸泡后的纸箱板剁碎掺入肉馅, 制作了“纸馅包子”。编导等人用偷拍的方式将“纸馅包子”的制作过程拍摄下来, 后期通过画面剪辑、虚假配音等方法, 制作出该条假新闻。新闻记者是有影响力的社会人群, 这种影响力与他们对社会的责任紧密相联。且不说这则新闻给这家包子铺带来了多大打击, 在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重的今天, 媒体发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 无疑是对这类问题的雪上加霜。
综上所述, 虽然隐性采访是媒体的杀手锏, 但媒体在使用过程中必须三思而后行, 严格遵守法律, 把握好尺度, 切不可滥用。
摘要：随着新闻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 隐性采访被越来越多运用到调查报道中。可是, 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新闻, 却屡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文以2015年“南昌替考事件”为例, 分析了这种方式为何备受广大媒体和观众的青睐。隐性采访究竟有何特殊性, 它的底线又在何处。
关键词：隐性采访,法律,竞争,底线
参考文献
[1]顾理平.新闻传播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2]余莉丽.隐性采访中媒体的道德缺失与重建[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12.
[3]郭镇之.假暗访引发的真教训——简析“纸馅包子”案[J].新闻战线, 2007 (10) .
漫谈隐性采访的“分寸”把握 篇7
新闻报道追求的是公开化和公众知情, 而这种特殊的采访却是秘密进行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法律与道德的种种矛盾冲突, 如不加以法律和道德规范, 进行隐性采访的记者就可能滥用记者特权去挖掘被采访者的隐私, 被采访者所拥有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就很可能遭到侵犯。因此, 防止记者乱用特权和保障公众知情权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近些年来, 随着新闻采访和舆论监督活动的开展, 国内新闻界在从事新闻采访的活动中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日益增多。加之“愉拍”工具的完善、暗访手法的成熟, 电视节目中“偷拍”的场景和画面也越来越多。尤其进行批评报道, 采用偷拍、偷录的方式进行隐性采访, 就能获取公开采访了解不到的新闻事实。特别是在采访对象弄虚作假或以暴力抵制正当采访的特殊情况下, 利用隐性采访, 就能突破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 比较容易接近客观事实的核心。实践证明, 这种采访手段对于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是必要和有效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类节目《每日质量报告》就是一个典型的运用隐性采访方法与技巧去探寻真相、披露真相的节目, 也是深受电视观众喜爱的一个节目。
然而, 隐性采访也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一方面, 隐性采访的记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隐性采访常常需要记者乔装打扮, 深入了解一些不为行外人了解的事实, 而这些事实常常是行业内不愿意公开的。一旦记者在采访中败露身份, 就可能遭到谩骂、殴打, 甚至是生命威胁。另一方面, 隐性采访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各国法律都没有明确赋予记者隐性采访的权利。《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 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而且隐性采访得来的记录和有关录音录像资料, 还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因此, 隐性采访如同一把“双刃剑”, 关系到社会多方面的权益,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更需要把握好“隐性”的分寸。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隐性采访不同于一般的采访, 它是在记者隐去了真实身份和被采访者事先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是以欺骗的手段获取新闻素材, 这显然违背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虽然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的角色扮演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也不是随心所欲的, 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慎重行使。如果以寻找“卖点”和“噱头”的目的进行采访, 那记者的角色扮演行为势必会造成采访权的滥用, 这样获取新闻素材也只能产生负面的传播效应。因此, 记者必须明确其角色行为是为了收集通过其他途径无法得到的真实资料, 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媒体舆论监督的职能, 也就是说, 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必须要有良好的动机, 才能正确履行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
那么, 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运用隐性采访手段?从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来看, 有4种情况属于采访禁止涉足的区域, 即涉及国家机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涉及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商业秘密。而在行业道德中, 隐性采访的禁忌有:记者不能报假警, 记者不能引诱别人违法或犯罪, 记者不能冒充党、政、军人员, 记者不能介入过度, 记者不能违背公众道德等。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采访活动, 隐性采访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有新闻机构的批准、恪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尊重被采访对象的人权。
总之, 隐性采访至今还是新闻界争议的一个焦点, 理论界还没有定论。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隐性采访和任何事物一样,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必须在一定的界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利, 而不能超越界限。目前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方法, 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显性采访的一个补充, 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当然, 隐性采访行为需要在法律和道德上加以规范, 新闻记者应该慎重把握其角色行为, 让隐性采访成为社会舆论监督的一把利器。
摘要：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新闻传播活动全面介入现代社会生活。在这一过程中, 隐性采访凭借自己的优势被越来越多地采用, 并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然而, 从它诞生之日起, 隐性采访就在法律和道德伦理层面一直倍受争议。由于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积极介入和隐去真实身份的角色扮演行为, 很容易超越适度的界限, 因此更需要慎重地把握。
关键词：平衡点,双刃剑,新闻事实,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庄临强:《隐性采访的力量与控制》, 《现代传播》1998年第4期
隐性采访的利与弊 篇8
隐性采访, 主要是指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过偷拍、偷录或隐瞒记者身份等方式, 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一般说来, 隐性采访是在常规的显性采访不奏效的情况下采用的, 借助隐性采访可以减少采访过程中的障碍和干扰, 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索现象背后的本质, 可以更加清晰地洞悉是非曲直。比如, 央视“江西高考替考案”“金华火腿”“地沟油”事件等都是隐性采访的成功案例, 为我们揭开了我们看不到的一面, 同时也鞭挞了当地一些监管部门的不作为行为, 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当然, 隐性采访并不是无限度的, 而应该控制在法律和新闻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这是值得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注意的。
2 隐性采访的利与弊分析
隐性采访是与显性采访相对应的, 是显性采访的补充形式。在现实的新闻报道中, 隐性采访既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也存在一些弊端。
2.1 隐性采访的社会价值
隐性采访的核心就是让被访者尽可能地表现出日常状态, 使新闻报道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 带有画面的隐性摄像则更具有视觉冲击力, 这能够更加体现出新闻的真实性, 尤其是在批评性报道中更具有显性采访达不到的效果。比如, 黑龙江电视台的《真相》栏目记者曾经曝光过一家餐馆使用地沟油的事件, 记者就是以服务生的身份潜入到这家饭店, 经过几天的暗访, 终于掌握了这家饭店收取、使用地沟油的证据, 并且曝光了餐馆使用自来水勾兑色素香精制作果汁的事实, 并偷偷录了像。至此, 这家餐馆的丑恶行径被完全揭露开来, 受到了法律严惩。可见, 如果不是采用这种隐性采访的方式, 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获得真相, 也就难以还原新闻事件的真实性。
此外, 隐性采访还是显性采访的有效补充, 是满足大众知情权和行使舆论监督权的重要途径。比如, 今年广受社会关注的“江西高考替考案”就是隐性采访的典型案例, 通过记者的隐性采访, 我们了解到了令人震惊的高考替考的各项流程, 我们讶异和指责在高考如此庄重的场合下部分不法分子的“狸猫换太子”之举如此猖狂。因此, 隐性采访可以深入挖掘更多的客观的新闻素材, 可以避开一些戏剧化的虚假陈述, 最大限度的还原事实真相, 将真相曝光于大众舆论中, 利于实现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 同时还可以为执法部门提供第一手证据资料, 甚至可以成为执法部门执法的有力证据。
2.2 隐性采访的弊端
隐性采访的弊端可以从新闻工作者、被访者、社会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对于新闻工作者, 隐性采访本来作为一种公开采访的补充形式, 但在现实社会中, 部分新闻工作者将窥探别人隐私作为乐趣, 不顾道德与法律打着隐性采访的幌子肆意暗访, 甚至以此作为不良收入的来源, 这就容易滋生浮躁心理和功利主义等不良思想。
对于被访者而言, 隐性采访容易侵犯被访者的人身权利, 如果记者的法律知识比较欠缺, 就容易在隐性采访中侵犯他人或企业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基本权利, 甚至产生与被访者的经济纠纷。因此, 在隐性采访中, 新闻工作者必须正确认识、谨慎行使。
对于社会而言, 隐性采访的存在容易导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防备心理的加深, 人们之间的相处都带着面具, 那么, 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严重的诚信危机。隐性采访其实是“以隐窥隐”, 即用隐蔽的方式窥探别人的隐私, 这是当前偷窥文化膨胀的一大原因。
3 对于隐性采访的理性思考
当前, 我国尚未明确制定专门的新闻法, 隐性采访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尤其是涉及到普遍的社会价值、重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人物等时, 隐性采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事件的真实情况, 如一些贩假造假问题、乱收费问题、坑蒙拐骗问题等批评性或揭露性报道, 因为如果使用显性采访, 根本达不到效果。但是, 隐性采访也有很多弊端, 并且涉及到法律与道德层面的问题。因此,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 隐性采访应当给予严格控制, 非重大新闻事件、非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非经领导批准、非公开场合发生的、非监督公务行为一律不允许使用隐性采访的手段。
此外,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明确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 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这就说明, 现阶段我国还是不提倡隐性采访的, 隐性采访还应该是有所约束的。因此, 在使用隐性采访时, 记者也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同时要提高媒体领导和记者的法律意识和自律意识, 加强行业自律, 引导隐性采访健康有序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隐性采访作为显性采访的补充形式, 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弊端。作为新闻工作者, 我们要正确认识隐性采访的利弊, 学会理性处理好隐性采访与显性采访之间的关系, 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 秉承为社会服务的从业理念, 谨慎运用隐性采访。
参考文献
[1]韩冬.电视隐性采访的原则和方法[J].新闻研究导刊, 2015 (7) :84-85.
[2]赵亮.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浅谈隐性采访与培养新闻采编策略[J].新闻传播, 2015 (13) :107, 109.
浅析电视新闻的隐性采访 篇9
一、隐性采访成立必备的三个条件
第一, 记者隐去了记者身份而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现场。新闻记者了解到某些地方正在发生适宜进行隐性采访的事件或者经常发生适宜隐性采访的事件后, 会有意识地进行隐性采访。“我在现场”, 这对隐性采访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记者不在现场, 就无法顺利完成隐性采访。
第二, 采访是在被采访者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采访对象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新闻记者的注视关心之下, 他们就会采取一些规避自己错误言行的方法, 新闻记者也就无法获知所需要的新闻素材。这样, 隐性采访也就不能称之为隐性采访而是公开采访了。
第三, 采访未事先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如果说第一、第二个条件主要涉及采访的技巧方法问题的话, 那么, 第三个条件则较多地涉及新闻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事实上, 围绕隐性采访的道德和法律争议, 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
二、隐性采访的分类
1、隐性采访可分为广义上的隐性采访和狭义上的隐性采访。广义的隐性采访是指没有征得被采访的当事人同意以至是在他不觉察时采访的, 如果这是在公开场所对于人们公开活动的采访, 那就十分常见。狭义的偷拍偷录, 是指明知或估计当事人不会同意, 因而拍摄者故意隐瞒甚至伪装身份、意图, 偷偷进行的拍摄、录音。这种做法就比较复杂, 有合法的, 也有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就可以确定是非法的, 即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2、隐性采访按照记者介入新闻事件的程度和方法, 又可分为观察式和介入式两种方式。观察式隐性采访是记者以一个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 在暗地里不动声色地进行观察、采制新闻事件的全过程。而介入式则是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 以一种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所要采访的事件。
三、隐性采访的特征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 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比较, 较为显著的特征分别是:
1、记者主动出击。
隐性采访是记者主动出击进行采访的行为, 记者采访时一定始终在新闻发生的现场, 否则隐性采访就无法完整地进行。隐性采访进行之前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从采访计划的设定, 到采访设备安排, 都应精心计划, 可谓有备而来, 不容有所闪失。
2、新闻事实周详。
通过隐性采访方式, 对社会不良行为进行采访报道, 抨击社会不良, 进行舆论监督, 效果远比公开采访为好, 这已经过无数新闻采访的事实加以反复证明。通过隐性采访获得的新闻事实比较周详, 舆论监督的力度也比较大。同时, 周详的新闻事实也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新闻侵权行为的发生。
3、社会参与程度较高。
社会的不良行为虽是在暗中进行的, 记者的能耐再大, 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也是有限的。因此, 隐性采访的线索大多来自社会成员的举报, 缺少社会成员的举报, 隐性采访将失去最为重要的新闻源。另一方面, 隐性采访也是受众欢迎的一种采访方式, 通过这种采访手段采获的新闻, 受众有较高的接收兴趣。
4、隐瞒身份。
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 有人愿意侃侃而谈, 有人却表示“无可奉告”, 而新闻工作的职业要求, 使记者们不仅要从“侃侃而谈者”那里采获新闻, 还要从“无可奉告者”那里采获新闻。而隐去记者身份去面对“无可奉告者”, 无疑是最有利于新闻采获的。所以, 在隐性采访活动中, 记者必须隐瞒身份。只有隐瞒身份, 才可能更方便地采获到有价值的新闻。
5、隐藏目的。
记者以某种社会角色面对不愿接受采访的对象, 他们必须隐藏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 否则, 既达不到隐瞒身份的目的, 也无法实现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在具体的采访实践中, 记者会针对不同的人物和事件, 以不同的身份去进行实际的采访。但不管身份如何千差万别, 隐藏目的的做法是始终如一不会改变。
四、隐性采访的影响力
隐性采访能充分保证舆论监督的进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知政权。作为一种鲜活的新闻采访方式, 隐性采访能挖掘到其他采访方式难以获得的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和幕后真相, 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的真实性, 满足了受众的文献知情权, 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新闻媒体记实践证明, 隐性采访这种采访手段对于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是必要和有效的, 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南方周末》等媒体所取得的一系列批评报道的成功, 大多得力于隐性采访 (偷拍偷录) 的巧妙运用。从记者躲进拉煤大货车内偷拍高速公路乱收费情况, 到记者深入锦湖轮胎工厂对不合格轮胎的暗访与报道, 以及河南电视台记者深入山西揭露黑砖窑事件, 促使了当代“包身工”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不给广大受众群体留下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
[1]张莉:《新闻监督与隐私权冲突》, 《法制日报》, 2006年11月9日第9版。
[2]徐迅:《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年7月第1版。
新闻媒体如何正确使用隐性采访 篇10
所谓隐性采访，是指“因记者工作需要，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采用隐性采访方式也是新闻记者挖掘深度新闻的一种常用手法。隐性采访能够最大限度地探知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使受众更清楚地了解事件本质，增强新闻的真实感和现场感。然而，随着隐性采访频率的增多，也引发了各种争议。因此，笔者认为，媒体在运用隐性采访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应遵循客观记录原则
新闻必须是真实的，这是新闻媒体和社会对新闻的共同要求，如果新闻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新闻媒体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新闻要客观记录事件发展过程。这就要求记者最好将自己置身于新闻事件以外，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去报道，不去影响或促使事件发展。如果记者参与到新闻事件之中，那么其本身就有可能成了新闻事件的成因之一，最后的报道将会不够客观，造成新闻的失真，引起受众对新闻真实性的怀疑，无法使新闻起到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同时，隐性采访还容易侵犯被采访者的合法权利，并且对新闻本身也是一种不尊重。
二、应遵循公众利益原则
隐性采访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维护公众利益是记者和媒体基本的价值取向。只有与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相关、正常采访无法获取真相时，才能使用隐性采访。不能遇到困难就滥用，也不能为了报复或个人私利等原因使用隐性采访。隐性采访只能在不违反法纪的情况下，让公众对国家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等有关信息进行了解，不能为了迎合某些公众的好奇心，而使用隐性采访获取个人隐私等不宜报道的内容来提高收视率。近些年，中央电视台为维护公众利益，每年的3月15日都会推出“3·15”晚会，对坑害消费者的伪劣商品进行曝光，同样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消费主张》以及地方电台、电视台开辟的行风监督节目，都经常采用隐性采访，曝光社会阴暗面，揭穿了无数的骗局、陷阱和黑幕，揭露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作为，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同时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和人生。
三、应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原则
隐性采访必须做到合法合理，在法律道德允许范围内进行采访，来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在隐性采访时，记者不能为了达到采访目的，引诱被采访对象违法违规，不能为了让新闻好看而策划新闻事件。隐性采访应追求社会责任，记者首先是社会大众的一分子，必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做人的行为准则。从职业角度来讲，记者也是时代和社会变迁的记录者，在他们身上凝聚着更多的社会责任。记者在采访新闻，特别是采访负面新闻时，其表现一定要坦荡，不能夹杂私人情感，更不能故意给采访对象设置“圈套”，引诱对方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话、做事，从而失去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众所周知，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和新闻自由权，但记者在采访时也应该时刻想到，新闻的当事人也是国家公民，所以在使用隐性采访时，应该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善意地去报道新闻事件，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肆意运用舆论监督的“大棒”恶意伤害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用隐性采访的最终目的是正确引导舆论导向，揭露、鞭挞社会中存在的假恶丑现象，弘扬真善美等正能量。如果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记者始终怀着一种主观的态度，最后做出的新闻很有可能不够客观，甚至很有可能把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引到一个偏激的方面。所以，在隐性采访时，记者一定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守，这不仅是对新闻当事人必要的尊重，也是对新闻、对大众负责。
四、应遵守国家法律原则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新闻法，对隐性采访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隐性采访没有法律限制。
隐性采访的工具应符合法律规定。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隐性采访不得泄露国家机密，包括国家的政治秘密、经济秘密、技术秘密等。我国《保密法》等许多法律、法规都作了具体要求。1992年，国家保密局、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新闻出版署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专门制定了《新闻出版保密规定》，对新闻保密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隐性采访不能泄露企业秘密。媒体记者对采访所涉及的企业秘密包括产品价格、销售渠道、制造结构等要谨慎处理。新闻媒体不仅要为公众传播有价值的信息，也有为企业严格保密的责任，避免不经意间使他人获取企业竞争对手的机密资料，从而采取不公平竞争，以致破坏市场秩序。
公民的隐私权不受隐性采访的伤害。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不受侵害，《民法通则》也作出了类似规定。在新闻报道中，侵害隐私权是隐性采访被指责最多的地方之一，记者在采访中区分采访地点是公开场合还是秘密场合，采访对象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公民，并在实践中把握其中的区分度。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因为他们不具备完全责任能力，其罪错不宜张扬。所以，新闻媒体在采访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也要作特殊处理，如用匿名、在电视画面中使用马赛克处理其面部图像、用特技改变其声音，避免该未成年人的姓名、照片、地址泄露，以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权益。
由此可见，隐性采访必须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并要正确把握隐性采访的度，把握好了，隐性采访可以成为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把握不好，会成为新闻侵权的罪魁祸首。
浅谈电视记者的隐性采访 篇11
隐性采访, 简单地说, 就是暗拍暗录暗访。例如, 平顶山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实事点击》栏目在拍摄《关注网吧》这期节目时, 记者以普通上网者的身份, 隐蔽镜头进行体验式拍摄, 对部分网吧的违规经营做了纪实性披露;在拍摄《狗市何以生存》这期节目时, 记者以围观者的身份, 记录下了有关部门乱收费的整个过程。这些通过隐性采访所获得的新闻素材能挖掘到其他采访方式难以获得的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和幕后真相, 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可听性、可视性, 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 加大了舆论监督的力度, 同时, 这些真实的新闻素材还可以帮助记者在可能出现的新闻侵权纠纷中, 提供有力的证据, 增强获胜的把握。
隐性采访是记者的合法权利
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这些条款赋予了我国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我国新闻媒体作为人民的代言人, 新闻单位的隐性采访、电视记者的暗拍暗录, 其实是行使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和舆论监督权, 是记者的合法权利, 受法律保护。
新闻实践中, 许多批评性报道的素材, 只有通过隐性采访才能得到。例如, 在中央电视台每年“3·15”晚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批侵犯消费者的案例, 无论是虚假手机诈骗短信、公民信息泄露, 还是劣质奶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拼装车, 揭露这些社会丑恶的内幕都离不开隐性采访, 可以说, 电视记者隐性采访为舆论监督立下了汗马功劳。
隐性采访应避免新闻侵权的发生
实践中, 一部分记者由于缺乏进行隐性采访的法律知识, 在采访时无意步入了法律的禁区。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容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在隐性采访引发的新闻侵权诉讼中, 媒体与记者多以“侵犯公民人格权 (包括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 或法人的名誉权”为理由被推上被告席。目前, 我国法律对电视采访拍摄报道中所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还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隐性拍摄更要特别小心。
注意区分公开场合与非公开场合。隐性采访的内容及对象应尽可能在涉及公共场所、公务人和公共活动的范围内进行。一般来说, 对于公共场合的事件或人物, 人人都可以拍摄, 对拍摄行为本身一般没有限制。例如, 记者在行政审批大厅隐蔽拍摄窗口工作人员上班时间上网打游戏时, 就不存在侵权的嫌疑。
法律保护隐私, 但不保护违法、犯罪。电视新闻隐性采访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前提, 法律上的隐私是说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秘密。个人隐私主要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个人领域等。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说, 当一个公民隐私权涉及影响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时已不成为法律意义上的隐私权, 记者的拍摄报道既为合法之举, 公众也有权获知。例如, 记者曾经随执法人员秘密拍摄造假烟人员在家中制造假烟的过程, 虽然偷拍涉及制造假烟人员的私人住宅, 但也不会产生新闻侵权。
另外, 隐私具有可“放弃”性, 一切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经当事人, 或出于当事人自愿而公开报道, 就不能视为对其隐私的侵犯。
注意公民肖像在新闻报道中的使用。《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 未经本人同意,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记者在隐性采访中隐性拍摄的人物的肖像, 虽然没有经本人同意, 随后公开在新闻报道中, 但不以营利为目的, 也不构成侵犯肖像权, 需要注意的是, 使用偷拍人物的形象, 不得使用或遮挡其与报道内容无关、不雅的言行举止。
保护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42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在判决前, 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隐性采访报道性骚扰案件、强奸案件、色情场所时, 电视记者一定要注意保护涉及妇女的隐私。如采用隐蔽个人信息和相关细节、用马赛克处理其面部图像等。
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法人秘密。国家秘密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必须保护。《保密法》第20条规定:“报刊、书籍、地图、图文资料、声像制品的出版和发行以及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和播放, 应当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另外, 隐性采访也不能泄露法人商业机密。记者在偷拍时对涉及商业机密 (如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方法) 的事宜应谨慎行事, 防止有人使用不公平竞争的手段破坏市场秩序。对军事禁区等保密场所和法庭的审判活动, 电视记者也不能进行隐行性采访。
进行隐性采访的技巧
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结合。在隐性采访中, 由于记者的视野和知识的局限性, 隐性采访往往需要公开采访作为补充和证实。例如, 在平顶山市电视台拍摄的《狗市何以存在》这期节目中, 记者先用隐性采访拍摄了有关人员收费的全过程, 但有关人员为何收费, 是哪一个单位的并不知道。于是记者立刻亮明身份, 对收费人员进行采访, 刚才收费人员的理直气壮和现在的遮遮掩掩形成鲜明的对比, 事情也了解得更加准确清楚。
巧妙转化角色。隐性采访涉及的内容, 多是社会的阴暗面和丑恶现象, 这就要求记者在采访前精心准备, 采访过程中需要以恰当的角色出现, 胆大心细, 随机应变取得被采访对象的信任, 在与被采访对象的接触和交往中悄悄完成采访工作。例如, 平顶山市电视台在拍摄《小炼焦死灰复燃》这期节目时, 记者先学习了购买焦炭的行话, 以购买焦炭者的身份与焦厂工人、焦厂主进行交谈, 了解情况, 以多点观察、多向发问掩盖真实的采访意图, 从而得到了被采访者的自然言行流露。需要注意的是, 在隐性采访转换角色中, 记者不能把自己变成“导演”, 不能“诱导”和设“圈套”, 人为地影响和改变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 不能引诱违法犯罪。例如, 为了暗访地下赌场的情况, 有的记者装扮成赌客进行赌博;为了测试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 有的记者假冒成受害者打110报警, 这些都涉嫌违法。另外, 电视记者假冒身份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 例如不得伪装成国家公务员、法官、检察官、警察等依法授予的特定身份。
拍摄技巧和设备问题。隐性拍摄器材在设计上便于携带但不易操作控制, 有时进入现场前必须开机拍摄, 离开现场后才能关机。因此拍摄前必须准备足够的录像带和电池, 防止录像带和电池不足而影响拍摄。
隐性拍摄的取景范围一般都是固定的, 无法变焦拍摄, 因此必须事先了解隐性摄像机的取景范围、中心点位置等。由于拍摄时一般用广角镜头, 要注意适当靠近主体, 注意拍摄位置和角度, 以免画面中主体太小, 还要控制好拍摄器材的平衡性, 尽量避免镜头摇晃得太厉害, 错过精彩有用的镜头。另外, 隐性拍摄机的话筒拾音范围是全方向性的, 因此要尽量避开风声噪音, 使录音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