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化组织

球化组织（通用6篇）

球化组织 篇1

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制定的IS09000系列实现了商品技术标准的全球化,而作为资本计量标准的会计势必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从较小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而今,国际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被大多数国家认可,会计全球化已成趋势。但是会计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区域性的会计协调是实现全球会计协调的纽带,从区域性会计协调到会计全球化这一过程,国际组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我国如何应对会计全球化有着借鉴意义。

一、国际组织与会计全球化

全球化和国际社会的组织化是互为因果、彼此促进的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国际组织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载体和依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任何全球性与区域性重大问题的处理,如果没有相关的国际组织的参与,都难以获得圆满解决。会计全球化早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会计师大会就开始了,但真正开展则主要是通过一些国际政府组织机构和民间会计职业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的。

主要政府组织机构主要有联合国会计和报告国际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欧洲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非洲会计理事会(AAC)等,它们分别各自在公司层次、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进行会计审计方面的协调,甚至与民间会计组织之间协调,对会计全球化作出了贡献。

会计全球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民间会计职业组织,虽然它们制订的准则不具有强制力,但能得到国际性职业组织间和各国的普遍认可与支持,推动了会计全球化。民间会计职业组织主要包括北欧会计师联盟(NFA)、欧洲财政经济会计专家联合会(VEC)、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其中,IASB对国际会计实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国际会计的理论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成为当前会计全球化的关键;IFAC的分支机构如亚洲太平洋会计师联合会(CAPA)、欧洲会计师联合会(UFA)、南北美会计师联合会(AIC)、西非会计团体联合会(ABWA)、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对各地区的会计协调作出巨大的贡献。

二、我国如何应对会计全球化

目前,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已在很多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分为四个依次递减的层次:要求全部企业、要求部分企业、允许全部企业、允许部分企业。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广泛地参与会计国际协调,从《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到2007年1月1日38项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无不表明了我国会计在国际化进程中取得的巨大进展。如何利用和发挥自己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来应对会计全球化,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上述所言,笔者认为我国在应对全球化上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从我国国情考虑。

由于会计的国际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首先,应当从社会经济环境、法律法规、人员素质等各个方面做好会计国际化发展的基础配套工作,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加强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的治理与整顿;加强证券监管的程序化、规范化和公开化,对企业信息披露加强管理与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与内部控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加强外部审计监督,提高审计质量;对会计从业人员加强专业培训,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等。其次,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完善和修订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只有建设和完善了本国的会计标准执行机制,才能在国际组织中有发言权。再次,关注国际组织的最新动态,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加快会计信息披露全程电子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增强会计信息国际可比性。如可扩展的企业报告语言(XBRL)——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财务报告语言,我国深交所对XBRL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是全球首家提出将XBRL技术应用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领域的机构。最后,设立若干个的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投入经费,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密切与各重要国际组织秘书处的联系;准备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的有关人才;在高等院校开设国际组织的公共课,并把国际组织列入相应的专业基础课等等。

(二)积极参与国际会计交流,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其实,在会计国际协调中,实际已远远超出了技术层面,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如欧盟,之所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因为在2005年或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建立欧盟统一的金融市场,提高其竞争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谈判力,尤其是提高与美国的抗衡能力。而发达国也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起点与发达国家是不平等的。根据全球性会计准则实现的两阶段来看,在未来3至5年内,制定一套能够被美国和欧盟所接受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一首要目标是虽未得到发达国家的全面认可,但是从美英及欧盟对国际会计准则及国际报告准则的趋同来看,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只有这个阶段性目标实现后,IASB才有可能转向中小企业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信息需求。可见,IASB在考虑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的同时,也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环境因素。这就给发展中国家很好的机会。我国于1997年加入了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并成为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观察员,现已当选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这样,一方面我国可以充分利用IASB会议的开放机制参加会议和提供观点,反映我国的特殊情况,尽可能地对国际协调施加我们的影响,例如建议IASB立项研究经济转型国家的会计问题等,以便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制的新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和合作,特别是参与IASB的具体工作,与IASB的工程项目进行合作,充分发挥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三)加强地区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和沟通。

要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更有发言权,区域间会计协调就显得相对重要。我国应能借鉴欧盟区域会计协调的成功范例,积极地与经济背景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等具有相似特征的国家开展区域间沟通、对话和合作,以提高我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影响力。比如从整个亚洲来看,积极总结亚洲会计模式特点,先在区域范围内协调,进而形成完善规范的亚洲会计体系,不仅能提高亚洲国家整体的会计水平和协调程度,而且也在欧美主导的国际会计标准体系中,注入一种新的力量,从而使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真正做到广泛、客观、公正,代表公众利益。若仅从周边地区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预计2010年将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市场,那么在贸易区内的会计协调就成为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保障。加强与东盟国家准则制定机构及东盟国家会计师联盟间的沟通和合作,尽可能地缩小各国重要会计准则的重要差异,以促进早日实现中国——东盟贸易区域内金融市场的统一。

球化组织 篇2

方继平（河北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石家庄 050000）

摘 要：由于近年来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推动，全球化迅猛发展。随着全球化的纵深拓展导致全球不平等、不公正现象越来越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全球化运动悄然生成并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新浪潮。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反全球化也在不断地扩展。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同时存在似乎成了全球化发展的必经阶段。因此，只有正确对待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的互动与博弈，客观地确定我国对于参与全球化的谋略，才能把握全球化的机遇，在发展中巩固全球化的正面效应，规避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

从产品的全球化到品牌的全球化 篇3

2008年开始蔓延的金融风暴，全世界的人都在反思美国的经济模式，我认为这值得我们中国企业全面反思。

世界工厂的增长模式受到挑战。由于IT和通信的高度发展以及自动化水平的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达到历史最高美国、日本完成工业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试想，如果8亿中国人都成为产业工人，以现在的生产率水平，全世界失业率都会剧增，中国可能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公敌。2007年，我在米兰待了两星期，一个个城镇的裁缝集体失业，当地人都说是中国人闹的。这必将带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2008年的中国出现了“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

丰田已成为世界汽车的龙头企业。美国三大汽车的衰落，其根本的原因是成本的居高不下和创新的缺乏，加速其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丰田等日本品牌的崛起。但是，你没有看见像西班牙人烧中国鞋的现象发生在美国汽车业。你仔细回顾一下，在5年前丰田就在刻意回避自己是日本公司，在产品品牌上直接音译，佳美变成了凯美瑞，在美国各大媒体宣传丰田是美国公司，在美国研发、在美国生产、雇用美国的劳工，不是世界第一，仅仅是第二而已。

从丰田的案例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要完成从产品的全球化到品牌的全球化的转变。什么是产品的全球化?就是将产品卖到世界各国去，比如说中国的打火机，中国的纺织品。在国际上统称为MADE IN CHINA。什么是品牌的全球化々就是成为全球消费者的品牌，跨越了国界，比如诺基亚，在中国很多人知道诺基亚品牌，但是不知道诺基亚来自芬兰。

在中国，品牌全球化的代表性企业，如华为、联想、TCL。TCL的第一轮冲击虽然失败了，我认为也值得尊敬，大部分企业连走出去的勇气都没有。华为的模式是以自主的产品、自主的品牌、自主的营销渠道去拓展国际市场。联想的模式收购一个国际的知名品牌，以收购的产品品牌和国际营销渠道带动整个企业的品牌国际化。这两个企业都走在成功的路上。在中国，只有华为、联想类似的企业多了，才会形成一种文化模式，当品牌形成一种文化模式的时候，就可能全球化了。像德国，BOSCH博士、西门子、奔驰、宝马以德国制造的方式开创并占有全球市场，打破了国家界限的束缚。在任何国家都可以代表高质量、高可靠性、高价值的含义。沃尔沃、爱立信、ABB则是瑞典的代表。

品牌的全球化之路从来就是充满艰辛之路。可口可乐国际化扩张很大程度源于战争和跨国工程公司的出现。越战时期，美军在哪里，可口可乐就运到哪里，为此，可口可乐牺牲了上千名员工。华为的全球化拓展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在伊拉克战争刚刚结束时，华为的员工就出现在那里；在非洲工作的员工，很多人得了疟疾；在拉美工作的华为人，很多人都有被抢的经历。

球化组织 篇4

所谓的组织创新,指的是任何组织机构运作流程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革。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组织发展和进步。所谓组织变革,指的是运用行为科学和相关管理方法,对组织的权利结构、组织规模、沟通渠道、角色设定、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关系等进行有目的的、系统性的调整和革新,以适应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

2 影响组织创新与变革的因素

2. 1 内部影响因素

第一,组织结构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对创新的作用显著,具体表现为: 其一,灵活的组织结构对组织创新产生正面影响。它有利于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从而更易于实施组织创新; 其二,富足的组织资源是实现组织创新的重要基础,使管理部门具备开发创新能力; 其三,多向的组织沟通有利于克服组织创新的潜在障碍,利于部门间交流,从而创新解决方案。第二,组织文化因素。创新型组织通常具有独特的组织文化,具有下列特征: 其一,思路多样性。鼓励多种工作思路,对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主张采取宽容态度; 其二,减少组织监控,把规章和条例之类的监控减少到最低限度,加大管理的自由度; 其三,鼓励承担风险。鼓励干部员工大胆试验,不用担心可能失败的后果。把可能的错误作为学习的机会,随外部环境变化并作出相应调整。第三,人才资源因素。人才资源是组织创新的基本保证。创新型组织积极地对其干部员工开展培训和发展,加快知识与经历的更新。同时,为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引入职业生涯设计提供员工工作保障。

2. 2 外部影响因素

第一,产品与服务市场变化。一方面,市场需求变化是市场变化的主要体现,这是因为组织作为市场中的供给方出发点就是为了满足需求而产生的; 另一方面,竞争变化作为市场变化的重要组成,激烈的促使企业必须以更低成本和更高质量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取得市场主动权。第二,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因素。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是推动管理创新的重要外部因素。管理理念与文化价值观的更新势在必行,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技术层次的不断提高,使得成为组织创新的必要条件。而管理理念与文化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变化的制约,例如,政府的政策和法律等都直接对组织创新行为具有指导意义。

3 组织创新与变革的动力和阻力

3. 1 影响组织创新与变革的动力

3. 1. 1 内部方面

第一,组织结构。组织变革的重要内部推动力是组织结构。由于外部的动力带来组织的兼并与重组,要求对组织结构加以改造。这样容易对整个组织管理的程序和工作流程造成影响。第二,人员与管理特征。为了保证组织战略的实现,需要对企业组织的任务作出有效的预测、计划和协调,对组织成员进行多层次的培训,对企业不断进行积极的挖潜和创新等。这些管理活动是组织变革的必要基础和条件。第三,团队工作模式。各类企业组织日益注重团队建设和目标价值观的更新,形成了组织变革的一种新的推动力。组织成员态度、行为等的改变,对于整个组织有着重要影响。随着电子商务迅猛发展,虚拟团队管理对组织变革提出的更新的要求。

3. 1. 2 外部方面

第一,社会政治特征。全国的经济政策、企业改革、发展战略和创新思路等社会政治因素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对于各类组织形成强大的变革推动力。第二,技术发展特征。随着高新技术的日益采用,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等的广泛应用,对组织的结构、体制、群体管理和社会心理系统等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尤其是,网络系统的应用显著缩短了管理和经营的时间和距离,为组织发展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第三,市场竞争特征。全球化经济形成新的伙伴关系、战略联盟和竞争格局,迫使企业改变原有经营与竞争方式。同时,国内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使得企业为提高竞争能力而加快重组步伐,管理人才争夺日益成为竞争重要内容。

3. 2 影响组织创新与变革的阻力

第一,组织因素。组织惰性是形成变革阻力主要的因素,尤其出现诸如组织机制僵化等问题,造成难以适应环境的要求或者内部的变革需求。此外,组织文化和奖励制度等组织因素以及变革的时机也会影响组织变革的进程。第二,群体因素。群体因素主要包括群体规范和群体内聚力两方面。群体规范具有群体的认同,组织变化开展困难的特点。另外,内聚力很高的群体通常不容易接受组织变革。第三,个体因素。一是职业认同与安全。人们需要从熟悉、稳定和具有安全感的工作任务,转向不确定性较高的变革过程; 二是地位与经济上的考虑。例如,基于主观认识不同以及个体特征不同,对变革产生抵制心态或是担心变革会影响自身切身利益。

4 企业组织变革的创新与变革模式对策

企业组织变革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的,以改善和提高组织效能为根本目的的管理活动。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企业组织变革的最大诱因。根据系统环境互塑共生原理,环境对系统有两种资源和压力输入状态,系统对环境有两种功能和污染输出状态。

环境输入直接塑造企业组织,这种输入的变化直接引发企业组织变革。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就需要相应地变革组织模式。同时,环境的压力也影响着企业组织模式的选择。如果在要素市场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那么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比竞争者具有更高的要素利用效率。如果在产品( 服务) 市场上竞争激烈,那么企业必须具备能够生产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的组织结构。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讲,企业输出同样对环境有塑造作用。当企业的输出对环境产生影响时,环境的变化进而会对企业产生新的输入,从而引发企业组织变革。企业功能是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增加所有者权益以及向国家上缴税收。如果企业为市场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市场占有率提高,有利于企业增强竞争优势。企业功能输出有利于改善经营环境,进而减轻组织外部压力,促进企业组织健康发展。相反,企业的污染输出则直接恶化自身经营环境。

综上所述,环境对企业的资源输入决定企业组织形式;环境对企业压力输入制约着企业组织的选择; 企业功能输出有利于改善经营环境; 企业的污染输出会恶化企业的经营环境。对于企业组织变革的必要性,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认识:企业要么实施变革,要么就会灭亡。激进式变革力求在短时间内,对企业组织进行大幅度的全面调整,以求彻底打破初态组织模式并迅速建立目的态组织模式。渐进式变革则是通过对组织进行小幅度局部调整,实现初态组织模式向目的态组织模式的转变。例如,作为一家标准意义上的 “家族企业”的好利来而言,组织变革过程是在安抚企业原有元老基础上,为新人成长和交接创造良好内部环境。

摘要：目前,企业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是组织的创新和变革,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管理者充分重视上述问题的解决,但如何开展和推进组织创新与变革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文章以企业组织创新与变革研究为着眼点,分析了组织创新与变革过程中动力和阻力问题,最终提出组织应对创新和变革应对策略。

关键词：组织创新,内外部环境影响,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张志元,李兆友.全球化时代我国虚拟经济组织创新的系统思考[J].科技管理研究,2014(15):1-3,9.

[2]李慧颖.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探析[J].教育观察:上半月,2015(8):133-134.

[3]杨丽君.基于组织惯例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选择[J].企业经济,2015(1):58-62.

球化组织 篇5

发表日期：2007年10月22日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作者：李 丹编辑：fjskyfass阅读：1414【字体：大 中 小】

摘 要：全球化给女性地位带来了一系列冲击和影响。在全球资本、政法体制及家庭男权的重压下，女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反全球化等新的社会运动正在与妇女运动一起成为女性抗议贫困和不公、争取自身权益的新形式，女性在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明显建树，走在了时代前列。

关键词：全球化；女性；妇女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公正运动）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穴２００７?雪０２－００００－００

作者简介：李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

一、女性在全球化中的地位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使大量的妇女加入劳动力的行列。２００３年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已达近６０％，比全球化尚未展开的１９８０年增加了近１６％。妇女劳动力人数的增长是否预示着女性地位的变化？

１、经济地位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资本国际化，这无疑强化了资本、资本家、公司的地位和重要性。跨国公司纷纷向劳动力廉价、没有社会保障和工会组织薄弱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在全球发起了“为最低工资的竞争”（ｒ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导致发展中国家血汗工厂林立、工人成为廉价赚钱工具，发达国家工人工资和待遇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人们大量关注的问题是国别不平等、阶级不平等或种族不平等，而实际上这种不平等在性别上的表现尤其是对妇女而言，更为触目惊心。妇女处在国家、阶级、种族各种压迫的交叉点上，是各种不平等中遭受不平等对待最严重的群体，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最大受害者。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是底层中的底层，穷国中的穷人。在所谓“全球化平台”的出口加工区，血汗工厂林立，成千上万的妇女艰辛劳作，只能得到最低的报酬，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权利。在３０个不发达国家的服装业工作的工人约有４０万人，其中，９０％是妇女。她们每天所得的工资少于１美元。而当这些女工为争取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像１９９７年雅加达１万名女工要求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资进行罢工斗争时，资本家便从邻国找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她们。

在工人阶级中，女性是无产者中的无产者，遭受着比男性劳动力更为深重的盘剥。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削弱了劳工的谈判力量，劳资关系出现失衡。尽管妇女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但她们总是首当其冲。妇女尤其是有小孩的妇女，由于贫困，又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工作，更严重地依赖雇主。雇主可以用较低廉的工资雇用女性劳工。在工业化国家，工薪部门中妇女所领工资平均为男子的７７％，在发展中国家则为７３％。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男女之间同工不同酬的行情仍然很普遍。

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是妇女的经济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也使妇女的地位雪上加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削减社会项目。因为妇女要抚育孩子、照顾家庭，比起男性更多地依赖这些社会项目，所以福利水平降低给妇女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影响。大批妇女失业，很多妇女以沿街叫卖或以乞讨为生，有的则沦为娼妓。妇女成为新的全球贫困阶层，据统计，世界上的穷人７０％是女性，在日消费少于１美元的极端贫穷

人口中，妇女占大多数。女性贫困化、贫困女性化已经成了全球性倾向，而且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因此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称不改变妇女的贫困便无法完成全球脱贫任务。

２、社会地位

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就必须消除贫困的祸根，必须让贫困的妇女获得改变其境遇的手段，而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是变革妇女命运的重要渠道。然而，妇女想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要受到很多社会因素的影响。男性优势（ｍａｌ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是历史上渗透最广、最普遍和最强固的权力系统。在政治领域中，男性是当仁不让的“统治者”。比如，从全球范围来看，妇女还是只占有１６％的议会席位，阿拉伯国家少到只有６．４％，只有四个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能够实现在议会或立法机构中妇女所占席位至少为３０％。联合国１９４５年成立以来，所选出的４９位联大主席中，只有两位是妇女，无一位女性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

妇女在工作高层中所占的比例也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但在专业的、技术的、行政的、经理的种种高端职位中，男人统统占据绝对优势。在世界财富５００强的董事会中，２００５年女性所占的比例只有１４．７％，另外有１／９的财富５００强企业中没有女性董事会成员。在信息技术领域及其产业体系中，决策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绝大部分是男性，担任经理主管职位的女性只有少得可怜的７％。在软件大国印度，从事软件业的女性也只有２７％。妇女在出版、广播、文化决策层中更是长期处于缺席状态。由于目前９８％的ＣＥＯ和８５％的董事会成员都是男性，女性要想升迁不得不面对男性的选择，最后作出这些任命决定的都是男性，而男人总是把工作机会给他们的同类。ＣＦＯ杂志的调查显示，在财务领域工作的女性有１／３认为她们在过去５年中至少部分是因为性别原因而没有得到提升。?眼１?演

造成妇女社会地位高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全世界８．７６亿名文盲中妇女占２／３；１．１５亿名缀学儿童中，１／５为女童。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女孩入学机会低于男孩。即使开始入学的女孩人数与男孩相同，但女孩辍学率也较男孩高。在网络资源使用上，女性也明显处于劣势，情况最好的美国，女性因特网用户也只有全国的３８％，巴西为２５％，日本和南非为１７％，俄罗斯为１６％，在中国仅有７％，阿拉伯国这只有４％。?眼２?演受教育机会少、受教育程度低，使女性得到有薪资工作的机会就少，而得到高薪工作的机会则更少。２００３年，南亚只有１８％的妇女、西亚２０％、北非２２％的妇女能挣到工资，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也只有４６％。有工作的妇女从事的大多是服务性、劳作型、低层次的带有女性专属色彩的工作，如裁缝、保姆、女佣、护理工、清洁员、接线员、美容美发员、餐厅酒吧招待员、宾馆服务员„„。能自己经营企业雇用员工的女性少之又少，女性雇主只占２１％。?眼３?演

妇女还是全球犯罪、施暴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受害者。《２００６世界人口报告》说，跨国境贩运人口每年达到６０万到８０万人，其中８０％是妇女和女童。在绝望中寻找工作的妇女最容易成为人口贩子所捕猎的对象。女性还是色情行业的牺牲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色情行业泛滥，一些政府和个人借助妇女的性别特征谋取暴利。在有些国家，色情旅游业竟是当地经济的支柱。

３、家庭地位

妇女地位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概念，妇女的家庭地位是一个基本方面，也是其社会地位的重要体现，而家务分工又是衡量女性家庭角色和地位的主要标准。传统的角色定位使女性成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是从男性的利益出发的，认同所谓的贤妻良母，女性只能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性。当女性希望建立自己的事业、追求个体的人格独立时，她的主体性价值与她的社会性别价值就处于矛盾之中：她在事业上越成功，获得的主体独立性越大，她就越失去作为女性的价值———因为她的性别价值是依附于男性的。正是这种潜在的分离给众多成功女性套上了枷锁。”?眼４?演在几乎所有的社

会中，劳动的性别分工将家务劳动的责任推给了妇女。

然而，到目前为止，女性的家务劳动并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回报，为了获得收入，妇女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成为家庭加工业中新的无产者，全球化带来的工作场所弹性化正好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在积极利用女性的温驯、勤劳和灵巧吸引投资。这些女性家庭工人（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ｅｒ）做的工作都是分包一些产品的零部件，生产过程重复单调而令人厌倦，拿微薄的计件工资，没有其他福利待遇。与其说家庭中的工作方便了妇女，不如说它给公司带来了更大的利润。“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把大量妇女赶到只签订临时合同的和从事家务劳动的自由市场中去。虽然这些新的劳动市场允许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得到和谐协调，但真正的赢家却是资本家的公司。一些学者把世界范围内转向后福特主义弹性时代的过程看作是“全球女性化（ｇｌｏｂａｌ 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过程，这也是女性受到全球化盘剥的新写照。“与重建的资本主义工业相关的新的劳动性别分工强化了对女性的剥削，重组和突出了生产场所和家庭中的性别压迫。”?眼５?演因为无论是作为无酬劳的家务劳动者（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ｅｒ）还是有工资的家庭工人（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ｅｒ），女性的身份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她们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而是从只是依附男人发展到既要依附男人又要依附老板。当然，全球化毕竟让女性多了一种选择，过去妇女对经济财富没有直接支配权，她们只能借助婚姻从中受益，现在则可以自己支配全球化所带来的新财富。的确有些妇女成了这种变化的受益者，但是大多数妇女仍然是全球化的大输家，她们要么没有多少财富可以自由支配，要么这种财富重新成为丈夫名下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究竟是被赋予了经济权利还是被剥夺了经济权利？

家庭暴力在衡量女性家庭地位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因素，是威胁女性安全与尊严的一大公害。据加拿大统计署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调查，该国２９％的已婚妇女自１６岁以来“在目前或过去的婚姻配偶手下”经历过暴力。三分之一以上的虐妻受害者遭受了严重虐待，以致她们“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几乎一半（４５％）的虐妻暴力事件引致对妇女的身体伤害，几乎一半（４５％）的伤害需要医务处理。?眼６?演欧盟一位负责就业和社会事务的委员指出，每５位欧盟成员国妇女中，至少有一位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严重，孟加拉国２０００年被联合国列为针对妇女暴力最为严重的国家，该国５０％的谋杀案是杀妻，报纸上充斥着杀妻或殴妻的故事。不少男人争辩说工作压力和竞争引起的焦虑诱发了施暴动机。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少妇女在自己家中遭到虐待和谋杀，这不能不说是对妇女解放的一种讽刺。人们不由得质疑全球发展是消除了暴力还是酝酿了更多的暴力？

二、女性对全球化抵制的理论与实践

可见，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两性差别，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与问题。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国际秩序和社会秩序，是一种更为不公正的秩序，它导致了权力、财富、自由、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公平分配。这种不公平由国际层面渗透到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家庭层面，尤其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全球资本主义通过新的国际分工和分配体制对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贫困妇女进行剥削和压迫，把她们置于层层盘剥和重压之下。她们在家庭受到男权的压迫，又在生产中受资本的剥削，还在政治中受到权力的压制。这是不同国家和身份的女性为什么不约而同反对全球化的原因。

女性对全球化的抗争是多方面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女性都走在了时代前列。她们有的是理性分析家，有的是激情鼓动者，有的则是直接参与者，与男性不同的是，她们普遍提倡关爱、公正和人性的伦理价值，主张以相互依赖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级制关系模式，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推动着全球化朝着更健全的方向发展。全球化法国作家维维安尼·福莱斯特尔女士（Ｖｉｖｉａｎｅ 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是一位激情的反全球化作家，她在的《经济的恐怖》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反抗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争取更美好的生活。杰里米·布雷彻（Ｊｅｒｅｍｙ Ｂｒｅｃｈｅ）则是一位反全

球化理论家，她与人合著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团结的力量》，作者称这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反抗运动”，相信人民可以发挥影响全球化的作用，公司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可能遭遇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抗衡。这类著作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女性权益，但观点更理智、更客观，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更大，从更深刻的理论层次为反全球化运动奠定了基础。苏珊·乔治（Ｓｕｓａｎ Ｇｅｏｒｇｅ）是金融市场民主监督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副主席，是反全球化运动思想家和顾问。她强烈谴责地球的过度开发、自然的贫瘠化、穷人越来越穷和明显的不公正等现象。她说，“我们反对根据大公司集团的要求实行的全球化。这些大公司集团组成了院外压力集团，政治家们都重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我们反对这种由少数不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推动的全球化。”?眼７?演加拿大籍专栏女作家乃欧米·克莱恩（Ｎａｏｍｉ Ｋｌｅｉｎ），也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先锋。在反全球化运动标志性开端的西雅图抗议后不久，她就出版了《无牌子》（ＮｏＬｏｇｏ）。这本书被译成１５种语言，畅销世界各国，被公认为是全世界反全球化的宣言。书中指出，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伴随着生产线大量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工业的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市场推销。然而在大公司兜售的名牌产品和高级生活方式背后，却隐藏着种族歧视、失业、贫富不均、腐化贪污、对贫穷国家的剥削等各种社会弊病。德国反全球化的思想先驱马丽亚·米斯（Ｍａｒｉａ Ｍｉｅｓ）则提出，如果还想为我们、我们的子孙、这个地球和所有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创造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未来，那么除了反抗没有别的选择。

在全球化抗议运动中，也涌现出许多女性积极分子，她们把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和平运动、民主运动、公民社会运动等社会运动的目标联系起来，构成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促进全球公正的洪流。妇女运动被称为“运动中的运动”。一位妇女组织领导者称，妇女运动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完全参与者，提出“现在是应该承认妇女为性正义、经济正义和共享民主耐进行斗争之重要性的时候了”。?眼８?演在世界社会论坛中，妇女参加者超过４０％，南方妇女联合组织“新时期妇女发展选择”（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Ｗｏｍｅｎｆｏｒａ ＮｅｗＥｒａ）

为世界社会论坛中的妇女席位据理力争，使第二次论坛中妇女代表几乎遍布各个小组。在２００４年孟买的第四届论坛上，女性组织成功地把性别问题作为全球公正的重要方面加进了会议议程。１９９５魁北克妇女运动举行“面包和玫瑰大游行”，主张投资兴建社会设施、更高的最低工资、报酬公平、社会住房供给、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以此消灭妇女贫困。女性运动还形成了不少网络组织，如ＷＥＩＧＯ（非正式工作妇女组织，以哈佛大学为基地）、ＷＩＣＥＪ（妇女争取经济公正国际阵线）、ＤＡＷＮ（反抗家庭虐待妇女网络）、ＷＥＤＯ（妇女环境和发展组织）、ＷＩＤＥ（欧洲妇女发展组织）、ＡＷＭＲ（地中海地区妇女联合会）、ＡＦＭ（南方共同市场妇女之声）、ＦＥＭＮＥＴ（非洲妇女发展与通讯网络）等。这些网络组织融知识普及、服务沟通、宣传动员于一体，行动快捷，活动频繁，参与面广，越来越成为妇女联合行动争取权益的重要平台。

女性参与、推动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公正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妇女不仅在家庭计划中，而且在所有保障生存的生活领域都起到了一种关键作用。如果她们不能够从家庭的、社会的剥削与压迫中解放出来，没有获得政治平等权利，一种世界社会秩序就会成为父权主义的畸形结构。”?眼９?演所有全球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文化教育，都包含性别问题，不关注性别问题，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在妇女运动的推动下，反对全球化带来的贫困、维护女性权益不仅是草根组织的街头呼吁，而且也成为联合国等国际主流社会关注的议题。１９９５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指出：妇女特别容易受到经济情况和结构改革进程的影响，因为结构改革改变了就业的性质，有些情况导致她们丧失工作机会，有些甚至是专业妇女和技能熟练的妇女。＂正视了全球化给妇女带来的不良影响。２０００年联合国召开贯彻落实《北京行动纲领》情况的特别大会（又称“北京加五”）———“为了２１世纪的性别平等、发展

与和平”，把妇女问题与和平发展问题一起纳入联合国的中心议题。２００５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召开“北京加十”会议。会议提出，“妇女强大了，经济就会发展，婴儿死亡率就会降低，艾滋病就会得到控制，未来的儿童就会得到良好教育，冲突就会更快结束，和解进程就会加速前进”。?眼１０?演总之，促进女权不仅仅是妇女的使命，也是全人类的责任。我们期待着未来的全球化多一些美丽的玫瑰色。

注释：

?眼１?演《财务高层女性职场路》，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ｂａｃｃ．ｃｏｍ．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ｎｅｗｓ／ｊｏｂ／２００６／０８／３１／６９４５．ｈｔｍ

?眼２?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１９９９人类发展报告———富于人性的全球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２页。

?眼３?演联合国千年目标全球行动，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ｇｏａｌｓ／ｕ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ｏａｌ３ｕｎｄｐ．ｈｔｍ ?眼４?演倪志娟：《性别视角下的信息技术及其限度》，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ｔ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ｔｕｓｈｕｌｚ／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ｎｖ０５．ｄｏｃ

?眼５?演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的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１页。

?眼６?演《女权主义的挑战：了解和结束暴力》，Ｊ．Ｈａｍｍｅｒ ＆ Ｍ．Ｍａｙｎａｒｄ编《妇女，暴力与社会控制》，ｈｔｔｐ：／／ｃｙｃ６．ｃｙｃｎｅｔ．ｃｏｍ：８０９０／ｏｔｈｅｒｍｉｓ／ｓｔｏｐｄｖ／ｃｏｎｔｅｎｔ．ｊｓｐ？ｉｄ＝５８５＆ｓ＿ｃｏｄｅ＝０２０５０３０１

?眼７?演张晓慧：《反全球化运动》，《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眼８?演转引自郁建兴《全球化：一个批评性考察》，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１页。

?眼９?演弗兰茨·努舍勒：《全球治理、发展与和平，全球秩序结构的相互依存》，德乌尔利希·贝克等：《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政治领域的全球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眼１０?演《联合国评估北京妇女大会十年成果》，《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５年３月２日，第四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球化组织 篇6

中国法律保护劳动者实施集体代表性的权力。如果这些权力切实得以实践,中国劳动者的境遇就会与美国劳动者大不相同。美国有劳动法和雇佣法之分。劳动法涉及集体权利,而雇佣法处理个别劳动关系。这也是在谈到劳动法时,中美两国存在的一个概念性的不同。

不过,美国劳动法很少严格区分个体和集体权利。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关劳动报酬的诉讼,一般能代表处于类似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状况。在非法解除合同的案件中,虽然案情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代理方的工会或其他人往往会把个别争议普遍化,从而使判决适用于更大的劳动者群体,以形成判例。因此,在总结之前判例的基础上,美国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和《1964年民权法案》第7条明确规定,不能基于参与工会、种族、性别、年龄、国籍和宗教等原因而解除与劳动者的合同。《职业安全健康法案》保证劳动者身处有害条件时,有权在不受胁迫或报复的情况下,立即停止工作。

中国劳动法体系也包括个别雇用关系和集体劳动关系两个方面。同时,中国的公司治理还受到其他一系列法律的规制,比如《公司法》、《证券法》和《反垄断法》等。这些法律都列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条款,并规定了工作场所劳动者参与之权益,从而使劳动者能够了解企业运营。

中国《劳动法》规定了每周44小时的最高工时标准。然而,问题是如何计算每周工时。现实中,不同地方政府对于如何计算本地工时有各自的规定,很多规定是为了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方政府以月为单位计算加班时间,另一些则以年为单位计算,以便把生产旺季的工作时间分散到淡季。

计算方法对于考量中国劳动条件至关重要。很多中国公司是劳动密集型电子、纺织或服装企业,主要为跨国公司供应产品。作为供应商,其订单规模随着西方社会消费季节而不断波动。

假如供应商被发现违反法律,西方公民社会和消费者运动就会对跨国公司施加压力。出现这种情况后,跨国公司往往要求供应商采取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方式进行生产,这种生产可以大幅降低加班时间,而供应商则必须雇佣更多人手,劳动力成本开支增加。

中国法律体系的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产业关系系统。

首先,中国《工会法》几乎保障了工会会员资格的自动获得,同时,《劳动合同法》规定了集体合同和集体谈判,且未对相关内容设置程序障碍。至少在工会代表性扩张方面,与美国法律相比,中国法律为工会提供了更大的权限。在美国,劳动者有权参与“保护性的集体活动”,也就是组织工会。虽然法律规定各方应该基于“良好意愿”达成集体协定,但是并没有要求劳资双方必须达成集体协定。另外,中国法律强调在工作场所建立工会组织,而美国法律虽然规定劳动者有权组织工会,这种权力的实现却是由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来决定。

实践中,一旦工会建立,美国工会的概念就与中国工会不一样了。最关键的是,美国法律确保工会独立于管理层,以便避免利益冲突。在中国,利益冲突概念似乎没有被法律所明确。很多情况下,工会依附于企业,更多时候,工会就是政府的分支机构。在美国,工会工作的目的是要平衡管理方的力量。在中国,工会工作的一个方面是与雇上合作,避免出现干扰工作场所秩序的活动。中国工会不只关于工人权益,更多的是解决工作场所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美国劳动争议调解由独立第三方担任调解员,而中国却由工会扮演居中调解的角色。

在美国,工会权力通过其基层组织实现。工会的核心是罢工或其它“保护性的集体活动”。中国对于罢工等产业行动尚未做出明确的官方认可,没有出现过工会组织产业行动方面的报道。不过,最近的某些地方法规,比如《深圳市劳动关系条例》,提出了工会指导产业行动和应该在产业行动中发挥作用的问题,说明中国工会工作也在进行试点性的改革。

诚然,中美两国产业关系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工会权力来源。美国工会权力来自于基层,以及工会代表劳动者进行的法律和产业行动。中国工会影响力源于国家意愿,并通过法律和政府规章加以巩固。

二、美国劳动法制和公司治理

美国公司受到各种能够影响其经营行为的法律及法规的规制。本文仅涉及那些可能影响美国公司海外活动的法律,并探讨这些法律的内涵和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这些法律如何改变公司的行为。

(一)公司治理

1. 公司法律:

这些法律规制公司的建立、高管对于股东的责任以及大股东对于小股东的责任。美国公司受到其注册所在州法律的规制。比如,沃尔玛注册在特拉华州,因此受到特拉华州法律的约束。同样,沃尔玛股东和管理层必须遵守特拉华州法律。

2. 证券法律:

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国会认为有必要出台法律节制证券的买卖。这些法律的基本原则是透明,也就是涉及证券买卖的各种事项必须透明。因此,公司所有信息必须真实披露,其中包括其劳动条件和产品质量。一旦由于公司不实披露原因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股东有权就此对公司或者高管个人提起诉讼。

3. 消费者和人身伤害法律:

美国通过成文法和判例两种形式保障消费者权益。如果一家猫粮生产公司销售了受到污染的猫粮,那么消费者有权就此提起诉讼,诉讼缘由是公司违反合同、质量保证、漠视他人权益和采取不公平的欺骗性交易。这些诉讼可以是个别诉讼,也可以是集团诉讼。

4. 环境法律:

在联邦和州层面,都有关于环境的成文法律。有时候是在已有法律基础上,放宽了适用范围,特别是对于某些判例的适用方面。美国环境法律规制工作场所使用的设备及其产品。环境法律在很多方面与职业安全健康法律重叠,因为很多职业安全事故都带来严重的环境影响。

5. 劳动法律:

1935年《全国劳动关系法案》及其对“保护性的集体活动”的认可,是美国劳动法律的奠基石。《全国劳动关系法案》规定建立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作为劳动法律的执行机构。

现实中,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很难阻止侵害劳动者的活动之发生。第一,违法成本不足以遏制恶性违法行为。《全国劳动关系法案》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且经济赔偿仅限于损失弥补。第二,如果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法务人员拒绝受理一个案件,劳动者无权就此自行向法官提起行政诉讼。第三,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及其法务人员可能受到政治影响。第四,委员会受理过程缓慢,在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前,工会的组织战略很可能已经被压制。

6. 雇佣法律:

美国劳动者和雇主“自主”选择建立雇佣关系,他们可以在除法律写明的事由之外,以任何理由解除雇佣关系。写明事由主要是歧视性解除合同,包括基于种族、宗教信仰、性别或国籍的歧视。

当然,这里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是“自主”不能“侵犯公共政策”。雇主可以“自主”选择雇员,但是法律保护不良行为揭发者的权益。揭露雇主不良行为的雇员,受到法律保护,雇主无权对其采取报复性行动。联邦反欺诈法案对于揭发者保护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定。

不过,没有雇主会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基于歧视性原因,所以,执行法律可能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从而使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有限的预算难以为继。

7. 工资和工时法律:

这类法律包括对于最低工资、工作周、童工和加班工资的规制。这些法律是所有涉及劳动关系法律中执行最为有效的。首先,举证责任倒置,由雇主负担保存记录的义务,使得劳动者主张这些法律的成本较低。其次,美国律师愿意接受具有附带条件的案子,虽然这些案子通常需要律师预先垫付成本,且律师只有在打赢官司时,才能拿到费用,不过,这些案子还规定雇主承担劳动者的一切法律开支。

8. 职业安全健康: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职业安全健康法案》。《法案》建立了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制定工作场所规定,并处理违反规定的行为。

虽然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的防护性标准,执法却存在很大问题。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人员不足。劳动者没有权力直接向法庭提起诉讼,而必须通过人手紧缺的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进行投诉。最关键的是,《法案》涉及范围仅是对违反本法案的职业伤害(包括死亡)。

在很多州,劳动者为了享受到州立工人补偿体系之外的职业安全补偿,必须通过冗长的法律程序。其实,州立工人补偿体系也只能给劳动者提供有限的补偿,劳动者要享受这些补偿就必须放弃诉讼雇主的权利。

因此,美国工作场所职业安全健康体制,没有能给雇主施加足够的压力。就《职业安全健康法案》本身而言,这不是一件好事。

(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美国经济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法律执行也就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有些美国法律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而另一些则不行。

按照公司法律和证券法律规定,公司管理层必须对其海外活动负责。这些活动包括海外生产和业务联系。比如,美国公司审计人员需要确保其在中国珠江三角洲的电子厂工人按时拿到加班工资。有时,审计人员不了解当地法律,或者认为中国法律本身存在执法问题,所以,公司觉得能够逃脱相关法律的约束。

此时,美国消费者权益和人身伤害法律将发挥作用,法律要求美国公司遵循透明原则,开放其海外设施,以便消费者检查海外工厂或供应商是否在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环境法律也将要求公司生产过程中不能存在有害物质泄漏。

劳动法律形成在全球生产尚未影响美国工作的时期。这些法律没有涉及到海外生产和运输环节。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执法权力仅限于美国国内,从而使美国公司能够有效避开劳动法律的约束,当全球化带来法律执行困难时,利益相关人集团就可能有效弥补这种缺陷。

(三)利益相关人集团

在美国,有时候,即使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条款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还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推动法律原则实施。在全球化经济下,间接执法往往是确保法律在海外发挥作用的关键。能够采取这种模式的大多数是机构投资人,特别是公共和私营单位养老基金。这些养老基金是美国上市公司的主要拥有者。有两类养老基金比较重要。

第一,依照塔夫特-哈特雷法案建立的“工会养老基金”。这类基金由工会和雇主通过共同协议建立,由工会和雇主共同管理。一般情况下,工会和雇主各出3名专职人员管理基金运作。不管基金管理人来自工会还是雇主一方,在基金运作中,他们都要保障养老基金参加者的“专有利益”。养老基金通过投资增加总资产额。

塔夫特-哈特雷法案创建了巨额工会养老基金,亦称为“塔夫特-哈特雷基金”。比如,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就拥有总值约280亿美元的塔夫特-哈特雷基金。

第二种类型的基金是各州和市政雇员养老基金。这些基金用于支付州和市政雇员退休金。职工代表参与到基金的管理之中。根据各地法律,职工代表可以通过选举产生,也可以直接指派。

为了确保基金参加者的“专有”利益,基金管理者的投资战略是,所投资公司的运营符合本国或外国法律。这也是选择投资对象的一个先决条件。

正如美国最大的公共事业雇员养老基金经理理查德·佛罗多所言,公司违法将对投资者产生长期影响,也许今天这种违法行为会带来短期利润,但是,公司的“品牌和商誉”将受到严重打击,很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挽回。

公司的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股票价格就会狂跌,股东利益受损,这时,股东有权依照美国证券法律中的反欺诈条款,对公司提起诉讼。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安然公司、泰科公司和全球通讯公司的欺诈案。在这3起案件中,塔夫特-哈特雷基金或养老基金为了挽回巨额损失,对公司提起了诉讼。

这类案件的重要启示是,劳动者和资本有时候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公司的错误行为。从理论上说,违反法定工人权益的行为,将可能导致股价下跌,从而给代表资方的股东带来损失,因此股东要求公司治理必须满足工人合法权益,否则,就可能对公司管理层提起诉讼。

对于一家准备在美国上市(IPO)的中国国有企业,其管理层也必须依照美国法律,真实披露公司运营情况,包括企业劳动和雇员状况,以及职工参与事项。披露不力是违反联邦证券法律的行为。

机构投资人更有可能影响公司的行为。机构投资人可以通过问询、调查或反欺诈诉讼的方式使公司行为符合法律规范。已经有投资人开始采用这些方式了。

最近10年,特别是安然事件之后,机构投资人越来越主动向公司发出问询,并开始积极影响公司治理。以前,公司管理层几乎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现在,高管们不得不就包括高管年薪、工人状况和环境保护等事项回答机构投资人的质询。

今天,养老基金已经深入公司内部管理领域。从雇佣实务、环境评测到会计制度,养老基金开始关注与公司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正如管理学大师兼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指出的:

“(养老基金)不想成为公司的主人,但是,它们没有选择。只有通过持有公司,养老基金才能够保证美国一些最大和最重要的企业在业绩方面满足自己的需要。”[1]

事实上,股东行动在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其中一个例子是反种族隔离制度。南非以前一直采取种族隔离制度,养老基金配合美国政府对南非白人政权实施制裁。制裁的结果是,1981年至1987年之间的南非经济增长率无法突破4.7%,有效抑制了白人政权的统治资源。

到1980年代中期,大概有350家美国公司在南非开展业务,绝大部分公司签订了“苏利文原则”。该原则由通用汽车公司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瑞沃兰德·利昂·苏利文倡议制定,意在“争取南非社会的广泛变革,包括在种族隔离方面的法律和政策的变革”。两年后,苏利文成功说服各家养老基金组成同盟,开始变卖在南非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股票,或者要求这些公司停止与南非的业务往来。1990年,南非白人政权废除了绝大部分的种族隔离法律,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该国第一位黑人总统。

另一个例子是1990年代的美国德士古与可口可乐公司种族歧视案。1996年,一盘有关德士古高级管理者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秘密录音带被公诸于众。费城市政府立即转让了其持有的580万美元德士古股票。当时持有德士古1.14亿美元股票的纽约州公共事业单位养老基金立即做出反应。该养老金基金总裁卡尔·麦考尔写信给德士古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I·彼珠尔,指出如果公司不能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养老基金将考虑在股东大会采取行动,撤换公司董事会。面对股价和股东双重压力,德士古与涉及种族歧视案的员工达成庭外和解,在麦考尔办公室的参与下,最终和解费用为1.761亿美元。

当今公司丑闻层出不穷,机构投资人就更有理由担心公司治理的合法性。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事业单位养老基金长期以来不断关注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预防公司的海外活动给机构投资人利益带来的潜在打击。

1999年,加州公共事业单位养老基金签署了“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苏利文原则”,该原则是在原来苏利文原则版本上的更新。加州公共事业单位养老基金敦促美国公司“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场所;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并在生产国推进可持续发展。”

社会责任虽然不会立即对于公司经营造成影响,但是,它对公司未来发展和长期利润增长还是起到很大作用。有鉴于此,2005年,加州公共事业单位养老基金呼吁在公司治理报告中加入环境数据。目前,已经有85家机构投资人加入到这个倡议活动之中,其代表的资金总额高达3000亿美元。

以上例子清楚地表明,养老基金在监控和规制公司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很多时候,在法律无法触及的地方或领域,养老基金行动起到了间接执法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养老基金不是单独行动,媒体、工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都在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在中国,公民社会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正在快速发展。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改革自身工作,力图改变中国不平衡的劳资状况,使供应商生产条件符合法律。

在这个领域,中美双方应该加强协作。比如面对沃尔玛。沃尔玛是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的,因而受到特拉华州法律规制。按照特拉华州法律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的账目及经营记录,包括在华供应商的情况,因而为改善中国劳动者权益提供了渠道。

瑞本•格特曼(Reuben A.Guttman)格兰特与埃森霍佛律师事务所(Grant&Eisenhofer)律师,主要从事机构投资和集体劳动争议方面的诉讼。

厄尔·布朗(Earl V.Brown)美国劳联——产联劳动与雇佣法律师、美国卡车司机工会首席律师。

本文是基于作者在国际问题研究会2008年年会上的发言。

美国劳动法很少区别个别和集体权利,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使是个别争议,代理方通常会使之普遍化,从而使判决适用于更大的劳动者群体,形成判例。

中美两国产业关系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会的权利来源,前者来源于国家意志,而后者则来自基层和产业行动。

在美国,有时候即使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条款没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通过机构投资人,特别是公共和私营单位的养老基金也能推动法律原则的实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