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精选12篇）
学术观点 篇1
摘要：学术失范、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猖獗, 严重地削弱了知识分子及学术共同体的话语权和公信力。通过学术规范化、加强学术批评、促进学术创新, 推进“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以重振学术理性, 遏制学术混乱与无序, 改良学术制度与环境, 维护学术尊严与品格, 为学术发展提供强力的精神支持和组织保障, 为学术创新提供积极的运行机制和生态环境。
关键词：学术,共同体,规范,批评,创新
“共同体 (Community) ”是一个社会学概念, 其内涵包括:任何大小的社会组织, 其成员居住在一特定区域内, 并有共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一个因具有共同特征或兴趣, 使它在其存在的较大社会组织中显现出来的团体;公众、大众;共有、共享。“共同体”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群体, 群体成员之间具有社会性依赖关系, 他们共同讨论, 共同决定, 共同定义着共同体, 并为共同体所影响, 给成员以归属感。学术共同体是指致力于某一学科知识领域的学者群体, 他们共享着某种价值和文化、态度和行为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学术部落”[1] 。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学术理念、学术精神、学术关怀、学术操守方面有一个相互的认同和行为规范, 以学术活动为中心而构成一个“圈子”。学术共同体是学者与其他人相互依赖、探究、交流和协作的一种学术活动方式或平台, 强调共同信念和愿景的树立, 强调分享各自的见解, 鼓励探究以达到深层的理解与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就在开展有关“学术规范化”的活动, “但曾是思想和文化解放后盾的‘学术’, 现在反而被另外一套‘学术’取代了:一方面学术活动日趋行政化、市场化, 学术行为极其漠视学术本身的规则和权威, 形成了逼良为娼争相炮制学术泡沫的局面;另一方面学术秩序混乱, 学术批评异化, 平庸之作泛滥, 学术创新极其缺乏”[2] 。学术失范、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弥漫于学术界, 严重地削弱了知识分子及学术共同体的话语权和公信力, 制约了学术繁荣与发展。学术需要学术精神、学术责任和学术创新。通过学术共同体建设强化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意识, 加强学术规范, 突出学术批评的地位、功能与作用, 推动学术创新, 为创新社会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动力。
一、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基础
(一) 学术规范化是重构学术秩序的基础
学术规范是一套学术共同体的规则, 是学术共同体科学、高效、公正运行的制度条件。学术规范化是学术秩序重构的基础, 就学术知识生产主体及其行为而言, “规范源于学术的合作、竞争、组织和互动性质, 它为这些相互关系提供框架——通过给每个个人施加约束, 来提高整个知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3] 。学术规范化可保证知识分子知识生产活动的严肃性, 提高学术共同体的社会公信力。学术规范化作为学术共同体及其重建的基础, 涉及学术制度、权力、权威、学术主体等一系列问题。上世纪80-90年代针对学术的粗疏化就提出了“回归学术”, “中国学术界由于重建历史短暂等局限, 其专业主义运动具有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化特征。一方面是行政手段强化了某些形式理性的标准, 另一方面却是实质性规范的匮乏。”[4] 以至到如今中国所谓的“学术共同体”还是松散的, 仍靠一系列的“潜规则”在维持。当然, 学术规范并非指学术规范制度及其操作的“行政化”, 而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所建构的一种制衡制度。
(二) 通过规范达成相应的共识
学术以对命题单位的真假进行论证为核心任务, 一个命题或一种理论有了学术规范性, 也就获得了要求所有人对其认同的资格。学术只有追求学理上的普遍有效性, 这样才有资格要求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做学术的人不把自己的学术成果看成是普遍可接受的规则, 那就是把学术当儿戏。”论证具有特定“正确性的命题”, 追求学术的“普遍有效性”, 进而“等待他方的挑战, 随时保持开放的态度, 不采取任何学理以外的方式强迫人家就范”。这是学术的核心部分, 有了这个核心, 才可能有学术对话和批评, 包括对伪装成学术的意识形态的揭露, 都是从学术研究到学术批评再到学术创新所涉及的主要规范。学术研究通过学术规范化追求一种特定的“普遍有效性”, 达成相应的共识, 也只有基于特定的共识, 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才能现实化, 共同体才能成其为学术共同体。
(三) 学术规范强调三个制度
个体性的学术自律、个案性的规范性学术操作、在学术对话基础上的学术批评与学术制度的建构是学术共同体现实运作机制中密切相关的必要环节。为保证各环节有效运行, 学术共同体规范化必须强调三个制度:①“准入制度”, 作为学术共同体一员的学者应存有其本真的学术良知与学术精神, 这是学术的自律也是进入学术共同体的保证。学术准入制度确保最为基本的学术良知、学术精神与学术自律。②“运行制度”, 以健全的社会性学术评估与奖励体制, 学术成果评奖体系与基金项目的审批体制, 网络评审机制、民间学术团体荐举机制, 确保成果的学术效应和社会效益。通过学术规范不断建立健全学术公共运行机制, 使制度失范者的自我辩护失去效力。③“出列制度”, 学术规范保证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一经核实, 情节严重而恶劣的学术不端者即应“出列”, 亦即不端者或自我请辞, 或被开除出特定的学术机构或团体。
(四) 学术规范的四个层次
从层次上分析, 学术规范包括道德规范、形式规范、学科规范与学理规范四个关联的逻辑序列。学术道德规范涉及学术秩序与学风的基本问题, 学术研究及其论著的写作应基于严谨的考辨、真诚的思考、缜密的论证, 反对侵占、剽窃、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 此乃最为基本的学术规范, 也是学术研究者与学术论著、论文写作者的道德底线。看似基本的规范, 但都涉及学术道德与学术主体人格。形式规范是有关引证与注释以及术语的标准化、分析的模型化、归纳的计量化及推论的逻辑化等方面的要求。学术研究如果不理会他人已有成果, 就容易导致重复劳动, 不利于知识积累和学术传统的养成。引文意味着对话、积累与传承, 这种同行交流的进程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进程, 引证本身还是一种让读者发现和接触新知识的渠道。“所谓学术规范不仅是指形式上的注释、索引之类, 而且有更实质的内容,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术的积累性, 即研究是否在了解前人有关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事学术研究, 必须保证从问题到结论逐步深化, 逐步前进。”特定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方法、观念、范式、传统及其惯例规定了规范的学科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学科规范。学术规范有学科性, 但又有超学科性, 不同学科之间还存有某些具有普适性的学术规范。“尽管不同学科的知识类型和相应的规范类型的区别不能忽视, 但更重要的是寻找不同学科都必须遵守的学术规范。”“超学科性”、“学科间性”即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与影响。不同学术规范之间拥有相关于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与学术研究的传统及其惯例的共同性 (亦即所谓元规范) 。学科性规定着学科规范的具体性与特殊性, 也正是在特定的学科领域之内, 形式规范与学理规范才能得以实施。而超学科性则使学术规范具有特定的普适性与开放性。
学理规范是学术规范中的高层次、高境界, “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乃学术最高追求目标。它强调学术要有独创性, 提出真问题, 进行较为充分而系统的论证。厘清源流, 规范方法论, 才能保证学术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真正的学术规范应当是学理的规范, 即通过正常的思想交锋和辨析从理论上清除思想界的陈腐之见, 在具有基本思维能力的学者中形成某些共识。” [5] 学术创新也主要是从学理规范层面而言的, 需要独立的立场、自觉的精神和思想的穿透力。
二、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建设的保障
(一) 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双向互动
学术规范是学术共同体活动的依据, 而完善的学术批评则是学术共同体得以现实运作的保证。学术规范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 不是一存在即是明确化的, 也不是恒久不变的。学术规范生成有一个过程, 是在学术研究与学术批评的整体运作中不断生成、确立与转换的, 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学术是不是有价值, 只有靠学术来评价, 评价规范即学术批评的原则或标准。学术批评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事实依据与真理的标准;学理依据与逻辑圆满性标准;思想取向与意识形态标准。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的标准是相契合的, 应当基于对学术规范的特质及其形态类型的理解来把握学术批评标准的基本规定性及其形态。学术批评的道德标准与形式标准具有非独立性, 道德标准与形式标准只能从属于学科规范、学理规范与评价规范, 并从其现实运作中体现出来。
(二) 学术批评为学术活动提供运行机制
制约与遏制学术失范需要非制度性的学术批评, 也需要制度性的奖惩体制。学术批评是中介性环节:一方面, 学术批评通过对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学术造假等学术腐败现象的揭露与批判, 来促动学术主体的自律;另一方面, 通过学术批评的开展, 促进学术规范的自觉化、惯常化与制度化, 进而重构滞后性的学术制度。学术批评不仅仅满足于“遏制”学术失范、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现象, 维护学术的尊严, 学术批评最大的职责在于建构完善的学术运作—评价机制, 张扬学术的理性精神, 促动“积极性学术共同体”的生成并发挥其良好的社会功能。学术批评作为一种非制度性行为可以监督并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律与廉洁。严格的学术批评, 如同看不见的手构成一种制约机制, 最终促成“产品”的完美。
(三) 以学术批评促进学者学术意识
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精神特质是学术重建的关键, 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地位发生着极大的变化, 但职业化、体制化、商业化往往以知识分子群体精神品格的沦落与责任—批判意识的丧失作为代价。对于学术共同体而言, 不仅仅有一个知识生产的维度, 而且也有一个良知与道义的维度。学术批评功能的达成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成长, 而学术共同体的生成及其现实运作则有赖于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觉、意识形态立场的选择与角色意识的定位。精神的自觉与意识形态立场的选择是知识分子灵魂之所在, 也是学术共同体所理应拥有的规范化原则与基本共识得以存在的前提与条件。学术批评的理性精神还应与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岗位意识结合起来。只有在知识分子拥有自身独特而独立的阶层意识与意识形态批判立场的情况下, 学术共同体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达成, 所谓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挥自身的功能。
(四) 学术批评为学术创新创造条件
学术发展的实际表明, 学术基本运作机制是由“规范”与“背离”所构成的。学术研究本身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规范”是学术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基础与条件, 而“背离”则构成学术创新的动力。当然这“背离”并非指对基本学术“规范”的不遵守, 而是指对传统或当下僵化的学术观念、方法、模式的批判性超越。在这种“规范”与“背离”所构成的矛盾机制中, 学术批评发挥着重要的整合功能。学术需要“拿出有学理上的强大说服力的命题系统来”, 进而“在学理的普遍有效性的基础上, 争取实际上被世界上很多人接受”。学术需要独立与自主, 并非只是一个从传统政治体制与当下经济体制中独立出来的问题, 而是一个在依赖学术共同体内部规范化运作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的问题。与政治和商业的“他治”相对的“学术自主性”, 由原创性所获致的“学术自主性”。只有学术规范与创新相统一, 学术共同体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独立与自治。
三、学术创新:学术共同体建设的主旨
学术研究的本质就在于创新, 通过新的论点、新的视角、新的材料、新的论证方法或新的论据等, 对前人已有的研究结论有所推进或是质疑与更正, 这也是学术及学术共同体建设的主旨。
(一) 拓展新思想和新知识创造的自由空间
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产生需要创造的空间, 新的思想、新的科学、新的知识在刚出来之时往往不知道是什么, 需要有一个宽容的环境。一种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创造出来之前往往并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 学术共同体应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让学者去研究。创造需要在个性的基础上共同讨论、共同争论, 学术共同体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共同交流和表达的平台。越是有自由空间的共同体学术风气越好, 学术共同体可提供一些终身职位来保障他们这样的活动, 直接面对学术共同体本身。学术共同体规则是由学术共同体延伸出来的, 学术要在充分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再研究、再观察, 再重新做出自己的发现和描述, 需要知识的积累与知识的传承。
(二) 培养真正的学术人格精神
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一方面是学术规范制度化, 重整学术的秩序, 进而使学术知识生产有效化、创新化;另一方面又要张扬学者所应具有的反思—批判理性及其精神, 强化其公共性和参与现实、改造现实的能力。学术需要不媚俗、不媚势、不媚财的人格品质, 如果整天热衷于评奖、拉关系, 忙于东奔西走, 是做不好学术的。学术强调尊重已有认识, 同时崇尚理性质疑, 勇于否定那些看似天经地义实则囿于认识局限的断言, 接受那些看似离经叛道实则蕴含科学内涵的观点, 不承认任何亘古不变的教条。学术永无止境, 学术精神集中体现为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尊重实践、弘扬理性。学术倡导不懈追求真理的信念和捍卫真理的勇气, 奉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用继承与批判的态度不断发展学术体系。学术共同体使命是生产与传播知识, 成为一个真正强而有力的公共磁场:不仅吸引公众的关心注意和殷切目光, 而且要把公众引领到一个进步的社会形态里去。
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 主体面临着多向的诱惑与选择。“知识群落”需要批评讨论, 需要自我反思, 需要规范的学术自制。学术主体性直接影响着学术共同体的特质及其现实运作, 如果将学术主体性泛化, 就会丧失真正的思想、学术创造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情怀。学术腐败是整体性社会腐败的一种表征, 但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言, 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则在深层次上标志着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及其精神的沦丧。学者“敬业爱岗”的“职业操守”, 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得以存在的前提与条件。“学术思想是个人志趣的志业, 它需要无数个体的问题和个体的历史性思虑与积累”, 学术的语法更多时候需要反反复复的论证。布迪厄曾提出作为一个文化的生产者, 要成为知识分子,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 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 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 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 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 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尽管自主和入世之间存在二律背反的对立, 但仍有可能同时得到发展[6] 。
(三) 培植良好的学术制度环境
学术发展需要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才能有生命力, 没有创新, 学术的生命就不能在实践中发展而衰竭。但学术创新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许多探索还会以失败告终。不要指望随大流, 跟上所谓的学术潮流, 就能有所创新。学术要追求正确, 但也不能害怕出错或失败, 要敢于为自己的学术错误作证, 哪怕是为其他学者树立一座告诫的界碑。学者具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 才可能产出创新的学术成果。学术创新是以批判为前提的, 批判往往孕育或带来新生。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学术淘汰的有力机制。要创新学术评价方法、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杜绝急功近利的学术取向, 改变传统的以论文数量为主的指标体系, 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教学、科研经费划拨体系, 给教学科研人员的职业行为以新的导向。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评价机制, 完善学术项目评审、学术成果鉴定程序, 规范群众监督机制, 鼓励共同体成员对人才选拔、职务晋升、评优评奖等过程进行监督。要通过有效途径和形式, 倡导学术自律、严谨治学的学风, 营造以遵守学术道德为荣的环境。规范学术发展的督导机制, 加快专业而规范的学术创新保障体系和互动、选择、自构学术平台建设, 培植良好的学术创新环境。
(四) 发展学术的永恒生命力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 学术创新乃最根本的创新, 是其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学术创新是一项长期而艰辛的工作, 凡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 都有它存在的学术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合理性, 要创新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原理论的现实与趋势的存在, 通过原理论的解读, 冲破原有思维定势和理论框架, 提出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学术创新必须尊重并科学地对待知识本身的规律, 从研究的内在活动中获得学术洞察力, 推出创新的学术成果, 需要学者多方面的专业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研究积累, 需要对相关学科学术动态的敏锐观察, 需要对学术发展可能提出问题的预见。通过学术共同体建设加强学术体制改革, 为学术创新提供动力支持和组织平台, 引导学者由追求外部的非学术的表面功夫回归到学术本位, 静下心来, 持之以恒, 着力练内功, 不断提高学术创新水平。在推进学术创新的使命下, 排除功利主义的干扰, 坚持学术自由原则, 使学术发展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学术规范、学术批评与学术创新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学术规范化是学术共同体乃至知识分子思想共同体得以生成的基本前提。而学术规范化的良性发展的机制, 又依赖于学术共同体批评及其功能的发挥。学术批评是从学术研究到学术共同体再到社会文化现实这一关系链条之中的动力性中介环节, 而学术共同体得以存在的现实依据即是其学术—知识的生产与创新。学术共同体建设必须通过从制度到内容的不断创新, 打破既有的病入膏肓的体制与机制, 强化其内在活力和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边国英.学术的影响因素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7, (4) :167-172.
[2]王晓明, 等:美和诗意如何产生[EB/OL].http://www.cu lstud-ies.com (2005-09-04) .
[3]张静.回应对规范的疑虑 (1995) [A].杨玉圣, 张保生.学术规范读本[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125.
[4]刘擎.当代中国知识界“学术”与“思想”的分裂[EB/OL].ht-tp://www.cc.org.cn (2005-12-23) .
[5]邓晓芒: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EB/OL].http://www.fatianxia.com (2001-10-15) .
[6]布迪厄 (Bourd ieu) .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A].学术思想评论 (第6辑) [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174.
学术观点 篇2
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中，尊重个人包含的道德信条有：一是个人享有自治权，二是保护丧失自治力的人。(填空)P141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成立于1998年12月10日。(填空)
4.道德的观点，从它的型态上看就是（A）的法。(单选)P13
A.主观意志B.客观存在C.法律规则D.以上都不对
5.美国的实验动物立法有（A）。(单选)P235
A.《实验动物饲养与管理指南》B.《人灵长类动物的人道主义护理、治疗和运输标准》C.《动物管理与应用的原则》D.《实验动物安乐死法则》
6.中文引文注释的必要内容中，未刊文献需注明（B）。(单选)P245
A.文献大标题B.时间C.访问时间D.以上都不对
7.以下不属于利益冲突的种种表现的有（D）。(单选)P299-301
A.经济利益冲突B.职责冲突C.个人关系的冲突和学识的冲突D.感情冲突
8.全文抄袭包括（）。(多选)P35ABCD
A.全文照搬B.删简C.替换D.增加
9.科学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中，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兼具（）。(多选)P105AB
A.知识上的客观性B.伦理上的客观性
10.研究申请中的基本学术规范要求，申请者应该确保确保申请资料的真实性，需要做到（）。(多选)P170ABD
A.全面地了解所要申请课题的相关政策B.不应超负荷申请D.独立自行填写申请书
11.打算发表的数据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判断)正确
12.引用的形式，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判断)P249正确
13.适当引用应具备：引用的作品未发表。(判断)P249错误
14.学术评价的一般规则中，单向匿名式，有利于专家独立思考。(判断)P285正确
15.科学研究的实践伦理原则有哪些？(简答)P105-1091、诚实原则与守信原则
2、责任原则与审慎原则
3、公正原则与关怀原则
4、自由原则与机会原则
5、共享原则与传播原则
浅析法律责任学术观点综述 篇3
【 关键词 】法律责任；本质；构成；认定与归结
一、法律责任的概念
关于法律责任的概念，中外学者们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这里列举几种主要的观点：
1.处罚说。法律责任定义为处罚、惩罚或制裁。凯尔森认为，“法律责任的概念是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意思就是，如果做了相反的行为，他应受制裁。”
2.后果说。法律责任是法律上的后果，尤其是不利后果。林仁栋认为，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苏联学者萨莫先科认为，责任是一个人须承受的，因其行为给自己造成的不利后果……是外界根据其行为做出的对行为人和行为人的生活不利的反映。
3.责任说。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责任。孙国华认为，法律责任有广、狭二义……从狭义上讲，法律责任专指违法者实施违法行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沈宗灵认为，法律责任是行为人对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那种强制性的法律上的责任。
4.义务说。把义务作为法律责任的指示范畴，将法律责任视为某种义务。如，苏联巴格坐·沙赫马托夫认为法律责任，是通过国家强制或与之等同的社会强制而履行的义务。
5.新义务说。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责任是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引起的，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中有责主体的、附有强制性的义务，是因为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舒国滢教授认为，在广义上，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同义；在狭义上，法律责任是因特定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者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
6.责任能力说、心理状态说。法律责任是主观的责任，是应受谴责的心理状态。拉扎列夫认为，责任是一种对于自己行为负责、辨认自身行为、认识自身行为的意义、把它看作是自身的义务的能力。
7.手段说。赵振江和付子堂主张，法律责任是“对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或侵犯法定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是依法强制违法者承担的不利后果，做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从而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手段。”
8.负担说。刘作祥、龚向和认为，法律责任是有责主体因违反法律义务的事实而应承受的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认并强制或承受的合理负担。
二、法律责任的本质
长久以来，西方法学家对于法律责任的本质问题，形成了三种较为主流的观点（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和规范责任论）的同时，我国学者也相应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1.道义责任论起源自于古典自然法学派，被古典哲理法学派所推崇。责任是同过错紧密连结，而过错是应受到非难或责难的。承担法律责任的正当理由是道德上的不正当，如果没有道德上应受惩罚的责任，就不会有正当理由来确立法律责任。道义责任论的前提是人的意志和行为是绝对自由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没有行为选择的可能，或者行为是无法避免的，就不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责任以道义责任为前提，违法者的道义责任是法律责任的本质所在。
2.社会责任论认为，社会是一个包括各种内的利益互动系统。各种利益的法律表现就是权利设定和保障。法律责任是因发生侵害权利的行为而出现的纠错机制，故法律责任本质是否定侵权行为，来对社会利益进行维护。社会责任论强调用“公平责任”、无过错责任“来补充过错责任。
3.规范责任论被新实证分析主义法学派所倡导，指出法律所体现社会的价值观念，是引导和评价人们行为的规范。法律责任是对行为评价的结果，否定性的评价就是法律责任的本质。凯尔森、哈特等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代表人物，都是规范责任论者。“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为此来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他做相反行为时候，应受到制裁。”
三、法律责任的构成
现代社会对于责任构成要素观点不一，在主流法律学教科书及文献中可见以下几种表述：
1.责任主体、责任客体、责任行为、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2.违法行为、心理状态（即主观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
3.违法的客体、违法的客观方面、违法的主体、违法的主观方面。
4.认为引起法律责任的条件就是要件。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必备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总和。并把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概括：责任主体、违法或违约行为、心理状态、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五个方面。
权力合法化研究学术观点综述 篇4
一、权力概念研究综述
把权力归结为获得服从的能力, 是诸权力概念的基础。慎到在《威德》中提出的:“贤而屈于不肖者, 权轻也”;韩非沿用此说。古代西方智者也这样认识权力, 亚里士多德讨论政体变化时指出, 权力就是统治的能力。后世主要权力概念都是对能力说修正补充而来, 主要有七类。一是强制说, 如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 自己的意志即使遇到反对也能贯彻的机会, 而不论这种机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1]二是关系说, 该说认为强制说预设权力主体和对象间存在冲突和现实不符, 主张权力是主体支配和对象服从共同构成的关系, 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权力定义“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2]三是交换说, 认为权力是主体和对象的交换结果, 如彼德·布劳认为权力是社会交换中出价较低的一方为作为补偿向对方出让的服从。[3]罗德里克·马丁也承认权力源于交换。[4]四是权利说, 认为权力是得到服从的权利。五是原因说, 如罗伯特·达尔称“可以用A的行为引起B的行为这样一个论断来代替A对B拥有权力的论断”。[5]六是结果说, 把权力归结为意志或欲望为达目标努力的结果, 如罗素称“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6]七是力量说, 该说接近强制说, 但认为导致服从的力量不只是强制力, 我国学者多持此说, 如李景鹏称“权力就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就是说, 权力是一种力量……。”[7]本文认为把权力理解为一定社会关系中指向特定目标引发服从的力量是比较适宜的, 它并不必然意味强制。
二、权力合法性构成研究综述
合法性即获得自觉服从的属性。神授和血统在近代之前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合法性渊源。洛克对神权、父权和血统继承的批驳证明传统国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 [8]霍布斯、卢梭都把合法性的渊源归结为自然法。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解构为统治的正当和对统治的服从两个方面, 从历史中归纳出传统、魅力、法理三种混同着有效性和价值认同的合法性构成。[9]由于权力缺乏有效性的后果无需多言, 后继学者更多地关注价值认同问题, 如李普塞特主张合法性并非时刻需要有效性, 但合价值性是必不可少的。对价值认同作为合法性的构成主要有四种认识, 一是认为合法性依赖于社会主流意识认可, 如帕森斯提出“制度模式根据社会系统价值基础被合法化”。[10]二是认为价值认同不一定来自于利益满足, 如戴维·伊斯顿主张合法性的获得主要依靠源于与利益满足无关的对政治体系的“善意”的“散布性支持”。[11]三是认为价值认同一旦形成权力就获得了合法性, 如阿尔蒙德指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 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 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 那么, 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12]四是认为合法性和权力的价值是等同的, 如哈贝马斯称“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3]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合法性由权力的合价值性和权力运行稳定有效构成, 两者不可偏废。[14]
三、权力合法性意义研究综述
合法性的首要意义被归结为它是权力运行的基本条件, 不论这种权力是怎样得来的。原因如卡尔·施密特所说:“一个完整的合法性体系说明了要求服从的理由, 并且表明排除任何抵制的权利是正确的。”[15]合法性还能降低权力运行成本、提高权力运行效率、降低权力运行的风险、增强权力运行的危机对抗能力。如阿尔蒙德称:“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 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而且, 如果存在某种合法性的基础的话, 权威人物在困难的处境之中也有时间和能力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16]
四、权力合法化资源研究综述
权力合法化资源是引发服从的要素, 西方学者主张的合法化资源主要可以概括为八项。丹尼斯·朗指出武力、财富、意识形态、知识和技能、人格魅力是合法化的资源。[17]加尔布雷思论述了组织是权力合法化的重要资源。[18]第七项资源被认为是执政业绩, 它常见于讨论涉及政体或执政党的权力体系稳定问题时。第八项资源被认为是制度, 它兼有强制、诱导、规训的作用, 是一种复合资源。我国学者视野中的合法性资源也主要是上述八种, 在具体阐释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优越性、党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革命的天然合法性、经济建设成就等具体资源形式有所侧重。
五、权力合法化路径研究综述
国外合法化路径学说主要有四种。一是制度说, 认为承载现代国家工具理性的、科学化的、技术化的、程序化的、公开稳定的制度可以满足社会和民众对政治权力的期望, 最有效的减少对权力的心理抵制, 韦伯是该说的系统论述者。二是政治社会化说, 认为权力合法化的有效途径是通过教育、宣传和心理暗示, 把民众纳入统治者掌控的政治意识共同体。伊斯顿提出“那种不直接与具体的物质报酬满足或是强制相连接的支持, 可以通过下面三种反应产生:第一, 努力在成员中灌输对于整个体制及在其中任职者的一种牢固的合法感;第二, 乞求共同利益的象征物;第三, 培养和加强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程度”。[19]三是交易说, 认为合法化可以通过决策过程中社会个体间或公民与国家间的互相支持的交易实现, 前者见于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论证了有投票权的个体的投票交易可以实现集体决策时意见一致;[20]后者见于约拉姆·巴泽尔主张国家的存在价值和前提在于担任社会中各种交易最有效率的“第三方实施者”同时不攫取必要报酬之外的收益。[21]四是共同体说, 认为共同政治认同才能带来合法化, 而这需要人类形成体验的共同体。[22]其中, 政治社会化说信众最多。
国内主要的合法化路径观点有七, 一是继续革命说, 认为合法化首先和主要的要务是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巩固革命成果。[23]二是建设说, 认为建设成果是合法性的最重要资源, 合法化的根本途径是不断加强全面建设。[24]三是民主说, 认为合法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落实。[25]四是法治说, 认为合法化过程就是法治进程。[26]五是政治社会化说, 认为思政工作是权力合法化的关键, [27]六是社会公正说, 认为合法化必须围绕“共同富裕”的目标系统性解决不公正问题。[28]七是治理腐败说, 认为腐败是权力合法性的最大挑战, [29]反腐是合法化成功与否的的关键。[30]其中, 政绩说和政治社会化说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学说。本文认为, 法治说的内在逻辑不符合政治与法的关系, 其它观点都是言之成理的。
振兴学术事业必须重塑学术道德 篇5
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问题,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总结了当前我国学术道德失范的主要表现,探讨了造成学术道德失范的客观原因,并对如何加强我国学术道德建设、振兴我国学术事业,从道德、制度、规范、法律等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措施.
作 者：郑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研究中心 刊 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JINAN MUNICIPAL COMMITTEE JINAN CITY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AND JINAN CITY ACADEMY OF SOCIALISM 年，卷(期)： “”(1) 分类号：B822.98 关键词：学术道德 学术规范 学术管理体制
学术与学术出版的冲突 篇6
关键词：学术；学术出版；冲突
信息的价格
欧美传媒业有一个罕见现象：出版晦涩难懂的学术期刊堪比开动印钞机。化学期刊《四面体》的全年订阅费用就要花掉一家大学图书馆的20，269美元，《数学科学学刊》也要花费20，100美元。2010年，全球最大的学术期刊出版商爱思维尔全年营收20亿英镑（约32亿美元），净利润为7.24亿英镑（约11.6亿美元）。2011年，其全年营收达21亿英镑（约33亿美元），利润高达7.68亿英镑（约12亿美元），利润率从2010年的36％劲升至2011年的37％。利润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期刊内容大多由研究者免费提供，而负责同行评议的学者也通常自愿无偿服务。出版的期刊随后又将成品卖回这些提供免费内容和免费劳力的高等院校。对于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来说，结果就是：学者和纳税人创作了内容，回过头来却要付费阅读自己创作的内容。这不仅荒谬，而且不公，还阻碍了教育和研究的发展。
出版商坚称，高定价既是高质量的保证，也是为了弥补同行评议、编辑和发行环节的管理成本。爱思唯尔坚持认为自己被误解了，集团财务状况的确高歌猛进，但集团全球学术公关总监尼克’福勒表示，旗下期刊定价仅为业内平均价格，在过去几年，他们的涨价幅度低于其他集团的同类刊物，令人艳羡的高利润只能说明他们管理的高效。
的确，期刊的成本不可能为零，但互联网肯定预示着期刊成本的下降，绝非上升。在过去十年中，许多低成本运营的在线期刊和论文数据库大量涌现，其中一些就是由对学术出版商不满的学者所建。更有甚者，一些学术刊物的整个编委会集体辞职，转而另起炉灶，创办了一些低价格、获取权限宽松的刊物。2006年，由于担心价格过高会影响内容获取，爱思唯尔旗下的数学杂志《拓扑学》的编委会集体辞职。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的数学杂志《K－理论》的编委会也于2007年离职。
芝麻开门！
2012年1月21日，剑桥大学数学家、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1998年得主提摩西·高尔斯博士发表博文，列举了自己长期抵制爱思唯尔学术期刊的原因。这家总部位于荷兰的出版社旗下共有2000多本期刊，其中不乏《细胞》和《柳叶刀》这样的顶级刊物。然而，高尔斯博士却对爱思维尔毫无好感，并希望自己的博文能激励其他学者一起联合抵制爱思维尔。高尔斯博士突如其来的怨气有三。首先，爱思唯尔的期刊要价太高；其次，爱思维尔一贯将期刊捆绑销售，图书馆其实只需要订阅某一种期刊，却不得不全套购入，其中当然包括一些不需要的期刊；再次，爱思唯尔支持一些法案的订立，诸如《研究成果法案》，这项法案一旦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将禁止政府免费公开受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
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高尔斯博士文章的启发，响者云集。数学家泰勒·内伦起草了一份在线保证书，截至2012年7月，全球已有12000名研究者签署了这份保证书，承诺不再向爱思唯尔的期刊投稿，也不再帮助爱思维尔审稿和编辑论文。借用一个数学术语来形容，参与人数呈幂级增长。果真如此的话，现有学术出版商将面临一场革命。
一团乱麻
无论如何，内伦博士的诉求反映了学术界和学术出版商之间矛盾的扩大化，尽管在线出版的崛起已在大大缓解这种冲突了。学者们身处学术自由氛围之中，推崇信息的自由流动，为杂志编稿和审稿却分文不取，对商业化学术出版的不满情绪由来已久。而商业出版机构掌控着许多（但并非全部）最负盛名的科研期刊，对信息明码标价，追求最终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局面已经存在多年了，矛盾拖延至今才爆发，让很多人称奇不已。学者们是互联网的最早使用者，他们也最有可能借助互联网将出版商踢出战场。学术界早已有意创造新的平台替代商业出版。康奈尔大学的arXiv网站（读音与“archive”相同，X代表希腊字母“chi”）创建于1991年，研究者们可以将（还）未在期刊发表的数学和物理学论文上传至该网站。事实上，每天都有数千篇论文上传。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创建于2000年，拥有七家免费期刊，内容涵盖生物和医学领域。
但是，撼山易，撼权威期刊难。无论学界投入了怎样的热情，传统出版商依然有理由继续掌控大局。ArXiv网站的论文在发布后遭到无情指摘，由于在发布之前并未经过正式的同行评议，因此论文质量参差不齐。公共科学图书馆的部分经费来自捐赠，同时还收取每篇论文高达2900美元的版面费。这笔费用须由作者支付，对囊中羞涩的大学院系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此外，学界对于只在电子媒体上发表论文仍旧心存偏见，相对于印刷出版物，人们往往不那么看重网络出版。研究者们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现在最负盛名的期刊上，以擢升自己的事业。
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大学院系（以及院系中的研究者们）评估既看重发表论文的数量，也看重论文发布期刊的声望。年轻人有可能更加喜欢新鲜事物，但若想获得认可和晋升，他们仍需在现有的有声望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所谓“声望”的获得是个缓慢的过程，因为最负声望的期刊有权挑选最新最好的文章，在他们的领域继续保持必读性，并因此掌控定价权。如之奈何？
出版或出局
有一简便方法，既可以扩大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开放范围，又能为新生期刊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资助学术研究的政府机构应要求研究成果免费向公众开放，资助研究的慈善团体亦应如此。这样，众多研究者再也不能在封闭式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既能扩大研究成果的开放范围，又能大大助力开放获取类期刊。
有一些迹象表明学术出版正在改善。英国政府计划强令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实行开放获取。维康信托基金会每年投入6亿英镑（9.5亿美元）的研究资金，这家医疗慈善机构已要求其资助的研究在出版六个月后实现开放获取，但执行率仅有55％。该慈善机构宣称，将对科学家采取“强硬”措施，比如扣发未来的资助金，以此来禁止他们在限制获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同时维康基金会还在创办自己的开放获取类刊物。在大洋彼岸，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要求其资助的研究成果必须向所有公众在线开放。最近，期刊出版商试图抵制这项规定，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是个好消息，但还不够，同样的要求应延伸至联邦资助的所有科研项目。
即便纳税人和慈善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实现开放获取，也未必就是学术出版商的世界末日。商业出版商也已开始尝试开放式获取理念，例如不再向读者收取阅读费用，而是向发表论文的作者收费。同时，一些期刊出版商已经在有限拥护开放获取了，比如允许学者将论文放置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或者在付费壁垒上设置一个期限。但是，如果抵制活动继续发展下去，事态将变得更加急迫。毕竟，相对于学者依赖出版商，出版商更加依赖学者。上位者往往看似不可战胜，其实崩塌只是一瞬间。因此，要时刻关注学者的崛起。
对于由国家或慈善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来说，强势的强制措施会让出版商在免费获取方面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学术期刊的目的本就在于把最好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许多学术出版商却反其道行之。学术出版的改革势在必行。
学术观点 篇7
一、作为伦理的学术
作为伦理的学术, 以追求真、善、美等为目的, 以追问生命的意义或精神之需为何, 以个人的兴趣、爱好、好奇心为基础, 不以功利和实用为目的, 不以市场和应用为导向, 不以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为评价标准, 其主要存在于基础研究或理论研究中。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 此类研究一般和人的精神需要相关, 如文学、艺术、历史、神学、哲学等对生存之因的探讨;在自然科学领域, 以探求自然界的真理为目的, 体现为一种求真的精神, 以理论研究为依归, 不以具体的产品制造为目的。
作为伦理的学术可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学园。在西方, Academ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Αкαδημεια (亦作’Αкαδημια) , 根据《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解释, 一是指古希腊西北郊的体育场, 柏拉图在该处办学讲学;二是指柏拉图学派[3]。公元前387前, 柏拉图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 (Academus) 建立学园。此地原为阿提卡英雄’Αкαδημεια (或拼写为’Εкαδημεια, Hecademus) 的墓地, 学园以这位英雄的名字命名。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传授综合性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学校①。柏拉图的学园建校后原址长期未变, 直到公元前86年罗马统帅苏拉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城内, 以后一直存在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为止, 前后持续存在达900年之久。以后西方各国的主要学术研究院都沿袭它的名称叫Academy[4]。
现代英语中,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academy共有三种解释, 一指研究院、学会;二指专科学校;三指 (苏格兰) 中等学校、 (美国) 私立学校[5]9。可见关于研究院、学会的解释直接源于古希腊语的含义, 而专科学校、中等学校或私立学校等都是古希腊语意义的延伸。另外, academy对应的形容词是academic, 有四种解释, 一是指学业的, 教学的, 学术的;二是指学术的, 与实践性、技术性相对;三是指学习良好的;四指纯理论的, 空谈的, 学究式的[5]9。不难看出, 解释一、二和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希腊academy学园的特征、特色、宗旨或核心要义, 此现代解释无疑是对古希腊语之academy传统意义最好的保存、传承和延续。尤其是解释二和解释四, 二者意义的结合, 充分说明属于“academic”的研究特点是纯理论的、空谈的、学究式的。
另外, 在现代英语中, 常见的表达“学术”的词还有scholarship和learning,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 scholarship有两个意思, 一指学问、学术和学术研究;二指奖学金[5]1781。learning也有两个意思, 一指学问、知识;二指学习[5]1149。可见, 在学问和知识的层面, scholarship和learning有相通之处, 关于learning的用法, 比如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 (Edward Shils) 的《学术的秩序》, 其英文名是The Order of Learning, 而且, learning还常和higher搭配使用, 比如higher learning, 有时指高等教育, 有时指高等学术。此外, 在表“学术”一义上, scholarship和learning还存在比较细微的区别, 就学术的难度和成就而言, 前者稍大于后者, 而且, 在用来指“学术”时, scholarship是比较常用的。
柏拉图的学园为整个西方学术发展开创了以学术为学术的传统。该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美国大学, 直到作为技术的学术在美国大学出现, 这种学术信念始终是西方学术精神的核心, 一直未遭遇巨大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 中世纪 (约公元476-1453) 的大学首先出现了职业意义上的大学教师, 但大学的主要职能是传播知识, 研究只是一种业余活动而不是专业活动。且这一时期的教学内容主要集中于神学, 后发展为古典人文学科, 极其有限的研究亦集中于神学。
17世纪及其以前的大学组织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典型, 在法国则以巴黎大学为代表。此时的大学仍然沿袭了中世纪大学的传统, 通过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古典著作等内容的学习和研究, 主要培养神职人员、律师、医生、公务员。16世纪末, 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开始走进剑桥和牛津大学, 然而, 其仍然处于大学的边缘地位, 要么从属于神学和教会机构, 要么从属于古典人文学科[6]。其间, 由于自然科学在大学的地位始终是次要的, 大学对自然科学的贡献微乎其微。因此, 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科学研究的开展, 只能通过大学之外的科学学会产生, 学会承担着科学研究的职能。
一般认为, 17世纪以前, 在欧洲就已经有各种非正规的学会。早期的学会组织是业余的科学研究爱好者聚集的场所, 学会为他们提供研究、交流和分享的平台。研究者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 把对自然世界的探究作为一种闲暇的消遣。此时的研究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以研究本身为乐趣的个人活动或追求。正规的学会发端于17世纪, 以英国皇家学会 (1660年) 和法国皇家科学院为代表, 它们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
17-19世纪, 科学学会的职能也在不断变化, 从自由松散的业余组织逐渐发展成为日益专门化、专业化、制度化的组织。这是科学学会制度化的过程, 也是学术开始转型的一个孕育期, 即从个人的自主研究发展为由第三方资助的研究。学会发展到后期, 其内部制度如期刊发表、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方法和制度、学科分化的格局等都非常成熟, 为后来大学的组织建制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最终影响到了大学内部的学科建制乃至整个学术体制。1810年, 德国柏林大学成立, 大学开始承担起科学研究的职能, 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改变了当时教学与科研相分离的情况。科学与大学的融合由此开始。
1876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 科研才真正成为美国大学的职能。霍普金斯大学对科研的重视及其学术之风的形成, 受到了德国大学办学模式的直接影响。西方的学术传统、科学学会的特征以及科学在大学的建制过程等, 就是这个时期, 从德国大学转移到了美国大学, 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单一的因素, 它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变革, 永久性地重新塑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7]。
美国大学在引入科研职能之前基本上是英国式学院, 既没有学术研究的物质基础, 也没有学术研究的传统和环境。且直到“二战”前, 美国大学的科研只是少部分人从事的小规模活动, 经费主要来自私人基金会的资助, 资助也非常低[8]1。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处于社会的边缘, 缺少和社会的联系, 俨然一种处于象牙塔内的姿态, 学术研究也是以作为伦理的学术为主, 学术的发展和评价都是遵循自身内在的逻辑, 很少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
可见, 西方的学术从古希腊的学园, 经历近千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到16-19世纪科学学会的自然科学研究, 再到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将科研作为大学职能的创举, 直到二战前的美国大学, 无论是人文科学领域对精神世界的探索, 还是自然科学领域对物质世界的探索, 这很长一段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基于个人兴趣, 符合真善美的价值观, 较少考虑实用和功利的目的。因此, 二战以前, 整个西方学术的演变, 主要是以作为伦理的学术为核心, 其间虽有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 但内在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二、作为技术的学术
在美国大学借鉴德国大学模式的过程中, 继承和发展了西方的学术传统。然而, 这并不妨碍美国大学很快开创出了自己的特色, 这主要源于“服务社会”成为美国大学的第三职能。美国大学超越象牙塔, 转身成了为外界各种利益群体提供服务的机构。首先始于《莫雷尔法案》 (1862年) 的提出及其所致的一批“赠地学院”的出现, 其次是“威斯康星理念” (1904年) 的提出及一批效仿者的追随。二者实际上是大学注重实用、注重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适时表达。由于大学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其明显的实用性———促进经济发展、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国家实力———因而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边缘走向中心。同时, 大学与国家政权、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愈加密切:现代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内容被更多地纳入课程, 教授更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 大学作为组织楔入社会结构之中。与此同时, 国家政权加强了对大学事务的干预, 采用了立法规范、经费支持等诸多手段, 力图使大学的活动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方向一致。由此, 大学的发展体现出更多的外部依赖性[8]4。
美国大学第三职能的提出为作为技术的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但此类学术的发展还基于美国大学与联邦政府关系的变化。在美国, 联邦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在《莫雷尔法案》 (1862年) 里有所规定, 农业部与州农业研究站存在某种关系, 而州农业研究站又常常与州立大学或农业与机械学院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 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实际上没有积极的联系。州立和私立大学从联邦政府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拨款;它们不从事任何与联邦政府签订合同的工作。教育不是“国家的控制对象”。联邦政府的社会立法非常有限, 还侵害不到大学[9]。所以, 很长时间以来, 美国的大学主要是同农学、医学、法学结合在一起的, 享有较多的自治权, 然而由于二战原因, 大学开始同军方结合[10]。
二战期间, 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向大学提供大量科研资助, 用于原子弹、雷达等武器和设施的研制, 这促使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开始了广泛的科研合作[8]1。二战结束, 又迎来了冷战时期, 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军事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联邦政府通过科学政策介入大学, 自然科学研究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和扶持的领域, 政府对其进行了大量投入和严格控制, 并参与到大学管理的过程中, 对大学的科研结构和资金配置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重心发生深刻的变化, 实现了国家利益和政府高等教育权的扩大[11]。战争需要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必然需要以战争和武器为导向的科学研究的支持, 而此时的联邦政府不是建立专门的实验室或依靠工业来从事这类研究, 而是将它放在了大学。大学通过接受为联邦政府从事某些研究计划的合同, 与联邦政府建立了组织关系。曼哈顿计划的很多部分是由大学根据与联邦政府的合同开展的, 并受到军队安全限制规定的制约;在这一方面, 辐射计划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同一性质。大学为军队专家培训计划的很多不同部分提供了场地, 并承担了教学任务[9]223-224。
美国联邦政府以发展武器和军用目的的研究方式与大学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以武器军备的研发与制造为目的的科学研究, 显然违背了大学学术研究的道德准则, 破坏了学术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联邦政府通过科研支助的方式介入大学, 其最直接的影响是学术研究类型的变化, 短期内扩大了以实用和应用为目的的研究, 即作为技术的学术。从更本源处看, 联邦政府强大的干预和控制力使大学成为“国家的工具”, 破坏了大学的自主性地位和性质。
冷战结束后这种影响并未消失, 而是以一种更隐蔽和合理化的形式影响着大学的发展, 联邦政府从而开创了一个传统, 即对大学的“项目拨款”和“合同研究”制度, 联邦政府为了政治或经济的目的, 以这种方式实则是在盘剥大学, 在耗尽大学, 大学也就是在如此状态下丧失了自己的学术精神, 这一制度在大扩展时期瓦解了美国的大学。它导致了个人的自我中心、对大学的要求和个人对作为其中成员的义务的漠视, 或者像某些社会学家所说的, 导致了“将个人的专业认同凌驾于对所在学校的认同”[9]232。这被看作对大学的一种支持, 但实质是政府从中获益, 且不用为大学所付出的学术精神之代价和成本买单。大学也就是在如此过程中不断丧失其高贵的存在前提, 成为政治的一个工具, 成为服务于政府的一个部门。
这种情况, 正如希尔斯所说:“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对大学的自我维持存在的假定。它不关心大学的维持;它认可这样一个事实, 即大学已经存在, 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购买大学的智力资源。它的各种政策没有伴随着任何对服务来源的反思和责任感。它就像一个还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部落;它把大学看成是不需要它的支持就已经存在的资源, 并且会在没有它的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在对大学存在的看法上, 政府觉得问题来了大学就可以作为实现某些特定目的的工具, 问题过去了, 它们就可以搁置一边, 它们是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源存在下去的机构, 并且在想到它们提供服务时, 总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提供服务。”[9]225
希尔斯指出的这种情况, 恰好反映了二战和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待大学的态度和方式。大学被赋予了由政府的目的所要求提供具体服务的越来越多的任务。然而, 政府不是社会中的一切, 它不是社会的终极目的[9]233。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以及近年来在一些地方, 一些教师和学生从道德角度出发, 反对研究资助制度或学术工作的实用导向性, 他们要求管理人员或教师委员会取消国防部资助的有军事用途的研究项目。学校通常的反应是, 如果研究是不保密的, 教师愿意接受它, 大学应该予以许可;否则的话, 学校就将自己置于对所有研究成果最终可能用途进行道德评判的地位上[12]220。
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 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慢慢降了下来, 80年代初提供的资助水平与1967年提供的资助水平基本一样。在80年代, 政府研究资助水平得到一些提高, 但是它伴随着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大幅度增加, 这种情况使得“自由支配支出”开始下降。到90年代中期, 政府对大学研究资助的前景, 比前40年显得更加黯淡[12]186。随着联邦政府拨款的减少, 大学为解决资金的短缺问题开始转向市场。学术研究从而直接受大学市场化驱动, 理查德·鲁克 (Richard S.Ruch) [13], 索尔斯坦·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14], 希拉·斯劳特 (Sheila Slaughter) 和拉里·莱斯利 (Larry L.Leslie) [15], 大卫·科伯 (David Krip) [16], 杰德勒·德兰迪 (Gerard Delanty) [17]等在其各自的著述中, 都不同程度地指出导致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拨款的缩减使大学资金缺乏。大学面临筹集资金的压力。从目前来看, 大学的非公共资金的来源通常有四种途径:一是学费, 包括海外招生;二是赞助者, 私人捐赠或基金;三是与市场的合作, 如产学研结合;四是创办营利公司或营利性教育服务 (培训) 机构。对公立研究型大学而言, 私人和市场介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市场化的浪潮, 与之伴随的是, 营利性大学的崛起、创业型大学的发展、学术资本主义等问题的涌现。在大学市场化过程中, 无论是互利互惠的说词, 还是富国益民的宏旨;其实质是学与商的博弈也好、合作也罢, 总之, 大学与商业的互动也带动了学术与商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商业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术的方方面面。
大学对市场的依赖, 使与市场相关的力量、理念影响到大学, 对大学的角色和使命产生冲击, 使大学在手段和目的中不断迷失自己。尽管大学和市场都想着如何赚钱, 如何互利, 但是市场关注的是短期行为, 赚钱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 其最终的产品是商品。而大学不同, 大学不仅要通过产学研等活动为社会服务, 还承担着育人、肩负着国家未来的使命。
私人 (机构) 捐赠也成为大学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捐赠的形式多样, 通常以设立某某奖励基金的形式发放。一般而言, 受赠单位首先要征求捐赠者如何使用这笔费用, 使用的对象和途径如何。关于捐赠者, 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类对捐赠的使用是无条件的、无干涉, 另一类是有条件的、有特殊目的、甚至是有具体的使用方式的要求。这关乎到捐赠者与大学政策制定的关系。前者不主动对捐赠如何使用的政策进行干预, 至于大学在制定相应政策如何考虑捐赠者是另一回事;而后者会把自己的意愿和嗜好通过大学对赠款的分配政策表现出来。
随着商业捐赠的增多, 大学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凡勃伦认为:“富豪的捐赠导致大学政策的市场化, 富豪们借助行政管理者侵入到学院规章制度的运作过程中, 导致本来是学院式的自主管理, 从宏观规划到细节设计, 无不要遵从或尊重捐赠者的意愿与喜好。”[14]
随着不同利益主体介入大学, 尤其是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关系的变化, 导致大学角色和功能的变化, 相应地, 学术研究的类型与功能也顺势而变。面对来自大学之外的压力, 传统的具有“academy”特点的作为伦理的学术显得很不合适宜, 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大学为了维持自身的发展, 不得不考虑政府、市场、社区等利益主体的需求, 开展与作为伦理的学术相对应的旨在实用的作为技术的学术, 作为技术的学术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三、学术类型之间的张力分析
作为伦理的学术代表着一种伦理的或道德的力量, 作为技术的学术代表着政治和经济的力量。韦伯曾区分了两种理性:①目的合乎理性的, 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②价值合乎理性的, 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8]①。由此来看, 作为伦理的学术是合乎价值理性的, 而作为技术的学术是合乎目的理性的, 前者服从真理的逻辑, 后者服从资本或权力的逻辑;前者以探寻真理为主, 后者以满足世俗为要。可见, 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二者并存形成一种互相抗衡的力量, 从而构成一种持续的、内在的张力。
学术和营利水火不容, 这种观点已经根深蒂固[12]16 (此处的学术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学术, 或作为伦理的学术) 。任何现代社会的国家利益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和繁荣的商业文化, 但强大的经济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本身[19]11。来自追求经济增长的压力, 也促使欧洲很多政治领导人以经济增长为导向, 改造了大学教育的全部———既包括教学, 也包括研究, 追问每个学科、每个研究人员对经济做出了多少贡献[19]142。结果是, 我们正在追求能保护我们、使我们愉快、让我们感到舒适的占有物, 泰戈尔将它们称作我们的物质“外罩”。但我们似乎忘记了灵魂, 而灵魂是思考与想象的机能, 造就了我们人类, 使人际关系成为丰富的人性关系, 而不是简单的互相利用与操纵的关系[19]6。
正所谓:“哪里有政治和经济, 哪里就没有道德。”[20]学术的功利化倾向必然脱离道德的基石, 导致道德危机。政治、经济和道德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不相容的, 因为政治、经济关注的是短期的、工具性的、外在的利益或效率, 而道德关心的是人之内在的、长期的、非工具性的生活的意义。作为伦理的学术, 更多侧重的是培养人、发展人的长远考虑;而作为技术的学术, 其实质是营利的学术, 服务于经济增长和政治需要的学术, 尽管它们也会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作外衣。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两类学术之间的张力, 也可以理解为“伦理/道德”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张力。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 认为, 经济和政治是同一存在的活生生的川流的两个方面, 它们尊重事实, 而不尊重真理。有经济的命运, 正如有政治的命运一样。生活有适合历史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它们互相掩盖, 互相支持, 互相对抗, 但政治条件无疑是第一位的。生命的意志是保存自己并获得成功,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为了获得成功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有力。但在经济方面适合的状况下, 存在川流的适合是重视自己, 而在政治上适合的状况下, 它们的适合则是重视别人。因此, 政治为一种理想而将人们牺牲, 人们则为一种理想战斗而死;但经济只是使他们耗损殆尽罢了[21]。由此可见, 政治与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高度统一性, 它们与人之为人或人的生命意志具有对立性。也可见, 这两种学术类型的张力, 本质是伦理/道德与政治、经济的矛盾, 或者说, 是两种研究价值取向的冲突, 因为前者以探明真理和提升精神为依归, 后者以遵循和满足世俗需要为前提。而且, 这也印证了词源学角度的考察:作为伦理的学术代表对真理的自由探索, 其体现于“academy”的古希腊语义和柏拉图学园的宗旨中。
大学必须抵制诱惑, 不要试图事事都为了社会。大学是许多利益中独一无二的利益, 它必须时时盯着这个利益, 以免向希望它更实用、更现实、更随俗的要求妥协[22]254。他还说, 他从未想过大学只是从属于社会的一个部门。相反, 他始终认为社会是从属于大学的一个部门, 他祈求这样一个社会, 它能多少宽容并供养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这个孩子的玩耍反过来又能造福于社会。沉迷于大学的理念并不是一件荒唐事,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念, 才能了解人们能够达到的境界。没有它, 理性生活的全部神奇成果都会陷入原始的泥沼之中, 再也无法复活。轻浮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对这种理性生活的诽谤, 并不能抹煞它那无法抗拒的美。但这种诽谤会使它受到遮蔽, 事实也确实如此[22]245。“学术”是思想的载体, 是大学的灵魂, 大学不应从属于社会, “学术”又何尝可以?作为技术的学术, 究其本质只是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工具, 只会让“学术”更功利, 让大学更世俗。
学术观点 篇8
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之一,已成为国家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显而易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流通业的积极参预,而流通业为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合格的服务,也需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进取,转变自身的流通发展方式。
近年来,国内商业经济理论界围绕转变流通发展方式进行深入的讨论,形成了许多理论观点。其中,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做好转变流通发展方式这篇大文章”一文,具有较强的理论系统性和实践针对性。下面,我们主要以张志刚提出的研究侧重点和基本观点为主线,分七个问题进行述评。
一、流通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工作定位
流通业是服务行业,服务于生产和消费。流通业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战略任务,不可离开这个宏观全局“自拉自唱”。其次,需要认真审视并转变本行业中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做法,明确转变流通发展方式的具体方向和工作内容,这又需要“自找问题”、“自我革命”。
二、流通业的质量和效益效率
“十八大”报告提出,把提高质量和效益作为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这个要求不仅是针对整个经济讲的,也切中流通业的时弊。多年以来,与生产部门一样,流通业一直也实行的是数量扩张型的粗放发展模式。其表现是,以销售额的增长为最大关切,很少关注销售额背后的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政府部门最关心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流通业增加值,流通企业最关心的是营业额和毛利率。
近年来,国内专门研究流通质量或流通效益的文献不少,这方面撰文研究较深入的是宋则。另外,今年黄国雄题为“流通效益是社会效益,流通实现是社会价值的实现”的文章,也具有代表性。
质量和效益是流通业的“生命”,客观地看,在这方面我们离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期待仍有不小的距离。因此,流通业必须转变发展的立足点,要转变过分追求销售规模、轻视服务和效益的偏向,使销售额的增长与服务质量的提高以及合理的利润率保持同步。
关于流通效率的研究,近年来有代表性的文献还有荆林波(2013)“中国流通业效率实证分析和创新方向”一文,该文利用我国流通业2004-2011年的年度数据,利用行业人均年销售总额、行业人均年毛利、总资产周转率、库存周转率等指标对中国流通业效率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流通业在体制、机制、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方向。高铁生(2013)“完善匹配机制,提高流通效率”一文,该文提出“机制设计”比那些尊重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更加具有缓解供求不一致矛盾的意义,这是国内第一篇用(匹配)机制设计理论分析流通问题的文章。此外,还有一些对我国农产品、林产品流通效率的分析文章,代表性的学者有欧阳小迅(2011)、张磊(2011)、柳思维(2012)。
三、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中央已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目前,流通业在参预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存在着服务能力不足和自身进取不够的情况。例如,为什么海尔、联想要自建物流体系?为什么许多优质的农产品却无法有效进入城市市场?说明流通业确实存在能力和进取心不足的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业的总体规模已经很大,但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角度看,流通产业内部的结构并不合理,重商品销售、轻服务供给的倾向比较明显。商品销售在全部消费中比重高达80%,购销业即批发零售业竞争十分激烈,不少地区存在总量过剩、竞争过度现象;而生活性服务业在总消费中比重畸轻,发展水平偏低,不仅主体“小散弱”,一些行业经营不规范,而且有许多居民需要的生活服务项目未能有效提供。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中咨询、设计、创意等商务服务发展不充分,物流业存在着专业化物流供给不够、社会化物流需求不足、供应链管理水平低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转变流通发展方式、促进结构调整中认真分析研究,妥善加以解决。
近年来,国内对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问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新焦点。主要表现在以下研究方向:一是对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总体研究,如高煜等(2011)“我国流通产业转型的内涵与方向”、王晓东等(2011)“新时期流通结构优化升级之再认识”、田伟(2012)“我国流通产业升级与发展的对策初探”。二是从一个角度对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进行研究,代表性文献如马龙龙(2011)“中国商品流通虚实结构演进研究”、孙敬水等(2010)“流通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因素探析”;其他文献有丁润健等(2012)“基于空间视角的我国流通广业结构均衡性研究”、龚晓菊(2011)“贸易强国视角下的流通产业结构调整”、王晓东等(2010)“论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增长”、李明义等(2010)“以流通产业结构创新促京城老字号腾飞”等。
四、流通业与扩大内需(消费需求)
“十八大”强调经济发展要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提出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国内市场规模。需要指出,虽然在扩大消费中流通业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仍有着不小的“用武”空间,主要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更放心、更称心、更便利、更实惠、更诚信、更多选择的消费环境,改善消费欲望和交易预期,从而满足现实需求,释放潜在需求,创造未来需求。
近年来,国内对流通与扩大内需关系(消费需求)的研究,比较以往有了较大增加。其代表性的文献有刘晴等(2013)“贸易成本、异质性企业与扩大内需:理论框架与中国经验”一文,该文在现有异质性企业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异质性企业选择模型阐述了贸易成本对内部需求的影响机制,该模型表明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国内外市场选择行为的关键因素。依绍华(2013)“流通业对扩大内需的促进机制及对策研究”、毛中根等(2012)“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城镇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还有对流通与扩大内需(消费需求)某个具体主体的研究,如李骏阳等(2011)“流通业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汪旭晖(2010)“农村消费品流通渠道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梁雪松(2009)“扩大内需中旅游业独特贡献的探究”等。
五、流通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也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微观细胞。“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提高大中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显然,这个要求不仅是针对生产企业的,也适用于流通企业。客观地看,虽然我国流通业中的大中型企业有一些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但与跨国连锁零售巨头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中国大型的连锁零售企业充其量在国际上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零售公司。但这并不是最令人忧虑的,毕竟中资大中型零售企业在“与狼共舞”中不断地成长壮大,形成了与外资商业良性互促的竞争局面。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于中资连锁商业的经营模式,基本上是从外商那里学来的,完全是模仿追赶型的发展方式,缺乏通过创新形成的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这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对流通企业的竞争力问题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其代表性的文献一是纪宝成(2010)“流通竞争力与流通产业可持续发展”一文,该文认为流通竞争力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层面的流通竞争力主要包括流通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的流通竞争力;宏观层面的流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拥有重要商品的定价权、渠道网络的控制权,从而赢得国家竞争优势。从微观层面看,流通企业提高竞争力需要切实转变盈利模式,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变为渠道的合作竞争以及服务竞争,从分享价值转变为创造价值。二是吴小丁(2010)“对零售业过度竞争解释的理论缺陷”一文,该文指出,用现有理论即低利润率和激烈竞争手段这两个判断标准,来解释零售业的过度竞争,既无法体现零售服务价格的复杂性,也无法衡量零售业集团化和多元化背景下的问题,甚至无法解释在进入成本和退出成本都比较低且地域竞争明显的领域也会出现过度竞争。其他这类题目的研究文献还有霍淑娟(2012)、卢美丽(2009)、谷晓等(2009)、薛峰(2009)等学者的文章。
六、商业活动中绿色低碳流通问题
经济发展要“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的推动”,是党的“十八大”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的又一项要求。流通业在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服务的过程中必须落实这项要求,促进生产和消费节能降耗;同时流通业在经营活动中体现资源节约和低碳化,也是自身转变运行方式的重要行动。近年来,流通业在节电、节水、简化包装、限制塑料袋使用、产品回收再生利用等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和努力,零售企业还出现了一批节能店,总的来看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大部分中资企业这方面工作仍然存在着认识不到位、行动不积极、措施不系统、效果不明显的问题。许多企业并没有认识到开展节能降耗,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需要,更是提高自身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新途径,从而把这项工作真正摆上重要位置。特别是在节能店的发展上,我们看到,一些外资零售企业起点高、步伐大、进展快、措施也是系统化的,而中资企业往往投入少、起点低、措施也多是局部性的改造,由此形成与外资商业在节能效果上的明显差距。
近年来,国内对绿色低碳流通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其代表性的文献一是中国商业联合会课题组(2012)发表在《经贸参考》上的文章“绿色商业与消费发展研究”,文章从绿色商业的概念入手,分析我国发展绿色商业的现状、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二是杨浩哲(2012)发表在《财贸经济》上的“低碳流通:基于脱钩理论的实证研究”一文,该文使用IPCC2006的测算方法对中国流通产业1996-2009年间的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并基于脱钩理论对流通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的低碳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他文献有研究总体的,如欧阳泉(2011)、张国玲等(2011),有研究具体方面的,如李爱华(2012)、徐旭(2011)、周培红(2011)、洪涛(2011)等。
按照中央的要求,发展循环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中资流通企业在这些方面需要加快补上一些工作缺项。例如,开展绿色采购,引导生产部门制造低材耗、低排放、易回收、可再生利用的生活用品;经营低碳绿色产品,引导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物流运输的节能减排和降低空驶率,商业建筑的节能等,也都有待深入研究,加快实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七、流通业的创新驱动
“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发展要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这一要求的实质,是要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为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而做到这一点,从经济理论上说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体来说,粗放型的生产流通主要靠增加资本和劳动,而这两方面的要素虽然可以增加产出,但却无法提高效率,甚至可能出现边际效益递减。而强调全要素生产率是指资本和劳动之外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劳动力素质提升等所带来的效率和效益的增进,这就为我们转变流通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化发展指明了三个方面的切入点。
近年来,国内对流通业的创新驱动问题的研究呈快速上升趋势。其代表性的文献一是丁俊发(2013)“流通创新驱动的十大对策”一文,该文提出了进行理论、制度、信息化、供应链管理、结构调整、生活与商务服务、就业、消费、市场、商业文化等十大创新驱动的思考。二是荆林波等(2012)“中外零售企业在农村市场创新扩散的比较研究——基于沃尔玛与苏果的案例分析”一文,研究发现,成功的零售企业都充分重视城镇在城乡中心地流通体系中的链接作用,在引入和成长阶段采取传染扩散模式,并充分利用规模、范围和密度经济实现公司的低成本扩张。三是从流通创新的某个方面作用来分析的论文,如丁宁(2013)“流通创新与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徐从才(2011)“坚持流通创新,构建生产者服务体系”、周长富(2011)“基于流通创新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内在机制分析”。此外,这个题目的文献还有刘刚(2013)、盛朝迅(2012)、郝爱民(2012)、朱丽萍(2011)、张宏等(2010)等撰写的论文。
与传统流通企业不同,现代化的流通企业一般都具有技术密集化、人才高端化和创新常态化三大特点。从世界范围看,最先实行信息化并在应用上达到各行业领先水平的,正是以沃尔玛为代表的现代零售商。近三十年来,全球流通业特别是零售业的管理创新,无论是就其频繁程度还是丰富性比较,都不逊于甚至超过了工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近年来电子商务中的网络购物呈现“爆发式”增长,对实体流通企业的冲击越来越明显,在此种情势下,实体流通企业确有一个如何转变固有的发展模式,以适应网络购物电商挑战的问题;而网络电商也面临着如何转变“烧钱”血拼价格的非理性发展模式,回归可持续健康发展模式的问题。
除张志刚关于转变流通发展方式的专文外,国内有不少学者也对同一命题撰写专文加以论述。其代表性的文献一是黄国雄(2010)“论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文,该文认为,流通发展方式转变应从七方面入手:从重视产值向重视价值实现;整体提高流通产业的社会效益;充分发挥连锁经济规模效应;重视提高潜在市场的有效供给;不断提高企业的信誉度;走中国化的连锁商业道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商品流通体系等。二是刘海飞(2010)“对转变流通发展方式的思考”一文,该文提出了发展理念、评价标准、流通功能、技术路线、制度供给、环境建设、节能减排、行政职能等八个转变。三是俞晓松(2011)“‘十二五’期间中国流通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提出,流通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应通过六方面进行,即做大做强连锁经营、培育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建立流通业征信体系、构建现代商品流通服务体系、培养流通业人才和开展流通科技研发与推广等。其他文献有,上创利等(2013)“基于产业链整合视角的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研究”、郭馨梅等(2011)“我国流通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基于资源利用视角的研究”、孙敬水等(2010)“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国际经验及启示”等。
学术观点 篇9
一、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逻辑动因
驱动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逻辑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包括大学自身内在因素, 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从大学自身因素看,一方面是顺应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的逻辑诉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有效监测和管理大学科研绩效,促使大学科研对地方、国家、国际社会贡献显性化;从政治视角看,是为了向政府、公众展示大学公共科研资助的社会经济价值;从经济视角看,是为了理解科研的社会经济价值, 并为政府科研拨款提供决策依据。 正如杜诺万(Donovan. C) 所言:“科研影响评价是为政府有效资助科研提供证据的有力武器”［3］。 总体看,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最主要动因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及科研公共资助价值实现的逻辑诉求。
(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的逻辑诉求
科研评价是大学科研事业发展的指挥棒,评价的取向和维度直接影响和引领着大学科研的基本走向。 反过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特质赋予了大学科研以新的使命, 科研评价必须顺应这一新的逻辑需求。 在知识经济社会,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已由传统的学科为本、追求“高深学问”为基本特征的“模式Ⅰ知识生产”走向以跨学科、应用情景、 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并驱为基本特征的“模式Ⅱ知识生产”［4］,目前正呈现出以“分形创新生态系统”、知识集群、创新网络为基本要素和以静态非线性网络集群性、动态协同互动的多节点、多形态、多层次、多主体的“模式Ⅲ知识生产”新图景［5］。 在知识生产新图景中,科学知识生产由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等多主体协同开展,知识生产的结果并不单单为科学知识增长服务,更强调直接贡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终端用户。这就赋予了知识生产结果评价的新使命———评价不但注重新知识“质”的卓越性,更强调其“贡献”的影响力。 正如吉本斯和卡拉雅尼斯教授所坚持的,新知识生产模式下,评价标准应该是多维度的,知识生产者以及知识传播和使用者将依据不同价值标准对知识成果予以评价,因此知识成果评价不仅要考虑知识本身价值,还必须兼顾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非学术影响。 在此逻辑驱动下,大学科研必须顺应高级知识经济社会对研发创新的时代需求,在追求科研 “卓越性”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的 “影响”, 这就赋予了大学科研评价质量与贡献的价值取向,反过来引领大学科研向追求卓越和影响的发展方向。这是顺应人类社会知识生产演变逻辑规律的,是充分发挥大学科研服务高级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公共科研资助的社会价值诉求
随着知识经济深入快速发展,知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致使世界主要经济发展体研发强度已达到2~5%,我国也在2013年突破了2%的目标［6］。 (见图1)早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家将科学看作是确保国家竞争力的“精灵”(genie)的同时,政治决策者从未对公共研发投入的社会经济影响产生怀疑,秉持“科学会自动生成社会经济效益”的逻辑信念［7］。 万尼瓦尔·布什就曾指出,任何科学投入本质上都是有利于社会的［8］。 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诸多国家出现的公共科研资金严重赤字的困境迫使科学领域通过内部同行评估以及科学产出与影响指标解释其成效。科研影响评价的主要利益诉求就是科学研究对学术界和科学知识的影响。 其逻辑前设是,社会能够“自动地”从最高质量科学中获取最大收益。 自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偏离了这一“自动信任”的逻辑思维观点,希望通过证据展示科学研究对社会的价值。正如欧盟所质问的:“社会真正能从公共资助科研的产出中获得什么利益? ”［9］。 因此,科研评价范围开始超越大学学术领域, 日益关注其社会产品(产出)、社会运用、社会利益(社会变革)等超学术影响。 只有当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化和可消费的产品时,社会才能从高质量科研成果中获益。 对此,在“美国再投资科学与技术:测量科研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的影响”(STAR METRICS)框架下,联邦政府开展了包括大学在内的公共资助科研对就业、经济等产出效益的影响评价。另外,传统上,基础研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那些高引论文或顶尖学术期刊论文虽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影响,但并未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影响效应。为彰显科学研究非学术影响,引领大学科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发挥,贡献于科技创新,近年来世界诸多国家开始关注基础研究的社会效益,实施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机制。
数据 源 :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4:89.
二、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国际主流模式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是相对于学术影响而言的, 前者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维度。 社会影响意指科学研究对国家社会资本的贡献(如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创新、传讯公共舆论、提升决策能力等);经济影响是贡献于国家经济资本(如增强技能、提高生产力)增值;文化影响是对国家文化资本的附值(如贡献于文化传承和创新); 环境影响是对国家自然资本的附值(如减少污染和浪费、再循环技术利用)。因此,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涉及社会、经济、公共政策、政治舆论、文化等领域。近年来,主要创新型国家都在积极实施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机制,比较典型的有英国的 “科研卓越框架”(REF)、澳大利亚的 “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RQF)、 美国的STAR METRICS、 荷兰的 “情景中科研评价”(ERi C)等评价机制,非学术影响评价正在成为大学科研评价新常态。
(一)英国:“科研卓越框架”(REF)模式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英国政府决定对高校科研评价机制进行全面改革,创建了一个动态的、机敏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卓越研究基地联合体,以最大限度地贡献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知识扩散。英国财政大臣曾明确指出:“为实现科研经济影响最大化, 新科研评估体系应激励用户导向科研活动,以奖励兴趣驱动卓越科研的方式来奖励用户导向卓越科研。”［10］对此,英国政府从2014年始创建“科研卓越框架”评价机制,以取代传统的“科研评估机制” (RAE),首次用“影响”(impact)这一指标替代了原来的“声誉”(reputation)指标,并将其权重定为20%(卓越性占65%,环境占15%),即从“质量”“环境”“影响”三个维度对大学卓越科研成果进行测评［11］。
REF评价内容是具有卓越水准的较强整体性的研究单元(research unit),研究单元必须符合如下卓越特征:1高质量、原创性研究成果,包括能催进学科发展的世界一流成果、 具有探究新领域的创新性成果、对社会或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效益的科研活动等;2其研究发现具有高度公共共享性;3研究单元必须是通过大量有利于社会或经济利益的科研活动取得的卓越研究;4具有能够促进卓越研究及其成果有效转移或运用的高质量、前瞻性的研究环境;5对卓越研究基地的可持续性发展有重要价值。其评价方法是,根据影响力模板采用案例描述(叙事)方法,并辅以案例和定量数据作为证据,由专家评估。 专家组由国内外行业专家以及用户专家构成,超脱了传统的同行评价［11］。
研究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如下部分:从企业、政府或研究慈善组织等核心研究用户获取的研究收益指标; 与所有研究用户合作的数量和程度指标; 社会、经济、政策、文化、卫生、生活质量影响指标(详见表1)。 评价结果分为五个等级,即4星级、3星级、 2星级、1星级和未分类,分别代表影响的“卓越”“非常可观”“可观”“认可但适度”“很小”或“根本没有”等水平［11］。
(二)澳大利亚:“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RQF) 模式
“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是2004年由澳大利亚政府创立的, 旨在评价所有纳税人资助的科研质量、 公共资助科研影响力(包括科研对区域、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终端用户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影响)。 根据该框架规定,科研影响表述包括:科研团队如何与终端用户联合解决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议题;终端用户获得科研团队的决策咨询所产生的社会、 经济、 环境、文化效益是什么;科研成果给终端用户带来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效益是什么。该框架科研影响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污染减排、自然资源再生、生活质量、传染病发生率下降、文化意识增强、就业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升、衍生公司数量、新产品和发明、 技术许可、政策咨询、科研合同与产业资助、非学术出版物、与终端用户协同创新项目、政府工作报告引用情况、专家咨询服务等。 科研的社会影响评价结果分为ABCDE五个等级。 A等,被采用的科研成果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生成了卓越的(前2%)的社会、 经济、环境或文化效益;B等,被采用的科研成果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生成了显著的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效益;C等, 科研已经被终端用户共同体采用并生成了新政策、产品、态度、行为或观点;D等,科研团队正在与终端共同体联合解决区域、国家或国际上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问题;E等,科研在区域、国家或国际共同体中产生较低或未产生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效益［12］32。
(三)美国:STAR METRICS模式
STAR METRICS是 “美国再投资科学与技术:测量科研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的影响”的英文缩写,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 国家卫生研究院、 国家科学基金会等部门于2008年联合开发的科研影响评价机制。这一新的评价模式旨在监测联邦政府在就业、知识生产和卫生领域的科学投入效果,由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共同负责实施。STAR METRICS帮助联邦政府最大限度地评估其在研发领域投入的价值,从而生成美国联邦政府科学投入绩效收益的严格透明评估结果。该评估项目数据来源于包括大学在内的科研机构以及联邦各部门,信息主要通过高度自动化方式取自大学数据库,大学科学家和管理者不需承担过多任务。STAR METRICS主要是测评科学投入的其他四大核心领域:经济增长通过专利、新创公司等指标进行评估;劳动力收益通过学生流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领域的数量测算;科学知识通过出版物和引用频次来测算;社会效益通过科研资助的长期卫生和环境影响来测算。该模式用来描述科学家之间的互动以及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 评价科学研究对经济、 知识生成、社会、卫生等效益的影响［13］。
(四)荷兰:“情境中科研评价”(ERi C)模式
ERi C创建于2009年,旨在对大学学术研究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如产业、教育、决策、卫生等)中解决社会问题(如创新、气候变化、社会融合、全球化等) 的社会影响的评价。 该评价体系将 “社会影响” (societal relevance)界定为科学研究对社会部门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程度。 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生成性互动”(productive interaction), 即如果科研在社会上具有潜在影响,就需要研究团队与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该互动可以发生在科研设定、科研过程和科研结束等不同阶段。 其逻辑前设是,如果科学研究团队与利益相关者存在“生成性互动”,这项研究或早或晚就会产生社会影响。 “互动”包括个人合同(如联合项目、研发网络或联盟、咨询服务等)、出版物、实物产品、利益相关者支持科研(如财政、直接参与、设备共享)。在该模式中,“社会影响”评价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使命描述、社会影响定性描述、社会影响指标量化、评价委员会综合评价,前三个阶段采用自我评价, 第四阶段采用第三方评估委员会外部评价。使命描述主要是对科研团队社会贡献的目标和战略举措的描述,以准确反映科研情景,如某领域科研专业人才培养、产业或商业化导向知识生产、公共服务导向知识生产、政策导向知识生产;科研社会影响定性描述包括科研成果对社会的可能性影响,科研成果在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传播的方式,通过生成性互动选取社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证据,科研成果的影响范围;社会影响指标量化包括科研成果广度、社会利益相关者对科研成果的关注度、 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等方面;评估委员会的评价主要是通过与科研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访谈等方式评价科研的社会意义［12］37。
三、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学术逻辑
(一)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学术自治逻辑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在成为新常态过程中, 受到学术共同体的广泛质疑和争论,引发了诸多学者对研究者自治权和基础学术自由的担忧。 本质上讲, 自治是学术专业领域的固有属性。法国社会家布迪厄曾指出:“科学场域”(scientific field)是“具有自身法则的微观世界”［14］。科学场域比其他领域更具自治性。 由于高度自治性的存在,19世纪科学场域创造了如政治学以及非科学性文化生产场域无可比拟的重大成就。对此,“建立一个明晰的具有专业特质的知识共同体,是维护科学场域的社会合法化及其自治权的重要保障”［15］。因此,布迪厄所理解的科学自治是动态的 “独立中依赖”或“依赖中独立”。这就赋予了学术研究人员在“他处”(elsewhere) 培育和提升其“自我身份” 的多元选择,如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媒体、与用户协同知识生产、建立智库、参与社会知识网络、吸纳产业资金或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等。尽管新目标群体的激增削弱了科学领域自治,但由于研究人员或研究机构“他处”范围的日益扩展,促使自治基础从同行认可赋予科学家学术权力的情景向权力资源日益分化情景转变,科学家具备了“协调知识生产不同逻辑域的品性,通过跨学科话语体系满足日益增强的科学知识的社会需求,而不摈弃由专业化学科发展形成的质量监控机制”［16］。
从知识生产角度看,学术自治的存在性主要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非生产性活动(如熟悉科研环境、了解科研问题的变化情况、商讨科研评价等相关活动。 )的自由。 实践中,越是科研成果高产者,就越相对容易地走出“规范科研生产”高压化空间［17］。 同时,这种自治更容易受到学术领域市场化的挑战而非外部直接干预。 如REF评价机制艰难的改革进程向人们传递了这种自治在学术界的争议性信号。科研影响评价机制一方面并不排斥当前学术界实施的对“迟缓性研究风险”(slow research risk-taking ) 和“风险性研究”(risk-taking research)具有一定规避的有限绩效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赋予了学术成果非传统产出(如政策咨询报告、情景化知识产出等)的超学术价值。
从知识转移角度看,科研影响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向其同行、科研成果潜在用户、科研项目资助者和决策者证明其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 吉伦(Gieryn. T)曾指出:“值得信赖的非学术组织创造了学术组织层面学术自治的‘遮护器’”［18］。在当前科学研究新范式下, 科研伙伴、协同者以及受益者的选择不但要考虑所生成的新知识类型,也要考虑其社会影响。 但这并不侵蚀科学自治。 “自治并不是通过将社会与科研问题选择相分离或通过研究者对知识运用的自我隔离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构建确保特定情境场域之间知识转化过程中高度自治的机构实现的”［19］68。卡隆(Callon. M)指出:只有自治才能保证科学研究机构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知识移动,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必然需要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与其同行共同商讨,因为这一知识转移过程源于区域情景中其他行为主体网络的建构［19］96。 REF等科研影响评价模式都邀请学术界参与这种边界作业,目的就在于让学术界获得知识生产自治权限,同时其评价主体还包括大量科研终端用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目的是将占绝大多数的科研成果用户纳入非学术影响评价过程, 不使用“同行评价” (peer review) 而是运用了来自各界代表的 “专家评价”(expert review)。 因此,学者自由发展的权利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并不矛盾, 二者可以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并不悖于学术自治［20］。
(二)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学术边界逻辑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是科学家为竞争实质性和象征性资源在意识形态边界作业的核心利益所在。边界冲突是科学与其他活动领域之间“自治”与“他治”之间关系的博弈。 吉伦曾指出,导致边界作业的争辩存在三种形式,即:新专业活动领域的建立(自治拓展), 新行为主体进入现有领域并为自己地位而努力(身份塑造),守护科学自治免受外界干预(自治保护)［21］53。 在科学知识观上,“维多利亚式” 科学家(Victorian scientists)试图建立新类型知识的可信度。 该流派强调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和社会利用性,是为了区别于科学与宗教的边界关系,强调科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 “去兴趣化”,是为了区分科学与工程的边界关系。 英国社会学协会启动的“社会科学证例”(Making a Cas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跨学科计划的宗旨是实现社会科学知识的影响,证明社会科学知识如何贡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创新。在谈及科学的社会影响时,传统科学观认为是“科学纯真的丧失”和“真理与政策价值边界空间的腐蚀”;而在后者科学观看来,与所有政治和市场问题相脱离的“纯真科学”实际是对“真理的玷污”［21］86。 由此可见,任何科学观点总蕴含着某种政治立场,即对知识治理范式变革的理解和认识必然受科学领域行为者的利益以及对科学知识技术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组织需求的影响。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模式涉入了扩张型边界作业,规定提交的代表作品必须包括其成果的实证影响,影响评价领域强调科研单元,即“评价单元科研产出或个体研究者科研产出的影响缺乏可操作性,评价整个大学组织科研影响过于粗略”。 另外,在当代科学知识生产范式下,科研影响案例通常包括科研团队的协同成果。 这就说明,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生产是多主体协同生成的集体成果。 因此,国际主流科研影响评价模式几乎都强调在整体科研单元层面进行卓越性评价。这与传统的在院系单位层面或所有未实质协同知识生产的科研人员集中作为评价单元的评价方式相反。 REF等非学术影响评价机制规定以科研单元为评价对象,为描述科研工作对不同潜在用户产生影响的多元转化互动过程提供了广域空间。
四、结语
在多重逻辑驱动下,非学术影响评价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新常态。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是对科研贡献的他域情景的描述,其价值一部分由外部利益相关者所有。因此,在这一场域下, 必然存在着一定风险,即如果偏离科研生成知识的独特性,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影响”权重过大,则必然会削弱科学领域自治以及同行专家在甄别卓越研究所持意见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以 “他治”为基本特征,那么科学领域“自治”将由于科学与社会关系规制的缺失而受到严重侵蚀。 相反,如果对研究者开展科研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给以多元化叙事,则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和团队研究者的自治水平,这赋予了研究者对其科研日程、方法以及成果形式等更充分的自控权。
科研项目通常存在着“纯科学”和“非纯科学”边界作业,而非纯科学边界作业在多种情况下倾向于增强其社会经济影响和贡献度。 因此,专业诚信的守护需要维持“自治”与“他治”的边界存在。埃兹科维茨的 “三重螺旋”、卡拉雅尼斯的“四重螺旋”思想使这种非概然平衡行为通过学术界、产业界、国家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协同演进的实现机制得以理论化,这种协同演进机制所生成的互补性知识发展并未抛弃先前各知识领域间的“断层”,甚至重新构成了附加的新“断层” (不连续性)。 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他治”不但存在于学术界、产业界、政府乃至公民社会之间的公共对话空间,也存在于维持各领域内知识生产自治逻辑的图景。学者进入公共对话空间并不必然通过知识生产生成可理解的科研成果,也可能从事与科研存在内在逻辑关系的其他活动。 从这个意义讲,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可以看作是对科学-社会关系展现和规约空间的构建。 在这一空间中,研究者试图通过描述形成其知识生产活动的行为主体网络来解释其科研影响, 并能够由同行及其用户联合评价。 因此,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既是对当代大学学术自治逻辑的尊崇,也是对学术边界逻辑的超越,是高级知识社会大学科研评价的必然选择。
摘要：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及公共科研资助价值诉求等多重逻辑驱动下,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都纷纷开展了以影响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制改革,如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澳大利亚的“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美国的“美国再投资科学与技术:科研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影响的评价”、荷兰的“情境中科研评价”等,非学术影响评价正成为世界大学科研评价新常态。非学术影响评价既是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逻辑的尊崇,也是对传统学术边界逻辑的超越,是高级知识社会大学科研评价的必然选择。
论学术权力的公共性与学术责任 篇10
关键词：学术权力,公共性,学术责任
今天的大学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机构。学者对学术权力的行使不仅维系着知识发展, 还直接关乎社会和个人的命运。就我国而论, 尽管制约行政权力、扩大并保障学者的学术权力是今后的重要改革方向, 但在现实中,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非泾渭分明, 更非总是处于对立状态。而且, 在某些情况下, 也存在学术权力滥用甚至是学术权力腐败的问题。这就促使笔者开始关注学术权力本身, 探寻其必要的制约机制。这些机制一方面是外在的, 如法律等成文规范的约束; 还有一些则是内在的、无形的, 这就是关于学术权力的伦理规范。笔者将在本文中关注后者, 也即是学术权力的责任伦理问题。
一、传统学术责任理念: 学术权力视角的缺失
通常情况下, 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一并论及。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肯尼迪 ( Donald Kennedy) 认为: “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维护这样的权利, 即异端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它和学术责任被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1]。著名学者希尔斯 ( Edward Shils) 也指出: “学术自由并不能免除学者个人作为学术机构的成员所应负的责任。”“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履行其教学和研究责任的自由。”[2]我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讨论。如宋秋蓉指出: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一对不可分离的范畴。一方面, 大学学术自由是实现特殊的学术责任的条件; 另一方面, 大学要充分、有效、正确地行使和保障学术自由, 同样需要履行学术责任。”[3]赵婷婷认为: “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应该相伴共生。学术自由的理念是履行学术责任的基础, 学术责任可以让学术自由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4]张红峰从哲学视角辨析了两者的关联: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密不可分的。在学术活动过程中, 高深知识作为象征性的指向是自由建构与责任承担的基础和承诺; 自我与外在理性的结合使自由与责任成为可能。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和谐契合使得大学的学术价值走向了终极意义。”[5]总之, 如王恩华所言: “对于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单纯强调某一方面, 都有失偏颇, 只有坚持二者辩证统一, 才有利于学者的发展, 才有利于大学的健康发展。”[6]
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相伴共生论”无疑是深刻的。然而, 学术责任主要是学术自由之责任吗? 除针对学术自由外, 学术责任还有无其他指向? 需要指出的是, 大学学者既是学术自由享有者, 亦是学术权力执掌者。对学术责任的探讨理应将学术权力考虑其中。辨析学术责任与学术权力的关系, 明晰学者为学术权力担当责任的路径, 正是下文关注的焦点。
二、大学的现代化转型与学术权力的公共性
我们将大学转型与学术权力公共性的讨论置于社会背景中。现代以来, 在民族国家崛起背景下, 大学逐渐丧失了原初的国际性, 并从相对独立的学者社团组织变身为依附于民族国家的世俗机构。19 世纪德国柏林大学可谓大学与民族国家唇齿相依、默契配合的典型。尽管该校当时奉行“寂寞而自由”理念, 与政府保持必要距离, 以避免政府权力对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造成侵害, 但其创办者洪堡 ( Humboldt) 的安排无非为长远计: “寂寞和自由能够促进大学的繁荣, 而繁荣的大学及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7]
近现代大学活动多以国家利益为起点和归宿。正是深刻认识到大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 政府将高等教育发展纳入规划, 对大学给予大量经费支持, 甚至亲自创办大学来提供公共教育。“旧日的象牙塔现已成为国家的工具和工业的工具”[8]。在现代性转型中大学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它与国家间形成了紧密的彼此依赖。大学再也难以割舍国家情结。德兰迪 ( Gerard Delanty) 指出, “大学与国家的联盟标志着现代大学的诞生”[9]。近代大学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大学的遗产, 但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 或者说, 现代性的来临使大学历经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学走向世俗化, 其公共性日益彰显。无论19 世纪早期德国洪堡的文化大学理念, 还是20 世纪初叶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 无一不是在赋予大学日趋繁重的社会职能和公共责任。传统大学以教学为主要活动, 洪堡以降大学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 在美国实用主义理念孕育下, 大学则被赋予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主要职能。这些职能的增扩体现了大学生存意义的转向: 它的活动不仅指向知识发展本身, 其更重要的存在价值在于回应来自社会的诸多现实诉求。今天的大学已呈现出功能多样化特征: 它“在履行学术功能的同时, 更多地担负起艰巨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10]总之, 自晚近始, 大学完成了从学者自治社团向公共机构的转型, 它致力于满足形形色色的功利性目的, 并走入社会中心。可以说, 大学职能拓展与功能分化的过程即是大学持续公共化的过程; 近现代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责任担当史。大学正是以履行社会职能、响应社会需求来确立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今天, 学术自由的行使和学术权力的运用, 不仅要对良心和知识负责, 还必须对大学利益相关者负责, 给社会一个交代。
在学术共同体中, 由于不同学者对高深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不同, 学术造诣较高者在制定学术规则与分配学术资源上自然拥有更大权威。“学术权力是专家学者依据其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 对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施加影响和干预的力量。”[11]由于大学在现代化转型中承担起多种社会职能, 其自身公共性不断增强, 学术权力的作用比以往更为深刻和广泛, 它不仅在传统的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中发挥作用, 而且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 伴随着大学公共化, 学术权力的公共性与日俱增。
第一, 学术权力在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前大众化时代的大学与公众相对疏离, 学术权力活动主要是知识精英群体中的活动;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 其作用范围从学术精英拓展到日益增加的社会公众。同时, 社会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增长, 学术权力则大量运用于知识生产过程中。可见, 由于大学公共性的增强, 学术权力如今越来越多地服从、服务于大学公共活动。
第二, 在某些情形下, 学者运用学术权力决定着公共资源分配, 进而牵涉广泛的公众利益和价值诉求。学术权力行使有时会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甚至由此成为政府实施监督和干预的理由。如招录研究生离不开运用学术权力。而入学机会作为稀缺资源, 影响着公民的社会流动及由此带来的损益, 关乎其作为受教育者的法定权利, 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可见, 对能否获得录取资格的审查不仅是学术问题, 可能还会成为公共议题。
第三, 在公立大学中, 学术权力还进一步成为部分行政性职权的基础。从大陆法系视野看, 公立大学通常被视为国家教育权的延伸, 具有公法地位。德国法学家毛雷尔 ( Hartmut Maurer) 认为, 高等学校属于公法团体, 是间接国家行政的一部分[12]。学校与师生间存在行政与民事二重法律关系。公立大学的教育教学权、学位授予权等权力属于公权力。这些权力很多情况下以学者运用学术权力为基础。如授予学位属行政行为, 但其基础是学者运用学术权力进行评议和票决, 学位授予决定须依此做出。
总之, 在近代和现代意义的大学已是从事公共活动的组织, 学术权力也由此逐渐涂上了公共色彩。它在作用于大学内部学术事务的同时, 还进一步在社会中和公民个人面前显现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三、公共化了的学术权力日益需要学术责任制约
学术权力在大学中具有天然合法性。但我们应如何对待手中的学术权力? 从本质讲, 任何不受责任制约的权力都会失控。恰如冯向东教授所言, “只要存在着权力, 就存在着对权力的追逐; 任何权力一经诞生, 都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冲动。学术权力同样如此。因此, 学术责任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是学术权力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旦少了这些, 学术权力也会蜕变。”[13]学术责任和学术权力本是同时产生的。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存在学术权力, 就必然要强调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 当前学术权力运行的一对矛盾性质, 即大学现代化、世俗化使学术权力具有的公共性和学术权力运行方式的不透明性, 更加凸显了以学术责任制约学术权力的必要性。
一方面, 具有公共性的学术权力深刻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社会和更多公民的利益。今天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企业, 知识和人才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 具有战略意义。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日益紧密地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相连结, 甚至其本身已被作为国家、社会交给大学的任务。学者在课题评审、成果评价、人才选拔、学术争端调停等方面能否公正地运用学术权力, 不仅会对知识发展造成影响、对直接当事人产生有利或不利后果, 也必将影响到国家与社会能否最大限度地获取所需人才、利用研究成果。同时, 正在兴起的后工业社会是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结构特征, 奉行“能者统治”的社会[14], 专业知识、研究能力和学术资历在个人发展与社会流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知识改变命运”、“学历造就前途”在今天并非鲜见。在有些情况下, 学术权力运用甚至可能决定某些公民一生的命运沉浮。因此, 在当代, 滥用学术权力不仅是对学术事业的危害, 还构成了对社会的危害。可以说, 学术权力的滥用, 其后果不亚于学术自由的滥用;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比滥用学术自由所造成的危害更大。
另一方面, 学术权力往往是学者在专业知识基础上行使的, 而大学中的专业知识属于高深知识的范畴。由于高深知识不易被公众理解, 学术权力的运用并不能处于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正如布鲁贝克 ( John S. Brubacher) 所说: “由于高深的学问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 在如何对待学问上遇到的问题方面, 公众就难以评判学者是否在诚恳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利益。……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惟一评判者。”[15]并且, 随着学科分工日趋精细, 知识趋于碎片化, “隔行如隔山”现象愈加普遍, 不仅不同学科之间, 就是不同亚学科间、不同研究方向间的学者, 其交流和理解也存有一定障碍。专业知识向纵深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每位学者都是自己领域的专家, 其研究内容不易被其他领域学者透彻地解读。在这种专业化的高深知识基础上的权力运用, 更不容易受到监督; 滥用学术权力, 更不易被识别和认定。如学者在评审基金项目申请时, 可能并不存在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量化指标体系, 何为“优秀”并不总是有客观标准。学者在评审中需做出一种类似诉讼上的“自由心证”的行为。由于评审受主观影响且不易受到有效的制度约束, 故其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者个人的学术水平、观点倾向和道德良知。这一点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明显。故在某种意义上, 学术权力运行带有不透明性, 它具有“黑箱”式的特征。而且, 恰是由于大学的独立自治传统和学术权力运用的不透明性, 导致了过多外部干预不仅缺乏合法性, 且难以真正奏效。而学术权力滥用既可能影响知识发展, 又可能给更多利益相关者带来风险, 使其在维护权益方面困难重重。正是缘于此, 以学术责任制约学术权力十分重要。
四、学术权力公共化时代的学术责任担当路径
学者在行使学术权力过程中如何担当学术责任? 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对学术权力公共性的体认与重视。一般来说, 大学学者很少被视作公权力执掌者。学者的学术活动与官场的权力运作存在较大差别, 甚至不免冲突。在韦伯 ( Max Weber) 那里, 学术与政治作为两大理想类型 ( ideal type) 分别处于相对的两极, 与以政治为业不同的是, 以学术为业奉行价值无涉: “一名科学工作者, 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 也就是对事实充分了解的终结之时。”[16]科塞 ( Lew- is A. Coser) 则考察了知识分子和权力机构的关系, 他写道: “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一向是不信任和相互不理解的, 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 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17]尽管学者的确未必拥有上述政治与行政权力, 但其学术权力在今天也是一种公权力。学者运用学术权力不仅关涉知识发展, 还关乎社会与公民的命运。因此, 即使当前的科层制度、管理主义横行于大学压迫了学术权力, 使我们将大量精力放在论证学术权力的实现与保障方面, 对学术权力运行本身及相应学术责任给予足够重视亦属必要。大学学者要担当这一学术责任, 首先须对自身学术权力的公共性加以深切体认、给予高度重视。
第二, 对普遍主义立场的秉持与发扬。普遍主义意味着“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 而与之相对的特殊主义则是“凭借与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18]。如大学教师的“近亲繁殖”属于特殊主义,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则体现了普遍主义原则。大学本是拥有追求普遍主义光荣历史传统的机构, 应以探索真理、传授和增扩知识为神圣使命。在理想的大学中, 不问职务高低, 不问出身贵贱, 学者们都享有同等的探求真知并据此取得荣誉、声望和报偿的权利。学者的权威既非来自世俗权力机构任命, 亦非由合法继承而得, 更非通过暴力或非暴力斗争而获取, 这一权威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他们的学术造诣。如果说大学中存在等级, 那么这种等级应建立在学术水平差异之上; 如果说大学中有什么贵族人物, 那只能是“精神贵族”或“知识贵族”。尽管现实与理想状态有偏差, 大学中并非不存在权力倾轧与学术交易, 公正地行使学术权力的巨大阻碍之一, 便是普遍主义的缺失, 大学与各种利益集团结盟, 并为之谋取不当私利。但历史地看, 普遍主义立场毕竟已融入传统大学精神和文化血脉之中。今天学者在行使学术权力过程中对普遍主义的秉持与发扬, 要求他们将各种学说置于平等地位, 将所有当事者置于平等地位, 将学术标准作为最重要的评判准则。在学术评价上, 以学术能力、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为惟一依据而不论亲疏贵贱; 面对不同学说, 尊重认识的多样性, 不贬斥、排挤其他学说, 不将门户之见强加于他人或作为评判准则。在人才选拔上, 坚持“外举不避仇, 内举不避亲”的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原则。在处理学术争议时恪守学术道德和规范, 坚守公正立场。如是种种, 方为担当学术责任之举。
学术出版规范与中国学术出版 篇11
2012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和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调研，提出了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要求，并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通知高瞻远瞩，切中要害，反映了出版界、学术界的一些基本共识，也体现了出版单位的内在需求。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50余家出版单位发出的《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倡议书》，就是对总署通知的积极回应，也是出版单位落实总署通知精神的切实步骤。
在当前的背景下，加强学术著作出版的规范，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是彰显学术研究价值。从本质上说，学术出版是学术研究的物化形式，是学术成果的展示、传播平台。这个形式是否恰当，这个平台是否牢固，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学术研究的价值。如果学术出版门槛很高，出版规范完善，执行到位，将保证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优先的传播，使学术研究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反之，如果出版门槛太低，势必使平庸之作充斥，严重损害学术尊严，而出版规范混乱，形式粗糙，即便是较好学术成果的价值也将被严重消减。我们可以设想，一本富有创新观点的学术论著如果没有参考书目和索引，它的学术价值必定要大打折扣，其作为严肃学术作品的身份甚至会受到质疑。
二是倒逼学术水准提升。学术出版和学术研究，是一种互动、能动的关系。学术出版是学术创造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学术出版的标准和要求，又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引导着整个学术创造过程。绝大多数学术成果最终是要以出版物形式呈现的，出版环节的遴选尺度、规范要求，对研究、创作环节起着明显的倒逼作用。当前学术研究水准不高，很多研究者态度不端正，除了风气、考评体制等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学术出版的门槛太低，让他们感受不到应有的压力。学术出版规范的完善和加强，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倒逼学术研究者端正自己的研究态度，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准。因为在一个健康、正常的学术出版环境下，研究者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严肃的事实，那些平庸低劣、粗制滥造的所谓学术著作，将再也找不到发表的平台，当然也无法获得他们所期许的不当利益。
三是净化研究和出版风气。我们大家都对目前学术界、出版界的浮躁之气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国家的学术出版就很难有真正的繁荣，我们国家的学术就很难有真正的发展。加强学术出版的规范，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提升学术出版水准，從引文、注释、索引这些细节入手，切实提高学术出版物质量，是净化研究和出版风气的有效路径。当学者们按照出版规范的要求，认真研究问题，致力探索创新，耐心细致地编制索引，认真客观地处理引文、罗列参考书目时，其急功近利之心会得到有效的遏制。这样的研究者多起来，整个学术界的风气就会发生可喜的改观。当出版机构坚持学术原则，严格按照规范要求遴选书稿，处理书稿时，其自身应有的清正、高尚文化追求就落在了实处。
四是促进学术成果的交流与传播。目前我国学术出版作品在国际上的引用率和影响力还比较低，其中有语言的障碍问题，但与我国学术出版内容创新性不足、规范性不强有很大关系，加强学术出版规范，制定严格的学术出版评审制度，制定与国际出版规范兼容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是我国学术作品“走出去”，与国际学术界加深交流，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同的必由之路。
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意义重大，势在必行。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可以想见的原因，学术著作出版的规范化也是长期的任务，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作为出版单位，要加强学术规范，攀登出版高峰，我认为主要应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目前出版业处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经营压力很大，容易存在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倾向，有时为了追求出书数量和出书速度，便放松了质量和规范的要求。但事实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种正相关关系，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也有可靠的保证。真正在学术出版方面做出成就，做出品牌，经济上一定会有可观的回报。国内外许多知名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是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有些出版人过于急躁，只想“短平快”，马上见效益，没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但学术著作的出版有其固有的规律，常常是急不得的。不论选题的筛选和评判，书稿的编校加工，还是学术编辑素质的提升，都需要时间。而打造一个有文化底蕴、有良好口碑的学术出版社，更需要长期的积淀。所以，作为出版人，既要考虑短期目标，更要有长远打算，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培养优秀编辑，参与学术创造，塑造文化品牌。
三是被动服务与主动参与的关系。现在，学术研究的总体气氛欠佳，学术出版染上了过多的功利色彩。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社不能被动服务、来者不拒，不能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而要主动参与学术研究进程，把关口前移，及时发现优秀学术人才，及时跟踪一流的研究项目和课题，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占领学术出版的高地。也才能充分发挥出版人、出版机构的独特作用，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兴旺。
四是处理好作者和出版者的关系。好的学术著作，是作者和出版者共同创造的产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出版学术著作要跟学者衔接，这就要求编辑在学术见解和学术视野上有一定的层次，要了解学术史，了解学术研究动态。只有这样，编辑才能保证与学者有共同语言，才能顺畅地同专家交流和沟通，真正发现书稿的价值点和创新点。在具体出版过程中，出版者既要尊重作者的原创劳动，又要自觉担当出版人的学术责任，坚持出版规范的要求，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对方。特别是对一些名家大家，如果其著作不符合学术出版的规范，也要坚持原则，严格要求。当然也要注意沟通的方式和方法，尽力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对作者提出的具体意见，要认真分析，科学对待。不能简单应付，生硬拒绝。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出版物达到学术规范的要求，成为合格乃至优秀的学术产品。
总之，加强学术出版规范，是提升出版物质量、引领社会学术风气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学术界出版界同仁要从提高民族创造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学术出版规范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落实总署通知精神，正确处理各种复杂关系，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多出学术精品，争创出版佳绩，为繁荣我国的学术出版事业，促进我国的学术文化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学术观点 篇12
一、提高思想认识
高校学术期刊是展示高校师生学术成果的窗口, 是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学术期刊的职责和地位决定, 高校学术期刊必须把追求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积极传承先进文化, 不断推出优秀学术成果。作为高校学术期刊的核心支撑, 编辑对于高校学术期刊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是高校学术期刊维护学术道德的重要保障。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充分认识到学术期刊和自身所肩负的崇高社会责任, 恪守出版法律法规和编辑职业道德, 牢固树立求真务实、公道正派的价值取向, 积极维护学术道德, 自觉抵制各种学术腐败、学术不端行为。
二、确立以法办刊理念
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的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等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不仅会影响期刊的学术质量, 甚至还可能引发版权纠纷, 给编辑部带来名誉及经济损失。在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 高校学术期刊编辑亟须牢固树立依法办刊理念。在期刊编辑出版工作中, 编辑要注意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出版政策和法规、国际公约来规范作者、审稿专家乃至编辑自身的学术行为, 用法律武器捍卫读者、作者以及期刊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编辑能力建设
(一) 注重编辑业务能力培养
学术价值和创新性是衡量稿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只有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 编辑才能准确判断稿件的学术价值。反之, 如果编辑业务能力不强、学术视野狭窄、知识结构陈旧, 则很难把好学术质量关, 必然致使粗制滥造的鱼目混珠之作大行其道。因此, 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必须与时俱进, 不断充实自身的知识储备, 日益增强学术鉴别能力。首先, 编辑要自觉按照“学者型”编辑的要求, 加强对所负责栏目相关领域知识的研究, 力争成为一个或几个学科领域的内行甚至专家。其次, 编辑部要支持编辑参加各级新闻出版部门、期刊学会、专业协会组织的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 增强编辑职业技能, 拓展编辑学术视野。
(二) 提高编辑的规范化意识和能力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学术规范有助于学术活动制度化、学术研究标准化和专业化, 有助于规约和惩处学术研究活动中的各种不良行为。2004年6月22日, 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试行) 》, 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遵守的有关法规、学术道德和基本规范, 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学术期刊编辑部除了加强编辑的思想政治教育、业务能力培养外, 还要注重对编辑进行学术规范方面的教育培训, 增强编辑的规范化意识, 提高编辑的规范化能力。学术期刊编辑要以维护学术规范为己任, 模范遵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和学术期刊编辑出版规范, 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严格把关。稿件中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 无论曾否发表, 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 均要求作者规范地标注注释或参考文献。提醒作者按贡献大小合理署名, 不随便标注与论文无关的基金项目[1]。
四、建立健全期刊质量保障体系
只有刊发学术质量上乘的稿件, 高校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才能得以保证, 也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有赖于高校学术期刊编辑部严格执行各项编辑出版制度, 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期刊学术质量保障体系。
(一) 严把作者投稿关
在作者投稿环节严格把关, 可有效防范部分学术道德失范稿件进入编辑出版流程。作者投稿时, 可要求作者提供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开具的“介绍信”, 证明来稿不涉及秘密事项, 无一稿多投、重复发表、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要求作者签署“版权协议”, 承诺无版权纠纷和虚假署名行为;要求作者提供原始实验数据及课题任务书, 以避免篡改数据、虚假标注基金项目行为。此外, 编辑还要认真核查来稿的参考文献和注释标注情况。对于参考文献和注释标注不规范的稿件, 要求作者进行补充和规范。在作者投稿环节, 编辑部还可以运用采编系统等信息化手段来提高工作效率和来稿规范化程度。在采编系统中, 可将上传“介绍信”“版权协议”等证明文件, 以及规范著录参考文献、作者简介、英文翻译等信息, 作为稿件提交的前置条件, 以保证来稿的规范化。
(二) 科学运用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通过将所上传来稿与海量文献进行全文比对,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有助于期刊编辑部快速高效地甄别抄袭剽窃、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稿件。然而, 系统自动生成的检测报告不能直接作为学术不端稿件的鉴别依据, 还需要编辑通过对复制文字的仔细分析, 科学认定来稿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此外, 检测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系统比对库中对于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外文文献等文献的收录范围和时间均不甚完整;缺少海量的学术著作、教材、内部文件等内容;更是无法全部囊括浩如烟海的互联网网页、博客、微信、QQ空间、百度文库、贴吧、数据库等内容。如果来稿复制了检测系统比对库收录范围之外的文献, 系统显然无法检测出来。检测系统对于图片、表格、公式等内容的检测能力比较弱, 对于改头换面的“隐性剽窃”更是无能为力。由此可见,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只能作为学术不端稿件甄别的辅助工具, 还需要编辑对检测报告进行科学分析, 有赖于编辑、审稿专家在后续的编辑出版流程中严格把关。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检测系统的作用, 编辑部应在初审前和付印前分别对稿件进行检测, 以防止部分作者妄图利用检测系统数据库的滞后性来“蒙混过关”[2]。
(三) 严格执行审稿制度
审稿是编辑出版流程中的重要一环, 决定着来稿能否被刊用。高校学术期刊通过严格执行“三审制”等审稿制度,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不足, 有助于对稿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三审制”在程序上交叉互补、递进制约, 既有利于杜绝“权钱交易”“人情稿”“关系稿”等学术腐败行为, 也可以避免由于编审人知识不足或工作疏忽而造成的一些失误, 有助于发现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此外, 高校学术期刊编辑部还应重视编委会对学术期刊指导和监督作用的发挥。编委会成员通常由学术期刊所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具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广阔的学术视野。通过把待用稿件呈送编委会审阅把关, 或是定期召开编委会会议开展期刊审读活动, 有助于发现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五、加强宣传教育
有调查表明, 超过1/3的科技工作者对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了解甚少”和“基本不了解”[3]。由此可见, 对广大教育和科技工作者进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方面的宣传教育十分必要。高校学术期刊必须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对读者、作者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一是高校学术期刊可通过经常性地刊发学术道德建设方面的学术论文, 建设浓厚的高校学术道德氛围。二是高校学术期刊可利用四封、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大力宣传学术道德、学术规范, 申明编辑部对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惩戒措施。三是编辑可利用与作者沟通、交流的机会, 适时对作者进行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和引导。四是高校学术期刊可发挥学术规范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优势, 通过聘请期刊专业人员来校开展学术讲座、编印学术规范工作手册等形式, 积极参与高校学术道德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2]。
六、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一) 建立健全编辑岗位责任制
论文发表过程中出现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虽然多发生在作者身上, 但也与一些学术期刊编辑部内部制度不健全、职责不分明、管理漏洞较多有关。因此, 学术期刊编辑部亟须建立健全责任编辑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奖优罚劣, 让责任编辑真正负起责任。对于以“文责自负”为借口, 对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听之任之的编辑, 要坚决予以惩处;对于工作认真负责、严格把关, 多次发现并遏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编辑, 在评功评奖、职称晋升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
(二) 建立健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惩处机制
建立健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惩处机制, 使学术道德失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是遏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必要措施之一。高校学术期刊编辑部要根据在出版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学术道德失范情况制定相应对策, 规定明确的惩处措施并严格执行。把情节严重的学术道德失范者坚决纳入“黑名单”, 一定年限内不再受理该作者署名的任何稿件。必要时, 可将其违规行为予以曝光, 并向其单位通报。
七、加强交流与合作
在编辑出版工作中, 高校学术期刊编辑部之间大多各自为战, 信息沟通不畅, 这就给一稿多投、重复发表等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以可乘之机。加强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学术期刊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对于遏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学术期刊编辑部可充分利用各级期刊学会的网站、QQ群、微信群等平台, 实时交流待刊用稿件目录, 通告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及其作者。如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于2013年11月17日建立了QQ群“社科family”, 目前已有660余位高校文科学报编辑加入。借助这个QQ群, 高校学术期刊编辑交流学术规范知识, 曝光学术不端作者, 对于遏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学术道德失范者, 学术期刊编辑部之间应通力合作, 联合采取惩处措施, 共同织就遏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天罗地网”。
参考文献
[1]王昌度, 程群.维护学术规范是编辑的重要职责[J].科技与出版, 2005 (3) :54-56.
[2]刘彦超.高校学报在高校学术道德建设中的作用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 2015 (9) :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