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协同作用（精选9篇）
发挥协同作用 篇1
摘要：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参与,政府、学校、行业、企业是“协同育人”的主体要素,运行机制是“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推进”,即为“一主多元、协同育人”;政府主导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应在营造协同育人环境、促进校企协同合作、共建资源共享平台、保障协作长效运行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同时政府还要统筹规划、政策引导、整合资源、规范管理,保障协作育人长期深入,实现“一主多元、协同育人”模式中各主体间互利共赢。
关键词：一主多元,协同育人,政府主导
一、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的主要问题
我国高职院校以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各院校根据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规格,确定专业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高职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当前,高职院校发展面临着以下一些问题:
1.专业定位与课程体系不能完全适应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完全摆脱原来本科院校的课程体系及教育模式;高职院校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方法也在不断尝试和创新,但还没有达到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的标准。
2.师资队伍不能完全适应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教师队伍中缺乏行业企业的高级技能人才,而现有的职称评定体系不利于技术型师资培养;目前国内高职院校教师从本科院校毕业的硕士或博士居多,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教学思维方式、教学方法选择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高校的职称评定体系及工资体系,又很难吸引行业企业高技能人才进入高校教学。
3.校企合作不紧密,没有持续的长效机制激励和保障校企合作;高职院校要想培养合格的技能人才,与企业开展合作是必经之路。目前大部分高校与企业合作热情很高,而合作企业除在使用实习生方面比较积极,在参与教学与管理方面却没有兴趣。
4.人才培养质量不能满足企业需求,因课程体系、师资及校企合作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能完全符合企业用人规格需求,无法实现校企用人无缝对接。因此如何能够实现紧密的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的重中之重,紧密的校企合作需要政府从中协调、推动、监督、规范和评估,以确保合作长期稳定,多方共赢。
二、“一主多元、协同育人”模式的含义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高质量地实现这个工程,就需要多方参与,协同创新,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则是“协同育人”的主体要素,其运行机制是“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推进”,即为“一主多元、协同育人”。
在这个模式中,政府主导是指政府宏观指导、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是协同育人合作的推动者、利益的协调者、过程的监督者及成果的评估者。学校是协作的推进者,学校要主动了解行业、企业需求,把行业、企业的职业标准和岗位要求纳入课程体系中,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与企业共同开发课程、共同探讨授课、共同管理学生实习就业,让企业参与到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培养企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同时,学校也要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提出自身需求,以便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保障协作育人的持续性和有效性。行业企业要响应政府政策、回应学校需求、提出自身需求,与学校共建实训基地、提供实习岗位、建设人才储备班、参与课程教学、提供实习互动,保障人才培养满足企业岗位要求。
三、政府如何发挥主导作用
(一)协同育人方面存在的问题
政府在推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及管理机制方面不健全,政府在协调、激励校企合作方面的职能转化力度不够,目前实施的协同育人的措施比较零散,缺乏统一规划部署及监督实施;而行业、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只对经济利益感兴趣,因此参与教育发展的动力不足,更难以主动合作。高职学校对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普遍高,但是缺乏与企业合作的经验及相关政策支持,合作往往浅尝辄止,难以吸引行业、企业开展深层次长效合作。
推进校企合作,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可缺失,只有政府统筹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引导、搭建互利共赢合作平台、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校企合作才能实现长期深入合作。
(二)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1. 统筹规划,营造协同育人环境
政府可依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及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把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规划,充分利用地区高职教育资源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双赢。如,开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教育科技园区、建设科研成果孵化基地、大学生创业平台,实现高职院校的“学”、科研院所的“研”与区域企业的“产”紧密结合,营造多方共赢的协同育人环境。
2. 政策引导,促进校企协同合作
在市场经济下,互利共赢是维系“协同育人”良性运转的动力和纽带。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主要体现在:通过参与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获得符合自身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利用高职院校的人才、科研、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的难题;利用高职院校的教学资源、师资力量,服务于企业的员工培训或继续教育;通过参与“协同育人”获得政府的补贴。而学校的利益诉求主要体现在:通过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为学生获得稳定的实习岗位和就业渠道;为教师提供科技服务和实践锻炼的场所。政府通过主导“协同育人”,获得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所必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协同育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要使每个要素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政策制度是重要的保障。政府应当运用政策手段和经济杠杆调动行业指导、学校推进、企业参与“协同育人”的积极性: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立法的形式制定鼓励“协同育人”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在“协同育人”中的职责和权利;落实相关税收减免和资金扶持政策,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在政府的监管下,行业、企业和学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签署“协同育人”协议,保证各方的合法权益。
3. 整合资源,共建资源共享平台
通过“政府专项、学校筹措、企业投入、自我造血”等筹措经费,按照“共建、共有、共管、共享”的思路,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设备、人才、项目、课程等资源,建设教学资源、产学研合作、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平台。
教学资源平台:共建实训基地,双师团队,优质课程资源,联合开发新专业,共建专业群等教学资源。
产学研合作育人平台:共建公共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产教园、信息产教园等。
公共服务育人平台:联合共建职业技能鉴定所、人才服务中心、创新服务中心、技术产权交易中心等公共服务机构。
4. 规范管理,保障协作长效运行
协同育人需要政府、企业、学校三个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这就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促进协作达成、监督协作实施、评估协作结果。首先,健全三边组织领导,建立具有重叠、交叉功能的双边或三边混生组织,由政府牵头建立协同育人中心、大学生创业园、青年创业学院的等不同层级的协同育人联盟,设立协同人员中心委员会、协作委员会或院务委员会,由有政府、高校、企业等多重知识背景的担任主任,实施主任负责制。其次是完善考核评价制度,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合作教育研究、评估和验收的机构,因此需要政府牵头成立一个由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和第三方机构参与的专门从事政校行企“协同育人”绩效评估的机构,定期进行实地考察,开展成果验收工作,对开展得较好的行业、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从而推动合作教育的深入发展。
综上所述,建立一主多元协同育人平台,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政府是校企协作的纽带,肩负着推动协同育人合作、协调各方利益、监督协作实施、评估协作成果的重要职责,同时政府还要统筹规划、政策引导、整合资源、规范管理,保障协作育人长期深入,实现“一主多元、协同育人”模式中各主体间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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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协同作用 篇2
企业文化是一个热门的词汇，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着力培养自己的企业文化。你会选择哪种方式呢？是创造一些生硬的口号，让职员背诵，但是作为领导者――自己的行事方式和考核评价标准却是另行一套呢？还是追求面面俱到的文字描述，几乎所有美好的词汇和高标准的要求都写在其中，却忘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员工不得不将企业文化束之高阁？
文化该为绩效负责，更该为能够实现的战略负责，它是组织共同的价值观体现，它能成就一家公司，也能毁掉一个公司。
一家公司无论大小，如果缺少了那些认同公司的使命并知道如何将之付诸现实的员工，那么它的战略就无法成功地推行下去。这样的员工如何凝聚？我们认为，这不得不依靠于企业的文化。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内员工精神和信仰的集合，正是这种共同的价值观、愿景和使命，才把人们紧紧地聚到了一起。正如IBM前CEO郭士纳（Louis V.Gerstner）所说，“实际上，企业文化并不是商战游戏中的一个方面，它就是游戏本身。”
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企业的并购、重组、扩张、退出变得日益普遍，全球化、多元化的发展策略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而在进行这些战略上的决策时，如果能够重视企业文化的作用，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如若忽略了企业文化上的差异，最终的结果却常常会让人扼腕叹息。
世纪之交之际，传媒巨头时代华纳与互联网宠儿美国在线的合并曾被外界视作是天作之合。彼时，时代华纳希望借助美国在线的平台优势进军新媒体市场，而美国在线则需要时代华纳的有线电视业务作为新的盈利增长点。然而，在合并后仅仅三年，双方间的矛盾就变得难以调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家公司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时代华纳的老员工十分不认同美国在线放荡不羁的IT做派，而美国在线的员工也看不惯时代华纳内部的刻板保守。于是最终，这桩轰动一时的新旧媒体创世联姻，只能以分道扬镳作结。后来，时代华纳的前CEO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如是回忆称：“我曾经尝试将这两家公司的文化融合到一起，但最终却发现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实际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就像是两个不同的物种，而且他们生来就是对立的。”正是在企业文化上的分歧，才导致了战略执行的全面崩溃。
软文化趋动硬战略
“文化”这个词听上去更多地暗示着人性中温柔的一面，在企业发展中，这股看似温柔的力量却在推动战略转型和确保企业的持久成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哈佛商学院教授海斯凯特在他的著作《文化周期》中谈到，企业文化对利润的影响实际上是可以量化并计算的。他指出，那些有着完善的企业文化、目标明确的公司，会比同类型但文化较为松散的公司，高出20%-30%的业绩。
为什么企业文化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呢？因为看似柔软的文化，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员工的行为，使之适应企业的战略变革，从而带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保持文化与战略的一致性
对于那些正在不断扩张或是打算谋求全球化发展的企业来说，只有保持文化与战略的一致性，才能确保企业在既定的方向上矢志不渝地前行，否则就很可能偏离原有的战略轨道。
市场是不断变化的，企业是不断成长的，对于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而言，推动和实施有效的战略转变，是他们在企业的中长期发展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当战略发生转变时，文化就一定要跟上战略的步伐。比如当战略上要求员工追求挑战性的目标时，“无功即是过”的文化就会变成企业转型路上的最大障碍。因此当管理者意气风发地想要大干一番之时，在调整战略之际，也一定不要忘记重塑文化，只有让文化与战略互相配合，企业的成长才会更加水到渠成。
战略制定必先考虑文化差异
企业在制定战略之际，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文化差异。
1.了解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对于那些有着国际化野心的企业来说，这点至关重要。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一些战略上的调整，但是对于身在中国的员工及身在德国的员工来说，他们对这些战略调整的理解与反应是不同的。这意味着在战略制定过程中要考虑到这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并以适应当地市场的方式对战略的具体内容进行调整。
2.了解不同的人对文化的理解：对那些具备一定规模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同一组织中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员工，通常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他们对董事会所做出的战略调整决策也往往有着不同的解读，这时企业需要特别留意文化与战略间的关系，发挥好两者的协同作用。
发挥协同作用 篇3
《中国对外贸易》：近期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活动有哪些最新动向？
卢玉彪：2015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金额创出历史新高，其中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主力军。2015年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占总数高达58%。国内主板上市企业交易数量达到69起，交易金额首次超过香港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交易金额，位居第一，而国内中小板上市企业交易数量也增至52起。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的持续活跃是企业内在需求的表现，企业转型升级、通过海外并购提高企业竞争力、多元化配置海外资产都是内在推动力。
近年来，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和财务投资者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作设立并购基金开展协同并购成为新兴趋势。通过这种方式，财务投资者可以为上市公司提供资金，还能在交易操作和技术方面提供经验支持，结合上市公司了解行业和企业管理方面的优势，实现强强联合，在未来也将愈加受到青睐。
《中国对外贸易》：您认为海外并购从行业选择看将呈现怎样的趋势？
卓志成：在过去，实力和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力军，它们关注的领域多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且交易金额巨大的矿业和资源类企业。但近年来，随着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型企业综合实力的增强，民营企业并购活动越来越活跃，有技术的制造企业、拥有品牌和客户资源的消费品企业、关注生活方式提升的传媒娱乐企业等都是受到关注的重点标的，涉及高科技、互联网、消费、医疗、文化、娱乐和体育等众多行业，覆盖行业愈加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在未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涉及行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将持续下去。其中科技、文化及娱乐行业将继续成为行业热点，此外，金融服务业的并购活动也将保持良好态势。
《中国对外贸易》：您认为A股上市公司目前在进行海外并购时面临哪些困难及挑战？
卓志成：A股上市公司开展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面临审批、财务及税务、及信息披露等方方面面的挑战。以审批为例，目前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审批程序还是比较复杂，境内外监管环境的不一致都会带来项目操作上的困难。在税务方面，由于复杂的国际间税务环境以及投资东道国特殊的当地税制环境，常见的跨境税务争议问题也会随之显现，如何在陌生的税务环境下识别标的的潜在税务风险，在交易中进行有效的管控和自我保护充满挑战，此外还需要基于对各国税务法规和国际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的深刻理解设计出税务高效的交易架构，并与熟悉当地税务环境的交易对手进行沟通和谈判。上市公司海外收购中高杠杆下的财务风险应高度关注，在融资方式方面，仍有待相关部门推出包括优先股和债券等新的融资工具和政策，为企业并购融资提供便利。
卢玉彪：与非上市公司相比，A股上市公司在进行海外并购时，要特别注意如何对投资人进行合适合规的信息披露。同时，和并购交易的完成率相比，并购交易协同效应和战略意图能否得到实现，应作为并购成败的更重要的指标。
发挥协同效应走出产业化困境 篇4
去年下半年以来, 国家密集发布相关政策, 使中国电动车市场出现很好的形势。但是, 目前我国的电动车尚未走出“产业化困境”, 还是一个高度依赖政策的市场。
为实现国家电动汽车发展战略, 在完善国家政策方面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一是有序地较大力度放宽市场准入。汽车技术的电动化与信息化、智能化和能源革命交集, 形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创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太多的机会, 给众多行业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尽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但正在吸引众多的创新、创业者和企业家甘愿冒险参与一搏。特斯拉的脱颖而出和谷歌率先推动无人驾驶等事例证明, 新的进入者会带来新的思维、引进跨界技术, 是推动产业升级并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汽车动力技术电动化给中国汽车行业提供了百年不遇的追赶机会。按照传统做法, 在机会来临时政府首先关注的是谁能进入, 谁不能进入, 并由政府做出决定, 这就使我国出不了特斯拉。产业化初期, 一方面需要加速创新和试错的过程, 另一方面政府并不能保证谁能成功。这时政府既不要“鼓动”、也不要过分的限制新的进入者。创业者、企业家拿自己的真金白银投入, 可能各有各的想法, 但都是理性的。进入者中的大多数最终可能会被淘汰, 但不能不给他们机会。他们正是以自己的付出在加速探索过程, 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定义、商业模式、融资模式等都可能在试错中贡献出新的火花。因此, 在电动车相关领域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和筛选作用;有序地较大力度放宽市场准入, 让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政府则搭建好市场平台, 承担起负外部性监管的责任。
二是发掘潜在市场, 打开市场出口。进入产业化阶段, 最难突破的瓶颈是市场的出口。电动技术替代主流燃油车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如何渡过漫长的孕育期而不至流产?及时打开市场出口几乎比什么都重要。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寻找当期的技术成熟度可以较好支撑、并能被市场接受的细分市场, 让电动技术更多依托市场的力量运转起来, 一边盈利一边发展。
目前, 以纯电动替代中等级别主流燃油车还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是电池价格昂贵、比能量偏低, 导致续航里程偏低;另一个是充电设施短期难以满足需要, 进而导致对续航里程的更高要求。这就使纯电动车显得不经济、不方便、不放心。但是这并不代表在所有细分市场都是如此。
从产品上看, 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高档车, 在对价格不敏感, 而追求高端、时尚、环保的第二辆车消费人群, 它已经成为市场新宠;插电 (增程) 式电动车受到了较多消费者的欢迎。重要的是它较好地平衡了纯电动与续航里程、生产成本与使用成本的矛盾, 降低了对充电装置依赖性, 可能是当前更有市场前景车型, 应当引起政府和企业的关注。小型、短途、低速实用型电动车则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城乡交界异彩纷呈。在那里车价高、充电难、续航短的问题基本都不存在。去年市场规模估计达40万辆。如果政策得当, 很快会发展成百万辆级的大市场。有这样大规模的市场托底, 就有可能增加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电动车产业化的途径。
以北京的“电动北京, 伙伴计划”、杭州的“微公交”为代表的“分时租赁、以租代买、以租促用”的商业模式引起了不少城市的关注, 一些城市有望跟进。以租代买解决了车价高的问题;只管用, 不管充电, 解决了对充电难担心;针对的是短途需求, 可以满足续驶里程的要求;采用立体车库和自动低谷充电, 破解了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使用成本低, 又能满足自驾的偏好, 是现阶段打开市场出口的一种很有希望的商业模式。
电动技术、商业模式还在发展中, 政府的支持政策应保持技术中立, 鼓励企业发掘市场需求, 开拓细分市场, 并为新市场的形成创造条件, 必要时对某些标准和规则进行调整。2000年前后, 美国、欧盟为满足低速电动车的消费需求, 及时修改道路交通法规, 释放了这一潜在市场。最近, 美国、英国、欧盟等相继研究对无人驾驶汽车立法, 一些城市开始为其上路松绑。这些支持创新、培育产业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汽车动力技术的电动化已经几起几落。中国电动车能否一路走向成熟, 还存在很大的难度。在政府政策引导下主要依托市场的力量延续下去, 是走向成功的必然选择。
三是打破地方保护和壁垒, 建立好的产业生态。一些试点城市的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由来已久, 越临近产业化这种趋势越加明显。有的城市设定电动车地方准入目录, 有目标地“保”、有目标地“压”;有的城市要求本市销售必须在本地设厂;有的强制使用本地产的电池和电动部件;有的规定充电桩只能由本地企业投资建设, 等等。一个城市这样做了其他城市就竞相效仿, 导致产业化初期较小规模的市场被碎片化了。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政策对电动车产业已经产生了伤害。电动车、电池、电动部件以及充电桩建设、租赁经营等都是规模效应明显的行业, 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优强者脱颖而出, 进而通过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市场的割据造成有竞争力的企业得不到好的发展, 弱势企业也失去了在竞争中提高的机会, 绝对是两败俱伤。这种自残的政策无法培育产业竞争力, 必将延缓产业化进程。应当认真贯彻国务院明令禁止的各类市场保护的规定, 为电动车发展建立有序竞争的产业生态。
四是政府的政策组合要给社会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汽车的产业链特别长, 其动力技术的重大变革不仅涉及汽车业的重大调整, 而且涉及国家能源的结构调整和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 直至智能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思路。其中需要诸多政府部门、行业大量企业的参与, 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 电动汽车国家战略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必须给全社会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 使电动车纳入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2010年开始的几年一个周期的政策, 包括制定三年期、五年期的政策已经不能适应, 不仅在政策衔接期会产生较大的市场波动, 更重要的是不足以引导企业和消费者产生长期行为。
近几年电动车的又起又落表明, 市场对政策十分敏感, 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可以有效引导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但是以财政补贴护送电动车发展的路能走多远?这是影响市场行为的重要因素, 它的不确定性使不少企业脚踩两只船, 随时准备退出。美国加州出台的《零排放汽车法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本原理是政府可以公布未来五年、十年甚至20年的年度新增汽车中零排放车的比例, 厂家销售的汽车总量中达不到时必须从其他公司购买指标, 或接受罚款。这一政策思路值得借鉴之处在于, 第一, 这是高排放与零排放或少排放汽车间的交叉补贴, 与碳交易的原则相一致, 比财政补贴更具合理性;二是可以减轻财政压力, 消除“政府补贴富人”的质疑;三是释放了政府长期致力于汽车电动化的信号, 可以给市场、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稳定的预期;四, 对于企业是“胡萝卜加大棒”, 体现了“有保有压”, 具有很强的激励与倒逼的作用, 将促使厂商与政府合作实现目标;第五随着目标的实现, 政府可以平稳退坡。
电动车的产业化最终必须依托市场来完成。在过渡过程中政府之所以出手, 是基于对电动车外部性和产业化前景的审慎研判;政府之所以补贴, 是基于在不太长时间可以逐步退出, 并依托市场自行发展。因此, 政府的政策组合, 第一, 必须产生长期预期, 引导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长期战略;第二, 在技术路线上应当保持中立, 推进政策应当借力市场, 发掘并释放市场的潜力;第三, 促进政策应当激励与倒逼双向发挥作用, 不扭曲市场、不削弱竞争;第四, 政策的实施不是导向对政府的依赖, 而是政府作用的适时退坡。
五是“互联网+汽车+交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进入大数据时代, “互联网+汽车+交通”已成必然趋势。大数据平台可以实时提供交通状况、驾驶行为、车辆状态分析等服务, 大幅度提升交通指挥、车辆监管和商业运输调度的能力, 提高交通的效率和安全, 降低管理和运行成本。交通体系的智能化将改变人们的驾驶体验, 创造大量新的需求。
互联网企业较早发现了这一趋势。在智能手机迅速普及的同时, 谷歌、苹果、百度、阿里等互联网巨头的目光很快聚焦汽车。因为更具潜力、更富有想象空间的移动智能终端就是汽车。
互联网企业率先从网络、信息、数据最容易发力的汽车服务领域突破。他们凭借互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的技术优势, 瞄准传汽车业的痛点, 迅速构筑新的业态、开拓新的市场, 使基于汽车的信息服务和后市场服务迅速多样化, 并已开始进入汽车保险、汽车销售。正跃跃欲试开发无人驾驶汽车, 进入汽车制造。
“互联网+新能源”正在改变传统汽车产业格局。2012年特斯拉脱颖而出, 轰动了业界。他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就是他向传统车企发起了挑战、敲响了警钟。一个专业投资咨询机构的评论是, 特斯拉的创建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用“硅谷的”方式, 而非“底特律的方式”彻底改变乃至颠覆传统汽车制造行业。这话听起来有点玄, 但很值得深思。
“互联网+新能源”对汽车产业在三个方面正产生大的影响。
一是工业互联网理念和技术正在改变生产流程和供应链管理, 打造智能工厂, 在规模化流水线上做到个性化定制。德国工业4.0清晰地描绘了未来的场景。
二是汽车伴随电动化的是信息化、智能化以及自动驾驶, “汽车”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被重新定义。相应地也将在很大程度改变汽车的技术结构、生产链结构、成本构成、利润分配, 甚至盈利模式。
三是随着车联网和大数据平台的形成, 汽车产业中服务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汽车服务将成为一个有巨大发展空间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创新创业的爆发点。在产业链上的利润面临重新分配。
这是一个互联网业与汽车业相互渗透的过程, 问题是谁将是创新的主导者?
目前,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试图进入汽车生产领域, 尽管目前只有如特斯拉等少数外来者实现了突破, 但这一趋势值得重视。汽车企业的传统优势正在弱化, 要保住优势地位并不容易。因为如谷歌等互联网企业进入汽车产业时, 无论定义的产品还是生产方式不会走传统汽车企业的老路。当他们发力的时候很可能会对汽车产业带来不小冲击。
发挥音乐教学中的“协同效应” 篇5
由于音乐学科内容丰富,牵涉感受与鉴赏、音乐表现、音乐与创造及音乐与相关文化诸多领域,使音乐成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学科。而且,搞好这门学科的教学对教师素质、课内外教学等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所以,要真正提高音乐课的教学效率,实现音乐课程的目标,就必须发挥音乐教学各要素间的“协同效应”。这里说的“协同效应”是指德国学者、斯图大学教授哈肯创建的一种系统科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既独立运行,又有关联运动。当关联运动占主导地位,各个子系统之间会产生“协同效应”而提高整体功能,从而达到1+1>2的效果。音乐学科的教学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相互协调作用,一定会使音乐教学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音乐教学中的“协同效应”。
一、音乐鉴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相互融合
音乐的感受与鉴赏、音乐表现,音乐与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等方面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将音乐与社会生活、自然环境中的众多领域相互协同,使学生在快乐中轻松地学习和表现音乐,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聪明才智,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
感受与鉴赏是学习、领会音乐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曾指出: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没有意思。所以,音乐教学必须立足于听,培养学生的感受能力。了解音乐中的真、善、美,在鉴别中欣赏,在欣赏中鉴别。实际上,在感受和鉴赏的过程中,学生往往会产生表现欲望。所以,在教学中应注意培养演唱、演奏能力及综合艺术表现能力,开发学生的表演潜能及创造性潜能,使学生用音乐的形式表达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情感,在音乐表现活动中享受美的愉悦和陶冶。然而,当学生音乐表现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照着谱面和台词表演已不能满足学生的创造欲望。托尔斯泰曾说: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结果是使自己什么也不会创造,那他的一生将永远是模仿和抄袭。应该说音乐表演、音乐鉴赏和音乐创作使学生的表现欲望和创造冲动得到进一步激活。当然,有价值的音乐创造离不开相关文化的支持和滋养。在创造实践过程中,学生学习、运用知识的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文化素养也会相应提高。
二、音乐艺术与姊妹艺术之间的横向联系
我国早期的“乐教”就是“歌、诗、乐、舞”的综合活动。早在原始社会,诗、乐、舞交织,没有明确的界限。《吕氏春秋》载:“昔诸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日‘达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总禽兽之极’。”说明了原始艺术中具有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现象。《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要求:“认识音乐与姐妹艺术的联系,感知不同艺术门类的主要表现手段和艺术特征是非常重要的。”舞蹈、美术、戏剧等姐妹艺术在本质上与音乐艺术相通,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音乐被称为流动的美术,美术被誉为凝固的音乐。音乐通过优美曲折的旋律线条和浓淡相宜的和声色彩感染听众;美术通过错落有致的画面形象和远近高低的立体节奏给观众以视觉冲击。音乐与美术结合起来从视听等角度共同作用于审美对象,将会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音乐与舞蹈之间更是难以割裂;翩翩优美的舞姿总是与美妙的音乐相伴;音乐的节奏或快或慢,节拍或强或弱,舞者的情绪亦随之起伏。音乐与舞蹈相互依托、相映成趣。可以说,没有成功的音乐就没有完美的舞蹈。音乐和戏剧也有水乳交融般的联系;戏剧塑造人物形象和展开矛盾冲突均离不开音乐的烘托,音乐为戏剧情感的表达插上了翅膀,使剧情更加生动,更富感染力。
三、音乐学科与其他文化学科相互协同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音乐与中文、史地等学科的协同,因为这种协同叫人“看得见,摸得着”。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音乐作品,它们表达了人们不同的思想感情,浓缩了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国的文学向来就和音乐融为一体,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无一不可吟唱。文学比较注重情感,而音乐无处不蕴育情感。可见,人文学科和音乐学科的教学是相通的。音乐课特别是音乐欣赏课的开设,为提高学生的艺术文化修养,为加强音乐文化与其他学科文化的联系,筑起了一座桥梁。音乐教材越来越具有人文性,其他教材也开始注意美学观点和人文思想的渗透,这为加强间乐文化与其他学科文化的联系,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种联系,推进协同教学。
一般认为,音乐艺术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没有太多直接联系。但实践证明,音乐教育与这些学科同样可以协同,并且这种不能明显看到的协同效应是非常特殊的,有时几乎是非常重要和惊人的。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精辟总结,我的科学成绩成就很多是从音乐中启发而来。他酷爱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乐曲,从古典音乐中他体会到万物是和谐的、相通的。他的朋友音乐教育家铃木先生说,音乐启发了爱因斯坦对宇宙的观察和想象,进而发表了相对论。这足以说明音乐教育与科学课程教学同样重要。
在音乐教学中注意“协同效应”,各学科、各部分内容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虽然不再有明显界限,但并没有抹杀各科分内容的性和侧重点。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有一种全局观念,认识到自己所教的这一部分是同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使它以一种恰当的比例与其他部分融合交叉,达到整体效果。
四、音乐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结合起来
广大音乐教师实践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学校音乐教育必须包括课内教学和课外活动,课堂内外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课外音乐活动和学校音乐课堂教学是学校音乐教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只有课堂音乐教学而没有课外音乐活动是不完整的音乐教育。一般来说,课外音乐活动,是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在课外对学生进行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教育活动,使学生能够接触较宽的知识面,接受较多信息量,符合青少年精力旺盛、求知欲强、善思好动的生理心理特点。它与课堂教学二者都是贯彻实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手段。
音乐的本质构成是严密的、科学的,音乐教学的形式必须是生动的、活泼的、开放的。它不同于其他学科,音乐教育更注重感觉,这是由音乐的本质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为学生创造富于律动的、具有音乐性的学习环境,显得至关重要。这个学习环境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上是不够的,必须与课外活动有机结合,才是完整的。音乐教育已进入一个开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教学电视、多媒体、网络甚至各种社区音乐活动,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校条件。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知识面会进一步拓展,审美能力进一步提高,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发挥。由此可见,课外音乐活动是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的生动有效的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协同性教学对教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把音乐教学变成即兴的和具有审美趣味的活动,还要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参与感,激发学生的表现欲望。教师的角色相当于咨询者、指导者和顾问。在音乐艺术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精通音律,还要懂得从舞蹈、美术、戏剧等姐妹学科中汲取营养,求索新的感悟。在与相关文化基础知识的协同教学中,要让学生感受到音乐其实和其他非艺术学科一脉相通,互为补充。总之,音乐协同教学要求教师有驾驭全局,把美学原则贯彻到音乐教学各部分活动中的能力,有即兴找到活动最优方式的能力,要求教师成为多面手。
在音乐教学中发挥“协同效应”是新课标背景下搞好音乐教学的必然要求。通过“协同效应”的发挥,音乐教学各子系统或者说各要素间相互渗透,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发挥音乐教学的最佳功能。这样能大大提高音乐学科的教学效率,使既定的音乐教学目标真正得以实现。这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也有利于21世纪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郑和钧.协同教育与素质发展[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4.
[2]孙孔懿.教育失误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10.
[3]傅道春.情境心理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6.
发挥协同作用 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迅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受国内消费不振、通胀压力较大和国际经济低迷徘徊、整体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民营企业正步入发展瓶颈,遭遇“重新洗牌”的困境。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面对环境的不断变化,只有自身进行相适应的变革和创新,保持与外界变化的环境相匹配,才能实现持续成长。[1]国内外各界人士普遍认为转型才是民营企业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2]否则一味沿袭过去落后的生产经营和运行方式,未来五年内约有40%的民企会在这场“重新洗牌”中被淘汰。[3]可见,民营企业转型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民营企业转型的目标就是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来适应以知识创新为主体竞争态势的国内外市场环境。 作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 民营企业科技工作者在这样一个系统的、持续变化更新的、有时甚至是局部突变的转型发展过程中, 如何保持自身知识学习的同步跟进, 发挥与企业转型发展所需要的协同共进的创新能力,形成适应科技快速更新换代的“动态创新能力”,以便在动荡的转型环境中创造并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是值得各界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民营企业转型亟需其科技工作者创新能力的协同跟进
转型中民营企业的科技工作者协同创新能力是指在民企转型目标和方向的引导下, 其科技工作者通过突破彼此间的各种壁垒和克服转型中各种动荡的、变化的干扰因素,在不断学习跟进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企业创新资源平台释放出彼此间积累的知识、思维、信息、经验和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从而实现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和整合,达到深度合作,满足企业转型发展的同期需要。 民营企业转型是由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传统粗放型经济运行方式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低碳化、 低污染、高循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行态势转变,[4]这需要民营企业在利用好企业原有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适时进行改造和提升,增强知识创新能力,增加产品技术含量, 完善结构调整,发挥好其科技工作者协同跟进的创新能力。
首先,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方向需要行业领先知识的引领。 陈世清认为,知识、信息向能量和质量的转化会演化为生产力,[5]因此谁掌握了基于动态市场需求的行业领先知识,谁就能得到持续的成长,甚至可以站在该行业生产力的前端引领行业发展。 而行业领先知识需要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团队协同研发或通过团队协同从外部去发现、 识别、引进、学习转移及应用发展。
其次,民营企业成功转型升级的根本途径是企业流程再造。 企业流程再造这一概念由M·Hammer和J·Champy1993年提出,他们设想运用新技术、新理念按照企业业务需要的最优过程来重新设计流程,通过运用新技术、新理念设计出相互衔接、完整流畅的整合性过程来替换过去被各部门割裂的、缺少整合和衔接也难于管理的支离破碎的过程。[6]进行根本上的流程改造可以增强企业生产运营的知识关联性、合理性、紧密性、整合性和集约性,使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运行方式上得到根本的突破和提升,节约成本,增加效益。 从新技术、新理念的运用到企业生产运营各个过程和环节的优化组合以及企业整体运营过程知识整合的提升等都需要科技工作者的协同工作和创新。
第三,民营企业成功转型的长期支撑力是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自美国著名管理学者Gray· Hamel和C·K·Prahalad提出核心竞争力及其模型[5]以来,核心竞争力作为公司长期竞争优势的支撑点受到各界的普遍认可,集企业人才、战略、知识、技术、产品、文化、管理等综合优势为一体的、建立在企业核心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在其经营成长中形成的、不易为对手模仿且能带来可观利润的独特能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转型中,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环境,要想获得长盛不衰的持久竞争优势,只有培育和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Hamel和Prahalad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战略流程的出发点,应该围绕共享的竞争核心来进行构建,可见知识共享是其构建的关键环节,而互补性知识的整合、 共享及发展需要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协同研发、 团队学习共享、转化应用和发展创新。
第四, 民营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突破点是创新。 企业创新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突破人均收入3000美元瓶颈线,实现经济转型,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制胜法宝。 各国以及社会各界对创新在经济转型中的战略地位都有了共识,2012年经营与管理创新年度峰会上众多专家指出企业转型发展关键在于创新;[7]北京大学蔡洪滨教授在2011年EDP新年论坛中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转型期, 企业创新又是其关键中关键;[8]海尔集团CEO张瑞敏在其演讲中也指出海尔的成功转型升级在于创新。 可见,创新驱动是民营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突破点, 而创新的来源是科技工作者对企业的投入、 付出和协同努力。
第五,民营企业成功转型的日常推动力是加强企业知识转移。Singley和Anderson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相关主体把一种情境下获取的知识通过员工间、群体间、部门间、企业间以及员工个体与群体、 部门及企业间的交互发生而创造性地应用于另一情境。[9]知识的转移只有与知识的获取及创造融为一体时,其转移才有价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作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导向作用和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只有加强知识转移并使之常态化,企业才能更好地对知识进行应用和创新, 从而保持知识领先地位和市场竞争优势, 维系企业活力。 企业知识转移的知识来源、传播共享和接收转化及应用创新等都亟需企业科技工作者的个人奋斗和团体协同努力。
三、民营企业转型中科技工作者协同创新能力发挥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民营企业的成功转型亟需其科技工作者团队知识学习的及时跟进及其协同创新能力的适时发挥,但当前仍存在不少影响科技工作者协同创新的因素。
第一, 多数民营企业在发展战略上存在短视。 他们仍停留在传统“跑量为主”的仿制型的短期收效式经营上,忽视技术创新推动的转型升级式的战略经营,更看重眼前的短期利益,忽略对市场的长远战略规划,致使许多民企科技工作者在协同创新方面失去战略方向的引领,企业也因此无法根本改变自身产品的高同质化、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劣质特征,难以实现质的飞跃。
第二,民营企业科研投入严重不足。 据我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普查的数据显示,2007年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的比例为0.19%,印度却占0.66%, 发达国家则都在3%~4%, 这是高几个层次的比重差别问题,[8]而我国未达到工业规模的众多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就更少了,甚至许多中小民营企业没有研发投入,比如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和广东,两省工商联在调查中发现超半数的民营企业没有研发投入经费。 在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即国际公认的反映企业转型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上,我国民营企业近些年来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致使其科技工作者科研经费短缺,创新条件受到极大限制。
第三,多数民企注重企业硬件建设,忽视科研团队的培育、建设和管理。 在短期市场机会的利益驱动下, 多数民企把绝大部分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硬件上,把小部分资金用以培育和建设本企业的科研团队,致使许多民企科技工作者缺少经费、条件和机会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及参加相关领域的前沿学术会议和科研交流会等,甚至没有购买企业研发和经营所需的学术论文、 书籍、 网络资源及应用软件等;相关科技工作者无法通过培训更新知识,造成知识老化;无法通过学术交流开拓思维和接触前沿知识,造成研发思维落后和视野狭窄,一些民企科技工作者查找资料困难,甚至没有科研资料;许多民企对科研团队重组建,轻培育、建设和管理,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措施和绩效考核,造成研发团队知识源、知识结构及知识应用创新等不能及时跟进,未能与转型要求协同。
第四,许多民企科技工作者收入低、压力大、权益保障差、工作环境和条件艰苦。 据调查显示,多数民营企业科技工作者收入略低于全国或当地的平均水平,与其期望值差距较大,对薪酬的满意度不高;其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也低于全国人均37.3平方米的水平,还有三分之一的民企科技工作者住集体宿舍或租房居住;多数民企科技工作者对其工作环境满意度一般,有三分之一的人觉得不满意;72%左右的民企科技工作者觉得工作压力大;70%左右的民企科技工作者在权益保障的满意度方面选择一般或不满意。 这些实际状况极大地影响了民企科技工作者的持续工作热情、 工作投入及创新动力,也造成其频繁跳槽(民企人才职业流动率达30%以上), 极大影响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第五,多数民营企业忽视为其员工创造知识转移情境。 企业员工间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的积累和推动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但其顺利进行需要以特定的知识转移情境为依托,如作业线上的师带徒、作业后车间的群体讨论与个人学习研究空间的设置等, 但多数民营企业没有细化员工间知识转移的绩效, 没有设置相应的激励制度,没有培育和塑造利于团队学习的企业文化,致使企业内部知识转移的常态化缺少制度保障和激励,缺少企业文化的维系。
第六,缺乏对民企科技工作者创新支持的公共扶助平台。 我国在转型中也设置了一些对民营企业科技工作者创新支持的公共扶助机构及扶助平台, 但缺少一些政府公共性质投入的基础性研发支持和金融机构的风险性投资支持,特别是缺少带有民间自组织性质的行业性民间团体扶助机构和扶助平台的引领。 一些地方政府的民营科技扶助政策的运作还未能充分发挥协同扶助作用,有待进一步落实、改革和完善。
四、民营企业转型中促进其科技工作者协同创新的对策思考
民营企业的成功转型与其科技工作者知识学习的及时跟进及创新能力的协同发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动态过程。 在民营企业转型中,促进其科技工作者协同创新能力的发挥对其顺利转型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 民营企业应从发展战略上进行转型,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最终以质取胜。 民企应基于自身的发展状况与市场的发展需求,从长远的角度确定企业转型的方向, 注重软件与硬件匹配,“质” 与“量”并行,并以此方向引领企业创新,使其科技工作者明确自身的知识学习目标、协同跟进步伐及知识应用创新的要求。 为此,民企应把基于顺应市场行情长远发展趋势的可行性转型战略通过操作化指标体系而细化为具体的长远战略目标和任务, 并进而分解为各阶段的可操作化目标和任务,使科技工作者了解企业的转型战略目标和各阶段性的目标任务等,从而明确自己的协同跟进步伐和知识应用创新方向。
其次,民营企业家应当适时适量提升科研投入比例,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培育科技团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科研投入是企业科技创新的物质推动力,发达国家企业的强大科研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源源不断的巨额科研投入,因此企业家应遵循企业转型与其科技工作者知识学习与应用创新的相辅相成动态平衡过程规律,量化各阶段转型任务进展的科研需要而适时适量提升科研投入的匹配比例,同时,基于我国民企实战型高端科技人才缺乏及科研团队缺少领头羊或科研骨干的事实, 企业家应放眼国内外,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引进才德兼备、具有职业素养的实战型高端科研人才和技能型科研人才,充实和培育科研团队,形成知识结构匹配互补的科研梯队,使企业转型与创新能够协同互进,从而提升民企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民营企业应以人为本,提高其科技工作者的待遇,改善其工作环境,提升其对企业转型知识创新的工作热情。 对民营企业发达的广东省民企科技工作者调查显示,超过70%的人急需改善个人收入及福利待遇水平,55%的人认为民企要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和留住科技创新人才。[10]调查数据说明工资福利仍是最原始、 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是民企科技工作者生存需要的直接来源。 民营企业应以人为本, 尊重和保障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完善薪酬体系,适时提升其工资等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减轻其工作生活压力,提升其对企业转型期所需的协同创新的工作热情。
第四,民营企业转型期应重视为其员工创造知识转移情境,提供知识转移平台,完善企业内部知识转移激励制度, 建立有利于知识转移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活力在于知识转移的常态化,知识转移需要特定的知识转移情境,这一情境在企业转型期经常变化,民企科技工作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知识转移情境。 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产品知识特征和转移需要创建相对稳定的有利知识转移情境, 搭建相适的知识转移平台, 可便于师带徒和团队相互协作, 便于团队学习、交流与应用实验,也便于把这些知识转移效果细化为具体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现在绩效奖励方面。 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维系和促进企业日常的知识转移,因此民企应注重构建具有企业凝聚力和团队学习精神的企业文化。
第五,民营企业在转型期应进行多渠道、多形式的科研合作,借助外脑外力,减少科研风险,提升科研效能。 民营企业应根据转型期发展的需要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的联系,提升自身科研水平;同时,在必要时也可吸纳一些风险性科研投资公司的投资扶助或以股份的形式吸收一些民间游资进行科研投资。 民营企业间应加强科研合作,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网络虚拟分工合作。 信息化和网络化本身是企业转型的一个方向,民企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单个企业科研能力有限,因此在市场竞争中为同一目标运用互联网络平台与其他伙伴企业进行优势互补式的即时互动的科研分工协作,能加强相互间的知识转移,形成强大的虚拟研发企业,能极大突破个体企业的研发局限,使企业科技人员协同创新能力的发挥有更确切的方向和更好的合作平台。
医药产业园区协同创新作用分析 篇7
由于医药产业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研发周期长的特点, 促使医药产业发展趋向于向医药产业园区集聚发展, 其在医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是促进医药产业集群化发展、扩大医药产业规模、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医药产业作为公认的高新技术产业, 其发展离不开创新, 而作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载体———生物医药产业园, 其发展更离不开集群创新。医药产业园区集群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开发的系统, 其集聚了大量的医药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药监局、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机构以及人才、技术、资金、知识等关键性创新资源, 其创新离不开园区内各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本文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协同创新理论的基础上, 对园区内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四大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分析。
2 相关理论分析
2.1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分析
复杂适应系统 (ComplexAdaptive Systems, 简称CAS) 理论是由约翰·霍兰 (John H Holland) 提出, 指在系统的演化、发展过程中主体能通过学习而改进自己的行为, 并且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复杂动态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该理论认为系统中存在多个具有适应能力的、主动的个体, 这些个体通过与环境以及其他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断改变自身与环境, 并最终影响整个系统。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集群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园区不仅集聚了众多医药企业及其相关企业 (如, 医药制造生产企业、医药销售企业、原材料供应商、医药科技企业等) 、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中介机构 (如风险投资机构、行业协会、技术服务机构等) 以及政府机构 (如药监局、国税局等) 等四大“个体”, 而且集聚了大量的创新人力资源、创新资金资源、创新信息资源、创新成果资源、创新环境资源、创新政策资源等多种创新资源。这些“主体”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并通过对人才、资金、信息等创新资源的交互作用而相互联接。园区内的企业作为集群创新的主要供给者和需求者是集群创新的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是园区集群创新的源泉, 为园区创新提供人才、技术、信息等支持;中介机构是园区集群创新的重要支撑者, 为园区创新提供资金、技术、信息服务等支持;政府是园区集群创新的支持者与监督者, 为园区创新提供产业政策及资金支持, 同时又要以监管者去宏观把控和监督园区创新。从微观角度来看, 园区内的这些“个体”通过与其他“个体”及自身之外的园区内环境的交互作用和协同作用来不断改变自身与环境, 并最终影响园区的集群创新系统。
2.2 协同学理论分析
协同论也称之为协同学, 该理论由德国教授哈肯 (Hermann Haken, 1971) 提出。“协同”的意思即指合作、协作, 协同学意即协作作用的科学。协同学是一种复杂系统理论。它把一切研究对象看成是由组元、部分或者子系统构成的系统, 这些子系统彼此之间会通过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换等方式相互作用。通过子系统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整个系统将形成一种整体效应或者一种新型的结构。协同理论最重要的是“协同效应”, 即系统内各子系统、要素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产出要超出各要素、子系统单独作用的产出总和, 也就是“1+1>2”的效应, 协同效应是协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医药产业园的集群创新系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有众多要素形成的“协同系统”, 这些众多的要素有四大创新主体组成:即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 这些主体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 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盈利性组织等为辅助的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系统, 并通过对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共享、交换等连接在一起, 各主体通过相互间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园区集群创新系统的“进化”发展。
3 园区内各主体间协同创新作用分析
3.1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协同创新
企业是集群创新系统的主要载体, 而政府在集群创新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政府的职能看,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构建良好的创新软环境及硬环境, 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 促进集群内各主体或组织间的联接。政府既是集群创新系统的主要参与者、扶持者也是管理者。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对园区内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创新制度环境、创新文化环境等软环境, 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及服务平台建设, 构建良好的集群创新硬环境;同时, 提供一定的财税金融支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公共服务间接参与创新, 也可以通过重大项目的规划和投资直接与企业合作参与创新, 同时也推动促成企业与其他组织或企业的协同联接等。此外, 也通过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制度来规范创新行为, 保护创新者收益, 引导和激励创新, 为集群创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3.2 企业与中介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
中介机构在集群协同创新系统中主要起到桥梁和沟通的作用。中介机构主要包括风险投资机构、医药行业协会、猎头招聘机构、培训机构等机构, 这些机构可以被理解为“供给中介”和“配置服务”, 企业从这些中介机构中获取所需要的资金、人才、信息、智力等关键的创新资源, 也可以获得技术转让、技术或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等技术创新支持服务以及人才招聘与培训服务、经营管理咨询服务、项目评估等非技术创新支持服务。企业通过与中介机构的协同作用, 获得关键创新资源与服务, 推动集群创新活动的发展。
3.3 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
高校/科研机构是集群协同创新系统中的重要参与者, 是集群创新的源泉。高校/科研机构具有人才、知识、信息高度密集的特征, 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推动集群创新发展。一方面, 企业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研发创新项目等的合作, 共同参与到研发创新活动中, 并通过企业市场行为完成创新成果的价值转化, 完成创新的全过程。另一方面, 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通过建立人才实习基地、委托培养人才等合作为企业提供和培养稳定的充足的高技能人才资源;同时, 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促进了知识的流动与共享, 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 间接参与到集群创新活动中, 共同推动集群创新发展。
3.4 政府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
政府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作用主要表现在创新硬环境支持、金融及信息服务支持、信息交流支持三方面。政府通过完善园区内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公共实验室、会议室、科研场所等设施, 为高校/科研机构运作提供良好的创新硬环境;也对高校/科研机构的重点创新项目、创新课题、成果申报等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及信息服务支持;另外, 政府也通过建立信息交流通道, 促进集群学习、知识外溢、创新技术成果扩散, 促进人才、知识、信息等创新资源流向于企业创新, 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园区内其他主体的协同联接, 促进产学研的结合, 提升园区的集群创新能力, 如校企共建人才实习基地、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信息咨询平台等。
3.5 政府与中介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
政府除了为中介机构提供交通、水、电等创新硬环境支持, 还通过制定政策给予入驻园区的中介组织提供税收减免、经济补偿等财税金融支持, 例如,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高风险创新项目,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对于猎头招聘机构, 对于招聘、开发、培训的高新技术人才、紧缺型人才、创新创业人才等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另外对于商业性质的中介机构还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 以保证其稳定入驻及经营运作。同时, 通过引进风险投资机构、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咨询机构等中介机构, 建立健全园区内投融资机制、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等配套体系及机制, 促进集群的内部交流合作, 降低交易成本, 为园区内企业提供资金、知识、信息等关键性资源, 为园区内成员企业的创新活动服务。
3.6 高校/科研机构与中介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
高校/科研机构与中介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作用主要是金融服务、人才服务、商业服务三方面。中介机构为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项目、创新成果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促进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高新技术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招聘、培训等人才支持服务, 以及政策法律咨询、知识产权信息咨询、学术交流论坛等商业服务。另外, 高校/科研机构与中介机构还集聚了资金、人才、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资源, 并通过相互合作建立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引导及促进共享性创新资源流向于企业的创新活动, 提高园区的集群创新能力。
4 总结
医药产业园区集群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 集群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园区内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四大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医药产业园区要充分发挥各主体在集群创新中的作用, 加强各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 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同创新作用, 提高园区的集群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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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协同作用 篇8
1 城市营销概念的起源及其在本文情境中的定义
尽管早在19世纪50年代,城市营销的思想就已经被美国应用于吸引移民西进的进程,但其作为一种学术概念却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由斯沃斯和古德波(1988)等人提出并在后人的努力下完善的,他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经营的一些模式逐渐得到政府规划部门的认同,而地方政府就如何运用市场机制吸引民间资本,促进城市硬件环境建设和运作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模式,被称为最早的城市营销的原型[1,2]。在此基础上,科特勒等人对于城市营销进行了初步的界定,他认为只有当城市的规划能满足目标群体对城市产品的需求,且同时也能使得城市产品能满足潜在目标市场的需求时,城市营销才算实现[2]。
结合本文研究的特殊情境,本文将城市营销定义为为能够满足城市居民、企业、游者以及其他目的访客等“市场主体”的需求而进行的各种城市产品的生产、促销,并最终实现销售,从而达到城市发展与城市服务需求者满意双赢的过程,其中,现代体育作为城市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营销之间的关系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而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将与现代相关的体育城市产品分成三个层次:设施产品、精神产品和城市形象。在第一个层面,城市营销关注的是硬件产品,如体育场馆和其他基础体育设施;在精神的层次上,城市营销是指对于使用者无形的,却能满足相关需求的软件产品,如体育赛事等;在第三个层面上,城市营销所关注的是一系列第一二层面产品所带来的目标群体对于城市本身所形成的印象和认识,如公众由于某城市发达的体育产业而将体育作为该城市特殊标示的认识。
2 体育与城市营销的协同
随着现代体育的不断国际化和商业化,以及与日俱增的媒体关注度,体育的市场营销能力也不断得到提升,现代体育与城市已经不再仅仅是体育依附于城市,城市补贴体育的尴尬关系了,我们将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现代体育与城市营销的协同关系:首先,从城市营销的几个基本要素入手,即通过城市营销的目标、城市产品和城市形象营销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来探析体育对城市营销的作用;其次,探究城市营销目标的实现对体育的反哺效应;最后,通过已有的实例探析削弱体育与城市营销协同效应的风险与问题。
2.1 体育对城市营销的促进作用
2.1.1 城市营销是实现城市管理总体目标——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的工具
在国际与国内都存在着竞争性的城市环境中,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对其居民、企业、旅者和其他目的访客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在今天的社会中,体育与文化、艺术等因素同样为城市具备吸引力的重要元素之一:第一,体育设施的建设可以优化居民的生活环境,还可以减少在空闲时间发生负面行为的机会。第二,大型体育赛事的承办可以为城市居民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并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并有利于城市的外部营销。换句话说,一个城市想要拥有相对吸引力和竞争力,就必须提供足够的体育设施并提高成功组织体育赛事的能力。
城市体育产品是体育和城市营销之间相连接的第二条纽带
城市的体育产品是全部城市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括所有允许人们使用或观看的体育设施和服务,例如体育场馆、体育职业俱乐部和体育赛事等。
城市规划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体育职业俱乐部对于城市形象建设的重大意义。在欧洲这主要体现在城市营销者对足球俱乐部的重视,在美国则体现在棒球、美式足球和篮球上,专业化增强了俱乐部的融资能力,他们从门票出售、广告、赞助和电视直播权中获得收入,有些体育俱乐部已经开始了商业化运作,包括股票上市。尽管股票价格易变,但成功的体育职业俱乐部仍因其不易重置的特性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资产。有些美国城市甚至从其他城市购买职业俱乐部已树立其体育形象,例如著名的赌城拉斯韦加斯,早在2005时就在着手申办2007年的NBA全明星赛,而在其通过成功地举办全明星赛常到了甜头之后,现在他们又在努力申请一只属于他们的NBA球队,对于娱乐事业无比发达的拉斯韦加斯来说拥有一个体育职业俱乐部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体育俱乐部对城市营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另外,这些体育俱乐部对社会结构也具有潜在的影响,因其成功使居民产生了自豪感,戴维(2001)曾通过研究证明,在美国拥有一支美式足球职业联赛冠军队伍的城市的居民生活满意度要比其他同条件下的其他城市高得多[3]。
体育职业俱乐部,体育赛事是城市体育产品的另一种形式,它同样为城市营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一次性的体育赛事促进了相关部门的合作,为承办复杂的大型赛事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还可以拉动就业并引起媒体的关注,从而为赛事举办城市带来长期的、积极的影响[4],1992年奥运会的举办地巴塞罗那就从奥运会的筹办中获益甚多,从1986年巴塞罗那宣布申办成功到1992年奥运会正式举行,巴塞罗那的失业率从18.4%下降到9.6%,并为其带来了164亿美元的相关投资,直接经济效益为95亿美元,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上升了15%,1991年巴塞罗那城市的综合排名在欧洲上升到第八位[5],使巴塞罗那一跃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性的大都市,其案例也成为迄今为止历届奥运会中举办城市营销效果最佳的典范。
体育场所,如体育馆、健身室、游泳池和篮球场等体育基础设施,是城市体育产品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与城市营销相结合可以提高城市的服务水平,提升城市的体育形象,这会对城市营销的目标客户群体增强吸引力。此外,大型体育场馆可以作为其所在地区政治和经济复兴的催化剂,他们带来了新的商贸活动,比如旅店、餐馆和商店,并促进娱乐休闲产业群的形成。伯格(1998)在调查了城市改造中“圆屋顶”(体育馆)的潜在地位后得出结论认为,要使得多功能场馆真正成为城市经济发动机,整体发展远景是必不可少的[6]。曾于2006年举办过冬奥会的都灵在场馆建设时就考虑到多功能场馆的建设问题,在冬奥会结束后,例如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等项目的场地就直接被改造成其他室内项目用地,或者用于商店、表演、展览等用途[7]。
2.1.2 现代体育可以造就一个城市的形象并提升一个城市的地位
现代城市在膨胀式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由传统意义上的单一的文化意义转变成多元化文化含义的大都市,而这时的城市要想能够凝聚成一种形象来使城市营销目标群体形成一种文化认同,必须要对该群体的精神生活进行引导和规划,具有公众性和娱乐性的现代体育活动无疑是帮助当代城市解决这个问题的不错思路。通过前文所叙述的硬件和软件两个层次的城市产品的提供,将使城市营销的目标客户群体对于该城市产生一种潜意识的印象评判,从而又反作用于前两个层次产品的“销售”。曼彻斯特无疑是这一方面的最好例证,它拥有两支闻名世界的职业球队:曼联和曼城;并分别于1996年和2002年成功地承办过欧洲冠军杯和英联邦运动会;而且还曾两次申办过奥运会,尽管都未能成功,但曼彻斯特热爱体育的形象却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该城市的特殊标示。而我国的上海选择世界知名的体育明星姚明和刘翔担任其城市形象大使,也体现了现代城市利用现代体育对于城市形象塑造的功效认识。
3 城市营销对现代体育发展的推动作用
现代体育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早已超越了最初“竞技”的含义,如今的体育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从事体育的运动员所追求的也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更高、更快、更强”,而更多的是自我价值的最大限度实现和获得最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这是在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现象,而在这种背景下,没有广大、热情的观众、就没有一流的运动员。因此,只有社会活动兴旺的城市生活,才为现代体育继续发展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而城市社会活动的兴旺,则离不开城市营销目标群体对于城市产品的认同[8]。
另一方面,现代体育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紧紧地围绕城市的建设来发展自己也是其一个重要特征,现如今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一些大型的体育赛事一般都是集中在一些影响力和经济实力较大的城市举办,现代城市的建设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最适宜的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建设搞得如何直接决定了当地甚至其所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9]。这一是由于大都市里人口众多,消费水平高,众多中产阶级能够将体育作为一种日常性的消费;二是由于如果城市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它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体育对于财力、物力以及人力的需求,同时大都市的现代通讯技术也使得体育能够借助城市的影响力更好地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历届奥运会的举办无不证明了这一道理,申办奥运会首先比拼的是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而一旦申办成功,大批新体育场馆的投建、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和诸多新运动项目的引进等因素将极大地推动当地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2000年悉尼奥运会推出奥运历史上最长的火炬接力,全程2.6万公里(2004年雅典奥运会2.5万公里),火炬在陆地、天空和水下进行了传递,经过澳大利亚85%的人口居住区,营造了良好的奥林匹克氛围,加深了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理解,强化了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生活观念[10]。
4 体育与城市营销协同的风险和潜在问题
特维斯(1997)曾指出,体育的社会经济价值是由有形的(财政的)和无形作用组成的。前者为都市区域带来了额外的支出和就业。而后者(无形的作用)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一般的无形作用(外部性)和特殊无形作用[11]。一般无形作用是非排他的:每个人都会受到这些作用的影响。本文前文所述的大部分的潜在协同效应都可以被归为“无形”这一类。
经济指标是现代体育与城市营销的协同风险首要考虑因素。体育赛事、俱乐部和场馆的投资通常来自政府预算。组织大型赛事的城市一定需要慎重评估财政赤字的风险,一旦发现体育赛事的承办会给政府的财政带来重大赤字,那该项体育投资的可行性就需要重新进行考虑。除此之外,类似于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的承办还有可能造成大量体育设施闲置等问题,而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无疑是历史上的最好例证,当年的奥运会仅持续了16天,但由于过于严重的体育设施浪费,当地的纳税人直到2000年才把1.6亿美元的税交清。
此外,城市居民中的体育非受益人群的生活质量也将是现代体育与城市营销协同的潜在问题之一,詹尼佛(2000)曾指出,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中,低收入的居民者失去了他们的住房,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被法制强制驱赶出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而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把低收入的人逐出举办城市在奥运会开幕的两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大约有32000人在奥运会期间涌入举办城市寻找工作[12],这给举办城市的低收入者的就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着这些人的生活。
5 结论
通过各种不同层次的城市产品的销售可以帮助实现城市管理的最终目的如今已经是大多数城市所达成的共识,然而如何实现这种销售却仍存在着诸多疑问。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例证明,与现代城市同样都是近代文明产物的现代体育对于帮助城市实现城市产品的销售,从而达到城市营销最终目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现代体育在全球化和商业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所产生的新特征也使得其对于城市营销结果的依赖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现代体育与城市营销的协同效应无疑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城市和现代体育寻求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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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otler P,Asplund C.Marketing places europe[M].Prentice Hal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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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杰.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经济的影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6]Van den Berg L,Van Klink H.Regional competition,city marketing and strategic urban networks[M].Territorial Competition in Integrating Europ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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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瑛.现代体育与城市形象建设[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8):1046-1048.
[9]赵双印,等.体育产业对现代城市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J].集团经济研究,2007,(4):225-227.
[10]任海.论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和国家的影响[M].北京: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11]Travis Lybbert.The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of sports[J].Journal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1997,(10-11):45-51.
发挥协同作用 篇9
一、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现场围绕特定的社会事务特定的社会实体之间协同的过程, 它旨在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根据社会实体, 社会事务, 社会现场及其相互的协同作用, 可以构建出一个基本的社会管理概念模型, 而模型中的社会实体又可细分为团体、主体、客体、受体和辅体, 它们在参与社会事务中理应发挥各自的协同作用。
上述可知,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就业问题, 就是指在就业现场中, 不同的就业实体之间针对就业问题进行就业管理与服务的协同过程。在社会管理创新协同视角下, 为了推动大学生高质量的就业, 以高校毕业生就业现场为例, 社会实体中包括了就业团体政府, 它应对大学生就业起到牵动作用, 就业主体学生应发挥能动性作用, 就业客体高校应起到推动作用, 就业受体企业应起到拉动作用, 就业辅体媒体应发挥助动作用。可以看出, 这五者作用各异, 关系密切。
而就业协同力, 则是用来评价协同模型中关键的五要素 (政府、学生、高校、企业和媒体) 的就业协同能力, 反映它们各自在就业体系中的协同效应。以此类推, 就业拉动力的概念则是用来评价企业的就业协同能力, 反映企业在就业中发挥的拉动力的水平。
二、企业协同作用
作为以从事生产, 流通, 服务等经济活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盈利性的经营组织, 企业用工需求量大, 用工缺口也在持续加大。另外, 据统计表明, 相对于党政机关, 企业的用工需求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因此, 企业作为吸收就业人口的重要渠道, 在大学生就业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不仅需要获取最大化利润获得生存, 还应该积极承担经济责任, 文化责任, 教育责任, 环境责任等社会责任与引进人才的职能。因此, 当把作为企业招聘主要来源之一的高校毕业生放置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地位时, 如何优化大学生与企业的关系就成了企业应当重视的社会责任之一。以下就是企业在大学生就业中所体现的协同作用。
1. 保障员工权益, 改善就业环境。
企业应该足额发放工资, 酌情提高工资, 提高职工福利待遇, 完善职工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 企业应当改善劳动条件, 保证工作环境的安全与卫生, 积极预防各类职业病, 保障员工的切身权益。
2. 创新用工制度, 优化人力资源。
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的工作时间长, 工资也相对比较高, 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减时减薪, 转岗分流的方式来提高公司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同时也可以留出更多就业机会,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构建出和谐的劳资关系。
3. 培育企业文化, 提升企业形象。
企业应该热心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 培育企业文化, 凝聚人心, 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升企业形象,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并凭借企业自身良好的形象来吸引更多的就业群体。
4. 密切校企联系, 优化课程设置。
由于高校课程模式的限制, 无法提供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企业应当介入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 对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进行辅助的培训, 使得教育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也使得课程设置能与大学生的就业岗位进行顺利的对接。
5. 提供实习机会, 健全培训机制。
针对当前许多大学生缺乏工作能力和实战经验的现状, 企业应当尽可能地为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使得高校毕业生尽快地适应工作岗位。对于内部员工, 企业应当主动开展各类培训, 提高个人职业技能。
6. 履行经济职能, 增加就业机会。
企业应该通过进一步优化自身资本结构,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加强自主创新, 在发展良好的状态下扩大生产、销售、经营规模, 增加更多的工作岗位, 也为毕业生增加更多就业机会。
7. 响应国家号召, 分担政府压力。
对于政府出台的相关举措, 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 更好地为政府及社会分担就业压力, 缓解就业难问题, 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同时企业也要起好带头作用, 正确地引导大学生就业活动。
8. 传达就业信息, 拓宽信息渠道。
除了传统媒体, 如今还有各种如互联网, 微博, 论坛, 门户网站等网络新媒体能够加速对信息的传播。企业可以将媒体与就业信息结合起来, 拓宽信息来源的渠道, 使大学生多途径地了解就业政策与信息。
三、协同路径分析
根据上面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协同理念, 大学生就业实体共有五大类:政府、学生、高校、企业和媒体, 它们都为促进就业活动发挥了一定的就业协同作用。因此, 构建大学生就业协同模型, 简称GUSEM模型, 如图1所示。相比较大学生就业运作GUSE模型, 该模型更强调社会管理创新下就业协同。正因为如此, GUSEM模型指明了大学生就业协同路径。
根据GUSEM模型, 企业助推大学生就业的协同路径可以从实体间协同的维度角度进行分析。由此可分为一维、二维、三维、四维和五维协同路径, 可用不同实体 (G、U、S、E、M) 的字母作辅助来研究不同维度下点线面的就业协同路径。下面将进一步探讨不同协同的路径下各自促进就业的方向。
1. 一维协同路径。
一维协同, 也称为点协同或是自协同, 在本文中指的是企业 (E) 与企业 (E) 间的内部协同。因此, 企业内部的点协同路径, 由E2E来表示。E2E协同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助推大学生就业的责任与方式, 在大学生就业的环境下, 企业的社会责任应当理解为个人, 企业, 社会三者科学、全面、系统的结合。具体层面上, 主要表现在对政府的责任, 对社会的责任, 对环境的责任等。而为社会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是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企业拉动就业的方式, 就是加强企业的自身建设, 建立科学的就业指导体系和人力资源制度。
2. 二维协同路径。
二维协同, 亦也称为线协同, 是指企业 (E) 分别与政府 (E) 、高校 (E) 、学生 (E) 、媒体 (E) 两者之间的就业协同。以此类推, 线协同路径一共有4条:E2G、E2U、E2S和E2M。E2G路径中, 企业不仅要落实国家的政策法规, 接受国家机构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还要及时反馈企业的人才需求。E2U路径中, 企业不仅要加强校企联合, 协助建立就业指导体系, 还应配合高校进行大学生就业质量跟踪反馈。E2S路径中, 企业不仅需要为大学生的能力培养提供实践机会, 还应当统筹学生个性化定制, 加强职业教育, 做好正确引导。E2M路径, 企业不仅要通过媒体向社会传达企业动向和人才需求, 还要接受媒体的舆论监督。
3. 协同路径。
多维协同又称面协同, 其中包含了三维、四维和五维协同, 含义是指媒体分别与两个及以上就业实体间的就业协同过程。根据GUSEM模型图所示, 三维协同路径有6条, 分别是:E2G2S, E2G2U, E2G2M, E2S2U, E2S2M, G2U2M, 四维协同路径有四条:E2S2U2M, E2M2U2G, E2M2G2S和E2U2G2S。同理, 五维协同路径只有一条:E2M2G2U2S。
三维协同路径中, E2G2S、E2G2U、E2G2M、E2S2U、E2S2M、E2U2M要求企业在“形势解读与政策落实”, “教育投入与产学研开发”, “产业扶持与媒体追踪”, “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 “就业信息与舆论评价”, “校企联合与媒体宣传”这六个关键环节起到协同拉动作用。E2U2G2S, E2M2G2S, E2M2U2G和E2S2U2M四条四维协同路径要求企业分别从“官产学一体化, 社会经济发展, 宏观战略布局, 校企合作教育”的视角协同就业活动。而五维协同路径E2M2G2U2S要求企业能够统筹兼顾, 把握全局, 站在更深层次的角度协同促进大学生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