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模式（通用12篇）
统筹模式 篇1
我国城乡社会经济二元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统筹城乡经济协调社会发展, 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突破二元经济结构, 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缩小城乡差距, 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实现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一、国内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模式
目前国内城乡统筹典型模式主要分为三种。一是以城乡为整体进行统筹规划的北京发展模式;二是珠三角发展模式;三是苏南发展模式。探析他们的成功经验, 对城乡统筹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北京发展模式
北京把城乡作为整体统筹规划, 工农结合发展。以城市为中心, 以工业带动农业, 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线, 促使郊区农村各方面的飞跃发展。通过城乡工农有机协作, 充分发挥首都的辐射作用, 工农联合办厂, 城市工业运用先进的技术设备、雄厚的资金和人才管理, 结合农村的实际进行联营, 共同赢利, 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通过上述措施, 北京市在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 推进了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促进了城乡的和谐发展。
(二) 珠三角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 珠江三角洲地区结合自身特点, 利用地理和市场优势, 发展出口型经济, 在政府的主导下, 充分利用外资和民间资本, 通过城镇化聚集建设, 以城带乡, 设立城乡统筹标准, 完成了城乡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的融合,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三) 苏南发展模式
苏南是指苏州、南京、常州和无锡, 其发展模式是以乡镇企业为主导, 带动城乡统筹发展。苏南以集体经济为主体, 鼓励发展乡村民营企业。政府提供乡村经济发展扶持政策和投资优惠措施, 在发展中实现工农互补。加强小城镇建设, 统一规划, 集中建房, 增加耕地面积;设立工业小区, 有效解决企业污染问题。
二、西安曲江临潼绿色城乡统筹新模式
西安曲江临潼在吸纳国内外城乡统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全面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路径, 努力践行“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做大园区、做强产业、造福农民”这一总体发展理念, 通过一系列政府主导, 市场化的投资经营和管理措施, 结合区域发展实际, 经过实践和发展, 曲江临潼城乡统筹发展形成大格局, 成功推出临潼国家度假区“绿色城乡统筹”新模式。
曲江临潼城乡统筹发展秉承以大项目、大资本和大运作为途径, 以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促进民生工程、绿色就业、生态旅游、文物保护与惠民人居等的和谐共生, 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
曲江临潼大力发展城乡一体化, 成立“六位一体”的发展机构。即:成立西安临潼国家度假区城乡统筹办公室、西安曲江临潼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曲江骊山物业公司、西安临潼骊山旅游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西安临潼度假区民生小额贷款办公室和西安曲江大秦帝国影视基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上述“六位一体”的主体管理服务架构, 构成了城乡统筹的主导力量, 在市场化、社会化的管理运营原则下, 为农民的就业、创业和乡村产业、物业等方面的发展夯实坚实基础。
曲江临潼在城乡统筹工作中摸索出全新模式。一是以就业培训中心为依托, 以全员就业培训为目标, 根据度假区人员构成结构, 构筑新的就业培训体系。二是以城乡统筹办为核心, 以“六位一体”的运作为模式, 构筑新的统筹发展管理体系。三是以凤凰池、芷阳湖、紫霞湖三个生态谷为龙头, 以大型“水泉林园”生态配套工程为支撑, 构筑生态养护绿色就业体系。四是以土地流转为手段, 以芷阳湖乡村温泉酒店为示范, 构筑全新乡村旅游、酒店服务就业体系。五是以规模化、品牌化、特色化农家乐为支撑, 拓展新的就业渠道、构建新的创业增收和服务体系。六是以骊山新家园大型旅游商贸市场为阵地, 构筑就业增收、商业运营和社区配套保障体系。七是以自主创业基金为带动, 以金融创新拓展致富、就业渠道, 构筑自主创业置业服务体系。八是围绕重大文化旅游景区和项目建设, 以“骊山新家园”等三大安置社区建设和征地拆迁为切入点, 以“三险一金”足额缴纳为保障, 构筑完善的社会保障新体系。九是以国际温泉酒店城为主体, 以新型酒店服务业为支撑, 拓展综合型酒店就业服务体系。十是以大秦帝国影视基地等项目公司为载体, 以服务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依托, 拓展新的产业就业渠道。通过以上措施, 曲江临潼因地制宜, 通过政府主导, 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自我造血功能, 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丰富了乡村文化, 并且形成文化产业链条, 深化了新农村建设的内涵, 切实打破了城乡经济二元发展的桎梏, 实现了城乡统筹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振之.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1]杨振之.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
[2]黄晋太.二元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J].前进, 2007 (02) .[2]黄晋太.二元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J].前进, 2007 (02) .
[3]彭景.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国内外比较及启示.商业时代, 2008 (30) .[3]彭景.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国内外比较及启示.商业时代, 2008 (30) .
统筹模式 篇2
一、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统筹城乡发展 ,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 ,立足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全局 ,瞄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统筹城乡体制改革、政策转型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逐步转变城乡二元结构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机制的强化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协调发展。鉴于“三农 ”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薄弱环节 ,在当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从指导方针、政策措施上重视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并将其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通盘考虑 ,逐步实现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具体化 ,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 ,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 ,是解决“三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五个方面。具体来说 ,就是要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大力加强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有必要对相关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认真准确地把握。
一、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统筹城乡发展 ,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 ,立足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全局 ,瞄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统筹城乡体制改革、政策转型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逐步转变城乡二元结构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机制的强化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协调发展。鉴于“三农 ”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薄弱环节 ,在当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从指导方针、政策措施上重视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并将其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通盘考虑 ,逐步实现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具体化 ,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 ,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 ,是解决“三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五个方面。具体来说 ,就是要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显著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 ,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明显改善村容村貌;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既为解决“三农 ”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 求 ,也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做好“三农 ”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二、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必然性
(一)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最艰巨的任务。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城乡发展不协调。第一 ,城乡经济差距持续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 1997年以来 ,呈现持续扩大的态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 1997年为 2 1 47: 1,到2003年扩大到 3 1 23: 1,直到 2006年底 ,这种势头仍未根本扭转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实际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 6: 1[ 1 ],更为严重的是 ,我国城乡差距扩大化的问题 ,在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显得更为严重。第二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高度失衡。近年来 ,我国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严重失衡 ,甚至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中 ,城市的繁荣部分地建立在农村萧条的代价上。在用于公共产品生产的资源 ,要素投入和享受公共产品供给服务方面 ,城乡之间不公平程度迅速扩大。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繁荣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停滞和退化形成显明反差。另一方面 ,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城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处于极度的不公平状态。第三 ,城乡制度创新严重失调。长期以来 ,我国城乡的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 ,呈现了严重的不协调状态 ,由此导致农业、农村和农民面临权益保护和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
一方面 ,农村制度创新严重滞后于城市。自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严重滞后于城市 ,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不仅严重滞后于城市 ,还是整个农村改革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等 ,尚待进一步试点和探索。以上各方面改革的滞后 ,实际上限制了制度条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撑能力 ,强化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困难及城乡差距的扩大态势。另一方面 ,城乡分割 ,与二元结构相对应的制度基础尚未受到根本动摇。近年来 ,虽然在城市和农村内部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横跨城乡的体制改革大多已经启动 ,但在总体上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政策倾向在总体上仍然比较强。由此导致农业、农村和农民在权益保护 ,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分享上 ,往往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这不仅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和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失衡 ,也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直接表现。以上这些城乡发展中严重的不协调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必然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与风险迅速增加。发展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迅速下降 ,甚至会加剧和激化社会的矛盾对抗和冲突 ,导致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共同发展的局面难以形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从谈起 ,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也将无从实现。(二)统筹城乡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 ”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 ”的发展阶段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已是大势所趋。国际经验表明 ,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伴随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的现象比较普遍。我国实行了长达 50多年的农业支持工业 ,农村支持城市的倾斜政策 ,致使农业、农村经济不断萎缩和萧条 ,已成为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大局的焦点。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 ,解决“三农 ”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战略和新政策应运而生。但实践中仍存在着误区。不少人认为只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 ,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能解决“三农 ”问题;有的人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只是一种趋势 ,而事实上仍从农业、农村大量廉价提取资源 ,在这种主导观念的驱使下 ,一些地方重工轻农 ,重城轻乡 ,甚至打着统筹城乡的幌子继续剥夺农业资源。诚然 ,“三农 ”的发展确实需要外部环境和条件 ,但工业化、城市化绝不能替代“三农 ”自身的发展。在工业反哺和城市支持的条件下 ,特别需要加强农业、农村这一承接载体的建设。
三、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一)架构解决“三农 ”问题的全新政策体系。
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 ”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2003年一年内 ,党中央、国务院两次召开农村工作会义 ,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路 ,将“三农 ”从“基础地位 ”提升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的位置。之后 ,再次把关于“三农 ”问题的政策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提出了 9个方面 22条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接着 ,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特产税 ,减免农业税 ,并推行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三项补贴政策。这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使广大农民深受鼓舞。这一年财政支农也创下历史新高 ,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量超过 2000 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作为 2005年农村工作的主题 ,按照“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 ”的思路 ,出台了 27条惠农政策 ,除强调稳定、完善和加强行之有效的政策外 ,还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 ,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 ,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 70%等一系列新政策。2005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 ”的支出超过 3000亿元 ,农业和农村经济迈出了新的步伐。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 ,这是新时期中央解决“三农 ”问题思路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两个趋势 ”的重要论断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新阶段解决“三农 ”问题的指导思想 ,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的机制定下基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并明确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五个方面 ,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这是第一次关于“三农 ”问题系统性、综合性的表述。2007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再一次强调“统 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2008年 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就统筹城乡发展作出新的部署。全会关于把握农村改革、加强农业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论述充分表达了农村的实际需要和农民的期盼。由此 ,形成了一个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包括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 ,以城乡统筹为核心的农村政策新体系 ,这是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的根本保证。
(二)农村综合改革全面推进。
2006年 1月 1日 ,在我国实行了 20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废止。这是新农村建设全面启动的一个标志 ,也是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国家已经从2006年开始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逐步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管理队伍建设;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特别是加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农村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 ,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立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中央决定 2006 年到 2010 年 5年间 ,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 2182亿元 ,这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一项重大行动。与此同时 ,国家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 , 2006 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突破了 4000亿元 ,[ 2 ]2007年有了更大的提高。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 ,也是深化农村改革 ,实现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
四、统筹城乡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坚持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 ,发展农村生产力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 ,就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就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 ,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改革中的伟大创造。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所以 ,要进一步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我国农业发展始终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双层任务。因此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把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基本目标。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 ,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的基础上 ,逐步建设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在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的同时 ,鼓励和引导农业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 ,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二)以农村金融改革为先导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当前 ,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明显进展 ,自 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 ,农村改革逐渐进入以农村金融改革为先导的综合改革阶段。因为 ,一方面 ,全面加快农村金融改革 ,其长远意义值得高度重视。农村税费改革主要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 ,由于特定时期内农民税费负担的有限性 ,这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农村金融改革主要解决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金融支撑问题 ,它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 ,更多的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可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动力。因此 ,今后的农村改革 ,应该以农村金融改革为中心。
另一方面 ,取消农业税 ,并非标志着农村税费改革大功告成。农村税费改革成就能否巩固 ,从根本上说还取决于农村综合改革的成效。另外 ,当前的“三农 ”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性问题 ,需要农村改革的系统突破 ,单靠几个方面 ,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 ”问题。基于以上原因 ,必须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巩固以往改革的成果 ,不断实现制度创新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制度保障。
(三)搞好乡村建设规划 ,逐步改善村容村貌。
在着力解决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各类生产生活问题的基础上 ,要切实加强乡村规划 ,使乡村的建设和管理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乡村建设规划的实施是一项长期任务。既要着眼于改善村容村貌。又要从当地实际出发 ,尊重农民的意愿 ,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既要坚持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的基本原则 ,又要便于农民生产生活 ,体现地方特色。农村各地的发展差距很大 ,改善村容村貌的工作也必然是起点有差距 ,过程有快慢 ,水平有高底。切不可脱离实际 ,违背农民意愿 ,盲目攀比。而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 ,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 ,因地制宜 ,稳步推进。
(四)注重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
统筹城乡 ,建设新农村 ,应该按照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把提高农业发展能力、促进农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这是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 ,也是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源泉。要通过发展农村教育、活跃农村的文化活动、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完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等措施 ,在农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 ,使新一代农民有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在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的同时 ,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发展基层民主。通过完善“一事一议 ”和村务公开制度 ,保证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五)建设生态文明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不仅要体现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以及管理制度的建设上 ,还应体现在保持山川秀美的生态特色上。新农村应该是田园风光秀美 ,生活比较和缓 ,感觉自然和谐的生态新农村。生态新农村建设就是发挥农村特有的生态优势 ,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发展生态经济 ,以生态型农业为重点 ,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新农村 ,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关于坚持以人为本 ,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建设生态环境友好 ,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另一方面 ,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改善 ,为建设生态文明新农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建设生态新农村也是顺应农民渴求创造新环境、培养新观点、养成新习惯、过上新生活的愿望。建设生态新农村 ,一是要政策到位。必须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政策 ,以国家财政所带动的投资为主 ,来进行农村基础设施改造 ,保持农村自然和谐的田园风貌。二是规划先行。在生态新农村建设中 ,规划是前提 ,设计是重点 ,首先抓好规划 ,村庄规划 ,房屋设计由专人统一把关 ,避免随意性 ,增强整体美和特色美。为保持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 ,在生态新农村规划建设中要保留农村的历史文脉 ,注意传承建筑文化 ,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坚持不要千篇
统筹模式 篇3
关键词 城乡统筹 ；模式 ；路径
中图分类号 12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2008/j.issn.1009-2196.2016.10.021
Abstract The related elemen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f Hainan Province， China were analyzed and then used as basic conditions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Hainan should be focused on construction of center towns， based on which a development mode of an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tegrating network-like spaces of multiple centers was established， And 4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s， i.e. towns and villages， populations， industry and ecological space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Mode ； Path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城乡统筹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开始实施，对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解决“三农”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强调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从城和乡两个维度发力，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促进要素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机会公平，加快乡村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意在从制度上创造条件，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随后，国家召开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新型城镇化问题，并相应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新型城镇化同样重视城乡统筹，如该规划提出四化同步与统筹城乡的原则，专门在第六篇阐述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求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从全国来看，各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条件不同，探索的模式也各有差异。海南省政府在全国第一个编制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总体规划，设计了产业体系、城乡体系等七大实施路径。陈哲研究海南省城乡统筹水平时发现，县市城乡统筹度可分为5类，海口、三亚和儋州各为一类，文昌、琼海、万宁、陵水、澄迈和昌江为一类，剩下的市县为一类；呈现东高西低，滨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滨海旅游地区城乡统筹度普遍较高于同级别工业发展地区[1]。基于海南省城乡统筹的现实差异性，从影响的要素分析角度研究城乡统筹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1 相关要素与城乡统筹发展
1.1 城乡统筹的要素
官卫华和陈雯认为，城乡统筹工作应围绕“人、地、钱、设施”等核心要素进行统筹安排，统筹城乡人口和社会资源，解决人往何处去；统筹城乡空间布局，解决地往何处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统筹城乡公共服务[2]。陈哲对海南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拉动低统筹度地区发展的关键因子；省内旅游县市的城乡统筹度高于工业县市和农业县市，旅游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乡统筹水平[1]。从城乡统筹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城乡人口数量与城镇的空间结构是城乡统筹的现实基础，很大决定了城乡统筹的路径选择。产业发展是经济水平的表现，也是城乡统筹的关键支撑，是要素在城乡流动的主要动力。城乡基础设施是城乡统筹的空间载体，是城乡要素流通的先决条件，同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直观反映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生态环境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约束变量。作为一个岛屿型经济体，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发展路径与全国总体情况及其他地区存在明显区别。岛屿型经济体，陆地面积小；经济总量小，人口规模、城镇规模较小；农业和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大，特色产业结构明显；生态环境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又对资源开发带来生态约束；把全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等等。因此，海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及路径选择应该考虑人、城镇空间结构与基础设施，岛屿经济体与特色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等因素。
1.2 人与城镇空间结构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既要加量，增加城镇居民数量，又要提质，改善居民生产生活质量。海南省人口总量小，2014年年末常住人口903.48万人，城镇化率为53.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7.65%（数据来源于海南统计年鉴-2015，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同）。从前三大城市来看，海口、三亚和儋州市常住人口分别为220.07万、74.19万和96.96万人，城镇人口168.60万、52.65万和 47.18万人。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如把海口、三亚和儋州市所有城镇人口当作城区人口，它们分别属于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Ⅰ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2014年户籍人口916.34万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分别为571.29万和345.01万人。就业结构看，三次产业的比例为42.56、12.65和44.79，就业人数为231.14万、68.68万和243.28万人。可以认为，海南省自身农民就地城镇化压力较大，吸引和容纳外来人口就业的能力不足。开发的房产多为外省人购买，商品房空置率较高，候鸟式居民不足以推动海南省城镇化。
nlc202309090635
从城镇空间结构看，规划和现实都已经形成了以既有市县城镇为基点、环路环海岸线开发的格局。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从全省一盘棋的角度，提出“一环、两极、多点”的总体结构，明确全省开发空间资源配置的总体路径是两极引领、多点支撑、就地就近和产城融合[3]。沿海市县在规划建设新区时，主要面向沿海湾区，如乐东县的九所新区，儋州市的滨海新区。各地建设了大量旅游导向的休闲度假区，如三亚市亚龙湾、海棠湾，陵水县清水湾，万宁市香梅湾，琼海市博鳌，文昌市高隆湾、月亮湾等等。传统的乡镇、农场场部加快了产业小镇、风情小镇的建设，吸纳了农村人口的聚集居住。但仍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各市县房地产开发库存过多，环岛周边开发有城无人、产业空心等问题明显。由于工业的“嵌入式”发展，产业的“孤岛式”发展以及多元主体所造成的经济分割，致使海南城乡之间只有一些功能点，而没有高效连接的城乡功能网络[4]。
通过发展交通和通讯，可以缩短地区间的时空距离，扩大地区和居民间的经济联系。目前，环岛高速、海文高速和海屯高速都已经开通，环岛高铁已运营，省道、乡村公路路网基本构建，县（市）城镇水、电、路、气、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服务设施建设基本健全。但仍存在部分县（市）城镇通达不便利，公路密度低，村庄道路状况差等问题。农村比较分散，规模小，虽历经文明生态村、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仍存在基础设施差、公共品不足、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
1.3 岛屿经济与特色产业结构
岛屿经济的特征是远离核心经济圈、参与分工不足，内部市场有限、依赖于贸易的发展，物流成本高，大众心理距离远和心理成本较高等。海南岛还未建成连接大陆的跨海通道，与大陆的经贸往来和交流面临天然屏障。与距离最近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带没有地理上、产业上和经济发展梯度上的直接联系。与环北部湾地区往来缺乏动力。由于与经济发达、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缺乏互动和互补关系，因而难以借外力拉动海南省的城市发展与城乡统筹进程。海南省的城乡统筹发展要更多地依靠自身体系内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来实现，通过发展壮大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增强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力。
建省以来海南的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第二产业总体落后于第三产业，且长期低于第一产业，直到2010年才超过第一产业，产业结构从以往的“三一二”转变为“三二一”。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3.1∶25.0∶51.9。第三产业超过50%，工业长期以来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克服了工业的发展不足，起到了对海南省城市化进程的支撑和推进作用。若不经过工业的积累，第三产业是否可以弥补第二产业的不足，成为快速城市化的持续动力？海南省将重点发展十二类产业：旅游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互联网产业，医疗健康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会展业，现代物流业，油气产业，医药产业，低碳制造业，房地产业，高新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产业。除农业、互联网产业，油气产业、医药产业和低碳制造业，其他均可归入第三产业范畴。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不依托工业的发展而独立发展的，而且旅游产业关联度大，可以带动建筑、通信、住宿、娱乐和餐饮等多个产业发展。各旅游度假区、风情小镇的建设也试图用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当地和周边的发展。三亚市以旅兴城，形成了独特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即“目标定位全域覆盖，旅游主导城乡统筹”的模式[5]。
1.4 生态环境
地方政府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省最大的优势，也是海南省形成竞争力的关键。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发展的根基，但保护与发展是一对矛盾，保护的结果一定程度约束了地区的开发。如《纲要》制定“生态绿心、生态廊道、生态岸段和生态海域”的生态空间结构，设立了一级生态功能区，即生态红线区，指严格进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和刚性约束的区域，占全省陆域空间33.6%。海南省中部地区作为生态绿心，不宜承载过多的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不宜发展人口和经济活动密度较大的城镇。而中部地区又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在旅游开发中，海湾的开发长期是热点，《纲要》设立近岸海域生态保护功能区，限定海域开发，突出“点开发、面保护”的边界要求，有了规范，也有了约束。岛屿型生态系统和岛屿型经济特征，决定了海南的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应该向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便利的中心城镇相对集中，不宜采取分散的农村城镇化方式。
2 海南省城乡统筹模式选择
2.1 3种城乡统筹模式比较分析
在城乡统筹模式上，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成都模式、珠三角模式和上海城郊融合模式等多种典型模式。海南省还没有出现典型或提炼出典型的城乡统筹模式。笔者认为，从城市和农村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些模式可以归纳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自下混合型。上下是针对城乡统筹中城乡发挥的作用力所做的划分，自上而下型主要依托城市的力量，通过发展城市，以城市的辐射和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农村地区乃至整个区域发展；自下而上型则强调依托民间和基层政府力量，加快发展乡镇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自下而上地推动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自上自下混合型是指在同一地理区域上同时发生城市和农村推拉双向动力的发展行为，依托城市发展的辐射带动力和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驱动要素流动，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混合型实践比较适用于要素流动性好、基础设施好、区域跨度不大、居民经济生活多样化的地区[6]。
海南省缺乏有明显特色和突出优势的工业城市，乡村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居民经济能力有限。无法采取“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普遍性发展模式，也不能选择“以乡促城”的推动型模式。海口市能够获得城乡统筹中的带动地位，但集聚与辐射功能不强，如“十二五”期间设立了云龙、演丰、石山三个城乡统筹试点小镇，效果不尽明显。三亚市2015年生产总值（GDP）435.02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3.7∶20.6∶65.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8.92亿元，城镇人口比例72.03%（2015年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城市规模不大，产业体系不健全，辐射和带动能力不高。其它市县中心镇规模普遍偏小，经济总量小，带动能力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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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上自下混合型城乡互动模式
自上自下混合型模式有双重动力。城市拉动可以通过城市内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调整来为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创造条件。它具有主导性、扶持性的作用，提高并充分发挥城市的辐射力和积聚力。农村的发展，农村居民的主动转移是重要的推动力。城市拉动和农村推动两种力量的分别“作为”，其合力是有限的[8]。而将中心城镇作为城市拉动和农村推动两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作为城市辐射力与农村推动力的“吸收器”，其合力将大大增加。
对于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能力不足，农村发展水平又低的海南省而言，依托中心城镇的支点作用，整合要素、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快城市、城镇和乡村的联动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因此，可从城乡两个动力维度，依托中心城镇建设，探索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在实践中宜采取多中心网络状空间整合发展模式，具体是“以空间资源整合、优化配置为重点，以产业互动为主导，整体推进的多极网络态发展”，框架如图1。该模式在区域交通便利条件下，突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促进城乡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合理发挥城市和农村功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9]。
考虑到将海南省作为一个整体规划的设想和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应综合设计好点、线和面的发展。“点”，海口市作为省会，是理所当然的增长极。经济发展水平沿海较好，中部较差，所以可以根据空间和人口分布，考虑东南西北各选一个城市作为增长极，分别是海口、三亚、儋州和琼海。海口、三亚、儋州是海南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前三位，适合做增长极。在东部可选择的城市有文昌、琼海和万宁，这三个城市人口和经济总量都相差不大，但由于博鳌亚洲论坛在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考虑各区域中心空间分布的合理性，如文昌市可纳入海口经济圈，选择琼海市作为东部的增长极城市。合理发展重点城镇，理性发展小城镇，建立以县驻地、沿海发展新区为节点的城乡网络点轴框架。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往来密切的时候，通过面域整合的方式建立跨区域的功能区，形成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备、环境优美的城乡一体化的宏观网络形态。
3 海南省城乡统筹的实现路径
3.1 城乡空间整合：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和重点城镇
建设网络状的城镇体系，以不同等级的城市、城镇作为节点，培育区域中心城镇，以交通轴线形成网络，辐射全省。选择发展四个或五个人口规模较大的市县作为区域性中心城镇，作为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雁、增长极和省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支撑，并逐步把它们培育成区域性大城市，发挥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目前除海口、三亚和儋州外，其他市县按照现有状态自然发展，都很难达到人口100万的规模。通过市县合并的行政区划调整是有效途径，即在尊重历史、地理的前提下，按照资源、经济、产业等优势和劣势互补的原则，将部分经济实力较弱的县市撤销，合并到这几个作为增长极选择出来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特别是，把海口市做大仍是海南省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任务。
发展重点城镇作为区域次增长极，可以选择人口规模较大、经济基础较好的文昌、澄迈、东方、万宁等市县，将其市县政府所在中心镇作为新型城镇化主力军来重点培育。以承担聚集、辐射全岛经济、社会、文化、交通等任务，成为吸纳人口转移的主要场所，逐步建设成为人口规模达到30～40万的重点城镇。加强公共供水供气、道路交通、信息网络等市政设施和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依据地区的地域文化和资源特色，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着重发展旅游服务型风情小镇，建设多种多样的产业小镇。优化建设城乡支线路网，加快乡村道路和通讯设施建设，形成城乡互联互通系统，提高服务农村、带动周边的能力。
3.2 人口空间整合：加速农民市民化进程
农业人口非农化、非农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实质，也是城乡统筹工作的重点。综合考虑市民的经济圈和生活圈，首先是推动省域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根据《纲要》，预测2020年海南省常住人口为1 084万人，2030年为1 268万人。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城镇人口约650万；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城镇人口约887万。如果未来的人口空间布局在3～4个人口规模达到200万～300万的中心大城市实现，那么城市集约度就高。海口市现在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200万，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逐渐把三亚、儋州、琼海等中心城市培育到现今海口的城市规模，基本上就可以承载全省的人口空间布局了。因此，在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加速省域人口向处于本岛四周生活圈的中心城市和重点城镇集中。依托中心城市吸纳外来人口就业和落户，壮大中心城市发展规模。加快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民居住向新型农村社区集中。积极促进农垦改革，推进国有农场生产队并队，推动国有农场和地方乡镇小城镇建设的融合发展。
3.3 产业空间整合：促进要素流动
海南省特殊产业结构变迁中，工业长期短腿。顾京涛认为，工业发展是源于外部投资的“外嵌式”模式，工业和农业之间缺乏转换，服务业的发展不是来源于工业的服务需求，产业之间的缺乏联系直接导致城乡本质上的“分割”[10]。因此，促进城乡统筹和改变城乡分割的局面，产业发展仍是中心任务。以城乡要素流动为途径，加快集约配置，将省域空间按照功能分区，促进产业合理分工协作，引导不同的产业向对应的功能区集聚。加快各类产业园区发展，促进产城融合，建设新的增长极。充分发挥海南现代农业和旅游业发展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全面实施“大城小镇嵌景区”的全域旅游[11]，加快热带农业与旅游业产业联动，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依托产业的发展，培育一批产业强镇、经济强村，加快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城乡间转移，促使农业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
3.4 生态空间整合：构建生态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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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和共享的理念，从海南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整体空间布局出发，统一规划，不断构筑完整性的生态安全体系。加强中部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保护海南中部山区高品质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绿心。加强沿海防护林生态保障体系建设，形成沿海防护林和中部绿色核心的“一环一点”生态屏障。加强区域间、城乡间环境的综合治理，提高环境保护能力。
参考文献
[1] 陈 哲. 海南省东线滨海旅游地区城乡统筹策略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2] 官卫华，陈 雯. 城乡统筹视野下的规划理论与实践范式转型[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8）：79-85.
[3]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纲要（内容摘要）[EB/OL]. [2015-09-29]. http：//www.hainan.gov.cn/hn/yw/jrhn/201509/t20150928_1673673.html.
[4]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规划创新—2010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C]. 赵群毅. 海南城乡关系的独特性与一体化发展路径.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1-9.
[5]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转型与重构—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C]. 范嗣斌、李荣、缪杨兵. 一种新型城乡统筹模式的探索——以《三亚市城乡统筹规划》为例.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 138-1 148。
[6] 张赛丽，张德生. 海南省的特殊性与城乡统筹发展模式选择[J]. 中国集体经济，2015（30）：12-13.
[7]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多元与包容—201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1.小城镇与村庄规划） [C].陈哲、陈浩.海南省城乡统筹的空间特征分析. 昆明：云南出版社，2012.
[8] 张军涛、梁志勇. 辽宁城乡互动机制与城市化发展模式选择[J]. 财经问题研究，2005（8）：79-85.
[9] 许鲜苗. 欠发达地区城乡统筹路径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10.
[10] 顾京涛. 海南省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2012.
[11] 吕俊芳. 城乡统筹视阈下中国全域旅游发展范式研究[J]. 河南科学，2014（1）：139-142.
统筹型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模式 篇4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落实,我国村镇规划在规划操作、规划的法律保障以及规划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村镇规划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其中由规划引发的政府的适当作用,即什么应该由政府决策,什么应该由市场决策,以及公共需求和私人权利间的矛盾问题,一直困扰着村镇建设管理部门[1]。因此加强村镇规划相关利益主体的协调研究对实现村镇规划的落实,推进村镇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2 钟管镇村镇规划操作管理模式
2.1 钟管镇概况
钟管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位于德清县东北部,东临320国道、京杭大运河,西连104国道、宣杭铁路及正新建的杭宁高速公路,北近318国道。区域面积76 km2,总人口4.2万人,辖19个行政村,1个社区居委会。2006年,钟管镇完成工业总产值81.08万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6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9 332元。近年来钟管镇紧紧围绕工业强镇水产重镇现代化小城镇发展战略,切实加快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现代化进程,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2.2 村镇规划操作模式
早先钟管镇受到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钟管镇工业园区和中小企业工业园被撤销,建设用地被冻结。在这样的形势下,钟管镇政府从内部挖掘潜力,推行村庄复垦,缓解了土地制约,保持经济持续发展。钟管镇利用5年～10年暂停农民建房,统一规划建设农民新村,先控制新建,几年后待具备集体拆迁条件后集体几十户上百户一起拆迁;剩余未拆迁的,按年份划分,每个要拆迁的农户在下一个拆迁周期(如以两年为周期)到来之前,向村委会汇报拆迁意向,村委会做好统计调查工作,在一个周期满后,组织农户集体拆迁。这种集体拆迁的方式,便于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便于当地政府开展工作,严把新农村建设质量关,组织村庄复垦。同时也易形成拆迁氛围,起到带动效应。新住宅的建设也可以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建设,无论是从经济还是质量上,都能取得良好的成效,钟管镇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镇。
3 钟管镇规划建设实践带来的思考
从上面钟管镇具体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钟管镇在村镇规划策略上采取了强调“规划先行”的理念,即先控制(控制新建)后疏导(做好详细规划,逐步按老百姓实力改造)的一种统筹型规划管理操作策略。钟管镇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分析思考,为今后操作类似问题提供借鉴经验。
3.1 钟管镇村镇建设成功的基石———“股票田”制度
钟管镇之所以能适应这种集体拆迁的模式与其在土地政策上的创新是离不开的。这种所谓“股票田”的用地管理制度源于1992年国家土地政策改革,钟管镇部分村集体没有将全部土地分给各家各户,而是留一部分归集体所有,这一部分集体土地由各村村委掌管,而这部分集体所有土地所获得收益,作为集体基金或以股份形式分发给村民。这种用地管理模式在进行村镇建设需要土地置换或出让于企业时,直接用集体土地进行转换或交易,而不用涉及到每个农户个体土地的划分,这样就避免了与农户一对一的协调,大大减少了协调的工作量,也使得钟管镇的村镇规划建设部署在空间上相对容易被落实,大大加速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钟管镇通过相关制度的创新很好的解决了相关主体利益的协调问题,实现了多赢的局面,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自身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值得很多地方学习和借鉴。
3.2 加强公众参与的表达途径
规划过程中强调公众参与,让公众就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困难与想法进行沟通,在利益上协调好,达成一致的意见,这是村镇建设中公众自愿参与实施的基础[2]。当前,村镇规划公众参与最薄弱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信息的获取以及在意愿表达途径上,相对于城市居民相对便捷的信息获取手段,村镇的居民在信息获取上往往处于滞后状态。钟管镇通过村委会和村民的沟通互动,协商拆迁意向,统计调查工作,真正从农民的利益角度出发,保证了规划和拆迁的落实。通过基层村委会组织协调,搭建一个交流平台让农民反馈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并使之解决是规划能够落实的一个重要保障。
3.3 加强监督管理
当前村镇规划管理制度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进程之中,在巨额商业利润的驱动下,很多人开始钻规划制度的空子,通过权钱交易,发不义之财。钟管镇“股票田”制度的本质———土地的集体化经营,如果不加强监督管理,不仅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还容易侵犯公众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所以加强监督管理工作非常重要[3]。目前,建设部已于2006年启动城市规划督察试点工作,通过向重点城市派出规划督察员,加强对城市总体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但在村镇这一块监督管理上仍相当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
3.4 完善规划管理
为加强规划综合管理,完善制度配套建设,湖州市建立了市政府规划协调会议制度,作为规划管理的综合协调机构,承担规划的综合协调和审议职能。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在现有的规划协调会议制度框架下在各村镇设立独立的综合协调处建设指导处,其主要的工作包括指导相关村镇规划编制、协调各部门出现的利益矛盾及监督规划操作落实,促进整个村镇建设管理机构的联合互动。综合协调处、建设指导处的设立同时也是针对现有规划管理制度的重要补充。
3.5 正视价值观冲突
村镇规划在具体的操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反映到价值观层面上就是普遍存在着规划的理想性与现实的复杂性不相适应[4]。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针对新农村建设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以来。村容整洁因其带来效果的直观性成为了大多数政府主导下村庄规划的核心。钟管镇的整体拆建工作从某种角度上说也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影响。但据一份针对新农村建设中“二十字方针”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内容时,46.8%的农民认为是生产发展,34.3%的农民认为是生活宽裕,4.7%的村民认为是乡风文明,8%的村民认为是管理民主,仅有6.5%的农民认为是村容整洁。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与作为公众一方的广大农村农民,在价值观的差异下使得新农村建设效果很难被从根本上认同,也未能从根本上满足农村生产发展的需要[5]。这需要我们在以后的规划中转变思想观念,真正从生产发展及如何使农民生活富裕角度上花足心思。
4 结语
由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对同一规划的需求不尽一致。因此,每种规划方案的选择对不同的人而言,在价值判断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也因此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价值体系的多样性必然引发后期规划实践中的矛盾冲突。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在转轨时期,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村镇规划工作应当适应这种形势,把协调各方利益,实现社会快速可持续的增长作为自己首要的目标。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对各种利益主体做出协调最终实现市场运作和社会利益双赢的局面
摘要：针对村镇规划涉及的利益问题,对钟管镇的村镇规划操作管理模式进行了论述,提出了统筹型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模式,从加强公众参与和监督管理、完善规划管理、正视价值观冲突方面对钟管镇规划建设成功实践作了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村镇规划,管理模式,利益协调
参考文献
[1]吴可人,华晨.城市规划中四类利益主体剖析[J].城市规划,2005(11):80-85.
[2]丘伟安.村镇规划不可忽视公众参与[J].城乡建设,2002(2):50.
[3]冷淑莲,冷崇总.关于我国村镇建设问题的思考[J].环渤海经济望,2006(3):37-41.
[4]洪苗.新农村规划建设问题思考[J].小城镇建设,2006(11):74,96-97.
[5]林文棋.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规划创新[J].规划师,2007(2):5-7.
[6]雷翔.走向制度化的城市规划决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48-151.
统筹模式 篇5
坚持组织共建，构建覆盖城乡的区域性组织建设体系。按照组织设置全覆盖、组织领导区域化、组织管理双重性的思路，以区域不变应单位万变，在“两新”组织集中的农村、社区、工业园区和专业市场探索建立了7个区域性党组织，统一负责区域内的党建工作，并根据党员特长，依托群众性组织建立了98个功能性党组织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进一步扩大了党在“两新”组织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全县16家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全部建立了党组织，未建立党组织的“两新”组织均实行区域建党，使党的工作覆盖面达到了100％。
坚持党员共管，构建城乡一体的党员动态管理机制。依托政府专网建成了联接县、乡、村三级的党内信息管理系统，录入了全县所有基层党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基本信息，并能实时查询党内信息、统计资料和实现网上转接组织关系。依托公安部门外来暂住人口登记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在县、乡两级建立了流动党员信息库。建立了50多万元的党员困难互助金，设立了党员咨询服务电话，寓服务关爱于管理之中。
坚持资源共享，构建统筹城乡的基层党建工作平台。全县建立了150个党员服务中心，并以此为依托组建了1000多名党员参加的40多支党员志愿者队伍，成为服务群众的综合平台。按照每个社区200平方米标准，对社区的办公、活动场所进行了全面升级。全面开展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百户以上规模村全部拥有100平方米以上的活动场所。深入推进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在农村和城市社区以及企业开设了150个终端接收站点，形成了城乡一体化党员教育网络。
统筹模式 篇6
关键词：土地整理；统筹发展；流转模式；储备战略；承包经营权
一、基于城乡统筹的土地整理运作模式
1.1土地整理内涵的发展。土地整理这是一个问题，更是一种措施。首先，对于土地的境况，不是只有现在才开始进行研讨的，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对土地进行一系列的整理了，但是据专家透漏称，真正的系统的土地整理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的。为什么对于土地，要进行这么复杂的一系列衍变呢！因为早在很远的时候，就有人定下了一个看似偏颇却是事实的结论，说中国人依靠什么生存？答案是：土地。这是事实也是一个实在的问题，中国人口众多，温饱是生存的条件，同样是发展的基础，那么由此来看，土地是应该作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土地整理的措施同样也应该作为重中之重的话题。那么对于土地整理内涵的发展来说，它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历程，根据不同程度上的完善及丰富，同时根据每一个时代的具体的问题，进行与时俱进的改进，发展。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比较大，但是就其耕地来讲，所占的比例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被浪费，被破坏，利用上就已经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由此利用率低就不言而喻了。有所必要的土地整理，就变得必不可少了。对于已经存在问题的不争事实，进行相应的措施，根据近一些天国家发改委发出的通知。可以了解到，针对土地整理的实施方针包括：开源，节流，由农转非。因为问题是一个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实施，所以要解决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在“对症下药”后，相信相应的取得的效果应该也会很好。对于一个复杂而又严重的问题，给予更多的精力及心思，对于一个整体来讲，将会是一个受益匪浅的事情。
1.2土地整理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土地的问题可以延伸出很多的方面的内容，那么对于新农村建设和土地之间的纽带是什么呢？新农村的建设可以大致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讲：首要来说，在生产的方面上，脱离以前陈旧的模式，改变生产的方式，使其与时俱进，达到科学化的模式；在已经解决完温饱问题的基础之上，完善人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的新农村，更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高素质的新农村。，物质基础和精神世界达到双层面的完善，丰富。这样来看，需要一个强大的前提那就是，所提及的土地整理。也许在土地整理和统筹城乡发展之间还有一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如果让土地问题达到一个规模化，有序化的状态，那么在达到统筹城乡发展上，最基本的问题就解除了。很多问题需要综合起来看，然后达到一个带动的作用，针对土地的高效化利用，需要科学化，现代化的辅助，同时这样一来，实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目标。
1.3土地整理在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内涵拓展。无论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问题上还是在新农村的建设上，都具有相应的难点。那么作为两个存在的个体，农村和城乡，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不是以任何一个为中心，而是要在现代化，科学化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后达到一个综合的效果，使整体都会一个提升和发展。至于土地整理在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内涵，没有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内容，只要本着以人为本，达到提升效果，促进发展，使其土地问题得到解决甚至根除土地问题，从而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二、城乡统筹发展的土地整理模式思路
根据中国土地现状的问题，提出了“三化”的整理模式和思路，具体来讲分为：市场化，社会化，综合化。看似笼统实质上却符合事实状况，也是相對来讲比较符合问题的解决的。无论是怎样的一种模式或者是方案，都是为了平衡或者解决城乡的发展差距的问题，对于“三农”政策，或者下发的。中央—号。文件，或者“五个统筹”的措施，都是对统筹城乡发展，土地整理的有利措施。
三、重庆市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土地整理模式分析
3.1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创新。无论是怎样的一种现实状况，都要有一个自主的环境，所以相对来说给予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良性的循环模式就得以更好的实现。土地流转在统筹城乡背景下，进行生态化，经济化的转变，达到创新的新兴模式。针对土地流转问题，对生产力达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促进了—定的科学化生产。
3.2统筹城乡发展情势下重庆土地储备整治战略。在统筹城乡问题上，以及重庆作为试点的土地储备整治战略上，一直存在一个关键点。那么在“五个统筹”中明显被提出。针对不平衡的发展，土地储备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作用。具体来讲包括：弥补土地开发过程中的不平衡，资源短缺，利用效率较低等等一系列存在的问题。所以综合来看，重庆储备战略在统筹城乡发展情势下，则显得尤为关键。
3.3基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基于统筹城乡发展，在资金，资源，技术上进行优化配置，完成一定意义上的保障机制。为了达到优化配置，实现在优化配置中的极致，填补一些农村市场的缺失，解决存在的问题。
3.3.1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市场是具有一定规律的，那么要实现增值效果的最大化，就要进行一些改变，对于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上，对实现增值发展有不言而喻的作用。据了解重庆市在实施此方案下，连续在四十个县区中，达到了经济的“首长”，因为一定条件下，出现的不平衡，在此基础上解决起来，相对就比较简单。
3.3.2创建“地票”制度，创设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放政策中，新形势的趋势下有很多的是不可抵挡的新产物，那么对于创建“地票”制度，创设农村土地交易所来说，就是一个机制上的突变，一个敢于创新的意识流。
统筹模式 篇7
统筹城乡教育是当前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但统筹城乡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目前还处于初期。就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而言, 改革实践也正处于探索期。本课题组调查发现, 教师继续教育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因此, 从组织管理的角度, 本课题组认为重庆市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可以依托“一圈两翼”的城乡统筹发展平台构建“圈翼联动”的城乡教师继续教育模式。通过发挥“主城”优质资源的引领作用, 助推“区县”的加快发展, 实现教师继续教育的整体提升。
“圈翼联动”模式是指从总体性角度出发, 在主城和区县之间科学合理地组织、计划、再生教师继续教育资源, 优化教师继续教育结构, 以促进区域内教师整体素质协调发展的动态组织过程。在实施该模式的过程中应树立如下观点:一是“圈翼联动”既是城乡统筹教师继续教育的目标, 又是城乡统筹教师继续教育的手段。二是“圈翼联动”不应是教师继续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的简单流动或“简单拉平”, 而是优质的教师继续教育资源的整合、融合和良性互动, 是主城和区县之间教师继续教育的共同发展和整体提升。三是在“圈翼联动”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主城”“区县”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主城”“区县”的协调性和充分性。
二、重庆市实施“圈翼联动”模式的可行性
从统筹城乡改革的背景来看, 统筹改革是依靠整体结构力和谐推进的治理型改革, 是深富体系意识的社会结构完善的工程[1], 它涉及多元统筹主体的改革诉求和发展需要, 必须从宏观角度出发科学配置城乡资源, 优化城乡结构, 最终促成城乡资源的共同发展。结合重庆市的地理环境和继续教育资源分布情况, 本课题组认为采取“圈翼联动”的方式能较好地统筹重庆市城乡教师的继续教育资源。
1.“一圈两翼”的战略布局为本模式奠定了发展平台
重庆市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是全国统筹
筅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李雪
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特别突出。2006年11月, 重庆市政府提出“一圈两翼”发展战略, 即着力打造以重庆主城区为核心、以大约1小时车程为半径范围的城市经济圈 (“一圈”) , 加快建设以万州为中心、三峡库区为主体的渝东北地区 (渝东北翼) 和以黔江为中心、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贫困山区 (渝东南翼) , 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这一战略的确定充分发挥了主城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 构筑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平台。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理应服从和借助全市城乡统筹的统一布局。
2. 重庆市教师继续教育资源分布为本模式提供了现实基础
课题组调查发现, 重庆市教师继续教育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圈翼差别。优秀的师资、优质的继续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以城市为主体的都市发达经济圈, 而以农村为主体的渝西经济走廊 (渝东南翼) 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 (渝东北翼) 分配数量很少。以市级培训基地的分布为例, 重庆市的市级培训基地主要由位于主城范围的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教育学院等6所高师院校和7所教师进修学院构成;7所教师进修学院直接承担了全市21个贫困区县农村教师的送教上门培训任务。因此, 可以通过发挥“一圈”的带领作用, 助推“两翼”的加快发展, 实现重庆市教师继续教育的整体提升。
三、“圈翼联动”模式在城乡统筹教育中的作用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并重”是现代教育永远都应该坚持的原则[2]。因此, 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的诉求也应包括两方面, 一是结束分割状态下的教师继续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二是加大城乡教师继续教育资源的整合优化, 充分发挥城乡教师继续教育双方的优势, 实现城乡教师教育“双强共荣”[3]。
1. 有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教育公平既是人们对教育价值和利益分配合理性的一种主观判断, 也是人际间教育利益关系的反映度量和评价[4]。城乡教师继续教育公平是指城乡教师享有各自应得的继续教育资源。由于继续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 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 教师继续教育的大批优质资源集中在了主城。学校位于主城的教师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发展空间, 这有意或无意的限制了学校位于区县的教师的教育发展。通过“圈翼联动”的方式, 将主城与区县的教师继续教育进行通盘考虑, 按照公平原则 (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结合) 将有限的教育资源科学合理的分派各区域, 减少地域、经济等原因导致的教育不公平, 使教师都能享有应得的教育资源, 将促进城乡教师继续教育良性互动, 缩小城乡教师之间的继续教育差距, 实现城乡教师继续教育均衡发展、协调发展。
2. 有助于教育效率的提高
促进教育公平是城乡统筹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涵之一, 是推进城乡教师继续教育统筹发展的重要任务, 但并不是全部任务。教师继续教育城乡统筹必须要考虑发展层面上的教育效率。教育效率是指教育对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贡献率[2]。从某种意义上说, 教育效率的提高比教育公平的实现更重要。当区域性的教育资源本着教育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时, 必然会带来教育发展的高效率[5]。从个人发展层面来看, 通过“圈翼联动”的组织运作, 将改变过去只管人、财、物、信息等资源的输入, 从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角度出发, 规范和协调城乡教师继续教育发展, 实现教育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从国家发展层面来看, 过去由于城乡分割导致的信息沟通不畅所带来的教师继续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太低, “圈翼联动”的协调将减少这种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局面, 整体合理的考虑主城和两翼的教师继续教育资源, 努力推动城乡教师继续教育的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最终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共同发展。
四、“圈翼联动”模式的操作建议
1. 明确政府职责, 提高统筹意识
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是使城乡教育产生严重差别的社会制度原因。就重庆市来说, 长期的优先发展工业, 以农养工的政策人为地拉大了城乡差距。袁振国等指出消除教育贫困, 缩小教育差距的责任主要在政府, 政府应该通过调整和制定公共政策确保所有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公共教育资源[6]。因此, 在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的过程中, 必须强调政府的主导性作用, 强化其统筹意识。在相关的政策制定中, 应把农村教师继续教育和城市教师继续教育通盘考虑, 力图从城乡教育发展的全局出发思考教师继续教育问题, 不再走原来的差别化资源配置道路, 不再在城乡之间竖起人为的壁垒。具体而言包括:
(1) 发挥政府的强大推力, 整合高校、教研部门以及城乡学校的力量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统筹进行理论研究。任何一项改革行动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和引领。对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进行理论研究, 其价值不仅在于能促进继续教育改革观念的转变, 而且还能为具体的改革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行动准则。据调查, 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 而每一个阶段教师的内在学习需求是不一样的, 其心理特征、认知表现、情感态度和专业需求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 统筹城乡教师的继续教育应重视理论研究, 关注教师的内在学习需求, 关注教师的个体差异, 才能提升实效。
(2) 建设城乡互联网络, 实现城乡教师信息共享。由于城乡分割的治理方式, 导致主城和区县教师继续教育的供求信息严重阻隔, 各级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又各自为政, 造成供需脱节。主城区的教师成为继续教育资源的垄断者, 培训成果难以与区县教师共享。建设城乡互联网络, 打造师资资源共享平台是指创立互换机制, 鼓励师资流动, 提高整体素质, 实现资源共享。据调查, 部分地区已初步建立了互联网络, 但是还有一部分地区存在信息盲区。相关部门应加快建立和完善城乡互动的信息网络, 完善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师信息资源系统, 实现城乡教师信息共享。
2. 进行科学规划, 完善管理机制
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总体性的角度出发思考和规划重庆市教师继续教育方案是城乡教师统筹的基础和前提。它可以确保教师继续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合理有效的均衡配置;可以确保有限的教师继续教育资源在统筹改革中充分做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教育现实还告诉我们, 管理机制不到位已成为限制城乡教育统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 管理是支撑, 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教育统筹的依托, 城乡教师继续教育顺畅、系统、优化的管理结构是确保城乡统筹改革得以良性、持续发展的支点[7]。完善管理机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准确了解辖区内教师继续教育的境况。统筹发展城乡教师继续教育不是让城乡教师统一发展。完全忽略城乡教师各自的特点、任务和历史传统的统筹, 将不能实现城乡教师教育的效率最大化。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地方政府为统筹而统筹, 强行搞平均主义做法, 使城乡教育发展又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进而阻碍了教育的良性发展。所以在制定统一、科学的规划前, 需要准确了解辖区内教师继续教育的境况。
(2) 建立灵活多样的帮扶制度。教育帮扶制度是当前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统筹制度模式, 其实质就是通过发挥城乡教育二元的主体性, 实现两者软硬件资源的共享和共进。由于主城与区县的学校在定位和理念上具有差别性, 所以教师继续教育的需求、形式以及考评等也应具有多样性。因此有必要建立灵活多样的帮扶制度。定期进行帮扶经验交流, 实现教育帮扶资源的整合;建议以主城为依托, 以区县为帮扶单位, 而不局限于单纯的行政区县对接帮扶, 争取打造出与产业布局相一致的教育协同帮扶示范区[1]。
(3) 提高管理执行能力。解决帮扶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发挥“圈”的辐射度, 提高区县的竞争力, 都要求整合教育部门及其直属机构的服务职能, 提高各级部门的管理执行能力。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管理部门应认识到联动不仅是主城对区县的带动作用, 还包括区县对主城的支持作用。这两个方面是相伴而生的, 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联动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有效利用现有优势资源, 对落后地区的教师进行快速提高, 实现城乡教师专业发展的“双赢”。所以联动应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行为。
3. 建立健全的保障制度和问责制度
本课题组重视导致城乡教师继续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制度性原因, 因为城乡教师的继续教育不可能离开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条件。社会的公平公正是统筹教师继续教育的背景。而制度是社会公平公正的根本保证。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保障体系, 将推动“圈翼联动模式”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措施, 重庆、成都等地也积极进行了尝试。诸如, 改革教师的薪酬分配方法;打破编制的单位归属制度, 变“单位人”为“社会人”[8];建立多元化、弹性化的培训机制等。不管怎样, 我们应认识到权利、责任、物资、财力等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调动各部门和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根本前提。在“圈翼联动”的过程中, 在制度上健全相应制度, 将目标落实到相应的部门和人员, 明确具体的任务目标, 完善权、责、利的关系, 将有助于城乡统筹教师继续教育目标的完成。
(1) 加强教师继续教育立法工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世界继续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表现为继续教育的法制化管理。本课题组建议对现有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进行修订, 扩大主体范围 (包含所有教师) , 特别要对政府的责任、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继续教育的不同要求、条件保障等做出详细的法律规定, 以便调整教师继续教育中各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一方面可以确保教师统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解决当前无序管理、多头管理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切实增强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2) 加强教师继续教育专项督导评估。建立督导评估制度, 是保障教师继续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它可以达到以评促管、以评促建、以评估带指导的目的。本课题组建议可以借鉴当前正在进行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水平评估的方式, 设立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评估中心, 建立评估专家库, 制定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的评估应关注城乡教师的进步程度、关注参培学员的个性表现、关注培训过程体验与感受。评估指标体系应能够最大限度的判断教师继续教育活动中的参与度与创造性。
(3) 重视城乡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者队伍建设。面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师资培训的新形势, 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者队伍建设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原则上承担统筹城乡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活动的专职教师应具有相关教育理论知识、学科专业知识等知识论基础以及相应的教学体验和教学情怀的情绪性基础。同时, 要根据各级培训机构的性质和任务, 广泛聘请有关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 优秀中小学教师以及社会各行业专业人才作为兼职教师或顾问, 参与本地区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通过充分发挥专兼职教师各自的优势和特点, 努力打造一支集培训、教学、教研于一体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新型培训者队伍。
(责任编辑任洪钺)
参考文献
[1]李涛.对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的若干建议.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2008 (6) .
[2]褚宏启.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双重目标.教育研究, 2008 (6) .
[3]诸宏启.城乡教育一体化:体系重构与制度创新.教育研究, 2009 (11) .
[4]张良才, 李润洲.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论思考.教育研究, 2002 (12) .
[5]李帆.教育公平需要政府“重点作为”.人民教育, 2005 (23) .
[6]袁振国.缩小差距—中国教育的重大命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5 (3) .
[7]李涛.统筹城乡教育的实践探索.教育发展研究, 2008 (20) .
统筹模式 篇8
1 西安高等院校科技资源统筹改革存在的问题
1.1 人才资源统筹存在的问题
1.1.1 高校人才总量多,但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科研人才相对较少
近几年,为引导高校转变观念,增强服务地方发展的主动性,西安市科技局通过青年科技人才创业计划和工业应用技术研发计划引导高校科研人员在西安创新创业。2005—2009年,西安市青年科技人才创业计划共支持青年人员创办企业95个,有25%的创业者来自高校。2008—2009年,西安市工业应用技术研发计划支持了120个项目,政府投入科技经费630万元,企业投入 2 761.85 万元,高校院所投入 1 393.4 万元,引导科研人员走进企业,开展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活动。但是高校评价主体单一,主要为教育主管部门,评价体系主要是根据学术性、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制定的,强调的是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大功能的前两项。受这种考核体系的限制,加之繁重的教学任务压力,高校老师服务社会的功能被无形弱化。据调研,西安地区高校从业人员6.9万人,其中约有1/3的人员以教学(知识传播)为主;1/3人以完成国家项目、开展基础和前沿科学研究(知识生产)为主;其余1/3的人依靠科研活动为企业和产业提供直接服务(知识转让)。由此可见,在众多的高校人员中,真正关注地方经济、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科研人员相对较少。
1.1.2 高校对科研人员的考核“重纵向、轻横向”,从事横向课题研究、服务地方的科研人员未得到足够肯定和认可
在国家教育管理部门高校排名、评估等因素的影响下,高校对科技人员职称晋升、考核评定等方面“重纵向、轻横向”,对企业和地方政府委托的研究项目不够重视。高校对横向、纵向课题评价权重差别很大,纵向课题权重系数高,横向课题权重系数偏低;即使同为纵向课题,国家、省级、市级课题权重差别也很大,国家项目的权重高,地方项目的权重低。同时,高校对横向、纵向课题管理费收取标准差别很大,对横向课题收取的管理费高于纵向课题,大部分高校对横向课题收取15%的管理费,纵向课题仅收取5%～10%的管理费。多数高校对于纵向课题还给予不同比例的配套经费。受这种考核指标导向的影响,高校老师更多地把主要精力用于申报和完成纵向课题上,对横向课题重视不够。
1.1.3 服务地方经济的高校科研人员以个体、半公开形式居多,尚未形成合力
2006年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召开的高校服务地方发展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各高校要牢固树立立足地方、依靠地方、主动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意识,全面融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践,确保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人才支撑,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参谋和咨询。”因此,高校开展社会服务在为地方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使高校科研人员更好地了解现实需求,从而激发创新活力,进一步提升高校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可以实现高校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双赢。但目前许多高校对校企合作、服务地方的认识不完全到位,担心高校发展横向合作、服务地方经济会使科研人员分散精力,从而“影响”教学和科研;加之缺乏有意识的引导,高校人员与企业的联系大多是私下的、非公开的。据调研,西安某电子大学管理部门公开掌握的为企业服务人员不到百人,实际上有千名左右的科研人员与高新区的电子信息、软件企业有联系,在企业进行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工作;西安某大学依托技术优势和行业特点,也有大批人员活跃在长庆油田等生产一线。其他高校也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这种科技服务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持多数以半公开方式进行,尚未公开化并形成合力。
1.2 平台设备资源统筹存在的问题
1.2.1 平台资源与地方产业结合不够紧密
在西安地区普通高校的1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89.5%集中于部属院校,除国防科技实验室7个、工程物理实验室1个、地球科学实验室1个外,其余与地方产业结合相对较多地集中于通信、机械(4个)、材料学(3个)、生物医药(2个)和土木建筑工程(1个)领域,占西安地区国家重点实验室总数的53%。同时,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体系中,“研究水平与贡献”占50%,“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占30%,“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仅占20%。也就是说,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开放共享在其评估体系中占较小的权重。作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学科发展前沿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要科技领域和方向,开展创新性研究,针对地方产业发展开展研究不多,与地方结合不紧密。
1.2.2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对外开放共享程度低
陕西省82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51%的实验室集中于部属院校,除地学实验室10个、数理实验室2个、考古实验室1个外,其余集中于工程、信息、材料、化学、生命科学、制造技术领域,占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总数的84%。这些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与地方产业结合紧密,但对外共享程度低。
在对西安地区高校大型平台设备资源调研过程中发现,各高校普遍有较强的共享意愿,一是可以扩大学校影响,二是可以推进本校的学科建设,三是可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对设备共享的责任、费用收取、利益保障等没有具体规定,共享难以实现。据调研,目前高校重点实验室基本是为本课题组服务,个别实验室的大型设备每年仅使用1～2次,校内的开放共享还没有实现,对企业的开放就更少,即使开放,也是同行依靠个人关系实现。更重要的问题是,学校各科研实验室缺乏沟通,仅根据自身研究需要购置仪器设备,造成了一些仪器设备重复购置;加之缺乏高校设备的公开信息,也影响了设备的对外开放共享。
1.2.3 对相关利益主体激励机制缺乏
目前,多数高校实行项目负责制,科研项目购置的设备虽然归属于学校,但是使用、维修、报废等权利基本掌握在课题组人员手中,设备仪器的后期保养、维修等管理工作基本由实验室负责。如果对外共享设备,必然会增加该科研实验室的负担和损失;如果有偿对外共享设备,科研实验室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制定出合理分摊责任、费用等管理方案。同时,高校研究平台的共享涉及到仪器设备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等利益主体,对相关利益主体缺乏激励。高校中设备的具体管理部门不是独立法人,管理人员不能直接向外部使用者开具票据收费,这样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利益就很难保证。
1.3 科技成果资源统筹存在的问题
1.3.1 科技成果产出丰硕,但本地转化比例低
西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一高两低”。“一高”为成果产出总量高;“两低”为转化率低、就地转化率更低。以“863”项目”为例,2008年西安高校承担国家“863”计划148项,在开展项目过程中进行了成果转让的有29项,占项目总数不到20%。2009年西安高校共实现项目技术交易3.35亿元,其中西安本地单位购买技术实现交易1亿元,占项目技术总交易额的29.9%,外地单位购买技术实现交易是西安本地的两倍多;高校专利的技术交易额为600万元,在西安本地进行的专利技术交易额为80万元,仅占专利总交易额的13.3%。
1.3.2 西安高新技术企业承接高校科技成果能力弱
从技术集成和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角度看,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但西安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有1 058家,产值过亿元企业有286多家,总量上远远落后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西安工业经济主要由中央和省属企业支撑,国有控股和大中型企业是西安工业经济的主体,14.7%的中央和省属企业创造了全市52.8%的工业产值。全市工业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不足0.5%,远远落后于其他同类型城市;许多企业技术中心基本不具备技术开发的功能,大多数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2009年西安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为1 110亿元,不到成都的1/2。西安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尚未形成,资金短缺问题突出,生存仍然是企业的首要问题,导致企业承载高校科技成果的能力较弱。
1.3.3 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不健全,转化渠道不畅通
科技中介机构是连接技术供给与需求的桥梁,是连接高校与企业的纽带。截止2011年底,西安地区共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1 000多家,但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只有200多家。科技中介机构发育不完善,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信息不对称。科技中介机构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统一的信息推广与交换平台,只有40.2%的技术转移机构拥有独立的网站,8.9%的机构拥有对内管理和对外推广的数据库系统。第二是技术经纪活跃度不高。具有技术经纪业务的中介机构仅占32.6%;71.7%的中介机构的技术经纪人占本机构人员比例在5.0%左右;有26.1%的中介机构没有技术经纪人。第三是复合型人才缺乏。57.6%的中介机构认为需要进一步改善本机构的人员结构。第四是工作经费少,财政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弱。84.8%的技术转移机构年经费在100万元以下。科技中介机构的现状,导致科技中介机构在西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1.3.4 风险投资滞后,成果转化过程中资金缺乏
高校成果在进入市场过程中,中试环节资金支持尤为重要,是成果转化必不可少的环节,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成功的催化剂。2009年西安有专注于科技企业投资的创业投资机构15家,注册资本金23亿元。2009年3月成立的西安创业投资联盟已吸收理事单位和合作单位85家,到2009年底,已投资西安地区科技企业7家,投资总额达4.25亿元。但是,与西安科技成果转化要求相比,直接从事投融资服务的机构仍然偏少,高校成果往往由于中试环节资金缺乏而夭折。更突出的问题是,高校和企业不履约、专利被侵权和利益分配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高校科技成果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2 西安统筹高等院校科技资源对策建议
2.1 统筹科技人才资源对策建议
2.1.1 探索建立高校服务社会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
在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评价的基础上,应探索建立多元化的高校评价体系。该体系遵循共性评价机制,兼顾高校特点,把高校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贡献作为考核内容,建立一套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考核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主要涉及高校对地方发展的贡献、对行业进步的贡献、设备对外开放共享情况、成果在当地转化情况等。按高校所属部门和行业进行评估,如省属院校主要考核对地方发展的贡献,专业院校主要考核对行业的贡献,将考核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并根据综合评估决定地方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投入、项目支持和设备补贴,从而加强高校与地方的密切合作。
2.1.2 完善高校科研人员晋升激励机制,充分调动高校人才服务地方的积极性
国家及省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免除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鼓励高校科技人员在完成好本职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支持他们作为科技特派员前往企业工作。对高校从事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在职称评定、科技奖励、人才计划选拔等方面保证适当的比例,并重点考核其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要求高校聘请一定数量的企业技术专家担任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等。要求高校的专家学者兼任企业技术带头人,每年有一定时间深入企业和生产一线,参与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项目的实施。
2.2 统筹平台设备科技资源对策建议
2.2.1 建立高校平台资源对外开放共享的长效机制
第一,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制定相应的设备开放共享实施细则。
为了保证科研实验设备资源共享的顺利实现,省教育、科技主管部门尽快制定一套完善的科技平台对外开放交流和管理机制,制定科技平台对外开放共享的方案和管理考核方法,规范科研实验室及实验室人员的职责、权利、义务。明确对外开放收入归实验室和服务人员所有,保证科研实验室和实验室人员的利益。在实施细则出台前,选择与西安产业紧密相关的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的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以会员制形式进行开放共享。
第二,建立西安设备资源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西安科技资源共享数据库,变“封闭”为开放、变“独有”为共享。政府确定专门的职责部门负责高校设备资源信息的统计管理,对实验资源信息进行整合,建立实验资源共享服务系统网站,面向全省公开实验项目、实验室名称、指导教师、仪器设备情况,实现实验项目、实验仪器设备查询和在线服务功能,并建立与各实验室的链接功能,形成共享服务网络。
第三,进一步修订完善有关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
建立实验资源共享效益评价体系,为实验室资源共享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同时,设立一系列指标,如实验室开放工作天数、设备使用率和共享程度、为社会服务工作量等,从制度上保障大学重点实验室对外开放服务。比如,上海科学仪器借鉴“合理规划布局、减少重复购置;实施购置评议、促进存量共享;推进多方共建、建设协作网络”的国际经验,在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方面,以信息公开促进仪器共享,以内容服务带动资源整合与协作共享,以服务奖励激励和调动管理单位积极性,以新购评议调控增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广大中小企业、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的普遍欢迎。
2.2.2 完善高校科技平台开放交流的激励机制
首先,市财政应增列专项经费,补贴高校科技设备对企业的开放共享。市科技主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重点实验室,尤其是省级重点实验室给予财政专项经费补贴。补贴应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引导性补贴,用于实验室引进和建设初期的相关费用,包括基本仪器的购置、必要的人员劳务费用的支出、管理费等。第二部分是科技项目费用,主要用于实验室与企业共同承担的研发项目、经评估达到要求的项目补助费用。费用支出按科技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市财政专项经费采用合同制管理的方式进行。
其次,市科技主管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每年对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情况进行年度考核与绩效评价。对年度考核达标并通过评估和验收的实验室,推荐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其申报的市级科技项目优先给予经费支持。
2.2.3 鼓励高校在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
鼓励建立产学研联盟,促进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政府财政给予必要补贴,引导高校在企业建立研发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校企联合开发并转化为新产品的企业,政府可给予三年内返还企业所得税的政策优惠。
2.3 统筹科技成果资源对策建议
2.3.1 鼓励校企联盟,将校企联合作为应用类项目申报的必要条件
加强产学研创新联盟建设,把高校与企业联合申报作为实施国家重大项目的必要条件,如申报国家“863”项目非基础性项目时,必须要求企业与高校联合申报。在一部分有基础的联盟开展机制创新试点,推动联盟的实体化建设。同时,组织联盟制定技术标准,加快行业共性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积极吸纳行业内中小企业参加联盟,不断提高联盟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支撑和引领相关产业发展。为加强校企联合项目应用,建议省自然科学技术基金分成自然科学创新基金和工程技术创新基金两部分,通过工程技术创新基金重点支持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省级科技进步奖也分成理论成果奖和技术成果奖两部分,后者获奖标准主要考核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
2.3.2 加快中小型创新企业的发展,提高本地企业成果承载能力
对中小科技企业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中小企业快速发展。通过政府“双千人才”创新创业计划的引导,促进人才资源为企业服务。同时,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应尽量争取“中小企业联合债券试点”、 国家“新三板”在西安试点,开展非上市企业股权交易,解决中小、微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争取国家在上市审批上对西安科技企业在创业板、中小板上市优先支持,重点支持一批科技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推进企业规模发展。
2.3.3 完善服务体系建设,畅通成果转化渠道
加快西安科技资源大市场建设,争取纳入国家重大平台建设规划布局,使之成为陕西省科技资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汇集高校院所的技术成果,建立企业需求与高校供给对接机制,强化技术交易体系建设,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交易;扶持一批骨干科技中介机构,培养一批专业中介人才;逐步建成科技资源共享、科研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科技投融资、技术交易等服务平台。同时,充分发挥6个工业研究院产品中试功能,承接高校重大的实验室成果,完成中试产品,将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到企业,支持龙头骨干企业与高校联合建设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等,有效增强企业吸纳高校科技资源的能力。
2.3.4 创新财政激励手段,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参照高新技术企业的减免税政策,对吸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探索风险投资鼓励机制,对风险投资机构进行后补助,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按照企业的科研投入、技术贮备、创新性研究、与高校的合作、成果转化等情况评定,对产学研结合开发产品给予税收优惠,对技术吸纳方给予财政补贴。在成果转化中加大对成果持有人的奖励力度。
3 结论
西安是我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综合科技实力雄厚,但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经济发展滞后。针对西安统筹科技资源过程中高校出现的人才资源与地方经济结合、平台设备资源的共享利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高校晋升机制、平台资源的对外开放和校企联盟项目执行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了更好地统筹西安地区的科技资源,提高科技人员服务地方的积极性,建议把市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等同于陕西省的科研项目和科研奖励等级,进一步从微观制度上维护并激励高校科技资源利益主体的权益。同时,在战略层面上,西安应抓住国家推动教育改革和“西安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的有利时机,尽快申请把西安列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城市,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试点。
摘要：统筹科技资源是西安城市创新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西安作为全国统筹科技资源综合试点城市,其高等院校科技资源统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现实性。从人才资源、平台设备资源和科技成果资源三个方面,分析高校科技资源统筹存在的问题,并从地方财政激励、高校科技人才考核、平台设施开放共享管理和校企联盟实施执行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西安模式,科技资源改革,高等院校,障碍因素,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杜峻晓,王乐文.统筹科技资源拓展产业集群关中—天水经济区释放发展能量[N].人民日报,2011-08-06
[2]杨忠泰.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探索的重点[J].科技管理研究,2011(20):73-75
[3]丁厚德.科技资源配置的新问题和对策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23(4):474-480
统筹模式 篇9
1 重庆市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现状及问题
1.1 失地农民现状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群体和弱势群体, 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滞后于城市化, 成为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突出表现在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被剥夺、失去了基本的就业岗位、基本生活保障红线缺失、失去了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最弱势、最缺乏保障、最边缘化的群体。
(1) 从征地补偿看, 目前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方式仍然以一次性现金补偿为主, 但是其标准普遍偏低, 失地农民满意度较低。按规定, 重庆主城区土地补偿费标准为1.4—1.6万元/亩, 安置补助费为2.8万元/人 (其他区县更低) 。根据课题组抽样调查结果, 78.6%失地农民对现行征地补偿金数额不满意。
(2) 从失地农民就业情况看, 由于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和技能缺乏, 同时缺乏职业和就业培训导致失地农民普遍存在就业困难, 非正规就业成为失地农民主要就业方式。
(3) 从社会保障看, 现有养老保险覆盖面过窄, 同时由于现有补偿标准偏低, 导致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积极性不高。
(4) 从征地后的生活状况看, 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根据问卷调查显示46.2%的家庭生活状况“变坏了”, 56.5%对现状“不满意”或者“不太满意”。
1.2 农民失地引发的社会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缺陷, 农民正当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失地农民生活的补偿标准又严重偏低, 补偿方式普遍采用“买断式”的一次性货币补偿, 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又跟不上, 因此农民失去土地不仅仅意味对土地使用权和生产能力的丧失, 也意味着失去了生活、就业、养老保障。部分失地农民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的生存困境。
失地农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大多数农民无奈地接受了不合理的分配, 靠低微的征地补偿费维持生活, 成为新的贫困户;一部分维权意识较强的农民选择“以法”、“依法”抗争, 走上了上访的维权之路, 甚至产生群体性事件, 影响社会稳定。
2 重庆城乡统筹背景下可持续安置模式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必须从统筹城乡社会发展视角出发, 把失地农民安置放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研究。实现失地农民顺利融入城市, 应构建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制度通道”。一是在指向“利益补偿”的征地补偿制度上, 要寻求解决失地农民利益补偿的合理标准和对城市化、工业化的利益分享机制;二是在指向“保障安置”的社会保障制度上, 寻找解决失地农民国民待遇和基本保障的有效途径;三是在指向“就业安置”的土地征用制度上, 寻找解决失地农民现实可得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进而结合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的特色, 形成失地农民的“公平”、“生存”和“发展”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安置模式。
2.1 以“利益补偿”为核心的征地公平补偿机制
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严重偏低的实际, 新型征地补偿模式以提高或恢复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目标, 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 以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遵循公平补偿原则, 让失地农民充分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成果。
2.2 以“保障安置”为核心的生存退路安排
退路问题, 就是社会保障问题。对农民而言, 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土地一旦被征用, 他们的保障便成了“空中楼阁”。必须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解决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以此解决失地农民退路问题。
2.3 以“就业安置”为核心的发展出路安排
出路问题, 就是就业问题。被征地农民一旦失去土地, 也就失去了维持家庭可持续生计的主要来源。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根本的出路在于就业。
3 重庆失地农民可持续补偿与安置模式构建
3.1 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模式:公平补偿
对被征地农民, 一定要按照被征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课题组研究认为, 可以把土地征用补偿分为土地征用费和土地赔偿费两部分, 由征地主体出资。
土地征用费:土地征用费相当于土地价值, 这部分的计算要变现行的“产值倍数法”为“综合因素法”, 重新测算被征土地价值。在完善征地补偿模式的同时要顾及被征土地的当前用途价格与未来价格的差异, 及时足量给予补偿。同时兼顾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 以及土地的类型和质量, 分层次、水平确定土地价值。
土地征用费部分, 由政府、农村集体和失地农民共同按比例分配。在实践中, 要规范乡镇基层组织行为, 不允许其参与征地补偿分配;同时出台相关政策, 规范不同的乡镇村集体之间的分配依据, 规范土地补偿费使用标准。同时在利益分配的格局中, 提高失地农民所占比重, 减少企业利润所得, 严格控制村级组织挤占、挪用失地农民土地补偿金。
土地赔偿费:土地赔偿款是对土地权利人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经济及其它损失的赔偿, 这一部分主要指失地农民的经济损失赔偿即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赔偿和失地后的安置费用。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赔偿费仍然归失地农民分配, 维持原有政策不变。但应注意农作物的经济价值区别对待, 对一些名优特农产品应适当提高补偿费。同时拆迁地上附着物的同时, 要合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 提供临时住房, 或临时住房补助。
预留失地农民安置费用主要包括:住房安置费用、社会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费用、就业安置 (培训) 费用、子女教育费用。这部分费用由征地主体直接交与政府财政后划拨各相关职权部门, 由相关部门负责落实具体安置措施, 用以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发展问题。
3.2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生存保障
3.2.1 资金来源。
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明确各类征地主体无论作何种用途的土地征用, 均应在土地收益中留出一块作为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基金, 并实行专户储存, 由专门机构管理。公平补偿的土地征用费和补助安置费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同时要引导农民、集体、政府出资, 作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有益补充。
3.2.2 运行机制。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也必须考虑保障基金投资运营问题, 确保未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要实现投资方式多样化, 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 充分体现基金的收益性, 同时必须加强投资的风险管理。
3.2.3 保障内容。
重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应包括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应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区失地农民客观需求, 因地制宜地选择社会保障种类、标准和内容。
3.3 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体系:长远发展
对于失去物质性和生产性资产的农民而言, 就业收入构成了大多数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此, 为失地农民提供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 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重要手段。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体系包括就业培训体系、就业安置渠道和就业支持体系。
3.3.1 就业培训体系。
首先要把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 通过政府与培训机构合作, 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根据不同类型的需求, 开展多层次培训,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失地农民解除眼前的“生存之忧”和今后的“就业之忧”, 维持其“可持续生计”发展。
3.3.2 就业安置渠道。
按照市场化原则, 制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政策, 建立城乡统一的、平等的劳动力就业市场, 实现城乡统筹就业。采取多种形式, 拓宽就业渠道, 根据失地农民不同个体特征进行就业安置。
3.3.3 就业支持体系。
失地人员就业政策支持体系, 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征地农转非人员自谋职业优惠政策;企业吸纳农转非人员的优惠政策;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政策。
参考文献
[1]杨一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与社会保障——兼论构建复合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J], 财经科学, 2008年04期.
[2]姜长云.农村土地与农民的社会保障[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 (01) .
[3]王小映.土地征用公正补偿与市场开放[J].中国农村观察, 2007, (05) .
统筹模式 篇10
在我国逐步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针对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五个统筹”的发展方针,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是一种新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首位,说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意义。
由于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农村商贸流通业与城市商贸业相比,无论是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距。而造成这一差距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农村商贸流通体制改革步伐的相对滞后,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农村商贸业投入过少、重视不够和发展不顺。
1. 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有助于农村特色产业的挖掘与升级。
一村一品,一镇一产业,这是南方一些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而这些特色农产品能否体现价值关键就在于营销渠道的创建,没有营销渠道,再好的农产品也不可能实现价值。事实证明,流通做得好的农产品企业更有生命力,更有竞争力。统筹城乡商贸前,农产品的加工、配货、运输等工作都是农民依靠自己去实现的,其结果是成本高、利润低,农产品的质量、新鲜度很难得到保证,农产品的销售不够稳定,自然阻碍着农民的收入提高。统筹城乡商贸后,像城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仅向农村输送农业科技、农业生产知识,提高农业生产率;还向农村输送农产品管理方面的经验与知识,有利于保证农产品质量与新鲜,增加农产品的销售量,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村经济、城市经济都得到进步与发展。
2. 统筹城乡商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举措。
首先,商贸业是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统筹城乡商贸业的发展,关系到农村能否繁荣;其次,统筹城乡商贸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和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三是统筹城乡商贸发展,是城乡一体化下商贸业、农业、制造业三产联动、协调发展问题,关系到农业能否可持续发展;四是统筹城乡商贸发展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与新型农业,即农业生产机械化、信息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
3. 统筹城乡商贸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村和城市的双赢。
共生是指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之意。城市商贸与农村商贸是我国商贸经济发展的两翼,统筹城乡商贸可以促进我国商贸经济发展。商贸业相对发达的城市站在城乡一体化的高度制定产业选择、布局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各项发展战略,把城市中存在的商业业态、流通手段和消费方式渐次推广至农村市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城市专业市场的有效延伸,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促进农村市场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完善、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商贸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业态结构和空间布局的有效安排,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加需求,刺激消费,反过来又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增长。
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面临问题研究的简要回顾
廖建成课题组(2005)对农村消费情况作的调研结果是:消费不安全;消费不方便;消费不实惠,或者是消费不经济。[1]乔海曙和邓婷(2006)对农村居民消费情况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农村居民消费总量不足、消费层次偏低、消费水平较低(突出表现在农民消费水平总体不足,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2]陈潮鹏(2007)从农村的消费结构(具体表现在食物消费和居住消费比重大、人情消费和教育消费不堪重负、家用设备和医疗消费支出较少)、农村的消费观念(具体表现在缺失的保障体系影响预期消费、传统消费观念形成畸形消费)以及农村的消费保障(主要表现在农村消费设施落后、农村消费维权缺乏)三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居民面临的消费问题。[3]
陈文玲等(2007)认为,制约农村扩大消费的7个因素,即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消费条件不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滞后;消费观念、消费习俗落后,农民消费不科学等。[4]安毅和张青(2007)认为制约农民消费的突出问题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社会保障和生活消费基础设施落后,消费品流通市场发展缓慢,流动性约束(如农村农民很难获得贷款、商业银行远离农村、农村储蓄资金向非农业、非农村方面流失、农业保险滞后等)。[5]崔成国(2007)提出制约农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不足;农村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较差;农民取得非农收入受到限制。这些现状的存在,使农村农民的收入增加困难,生活质量提高不大,消费降低,导致农村市场需求减少,抑制生产,阻碍经济发展与繁荣。[6]陶红茹等(2008)认为农村消费者的维权能力较弱、维权期望值较低以及消费观念比较落后。[7]徐瑞娥(2008)进行了关于我国农村消费的现状方面的综述,即从农村的畸形与未达到预期的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偏低、农村的消费保障不足(如农村消费设施落后、消费维权缺乏)及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如精神性消费少、消费时段集中、消费方式趋同、消费心理谨慎等)五方面进行文献梳理,说明我国目前农村的消费现状。[8]
通过上述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农村消费面临的问题进行调研、梳理与总结,文章认为我国农村消费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的消费不够便利和安全、农村消费环境差、农产品流通效率低下,以及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如农村居民消费观念落后、农村消费品质不高、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农村居民消费方式单一以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失衡。
三、改善农村消费视角下的统筹城乡商贸发展模式
文章基于改善农村消费视角,提出了改善农村消费品质的“消费合作社”模式、改善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企业+农户”模式以及提升流通企业经营效益的“连锁经营”模式三种统筹城乡商贸的发展模式,以期能够建立城乡互通的流通机制与制度,使城市与农村的流通体系得到有机衔接和联动运行,以城乡市场的一体化推动城乡间商品和服务、资源与要素的顺畅流动以及通过市场的联结实现城乡资源与要素的共享,推进城乡市场的开放和融合,充分发挥商贸流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导性作用,以贸促工、以贸促农、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乡协调互动发展。
1. 基于改善农村消费品质的消费合作社模式
(1)消费合作社是以人民群众的日用消费品为主要经营品种,由供销社牵头,一个或多个特定区域的消费者自发自愿组成的合作组织。建立以改善农村消费品质为目的的消费合作社,就要构建以农村消费者为主导的消费合作社,即指以有收入的农村消费者为主导,以农村消费者的日用消费品为主要经营品种,由供销社牵头,一个或多个特定区域的消费者(也包括企业)自发自愿自助的基础上组成的合作组织。
(2)组建以农村消费者为主导的消费合作社。组建以农村消费者为主导的消费合作社的目的是增进社员经济利益,改善社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及家庭境况。合作社的基本价值是:自助、自主、平等、公平和团结,合作社社员信奉诚实、公开、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的道德价值观。组建消费合作社时要制定发展计划:一是设立合作社办公室若干间;二是在自愿互助基础上,为社员购置或建筑住宅;三是建立工厂,制造社员所需物品;四是租赁或购置土地,以供失业社员或收入甚微不足以维持生活的社员耕作;五是建立合作中心,从事生产、分配、教育及自治等工作;六是提倡节约,互帮互助。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应该制定其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则:自愿与开放的社员制;民主的社员控制,即民主管理制度;社员对合作社公平出资参与合作社经济管理;自治、自助与独立的社员制度;为社员、社员选举产生的代表、经理和雇员提供教育和培训,并将合作的性质和好处等信息告诉公众;合作社之间可以进行合作;关心社区,为所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效力。
2. 基于改善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企业+农户”模式。
面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客观条件,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众多模式中,以改善农产品流通效率为目的的“企业+农户”模式是解决政府、企业、农民三方利益的最佳模式之一。该模式将企业与农户联结起来,将企业的大市场与千家万户的农民小生产联结起来,把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村资源利用率联结起来,结成紧密的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体系,使得二者之间互为补充、共同发展。“企业+农户”模式重在通过互惠合同将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联结,达到“1+1>2”的协同效应,政府在企业与农民之间起到协调双方利益和约束二者行为的作用。政府在给企业政策优惠的同时,企业让利于农民,农民得到实惠,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商贸差距,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企业获利、农民富裕的三方和谐发展的三赢局面。
(1)改善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企业+农户”模式内涵界定。“企业+农户”模式是通过互惠合同或契约关系将大企业和小农户联结起来,二者在“自愿合作、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双向选择、相互合作,通过资金、技术、管理、劳力、资源等要素的优化组合,实现双方优势互补。[9]对于广大小而散的农户而言,可以通过企业这个桥梁进入大市场,而对企业而言,可以利用农户的生产设施和人力资源,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保证的产品的供应。在这个组合的过程中,企业与农户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企业与农户共同发展。
(2)改善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企业+农户”模式的利益。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是一种生产行为的自愿组合,双方在“自愿合作,互利互惠”的前提下,实行双向选择,公司可以选择农户,农户也可以选择公司。在这个组合过程中,合作双方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公司与农户总体上分工明确,相互协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企业负责农产品所需原料的采购、耕种技术的研发和普及、农产品质量的验收以及销售等全过程管理;而农民提供劳力、土地、时间和必要的原辅材料,负责农产品的种植或养殖,将企业的种植农产品所需的原料按照企业的生产要求和技术标准进行加工,加工成农产品后,企业进行统一回收,并根据相应的质量领取相应的费用。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农户”产业链流程管理模式,它将千家万户零散的“小车间”组合起来成为企业的“大生产车间”,再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形成了农业的社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商业生产,从而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强大合力。
改善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企业+农户”模式不仅对农民、企业有利,而且对政府更是有利。对农民来说,降低对市场信息(如农产品价格、销售渠道、需求等)的缺乏而导致的交易费用和农业投资风险;通过合同获得了质优价廉的生产资料,如种苗、种禽、肥料、饲料等;借助企业的优势(如农业技术专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等)提高农户生产效率确保农产品销路,实现农民增收;增加了农民的农业科技知识,增强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科技技能。
对企业来说,通过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获得了规模效益;稳定了货源的供应,使企业生产和经营保持稳定,大大提高了农业利润率;降低了因企业原材料供应欠缺而带来的企业经营风险;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如获得财政税收方面的优惠待遇、工业农业科技信息方面的支持。
对政府来说,“公司+农户”模式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城市相关产业(如工业、服务业、运输邮电通信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调动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另一方面,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改善了农村农产品市场秩序,使农村农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与流动,大大提高了农村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使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增加,引导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企业通过经济利益这条纽带把分散的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农户的个体生产作为基础,在企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下,农户各自组织进行生产,满足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所要求的大规模、集约化的生产方式;通过企业带领农民使用前沿科技,全面提高农村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农村就业率提高,避免农户因没有工作而无所事事,剔除社会安全隐患,减轻政府“三农”问题的负担,有效地促进创建安定、团结、和谐的社会局面。
3. 基于提升流通企业经营效益的连锁经营模式
(1)提升流通企业经营效益的连锁经营模式内涵界定。Kotler(1993)定义连锁经营为拥有或控制两家或两家以上的零售据点,而这些零售据点中销售相同的产品线,统一采购,并尽可能在店面装潢布置上塑造一致性的特色。[10]文章对提升流通企业经营效益的连锁经营定义为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的若干门店,按照总部关于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统一营销策略、统一价格、统一核算六统一的经营理念,以提升流通企业经营效益与规模效益为经营目标而进行的专业化分工、集中化管理和标准化运作的商业经营联合体,最终使复杂的商业活动简单化的一种经营方式。
(2)提升流通企业经营效益的连锁经营模式实施的基础。首先,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提升。随着农村人口逐年上升和农民收入水平逐年增加,农村原有零售业态的经营和服务方式已不能满足乡镇农村居民的需要。其次,“要想富先修路”的思想已深入民心,许多农村都兴修村道,把原来的机耕路、石子路、泥路现在都变成了水泥路,方便商品在农村市场运输、配送与销售,为农村连锁超市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从而加速了农村商贸业的发展,方便了与城市的联系与互动,尤其是方便了城乡商贸之间的流通;另一方面,乡镇电网的改造,使乡镇用电实现同网同价,为吸引大连锁店来农村开店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再次,农村是“低成本、低毛利、低价格”营销策略实施的目标市场。面对城市商业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情况下,连锁超市的利润空间渐被压缩。然而,农村乡镇是连锁经营的市场空白,而且农村也是连锁经营实施低成本战略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市场。最后,连锁超市向农村乡镇扩张可以享受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因此,从政策环境上来看,在农村发展连锁超市已有了保障。
(3)提升流通企业经营效益的连锁经营模式实施的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连锁经营模式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已成为零售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发展基于提升流通企业经营效益的连锁经营模式对统筹城乡商贸的发展,对改善农村消费市场、优化农村经济和产品结构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改善农村消费市场。农村是个巨大的市场,地域广,人口多,农村居民消费农村商店销售的假冒伪劣食品、生活日用品等,没有标注厂名、厂址和生产日期的“三无”产品以及过期、变质、霉烂的产品是难免的。连锁超市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二是有利于优化结构,全面促进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如黄岩蜜桔、上虞葡萄、余姚杨梅、绍兴梅干菜等浙江特色商品纳入当地超市经营。最终使本地特色产品和外来商品得到优势互补和错位经营,使农民消费的效用价值最大化和连锁店的效益最优化。
四、结束语
通过对以农村消费者为主导的消费合作社模式、“企业+农户”模式及以商贸企业为主导的千镇连锁经营模式的探析,各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应优势互补,统筹发展。三种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尽可能多培训农民,多吸收农民,让农民增加就业,增加知识,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最终实现减少农民,使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以各种成功的专业合作社为榜样,引领以农村消费者为主导的消费合作社模式的发展与创新,“企业+农户”模式中的企业发挥龙头的作用,带动农户走上致富之路,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商贸流通企业牵头,带动千镇万村的各家连锁店,创新经营模式,发展物流与电子商务,提高以商贸企业为主导的千镇连锁店的高效运转,实现可观的利润,政府得益,农民得到实惠,从而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差距,进而使城乡“二元”时代真正迈入“城乡一体化”时代。
参考文献
[1]廖建成司长谈今年市场建设司工作重点[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http://video.mofcom.gov.cn/class_onile01067833.html.
[2]乔海曙,邓婷.农村消费增长:“输血”与“造血”的视角.消费经济[J].2006,(6).
[3]张如意.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商贸流通主体的培育[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10).
[4]陈文玲,郭立仕.关于农村消费的现状及政策建议[J].财贸经济,2007,(2).
[5]安毅,张青.扩大农村消费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8).
[6]崔成国.欠发达地区农村消费现状及建议[J],吉林金融研究,2007,(8).
[7]陶红茹,赵胜利,王璐.农村消费者的特点及其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8]徐瑞娥.关于我国农村消费的现状及对策思路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8,(24).
[9]杜吟棠.“公司+农户”模式初探———兼论其合理性与局限性[J].中国农村观察,2002,(1).
统筹模式 篇11
关键词：社区管理；创新模式；镇管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99-02
宝山区作为上海最早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近郊区，在社区发展、社区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大力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宝山区近郊城镇化进程尤为迅速，大批农民转为市民，大片行政村转为城镇居民区，社区居民成分多元，社区管理面临新挑战。尤其是上海大型居住社区（比如罗店、顾村等地）的开发建设，要在短时间内，在二三十万平方米的地方大规模地导入大量人口，这必然会给当地的政府带来巨大的挑战和考验。也就是说，这种大型居住区的管理模式将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的出现，可以说困难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
一、现阶段宝山区镇管社区管理模式的现状
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是指，由社区各相关管理机构及其各种特定的管理职能组成的社区管理活动得以有效开展的物质载体和运作方式。它是在对社区管理实践进行反思和概括的基础上得出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典范形式或是可以使人参照执行的标准样式。而宝山区的大型居住区社区管理模式正是对一种新的社区管理模式的实践运用，我们称之为镇管社区模式。镇管社区的管理模式，学术界尚无明确定义。也可以说，它是在特殊的背景下所产生，也是适应特殊时期发展需要的一种过渡性社区管理模式。现阶段，大多数理论研究者和相关社区管理职能部门通常把“镇管社区”界定为在保持镇建制和镇行政区划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以镇为管理主体，参照城市社区管理方式，综合运用各种管理资源，对社区实施管理的一种模式。
宝山区要在顾村和罗店两个镇先后建立大型居住区，现在顾村的大型居住区已初具规模。顾村大型社区总面积约18平方公里，规划人口约30万人。顾村镇以馨佳园基地为试点，在镇与居委会间形成“中间管理层”，强化对馨佳园社区的管理，建立镇——居委会联合服务中心——居委会三级社区管理模式。镇层面成立社区工作联席会议，由镇社管办分管镇长任第一召集人，稳定、城建分管镇长任第二召集人，各职能科室共同参与。居委会联合服务中心下设综合办公室、物业科、社区事务受理站、文化活动分中心，镇派驻综合执法分队。加强条线协作，成立社区工作联席会议，搭建起联合服务中心、政府部门和属地单位间的沟通平台。同时，镇给予居委会联合服务中心独立的经费预算，保障足够的运转经费。
顾村大型居住区的管理模式，是上海新时期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的全新实践和探索，例如社区服务重心下移、社区各种资源达到共享、各部门管理职能明晰、社区服务项目全面优化、社区管理运作机制日益顺畅、专业的社工组织加入等。针对顾村镇管社区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党委领导”的核心作用，镇居民区党委在镇党委领导下，具体领导社区党建工作，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在社区的全覆盖。二是“政府负责”的服务作用。从现有的管理幅度和人口规模来看，镇域社区的规模和中心城区的街道类似，管理模式不同，作为一种扁平化的架构，不单独设立一级，人员也比较精简。三是“社会协同”的社区共治。社区共治是镇管社区的必由之路。“镇管社区”的运行方式以共商共治为主，通过共商共治，积极整合区域内各方面的资源，开展社区建设。四是“公众参与”的自治理念。镇管社区打破了原来由街镇行政区域所划分的社区界限，与传统单独成立街道的行政化体制也有本质上的区别。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凸显了基层治理的“民主”、“自治”的方向。
二、宝山区镇管社区管理模式的问题
顾村大型居住区的工作组织架构已基本形成，管理范围正日益扩大，管理任务日趋繁重。从调研的情况来看，还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和问题：
（一）镇管社区管理模式中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
这种新的管理模式尚处于基层自发探索阶段，缺乏相关法理支撑，它的工作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职责定位都不尽相同。社区管理职能界定不够清晰，部门间分工不明确，条块之间缺乏协调机制。作为居民区的管理主体，社区居委会本应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社区干部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检查、评比活动上，社区居委会职能出现偏差。在处理社群矛盾方面，缺乏政府与社区居民沟通的多种渠道，一些涉及社区居民利益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回复，导致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积极性不高。
（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不配套
社区公共设施综合配套和管理不能完全跟上社区发展需求。大规模动迁安置和大批量外来人口向中心城区拓展区及郊区涌入，形成各种类型的大型居住社区。这些行政化主导下的大型居住区域内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等原因，市场要素参与提供服务的基础和意愿薄弱，同时由于扩张速度的加快，导致本区域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明显不能匹配，尤其是医疗、教育、养老等配套问题突出都存在着运行经费缺口大、人员匮乏、质量降低等问题。
（三）社区居民的融合程度不高
社会融合，是指新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展程度可以用新移民与城市居民的同质化水平来衡量。大型居住区里大量导入的人口，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阶层，尤其是外来人口，希望获得与当地市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生活地位，希望接受更为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但由于经济条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社会关系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加之上海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资源的相对紧张，当前上海的确还存在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群体之间的心理疏离导致生活中的交往互动不足，容易形成群体间的隔离和矛盾，更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
（四）社区工作队伍不稳定
社区管理是一项实践活动和一门科学，需要大批专业的工作者，这些人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关系到社区管理质量好坏，影响到社区对所属居民的凝聚力。据调研发现，由于居委会和其他社区工作组织的待遇与薪金不高，所以难以留社区所需的大量人才，导致大多数参与社区的工作人员主要以中老年为主，社区干部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不高。新型社区的出现，使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对象更加复杂、内容更加广泛、难度更大，急需一批有理论和技能、工作能力强、文化程度高、热爱社区工作的优秀人才。同时，社区居委会社区信息化发展明显滞后于中心城区的社区居委会，影响到当地的人口管理、治安维稳、社区服务等工作。
三、进一步加强宝山区镇管社区管理模式的对策
（一）加强社区党组织的建设，完善镇管社区管理制度
以政府为主导，社区各种建设规划、决策和法规要由政府负责制定，以保障社区依法自治的发展方向，还可以运用行政、法律的手段，管理和规范社区建设。针对新形势下镇管社区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发挥党组织在镇管社区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探索党的基层组织科学化管理途径，打造精细化管理的党建模式。不断强化党组织在社区组织中的核心地位，明确自身的职责范围、基本权利和义务。推进镇管社区资源整合，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在社区的全覆盖，建立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机制，激发党组织的内在活力，增强党组织在社区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二）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完善社区共治机制
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核心，各种民间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只要其行驶的权力符合法律规范和要求，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就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领域上的权力中心，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有不同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权威组织相互支持、相互沟通、合法治理。俞可平认为，治理是各种政府、非政府、个人的组织和机构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文体保健、养老助残、社区救助、社区维权、社区服务、教育培训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坚持社区共治的理念，充分利用区、镇和社会的管理服务资源，充分发挥社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积极能动性，积极创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多元参与的平台或机制，努力实现社区的事由社会办。
（三）重视居民的主体作用，引导居民自治
社区居民是社区管理的主体，积极培育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引导他们参与到社区的管理和建设中，通过各种形式，教育、启发、引导居民群众认识并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将“社区是我家，管理、建设靠大家”的口号变为居民群众的实际行动。推进社区事务透明化、公开化运作，定期向居民做工作总结和汇报，并贴在社区的公示栏里，方便居民阅读。例如社区的发展规划、财政支出明细、管理情况等内容。真正落实居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社区居民有积极性、责任意识参与社区建设。
（四）加快基础设施配套，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为社区居民提高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社区建设的工作重点。郑杭生认为，把不断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社区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把解决社区居民尤其是困难人群的基本物质文化需求作为社区服务的首要任务，把满足绝大多数社区成员普遍而又迫切的需要作为拓展社区服务的工作重点，把促进社区成员的全面发展作为社区服务的重要目标，把社区群众的收益率、参与率和满意率作为衡量社区服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各项管理服务质量。完善就学、就医、养老设施。
（五）加强社区队伍建设，为社区管理提供人才保障
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基本素质、职业道德、业务能力、管理知识的培训，通过挂职锻炼、交流培训、参观考察等形式，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同时，要积极引进、储备骨干。鼓励现有各类社区公共服务人员通过培训、考试，及时进行转岗、定岗。积极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岗位试点探索，引进专业社工。对专职社区工作者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同时，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社区问题，积极筹备社区执法队伍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王玉兰，唐忠新.社会管理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杨发祥，施丹.镇管社区：社区管理的一种新探索——以上海浦东S镇为例[J].福建论坛，2012，（7）.
[3]刘燕，韩晋.社区管理实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4]吴鹏森，章友德.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统筹模式 篇12
1 加强新型畜牧养殖模式的发展的方法
1.1 建设具有特色的畜牧业品牌
想要加强新型畜牧养殖模式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建设具有自己的特色的新型畜牧养殖模式,想要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新型畜牧养殖模式,首先需要根据当地发展的实际状况,从而对其进行总体性的规划或者是区域性的布局,政府作为一个施行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主导作用。
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在相应的地区发展具有其当地特色的畜牧业,尽量做到一个地区一个品牌的模式,使得当地的畜牧业与当地的环境相互协调、相互发展。
1.2 培养科技型的新型畜牧养殖模式
要想提高畜牧业的产量和质量以及提高畜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培养科技型的新型畜牧养殖模式,要加强畜牧业的适度化规模以及标准化的饲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畜牧业产品的质量与产量,才能保证畜牧企业安全与高效的运转,并且将科技型的畜牧业作为畜牧产业的龙头企业来发展。为了使养殖业人员在养殖过程中得到更好的经济效益或者是其它方面的效益,需要将小规模的畜牧养殖或者是那些比较分散的畜牧业养殖与那些大型的畜牧业养殖企业进行沟通与合作,这样可以构建出比较稳定的畜牧产业点,不仅会拓展小规模养殖户的营销规模,也可以拓展那些龙头畜牧养殖企业的营销规模以及进货渠道。由于小企业的畜牧养殖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企业的资金投入问题、产品质量问题、产品的质量与数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培养科技型的新型畜牧养殖模式来解决。
1.3 完善新型畜牧养殖模式的安全管理制度
在畜牧业的养殖过程中,畜牧业产品的安全问题是一项很重要且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加强畜牧业产品的安全管理制度。依据畜牧业养殖的经验及研究,建立动物检疫机构,成立畜牧业产品检疫协会,建立健全畜牧业养殖的安全管理制度,并且用这些制度约束畜牧养殖企业,让这些机构和协会尽可能大的发挥其作用。在平时的经营管理中,需要对畜牧养殖场、饲料储备的地方进行查看与检测,确保没有药物残留以及添加违禁产品等问题的发生,或者是尽量减少类似问题的产生。
2 新型合作养殖模式
2.1 养殖区的建立
建立畜牧养殖区是新型畜牧养殖的主要模式,它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将原先的那种分散的养殖模式解放了出来,使得畜牧产业朝着产业化、标准化、经济化与规模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养殖模式比较与畜牧养殖的规律相统一。
2.2 股份制养殖模式
股份制的养殖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较为分散的养殖模式,传统意义上的畜牧业的散养人员可以通过加入养殖龙头企业的股份进行营利,可以通过提供畜牧产品、提供养殖所需的设施、进入公司劳动、投入资金等方式来进行加入,这样畜牧养殖的龙头企业来统一进行管理,提供相应的畜牧产业养殖培训并且承担相应的可能产生的风险,其所得的经济收益按股份制分发。
2.3 集中养殖模式
畜牧产业集中养殖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可以通过实行公司化的运作来实现畜牧业的集中养殖。这就需要畜牧养殖的龙头企业作为主导企业,比较分散的畜牧业的养殖户或者是小型的畜牧养殖企业可以将他们所拥有的畜牧产品在龙头企业中进行养殖,将那些畜牧业养殖人员纳入到龙头企业公司的人员中去,在同一个公司中进行管理。畜牧养殖的龙头企业对所有的畜禽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服务。
3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