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行为(精选10篇)
搜寻行为 篇1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已经成为当今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并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资源。因此,通过研究企业员工的信息搜寻行为,进而改进企业的员工培训机制和信息系统,不断优化信息搜寻效果,对于员工顺利完成工作和企业整体的绩效提高和决策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中对信息搜寻行为进行的大量研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必须考虑其发生的情境,而任务情境是企业及其关键部门(如R&D部门)最常遇到的信息搜寻情境,在这一情境下员工的信息搜寻行为又会受到特定因素的影响。本文正是在回顾普遍意义的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基于任务情境的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
二、信息搜寻行为概述
1、信息需求
在任务情境下,当信息使用者发现自己已有的信息与完成任务需要的信息之间存在差距时,就会产生不确定的感觉,进而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来缩小这一差距,这就是信息需求的产生。信息搜寻行为就是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感,满足相应的信息需求而进行的有目的的信息寻找和获取行为(Johnson等,1995)。过去的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研究将信息需求分为以下5类:
(1)任务信息需求:当信息使用者需要获取信息帮助其完成任务时产生的信息需求(Miller和Jablin,1991)。
(2)绩效信息需求:当信息使用者对自己的绩效考核结果产生不确定感时,他会需要获得绩效反馈的相关信息,并由此产生了绩效信息需求(Mille和Jablin,1991)。
(3)角色明确信息需求:当信息使用者需要明确自己在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和职责时产生的信息需求(Morrison,1993)。
(4)组织规范及文化信息需求:当信息使用者需要了解组织的规范、标准、文化、价值观等相关信息时产生的信息需求(Morrison,1993)。
(5)社会关系信息需求:当信息使用者需要了解其在组织中的社会关系如何时产生的信息需求(Morrison,1993)。
2、信息搜寻模式
信息搜寻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模式实现(Ashford,1986),而每种模式都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1)公开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信息使用者会通过直接提问等明确的方式获取信息。采取这种模式时,信息使用者需要承担声誉和形象被损害的风险,因为公开地搜寻信息可能会被认为是能力不足的表现。
(2)隐蔽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信息使用者会通过侧面观察、间接提问等隐蔽的方式获取信息。采取这种模式时,信息使用者需要将观察和间接提问的结果通过自己的理解转变成有用的信息,而这一过程就需要承担对结果发生误解的风险。
Ashford(1986)的研究发现,尽管两种模式都存在风险,信息使用者往往更能接受隐蔽模式的风险,也更愿意以这种模式搜寻信息。只有当必要的信息必须通过直接询问才能获得时,信息使用者才会更倾向于采用公开的模式。
三、信息源的分类
1、信息源的定义
信息源是信息的载体(Kuhlthau,1999;Morrison和Vancouver,2000;O’Reilly,1982),要真正理解这一定义需要将信息源与信息内容、信息渠道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信息内容是信息本身,同样的信息内容可以存在于多种信息源中,而同一信息源也可以包含多种信息内容(Yunjie Xu,Cheng Yian Tan,和Li Yang,2006)。
信息渠道是指信息内容从信息源传递到信息使用者的方式,如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电子邮件联系等(Yunjie Xu,Cheng Yian Tan,和Li Yang,2006)。同一信息渠道可以用于从多种信息源获取信息,而同一信息源也可以通过多种信息渠道来访问。
2、信息源分类相关研究
过去的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研究主要按照两个维度对信息源进行分类(Bystr?m和J?rvelin,1995;Kuhlthau,1999)
(1)按照信息源与信息使用者所在组织的关系,可以将信息源分为内部信息源和外部信息源两类。
内部信息源包括组织内部的R&D、生产、销售等各个相关部门和个人,组织内部的各种相关文件和信息系统等。在任务情境下,由于组织内部具有相同的目标,因此能够提供更完备的信息,获取信息的阻力也较小,且由于对任务较为了解,因此能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信息。
外部信息源包括与组织有合作关系的各种研究机构、信息使用者的外部关系网络、各种科技展览及研讨会等。外部信息源可以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或者难以从其他途径获得的特殊信息。
(2)按照信息源的性质,可以将信息源分为人际信息源和非人际信息源。
人际信息源是指以人作为信息载体的信息源,如信息使用者的同事、组织内部或外部的专家等。
非人际信息源是指以文件等非人的信息载体作为信息源,如技术期刊、相关文献、研究报告等。
过去的实证研究显示,相对于非人际信息源,信息使用者更愿意使用人际信息源来获取信息。
四、基于任务情境的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1、质量与可得性
在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信息质量和信息源可得性哪一个是影响信息源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围绕着这一问题,分别产生了支持质量和支持可得性的两个重要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之一是成本-收益比率理论(Gertsberger和Allen,1968),该理论认为信息质量是决定信息源选择的主要因素。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由于信息搜寻行为的目的是通过获取有用的信息来降低不确定感,信息使用者会倾向于使用能够提供质量较高的信息的信息源。这一理论认为,信息使用者会对使用某一信息源的期望收益和期望成本进行预测,并且会更重视收益而非成本。因此,如果某一信息源能够提供比其他信息源质量更高的信息,能够更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这一信息源就更有可能被采用,即使使用它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也就是说,信息使用者的信息源选择模式不是尽可能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而是尽可能地通过获取高质量的信息增加信息搜寻的收益。O’Reilly(1986)提出了质量的维度:精确性、适当性、可靠性和即时性。除了理论论证外,这一理论框架也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信息的质量被证明在信息使用者面临陌生的、难以预测的情况时尤其重要(E.Auster和C.W.Choo,1994)。
与成本-收益比率理论相反,努力最小化理论认为信息源的可得性在信息源选择中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理论是基于Zipf(1949)的“努力最小化法则”提出的。根据这一法则,人们为了完成某一目标需要在几个可选的解决方案中做出选择时,其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评估哪一个方案需要付出的努力最少。因此,努力最小化理论认为,信息使用者选择信息源的最重要考虑因素就是使用这一信息源需要付出的努力能否最小化,为了满足这一要求,信息使用者甚至愿意以牺牲信息的质量为代价。根据Gertsberger和Allen的研究,使用信息源需要付出的努力可以分为两种:精神上的努力和体力上的努力。O’Reilly(1986)进一步提出了可得性的维度:需要花费的时间、需要花费的资金、会遇到的困难。对这一理论框架的理论支持认为,信息源可得性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是因为大多数信息存在模糊性,二是因为信息使用者面临完成任务的压力O’Reilly(1986)。这一理论也同样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在实证研究中,被调查的研究对象对信息源的选择普遍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人际信息源优先于非人际信息源,内部信息源优先于外部信息源,熟悉的信息源优先于不熟悉的信息源。这一趋势下优先选择的信息源往往是需要付出的使用努力较小的信息源。研究还发现,尽管信息使用者能够辨别哪一种信息源提供的信息质量最高,他们仍然会选择质量较低但可得性较高的信息源(Gina de Alwis等,2006),由此可以证明,信息源的可得性是影响信息源选择的主要因素。
关于质量与可得性哪一个是影响信息搜寻行为和信息源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的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两个因素都得到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然而很少有研究尝试消除这一分歧。质量与可得性研究之所以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有以下两方面:一是质量与可得性的定义和划分维度还不明晰,在一些研究中认为是质量的相关因素可能在另一些研究中被归类为可得性的因素;二是一些研究认为质量与可得性的重要程度会受到信息使用者与信息源的关系(Ashford,1986)或偶然因素(Morrison和Vancouver,2000)的影响,而在任务情境下,有研究表明任务特征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信息搜寻行为的因素(Yunjie Xu,Cheng Yian Tan,和Li Yang,2006)。
2、任务特征
有关任务特征对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类研究通常以一种较宽泛的方法将任务特征分为两类:任务复杂性和任务不确定性。
任务复杂性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协调和与其他个体共同解决问题(Tushman,1978)。Tushman的研究发现人际信息源在任务复杂性较高时使用较多;Culnan(1983)认为信息源的选择不仅和信息源可得性有关,也取决于环境的复杂性;V a k k a r i和K u o k k a n e n(199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任务复杂性的提高,内部信息渠道的使用减少,而信息源的使用增加。
任务不确定性是指完成任务需要的信息和信息使用者已有的信息之间的差距(Galbraith,1977)。研究认为,当任务不确定性较高时,信息使用者会更多地使用外部信息源和非正式信息源(Blandin和Brown,1977)。
虽然不同研究对任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定义不尽相同,但这些研究得出了一个较一致的结论:随着任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高,信息使用者对信息源的使用将增加。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本文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任务情境的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有一些矛盾和不足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首先,信息质量和信息源可得性何者是影响信息源选择的主要因素的争论可能可以通过对两个因素进一步的明确定义得到解决。这需要对过去各种研究提出的定义和相应的调查问卷题项进行系统的整理、重新归类,以得出一个较全面和合理的质量、可得性定义方法和测量量表。
其次,任务情境下任务特征无疑是影响信息搜寻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引入这一因素进行研究之前也同样需要解决任务特征的定义和量表整理问题。为了便于与过去的研究进行比较,这一任务特征量表应当仍然采用任务复杂性和任务不确定性作为任务特征的基础分类,之后再将以往研究中的各种任务特征题项经过筛选后归入这两类其中之一,最终得到完整的测量量表。
最后,应当建立信息质量、信息源可得性和任务特征三者相互关联并最终影响信息搜寻行为的理论研究框架,以系统研究这三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信息搜寻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信息搜寻行为是典型的理性行为,可以借鉴理性行为理论(TRA)及其相关模型来构建这一研究框架。
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篇2
从那以后,全世界涌现了60多家有关的机构。其中,以198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实施的计划最为出名。他们使用“波多黎各阿雷西沃”射电望远镜,搜索地外智慧生命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一个射电望远镜就是一个曲面镜子,外来的无线电信号在镜面上反射,被收集起来,转换成电脉冲。天空广阔如斯,望远镜在某一时刻只能观察一小片天空,阿雷西沃望远镜扫完所在区域的天空,就需要6个月。研究人员承认,这样观测,跟乱找一气没什么分别。但因为谁也不知道“智慧信号”会从哪边来,除了这样管中窥豹,似乎也没有别的好法子。该计划执行以来,信号接收能力呈指数增长,但仍远远不够。
1984年,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搜寻地外文明计划”(SETI)研究所。1995年,这个研究所开始推出“凤凰计划”(ProjectPhoenix),通过大型电子天文望远镜,探测接收外太空的“声音”,包括背景辐射、星体发出的电波以及其它杂音。科学家再将这些信号通过电脑分析,希望从中发现外星传来的信息。这些电子望远镜直径为40米~300米不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望远镜。天文学家选择了临近地球1000个如太阳系般的星体,进行信号收集工作。到1999年,“凤凰计划”已经探测过500多目标星体,虽然还没有发现外星智慧讯息,但科学家仍然信心十足地工作,希望有一天能发现外星的文明。
2000年9月,美国微软公司捐资“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研究所,建立一个迄今为止最先进的大型接收外太空信号的艾伦(Allen)望远镜组计划。该计划的天线系统比现有的仪器精良200倍,可以更好地帮助人类探测外太空的信息。天文学家计划在1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建立500个~1000个巨大的碟形天线系统,来探测收集外星人的信号,并把这些天线与先进的计算机相连接,以便对信号进行分析。该计划于2015年完成。新的电子天文望远镜一年365天不间断地运作、不间断地接收来自外太空的信息,预计可以探测1000光年以外的星球。科学家希望能用新的天文望远镜系统,探测到外星人的电视、广播以及无线电发射信号。美国一家“外星生物研究”机构近日声称,在未来25年内至少可以发现一个“外星人”。
2001年7月,“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研究所,联合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天文台,开始搜索外星人发出的激光信号。为了扩大对外星人的搜索范围,增加对激光短脉冲的搜索,科研人员在原有的射电望远镜上增加三个光电倍增器。他们先列出一个需要调查的星球名单,再用望远镜依次观察每一个星球约10分钟,接着分离收集到的光线,以确定是否发现外星人发出的激光信号。
搜寻行为 篇3
1 研究样本的选择与数据获取
由于猪肉在城镇、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中占首要地位, 加上近年来“黄浦江死猪”、“垃圾猪”、“瘦肉精”事件不断发生, 使猪肉质量安全变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消费者对猪肉的质量安全风险感知很高。因此将猪肉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本研究将在借鉴Ratapol et al.和Sundaram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淮安、扬州和无锡3个城市的居民进行了实地调查, 来考察江苏消费者搜寻猪肉安全信息的行为特征及基本规律。调查在2012年12月间进行并完成, 在淮安、扬州和无锡3个城市各等量发放150份问卷。具体调查地点选择在农贸市场和超市入口等人群聚集处, 调查对象为有购买猪肉经历的消费者。本次调查由经过培训的工作员和受访者直接面对面访谈并直接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结束后共回收问卷439份, 剔除回答不完整以及有明显错误的问卷, 最终获取有效问卷416份。
2 调查样本的统计性描述
2.1 受访者基本特征
调查受访者在个体特征上, 男女比例相当, 年龄在30~39岁和40~49岁的居多, 分别占到30.8%和38.7%, 大专以上学历占64.2%;在家庭特征上, 三口之家最多, 占到51.9%, 56.5%的家庭有12岁以下孩子, 家庭月平均收入在3001~6000元和6001~9000元的分别占到38.9%和20.7%。
2.2 受访者对猪肉质量安全的风险感知
本研究通过考察受访者对猪肉安全的关注程度、猪肉安全问题严重程度和购买猪肉时考虑的首要因素, 来反映其对猪肉安全的风险感知。由于猪肉是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肉类食品, 同时消费者的质量安全意识日益增强, 如表1所示, 调查中有92.8%的受访者对猪肉的质量安全表示非常关注或比较关注, 65.6%的受访者认为猪肉质量安全问题十分严重或比较严重, 总体上对猪肉质量持悲观态度, 还有52.2%和44.2%的受访者分别将安全和新鲜作为购买猪肉时考虑的首要因素, 这表明受访者对猪肉质量安全具有较高的风险感知。
2.3 受访者对猪肉安全信息的认知与需求
表2显示, 有73.6%的受访者认为猪肉安全信息可以降低其风险感知, 有87.3%的受访者表示需要安全信息。信息需求是信息搜寻行为的动因, 而信息搜寻行为也是信息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调查同时显示, 有78.1%的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会有意识地通过电视、网络、亲友等方式主动搜寻猪肉的安全信息, 但获取信息的便利程度并不高, 仅有23.1%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方便地获取到所需要的安全信息。
2.4 受访者所关注的猪肉安全信息
据调查显示, 92.7%、91.4%、81.0%和80.3%的受访者表示最关注的猪肉安全信息是保质期、外观新鲜、有无质检标识和兽药残留等信息, 其次消费者所关注的猪肉安全信息依次是销售场所的信誉、质量认证、猪肉品牌、猪肉产地和价格, 而只有17.8%的受访者认为媒体广告信息也是比较重要或非常重要的猪肉安全信息, 这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对媒体广告信息缺乏信任感 (如表3所示) 。从消费者关注的信息排序综合分析, 受访者购买猪肉时候所关注的信息, 首要的功能是判断猪肉的质量安全。
2.5 受访者获取猪肉安全信息的渠道
通过调查显示, 有78.1%的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会有意识地通过电视、网络、亲友等方式主动搜寻猪肉的安全信息, 但获取信息的便利程度并不高, 仅有23.1%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方便或很方便地获取到所需要的安全信息。表4显示, 分别有72.1%、61.6%和46.7%的受访者主要从个人积累的购买经验、产品包装标识和亲友介绍等渠道来获取猪肉安全信息。网络、电视、报纸杂志这三种媒体渠道对受访者获取信息也具有较大的帮助, 分别占44.4%、43.2%和42.1%;受访者对于政府公告和销售人员等渠道使用的较少, 只占20.7%和17.1%, 可见, 消费者依靠自身的购买经验、产品的包装标识和亲人朋友的介绍是获取猪肉质量安全信息的三个主要信息渠道。
2.6 受访者对信息源的信任
消费者所获取的食品安全信息能否有效降低其风险感知, 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所获取信息的信任程度。表5显示, 有78.1%和62.5%的受访者表示信任自己的购买经验和亲友介绍, 有57.0%和53.1%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政府部门和消费者协会。其他依次是专业机构 (50.2%) 、食品协会 (46.3%) 、厂家广告 (10.1%) 和销售广告 (6.0%) 。调查结果显示, 消费者比较信任自己的购买经验、亲友介绍, 对于政府部门、消费者协会和专业机构的信任程度持中, 最不信任厂家和销售商所发布的广告等商业信息。
3 影响受访者搜寻猪肉安全信息行为的因素分析
3.1 受访者基本特征
为了分析哪些受访者会主动搜寻猪肉安全信息, 首先对受访者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与猪肉安全信息搜寻行为进行了交互分析, 结果经卡方检验表明:除了性别在1%水平上显著外, 其他特征对受访者是否会主动搜寻猪肉安全信息并无显著影响 (P>0.05) 。女性受访者中会主动搜寻安全信息的占到84%, 明显高于男性受访者相应的比例, 这种结果可能与女性在日常猪肉采购的次数比男性更多, 使其对猪肉的安全风险感知也相应比男性更高。受访者的年龄、学历、家庭中的人口数、家庭月平均收入和有无孩子对其是否主动搜寻安全信息影响不显著。由于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 多数消费者对食品缺乏安全感, 因此对食品安全给以更多的关注, 由此导致不同特征的受访者在搜寻食品安全信息行为上差异并不显著。
3.2 对猪肉安全风险感知
表6显示了受访者对猪肉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和评价与其主动搜寻安全信息行为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受访者对猪肉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 (P<0.001) 和对猪肉的安全评价 (P<0.05) 都显著影响其搜寻安全信息行为。受访者越是关注猪肉安全, 并认为猪肉质量安全问题越严重, 受访者就越会主动搜寻安全信息来降低其对猪肉的风险感知。在对猪肉安全非常关注的受访者中, 高达86%的受访者会主动搜寻安全信息, 而在对猪肉安全不太关注或一般关注的受访者中, 这一比例仅为57%。同时认为猪肉安全问题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的受访者中会主动搜寻安全信息的比例, 比认为猪肉安全问题一般的分别高出12和16个百分点。
3.3 关注健康
表7显示了受访者对家人健康的关注程度与其主动搜寻安全信息行为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受访者对家人健康的关注程度越高, 其越会主动搜寻安全信息 (P<0.05) , 在表示“比较关注”和“非常关注”的受访者中, 分别有70%和84%的受访者会主动搜寻安全信息, 而表示“不太关注”的受访者中, 仅有25%的受访者会主动搜寻。由于猪肉是我国最重要的肉类消费品, 而当前猪肉的质量安全问题又层出不穷, 所以受访者越关心家人的健康, 就越可能通过主动搜寻安全信息来规避风险。
3.4 购买频率
由于猪肉是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重复购买率极高的食品, 消费者在日常购买中就可以获得有关猪肉质量的安全知识。随着购买经验的积累、质量安全知识的丰富, 消费者就会降低对猪肉的安全风险感知, 也相应地减少安全信息的搜寻。由于购买经验难以测量, 本文中通过购买频率来测量消费者经验的积累程度。
表8显示了受访者购买猪肉的频率与其主动搜寻安全信息行为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受访者购买猪肉的频率显著负向影响其主动搜寻安全信息行为 (P<0.05) 。即购买频率越高的受访者, 越不会主动搜寻安全信息。1周购买1次的受访者, 不会主动搜寻安全信息的只占19%, 而1~2天购买1次的受访者, 不会主动搜寻的比例升高至27%。
3.5 信息搜寻成本
学者Sundaram认为信息搜寻成本指的是消费者在搜寻信息时所花费的金钱、时间及精力的总和。消费者搜寻安全信息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对安全信息的搜寻行为。表9显示了受访者所感受到的时间压力以及获取信息的便利程度与其主动搜寻猪肉安全信息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二者都显著地正向影响受访者的搜寻食品安全信息行为 (P<0.05) , 即受访者时间上越宽松、获取信息越便利, 搜寻信息的边际成本就越低, 主动搜寻信息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以江苏省的无锡、扬州和淮安3个城市的消费者为研究对象, 报告了416名消费者搜寻猪肉安全信息情况, 对收集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并进一步分析了消费者猪肉安全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
第一, 在食品安全问题凸显的当前时期, 受访者普遍关注猪肉的质量安全, 并对猪肉质量安全具有较高的风险感知。同时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安全信息可以有效地降低其风险感知, 同时也表明对安全信息有着强烈的需求, 但获取信息的便利程度并不高。
第二, 消费者关注猪肉质量安全信息的类型主要有保质期、有无检疫标识和兽药残留标准, 对猪肉的品牌、价格、产地、销售场所的信誉、是否是质量认证产品和媒体广告等关注度并不高。
第三, 消费者获取猪肉安全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购买经验、产品包装标识、亲友介绍, 其次是网络、电视和报纸杂志, 对于广播、政府公告以及销售人员介绍使用的较少。消费者对所获取的安全信息, 比较信任自己的购买经验、亲友介绍, 对于政府部门、消费者协会和专业机构的信任程度持中, 最不信任厂家和销售商所发布的广告等商业信息。
第四, 消费者猪肉安全信息搜寻行为主要受到消费者的性别、对猪肉安全的关注度、对猪肉质量安全评价、购买频率、对家人身体健康的关注度、获取信息的便利程度及时间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与消费者的学历、年龄、家庭月平均收入、家庭人口数以及有无孩子无关。
4.2 政策建议
第一, 政府在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及宣传方面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建立食品安全信息供应机制, 多形式、多渠道地增加信息的供应数量, 准确、及时地将食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传达给消费者, 来满足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强烈需求。
第二, 政府和企业在发布食品安全信息时, 应侧重于消费者关注度较高的生产保质、检验检疫结果、食品安全标准等信息。政府在选择信息发布渠道上, 应注重网络、电视和报纸杂志这三种途径, 可以增强信息的传递效率。食品生产企业可以积极利用包装标识, 使之成为安全信息的重要传递方式和强有力的营销工具, 并加强食品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在消费者中营造良好的质量安全口碑。
参考文献
[1]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2011~2012中国饮食安全报告[J].小康, 2012 (1) :47-52.
[2]吴林海, 刘晓琳, 卜凡.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改革的思考:安全信息不对称的视角[J].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1 (5) :116-121.
搜寻生命的铁证 篇4
事实上,(海底)黑烟囱也可能是开启地球上生命爆发的窗户。韦特里亚尼是一个科学家团队中的成员,他们来到这些海底热液喷口,是为了研究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像地毯一样覆盖了整个热液喷口区域。早前,在这艘船的图书馆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微生物生态学家、团队首席科学家斯蒂芬·西韦特,为此次长达一个月的探险之旅勾画出了目标。他解释说,知道这些微生物是如何在这种地狱般的热液喷口中存活下来的(它们利用的是什么营养素,利用率是多少,它们将热液转化为鲜活生物量的速度有多快),就能够让我们深入了解生命是如何进化的。当遥控潜水器在海底工作时,我在控制室中一直紧随其后,并帮忙记录。遥控潜水器全天运转,只有当海底环境太过恶劣,以致遥控潜水器无法安全工作时,才偶尔中断一下。
午夜过后,在韦特里亚尼和我造访海底“黑烟囱”时,他对我说热液喷口是“一种历史遗迹,我们相信,它与地球的早期环境十分相似。我们现在所做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了解生命在地球上是如何进化的”。在“亚特兰蒂斯”号上,不仅可以了解今天生活在热液喷口中的原始微生物,还可以了解有机生命是怎样第一次出现在大洋深处的。在这片仿佛超越了时间的海底,岩石与水相遇,当我们看到浓浓的热液从矿物质烟囱中滚滚涌出时,恍如我们正在直视着的,就是生命的诞生地。
自1977年热液喷口被随“阿尔文”号深潜器下潜的地质学家发现以来,很多科学家相信这些深海熔炉很可能就是生命的摇篮。虽然问题还远未解决,但排出的热液和周围的海水带来了生命的必需元素,比如:碳、氢、氧、氮和硫。科学家相信,这种易燃的混合物很可能生成了大量复杂分子的前体,比如RNA(核糖核酸)。正是RNA在第一个细胞中搅起了生命的萌动。
人们发现深海存在热液喷口的线索,要追溯到1976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进行的一次探险,一台在海底拖行的仪器探测到一股比周围冰冷的背景海水略微温暖一些的液体。第二年,地质学家带着深潜器又回到这里,并且发现了他们预料中的、冒着烟的海底温泉。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群生物:蛤蜊、巨型蠕虫、粉红色的鱼、天白色的螃蟹。
在当时,深海被认为是一片生物学上的荒漠,没有人料到对海底热泉的探险还需要生物学家的参与。但是,当第一次潜到热液喷口时,“阿尔文”号深潜器上的地质学家杰克·科利斯立刻就将它们视为生命起源的一个可能地点。热液系统很可能在早期地球上大量存在,早期的地球温度要比现在更高。1980年,科利斯与研究了取自热液喷口的最早一批微生物样本的微生物学家约翰·鲍罗什以及研究生萨拉·霍夫曼,联合发表了一个假说,认为简单的有机分子,比如氨基酸,可能在热液中形成,而且这些分子最终可能被一层膜包裹,从而形成一个活的细胞。鲍罗什将热液喷口描述为“唯一可以被称为‘真正原始’的现代地质环境”。
尽管深海热泉在温度、压力以及其他环境特征上都较为极端,但是在早期地球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深海热液喷口提供了一个相对舒适的避难所。在早期太阳系中,我们年轻的地球暴露在太阳的强烈紫外线辐射中,因为它当时还没有形成保护性的臭氧层。直到生物进化创造出了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将氧气稳定地补充到我们的大气层中,这一噩梦方才宣告结束。
而且,太阳灼伤并不是地球表面面临的唯一挑战。地球科学家认为,就在生命刚刚开始起步的前后,地球曾经遭受过太空岩石的狂轰滥炸。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天体生物学家,同时也是《地球的故事》(《地球的故事》主要讲述了地球的形成以及地球上早期的生命)的作者罗伯特·哈森说:“这些撞击使地球的表面以及接近地表的地方变得极其危险,但在海底, 在热液系统产生的区域,所有这些问题都被解决了。”
最重要的是,这些热液喷口中充满了能量。起初,从热泉中喷出的液体是冰冷的海水,后来渗入了海底的裂隙。在地壳中,溶解了来自熔岩的矿物质和气体——比如氢和硫化氢——的海水,在被喷射回海洋之前被岩浆加热。今天,生活在热液喷口处的微生物,利用这些热液中的化学能制造糖分以及其他一些高能分子,从而形成了食物链的基础。
在一个阳光明媚、和风徐徐的下午,当我和西韦特在船头漆黑的控制室里进行早、晚班交接时,西韦特说:“生命需要能量,而在热液系统中有大量能量可供利用。因此,热液系统附近是生命开始的绝佳地点。你很容易就可以想象,早期生物在这些能量来源的供养下, 会是怎样的生机勃勃。”
关于生命起源于热液喷口的假说,也从一种新型热液喷口的发现中得到推动。1991年,现在就职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地球化学家迈克尔·拉塞尔研究了位于南斯拉夫境内的一处富镁矿床,提出该矿床最初应该是由一个呈碱性的热液喷口形成的观点。而在海底黑烟囱和其他火山口处发现的典型物质,都是一些酸性物质。
在当时,还从未有人见到过类似拉塞尔描述的碱性热液喷口。2000年,华盛顿大学海洋地质学家黛博拉·凯利及其同事,考察了沿大西洋洋底延伸的山脊。她们白天乘“阿尔文”号深潜器下潜,晚上还要拖上一台摄像机继续观测。一天晚上, 在摄像机传回的图像上,有人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白色塔状物。2天后,凯利下潜到了该地点,并且近距离看到了这个被她称为“失落之城” 的地方。
“失落之城”的热液喷口,是通过海水与地壳中的富铁富镁岩石矿物之间的化学反应形成的。该反应会产生热量。正如拉塞尔曾经预测的那样,这些热液喷口也会产生碱性的热液,而且这些热流会从海底向上升腾。当这些热液向上汇入海洋,它们会将溶解的二氧化碳转变成石灰岩结构,而石灰岩结构很可能为刚刚起源的生命提供了庇护。
随着对“失落之城”热泉的特性了解得越多,研究生命起源的科学家越发感到兴奋。其中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热液和海水之间出现了离子梯度。众所周知,离子梯度在几乎所有已知的生命形式中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碱性热液的pH值为10至11,而海水的pH值在8左右,因此海水要比热液含有更多的质子(也就是H-1离子)。
这一地质化学现象吸引了科学家的注意,因为离子梯度是存在于活体生命中的普遍特性之一,而且在细胞获取能量的方式中,离子浓度是一个基础环节。它提供的这个条件,使得深海热泉有可能成为早期生命的“酿造厂”。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生物化学家,同时也是《生命的跃升》的作者尼克·雷恩说:“所有生命体所做的,正是制造一个质子梯度,然后利用这些质子穿过生物膜所形成的质子流来产生化学能。 ”《生命的跃升》讨论了生命的起源与进化。这一通用的能量产生模式,对线粒体来说尤其适用。线粒体是细胞内的“发电机”,就像它在大多数独立生存的微生物中一样,也在人体的细胞中提供能量。
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向前推进,在大约40亿年前,居住在热液喷口毛细孔中的年轻原始生命,可能已经通过对RNA进行化学微调,获得了DNA。
雷恩解释说,这个系统的运作有点像水电站的水坝。以一种蛋白质的形式存在于细胞内的生物泵,将大量质子移到生物膜的一侧; 生物膜对质子开启“放行”模式, 使质子能够通过在生命体内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涡轮发动机的另一种蛋白质, 穿过生物膜再流回去。 这个“涡轮发动机”会产生ATP,也就是三磷酸腺苷,它携带着可以为细胞活动提供动力的生物化学能量。
虽然这些特定的蛋白质和生物膜在不同的生命形式中差别很大,但是质子梯度在人们研究过的几乎所有生命形式中都存在,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是质子梯度一定会出现在生命诞生环境中的间接证据。“很难解释为什么所有生物都具有这一特征,除非你能说明在生命开始萌动的地方,就存在质子梯度的根源。”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进化生物学家比尔·马丁说:“说到这里,这些碱性的深海热泉是不是已经开始让你觉得看上去好多了。”
那么,生命是如何依靠自身的努力,在像“失落之城”那样的热液喷口,或者在像“亚特兰蒂斯”号下面那些点缀在太平洋洋底的热液喷口中,成功产生的呢?有一种可能是,在热液喷口, 一些简单物质(像二氧化碳和氢)之间的反应产生了有机分子,而随着反应的进行,这些有机分子变得越来越复杂。
从本质上说,热液喷口可能扮演了一个“自然水热反应器”的角色。举例来说,在热液喷口中的矿物质的催化下,二氧化碳和氢反应可以生成一种被我们称为丙酮酸盐的分子。丙酮酸盐是多种氨基酸的前体之一,而氨基酸形成以后, 它们之间可以连接在一起形成蛋白质。二氧化碳和氢还可以形成甲醛,而甲醛与甲醛之间可以发生反应形成核糖,而核糖是RNA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在热液喷口中发现的氰化氢自身之间可以发生反应,形成环状结构的化合物,而环状结构的化合物是RNA的另一个基础组成部分。核糖、一个碱基和一个磷酸基团(在热液喷口中同样也可以发现)结合在一起, 从而形成一种被称为核苷的化合物。若干个核苷酸连在一起,你就有了一条RNA链。热液喷口中的毛细孔可能扮演了生物膜的作用,将诸如RNA和氨基酸之类的有机分子集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最终,这些RNA 将开始自我复制,这是一个受自然选择支配的过程。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向前推进,在大约40亿年前,居住在热液喷口毛细孔中的年轻原始生命,可能已经通过对RNA进行化学微调,获得了DNA(脱氧核糖核酸)。通过去除一个氧原子,将核糖转变为脱氧核糖,再加上一个甲基将单个碱基固定住,这样就造成了DNA 和RNA 的不同。在完成这些后,“近似生命” 还需要组装出自己的生物膜,并产生自身的离子梯度,用来以ATP的形式制造出能量。做到这一点,它就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细胞了。
在“亚特兰蒂斯”号的甲板上,一批采自热液喷口的样品破浪而出,当吊车将满满一网样品堆放在甲板上后,韦特里亚尼像其他科学家一样扑了过去。他拿到一个装满海水的盒子,并且从里面掏出了一段“黑烟囱”。这段“黑烟囱”和一个由聚氯乙烯与编织网制成的细菌取样缸, 都采集自海底,“黑烟囱” 上的黄铁矿还闪闪发亮。韦特里亚尼连忙回到船上的实验室,在那里与他的合作者一起开始处理这些样品。
韦特里亚尼和西韦特找到的很多微生物,都被证明属于ε-变形菌纲, 而ε-变形菌纲的微生物在热液喷口几乎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地球上的其他环境中这一情形则不常见。他们还发现,这些微生物中的一些不耐受氧气,而是利用硫来进行“呼吸”, 而硫在热液喷口处通常大量出现。“对那些古老的生命来说,这一利用硫的代谢途径可能是一个核心的代谢途径,”韦特里亚尼说,“因为这一代谢途径可以仅仅依靠早期地球的原材料(指硫),而成功地避开了在早期地球上不可能找到的原料(指氧气等)。”
对这些原始微生物的分析,能够为生命的起源提供些什么确凿的证据呢?韦特里亚尼说,如果要求他给出一个答案的话,他也很为难。从根本詹尼弗·巴罗内,美国“学者公司”旗下《科学世界》杂志社的高级副主编。上说, 对“生命发祥地”的调查本身还处于“婴儿期”。“几十年前,我们甚至不知道生命可以在一些温度如此之高的地方存活,”韦特里亚尼说,“生命的起源意味着我们要回到第一个细胞‘组装’前发生的非生物过程。通过研究这些热液喷口的微生物,我们正在尽可能地接近事实真相,以便了解这些早期的代谢途径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热液喷口的微生物, 很可能是我们能找到的、 最接近几十亿年前已经生活在地球上的微生物的群体了。我们相信,在没有氧气的条件下,早期微生物可能出现在火山环境中。”
工作搜寻国内外研究述评 篇5
关键词:工作搜寻,国内,国外,述评
一、工作搜寻的国外研究
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 工作搜寻行为已经被认为是职业发展的重要部分, 并且在职业选择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George J.Stigler (1961, 1962) 两篇关于“搜寻理论”的文章为“工作搜寻理论”拉开了序幕, 但他研究的是一般商品的信息搜寻, 并未论及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搜寻。Mc Call (1965) 的序列寻访模型最先把搜寻理论应用于分析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搜寻行为。Phelps (1970) 提出了职业搜寻理论, 认为各用人单位对劳动的报酬是不同的, 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 搜寻者通过搜寻活动来逐渐了解工资分布, 通过比较工作搜寻的边际成本和可能获得的边际收益来决定是否继续搜寻。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发展职业选择理论模型和收集关于人们如何进行职业选择的实证数据 (Schwab, Rynes, Aldag, 1987;Soslberg, 1967;Vroom, 1964) 。然而职业选择模型通常认为工作搜寻选择决策已经完成, 工作搜寻目的处于相对静止的时间点 (Lee, Mitchell, 1994;Schwab et al., 1987) 。当然这种理论模型也拓展出了一个关于职业选择决定因素的有价值话题, 尽管如此, 该理论模型并没有涉及职业选择之前的工作搜寻行为的理解。同样, 传统的自愿失业理论也认为影响工作搜寻行为的因素与导致失业的因素有些类似 (Horn, Caranikas-Wa Iker, Prussia, Griffeth, 1992) 。然而有些研究则认为工作搜寻并不是失业的前兆, 有时候这两个过程可能是负向关系 (Horn, Griffith, 1991) 。Horn et a I (2000) 的实证研究表明, 工作搜寻倾向和离职倾向间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 离职倾向对工作搜寻倾向仅起到一小部分的解释作用。并且适配度较好的结构方程模型也验证了工作搜寻倾向和实际离职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Hornet al., 1992;Horn, Griffeth, Sellaro, 1999) 。因此, 工作搜寻、职业选择和自愿性失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
就国外的研究成果而言, 研究工作搜寻倾向的文献大部分都集中于验证工作搜寻行为。工作搜寻倾向常用以下项目进行测量:联系雇主的数量、搜寻信息方式的数量、每周搜寻工作花费的时间等 (Schwab et al., 1987) 。这些文献已经给予我们在特定情况下研究工作搜寻的启示。例如, 显而易见经济上的需求往往会导致更积极的工作搜寻行为 (Schwab et al., 1987) 。还有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意识与工作搜寻倾向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 (Ellis&Taylor, 1983) , 如果个体对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的期望愈高, 个体的工作搜寻行为也就表现的愈积极 (Harrell, Stahl, 1986;Rynes, Lawler, 1983) 。因此工作搜寻可以定义为一种具体行为, 是一种花费努力和时间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行为 (Blau, 1993;Schwabet al., 1987)
二、工作搜寻的国内研究
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 自2001年月以来国内关于“工作搜寻”研究共有53篇论文, 随着时间的发展, 国内对“工作搜寻”研究论文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如图1所示) 。这些研究分布在不同的领域之中, 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高等教育领域 (23篇) , 其次是经济学领域 (14篇) , 第三是人才学与劳动科学 (11篇) , 其它学科领域共有5篇 (如图2所示) 。同时“工作搜寻”的研究也得到不同基金项目的支持,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 (9.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4 (7.5%) 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4 (7.5%)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 (1.9%)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 (1.9%) 。这些都说明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开始关注于“工作搜寻”问题的研究。
国内对工作搜寻的研究起步较晚, 最早开始探讨搜寻行为的是谢康 (1994) 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搜寻行为与效益分析》一文, 该文在介绍国外主要研究结果基础上, 从搜寻技术及经济结果角度对搜寻理论和方法做了初步探讨。从国内关于工作搜寻的研究文献来看, 部分文献集中于工作搜寻理论模型的探讨, 例如, 钱永坤 (2001) 借助工作搜寻模型研究下岗职工再就业行为, 该文综合斯蒂格勒的搜寻模型和伊兰伯格—史密斯模型, 建立下岗职工工作搜寻模型, 并以下岗职工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保留工资较高或较年轻的劳动力寻找工作时间较长, 失业可能性较大;工作能力较强的劳动力, 再就业可能性较大;劳动力市场越完善, 劳动力寻找工作的时间越少, 失业率越低, 再就业比例越高。付东梅 (2010) 探讨失业保险金和雇主的出价到达率对搜寻者保留工资的影响, 进而影响其职业搜寻行为, 在此基础上对工作搜寻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刘宗谦与曹定爱 (2001) 的关于工作搜寻博弈的研究发现, 随着公司数目的增多, 工作搜寻者获得均衡的年薪越高。
国内关于工作搜寻的研究, 更多的是集中于工作搜寻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这其中主要包括工作信息的获取途径、工作搜寻所需的成本、社会资本、保留工资、个人偏好视角等因素对工作搜寻的影响。在工作搜寻视角下, 信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求职者在工作搜寻过程中所关注的信息不同, 这也将直接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同。不同的搜寻方法将导致不同的信息量, 拥有不同的工作信息将导致不同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 而劳动者掌握的信息越全面具体就越有利于就业。但是由于个人偏好不同, 求职者在工作搜寻时关注的信息也不同, 获取信息的渠道、方式选择也不一样, 这也就导致每人的工作搜寻行为也将产生不同, 最终就业状况也产生差异。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 并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在工作搜寻时, 求职者如果拥有合适的社会资本, 便可利用社会资本获得优质的工作信息, 拓宽就业渠道, 提高就业成功率。这些人拥有正确的关系, 而其他人则没有, 如果某人缺乏合适的关系, 那么也将增加他的工作搜寻难度。总的来说, 工作搜寻理论是外国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但国内经济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 成果较少, 而多数研究还没有采用国外常用的以保留工资为中心的工作搜寻理论模型。
三、简短评述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 工作搜寻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 更为深入地阐释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搜寻行为和现象。尽管如此, 工作搜寻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其一, 就已有的国内外文献来看, 大多文献是从经济学视角出发, 研究工作搜寻中的时间因素、工资保留因素等对工作搜寻的影响, 但是却忽略了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对工作搜寻的影响, 换而言之, 缺乏管理学视角的研究。其二, 就研究的对象而言, 国内的研究文献多集中于大学毕业生, 对于普通群体的工作搜寻行为的研究涉及却为数不多, 因此需要不断扩大工作搜寻的研究对象, 进一步探讨理论的普适性。其三, 就工作搜寻的研究方法而言。目前大多数有关工作搜寻方法的研究主要基于考察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对工作搜寻模型的发展和完善, 因此对于应用性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关注;而且在研究方式上, 就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 大都是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或者教育学视角进行研究, 缺乏多种学科交叉研究,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将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结合起来, 利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交叉补充。
参考文献
电子商务中的信息搜寻 篇6
“搜寻 (search) ”一词最先由乔治·斯蒂格勒 (George J.Stigler) 提出。同质商品的不同价现象, 即价格的离散性是信息搜寻的前提。在电子商务中, 充斥着大量的商品和信息, 而且信息在卖方和买方之间不作对称分布, 买方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 需要不断搜寻更多的价格, 以确定最合适的价格。但是信息搜寻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卖方不可能进行无限次的搜寻, 提高搜寻效率是买方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信息搜寻的必要性
(一) 网络的虚拟性
传统经济环境下, 买卖双方是简单的“货物易手”交易, 即一方交钱一方交货。而网络环境的虚拟性, 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的同时是无法看到真实的产品。以B2C电子商务为例, 企业在网上发布有关商品的信息, 消费者通过信息搜寻获取有关商品的信息, 在经过比较筛选后, 确定自己所要购买的商品及卖家, 买卖双方交易的前提和基础是有关商品的信息传递, 这些信息能否真实地反映产品本身的情况, 消费者是不得而知的, 企业与消费者之家达成交易是通过信息交流达成的, 产品能否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企业也是无法准确预知的, 而且买卖双方互不见面, 彼此不了解对方的情况, 产品信息和需求信息更容易在买方和卖方之间作非对称性分布, 电子商务中的信息搜寻显得极为重要。
(二) 产品的不确定性
电子商务中所交易的产品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数字化产品, 另一类是实物产品, 两者
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交易是直接在网上完成的, 后者借助交易平台达成交易, 还要有物流配送的支持才能完成产品的交易, 无论是哪类产品, 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其原因在于网上所交易的产品是无形的, 在网上交易的商品是通过图片、文字等形式予以表达和描述, 买方通过搜寻所获得的信息, 大多数是揭示商品外在特征的信息, 从这些信息当中难以识别商品实质性特征。对于数字化产品, 买方更多的是关注产品的内容, 他能否满足买方的需求, 也只有在买方使用后才能识别出来, 而对于非数字化产品而言, 买方同样需要经历一个等待期才能做出判断, 由于商品的质量信息和内容信息是不确定的, 所购商品是否与企业提供的信息描述相一致, , 只有在达成交易后实物产品配送到手才能做出判断。
(三) 买方获取信息的不完全性
电子商务环境下,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可分为以下信息搜集、选择备选商品、筛选备选商品、确定拟购商品等阶段。这四个阶段都离不开信息的收集、整理、理解和评价, 除消费者自身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外, 信息搜寻能力直接影响到所购商品的质量。追求物美价廉是消费者普遍存在的心理, 消费者在进行商品信息搜寻时, 除支付网络通讯费用外, 还需支付时间成本, 消费者所获的商品信息是不完全的, 消费者不可能穷尽电子商务市场中任意时间任意场合的全部信息, 消费者会以有限次数终止信息搜寻。
(四) 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
电子商务市场中买卖双方都仅拥有不完全信息, 或者卖主具有更多的私人信息, 或者买主具有更多的私人信息时, 而产生非对称性市场, 电子商务中的信息不对称更多的表现为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 即企业作为卖方拥有更多的私人信息。通常情况下, 产品信息是企业发布的, 如果企业追求的是长期发展, 他会比较充分地对外传递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企业追求的是短期利润, 有的甚至是一次性交易, 很可能会隐藏产品质量方面的信息, 而消费者是很难获取这部分隐藏信息的。再者, 进入电子商务市场的门槛并不高, 有的企业信用缺失, 虚假宣传产品, 夸大产品的性能和销量, 我们经常看到网页上宣称的“镇店之宝或最畅销商品”, 实际上是商家的促销手段, 最终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与实际宣传不一致, 这是因为商品的质量信息未能被充分地揭示出来, 而消费者通过信息搜寻是难以获得这部分私人信息的, 这对消费者是不利的。
三、信息搜寻的特性
(一) 搜寻方式
传统的信息搜寻方式包括交易区域化、专业贸易商、广告、信息资源共享、直接走访、专业化或非专业化信息结构或个体、通信搜寻等方式。电子商务中的信息搜寻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 被动信息搜寻主要指的是服务商的信息推送, 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和购买经历, 选择用户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发送给用户。伴随着网络技术和搜索引擎技术的发展, 主动信息搜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智能化, 用户既可利用平台网站、搜索引擎、WAP、APP软件、等直接获取相关信息, 也可以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网络广告等间接获取相关信息, 还可以通过手机定制终端如美团、大众点评团获取更多的定制信息。电子商务中商品海量信息的存在, 使得从样本空间中选择目标对象的搜寻行为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 搜寻成本
人们对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信息搜寻成本是指为找到某物品市场最低价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时间、精力及各种风险的总和。电子商务中信息搜寻的成本主要是时间成本, 即上网了解商品的价格、质量、性能等所需的时间成本。随着搜寻次数的增加, 信息搜寻的成本是边际递增的, 信息搜寻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在开始一段时间内递增, 然后开始收益递减。当搜寻活动使搜寻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 搜寻活动才会停止。成功的信息搜寻必须成功找到目标信息并且排除信息噪音。如果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买者从一开始就知晓商品的价格分布和地理分布, 那么买者不需花费任何成本就可以买到使他效用最大化的商品,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 买方不可能掌握价格的全部信息, 而搜寻又须支付成本, 对搜寻者而言, 他所面临的选择就是:“搜寻”或“停止搜寻”。如果搜寻者决定“停止搜寻”, 就意味着他在已有的机会集合中选择一项行动, 搜寻过程结束;如果搜寻者决定“搜寻”, 就意味着他继续搜寻新的选择对象, 直到寻找到价格低、质量高的商品。
(三) 搜寻收益
电子商务中信息搜寻带来的收益是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某种商品, 获取的信息越多, 买方可能发现的最低价格就越低, 消费者剩余就越大。而另一方面, 随着信息搜寻次数的增加, 搜寻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总体上是下降的, 消费者一般会选择在有限的范围内以有限的次数终止搜寻。经过有限次的搜寻, 消费者最后的购买决策不一定是最优的, 但综合成本、收益等因素, 仍不失为上策。当商品的差价越大, 商品的价格与信息搜寻成本之比越大, 信息搜寻所得的收益也就越大。这样, 消费者在购买前对电子商务市场信息进行搜寻的积极性就越高。
四、提高搜寻效率的对策
(一) 提高卖方的信号传递能力
信号传递就是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提供信号传递, 及拥有私人信息的卖方想办法将其私人信息传递给具有信息劣势的一方即买方。在电子商务中, 商家的信誉、有影响力的广告、不满意退货制度等式很好的信号传递方式。企业可通过多种营销手段, 树立品牌形象, 建立良好的信誉, 企业的信誉越好, 买卖双方更容易达成交易, 对获取产品信息不完全的消费者来说, 能产生信息传递的正效应, 提高交易的效率。而发布有影响力的广告, 在一定程度上能消除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顾虑, 在他们看来, 只有商品质量好的企业才会通过关高进行质量宣传, 成本昂贵的广告可作为传递质量信息的信号。企业建立完善的不满意退货制度, 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费者的网购风险, 增强消费者网购的信心。
(二) 提高买方的信息甄别能力
信息甄别是委托人利用已知信息主动地对代理人的类型作出判断, 为降低由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交易风险, 提高信息搜寻的效率, 买方需提高信息甄别能力。信息甄别与信号传递的差别在于行动顺序的不同, 买方通过信息甄别让卖方显示出私人信息, 排除信息传递噪音的干扰, 以便对买方及其产品做出正确的判断。提高信息甄别能力, 一方面需要拓展获取信息的渠道, 另一方面需要提高信息搜寻的效率, 可通过智能代理、搜索引擎等搜寻商家的信誉、产品的质量及销量信息, 也可以主动与卖方联系, 用办法诱使卖方显示其私人信息, 甚至买方之间相互分享购物经验, 改变自己的信息劣势地位, 增强自己的辨识能力。
(三) 加强对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首先要强化买卖双方的信用意识, 逐步建立交易双方的信用交易关系和信用交易行为, 这需要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配套的制度和法规。首先, 要对交易双方的身份进行认证, 一旦发生不良行为, 能找到行为人并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其次, 要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 增加交易双方的失信成本, 这需要借鉴电子商务有关方面的立法来完善;再者, 逐步完善信用等级制度, 在交易完成后双方进行互评, 未达到一定信用等级的买方或卖方, 对其交易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最后, 大力发展第三方交易平台, 借助第三方的力量, 对交易双方的行为进行一定地约束, 对于卖家而言是要提高产品质量服务保障, 对于买家是要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 增强买卖双方的交易信心。
五、结束语
电子商务中, 价格离散的客观存在, 使得信息搜寻成为有价值的经济活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人们获取信息途径的多样化, 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 极大提高了信息搜寻效率。我们需要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 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 强化信用意识, 来促进电子商务市场持续、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禹, 王明明.信息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70-80, 102-111
[2]陈芳.C2C电子商务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分析[J].中小企业科技与管理, 2012, (11) , 297-298
科学家搜寻旋转黑洞神秘引力波 篇7
倘若应用最先进最敏感的引力波搜寻仪器, 这一现状或将改变。“在这个领域此刻有如此多的研究正在进行, 真是让人激动不已。”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卡耐基科学学院天文台的天文学家曼斯·M·卡斯里渥 (Mansi M.Kasliwal) 这样说道。卡斯里渥的这篇描述迅速增长的引力波场的研究被发表在5月2日的期刊《科学》上。
根据广义相对论, 巨大的天体会扭曲环绕它们的时空, 就像一个保龄球落入一片橡胶薄皮上, 导致路经的天体, 即使是光线, 也得沿着曲线路径前行。当两个极度密集的天体, 例如中子星 (这种恒星如此密集以至于原子里的质子和电子坍塌形成中子) 或者黑洞, 它们成对出现彼此环绕,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在时空织布上产生波纹, 也就是所谓的引力波。当两颗中子星或者黑洞合并在一起时会产生最强大的引力波。
艺术家印象图:两个环绕黑洞形成的引力波
这些引力波将由名为先进的引力波天文台 (LIGO) 和Virgo探测到的, 这两个实验天文台将于2017年发射。它们将会使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华盛顿和意大利的巨大L形探测器搜寻探测器双臂因为引力波穿透时造成长度的变化。在“L”形的拐角处, 激光分成两束, 在两个臂膀处 (一个相距2千米, 一个相距4千米) 来回穿越并在臂端末尾的镜子处反射。如果引力波穿过, 它将拉伸和压缩双臂长度, 具体长度因前进方向而异, 从而产生一个非常小但能够探测到的双臂长度差异。
LIGO和Virgo的最初版本已经在运行, 但因敏感度还不够高无法探测到引力波。然而, 当它们升级到更高的敏感度, 它们将首次揭示隐匿的引力波。这些观测将不仅仅证明引力波的存在, 还将提供有关产生引力波的罕见极端的宇宙现象的空前信息。
高级实验将观测到引力波, “我认为这种可信度非常高, ”卡斯里渥这样说道。“目前探测器的敏感度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也即如果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能够观测到引力波的存在。”卡斯里渥估计这些实验每年能够探测到4到400个引力波。“如果我们一无所获, 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对引力的理解。”
搜寻行为 篇8
物理学家们普遍认为, 暗物质是宇宙的“黏合剂”, 然而, 尽管宇宙间大约84%的物质都由暗物质组成, 而且暗物质也遍布于我们周围, 但因为其不发光也不反射光, 所以迄今还没有被“看到”。
LHC两个探测器的主管分别宣布, 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亚原子粒子, 这种粒子很可能就是物理学家们苦苦追寻了近半个世纪, 被科学界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在发布会上, 紧凑缪子线圈 (CMS) 宣布发现的玻色子质量在125.3±0.6GeV, 置信区间为5个标准差, 即有99.99994%的可信度表明该粒子存在;超环面仪器 (ATLAS) 发现的质量为126.5GeV的玻色子, 置信度为5个标准差。根据此前顶夸克发现的前例, 发现该粒子时, 置信区间也是5个标准差, 可以宣布发现了新粒子。
搜寻神秘生物 篇9
2011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部的雨林地区,当地居民连续9天目睹了一个奇异怪兽的出没。这个怪兽时隐时现于古农图加湖附近,其一身黑毛,体态矮小、粗壮,白天游荡在茂密的灌木丛之中。它或在倒伏的树干下搜寻、翻找着什么,或在林中空地上小憩。
这片辽阔的、属于克林希塞博拉特国家公园的未开发区域,据说栖息着多种巨大的蛇类和其它动物,甚至有一种长着金色毛发、可归为新物种的狮子。 然而,这里薄雾笼罩的绵延群山却引起了在英国颇有名气的“怪兽搜寻者”理查德·弗里曼的极大兴趣。
理查德闻讯而来,他已经是第四次到苏门答腊进行搜寻活动了。这位41岁,留着胡子的中年人,对于寻找印尼最神秘的Orang Pendek(奥朗潘德克,印尼语指“矮人”,一种据传能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的大猩猩,身高大约在80~150厘米)极其痴迷。在早先的几次搜寻活动期间,他曾向当地那些宣称看到这种动物的居民了解过一些情况。这些人说他们还发现过其脚印和毛发。在苏门答腊,Pendek的传说已经流传了好几个世纪,西方人最早是在1918年从一名为荷兰殖民者工作的、看到过它的男孩儿口中得知的。当地的土著居民和其他的探险者们后来也做过类似的描述。
在这次搜寻活动进行到第四天后,理查德和他的由英国德文郡CFZ(弗迪安动物中心)的几个业余探险者组成的小队发现了一些新证据。在高海拔的林地中,一些树木被扯断,它们显然不是熊类所为(因为没有熊爪的痕迹)。泥地上留有一个痕迹:一个手掌印。理查德认为它是Orang Pendek留下的。“它有着圆形的掌形,粗粗的香肠般的手指——与猩猩瘦长的手指全然不同。”
理查德与搜寻小组成员——克里斯·克拉克(退休工程师),亚当·达维斯(社会工作者)和达夫·阿克尔(市政委员会工作人员)——并没有发现Pendek,但是这只手印为他搜寻这种世界上最为神秘的生物,揭开事物的真相,增添了更多的资料。
理查德并未把类似喜马拉雅 “雪人”或者“艾克斯穆尔之兽”(据传是一种在英国德文郡的荒野里游荡的黑色、幽灵般的猫科动物)一类的动物列为幻想之物,对于他而言,它们是存在的,只是身份还有点费解,有待人们去确认——他指出,巨型枪乌贼、科莫多龙和犭霍犭加狓(外貌像长颈鹿,生活在非洲原始森林,吃树叶),曾一度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传奇动物。“我想知道在下一座山峦之中有些什么,在那座人迹罕至的山谷或是茂密的丛林中隐藏着什么,”这位CFZ动物中心的主任解释道。“我将继续我的事业,直到发现它们。”
走上寻找怪兽的道路
理查德·弗里曼1970年出生,在英格兰中西部地区长大,当别的孩子在玩足球时,他却喜欢在树丛中搜寻猫头鹰和狐狸等动物。他喜爱看的电视片是戴维·艾登堡拍摄的《生命的进化》,也十分迷恋地收看乔恩·皮特维的《神秘博士》,其展现的德比希尔洞穴中类似人的爬行动物,威尔士矿井中巨大蛆虫以及伦敦出现的恐龙都令他陶醉。“这些大怪物就在我们的门前现身,而不是在某个外星球上,”他说道。
1996年,理查德在博德明莫尔参观“鲍特先生奇物博物馆”时看到了一本名叫《动物与人类》的杂志,这本杂志由CFZ发行,而该中心由作家兼音乐家乔恩·多尼斯于1992年创办。在这本杂志中,撰稿人详细介绍了他们对各种奇异动物的调查。当时,居住在约克郡,担任动物园饲养员和墓地挖掘工的理查德一心要求加入该中心,于是,他成了该杂志驻当地的记者,开始撰写出一系列的报道,例如,塞尔比发现的大型猫科动物;里兹的蜘蛛瘟疫;约克郡一带历史上的有关飞蜥的传说……
随后不久,理查德开始在里兹大学主修动物课程,但是到了2000年,他却已经对课程的狭窄内容和任课老师都不抱幻想了(例如,有的教授花费一辈子来研究滨螺和海螺的阴茎)。于是,理查德决定去为CFZ工作,当一名全职职员。
理查德的首次寻找怪兽之旅是到亚洲东部寻找Naga(“巨蛇王”),据说它是长达18.2米,体粗像圆桶的巨蟒。某电视台邀请他参与对先前在湄公河的发现进行调查,以作为“探索频道”有关东方神秘之物系列的播出节目。尽管他并未发现这么长的巨蟒,但是却没有失去寻找怪兽的信念。在过去的12年里,理查德涉足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到蒙古国的戈壁上寻找死亡蠕虫的遗骸(一种1.5米长的无脊椎动物,据说能渗出酸性物质);到圭亚那寻找“水虎”(据说存在一种水栖的大型猫科动物)……
如今,理查德·弗里曼成为了顶级的所谓 “神秘生物学家”(cryptozoologist)——被人们认为是搜寻隐秘动物的专业人士(也有人认为是伪科学)。他已写出6本专著,发表了不少文章,在多家电视台和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中现身和演讲。
去伪存真
理查德每次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其本人的储蓄、CFZ出版书籍所获的利润以及偶尔的赞助。对于一些公众认为自己是一个思维怪异的人他并不在意。“直到1847年,西方人还认为大猩猩是虚构之物,”理查德指出。自己搜寻的神秘生物十分稀有,并且知道怎样避开人类。他继续补充自己的观点:“在第一只雪豹被人类发现之前,人们用镜头24小时地拍摄了7年才获得成功。”
理查德对每一个传说中的个体动物都进行研究。他的看法是每一次的调查行动都是值得的,因为他和考察小组能从这些实地探险中汲取更多的情报。
“我通过发现新的物种和一些神秘传闻可能存在的真实基础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理查德说道。“灵长目动物将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人类进化的信息,如果我们发现一只Orang Pendek,那么,苏门答腊当地的政府就会更有动力来保护它们的栖息地。这无疑有助于其它濒危动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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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理查德对自然界可能存在的神秘之物持很开放的姿态,可是如果他无法找到证据来支持它们存在,他也会随时准备着揭穿这种神话。
譬如,他的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据说激发出《小红帽》创作灵感的所谓法国18世纪的吃人狼,“森林怪兽”,只不过是从某个兽栏中出逃的鬣狗。尼斯湖怪?其实只不过是湖中的大鱼。理查德还指出,海洋爬行动物在冰河时代的湖水封冻期不可能生存下来,水中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如此巨大的捕食动物。死亡蠕虫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未被发现的蛇蜥的躯体。而“水虎”,很可能是大水獭的亲缘动物。
理查德对一些可能存在的骗局也极其敏感。在泰国,所谓的Naga巨蟒录像被证实是一根漂浮在河面的原木,而在一只大盒子中所装的巨蟒的骨架的某个部分也被发现是大象的一段牙齿。
不过,这位潜心寻找怪兽的人确实有过接近事实真相的遭遇。2008年的一天,他与同伴们在阿尔泰山脉的一座老旧的农舍中过夜。他们当时的目标是寻找俄罗斯的Almasty (阿尔玛斯迪),该地区传说中的大脚怪兽。
“半夜两点半左右,我们听到一种声音很大的粗犷吼叫。不多时,有个什么野兽经过农舍的门外,它的双脚直立,整个身躯的尺寸比2.1米高的屋门还要高大。如果说它是棕熊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熊类动物直立行走只能是短时间的几步,而这个野兽沿着屋外的整条游廊一直走了过去。”
对于那些曾与理查德谈过话的当地人来说,Almasty并不是奇幻的野兽,只不过是当地一种稀有的动物。一位老妇人告诉理查德,他要寻找的动物说不定就是獾一类的东西,因此他们或许在这次调查活动中会把事情搞明白。不过等到理查德将摄像机准备好,打开屋门追出去时,那只野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这次探险活动仍然是以捡回一些野兽的毛发和粪便而告结束。
继续其事业
在某处荒凉的山间遭遇到可怕的巨大蜥蜴或发怒的“雪人”并不会动摇理查德的信念。
“我并不担心会碰上什么怪物,”他解释道,“我倒是对地形、地貌等一些环境颇为在意。”有一次,在蒙古国,一股强劲的旋风将他的营地吹毁。在俄罗斯,他从一处山间的裂隙处摔向深渊,幸好一根树枝挂住了他,才使他脱险。在寻找Naga的过程中,理查德曾被向导带引入一连串洞穴之中,当时他担心的与其说是巨蟒,不如说是在洞中迷路。“我的向导是一位百岁老翁,如果他突然身亡,我也就陷入了绝境,再也别想走出洞口。”
理查德目前打算去一次澳大利亚的塔斯曼尼亚岛,寻找“袋狼”,一种据说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灭绝,外貌像狗的有袋动物。当地有人宣称,近些年曾目睹过这种动物,并有录像“为证”。早在1990年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亨利·尼克斯教授应用一幅电脑制图展示近来这种动物出没的地点和其最适合环境之间的98%的关联度。如果理查德能够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完全有理由实施一次调查。
“所有的亿万富豪都愿意资助金钱给那些去追踪UFO的人,”他说。“我们只需找到一位对怪兽搜寻感兴趣的有钱人,就可以组织一支正规的考察队,也就有机会发现一些什么东西。”
主流科学要人们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不是杂乱无章的,可是理查德却并没有放弃向人们展示世界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井然有序的。“当你的爸爸妈妈告诉你怪兽并不存在时,”他声称,“他们可能会隐瞒事实真相。”
搜寻行为 篇10
1 北斗系统硬件电路总体结构
北斗导航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1) 定位功能:采用的定位终端能接收到BD2/GPS定位信息。 (2) GPRS/GSM通信功能:首先, 持有北斗终端的目标可以通过无线通信网络将自己的位置定位信息传送给监控中心, 其次, 目标也可以通过无线通信接收到监控中心对其下达的指令。
按照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需求, 文章将系统分为三大模块, 即北斗定位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和电源模块。
2 系统硬件设计
2.1 北斗定位模块设计
本系统采用和芯星通的UM220模块, UM220是双系统高性能的GNSS模块, 是一款双模定位的模块, 它可以支持GPS和北斗二号单独定位, 也可以支持GPS和北斗二号同时的双模定位。UM220具有尺寸小、重量轻、功耗低、低噪放等特性, 适用于低成本、低功耗领域。UM220模块采用+2.85V电源的有源天线时可以直接连接到模块GNSS_ANT引脚, 用户若采用非+2.85v的有源天线, 则需要为天线供电, 我们采用非+2.85v的有源天线。
2.2 单片机模块设计
单片机是整个硬件系统中的核心, 它可以用于控制BD2/GPS模块, 接收模块的定位导航信息;也可以用于控制无线通信模块, 实现通过无线通信模块与远程控制间的通信。在文章的设计中要求核心的单片机应具有双串口功能、内部存储器、丰富的外围设备、较高的信息存储、低功耗等特点。综合以上特点, 文章选用STC12C5A60S2作为控制系统的单片机。
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是由宏晶科技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 (1T) 的单片机, 是具有高速、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 其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的8051单片机, 但是它的速度比传统的8051快8-12倍。该单片机内部集成了MAX810专用复位电路, 8路高速10位A/D转换 (250K/S, 即25万次/秒) , 2路PWM。STC12C5A60S2单片机工作电压为3.3V-5.5V, 拥有2个UARTS, 可分别与北斗定位模块和无线通信模块连接;并支持在线调试功能, 使编写程序更加方便简单, 将开发周期大幅度缩减;其内部有较大容量存储器, 能够保证系统的数据保存。
2.3 无线通信模块设计
定位终端上的无线通信模块是实现定位终端与监控中心之间的信息传递功能, 其工作的性能在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线通信模块基本分为两类:不具有TCP/IP协议的模块和具有TCP/IP协议的模块和。不具有TCP/IP协议的模块是要求用户自己去编写协议, 这样会导致开发的周期变长, 难度也加大了, 因此文章选用具有TCP/IP协议的模块。
文章选择性价比较高的SIM900作为定位系统的通信模块, 将SIM900的TXD、RXD分别与单片机相连, 进行数据的传输。
2.4 各模块电路图设计
根据各个模块的功能需求, 对北斗定位模块UM220、单片机控制模块STC12C5A60S2和无线通信模块SIM900进行电路设计, 电路图如图1所示, (a) 为UM220的接口电路, (b) 为STC12C5A60S2的接口电路, (c) 为SIM900的接口电路。
3 实验结果
利用以上的设计电路, 将电路连通, 并做测试。
读取短信测试如图2 (a) , 收到的消息指收到的中文或者英文消息, 信息记录是存储在SIM卡中的所有信息, 选中信息记录中的单个信息后鼠标右键可以对信息进行解码或者显示。发送测试如图2 (b) , 输入短信后点击短信编辑后进行短信发送。图中收到的信息区显示说明发送短信成功。
4 结束语
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北斗搜寻救助定位系统的定位终端设计, 在不减少功能的情况下选用尺寸较小的模块, 时的定位中端体积减小, 更易于携带, 并通过实验证明, 系统是可行的, 并且能准确的接收到定位信息, 并且能够接收和发送短信, 这为以后的软件操作提供了保障。
摘要:北斗搜寻救助定位终端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该文设计了一套适用于弱势群体定位终端, 重点讲述了该终端的定位模块、单片机模块以及无线通信模块的电路设计, 并通过硬件电路调试, 将终端成功运行起来, 北斗接收终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测试, 结果表明北斗接收机能够正常接收来自北斗卫星和GPS卫星的导航信息, 并且能接收和发送短信。
关键词:北斗卫星,定位终端,无线通信
参考文献
[1]李妍.青岛市弱势群体社会救助问题研究[D].山东:山东财经大学, 2012.
[2]张伟.基于GPRS的无线数据传输系统的研究与实现[D].河北:河北工大学, 2011.
[3]黄旭.基于BD2_GPS双模应用的危化品物流车辆远程监控系统[D].重庆:重庆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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