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搜寻成本

信息搜寻成本（精选4篇）

信息搜寻成本 篇1

一、电子商务、沉没成本及信息搜寻成本涵义

电子商务通常是指是在世界各地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基于浏览器或服务器应用方式,买卖双方不见面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和相关综合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型商业运营模式。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CN)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2.6万亿元,同比增长30%。其中,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2.09万亿元,进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5125亿元。

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如产品改良费用、国外市场信息搜寻费用、建立营销渠道等,且这些成本大多是沉没成本,即企业退出某一出口市场时,不能回收原来支付的进入成本,若企业再次进入该出口市场,则需要重新支付进入成本。这种成本构成企业进入特定市场的壁垒,同时也是影响企业退出特定市场的重要因素。在考虑退出某特定市场之前,企业必须考虑已投入且重新进入时需要再次投入的沉没成本。“滞后”可以解释为一种状态依赖或持续性。外贸领域对滞后现象的解释大多与沉没成本联系起来,企业的出口呈现明显的依赖状态。

信息搜寻成本是指为找到某物品市场最低价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时间、精力及各种风险的总和。信息搜寻成本的概念起源于对消费者商品购买行为的研究,由于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消费者努力寻找在不同地域或商店出售的同质商品价格信息,以找到性价比最高的商品。信息搜寻行为无疑会帮助消费者做出比较理想的购买决策。在国际市场上,如果出口商不能很好地通过市场机制全面高效地获取需求变化情况,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市场信息传递的不通畅,匹配低效率。

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有很多,本文试图从沉没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角度,分析电子商务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本研究文献涉及沉没成本和搜寻成本两方面。关于沉没成本,经济学家有很多解释,大多与固定成本的概念联系起来。Baumol和Willing(1981)的研究揭示,固定成本不随产出的变化而变化,但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而沉没成本并不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泰勒尔(1988)认为,固定成本只有在短期内才是沉没的,而沉没成本可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创造收益流,但却永远不能加以回收。Mata(1991)将沉没成本定义为:不可撤消的用于某一特殊用途,且退出时不可回收的企业成本。具体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时的沉没成本,Baldwin与Krugman(1989)界定较为流行,将沉没成本解释为企业进入特定市场“进入成本”与其继续留在该市场的“维持成本”之间的差额。他们指出,对网络营销及商誉的投资就是典型的进入成本。有些学者强调了在解释贸易量方面沉没成本的重要性。Baldwin(1989)研究发现沉没成本可以解释贸易流量方面的变化。Irwin(1998)研究发现历史的贸易模式在决定当前的贸易模式方面起重要作用。Tybout和Roberts(1997)使用公司层面的数据,认为沉没成本有助于解释哥伦比亚公司每年的出口量。Freund(2000)研究发现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具有高度持久性,这很可能归因于沉没成本。还有些学者以搜寻成本为切入口,分析买卖双方不完全信息的程度及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效应。Rauch(1996)提出了一种贸易理论,解释了通过互联网,出口商可以搜索到与其最佳匹配,从而扩大其出口市场。他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在建立贸易关系时,家族关系和亚洲商业集团的重要性。Rauch(1999)研究发现贸易联系,如殖民关系或共同语言,在解释贸易模式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古诺竞争模型中,以沉没成本、信息搜寻成本为切入口,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假设有n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m个企业生产同质的产品。市场符合古诺模型,福利的增加来自于贸易中引入了竞争机制(Brander and Krugman,1983)。假设一家企业要进入特定市场需要付出一定的沉没成本,这些成本包括搜寻市场信息、登广告、建立分销网络等,所有这些投资到国外的成本一般不可回收。

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市场为完全信息,每个国家总效用公式如下:

N代表竞争市场的消费量,Q代表垄断市场的消费量,K是常数。

每个国家的不完全竞争市场需求可表示如下:

P代表价格,初始市场是分割的。

每个企业出口函数公式里有个常数项,边际成本C,固定成本F随着出口不同国家距离远近的不同而变化。由于获得距离越远的国家市场信息成本较高,固定成本也就越高;随着距离的增加,运输成本t也随之增加。考虑到以上这些条件,可以求出企业的最优出口量。假设企业把产品出口到某一市场,利用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可以求出均衡出口流量。

其中,q*代表其他企业的产量,β代表折扣因子,qij表示i国出口到j国的商品数量,可以求得企业的最优出口量为:

公式(2)带入公式(1)得:

由于出口存在固定成本,只有贸易的利润超过固定成本,出口才是值得的。

利润是否超过固定成本,取决于固定成本、运输成本、国外市场和竞争者的数量。

第二阶段,出口量和第一阶段相同,公式如下:

另外,除了沉没成本,企业的自身情况也会影响贸易量。一家企业一旦付出了固定成本,就一直会留在这个市场。对于一家企业而言,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进入这个市场也许都不是最优的。

(二)贸易流量随着电子商务发展的变化情况

对于以上关于固定成本和不完全信息市场的分析,可以推导出以下三个假设:

1. 由于相邻国家的固定成本和运输成本都较低,两个国家的企业更愿意出口,较低的固定成本导致了出口量的增加,较低的运输成本增加了利润,这些都会导致出口量的增加。

2. 企业更愿意出口到更大的市场,这意味着K值比较大。

3. 两阶段模型中,历史是很重要的因素,同一家出口商在两个阶段中都会出口。

图1显示某个市场看起来更像不完全信息市场,生产者把产品出口到某些国外市场,对于某些国家不出口商品。生产者更倾向于把产品卖给邻国市场或者更大的市场。除了拥有进入市场所需的固定成本,企业还要在这个市场有一定的控制力,并且价格随着出口国家的不同而变化。

电子商务把全球的供给与需求联系起来,使市场不再是分割的。

不完全竞争市场的需求关系如下:

假设使用电子商务平台的所有企业都在这个市场竞争,生产根据需求调整。每个企业根据世界需求确定出口量,公式如下:

其中,q*代表市场上其他企业的总供给量;t*代表企业的平均运输成本;i国出口到j国的商品数量如下:

代表j国的相对收入,mqi代表i国对世界的总出口量。j国进口的市场份额如图2所示,该国在市场上的价格较低,所有进口国家都受益。出口国通过进入新的市场和降低固定成本而获益。值得注意的是,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将不再是重要因素。出口仅仅是出口商和进口商相对规模的函数。然而市场中每个卖家都想降低成本。例如:每家企业列出一份运输成本清单,提供运输到不同市场的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j国从i国进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个国家距离的远近。按照不完全信息和沉没成本理论,只要各个国家沉没成本区别不大,来自不同国家的供应商本应该进入某个更大的市场,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所有出口商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会进入新的市场。即使距离主要影响固定成本,电子商务技术也会降低距离对贸易的影响。

图3代表电子商务对距离和贸易产生的影响。实线代表了距离和贸易的初始关系,其他条件不变的话,随着两国之间距离的增加,贸易额将下降。运输成本变得越重要,线的斜率变得更陡,说明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很大。由于电子商务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使得距离不再是主要影响因素,表明电子商务会降低距离对贸易的影响。

四、结论

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从总体来看,贸易量随着使用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数量的增加而扩大。2.电子商务技术的应用,将减少滞后影响,只要相对收入和生产不变,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贸易量是相同的。3.一个国家以前只向几个国家出口产品,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后,出口市场增多。4.假设贸易仅受距离因素影响,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将降低。如果贸易受运输成本、距离影响,电子商务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将是不确定的。

同时,电子商务也会增加社会福利。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意味着世界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并趋同。另外,没有特定市场的沉没成本,竞争更加激烈,所以价格必须是较低的。过去出口到许多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减少,因为他们现在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产品。同样,之前只从几个市场进口的国家,由于现在的价格更低,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世界价格比个别国家的价格低,世界市场的收益将大于损失。

摘要：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在不完全信息古诺模型条件下,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贸易量随着使用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数量的增加而扩大。电子商务技术的应用,将减少滞后影响,只要相对收入和生产不变,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贸易量是相同的。假设贸易仅受距离因素影响,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将降低,如果贸易受运输成本、距离的影响,电子商务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关键词：沉没成本,信息搜寻成本,贸易流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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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搜寻成本 篇2

CPM (Critical Path Method关键路径法) 是项目管理中最基本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 它上连着工作分解结构, 下连着执行进度控制与监督, 是一种网络分析技术。关键路径是项目网络计划中最长的路线, 它决定了整个项目的总实耗时间和最短完成时间。因此, 项目中关键路径确定很重要, 关键路径上的任一事件的推迟将使整个项目推迟。

尽管一个项目网络里每个事件的持续时间是预先确定的, 但这也会随着成本的变化而变化。例如, 浇筑混凝土事件的工作持续时间可以通过雇佣更多的工人而缩短, 但这需要更多的成本支出。因此如何合理而有效地对这些事件进行组织, 在有限资源下以最短的时间和最低的成本费用下完成整个项目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通常情况下, 我们考虑的是一个双目标优化问题, 即时间成本平衡问题 (TCTP) , 为每个事件选择合适的选项以同时最小化项目时间和项目成本。

时间——成本平衡问题TCTP (Time-Cost trade-off problem) 主要研究工期的压缩, 即假定通过增加费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压缩活动的工期, 以最少的费用满足项目工期进度的要求。Kelly (1961) 等首先对TCTP问题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时间——费用交换的模型, 称之为线性规划, 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动态规划 (Elmaghraby 1993) , 以及线性/整数混合规划 (LP/IP) (Liu et al.1995) 。然而, 线性规划模型需要为采用的函数提出特定的假设动态规划模型需要无数次的尝试, 而且, 后者如果关闭了一组存在全局最优的分支, 它就达不到全域最优。通常来说, 数学规划模型不能为大规模网络取得优化解决方案, 因为需要很多轮的尝试才能达到最优状态, 或者很容易陷入局域最优状态。

由于上述传统数学规划模型在时间——成本平衡问题TCTP研究上具有上述缺点, 研究者们逐渐将他们的兴趣转向于进化算法, 如遗传算法 (GA) , 蚁群优化算法 (ACO) 和粒子群优化算法 (Yang 2007) 。这些优化算法能够在适度的计算量内为TCTP取得最优或接近最优的解决方案, 减少了陷入局部最优方案的风险, 同时算法本身易于实现并行化。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这些进化算法的基础上建立另外一种模拟算法——合声算法 (HS) , 将此算法应用到TCTP上, 建立相应的时间——费用交换模型, 并用实例来说明该算法的有效性。

1 合声算法 (HS) 简介

合声算法是一种启发全局的搜索算法, 在许多组合优化问题中得到了成功应用, 在有关问题上展示了较遗传算法、蚁群优化算法更好的性能。合声算法 (HS) 最初是基于音乐即兴创作和优化过程之间的类推, 在实际优化问题中, HS算法将乐器i (i=1, 2, ……, m) 类比于优化问题中的第i个设计变量, 各乐器声调的和声Rj (j=1, 2, ……, M) 相当于优化问题的第j个解向量, 评价类比于目标函数。算法首先产生M个初始解 (和声) 放入和声记忆库HM (harmony memory) 内, 以概率HR在HM内搜索新解, 以概率1-HR在HM外变量可能值域中搜索。然后算法以概率PR对新解产生局部扰动。判断新解目标函数值是否优于HM内的最差解, 若是, 则替换之;然后不断迭代, 直至达到预定迭代次数Tmax为止。经过大量实例证明, 此算法在各类组合优化问题中不断被推广运用, 比如结构设计、大坝运行调度和通信网络运营中。

与GA算法相比较, HS算法在产生一个新矢量时考虑了所有解决方案的矢量, 因此不需要额外的二进制到十进制的转换过程。更重要的是, HS不受积木理论的限制, 要知道相远的变量比两个相邻变量有更强关联时积木理论的作用是负面的。在多个大坝运营案例中, HS算法可以找到5个不同的全域最优解, 而GA算法确只能找到一个接近最优解。与ACO算法相比较, HS算法具有相似的过程:ACO算法根据信息素累积的类推去调整数值, HS算法是根据音乐家经验的类推去调整数值。然而, HS的结构比ACO的结构简单, 在供水管网布局的案例里HS比ACO更快地到达全域最优解。带着以上所述的多个优化问题上的成功, 本文以HS算法测试了时间——成本平衡组合优化问题TCTP。

2 合声算法问题界定

undefinedn+1 (1)

undefined

undefined (3)

ES0=0 (4)

undefined

xundefined∈{0, 1} (6)

其中, n=事件的数量; cundefined=事件i的选项k的直接成本率;xundefined=事件i的选项k的二进制指数变量。如果事件i选定了选项k, xundefined的值是1。否则, xundefined的值是零;ki=事件i的选项k的集合;c=间接成本率;EFi=事件i的最早完成时间;ESi=事件i的最早开始时间;tundefined=事件i的选项k的持续时间;pj=事件j的直接前任的集合。

公式 (1) 中的TCTP目标函数为最小化总成本Z。最小化总成本由直接成本[公式 (1) 中右边第一项]和与时间相关的间接成本[公式 (1) 中右边第二项]二者构成。

为了计算项目的总工期 (EFn+1) , 用来寻找关键路径的公式 (2) 到 (6) 里的约束条件, 在这里被采用。其中, 事件0和事件n+1是假定的只有工期为零选项的的开始事件和结束事件。

3 HS Model

HS算法开始于一个被称为和谐内存 (HM) 的矩阵。 其随机解矢量被储存如下:

这里 (y1, y2, …, yn) =解矢量, HMS=HM储存的解矢量的数量。事件i的决策变量yi可以被表达如下:

yi←k if xundefined=1 (8)

例如, 如果表1中的7事件案例中的事件2的第4个选项被选定 (xundefined=1) , 事件2的决策变量 (y2) 的值将是4。

一旦HM准备好, 采用HS里的一个新型随机导数 (Geem 2008) , 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解矢量 (yundefined, yundefined, …, yundefined) , 而不是基于微积分的导数。如下式:

undefined (9)

其中P随机=随机选择的概率;P存储=HM (经验) 考虑的概率;P变量=间距 (经验变量) 调整的概率;S=调整迹象, 概率为P变量/2时取1, 其他时取-1;Δ=调整数量, 可以表达如下:

例如, 一旦7事件案例的事件2的第4个选项被选定, 它可以采用等式 (10) 被进一步转变为间距调整里的第3个或第5个选项。然而, 如果事件2的第1个选项被选定, 因为没有第0选项, 它就只能被转变为第2选项。同样, 如果事件2的第5个选项被选定, 因为没有第6选项, 它就只能被转变为第4选项。

等式 (9) 中的随机导数的值代表了有多少k选项能被分配给事件i。每个选项有不同的值, 而所有选项的累积函数应该等于单位值。

对决策变量yundefined, 一个特定选项可以根据上述3个原则分配给事件

当成本ZNew小于成本ZW并且时间EFundefined不大于时间EFundefined, 或者时间EFundefined小于时间EFundefined并且成本ZNew不大于成本ZW时, 一个新生成的矢量 (yundefined, yundefined, …, yundefined) 严格地控制了储存在HM里的另外一个变量 (yundefined, yundefined, …, yundefined) 。如果矢量yNew= (yundefined, yundefined, …, yundefined) 严格地控制了矢量yW= (yundefined, yundefined, …, yundefined) , 这些矢量可以交换如下:

yNew∈HM∧yW∉HM if yNew>yW (13)

其中, 符号>代表了严格控制。

如果终止准则, 例如函数评估的数量被满足了, 计算就会停止, 而HM就提供了帕累托集。否则, 另一个新矢量就产生, 而HM被更新。上述的HS TCTP模型的过程可简化成如图1中的流程图。

4 HS模型在项目网络中的应用

为了测试HS模型, 将它应用于七事件 (n=7) 项目网络中, 如图2所示。

这个网络例题原先由Liu et al. (1995) 提出, 然后由Zheng et al (2004) 稍作调整, 把间接成本从每天增加到每天。为了公平地比较HS结果与GA和ACO结果, 本研究使用了后一种例题组。表1显示了例题网络的可用事件选项 (Ki) , 以及对应的持续工期 (tundefined) 和成本 (cundefined) 。HS模型的其他参数如下:

· HMS=10;

· P随机=0.1;

· P储存=0.9;

· 最大迭代次数=300;

· 间接成本率c=

这里, P变量等于0.0是因为选项范围不宽广。在收敛速度方面, 存在一个HMS, P内存和P变量的调查, 虽然都是特定的问题, 但本研究的参数值都落在调查研究的数值范围。

HS模型能够找到全域帕累托解集, 这个已经被全部计数所证实。如表2即显示了帕累托解集, 它得自于MS Excel (表格) 在一秒钟里产生300个解, 而ACO (Xiong and Kuang 2008) 产生了882个解决方案才取得同样的帕累托解集。同时, GA (Zheng et al.2004) 没有为这个多任务优化问题提出任何帕累托解集, 仅仅获得一个解决方案 (时间=66;成本=236, 500;时件选项=1 1 1 3 3 2 1) , 但不是全域帕累托解。

根据表2绘制七事件网络优化计划, 如图3所示:

图3显示了一个帕累托优化解决方案 (时间=60;成本=) 。这个解决方案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有着同样目标函数值的关键路径 (1→2→5→7和1→3→5→7) 。两个解决方案都需要60天 (等于间接费用) 和直接费用。

在问题界定上, 上述解决方案的每个事件根据公式 (5) 和 (6) 只有一个选项 (例如, 事件1有选项1, 事件6有选项3) 。一旦每个事件只有一个选项, 解决方案的总时间 (EF7+1) 就能被计算。开始一个虚拟事件 (i=0) , 如在公式 (4) 中它的ES0=0, 用公式 (2) (EF0=0) 可以计算出事件0的最早完成时间。其后, 用公式 (3) (ES1=0) 和公式 (2) (EF1=14) 可计算出事件1的最早开始和完成时间。这个过程被重复知道EF7+1被获得。一旦时间 (60天) 和总成本 () 被计算出, 根据公式 (13) 中定义的帕累托原则这个解决方法就能被测试出是否能被包含在HM模型里。

敏感性分析被实施了, 取HMS={5, 10, 30}, P内存=1-P随机={0.8, 0.9, 0.95}, 和最大迭代数=1000, 如表3即显示了这个分析的结果。当HS模型到达了表2所示的5个全域帕累托解决方案, 有3次是HMS=30, 2次是HMS=10, 而没有1次是HMS=5。

5 讨论和结论

项目计划的时间与成本权衡问题首先以HS算法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目标是给项目网络中每个事件指定候选选项, 却同时使项目成本和持续时间最小化。

建议的HS模型用七事件网络例题来测试;与其他进化算法如GA和ACO相比, HS模型获得与其他应用程序同样模式的好或更好的帕累托解决方案。对七事件问题, HS比ACO更快地找到了全域帕累托解集, 而GA没能找到。对18事件问题, HS比ACO找到更好的帕累托解决方案, 而GA不能提供特定解。尽管HS模型形成了由若干算法参数, 如HMS、P随机和P储存, 组成的一个简单结构, 它已经能够只搜寻整体解决方案范围的一小部分就获得好的解决方案。

在一定迭代次数上获得最优解决方案的计算复杂性如下式:

undefined

这里, k*=时间1的选项, 它是最优解决方案的单元。

多任务问题优化中, 两个主要课题是最优性和多样性。本研究在选择上采用了基于优势程度的比较, 这是多任务GA中很通常的技巧。基于这个基础研究, HS模型应该逐渐发展到被认为能够应用于更复杂和实际的项目计划问题的阶段, 然而, 基于优势程度的比较不能确保获得沿着帕累托前沿的多样性, 尤其那些有着持续的或密集的目标间距的问题, 获得多样性上期望有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以最少的时间和最低的成本完成项目是项目管理的首要目标。然而, 由于项目的完工速度往往受控于成本, 通常雇佣更多工人能节省时间, 但由此可能造成成本的上升, 因此时间与成本之间的制约关系, 需要在整个项目的全寿命周期中都要权衡其二者之间的平衡。本研究采用了一个模仿现象的算法———和声搜寻, 去执行多任务平衡。相对于遗传算法和蚁群优化算法, 和声搜寻算法应用在两个测试案例上取得了更好的Pareto解, 解决了组合优化的问题。

关键词：和声,关键路径法,时间成本平衡问题,组合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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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搜寻成本 篇3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已经成为当今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并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资源。因此,通过研究企业员工的信息搜寻行为,进而改进企业的员工培训机制和信息系统,不断优化信息搜寻效果,对于员工顺利完成工作和企业整体的绩效提高和决策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中对信息搜寻行为进行的大量研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必须考虑其发生的情境,而任务情境是企业及其关键部门(如R&D部门)最常遇到的信息搜寻情境,在这一情境下员工的信息搜寻行为又会受到特定因素的影响。本文正是在回顾普遍意义的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基于任务情境的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

二、信息搜寻行为概述

1、信息需求

在任务情境下,当信息使用者发现自己已有的信息与完成任务需要的信息之间存在差距时,就会产生不确定的感觉,进而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来缩小这一差距,这就是信息需求的产生。信息搜寻行为就是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感,满足相应的信息需求而进行的有目的的信息寻找和获取行为(Johnson等,1995)。过去的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研究将信息需求分为以下5类:

(1)任务信息需求:当信息使用者需要获取信息帮助其完成任务时产生的信息需求(Miller和Jablin,1991)。

(2)绩效信息需求:当信息使用者对自己的绩效考核结果产生不确定感时,他会需要获得绩效反馈的相关信息,并由此产生了绩效信息需求(Mille和Jablin,1991)。

(3)角色明确信息需求:当信息使用者需要明确自己在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和职责时产生的信息需求(Morrison,1993)。

(4)组织规范及文化信息需求:当信息使用者需要了解组织的规范、标准、文化、价值观等相关信息时产生的信息需求(Morrison,1993)。

(5)社会关系信息需求:当信息使用者需要了解其在组织中的社会关系如何时产生的信息需求(Morrison,1993)。

2、信息搜寻模式

信息搜寻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模式实现(Ashford,1986),而每种模式都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1)公开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信息使用者会通过直接提问等明确的方式获取信息。采取这种模式时,信息使用者需要承担声誉和形象被损害的风险,因为公开地搜寻信息可能会被认为是能力不足的表现。

(2)隐蔽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信息使用者会通过侧面观察、间接提问等隐蔽的方式获取信息。采取这种模式时,信息使用者需要将观察和间接提问的结果通过自己的理解转变成有用的信息,而这一过程就需要承担对结果发生误解的风险。

Ashford(1986)的研究发现,尽管两种模式都存在风险,信息使用者往往更能接受隐蔽模式的风险,也更愿意以这种模式搜寻信息。只有当必要的信息必须通过直接询问才能获得时,信息使用者才会更倾向于采用公开的模式。

三、信息源的分类

1、信息源的定义

信息源是信息的载体(Kuhlthau,1999;Morrison和Vancouver,2000;O’Reilly,1982),要真正理解这一定义需要将信息源与信息内容、信息渠道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信息内容是信息本身,同样的信息内容可以存在于多种信息源中,而同一信息源也可以包含多种信息内容(Yunjie Xu,Cheng Yian Tan,和Li Yang,2006)。

信息渠道是指信息内容从信息源传递到信息使用者的方式,如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电子邮件联系等(Yunjie Xu,Cheng Yian Tan,和Li Yang,2006)。同一信息渠道可以用于从多种信息源获取信息,而同一信息源也可以通过多种信息渠道来访问。

2、信息源分类相关研究

过去的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研究主要按照两个维度对信息源进行分类(Bystr?m和J?rvelin,1995;Kuhlthau,1999)

(1)按照信息源与信息使用者所在组织的关系,可以将信息源分为内部信息源和外部信息源两类。

内部信息源包括组织内部的R&D、生产、销售等各个相关部门和个人,组织内部的各种相关文件和信息系统等。在任务情境下,由于组织内部具有相同的目标,因此能够提供更完备的信息,获取信息的阻力也较小,且由于对任务较为了解,因此能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信息。

外部信息源包括与组织有合作关系的各种研究机构、信息使用者的外部关系网络、各种科技展览及研讨会等。外部信息源可以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或者难以从其他途径获得的特殊信息。

(2)按照信息源的性质,可以将信息源分为人际信息源和非人际信息源。

人际信息源是指以人作为信息载体的信息源,如信息使用者的同事、组织内部或外部的专家等。

非人际信息源是指以文件等非人的信息载体作为信息源,如技术期刊、相关文献、研究报告等。

过去的实证研究显示,相对于非人际信息源,信息使用者更愿意使用人际信息源来获取信息。

四、基于任务情境的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1、质量与可得性

在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信息质量和信息源可得性哪一个是影响信息源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围绕着这一问题,分别产生了支持质量和支持可得性的两个重要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之一是成本-收益比率理论(Gertsberger和Allen,1968),该理论认为信息质量是决定信息源选择的主要因素。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由于信息搜寻行为的目的是通过获取有用的信息来降低不确定感,信息使用者会倾向于使用能够提供质量较高的信息的信息源。这一理论认为,信息使用者会对使用某一信息源的期望收益和期望成本进行预测,并且会更重视收益而非成本。因此,如果某一信息源能够提供比其他信息源质量更高的信息,能够更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这一信息源就更有可能被采用,即使使用它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也就是说,信息使用者的信息源选择模式不是尽可能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而是尽可能地通过获取高质量的信息增加信息搜寻的收益。O’Reilly(1986)提出了质量的维度:精确性、适当性、可靠性和即时性。除了理论论证外,这一理论框架也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信息的质量被证明在信息使用者面临陌生的、难以预测的情况时尤其重要(E.Auster和C.W.Choo,1994)。

与成本-收益比率理论相反,努力最小化理论认为信息源的可得性在信息源选择中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理论是基于Zipf(1949)的“努力最小化法则”提出的。根据这一法则,人们为了完成某一目标需要在几个可选的解决方案中做出选择时,其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评估哪一个方案需要付出的努力最少。因此,努力最小化理论认为,信息使用者选择信息源的最重要考虑因素就是使用这一信息源需要付出的努力能否最小化,为了满足这一要求,信息使用者甚至愿意以牺牲信息的质量为代价。根据Gertsberger和Allen的研究,使用信息源需要付出的努力可以分为两种:精神上的努力和体力上的努力。O’Reilly(1986)进一步提出了可得性的维度:需要花费的时间、需要花费的资金、会遇到的困难。对这一理论框架的理论支持认为,信息源可得性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是因为大多数信息存在模糊性,二是因为信息使用者面临完成任务的压力O’Reilly(1986)。这一理论也同样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在实证研究中,被调查的研究对象对信息源的选择普遍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人际信息源优先于非人际信息源,内部信息源优先于外部信息源,熟悉的信息源优先于不熟悉的信息源。这一趋势下优先选择的信息源往往是需要付出的使用努力较小的信息源。研究还发现,尽管信息使用者能够辨别哪一种信息源提供的信息质量最高,他们仍然会选择质量较低但可得性较高的信息源(Gina de Alwis等,2006),由此可以证明,信息源的可得性是影响信息源选择的主要因素。

关于质量与可得性哪一个是影响信息搜寻行为和信息源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的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两个因素都得到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然而很少有研究尝试消除这一分歧。质量与可得性研究之所以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有以下两方面:一是质量与可得性的定义和划分维度还不明晰,在一些研究中认为是质量的相关因素可能在另一些研究中被归类为可得性的因素;二是一些研究认为质量与可得性的重要程度会受到信息使用者与信息源的关系(Ashford,1986)或偶然因素(Morrison和Vancouver,2000)的影响,而在任务情境下,有研究表明任务特征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信息搜寻行为的因素(Yunjie Xu,Cheng Yian Tan,和Li Yang,2006)。

2、任务特征

有关任务特征对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类研究通常以一种较宽泛的方法将任务特征分为两类:任务复杂性和任务不确定性。

任务复杂性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协调和与其他个体共同解决问题(Tushman,1978)。Tushman的研究发现人际信息源在任务复杂性较高时使用较多;Culnan(1983)认为信息源的选择不仅和信息源可得性有关,也取决于环境的复杂性;V a k k a r i和K u o k k a n e n(199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任务复杂性的提高,内部信息渠道的使用减少,而信息源的使用增加。

任务不确定性是指完成任务需要的信息和信息使用者已有的信息之间的差距(Galbraith,1977)。研究认为,当任务不确定性较高时,信息使用者会更多地使用外部信息源和非正式信息源(Blandin和Brown,1977)。

虽然不同研究对任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定义不尽相同,但这些研究得出了一个较一致的结论:随着任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高,信息使用者对信息源的使用将增加。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本文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任务情境的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有一些矛盾和不足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首先,信息质量和信息源可得性何者是影响信息源选择的主要因素的争论可能可以通过对两个因素进一步的明确定义得到解决。这需要对过去各种研究提出的定义和相应的调查问卷题项进行系统的整理、重新归类,以得出一个较全面和合理的质量、可得性定义方法和测量量表。

其次,任务情境下任务特征无疑是影响信息搜寻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引入这一因素进行研究之前也同样需要解决任务特征的定义和量表整理问题。为了便于与过去的研究进行比较,这一任务特征量表应当仍然采用任务复杂性和任务不确定性作为任务特征的基础分类,之后再将以往研究中的各种任务特征题项经过筛选后归入这两类其中之一,最终得到完整的测量量表。

信息搜寻成本 篇4

(一)研究背景

“小产权房”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对“小产权房”问题的科学实证研究亦方兴未艾。为降低购买“小产权房”的风险,购房者会进行购买信息搜寻,但目前学术界对于“小产权房”购买信息搜寻的科学实证研究尚未见成果。因此,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小产权房”购买信息搜寻,为我国“小产权房”问题的妥善处理提供借鉴。

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性研究总结我国“小产权房”购买信息搜寻渠道问题,揭示影响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的影响因子,并测度各影响因子对于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的作用关系和作用程度,从而深入地了解“小产权房”购买信息搜寻情况,为各地政府妥善解决“小产权房”问题提供理论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

谭术魁(2008)认为,“小产权房”是指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土地之上且被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外村村民、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判断某一具体的房屋是不是属于“小产权房”,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建在农村集体土地之上;二是已被城市居民、非本村村民所拥有。

恩吉尔(Engel)、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和米阿德(Miniard)(1986)等人认为,信息搜寻是指消费者有意图地激活记忆里所储存的知识、信息或者在周围环境中获得信息的过程,或者说是消费者为解决消费问题而在自己记忆中或者在外部信息源中搜寻各种必要信息的努力。消费者信息搜寻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市场环境,包括方案的数量(如可选择的品牌数)、方案的复杂性(产品之间的差异)、方案的市场营销组合、方案的完全性(新方案的出现)、信息的可用性、商店的分布等;第二,情景因素,包括时间、空间或财政方面的因素和利用信息源的可能性以及其他心理上或物理上的条件;第三,产品因素,包括产品价格、可感知风险、方案之间的差异以及重要属性的数量等;第四,个人因素,包括过去的经验与知识、解决问题的方法、信息搜寻方法、卷入程度以及人口统计特性(如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

李东进(2001)认为搜寻信息努力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即单纯依靠过去使用产品经验消极的内部搜寻努力和访问商店、听取周围人的意见、搜寻广告媒体信息等积极的外部搜寻努力。搜寻信息努力一般意味着消费者购买产品之前所进行的外部搜寻活动的量。

布罗杰特(Blodgett)和希尔(Hill)(1991)等人提出的测定信息搜寻努力的指标有四个方面:商店搜寻、广告媒体搜寻、周围人搜寻和中性信息源搜寻。这些指标概括起来表现为:第一,商店搜寻指标,即用电话打听商店的次数、访问商店的次数及耗费的时间。第二,广告媒体搜寻指标,即能回忆的电视广播以及印刷广告数、利用过的产品宣传单和说明书数。第三,周围人搜寻指标,即自己所认识的产品所有者数、打听过的周围人(朋友、同事、亲戚、邻居等)数。第四,中性搜寻指标,即除企业之外的有关产品或者购买信息方面的刊物数。

埃德尔(Elder)、佐帕罗(Zumpano)和巴亚拉(Baryla)(1999)发现使用中介代理服务能够降低买方在单位时间内的搜寻成本,从而提高搜寻活动进行的频率。他们还发现高收入者(时间成本较高)、从外地移居到本城市的居民(本地市场不了解)和以前曾经使用过中介代理服务的居民(了解中介代理行业),更容易选择中介代理进行搜寻。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问题

(一)分析框架

“小产权房”特殊的房屋性质导致购买信息搜寻的渠道与一般商品房不同。本研究根据已有信息搜寻研究成果和现实中“小产权房”购买信息搜寻情况将购房者信息搜寻渠道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中介代理信息搜寻、亲戚朋友信息搜寻、广告促销信息搜寻和媒介报道信息搜寻。

这些指标的具体解释如下:第一,中介代理信息搜寻,即通过房屋销售中介代理机构打听“小产权房”购买信息。第二,亲戚朋友信息搜寻,即通过亲属、朋友、同事、邻居等打听“小产权房”购买信息。第三,广告促销信息搜寻,即通过报纸、传单、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广告收集“小产权房”购买信息。第四,官方报道信息搜寻,即通过政府机构和相关部门的公告或有关条例文件等收集“小产权房”的相关信息。

本研究又将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的影响因子确定为搜寻认知态度、感知持有风险、中介经纪服务、先前房产知识、自我价值认知和购买时间压力。这些因素的具体解释如下:第一,搜寻认知态度是购房者对房产信息搜寻活动的价值或者利益的信念程度,或者说是对购房的重视程度。第二,感知持有风险是购房者在选择或者购买房产时所感知的风险或者忧虑程度。第三,中介经纪服务是指购买搜寻“小产权房”过程中相关房产中介代理机构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第四,先前房产知识是购房者已经具备的对于房产相关知识的理解程度。第五,自我价值认知是购房者根据自己的价值、信念,对房产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第六,购买时间压力是可用于购房搜寻上的时间不足的状态。

(二)研究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和假设:

研究问题1:在整个购买搜寻中,有哪些信息搜寻的渠道?各占多少比重?

研究问题2:哪些因素影响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如何?

假设2-1:搜寻认知态度与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之间有正向(+)关系。

假设2-2:感知持有风险与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之间有正向(+)关系。

假设2-3:中介经纪服务与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之间有负向(-)关系。

假设2-4:先前房产知识与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之间有负向(-)关系。

假设2-5:自我价值认知与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之间有正向(+)关系。

假设2-6:购买时间压力与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之间有负向(-)关系。

三、样本调查与分析方法

(一)样本调查

本研究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实地问卷调查。“小产权房”课题调研小组针对武汉市“小产权房”的购买信息搜寻状况开展了专题调研。问卷设计完成后首先进行了预调查,发现在普通商品房销售区域进行的随机抽样,比较容易因购房者主要欲购买普通商品房,没有购买“小产权房”的意向,或者因调查时间紧张,影响调查质量。因此,调研小组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后,将调查地点调整到武汉市武昌、汉口、汉阳这三个区域中有代表性的“小产权房”聚集区域。考虑到周末在家休息的居民较多,调研小组将调查时间安排在周六和周日。调查方法主要采取上门入户问卷访问与路边人员随机调查相结合。调查对象主要选择的是已购买“小产权房”的居民和周边居民。由于问卷内容涉及的是较为敏感的“小产权房”方面的问题,与已购“小产权房”居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密切,所以,调研小组在积极寻求被访者理解与支持的前提下,力争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下进行调查,表明身份和调查目的后,被访者大都乐于配合。调查人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情况认真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56份,剔除出现关键信息漏答和有错误信息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58份,有效回收率为76.33%。

(二)分析方法

根据研究问题与获得的调查数据,笔者在研究分析中主要运用了以下方法与工具:交互分析法、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多重回归分析法、Cronbach'sα值的检验法。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各种信息搜寻渠道所占的比重

本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在“小产权房”购买信息搜寻渠道中占最大比重的信息源为亲戚朋友信息搜寻,其比重为63.1%;其次是中介代理信息搜寻,其比重为21.6%;再次是广告促销信息搜寻,其比重为9.6%;最后是官方报道信息搜寻,其比重为5.7%(见表1)。这说明,购房者对“小产权房”进行购房信息搜寻的时候,信息搜寻的首要渠道是亲戚朋友,也就是与购房者有相当熟知关系的人群;其次是“小产权房”聚集区域的中介销售代理机构,因为购房者往往会到代理销售“小产权房”的中介去咨询信息;再次是“小产权房”建造地址附近获知的广告促销信息,因为一般开发商或建造商不会大范围在媒体上进行广告促销,往往是在“小产权房”的建造地址附近小范围内散发传单进行促销;最后是官方报道“小产权房”的相关信息,因为仅有极少数购房者购买“小产权房”前,搜寻官方报道的相关信息,并对其购房决策进行参考。

(二)假设检验

为检验信息搜寻努力与影响因子之间关系的假设,首先将多个测定项目转换为几个主要变量的因子分析,并对测定项目进行置信度检验,然后把通过分析所得出的影响因子作为自变量,把信息搜寻努力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1.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用少量因子代替多个原始变量,选择提取多少个因子由本组选择项决定。在对问卷中有关影响信息搜寻努力的问卷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的旋转方式利用了直交旋转即方差最大旋转方式。其结果剔出说服力较低(communality值为0.4以下)的项目,而提取Eigen值超过1的五个因子(见表2),并且这五个因子的负荷值,分别反映在信息搜寻努力的影响因子的特征中。所以命名因子1为搜寻认知态度,因子2为感知持有风险,因子3为中介经纪服务,因子4为先前房产知识,因子5为自我价值认知,因子6为购买时间压力(见表3)。

2. 置信度的检验

由于通过因子分析所提取的五个影响因子是由针对购房者而设计的测定项目来构成的,所以有必要对这些测定项目进行置信度(reliability)检验。用于因子分析的变量一般利用Cronbach'sα值来检验其置信度。但是Cronbach'sα值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Cronbach'sα值达到0.5以上时就表示比较可靠。在本研究中,进行置信度检验的结果,Cronbach'sα值都超过0.6,这表明,问卷的测定项目比较满意地反映了6个影响因子的特征(见表4)。

注:**表示P≤0.05

3. 回归分析

为检验信息搜寻努力与其影响因子之间关系的假设,并分析这些影响因子的相对影响程度,笔者把通过因子分析所提取的5个影响因子负荷值作为自变量,把信息搜寻努力的测定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多重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对搜寻努力的回归式在95%的置信区间内具有显著性。在各自变量置信度检验中,搜寻认知态度、感知持有风险、中介经纪服务、自我价值认知具有显著性,而先前房产知识和购买时间压力没有显著性。根据这种结果,可以接受假设2-1、假设2-2、假设2-3、假设2-5,而拒绝假设2-4和假设2-6。

这种结果说明,在购买“小产权房”的时候,购房者对信息搜寻重要性或必要性认知程度高的时候,或者购房者所感知的持有风险大的时候,或者购房者对于“小产权房”价值认同高的时候,就会积极地搜寻相关信息。同时,掌握“小产权房”销售信息较多的中介经纪机构专业代理服务可以大大提高购房者的信息搜寻效率,节省购房者信息搜寻的精力,可以说,中介代理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小产权房”供需双方信息互通平台。先前房产知识和购买时间压力,并不影响购房者的信息搜寻努力,这是因为,在购买“小产权房”这种房屋性质比较特殊的房产时,先前的房产知识对于购房者最后购买决策影响力不大,加上购买房屋是需要投入较大的投资置业行为,往往不会因为时间仓促而草率决策,所以先前房产知识和购买时间压力并不显著影响购房者的信息搜寻努力。另外,从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来看,搜寻认知态度的影响程度最大(0.425),随后依次为感知持有风险(0.387)、中介经纪服务(-0.263)、自我价值认知(0.174)。

五、结论

在整个“小产权房”购买信息搜寻渠道中,向周边亲戚朋友等熟人关系打听购买信息搜寻占最大的比重。这说明,在购买“小产权房”的时候,购房者主要通过周围裙带网络搜寻有关的信息。因为“小产权房”这种房屋特殊的产权性质,导致其销售信息不会大张旗鼓地广泛宣传,而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往往通过亲戚朋友或者已购房者的推介吸引潜在购房者,所以“小产权房”购买搜寻中的“小众”裙带效应显著。在“小产权房”比较集中的区域,一些中介代理机构通过其专业的房屋买卖服务平台,为“小产权房”的供需双方提供了信息交流渠道,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产权房”买卖的效率,当然也为“小产权房”的短期大量出现起到助推作用。

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与搜寻认知态度、感知持有风险、自我价值认知之间有正(+)关系,而与中介经纪服务之间有负(-)关系。这说明,当购房者认识到信息搜寻的重要性,或认识到购买“小产权房”风险的时候,就会努力通过周边亲戚朋友和中介代理机构等渠道搜寻相关信息。在信息搜寻过程中,购房者如能遇到中介代理机构提供“小产权房”买卖经纪服务,则其搜寻到相对满意的“小产权房”就比较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购房信息搜寻时间精力成本,但同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佣金成本。

影响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的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搜寻认知态度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感知持有风险。这说明,购房者个人对于“小产权房”购买搜寻行为的重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购房者信息搜寻努力程度,也从一定角度证明购房动机态度强度决定购房信息搜寻行为积极性。购房者购买“小产权房”这种特殊性质的房屋,其实一直存有顾虑,也感知到持有的风险性。所以在购买信息搜寻时,购房者会努力进行相关信息搜寻,然后通过综合权衡比较,如果其购买的收益和效用大于成本和风险,或者在其购房支付能力有限但又无法从社会保障性住房体系中获得住房,往往就会购买“小产权房”以满足居住需求。

参考文献

[1].谭术魁.“小产权房”的几个基础问题探究.中国房地产金融.2008.12

[2].Engel,J.F.,R.D.Blackwell,and P.W.Miniard.Consumer Behavior.[M].Chicago:The Dryden Press.1986

[3].李东进.关于我国消费者搜寻信息努力的实证研究.南开大学学报.2001.2

[4].Blodgett,J.and D.Hill..An Exploratory StudyComparing Amount of Search Measure to ConsumerReliance on Each Source of Information.Advance inConsumer Research.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