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制度

党内民主制度（共12篇）

党内民主制度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改进党内民主制度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通过对党员权利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等方面改革创新, 加强和改进党内民主建设, 有利于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 有利于构建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框架。现就如何坚持以制度创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科学发展谈以下三点看法。

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

(一) 保障党员的表达权, 建立党员意志表达机制。

党要时时处处听到真的声音, 才能使党始终保持清醒状态, 也才能让每名党员真正融入党组织, 对党的全面建设建言献策。党组织要建立党员意志表达机制, 党员对领导和决策可以有不同意见, 并允许在一定场合表达。党组织要对党员的不同意见进行广泛讨论, 并给予及时回复。

(二) 保障党员的参与权, 建立共参共决机制。

每个党员都有权参与决定党内的一切事务。党委的决策权是建立在党员的参与权之上的, 只有党员有权参与到党的各项事业之中, 党委才能在党务公开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抉择。

(三) 保障党员的监督权, 建立民主评议机制。

根据党章规定, 党员享有的监督权包括批评权、检举揭发权和要求罢免权。一要加强监督保障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举报保密、举报奖励制度。无论是指正上级领导, 还是质疑决策部署, 只要在遵守党纪的前提下都应受到制度的保护和正确对待, 使之解除后顾之忧, 在制度中敢于行使民主权利。二要推进党员对党组织和领导班子成员的满意度评价, 把评议的结果与干部的任用和考核挂钩。

二、逐步改进党内选举制度, 促进党内民主建设

(一) 健全上下结合的候选人提名制度。

候选人的产生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党的领导机关可以根据法定程序提出候选人, 普通党员或党员代表也可以在充分酝酿、协商讨论的基础上联名提出候选人, 这需要明确规定二者的比例以及候选人从提名到确定的程序。党组织要广泛听取党员的意见, 经过民主推荐, 并把组织提名与党员提名结合起来, 多数人不同意的不能作为候选人。

(二) 坚持完善差额选举制度。

从民主的本质来看, 选举应该是差额的, 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一种竞争的局面, 候选人才会感到压力, 促使其在工作中竭尽所能, 赢得民意。各级党组织的选举中要尽最大限度地推行差额选举, 同时也要注意到差额的比例要适当。比例过大, 容易使选票分散, 很难超过半数, 不必要的增加选举次数;比例过小, 可供选择的对象少, 不利于发扬民主。所以, 在完善差额选举时, 注意针对实际情况仔细权衡, 最大限度地体现党员的意志。

(三) 要逐步推进基层选举中的“两推一选”制度。

近年来, 不少地方在农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 采取“两推一选” (即分别由党员和村民民主推荐党支部委员候选人, 经上级党组织考察后进行党内直接选举) 的方式选举党支部, 这是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重大改革, 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选举制度的成功探索, 这种做法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 提高了党在人民中的威信, 符合新时期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

三、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 促进党内民主建设

(一) 围绕提高代表素质, 改进代表产生机制。

一是要划小选举单位。为充分体现代表的广泛性, 增强代表的参与感, 可以采取划小选区的办法, 农村以镇为单位, 城市以总支或支部为单位。这样使得党员与代表彼此熟悉, 有利于党员对代表的选择, 有利于党员和代表的联系, 有利于党员对代表的监督。二是要优化代表的组成机构。在目前各级党代表的构成中基层一线的代表比例还相对较低, 提高基层一线的代表比例有助于推动党内民主建设。三是要扩大差额比例。差额比例体现选举的选择程度, 扩大差额的比例有利于做到好中选优, 有利于党代表素质的提高。

(二) 理顺党内权力授受关系, 确立权力制约的领导体制。

要切实发挥党的代表大会职能作用, 必须理顺党内权力的授受关系, 建立健全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纪检权的相互制约机制, 确立党内权力制约的领导体制。要使县级以上各级党的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 成为党的决策机构;各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同级党委行使执行权, 成为党的执行机构;各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纪检权, 成为党的纪检机构。它对同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三) 探索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 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重大突破。常任制的价值在于是中国政党政治特色的创举, 也增强了党内民主和平等的制度设计。近年来, 一些市县试行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把重大问题的决策和重大人事任免都交给党代会讨论, 防止权利过于集中。这一制度的试行有利于加强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和约束, 有力于密切党群关系。

摘要：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党内民主建设。当前, 应坚持以制度创新为牵引,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逐步改进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 促进党内民主建设, 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关键词：制度创新,党员权利,党内民主,党内选举

党内民主制度 篇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的观念不断更新，思路不断拓展，方法不断创新，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具体说来是不是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取得了重大成果，党的十六大做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党内民主不断地制度化、规范化，先后颁布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等。十七大党代会代表的差额比例超过了15%，比十六大时提高了5个百分点，这就扩大了选举人的选择的范围，以便做到好中选优。

第三，党委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逐步提高。中央政治局带头执行重大问题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重大决策之前，都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地、各部门、各民主党派的意见，积极讨论来做出决定。党组织做出的决策，凡涉及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事项，广泛地实行听政、公示等制度，集思广益，集中民智，使决策既符合客观实际，又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对那些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实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使决策更加地科学化。

第四，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更加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已经成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考察预告、用前公示、试用期和地方党委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重要干部等等制度已经全面推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更加透明，干部考察更加全面。

第五，党内民主监督的有效性不断增强。中央明确指出，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开展党内监督，提供了根本的依据。近年来，中央和省一级普遍实行了巡视制度，加强了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党内民主制度 篇3

李玉妹：2009年广东建立第一个中共党代表工作室，至今全省已建立5071个，分布在全省的镇村、街道社区和各领域。党代表工作室是党代表履行代表职责、联系党员群众的工作平台，是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方式的一种探索，对于发扬党内基层民主、加强沟通能力、扩大参与性，是一条非常现实的制度途径。

主要有四个目的：一是开辟领导干部了解社情民意的新渠道和新平台；二是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树立党委政府的良好形象；三是激发创造性思维，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四是通过“解剖麻雀”发现规律，找到共性问题。领导干部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时，可以了解和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和共性的问题，并从群众的意见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群众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反映了所住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经过仔细询问，汪洋同志觉得居民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延伸开来就是基层自治和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和信访部门相比，党代表工作室在接待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和诉求等方面有哪些不同特点？如何有效整合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

李玉妹：作为中共党代表履职尽责的重要平台，党代表工作室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党味”浓。工作室重在“接待”“接见”而非“接访”，重在联系党员群众，掌握社情民意，树立党的形象，而非包办处理党员群众的所有诉求。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办理党员群众意见建议暂行办法》第七条也有明确规定，“属于信访工作事项的，代表应在登记后送信访部门处理。”

中共党代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可以将其有效整合，共同为群众服务。比如，今年8月，广州市萝岗区在5街1镇建立了59个

“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全区764名中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通过该平台直接联系群众。深圳市盐田区将社区中共党代表工作室与人大代表工作室、政协委员工作室整合于一体，成立“民意表达工作室”，全区300多名“两代表一委员”采取包干到户的方式为居民和企业服务。这些做法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共党代表已经开始在反映民情、协调民生问题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共党代表在参与决策、强化监督上的作用？

党内民主制度 篇4

关键词：党内民主,制度创新,执政能力建设

在新世纪新阶段, 大力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使党内民主有新的较大发展, 是从严治党, 保持中共先进性的迫切需要;是带动和促进人民民主,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民主目标的迫切需要;也是应对世界民主潮流, 取得主动权, 积极影响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迫切需要。从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战略要求来看, 实现党内民主制度化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一、党内民主选举制度方面

党代会和委员会都由选举产生。也就是说, 选举是党代会和委员会得以产生、运行的合法性基础。因此, 选举制度实行的程度, 也就在一个方面反映着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在党内民主选举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 选举往往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和意愿而流于形式。比如说选举是有关领导人主导的形式性选举, 而不是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和意愿的实质性选举;有时还存在着以委任制或变相的委任制冲淡或者取消选举的做法。

在党内民主选举方面, 近年来的一大制度创新就是用“票决制”决定重大事项, 产生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票决制始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在1989年4月, 该区就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法任免了44名干部。在总结椒江区的票决制任免干部经验的基础上, 2001年9月26日, 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市 (地) 、县 (市) 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 逐步做到由上一级党委常委会提名, 中共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 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在全委会闭会期间, 可由党委常委会作出决定, 在决定前要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各级党委决定其他干部的任免, 也要在充分酝酿和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表决。”2002年7月23日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32条, 又重申了这一规定。

在选人用人方面, “党内直选”利用民主程序把了第一道关。直选, 真正将党内权力还权于普通党员和党组织, 真正发挥普通党员“一人一票”的权利。使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 彻底废除实际存在的或者变相的家长制, 彻底废除实际存在的或变相的“官员钦定制”, 彻底废除实际存在的或变相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总之, 从各地贯彻“票决制”情况来看, 一是“票决制”的主体, 为党委全委会或常委会;二是“票决制”的实施对象, 主要是“市县党政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三是“票决制”的具体执行方式, 不少地方将“票决制”与“任前公示制”等措施配套使用;四是从票决制的实行意义来看, 票决制的实行, 使投票的结果直接决定于普通党员手中的选票, 最大限度地排除了表决环境对表决参与者的影响和制约, 有利于表决参与者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 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探索了选人用人的新途径, 使传统主要依靠组织考察任命的选任主要领导干部的方式, 不再成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唯一的形式, 有利于改变长期存在的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弊端;重视全委会和常委会作用的发挥, 有利于充分发挥党委集体领导的功能, 最大限度地避免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推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然而, 票决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第一, 从采用“票决制”的主体看, 由常委会向全委会或者是常委会和全委会相结合推行;第二, 从“票决制”的适用对象来看, “票决制”的“三重一大”本身的发展应该由“重要干部任免”这“一重”, 向另外“二重一大”———即重大决策、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发展。

二、党内民主决策制度方面

从整体来看, 中共决策机制正在由注重个人经验、非理性决策向科学民主、理性决策转变。过去中共决策主要是领导人根据个人的直觉、经验、才识、情感来进行, 决策过程简单, 信息处理量有限, 主观随意性偏大, 出现失误也难以纠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方面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前提下, 实现了决策主体由个人到集体、由重经验到重知识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改革, 初步建立了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并将继续推进决策的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和民主化。也就是要实现决策机制从“个人决策”到“集体决策”, 从“领导决策”到“问计于民”的转变。

民主决策至少涉及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决策方法和程序上的民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作决策时必须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听取民意, 严格执行规定程序, 集体讨论决定。二是决策内容和实质上的民主。任何一项决策, 都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 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是民主决策最根本的要求。问题是, 有些地方和部门在执行中央和上级政策、制定本地本部门具体政策的时候, 常常违背民主决策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些地方或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使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央和上级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上面还有很多比我们大得多的领导希望我们这样做”, 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下有对策”是由于有“背景”的支持;另一方面是有些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和制定具体政策时, 大兴土木, 搞“政绩工程”,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多数群众的利益上, 导致那里的部分群众特别是部分底层群众主人翁意识淡化, 甚至产生了被剥离感和严重的失望情绪。这不仅严重损害、背离了民主决策的精神, 而且还关系到党和政府代表谁、依靠谁、为谁谋利益的重大问题。

针对近年来因决策失误而导致的重大的案件频仍, 不少党员干部和民众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决策失误也是一种腐败, 需要追究问责;重大决策的成功, 是最大的成功;重大决策的失误, 也是最大的失误;决策民主化, 需要付出成本, 但从长远看, 肯定比不民主的决策科学, 效率要高。因此自始至终必须在把握决策科学化这一核心问题的同时, 又必须充分发挥决策的民主化。实行民主决策, 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 减少决策失误, 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水平。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2003年, 广东省委带头将党内民主议事决策制度化, 在常委会内明确了“三不”原则———“不调查研究不决策, 不征求专家意见不决策, 不集体讨论不决策”。应该说, 这对于广大的市县党委和政府的决策体制的改革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性作用。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解决这一决策机制的“制度化”问题, 以进一步健全党内决策体制, 使之达到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要求。

湖北罗田的常任制改革, 严格区分“议”和“决”的范围。书记办公会只能议事, 书记办公会只能定全委会的议程, 大小事都要拿到全委会上来表决通过。显然, 其改革的指向, 亦即议事决策程序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用制度来限制运行经年的“一把手”权力和惯于以议代决的书记办公会或各种形式的领导人碰头会。

党内决策民主化, 还必须科学分解党内的权力。只有实行中共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对分离和制约, 才能保证党内权力的健康有序的运行, 防止和减少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分解党内权力, 近年来的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做了有益尝试。我们发现, 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很迫切、也很真诚, 发展党内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 其参与民主建设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然而, 全国首批12个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搞了十四年, 收效甚微, 大多数试点单位最后自动停止试点工作。其根本原因, 在于改革始终面临着如何浮出分解党内权力的“深水区”这一最大“瓶颈”问题。也就是说, 在涉及科学分解党内权力, 改革“议行合一”领导体制, 改变现行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方面, 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即使有进展, 也是陷入了一种可能突破却终究未能突破的尴尬境地。

在党代会常任制关于决策机制的改革方面, 经过十五年探索, 目前浙江省椒江市台州区对此作了重大的调整和改革。主要做法是:取消了党委常委制, 中共领导机构只有两个, 即党代会和全委会, 并且党代会成为最高决策和监督机关, 重大事情由年会决定, 全委会改变过去一年只开一次, 最多两次会议的状况, 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持日常工作的机关, 贯彻、执行党代会的决策;全委会委员人数减少, 并且不设候补委员, 党委委员只保留了15个;由书记、副书记等组成书记议事会, 议事会不是一级组织, 只是向全会提出议案或建议;成立代表联络办公室, 与组织部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由联络办公室来联系代表, 让代表经常参与中共事务。十六大提出推进“以委员会为中心”的党内民主化改革, 也正是基于台州经验而言的, 即参加决策的人数要不断增加。党代会常任制作为一项代议制度, 要求代表能够始终代表普通党员、少数人能够真实代表多数人利益和意志参与决策。

三、党内民主管理制度方面

党内民主管理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中, 也就是说, 党内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过程必须与党内民主化过程良性发展。一方面, 党内的民主化必须以管理的制度化为前提和基础, 使党内民主获得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 党内的管理制度化需要党内的民主化的支撑和推动, 以达到真正的管理制度化。党内民主追求的制度化目标主要体现在:党内制度体系的健全;党内制度功能的实现;党内制度权威的增强。从目前中共民主管理制度体系来看, 主要有领导制度、干部人事制度。

(一) 领导制度

在施政理念上,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和完善中共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 使中共工作充满活力。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中央新领导集体“赶考”一周年之际, 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其施政理念“以民为本”、“执政为民”已经成为党内外的“集体无意识”。“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等就是最好的概括。

中共领导格局由“包揽一切、高度集权”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转变。由党、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 党政不分, 政企不分, 党组织包揽一切, 到总揽不包揽, 协调不代替, 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转变。在实现这一转变的过程中, 民主的机制和民主的氛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执政合法性由主要依靠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和宪政文本意义上的当然领导, 向主要依靠中共先进性和公信力领导转变;由通过高压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操纵国家象征到良好的政绩和优化政府构成、权力的定期交接转变。如此一来, 就可以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

执政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中共提出要“依法执政”。实现由以中共政策代替国家法律向党严格依法执政;由主要依靠“红头文件”和政策治理转向主要依靠宪法和法律治理转变。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宪法, 到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提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充分表明中共要树立宪法权威, 不仅要向依法执政, 而且要向依照宪法执政的方面转变。

(二) 干部人事制度

对于党内民主发展来说, 现行党章专列一章“中共干部”, 规定中共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民主作风, 其职务都不是终身制的。从实践来看, 干部制度建设最关键的也就是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 不仅大大削弱了家长制作风的体制和文化基础, 而且也为干部制度的总体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为实现干部的“四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干部的“四化”对改变党内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的局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为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十六大提出要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 尤其是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 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2003年12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 指出, 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 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 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 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正好是贯彻了十六大提出的要把那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精神。

2003年12月, 广东省委组织部出台了干部人事制度八项新措施, 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存在严重失误、失职等行为的, 必须引咎辞职、免职或降职, 这标志着我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冲破干部“能下”这一难点上跨出了一大步。为贯彻落实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配套制度, 广东省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免职、降职实施办法》, 规定领导干部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不称职等七种情形之一的, 免去其现职;存在“政绩”造假、临阵脱逃、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等十一种行为之一的, 予以降职。此外, 这一条例还在广东首次提出:用人严重失察者, 必须追究考察者责任。此外出台的《公开推荐党政领导干部实施办法》、《民主推荐党政领导干部实施办法》则进一步落实了选人用人的民主化、公开化。

为贯彻十六大关于深化人事干部制度的改革的精神, 2004年中组部拟集中出台六项改革措施。即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规定、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规定、地方党委全委会对下一级党政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干部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以及规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下海”的意见。应该说, 这有利于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了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 中纪委提出2004年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逐步推行党委常委会讨论重要人事任免无记名投票表决制, 逐步推行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 实行领导干部辞职制度。

党内民主制度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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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内辩论”制度的价值与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提出“要积极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在民主讨论中凝聚共识”。

“积极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措施。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和建立“党内辩论制度”，应该是题中之意。所谓“党内辩论”制度，就是在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内部，在书记的主持下，各委员具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同等的发言时间，原则上每个委员都应就所讨论的问题提出看法、发表见解、进行平等的讨论，讨论过程也可以认为是辩论过程。通过看法、观点的交锋，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求得正确意见和正确决策。书记或“一把手”虽然是每次会议的主席，但具有同其他委员同等的发言权利。会议决议的形成应充分综合各委员的辩论意见。

与党员的选举权利相比，在一定意义上，民主讨论问题氛围的形成对于党内民主建设更加具有重要性。因为党内民主建设的目标主要要达到“最大限度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目的。此外。与“国家民主”相比，“党内民主”具有小范围、“软性”法律约束的特点和属性。正是由于“党内民主”所具有的小范围的特点，才能使得各级委员会委员面对面地讨论问题；也正是由于“党内民主”所具有的“软性”的法律约束，才使得这种讨论可以在轻松自由的气氛中进行。“党内民主”所具有的这种特点和属性，使得“党内民主”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制度基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党内辩论”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凸现了出来。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政策与国家层面的法律、政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党的政策要转变为实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决策。因此，党能否科学执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的政策是否科学合理。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关键在于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建立“党内辩论”制度正是党内政策制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从西方民主的经验来看，选举民主并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正如西方政治学者萨托利所说，“选举不制定政策；选举只决定由谁来制定政策。选举不能解决争端，它只决定由谁来解决争端。”(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23页)美国政治学者达尔也指出。“一次选举所显示的仅仅是某些公民在竞选公职者中所作出的第一步选择”，因为“对于在一次普选中对候选人作出第一选择的多数，我们很难把它理解为是对某项具体政策作出第一选择的多数”。(同上，第122页)因此，科学决策还需要“辩论制度”来做保障。西方的议会制度就发挥了这种功能。正如施密特所说，议会的本质是公开审议论证和反驳。是公开争论和公开辩论。可见，“辩论”在政治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作为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核心的议会制都将公开辩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但他们的某些做法可资借鉴。

二、“党内辩论制度”的新要求

我们探索的“党内辩论”制度，要有利于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决策和工作机制，加强领导班子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党内辩论”制度需要各级组织根据自己的部门实际来探索制定具体的工作办法并逐步完善。比如，哪些事项需要辩论，辩论的具体规则是什么，会议的决议如何形成等。又比如，为了避免“一把手先开口，其他领导一致通过”的“一言堂”问题，以营造党内民主讨论问题的氛围。深圳等地实行了党委书记“末位发言制”的工作制度。通过这种规定使其他领导能充分发表意见，以达到民主讨论问题的目的。

除了需要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外，“党内辩论”制度还对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对“一把手”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把手”主持会议讨论，要有驾驭会议议题的能力，要对辩论进行引导，最后还要对各种观点进行正确总结，以便形成吸纳各方正确意见的决议。这就要求领导具有综合分析问题、概括问题的能力。

“党内辩论”制度尤其需要党内具有民主平等追求真理的氛围。如果各级领导都“只唯上、不唯实”，都以“一把手”的眼色和好恶来行事。那民主讨论问题的氛围就不会形成，党内也就不会有辩论，“党内辩论”制度最终也就不能建立。因此。“党内辩论”制度取决于各级领导尤其是“一把手”是否具有宽容、大度、平等的精神。一个充满“家长制”和命令意识的领导，是不会也不喜欢实行“辩论”制度的。

更根本的问题是，辩论制度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而不是少数特殊集团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如果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只是从宗派和私人的利益。而不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那么其对讨论的任何问题，都会带着成见和偏见。限制讨论，更不要说允许别人同自己进行辩论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否坚持和实行“党内辩论”制度。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党性是否纯正的尺子。

综上所述，“党内辩论”制度虽然是一项具体的工作制度。但实行起来却需要具备一些必要条件，并且涉及工作的方方面面，乃至事关全局，因此，实行起来需要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当然，因为其艰难。其效果和意义也就深远。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政治学博士)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研究 篇6

关键词：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民主建设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这既强调了党内基层民主在党内民主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也规划了党内民主的发展路径,表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已经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环节。但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实践中，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清楚，这不仅对于党内民主建设本身，而且对于整个新时期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党内基层民主的概念内涵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基石。党内民主是指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中，全体党员按照党章和党的有关规定，在平等的基础上，按照有关民主程序和形式行使自己的权利，直接和间接地参与、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发展党内基层民主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工程的逻辑起点。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发展中最活跃、最富有生机的部分。党内基层民主更加凸显党员的主体地位，以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为取向，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多方面实现对党内民主制度和程序进行探索和实践，可以说，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基础性工程。

二、党内基层民主的现状分析

(一)党内基层民主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1.党中央的规范性成果。党内基层民主的理论突破：在党内基层民主的地位上指出“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工程”；在党员的主体地位上十七大报告指出“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推行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相关党内条例的逐步出台：《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范了党内基层选举工作，使党内基层选举工作逐步走向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党内基层民主制度体系的初步构建。

2.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性成果。一是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直接选举。二是基层党务公开的逐步推进。三是基层党组织决策的民主化。四是党内基层民主监督的不断加强。

(二)党内基层民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党内基层民主的功能发挥不充分。第一，党内基层民主的社会整合功能弱化。由于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观念滞后、党内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等原因，使得党内基层民主社会整合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第二，党内基层民主对党员、群众的教育功能发挥不充分。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决定着党员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不平衡，制约了党内基层民主教育功能的实现。在党内基层民主的操作层面，对于民主的宣传力度不够，民主意识的养成机制还没形成。党员民主权利的不均衡，行使权利的现状不平等。

2.党内基层民主的标准执行不到位。一是党内基层民主的制度化水平不高，制度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二是党员群众的民主参与程度较低，党员群众的有序参与机制不完善。三是基层冲突依靠党内基层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的仍然较少。

3.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动力不足。一是中央的规范推动力度不够。方向性的指导多，具体的党内基层民主各个要素、环节全面系统的规范少。二是基层党组织的实践创新动力不足。上级党组织统一部署、督促基层党组织民主实践创新的自上而下的压力不够。三是缺乏创新型领导者，强力领导者的直接推动力不足。

三、大力推進党内基层民主建设

(一)充分发挥党内基层民主的功能

1.加强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基层领导班子的民主功能的培训，提高其对党内基层民主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真正的将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融入到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各个方面中去，充分发挥党内基层民主的功能。

2.更新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应该树立新的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理念，将党内基层民主置于包括基层自治、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协商民主在内的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大局当中，真正做基层民主的带动者、示范者和协调者，进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

3.完善基层干部选拔中的民主监督，增强组织活力，充分实现更新功能。

4.推动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完善民主意识的养成机制，凸显教育功能。

(二)努力增强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动力

1.加大中央的规范推动力。进一步细化出台的各项条例、法规，增强条例法规的可操作性，注重程序方面的细则规定。提升中央推动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勇气和魄力。充分认识当前党内基层民主所处的时机，增强中央推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紧迫感。

2.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实践创新动力。首先，要提高基层党组织对党内基层民主实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建立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实践创新的考核、激励和保障制度。

3.培养创新型的领导者，提高强力领导者的直接推动力。努力提高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增强领导干部的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要提高基层领导的直接推动力，仅仅依靠提高素质、加强民主教育培训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靠制度的引导和规范，要靠完善的民主运作机制，要靠民主的氛围，推动党内基层民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长江.关于民主的几点再认识[J].理论参考，2007，(19).

[2]北京党建研究基地课题组.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内涵和必要条件[J].新视野,2008，(6).

[3]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N].人民日报,2008-1-30(8).

试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 篇7

关键词：党内民主,人民民主,联系,区别,遵循的原则

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 探索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建设问题, 是推动我们社会全面发展、良性发展、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常在社会不同层面上和不同领域中使用民主概念。民主有其基本的含义, 又有扩展和延伸的含义, 但作为国家制度的人民民主是它的基本含义, 与其息息相关的还有政党层面的党内民主。本文试就国家制度的人民民主与共产党体制内的民主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一部分

列宁说,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一种国家形态”。可见,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 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当家作主的权力而采取的管理国家的制度和形式。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 全体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 通过一定的形式和程序, 享有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其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形式的民主普遍采取议会民主制, 在我国即为人民代表大会制。

在我国谈到人民民主就不能不谈到中国共产党, 换言之, 共产党与人民民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因为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重要目标, 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强大动力。党员是人民的一部分, 而且是先进的一部分, 所以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一部分, 而且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一部分。党内民主寓于人民民主之中。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 由于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 党内民主对于国家的人民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内民主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中, 根据党章和党的其他规定, 党员在平等的基础上, 按照一定的民主形式和程序, 享有对党的事务的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权利。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集体领导、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制度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形式。党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民主传统、民主作风、民主方法是党内民主的具体体现。

二、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区别

党内民主为实现国家民主的人民民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者有密切的联系, 也有显著的区别。二者不能相互代替。但在一定意义上, 人民民主比党内民主更广泛、更复杂、更规范、更精致。

1. 从范围上说, 人民民主更富有包容性。

共产党所代表的是比较一致的利益, 即无产阶级或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人民民主要求的民主范围更广、更复杂, 如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团体、集团、界别的利益都要考虑到。这就要求建立一套与其相匹配的、完备的、操作复杂的运作机制。

2. 从内容上说, 人民民主的含义更深刻。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国家形态的民主源远流长, 早在没有各类政党之前, 世界上各种形式的国家民主就已存在。我国宪法规定,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种权力只有作为国家才具有。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但它不是国家组织, 党内民主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组织原则、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

3. 从运作方式上说, 人民民主具有更高的民主属性。

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总体上是强调民主的, 但有些时候更强调集中和纪律, 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党员、各级党组织只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才有战斗力, 才能完成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使命。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虽然也实行民主集中制, 但是决定问题的方式与党委和政府不同, 不是书记负责制, 也不是首长负责制, 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实行集体决定制即票决民主, 采取集体表决的方式, 不论职位高低, 一人一票, 以多数通过为准。

4. 从工作程序上说, 人民民主需要更为精致、复杂和完备的操作规则。

由于人民民主反映和处理极其复杂的利益关系, 因此要求有很高的科学的程序性, 也可以说人民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程序性来保障的。党内民主虽然也要有程序性, 但与人民民主相比就简单多了。

三、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既符合中国国情, 又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加强和健全党内民主必须遵循下列一些原则。

1. 平等原则。

在工人阶级政党内部, 民主的主体是党员, 所有党员在党章面前一律平等。在党内生活中不允许有任何可以不遵守党章和党的其他规章制度的特殊党员。实行和发扬党内民主, 要保证党员对党的事务的了解、参与、决定和管理的权利, 充分体现多数决定和尊重少数的民主精神。

2. 党员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原则。

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 不允许无义务的权利, 也不允许无权利的义务。

3. 民主集中制原则。

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相统一。这一原则不仅体现了党的上下级关系、党组织与党员的关系, 还较好地解决了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它通过民主权利、民主程序、民主监督等制度设计, 使每个党员和下级组织的意见、建议、要求都能够表达出来, 集中全党的智慧, 再通过制度化的程序, 形成统一的决策、决定和方案, 这样使党的工作更有效率。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把民主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协调起来的科学机制, 是防止党内发生极端民主化和个人专制的重要保障。

4. 民主选举原则。

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党内民主, 民主选举既是党员的权利, 也是党内民主的程序。每个党员都享有党章所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行选举时程序要合法, 包括充分酝酿讨论、差额预选、正式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等, 都要符合党章和其他党内规范的要求。要保护参加表决的党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 每一票都具有同等效力。

5.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这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各级党组织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既是党内民主原则, 又是党内纪律。《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同时, 要尊重少数, 允许少数人发表不同的意见, 并在党组织做出决定以后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党内民主中, 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是缺一不可的。

6. 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原则。

这一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委领导中的具体运用, 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原则。集体领导就是凡属方针政策性大事, 凡属全局性的问题, 以及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 都要由中央或地方党委集体决定, 不允许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充分酝酿、协商和讨论, 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对集体的决定, 任何个人无权改变, 个人或少数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 但必须无条件服从, 并在行动上执行。任何党员不论职务高低, 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的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 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切实有效地保证党委的集体决策顺利贯彻执行。

7. 民主监督原则。

权力不受监督, 必然会产生腐败, 即使是无产阶级政党也不例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 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要接受监督, 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及每个党员必须接受监督, 不允许有不接受监督的党组织和党员存在。党内民主监督, 首要的是通过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和途径进行监督;然后是党外的通过其他民主党派、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广大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多方面、多层次的监督。这样内外结合的监督, 可以使我们党少犯错误, 出现了问题也可以及时纠正。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相辅相成的, 是互相促进的。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 可以推动国家的人民民主的发展。国家的人民民主发展了, 人民群众就会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就会更主动更有效地监督党员和干部的言论和行动, 为党内民主提供充满民主氛围的社会环境, 又会推动党内民主的实现和发展。由于我们党是领导党, 是执政党, 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党的执政有效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民主的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的坚持和发扬, 也是巩固党、发展党、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后, 党内民主和国家的人民民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有目共睹。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我们党一定能够肩负起领导和组织人民当家作主、胜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郑易平, 聂圣平.论邓小平对列宁党内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9 (8) :67-71.

[2]李桂华, 陈传伟.对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互动关系的探讨[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6 (10) :48-49.

党内民主制度 篇8

一、民主是现代化的产物

现在许多人都说民主是世界性潮流, 是世界大势, 可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性潮流、世界大势, 并不是仅凭着经验就能够说明的。从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看, 民主是现代化的内在特质,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现代化。这是因为, 现代化既不是清末洋务派人士所简单理解的“船坚炮利”, 也不是后来不少人理解的以“富国强兵”为指向的“四个现代化”, 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转型, 一种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以等级制为基础的臣民社会向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公民社会、从狭隘的地域性民族历史时代向以普遍交往为基础的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型。现代化在经济层面依赖的是大工业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交换机制, 二者结合并相互促进, 实现了生产社会化, 形成了全面的分工和合作体系, 全面的需要体系和生产能力;在社会层面, 则需要人口的自由迁徙和适度集中, 城市化过程构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于各种产品、各种资源都成了商品, 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 使得人们都成了“市民”, 市民社会逐渐发育了起来。走出原来“熟人社会”而进入“生人社会”的相对独立的个人, 面对阴晴无定的市场风云, 面对同样是相对独立的其他个人的竞争,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后果必须自负。在这种环境中, 人们的观念、处理人们之间关系的方式、解决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撇开情感道德因素而对各种实际利益的精确算计和公开主张, 经过平等协商确立的契约、为保护契约人权利而对法制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要求, 从纳税人的角度对公共管理机构地位和功能的契约式理解, 基于对公民权利的维护而对国家权力不合理使用的排拒, 如此等等, 都构成了民主观念的最深刻最普遍的基础。如果说, 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构成了现代化的经济的社会的观念的基础, 那么理性化、民主化、法制化则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特征或内在特质。民主本质上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由于普遍交往使人们摆脱了人与人的依赖关系而进入人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独立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二、民主的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 这已经成了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的观念。然而, 这种观念也最容易成为一种抽象的和理想化的东西, 尤其在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生活中缺乏民主并压制民主而人们正在努力为实现民主而斗争的民族国家, 更是这样。在这些地区和国家, 来自发达国家的各种关于民主生活的信息影像资料, 既传播、扩散着民主的理念, 也往往调高了人们对于民主的期望值, 很容易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弊端都归结为没有民主的结果, 同时又由于没有民主生活的实践经验, 而对民主问题的复杂性包括一些弊端缺乏切身的感受, 似乎一实行民主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民主, 就其一般本质而言, 是与“君主”专制相对立的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 是一种与自由、平等、人权内在联系又相互支持、相互为用的现代精神气质, 一种基于这种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的社会治理方式, 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现代法治为支撑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政治运行机制。按照领域可以将民主分为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政治民主, 或分为民主制度、民主作风、民主习惯等, 但这些都应看做是民主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表现, 或者说是民主的不同表现形式。如果脱离开这种本质的制约而把某种形式如民主作风当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 就会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

民主的本质与民主的具体形式之间是有差别的, 不能简单地把某一种形式当作是民主本身。同样, 民主的实现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条。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 其实现民主的道路、途径, 其形成的民主的具体样式, 也会有所不同,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 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亦即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出了经济管理、社会治理、政治运行的一整套经验, 对于后发达国家来说, 确实具有某种榜样的作用, 欲使国家现代化而又不去学习借鉴这些现代经验, 或是只学些皮毛以敷衍民众, 固然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但如果不顾自己的传统和国情, 不分清西方经验中的实质内容和具体形式, 将其囫囵吞枣地“移植”或“嵌入”到自己国家, 几乎没有不失败的。

三、中国民主发展道路: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 被迫改变“闭关锁国”政策, 与西方各国进行交往, 从而被强行“拖进”现代化的进程。一百多年来, 屡遭变故, 命运多蹇,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才终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改变了外无主权内无民主、既一盘散沙又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条件。但由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和党内认识上的局限, 我们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 建立了排斥市场、违反生产社会化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 民主法制建设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出现了“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才醒悟过来, 走上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的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带动了整个社会面貌的根本性改变, 广泛的社会交往、利益分化导致了明显的社会分层, 各种主体的利益冲突增加, 公民意识普遍觉醒, 法治观念逐渐增强, 人们对基于社会公正、民主权利、自由平等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呼声越来越高, 人民大众对民主法治的要求与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未能予以有效改进的社会管理模式、管理机制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政府的公信力和法制的尊严在急剧流失, 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和一些恶性事件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 也是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最大政治力量。在当今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 等等, 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既是一个地理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 又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 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 历来都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核心利益, 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假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 稳定就难以维持, 就很可能出现封疆大吏各自为政、纠葛不断、冲突频生甚至导致分裂的危险。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从积极的方面说,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正处于起飞阶段, 正在改变既有的国际力量格局, 各种国际势力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制造摩擦, 挑起争端, 对中国实施围堵, 国内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到处都存在着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消解这些矛盾, 化解这些争端, 破解这些围堵, 保持这种现代化的积极势头, 使之能够平稳持续地进行, 就需要一种高于相互冲突的各种社会力量、能够居中调停并起平衡作用的权威。在当今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 能够具有这种权威, 而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代替这种地位。所以, 那种以各种理由要求削弱、消解乃至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想法和做法, 都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必须积极推进, 因为各种社会矛盾、政治矛盾越是压制就越不利于合理解决, 害怕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而有意拖延只能造成更大的麻烦、更大的风险, 但激进的改革方案也绝不可取。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 就是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合理选择。中国共产党拥有8 000多万党员, 且多是各个方面的精英, 其中知识分子又占了很大比例, 都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组织纪律观念。中国共产党对于首先在党内形成民主制度、民主机制, 以提高执政能力、合理进行权力制衡以及权力的顺利移交, 进而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已基本形成共识, 并被写进了党的文件。总体上看,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通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代会的作用, 完善党内权力制衡和民主决策的机制, 加强党内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 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 形成浓厚的民主生活氛围, 同时利用广大党员对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影响, 及其维护公民权益捍卫法制尊严的带头作用, 进而推进社会民主制度建设。这样, 就能够既为民主化培养了骨干力量, 也保持了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性和可控性, 既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党的领导的权威性, 又为进入民主的更高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总之, 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 是目前能够获得最大共识, 也最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路径选择, 是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辩证关系, 保持现代化进程良好势头的比较合理的方案, 是代价较小而收益较大的一种渐进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我们必须顺应民主化的世界潮流, 顺应人民群众对于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普遍要求, 从党内民主入手来推进社会民主, 改善形象, 给人希望, 凝聚党心, 凝聚人心。中国共产党有8 000多万党员, 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 也是实现现代化、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骨干力量, 切实保障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 发挥其推进社会民主的模范带头作用, 目标坚定, 群策群力, 我们就一定能够像在经济建设中创造了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世界性奇迹那样, 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再创辉煌,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

摘要：民主作为现代化的一种特质, 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性展开, 表现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但不同民族国家实现民主的道路、实现民主的具体样式,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 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性。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 应是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合理选择。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推进党内民主 篇9

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 也常常把民主建设纲领写进党的文件中, 并试图用民主来解决国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总是缺乏一种可操作的平台来贯彻。打个比方, 一个观念的东西, 要变为现实总得有个运行程序, 而且这个运行程序对一般民众而言, 应该是简易并且高效的。遗憾的是,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系统被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些行之有效的民主运作模式不是没有, 克隆或者引进对我们而言, 似乎也不现实, 因为民主的运行是有条件的。首先, 民主的制度建构是宪政设计, 主要是宪法、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设计。其次, 民主的实现应具备五个关键性条件:1) 政治上文官政治;2) 经济上现代化的市场经济;3) 文化上公民具备民主信念和政治文化;4) 国内不存在剧烈的文化冲突;5) 国际上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民主实现的条件除了市场经济、民主文化普及外, 民间组织的高度参与、富裕的并占多数中产阶层、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等也很重要。政治发展学者亨廷顿认为, 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 民主化开始起步;达到4000美元时, 就可以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民主政体。

反观我们民主建设的基本状况, 民主运行模式的配置远远没有得到民主运行的要求, 有些民主理念由于缺乏基本的平台支持, 只能束之高阁, 不能变现。有时候即使强行运作, 也会出现“死机”情况。但我们坚信对国家、对民众而言“民主是个好东西”, 因此民主建设的大方向是不可更改的。为此, 除了积极提高民主运行的“配置条件”外, 还得基于国情因素, 充分利用现有“内存”积极进行民主改革尝试。

就人民民主而言, 我们在农村进行了伟大的民主尝试, 虽然问题多多, 但村民民主选举的改革进程说明我们走对了方向。可以说是农村经济体制创新之后,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又一次伟大的实践。

就党内民主而言, 我们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党代会年会制、党代表常任制、发挥党员主体地位等。特别是党员主体作用的发挥, 对党内民主建设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列宁说:“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国家与革命》) 。就平等的内容而言, 第一, 是起点平等。我们公认的法则是“人人生而平等”。第二, 是程序平等。是人人有参与决策的平等, 也有监督的平等。程序平等是起点平等的延伸, 是实现起点平等的手段。第三, 是结果平等。人人有劳动、受教育的平等;还有按劳取酬、享受改革成果的平等。

我党成立92年来, 曾经创造了许多有价值的民主形式, 在实践中不断地推陈出新、修正错误, 终于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68岁的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 耳闻的不说, 所亲眼见到的, 真所谓‘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一人, 一家, 一团体, 一地方, 乃至一国, 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之后, 我们发现有许多社会矛盾之所以产生就是背离了民主的精神和实质。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 强化了官僚等级体系;多头而无效的监督体系, 只是让监督者获得了“分一杯羹”的筹码;组织人事的腐败现象几乎堵塞了贫寒子弟精英晋升的通道;具有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资格的工作人员, 更是借助国家的威权明火执仗地掠夺老百姓的财产, 中饱私囊。在表象繁华的背后, 我们的共和国存在着多少隐忧和无奈?60多年前, 蒋介石面对“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大好河山悠悠地说:“反腐, 亡党;不反腐, 亡国。”20多年前, 当强大的苏联土崩瓦解的时候, 我们也曾震惊于一个时代的消亡。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如果不借鉴其他政党亡党亡国的教训, 任由党内腐败存在, 不解放思想、不与时俱进、不科学发展、不真心实意地搞民主政治建设, 国民党的哀叹和苏共的悲鸣也许就会重演。

中国共产党成立92年来, 曾经创造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解决了一个有一个棘手问题。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但是现在党委任命制几乎把“民主”忽略了, 因此造成了单位“一把手”权力独大局面。而党内民主是破解党委任命制的关键。

几年前就有人提出要改变党的权力倒运行机制, 真正还权于党员, 才能让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党充满活力, 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按照党章设定的权力运行格局, 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中央委员会是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进而又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 并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要改变党内权力的倒运行机制, 唯一途径就是实行党内民主, 让每一位党员履行党员的职权, 最主要的就是选举权。

因此, 推行党代表竞选机制, 实行党代表常任制, 落实党代会的年会制度, 在此基础上, 将各级党委书记任命制改为选举制, 并同时建立党员、党代表的监督、罢免党委书记的机制。切实改变党的各级书记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局面, 明确其责、权、利, 使之达到有机的统一。马克思说过:“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在今天, 中国共产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下, 随着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稳定, 党的各级领导安享尊荣、贪图享乐的情况日甚一日。有些党员只要党员权利, 不履行党员义务;只要组织照顾, 不要组织纪律;任人唯亲、独断专行;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嘴上冠冕堂皇、行动卑劣猥琐;忘记了“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情为民所系”的告诫。当然这一切, 都和党内权力运行制度相关。权力具有扩张性和腐蚀性, 若不加以制约, 必然导致腐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制度条件下, 全面照搬别国经验或者克隆别国民主运行模式, 是不明智的, 也是不现实的。

针对国情和社情民意, 进行民主实践的改革, 让党员真正享有党员权利, 履行党员义务, 在党的各级组织推行切实可行的民主模式, 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的推进党内民主, 跳出“周期律”的魔咒, 避免国民党的哀叹和苏共的悲剧发生。

摘要：“以党内民主引领人民民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因为在我国当前情况下, 民主的突破口首要是党内民主, 党员是党内民主的主体。让党员真正享有党员权利, 在党的各级组织推行切实可行的民主模式, 才能跳出“周旋律”的魔咒。

党内民主制度 篇10

关键词：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法治民主

2009年9月15日—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党内民主建设作为全会着眼党的建设的四大重点问题之一, 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这个论断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体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 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不断扩大党内民主, 必须进一步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以实现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逐步推进人民民主建设,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国家。

1 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的创新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迫切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 大力推进人民民主, 进一步革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当前, 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 各种价值观念、政治文化和政治模式的冲突、比较、竞争和借鉴寓意深刻, 这对我们党如何既顺应时代潮流, 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既立足于中国国情, 又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提出了挑战。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和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看, 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因此, 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是党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的迫切需要, 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现实选择。党内民主是党内和谐的基石, 是规范党内关系的根本制度安排和催生党的生机和活力的内在基础。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制度, 完善党内民主机制, 规范党内民主生活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基本途径。

1.1 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汇报工作开启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新局面

2003年10月11日—1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自觉接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 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这在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 表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发展党内民主, 增强党的活力,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党内的权利主体是党员, 党代表大会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载体, 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 包含接受中央全会审查工作、听取批评和建议的精神, 反映了常委会和全委会的不同地位、权责及其关系。把报告工作主要定性为述职性质, 体现的是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从领导指挥到接受监督意义非凡, 是一项发扬党内民主的重大举措, 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的新纪元。新时期改革难度的加大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加强党内民主是对这一要求的正确回应。

1.2《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奠定了党内民主发展的制度基础

2003年12月31日颁布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 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以及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践需要制定的。它的颁布实施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标准和程序性内容, 开创了党内民主发展的新局面;对于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发展党内民主, 加强党内监督,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保持党的先进性, 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民主是监督的基础, 没有民主就没有监督, 党内民主是实现党内监督的基础。党内监督条例以党内民主为主线, 自始至终贯穿着民主原则。条例多处出现“民主”一词, 明确提出要“发展党内民主”, 规定“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应当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 并对开好党内民主生活会做了细致具体的规定。条例的核心部分——“监督制度”一章, 更是突出了发扬民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可以说, 条例为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党内监督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既是党内监督的重点, 又是在党内实现广泛、到位的监督的重要条件。

1.3《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颁布是党内民主发展的根本

2004年9月22日颁布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为新时期党内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党内法规基础, 为党内民主建设、广大党员发挥主动性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是统一的。《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是我们党关于保障党员权利方面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 它的颁布实施, 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发展党内民主, 健全党内生活,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对于进一步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提高当地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 注意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的渠道, 使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够得到及时、准确的反映。在党内生活中要发扬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 支持和保护党员依据《党章》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规定的权利发表意见, 认真查处各种侵犯党员权利、压制批评甚至进行打击报复或诬告陷害的行为, 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 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 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1.4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深化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思路

2009年9月15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提出“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保证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 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 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这给我们指明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方向。党内民主是一个政党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党中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这次“超重量级”的会议上, 再一次强调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足见党中央对党内民主建设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阐述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 明确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思路、重大原则和重要举措。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党内民主建设是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党内民主建设的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在全党深入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伟大实践中,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发展人民民主, 坚持依法治国方略, 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2 扩大党内民主对推进人民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这些党内文件的规定深刻揭示出实现和完善党内民主, 健全和完善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探索的发展目标。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人民民主同样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必须坚定不移地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2.1 扩大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扩大党内民主, 是在“新世纪新阶段, 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 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背景下提出的, 它将有力地提高中国共产党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 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扩大党内民主, 发展人民民主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 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 并服务于社会。政党因其代表了人民利益、得到了人民信任和支持, 而取得执政地位;也因其对于国家权力的运作符合并实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才能保持和巩固其执政地位。作为执政的共产党, 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不断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才能有效维护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以党内民主的健全和完善带动人民民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发展人民民主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我党作为执政党, 在国家整个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全社会的表率。这种领导核心地位和模范表率作用, 决定了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础和保障。党内民主建设得好, 就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和说服力, 引导人民的民主意识和社会的民主氛围, 从而有力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中国,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执政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超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 更没有任何超乎人民权利之上的特殊权力。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 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从根本上说,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时期切实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坚持和完善民主执政的步骤、路径和方法, 以党内民主制度化、程序化推进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程序化, 进一步引导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2 扩大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发展党内民主, 不仅是党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 而且是推进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观需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选择, 是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是由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 决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决定了其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首先, 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决定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先导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执政党, 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是与对党内民主生活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 往往是以党内民主生活的习惯和经验为基础的。党内民主化的程度对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程度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其次, 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决定了党是人民民主权利坚定的维护者。充分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政治利益, 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 这同党的宗旨是一致的。最后,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民主习惯, 无疑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导向和示范作用。因此, 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必然以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化为前提。没有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就不会有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 党是人民民主政治理念的最坚定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民主首先是与利益主体多元化联结在一起的。计划经济时期, 不允许考虑自身利益, 所以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市场经济以后, 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合法化, 对民主的需求就直接表现出来了。我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利益群体, 都将追求利益最大化, 这个时候, 利益的冲突、调节、分配导致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加, 民主的发展也是必然的, 比如基层搞村委会、村党支部委员直选, 干部群众都非常欢迎。改革开放30年以来, 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都有很大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很大发展, 群众的民主意识有很大提高。扩大党内民主, 这和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是相称的。党内民主是新时期党发展和壮大的基础和力量源泉, 重视发展党内民主, 在党内建立一个非常健康、规范的权利运行机制, 进而推动和发展人民民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

3 以人民民主为基础, 在实施依法治国战略中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实施依法治国相结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新时期不断发扬党内民主必将对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 有效地发挥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导向作用, 以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 才能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要求, 实施依法治国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国家。

3.1 立法民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法必须包含民主的要素, 这是现代法治的本质要求。立法民主是民主化的立法和立法民主化的统一, 是由有关立法民主的观念制度、实践、保障体系组成的有机系统。在立法中, 应将民主作为首要要件, 这一要件贯穿于法律创制的所有结构之中, 并且这一要件为其他要件奠定基础, 提供条件。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人权保护纳入到宪法保护范畴, 标志着我国的立法民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我国立法的民主化发展, 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 应从多方面推进中国的立法民主建设:一是应以民主作为立法的核心和主线, 依次展开整个法律创制工作。具体包括立法的内容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 以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标准, 同时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立足全局, 统筹兼顾, 切实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立法的过程要贯彻群众路线, 倾听群众的呼声, 既要善于倾听赞扬的声音, 更要高度重视批评的声音;立法的技术要吸收、借鉴历史的和外国的经验, 结合中国当前的国情进行分析鉴别, 力求为我所用;二是在法律体系内的部门法及与其配套的程序法中, 也要充分体现民主的内容。如刑事立法中必须体现人民惩治和制裁违法犯罪的民主意志、民事立法中体现为尊重每一个公民个体自由意志的表达、行政立法中主要体现为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控制、经济立法中应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民主管理和劳动者的民主权益等;在各种类型的程序法中, 民主应作为其立法的灵魂和主干, 一套民主的程序机制是及时保证人民意志表达的重要途径, 也是立法沿着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运转的保证。

3.2 执法民主

依法执政、民主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实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 有利于贯彻党的主张, 体现人民的意愿, 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

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将上升为人民意志的法律法规诉诸实施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一种执法活动, 从本质上来说执法也是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执法的民主性要求:一是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要求, 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和党的干部只有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严格依法办事, 才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使之真正成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顺利进行的锐利武器;二是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为了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 国家制定了多部包含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的行政法, 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等, 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恪守法无授权皆禁止的现代行政法治理念, 正确履行执法权力, 认真履行执法职责, 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三是执法活动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前提下要充分尊重民情, 体现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国家机关的行政执法也是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进行联系的一种法律活动。执法听证程序实际上就是执法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进一步完善执法听证程序可以进一步化解执法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对立情绪, 密切干群关系, 使体现人民意志的国家法律法规得到顺利实施。

3.3 司法民主

司法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我国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实行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分开的司法体制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 同时也借鉴了其他国家司法体制建设的经验。推进司法民主建设, 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众对司法机关的猜疑、不满和误解, 增进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 增强对法律的信心。

司法民主的内涵包括司法的权力来自于人民, 司法服务于人民, 人民有权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司法民主体现为:一是司法审判公开、透明。司法的人民性这一特性, 使得司法机关必须执法为民。执法活动必须向民众公开, 公开才能促进公正。要推进司法民主, 应将所有能公开的执法工作都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最大限度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让民众获得更多的司法信息;二是逐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 既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 又是一项公众参与诉讼的重要民主制度, 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司法的特征和优势, 很好的发挥了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司法公开、弘扬司法民主的作用。对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案件的内容、范围、权限进行规范, 赋予当事人依法申请人民陪审员审理案件的程序选择权进行立法, 是扩大司法民主的重大举措;三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应该理性对待人民群众的各种诉求。建立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 加强司法民主建设, 努力通过公正司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加强民主和保障人权紧密联系, 保障人权在刑事司法中体现为如何防止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同时, 也应当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抓紧建立被害人权利救助制度。

3.4 守法民主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条件下, 从国家的根本大法到基层的规章制度, 都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都是为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制定的。“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就是遵从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的高尚之举, 必将受到人民的肯定和赞同。这应该是每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所追求的荣誉所在。国无法不治, 民无法不立。人人守法纪, 凡事依法纪, 则社会安宁, 经济发展。

遵纪守法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素质和义务, 是保持社会和谐安定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民主法治社会,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 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的民主。守法民主是对社会上一切守法主体的基本要求, 遵守法律在法治国家必须体现为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础上根据不同守法主体的特殊性给予不同的要求, 具体体现为:一是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模范守法。遵纪守法, 必须抓好执法部门的模范带头作用。公检法司和行政执法部门, 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者、执行者。自身守法是公正执法的前提, 只有把守法作为执法者职业道德建设来认真对待, 自觉做好, 才能减少执法犯法事件的发生, 才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二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认真、自觉守法。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 作为社会的一员, 遵纪守法, 是每一个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基本准则。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守规矩、合法度, 这是将守法作为义务来履行;积极依靠法律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并且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就是将守法权利来行使。守法民主最重要的就是将遵守法律从义务转向权利,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 提高社会组织、公民守法积极性, 才能形成良好的法律运行秩序, 实现法治建设的目标。

3.5 法律监督民主

民主监督是人民的民主权利的一部分, 法律要体现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 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 法律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保障和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 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 对权力的行使, 尤其是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保持合法性的判断力, 起到预防、控制和纠正违法的作用, 保障法律的实现。因此, 法律监督民主也应当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中, 包括立法机关法律监督民主、行政机关法律监督民主、司法机关法律监督民主、各个党派的法律监督民主、新闻舆论法律监督民主以及社会组织、公民个人法律监督民主建设。

2006年8月27日颁布200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的出台, 就是紧跟党内监督的步伐, 及时推动了立法民主监督的法治化, 为国家其他法律监督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国专门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是人民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是实施法律监督民主的重要机关, 要认真倾听人民呼声, 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谋划工作, 把人民的关注点作为检察工作的着力点, 抓住人民反映强烈的问题, 加大法律监督力度。新时期法律监督民主更多地体现为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以党的监督为前提, 充分发挥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 用人民群众的民主力量实施法律监督,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我们已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黄炎培) 。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参考文献

[1]孙承斌, 李亚杰, 谭浩.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看党的建设[N].光明日报, 2009-09-19.

[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G].2003.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南京:中共党内民主尝新 篇11

“公推直选”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党内民主具有标志性的创新成果之一。从最初四川平昌实行“公推直选”,首次打破党内“任命制”,至今,中共党内的民主试验已近10年。

正如萨缪尔·亨廷顿所说,政治秩序或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

近10年来,先是各地单一试验,再是中共的十七大将“公推直选”作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方向进行了充分肯定。如今,仅南京一地,已经有806个村党组织和363个城市社区党组织,在换届时全部实行公推直选。

南京,这个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基层党组织已经被民主“全覆盖”,民主在这个758万人的都市正待演进成蔚然大势。与以往基于一点的乡村党内民主的试验不同,南京的试验将为中国的民主演进提供一个崭新的城市样本。这个城市的努力,或将为中国更大范围的民主推进提供思路。

在南京,把“公推直选”全面覆盖到城市农村,这在全国尚属首例。与以往来自于“点”上的民主试验不同,这一次由点及面,“全覆盖”意义在于,或将为更大范围的民主提供思路

桌子上,放着一摞书,都很厚,书名围绕着几个关键词,比如基层民主,乡村治理等等。

杨花伟坐在旁边,修改一份有关“公推直选”的材料。他是中共南京市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最近这些日子,他的工作重心就在于此。“公推直选”是一件大事。今年,南京市的所有806个农村(涉农社区)都将以此方式换届选举出新的村支部书记和班子成员。

“我们最近很忙的。”南京市雨花台区组织部里的几名年轻人异口同声。他们是这座省会城市党委组织系统里的一线人员,眼下这场全面展开的“公推直选”,不但考验着他们的工作能力,也考量着他们的体力。

雨花台区委组织部长孙朝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4年前,他有过一次类似的考验,当年,他还是高淳县组织部长,那是个远离南京市主城区的下辖县,作为中组部确定的试点,让全县所有8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和班子成员以“公推直选”的方式,先期完成党内权力交替。

“当时写材料搞总结经常熬夜。”孙朝晖说,甚至有一次,因为汇报材料在最后一刻被全盘推翻,他不得不亲自上阵,连夜重写,“上级的意思很明确,直接一点,写问题,写不足。”

在过去的几年里,南京一直推进基层党内民主的试点,每一次实践后,都是“写问题,写不足”,期望总结出一套成熟的操作经验。

从点到面,南京市的基层党内民主不断推进,去年底实现城市社区党组织全面覆盖了“公推直选”,而今年则让“全覆盖”移向了整个城市的农村。南京,这个基层已经被民主“全覆盖”的城市,为中国的民主演进提供一个研究的样本。

让能者掌权

南京城滨江而居,江北有六合、浦口两区,江南则是经济和政治中心,有玄武、秦淮、建业、鼓楼、栖霞、雨花台、江宁、溧水和高淳等9个区县。

在南京市中共党务系统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说明中写道:“从实际情况看,南京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村党委书记的致富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从今年4月开始,这11个区县内,所有806个村庄(涉农社区),面临中共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

这成为一个契机。

在南京市官方的说法里,“这次换届的重中之重,就是要通过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方式,选出一支发展能力强、带富能力强、热心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村书记队伍。”

竹镇大泉村是“农民的好支书—李元龙”的故乡,是南京市公推直选的重点试点村。

5月19日,上午8点半,大泉村党总支领导班子公推大会正式举行。来自全村的200多位中共党员和村民代表,为选出自己心目中李元龙式的“当家人”,投出一票。上世纪90年代,贫困的大泉村因为有了“农民的好支书”李元龙,而迅速改变了落后的面貌。他带领全村人新建了贯穿大泉村南北的五公里长水泥路;他说服每户村民,将1600亩低产田改造成良田⋯⋯

公推直选共有9项程序,其中重要环节就是公推大会,也是最后出结果的一个环节。

大会上,除了进行演讲陈述竞职外,村民们还能通过提问环节向每位竞职党员直接发问,进行零距离接触。

村里的党员最简单的想法是,通过公开、民主的公推大会,用手中的选票,选出一位好支书,让村子更加富裕些。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南京市组织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其实就是一次选拔人才的尝试,“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为推动南京郊县农村经济发展奠定扎实的组织基础”,不必过分拔高和渲染。

选举大会上,设立了秘密写票处,保证党员群众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自主表达意愿,选出真正有能力的人。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南京市委组织说,今年之举,是想进一步打通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输送的渠道,鼓励农村基层、有志于农村工作的区县和镇街机关年轻干部到农村去,鼓励优秀大学生村官、双带标兵、致富能手、农民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非公企业管理人员等参与竞争。

官方期待,一支以45岁左右为主体,文化程度较高,熟悉农村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秀村支书队伍能迅速形成。

这么一来,村党组织班子结构的优化和整体功能的增强将得以实现,“人才到基层锻炼、干部从一线选拔”的培养选拔链也能最终形成。

随着中共十七大明确了“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公推直选范围”,南京市此举的期望是,将公推直选制度化,常态化。

在当地,公推直选要过九道关,经过广泛的报名后,参选人将驻点调研,参加公推大会,接受党员和群众代表的提问和辩论,然后是党工委票决,最后是选举大会。

南京市全市共有11267人报名,有10570人通过资格审查,其中,党组织占19.1%,党员群众联名举荐2854人,占27%,自荐5697人,达到了53.9%。

这里面,有现任村干部,有机关年轻干部,有大学生村官,有致富能手,有“双带”标兵,有复员退伍军人,还有外出务工返乡党员,以及非公企业党员业主。

8万余名党员、近270万群众共同完成了这次规模庞大的直选,至此,南京成为全国首个在村和社区基层中共党组织全面实现公推直选的城市。

民主新演进

与去年“全覆盖”的社区选举不同,面对农村党组织的“全覆盖”公推直选,南京市组织部显得比较低调。

去年8月底,南京的363个城市社区全部采用公推直选这种方式选出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当时此举得到了中组部的肯定。在中组部举办的全国组织部长培训班上,南京市作了经验介绍。

时值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中组部派专员前来调研,听取经验,这也为后来全会通过的决议提供了某种实践层面的素材。

在去年的社区选举成功后,南京市还组织了专家研讨会。这些动作都表明,南京市在实践之后期望从学理和制度层面总结经验。

这也是一以贯之的传统,演进路线清晰明了。官方背景的《望》杂志曾介绍,公推直选是高层指导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成功范例。其中江苏省及南京市的探索热情强化了这个互动,也加快了高层决策的进程。

早在2004年,江苏省宿迁市搞试点,在宿豫区黄墩镇举行了党员大会,直接选举了镇党委书记。

“黄墩直选”是江苏省探索公推直选的第一个尝试,得到高层肯定,这坚定了江苏省探索公推直选的信心。《望》杂志披露,“有关部门就落实中央领导的批示而专门下发了文件,要求江苏省委在稳妥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公推直选试点,用实践回答中央领导关心的问题。”随后在泗洪县、溧阳市、仪征市等部分乡镇党组织换届中进行了实施。

现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奇就参与了“黄墩直选”运作,南京市本次能够在基层党组织换届中全面运用公推直选,与王奇的坚持分不开。

2004年12月,南京市首次在白下区淮海路街道淮海路社区进行公推直选党组织领导班子的试点。

2005年4月至5月,另有五个社区也紧随其后,被列为公推直选社区党组织班子试点。

同年底,在江宁区的土桥镇镇党委领导班子列为试点。

到了2006年,高淳县8个乡镇的试点全面展开也就顺理成章。时任高淳县组织部长的孙朝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淳的那个试点是中组部指定的,那时候李源潮部长还在江苏当省委书记,他到中组部去汇报,然后中组部就指定在江苏两个县进行试点,李书记就定下来苏南和苏北各选一个点,进行试点,苏南选了高淳,苏北选了仪征。”

孙朝晖坦言,那一年高淳试点,已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试点,“一开始做的方案还不是书记直选,因为这个跟当时的党章规定有冲突,第一轮方案做完以后,李源潮看完,觉得探索的步子太小了,又到中组部建言,试点可以适当地有些探索性,后来中组部特批,同意进行镇党委书记的直选。”

雨花台区组织部长孙朝晖说,南京这些年在基层民主上的不断提速,有几个原因,比如南京市每年都出一些政治建设的目标任务,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主动扮演探索者的角色。而南京通过这几年的探索,本身也从中获益了。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逐步深入。”孙朝晖举例,比如在2006年,高淳乡镇工作的公推直选试点完成后,紧跟着就是工会、共青团领导的换届,他们都主动提出来,也用公投直选的办法,进一步扩大民主来选领导班子。

事实上,2006年高淳试点全面成功后,南京市官方已经总结出一套公推直选的方案,他们在等待时机。

2009年,契机到了。

这个城市先是尝试着在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尝试公推直选。接着,这一年恰逢南京市所有城市社区党组织换届,于是南京市决定,率先在城市社区党组织班子换届中,运用公推直选产生了363个新的社区党组织班子。

而在这期间,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也派出了几路人马对十七大前采用公推直选换届的73个乡镇进行回访性调查。

据参与调查的人员曾向《望》杂志透露,“此举旨在全面评估公推直选的运用效果以及完善公推直选的路径”。

今年,随着806个行政村的党组织班子“公推直选”换届完成,接下来,这个城市还将忙于村委会的换届选举。

新的选人机制,将造就新的基层党委班子行事风格。这些新晋的党的基层干部,如何与村民委员会良好的互动,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接下来的村委会公推直选中,南京市有关方面坦言,有些担心,如果村委会主任竞选不上党委书记,岂不是很尴尬,至今的结果还是让人放心,没有出现这样的局面。

当地官员也流露出担心,原来村民委员会主任由村民自治选出,在党组织书记由上级委任的时代里,这很容易解决,上级只需要任命这个民选的主任为党组织书记,但如今在南京,基层民主“全面覆盖”后,有可能将来出现党员直选出的书记与民选出的村委主任不是一个人,产生冲突。党的民主与人民民主,都是民主产生的,到底谁说了算,这事实上增加了广泛存在的两委之间纠结的可能。

如果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分属两人,理论上也不会有问题,“按照法规,也是党组织书记一把手。”但在现实中,书记和主任不同的个性特点都会影响整个权力的正常运作。

关于党内民主建设制约因素的分析 篇12

关键词：党内民主,建党模式,传统文化

党内民主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 建立了一整套有利于党内民主的制度, 积累了丰富的党内民主的经验。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党内民主尚显得不够充分, 集中跟民主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有效的解决, 党内民主还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 如:党内权力过于集中于党内一把手、党内选举流于形式、党代表的权力没得到落实, 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党的作用的发挥, 对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构成了极大的阻碍。只有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才能找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对策。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主的发展程度跟经济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决定了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再者新中国建立以后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与此相对应要求政治上的集权。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我国逐步推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但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许多领域也还依然存在。同时, 中国作为一个走后发现代化道路的国家,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党和政府集权主导的结果。相比较于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 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是值得肯定的。而政治上的集权必然加剧党内的集权, 对民主政治的建设起了制约的作用。

二、苏联共产党建党模式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在诞生之初各方面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影响。而当时的苏联共产党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 为了有效地组织革命, 需要进行政治上的集权, 特别是列宁逝世以后, 斯大林逐步掌握了苏联的党政军大军, 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 铲除异己, 苏共的政治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于当时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视苏联为社会主义楷模, 都视苏联经验为神圣时, 中共当时也难免不受其影响, 在制度建设上照搬了很多苏共的做法。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有一定的合理性, 同时这种过度强调集中的制度肯定会对党内民主的发育构成阻碍。

三、对党内民主建设负面影响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