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纲领

研究纲领（精选9篇）

研究纲领 篇1

千年之交的1999年,伯格曼的著作《贴近现实:千年之交的信息本质》出版,在著作中,他具体分析三种类型的信息与体验现实方式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技术信息对意义问题的挑战;与此同时,在思考中交织着对信息概念的历史考察及信息从古代到现代的具体应用,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从社会的和伦理的维度把握技术信息。他对于信息的历史介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性的选择”,这种特别性的选择是在哲学和伦理学的层面上展开的[1]。有学者认为,伯格曼关于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所引发的技术信息的反思是目前“装置范式”最有影响力的视角[2]。伯格曼对信息技术所引起的技术信息的关注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是在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新维度,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伯格曼的技术信息理论在“装置范式”研究纲领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1 三种类型的信息及其与现实的关系

在探讨三种类型的信息之前,有必要说明什么是信息?从词源上讲,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信息(information)产生于中世纪,是英语从日耳曼语系和拉丁语系中产生出现的[3]。信息作为一个重要的词出现,是1948年申农(ClaudeShannon)提出“信息”作为标志性的开始。1960年,马赫拉普(Fritz Machlup)出版了《美国知识的生产与分配》一书,他指的是信息的被生产和分配,他认识到信息的增长,把这一想法内含于他的题目中,但可惜的是,最后他坚持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重要的、清楚的主题是知识,而信息却是朦胧的麻烦[4]。伯格曼的“信息”正是试图对这一问题解答的构思,伯格曼试图建立一个关于我们这个世界实体的(substantial)信息理论,这个理论来自于我们在现实底部发现的最基本的现实(reality)。

伯格曼认为信息能照亮、转换或取代现实。按照信息与现实的体验方式,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信息即自然信息文化信息和技术信息其中自然信息是关于现实的信息(naturalinformation:informationaboutreality),文化信息是为了现实的信息(culturalinformation:informationforreality),技术信息是作为现实的信息(technologicalinformation:informationasreality)。

伯格曼首先研究了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他认为没有了信息,人类就无法正常生活,人类文明就会消亡。“没有了关于现实的信息,没有了报告和记录资料,人们就无法获得经验,就会渐渐地走入无知和遗忘的阴影。”这是伯格曼关于自然信息的一种描述,他认为关于现实的信息———自然信息是以一种质朴的形式展示自然的框架,如鱼鹰的存在展示了河里有鲑鱼,棉花地会告诉你河边在哪儿[3]。伯格曼讨论了信息与现实的关系。他强调,不能否认信息具有现实本质。他写道:“在最初的符号经济中,一件事指向另一件事都是以安排好的指示顺序出现的[3]。”在讨论了信息的现实本性后,他特别谈到了传统因袭的信息,“虽然自然记号从其所处的环境中显现出来又再一次消失,但是传统因袭下来的记号却有着非自然的显著性和稳定性。”“盟约帮助原始部落成为民族,建筑图纸帮助大教堂的建造,乐谱帮助音乐家演奏圣曲和民谣。文化表征的经济丰富了自然表征的生活领域[3]。”这就是为了现实的信息———文化信息。文化信息通过记录、报告、地图等形式,揭示现实比自然信息更广泛、更精细,但是,与自然信息不同,文化信息还重新组织和丰富现实。他进一步指出:“通过自然信息变得清晰,通过文化信息变得繁荣,这样的世界图景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梦,或者理想化的标准。人们当然还没有认识到,信息对于现实本身以及为了它而存在的信息增加了一类新信息:作为现实的信息[3]。”在探讨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基础上,他提出了技术信息,一个CD上的技术信息是如此的详细和受控制,它实质上是把我们作为现实的信息,一个CD上的大合唱不是一个报告,它是普遍地理解音乐本身的一种方式。信息通过技术而与现实相抗衡。

伯格曼不仅说明了这三种类型的信息与现实的关系,还进一步对这三种信息的关系进行了学理分析,认为三种信息在一定的场合互相重叠,在一定场合又互相碰撞,在有的场合它们又起伏错落。其中,他认为,技术信息在当代的文化景观中是最明显的层次,逐渐地,它不只是作为文化的一个层次,而是一种泛滥,它如洪水危及着原来的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它有可能使自然信息悬置[3]。当然,他说明,技术信息的确使人们更具有选择性,他列举了因特网技术来说明这一点。在伯格曼看来,信息技术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写作模式和叙述方式,而且它也使我们的自我本体意识发生了变化,自我个体在怀疑和绝望中体验着信息技术对于有些人而言,电子空间的超自然的开放点燃了亵渎神的和愤怒的风暴,这在面对面的交往和集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在伯格曼看来,信息技术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特别地,它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伯格曼看来,信息技术的出现使文化信息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动摇了以往的文化信息的基础,比如数字化技术使得艺术品的传播和欣赏方式发生了改变,信息技术打破了时空的制约,把艺术品变成虚拟的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用高密盘就可以将伦敦的国家艺术馆的艺术品的虚拟现实保存起来,因此,通过信息技术,人们就有可能拥有一个虚拟的整个国家艺术馆[5]。

2 技术信息与意义的分化和转型

对于技术信息的反思,伯格曼首先提出了问题所在:技术信息与意义的退隐。他写道:“在现代开始时,语义学的冰河时代就在欧洲开始了,并因此而席卷全球。……。在现代,发生了相反的情况,雄辩术(eloquence)和意义(meaning)开始从现实中消退[3]。”在哲学发展史上,自二十世纪以来,哲学主要关注的是意义研究,在意义研究中,分析哲学强调的是语词、语句或语言的意义;而现象学则着重在事物、事实、世界的意义,在现象学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主张主客合一,主体放在客体里面,它不是以逻辑和客观的方式,而是以历史的方式进行,要求参与,把自己放进去[6]。作为现象学技术哲学家,伯格曼重点关注了技术信息对事物、事实和世界意义的影响。

我国学者倪钢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意义理论:第一种,概念化的意义理论。这种理论,从概念界定角度研究意义,把意义作为一个词语来研究,如柏拉图提出意义的指称论,提出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该词所指称或所命名的对象。第二种,分析哲学中的意义理论,主要是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意义理论常常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在语言哲学领域,传统的意义理论包括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用法论,等等。有中国学者对这些理论做过精细的研究,提出“多维结构的意义理论”[7]。第三种是普遍意义上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是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交叉领域,在这个复杂的领域中,人文主义传统的意义理论又具有重要影响,展示出巨大的研究价值,向人们昭示出意义理论研究的魅力。他认为,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意义理论属于第三种意义理论,应该在世界的图景和发展变化的范围中理解意义理论[8]。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掀起了一股信息化的浪潮,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利用日益突出,其中,半导体技术、信息传输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和数字压缩技术为五大核心技术[9]信息化已成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信息化的浪潮正在以更为强劲的态势席卷整个世界。伴随科学技术发展的信息化浪潮,继之而来的是“数字化”。所谓“数字化”,就是用0和1数字编码来表达和传输一切信息[10]。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是一种应用范围十分广泛的技术,几乎可以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得到应用,且已在社会的众多领域已经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11]。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财富就是信息。社会生产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信息的竞争、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科学技术和知识在整个社会中享有特权地位[12]。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技术信息,使人们对于世界图景的体现水平和认识能力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时,世界变得似乎澄清起来,存在变得如此之轻。从表面上看,的确有些意义开始变得不如以往那么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如电视发明之后,小说和文学读物中的意义解读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电视有那么多的图像,人们愿意以此来了解世界;互联网之后,人们的精力更是专注于此。但不能因此就说,技术信息引起了意义的退隐,它是以另外的形式展现其意义,但对于技术信息与现实的关系确实应引起我们的关注。所谓的意义退隐实际上或许只是改变了时空条件和表现形态,如信息技术引起的自然信息、文化信息的失衡、信息技术使神秘性消失,等等,或许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意义,需要我们从伦理的和文化的角度去把握,所以意义的退隐实质上是技术信息导致的意义的分化与转型[8],我们应从技术信息与现实关系的视角去考察这一过程,为其提供标准,以保证对人的终极关怀。

3 技术信息与现实的调适途径

对于技术信息的反思,伯格曼首先阐明技术信息所引发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一问题,伯格曼认为当信息的轻灵外罩遮盖了人类道德的沉重和物质世界的具体时,人们在轻浮的虚拟空间失去了自我的特质和意义,而人类的灵魂只有在神那里才能得到安宁[3]。“技术信息将造成现实的淹灭和窒息[3]。”也就是,伯格曼在这里认为技术信息产生了“超现实”,使人们与现实脱离,“超现实”替代了现实。“为了避免陷于无尽无休的和没有结论的评论性的纠缠,我们需要一种信息理论和信息伦理学……我们会看到,美好的生活需要在三种信息之间进行调节,需要在信号与事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3]。”

伯格曼认为,事情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之前有可能事情会变得更糟,这就是说,在信息的问题上,技术信息还会有一个扩充和综合的时期当然在这里,结构性的区分还是必要的。伯格曼认为,应正视技术信息。

未来的家庭将布满信息装置,数字技术中不相容将是最持久的屏障,但现在的技术信息的后果是微妙的和轻的,而那将是划时代的,信息技术已侵入人类的几乎全部的领地,因此,保持自然信息、文化信息和技术信息的平衡是人类生活必要的选择,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人类一方面要技术化地生存,同时也要自由地生活,人们在“聚焦物”、“聚焦实践”和“装置范式”之间要保持必要的张力。有的时候,真实的公园与虚拟的公园相比,真实的公园反倒没意思。当然,伯格曼也指出,不存在技术信息完全取代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的危险,但是,却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可能:就是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仅仅是功用,却失掉了不可取代的美好,因此,伯格曼特别强调聚焦实践的重要性,他并不想退回到前技术的形势,但是却明确地表达了对人们生活的技术模式一个补充———聚焦物。聚焦物是这样的一些事物,它以邀请人们自身参与的方式,要求人们在场实现他们的能力。从这里看出“聚焦物”的目标实现是通过活动(engagement)实现的,活动所显示出的意向性很特别,一种很特别的人与世界联系的方式。活动并不是人的专利,也不仅仅是思维的一种状态,它是人与现实联系的一种方法,是人类正视信息,把持现实的方法。在这里,现象学的方法在关于技术的问题上开辟了一个特别的视角,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现象学的中心,也可以通过技术人工物体现出来。对于人类来说,技术从来就不只是工具,一旦实现了它们的功能,技术人造物就成为人与现实的中介,就如一个卡车不仅仅是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手段,在行驶时,它是人们经验周围环境的中介,这种经验不同于自行车或飞机;计算机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即打字或写文章,它也可以交换信息,技术信息也能有助于人们抓紧现实。

4 结束语

通过技术信息的反思,伯格曼在信息概念、信息的历史发展、符号与事物、信息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分析了信息与现实的多层关系,即自然信息、文化信息和技术信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强调需要保持不同层次的信息与现实之间的平衡,并提出要关注技术信息取代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的危险,并且在阐述过程中提供了极好的例证分析。可以看出,伯格曼已经脱离了经典的技术哲学家从总体上看待技术的传统,他反对把技术作为统一的整体现象,认为不可能对整体的技术做出复杂的判断,伯格曼重视对信息技术所导致的技术信息的分析,力图把技术哲学建立在对技术实践的充分的可信赖的经验描述的基础上因此,在能够正确提出问题和提供有价值的背景资料方面,伯格曼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伯格曼认为,信息技术将造成现实的窒息[3],因此,保持自然信息、文化信息、技术信息的平衡是人类生活必要的选择。人类一方面要技术化地生存,同时也要自由地生活。宗教的理念对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控制是重要的因素,人们在“聚焦物”和“装置范式”之间要保持必要的张力。

注:(1)国内对这个姓名又译作“艾尔伯特·鲍尔格曼”,“博格曼”,“波哥曼”,“A·柏格曼”等。

摘要：技术信息问题是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技术哲学家伯格曼(Albert Borgmann)①从哲学视角对由技术信息所导致的超现实现象予以关注,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信息,阐述了三种不同类型信息与现实的关系,提出要在“聚焦物”和“装置范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保持自然信息、文化信息和技术信息的平衡,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必要选择。

关键词：装置范式,技术信息,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ELISEO FERNANDEZ.Information and ersatz reality:comments onalbert borgmann’s holding on to reality[J/OL].Techn啨:Journalof th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002(6),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SPT/v6n1/fernandez.html.

[2]PHIL MULLINS.Introduction:getting a grip on holding on to reality[J/OL].Techn啨: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2002(6).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SPT/v6n1/mullinsintro.html.

[3]ALBERTBORGMANN.Holding on to reality,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M].Chicago and London: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4]L MICHAEL,DERTOUZOS.Communications,computers,and net-works[J].Scientific American,1991(9):62.

[5]倪钢.波哥曼技术哲学思想初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8-11.

[6]洪汉鼎.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现象学十四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16.

[7]邓生庆.“多维结构的意义理论”论纲[J].社会科学研究,1995(4):68-74,86.

[8]倪钢.信息技术与意义的嬗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4):41-44.

[9]刘杰,金吾伦.信息化与知识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0]周甄武.虚拟实践:人类新的实践形式[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40-46.

[11]毛牧然,陈凡.论技术的社会历史观理论[M]//陈凡,田鹏颖,陈红兵.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125-131.

[12]冯俊.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

研究纲领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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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自上世纪7O年代中期产生以来，一直致力于对科学的知识进行怀疑和批判，试图说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科学认识的成果无不包含着社会的内容。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利益模式”为我们认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宏观研究纲领；强纲领；利益模式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自从“正统的”科学哲学提出的科学的客观性以来，对科学的客观性怀疑，不仅不断地来自科学哲学内部，以至发展到先是历史主义学派对客观性的弱化，再到后现代思潮者那里时，科学的客观性已无任何立锥之地。除此以外，还有来自哲学以外的解构形式和途径，而这些当中要首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客观性的解构最为有力、彻底。

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直接的理论来源，以知识社会学理论为间接的知识来源，在经过社会学和哲学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所留下的问题(主要是两类知识的划分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和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于社会学研究)的探讨以及反思科学社会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而出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是由于发生在欧洲的这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注重的是科学的“实质性理论”(即科学知识过程)的研究，故一般人常称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由于那些研究学者们的工作大多从库恩思想中获得过重要启迪，故也有人把这些工作笼统叫作“后库恩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20世纪70年代末获得迅速发展。这一思想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这种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起着导向作用，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进一步提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哈贝马斯的批评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知识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于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情感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一击，此外哈贝马斯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是有目的的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中心就在于说明科学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在于说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科学认识的成果无不包含着社会的内容，最终得到其提出的科学知识是非描述性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主旨。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英国的爱丁堡学派。

二、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爱丁堡学派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成立的“科学元勘小组”，小组成员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决心以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群体称为爱丁堡学派。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瑞·巴恩斯(Barry Barnes)、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以及安德鲁·皮克林(Andrerw Piekering)等，爱丁堡学派受后库恩科学社会学影响较深，该学派所关心的是:解释信念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条件下，为什么得以产生或维持。曼海姆早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就提出过这样的思想:某些人相信某些信念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但这种思想随即出现了到底是“什么人相信?”和“何种信念有其社会根源?”的问题，因为传统科学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把信念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另一种包括宗教、道德、智慧等，前者被认为是质朴的，不为任何社会利益上的考虑所左右;而后者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驱动的，因而是社会的。正如当代杰出的知识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认为的:“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的解释进行了批判，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被替代，库恩认为这些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考察自然科学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呢?爱丁堡学派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实在或理性有一致的相应关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它领域所采取的相比，绝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在认识上优于其它任何信念和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囿于以往那种忽视和否认社会因素作用的解释模式。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其开创性的着作《知识及社会意向》中提出了“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相对主义建构论方法的别称)，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的研究……没有什么特别的界线存在于科学知识之中，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及其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强纲领”的“强”具体体现在它要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信念体系，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以使社会学方法能应用于描述一切知识体系，包括数学和逻辑学这样远离经验的科学，开创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具体来说“强纲领”可以定义为以下四个信条，即(1)因果性。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会存在其它的、将与社会原因共同导致信念的原因类型。(2)公正性。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即都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调查并对它们产生的原因给予公正的说明。(3)对称性。这是就其风格而言的，就是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这是就原则而言的，其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和有关对称性要求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人们寻求一般性说明的要求的反应，如果不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就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反驳其自身的理论。对于以上四条，要特别注意因果性中提到的其它原因，这些原因是指诸如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理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的等因素。爱丁堡学派认为由于在“实在”和我们对“实在”的陈述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因而因果性也即意味着我们不可求助于那种在科学和自然现象之间预先设定联系而排除其它可能原因的做法。公平性告诉我们对于进行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没有必要陷人“真理和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类毫无意义的问题之中，这样的问题对信息存在的解释而言是多余的，毫无必要的。对称性要求对于两种不同的情况尽可能地运用同一种类型的说明，布鲁尔打比方说:生理学的目标是说明健康的有机体和病态的有机体，机械学的目标是人们理解正在运转的机器和出了毛病的机器、依然矗立的桥梁和已经倒塌的桥梁。反身性很明确，即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其自身的原因，它自己首先要能够合理地被解释。“强纲领”在知识论的研究方面认为:“知识”是“任何被集体地接受的信念系统”。知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包括其它时代的文化中相当于科学知识作用的神话、魔法、宗教等各种信念系统，科学知识与其它信念系统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也应该与其它知识系统一样接受社会学方法的研究。

“强纲领”在真理观的研究方面认为:所谓一个理论的真理性的确定，常常是在它被选择并运用于实践之后，在因果说明中逐渐反映出来的，即社会为获得真理的心理体验提供或强加了很多因素，因而社会因素也就成为真理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根本不存在真理符合论，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形式是多样的，要想给真理下定义，最好是从真理的功用性着手，并且还把真理看作是一种文化符号，即关于“真”的信念是相对于特定社会和特定文化共同体而言的，不存在超历史、超文化的真理标准，从而对科学的客观性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态度。

三、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

“利益”是爱丁堡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但是把“利益”引人对知识的社会学说明并不是爱丁堡学派的首创，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采用了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开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断言: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观念，是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在客观世界提供的自然环境中演进的，这个环境不断地被人类的行动所改造，在改造的同时，人类创造出他们的生存方式，从创造活动中产生了社会关系，同时也创造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反映了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并受到在当时特殊生产方式下盛行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它们既被用来操纵自然现象，又被用来支持或改造现存的社会关系。事实上，马克思并未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同等看待，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关注焦点和发展速度或许为社会条件所决定，但科学的概念工具和实质结论却并非如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模式开始被用于对科学和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曼海姆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两部奠基性着作《认识论的结构分析》和《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曼海姆着重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扎根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并且肯定了利益是影响知识的一个因素。由于曼海姆是在对知识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上谈利益对知识的影响，所以是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受利益因素影响之外的。默顿命题的第二条强调了经济和军事的功利性在科学组织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带有一些阶级利益的因素，但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仅仅停留在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做外部的说明，虽然有一些利益影响的因素，但其利益对科学的影响同样不触及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只是对科学知识的关注焦点、课题方向以及特定领域的知识何以得到迅速增长的外部体制的说明。

爱丁堡学派使用“利益”的概念是为了解决强纲领中提到的“归因问题”，按照强纲领的思路，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普遍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用A代表某种社会因素，用B代表某个科学概念或理论，则A B成立。爱丁堡学派认为巴恩斯所说的社会因素就是利益，即“思想或信念是否以及如何能被认为是社会阶级或其他集团的特殊利益的结果”，可以使用“利益”作为一种解释资源，对科学知识的扩展和应用及其与行动者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这些利益可以是社会体制上的或经济体制上的，也可以是宗教上的或专业事务上的，有两个案例可以用来说明利益理论:(1)巴恩斯列举了20世纪生物学界在进化论观点和遗传观点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论战，论战的双方分别是以卡尔·皮尔士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家和以威廉·巴特森为代表的“孟德尔主义者”。前者认为:生物繁衍是一种通过变异的连续选择而进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可以预知和控制的;后者则认为:生物的繁衍是一连串的突变过程，这个过程根本不可预知和控制。两种观点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截然相反。那么其根源何在呢?巴恩斯认为根源在于双方的利益冲突，他认为，皮尔士的进化论观点与新兴的优生学密不可分，优生学主张通过逐步改变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相对出生率来改善种族，其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并且直接代表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是主张社会进步的。而巴特森之所以强调生物繁衍的不连续性和不可预知性，是因为他的立场保守，其阶级利益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秩序，害怕社会的进步，宣称社会突变的时刻还没有到来。(2)皮克林则利用职业利益来解释一些学术之争。他认为: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都会存在一些更有利于其工作的资料、理论或模型，由于每一个科学家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投人了大量的时间，因而他们倾向于承认那些与自己的认识利益相吻合的新成果。如在分析莱夸克时，皮克林同样使用“利益”分析工具，认为当时新发现的粒子在解释上存在“色”和“味”之争，而“味”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对新粒子做“味”的解释更符合主流传统的利益，也更能体现权威物理学家在其中的影响等。

事实上，利益模式所要说明的重心不在于知识的真伪问题，不关心在被接受的理论中哪一种更能反映事实，哪些方面更合理，而只关心知识是否为科学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所承认和接受，以及探讨这种理论被这个阶级承认和主动选择接受的原因所在，由此得出:不同的利益决定不同的科学理论。也就是说，利益是分析知识状况的必要因素而不是充分的因素，利益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知识主张，但某种知识主张背后一定存在某些利益缘由。后来才逐步上升为利益是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因素的。利益模式的出发点倒是可以接受的，而由此上升的夸大利益的决定作用则过于偏激，让人难以接受，其实利益也像其它社会因素一样，至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对科学知识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

四、结论

研究纲领 篇3

1 科学研究纲领与经济学方法论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备受现代经济学家的青睐。科学研究纲领“是一个接一个的理论系列, 而不是一个给定的理论”[1], 它具有精致的结构, 分为硬核、反面启发法、正面启发法。那么科学研究纲领之于经济学方法论有何意义呢?鉴于硬核是构成各种科学研究纲领之间区别的关键因素, 本文将主要考察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 在做具体分析之前, 有必要先对研究纲领的硬核作一说明。

本文认为, 这里的基本假说可以理解为理论预设, 即理论的前提, 并非具体的理论本身。如果具体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问题, 那么, 借助正面启发法构造的保护带即可消解。但是, 如果是理论的前提, 或者说基本假说出现问题, 就是理论硬核出现了问题, 此时研究纲领面临着重新的评价与定位。本文试图在分析经济学硬核的基础上, 反思硬核出现问题的原因, 也即对理论的前提做一反思, 通过这种对“前理论”的探析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症结。

2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

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纲领的历史性考察表明, 要想概括出主流经济学的“硬核”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古典与新古典的继承与衔接表现出来的某种共同之处模糊而含蕴, 从而导致难以把握硬核;而且, 新古典经济学以一种综合的、折衷的强大使命感自居, 使得它不断发展着的保护带保护了或是掩饰了硬核。罗伊·温特劳布 (E·Roy Weintraub, 1985) 曾根据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给出了比较成熟且广为讨论的主流经济学硬核。温特劳布的观点是基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提出的, 它集中于存在、均衡, 指出了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实质。但它并没有就经济当事人的特点和环境的特点给予说明。思拉恩·埃格特森 (Thrainn Eggertsson, 1990) 给出了另外的分析, 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变的硬核是“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这一观点增加了理性选择硬核, 因为埃格特森是站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特征的, 他看到了市场的“非效率”、现实与理想标准的“不完美”, 而这些巨大的反差源于理性选择模型的不成立。此观点较为简洁, 且直接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 但未能在分析中指出其症结, 仅从产权与制度层面给予了阐释。大卫·柯兰德 (David C.Colander, 2000) 还给出了新古典的六大核心特征, 他以更为全面的视角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几大显著弊病, 但不是就理论本身的构建而言, 而是从整个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 这三种观点虽然表述不同, 但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经济当事人、理性选择、个体主义可以归纳为理性人假设;在约束条件下、既定时间下、相互关联的市场、重复的知识可以归纳为完全信息假设;一致、稳定、边际可以解释为线性因果假设;而且三者都提到了“均衡”。结合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给出的理论前提, 笔者认为, 理性人假设、完全信息假设、线性因果假设、静态均衡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最具代表性、最核心的“前理论”假设, 这也就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

3 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硬核”的讨论

国内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著作历历可数, 而综观国内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 特别是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形式化、数学化、先验论、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等方面, 可是, 这些都是一门学科发展不可缺少的方法论。从历时性角度以历史的眼光来把握研究对象的核心, 将有助于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症结。下面, 本文将分别评述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理论硬核:理性人假设、完全信息假设、线性因果假设、静态均衡假设。

3.1 理性人假设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极力追求“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 他们从“理性人” (rational man) 的基本假设出发, 试图建立公理化的演绎逻辑体系。为了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 古典经济学借鉴了物理学中最常用的分析方法——隔离法, 即通过一系列的假定, 排除一切干扰因素, 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 得到了一个“理想类型” (ideal type) ——“理性人”。这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 即将社会分解为个体, 认为个体的线性叠加就是整体的性质。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 其方法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其理论中的“个体”就是“理性人”, 它不仅构成了整个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 也为新古典宏观大厦提供了基石。无论艾伦—希克斯、萨缪尔森的消费者行为理论, 马歇尔、拉特斯的厂商理论, 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 还是希克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 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在形式上是多么的不同, 他们的认识论基础是相同的: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被视为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会发生冲突的无数个人欲望及其满足的结果。于是, 从认识论中引申出来的方法论原则就是:从个人的经济行为出发来理解整体的市场行为。

3.2 完全信息假设

经济学中的完全信息假设是指市场参与者拥有对于某种经济环境状态的全部知识, 完全信息假设意味着经济环境中的信息成本如果不为零的话, 至少也是微弱到可以忽略。在某种意义上, 完全信息假设也是经济理论中“理性人假设”所必需的条件, 只有做出这样的假设, 才能按最大化原理做出理性选择, 消除不确定性, 将分散的选择结合成一个集体性决策。同样, 正是基于完全信息的假设完全市场才得以建立。完全市场是指市场参加者对于环境 (产品价格和质量) 具有完全信息, 市场参加者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拥有任何希望获得的信息。显然, 在完全市场中, 信息就像空气一样, 是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就能免费获得的自由财货。从认识论中引申出来的方法论原则就是:理性人可以无条件且充分地在一个完全市场上使用信息。因此, 完全市场的信息没有可能成为商品, 也没有市场价格。同时, 信息在市场参加者之中不受任何形式阻滞而广泛及时地传播, 使每个市场参加者都能同时接受到同样的信息。

完全信息假设是理论建立的理想条件或称边界条件, 现实的经济总是处于完全的知识和信息与完全没有知识和信息这个范围内的某一点或区域, 现实的经济条件可以量化为理想条件的系数, 在将理想模型用于现实经济时, 往往只需对理想条件作局部修正或补充, 从而使单纯的用数学语言表达的精确的经济分析能适应复杂的现实经济。

3.3 线性因果假设

线性因果观念来源于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 主要涉及拉普拉斯决定论和牛顿经典力学。受这种自然观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世界视为机械的因果系统。丁伯根 (1991) 曾指出:“对于科学研究起决定作用的是因果概念。如果P的存在或变化总是发生在P1的存在或变化之后的话, 那么现象P1是现象P的一个原因。一门科学是某些现象中因果关系的集合。”这也就构成了经济学古典的或机械的因果关系原则:每当我们知道初始条件时, 我们就可以应用一个定律, 使我们能决定论地预测一条轨迹的路径和终极状态。原因可能是定性的 (不仅是定量的) , 而且在特定轨迹的决定中可能不止一个原因。但在不考虑具体特征的条件下, 人们总是以决定论的措辞来考察经济结果。线性因果假设可以通过忽略时空维度达成统一, 也就是说在这一假设下, 过程是自我重复的——过去与未来没有差异。将现实置入符合时间与空间对称的假设之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是关系的线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建模过程中, 线性化分析和近似方法成为了两个重要工具, 正如丁伯根 (1991) 所说:“对于许多问题的解……线性化构成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它在不过多损失精确性的前提下简化了工作量。”

许多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目的就是测定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和具体形式, 从而验证经济理论和进行结构分析, 而线性因果假设可以从“重要变量”的选择上可推断出它隐含着一个现象的整体的概念。

3.4 静态均衡假设

静态分析 (static analysis) 就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以及有关的经济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新古典经济学在考察市场时, 假定供求可以实现均衡, 并且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时间调整过程可以瞬间完成, 市场上不存在非均衡价格上的交换。均衡可以分为局部均衡 (由马歇尔提出) 和一般均衡 (由瓦尔拉斯提出) 。所谓局部均衡指的是某一特定市场的供求均衡, 一般均衡则是所有市场在相互作用后都同时实现均衡的状态。在一般均衡状态下, 消费者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生产者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整个社会实现帕累托最优, 即达到了一种最好的状态。

理性人假设、完全信息假设和线性因果假设都是为静态均衡假设做铺垫的假设, 是静态均衡的前提假设。因为, 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人只有在“理性”这个“万有引力”的作用下, 在排除信息不完全干扰的情况下, 在线性因果的逻辑关系指引下, 才能达到类似经典力学所谓的整个社会的“均衡”状态。正如斯密所言:“……他只是盘算着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 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而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在自由市场经济下, 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却是整个社会的各得其所、均衡进步。

4 结语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从其产生就给自己定下了“自然不能飞跃”的世界观, 虽然本文不主张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同构性, 但是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从这一世界观衍生出来的诸多方法论已经受到了它的牵绊。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所彰显出来的理性主义与个体主义、稳定性与均衡性、完满性与和谐性从不同侧面迎合它的世界观, 并共同形成了整个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 即理性人假设、完全信息假设、线性因果假设和静态均衡假设。理性人假设确保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与最优, 完全信息假设给予了理性人最确定、最安全、最完备的市场条件, 线性因果假设实现了经济学数理逻辑上、形式规则上的合理性与自洽性、保真性与等当性, 静态均衡假设给出了一种相互作用方式, 呈现了一幅封闭的、自为的、静态的经济图景, 以一种结果的完满诠释了过程的激荡。

摘要：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其中理论硬核构成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关键因素。因此, 从纵向的角度考察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理论硬核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这种对“前理论”的历史性探析可以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症结。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理论硬核

参考文献

[1]杨建飞.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联系 篇4

党的纲领，既包括确定每个阶段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包括确定长远目标的最高纲领，两者相互联系，辩证统一。

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始终不变的。最低纲领是根据革命或建设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而有所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这一重要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在纲领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深刻认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辨证统一关系，首先要正确把握党的纲领三个层面的辨证关系。第一个层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国现在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国情。实现党的纲领，首先要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第二个层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话》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面向新世纪，我们要更加鲜明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在自己的纲领中和旗帜上，使我们的纲领更加符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具有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第三个层面，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党章规定：“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最终目标，就是我们的最高纲领，也是我们的远大理想。：《怎样理解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文章指出，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我们只有从现实国情出发，制定现阶段的纲领，扎扎实实地解决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完成每个阶段的最低纲领，才能有效地推进共产主义事业。

研究纲领 篇5

从国际的研究视野看,早期学术界沿着适应主义路线考察EEM纲领,交融了达尔文论及现代综合论。由于其尚未超脱“选择决定论”的藩篱,所以随着系统论的提出,该进路之缺陷日趋凸显。为了消弭此不足,国外学界开始尝试另辟蹊径。鉴于国内相关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以早期适应主义进路为逻辑起点,探索EEM纲领的研究转向,以期为新进路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抛砖引玉。

一适应主义传统及其困境

早期EEM纲领在自然选择论的指导下,指向环境与有机体之间“一对一”关系的对应论。生物学家洛仑兹强调自然选择可还原为生物自适应,那么自适应可否解释EEM纲领所有现象?

(一)坚持生物自适应思想

早在20世纪40年代,洛仑兹通过隐喻描述了认知适应主义:马蹄对草场适应如同生物中枢神经系统通过重组世界图景适应现实世界一般。[2]121洛仑兹的隐喻得到了学界的共鸣,即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源于两者间的互惠共生;生物的生存有赖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缘何自适应成为EEM纲领的内核?笔者认为,首先,认知机制作为现实表征,对解释认知结构进化有所助益。第二,在自然选择基础上,对环境知识的了解需要从生物研究着手。第三,生物表征了外在世界的知识。由此,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知识关系,且知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在世界。

(二)主张达尔文论与现代综合论的统一

早在19世纪中叶,佩利提出了“似然法则”,从适应复杂性出发认为生物和手表源于智能设计师。对此,达尔文以两大假说作出回应:(1)地球上的生物有着共同祖先。(2)自然选择是地球上生物特征的重要来源。[3]236在达尔文看来,自然选择是随机过程,发生的频率与适合性状成正比,并潜移默化影响到其追随者。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综合论将选择论与现代遗传学结合,认为生物进化是相对于群体的,且是被动的、渐进的、无法与环境割裂开来。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上世纪中叶EEM纲领研究——秉承机械世界秩序信条及坚持适应主义传统。对此,伍克第茨从两个维度加以概括:(1)生物感官与其外在世界相适应。(2)生物感知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简易的图景或(部分)外在世界表征。[4]由此看来,适应主义传统主张是生命系统足以解释生物的自适应。

(三)理论困境

尽管适应主义进路风靡一时,但却瑕瑜互见:(1)生物自适应无法解释所有进化现象,如突变和变异。(2)适应主义进路忽视有机体是活跃的系统,而非完全依赖于环境。(3)适应主义认为环境选择能够解释进化最为复杂的现象,包括脊椎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忽视生物作为自我维系系统的预设。(4)从达尔文论看,自适应是盲目随机突变的自然选择结果。进化生物学家对此的质疑是,四百万年前,像鱼这样的水生动物进化为陆生动物显然不是盲目随机突变的自然选择结果。

适应主义进路在“选择决定论”基础上忽视了有机体的内在建构等,从而带来阐释上的局限。鉴于此,EEM纲领学者开始探究内外机制的互动,检视外在与内在世界有何种关系?生物与环境依存关系借助何种原则联系起来?也许系统理论是回答此问题的突破口。

二系统理论方法的提出

波普尔等早期EEM纲领研究者并没有尝试突破自然选择论,只是波普尔认识到了进化的外在与内在限制的反馈环路,“生命系统被视为有关行为的客观结果的尝试,且行为并非内在(基因构成)和外在情境(环境)决定或限制。”[5]149不过,波普尔并没有认识到大多数认识论自然选择方法忽视了系统理论的蕴涵。

(一)坚持生物反馈原则

进化不仅源于外部选择,还依赖于有机体内部原则。机械论者与活力论者之间的对峙源于外部选择和内部原则之间的争论,在罗森博格看来,“活力论与将自然选择视为进化唯一动力并不相称。”[6]35虽然“活力论”对应于进化的内在因素,但其与机械论在阐述生物进化上各有缺陷。

对此,生物反馈原则为消解困境提供了出路:自达尔文以来,机械进化论所倡导的单向度因果范式被反馈因果范式所取代。一则,生物是多层次系统,从一个组织层次到另一组织层次有恒定的因果关系流。二则,生物是有序开放系统,系统构件通过反馈环路与调节原则交互影响。可以说,反馈因果关系是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一环,阐释了目的论问题,体现了对生物内在秩序的关注。

里德尔的回应是,“系统论虑及生物内在秩序,指向两个维度:1)重塑目的论;2)反馈环路和前馈环路。”[7]358坚持进化内在原则的学者尝试拯救长期以来被漠视的目的论:如果说有机体是系统要素与子系统之间的互动,那么目的论规律则是反馈因果关系规律。据此,系统论和控制论构建了新概念:反馈环路和前馈环路,推动系统转向受因果互动控制的目标。可以说,反馈机制有赖于系统与子系统层次功能的交互性,体现机体的内部原则,弥合只关注外部选择的不足。

(二)超越“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界限

生物内外机制的进化不会单独发生,所以系统理论恰恰突破了纯粹“内在主义(强调自创生系统的建构论)”和“外在主义(强调选择决定论)”的界线,将两者结合起来,延伸了达尔文论的框架。一方面,系统理论融合了建构论思想,如马图拉纳等人根据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以及进化的内在限制,提出了发展系统理论,将有机体视为自催化系统:有机体不仅适应环境,还进行内在的自我维系。[8]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环境选择作用,如里德尔指出,基因组与神经系统同属一个系统,受到环境影响或彼此发生交互作用,但不会影响环境。进化系统理论探索有机体朝特定方向发展的规律,对考察基因习得机制有所裨益,如里德尔指出,“有机体信息加工和习得表现在两个维度:(1)信息被固定在基因组中。(2)在神经系统内存在信息。”[7]361人工刺激感官神经元法等也由此衍生而来,这样看来,人工生命纲领在解释生物行为进化时将环境视为有机体功能的导师。

除了外部选择,系统理论还指向生物的自我维系系统。心灵发展可能会对进化带来内在限制,所以进化系统理论廓清了EEM纲领与生物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将生物内在机制与外部选择联系起来,跨越“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界限。

(三)强调从被动选择到对生态位积极建构

发展系统论强调有机体从消极适应环境转向积极建构环境,如建构栖息地及生态位。为何生物行为的发生并非完全取决于生物和环境之间外部关系?

回答上述问题的突破口在于:(1)自组织和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2)环境与有机体的互动。可以说,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而非二元论的。有机体是半封闭(通过皮肤或薄膜与环境区分开来)和半开放系统(通过与环境互动,影响周遭环境的结构)。哈维等指出,“有机体选择环境,通过活动改造环境,从相关变量界定环境,建构其他新环境,发展网络,转换环境输入的物理信息,通过行为和感官获得环境有效的统计模式。”[9]79因此,一个生物群落能够有效利用资源,不仅要抓住生态契机,还要创造新的契机,而这有赖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因此,为了生存,有机体并非单纯适应环境,尚不断改变环境。

综上所述,系统理论方法虽建立在达尔文论基础之上,但却独树一帜,克服了适应主义的片面。环境并不是进化的唯一动力及让我们委身于神秘的生命力量,而是思考生物内外机制的关系,借助系统论的诠释更好地廓清生物进化的内外互动关系。

三向非适应主义进路延伸

适应主义进路无法诠释外在(环境)如何成为内在(生物认知机制)的产物以及生命系统并非完全受环境操控,故此催生了新进路:非适应主义进路。[10]非适应主义认为,自适应并非由环境界定,而由有机体自身界定,且反馈机制将生命系统与环境联系起来。非适应主义进路假定:“(1)认知是活跃的生物系统功能,而非与外部世界相应的盲机功能。(2)认知源于生物与环境之间复杂互动。(3)认知是排除错误的持续复杂过程。”[4]7可以说,最后一个假设与波普尔科学方法论假说类似。对EEM纲领非适应主义进路的解读可以借助以下三个层次:

(一)借助激进建构论思想关注系统内部

进化认识论借鉴了激进建构论思想:早期EEM纲领强调外在实体的观察,而激进建构论挖掘系统内在机制。激进建构论转向以主体为核心的视角,即对周围世界的解释不能超出经验的范畴。

激进建构论对系统内部的关注可归为以下几个维度:(1)主体积极建构知识并非消极习得知识。激进建构论考察人类认知发展,将认知视为动态过程。认知建构论诠释了认知现象的建设性要素,强调从个体发生的角度心理学对整合个体认知过程中自组织和适应要素有所助益。(2)激进建构论强调生命系统的自治角色。生命系统是通过自组织界定的封闭的认知系统。自治的认知与对世界的认知体现了环境中生物适当的行为能力。[11]18(3)激进建构论坚持自创生理论。马图拉纳等认为,自我指涉(self-referring)组织确定了自创生系统(生命系统)。生物的输出旨在控制输入状态,如饥饿状态。生命系统的构建必须要将自创生机器转化为他生产的机器,且自创生系统就像他生产系统,将扰乱的主体视为生物感受到的变化和输入,在此激进建构论将自创生的维系视为输出。[8]

如果说认知系统的功能在于输出,那么EEM纲领对激进建构论的回应是,尽管自组织以及自我建构的功能建立在神经生物学基础之上,但忽视环境选择的作用。由于早期EEM纲领仅关注环境选择,所以借助建构论考察生物进化的内在机制是一种理论突破。因此,系统理论调和了内外机制进化之争,且生物借由系统构件的交换进行自我维系,实现了系统的内外统一。

(二)超越纯适应模式:预适应,延伸适应与可供性

如前文所述,生物学家承认许多物种的性状无法从自适应加以解释,如突变和变异。达尔文从头骨缝合的角度阐述了某些生物性状对一些动物而言具有适应优势,而对其他动物而言则不然。可以说,“预适应”、“延伸适应”和“可供性”超出了适应主义的模式,那么这三者有怎样的联系?

“预适应”、“延伸适应”和“可供性”是进化灵活性的一种显现。达尔文认为,“预适应”指涉某些性状虽未显现功能但在未来发挥作用。克拉克对此进行了延伸,认为生物的认知是对现实的预适应,选择压力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内环境’。与外部环境相适合的个体(通过死亡或繁殖失灵)构建可允许的表征以及倾向范围。[12]可以说,克拉克的“预适应”概念指向有机体终极目标:生存。古尔德等人在“预适应”的启发下利用“延伸适应(ex-aptation)”指涉某些内隐于对象功能之中,可能对未来产生作用的适应能力,且这种延伸适应是自适应的补充。[13]从这种意义上讲,延伸适应是有机体将要实现的可能性状,或某些可能性状与有机体偶然所得的性状相合。吉布森将“预适应”与“延伸适应”上升到深层次理论高度,他用“可供性(affordance)”指涉产生有机体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可能。[14]可供性据此被解释成环境为有机体提供必要的恒定的关系要素,其蕴涵于主体与客体之间,外显或内隐于其中,从而深化了“延伸适应”,突破了“自适应”模式。

可以说,适应模式演进离不开有机体的参与。预适应、延伸适应与可供性解决有关适应的新生问题,其扩展了自适应的传统观念,表明了生物进化灵活性和创造性,不过其均指向一个共同目标:生存的融通意义。

(三) “融通论”取代“对应论”

伍克第茨指出,非适应主义方法用“融通论(coherence theory)”取代“对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解释现实性问题。[4]早期EEM纲领从朴素实在论的角度强调生物认知与外部世界的对应关系。大脑的进化与环境相应,就仿佛一种独立于有机体的实体增加了自适应,所以心灵模式要适应于现实。不过,仅靠对应论来解释现实性问题还远不够,融通论尝试弥合此不足,强调了生物内在机制及生命的核心要义。笔者将融通论的要旨归为以下几个层次:

(1)感知的融通还原。

如捕猎者对猎物的看法并非要反映出猎物的客观图景,而是要获悉猎物的信息和掌握这种融通观。俞克斯屈尔对于虱子的论述则印证该原理,即哺乳动物对虱子的知觉:吸血寄生虫可攻击哺乳动物(传染疾病)。虱子对哺乳动物的感知还原为该两大特征:体温(约37摄氏度)和发出丁酸气味。[15]

(2)功能的融通性。

有机体并不会简单地获取部分世界的图景,而是发展出一种对外界的特殊反应机制。无论何时,有机体在感知事物时会间接地解释了这种感知(所见、所听、所闻)。这意味着,感知对象的过程与感知行为是相合的,所有的对象会为我们显示出某些属性或功能,从而实现了“功能的融通性”。

(3)知觉价值论。

知觉的意义在于生存。不同的眼睛或不同的感光器,使得不同对象对世界感知的方式不同。因此,感知上无所谓良莠,感知也不会提供有关世界的真理。知觉的价值在于帮助生物解决自身问题。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生命系统会获得有关生存的转换信息。在既定的环境中,生命系统准确地获悉外在信息,使之转换并融通为内在结构。

(4)生命系统组织融通。

系统的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这种有机体的融通(解剖构成以及包括认知能力的功能属性所显示出来的功能)与外部世界的需求联系起来,使得有机体与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反馈链条。每个有机体从某种程度上对现实的诠释并非单纯基于感官加以描述。融通论认为不能将内在感知对象与外在感知对象对应起来,而是将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

融通论并不是指生物对外在世界的感知或产生有关外部世界的图景。生物特定的组织决定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模式差异。有机体或相同物种的成员之间感官发展模式不同,比如生物色视觉的偏差。不过,这不会影响到生物对世界感知的真实性。由于生物对现实感知取决于生命的融通与成功,所以融通论指向生物生存要义。

四结语

系统理论的贡献之一在于,使EEM纲领实现了非适应主义进路的转向,探究了生物与环境如何互动,并且指出生物认知能力与环境积极互动的系统功能有关。非适应主义绝非反适应主义或将适应主义束之高阁,其重心在于,生物从生存的角度出发,与外在世界进行积极互动,而非消极适应恒定的外在世界。

从非适应主义方法诠释现实性看,其认识论意义表现在:(1)生物不会简单获悉有关现实性的图景,但会发展特殊的反应机制。生物能够感知对象并间接解释对象,作出合理反应。(2)对于生物来说,合理地应对周遭世界更有意义,如寄生虫与人类认知能力不同,但能获悉周遭的知识。生命系统是认知的学习系统,而生命系统获得了生存的转换信息。

研究纲领 篇6

一、CEFR在国内的研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欧洲理事会希望有一套适用于欧洲的语言清晰且全面的学习与评估标准。经过几十年的孕育和研究, 欧洲理事会于2001年正式颁布了《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共同纲领》。CEFR凭借其全面、透明、连贯、多用途、动态等特征适用于不同语言不同教育体系。CEFR将整体语言能力分为六个等级 (Common Reference Levels) , 描述了各等级的语言能力, 以评估语言学习者在每一学习阶段的不同表现程度。整体语言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A1, A2, B1, B2, C1和C2。参照瑞士的实证研究, CEFR在原有六等级上加入了A2+, B1+和B2+三个等级, 并建议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研究需求选择合适的等级表。除了整理语言能力表, CEFR又从语境 (context) 、语言交际活动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ctivities) 和语言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 三方面, 通过四十六个说明性量表 (illustrative scales) , 列示了不同语言技能和语言策略A1到C2的能力表现。

二、匹配手册的应用

匹配手册作为CEFR和其使用者之间的桥梁, 旨在“协助语言评估和CEFR匹配领域的能力构建, 鼓励各语言测试机构增强透明度, 促进正式和非正式的国内国际机构和专家的合作”。语言测试机构可以参考匹配手册, 研发以CEFR作为语言能力评估标准的测试体系或单一测试;也可以根据匹配手册将已有测试体系或单一测试与CEFR相匹配, 促进已有测试与其他测试之间的相互对比及资格证书的相互认可。

1. 熟悉CEFR的内容 (Familiarization)

匹配手册指出所有参与匹配研究的人员必须熟知CEFR中的语言能力等级和各种语言技能在能力等级中的表现特征, 并建议研究人员根据语言能力等级自我评估表 (Self-assessment grid) 进行自我评估, 也可以根据CEFR中的四十六个语言技能等级表进行样本学生的语言能力等级分析。

2. 测试内容详述 (Specification)

测试内容详述为最后的匹配结果提供了内在一致性和建构效度的证明。测试内容详述不仅要分析考试大纲, 还要以三至五份考试原题为样本进行试卷内容分析。研究人员首先要进行考试的基本描述, 包括整体描述、考试发展、评分等级、成绩公布等方面, 然后根据描述做出匹配等级的初步评价。接着进行试卷具体描述, 确定各子测试相对应的相关语言技能等级, 从而最终确定整个测试所匹配的等级。

3. 设定测试分数线 (Standardization)

分数线在测试中起到了区别考生能力级别的作用。在测试匹配过程中, 通过设定测试分数线或检验原有测试分数线, 能够再次证明测试内容与其所匹配的语言能力等级的关联性。匹配手册为研究人员介绍了十种常见的设定分数线的方法, 建议研究人员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和数据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方法。

4. 效度检验 (Validation)

不管是现有测试与CEFR的匹配还是根据CEFR研发新测试, 都涉及部分研究人员和庞大的工作量, 效度成为整个研究的关键因素, 它决定了整个研究的准确度及最终结果的效度和信度。效度检验作为匹配研究的最后一个步骤要求研究人员分别检验所研究的测试的自身效度、匹配研究整个过程的效度、相关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三、CEFR与英语专业四级的对比研究

1. CEFR与专四听力理解的对比分析

参照CEFR中听力理解相关技能的说明性量表, 听力理解能力B2等级要求学习者能够理解语言复杂、篇幅较长、抽象或具体命题的讲座、谈话、学术演讲及学习者熟悉的主题的辩论;理解公告和信息的内容;所听内容均为标准语音, 正常语速。B1+等级要求学习者能够完全理解与日常生活工作相关的事实信息, 识别综合信息和具体细节;理解熟悉的主题的演讲或谈话及大多数的广播;所听内容均为清晰标准语音。2007—2011年的听力理解原题主题内容覆盖面较广, 但没有学术专业性话题, 内容多为学习者熟悉的话题, 并且语言和篇章结构并不复杂。因此, 专四听力理解部分对应的能力等级为B1+。

2. CEFR与专四阅读理解的对比分析

阅读理解B2等级要求学习者具备较大的词汇量, 只有在遇到不常见的习语时才会感到阅读困难, 而专四测试对学习者的阅读词汇量并没有这么高的要求。而且B2等级在快速阅读方面的一系列要求也不在专四测试的要求范围内。而B1+等级的所有要求跟专四考试大纲及教学大纲相符, 因此, 专四阅读理解部分对应的等级为B1+。

3. CEFR与专四写作的对比分析

短文写作属于创造写作, 专四测试对学习者的要求完全符合B2等级的要求, 但没有达到B2+的要求, 如学习者能够清楚详细地描写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和经历, 系统、有条理地进行论证, 适当地强调多个重要观点和相关辅助细节。从历年短文写作原题可以看出, 专四从未要求学习者描写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和经历。议论文写作只要求学习者表明观点, 并给出一至两个理由即可, 因此短文写作对应的等级为B2。

4. CEFR与专四听写的对比分析

听写综合了听力理解和笔记两方面语言能力。听力理解方面如前所述对应B2等级, 笔记方面对应等级为C1。但考虑学习者能够完全理解听力内容并记录下来所有内容跟听力材料播放的速度和次数有很大关系, 而且听写内容并非B2和C1中所谓的真实演讲, 因此听写的等级应降为B1+。

专四测试测验出的英语语言能力为B1+, 这是对专四测试的一种全新认识。同时在匹配研究过程中, 通过对考试大纲和考试原题的分析, 我发现专四测试有两点不足之处。一是在评分、成绩公布和测试发展方面欠缺透明性, 二是专四测试中各项语言技能的等级要求参差不齐。这些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都是值得探讨的。本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 只有将国内其他英语测试一一与CEFR相匹配, 才能够使我国英语测试全面国际化, 同时发现并完善我国英语测试体系的不足之处。

摘要：《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共同纲领》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语言能力标准之一。研究匹配手册, 将我国英语测试与《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共同纲领》相匹配有助于我国英语测试与国际接轨, 促进其他国家与我国英语教学评估相互认证合作。

关键词：《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共同纲领》,英语专业四级,匹配研究

参考文献

[1]付桂芳.Peter Broeder.欧洲外语技能培养与评估[J].武汉: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1 (1) .

浅析台湾“国家统一纲领” 篇7

1988年1月13日, 蒋经国因心脏衰竭逝世, 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并代理国民党主席。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革新都积累一定的资本。在两岸关系上, 蒋经国改变其“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 1986年10月蒋经国决定取消“戒严”、开放“党禁”;1987年9月16日, 蒋经国指定国民党副主席李登辉担任国民党大陆政策项目小组召集人, 负责审议到大陆探亲的问题。10月14日国民党通过开放探亲结论, 次日台湾“行政院”通过赴大陆探亲办法, 11月2日台湾官方正式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大陆探亲是蒋经国责成李登辉开办的[2], 蒋经国逝世之后, 李登辉开始掌舵大陆政策。1988年7月7日, 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立足台湾、放眼大陆、胸怀全中国”通过了“现阶段大陆政策案”。8月24日, 李登辉在国民党内设置“大陆工作指导小组”, 它直接向国民党中常委负责, 是国民党内最高大陆政策决策机构。

1990年3月21日李登辉当选第八任“总统”, 并起用“总统府”副秘书长邱进益担任“总统府”发言人。5月20日李登辉发表就职演说, 表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在近期内终结“内战状态”, 这是他在任期内对大陆发出的最大的“善意”气球。由于大陆事务繁杂及急剧增加的工作量, 已非“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所能负荷, 为了强化大陆政策的决策功能及工作推动的效率, 李登辉于4月间邀集学者专家、民意代表及舆论界人士共同研商筹设专职机构, 拟订“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组织条例 (草案) ”, 送请台湾“立法院”审议。1991年1月18日台湾“立法院”通过“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组织条例 (草案) ”, 1月28由李登辉公告实施, “大陆委员会”正式成为“行政院”所属统筹处理大陆事务的专职机构, 取代“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

二、“国家统一委员会”的成立及“国家统一纲领”的制定

在分别于国民党内设置“大陆工作指导小组”以及“行政院”下设置“大陆委员会”之后, 李登辉期望直接在“总统府”下设置一类似机构的想法浮出水面。1990年8月间, 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召集马英九、邱进益等人, 就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事宜交换意见, 决定以任务编组方式在“总统”之下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 并且无设置法律基础, 定位为咨询性质, 按照“国家统一委员会设置要点”成立。该结论呈送“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并获同意后, 李登辉召集“总统府”幕僚研拟“国家统一委员会设置要点” (草案) 。

根据“设置要点”第二条, 李登辉亲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元簇等4人出任副主任委员。同样根据“设置要点”第三条, 共聘请委员30人:包括梁肃戎等台湾政界人士以及学者专家。1990年10月7日, 李登辉正式在“总统府”召集相关人员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 并举行“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国家统一委员会”成立之后, 即着手制定台湾当局大陆政策并研究“国家统一”大计。经过两个月的反复修改, 在“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开始就由马英九主笔的“国家统一纲领”草案进行探讨。在对相关条款进行再度修改之后, 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991年2月23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

三、“国家统一纲领”的历史定位

首先, “国家统一纲领”是九十年代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也是四十年来台湾当局第一份系统的大陆政策。李登辉当局为了回应当时的国际局势的快速变化, 同时为了应对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灵活的对台政策, 在蒋经国“三不政策”的基础上, 制定了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为目标的“国家统一纲领”。并且也是台湾当局自1949年退台以来首次公开提出的关于“国家统一”的方案。

其次, “国家统一纲领”作为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方针,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在“国家统一纲领”制定之前, 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松散、不具系统性。国民党退台之后, 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及措施都建立在执政当局各级重要官员在各种场合的谈话、宣示或者文告之上, 并没有像“国家统一纲领”这种纲领性的具体文件。并且, “国家统一纲领”是第一次由专职机构 (“国家统一委员会”) 制定的对大陆的成文规范。以台湾当局的立场来说, 在名义上、形式上, “国家统一纲领”仍然是有关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最高指导原则。二、“国家统一纲领”制定之初, 李登辉当局赋予它多重的功能, 以应付当时台湾岛内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同时, 在当时岛内各种观点的交错下, “国家统一纲领”因其妥协性与模糊性符合各方的需求。三、“国家统一纲领”制定至今, 发挥了一定的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岸关系。

摘要：本文主要回顾“国家统一委员会”成立及其历程, 以及“国家统一纲领”的制定, 并简略论述“国家统一纲领”的历史定位。

论《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配问题 篇8

1、首先, 马克思对一些具体的用词进行批判。在这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批判的有“劳动所得”, 分配的“公平”,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通过这对这些词语所作的批判, 读者可以更清楚的理解哥达纲领中所表达的意思。

2、其次,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内在思想进行批判。《哥达纲领》是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相互妥协的产物。纲领中, 我们既可以看到爱森纳赫派无原则的退让, 也可以看到拉萨尔派的观点。这样的一份纲领必然招致马克思这样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批评。在给威·白拉克的信中, 马克思详细说明了两点理由, 一是澄清自己和《哥达纲领》的制定没有任何的关系;二是“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式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 会使党堕落的纲领。”所以,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里面充斥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3、在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过程中, 马克思破旧立新, 给出了自己关于分配问题的观点。虽然他认为, “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 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 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但是, 即使这样, 马克思仍对分配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所以, 在充分的阅读和理解《哥达纲领批判》的基础上, 著名的左翼理论家, 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卡尔加里大学哲学教授、原哲学系系主任凯·尼尔森 (kai nielsen, 1925-) 认为, 马克思有一种正义观,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被理论渗透的经验论述和道德评价。马克思的正义观要求我们应当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判断社会现象的正义性。同时, 他积极地运用相关的观点去批驳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指出罗尔斯错误假设了社会阶级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特征, 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形式合理性之要害。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的先见之明及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二、马克思关于分配的主要观点

1、资产阶级还有拉萨尔派所谓的“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实际上是不平等和不公平的。这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资产阶级占据全部的生产资料的时候, 任何的“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只能是纸上的谎言。而拉萨尔派没有看到分配的实质, 以为凭借和平的手段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只能是一种幻想。

2、马克思认为把精力放在分配的问题上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在根本上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因此, 分配问题的实质是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希望不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就实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引出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3、马克思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措施, 这是在批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个词中实现的。通过批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使它变成“有折有扣的劳动所得”。而这折扣便是分配。具体来说有, “第一, 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 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 用来应付不幸事故, 自然灾害等的後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份, 在经济上是必要的, 至於扣除多少, 部份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 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它部份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把这部份进行个人分配之前, 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 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 这一部份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 并将随著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 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份, 如学校, 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 这一部份将会立即显著地增加, 并将随著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 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总之, 就是现在属於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份。”这便是马克死关于分配的观点。而按劳分配, 各取所需是马克斯坚持的分配原则和方法, 它的实现也是有条件的, 具体是指,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 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 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後;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随著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後, -只有在那个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三、马克思关于分配问题观点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 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流动, 加上所有权、知识、管理等等的生产要素都参与分配, 世界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的扩大。这不仅包括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就是一国之内, 不同的阶层直接的差距也在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进行公平的分配, 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知道, 初次分配重效率, 在次分配重公平, 那么如何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取得有效的平衡, 既能留有充分的发展资本, 又不损害相关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马克思关于分配的观点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对于我们处于今日中国的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消除城乡对立, 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研究纲领 篇9

适应主义(adaptionism)根植于19世纪末英国生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和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August Weismann)等人倡导的思想,即自然选择在有机体设计上是近乎万能的。这种思想影响到后期生物哲学的研究。英国现代综合论创始人费希尔(Ronald Fisher)在1930年出版的《自然选择遗传理论(The Genetical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中强调自然选择是影响性状进化的唯一重要因素。[1]这实际上反映了适应主义的核心思想。美国生物学家威廉(George C.Williams)在1966年出版的《适应和自然选择(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中强调了适应概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标志着适应主义研究的肇端。[2]

继1979年古尔德(Gould,S.J)和列万廷(Lewontin R.C)的《圣马可“拱肩”和乐观论范式(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文章发表之后,有关适应主义纲领的争论此消彼长。拱肩(Spandrels)作为建筑的副产物,是从方形结构挖出拱形洞的下边角区域。拱肩、天花板的空间设计等均代表了次级附生现象,而不是适应的结果。完美的生物性状可能也是进化的副产物,而这种性状可能并非直接通过自然选择产生,可能只是自然选择作用于其他性状的副产物或非自然选择作用下的其他性状也是进化的副产物。据此,适应主义观点成立与否关键看生物体中“拱肩”是极少的性状还是普遍的性状。[3]

适应主义强调的是,自然选择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几乎所有有机体的形态、功能和行为需要直接适应于此。也就是说,自然选择是最为重要的生物进化因素。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生物通过适应直接产生了生物的形态、功能和行为;性状赋予生物生存优势。适应主义研究将有机体分解成不同的性状,认为每个性状都有适应史;所有可观察的性状都是适应的结果;自然选择是产生这些性状的原因,性状被解释成权衡选择竞争压力的结果,而有机体是自然选择优化的部分。此外,适应主义纲领又被解释成“乐观派”的,也就是说动物既然被优化设计,那么身体就承载了各种可能,因此其不考虑非适应的性状,拒绝可能的非适应性解释。换言之,即使证伪了适应解释,也将由新的适应解释取代,所以随机效应、发展限制或脱离选择的适应等因素均视而不见。

依照适应主义进路,有机体和环境被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仅仅在选择过程中发生互动,但在发育过程中彼此独立。从字面上看,适应是使对象适应于预先需求的过程。有机体适应环境,因为外在环境的属性独立于有机体,所以有机体必须要适应。换言之,新达尔文论严格坚持一种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二元论主张:有机体是消极地接受环境选择;有机体无法影响适应。基于此,维护此立场的学者可能强调的是生物的适应结果,而新达尔文论者解释进化是从环境的角度出发。因此,他们实际上是通过有机体描述环境,而不是描述有机体本身。

二适应主义纲领的意涵

1. 遵从“乐观论”的旨趣

适应主义纲领一度在生物学哲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认为在自然选择作用下性状赋予了生物生存的优势。有关适应主义纲领的解释上,英美流派和欧洲大陆流派有着根本区别。英美流派将生物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并试图说明每个部分都是适应的结果。欧洲大陆进化论者关注的是有关强和弱的模式。强启发式适应主义(Strong heuristic adaptationism)强调,自然选择能够解释生物的潜在调节符合环境结构,如鼹鼠是眼盲的、长颈鹿有长脖子、鸭子有脚蹼。进化过程以及生物本身的建构都涉及未知的内在机制。弱启发式适应主义(Weak heuristic adaptationism)强调,所有的性状在选择上是中立的,由此可预测出性状如何在种群中发生互动。不过弱启发式适应主义看到了发展限制的作用。[4]

生物哲学框架下,适应主义纲领往往虑及以下几个层次:一是,有机体被分割为不同的性状,从功能上被视为自然选择的优化设计结果,如不能把下巴看成牙槽骨和颌骨互动的产物。二是,若第一步优化设计失灵,就要做好“权衡”,就是要牺牲有机体其他部位作为代价来优化自身,而每个部位的次优性对整个身体来说是有益的,但是该纲领认为,除了自然选择外,可忽略这些次优性,所以适应主义纲领总以“乐观论(Panglossianism)”自居。乐观论最初强调自由意志,与伏尔泰的《老实人》以无理由的乐观心态看问题的人相应。古尔德(Gould,S.J)和列万廷(Lewontin R.C)借用这个术语指称:为了契合特殊目标而进行特别适应的结果,只是他们并不认同乐观派,认为在进化过程中偶发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但乐观派思想确实影响了生物学哲学的研究传统:这种思想认为世界可能不够完美,但我们能够拥有完美世界;每个性状都必须扮演各自的角色,所以乐观论主张所有表型性状的存在是因为这些性状赋予有机体选择的优势。乐观派强调了既定性状如何与适应功能相合,只是有的学者质疑乐观派混淆了可适应性状和适应性状的差异,如性状的非适应结果———遗传漂变。

乐观论支持了适应主义假设并遵照自然选择的确证原则展开研究。概括起来,列万廷(Lewontin)和古德尔(Gould)有关生物进化的三个假设是:1)生物的选择主义假设,即自然选择对个体层次上发生作用;2)原子主义假设,即自然选择发生在个体性状层次上,而非种群性状或基因复杂性层次;3)适应主义假设,即为了实现功能,被环境选择的是对有机体带来适应优势的性状。[3]从上述三个假设来看,第一个假设很常见,并非乐观派专属。对于乐观派来说,他们往往规避第二种假设,认识到性状很少被单独选择;自然选择往往作用于种群性状。乐观论特别认同第三个假设,也就是适应主义假设,即将自然选择视为重要的进化机制,尝试说明自然选择如何产生适应的性状,只是在确证适应主义假设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即确证准则(confirmation maxim)和启发准则(heuristicmaxim)。前者是一种确证假设和解释策略,即在确证进化假设时倾向于用选择论解释性状的假设;后者是进化假设的启发式方法,强调在提出假设时建构用自然选择解释性状的假设,在诉诸适应主义假设之前考察适应主义假设。乐观论的确证原则仍用自然选择理论解释性状,只是特别强调了性状近似功能(提升生存能力的倾向)和终极功能(提升契合度)的区分。[5]

2. 三种范式的界说:实证、解释和方法论适应主义

学界对于是否从生物性状的角度探讨生物进化是存有争议的,争议主要围绕着“适应”的概念展开。如果性状的确是一种适应结果,那么它表明了自然选择所解决的设计问题,由此形成三种独立的范式,即实证适应主义(Empirical adaptationists)、解释适应主义(Explanatory adaptationists)、方法论适应主义(Methodological adaptationists)。其中,实证适应主义强调自然选择是生物性状形成的主要力量,多数性状是适应的结果;解释适应主义强调自然选择是复杂适应的最重要解释,也是最重要的进化理论;方法论适应主义强调从设计问题的角度研究生物性状。[6]

可以说,这三种适应主义逻辑上是独立的。比如大多数性状是适应的结果,可用自然选择解释,并被证实是真的,而这基于实证适应主义的解释,但若首先从解释适应主义角度入手则可能是假的。因此,这三种适应主义在生物哲学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从实证适应主义的观点看,自然选择是万能的,很大程度上能够预测进化的结果,其他进化因素均不具有此因果作用力。此主张包含两层涵义:(1)自然选择控制了生物性状进化的所有重要方面;(2)自然规律源于自然选择。这种实证适应主义通常用来描述可被直接观察到的性状演化。实证适应主义的方法论在于强调自然选择的强大因果力,然而通过优化模型进行的预测则同实际数据之间有着明显差异。

第二,从解释适应主义看,进化论的核心任务在于解决自然选择的关键问题,而自然选择在进化因素中有着重要的解释意义。解释适应主义的典型支持者包括:英国进化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美国科学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等。他们主要探讨了自然选择如何同我们周遭世界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解释适应主义是一种无需测试的美学主张,因此解释适应主义对科学来说没有实际意义,但对学界所争议的生物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来说似乎发生了作用,所以丹尼特(Dennett)认为达尔文摧毁了设计论证,不仅改变了生物学,还改变了整个知识领域。[7]道金斯(Dawkins)则认为这种解释适应主义似乎还击了自然神学的论证和维系了一种现世的人文主义传统。[8]

第三,从方法论适应主义看,科学家在探究生物系统的最佳方式上,主要考察适应的性状以及优良设计,这是一种关于工具效度的主张。不管自然选择能否最终充分解释性状问题,但它可能是探求性状真正解释的最直接方法。方法论适应主义不同于实证适应主义,因为它可能最终证实了自然选择对既定的性状来说影响力并非最大。方法论适应主义能够接受自然选择模型预测和实际数据之间的偏差,但所得出的结论无法说明自然选择论的失当,而是说明自然选择的影响力并不大。可见,方法论适应主义尝试对适应主义研究的局限进行补救。

3. 推崇高效的启发式的方法论

索贝尔(Elliott Sober)认为,适应主义强调了自然选择对生物种群性状的解释力,是一种能够经受特殊测试的普适假设。[9]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随机的遗传变异使有机体种群在相同环境下有不同的适应力,进而影响生存繁衍。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这类性状是生物适应的结果,其存在和延续要同先前的性状相合。[10]也就是说,适应主义假设强调自然选择持久维系种群的存在。对适应主义假设的完整解释指向种群环境及遗传结构等现象,但大多数解释尚缺乏对进化现象的信息解释,如胡椒蛾的工业黑化现象的解释说明胡椒蛾以深颜色作为保护色是一种适应的结果,但作为完整的适应主义解释还应涉及利物浦环境的信息以及有关胡椒蛾种群基因结构信息,还包括其行为、形态等。

索贝尔尝试从不同的假说解释适应主义的特征。他基于特定种群X和一个性状T,区分了不同的适应主义假设:(U)自然选择在T进化过程中起到作用,从而产生了与T有亲缘关系的X;(I)自然选择是T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产生了与T有亲缘关系的X;(O)自然选择是T进化的唯一重要因素,从而产生了与T有亲缘关系的X。索贝尔根据其逻辑优势分析了这些假设:(O)是最强的一种假设模式,蕴含着(I)和(U);(I)要比(O)弱并蕴含着(U)。(U)是最弱的假设。索贝尔通过(O)的结果将适应主义解释成一种研究纲领:大多数种群中的表型性状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论加以解释,可忽视非选择过程。[11]这种论证强调了适应主义是可被测试的纲领,但并非无懈可击:适应主义各种假说可通过测试证伪,即若符合适应主义假说,则确证性增加,反之亦然。由此看来,适应主义纲领的“命运”似乎取决于自然选择是否是进化的唯一因果机制。

如果适应主义纲领致力于假说的测试,那么是否要将这种纲领解释成假说?适应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纲领与元假设是两回事:即使元假设有误,也很难找到另一种纲领取而代之。适应主义对进化的理解仅局限在自然选择上,假定进化的随机漂变以及发展的限制等非选择因素对生物进化也起到主导作用,据此是否需要发展另一种研究纲领?尽管生物学家发现越来越多的非选择因素在进化中起到积极作用,但为何仍有不少生物学家坚持适应主义的主张?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种纲领遵循了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科学家在没有迎来更好的范式之前是不会放弃先前的范式。[12]即使学界发现了适应主义的不足,甚至涌现了大量的有竞争力的研究纲领试图取而代之,但有关适应主义研究的共同体仍不断为适应主义进行辩护并尝试寻求其他的可能解释,因为他们坚信,适应主义的研究在摒弃毫无实证依据纲领的基础上试图让科学的研究进程得益于理论和假说的循环推进。特别是在复杂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即使某些假设被证伪,这本身也体现知识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发现新证据后可以及时修正和完善。

总的来说,适应主义纲领推崇高效的启发式研究策略。首先,启发法在接受错误和理想化的假设上仍然奏效,因为错误的假设有助于减少问题空间,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二,适应主义纲领正不断从交叉学科中汲取营养,推动适应主义纲领的自我完善。

三适应主义纲领的评析

1. 适应主义纲领的局限

(1)论证标准不够严苛

古尔德尔和列万廷指出了,适应主义纲领的论证模式是:1)若一种论证失灵,可尝试其他的论证,如外在结构(牛角、鹿角、象牙等)一度被视为用来抵抗食肉动物的武器,但实际只是雄性之间种内竞争的标志;2)若一种论证失灵且有另一种论证,则前者效力较弱;3)在无强有力的论据下,将论证失灵归结为对生物生存状态理解不足。4)强调即时效果(immediate utility),排除其他的形式属性。暴龙与四肢较长的羿龙有着同源祖先的常规功能,但它如何用前腿呢?这无法用生物的适应加以解释。[3]适应主义的论证模式如“盲人摸象”,只看到里斯本的火山,没看到其他地方的火山,而一切都基于最优化的标准。对于适应主义来说,如果拒绝了一种适应纲领,新的纲领就要取而代之,就要提出新的假设,会暂时忽略不能立即接受某种范式。另外,进化论者往往以自然选择论作为唯一解释标准,捏造貌似可信的事实,但由于适应主义纲领本身设定的标准不够严苛,许多情况无法得到适当的确证。

(2)进化一元论的解释局限

多年来,进化生物学领域有关“适应主义”的争论并不涉及达尔文生命之树的假说,亦非自然选择作用下物种的性状,而是进化一元论的解释局限。其一,进化惯性。欧扎克(S.Orzack)和索贝尔(E.Sober)认为,如果世系的进化始于某祖先已有的性状,那么这些性状应被后代保留,而这种现象被解释成“进化惯性”。如熊祖先皮毛厚度为5厘米,但后代随气候变冷皮毛增为9厘米(高于祖先厚度),低于原则上的12厘米,这就是自然选择与进化惯性共同作用的结果。[13]其二,潜在遗传。潜在遗传能够使物种最适的性状免受选择的影响。若异质接合体对最适表型编码,则所有个体无法表现出优化表型。随机遗传、漂变等等因素与自然选择关联不大。其三,基因限制。有机体不固定的、繁殖率高的以及适应良好的性状可能无法普及整个种群。其四,生物进化或发展的局限。自然选择理论很难解释生物进化或发展的局限对行为和身体变化带来影响。在索贝尔看来,种群的最适表型是固定的,而漂移往往对种群的最适表型作用并不显著,所以种群表型的影响因素与自然选择是重要的进化理论假设并不相关。[14]

(3)三种范式各有缺憾

三种适应主义范式虽各行其是,但各有不足。比如实证适应主义过于强调自然选择的决定作用,忽视进化的多元论视角,如蛋白质序列和DNA进化受自然选择的影响程度很小。解释适应主义认为,进化生物学旨在反自然神学的论证,但系统理论家认为,进化生物学旨在描述生命史。方法论适应主义适当地纠正实证适应主义的不足,但作为单一的研究进路在解释特定问题上显然不如综合性研究进路有效。

2. 适应主义纲领的贡献

适应主义作为一种启发式方法影响了生物学哲学的范式,对进化认识论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特别像波普尔等学界泰斗均做过类似研究。从适应主义的三种范式来看,方法论适应主义试图在研究困境中自我完善,使适应主义研究在曲折中摸索和前进。

将适应主义作为一种启发式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为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将适应主义作为假设,或被证实或被证伪,但有时对某些假设的测试往往基于不切实际的模型或相对简单的模型,会出现对一些问题的解释较为模糊,如生物哪些功能算作生物性状?原因为何?生物体究竟有多少性状?这存在统计上的不精确。比如研究随机漂变的学者将蛋白质结构视为性状,而适应主义研究者则认为不是这样。因此,学术传统的差异决定了对性状归属的不同,因此对性状受自然选择影响的百分比测试也很难精确。然而,无论自然选择是否为生物性状进化的主因,都不影响适应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的启发意蕴:适应主义作为启发式方法,是解释和描述进化过程和机制目标的一种假设原则,而非要被证实或证伪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