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 建言献策

2024-09-15

调查研究 建言献策(通用12篇)

调查研究 建言献策 篇1

1 引言

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 大臣们明明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却不敢说出实话。其实这不仅仅是寓言故事, 现实中不少高校教师明明意识到领导决策存在问题, 却因种种顾虑不愿将不一致的意见表达出来, 或者因信心不足而漠视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国以才强、校以师兴, 由这些高级专门人才组成的教师队伍作为整个社会知识与学术的精英阶层, 支撑着高校的生存和发展, 是高校乃至社会最为珍贵的人力资源, 是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关键。然而反观教师建言的环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和高校“官本位”价值取向的双重作用下, 建言行为在权力距离很大、注重集体主义、政治氛围浓厚的中国高校往往被看作是对上级权威的挑战、对群体和谐的破坏, 对比西方个人主义社会和中国的企业组织, 教师往往要面临更大的个人风险和群体压力。因此, 建言行为研究的重要议题就是在既定的组织情境下探索建言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探讨如何激发与提升员工建言的积极性。在中国高校组织中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可以丰富建言行为的理论研究, 得到具有普适性的结论,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结合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对部分高校教师的访谈结果, 提出可能影响高校教师建言行为的诸多假设因素, 随后运用扎根理论提取出了组织沟通开放性、心理安全感这两个关键性因素, 结合目前高校教师建言现状展开调查。问卷由国外成熟量表改编而来, 实证研究调查地点选取了江苏、山东、河南、四川、河北、福建、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24个省级单位作为一级抽样样本;再通过每个省选取1—4个高校, 总共71所高校作为二级抽样样本。问卷主要通过直接调研与电子邮件获取相结合的方式回收。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500份, 回收有效问卷454份, 有效回收率90.8%。经过对问卷的整理和核实后, 主要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得出相应的结果。

3 高校教师建言行为现状分析

3.1 建言反馈率低, 影响再度建言积极性

调查发现, 领导对建言的反应性和接受性低下,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高校教师再度建言的积极性。不少教师表示建言的形式主义重于实质。自己提出的意见并未得到领导的尊重或认可, 想改变领导的想法并不容易。过去的经验如此, 所以现在不想提了。也有一部分教师表示自己的意见领导每次都大力肯定并多加赞赏, 说是会认真考虑, 但是始终在具体决策方面不了了之, 情况并没有因为意见提了就有改变, 所以逐渐灰心了。

尽管相比于企业直接用制度、人为因素去控制员工, 高校对知识、个人的尊重稍微高一点, 但要想建言不流于形式主义, 让学校高速发展的利益不再大于教师个人或整体的利益, 学校的排名冲动不再高于教师健康、合理的诉求, 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2 建言受行政力量干预, 资深教授主导话语权

目前, 学校的行政力量仍然是最强力的力量, 有些领导官本位主义观念严重, 对于教师的建言置若罔闻。访谈中, 有教师表示行政官僚和从事教学的教师之间定位不清, 分工不明, 导致官僚管教学的事, 而教师会插手官僚的事, 使得两者功能混乱, 进行决策的领导常常本身对问题可能就没有清楚的认知, 向他建议等于问道于盲。此外, 作为知识分子, 高校教师多有一些傲气, 不屑于被一些行政官僚所宰制, 并不认为自己有建言献策的义务, 更没有义务向行政官僚低声下气。

调查发现, 青年教师的发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官僚的束缚, 大部分教师不敢建言, 相对拥有话语权的是资深教授。资深教授的教龄、职称、学术地位、人脉等都是话语权的有力保障, 他们的建言更容易得到领导重视。

3.3 建言顾虑重重, 中庸思想影响建言意愿

教师建言的顾虑主要来源于领导和同事。领导方面, 建言前大多首先考虑领导的面子、权威以及所涉问题的敏感性, 担心建言不慎被“穿小鞋”;同事方面, 顾虑人际关系和群体压力, 担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一不小心成为众矢之的。高校教师作为一种稳定性较高的职业, 自由度相对较小, 不少教师在同个组织一直工作到退休。由于建言具有风险和挑战性, 对于敏感话题、可能影响一部分人利益、涉及人际关系的话题, 高校教师往往避而不谈。

此外,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影响, 高校教师潜意识里普遍认为不建言比较简单省事, 讲究一团和气。“沉默的多数会使少数人成为异类, 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面的小孩, 我没有他那个勇气”。

3.4 建言受组织民主氛围影响, 倾向于采用公开正式场合

高校教师处在比较复杂的组织环境中, 组织中的制度、人员潜移默化中会对他们产生较大影响。有教师表示沉默不是一种成长, 而是一种环境所导致的悲哀。在非民主化的环境中, 领导常常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 对于普通教师所提的建议, 往往不会得到采纳, 甚至不会得到尊重。这样大部分教师都不会主动建言献策。相反, 民主宽松的氛围让教师在建言的时候会有心理安全感。

目前教师建言的渠道主要包括教师座谈会、专题调研会、征询意见 (职能部门起草初稿, 放到网上征询) 、教职工大会、教师QQ群、单位聚餐等。但大多数教师倾向于采用如教职工大会这种公开正式场合建言, 但又处于被动状态, 往往需要领导主动提问。

3.5 建言缺乏动力, 制度激励性不强

高校教师工作比较独立, 对于和自己利益无关的话题很少参与, 一旦牵涉到自身利益, 如年终分配等, 老师建言参与度最高。此外, 如果学校的一些政策方针等影响到教学工作, 多数教师表示一定会建言维护自己利益, “有没有效果虽然不是我能决定的, 但是提不提出这个意见对于我而言, 个人主观感受是不同的”。

其实, 很多高校教师还是挺有担当、责任心和工作热情的, 有效的建言不仅可以体现他们个人修养和大局观, 还能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在组织中的威信。但是为什么更多教师仍然选择私底下发发牢骚, 很少明确地提出自己意见?除了上述原因, 建言缺乏动力是主要原因。高校教师作为典型的知识型员工, 他们建言有自己的原则, 会更谨慎, 他们会更多考虑“为什么提?提了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建言机制和制度激励的缺失, 让高校教师普遍缺乏建言的内在和外在动力。

4 高校教师建言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4.1 个体变量分析:职称、学科性质等与建言行为显著相关

在第一部分基本信息的调查中, 高校教师仅有10.1%的受访者兼任行政职务。在年龄分布上, 以31-50岁高校教师为主, 约占样本比例的74.4%。在文化程度方面, 大多数高校教师为博士学历, 占到样本比例的61.2%;其次为硕士学历, 约占总体的33.0%。在职称上, 以讲师和副教授为主, 分别达到34.8%和38.3%, 教授比例占22.9%。有80.6%的受访教师已在高校任职5年以上, 其中达到15年以上的受访教师达到35.7%。

通过方差分析, 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教龄、职称、学科性质、是否担任行政职务与建言行为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文化程度与建言行为则无显著相关, 可能的解释是高校教师均为知识型员工, 教育程度相对单一。其中, 性别上, 男性高校教师比女性更会建言;年龄和教龄上, 随着年龄和教龄的递增, 建言频率也相应增加;职称上, 教授、副教授、助教、讲师建言频率依次递减;学科性质上, 文科教师比艺体、理科教师更会建言。此外, 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比不担任的建言频率明显要高。

4.2 情境变量分析:高校沟通开放性居于中等水平

数据分析显示, 所有受访对象的整体平均值达到3.333, 居于中性态度与同意之间。沟通开放性作为重要的组织情境, 将会通过个体认知进而影响个体行为。其中教师对于领导反馈的接受性普遍较高, 平均达到4.5;领导建议新观点得分也较高, 为3.8。但是领导对于反馈的反应性和接受性则较低, 分别为2.7和2.6。由此可见, 在高校中领导提出新观点、教师接受提议比较普遍。但是对于教师主动提出的建议, 领导对此的接受性和反应性有待加强。

4.3 认知变量分析:高校教师心理安全感较低

段锦云对苏南地区生产制造类外资和民营企业252名员工的调查数据显示, 员工心理安全感均值为3.114;吴维库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化企业258名员工的调查显示均值为3.29。我们的数据显示高校教师心理安全感均值在2.971, 明显低于企业员工。其中心理安全感较强 (大于等于4, 小于等于5) 的受访对象仅占全部受访对象的35%。多种因素会影响高校教师心理安全感, 组织情境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数据显示高校教师对组织沟通开放性持中立态度, 对组织环境的保守观望使得其具有谨慎的心理状态, 二者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4.4 建言行为分析:高校教师建言频率较小

吴维库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化企业258名员工的调查数据显示, 企业员工建言均值为3.55;MI-CHAEL LANCE FRAZIER对美国中西部建筑公司374名员工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员工建言均值为3.68。我们的调查显示高校教师建言平均得分2.943。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高校教师建言频率明显低于中国和美国企业员工。大多数高校教师对建言行为采取一种保守态度, 其中在所有调查对象中建言次数处在多次与经常之间 (大于等于4, 小于等于5) 的仅占7%。为了消除社会称许性偏差和共同方法偏差, 问卷的最后部分让调查对象评价同事建言的频率, 结果显示平均得分2.912, 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5 对策与建议

5.1 打造良好的建言氛围

由于建言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即使认识到自己的建议可能对组织有利, 也不敢轻易说出口。在一个低心理安全感的组织中, 建言可能遭致排斥, 引起他人的敌意, 这些不良影响会抑制教师建言的积极性;而在高心理安全感的组织中, 教师会认识到自己建言不会带来任何风险并且还会获得他人的正面评价。因此, 要提高教师建言的积极性, 关键在于构建良好的建言氛围, 使得合理的建议得到有效表达。

5.2 建立有效的建言渠道

访谈结果显示, 目前高校建言的渠道主要集中在教职工会议、特定的建议征询会议等传统渠道, 学校要通过建立多种多样畅通的建言渠道和完善的反馈制度来促进教师建言。首先, 除了面对面交流, 学校可以建立E-mail、BBS、博客、QQ群等形式多样、开放互动的交流平台。学校领导要善于利用这些平台, 抽出时间与教师进行情感或信息沟通。其次, 在沟通中领导要学会聆听, 真诚地对待教师所提的意见和建议, 这有利于教师畅所欲言。最后, 对于教师的意见, 学校要有完善的反馈机制, 表明学校对教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重视。对一些揭露问题、反映问题的教师, 学校要严格保守秘密, 并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

5.3 建立有效的反馈激励机制

要建立积极有效的机制激励教师建言, 打破沉默。对于教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关系重大的, 有条件的话, 学校应该请专家进行论证:对于不采纳的意见, 学校应该给出合理解释, 并勉励教师继续关心学校的发展;对于采纳的意见, 学校应该给予奖励。奖励分为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 精神奖励方面, 除了学校层面予以表扬外, 如果能将教师的意见付诸实施, 这是对教师最大的精神奖励;物质奖励方面, 学校可以发放一定的奖金, 也可将此作为晋级、晋职的参照条件之一。同时, 学校可以在全校设立“最佳建议奖”, 鼓励教师对学校的改革发展献计献策。由于建言并不是教师本职范围内工作, 以上做法可以有效提升教师建言的积极性。

摘要:通过问卷及访谈, 对当前中国高校教师建言行为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当前教师建言频率普遍较低, 除了受性别、教龄、职称等个体因素影响外, 还主要受沟通开放性、心理安全感这两个关键因素影响。以问题为导向,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促进教师建言, 进而推动高校发展。

关键词:高校教师,组织沟通开放性,心理安全感,建言行为

参考文献

[1]吴维库, 王未, 刘军, 吴隆增.辱虐管理、心理安全感知与员工建言[J].管理学报, 2012, (1) :57-63.

[2]段锦云.中国背景下建言行为研究:结构、形成机制及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 (2) :185-192.

[3]段锦云, 黄彩云.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制再探:自我决定的视角[J].南开管理评论, 2014, (4) :98-109.

[4]梁建, 唐京.员工合理化建议的多层次分析:来自本土连锁超市的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 2009, 12 (3) :125-134.

[5]Ayoko O B.Communication openness, conflict events and reactions to conflict in culturally diverse work groups[J].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7, 14 (2) :105-124.

调查研究 建言献策 篇2

纪律作风集中教育整顿月活动开展二十多天来,我办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在市委、市纪委的安排部署下,认真进行纪律作风整顿,制定实施方案,组织集体学习,开展自查自纠,落实整改措施,整顿活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通过以 “正风肃纪、创优环境” 为主题的整顿学习,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创优环境是根本,转变作风是关键”,干部作风不正,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干部作风不实,就会影响发展环境。环境建设涉及许多深层次因素,需要标本兼治,更需要常抓不懈。从一定意义上说,干部作风就是最大的软环境。先进地区赢得区域发展的先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作风过硬。

现阶段我市建设先行先试的综改试验区和山西国际路港区,离不开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支持。这些生产要素能否引得来、留得住,关键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环境的优劣决定发展的快慢,谁能抢先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谁就能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

作风就是环境,转变作风就是创优环境。我市要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就必须以转变干部作风、创优发展环境为突破口,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以干部的过硬作风推动全市的转型跨越发展。

以下是我办通过学习总结的几点建议:

一、干部作风建设是一个基础性工程,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非“毕其功于一役”所能奏效。要摒弃短期效应、弄花架子、搞形式主义,务必在建立长效机制上狠下功夫,并力求取得实效。不仅要建章立制,以制度管人,以制度规范行政行为,而且亟须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监督制度,确保政策制度的贯彻落实。当前,我们体制的一个缺陷就是政策制度落实不到位,美好的愿景往往在层层落实中不断变异最后消弭于无形。为此,建立和完善问责制度对于转变干部作风极为重要。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建立与落实应成为考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惟有如此,才能政通人和。

二、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是投资者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创优发展环境的关键问题。近年来,我市各部门在服务发展、服务经济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点应当充分肯定。但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确实也还存在着特权思想严重、服务意识较差的问题。为了营造“大招商、招大商”的良好氛围,要着力营造快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强化“政务就是服务”、“公务员就是服务员”的意识。想当好这个“服务员”,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按部就班套政策、循规蹈矩走程序、死搬教条办批文的做法,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压缩审批时限,减少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使我们已然形成的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绿色通

道和首问负责制等有效举措真正落到实处。

三、要着力提倡敬商、养商的心理认知,着力营造敬商、养商、安商的环境氛围;强化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对新签约项目,要提供保姆式的贴心服务,促进早日开工上马;对建设中的项目要跟踪服务、精细服务、持续式服务,促其尽快达产达效;对已落户的外来投资企业,要像亲人一样对待,感化他们追加投资,并通过他们带动更多的客商投资侯马。

调查研究 建言献策 篇3

[关键词]情感事件理论;真诚型领导;包容性领导;心理赋能;建言行为

[中图分类号]C933.2;F272.9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6

唐太宗时期,名臣裴矩在前朝为官时曾经被众人视为隋朝佞臣,总是千方百计迎合隋炀帝的种种不合理要求;然而到了唐朝,他则改弦易辙,敢于直言进谏甚至当庭与唐太宗据理力争,成为唐代有名的谏官。司马光对此评论道:“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资治通鉴》)此则小故事表明,人们乐于讲真话同时也有意愿讲真话的条件是:听者愿意听真话。一般地,组织成员对自己分内工作非常熟悉,同时也能看到其不合理之处,如果组织成员能将这些不合理之处指出来,不仅能促进工作,还能够为组织变革与创新提供思想源泉。组织成员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表达个体意见和想法的行为被称为建言行为。研究建言行为产生的过程,对领导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古语“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荀子·君道》),喻指旧时君主的好恶和明暗就是当时最大的“政策”和“制度”。现代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领导对下属成员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随着伦理型领导的衰退与社会挑战的增加[1-2],现代组织更加看重领导者的自我要求,强调领导者的自律、真诚[3]。现代组织中的领导并非完人,其在进行决策或者执行组织任务时需要接受下属成员的建言。因此,真诚型领导如何影响组织成员的建言行为,也就成为现代组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末,心理学研究的路径由认知转向情感,与之相伴的是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对于组织成员的情绪和情感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4],Weiss等[5]提出了情感事件理论。情感事件作用机制的研究,在本质上主要是探讨组织环境通过积极或者消极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和表现产生的影响。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结合情感事件理论的最新进展,从组织成员心理赋能视角来解读真诚型领导对组织成员建言行为效应的传导机制。所谓心理赋能是指个体通过工作角色评估来提升内在动机的过程,这些评估包括工作意义、工作自信、自我决断及影响力。

领导-下属行为研究的重要方向是影响真诚型领导效果的情景因素[6]。包容性领导理论从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和互动机制出发来探讨领导的作用机制,主张领导者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关注领导者是否能够倾听和关心追随者的需要,是否在与追随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开放性、有效性和易接近性[7]。高包容性的领导往往会倾听和关注追随者,因此可认为包容性领导与工作奉献、组织成员行为和角色外行为存在某种联系。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检验包容性领导对真诚型领导和组织成员建言行为的调节作用。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1.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情感事件理论。情感事件理论关注的是组织中个体情感反应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其解释机制为组织工作环境是工作事件的诱因,从而引起个体情感反应,情感反应继而能进一步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个体情感反应对其行为的影响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对行为产生影响;二是通过工作态度间接对行为产生影响[7-8]。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框架,结合Fred Luthans等[9]的积极情绪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理论模型:工作环境中的事件(真诚型领导)促使组织成员的积极和消极情感经历(心理赋能)的形成,从而对组织成员行为(建言)产生作用;同时还要验证个体特征(包容性领导)的调节作用。

2.研究假设

在对已有文献进行评述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出图1所示的真诚型领导、心理赋能、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

Luthans等[10]提出真诚型领导者与相关伙伴或同事能有更高自我意识与自律的积极行为,并促进更正向的自我发展。郭玮等[3]提出真诚型领导是一个高阶多构面的概念,并将真诚型领导定义为一种领导者行为的类型,可用来描述和提升正向心理与正向道德气候,使得领导者与其部属能促进自我意识、内化道德观、平衡信息处理,使关系透明,培养正向的自我发展。领导者基于真实动机而表现其关怀行为时,则下属就能认同领导,因此能显示出较高的领导效能,真诚型领导与下属的积极情绪具有显著相关性[11]。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下属感受到领导全面和长久的照顾和体恤,高绩效的领导会正向影响下属的自信心。当领导者对下属非工作层面的照顾关怀超出领导者应承担的责任时,领导者的额外付出努力会使下属更愿意表现其主观能动性,并为实现个人或者组织目标而努力,继而影响下属的自主度和自我效能[12],这对组织生存非常重要。领导者不仅应在工作上对下属给予支持,还应出于真诚关怀下属生活,帮助解决家庭问题,使下属能更加坚强地应对外界压力,不断增强其工作意义感[13]。因此,当真诚型领导展现其高度自律的积极行为并重视下属贡献时,其下属在工作意义感、自我效能、自主度和影响力上的心理赋能感就会正向增加。

假设1:真诚型领导的行为与下属的心理赋能正向相关。

大多数学者认为,真诚型领导对下属绩效和行为的影响机制是通过下属内在的心理过程产生作用的[14],下属在心理上感受到领导发自内心的真诚态度与行为,从而产生积极的情感,影响其自我意识并进行自我调适,继而增加下属对领导的信任,最终对其工作态度、绩效或行为等产生作用。真诚型领导基于真诚可能会建立一个开放的工作环境,在信息处理上会尽力保持客观公正,这些行为会增加下属对领导的认同和信任,从而有意愿表达他们的真实感受[15],因此真诚型领导与下属之间就能产生积极的社会交换关系,下属基于对领导的信任继而对此关系产生义务,更愿意从事角色外行为,如为组织建言献策等。真诚型领导对下属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机制可能是:真诚型领导先引发下属对领导和组织的认同,使下属产生信任和归属情绪等积极情感,从而提升包括工作自主度、工作意义感等工作态度,继而影响其对组织产生额外的努力等行为表现。Avolio的研究结果也验证了下属愿意认同好的领导者的论点。因为在组织中领导者是下属形成关系性自我概念的重要人物,领导者影响下属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下属对领导者的认同。根据社会感染理论,下属对领导者的认同能使其愿意并且能够与领导者保持一样的价值与特质,继而产生态度或行为上的正向改变,包括个人对组织建言行为的产生。此外,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下属对领导者的认同是影响下属内化领导者价值观的主要条件。

综上所述,真诚型领导能够对下属的心理赋能产生积极影响,而心理赋能对下属角色外行为有积极作用。为了验证心理赋能在真诚型领导与下属建言行为之间能起到积极的效应,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2:组织成员心理赋能与其建言行为之间呈正相关。

假设3:组织成员的心理赋能在真诚型领导与组织成员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与其他类型领导相比,包容性领导属于一种新型领导。包容性领导的核心是关系型领导,强调领导者的管理应以人为本,领导者对下属的需要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其表现形式是在与下属互动中以开放、有效和易接近的方式接近下属。因此,现代管理视角下包容性领导应该全面关注下属发展,特别是要关注下属的积极建言行为,为其创造一个包容宽松的建言氛围。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设4:领导包容性的高低,在组织成员感知到的真诚型领导与组织成员建言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1.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真诚型领导、心理赋能和包容性领导量表均为成熟的中文量表,建言为英文量表。本研究以H省行政事业单位的现职工作人员为调查对象。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302 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242份。在被调查对象中,女性占58.8%,男性占41.2%;平均年龄为30.23,标准差为7.12;博士占3.5%,硕士占16.1 %,本科占50.2%,本科以下占30.2%。

2.测量工具

在真诚型领导方面,本研究采用Walumbwa 等[14]所编制的真诚领导量表,具体包含4个维度,即透明性关系、信息平衡过程、道德观内化和自我意识,该量表的信度为0.83。

在心理赋能方面,本研究采用Luthans[9]开发的量表,包含4个维度,具体为工作意义感、工作自信、自我决断和影响力,该量表的信度为0.78。

在建言方面,本研究采用Liang等[16]所开发的本土化二维度量表。原量表含11 个项目,研究者从每个维度中分别选取4 个因素负荷最高的项目进行测量。在本研究中,维度测量结果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在包容性领导方面,本研究选取的是根据Carmeli[7]提出的包容性领导三维结构所开发的一个九题项量表,来测量领导者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包容性,该量表的信度为0.68。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研究根据大多数研究者所采用的控制变量,也选取了4个个人特征的控制变量,即工作年限、最高学历、年龄和婚姻。

三、数据分析和结果

本研究对假设检验使用的是逐步回归,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表2。第一步将控制变量(性别、最高学历、年龄和婚姻)纳入模型,第二步将预测变量纳入模型。模型1-5中显示出真诚型领导行为对下属的心理赋能有显著的积极效应(B=0.21,p<0001),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1-4中显示出下属的心理赋能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积极效应(B=018,p<0.01),假设2 得到支持。

为了验证假设4,本研究以建言为因变量,采取层级回归的方法,在引入真诚型领导和包容性领导,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以后,模型1-2和模型1-3的解释力都有了显著增加(模型1-2的△R2=0136,模型1-3的△R2=0.008,均为P<0.001)。其中,交互项对建言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β1=0.098,均为P<0.001),在1-3模型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t=4.344,R2的变化约为8%),所以包容性领导的调节效应显著,因此假设4也得到了验证,即对于真诚型领导与建言行为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包容性领导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假设3,本研究以建言为因变量,采取层级回归的方法,依次引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心理赋能,建立模型2-1~模型2-3。在引入真诚型领导和心理赋能以后,模型2-2和模型2-3的解释力都有了显著增加(△R2分别为0.130和0266,均为P<0.001)。在引入心理赋能以后,模型2-3的解释力显著增强(△R2=0.266,P<0001),心理赋能对建言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β2=0.581,P<0.001),其中,由于在模型2-3中的t检验是显著的,所以心理赋能对真诚型领导和建言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0.340×0.581/0.365=541%,因此假设3得到了验证。

四、结语

本文从情感事件理论视角探讨了心理赋能在真诚型领导与下属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分析了包容性领导对真诚型领导与下属建言行为之间交互作用的调节作用,从而揭示了组织支持感与建言行为之间产生作用的具体过程。本研究对现有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深入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真诚型领导方式对下属建言行为的中介作用机制,发现真诚型领导对下属的建言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依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当下属感知到领导发自内心的真诚态度与行为时,下属就会真诚地为组织建言献策。高真诚的领导风格要求领导自律,为下属做出榜样和表率,特别强调以身作则和言行一致,从而使下属产生对领导者的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真诚型领导针对下属工作需求所给予的个别教育与辅导,将更有助于下属完成分内或组织所规定的工作任务,这就证实了心理赋能在真诚型领导与下属建言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效应。二是提出了包容性领导对组织支持感和建言行为权变作用的影响。结合不同特点的工作人员,解释了领导的包容性在真诚型领导与建言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探讨了组织内部社会交换的增值规律和减值规律。相对于低包容性领导的下属而言,包容性高的真诚型领导与下属建言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见图2)。这意味着在领导包容性高的情形下,真诚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正向效果会被强化,领导的包容性在其中扮演着类似于激励因子的角色。

本研究对现实中的管理实践有如下启示。一是组织中的领导重在引导下属为组织主动工作,并借以增进组织效能。本研究结果显示真诚型领导通过心理赋能对下属建言行为影响产生。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给组织成员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竞争的加剧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使得组织成员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组织成员积极性的提高越发受到重视,通过提升组织成员积极的心理状态从而增加其主动工作的内在动机对组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领导对下属生活层面的关怀与照顾不仅能够展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能够使下属的积极心理赋能得以提高,进而产生有利组织的建言行为。二是根据本研究结果,真诚型领导应鼓励组织成员用更多元的观点来思考现况和问题,并对组织成员给予更多的包容,以照顾不同组织成员在工作上的需求,提升下属私下向领导表达建言的动机。管理者与组织成员之间表现出一种随和与包容的状态,可以使成员感到心理上的放松,继而会以更加包容与开放的心态对待同事,进而能在组织内部形成包容氛围,借由这样的途径,或许能帮助管理者了解其他成员对组织的想法和建议,并由此搜集到多元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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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玮,李燕萍,杜旌,等.多层次导向的真实型领导对员工与团队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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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建言献策 篇4

以往研究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因素, 主要集中在组织 (团队) 、个体、领导者三个方面。其中, 领导决定了下属的薪酬和晋升, 拥有对下属的奖惩权, 使得领导行为成为下属是否做出某种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3]学术界对两者间的研究有很多, 但是, 哪些有利于员工建言, 哪些会阻碍员工建言, 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 缺乏有专门的综述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整理。

本研究对该领域的现有文献进行了归纳整理, 将领导方式分为能够促进建言发生的积极领导方式、会减少建言行为的消极领导方式, 分别阐述。

积极领导方式

1.变革型领导

变革型领导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是指领导者通过让下属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性, 激发下属的高层次需要, 建立相互信任的氛围, 促使其为了组织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4]Bass、Avolio的研究将其分为四个维度:领导魅力、愿景激励、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5]研究表明, 变革型领导通过自身的领导魅力和不断地激励, 促使下属在工作中积极创新, 又通过对下属的个性化的关怀和帮助, 使下属相信自己并将想法付诸实践。Stacey等指出, 变革型领导对建言行为有促进作用, 且以两个维度的员工信任为中介变量分析两者的关系。段锦云和黄彩云从员工自我决定视角出发, 说明变革型领导是通过提高员工的内部动机, 进而促进建言行为发生的。总之, 变革型领导使得员工愿意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建言。[6]

2.伦理型领导

伦理型领导 (Ethical Leadership) , 即道德领导。Brown等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 即领导者在个人行为及人际互动中表现出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 并通过双向沟通、强化和决策等方式, 在其下属中促进这种行为。[7]伦理领导者具有诚实、正直、值得信赖的特点, 他们以争取组织最大利益为行为准则, 更易获得员工的信任与尊重。伦理型领导者为员工提供一个公平道德的工作环境, 员工会以领导者为榜样, 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建言行为。[8]

德行领导 (Moral Leadership) 是家长式领导的一种, 郑伯埙等在中国情境下提出了这种领导行为, 指领导者表现出更高的个人操守与修养, 以赢得下属的敬仰与效法。[9]从概念上看, 德行领导与伦理型领导都强调领导者在道德上对自身进行高标准要求, 从而带动下属以同样的要求对待自己。国内学者对德行领导的研究也指出其对员工建言行为具有正向影响。[10]

3.真实型领导

真实型领导 (Authentic Leadership) 是一种利用积极的心理能力和道德氛围, 去提升领导者的自我意识、内化道德水平, 并与下属保持透明关系, 平衡处理信息, 不断完善下属与自身的领导行为模式。[11]真实型领导者能够促进员工说出自己的想法。自我意识使领导者能够充分认识自身的优缺点, 清楚个人的局限性, 更能接受下属的建议;与下属建立真诚友好的关系, 消除了下属的建言顾虑;领导者公平公正的处理信息, 提高了下属的信任;领导者内化的道德观影响下属的价值观念, 下属会因更加重视组织利益而做出建言行为[12]。总的来讲, 真实型领导不仅减少了员工对建言结果的不利预期, 而且利用行为表现促使建言行为发生。

消极领导方式

1.辱虐管理

辱虐管理 (Abusive Supervision) , 也译为苛责式领导或不当督导, 是指下属感觉到的管理者持续表现出来的怀有敌意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 不包括身体类接触行为。[13]严丹的实证研究发现, 辱虐管理降低了员工的组织自尊, 不利于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Wang和Jiang认为, 领导者实施辱虐管理行为, 会让员工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保持沉默, 以维持内心的平衡。[14]说明管理者充满敌意的辱虐行为首先降低了员工的建言意愿, 继而增加了员工的建言风险, 最终阻碍了建言的实现。

2.威权领导

威权领导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与德行领导、仁慈领导都属于家长式领导, 是指领导者强调其权威是绝对的、不容挑战的, 对下属进行严密控制, 并要求下属毫无保留的服从。[9]邱功英和龙立荣进行了跨层次实证分析, 发现威权领导对下属建言上司和建言同事均有消极影响, 关系流行度正向调节领导—成员交换与建言之间的关系。田在兰和黄培伦研究了家长式领导对建言的影响, 其结果也支持了威权领导会抑制员工建言行为。因为威权领导过分强调其权威地位, 认为自己不需要员工建言献策, 使得下属对建言行为持消极态度。[15]

一些文献也把其他领导因素作为前因变量, 探讨其与建言行为的关系, 研究较多的有管理开放性、领导—成员交换和领导信任。Detert、Burris的研究表明, 管理开放性与员工建言行为正相关, 心理安全感在两者间起中介作用。Van Dyne等指出,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建言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Gao等认为, 领导信任会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建言行为。

领导方式影响员工建言的作用机制

1.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员工内在认知为主体, 按照中介变量的指向对象, 将领导方式对建言行为影响的中介变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我认知, 是指员工对自我真实感受的认知, 不包括对外界其他人或事物的观点, 包括效能感、内在动机、心理安全感等;第二类是关系认知, 是指员工在不同领导方式下, 对与上级领导间关系的评价, 包括领导—成员交换、信任等;第三类是环境认知, 主要指员工对除领导者外其他组织环境的心理知觉, 包括组织心理所有权、组织支持感、心理授权。

2.调节作用

关于领导方式影响员工建言的调节变量,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员工个体特征、组织环境因素。组织环境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少, 主要包括组织支持、组织公平。对员工个体特征, 研究较多的是权力距离, 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越高, 领导者的各种行为对其影响越小。研究表明, 员工的权力距离在变革型领导与建言、伦理型领导与建言、辱虐管理与建言、威权领导与建言间均具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此外, 员工个体特征方面的调节变量还包括集体主义倾向、个性控制点、晋升导向、传统性等。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1.结论

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领导方式, 每一种方式都有各自的特色, 同时又与其他方式存在重叠。例如, 变革型领导和仁慈领导都重视对下属的个性化关怀, 辱虐管理和威权领导都具有利用其权威对下属进行控制和管理的特点。因此, 要想找到员工满意的领导方式, 就要多表现出变革型领导的愿景激励和伦理型领导的高道德标准, 摒弃辱虐管理的持续性言语攻击行为和威权领导的弄权立威行为。

从三类中介变量角度讲, 自我认知是让员工从自己内心出发, 自愿提出建言;关系认知是员工出于与领导关系的角度考虑, 认为建言风险小;环境认知是员工通过对组织环境的分析, 认为自己有责任建言。因此, 领导需同时关注三个角度的员工心理认知, 使员工觉得应该、愿意且能够建言。

2.未来研究方向

(1) 研究其他新兴领导方式与建言行为的关系。以往对一些新兴领导方式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因此, 今后可将重点放在这些领导方式上, 如自我牺牲型、精神型、包容型、毁害型等, 以明确它们与建言行为的关系, 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新的改进方向。

(2) 考虑其他领导因素对建言行为的影响。领导信任、领导—成员交换等对建言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也不仅仅是通过中介效应进行的。基于此, 领导期望、领导个人特点等因素, 对建言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这也是该领域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3) 现有文献对组织环境方面调节因素的研究有待加强。尤其是一些积极的因素, 包括组织的建言氛围、对建言的支持程度、组织勇于创新的文化等。它们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调节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 使积极领导方式的效果更明显, 或使消极领导方式的作用削弱。

摘要:以领导方式与建言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 总结了变革型领导、伦理型领导、真实型领导、辱虐管理、威权领导五种常见的领导方式对员工建言的不同影响及作用机制, 并对现有研究结果进行了述评。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和发展方向。

反腐倡廉建言献策 篇5

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确保纪检监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现就“如何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出如下工作建议:

一、完善思想教育机制,筑牢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

1、重点抓好权力观教育。开展主题鲜明的权力观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能以权谋私、滥用权力;教育党员干部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决不能好大喜功、奢侈浪费;要求党员干部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检查自己执政为民的思想树得牢不牢,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

2、突出抓好作风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为端正党风政风的突破口来抓。采取干部说、党员提、群众议等方法,摆现象、谈危害、查根源、找对策,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触动。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到贫困山区,到特 困户和困难职工中,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决上访信访中提出的问题,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3、认真抓好党纪政纪条规教育、正面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把党员干部容易忽视或违反的党纪政纪条规摘录出来,作为党员干部必学和熟记的重要内容。教育党员干部增强政策观念,认真学习并带头执行政策。教育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严格依纪依法办事,改进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民主的方式和法律的手段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树立和表彰一批勤政廉政的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弘扬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良好风尚,使广大党员干部看得见、学得来、赶得上。同时,认真抓好警示教育,运用以案说纪、以案说法等形式,促使党员干部自警自励、警钟长鸣。

二、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1、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整体 工作之中,做到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落实,切实保证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既干事创业,又清正廉洁。抓好责任分工,把反腐倡廉的任务分解到各地各部门,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抓好责任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对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抓好责任追究,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严肃批评,对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的,严格追究,决不姑息迁就。

2、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权力依法正确行使。督促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述职述廉、廉政公开承诺等制度,使党内监督工作逐步制度化。

3、实施综合治理,不断研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如进行手机话费货币化改革,及时解决超标准配备小汽车、党政领导干部拖欠公款等问题。

三、建立维护群众利益机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 众的各项权益

1、建立联系群众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实行分片联系点制度,在机关干部中推行“联县驻乡”、“联乡驻村”等制度,在基层党员中推行联系贫困户制度,年终把各级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作为个人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考核。设立领导“热线电话”,直接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建立群众来信来访的受理、核查、督办、反馈一条龙服务体系,依纪依法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实现和维护群众的利益。

2、建立和完善群众监督评议机制。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风监督员、新闻媒体和其他群众,对一些热门行业、重点单位开展行风评议,并健全责令限期整改制和责任追究制。同时,开展“下级评议上级、基层评议机关、群众评议党员、党员相互评议”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设立“群众批评意见箱”,努力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3、建立和完善办事公开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把干部行使的权力置于广 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注重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以及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努力做到凡涉及公众利益的举措,都向社会公开;凡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都让群众知晓;凡涉及行业领域的决策,都事先通知有关方面,确保群众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得到实现。

四、进一步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和依法办案能力

1、明确职责,齐抓共管。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使反腐败的整体合力得到明显增强。党政齐抓共管反腐倡廉工作,就是管热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的解决,管重点任务的落实,管阶段性目标的实现。纪检监察机关承担着反腐倡廉的专门职能,要针对全局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党委提出建议,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协助党委政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要讲究方法,注重实效,突出重点抓 协调,整体推进反腐败工作。

2、各方参与,形成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本职,发挥优势,进一步加强与公、检、法、司及审计等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形成查办大案要案的整体合力;要积极与组织部门加强联系,发挥好组织监督作用,改变以往那种“组织部门研究提拔,纪检部门正在审查”的被动局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鼓励群众揭发举报,依靠群众和新闻媒体揭露腐败。

建言献策 发自肺腑 篇6

记者:作为贵阳市科协主席,您对参加本次大会的切身感受有哪些?

李长江:我先说说总的感受。作为两届代表,我认为七届委员会这五年的工作有了巨大提升,其核心我归纳为政策、机制和平台建立得比较好,所以整个科协的工作才有巨大的提升。在搭建机制和平台方面,我举例来说,比如科普社会化工作的大格局,包括协调各部门来参与,就做得非常好。另外中国科协建立了较为科学的机制,让我们各级科协组织、科技工作者感到工作开展非常顺畅。

记者:对于科协的未来建设和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李长江:我对科协的工作有以下四点建议:第一点是应该在政策、机制和平台建立上加大力度。第二点我建议中国科协在表彰和奖励,也就是激励机制制度上要加强、健全。这次的问卷调查里面也说到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科协还有表彰活动,包括国家级的奖励、省里的奖励,但是一到我们中心城市、地级城市就停了,纪委部門不允许乱表彰是对的,但是能否不要把下面科技部门的表彰都停掉,我希望这个问题再做做协调,毕竟科技工作的核心问题是在基层。第三点,我建议中心城市、地级市以上科协应该建立企事业工作部,这样才能够履行科协的职能。目前市科协有咨询服务中心,但是他们的职能角色也很尴尬,如果让科协咨询服务中心去协调企业和国家部委、行业主管部门等就有一定难度。以前这些事情都是依靠科协主席去协调,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应该成立企事业工作部,赋予一定的职能,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最后一点建议是针对学会提出的。中国科协在全国各省、中心城市和地级市都有自己的学会,都具备较好的人力物力。但是到了县一级,尤其是我们西部,县里面的科技力量就非常弱。我们省级、市级科协对于上一级的工作考核还是有能力完成的,但是到了县一级科协,基础非常薄弱,考核也就不可能保证完成。我认为应该组织一些学会考虑如何帮助我们县一级的科技人员,在基层成立更多的学会和协会,帮助他们提高素质,让他们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去发挥创造力,这个基础在科协系统普遍比较薄弱,这是一个突出问题。

记者:除了基层群众的科技普及,您认为科协在帮助本地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方面还应有哪些工作要做?

建言献策“话疗”园区 篇7

浙江传化公路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文通

这次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 探讨物流园区规划正是时矣, 这是我的第一感觉。如何做好物流园区规划?此时讨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首先, 这个规划一定要体现物流园区对物流产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从这个角度讲, 规划对物流园区的意义虽已明确, 但我认为还要细化。

其次, 在对什么是物流园区搞清楚了以后, 对物流园区的定义、基本分类、以及它的界限等等有了明确答案, 这也为物流园区的标准化打下了基础, 同时也能够防止把物流园区搞偏, 比如打擦边球, 搞房地产等等, 那都是不允许的。所以说, 确定物流园区标准对我们发展物流产业很重要。物流园区发展这么多年, 也该拿出一个完善调整物流园区基本分类的标准了。

第三, 把物流园区的界限搞清楚后, 还要搞清楚物流园区的地位。现在, 公路运输是基础设施, 客运站也是基础设施, 货运站为什么不是呢?其实, 客运站是基础设施, 货运站一样是基础设施, 是一个城市的配套工程, 功能性的公益性的项目。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认为, 物流园区的规划不是独立存在的, 是在这样几个规划基础下的配套———第一个是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配套, 第二个是交通规划的配套, 第三个是产业规划的配套, 第四个是物流规划的配套。特别要强调的是, 目前国家投资是阶段性的, 是为扩大内需服务的。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把国内物流做好配套。从国家战略讲, 扩大内需必须要有国内的大流通, 大流通必须要有大物流做保证。可以说, 物流是基础设施, 而物流园区是城市化功能和其它规划的配套和升华。

第四, 我认为各种不同物流园区的功能和基本要求, 在这次规划中要体现出来。比如你建个停车场, 也叫物流园区?那就大错特错了。有的停车场是为了基本生活, 而不是为了物流来停车。

第五, 物流园区规划, 要防止把走偏的内容要放在里面。一定要写清楚内容, 要禁止一些人冒用物流园区这个名字做其他项目, 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

第六, 规划中一定要给物流园区以政策支持。要在规划中明确写明园区的土地性质、税收政策、保管政策等等。

我发现, 很多省、市、县、甚至乡村都在搞物流规划, 搞物流园区的配套, 这是一哄而上, 搞“大跃进”。国家应该有国家的物流园区, 省级也要有省级的物流园区, 我认为有这两级就够了。建设物流园区不是用来竞争的, 如果竞争起来, 那就是物流业的悲哀。因此, 对省级的物流园区也要有个要求。就像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有国家和省级的区分的, 所以要坚决防止谁都搞物流园区。

通盘化考虑谨防“热过头”

杭州通创物流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成锋

能够提出来做全国的物流园区整体规划太好了, 况且现在时机也比较好。我感觉物流园区又有点“热过头”的迹象, 如不及时控制, 可能会引起国家第二次对物流园区的整顿, 所以必须做好物流园区规划。在这里我提几个建议:

第一, 要弄清楚做全国性的物流园区规划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说是规范。规划是促进整个物流业的发展, 而不单纯是建多少个物流园区。规划的目的就是规范布局、有序建设。我很担心目前“热过头”现象继续下去, 那样物流园区的就要整顿了。前几年物流园区是几百亩, 而现在一动就是几十平方公里, 原因就是国家、省市层面上没有统一规划, 各级地方政府都有规划权, 下面轰轰烈烈搞起物流园区布局规划, 而且很多县级市一规划就是“三大园区五大中心”。现在我们各级政府往往把建物流园区看成是抢资源的有效途径, 作为经济要素的抓手来考虑。如果各级政府在这当中只被自己关注的利益驱动所左右, 那问题就大了。而且眼下一些物流园区在规划时都很理想化, 对辐射范围、辐射能力盲目乐观。那么全国性的规划权威性怎么来体现?什么样的经济规模可以搞物流园区?全国性的规划深度到哪一个层次、什么程度?如果还是跟以前发展纲要一样, 东、南、西、北、中几个大的区域来个概念规划, 可能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么, 我们全国性的物流园区到底怎样规划?如果规划到很深、很细, 那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会很困难, 我觉得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可以从标准上来设定, 从经济规模上来控制。

第二, 交通枢纽不一定就是物流枢纽。现在很多地方做规划的时候, 把区位、交通看得过重, 应该说交通是必要条件, 但不一定就是主要条件。我们在考虑物流园区布局的时候, 单一的交通枢纽作用也是有限的, 交通枢纽也不一定就能成为物流枢纽, 这在考虑物流园区规划的时候要认识清楚。做物流园区规划一定要深入调研, 不能只看物流总量与货物周转量, 一定要增强对“市场量”的分析, 也就是说, 原有运营的物流方式为什么要转换到物流园区来, 无非是成本和便利, 否则, 到物流园区来周转一下, 多一个环节完全没有必要。

第三, 全国性的规划要有通盘化的考虑。在全国性规划中, 到底未来的规划是规模大一些, 节点少一点好?还是节点多一点, 规模小一点好?是点多规模小, 还是点少规模大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有些地方在规划物流园区时像分家财一样, 搞平衡, 每个县市都有一点。在做物流园区规划时, 一定要增加多式联运组织方式对服务辐射区域内物流成本的影响并做评估分析。

第四, 物流园区的定位。到底什么是物流园区?标准是什么?因为现在全国三分之一是商贸物流型的, 也就是专业市场型。有的是把原有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市场进行简单集合就变成了物流园区, 有的是借物流园区的功能设置来做专业市场的升级版。一般情况下, 现在规模几千亩的物流园区, 都有商品交易功能的设置。这其中关键是比例问题, 如果大部分是商品交易市场区, 那就不能往物流园区靠了, 否则就有变相“圈地”的成分在里面了, 要是作为全国性的物流园区, 定位就出了问题。现在出台的物流园区标准和分类方法不是很清楚, 操作中不是很明确, 我认为在规划里面应该界定清晰, 这样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都好。

健康发展实现共赢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鞠颂东

首先, 我觉得整个国家物流园区当然要规范化发展, 但更主要的是应该强调健康发展, 规范化应该含在健康里。另外, 我们在国家物流业调整振兴规划里分了三级节点, 这种方法是比较留有余地的方法, 是比较客观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把全国的节点分开, 中央的权力和地方的权利平衡, 也能发挥了地方积极性的作用。

有关园区建设和园区运营方面的政策还是应该具体些的。如园区怎么建设怎么运营等等。规划不能只是园区规划, 应该同国家的一些政策如税收、土地等结合, 把“杠杠”划在哪里要弄明白, 规划出台后的原则性和指导性要很强。

另外,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规划, 物流园区是振兴规划里的一项重点工程。我们在物流园区工程里, 也应该搞几项重点工程。其中有一项我建议是物流园区联网工程。从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到, 全国470个园区中, 均应该建立网络化连接。一个是组织网络, 也就是说, 全国在组织上怎么联网。现在我们全国有协调会, 在这个基础上应该搞一个如园区工作联盟等。这不是一个实体, 是一个联盟, 可以通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牵头做。

第二个是信息网络。要用信息网络促进全国物流园区在信息上的整合共享。它应该是振兴规划中倡导的全国物流公用信息平台的子系统。要靠组织网络的协调、信息网络的共享, 使这些设施充分发挥作用。此外, 对园区联网工程的体制和机制应该给一个说法, 如组织网络就写“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牵头, 各园区的管委会参加。信息共享的节点应该在企业, 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而不是在园区。园区应推动企业的资源共享, 那么园区应该既是信息库, 又是互相交流的协作库, 是一个集散地!基础设施的使用则应该完全尊重市场机制, 应该把有关联网工程的机制写明白, 如经济在网络化发展中的作用, 物流在网络化发展中的作用等等。园区建起来不要成为孤岛, 谁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 谁就会“死”得快, 谁参加这个网络谁就能实现共赢。

针对规划三点进言

广州李芏巍物流策划机构首席执行李芏巍

对于规划我讲三点。一是要讲点思考, 物流园区的规划要有一定的决策和理论依据, 国家的规划不可能细化到地方上。要有调查研究, 我们的大纲要以真实的内容说话, 才能对规划负责。要把各地的成功经验个案考虑进去。

二是提些建议。要体现客观性、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有些规划很好, 但操作性有困难。这其中要考虑协调, 各个城市之间园区之间的协调能力等等。我们作为策划机构愿意出一点力, 财力人力都可以, 参与到具体的调研工作里去, 来配合行动。或者承担一个区域或者承担一项任务来做。

三是希望稳妥地完成物流园区规划任务。这次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要完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任务, 要抓住这个机会, 把这个任务完成好。要用并存和多样的视角去考虑问题, 要融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 来把规划做好。同时还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情况, 不能一刀切。我建议偏重扶持一点中西部地区。否则就与国家整个大战略不相吻合了。

十项内容促进发展

天津科技大学教授张涵跃

对全国物流园区的规划我的建议有以下十部分内容:

一是应对全国物流业务量进行调研, 收集、分析现有业务量分布情况并对未来业务量发展进行预测。要确定各规划阶段满足年限, 如近期、中期、远期各满足到哪一年, 并预测相应年限的业务量, 作为规划的基础数据。就像火车站进行规划的时候进行客流量的调查一样, 我们做物流园区规划首先要做好物流量的调查。

二是要确定物流园区的功能定位。我认为功能定位非常重要, 直接影响规划的成败。物流园区的功能定位应该是为物流企业搭建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包括场地的平台, 信息的平台, 设备的平台, 也就是物流园区为物流企业提供一个综合的服务, 提供一个监管和管理的功能服务, 使园区内的物流企业信息得到共享, 效率得到提高, 服务得到延伸, 业务得到发展, 使园区和进驻企业都能满意, 得到双赢。

三是作为全国的物流园区的规划, 肯定还要有一个大的分布和布局, 我觉得应该设立七个大的区域中心, 比如说东北的中心、华北的中心、华东的中心, 华南的中心、华中的中心和西北的中心、西南的中心, 在全国每个中心覆盖一定的区域, 规划出具体服务范围和面积。这七个中心之间要有一个分工, 有一个衔接和各自经营的重点。

四是除了全国的分布以外, 各个省市还要有自己的物流园区的规划和布局, 各个省市还要有自己的特点。要发挥各省市的区位优势和地理优势, 全国一盘棋, 既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又为全国物流发展打好网络基础。

五是物流园区要规划, 就要有量化的指标, 如征地的面积怎么确定, 征多大的面积合适, 建筑规模、主楼长宽比多大等等, 这个是同业务类型和业务量挂钩的, 有一定的业务量建筑面积就可以确定。经过一定的调研,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关系。

另外我们物流园区的建筑密度要求、绿化的要求以及停车场的规模, 和内部交通运输的线路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

六是物流园区各个场地内部设施的要求。比如仓储设备、拣选设备、传输设备、装卸设备、工艺流程及设备配置等等。这里包括机械设备、实时控制和设备运营监控等各类内部设备的要求。

七是物流园区信息系统的功能。包括它的网络架构、功能模块、系统组成及要求等, 到底怎么来确定它的功能, 它的信息平台的规模要多大。这些都要根据园区信息数据量需求并进行预测后, 由量化指标计算确定。

八是物流园区的投资效益分析。比如说, 总的成本投资是多少?包括征地的成本、建筑的成本、内部设施成本等等。这是建设期的投资, 还有就是它将来运营的成本, 人员、房租、设备等等。收益就是将来投产后, 业务量增加带来的收入提高。通过投资效益分析, 可以确定它的投资回收期, 从经济上进行可行性论证。

九是做一些社会效益的分析。作为一个物流园区, 仅仅从经济上考虑, 就会有问题。从社会的效益, 从对支持全国、支持当地经济发展这方面的支撑作用来分析, 从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 带动就业等方面进行分析都是很必要的, 这就能发挥物流的纽带作用了。

十是整体的规划应该做多个方案。做一个方案没有可比性, 如果做两三个方案, 提出一些影响因素作为量化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最后提出推荐方案, 由国家主管部门来确立。

规划圆满几点建议

深圳市安必行物流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兴富

做物流园区规划非常重要, 我提几点建议:

一是规划的指导思想———第一点是要尊重历史, 尊重现状, 从现状出发。第二点是要考虑整个资源。第三点是要依据需求来做。第四点是合理规划。第五点是指导未来。

具体在规划的方法上, 我们要掌握明确需求。这个工作靠一个班子很难做到。要运用过去做过的规划和过去相关的组织机构及社会资源。做好这个规划的前提是做好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筛选。

二是在做物流园区规划中, 对物流园区的概念再做一个比较清楚的界定。什么叫物流园区?五万平方米叫物流园区?一百万平方米也叫物流园区?这次规划要明确一个空间规划的概念。这里有两层涵义, 有的空间规划是指令性, 有的是指导性的。对一些重大的物流方面的发展, 我觉得应该从国家层面上考虑。比如港口规划, 在什么地方建设什么样的港口, 国家的指令性规划是带有法规性的, 是不能改变的。

再有在税收方面, 我建议税收应该比照经济开发区的条件来征收, 企业也可以搞管委会, 国家的政策, 一部分就赋予管委会来实施。

这次物流园区规划应该做个管理体制的规划。物流园区从体制上怎么管理?什么样的物流园区需要审批?国家应该有个指导性意见。是按照投资来说呢?还是按照其它来说?因为物流园区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应该要有审批, 有备案, 有指导。另外, 对有些大型物流园区, 国家审批的时候应该有专家论证, 如是不是物流园项目就在这个地方建?不能简单看企业的审批报告。我这次看了一些方案, 有点吃惊, 动不动就是几平方公里的物流园区, 没准儿做着做着就变成了产业园, 变成了商品市场。物流园区不能变成商业为主物流为辅的市场, 那就失去了搞物流园区的意义。

再有, 物流园区的规划能不能从方法论的角度做些工作, 目的是指导下一级机构, 如省一级, 也就是说在做物流园区的时候有些标准方法, 或者说是规范, 使我们的物流园区在方法论方面标准上相对统一一些。以后再协调、联盟, 工作相对好开展一些。

最后一点, 这次物流园区规划, 应该同国家的整体经济规划协调起来, 要同地方的整体经济规划协调起来。

调查研究 建言献策 篇8

为了激发统战成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更好地为地方和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发挥聪明才智,建言献策。近年来,安徽理工大学高度重视统战成员的考察调研活动,定期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考察专题调研,支持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自行组织考察调研,组织有关人员针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进行考察调研,组织统战理论研究课题组成员进行考察调研,并为各种类型的统战考察调研活动提供专项经费支持,为此形成了制度。在认真联系实际搞好四个结合、科学管理规范运行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1 结合社会发展进行考察调研

为了让统战成员更加清楚地了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情况,促进统战成员主动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服务,同时也为了给统战成员开展统战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提高统战理论研究水平,我校每年都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外地参观考察,进行调研。例如,近年来,我们先后到岳西县店前镇、华西村、南街村考察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情况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有些参与考察的同志以此撰写了《统一战线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与探索》等论文。今年4月我校又组织了统战成员赴芜湖考察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情况。双方就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重大意义、建设规划、承接转移的具体内涵以及高校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实地考察了奇瑞汽车公司第二发动机厂和第二总装厂等。考察调研使统战成员开阔了视野,对省委、省政府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有关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加强了学校和芜湖市有关部门的联系,我校两名选派干部留在了芜湖市有关职能部门任职。学校科研处及部分学院和芜湖市有关职能、企业等单位签订了多项产学研协议,建立了一些大学生实践实习、就业基地。为学校和市企联合沟通了有关信息,为学校服务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 结合社情民意和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考察调研

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我校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深入社会基层进行考察调研,同时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例如,九三学社安徽理工大学支社参政议政课题组,赴九三芜湖社市委就《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和对策》进行了调研。对如何让低碳经济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节能减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民进淮南高校支部开展的《大学生就业创业难的问题》调研,针对在金融危机大环境下,淮南市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了考察调研,就如何进一步促进大学生就业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另外,我校还积极鼓励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结合社情民意,进行考察调研,并积极主动地撰写议案和提案,每年我校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和提案有20多篇,为地方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有些提案还受到了表扬,如我校农工党安徽理工大学支部主委、市政协委员、化工学院副教授郑立新撰写的《重视交通管理,确保道路畅通--我市高峰期主干道拥堵之我见》受到了淮南市的通报表彰。

3 结合高校的建设和发展进行考察调研

为了给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收集议案和提案提供信息,我校采取了各种形式向党外代表人士通报学校在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供有关信息。如党外代表人士校情通报会、校党政负责同志联系党外代表人士制度、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以及定期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邀请党外代表人士参加。让他们充分了解学校的发展建设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为高校发展出谋划策。例如,结合学校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统战部向广大统战成员传达了学校《关于开展“我为学校科学发展建言献策”征集活动的通知》和《关于开展“立足本职做贡献,科学发展上水平”征文活动的通知》精神,支持统战成员积极为学校的科学发展及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建言献策。广大统战成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关心学校发展,积极主动地提出了有关建议,受到了学校领导的重视,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又如,在新校区的建设中,我们组织了部分政协委员就新校区的建设进行了考察调研,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通报了新校区建设情况,并就新校区的建设向他们征求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政协委员在了解新校区建设的情况以后,针对新校区建设如何做到低碳节能环保等有关问题提出了很好建议。

4 结合统战课题进行考察调研

每年我校都会组织有关人员申报安徽省委统战部下发的统战课题或报送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2009年和2010年我校申报的《文化融和与海外新生代研究》及《新生代华侨华人的培养问题研究》等两项课题均被安徽省委统战部批准立项。为了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资料,做好统战课题研究,课题组成员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和小型会议等形式获取了相关研究材料,并在考察过程中研究海外新生代培养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2009年的统战课题已结题,论文《论文化融合形势下的海外新生代统战工作》

论大学伦理精神

On the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s Ethics

李玉保Li Yubao

(永城职业学院,永城476600)

(Yongcheng Vocational College,Yongcheng 476600,China)

摘要:高校参与社会服务,将大学的伦理精神束之高阁,导致种种不良后果。重视大学伦理精神建设,更有利于增进学术贡献的正效益;更有利于规范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大学的学术贡献需要相应的伦理规范,重视对科研人员的伦理规范培养是实现大学伦理精神的最佳途径与手段。

Abstract:The University participates in the social service,puts aside University's ethical spirit,leading to cause all sorts of adverse consequences.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building of the university's ethical spirit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academic benefits;more conduciv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norms of academic research.University'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need the corresponding ethical standard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code of ethical training is to achieve the best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 of way and means.

关键词:大学;伦理精神;学术贡献;伦理规范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高校参与社会服务,只专注于学术研究的贡献,未能把目光投射在学术研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上,原因是多因素使然,其一便是缺乏大学伦理精神。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学界谈大学精神的文章比较多,谈大学伦理精神则很少。究其原因,我国大学参与社会服务的水平低,过分夸大大学学术研究的贡献,忽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到社会中心,大学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增多,这一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因此,对大学伦理精神的探讨,其意义十分深远且为当务之急。

1何谓大学伦理精神

何谓大学伦理精神?对于这个设问,可能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但往往难以说清楚。因为,“大学伦理精神是什么”与奥古斯丁所感慨的“时间是什么”属同一类问题,奥古斯丁曾说:如果不问“时间是什么”,我大概知道时间“是什么”;一旦问起“时间是什么”,倒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了。之所以如此,也许这种设问方式已经涉及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之所以难以把握“大学伦理精神是什么”,也许是出于没有很好把握大学本质的缘故。照此逻辑推论,对大学伦理精神的理解,就需探究大学的本质。而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过,要了解什么是哲学,最好的办法是去研究哲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什么是大学伦理精神,从研究大学的缘起乃是其方法之一。

1.1从大学缘起的谱系学考察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从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类似于“自然状态”)出发,推出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我们也可以从追

作者简介:李玉保(1972-),男,江苏徐州人,硕士,河南永城职业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

发表在《中国科技纵横》(2009年12月)上,研究成果在省市级媒体进行了宣传。目前2010年的统战课题正在研究之中,我校依然会有力支持课题组成员刻苦钻研,积极探索,为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做出卓越的贡献。

5 科学管理、规范运行

为顺利完各类成考察调研活动,我们努力做到科学管理,规范运行。一是确定主题,组织人员。每次考察我们都认真思考考察主题,精心准备,落实好考察内容,做好相关准备。同时征求意见和建议,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二是加强管理,注意安全。为了保证统战成员的人身及财物的安全,我们把考察人员分成小组,由统战部的有关工作人员分组负责,关注大家的行动,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几年来

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4-0328-02

溯大学产生的历史,对原初大学的谱系学考察,揭示大学伦理精神的内涵。

从11世纪末叶开始的欧洲,由于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活动的频繁,越来越多的商业与文化交流,致使古希腊古典文化成就,如亚里士多德哲学、欧几里德几何学、以及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等,纷纷流向西欧,随之,在古老的欧洲大陆启动了“12世纪的文艺复兴”。在这个知识复兴的过程中,西欧的大学便应运而生。

在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和萨莱诺等地,11世纪中后期就出现了以法学教育和医学教育为主的大学雏形。当格雷希恩编了一本教会法律教科书,年轻的神父和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从欧洲各地奔赴波洛尼亚来听他讲学,波洛尼亚大学就是这样缘起了。

而在12世纪的法国,神父阿培拉德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以千计来自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学生向这个城市蜂拥而来,不久后便出现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大学。在12世纪后期,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一批英国教士遵从英王亨利二世的命令离开巴黎大学,回到英国牛津镇建立了大学,这就是牛津大学。1209年,由于牛津大学的学生杀死了一位当地妇女,国王下令绞死了几位学生,三千名学生出走牛津,其中一些人在剑桥镇建立了普通研究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剑桥大学。[1]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形成了。虽然中世纪的大学产生是出于教师和学生自发形成的“学者行会”,中世纪的大学产生源于摆脱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会体制束缚,中世纪的大学教育只注重由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演绎而来的逻辑学、辩证法,且均处于原初状态,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有着传授知识、追求真理、知行弘治的精神。从这些精神中我们可以管窥到大学伦理精神的内涵:大学是以对高深学问和智慧的自由追求为直接目标的伦理实体,道德自律、伦理规范是贯穿于一切大学活动的伦理精神;大学伦理精神是属于我们都是很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任务。三是建言献策,促进发展。考察回来,我们会召开考察活动座谈会,每个考察人员都会谈体会,提建议,我们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整理出来,向有关领导和部门反映。有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针对某些议题写出了议案或提案,提高了大家积极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学校建设贡献了力量。

调查研究 建言献策 篇9

本刊讯根据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的要求,四川联通公司各级工会组织分别召开职代会,广泛征求职工对公司科学发展意见和建议,全省共征集意见和建议1400余条,为公司创造新优势、实现新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川联通职工建言献策主要反映在几个方面:一是加大网络建设和维护经费的投入,加强人口集中区域和交通干线网络建设,提高网络覆盖面和通话质量;二是加大 (赖坤志) 3G网络宣传力度, 让用户更加了解和认识中国联通3G网络的先进性, 抢占市场先机;三是注重尖端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对公司重要技术岗位人才, 在定岗定职上要给予倾斜和照顾, 防止尖端人才过多流失;四是公司重组整合后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用统一的企业文化规范员工思想和行为, 做到思想融合、感情融合, 提高用户对新联通的认知度;五是关心一线员工的工作和生活, 改善营业厅和窗口部门工作条件;六是公司重大项目建设要立足现在, 着眼长远, 切忌短期行为, 逐步提高竞争力, 缩小与竞争对手的差距;七是加强工作流程的管控, 提高部门之间的配合力度, 实现公司资源共享, 降低运营成本。对这些问题, 公司各级都很重视, 归纳整理后提交相关单位和部门进行整改, 决心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践行科学发展。

四川省农科院水稻专家建言献策 篇10

近日, 从四川省农业厅获悉, 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栽培岗位专家、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水稻栽培专家熊洪和徐富贤两位研究员共同撰写的“关于冬水 (闲) 田区大力发展水稻直播技术的建议”获得省委常委李昌平同志“请科技厅、农业厅研究”的批示。两位专家在建议中分析了发展直播稻技术的生产背景, 介绍了人工直播技术研究进展与示范成效, 分析了直播稻在冬水 (闲) 田区的应用前景。他们经过多年研究和调研认为, 在冬水田地区该技术与传统人工栽培相比有其特殊优势:一可节水保栽。针对倒旱田需等雨或抽水栽秧的稻田, 采取人工直播后若遇降春雨则水管, 若遇春旱则旱管, 以充分适应自然生态逆境, 达到节水适时保栽的目标。二是增加了有效稻穗。冬水田区水稻产量较低的重要原因是本田栽秧密度低, 一般仅6000~8000穴/667m2左右, 以致有效穗明显不够影响了产量潜力的发挥;采用直播技术后通过控制播种量可保证足够的基本苗, 是其增产的关键因素。三是节本增效, 主要表现在节水、节膜、省工、省秧田等方面, 每667m2可节省投资120元以上。据了解, 该技术在冬水田区的实施不受前茬的限制, 比两季田的生产适用性更强。若能加强领导, 组织该地区农技推广部门和技术人员, 加大力度推广, 可将该项技术覆盖四川省和重庆市冬水田面积的30%以上, 并辐射到整个西南稻区, 其增产节本潜力将得以发挥, 社会经济效益将大幅度增加。

积极建言献策 促进评估发展 篇11

一、党外知识分子广泛调查、深入研究,建言献策

中央统战部结合党外知识分子专业背景和岗位特点,设立了经济、农业、工业、财政金融、房地产、政法、科技、教育、文化、医卫、社会、生态等12个建言献策小组。小组成员中主要以中央统战部联系的无党派人士为主,大部分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小组组长由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担任,副组长多为研究能力强、专业造诣深的专家学者。各建言献策小组工作按照《工作规程》、《职责分工》和《评比表彰办法》进行研究课题选择、座谈研讨,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发言材料,报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经济组成员17人,其中全国政协委员6人,全国政协常委3人,全国人大代表1人,国务院参事2人,省、市级政协委员4人。经济组成员本着中央和社会关注,小组成员有优势的原则,选择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开展研究活动,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2011年经济组成员提出了24项分课题,主要有:如何调控物价,使物价保持在合理水平的宏观经济方面课题;高油价背景下中国能源安全对策思考的能源领域方面课题;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整合互动发展的对策研究的城镇化方面课题;加快构建区域经济圈协调建设研究的区域经济方面课题;非公经济组织的发展空间与社会责任研究等专门方向课题。在分课题研究的基础上,经济组成员总结形成年度总课题:国际资源性产品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分析。

二、站在国民经济全局角度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收获颇丰

在参与了经济组年度总课题研究的同时,面对2011年经济热点话题,结合自身所在行业特点,笔者2011年度重点研究课题是:完善全国性物价联动、预警、稳定的调控管理机制建议。

课题研究了当前经济背景下物价调控的突出问题,重新审视目前有关物价管理机制,研究和推新物价的联动、预警和稳定管理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准确性与时效性。从建立全国性重要商品价格指数的联动对比制度,健全有效的价格总水平网络控制体系;形成影响价格导向的核心商品、主要产品价格重点监测,构建点网结合预警机制;研究各类商品价格形成机理,拓展和延伸价格调整环节,制定上游资源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应对策略;以及完善价格管理手段,推新价格管理制度,提升价格管理层次,达到与供需总量相当的物价可控度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并提交了成果。从课题的创意、立题到研究,有了以下心得。

1.立足专业提出解决物价调控核心敏感问题的建议。如何解决物价涨跌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传导性对策分析,以及如何抑制输入性通胀对价格上涨的影响。通过对主导产品价格的因素进行分析,拓展和延伸价格影响因素调整环节,有针对性地从平衡或补贴供给上游产业,积极实施周期性战略性储备调整,达到平抑和稳定整体物价水平。上游资源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直接导致工业品价格涨跌,尤其是煤炭、石油价格波动决定着国民经济稳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煤炭、石油和粮食价格波动战略性应对策略,在国家产业近远期规划中建立应急预案,制定详实的年度及阶段性、周期性与长远性战略资源储备平衡方案。

2.深入研究物价问题对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2010年春,绿豆、大蒜等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压力,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信息诱导、跟风炒作、管理缺位,对区域敏感性商品价格变动异常缺少监控、预警与疏导管理机制。对核心商品、主要产品的价格管理,按照调整消费结构、加强流通和转变分配方式的原则,进行供销有效对接,加强引导和监测管理,就能够避免出现内蒙古土豆滞销和山东白菜伤农等区域性销售信息失灵所导致的“伤农”事件的发生。形成全国性核心商品,区域性主要产品及季节性产品供需引导与流通平衡管理制度,废除影响和制约价格的管理不利机制,通过网络等传播信息的有效手段发布主要区域产品供给信息,形成区域内部、区域之间、区域与整体商品价格信息交流与引导商品供需流动的良性循环机制是商品价格监控之源。

3.提出解决物价调控管理“危”与“机”的对策。物价上涨困扰着经济发展,经济政策影响着物价水平。199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2003年6月1日实施的《价格监测规定》等法律规定制定与执行已过10年了。由于近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以及应对的经济领域难点问题多,使得价格管理的法规规定中对物价调控的手段与措施明显滞后,制订和完善符合当前和长远经济物价管理制度和规范,提高和完善价格监测、预警与稳定的调控管理方法与手段已迫在眉睫。

由于我国大宗农副产品电子交易市场快速发展,各地不断有新的电子盘推出。电子盘作为一种中远期商品交易市场,对于提前发现价格、方便供需双方交易以及规避风险都有一定作用,本来可有助于稳定农产品价格,发展订单农业,但由于存在大量资金炒作的隐患,向监管方提出了新的挑战。电子盘的管理应当纳入到“价格法”规范管理之内,国家应尽快建立有法可依的电子盘监管体系,明确电子盘的监管部门。对敲诈等恶意扰乱市场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对跨地区的电子盘交易监管提供政策依据,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手段指导和调控物价,建立稳定可行的商品物价监测、供需流通平衡监管体系。

三、行业为我们提供发展舞台,我为行业发出最强音

在经济组成员中,有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研究所研究员、金融专家、会计师合伙人等,对于每一个专题的探讨、研究与学习,笔者都能从他们的发言中得到很大的启迪。作为评估行业代表,超越专业和个人学识的局限性,对待每一个活动,做到有所思,有所想,有准备、有见解地提出自己观点,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代表评估行业的责任重大,努力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任重道远。

1.活动中不同层面成员之间的相互启发。党外知识分子人才济济,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单位,通过建言献策小组有效组织与协调,无党派人士在参政议政中实现由“单兵作战”向“单兵作战和集团作战并重”转变;实现由单一领域研究向单一与综合领域研究兼顾转变。这样的两个转变也使得我们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为评估行业发出强音,扩大评估行业的影响,树立评估行业的形象。

2.评估师应以行业发展为己任。评估师的生存执业环境,首先是建立在行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行业不强大,行业在社会中没有应有的专业话语权,评估师就会失去专业发展需求和自身实现价值的动力,更谈不上在社会中的专业地位和政治诉求空间。

3.评估机构应以行业健康发展为目标。“做优、做强、做大”号召是财政部和中评协为评估机构发展提出的希望和要求。评估机构“做优”能够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评估机构“做强”能够树立行业在社会中的形象,评估机构“做大”能够奠定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地位。

4.行业应为行业代表提供更广阔空间。中央统战部于2011年6月组织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考察活动,考察团成员18人,其中,全国及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达15人,笔者作为评估行业唯一代表,参与了所有活动,同时感受到与其他专业服务机构在社会活动影响方面的差距。行业声音、行业形象、行业影响是通过每一个能够代表行业的评估师体现出来的,他们通过每个项目、每一个社会活动来宣传和树立行业良好形象。建议在全行业开展“我为政策献一言”活动,培养会员、机构和行业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树立服务行业和奉献社会的价值取向,增强机构合伙人的大局意识。

作为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小组经济组成员,在未来课题研究活动中,要以专业能力提升为基础,以公司长远发展为依托,以树立行业形象为目标,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理念,立足于建言献策小组工作机制要求,从科学、适用和专业的角度提出更符合政府关心、民众关切和社会关注的经济领域有建设性、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调查研究 建言献策 篇12

在第一分组讨论现场, 来自北京、天津、山西、辽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市安全监管局, 以及部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机关部门的18名代表, 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支同祥的主持下, 围绕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一把手抓安全、落实责任、创新监管、加大“打非治违”力度、部门联合执法等关键点展开了热烈讨论。

天津市安全监管局局长张时善表示, “安全生产年”活动符合我国国情, 符合各省市生产实际, 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在政治环境上, 将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将继续推动政府和行业的监管主体责任以及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

北京市安全监管局局长张家明谈到, 安监工作需要从方方面面去创新, 去开拓。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我们将全面构建城市运行安全保障体系, 监管重点将不再局限于传统行业领域, 而是扩展到地铁、有限空间、大型活动赛事等方面。

在一把手抓安全的认识上, 山西省安全监管局局长张根虎谈到:“我们省委书记多次参加省里的安委会, 还把各地市的书记也叫来参加, 并提出‘一把手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党委一把手也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2011年的‘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我们省委书记、省长、分管安全的副省长、省委常委秘书长都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局长张院忠也谈到:“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对安全生产工作十分重视, 给了我们安监部门很多的权利, 对安监部门人员也破例提拔。”

谈到“打非治违”工作时, 有的代表提出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有些单位构不成威慑力, 致使这些单位对安监部门的处理意见不理不睬。对此, 张家明谈了他的意见:“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上, 立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 公安部门进行‘打非治违’也是职责范围之内, 他们可以追究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单位的刑事责任。北京市在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时, 先由市长和各区长签订责任书, 强化了打击力度。”辽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梁彦提出了应该像公安部门在林业部门成立林业公安分局那样, 在安监部门也成立安监系统公安分局的建议。张院忠也介绍了他们的做法:“2011年, 我们搞了一个市级试点, 划拨了50名公安干警, 成立安全生产执法局, 完全由我们安监支配。”

第二组

2012年1月14日下午, 来自各省市安全监管局、应急指挥中心、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的代表近30人参加了第二组分组讨论。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成员、局长骆琳,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黄毅, 国家煤监局副局长李万疆出席讨论会并听取代表意见。

山东省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连续10年实现了双下降, 但是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为了确保山东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山东省安全监管局局长袁策谈到:“山东安全监管局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强化年’活动, 做到了‘八个强化’。一是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是强化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和专项整治, 三是强化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四是强化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 五是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基础工作, 六是强化安全文化建设, 七是强化安委会办公室工作, 八是强化安全监管队伍廉洁和作风建设。”

浙江省2011年事故总量、事故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实现了3下降, 但是安全监管任务仍很艰巨, 尤其是对企业的监管上。为了推动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局长徐林介绍:“浙江省通过推进企业安全生产诚信机制建设, 督促企业建立安全生产公示和承诺制度, 加强信用监督, 实施失信惩戒。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经济利益等挂钩。”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也是会议代表关注的焦点。各省市安全监管局局长纷纷建言献策。武汉市安全监管局局长李上玉强调, 应加强企业安全管理机构队伍建设, 他讲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尽管最关键的是一把手, 但是从事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是企业安全管理人员, 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待遇差、地位低、风险高, 应该提高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待遇。”福建省安全监管局则是在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上下功夫, 局长陈炎生强调:“与国家要求相比, 福建省标准化建设覆盖所有企业, 完成时限提前1〜3年。通过推进标准化建设, 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厦门市安全监管局局长柯继安关注的是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的创建, 他认为, 通过创建工作可以营造利于安全生产的氛围, 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此, 他提议:“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在创建过程中要制定严密的步骤和办法, 引入认证, 提升含金量, 这样才不会流于形式。”

如何贯彻执行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也成为会议代表讨论的重点。代表们建议应尽快理顺职业健康监管职能职责, 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管机构, 配备人员编制, 提高安全监管部门职业健康监管执法能力。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局长徐林建议:“应该从严格执法、落实法律法规的角度, 将职业卫生工作开展起来, 并尽快促成国务院出台职业病防治法实施条例, 细化职业卫生工作。”安徽省安全监管局局长程传如强调:“应将职业卫生‘三同时’与安全生产建设项目‘三同时’衔接起来, 减轻企业负担。”

第三组

第三组的分组讨论会上,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省、市的安全监管局, 以及部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机关部门的16名代表竞相发言。

首先发言的是重庆市安全监管局局长肖健康。他结合张德江总理强调的“1331”详细介绍了重庆市创建安全保障型城市的思路和措施。从理念上, 重庆市提出, 超前投资, 主动保障, 把买“棺材”的钱用来买“感冒药”。因此, 在安全投入上, 重庆市于2009年投入100亿元, 2010年投入120亿元, 2011年投入160多亿元, 用于加强人员队伍建设, 优化检测检验装备, 执法装备和应急救援装备, 组建综合执法总队, 提高安监人员待遇, 强化政府和行业监管, 搞好产业发展, 提高企业工艺安全和设备安全, 加强安全社区建设, 提高家庭应急能力,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加强校园安全管理, 形成人防、技防、物防三结合的安全保障体系。

海南省安全监管局局长徐学健对张德江总理的讲话体会很深:“张德江总理的讲话, 有三个地方是很大的突破。他提出的是安监部门要加强监察监督能力, 而不是监管能力, 所以, 这就给我们指明, 安监队伍的职责重点应放在监察和监督上, 而不是在管理上。另外, 他强调‘一岗双责’要紧紧抓住不放手, 这就是说安全生产一定要各司其职, 领导齐抓共管;同时把考核提上来, 各级都要层层考核, 不过关就是监管不到位。”他在介绍海南省安全监管工作时说:“海南省安全监管工作正在实现‘三个转变’, 从大包大揽向突出重点转变, 从照抄照搬向结合实际转变, 从管理为主向监督为主转变。”

各代表纷纷发言, 畅谈各地区遇到的问题、工作的思路、具体的措施和做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监管局局长王建新说:“兵团在跨越式发展进程中, 由于执行差异化政策, 很多在内地不能上的项目, 在新疆上了, 这样, 由于高危企业多了, 我们安监部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四川省安全监管局、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黄锦生谈到了该省的三大灾:“从这次会议中了解到, 很多企业实现了零死亡, 这让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在四川, 水、火、瓦斯三大灾害很严重, 而根据四川的煤矿特点, 常规的瓦斯抽采方法效果还很差, 并且硫化氢中毒情况也很多。所以, 对于事故多发的矿井, 我们通过3年狠抓两个典型, 一个是树立正面典型, 一个是盯死反面典型, 来扭转目前的安全生产形势。”

贵州省安全监管局局长李尚宽也针对目前西南部安全生产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 建议从理念人力资源、技术、设备、资金、政策等方面适当向西南部地区倾斜, 为进一步扭转西部地区安全生产形势, 东西部互助, 共同打一个西南部攻坚战。

第四组

广东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区安全监管局负责同志及部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员等近20人参加了第四组的讨论, 互相分享经验, 探讨问题。

关于“一岗双责”的问题, 广东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冯寿宗介绍, 广东省委省政府于2011年6月2日, 出台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其中明确了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要对本地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 对本地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控制负重要领导责任, 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对本地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 并对本地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控制负重要领导责任, 且提出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负责本地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协调指导, 对分管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 原则上由同级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职兼任, 用冯寿宗的话说就是“常务必须管安全, 管安全的必须是常务”。而且冯寿宗还介绍“广东省过去都是副省长和副市长签安全生产责任状, 而现在则是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

甘肃省安全监管局局长建民也就备受瞩目的甘肃校车事故谈到, 事故发生后该县 (正宁县) 主管教育与交通的负责人均被撤职,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岗双责”, 并同时提出应该加强行业监管, 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 “行业主管部门管规范、管标准, 可以从技术层面来规范生产, 从而管安全”。他表示安全生产不应该仅仅是主管安全的副职领导及安全监管部门的责任, 各相关部门都应负起相应的责任。深圳市安全监管局局长李一康建议从“国家层面”明确各方责任, 理顺各方关系, 尤其他提到部分地区存在“安委会”“消委会”“交委会”之间职能交叉、责任不清等现象, 需要尽快解决, 理顺关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局长曹志斌也提到了类似的“安全生产边界”问题, 他提出应该明确规定各相关方所负责任的界限, 避免责任不清的现象, 综合监管也应该规范化、标准化。

关于“安全投入”问题, 冯寿宗介绍说, 广东省2011年用于安全生产的专项资金突破亿元, 约为1.05亿元人民币, 为推动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甘肃建民局长也表示说应该加大安全投入, “不能光说安全很重要, 得看投入多少”, 他也提议, 虽然很多安全投入是需要企业来承担的, 但像应急救援等工作由政府出钱, 相应的专项资金应该再多一些。来自祖国边疆的西藏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局长达木拉也提出要加大安全投入, 尤其是对像西藏这种基础相对薄弱地区的安全监管基层队伍的投入, 他谈到“我们现在严重缺乏交通工具, 甚至有些安全监管人员只能骑马去检查”。

第五组

山西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区煤监局的负责人及部分地区煤炭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等近30人参加了第五组的讨论, 就煤炭安全生产工作交流经验、探讨问题。

作为“煤炭大省”, 山西省煤监局局长杜建荣首先提到, 结合山西省情况来说, 通过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之后, 煤矿做大了也做强了, 基本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 2011年山西省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74人, 也是近年来首次降至了100人以下,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他同时表示, 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压力仍然很大, 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做好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对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好转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压力”, 黑龙江省煤监局局长常天明也谈到, 就目前黑龙江省的矿井数量和相应的装备水平、管理水平、人员素质、灾害程度来看, 工作难度很大, 压力也很大, 但他同时也表示, 现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非常重视煤矿安全, 很多事情甚至都是亲力亲为, 并且正在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工作, 他表示“全国煤矿安全形势持续好转, 黑龙江省也不能拖后腿, 压力再大也得干啊”。国家煤监局副局长王树鹤也表示, 安全生产工作不容易, 不仅责任重大, 而且还非常辛苦, 并对参会代表们的辛勤工作表示了肯定。

另外, 常天明还提到了煤矿开发强度和生产能力相适应的问题, “现在有些年产15万t的煤矿, 一年甚至敢采100万t, 不仅使煤矿服役年限减少, 而且也会由此引发很多的安全问题”。

对于“生产与安全”的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煤监局局长杨泽余也提到, “现在内蒙古年产千万吨级的煤矿矿井就有21个, 还不包括在建的, 很多煤矿走向 (岩层延伸方向) 都达到七八千米长, 一旦发生火灾, 工人怎么跑?人跑一小时能跑几千米?”他同时建议说, “我们应该研究一下矿井到底多大为好、工作面多大为好, 我认为不是越大越好, 应该有一个度, 比如工作面长度应该是人步行大约几十分钟的长度, 当然具体数字需要专家论证。”他还提议, 对于一些条件允许的地方, 应该隔一段距离, 就打一个“井口”, 如果发生危险, 工人可以就近撤离。“煤矿建设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人的逃生能力!”杨泽余激动地说。

对于煤矿安全相关的标准、规程, 杨泽余建议尽量避免使用“较远”“较近”等字样, “1 000m和100m比是较远, 和1万m比就是较近了”他提到对于标准、规程应该尽量量化、细化, 以便于执行和操作。

当天下午4时左右,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也来到了第五组讨论现场, 认真听取了参会代表的发言, 并表示将会认真思考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听完第五组的讨论, 记者感觉到, 在2011年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情况下,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者的压力仍然很大, 当然相应的动力也很大。可谓“煤”有压力, “安”有动力。

第六组

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等省煤监局局长, 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代表,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专员等20余人参加了第六组的讨论。国家煤监局局长赵铁锤, 副局长黄玉治、彭建勋先后参加了该组的讨论。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 除上海市外其他各省区都有分布, 巨大的能源需求、众多的煤炭开采企业, 给我们带来煤炭能源的同时也带来了煤矿事故。2011年, 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首次下降到了2000人以下, 百万吨死亡率首次下降到了0.564, 用张德江副总理的话说就是“不平凡的一年”。参加第六组讨论的都是煤炭人, 他们的发言中都提到了这2个了不起的数据。

湖南省煤监局局长宋元明结合自己的工作和体会说:“有这样的成绩一是国务院《通知》和《意见》的出台明确了企业的主体责任、部门的监管责任和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二是‘三项行动、三项建设’持之以恒地开展;三是与时俱进, 及时出台新的办法, 比如煤矿瓦斯防治工作的‘十条禁令’和加强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工作的‘十项要求’;四是队伍监管监察能力的建设。”江西省2011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1.28, 死亡3〜9人的事故发生2起,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江西煤监局局长贺爱民也谈到了国务院《通知》《意见》以及2个十条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湖北省煤矿灾害比较严重, 近些年也有很大进步。“这得益于政府文件连续出台的有力推动, 得益于地方政府的重视和监管, 得益于监管监察队伍的努力。”湖北煤监局局长严寅初说。

科学发展、安全发展要以人为本, 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让煤矿工人体面、有尊严地工作。在讨论中, 宋元明局长提出, 煤矿安全监管监察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除了严格、廉洁等, 我想更重要的是为矿工干”。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也已经出台并实施, 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煤矿行业依然是工作重点, 依然需要开展专项治理、强化职业病危害源头控制。湖南煤炭工业局的代表在交流2012年重点开展的几项工作中, 除了提到推进煤矿的标准化建设、推进瓦斯治理、强化监管、提升管理水平外, 也针对地方煤矿职工职业健康的问题, 提出明确职业病防治主管负责单位。严寅初局长也从3个方面明确了湖北2012年职业病防治工作:首先, 积极开展《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其次, 开展专项执法活动, 用执法手段加强监督管理;第三, 利用多方资源, 给企业提供一些职业病防治、鉴定等方面工作的帮助。

第七组

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第七组按照分组安排, 汇集了来自重庆、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煤监局,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贵州省能源局、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等主要覆盖西部地区煤矿安全监察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的25名代表。与会代表踊跃发言, 围绕如何抓好“一树立、三坚持、三强化”及如何落实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总体要求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付建华全程听取了该组讨论并作总结。

该组的四川、贵州、重庆、云南等都是全国煤矿比较多的主要省份, 随着目前采煤深度和强度越来越大, 灾害越来越严重, 在百万吨死亡率降到0.5左右这一明显好转的状况背后, 各地依然面临各种挑战和困惑, 如职能交叉、文件执行与实际情况有矛盾、过度强调政府和企业责任而忽视当事人个人责任、标准制定尚需加强、监督和行业管理的实权责任尚需科学地明晰、属地管理仍须强化等。

甘肃省煤炭储量丰富, 正处于煤炭开发期, 注重扎实有效地在4个方面狠下功夫, 一是严格小煤矿的标准, 如安全生产许可证、资源整合技改等, 提高小煤矿管理水平;二是严格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 规范煤矿建设项目;三是严格执法, 认真履行职责, 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四是严格事故查处, 严厉打击事故瞒报行为。2012年甘肃省将坚决遏制重大事故, 有效控制和减少较大事故的发生, 降低事故总量。对于煤矿职业健康问题, 甘肃省煤监局局长张家渔建议将该职能明确划分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来负责, 将职业健康“三同时”与煤矿安全设施“三同时”融为一体等。

“近几年死亡人数正在逐渐减少, 连续7年呈两位数下降, 2011年发生事故109起, 死亡140人, 比2010年下降了23.77%和23.5%, 产煤4 360.9万t。但事故总量还偏大, 百万吨死亡率为3.2。”重庆市煤监局局长魏福生汇报了重庆市在过去一年的煤矿安全生产状况。2011年重庆煤监工作注重了监管体系建设, 2012年重庆煤监局提出1个攻坚、3个深化 (即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技改攻坚, 深化“六个一百”示范矿井建设、深化应急救援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化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付建华对煤炭工业“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明显成效和“十二五”取得的良好开局表示肯定。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结构调整来看, 安全生产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绩显著, 但也来之不易。基于煤矿安全生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反复性反映出的一些主要问题, 针对目前依然严峻的形势, 付建华提到, “我们下一步发展趋势是, 产量还要上, 事故怎么降, 特别是如何遏制重特大事故, 所以说安全生产工作任重道远。”

对于2012年的安全生产工作如何抓好落实, 任务确实很多, 比如如何进一步遏制重特大事故, 如何通过评估恢复生产, 下一步的风险预控管理体系怎样落实, 下一步标准化工作怎么推进, 以及队伍建设的问题, 三个能力怎么提高等问题。付建华对此要求, 安全监管监察行业管理部门要认真研究, 要创新思路和办法, 结合各省实际, 认真贯彻好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实质, 做好2012年的安全生产工作。

第八组和第九组

2011年全国持续稳定好转的安全生产形势, 离不开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国资委、水利部、卫生部、工商总局、体育总局、电监会、全国总工会等安委会成员单位参加了2012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并在分组讨论中积极发言。

国资委代表通报了2011年中央企业安全生产情况: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 建筑、煤炭、石油化工等事故多发的重点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好转, 特别重大事故也大大减少。但是随着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 该行业内的事故激增, 死亡人数也随之增加, 2011年“7·23”事故成为沉痛的教训。事故后, 国资委成立督促中国通号质量安全整顿小组, 督促帮助支持中国通号落实整改责任, 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并成立专家咨询小组, 为整顿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用3个月的时间, 按查找问题、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措施、检查完善4个阶段完成整改工作。

国资委代表也谈到, 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目标对企业的安全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安全生产资源保障能力、支撑能力相对不足, 尤其在企业兼并扩张或进入到新的领域之后, 如何把安全生产相互融合、统一管理成为面临的新问题。而且中央企业基层的安全工作艰巨, 据统计, 中央企业一线员工中农民工超过了1 000万, 这个庞大群体的安全生产能力和素质都相对较低, 提高他们的安全生产能力就成为重要工作。

工商总局在2011年制定下发了3个有关安全生产的文件, 对烟花爆竹企业、煤矿等进行专项调研, 并现场检查企业97万3 655户、责令整改7万1 446户、吊销企业3 426户, 这些工作立足自身基本职责, 发挥了监管优势, 严把了市场准入关。

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研究确定了2012年全国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 各类事故死亡人数下降幅度不低于2.1%, 较大事故起数下降幅度不低于3.2%, 重大事故起数下降幅度不低于5%, 特别重大事故起数实行零控制。同时, 安全生产工作要面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大型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条件下高危行业安全准入、高速交通运输安全风险监控等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这就需要安委会各成员单位相互配合、协同应对。

今年国资委将召开中央企业质量安全会议, 出台应急管理暂行办法, 并加快推进中央企业安生产信息化和队伍建设, 为打造一流的企业创造一流的安全生产业绩提供保障。

体育总局代表在讨论中谈到, 在这个低危行业领域也存在高危项目, 包括登山、漂流、滑雪等, 而且大型体育场馆的消防安全、大规模体育活动的踩踏事件等都是这个领域需要面对的安全工作, 体育总局将制定体育高危项目的管理规定, 对行业进行指导, 确保安全稳定的形势。

电监会也将在2012年通过2个完善、4个强化 (即完善安全监管法规标准, 完善电力安全监管工作机制;强化责任落实, 强化隐患排查, 强化应急管理, 强化安全教育培训) 落实安全生产工作。

编辑白瑞

第十组

参加第十组讨论的近40名代表来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等30余家中央企业, 以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三司、职业健康司,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和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9家中央企业代表在会上发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纪检组组长、总局党组成员赵惠令, 国家煤监局副局长彭建勋参加并发表讲话。

2011年, 我国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转变发展方式取得积极进展, 履行社会责任得到切实加强, 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中央企业在生产经营较快发展的同时, 积极采取措施,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加强隐患排查力度, 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狠抓基层基础管理, 实行全员培训等, 实现了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胡式海作为第十组的召集人首先发言, “去年华能集团在‘周周抓安全’上狠下工夫, 围绕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积极推进具有华能特色的电厂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和煤炭产业的三大专项行动, 开展了‘反违章、隐患排查治理、安全性评价’, 深化外包工程管理等工作。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定标准化流程, 定期开展隐患排查, 自查自改和自我评估, 逐步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全年集团公司共排查隐患2万8 830项, 整改率达89%, 投入的整改资金达9 789万元。”

“去年神华集团没有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煤矿板块的事故死亡率也明显下降, 煤炭生产超过4亿吨, 百万吨死亡率达到了0.01, 比2010年减少了0.007, 相对指标下降了2.8%。”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郝贵谈到, “2012年我们将重点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全面推行风险预估管理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治理, 抓好重大灾害的防预, 以及安全文化和安全环境的建设。”

“2011年对核工业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安全环保质量部副主任张金涛在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后, 也介绍了集团公司2012年的工作计划, “我们将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在集团公司全部企业推行安全标准化工作, 实行全面的安全风险管理。我们要求对集团公司重点安全环保隐患, 结合隐患排查, 结合体系的建立, 结合标准化的建设, 对各单位所有安全风险的变值形成数据库。根据风险的大小分级落实监督责任制, 做到风险可治可控。”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质量安全与社会责任部副主任崔和芳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了集团公司严格责任追究的做法, “我们张德兴总经理提出, ‘违章视为事故结果处罚’, 从质量、安全、环保3个方面严格责任追究。去年, 我们对4起在企业内影响很大的事故处理时, 董事长、总经理扣绩效工资40%, 其他3个事故单位的领导扣绩效工资20%。我们的原则就是‘抓头头, 头头抓。抓系统, 系统抓’。”中核集团张金涛副主任也谈到, “2011年集团公司对安全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加大了考核。每年年底考核过程中, 对重伤以上的事故都会列为考核对象。按照标准扣分, 并与收入直接挂钩。同时加大问责力度, 发生工伤、重伤以上的单位需要到集团公司来做检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将年度考核改为季度评价和年度考核相结合。每季度考核的结果占年度考核的60%, 追求安全生产管理的常态化。公司在2011年, 第一季度进行了安全督察, 第二季度对煤矿企业进行了安全大检查, 第三季度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自查自纠, 第四季度组织了年底安全生产大检查。”国投公司安全生产管理部部长张波还谈到, “集团加强安全班组建设, 2 337个班组, 3年来已有505个标准班组, 917个优秀班组, 集团今年第一次对前50名安全班组进行了表彰。”

去年是中国铝业公司的违章行为综合治理年, 也是这项工作开展的第二年, 中国铝业公司安全环保健康部主任党积囤介绍, “2012年要在2011年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综合治理基础上, 深化违章治理行动, 并把好的做法和经验固化下来, 建立长效机制。”华能集团对于治理违章行为, 在2011年制定了《反违章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了反违章工作的职责和流程, 组织全系统开展了反违章百日整治。

对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压力, 代表们提到最多的就是承包商、劳务工的管理和职业健康工作。“中船集团是世界第二大民用船舶制造企业, 去年完成的民用造船吨位是1 800万t。船舶行业的主要特点一是危险因素多, 二是外来劳务工多。现在集团一线作业人员70%以上是劳务工。劳务工流动性强, 自身安全意识不高, 所以这是我们安全生产工作的一个重点。”中船集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李忠在讨论会上反映了企业的安全生产问题, “但是在职业病方面我们感觉差距比较大。”此外, 华能集团、中核集团、国投公司等企业的代表也谈了各自企业的一些问题。

参加第十组讨论的国家煤监局副局长彭建勋听取了代表们发言, 对中央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搞安全应该进一步强化3个理念。一是强化‘科学发展, 安全发展’理念;二是强化‘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理念;三是强化‘以人为本, 预防为主’理念。”同时他希望中央企业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有信心, 还是那句话, “安全生产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对于中央企业“跨行业、跨地区”发展所带来的安全生产的问题, 彭建勋强调要强化行业监管, 强化专业化检查, 并希望中央企业要“高标准, 高起点”建设, 实现精细化管理。中央企业还应该率先考虑职业健康问题, 率先解决培训问题, 变招工为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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