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倾向性

2025-01-24

合作倾向性(共11篇)

合作倾向性 篇1

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推销活动可说无处不在。在业务人员与顾客的商业交往中,彼此都会对对方产生一定的印象和看法,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人际处理模式,即所谓的风格(Grigorenko et al,1995)[1]。按照现代销售学公认的推销方格理论(Blake & Mouton,1970)[2],推销员与顾客的风格类型可以划分为五种,并将其结合在“推销方格”与“顾客方格”组合搭配表格中,形成了推销方格理论。在该理论中,有这样一个结论,即:当推销技术导向型风格的推销员(以下简称技术型)、强力推销导向型风格的推销员(以下简称强力型)分别与防卫型顾客接触时,强力型业务员完成其推销任务的可能性要高于技术型,换言之即强力型优于技术型(Blake & Mouton,1970)[2]。然而,据西方学者调查发现,具有不同推销风格的推销员,以“解决问题导向型”推销员的推销效果为最佳。这类推销员的平均业绩较之“技术型”要高出3倍,较之“强力型”推销员要高7倍(罗子明,2002)[3]。这一调查结论间接证明:技术型推销员优于强力型推销员。这一实际调查结论与推销理论的描述是有矛盾的,这一现象引起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即:在两类推销员中,哪一类型的推销员遇到防卫型顾客时更有可能完成推销任务?由于迄今为止,尚很少见到对这一理论进行相关的实证性研究。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推销方格理论中的相关结论进行实证检验,以完善推销方格理论。

一、文献回顾

推销方格理论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罗伯特.R.布莱克(Blake)和J.S.蒙顿(Mouton)于1970年提出的,该理论以管理学和行为科学为基础,着重分析推销人员与顾客、销售额之间的关系,以此分析研究何种类型与风格的推销员在推销工作中较易取得成功。继而又在分析顾客的消费心态的基础上建立了顾客方格,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推销方格理论。该理论的出发点为:商品销售是一种面对面的双向交流过程,在销售过程中由于推销人员与顾客利益诉求不同,行为风格各异,因此能否取得良好业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销售员对于顾客的利益诉求和行为风格到底有多少适应性(Holmes et al,2002;Park& Holloway,2003)[4][5]。推销方格理论对推销员的训练和工作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然而遗憾的是,这一理论迄今尚很少见到国内学者对其相关结论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

推销人员在推销活动中至少有两个目标:一是尽力说服顾客购买以便更好地完成推销任务;二是尽力迎合顾客的心理活动,与顾客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推销人员对这两个目标所持的态度不同,追求这两种目标的心理愿望程度也就不同,最终导致推销人员的推销业绩不同。若把推销人员对这两个目标的追求用一个平面坐标系第一象限的图形表示就形成了所谓的“推销方格”(见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到,图中的五个带阴影的小方格分别表示了五种典型的推销心态,从极其糟糕的“事不关已型”(take-it or leave-it,方格坐标1,1)到堪称完美的“解决问题导向型”(problem solving oriented,方格坐标9,9)各有不同的推销风格,其中,我们较为关注的是以下两种即:“强力推销导向型”(push the product oriented,方格坐标9,1)和“推销技术导向型”(sale technique oriented,方格坐标5,5),这两种类型是笔者探讨的重点。

强力型推销风格只关心销售任务的完成,忽视或不关注顾客的购买心理;为完成推销任务,他们往往千方百计地说服顾客购买,向顾客发动攻心战,不惜采取咄咄逼人的推销攻势和压力迫使顾客购买,缺乏对顾客需要及心理的研究,习惯按自己的高压方式推销商品。推销技术导向型的推销人员既比较重视销售效果,也比较关注顾客。其具体表现为:既不是一味地取悦于顾客,也不是一味地向顾客强行推销,而是踏踏实实,稳扎稳打,力求成交;他们也较注意顾客的购买心理,在推销中一旦与顾客意见不一致,一般采取折中的态度,避免出现不愉快的情况。

与此相对应的,顾客在与推销人员接触和购买的过程中,心里也有两个目标:一是所购物品能满足自身或组织的某种特定需要,解决实际的困难或问题;二是希望与推销人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在工业品销售活动中),有时甚至为了达成此目标愿意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把顾客对这两种目标的重视程度用图形表示出来就形成了所谓的“顾客方格”。

顾客方格与推销方格在图形上十分类似,区别在于其坐标轴和小方格所表示的是顾客的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购买心态,它们分别是:漠不关心型;软心肠型;防卫型;干练型和寻求答案型(solution purchaser)。处于这类购买心态的顾客既高度关心自己的购买行为,又高度关心推销人员的推销工作。

布莱克和蒙顿两位教授总结推销人员与顾客的关系,并用表格的形式表示,其组合搭配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到,趋向于解决问题导向型的推销心态最理想,无论遇到何种类型的顾客,此类推销员都可能有效地完成推销任务。同时,请注意表1中的椭圆区域,该区域表明防卫型顾客与强力型和技术型推销员相遇后可能产生的结果,可以发现,依据推销方格理论,这两者在遇到防卫型顾客时,强力型推销员要比技术型推销员完成任务的可能性较大,当然这仅仅是依据该理论框架的描述,然而实际情况恐并非如此。

其次讨论顾客的防卫心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心理防卫机制”是指当主体在实际交往中遇到挫折或阻碍后,为避免再次受伤害,对周围的人会持戒备心理,是主体应付心理压力或挫折和适应环境而采取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保护机制(Holmes,1978;Paulhus,1997)[6][7]。由此可以了解到顾客防卫心理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以前失败的购买经验,比如有些推销员以花言巧语把顾客本来不需要的产品卖给顾客,顾客一旦有过上当受骗的经历,就会对整个推销队伍产生不信任感。由于这种不信任的心理存在,这类顾客就尽可能地不与推销员接触,以免再次上当。久之则易形成对所有的推销员都怀有戒备甚至是敌意,这是一种对待职业的偏见,而与具体推销情境状态下的推销员是否实际有欺骗行为无关,因此与这一类顾客接触的推销员其推销工作势必遭受许许多多的阻碍。

从上述心理防御的行为表现可以发现,与防卫型顾客的接触是最敏感的,因为防卫型顾客本身的购买心态,即对于推销员本能地筑起一道防御的心墙,不利于推销员接近。然而推销员也只有得到该类顾客的信任,才能开展推销工作,强力型推销员与技术型推销员的推销风格不同,对顾客的购买心理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两类推销员与防卫型顾客接触时,哪一方更容易赢得顾客的合作从而完成其推销任务?而这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主题。

二、实验设计及研究假设

希望探讨推销员类型是否可能导致防卫型顾客的合作倾向出现差异,选择了西南某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分别进行预实验与正式实验,实验的方式采用“虚拟情境”的方式,即仅提供文字材料,由被试阅读后进行相应回答。

预实验的目的主要是对预先设计的顾客类型甄别量表和顾客合作意愿量表进行测试,即要将面对推销活动时具有“防卫心理”这一特质的人与较不具备这一特质区别开来。通过预实验,共发放30份问卷,收回29份,在剔除回答不全或有明显逻辑矛盾的问卷后,有效问卷为25份。

为了保证顾客类型甄别量表具有科学性,在没有现成甄别量表的情况下,参考相关文献(吴建安、周琼、吴再芳)和通过访谈初步生成了量表的初始陈述语句。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Likert Scale)形式,共生成20个题项(items),为了使量表更具有可靠性,对预实验中收回的25份有效问卷,通过分辨力系数方法剔除有问题的题项以对量表进行精炼,这一过程保留了10项分辨力较高题项,其余的删除。进一步通过信度分析,由此形成了正式的顾客类型甄别量表,并将其应用于正式实验中。

量表的信度(Reliability)分析,它指的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换句话说,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即测量工具能否稳定地测量所测的事物或变量。在实证研究中,学术界普遍使用Cronbach Alpha技术或“α系数”是目前常用的信度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公式中,K表示量表中题项的总数;σt2表示第i题得分的题内方差;σT2表示总得分的方差。

一般认为,α值大于0.9为高水平,0.8-0.9为中高水平,α值在0.7以上问卷的可信度较高,α值0.6以上为可接受水平,0.6以下为不可接受水平,等于或小于0.6的值表明内部一致性信度不令人满意(德威利斯,2004)[8]。

通过信度分析可发现,经分辨力测试保留下来的顾客类型甄别量表的10个题项中有部分语句的存在将影响到整个量表的一致性与稳定性。为了进一步使量表的信度提高,逐步剔除了影响量表信度的题项,最后得到量表的信度Alpha值为0.7506,达到了较令人满意的水平。

最终保留下来的信度较高的6项语句具体如表2所示。

通过仔细考察这6项语句,可以发现它们都是明显地对推销员采取心理防卫的题项,是典型的防卫型顾客购买心态,如果在这六个题项上得分较高,则意味着该顾客类型为防卫型顾客,如果得分较低,则意味着该顾客是属于非防卫型。

对于推销员类型(强力型与技术型),一般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推销员风格较有公认(吴建安,2006;周琼,2005)[9][10],因此在正式的实验中,直接引用了对推销员类型描述的情景材料。

在编制顾客购买合作意愿量表时,其描述语句都是试图测试被试作为一名“顾客”与强力型、技术型推销员接触时的合作倾向。顾客的合作倾向(因变量)是一个多维概念,在实验时采了用八个5点量表,即愿意购买其产品、欣赏其推销风格、认为其具有高的推销业绩、希望给予介绍产品、愿意打交道、愿意介绍给朋友、可以相信、可以认同这八个方面。由相同语句组成的该量表中,均采用正向记分方法,即得分越高,表明顾客愿意与指定的推销员接触的意愿就越强,推销员完成任务的可能性也越大。经过信度分析,该量表的Alpha值为0.8638,已达到信度系数的较高水平,表明该量表具有高的稳定性与一致性。

三、研究假设

布莱克和蒙顿发现,当强力型推销员遇到防卫型顾客时可能完成任务,也有可能不能完成任务,而技术型推销员遇到防卫型顾客时不能完成任务。由此,可以提出如下推测:

H1a:防卫型顾客对强力型与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有显著差异。

应当指出,在这里将顾客分为防卫型与非防卫型这两种类型,这有利于本研究主题的针对性。布莱克和蒙顿在推销方格与顾客方格匹配关系中解释,强力型、技术型推销员分别与防卫型顾客接触时,前者(强力型)完成任务的可能性要高于后者(技术型)。然而,根据西方学者的数据统计,技术型推销员完成任务的可能性高于强力型推销员,实际生活中,人们是不愿意被他人左右自己的购买的,尤其作为一名防卫型顾客,他们在感觉到高压时会认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恼怒,强力型推销员比技术型推销员更容易引起反感,综合上述推测,可得到如下假设:

H1b:防卫型顾客对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高于强力型推销员。

布莱克和蒙顿推出的推销方格与顾客方格匹配关系显示,非防卫型顾客,即其他典型4种顾客类型对强力型和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相同,由此可以得到如下假设:

H2:非防卫型顾客对强力型和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无显著差异。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在预试的基础上,正式实验采用等距抽样法在学生寝室共发放110份问卷,填答后由访问员当即收回,剔除填答不全和有明显逻辑错误者,共获有效问卷为96份。 通过正态性检验(P-P图),在验证了被试均来自正态总体之后,首先对顾客的防卫心理求其均值,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平均被试在防卫心理量表得分均值上的差别,来区分出防卫型顾客与非防卫型顾客。通过对数据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在进行检验时设置了一个中间值(3分),因为顾客防卫量表是设计为5分的等距量表,中间值3分代表着被试的不确定状态。因此将高于此值的被试归为防卫型顾客,将小于3的值被试归为非防卫型顾客。结果发现,防卫型顾客为28人,非防卫型顾客为62人。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注:另有6人其防卫心理值得分均值恰好为3分,因此无法将其归为任一类型

经方差齐性检验(Levine检验)结果显示,F值为2.32,显著性概率为p=0.132>0.05,表明两组数据方差差异不显著。T值为13.01,P=0.000<0.01,由此可见,防卫型与非防卫型顾客的防卫心理均值具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两种不同类型的顾客在对待推销员的防卫态度上,具有明显的不同。

假设H1a提出,防卫型顾客对强力型与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有显著差异。

该假设要得到的结果是防卫型顾客在遇到强力型、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得分上的异同。因此需要对该假设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防卫型顾客数量为28人,防卫型顾客对强力型和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均值分别为2.116和3.438,两者间相差1.32分,经T检验表明,t=10.38,p=0.000<0.01,因此可以认为防卫型顾客对强力型与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有显著差异。

假设H1b提出,防卫型顾客对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高于强力型推销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见到,防卫型顾客对强力型推销员和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分别为2.116和3.438,且两者有显著差异。但这还不足以表明防卫型顾客“更愿意”与技术型推销员合作或“更不愿意”与强力型推销员合作。而如果防卫型顾客对于两种不同风格推销员的购买意愿均是负向的,那么该假设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例如,消费者对技术型和强力型两类推销员都不感兴趣,只不过尤其厌恶强力型,则两者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并无现实意义。因此,为了检验防卫型顾客对两种不同推销员的购买意愿是正的还是负的,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单样本T检验,将防卫型顾客的购买意愿得分与指定的检测值进行比较。

通过与设置的中间状态(3分)相比较,检验的结果是t值分别为7.90(p<0.001)和3.57(p<0.01),表明防卫型顾客对技术型推销员有正面的购买意愿,而对强力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则是负面的,由此可以验证该假设成立。

假设H2认为,非防卫型顾客对强力型和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无显著差异。

按照推销方格理论的解释,当技术型和强力型推销员遇到除防卫型以外的其他各类非防卫型顾客时,其推销成功的机遇大致相当(见表2)。利用现有数据,进一步对这一预测进行了检验,以非防卫型顾客在遇到强力型、技术型推销员购买意愿得分均值为准,检验其差异。这样做的内在逻辑是:由于非防卫型顾客相对而言其对推销防范心理较轻,则无论是技术型或强力型推销员在面对他们是时都有成功的机会,因此这类顾客对于这两类不同的推销员其在合作意愿上应当大致相当,换言之,此两者应无统计学上的差异。因此我们对该假设仍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验证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非防卫型顾客对技术型和强力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均值分别为3.444和2.309,两组均值之间的相差为1.14分,t=9.71其显著性概率为p=0.000<0.001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非防卫型顾客”对强力型与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仍然具有显著差异,假设H2不成立。这一结果表明:即使顾客并不具有很强的防卫心理,但这部分顾客也仍然更愿意同技术型推销员打交道。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是“非防卫型顾客”并不是与防卫型顾客恰好相反的顾客,实际上这是其他四种顾客类型,即软心肠型、漠不关心型、干练型、寻求答案型的综合群体。因此这四种顾客类型的构成比例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该假设验证。另一种可能是,在推销方格理论中仍然存有问题,也许更符合实际的情况是:不论顾客属于何种类型,其对于强力推销者都是反感的,因此相对而言都更愿意与技术型推销员合作,技术型推销员无论如何都更优于强力型推销员。但由于受研究条件所限,暂无法更进一步地验证这一推测。

五、结论和建议

综上对不同风格的推销员在推销过程中,如何接触防卫型顾客有不少启示。(1)防卫型顾客对强力型与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有显著差异并且与技术型推销员具备正向合作倾向,而对强力型推销员形成消极回避倾向。由此说明,当强力型推销员遇到防卫型顾客时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将会低于技术型推销员。(2)非防卫型顾客群体中,尽管其构成子类型较多,但也体现出更愿意与技术型推销员合作的倾向,因此可以认为技术型推销员总体上应优于强力型推销员;(3)企业在推销员培训工作中,应注重对强力型推销员的训导,促使其改变自己的推销风格。因为防卫型顾客本身就对推销员已经有防御心理,若再加上高压式推销手段,将进一步加强其防卫心理,建立一座自我保护墙,加速成交的失败率,即使遇到非防卫型顾客,其结果仍然不如技术型理想。(4)虽然技术型推销员完成任务的可能性较强力型高,但还需更努力为顾客的实际需要着想,这样会大大地提高成交率。尤其是作为最难交涉的防卫型顾客,推销员在遇到此类顾客时,应先不要忙于推销,而应先消除其防卫心理,再开始进行推销产品。

另外建议对推销方格与顾客方格匹配关系的结论进行适当修改。即表2标注的椭圆域的结论进行对换,在强力型推销员风格与防卫型顾客的交叉方格中应为“×”,而技术型推销员与防卫型顾客交叉方格中应为“⊙”,以示技术型推销员在此领域优于强力型之意, 至于两者对“非防卫型”顾客的关系到底何者为优,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实验的局限:(1)由于篇幅、时间和精力上有限,并没能对其他匹配关系进行讨论,以检验和发展推销方格理论。(2)样本的代表性问题。此次研究被试均来自西南某大学的学生群体,因此导致结论具有一定的外延局限性。(3)实验条件方面的不足。因为设计的阅读情景材料是一种书面化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实际推销场景中进行实验,被试只能靠自己的主观感受来填写量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实验的效度。

尽管存在着上述局限性,笔者重在尝试检验和发展销售方格理论,研究防卫型顾客与强力型以及技术型这两类推销员的匹配关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些研究结果还是具有客观性和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后续的研究,似可以再继续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检验推销方格理论的其他匹配关系。例如,除了防卫型顾客外其他四种顾客类型对强力型与技术型推销员的购买意愿如何。其二,通过实际调查研究的方式获取统计数据,来考察各类型推销员实际的业绩表现等,以与西方学者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以得出在国内文化环境中更有意义的成果。

参考文献

[1]Grigorenko E.L,Sternberg RJ.Thinking styles.In:Saklofske D.H,Zeidner M.,ed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intelligence.Plenum Press:NewYork,1995:20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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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子明.消费者心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Holmes.T.L,Srivastava R,.Effects of Job Per-ceptions on Job Behaviors:Implications for SalesPerformance[J].Industrial marketingmanagement,2002,31(5):421-425.

[5]Park.J.E.,Holloway.B.B.,Adaptive sellingBehavior revisited: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learning orientation,sales performance,and jobsatisfaction[J].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saleManagement,2003,23(3):239-242

[6]Holmes,D.S.Projection as a defense mechanism[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78,85:677-688.

[7]Paulhus,D.L.,Fridhandler,B.,&Hayes,S.Psychological defense:Contemporary theory andresearch.In R.Hogan,J.Johnson,&S.Briggs(Eds.).Handbook of personality.NewYork:Academic Press,1997:544-580.

[8](美)德威利斯,魏勇刚.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9]吴建安,王旭,姜法奎,吴玲.现代推销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0]周琼,吴再芳.商务谈判与推销技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合作倾向性 篇2

尊敬的XXX:

今年以来,XXX按照XXX关于开展倾向性问题专项整治的指示要求,注重教育固根本,严查问题敢较真,狠抓整改重养成,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是以大事大抓的态势,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党委统揽。党委全盘筹划专项整治工作,制定实施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3次召开专题会议,将专项整治工作纳入每月的党委会议议题,及时分析研究专项整治阶段性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薄弱环节,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确保了专项整治工作常抓、常议和持续推进。坚持主官主抓。两名主官加强对专项整治进展情况的跟踪督导,一有问题及时在交班会、组织生活会、办公会、党委会等时机指出。坚持纪委协调。新班子调整到位后,XXX立即召开了干部职工党员大会,选举增补了纪委成员,抓好专项整治具体事务的协调。坚持部门合力。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召开机关职能部门协调会,分解整治任务,明确整治重点、完成时限、标准要求、牵头单位和责任部门,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人抓。

二是以较真碰硬的决心,狠抓整改落实。一是立言立行作表率。通过主官带班子、科长带干部、干部带职工的方式,形成上下互动、整体联动查找问题的良好局面。XXX名干部职工都写出了书面承诺书,对照八个方面问题进行自查自纠,逐个进行民主评议,制定个人整改措施并公示,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二是深化教育筑防线。深入开展“XXX教育”活动,落实XXX每月一次法纪教育,结合实际搞好自主教育,不断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和法纪防线。三是严查问题重纠治。采取个人自评、民主测议、领导点评等方式,查找问题不留情面,对问题整改保持不间断地跟踪点评,有效解决了XXX问题;“两个以外”人员脱离管控,不报告行踪,不接听电话问题;车辆在城区使用派遣不规范的问题;坚决杜绝了违规开车、违规喝酒、收受钱物等问题的发生。

三是以内外结合的方法,确保整治效果。为防止专项整治流于形式,浮在面上,XXX采取内外结合、标本兼治的方法,确保整治取得实效。对内XXX把XXXX成果转化与专项整治相结合,确保专项整治长抓不懈;把专项整治与机关科室业务工作相结合,确保专项整治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对外以督导检查组到XXX的督查为契机,发挥“镜子效应”,照出自身没发觉和没注意到的“污痕”,及时整改落实,加强与XX县纪委、乡镇党委政府、交警支队等相关单位的联系,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XXX倾向性问题整治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效果,近年来也没有发生违规违纪问题,但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还存在不足:

一是思想上的“满”。还有少部分人员在思想上对开展倾向性问题专项整治还不够重视,存在骄傲自满、盲目乐观的思想,认为专项整治跟自己关系不大,自信能够管好自己不出问题,对XXX提出的八个方面问题警惕性还不够高。

二是行动上的“缓”。具体表现在有的同志落实党委工作要求不坚决,思想上麻痹,行动上拖沓,甚至要多次强调督促;有的同志,领导推一推、动一动,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缺乏;还有的同志工作标准不够高,只满足于不出问题,不被领导批评,事业心、责任感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是制度上的“短”。有短期的阶段性、突击性的专项整治措施和针对已发现问题的具体整改措施,但缺少形势分析、检查督导、责任追究等相应的长效机制。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同志还存在“抓过了,松口气”的思想,长期抓、反复抓的意识树得还不牢。

为进一步抓好整治,增强实效,下一步XXX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教育引导。进一步深入持续开展“XXX教育”活动,落实XXXX教育,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为统领,以党的成就鼓舞人心,以党的纪律约束行为,以党的目标统一行动。XXX工作开始前,开展一次专题廉政教育,为XXX划准“警戒线”、找准“雷区”,打好“预防针”。

二是强化监督检查。对县城附近主要餐馆、娱乐场所进行定期走访,密切与交警部门协调联系,向基层发放调查问卷,接受外部信息反馈,加强对违规喝酒、出入不健康场所、违规用车驾车等问题的社会监督;组织一次干部职工家庭走访,重点了解掌握所属人员“两个以外”活动情况,加强家庭监督;年底在XXX机关党支部民主生活会上,组织一次倾向性问题个人整改情况民主评议,严格落实奖惩措施,加强内部监督。

浅析教师评语的倾向性 篇3

关键词:恰当;表扬;鼓励;批评;简练;亲切;千篇一律;因人而异

教师评语是教学评价的一个方面,经常是在学期末对学生整个学年表现的整体评价,因此,学生十分关注,甚至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教师评语比考试的分数更为重要,它包括评价学生的成绩、学习的态度、思想是否积极以及教师的期望等等。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对学生做出恰当的评价?评价的语言是倾向于表扬、鼓励,还是倾向于批评呢?

无数教学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一份富有激励性、赞赏性的教师评语可以拉近教师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可以成为他们发奋学习、创造性地发挥自己潜能的巨大动力和精神支柱。因此,我认为,教师评语应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教师评语语言简练、语气亲切

小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很能理解含蓄和富有深层含义的语句,因此,教师评语应做到直白、亲切、通俗易懂,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例如,“你聪明伶俐,是守纪律的模范,学习中的佼佼者,没有老师会不喜欢你,我衷心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用你的认真劲儿加上你的聪明劲儿,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十分出色好学生。”

二、教师评语要倾向于表扬和鼓励,适当进行批评

事实证明,以表扬和鼓励为主的评语能催人上进,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但鉴于小学生自制力较差,面对老师的一味表扬会使他们忘乎所以,不会看到和改掉自己身上的缺点和不足,因此,针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应适当进行批评,可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这样,既能使学生清楚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也使学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目标。

三、教师评语不能千篇一律,应因人而异

教师评语针对的是不同性格及不同表现结果的人,所以要因人而异。对于那些胆小、内向、没有自信的学生,评语应多表扬,关注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使他们感觉到老师时刻都在关注自己;但对于那些学习好但品行不好的学生,评语一定要要求严格,语气稍严肃。总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解决,切忌千篇一律,套用格式,以避免教师评语失去它应有的作用。

教师评语,涵盖了每个学生的性格特征,这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我相信,只要教师肯下功夫,一定会用精辟的语言反映出更多的信息,发挥出教师评语的巨大作用。

合作倾向性 篇4

工作伦理是一种员工的价值观, 喜欢工作本身, 相信努力工作会取得成功等积极的信念, 基于这种信念, 许多研究发现, 工作伦理高的员工与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投入、建言行为等行为呈正相关, 与社会惰化、反生产力行为以及工作偏差行为呈负相关。基于这些研究发现, 企业倾向于招聘工作伦理高的员工。但是也有研究通过博弈论的方法对工作伦理和合作竞争态度进行研究, 发现工作伦理高的人倾向于采取竞争态度, 他们相信个人的努力, 但对于合作中需要两者共同努力, 协作创新, 对合作的成功产生疑虑。基于当下合作创新环境中, 工作伦理高的人是否愿意与同事合作, 资源共享, 也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新的方向。该研究主要通过理论分析探讨工作伦理与员工合作倾向之间的关系。

1员工合作相关研究

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齐心协力、相互配合, 以促成共同目标实现的心理过程。在组织中, 员工合作是基于对组织目标有共同的认识, 愿意与同事共同努力、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协力实现目标的意愿。在这合作过程中合作各方都是基于资源互补, 该研究侧重于员工的合作倾向, 对于合作与成功之间的信念。Mead在研究合作中, 强调参与者对于共同目标认可以及合作的合作动机, 而不是研究具体参与到某项合作行为的显性模式[2]。使用合作与竞争的概念来代表不同团体、不同模式的心理动机。绝大部分关于合作的研究偏重于个体、团队或组织, 为共同的利益以及目标在合作中相互影响逐步形成心理关系的过程或行为。但以往的合作都是基于静态的研究, Ring&Van de Ven将合作的定义进一步动态化, 包括了个体继续维持合作关系的意愿[3]。

作为企业提升创新的重要方式, 员工合作是组织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有效的合作下, 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以及降低员工之间的冲突[4]。在此基础上, Tjosvold提出了相互依赖模型, 并认为共同的愿景、文化的支持、平等性奖励机制会带来合作性的互动。后续研究中, 学者们陆续发现个人正面情感、公平性认知、互惠的规范、不确定性、个人对团队的认同、相互认同会不同程度影响合作行为。

2工作伦理相关研究

2.1工作伦理

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个提出工作伦理的概念。费瑟在研究中指出工作伦理的特征为勤奋、节俭、禁欲主义和理性主义。巴哈施将工作伦理的3个核心特征归纳为:一是工作本身是目标, 希望获得物质奖赏;二是对工作满意并努力, 以自己高水平的工作技能为荣;三是对工作忠诚、服从、守时、勤奋。Mudrack和Mason将工作伦理定义为依附于工作的一种价值观念, 具有先天的“正确性亦或是廉直性”。工作伦理包括努力工作和禁欲, 他们倾向于持续努力奋斗, 忠诚地效力于组织, 接受高负荷的工作任务, 满意于自己的工作经历, 渴望成功。麦克莱兰将工作伦理引入到心理学, 提出高成就动机的人倾向于与同事竞争而不是合作。由高成就动机的成员组成的团队不大可能进行信息共享和相互指导, 而这种合作行为的缺乏导致团队整体绩效的下降。

2.2工作伦理的维度与测量

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工作伦理是一个多维度变量, 但对于维度的确定并不一致。Furnham将工作伦理划分为5个维度:独立于他人、禁欲主义、对休闲的态度、信奉宗教和道德、努力工作。Tang在研究中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将工作伦理划分为内部控制、勤奋地工作、禁欲和反对娱乐。张苏串所采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努力工作是首善、成功出自勤奋、禁欲、内在控制这4个维度。

3工作伦理与员工合作倾向的关系

驱动理论指出人的行为会受到动机的驱动。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下, 麦克莱兰等人指出员工工作的动机主要分为成就动机、权力动机和亲和动机3种。成就动机是激发个体对成就感到自豪, 追求卓越、争取成功的动机, 权力动机是驱动个体影响和控制他人欲望的动机, 亲和动机是影响个体最关注与他人或群体关系的动机, 这3种动机由不同的需要引发, 激发员工在工作中的方向、水平和毅力, 从而实现自我的需求, 这背后也隐藏的是驱动员工实现动机的欲望。成就动机、权力动机和亲和动机高的人, 其合作倾向是不同的。高成就动机的人倾向于与同事竞争而不是合作。由高成就动机的成员组成的团队不大可能进行信息共享和相互指导, 而这种合作行为的缺乏导致团队整体绩效的下降, 亲和动机高的人喜欢被其他人喜爱和接受, 他们具有较高的合群动机, 努力寻求友爱, 喜欢合作性而非竞争性的环境, 渴望有高度相互理解的关系, 而权力动机高的人喜欢承担责任, 努力影响他人, 喜欢处于竞争的和重视地位的环境。工作伦理高的员工有更高的成就动机, 他们认为努力工作会取得成功, 并希望获得相应的物质需求, 那么基于前面的分析可知, 工作伦理中的成功出自勤奋的维度与员工的合作倾向是负相关。因此, 该研究认为成功出自勤奋与员工合作倾向关系呈负相关。

摘要:该研究试图探讨员工工作伦理与其合作倾向的关系, 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并对工作伦理高的员工所受到的肯定提出了挑战, 得出结论是工作伦理对员工合作倾向有负向预测作用, 即具有较强工作伦理的个体不愿意进行合作行为。

关键词:工作伦理,员工合作,驱动理论,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1]Mead M.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primitive people[M].Boston:Beacon, 1976.

[2]Tjosvold D, Andrews I R, Jones H.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periors and subordinates[J].Human Relations, 1983 (36) :1111-1124.

[3]Tjosvold D.Organizational test of goal linkage theory[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Behaviour, 1986 (7) :77-88.

现实主义倾向性的历史演进 篇5

摘 要: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经历了“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这三个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演进过程中的这三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中倾向性的分析和研究,归纳总结出 “现实主义”范畴在宏观上的历史演进进程。

关键词:现实主义 倾向性 历史演进

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范畴在发展变化中出现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革命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要求文学创作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作家对现实的态度: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以实现文学表现生活、干预生活的社会作用。“倾向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批判性”可以说是现实主义深化创作主题的必由之路,是“作家主观的政治理想、思想观念、审美欲望的表达和诉求”。[1]革命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文学都包含着作家的“倾向性”与“批判性”这一现实主义的范畴内涵,但是它们各自的表现形态却有一定的差异,下面对其逐一论述:

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倾向性主要体现在以歌颂时代、歌颂新人为主,辅之以对落后、错误、反动思想的批判这一基调上。在“肯定生活,肯定现实”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不是以现实的真实社会关系为出发点,而是过多的承担起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呼应的立场上,努力地将自己的主观态度与时代的政治诉求结合起来,“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2]无论在主题蕴涵还是在人物塑造上都以如何更好地表现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为依归。换言之,在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高度热切的主观希望是与时代政治的强烈诉求紧密结合的,“因而作家的主要任务不是‘表现自我,而是讴歌‘他者”,“不是‘宣扬自我,而是‘宣传革命”。[3]这几乎成为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共有的特点,在文艺的功利主义思想支配下,现实主义创作原本广阔的天地被无情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表现时代呼声、传达时代精神的政治诉求下,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激情往往演变为激进,歌颂往往演变为粉饰,拥护往往演变为服从,这一切都在无形中消解了现实主义范畴的倾向性内涵,使得艺术创作的“倾向性”实际成为对历史存在“真实性”的一种掩饰甚至歪曲。

作为对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刻意的反叛,新写实小说有意淡化了创作的“倾向性”,因此与革命现实主义小说大异其趣。新写实小说家们主动放弃了文学叙事的主观批判权利,而转向“零度写作”,尽可能地不介入作家的主观因素,以客观、冷静的笔触描写平淡无奇、琐屑庸常的生活以及平凡卑微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挣扎。有研究者指出:“它(新写实小说——引者注)基本上采取淡化主观批判断的客观显示生活本身的时间性流程的冷峻叙述方式,在文学的表达上尽量规避强烈的感情色彩,使叙述较多的呈现出富有张力的弹性状态。”[4]一些评论家认为,新写实小说家的“零度写作”姿态缺少一个作家应当具有的人文关怀,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在我看来,新写实小说并没有放弃文学的终极价值判断,在表面上的“情感零度”之下,隐匿着的是作家对所描写的生活、所塑造的人物强烈的认同感,只不过这种倾向性不再像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也不像它们那样表现得直接外露而已。张德祥在《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一书中曾指出:“这种‘无判断的叙述恰恰具有一种反讽功能,达到穷形尽相,剔骨入髓的批判效果。”[5] 可以说,新写实小说家以表面的“零度写作”、原生态写作,同样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倾向性,即如池莉所言:“不为什么而写作,也就是为了一切而写作。”[6] 就此意义而言,新写实主义的“零度写作”这一“倾向”岂不也貌似无情却有情吗?

在现实主义的“倾向性”这一维度上,新现实主义小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特点。“过去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充满激情(无情的揭示、尖锐的批评、深沉的反思、愤怒的呐喊、热情的呼唤……);现在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则表现得更为清醒、理智与冷峻。”[7]新现实主义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同时又对新写实小说的“零度写作”进行了改造,在如何表现作家的倾向性问题上实具二者之所长。新现实小说既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强调以写实性的态度反映社会转型大潮下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鲜明地表达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同时,新现实主义小说又强调用真实的、原生态的表达手法,生动细腻地描写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反对将作家对现实人生的认识与把握变成简单的时代政治诉求。对此,赫牧寰曾指出:“新现实主义文学在客观的叙述中张扬着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压抑性思考,对普通民众的痛苦与隐忍的理解和同情。”[8]杨立元在评价何申的创作时也认为:“在描述客观形态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人物复杂感情和内在世界矛盾冲突的开掘,并在客观叙述中融进情绪色彩。”[9]应该说,研究者上述看法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新现实主义小说在如何表现作家的主观价值判断上共有的特点。

由此可见,在现实主义范畴的倾向性内涵上,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鲜明强烈的歌颂性与批判性,到新写实创作那里则变为一种主体判断看似缺席的“零度写作”,而在新现实主义中,创作主体的倾向性既强烈外露又含蓄内敛,若隐若现,在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性的上述演变中,我们可以一窥现实主义范畴内涵的发展变化。

注释:

[1][8]赫牧寰:《现实、新写实、新现实——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三次流变》,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郭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3]许志英,邹恬:《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

[4]罗守让:《关于“新写实主义”小说》,娄底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

[5]张德祥:《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6]池莉:《池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7]董小玉:《论新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发展》,理论与写作,2001年,第1期。

[9]杨立元:《与新的山乡共脉动——何申小说的审美指向》,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煤的自燃倾向性浅析 篇6

煤是一种非均相的, 以有机物为主, 并含有无机物的矿物混合物, 它既是一种可燃物质, 又是一种自燃物质。当煤氧化所积蓄的热量无法向四周扩散而保留在煤堆中时, 如因不断氧化使温度升高到该种煤的燃点时, 就会发生自燃现象。这种由缓慢氧化而引起的煤炭自发的燃烧叫做煤炭的自燃。研究煤炭自燃规律首先要研究煤的内在自燃性, 目前定义煤内自燃性采用的技术述语是煤的自燃倾向性, 即关于煤炭自燃难易程度的本质属性, 以每克空气干燥基煤在常温、常压下的吸氧量作为分类的主指标[1]。

2 煤的吸氧量影响因素分析

决定煤是否容易自燃的最本质因素, 是煤的大分子结构的化学活性。一般认为, 煤的芳香结构的聚合度越高, 它的化学稳定性也越大, 对氧化的抵抗力也越大, 自燃的倾向也越小。水分和硫分等其它因素均为促使煤堆自燃发火的诱因[2]。

2.1 全硫对煤吸氧量的影响

全硫对煤吸氧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黄铁矿上, 黄铁矿氧化成为三氧化二铁及三氧化硫时能放出热量, 在有水分参加的情况下, 可形成硫酸, 它是很强的氧化剂, 更加速煤氧化, 促进煤自燃。全硫对煤吸氧量的影响分析如表1、图1所示。

在其它条件基本相同情况下, 煤的全硫越大, 吸氧量就越大。当全硫St, d在2.00%以下, 随着全硫增大, 煤吸氧量缓慢增大;当全硫St, d超过2.00%以后, 随着全硫增大, 煤的吸氧量迅速增大。

2.2 水分对煤吸氧量的影响

煤自热时, 发生的化学反应需要水分参加。煤中水分对其氧化速度影响很大, 水分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内在水分高的煤, 由于其孔隙度大而容易氧化;外在水分高的煤, 由于空气中的氧不易渗入到煤的内部孔隙中, 而不易氧化[3]。水分对煤吸氧量的影响分析如表2、图2所示。

在其它条件基本相同情况下, 煤中水分越大, 吸氧量就越大。当水分在10.00%以下, 随着水分增大, 煤吸氧量缓慢增大;当水分超过10.00%以后, 随着水分增大, 煤的吸氧量迅速增大。

2.3 真密度对煤吸氧量的影响

吸氧法测定的主要是物理吸氧量。物理吸附量主要与孔隙有关, 孔隙度越大, 其内表面积也越大, 可以吸附氧气的空间也就越大, 煤就越易自燃。根据煤的真密度和视密度可以计算出孔隙率, 吸氧量的计算主要体现在真密度上。真密度对煤吸氧量的影响分析如表3、图3所示。

在其它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煤的真密度越小, 吸氧量就越大。真密度与煤的变质程度有着对应关系, 煤的变质程度越低, 煤的真密度就越小, 煤也就越易自燃。

3 结语

煤炭自燃影响的因素很多, 作者结合实际检测数据, 分别从全硫、水分和真密度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所撰论文仅供同行参考。

参考文献

[1]GB/T20104-2006, 煤自燃倾向性色谱吸氧鉴定法[S].

[2]罗颖都, 刘恩庆.煤质及化验基础知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5.

浅谈煤的自燃倾向性 篇7

关键词:煤的自燃性倾向,着火点,煤矿安全

1 煤的自燃机理

破碎的煤炭及采空区中的遗煤接触空气后,氧化生热,当热量积聚、温度升高、超过临界温度时,最终导致着火,此种现象称为煤的自燃。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煤自燃的机理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些新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利用热分析技术研究煤自燃机理。(2)从煤的活化能入手研究煤自燃机理。(3)从煤分子结构模型入手研究煤的自燃机理。(4)从煤氧化学反应和表面反应热的角度研究煤自燃机理。(5)从煤岩相学角度研究煤的自燃机理。根据煤的氧化放热特性和实际开采条件,预测煤炭自燃发火危险性的技术主要有自燃倾向性预测法、综合评判预测法、统计经验法和数学模型预测法等。

2 煤自燃倾向性鉴定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动态物理吸附氧气的方法来鉴定煤自燃倾向性,即色谱吸氧鉴定法。该方法是以每克干煤在常温(30℃)、常压(101325Pa)下的物理吸附氧量作为分类的主指标,将煤的自燃倾向性等级分为容易自燃、自燃和不易自燃三类,具体鉴定方法和分类指标见文献。我国现行煤自燃倾向性鉴定方法显然不能够体现煤自燃的本质特性,表现在:

(1)我国现行煤炭自燃倾向性是一种间接的测试方法,并且还没有证据表明煤在某一温度点对氧的吸附能力同煤的自燃倾向性有必然的联系。煤物理吸附氧的能力与煤表面性质和孔隙结构相关,是煤物理特性的一种表现。同时,在低温环境下煤的吸氧量也不代表参加氧化反应的氧气量,参加氧化反应的氧量主要取决于煤体中具有氧化反应活性结构数目,也就是说煤自燃特性更多表现为煤化学特性。因此,只有对煤低温氧化特性的测试才能真正反应煤的自燃倾向性。(2)煤自燃过程不但有物理吸附氧,而且还包括更重要的煤与氧的化学吸附和化学反应过程。煤自燃最主要的原因是煤氧化过程释放的热量,并且热量不断积累导致煤体温度不断上升直至达到煤的着火点而自发燃烧起来。这一观点得到了所有学者的认同并形成定论。但是,我国现行煤炭自燃倾向性鉴定仅仅测试出煤在30℃时煤物理吸附氧量的大小来确定煤的自燃倾向性,根本体现不出煤自燃过程煤与氧的化学反应放热特性,并且国际上也没有采用这类鉴定方法。(3)我国现行煤自燃倾向性鉴定对不同煤种的分类标准不一样,即鉴定结果及其分类与煤种挂钩,如相同的物理吸附氧气量,要考虑是褐煤、烟煤或者无烟煤,是否是高硫煤等,采用双重标准,这也是缺乏科学依据,显然不能够统一度量煤的自燃倾向性的强弱,更不能够解释煤物理吸附氧能力与煤自燃倾向性之间的关系。无烟煤的自燃性一般较褐煤和烟煤低,但是大部分无烟煤的吸氧量反而较大,这就与该法的分类原则相矛盾。同时,煤物理吸附氧量是随温度而变化的,按照某一恒定温度(30℃)的吸附结果来判定煤的吸氧量大小也不够准确。

3 选择煤自燃倾向性鉴定指标需遵循的原则

在对煤自燃过程及表现特性进行分析,在对国内外煤自燃倾向性鉴定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煤自燃倾向性指标的选择应该遵循如下原则:(1)煤自燃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过程,煤自燃倾向性指标应该是与过程相关的量;(2)煤自燃过程关键的是其低温氧化阶段,即70~80℃以下阶段(实践中一般认为70℃左右煤就已经自燃了),因此煤自燃倾向性指标要能够反应出低温阶段氧化反应能力;(3)煤自燃过程主要是氧化反应,因此煤自燃倾向性指标应该能够体现出煤氧化反应能力的指标参数;(4)煤自燃倾向性是表征煤本身自燃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煤自燃倾向性指标应该不受煤自燃的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环境散热交换和外在水分的影响。

4 煤自燃倾向性测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他

(1)煤种较齐全。其中,储量与产量最大的为易自燃的长焰煤。易自燃煤和自燃煤的比例相当高,占50%左右;而从煤的实际产量比例看,远远大于该数字。因此,各矿区预防自燃发火的工作很重要,也很艰巨。此外,露天煤堆(煤矿煤场的煤堆与仓库煤堆)由于氧化也易自燃。(2)煤矸石山。煤矸中含大量碳质成分,多年堆积后,其中的碳质成分也能自燃。甘肃某大矿曾发生过矸子山爆炸事故。它是自燃后所形成的CO2与CO聚集,最后形成巨大内压发生爆炸,死伤多人。这是甘肃煤矿历史上的一起重大事故。(3)从2002年到2003年,各地区中、小煤矿均送来煤样进行自燃性倾向鉴定。这体现了煤矿安监局与各矿对煤矿安全的重视。但是,由于采样不典型、不规范,自采自送,很难说明其代表性。《煤矿安全规程》要求,生产矿井延深新水平时,必须对所有煤层的自燃性倾向进行鉴定。所以,煤的自燃性倾向鉴定要经常做,而不能一阵风。

研究煤炭自燃规律首先要研究煤的内在自燃性,目前定义煤内自燃性采用的技术述语是煤的自燃倾向性,即关于煤炭自燃难易程度的本质属性,以每克空气干燥基煤在常温、常压下的吸氧量作为分类的主指标。煤是一种非均相的,以有机物为主,并含有无机物的矿物混合物,它既是一种可燃物质,又是一种自燃物质。当煤氧化所积蓄的热量无法向四周扩散而保留在煤堆中时,如因不断氧化使温度升高到该种煤的燃点时,就会发生自燃现象。这种由缓慢氧化而引起的煤炭自发的燃烧叫做煤炭的自燃。由于影响煤氧化自燃的因素复杂,因此,控制煤的氧化自燃一直是煤矿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目前,人们的观念已从原有的“灭”转变到“防”上来,因此,研究煤的自燃倾向特征性指标的监测方法已受到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Zhou Fubao,Wang Deming.Directory of recenttesting methods for coals to spontaneous combustion[J].Journal of Fire Sciences,2007,22(2):91-96.

[2]秦书玉,赵书田,张永吉.煤矿井下内因火灾防治技术[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

[3]王省身,张国枢.矿井火灾防治[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7.

煤与瓦斯突出倾向性的数值模拟 篇8

1 煤与瓦斯突出的力学模型

煤与瓦斯突出工作面煤体受力不断变化的演变过程, 影响其发生的因素很多。煤层赋存条件及顶底板条件构成了顶板岩层—煤层—底板岩层力学体系。顶底板岩层是发生煤与瓦斯突出的边界条件, 在瓦斯突出中起到传递应力、积蓄能量的作用。存在构造的煤体是突出时破碎和抛出的主要对象, 该区域也是发生瓦斯突出必要的介质条件, 故把含有瓦斯突出煤体的煤层称为关键层。本文在综合假说和力学基础上提出了煤与瓦斯突出的关键层模型, 如图1所示。

2 模拟软件的选取

煤与瓦斯突出问题是典型的大变形和大转动问题。采用连续的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 则实现不了其的模拟效果, 因此选取离散元UDEC (Universal Distinct Element Code) 对煤与瓦斯突出倾向性进行数值模拟。

3 本构模型确定

本文采用摩尔———库伦模型。在进行数值模拟之前需要建立模拟模型, 根据前面的关键层模型, 建模尺寸为长350m宽83m, 假设构造煤体的尺寸长20m宽5m, 沿工作面方向宽为5m, 左边的距模型左边界245m, 其中构造煤体内的瓦斯应力为1MPa。视上覆岩层、煤层底板中各岩层为各向同性材料, 模型两侧边界限制水平位移, 底部边界限制竖直方向位移, 上部边界以均布载荷代替上覆岩重, 如图2所示。

4 参数选取

运行此模型所需的参数:密度、体积模量K、剪切模量G、内摩擦角、黏结力C、剪胀角和抗拉强度, 该模拟模型选取的力学参数见表1[1]。

5 模型模拟的数值分析

5.1 监测面

采煤工作面在推进过程中, 工作面前方的煤体受力情况不断变化, 为直观了解其推进过程中的应力场分布规律, 取距离工作面顺槽40m为监测线。

5.2 应力场分布规律

对上述模型的数值模拟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 本文仅选取了几个关键节点来反应突出倾向性的力学演变过程, 包括垂直应力等值线、煤岩破坏状态。工作面开切眼位于距离模型左边界120m处;开挖后, 煤岩体内应力重新分布。工作面顶板采取全部垮落法管理, 故在工作面推进过程中顶板会存在集中应力, 应力集中区分布于在工作面前方8m左右的地方, 应力集中程度很高, 应力集中系数最大值能达到4, 说明其受开挖的影响比较大。这与现场实际观测结果一致, 在未受开采影响的煤体中, 除了存在构造煤体, 完全处于原岩应力状态。在工作面前方的应力图中, 可以看到一个凹槽, 那是瓦斯应力削弱了原岩应力的结果。

当工作面推进至243m, 也就是离构造区域2m的时候, 构造煤体在应力集中和瓦斯应力的耦合作用, 发生了突出现象。

6 结束语

煤与瓦斯突出现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力学演变过程, 涉及固气耦合问题, 本文通过建立简化的煤与瓦斯突出数值模型, 对突出倾向性的演变过程从力学上了进行模拟分析, 结果与现场实践非常吻合。

摘要:本文利用离散元方法对煤与瓦斯突出动力现象进行了数值模拟, 分析了煤与瓦斯突出之前的煤体应力场的变化, 为防治其突出事故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煤与瓦斯突出,倾向性,数值模拟

参考文献

升温速率对煤炭自燃倾向性的影响 篇9

关键词:升温速率,煤炭自燃

煤炭自燃是造成矿井火灾的重要因素之一。寻找出影响煤炭自燃的因素至关重要而升温速率是影响煤炭自燃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升温速率对煤自燃倾向性的具体影响,不仅对国家的资源保护而且对煤矿安全及生产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了研究升温速率对煤炭自燃的影响,本文借助于数学处理方法,获取相应反应的动力学参数和反应机理。本文利用DSC200F3热流式差示扫描量热仪,得到了煤样在不同升温速率下的热重曲线,采用上热分析动力学Kissinger方法,求得活化能,根据线性回归曲线,并得出升温速率对煤炭自燃倾向性的规律,对预防煤炭自燃有一定的意义。

1 实验部分

实验仪器采用耐驰公司生产的DSC200F3热流式差示扫描量热仪;实验样品为淮北矿务集团的袁庄煤矿、冀中煤源的东庞煤矿、唐山矿务集团荆各庄煤样,地域分布中国安徽北部、河北南部及河北北部,煤样不同,避免了地域性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具有代表性。将三种煤样的样品质量分为20mg,粒径筛至100目~200目、200目以上。以氧气为载气,流量为5m L/min,氮气为20m L/min,升温速率采用2℃/min、4℃/min、6℃/min、8℃/min、10℃/min。测量范围:0m W~600m W;温度范围:-170℃~600℃;升温速率:0~100K/min;冷却速率:0~100K/min;温度精度:<0.1K(标准金属);热焓精度:<1%;可选冷却设备:压缩空气冷却,液氮、机械冷却。这三种煤的工业分析结果列于表1。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2.1 煤样自燃过程分析

本实验利用差式扫描量热仪,得到了不同的样品在不同升温速率下煤炭活化能的变化曲线,从而分析出升温速率对煤炭自燃倾向性的影响。由于该实验方法应当对煤样的热效能缺失进行补偿,从而保证对比环境不受温差和外界的热量影响,从而保证了其他因素的恒定,容易观察单一因素对煤炭自燃倾向性的影响。从而保证了实验的准确性。

2.2 热解反应动力学的分析

本实验采用Kissinger法是利用微分曲线的峰温值与升温速率的关系来进行动力学计算,该方法比较简单可靠。如公式(1)

和f(a)=(1-a)n得:

通过公式(4)可知,DSC曲线的最高温度和升温速率的比例关系,通过作图法由直线斜率求得活化能E。运用此方法对煤样自燃过程的动力学参数的求解结果如表2。

从计算结果可知,袁庄煤矿,东庞煤矿、荆各庄煤矿的煤样在同一升温速率如2(K/min)时的活化能是不同的,由表知在2(K/min)时袁庄煤矿的活化能是最大的,当其进行氧化自燃所需要的能量是最多的,这说明了它是这三种煤样里自燃最不容易的也反映了煤样内部的羟基-OH、苯酚、伯胺基团、羟基、烷基-CH2-CH3、醚键C-O-C、乙烯基团C=C双键含量很少,这与皖北平原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煤层生成条件有着密切关系。荆各庄煤矿的煤样活化能比袁庄的要小,最容易自燃的是活化能最小的东庞煤矿的煤。从表2可以得知,同一种煤样在不同升温速率下,煤炭的活化能是不同的,因此可知升温速率是影响煤炭自燃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以上可以得知使用活化能作为衡量煤炭自燃性的指标简单明了、便于进行分析和归类。

3 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差式扫描量热仪,对不同煤样在不同升温速率对袁庄煤矿,东庞煤矿、荆各庄煤矿的煤样进行了热分析研究可知升温速率是影响煤炭自燃的重要因素。计算结果表明,升温速率增加,煤的活化能增大。这对预防煤炭自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仲晓星.煤自燃倾向性的氧化动力学测试方法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08.

[2]王从陆,等.煤炭自燃倾向性试验研究及指标气体优选[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10:131-134+4.

小学生创造力倾向性的调查研究 篇10

本研究选择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小学生创造力的倾向性发展特征做一个具体的研究。希望能对小学生创造力倾向性发展特征有较详尽的描述,以期为小学生的发展和教育提供科学依据,在客观上起到培养人才和发展人才的作用。

2 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2.1 被试选择

本研究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某普通小学选取了645名智力正常的小学生作为被试,男生352人,女生293人-样本分布为:四年级:31人,男生136人,女生95人;五年级200人,男、女生各100人;六年级214人,男生116人,女生98人。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CMQ量表(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沃建中博士设计)中创造性思维倾向性测试部分。创造性思维倾向性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冒险、好奇、想像、挑战。每个维度有四个测试题,提供五种选择: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被试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为接近的答案。本量表信度达到满意程度,效度达到统一。

3 结果分析

3.1 小学生创造性思维中冒险倾向性的发展特点

小学生创造性思维中冒险倾向性的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

方差分析表明,年级与性别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0.747;p=0.474),年级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4.769,p=0.009),性别的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1.098,p=0.295)。进一步用LSD检验,年级主效应差异主要来源于四年级与六年级(p=0.003)。这说明随年龄的增长,冒险倾向性在不断增强。

3.2 小学生创造性思维中好奇倾向性的发展特点

小学生创造性思维中好奇倾向性的发展情况如表2所示。

方差分析表明,年级与性别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2.226;p=0.109),年级的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2.227,p=0.109),性别的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0.715,p=0.398)。这说明随年龄的增长,好奇倾向性没有明显变化。

3.3 小学生创造性思维中想像倾向性的发展特点

小学生创造性思维中想像倾向性的发展情况如表所示。

方差分析表明,年级与性别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0.952;p=0.387),年级的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2.722;p=0.067),性别的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0.518;p=0.472):这说明随年龄的增长,想像倾向性没有明显变化。

3.4 小学生创造性思维中挑战倾向性的发展特点

小学生创造性思维中挑战倾向性的发展情况如表4所示。

方差分析表明,年级与性别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951;p=0.143),年级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4.593;p=0.010),性别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9.651;p=0.002),用LSD进一步检验,年级主效应差异主要来源于四年级与六年级(p=0,004)。这说明随年龄的增长,挑战倾向性在不断增强。

4 讨论

4.1 冒险倾向性从调查结果看,4-6年级小学生创造力的冒险倾向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4年级时,女生低于男生,之后女生明显上升,到6年级达到最高水平:男生在4~5年级之间没有太大的变化,五年级之后开始上升,但六年级时仍低于女生?从而可见,小学生冒险的倾向性整体呈上升趋势,女生上升速度明显高于男生,但性别差异不显著。

分析:4~6年级的儿童在小学的学习过程中,不断理解和掌握人类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经验、基本技能和行为规范,同时,儿童的各种心理过程的有意性和抽象概括性也随之获得发展:通过学习活动,儿童逐步掌握读、写、算这些最基本的知识技能,掌握了大量的间接的知识经验,学会通过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来掌握概念,学会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逻辑判断和推理、论证,这些大大促进了儿童书面语言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此外,儿童一些比较稳定的个性倾向和品质也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些势必影响儿童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

在这一阶段,女生创造力的冒险倾向性的发展高于男生。这一方面是由于女孩比男孩早熟,懂事早,自尊心强,学习用功,学习态度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鼓舞了其获得更多的欲望,所以促进了她们创造力冒险倾向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小学学习任务和智力发展的任务与女性智力发展相一致,如女孩的语言能力强,机械和形象记忆好,也促进女生创造力的发展。

4.2 好奇倾向性

从调查结果来看,创造力的好奇倾向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男生四年级时高于女生,稍有所发展至五年级,在五年级时已经低于女生,之后便呈下降趋势,六年级时反而与四年级时水平差不多。由此可见,女生创造力的好奇倾向性发展高于男生,但差异不显著。

分析:小学儿童的创造力除了在他们各科学习活动中得以表现和发展外,还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他们的各种校外、课外活动中。这些校外、课外活动通常具有知识性、科学性、实践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点,能使小学儿童的爱好、兴趣、才能、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这些校外、课外活动通常是以个人或一个课外活动小组的形式进行的,这本身就给小学儿童的创造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创造力的本质决定了创造活动必须是与众不同的,如果环境不容许超越“常规”,则创造性思维会受到抑制;如果环境鼓励创新,那么有创造力的小学儿童就不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就会感到心理上的自由,进而使创造性的活动和解决问题的独创性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从中获取乐趣。在校外和课外的活动中,小学儿童往往能积极思考各种感兴趣的问题,主动探索新的知识领域,在对问题的探索和独立思考中不断有所“发现”,从而产生新颖而独特的观念,进一步激发了小学儿童进一步探索的好奇欲望,使其创造力的好奇倾向性得到发展?因此,在今后的儿童创造力培养过程中,要加强这方面的内容。

4.3 想像倾向性

调查结果显示,创造力的想像倾向性,女生仍呈上升趋势,4~5年级时发展较缓慢,5~6年级发展速度非常快,六年级时达到较高水平。男生则有所不同,四年级时高于女生发展水平,但之后却呈下降趋势,五年级降至最低点后,又呈上升趋势,六年级时略高于四年级时的水平。

分析:儿童入学后,一方面,在教师的影响下,想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有意想像逐步发展并占主要地位。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常常要求儿童按照教学的目的进行符合教材内容的想像,这使得儿童想像的有意性、目的性迅速地增长起来。同时,小学儿童的想像逐步地符合客观现实,其概括性、逻辑性也有了初步的发展。这使得儿童原来在神话和童话中表现出来的想像兴趣向其他领域转移。另一方面,小学儿童想像的创造性有了较大的提高,不但再造想像更富有创造性成分,而且以独创性为特色的创造想像也日益发展起来。一般来说,小学低年级儿童的想像还和幼儿差不多,具有明显的复制、模仿的性质,而在中高年级儿童中,复制和简单再现的性质已明显减少,对表象的创造性改造日益明显和增多起来。有人在研究小学儿童作文中想像能力的发展中发现,一二年级儿童写人物的时候,必须以具体形象作为支柱,谈不到有什么创造;三四年级写人物的时候以真实为主,适当地加工修饰,有创造想像的因素;五六年级的儿童写人物的时候,表现出明显的创造力。不过,在本次调查中,创造力的想像倾向性的年龄差异不显著。

从男女差异来说,从学龄期起,女生智力开始明显优于男生。这种智力的性别差异表现在男女智力有不同的优势领域。一般地,女生较长于语言表达、知觉速度和形象思维,男生较长于空间、数学能力和逻辑思维。具体地说,在语言能力方面,女生在读、听、说、拼写、流畅性等方面占优势,男生在语言理解、言语推理、词汇上占优势。基于这些特点,给女生创造力的想像倾向提供了基础,使得女生在4~6年级这一阶段,创造力的想像倾向性明显高于男生,但差异不显著。

4.4 挑战倾向性

调查结果表明,创造力的挑战倾向性,总体来说呈上升趋势,但仍是女生明显高于男生。女生4~6年级一直呈较快的上升趋势。男生4~5年级基本没有什么变化,5~6年级稍稍有所上升,但与女生的水平有差异。

分析:这个年龄阶段的女生,除了学习成绩好以外,活动能力、组织能力等也都比男生强。班上的小干部大部分都是女生,较之男生,举止成熟,她们感到自己处处比男生强,没有什么自卑感。这诸多方面的优越感使得小学女生比男生更有能力、更有主见也更善于.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她们的挑战倾向性发展得也更迅速,而且远远超出男生的发展水平。在总体上来说,随年龄的增长,儿童创造力的挑战倾向性在不断增强。

5 研究结果对教育实践的启示

创造力的开发和培养是现代教育的根本任务,它不仅是个体完善发展的基础,同时更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创造力的研究和创造人才的培养。儿童创造力的开发涉及好多方面。学校是培养儿童创造力的基本教育途径,而教育者对儿童创造力培养的教育观点,学校的管理和班集体的建设以及培养儿童创造力所需的教师素质等都是其中基本的因素,对儿童创造力的培养产生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6 结论

6.1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创造力冒险倾向性的发展呈上升趋势,女生的发展速度略高于男生。

6.2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创造力好奇倾向性的发展女生呈上升趋势,男生五年级之后呈下降趋势。

6.3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创造力想像倾向性的发展女生呈上升趋势,五至六年级发展迅速。男生四至五年级呈下降趋势,五年级以后又得到较快的发展。

6.4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创造力挑战倾向性的发展呈上升趋势,但女生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男生,男生的发展非常缓慢。

在突发事件中把握新闻的倾向性 篇11

一、突发事件的特点

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 它既包括突发事件形态的多样化, 也包括对生命财产危害程度和社会影响范围的扩大。同时, 事件发展具有复杂的进程, 使之需要较长时间连续报道等等。其次, 传播速度快。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 网络技术的发达,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使全球何时何地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都能迅速传播, 目前部分地区媒体已经开始使用微博实况直播。一个地方一旦发生突发事件, 世界各大网站几乎可以立即把同一新闻迅速传开。

二、新闻报道时倾向性的偏差

首先, 乱设议程, 引发不良后果。设置议程是引导舆论的重要手段, 有时候议程设置得好, 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突发事件中的议程设置, 要慎之又慎, 考虑周全。否则就可能因为议程设置不当, 引发相反的后果。例如, 媒体在家乐福事件中, 疯狂设置各种议程, 以至于有些地方出现对家乐福超市围攻的暴力场面, 造成严重事态, 对当时营造奥运会的祥和气氛产生了不利影响。其次, 全景报道引发了导向偏差。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线。可以遵循“报道的全部是真的, 但真的不全部报道”的原则, 来对新闻题材进行取舍, 以确保正确的导向。如果不进行取舍, 直接进行全景式报道, 则会给读者的解读带来不利影响, 导致导向偏差。例如, 在5?12汶川地震中, 有些媒体真实再现灾民不堪回首的经历, 对灾民造成了第二次心理和人格上的伤害, 特别是有些媒体甚至是一天24小时进行全程报道。人们只要随便接触任何媒体, 几乎都是地震的报道, 甚至出现了一些地方受到地震威胁的谣言, 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再次, 过早定性, 引发信任危机。新闻讲究客观报道, 这是符合新闻的报道规律, 忌讳没有事实基础的议论。对于重大突发事件, 由于其突发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其结论往往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评判, 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而我国的媒体在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舆论引导时, 往往盲目过早定性, 其结果难以令人信服。最后, 低俗猎奇, 违反职业道德。有的记者为了博眼球, 在突发事件中, 或以低俗猎奇的方式, 或以煽情的手法报道新闻。例如在郭美美事件中, 从她的炫富表现开始, 记者便大肆宣扬她的生活方式, 引导人们对她的财富来源产生及人格产生神秘推测, 引导了社会的不良之风。

三、正确把握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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