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迷失（精选12篇）
文化迷失 篇1
随着住宅商品化改革, 城市住宅的兴建从本世纪伊始即得到飞速发展, 一方面原因是前几十年居住投入欠账所致, 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城市化的迅猛发展, 导致城市人口快速集中, 短期内对居住有着大量需求。这使得在建筑设计行业, 以往不受重视的居住建筑在近几年中往往成为设计业务的重头戏, 而且随着需求的变化, 产品也在不断升级, 种类在不断增加。由于住宅建筑量在一座城市中往往占有绝对优势, 因此它也往往真实反映出城市总体的物质水平和文化取向。
回顾近些年来在居住建筑方面的设计历程, 感到住宅设计绝不仅仅是楼盘、户型、管线、景观等等的单一技术问题, 国家政策、地方法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至堪舆风水、个人好恶等等, 都在或多或少地左右项目的进程。
居住建筑的风格走向与城市文化发展状态的关系
住宅风格如同时装一样也会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时尚。我们常会发现在二三线城市追捧的形式在一线城市已经过时或不受重视。城市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 人们的认识及环境条件往往对住宅风格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房改前, 住宅基本套用一种模式, 谈不上风格, 商品化后, 销售的压力同时鉴于当时的设计水平, 住宅在形式和风格主要以外来风格为蓝本, 反应对西方世界的憧憬。在北京有以珠江帝景为代表的欧式古典风格, 有罗马花园的港式建筑, 还有独树一帜的改良版如恋日家园。住宅在为人们描绘美好家园的时候普遍是以温馨的格调出现。但很少会考虑地域特点。
不到十年, 作为跻身国际化大都市行列的北京, 近年来对风格的要求已没有明显的束缚, 简洁的现代风格出现一种趋势, 就是色调上发生了变化, 灰色逐渐成为设计的主调, 这与城市传统不能说没有很大关联。青砖在中国沿用了两千年, 除了宫殿庙宇, 北京的住宅都是以灰色做主调, 现在人们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传统, 是对各种风格的尝试后对自己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发现砖灰、木色以及白墙最能反映中式居住色彩的本原, 北方的灰、南方的白加之自古以来的木质构件, 不仅调和了南北方的居住习俗, 也成为新中式居住文化的标准诠释。
当北京上海等城市在近几年中已跃升成国际化大都市, 中国的整体国力已成为可与世界谈判的砝码的时候, 文化的自信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归属于自己的天地。因此, 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即使居住在五星酒店仍然在怀念自己平常家的感情。人们短期会把酒店当做自己的家, 但没有人愿意真正舍弃自己的真情。中式风格的居住建筑已经成为高尚生活的代表, 从北京的观唐、北京湾到深圳万科第五园, 都在告诉世人, 这里可以实现文化与文明的更好契合。我们在四合上院 (与陈一峰工作室合作) 的项目中也进行了尝试, 考虑了与内城建筑风格的统一性, 希望成为传统居住文化延续的新载体。正如吴冠中先生介绍他的一幅南方民居的代表作时说:“它的构图是西方的, 但是情感是东方的。”
居住模式与居住文化的再发掘
不可否认, 多元的居住风格更适应现实社会大众和市场的需求。在更多的二三线城市, 人的心目中, 欧式风格仍是代表了尊贵与高档, 精致的线脚, 华丽的花园, 昂贵的石材, 使我们专注于高尚社区的打造。无怪乎我的法国同行在看到国内的欧式住宅也会惊诧我们做的比欧洲还欧洲, 但很难说出是哪个国家的风格。
在巴黎我曾经参观过我的老师Breiteman设计的居住社区, 这里有着与巴黎传统风格协调的古典形式, 他更注重细节的手段, 他介绍巴黎不同于罗马, 比如巴黎的住宅立面更多的是由不同的竖向分段拼接而成, 而罗马的往往是每个街坊即为一个完整的立面。在户型平面上, 不仅单元各不相同, 即使上下单元户型相似, 但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所分别。这是欧洲人对独立个性的突出表现, 其对生活的细腻追求可略见一斑。
同时, 在这里传统街坊得以延续, 原因是调研中巴黎的传统街坊仍然被许多人津津乐道, 一种解释是城市生活离不开都市的繁华, (城市居住不同于乡村, 安静是居住的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是能感受到城市的活力——可以理解为可以看到街道上的人) 。因此朝向庭院一侧设置卧室以获得安静, 朝向街道一侧设置起居以感受城市氛围。也许阴天较多的缘故, 他们并不太在意朝向。
延续文化, 继承传统, 应该说这对于我们的设计有很多借鉴意义。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街坊。在北京内城区, 已经出现了一些街坊式的居住建筑, 象早期的菊儿胡同, 和以后零散开发的街坊庭院如东城的官书院, 西城的绒线胡同改造。由于位于内城区, 这里成为许多外籍常驻人士首选的住所。菊儿胡同有难于推广的困惑, 而其他项目尽管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地回迁的容积率问题, 但由于东西向采光以及日照约束, 这种模式受到一定阻力。
事实上, 目前的住宅规范在日照方面的法规应该更多考虑区域条件限制与土地利用的平衡的关系, 很明显许多塔楼住宅北向采光很好但没有日照, 导致出现许多受欢迎但不合法的小户型, 规划部门也很难把握。东西向住宅在二三线城市不被接受, 是由于当地土地还没有昂贵到需要考虑建设东西向住宅的问题, 但在大城市的中心区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特别是当满足合理的自然采光, 通风可以通过技术解决的今天, 机械的日照分析不能被认为具有住宅设计的一票否决权, 而应当成为评判居住质量的必要参数。
在用地限制、高度限制、容积率一定, 成本核算之后, 街坊式布局几乎是设计中的唯一选择,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这是古今中外城市基本结构的唯一解。
居住建筑的大众文化属性
一直以来, 建筑师愿意把自己定位成自由职业者, 可以理解为他 (她) 不会隶属于任何固定的雇主, 不会受制于任何强迫的任务。特别是在上世纪初的大师们感召下,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建筑师们都有改变历史的豪迈情怀。他们自负、骄傲、固执, 以为自己的高学历, 高素质、高品位远在行外人士之上。但当住宅走向市场, 作为人人可参与的建筑类型, 居住建筑给了所有人发言权, 建筑师个人意志更多的是顺应市场的走向, 只有越贴近市场, 成功的几率越大, 生存的空间也越大。可以用电影作比较, 前卫的影片叫好不叫座, 只有商业片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 住宅项目是商业片, 成功的住宅项目就是商业大片。
在这些年从事的住宅项目中, 商业运作成为项目实施的主要形式, 而非商业模式的政府项目往往没有销售的压力缺乏精细的管理, 很多方面差强人意。在鄂尔多斯的几个住宅项目中, 杨家渠居住区作为移民安置区是由政府牵头, 开发商承建的项目, 方案受到政府和专家的一直好评, 并被认为可以作为示范小区在地方推广, 但在实施中, 作为非盈利的政府工程, 施工时间仓促, 成本大打折扣, 使许多图纸设计没有付诸实施, 尽管整体上保持了格局的完整风格的统一, 但在细节上还是留下诸多遗憾。
青岛李沧下王埠住宅以及东胜筠泰华府是与开发商配合较为密切的住宅项目, 前期磨合很长, 投入大量精力, 最终项目得到普遍认同, 后期销售就变得极为顺畅, 虽未完工, 但效果已初露端倪。
建筑师可以承受各种调整, 无论合理还是不合理的, 我们都可以做出判断给出反馈, 唯独风水是需要完全接受, 不容置疑的, 这很难令人苟同。在济南一个不大的项目中, 东西两侧条件相似, 风水先生提出西侧一定要高于东侧, 且西侧属金, 要立一口铜钟。立钟不难, 高度却是问题, 东侧依然达到规范阶段上的高度限制, 西侧再高是要付出更大代价的, 形式上还会打破平衡。作为受了多年科学体系教育之下的建筑师, 个人一贯以为风水是经验而非科学, 但绝不能成为迷信。其实我们也发现风水大师的结论与许多规划原理有着相同之处, 可以研究, 可以用来避害, 希望不能当做教条, 如果可以作为一种传统文化, 我们还是姑且接受吧。
从1998年住宅商品化改革开始, 是中国城市住宅发展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 也是住宅设计从摸索走向系统化的时期。设计上住宅真正摆脱了以类别为标准的束缚, 开始从使用者的角度去实现一种生活的理想, 作为有幸参与其中的建筑师, 深切体会到住宅具有比其他任何建筑都要突出的人文情怀, 比其他任何建筑都需细腻的周到思考, 比其他任何建筑对城市产生更为深层影响的文化内涵, 它作为城市最主要的载体, 既承载着生存的需要, 也承载着精神的寄托, 它改变着城市也延续着城市。
文化迷失 篇2
（一）继《越狱》之后，《迷失》，作为我真正打算认真看的第二部美剧，虽然目前刚刚把前两季看完，但我已经完全被它的故事吸引住了……
故事以一架从澳大利亚悉尼飞往美国洛杉矶的815航班坠落开始，几十名幸存者来到了一个无比神秘的小岛上，刚开始，他们因为价值观、种族、肤色、意识的差别，彼此间充满了猜疑、不信任甚至仇恨。但随着那个小岛上发生着越来越多复杂、神秘、诡异甚至危险的事情，这些幸存者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系统的、比较和谐的环境。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之间的情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故事也被逐渐地推向高潮！
日本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中迷失 篇3
美国作家、翻译家和电影研究专家唐纳德·里奇久居日本，长期从事日本文化宣传工作。但近来，里奇意外发现，自己的工作内容竟然经常成了向日本人解释日本文化。里奇在《新闻周刊》撰文说，日本在与西方发达国家融合过程中，也许有些“迷失自我”。
以前的世界早已陌生
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1953年执导的经典影片《东京物语》 ，讲述的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一个普通家庭中的寻常故事，这部电影曾打动一代又一代日本人，也曾打动世界各国的无数观众。
然而，对如今的许多日本年轻人来说，影片中描述的情景已十分陌生。“他们对当时的家庭模式知之甚少，因为在战后急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们赖以展开生活并寄托情感的传统家庭早已发生了变化。”里奇说，虽然年轻人仍可以理解电影中各种传统的尊称和敬语，但他们会对这些说法感到陌生，就好像这些词语来自一个“消失”的世界。“我必须重构日本传统的家庭模式，好让年轻人了解过去。”
2004年9月，里奇再次抵达日本后，脑海中还回想着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的场景。那时，日本似乎与西方世界有些“格格不入”:终身雇佣制度以及出奇稀少的律师和罪犯;警告人们当地社会阶层正在日渐分化的旅行指南;宣称日本渴望吸收世界文化，但却倔强保持着自身独特传统的各类媒体。可以说，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带有独特特质不同于西方的发达国家，是一个无法一下子融入欧洲社会的亚洲国家。
搬入新居后，里奇一家开始准备庆祝第一个在日本度过的节日:万圣节前夕日。里奇被数百个像西方孩子一样在万圣节前夕玩“不请客就捣蛋”游戏的孩子们以及节日当天身着奇异装束的人们所震惊，那是里奇第一次亲眼见到日本人“消化”外来习俗、欢迎外国人的巨大能力。
对于那些久居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人们来说，日本不再具备特别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在日本外的其他地方同样可以拥有熟悉的城市生活:类似的邮递员、类似的商店换季减价，类似的信用卡……而日本独到之处仅仅是难懂的语言。
同质的民族心理受到冲击
另一个让里奇感到惊奇的发现是外国移民，包括来自秘鲁、巴西等地有色人种与日本本土居民的高度融合。
里奇居住的小区超市里，日语水平不高的外国人会得到印度收银员的帮助;日籍菲律宾人开办的商店与其他日本人的商店并无二般；越来越多熟练掌握日语的美国和欧洲商人在日本寻找到大量商机。与此同时，日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索尼公司首席执行官霍华德·斯特林格、职业棒球经理人博比·瓦伦丁等国际要人不断提升着外国人在日本的形象。
尽管日本的移民人口仅占日本总人口的1%，比世界其他国家的移民人口要少，但移民对日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2003年，每20对日本新婚夫妻中就有1个外国人，在东京，10对新婚夫妻中就有1人来自其他国家。
日本号称大和民族，其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这种“集体本位主义”是日本近代崛起、现代迅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根源在于日本民族文化及心理上的同质性。但当代外国移民的不断融入，对这种同质的民族心理造成巨大影响。
不久前，东京的商业世界还似乎曾是一个仅对日本人开放的“俱乐部”。而今天，在许多情况下，外国人开始实际操作这个俱乐部。日益增多的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实力雄厚的外国移民，正在改变日本社会状况，并不断在挑战日本人“同质的民族心理”。
除经济领域外，外国人也开始逐渐取代日本人继承和发展日本传统文化。古色古香的“日式旅店”的女房东是被称作“穿和服的金发女子”的美国人;清酒是日本饮食文化的象征之一，然而，随着红酒和啤酒在日本国内的日渐流行，清酒对于日本年轻一代似乎已失去魅力，清酒产业的命运面临威胁。
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开始拒绝接受日本传统的“工作至上”观念，而加入日本的NEETs（不接受教育、工作或培训）一族。NEETs一族目前在日本大约有200万人，这一群体的出现在日本绝对是个新鲜事物。而在西方，从嬉皮士的年代至今都能找到类似NEETs一族的影子。
迷失自我
在英国居住的60岁传统木板印刷工匠戴维·斯通近日在报纸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头脑中的那些东西已经消失——并将一去不返——那就是属于日本的独特内容：习惯风俗、语言运用，甚至文化基础——日本的自然特性。一切都变得如此‘非日本’。”
总有一些人担心，日本人会被外来文化所腐蚀。他们担心国际化程度越高，民族特性也许就会越少。自19世纪明治维新以来，无数学者、政客就已哀叹过日本民族特性的日渐丧失。但当时日本文化的卫士们却从未曾像如今这样面对快速和广泛的社会变革。
批评家曾说，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市场改革“引进”了“非日本化”的贫富两极分化。近期出版的《朝日新闻》上，一个匿名的自民党成员说，全球化和市场改革严重削弱了日本家庭的关系，并消除了“地方社区间细微但不同的独特特性”。在一些人眼中，全球化甚至应承担从青少年染发到所有坏习惯形成的责任。
东京市场调查公司Hakuhoda生命和生活学院近期的一项调查指出，工作中与外国人相处“无障碍”的日本人，从1992年的40%上升到2004年的56%。同一时期，重视日本传统庆典和节日的日本人数量明显下降。比如，热衷“新年传统烹饪”的人数从86%下降到74%。同时，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庆祝圣诞节等西方节日。
这个世界充满讽刺。当日本变得越来越像世界其他国家时，寿司吧开遍全球，其他国家也同时越来越像日本。
就拿日本传统的相扑运动来讲，如今选择这项运动的日本年轻运动员人数在逐渐减少，而选择篮球或足球的运动员却在不断增加。这种趋势使相扑这项古老的日本传统运动面临“威胁”:爱沙尼亚、捷克、俄罗斯、保加利亚和蒙古等国的运动员早已对这项运动发出挑战，并逐渐开始在高级别上赢得胜利。日本相扑协会官员抱怨说，这结果是由于国际影响不断增加而造成的。然而，从某种角度来说，由于日本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相扑运动的持续发展却不得不依靠外国人的努力。
当然，也总有人在“拯救”文化。日本动画片导演宫崎骏执导的《千与千寻》（《Spirited Away》）曾获得奥斯卡奖。影片中，宫崎骏把日本神道教中的神和传说生动地放入了影片。宫崎骏说。在日本国内市场，《千与千寻》要比《泰坦尼克号》火得多。迪士尼公司也曾不惜花重金购买宫崎骏的电影在西方国家的播映权。也许这正是把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结果。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打开了东京的大门，谁会想到150年后，日本在追赶别人的同时，也许会有些“迷失自我”。但无论好坏，日本和西方彼此已不再陌生。
试论现代网球文化的迷失与重构 篇4
1.1、网球运动文化迷失的指向
对于制约我国网球运动发展问题的分析, 我国的研究人员有过多方面的思考。起初, 认为是我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少, 缺乏锻炼。为此, 国家投入大量经费, 提供更多的机会, 将运动员“送”出去参加比赛, 其结果是水平提高有限, 还受到了李娜对国家竞技体育体制的不满。之后, 研究人员又认为制约我国竞技网球运动发展的根源在于教练员的水平, 因此, 国家又高价聘请优秀的外籍教练员, 却又换来了彭帅要“单飞”的结果。在这一系列的调整过程中, 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我国网球运动员的体能、技战术虽然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运动员的个人情感、价值、责任和职业素养等方面却远不如发达国家的运动员。
究其原因, 我们一直是单纯在技术、战术方面找原因, 忽视了网球运动中的“育人”环节, 而这也是关系网球运动能否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网球的发展上, 如果我们只追求一些可以通过一定标准衡量的东西, 如技战术和体能等, 而对思想内涵与文化本质等这一深层次的内蕴置之不理, 将会加深思想文化现象的迷失, 使其处于更深的困境之中, 进而影响中国网球运动的长远、持续发展。
1.2、我国网球文化迷失的体现
(1) “金钱至上”思想。
近年来, 为了推动网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谋求更大的利益, 网球组织者们以高额的奖金和名利为手段, 招募了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这一方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中国女网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而, 国外运动员的高昂赞助、奖金收入也在冲击着中国运动员的思想。为此, 球员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在奖金方面, 要求有更合理的奖金发放政策, 要求获得更多的奖励;在服务方面, 要求国家提供专门的体能教练和外籍教练, 还要有高水平的科研团队为其训练和比赛服务。网球管理中心主任曾就此发表了“眼里只有钱、缺乏爱国精神”的公开讲话。可见, “金钱至上”思想作为一种物化现象的产物, 严重侵蚀着运动员的爱国主义理念和灵魂。
(2) “个人主义”思想。
我国竞技体育一直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 这也是我国竞技体育的文化特色。然而, 网球运动作为一种个体竞技项目, 职业化程度很高, 强调个体间自由对抗的培养, 而我国现行的是以集中制为主导的网球培养体制, 二者存在冲突。教练员和球员们为了追求好的成绩, 过度追求体能、技战术的训练, 忽视了思想意识层面的培养, 因此, 国家网管中心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整风运动。可见, 在中国网球女运动员骄人成绩的背后, “个人主义”同时也在侵蚀着球员们的思想。
(3) “金牌至上”思想。
随着中国体育的不断发展, 以爱国精神号召运动员拼搏、刻苦的体育感召力在“金牌”的诱惑下逐渐变得苍白无力, 很多人也因此迷失了自我。中国的竞技体育正在经历着以政府奖金来刺激球员竞争力的奖励机制的怪圈, 这无形中促进了“锦标主义”思潮的发展。其实, 金牌作为一种激励运动员超越、战胜的物化形式, 应该通过体育给人们一种“美”的享受, 但是今天人们多为金牌的表面所吸引。同样, 在网球运动中金牌也被视为成功的标志, 成为了教练员、球员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4) “人文教育”思想的缺失。
2007年我国网球大奖赛女单决赛中, 在比分落后于年轻小将的情况下, 彭帅因不满裁判员的多次误判而选择退出比赛, 并拒绝参加颁奖典礼, 导致组委会和现场观众的极度不满。在这种情况下, 这样的表现实在有失国手风度。然而, 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网球运动员表现出这种职业、道德素质缺失的现象, 因不满比赛规程而选择退赛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 生性好强的他们完全以自我荣辱为中心, 全然不顾教练和观众的意愿, 这恰恰反映出我国网球运动缺乏人文精神指导的现象。
1.3、我国网球文化迷失的根源
对于体育运动项目, 我们国家更注重的是技战术的训练, 奖项、荣誉是终极目标, 其他一切都成为了附属品。技术好就是成功, 技术不好就是失败, “锦标”、“体制”的枷锁使网球运动迷失了原来的“成人”意义, 使网球运动变得纯粹、冰冷和无情, 这些都成为我国网球运动发展的阻碍。相比之下, 西方国家的体育充满了“人情味”, 各项运动都是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而展开的。篮球是为了历练运动员的拼搏和协作精神, 足球是为了培养运动员的毅力和永不言败的勇气, 通过文化、教育的形式让运动员了解其中的含义, 懂得做人的意义。“成人”比“成功”更重要, 任何事情都不能在短时间内靠“催熟”的方式去解决, 网球运动也一样, 不能单纯的靠督促运动员夜以继日的练习作为训练的主要手段, 要把网球运动的“灵魂”传达给每一个热爱网球运动的人, 在人文主义的指导思想下, 去领会网球文化的意义以及网球运动带给人们的启示。
我国运动员培养体制也是造成我国网球运动缺失人文精神的一大根源。在“举国体制”下, 取得世界大赛的冠军是运动员的终极目标, 国家会统一调配有关力量, 从物质和精神双层面支持运动员的比赛。举国体制在我国经济不发达的时候较为普遍, 运动员以国家为支持力量, 享受国家的物质供给和补助, 以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作为回报。除了“举国体制”还有“单飞”制度, “单飞”的运动员相对更加自由, 可以自主选择训练和比赛, 但是不仅要自己支付教练的费用和训练费用, 还要向国家上缴一定的税费。“单飞”的运动员也要听从国家的安排, 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各种大赛。“单飞”更有利于运动员的发展, 这与我国的“举国体制”产生了矛盾, “举国体制”下培养出的运动员与职业运动员的价值观、事业观存在很大差别, 根本无法化解。
2、我国网球文化的重构
网球运动不仅是要向人们展示如何掌握运动的方法, 还要向 (人们传授它所承载的文化理念 , 它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运动 , 更是一种教育方式。通过网球训练的过程, 领会其中有形或无形的精神和内容。网球运动要想发展, 必须挖掘出其深层的文化内涵, 回归网球运动的本质, 结合我国的体育文化, 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网球文化。
首先, 我们在对网球运动员进行教育时, 要强调文化育人的本质属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 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也愈发的强烈, 使得大部分网球运动员在利益的诱惑下选择“单飞”, 所以, 在运动员进行日常训练过程中, 教练应强调网球运动的最终本质———文化育人, 以防当前社会主流意识下的为了发展技战术而不顾运动员应有的个人道德素质。体育的本质是为我国参与未来建设的青年群体而服务的, 所以说育人才是根本。作为体育教育者, 我们应把网球运动看成是传递礼仪文化的一种载体, 并以此来教育未来青年, 使其不断完善自身素养以及不断超越和挑战自己。唯有如此, 才能让运动员在进行网球运动时不偏离最初的目标。
其次, 不断强化网球运动的竞技精神。在网球训练中, 我们要鼓励运动员勇于挑战和不断超越自我, 向他们灌输网球运动内在的精神追求价值, 不断追求自己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 也要提倡网球运动员的精神品质及意志力特征, 不断催促他们向前发展。而当网球运动员过于专注比赛中个人利益的得失时, 必然会有一定的心理落差, 致使自己偏离原来的训练目标, 出现异化现象。因此, 我们应强调网球文化的重塑与回归, 弱化经济利益对网球运动员的心理影响, 强调其精神价值的追求。并以此来完善自身, 提高自我修养。
再次, 不断提高网球运动员及教练员的自我价值及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关于自我价值, 众多历史伟人都曾阐述过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自我价值应属人的高等精神追求。在当代物欲横流的经济社会, 人们常常以个人所占财富的多少来评定成功与否, 而对网球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育人本质的缺失, 必然是对体育精神的亵渎和不尊重。所以说, 尽管网球运动属于个体运动项目, 但依据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 我们应大力提倡网球运动中的不为名利, 只为崇高理想和思想境界而不断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
参考文献
[1]杨芳.对网球运动的社会文化审视[J].体育与科学, 2005 (2) .
[2]王宝金, 张军, 邱宏军.中国网球文化发展方向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 2008 (5) .
[3]薛岚.论球类运动的文化属性[J].体育与科学, 2006 (12) .
[4]王保金, 张军, 邱宏军.中国网球文化发展方向思考[J].体育文化刊, 2008 (5) .
[5]徐林江.浅析网球文化的历史分期及内涵[J].科学咨询 (科技·管理) , 2009 (6) .
迷失诗歌 篇5
在阴暗且安静的房间里煮一杯茶
在暴风雨来临前我折下了一朵绽放的茶花
窗边的我捧着那茶花望向窗外那个暴风雨的世界
风又大，雨又狂
茶树在风雨里飘摇，花瓣和着雨水散落了一地
此时绽放在我手心里的茶花有着怎样的心情
庆幸躲过了今次的暴风雨
后悔没有和它们风雨同舟
散落了一地的花瓣和着雨水泪水变成了春泥
你望着经历了风雨后的茶树清翠明艳
默默的选择日渐枯萎
一只白色的蝴蝶停留在你枯萎的`花瓣上整整一夜
第二天的黎明
它，死了
你枯萎的花瓣是因为你盛开过
它静止的翅膀代表它曾高飞过
在你盛开时它在你身边起舞
在你枯萎时它在你身边陪伴
睡了吧，睡了吧
文化迷失 篇6
5月底6月初，中国艺术界突然变得有点冷清。春和景明的日子里，大规模的当代艺术展览在数量上急剧减少，微博却逐渐热闹起来，而“威尼斯”成了毋庸置疑的关键词。一位艺术从业者在现场说：“威尼斯到处都是中国人，普通话几乎成为主要语言了。”
威尼斯双年展于6月1日至11月24日在意大利的水城举行，5月29日至31日是其预展时间。据统计，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是其百年历史上中国项目出现最多的一届。除了官方支持的中国馆一如既往地不吝惜空间派出了多达7位艺术家，由中国艺术家组成的大大小小平行展有近十个，包括评论家王林策划的“未曾出现的声音”、吕澎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奥利瓦策划的“历史之路”、艺术家张玮和喻高策展的“心·跳”、美术馆从业人员梁克刚等人策划的“无常之常”、肖戈策划的“大运河”，以及一个名为“文化·精神·生成”的独立项目，包括“重探”和“放大”两个群展部分……据悉，本次威尼斯双年展参展的中国艺术家达到数百人，其中仅王林策划的平行展“未曾出现的声音”就有150名艺术家参加。也有些艺术家推出了自己的个展，事实上，本次双年展主题展“百科宫殿”中就有来自中国大陆的阚萱、郭凤仪和来自中国香港的林雪之参与，其他国际性群展里的中国艺术家更是难以统计，比如艺术家展望和蔡国强都参与了与玻璃相关的展览Glassstress。甚至连肯尼亚国家馆里都涌入了8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或许正如喻高所说，“每个艺术家心中都有一泓威尼斯”。中国艺术家此番似乎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蜂拥至地中海北岸的这座岛屿。在西方世界陷入经济危机的惨淡阴云中时，中国艺术界以源源不绝的财力，租下威尼斯城里的大小空间。以这种“占领者的身份”，中国策展人希望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艺术一路走来的历史，更争相希望让他们能看到更多面的中国当代艺术。尽管展示者自身或许依旧常常陷于学术的困惑、抱团的吸力、资本的推搡中不能自已。
作为顶着最大名头的艺术双年展之一，这是一场学术之约，更是一场国家主义和商业主义的约会。当代艺术似乎从未逃脱这两者的影响，但也不能就此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资本喧嚣
商业、市场是围绕着威尼斯双年展的外部环境。实际上，100多年前早在双年展开办之初，培育现当代艺术的市场便是其重要目的。而在1968年之前，威尼斯一直设有销售办公室，帮助艺术家销售作品，并抽取10%的佣金，双年展和商业密不可分。直至1968年，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闹起革命反对双年展成为富人的游戏，双年展的董事会决定禁止在主场馆内进行销售。自此，双年展的取向日渐独立于市场趣味，后来发展出的主题展也奠定了其学术立场。
即便如此，资本始终是艺术界一只有力的推手。威尼斯双年展作出一个与商业刻意保持距离的姿态，却也“养肥”了与威尼斯相距不远、差不多同期举行的巴塞尔艺博会。不少艺术家在这里办展，隔周便出现在巴塞尔的柜台。而资本在整个双年展中仍然如影随形，各个国家馆、平行展的赞助商拥有很高的话语权，甚至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主题展也常常需要艺术家自行寻找赞助人，所以画廊等投资人也有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官方网站的布告栏里，张贴有166条场地出租信息。点开第一条出租方的官网，这一名为“波拉尼宫殿”（Palazzo Bollani）的3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赫然已被某两位中国艺术家租用。
“这个城市靠双年展挣钱，不断地搞双年展。”艺术家杨诘苍曾经参与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邀请的“广东快车”项目，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展览都是要付钱的，要租用他们（威尼斯方）的厅，租用房子，运输本身也很困难。我是负责打理‘广东快车’项目的。我们钱不够，我们就找中国的海运公司运到威尼斯。到了威尼斯，从展厅里都能看到我们的集装箱，但拿不出来。你拿出来的话，要通过他们提供的两个公司的其中一个，价格还是很贵。他们不开放，这个岛是他们的。最后开幕前两天，我们没办法，千方百计搞到了钱，把钱给了他们。”
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是世人对于水城的最深印象，而在杨诘苍的回忆里，这个半浮半沉于海上的都市，依然凭借艺术的魅力做着稳赚不赔的买卖。
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扎堆平行展现象，一方面是与威尼斯近年的经济状况有关，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国内资本对于艺术的关注日渐热切。自1993年以来多次来到威尼斯的艺术家方力均盛赞了资本在艺术推广上发挥的作用：“现在大家对当代艺术熟知和认可程度不一样，可能有很多钱用在这个上面，大家做起事来相对要方便一些。”
中国艺术家对于威尼斯双年展始终情有独钟，而威尼斯双年展确实曾经展现过其魔幻的魅力。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或许就是1964年劳申博格获得威尼斯双年展大奖，为美国艺术确立了世界地位。1993年，首批17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前往威尼斯双年展展出，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轰动。1999年，20位中国艺术家参展，其中蔡国强获得金狮奖，直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热潮。及至2000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逐渐兴起。威尼斯双年展可以说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变迁起到了重要作用。及至今日，中国艺术家依然对之趋之若鹜。
一些策展人为此专门策划了“历史之路”展览，并声称“市场问题就是文化问题”。
与这种面对市场的积极态度相仿，本次威尼斯双年展同样吸引到不少兴致高昂的金主。威尼斯双年展广泛的平行展，也自此成为资本竞逐的舞台——也许其学术水准各有参差，但毕竟，来到威尼斯，价格不菲——王林发表微博，否认了艺术家参加其展览需要支付费用，但承认艺术家需要提供自己的作品以供出资方收藏。
资本有其趋利性，然而，砸下高额资本未必定然能够得到匹配的回报。大多数艺术家都认同，威尼斯双年展是一个汇集艺术大腕、获得关注的合适地点。但在人头攒动的三天VIP日里，更多人只能走马观花，或者忙于交际，更毋论各场馆受到的关注度有天壤之别。
nlc202309020446
一位艺术家在威尼斯现场说：“排长队的有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馆。相比中国馆及中国的平行展门前比较冷清，都是自己人，很少有西方人来参与！”艺术家秦冲在VIP最后一天来到中国的两大平行展参观，总共就看到十几个人。
同样在现场的艺术家王庆松直接点出交通问题是平行展的软肋：“平行展的交通很不方便，经常等不到船，有几次想过去看朋友的展览，都没有成行，参观人数很少，仅仅靠广告是不够，达不到展览的效果。”
艺术评论家朱其此前根据经验认为，大部分参观者只会前往主题展和国家馆。因此即便来到热闹非凡的艺术圣地，如果场馆有限，或作品质量一般，便只可能收获落寞的结局。
也有评论界人士认为，此番中国艺术家大举前往威尼斯，可能与国内当代艺术市场不景气有关。事实上，在当代艺术领域，资本和艺术联系紧密。但在国外艺术界，也有不少艺术家倾向于对于滋养自身发展、发达的资本进行反思。
英国馆的参展艺术家是特纳奖得主、概念艺术家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他的作品《我们在金钱中饥饿而坐》画了维多利亚时期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一怒之下砸毁了俄罗斯巨富、收藏大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的豪华游轮。
而在俄罗斯馆内，瓦迪姆·扎哈罗夫（Vadim Zakharov）的作品《达娜厄》（Danae）基于宙斯变成金笼头勾引达娜厄的故事。展厅里，一个男人坐在高梁上吃坚果，而金币像泉水般洒落在地上。如果你是女性，就有机会站在透明伞下看到金币铺天盖地洒落下来。然后你被提醒将金币放回桶里，保持经济——奔溃——持续循环。
民俗机巧
主题展寄予了威尼斯双年展的学术理想，而国家馆虽然不以学术指标为衡量标准，但也成为威尼斯双年展独具特色，且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增补的艺术的国家代表制，也使得国家主义的思维深入渗透在威尼斯双年展的结构中。正所谓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艺术家是有国界的。按照人们的固有想法，每个国家自己选出来的艺术家常常展现了各自的国家身份和处境。
比如，欧元区的国家馆似乎展现出对于“钱”的关注。罗马尼亚馆似乎资金紧张到四壁空旷，5位艺术家利用各自的身体“唤起”过去双年展曾经展示的作品。在希腊馆播放着一部三个部分组成的关于金钱的影片，其中一个镜头是非洲移民推着超市手推车在街上走着寻找卖废金属的地方。这番表白不断提醒着人们，荷马的故乡依旧遭受着破产威胁。艺术家斯蒂芬诺斯·齐沃普洛斯（Stefanos Tsivopoulos）的这件作品《历史零时》（History Zero）“质疑金钱的价值”，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艺术评论人阿拉斯戴尔·苏克（Alastair Sooke）嘲笑说，“很难想象希腊政府卑躬屈膝向欧盟求助时敢于提出这类问题”。西班牙馆则陈列了一堆断壁残垣，活生生一幅衰落、废弃的景象，这般关于国家形象的自我投射恐怕也不会让他们的国王胡安·卡洛斯高兴。
威尼斯双年展常常被视作“艺术界的奥林匹克”，各个国家派出代表彼此竞争。作为艺术家个人而言或许更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得到学术上的认可，但作为国家群体而言更不愿意在此项展示中暴露不足，尽管这可能和当代艺术的反思精神背道而驰。
CNN采访了本次中国馆策展人王春辰之后对中国当代艺术作出了“既要尖锐，又合规矩”的评语。尽管王春辰一再赞叹在中国大使馆的努力下中国馆内的油罐撤除让空间增色不少，但或许，多方的掣肘依然是中国馆内无形的油罐。而具有民俗特色的展示常常成为一个无奈又讨巧的方式。
就如同墨西哥馆门口永远安插的几根仙人掌（上海世博会上我们就对此颇有印象），中国馆此番以一座徽派门楼标志了自身的特色，并美其名曰“呼吁老建筑保护”。
这座门楼在国内关于中国馆开幕的媒体报道中获得了广泛的宣传，一是由于展览效果比较抢眼，二是因为“保护古建”拥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性。然而艺术评论界对此不以为然，评论家程美信直陈“胡曜麟……几乎把威尼斯双年展当作了历史风情博物展”。
事实上，中国馆自2005年登陆威尼斯以来没有少打中国牌，当年张永和的“竹林”就被批评是在威尼斯开了一个“熊猫馆”；而2011年彭锋担任策展人时，提出以“荷、药、茶、香、酒”五味来组织中国馆，也引来争议声连连。
而在国家馆之外的平行展中，就更不缺乏充满争议的案例。比如“未曾呈现的声音”中金峰的作品《哭孔子》让一些评论家“莫名其妙”。艺术家请来两位哭丧演员，披麻戴孝地哭唱孔子，从展厅一直唱到户外。不少评论认为“‘哭孔子’是伪饰的中国问题，远未挠到中国痛处”，只是“凸显艺术家的愚钝与对中国真正现场的漠然”。而徐子林则表示：“这和（上世纪）80年代用剪纸和刺绣去参展有什么区别呢？”
事实上，对于拥有国际化背景的当代艺术而言，中国当代艺术始终在“民族性”和“普世性”之间徘徊。“民族性”并非全然负面，但如若思想陈旧、毫无新意，仅凭一些简单的民族元素，加上热烈的排场，是无法获得艺术的尊重的。观念性强本身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但贩卖小聪明、小机巧却并非长久之计。
国籍立场
评论家的批评之声主要针对的是艺术界良莠不齐、质量粗糙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缘于中国普遍缺乏美育基础的事实，另一方面也缘于艺术自信的缺乏，导致参与国际艺术事件时的心态总在自卑和自傲间徘徊。
本次威尼斯双年展中出现了不少中国艺术家做的行为艺术，这或许是最容易引发注意力的方式。除了前述作品之外，李暐穿着和尚服在河面上吊了半天威亚，张建华扮矿工躺地上“装死”，肖鲁裸体下河试水温，原弓则操纵飞行器“轰炸全世界”。姑且不论各项“表演”的艺术性、深刻性如何，其大都成功引发了争议。原弓的助手被警方带走，肖鲁受到了盘问，而李暐和张建华的作品在微博上被疯转，一些人提出了“丢人丢到意大利”的说法，比如香港诗人廖伟棠就评价说：“自费丢人。这就是传说中的平行展？”
nlc202309020446
威尼斯双年展一度被视为“当代艺术界的奥林匹克”，英国作家Ekow Eshun认为它更像是奥林匹克开幕式的入场式，“人们明知应该保持良好形象，依然会人来疯般在镜头前张牙舞爪，凸显自己。”
在威尼斯，人们依然习惯于以政治性的视角进行观看。一个西方媒体就以“中国威胁论”解读中国馆主题“变位”。而评论家程美信同样认为，“变位”看似一个中性概念，实指风水轮流转，中国将是主导世界的东方帝国，中国馆无非是“强调徽派建筑、中国符号的文化身份，宣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中国的强大崛起”。
在艺术的领域，意识形态浓重的作品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而相对更具有艺术性的作品似乎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比如说参与“百科殿堂”主题展的三位艺术家就常常会被忽略——如果不是被其画廊方一再提及的话。
如果将目光超越“中国当代艺术”这一局限的领域放及全球，越来越多人开始超越国家籍贯的限制看待艺术。如果说当代艺术有什么统一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其全球性。印度加尔各答作家和策展人艾维克·瑟恩（Aveek Sen）在文章《论不是一棵树》（On Not being a Tree）中强烈批驳了“语境的暴政”，认为亚洲艺术同样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应该具有全球的普遍性。因此本次展览上，除了主题展“百科宫殿”，不少跨越国界的平行展同样有中国人的参与，比如在威尼斯有多年历史的“个人结构”平行展今年有近80位艺术家参与，既有日本艺术家小野洋子、美国艺术家克里斯·福莱泽（Chris Fraser），也有张羽、秦冲等4位中国艺术家。而蔡国强和展望等艺术家则参与了一个与玻璃相关的艺术展览。
即使是在国家馆领域，一些展馆也开始利用展览反思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主义结构。法国和德国今年互换了场馆。根据今年双年展里的一个笑话，这并非他们首次侵犯对方领土——不过这次是通过邀请的，为了庆祝宣示两国和平的《爱丽舍条约》签署50周年。在德国馆里，法国人派出了法国和阿尔巴尼亚艺术家安里·萨拉（Anri Sala），其多重视频装置《纠结纠结解开》（Ravel Ravel Unravel）既优雅又复杂。而在法国馆，德国似乎要将“国家馆”概念瓦解：4位展示的艺术家，只有一位出生于德国。这是为21世纪的全球化所建起的“跨国馆”。
上一届双年展，美国人请来两位运动员，穿着“USA”运动服，在坦克上跑步。这一充满挑衅性的作品激起了来自世界的广泛谴责。而这一届，美国馆转换了思路，代表艺术家萨拉·西（Sarah Sze）将目光对准了日常用品。
即便不是一个国家馆，台湾馆也通过“这不是一座台湾馆”为主题，邀请到来自台湾内外的艺术家，谈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和身份话题。出生于德国、成长于马来西亚、生活于伦敦的艺术家白伯恩通过支离破碎的影像《时托邦》讲述了出生于台湾的阿美人李光辉在加入日军参加二战后独自生活于丛林30年后被发现的故事。时代变化，他独自生活于丛林，全然不知自己的身份已历经变迁。
智利馆的末日景象同样是针对威尼斯双年展的制度。艺术家阿尔弗雷多·贾艾尔（Alfredo Jaar）挖了一口大池，里面满是绿色的泥泞液体，就像洗涤威尼斯潟湖的水一般颜色。每过三秒钟，一个绿园城堡（Giardini）——威尼斯双年展的原始展场，也是首批入驻的28个展馆所在地——的模型会浮现出来，几秒钟后再次沉没入池底。这番景象既让人联想到威尼斯因海面上升影响正在消失，更是对于威尼斯双年展陈旧的国家馆体系的抗议：关于民族国家的自豪感观念早该沉入废墟。
皇帝新装？
威尼斯双年展开展之际，喜玛拉雅美术馆在上海开馆。美术馆出资方、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了2005年他赞助中国馆前往威尼斯的情景：“我跟着（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看了一圈。我看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当代艺术，西方的、中国的，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触动我和感动我。我问许江老师，这些东西真的是艺术吗？许江老师的回答是：‘我也怀疑！’”
作为一个局外人，戴志康一番淳朴的表白却仿佛是不知深浅的小孩说穿了皇帝新装的秘密。
在戴志康看来，有中国艺术，有当代艺术，但是否存在所谓“中国当代艺术”，依然存疑。抑或，我们所见不过是“中国题材的当代艺术”？
朱其在微博上点评称：“实际上，这次平行展（未曾呈现的声音）很多作品不过是试图打西方的兴趣点，但西方人的唯一兴趣其实还是中国政治。”
过于关注中国身份的当代艺术终究只能是世界当代艺术格局中的一个特殊品种。
实际上，此番中国艺术界集体出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而在国外媒体的反响上，却是比以往更为冷寂的场面。国外媒体首先会关注自己的艺术，其次是从本方角度理解有共鸣的艺术。而国内媒体，甚至连本国参展艺术家也不甚关注。大概他们并不觉得这些艺术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媒体、艺术家、画廊、赞助方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因为墙里开花墙外香似乎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合理发展道路，待等香飘四溢，自然会获得国内认可。因而，他们才将欧洲大陆的一个艺术展视作本地区艺术最高荣誉。
这似乎和电影界有点相像，但至少，电影已是黎民百姓广为接受的一种文化形式，而艺术界呢？
观众在他乡——或许，这仅仅是表面上中国当代艺术的悲哀，不容忽视的是，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依然没有自己的文化坐标，渴望获得西方认可的他们依然迷失在焦躁、浮躁甚至浅薄之中。
文化迷失 篇7
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瓶颈
世界工厂、制造业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是世界制造业在三个发展层次不同的、空间布局形态不同的功能区。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后来的美国和日本是世界制造中心, 而此时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多得是制造业基地, 受营销中心和研发中心的支配。
二十几年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强林中夺得一席之地, 而中国制造业的传统战略如今却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全球金融危机的突袭更突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瓶颈, 主要有:
1、技术创新不足
中国制造业的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技术对外依赖度达50%, 60%以上的装备需进口, 科技对发展的贡献率仅占3 0%, 发明专利只占世界总量的1.8%,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外来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支撑, 也整因此使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
2、信息化水平落后
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制造业企业信息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以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为例, 截至2003年底, 国有大型企业中已建或在建ERP工程企业约占总数的21%。而据有关机构调查, 英国年收入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中型企业, 91.3%以上进行了信息化规划。目前5O%以上的中小企业还没有真正迈进信息化的门槛。
3、缺乏全球营销技巧, 服务化水平低
产品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消费者的不断成熟推动着服务经济的到来, 服务将继价格、质量和技术之后的核心竞争力, 而我国目前的服务化水平低下, 价格战仍然是主要的竞争手段, 导致企业竞争力大打折扣。同时, 我国企业缺乏全球营销经验和能力, 主要依靠国外分销商或合作伙伴在国际市场上推销中国商品。
4、产业结构不合理
国家核心竞争力关键是装备制造业, 在我们国家只占26%, 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 总体上呈现轻型化特征。我们进口的产品占外贸出口总额将近一半左右, 集成电路95%要进口, 轿车制造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70%依赖进口。我们出口的是中低端产品, 即使少数高新技术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或者是来料加工型的, 而进口的是高新技术产品。
二、中国制造业发展瓶颈的根本:文化的迷失
企业经营有三个关键要素:人、财、物, 很多学者分析上述出现的问题在于中小企业缺乏资金使其无法引进先进的自动化装备、创新技术或是提供优质服务。但当年的丰田在无钱可用的情况下, 通过改变人和物, 发挥一线员工的智慧, 进而创造商业奇迹。再靠近一点, 马云又是怎么成功的呢?因此归根结底, 人才才是关键!那么是中国缺乏人才吗?还是13亿中国人天生笨拙?本文从更深层的根源——支撑一切的精神和文化的力量, 以宏观和微观角度对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境进行思考, 希望能为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发展思维提供参考。
1、经济文化虚弱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用30年获得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一百年走过的路, 但在为这一成果感到欣喜的同时却忽视了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经济文化, 所以最终导致中国的经济缺乏底子。中国不到五年的企业平均寿命以及在证券等虚拟资本市场中投资者严重的投机行为, 这些其实是快速飞跃式经济发展留下的后遗症, 是由于经济文化的缺失养成了一种投机浮夸的经济成分, 造成消极影响:
缺少务实, 形成的只能是泡沫。现在不管在学术界还是实业界, 泡沫到处存在。在学术界称“泡沫学术”, 常见的泡沫经济, 连政治也有泡沫政治之说。这一切都是受“泡沫观”和“泡沫文化”的熏陶, 而文化就像血液渗透社会的边边落落, 也正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实业界中国都出不了大家, 历史上的百家争鸣也成为历史而存在。
浅尝辄止, 结果也只能是小打小闹, 难以成就大气候。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企业, 只是浅尝辄止, 不去深入研究和坚持, 那么走向国际根本就毫无地位可言, 更别说去夺诺贝尔、国际管理大师。以浙江这个商业大省为例, 很多企业本身就缺乏一种做强做大的意识, 结果永远只是停留在中国中小民营企业或者干脆投机。没有追求卓越的精神支撑, 我们的企业在世界上就永远只能是打工仔, 没有内在价值支持而发展出来的经济只会是浮夸的投机经济。
日本的传统民族文化让日本在世界经济强林中崛起, 美国的自由创新的文化促使美国引领世界经济。而如今被各国争相学习和研究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哪里?对此, 政府应给予重视, 在积极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时, 需从教育角度, 从小端正人们的价值观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践行一种务实、卓越的精神, 树立典型, 对在纷繁经济中成长的下一代进行正确引导, 而不是将“一夜成名”、“金钱万能”等成为奋斗的指向标。
2、企业文化缺失
大家普遍喊着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或是信息化自动化的口号, 鼓励中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只要你能引进技术就都可得到政府或社会的认可和鼓励, 但大家忽略了企业本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最终导致企业的创新完全是由外部激发和推动, 没有转化为企业自身的内在需求, 缺乏应有的生命力。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 是人的价值观的集合和聚焦, 是引导整个企业运行、发展的, 激活企业生命力的精神的 (感情的) 、物质的、文化的力量和思想保证。假如企业文化不被重视和很好的建立, 那么再好的国家政策只会造就企业的投机行为, 刺激内需的结果也无非是为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来创造市场。
三、小结
经济文化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极其重要, 甚至影响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价值观是人生价值观的重要部分, 经济文化同样在国家文化中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所以从文化层面为中国制造业转型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 否则所谓的信息化、服务化、技术创新都只能是空谈, 不会有任何实质的变化, 而经济文化的巩固则需要国家在教育、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加以全面的协调和有效的引导。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主体, 因此企业的行为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 而企业文化是引导企业行为的精神力量和思想保证, 而且这股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强大。因此我们的制造企业需要从文化上建立起创新、追求卓越的价值观, 使得所有的企业行为都是富有内涵。
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能够给予中国制造业成功转型和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使中国制造业走向卓越!
参考文献
[1]、陆力斌, 贾勇, 田也壮.欧洲制造企业战略分类研究[J].管理科学, 2007, (6) :9-15.
[2]、童慧明.中国制造业转型赢在设计创新[J].新经济导刊, 2007, (3) :60-63.
[3]、钟毅恒.浅谈我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J].经济前沿, 2007, (3) :73-76.
[4]、刘慧, 吴晓波.信息化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3, (1) :52-54.
[5]、郭征.制造业的信息化建设[J].中国信息导报, 2006, (5) :11-14.
[6]、李善同, 高传胜.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关系[J].调查研究报告2007, (171) :1-22.
[7]、夏杰长, 、刘奕, 顾乃华.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知识化[J].工业经济, 2007, (9) :54-59.
[8]、刘继国.制造业服务化带动新型工业化的机理与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 2006, (6) :120-124.
文化迷失 篇8
一、精神价值———文化传播的核心
近年来,传统文化传播的热度有增无减。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们需要文化滋养心灵;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从“向外看”走向“向内转”,中国崛起除了需要政治经济的硬实力,还需要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在传播的过程中,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上如何选择? 传统文化如何转化才能与今天的世界对接? 在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物质、制度、精神中,哪个层面是决定性因素? 李泽厚先生早在上个世纪《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就指出:“面临21 世纪,社会结构将发生的巨大变革的前景, 如何清醒地变化和改造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彻底抛弃和清除那些历史陈垢,以迎接和促进新世纪的曙光,我以为,这正是今日中国哲学要注意的时代课题。 ”[1]诚则斯言,对传统文化在传播内容上的糟粕和精华要有明确的辨识———那些带有迷信色彩、封建专制、愚民性质、不利于国民精神成长的成分,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宜,应当摒弃;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 具有永恒价值和普遍适用性的, 特别是对解决当今快速发展的中国面临的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能起良性作用的部分,需要大力推广和弘扬。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既要重视形而下的器物层面,更要重视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其核心是精神价值的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天人合一
“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的基本问题, 也是人与生俱来所必须面对的问题”[2]。 “ 天人合一” 是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思考的结果, 与西方天与人的对立态度截然相反, 古圣先贤认为人与自然是能和谐相处的。 孔子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自然的高贵品格是值得人们效仿与学习的。 现代人对地球资源掠夺太多,“天”和“人”的关系失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倡导 “天人合一”具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
(二)通达态度
儒与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思想体系,分别代表两种处世态度:入世和出世。两种思想相互补充,浑然一体。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的“仁者爱人”与道家的 “道法自然”, 对今天的人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种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通达态度有助于日趋功利化的现代人平衡心态,在快节奏的生存压力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坐标。
(三)平衡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二元辩证特征非常明显,天地、阴阳、男女、人我,强调的不是简单对立,而是相依相存,和谐共生。 《易经》讲的阴阳变化不是水火不容,而是相生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儒家讲的“中庸之为德”强调的是把握好做人的尺度。 因此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是一种偏激的文化, 而是一种平衡文化。 它注重事物的相对性,善于从对立面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 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道家讲“反者,道之动”“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这种平衡思考对缓解现代人的精神焦虑有重要作用。
(四)责任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经世致用”,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极具责任感的文化。 “吾日三省吾身”“中庸”“慎独”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子女对父母的承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知识分子的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每位国人要肩负起的对国家的责任。 这些思想如果能落实到行动上,对于改变社会风气、正己安人具有深远意义。
因此,要让优秀的核心价值影响现代人,真正发挥文化“化”人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层面应成为现代传播的关键所在。
二、当前新媒体传播传统文化的价值迷失
尽管我们认为新的传播手段和传播载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并不认为这种载体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能取得良好效果,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的氛围中,传统文化传播体现出创新性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误区。
英国学者P. 戈尔丁结合时间和意图两个要素,将大众传播的效果分为四种类型(图1-1)[3]:
一是短期的预期效果,二是短期的非预期效果,三是长期的预期效果,四是长期的非预期效果。 从上述分类来看, 文化传播所取得的效果更多是长期性的,因此,我们不能以短期效果作为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 不能仅仅为了制造所谓的轰动效应而让文化传播偏离方向。 这不是说我们不注重短期效果,而是鉴于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我们更需要着眼于长远效果。文化对于人的影响,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既有语言、行为方面,也有心理、精神方面,最深层的影响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和确立。 对整个社会来说,如果我们传播的是优秀文化,它产生的就是积极向上的力量。 如果我们传播的价值观念出现偏差, 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本文将结合三个案例来说明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文化精神传播的价值迷失。
(一)价值缺位———汉服娘娘表情图
2014 年10 月,微博认证绘本作家 “燕王WF”发出的一组汉服娘娘表情图走红网络。 扬州女网友“爱力狮小姐”自己上演“真人秀”来模仿汉服娘娘的表情,时而高贵冷艳,时而卖萌发嗲,表情生动丰富,动作原样模仿。 这组微博发布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大家称赞“果然功力深厚”,刚发出数小时阅读量就破2 万。[4]在汉服娘娘表情图中,“娘娘”所扎发型是唐代宫廷妇女发式,其妆容包括丰腴的形象,很符合“唐三彩”中的人物造型。 唐朝的审美标准是“以胖为美”,而现代社会以瘦为美。 这样,体型偏胖的人就承担着巨大压力。 所以这组“汉服娘娘”的出现与现代人强调的以瘦为美形成反差, 但它的火爆与 “汉服”并无多大关系,主要是以模仿搞笑来进行自我释放。 正如那位扬州网友表示的:“其实大家平时生活压力很大,我的初衷就是想让朋友们看了笑一笑,有个好心情。 ”正是这种略带神经质的表演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其价值空缺相当明显。
(二)价值颠覆———网络动画《十万个冷笑话》
从2012 年开始,被称为“中国版日和”的原创动画《十万个冷笑话》以其搞笑的剧情、独特的配音吸引了大批粉丝。 在国内知名视频分享网站56 网(56.com)上,目前《十万个冷笑话》系列作品,加之《十万个冷笑话》方言版的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600 万次,网友留言评论2 万多条。 《十万个冷笑话》的火爆甚至被动画界人士称为“国产动画的成功逆袭”[5]。 《十万个冷笑话》中的《哪吒篇》以恶搞《封神榜》为主要内容,完全颠覆了原来的形象和故事情节,比如哪吒不再是手持火尖枪,脚踏风火轮,大闹龙宫,战败龙王,为民除害的小英雄,而变成了夸张的肌肉男,与龙王三太子的斗争不再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原来严肃的内容被一系列的笑话替换。 《十万个冷笑话》改编的传统经典故事还有《葫芦娃》和《西游记》,其中葫芦娃和孙悟空也与原来完全不同。 无厘头的对白,支离破碎的故事,是日本“日和”式搞笑的延续,而真正的中国文化精华却被颠覆解构。
(三)价值颠倒———“朕知道了”纸胶带
“朕知道了”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首次推出的皇帝朱批纸胶带,一组有黄、白、红三款颜色。 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统计,从2013 年7 月开始到2014 年3月,总计售出139000 组,共计2660 万元(台币),不仅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创造了商机,也成功地在台湾和大陆制造了话题。[6]2013 年台湾知音文创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首先推出 “乾隆御览之宝”纸胶带,第二波推出“朕知道了”纸胶带,撷取康熙皇帝的奏折朱批,幽默的创意元素引发抢购热潮。 台湾知音文创推出的“金音Fun Tape”纸胶带已开发了500多款,销售遍及英、日、德、意等国。 从创意产业的角度,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化资源的市场开发应该是成功的;但从文化的角度看,依然是娱乐价值占了上风,而文化价值并无真正考量:“朕”“御”文化明显带有封建权力色彩, 它给用户的价值导向并无多少可取之处,更与现代民主社会相背离。 即便从书法的角度出发,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有王羲之书法,其水平远高于康熙和乾隆,但并未被采用。 就创作者本人来说,大陆宫斗剧《甄嬛传》的风靡显然对“朕知道了”纸胶带的创意和走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述三个案例形式各异, 但总结起来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在追求短期轰动效果。 从P.戈尔丁传播效果的分类来看, 这种追求短期轰动效果的传播行为并不符合文化传播所属的类型, 它们在传播过程中丢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精神。 从文化传播的长远效果看,没有文化精神的注入,人的认知会产生偏差,价值体系的建立和行动层面的变化就无从谈起。据研究, 传播效果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 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 属于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这些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即形成行动层面的效果。[7]反观上述三个案例,几乎都是借用了一些传统文化的零星符号, 虽然让传统文化走入了当代生活,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但从精神价值层面看几无可取之处, 浅表的娱乐文化淹没了深层的价值文化, 功利的商业文化忽略了文化对人的心灵滋养。 价值缺位、价值颠覆、价值颠倒成了当今传统文化传播的特有现象, 甚至一些恶俗文化也借娱乐而甚嚣尘上。 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化过程中的意义发生变形和扭曲,原本的正面价值被泛娱乐化所解构。 娱乐本无罪,适当地娱乐亦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以这种方式传播下去, 不能实现文化“化”人的初衷,不能给人们带来精神指引和心灵超越。
三、新媒体传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价值迷失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个人既可以是传播者,也可以是接受者,其传播模式呈现循环性,这比较符合施拉姆所概括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传播过程是一个编码、释码、译码的连续和交织的过程。 就传播效果来说,它是在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 循环中某一环节受阻或出现偏差,都将影响到效果。 具体到文化传播,这更是一项具有浓重人文色彩的智力和情感活动,要探寻文化传播出现价值迷失的原因, 就要对传播对象———国内新媒体用户和传播主体———文化传播者这两者的特点及对传播效果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提供的《第3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 年7 月)[8]所提供的三组数据———“中国网民年龄结构”“中国网民学历结构”和“中国网民职业结构”,可以分析出当下新媒体用户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是青少年为主力。 虽然在40 岁以上人群中2014 年的新媒体用户比例较2013 年有所提高, 但占总体比例最高的依然是20~29 岁的青年用户。 这为新媒体用户的行为特征定了基调。 其次是整体学历依然偏低。 高中以下学历比例占半数以上, 基本与2013 年持平,“大学本科及以上”所占比例较2013 年有小幅下降。 这一特点是塑造新媒体用户行为走向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异军突起。 虽然2014 年依旧是学生所占比例最高,但较2013 年有0.4%的降幅,为25.1%;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从2013 年的18.6%升至2014 年的21.4%。 用户职业特征的变化与新媒体平台功能的发展息息相关,用户的行为也赋予新媒体新的内涵。
至此,从新媒体用户的角度,可以总结出造成文化价值迷失的两点原因:
第一,低学历、年轻化造成文化态度的娱乐化。学历不高又年轻、 还要应付生存问题的新媒体用户更热衷于能给他们带来快感的浅层信息接收模式。依现阶段用户的年龄、学历和职业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主动接触显得严肃的信息, 也不愿在感官刺激后做过多的思考,这些使得其行为方式带有“泛娱乐化”的色彩。
第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崛起更说明社会身份的多样化。 2011 年1 月21 日,微信正式上线,与微博 “广交往,浅关系”的特点相比, 微信注重的是“ 窄交往, 深关系”。 微信朋友圈不支持转发, 提供了带有私密性质的半开放性社交空间。 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因其职业特点, 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既能接收信息又能保护其人际关系网不会泄露的空间;加之其各方面全面升级的强大功能,追求感官刺激和个体兴致表达使微信更符合个体户/自由职业者自由、活跃、非主流、边缘化、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特点。
(二)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
文化传播活动中, 传播者所肩负的责任更为重大。 因此,造成文化精神缺失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传播者没有明确以何种态度对待用户, 而是走向了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态度是对用户的过分迎合。迫于点击率的压力,一些传播者偏重于对用户的迎合,所创造的产品过于夸大官能刺激作用, 不注重精神内涵的构建。 没有重视其肩负的引领大众提高文化修养的社会责任,只是一味地“投其所好”,使得文化心态更加浮躁。 用户感受不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心灵得不到滋养,只能在“泛娱乐化”的泥淖里一再沉沦。
第二个极端态度是对用户需求的不重视。 一些与传统文化有关的门户网站,大都没有“扫二维码加微信”这一模块,依然固守着老套的传播模式,不搭载最具传播影响力的微信平台与用户增加互动。 因此,这些网站即使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比较系统深入,但因为对新媒体环境视而不见, 没有注重用户的感受和需求,只是换个平台搞说教式传播,对用户采取俯视的态度,不重视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审美趣味,传播形式老套,内容不够生动活泼,因此,吸引不了广大的新媒体用户群。
四、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文化传播的精神重构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 虽然传播过程呈现强烈的双向互动性, 但最关键的还在于传播主体如何适应变化了的传播环境而采取积极有效的传播策略。在传受关系平等的条件下, 传播者的主动就显示出重要意义。 在新的环境下,传播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还要有强烈的受众意识。 传播过程不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它应该体现出对受众的影响及受众对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的积极反应。 因此,传播者要在传播过程中树立“培养意识”或“引领意识”,只有抓住这一关键, 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和良性传播。
以美国学者G.格波纳为代表的“培养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显示”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 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9]文化传播也是一个“培养”受众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 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10]文化传播既要满足用户的需求,也要培养和引导用户的需求。 它追求的不应只是一时的浅层次轰动和娱乐,要更注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长远效果,要从深层次上影响人们的心灵和情感。 因此,新媒体应向人们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 以此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要由浅入深, 引导用户认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 以“汉服娘娘”为例,衣服不仅有遮挡、御寒的实用功能,还具有社会、审美功能。 “汉服”不仅是一件衣裳,它蕴含的是汉民族的礼仪制度,是依据四书五经形成的冠服体系,“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周易·系辞下》), 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代表天人合一。 汉服的特点是“交领右衽”“褒衣广袖”“系带隐扣”,它体现的是中华文明典雅的文化风度。 《左传正义·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华夏”二字的含义。同样,我们今天所穿的中山装也有自己的文化意蕴,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就是传统文化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如果让现代人明白这些,穿衣服时,就会依礼而行,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 可见从普及汉服知识的角度切入, 传统文化精神价值会得到更好的深度挖掘,用户在汉服之美的带动下,更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魅力。
(二)突出文化的神圣性
今天在网络、微博、微信中之所以出现过度娱乐化的现象, 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缺少敬畏、缺少神圣感。 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感性层面,而没能上升到理性层面。 人们没有认识到, 感官刺激留给人们的快乐是非常短暂的,只有精神的愉悦才是持久的。 文化的神圣性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特性。 即使是美,也有高低之分,低层次的美就是声色之美,高层次的美是心灵之美。 人之为人恰恰体现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有文化的人追求的是“万物一体”的诗意境界。 “我们讲美的神圣性,绝不是要脱离现实性,脱离现实的生活。 例如饮茶, 就可以有单纯的现实境界,又可以同时有诗意的审美境界。 一个没有审美境界的人,饮茶就是解渴而已。 一个有诗意的人,饮茶一方面能解渴,一方面还能品出茶的诗意来。 既有现实性,又有神圣性;既有了低级欲求的满足,又有了审美的享受。 ”[11]因此,在新媒体语境中,单纯追求感官上的短暂轰动, 而忘记文化传播要追求的精神价值层面的目标,这是不应提倡的。
(三)强化内容的贴近性
基于新媒体用户群体的三个特点,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要讲究贴近性,增强趣味性,以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 贴近性的产生与人们所欣赏接受的共同话题有关:人虽有各种社会差异,但都是在社会中生存,都要面临人生的共同话题,从衣、食、住、行到恋爱、结婚、家庭。 所以,我们的新媒体传播要找准用户感兴趣的话题。 比如吃,在关注河南的豫菜复兴的议题中,笔者试着写了一篇文章《在郑州,如何吃到正宗的豫菜》[12],体现豫菜的 “五味中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的相关性,传达的是“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和合”文化精神。 这篇文章在河南自媒体“豫记”发表后,短短几天微信朋友圈中的阅读量就达到了6000 次。 再比如如何做人,陈安之的《随和是素质,低调是修养 》在微信朋友圈的阅读量达到了22759 次。 相反,一些主流大媒体的介绍传统文化的文章虽然也用微信公众号推出, 但因缺乏贴近性,阅读量只有几十次或几百次。 由此可见,新媒体用户不是不需要传统文化, 而是我们要在内容上如何选择,用怎样的方式让用户接受。
(四)讲好中国故事
现代社会,匆忙的生活节奏、繁重的竞争压力,让人们难以有整块的时间读完厚厚的一本书, 大多数人也看不懂深奥的理论书, 但一些生动活泼的小故事依然受到人们的欢迎,能收到启人心智的效果。这些故事分为两类, 一类是用现代口语讲述的对人有启发的传统故事。 比如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为传衣钵,让弟子神秀与惠能各写了一首诗,神秀的诗是:“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惠能的诗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显然惠能的领悟更透彻,虽然他不识字,但师傅还是将衣钵传给了他。 另一类是现实生活中能够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故事。 如河南新郑市薛店镇退休老人花书增,曾因开面粉厂被人所骗,为了偿还借村里人的几十万元债务, 他打工17 年,为此,花书增入选2014 年“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这种追求诚信的精神正是传统价值观里的责任意识在当代人身上的最好体现。 因此,挖掘整理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 正是今天新媒体人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有效传达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
五、结语
迷失与变革 篇9
连锁商业的第一阶段以战胜传统业态为标志, 是一种替代性竞争。那些非传统商业的经营者, 以创造性思维、大无畏精神, 吃大苦, 耐大劳, 取得了比传统商业几十年积累更大的成就, 这可以说是“非专业”战胜“专业”的典型例子, 当然这也并不排斥传统商业在转型中获得新发展的情况。第二阶段以中外商业竞争为标志, 是一种国际化的同业竞争, 虽然外资从全球范围来说具有绝对优势, 但在中国这块特定土地上的特定时期, 他们不一定能完全发挥“绝对优势”, 事实上他们仅仅发挥了部分优势, 有些优势在中国还表现为劣势。所以, 交锋的结果, 那些真正有实力的内资公司仍然活得好好的, 而且获得发展壮大。第三阶段是以产权变革为标志的, 是一种改朝换代式的革命, 产权的变革有可能导致经营班子的变动, 甚至是彻底轮换, 非零售行业的“投资人”, 带着资本、技术、人才, 接管已经形成规模的连锁公司, 并将公司引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当然也有可能因此夭折。
我们不能从理论获得多少结论, 关键是现实的变化。正如《东方企业家》杂志2007年5月号上张五常的一篇文章“制度乐观与文化悲观”所说:“在严重通缩的情况下, 中国还是高速增长。因此我们客观地说, 西方宏观经济学是完全错了。”张五常没有说错在哪里, 我觉得:
一、西方经济学是以假设为前提的。
第一, 理性假设, 假定每一个参与市场的人都是理智的, 但实际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第二, 用模型解释经济现象, 但最完美的模型也跟不上现实的多样化与多变性;第三, 私有制会使社会经济达到均衡, 但“看不见的手”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每一个个体都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实际上, 人的良心与道德在金钱与利益面前总是十分脆弱的。在上述假定下的经济学, 实际上已经严重脱离了经济发展的现实。
二、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分三类。
第一是假定经济学, 研究一定条件下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第二是解释经济学, 研究社会经济运作的相互关系、形成原因以及发展态势;第三是应用经济学, 提供社会经济管理的方式方法, 主要是宏观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相关问题的对策。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假设经济学, 所以, 这些经济学很难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人们以学术权威的假设经济学理论为导向, 由此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往往会严重偏离实践。
三、经济学归根到底是心理学。
决定人们行为的首要因素是经济, 但最终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心理, 所以, 经济学归根到底是心理学。譬如“买涨不买跌”就是典型的心理现象。还有经济危机,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商品过剩, 但自亚洲金融风暴开始, 经济危机再也不是“过剩危机”, 主要是“信用危机”。为什么信用如此重要?这是因为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 产业分工导致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剧, 一旦在某个领域发生问题, 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例如工商关系, 在正常情况下, 零售商不管欠供应商多少钱都能自如应对, 但如果零售商的信用在供应商看来有问题, 供应商将成为零售商的终结者。可见, 由于产业细分, 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就是信用危机。信用危机虽然有经济原因, 但在现实中常常是由“过激报道”引起的, 这些发生危机的企业, 可能遇到一些经济困难, 但如果债权人不采取“挤兑行动”, 完全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是信用危机导致挤兑, 进而使事态恶化。
四、特定的经济背景需要有特定的经济学。
中国的特点皆源于人口、体制与民族心态。中国消费者的从众行为非常明显。有一年, 从农村到城市, 过年的时候大家都送“保龄参”, 结果这个产品就供不应求。去年猪肉大幅度涨价, 导致生猪养殖量猛增。现在的情况是:生猪销售困难, 导致可以出栏的生猪继续存栏。蔬菜行业以前有一句口头禅:多啦多啦少啦少, 少啦少啦多啦多。大家叫多的时候越叫越多, 结果是没有这么多, 最后还是少, 反之也是。最近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如本币升值情况下出现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情况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中国经济现实, 关键是对未来经济的期望。在股市屡创新低的情况下, 对未来的预期出现了恐慌心态。在这样的背景下, 今年很多连锁企业老门店的销售额呈下降态势是必然的。
五、连锁企业面临新挑战。
上海家得利经营者退出自己搭建的经营平台, 浙江供销超市被物美收购, 说明了什么?这不是简单的兼并案, 预示着中国连锁企业即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我把这个时期叫做“改朝换代”, 或叫做“中国零售业的第三次革命”。说改朝换代是因为创业者变成投资人,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改朝换代。创业者拥有股份, 在收购兼并以后仍然保留股份, 但不直接参与经营, 从创业者与经营者转变为“投资人”;另一种是出售股权, 兑现价值, 仍然担任经营者的角色。浙江供销超市据说是这样, 但这一模式能否长久, 有待继续观察。家得利经营者的退出据说是因为创业者与新老板的矛盾导致的。与其这样, 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想明白:出售股权, 自动退出。实际上, 中国的零售业已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 第一次是用连锁与超市的模式替代传统的销售模式。在这一过程中, 非零售行业的投资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分析其成功的原因, 十分关键的一点是创新, 他们不是从传统商业中演变过来的, 没有传统思维与传统习惯的束缚, 所以, 胆子特别大, 路子特别怪, 发展特别快;第二次变革是外资的进入导致国际化竞争, 这个过程目前仍然在继续。国际化竞争使国内商业看到了差距, 通过竞争也提升了经营管理水平。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 开始是害怕国际竞争, 其后是在竞争中逐渐壮大, 现在看来, 仍然是这些跨国零售集团占有经营与管理方面的“智力性优势”。但国内企业也拥有一些资源性优势, 如上海的便利店, 由于前几年抢占了很多有利“位置”, 外资进入以后也很难战胜内资企业。由此我们也看到, 零售战略首要的任务就是“占位”, 占位以后是依靠“运气”, 运气就是“提前占领一个地方”;第三是“对未来重要阵地的判断”, 这是“远见”。第四是阵地战, 面对面的竞争。现在进入了第三次变革。已经拥有企业的经营者向何处去?作为传统商业的颠覆者发展起来的经营者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是不是也形成了“定势思维”?是不是也变成了传统的经营者?这是两个需要反省的问题。由于商业与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如果商业运作离开资本的运作, 很难有大发展。可能的情况是:零售以外的投资人带着资本、技术与新的理念来接管规模化的企业, 实现新的颠覆。面对这一变革, 当前的创业者与经营者, 该怎么办?
六、经营者转变为投资人。
在第三次变革过程中, 目前的创业者与经营者, 有三种选择:第一, 出售股份, 退出经营, 做一个投资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但对有些经营者来说, 这意味着“失业”, 是一种痛苦的选择;对另一些经营者来说, 也许是一种解脱, 急流勇退将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第二是国有股份出售, 私人股份保留, 原来的经营者继续实施经营管理。变化的只是换了一个大股东。但这一变化是根本性的。在这样的变革背景下, 如果原有的经营者不调整心态, 改变思路, 采取妥协, 恐怕就会遇到第三种结果;第三就是与新的大股东因矛盾而翻脸。在这种较量中, 资本是最后的裁判。希望在这一变革中的经营者不要迷失方向。
寻找迷失的“家园” 篇10
历史的“家园”
本文所关注的住宅生活品质, 并不是指住房的实际面积、地理位置、材料构造等直接关乎住宅价值的硬性指标, 而是试图从住宅的规划建筑形式角度来考察其对于人们生活模式的影响和改变。要探寻这种关系, 我们不妨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住宅是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建筑。在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中, 住区环境的最高境界可以浓缩为两个字——“家园”。
“家”。在传统的住宅建筑中, “家”的概念不仅指的的单一的“家庭”, 它更多的体现为“家族”、“宗族”。住宅的规划布局所反映的是“小家庭”与“大家族”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是十分看重这个字的。在几千年的自然选择中, 老祖宗们所最终选择的建筑都强烈的包含了这个概念。
从安徽到山西, 中华大地上的许多古村古镇的规划都秉承了这种“大家”与“小家”的关系, “家”的建筑表象中包含了许多尊卑、伦理道德关系及家族秩序。
千百年来, “家”的建筑物质表象很好的与“家”的本质紧密结合。无数的家族、家庭依靠这种建筑形式凝聚在一起, 历经千年。
“园”。“园”是人们对于住宅生活品质的进一步要求, 它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人们对于户外生活的理想追求;也不仅仅是对自然山水的一种形式模仿;更不仅是出于人们对于花木园艺的天然喜爱。它所体现的, 最终还是人们对于公共生活的需求, 一种对于公共交往的本质追求。
传统的住宅
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住宅文化遗产中, 许多“家”和“园”本来就是天然联系的。
福建土楼
福建的土楼体现的是一种大家族的关系。先人们巧用建筑的布局促进家族间的交流:首先, 圆形向心型的布局形式极大的促进了组团内住户的目光接触及心理感受, 一种家的聚合性由此强化。其次, 中心的广场及祠堂是这个大“家”中的“客厅”。如果说土楼外的田野、村道是一级公共空间的话, 这种空间则属于这个大家庭的“二级公共”空间。它尺度宜人——一般直径不超过25米。在这一尺度内, 人们可以观察到对方的喜怒哀乐, 产生最自然的交流。许多中世纪的欧洲小镇的中心广场也是一样。人们在这种尺度的广场中进行交流, 自然的形成了一个空间上的交往圈, 继而产生一个固定的社会圈, 将这种空间用于住宅内部, 无疑强化了住宅中“家园”的概念。
土楼各层的环道, 即是大家庭的“三级公共”空间。往往同住一层楼的家庭成员关系又更进一步, 所以这种“三级公共”空间私密性更强, 人们的生活态度及交往方式也就更轻松随意。这一层次的沟通环道进一步联系了大家族内小家庭或小群体的联系, 使人们的各层次交往在空间上也变得层次丰富起来。
四合院
四合院是汉族大家庭住宅的典型代表。它依靠建筑布局形成天然界面与外界隔绝, 形成“家”, 中央又天然的留有“园”。家族中的长幼尊卑按序居于正房偏室, 体现了家中的伦理关系。
前院空间体现的是四合院内部公共空间与外部公共空间的过渡。而中庭空间则是四合院大家庭的交流之园。这种过渡与聚合的空间关系也更加明确了“家园”的概念。促进了这种大家庭内部成员的归属感及集体感。
北京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许多人被迫从四合院住进现代化的住宅, 但是大部分人至今还怀念着四合院的美好时光。这就是正确的空间关系产生的巨大魅力。
胡同、石库门
胡同、石库门都是城市化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城市住宅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这种住宅建筑不再是大家庭式的, 取而代之的是细胞式的小家庭住宅。这和我们现在的新式住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回忆儿时七八十年代的时光, 上学穿行于胡同之间, 隔壁打呼噜的声音清晰可闻, 胡同口坐着乐呵呵的大爷、老太, 谁家煎的带鱼飘香邻里……这些场面至今回忆起来依然亲切甜蜜。
“胡同”与“洋房”, 同样是细胞式的家庭结构, 为何在邻里交往之间差异如此明显?最本质的原因是街道尺度及建筑高度的不同。
老式的胡同, 巷道宽度不会超过3米, 不通机动车。当人们在这种尺度下通过,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关系就被迫的更为接近, 随之更多的细节被感知, 这些感知的细节促进了人们的交流。毫无疑问, 这种交流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益于社区、家园概念的形成, 有益于人们归属感及认同感的形成。同时, 亲切的尺度也使胡同的安全性得到极大提升。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暴露在周围人群的视野下虽然使行人们失去了自我空间, 但确实能够减少犯罪率, 增加人们心理安全感。
建筑的高度更是阻碍人们交往的绝对条件。上下户之间的交往往往比传统邻里间的交往要疏远的多。然而, 现代城市住宅的发展趋势却是向上发展, 向高层要空间, 尽量压缩住区的占地面积而提高住区的绝对面积。于是, 我们的胡同生活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汽车、电梯生活及高层建筑下产生的巨大而恶劣的小区外部环境。
“家园”的迷失
反观当今住宅, “家园”的概念正逐渐迷失。许多现代住宅由于多种原因存在着各种弊病:首先, 过分强调“交通通达性”, 忽略了“交通舒适性”。许多小区主干道越做越宽, 机动交通及未来的机动停车扩容性占据了主导权, 而人们对于小区内道路的舒适性及安全性感受往往容易被忽视。于是, 原来绿树成荫的迷人小径通通变成了宽阔的机动车道。车道隔绝了生态, 也隔绝了交流。其次, 消防安全等指标是设计师关注的头等大事。为了方案报批的顺利通过, 急功近利的设计师们很少会关注如何在满足消防安全的同时创造足够合理的宅间空间。而是将宽阔的道路, 极大的硬质铺装等都简单粗暴的强加于住区建筑周边。安全足够了, 但是居住的交往空间与邻里感被这种规划破坏殆尽。
由于有明确的规定, 那些涉及住宅建筑的硬性指标如楼间距、建筑密度等被极大的重视, 但是关系到住区邻里生活关系的那些交往空间, 多层次空间被极大的忽视。很多开放商的理念就是, 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 在最小的区域内安排最多的住房面积。
小区停车位的设置也存在许多问题:老式小区由于没有足够车位, 汽车直接占据了小区内所有的硬质场地。而新式小区, 车库往往集中于地下停车, 住户开车到车库, 直接电梯上楼, 这一过程缺乏交流, 小区再生动的庭院环境也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寻找与回归
“住”的舒适性其实很多时候和面积、层高等无关, 更和建筑的外立面或者广场环境的几何布局美观程度无关, 住区环境回归本质还是需要寻找“家园”的感觉。
大众体验的迷失 篇11
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梅嘉乐（Barbara Mittler）的《继续革命：理解文化大革命文化》（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以下简称《继续革命》，引此书只注页码）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冷战期间的学术界基本将“文革文化”产品一律看成政治宣传，它们被处理为社会和政治研究的史料，而其审美、内容等均被忽略。“文革”的海报、连环画、样板戏等宣传产品之所以能进入学术的视野，得益于西方学界向“文化研究”与“跨学科”转向的结果。根据这种研究模式，一切事件、物品、生活等等都可以解读为文本，从而进一步解读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在《继续革命》中，梅嘉乐继承了文化研究的范式，试图用身体的感官（sense）和经验去理解“文化大革命”。英文的sense同时具有感官和意义双重意味，而将意义还原为身体性的感官显然跟随了西方学界肉身化的（embodiment）趋势。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将“文革文化”理解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4页），而生活在“文革”时代的个体以一种日常生活的体验去经历这些文化产品。这包括业余样板戏表演、跳忠字舞、穿军装戴军徽、参与政治学习小组等等，它们构成了一种亲临其境的参与和感受。本书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都与感官/意义（sense）相关。第一部分讨论听觉，主要分析“文革”的音乐，其中以样板戏为重点。第二部分讨论“文革文化”“口”的体验，分析了“文革”文学，以毛泽东思想和儿童启蒙《三字经》为重点。第三部分讨论“文革”的视觉体验，分析了毛肖像的历史发展及毛时期的漫画著作。在总结部分，作者放弃了对“文革文化”的分类和定义，而刻意保留其多元性和开放性的结论。
以经验的多样性角度探讨一个文化现象，这显然不是什么新的方式。但梅嘉乐的目的是为了打破西方视域中“文革”的刻板印象，试图说明“文革文化”并非过去传言的那样让人厌恶。除了对“文革文化”产品进行文本解读外，在将近五百页的著作中，她大量杂陈了在北京、上海搜集的“文革”经历者的说话。访谈对象有一半来自工人阶级、农村及“资本主义”背景；另外一半来自知识分子，他们曾经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右派分子。让作者惊讶的是，访谈者对“文革文化”的体验评价基本持肯定和喜爱的态度。当作者告知访谈者各种幕后真相时，访谈者对“文革文化”的肯定态度仍旧难以动摇。
这种文化体验的复杂性和“文革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之间的反差成为作者研究的出发点。这也是冷战后期北美学者（尤其是新左派倾向的学者）试图重写“文革”或社会主义文化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强调“文革文化”体验的多样性、复杂性甚至“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淡化这些文化产品的政治色彩。例如，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中讲道：在“文革”期间，他曾被宣传片《春苗》深深地感动。他相信“文革”经历者在体验“文革”宣传产品时都情不自禁地被感动、欢笑或者流泪：“在‘文革’后的今天这看起来似乎很荒唐，但在当时并非如此。”（11页）这些“文革”的体验，也在陈小眉《表演正确》（Xiaomei Chen， Acting the Right Part： Political Theater and Popular Drama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所记叙的对样板戏的热爱体验中找到回响。从这点出发，梅嘉乐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纳粹的宣传文化在“二战”后遭到德国社会的普遍排挤，而“文革文化”的遗产在改革开放时代却仍得到大众的欢迎？这也是作者将书名取名为《继续革命》的原因。一方面突出“文革”作为毛泽东“继续革命”政策的产物，另外一方面则强调“文革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它不仅可以追溯到中共三十年代的宣传模式，也可以在改革后的文化作品中找到回响，甚至可以在传统的美学中找到其根源。
梅嘉乐这个出发点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成为该书本身的致命伤。与大多文化研究学者强调“肉身化”及经验的重要性、合法性一样，作者试图因此而淡化“文革”意识形态，甚至忽略考察这套意识形态内在逻辑，而没有考虑意识形态和经验之间存在直接的共谋关系。这种强调经验合法性的方式显然是受西方广义上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影响。这种范式主要特点包括：关注底层文化，强调边缘对中心的颠覆，将一切事物作为一种文本或话语进行处理，强调跨学科之间的包容性。当“文革文化”的产品搜集变得更为容易便捷，文化研究这种方式无疑提供了一种整合和统一琐碎材料的有效方式。强调“文革”经验的重要性（例如“事实上很多人喜欢‘文革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极为容易推翻过去西方对“文革”的“刻板印象”，成为一种简易的求新途径。但正是由于文化研究本身高度实用主义的特征，它对于研究“文革文化”产品并不合适。因为“文革”的文化产品并非建立在英美实用主义体系上，而更多建立在德国唯心主义与中国思想混合的思想体系中。齐泽克评价文化研究为“幼稚的认识论”，可谓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文化研究自身的盲点。当这种实用主义引用到“文革文化”研究中，这个盲点会越加明显—它不仅没有考虑到“文革”的“经验”并非像实用主义的“经验”一样不证自明，经验背后的中国思想和德意志唯心主义的混杂性也被全部忽略。因此，以这种简单的“经验”入手并不能证明任何经验的多样性，相反，对经验的理解已经限制了作者的视域。它并不能带来对意识形态中心的瓦解，因为这些底层的经验自身恰恰是被其背后的本体论所决定，真正的解构方式是对意识形态自身的解构。而这种解构的方法恰恰是文化研究模式所刻意摒弃的。
我们不难在该书中看到作者在处理经验和意识形态时的矛盾：一方面，作者企图刻意不谈中共文艺政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模仿和抄袭，而从下层体验的视觉发现“文革文化”的多元性，但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并不能完全摆脱这些意识形态对“文革”文本的影响。作者对“文革文化”文本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又重复了“文革文化”的政治文艺政策。例如在讨论“文革”样板戏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时，作者重复了“民族风格”的文艺方针的成功，这在某种意义上和作者试图弱化意识形态的初衷背道而驰。一方面，作者试图强调文化体验及经验的多样性，而不预设对“文革文化”的精英的或学者的判断，但另一方面，作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它本身已经预设了大众经验的合法性，作者本身的理论预设在某种意义上又限制了这些文化体验的多元和选取。
进一步，这种对大众经验的合法性对于“文革文化”研究是致命的，它非常不自觉地受到近年来海外新左派学者的影响，而失去了自身独立的判断。作者似乎过分夸大了“文革文化”中的创造、解放和叛逆色彩。在某种意义上，作者过于迷信海外华人新左派学者的“文革”体验，而缺乏最基本的独立判断。对“文革文化”的喜爱并不能得出任何“文革文化”的合法性，也不能得出这种经验的任何合法性。如果作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后人们仍旧喜欢“文革文化”是一个事实的话，这只能证明大陆对“文革”反思得不足或不够，或对“文革”意识形态的思考和解构仍旧没有开始。作者将德国对纳粹文化的厌恶和“文革”经历者对“文革”的喜爱做一个对比，这不能证明“文革文化”体验有任何独立之处，其中的缘由并不是简单的经验的多样性可以回答的。作者难以超出“文革”体验者以及“文革文化”文本之外进行更彻底的思考。
与大多数企图推翻“文革”刻板印象的著作相类似，该书挖掘的大量“文革”的叛逆体验，这对于汉语学界已经不再新鲜。作者忽略了大量汉语资源，这种中西信息的不对称弱化了该书预期的震撼性。同时中西信息的不对称性也体现在作者对知识、细节和历史的冗长的陈述和介绍上。这种对历史细节的偏好在某种意义上已脱离了文化研究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区分的突破，它落入了欧洲汉学研究着重高雅文化鉴赏趣味的传统中。但让人惋惜的是作者并没有继承德国自身的批判哲学，而错误地将欧美的文化研究范式作为简易求新的捷径。
别迷失了自己 篇12
现实里的一些人, 为了寻找内心的平静, 逃离城市, 可在去大自然的途中, 他们却不停在朋友圈里展示自己, 寻求存在感, 这不是与他们逃离城市的初衷背道而驰吗?人们总是会忘记了自己原本的真正想法, 迷失了自己。
别迷失自己, 需有强烈的目标意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追求其原意, 我想,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 外面的诱惑很多, 我们很容易在鸟语花香中迷失自我, 看不见目标。我们需要做的是坚定自己的信念, 义无反顾地向成功迈进。
别迷失自己, 前行的路上, 有鸟语花香, 更有荆棘密布。不只是说说而已, 我们更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前行。我看过一个记录片, 讲述的是一位用机械腿走路的小伙子和一位用轮椅前行的成年齐心协力穿越戈壁的故事, 在无边无际的戈壁上, 到处都是沙子与尘土, 毫无生机。正常人都难以完成的挑战, 这两人却凭借惊人的毅力一路走了过来, 为什么?我想是因为他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样才不会迷失自己。倘若他们心中没有信念, 可能才走了很短的时间, 就会觉得枯燥无味而放弃了吧。然而, 目标意识并不等功利意识, 急功近利的人往往不会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做的是一步一个脚印, 而不是一蹴而就, 只有这样得来的果实是甘甜可口的。
别迷失自己, 也并意味着不关注成功道路两旁的风景。著名公司利群做过这样一个广告: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在乎的是路上的风景, 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对于学习来说,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树立一个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 但学习的确是辛苦的, 想要独自一人走完, 的确很难, 但我们可以在前进路上寻找一些乐趣, 帮助我们更好地走下去, 痛并快乐着, 我想这是学习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