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他者

文化他者（共10篇）

文化他者 篇1

作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湖畔诗人”之一,科勒律治以其天赋的想象和卓越的才华创就《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1798)、《克丽斯塔贝尔》(“Christabel”,1816)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1816)等不朽的诗篇,用富有诗意的象征和魔幻的色彩,给诗歌注入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忽必烈汗》作为其旗舰之作,以突兀的意象和奇幻的场景,引起古今中外无数学者踏上探索解谜之路。本文意在通过分析诗中极具东方特色的意象,探索欧美人在文学创作中塑造“他者”文化及欧洲文化中心视野下的东方主义的地位。

1 东方元素在《忽必烈汗》中的体现

“东方的”(Oriental)一词由来已久,它曾出现在乔叟、曼德维尔、莎士比亚、德莱顿、蒲柏的笔下(萨义德39)。自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夸张地渲染中国物质文明,将富饶神秘的东方引入西方社会,欧洲人更是对这片奇幻的领土充满无限的遐想。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浪漫主义时期诸多诗人都对神秘的东方有过描述:华兹华斯《序曲》中的皇家园林,德昆西诗作中的鸦片瘾君子,兰姆散文中幽美怀旧的东方瓷器,海涅说中国是“飞龙和瓷壶的国度”(吴舞艳90)。科勒律治在这个环境中也被点燃了创作的热情。《忽必烈汗》是诗人在吸食鸦片之后,酣然入梦,醒来后根据离奇梦境和超自然的场景赋诗而作,在诗篇伊始就表明这是一个“梦境的残余片段”。在陷入梦境创作这首诗之前,科勒律治正在阅读英国地理学家撒谬尔.帕切斯的东方游记中有关忽必烈汗的文章,因此,在未能亲自到达这片神奇东方土地一睹其真面目之下,诗人带着对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强烈的好奇步入梦境,融合他自身天马行空的想象,在笔下绘制出一幅动静结合、美轮美奂的画面。

《忽必烈汗》这首诗中有着明显的中国形象。“上都”是当时元朝首府北京,“圆顶”反映出中国游牧民族典型的住宅特色。“于是肥田沃土,五英里方圆,围进城垣望楼中间”,此景犹如中国的汉字“国”,富饶的王土之地均用城墙围住,疆域之内的一切均属于本国,形成一个封闭的王国。“半钩残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形象,在中国诗词歌赋意象中频繁使用:晓风残月、月明星稀、花好月圆、停云落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白居易《暮江吟》)。“有女留恋徘徊,为鬼恋悲泣”,这一场景既同中国神话传说嫦娥奔月有异曲同工之效,也与高墙深宅之中的幽怨宫女望月思亲的图景匹配。“迅速为歇迸溅水帘,像落地跳起一派冰雹”,生动地刻画了瀑布洒落地面的宏伟景象,有如中国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在其名作《琵琶行》中展现的宏大气势:“银瓶乍破水浆迸”、“大珠小珠落玉盘”。虽然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诗人共有的诗性穿越时空交相辉映。

2 欧洲文化视野下的东方主义

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萨义德2)。东方主义是一种“话语”,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2)。在《忽必烈汗》中,诗人对上都和忽必烈汗的描写,虽是借中国题材作为驰骋想象力和渲染异国情调的艺术空间,但我们可以觉察到诗人——一位欧洲文化中成长的西方文人,对东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富饶的东方注重对物质的享乐,文明的欧洲人沐浴在高尚的精神享受之中;东方是未开化的荒蛮民族,欧洲则享受着上帝的“甘露”(honey-dew)、“天堂乳浆”(milk of Paradise);东方文明自我封闭、落后,最终走向没落和衰亡,欧洲文化有着朝气蓬勃的发展活力,是前进中的、走向成熟的先进文明。总之,欧洲文化成为中心的主体,他们眼中的“非我族类”——东方世界,经常被排挤到边缘地带,不时地扮演着一种相对的“他者”角色,东方的落后与欧洲的优越,西方优于东方的神话跃然诗间。

从诗篇开始,诗人就描述“忽必烈汗下令,在大都造一座富丽堂皇的逍遥宫”。这个宫殿是个豪华奢侈的欢乐宫:广阔的肥田沃土,绿树掩映的小山,兰露香泽的花园,蜿蜒流淌的溪流,阳光明媚的绿地,四周环绕着高墙和塔楼。从始至终,诗人并未触及忽必烈汗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仅仅是局限在一代君王沉溺于奢华与享乐的画面,重视物质享受。然而,从诗37行到49行,诗人高度赞扬了阿巴西尼亚女子弹奏音乐的神奇力量:“但愿我能记起/她那歌曲以及乐章/我将忠心喜悦无比/依样唱奏响亮悠长”。音乐成为诗人创作的灵感和源泉,给了他巨大的灵感,强调了精神的享受。

从诗12行到16行,诗中展现的东方是一个“荒蛮之地”(a savage place)、“深邃奇幻的幽谷”(the deep romantic chasm)。在第一诗节中,我们看到城垣望楼都被围困在这一富饶之地。高塔是女性的象征,也许诗人听到的是众多被囚禁在皇宫深院里的宫女在为自已悲凉、凄惨的命运幽怨哭泣。有的宫女甚至终生都未被宠幸,而在深墙幽院内耗尽孤独寂寞的一生,对她们来说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只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这些幽怨的宫女成为叱咤战场、骄傲纵横的蒙古大汗忽必烈欲望的受害者,骄奢淫逸生活的牺牲品,他只在乎个人的享乐而不在乎他人的感受。再者,“忽必烈在响声中听见/祖先在远方预言征战”。战争,这一既推动历史前进又毁灭人类文明的怪物,无论对古人还是今人来说,都不仅仅是英雄们建立丰功伟绩、施展雄图大略的疆场,更是厮杀、掳掠、毁灭和生灵涂炭的地方?忽必烈汗的逍遥宫,实际上是战争意义上的堡垒,在带给他辉煌业绩的同时,也必然会漂浮在波涛之上,最终坠入茫茫大海?东方被刻画成一个崇尚武力、战争和暴乱的民族,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与之相反,在诗人笔下,西方文明是开明的、进步的文明:在音乐的感召之下,诗人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因为他已喝过甘露,又饮过天堂乳浆”。就连上帝也偏爱着西方世界,体现出欧洲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东方文化的“他者”地位。从这首诗中我们能感觉到科勒律治对东方封闭自我的批判和对西方开放进步文明的赞扬。高墙耸立的国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一种是自我保护,在有限的区域自我发展;另一种是自我封闭,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走向没落。“其处圣河阿尔夫/流穿深不可测的山窟/注向阴暗的海里”,“流向那山窟深渊/轰响着向死寂的海洋泻进”,表面上的奢华阻止不了衰落的步伐。然而,在诗人眼中西方文明总是精力充沛、不断前进:在音乐的感召之下,诗人将“建造那宫殿于空中/那殿宇朝阳!那山窟冰霜”。通过对比诗人建构的艺术殿堂和忽必烈汗修筑的欢乐宫——一个建造在天上,一个修筑在地上,一个重精神追求,一个重物质享受,一个指引诗人走向天堂,一个引导王朝滑入没落,

在既定的建构的话语模式下,东方被披上了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非正常的”的外衣;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化身(萨义德49)。在《忽必烈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科勒律治对东方文化的态度以及在西方话语主体模式下,作为“他者”的东方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姜智琴.《忽必烈汗》残篇里的奇幻中国[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2):87-89.

[3]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M].马雪峰,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吴舞艳.柯勒律治诗歌中的东方主义色彩[J].文化纵横,2010(298):90-91.

[5]张莉.亦真亦幻的文化他者:《忽必烈汗》里的中国形象[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3(3):122-24.

他者的生活 篇2

2012年第84届奥斯卡电影的颁奖礼尘埃落定，中国导演张艺谋凭《金陵十三钗》冲奥未遂，而伊朗影片《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则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候选中好评如潮，获得最多的簇拥，并一举拔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头筹。

另一世界的风景

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受众而言，他们更期待通过这些小语种电影能了解到不同于他们那一套机制已成熟的符合普世价值观的模范社会。无论是对于奥奖的评委还是观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是一个窗口——能够通过它看见不同世界下的风景，他人的生活。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严格的伊朗电影审查制度之下（一点也不比中国轻松）以他独特的视角展示了这样一个平常而寓意深远的“他人的生活”的故事，无甚起伏的细枝末节中却折射出发展中的伊朗社会诸多现实而又令人深思的现象。正因此，本片在2011年初的第61届柏林电影节一举获金熊奖、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银熊奖，更在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中夺得最佳外语片奖。

《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的故事主线对于无论何等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家庭都不会过于陌生。不同阶层中的矛盾与纠纷，隐性的歧视，这是作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种种不可调和且永恒的局面。纳德和西敏这对夫妻因离婚所面临的争夺女儿抚养权的问题牵涉出了一连串事件；若不是西敏赌气离家，亦不会有女佣瑞茨的介入并因工伤纠纷与业主对簿公堂。电影中的两个家庭代表各自阶层的利益，而在这故事下却高明地反映出伊朗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伊朗是一个奇特的国家，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蛮荒和现代并重，古老的信仰在新思潮的渗透中也依旧不可动摇。

对立，生活的主线

纵观整部影片，让人最为唏嘘的是伊朗在发展中不得不面临的这种不可调和：中产阶层和底层百姓的矛盾，新派思想和古老传统的对立，信仰和现实的冲突，在影片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物质条件相对优渥的中产阶级代表，西敏的举动体现着新派思潮——期待通过移民改善生活环境和后代的教育问题；而纳德坚持无法抛弃老年痴呆的父亲，亦是传统和新潮对立的体现。

而对于底层民众的缩影——护工瑞茨来说，艰难谋生并不是压在他们身上的唯一一道沉重的负担。在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女儿分身乏术的情况下，看护纳德的父亲不仅是卑微而物质回报甚低的工作，同时亦受到宗教层面的束缚——作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瑞茨小心翼翼地打电话咨询给男人换洗脏裤子是否合乎教规；而在因流产而起的诉讼和纷争中，最后面对《古兰经》的起誓，她崩溃了，道德和信仰的层面完全让她无法争取到赔偿的金钱。面对真相，纳德能够毫无愧疚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置词，他的女儿也不得已卷入伪证的风波；而贫苦而卑微的瑞茨却无法昧心撒谎。两个家庭的孩子本应在平等的环境中和平共处，却在不同阶层无法逾越的鸿沟中被强行隔阂。在争执的末尾，两个孩子对视时，小女孩那一记眼刀般的怨恨目光令人心惊胆颤；生活不是理想国，矛盾和对立才是主体。

事实上，中国观众看《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应该有非常熟悉且感同身受的体验。同类的故事题材在本国社会洪流的发展中绝非鲜见——例如《钢的琴》就属于此类影片，对于题材的选用和挖掘却全凭导演的取舍。关于外语片中着力要塑造的“民族性”，有不同的视角供体现——可选取元素的符号象征，抑或是在细节点滴中呈现思考。也许在《十三钗》中，更看重的是前者：思想升华化，民族道义化，美学符号化，戏剧场面化。而《一次别离》则走的简朴风，30万美金的小成本和手持机位的镜头切换，于片段支离中尽显主题意蕴。

桃姐

导演：许鞍华

主演：刘德华/叶德娴/秦沛/秦海璐

制片国家/地区：香港/中国大陆

上映日期：2012年3月8日(中国大陆)/2012年3月9日(香港)

本片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罗杰与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之间所发生的一段温暖人心的主仆情故事。《桃姐》是以人命名的电影，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Roger（刘德华饰）与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叶德娴饰）之间所发生的一段触动人心的主仆情。继当年《法内情》后，刘德华与叶德娴这对影坛经典母子档再次携手合作，将戏中饰演的少爷与老家佣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以挚诚情怀感动人心。本片入围了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女主角叶德娴凭借本片摘得了威尼斯影后桂冠。

黑衣女人

TheWomaninBlack

导演：詹姆斯·瓦特金斯

主演：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塞伦·希德/珍妮·麦克蒂尔

制片国家/地区：英国

上映日期：2012年3月14日（法国）

终结了《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丹尼尔·雷德克里夫挂帅惊悚新片主角，在影片中饰演一名年轻的律师，他来到一个偏远的村庄，处理一桩客户遗嘱的案件和被隐藏的秘密，以及传说中的黑衣女人诅咒。影片根据英国小说家苏珊·希尔（SusanHill）1983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改编。小说《黑衣女人》自出版之后很快被改编成话剧，这出话剧被英国媒体评价为“戏剧舞台上最令人激动、最吸引人和最成功的作品”，从而在英国伦敦西区连续上演了20年，其长盛不衰的效应相当惊人。电影版《黑衣女人》的剧本将由《海扁王》编剧简·古德曼执笔。

晚秋

导演：金泰勇

主演：玄彬/汤唯/金俊成

制片国家/地区：韩国/美国/香港

上映日期：2012年3月23日(中国)

已于去年11月底在美国开拍的韩美合资电影《晚秋》翻拍于1966年上映、由李晚熙导演执导、申星一、文贞淑主演的同名作品，讲述了获得假释的女囚犯和正在逃亡的伪造钞票嫌疑犯相遇并陷入短短3日的恋爱中的作品。安娜（汤唯饰）杀死丈夫被判入狱，7年后她得到3天的假释期去西雅图参加母亲的葬礼。回到家的她，面对的是忙着瓜分遗产的家人，以及背叛她与另外一个女子结婚生子的初恋情人。勋是个“吃软饭”的男子，习惯于逢场作戏。在前往西雅图的大巴上两人相遇并相爱。影片制片人最初就想要中国女加韩国男的组合，而看到汤唯的照片后，被她的气质所吸引，遂选用汤唯任该片女主角。

超脱

Detachment

导演：托尼·凯耶

主演：阿德里安·布洛迪/克里斯蒂娜·亨德里克斯/布莱恩·科兰斯顿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上映日期：2012年3月16日（美国）

影片的主人公亨利·巴赫特（阿德里安·布洛迪饰演）是一个有着与学生进行某种情感交流天赋的老师，但是他却选择了埋藏这种天赋。为了避免和学生或者是自己的同事产生什么"情感交流"，他选择了做一个代课老师，在每个学校都只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离开。

不久之后，亨利来到一间落魄、没有管理者的公立学校任教。这里的学生目中无人，教学工作极难开展。亨利的才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他很快就成为了这所学校的模范教师，并且成为了处在反叛期的青少年的偶像。在和自己的同事、学生以及他从街上救回来的少年之间产生情感连接之后，他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并且在这个看上去冷酷无情的世界中找到了美丽的生活和人性。

诸神之战2

WrathoftheTitans2

导演：乔纳森·里贝斯曼

主演：萨姆·沃辛顿/拉尔夫·费因斯/连姆·尼森/丹尼·赫斯顿/埃德加·拉米雷兹/比尔·奈伊/托比·凯贝尔/罗莎蒙德·派克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上映日期：2012年3月30日(美国)/2012年04月(中国大陆)

《诸神之战2》在剧情上将承接第一部的故事线索，不甘心失败的哈迪斯卷土重来，联合宙斯之子“战神”阿瑞斯与宙斯的生父、泰坦之王克洛诺斯达成秘密协议，谋划活捉宙斯。面对危机，珀尔修斯不得不再一次肩负起拯救人类与众神的使命，与“海神”波塞冬的儿子阿基纳、被贬人间的“火神”赫淮斯托斯一同前往冥界解救宙斯。导演乔纳森·理贝斯曼向媒体证实，新一集的《诸神之战》仍将是后期转制成3D格式，不会使用3D数字摄影机拍摄，而是采用传统的胶片摄影机。在他心目中，《诸神之战2》不仅仅是一部呈现视觉奇观的奇幻大片那么简单，而会是一部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史诗巨作。

文化他者 篇3

面对选择,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展了“中西文化论战”的大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前者认为中国想要复兴,必须学习西方;后者则秉持用“孔家的路”改变整个世界的思考方式,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未来文化僵尸“中国文化的复兴”。2不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种冲突与其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倒不如说是无法避免的摩擦,在摩擦中相互理解,从而达到彼此共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将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差异视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3如果我们把一个享有异国婚恋的男女看作是一个小世界,那么不同国别之间的文明差异所造成的冲突是否也可以看作是彼此身份认同差异所造就的冲突呢?一言以蔽之:身份认同的差异性是造成异国婚恋悲剧性的根源。身份认同分为很多种,群族认同、阶级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等等,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文化认同以及性别认同。

在近代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痼疾依旧,接受教育者多为男性,虽然其中不乏开明家长让女子接受教育,但女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凤毛麟角。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界呈现出一种严重的性别偏离,女性的声音被人为地覆盖掉了。“以夫为纲”的儒家伦常不仅成为女性的崛起拦路虎,它更加成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现代知识分子身处的社会权利结构和权利关系相联系的种种方式。4简单说来是时代因素、历史因素赋予了一个群体集体的、无意识的既定观念。

1949 年,西蒙娜. 德.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了“女性为什么是他者”的问题。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主体与客体、主要与次要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全人类范围内的,只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女性的边缘地位愈发凸显罢了。可是即便如此,西方女性仍旧是现代西方科学精神的另一种象征,她们拥有独立的人格,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都是极为新鲜的。于是,早期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或许就来源于对作为“他者”的西方女郎的“猎奇”或“征服”。在文化上臣服、在性别上征服是现代中国男性知识分子面对异国女郎所采取的主要态度。相反地,这些拥有现代思想与知识的女性多数也只得充当在文化上征服、在性别上臣服的角色。

弗洛依德认为,在幼儿阶段,儿童虽然可以处于自体性的满足,但他们也会或多或少的依恋与某个客体。故而男孩依恋母亲,渴望充当父亲的角色;女孩依恋父亲,渴望充当母亲的角色。当然弗洛依德也承认两者其中的差别,但到了五岁,她们发现男性与女性的差别,认定自己同母亲的身份是一致的,并设法引诱父亲。弗洛伊德从生物学的角度谈到女性天然的恋父情节,如果此种分析成立,那么女性被男性管辖的命运似乎是不可避免了。似乎人们也为此找到了“合法”的源头,(耶和华)又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5试想来自此种国度的留学生会受到西方女郎的青睐吗?答案恰恰与预期相反。有不少西方美人委身于我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委身还创造了不少令人叹惋唏嘘的旷世之恋,而恋爱双方的被弃者往往都是来自象征文明、发达的西方美人。

摘要：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这种重创不单表现在器物层面,更是体现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挫败感。一方面西方女子在一定程度代表了西方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与他们恋爱甚至结婚,这原本对他国文化认同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但异国婚恋往往带有浓厚的悲剧性色彩,女性一直以来无法避免地成为婚恋中的“他者”。

失语的他者 篇4

摘 要:在罗伯特·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我的前公爵夫人》中,叙述者斐拉拉公爵谴责了死者,警示了生者。公爵冷酷虚伪的独白印证了男权社会里女性被凝视、被占有、被剥夺话语权的他者地位,反映了男权社会里根深蒂固的“厌女症”情结。

关键词:《我的前公爵夫人》 他者 失语 无名 男权社会

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我的前公爵夫人》于1842年面世。它取材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斐拉拉公爵阿方索二世。诗中的叙事者是公爵本人,“前公爵夫人”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被指责被埋怨却无权辩驳的死者,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未来公爵夫人也只是一位不曾露面、任由公爵讨价还价的客体。全诗即是作为叙述者的公爵以前公爵夫人为引线对全体女性的侮辱、傲视和恫吓。

在诗歌中,公爵夫人刚刚去世,就有媒人上门提亲,媒人到来时,公爵故作风雅,带媒人参观自己的艺术收藏品。读者通过公爵的言说内容以及言说方式来认识公爵和前公爵夫人,来了解公爵独白的初衷——谴责死者,警示生者。公爵对话语权的操纵印证了在男性中心社会里男性的绝对权威,反映出女性丧失话语权,丧失能动性的他者地位。诗歌虽取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却更多地反映了诗人生活的年代——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虽有位高权重的维多利亚女王呼风唤雨,广大妇女仍旧摆脱不了置身于社会边缘的处境。

诗歌以“墙上的这幅画是我的前公爵夫人”开始,从头至尾,夫人没有名字、没有自我,只是一种依附在丈夫身上的对象性存在。死去的夫人变成了一幅画,一个供人观瞻的客体,被剥夺了姓名、语言和思想。她的历史、故事任由其丈夫来叙说、书写、编造。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其实一直就处于这种对象性存在的位置上,是欲望的对象,也是审美的对象,观望的对象。女性的这种对象性存在的地位是由男性造成的,男性将自己的要求加诸女性身上,不让女性开口说话,她只能沉默,只能被描述、被塑造。前公爵夫人的无名和失语状态印证了女性是失去话语权的被压抑着的性别,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任由男性填充进任何的内容。

公爵漫不经心的一句“你愿坐下看看她吗?”真实地反映出前公爵夫人被看被凝视的他者地位。被看被监控是广大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真实生活的写照,是男性权力摄控、渗透女性领域的表现。“凝视”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当公爵以中心权力话语,以一种凝视的方式去监视客体前公爵夫人时,他便试图将其意志、思维贯彻到夫人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之中。而少不更事的夫人偏偏“看到什么都喜欢,而她的目光又偏爱到处观看”。为了防止她到处观看,公爵间接或直接地把夫人谋杀了。对于已故的公爵夫人,公爵更可以通过随心所欲地拉上帘幕,从而让画上的夫人甚至连象征性地“到处观看”的“权力”也丧失了。在男权社会里,看是一种权力,是男性强势的象征。天真烂漫的夫人企图颠覆这种看与被看的权力模式的尝试,显然违背了男性主动的社会原则,斐拉拉公爵便会倾力去控制她的眼睛,她被消弭被毁灭的命运便不可逆转。妇女在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界里,事实上已成为男性施暴的牺牲品。

公爵在向媒人介绍墙上的前公爵夫人的画像时,说“除我外再没有别人把画上的帘幕拉开”。看似随口而出,实则可见夫人不过是公爵的私人物品而已,是他私藏的一幅展品,一个客体。夫人既然是公爵的附属物,她当然就不能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好恶,也就不能轻言欢笑。一旦违规,公爵便“下了令:于是一切微笑都从此制止”。“下令”一词充分体现了公爵语言的权威性。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附庸,是点缀,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可以珍藏,可以丢弃,永远不能独立,永远只是他者。当公爵在媒人面前尽情数落前公爵夫人的“过错”,并炫耀似地表明自己让夫人的一切微笑停止,其实这表明了在他的心中,夫人就是任他支配的私有财产。而未来夫人就应该引以为戒,循规蹈矩地做一个驯顺、沉默的“天使”,心甘情愿规囿于家庭,要么管理操持家务,要么充当客厅里的装饰物。当公爵邀请客人看那座海神尼普顿正在驯服海马的青铜铸像时,进一步显示了他“驯化”妻子,禁锢女性思维的家长心态。“海神”暗指公爵神圣不可侵犯的主人身份,而“海马”则喻指公爵夫人(前夫人或未来夫人)——他驯服的对象、操纵的客体。尽管公爵口口声声“美貌的小姐才是我追求的目标”,(“目标”,原文中的object, 还有“客体”之义)读者不难想象未来的公爵夫人不过是另一客体,前夫人的翻版,是公爵即将收藏的另一幅图画。而其早先透露的“我对嫁妆提出任何合理要求都不会遭拒绝”泄露了他娶妻敛财的初衷。18—19世纪欧洲流行文学告诉读者“通过结婚占有她们的财产,这是一个男子考虑娶妇时的唯一的出发点”[1]。在男人心目中,女人就是财产、物、客体。她们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依附于男人,是男人强势力量的反证。由此,未来公爵夫人的命运读者便不难想象了。前后两个无名女性,一个代表历史,一个代表未来,她们丧失了说话的权力和自我思想命名的权力,变成一种简单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性别符号,失落了叙说自己历史和未来的话语权,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成为家长制和男性统治下的二等公民。这样,在男性权力话语中,妇女成为了不在场的、无名的、不确定的空洞能指。

公爵根深蒂固的“厌女症”心理在他的独白中也昭然可揭。公爵埋怨“不仅仅是她丈夫的在座使公爵夫人面带欢容”,他指责夫人“要取悦容易得很,也太易感动”。在他看来,夫人应该只对他一个人微笑,而不应“总是在微笑”。夫人的微笑,夫人开朗活泼的性格竟成了“轻浮举止”的代名词,成了道德堕落的化身和根源。据史料记载,斐拉拉公爵阿方索二世的前公爵夫人Lucrezia是一名发迹商人之女,结婚时不过14岁。这个貌似尊贵的公爵以其极端的狭隘、专横、残忍、险诈生生地把一名活泼可爱的14岁纯真少女扼杀在了花季之中。实际上,男权主义者们的这种“厌女症”心理由来已久,在中世纪的布道词中,就有“女人是邪恶的,她们淫荡如蛇蝎,多变似鳗鱼,好奇、冒险寻衅成性”以及“没有什么比女人更为罪孽深重的了。事实上,女人乃一切邪恶之源”[2]。在父权制语言和象征体系中,女性总是处于消极、缺席和无所作为的地位,一旦她们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时,便会引发男人的猜忌、仇恨和压制。前公爵夫人的死亡是公爵的命令,也是男性世界驱逐女性的一个缩影。

《我的前公爵夫人》以公爵盛气凌人、狂妄自大的独白,前公爵夫人受控于画幕开关之间的现状,未来夫人被物化的前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男权社会里男性话语的霸权地位,表明了女性是被言说、被书写、被建构的失语的他者,女性始终处于被欲望化眼光窥视、选择、观赏、摆布的状态,被强行置于缺席和缄默无语的处境。

注释:

[1][法]伊丽莎白·巴丹特尔著,陈伏保等译:《男女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2]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参考文献:

[1]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

[2]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许淑芳.被封闭的女人[J].外国文学研究,2006,(1).

[4]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文化他者 篇5

一、多重中国形象的构建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是人们对一国家客观与主观性的总体感知, 是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电影作为文化载体, 其对传播、塑造国家形象有重要影响。新世纪以来, 随着华语电影走上国际舞台, 其向世界展现中国社会、文化、历史风貌的同时建构了多重中国形象。

(一) 坚守仁义的“诚者”形象

《卧虎藏龙》在信义江湖中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其剧情、摄影、动作、音乐都透出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意蕴。电影中的李慕白是仁义之侠, 待人谦和、关照各路江湖侠士, 是为仁;玉娇龙大闹江湖, 打伤多名江湖人士时, 李慕白出手相助, 是为义。道家追求“清心释累, 正心诚信”, “仁慈悲悯、忠孝信诚, 全于人道, 仙道自然不远也。”李慕白的一言一行皆为追求至善、至真的“诚者”。玉娇龙则代表着“不诚”, 偷盗宝剑、任性妄为, 徒增痛苦。最终, 李慕白从碧眼狐狸手中救下玉娇龙, 而自己却中毒身亡, 感化了玉娇龙。这是“诚者”对“不诚”者的解救, 玉娇龙跳崖自杀, 也是完成了“不诚”之人的自我救赎, 坚守仁义侠者、“诚者”形象达到寂灭的圆满。

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他者”, 不仅意味着在看待其他文化时的区别感、异己感, 更意味着“优势”文化 (主要是西方文化) 在注视和想象其他文化时, 把对方弱化、异化、边缘化。伴随自我意识的觉醒, 东方国家主动摆脱“封闭、愚昧、贫穷、落后”的形象。《卧虎藏龙》展现至诚至真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魅力, 并不是一味地迎合西方口味, 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次有力尝试。

(二) 脉脉温情的关爱者形象

电影《桃姐》折射出来的是香港本土文化传承与坚守, 是大陆与香港血脉相连的缩影, 也是中国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片中桃姐是香港本土文化的代表, 祖籍广东, 在日本侵华期间辗转流落香港, 13岁进入梁家为仆, 侍候梁家60年, 从抗战一路到香港回归, 她的生命历程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投射。片中大量关于买菜、做菜、吃饭等日常生活细节, 既展现桃姐对少爷罗杰的疼爱与脉脉温情, 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家文化的再现。罗杰与桃姐、梁家人与桃姐的暖暖情谊贯穿香港城市的今昔变迁, 展现理论超越家庭亲缘的情感, 流动于屏幕内外是民族的传统美德。

香港曾为殖民地, 惶惑迷茫无所依靠;也曾是大陆人民的避难所, 多元文化在此汇聚;是经济贸易中心, 各国文化杂陈;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又衍生出多元文化。因此, 以《桃姐》为代表的影片及其所展现的香港文化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 也是多重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表征, 是在一个后殖民主义的格局与体系中打破“在场的缺席”的尴尬处境的有效尝试。

(三) 不安躁动的迷茫者形象

近年来, 国产电影逐渐进军国际舞台, 并捧得国际大奖, 诸如《浮城谜事》、《白日焰火》等。这类电影多写现代男女的婚姻、感情、生活, 呈现真实人性的微观世界, 勾勒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浮世绘, 深层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迷茫与不安, 躁动与局促, 是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反思与拷问。但它们在征战国际电影节的途中, 难免以西方评委的喜恶、审视为标准, 有意无意建立起西方人心中的东方景观。

《浮城谜事》聚焦都市情爱故事, 讲述了一桩由小三事件引发的离奇车祸命案。该影片揭露出都市中产阶级“成功”表象下价值错乱的道德现状, 直逼人性的丑陋与肮脏, 在对中国都市中产阶级躁动挣扎现实的展现中赢得了入围第65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资格。

在文化霸权中获得国际奖项的电影, 展现的都是昏暗压抑的城市, 血腥暴力的杀人案件, 人的躁动与欲望, 导演或故意为之或有意暗合西方眼中“待拯救”的迷茫者形象, 这无法完成健全的关于“中国形象”的构建。

二、反思与建议

华语电影构建“中国形象”的尝试, 在反“他者”与“自我他者化”的两种倾向中不断博弈, 其中的得与失也值得我们反思。

(一) 对现实社会的描写略有欠缺

纵观在国外上映、或进军国际影展的在世界范围内较有影响力的华语电影, 不难发现古装片、武侠片居多, 广绣长衫的古典形象遍布, 满眼皆是以深宫大院、小桥流水的文化符号, 刀光剑影的江湖风云, 而较少展现中国现实社会风貌。即便是聚焦当下社会的电影, 更侧重于将镜头伸向凶杀、暴力等远离主流社会的话题, 缺少展现进步中国、和谐中国、多元中国的形象建构。

(二) 缺乏对主流价值观的呈现

建构鲜明立体、积极向上的国家形象有助于获得国内外观众对该国国家形象的正面、积极、健康的认知和评价, 但这正是华语电影所缺乏的, 不少对外传播的华语电影被阴谋论、权谋术覆盖, “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主流价值观念甚少被提及, 缺乏展示人与人之间诚信、友善的美好品质的故事情节。国家核心价值在影片中的缺失, 必然影响到国家正面形象的传播和国际声誉的提升。

(三) 立足本文文化, 塑造全面立体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多元的、丰富的、全面的、立体的, 所以电影所构建的形象也应展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面貌。国家的历史、人文、社会等每个部分, 都是国家形象的一个侧面, 都是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的重要元素。电影要想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 不仅要利用好本土文化的优势, 也应发挥电影这一媒介的独有特征, 融合商业与艺术、历史与现实, 自我形象认知与外部看法评价, 坚守自我, 走出“他者化”迷雾, 在不同层面来共同完成国家形象的建构。

在全球化的今天, 机遇与挑战并存, 应坚守核心价值观, 在走向世界的大潮中不迷失, 让华语电影更好的传播国家文化, 塑造中国新形象。

参考文献

[1]刘继南.《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2]王玉国.《想象中的他者——后殖民主义文论与电影个例》[J].时代文学.200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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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骥.《国产商业电影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

[5]李海燕.《从〈卧虎藏龙〉的中国古典美学特征看中国电影的发展》.[J]安康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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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国聪.《好莱坞科幻电影与国家形象构建》[J].电影评介.2013年第19期

关于“他者”的思考 篇6

人们对这种文化霸权或是文化统一产生了恐惧, 害怕失去自己的文化特点, 这体现了人们追求文化差异性, 多样性的愿望。但是过分强调差异也会有不好的结果。现在许多人仇恨外国人, 信奉种族主义, 挑起民族战争等, 这些现象的背后实际就是“拒绝他人是个与自己一样, 拥有同样权利的完整的人。”[1]这些态度以差异作为不能容忍他人的借口, 他们没有认识到, 防御外人的栅栏也可能把自己变成囚徒。

一.他者理论

首先什么是“他者”?根据西方文化自古以来的两分法, “他者”和“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在文化理论中, “他者”有这样一些称呼:亚洲是欧洲的他者, 第三世界是第一世界的他者, 他者是地狱, 全能的他者等等。这些称呼都并为中肯地评价“他者”。

黑格尔 (1770-1831) 曾经就使用过这个概念。他认为, “如果没有他者的承认, 人类的意识是不可能认识到自身的。”[1]这一点可以通过主人和奴隶的故事来说明。黑格尔指出, 这两个角色需要互相定义。表面上, 主人好像无所不能, 但实际上他的自我意识需要来自奴隶的确认;奴隶则通过压抑自己满足主人的需要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中, 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他者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主体以意义, 帮助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并确定其位置。萨特 (1905-1980) 指出:“我们对于自我的感觉取决于我们作为另一个人的凝视的目标的存在。”[1]在心理分析领域, 拉康 (1901-1981)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者”在巴赫金的诗学中举足轻重。他认为:“只有为了他者, 通过他者, 在他者的帮助下展示自我时, 我才意识到自我, 成为自我。构成自我意识最重要的行为取决于跟他者的关系。人之存在, 就在于最深刻的沟通———存在既依凭他者, 也是为了他者。人没有完全独立的领地。人自始至终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他要观察别人的眼睛或依凭别人的眼睛才能看到自己。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2]

巴赫金以两人面对面而立为例作了详细解说。他说, 我面对着你, 能看到你所看不到的东西:你背后的高墙, 天空中的云彩, 你的前额, 反之亦然。正如你把我置身于空间中的某个位置一样, 我也把你整个地置身于空间中的某个位置。但是我不能看到整个自我 (如前额) , 没有你 (他者) 的视域的帮助, 我就不能确定自己身置何处。简言之, 为了产生自我意识, 我不能没有他者。没有他者作参照, 自我也就不存在。因此在巴氏那里, “存在即共存”[2], 这就彻底否定了自我单子式的、有特权的中心主义, 否定了静态的、超验的本质。

所以文化交流是一种文化对话, 倘若没有“他者”, 那就只能是独白话语。那具体“自我”和“他者”又有哪些关系呢?

二.“他者”对“自我”的意义

在巴赫金的“他者”理论当中, 我们已经了解到“他者”对于“自我”的重要性。我是相对于他的我, 他是相对于我的他, 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自我。这是有关于自我存在和构建的一个问题。而“他者”不单单为“自我”的存在提供了基础, 同时在“自我”整个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也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法歇尔·苏盖在《他者的智慧》中就指出:“差异能充实自我并能帮助自我更好的了解自己, 在自己身上发掘过去被我们自己忽略的东西。”[5]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其晚期的思想中, 提出的一个“关怀自身” (soucide soi) [4]的概念也与“他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怀自身”也就是转向自身, 关心自己, 但这里并不是指极端的个人主义。对于福柯来说, “关怀自身”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无法相处, 也不意味着不重视他者, 而是让主体和他者联系起来。他认为:“关怀自身, 并非产生了不用去行动, 而是让我们得以知道如何行动、何时、何地、何时必须要行动。也并非将我们从人类社会当中孤立出来, 相反地, 它似乎是将我们与人类社会连结起来。”[4]

同时关怀自身也不意味着自私自利甚至是集结成群来对抗异己, 它强调的是一种互动。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自身从个人扩大到文化时, 那么关怀本国的文化既不是指把自己的文化孤立于其他文化之外, 也不是指用它来对抗其他文化, 而是一种与其他不同文化的互动。因此关怀自身文化, 是一种和自己的文化交往, 也是和他人, 和世界文化交流互动的一门艺术。

同时福柯指出他者在关怀自身过程中还扮演了“引导者”[4]的角色。他者与主体进行对话, 让主体察觉到自身的无知, 觉察到无知, 主体才能真正开始回到自身, 关注自身。文化间的碰撞, 让自己的文化察觉到与其他的区别, 开始反思自己。这样他人的文化无形中充当了自己文化的一个引导者和监督者, 在随时随地指引我们, 监督着我们, 使我们回去寻找自己文化的本真。

当我们意识到“他者”对“自我”的重要性后, 那我们要如何正确对待“他者”呢?

三.如何对待他者文化

克里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认为:“想象差异, 是接受他人的第一步。他人有同样的权力自由构造自己的意识, 只要他们这样做并不妨碍你享受同样的自由。并不是我们必须互相爱对方, 或者争个你死我活, 而是我们必须互相了解, 并以此为知识与对方生活在地球上。”[3]因此我们对待他者文化要遵循以下原则:

(1) 相异性原则

如何正确对待“他者”, 基于和格尔茨同样的立场, 法歇尔·苏盖提出相异性原则, “在差异中承认他者, 承认他者的智慧。”[5]他认为, 差异, 只要是可以辨别的, 都不会妨碍对话, 不仅可以对话, 还可以带来有益的结果。只有承认相异性, 以他人为镜才能找到自我, 只有成为自我才能解决矛盾。

所以当我们与他者文化相遇时, 无论这个我们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 无论你接触到的是什么文化, 都应该了解到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主义, 并把他放下, 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其次是要对他者文化报有谨慎, 好奇, 尊重的态度。第三点是要怀着能被质疑的态度, 并不是自己的东西全部都是好的, 要允许他者对自己文化的质疑和批评。

(2) 聆听他者

古希腊有一句谚语:“大自然给了我们两只耳朵一个嘴巴, 就是让我们用两倍于说话的时间去聆听。”[5]

福柯认为在主体进行自身关怀的实践中, 聆听他者是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 同时这项工作, 其目的也是在关怀自身。这种聆听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安静;安静得聆听从他者身上传来的话语, 感受其中的讯息和氛围。二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在聆听过程中要做出譬如微笑, 点头来回应他者。三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者的话语上, 而不是其他。

这样的聆听方式完全适用于文化间的交流。当我们遭遇到他者文化时, 不是盲目得马上做出什么判断, 不用简单的好或是不好去定义它, 而是要选择不带有任何偏见地, 安静地倾听。放下自身文化至上的观点, 抱着一种尊重他人的态度, 一种开放的心态, 聆听并感受他者的文化, 对其做出积极的回应, 提出客观中肯的看法和意见。当我们真正去感受它时, 暂时抛开任何其他政治的,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分歧, 而是关注于文化本身。这样的话, 德国记者或许会更关注我们国家的文学文化本身, 而不是人权。

正如福柯所说, 关怀自身是一种与他人的生活艺术[4], 在现在这个跨文化的环境中, 如何和他者文化相处也是一门艺术。经营这门艺术的前提是学会互相尊重, 不把他者理解为威胁, 讨厌他甚至不予接近。把对他者的厌恶或是恐惧用包容, 尊重和理解来代替。一种能够正确对待他者文化的文化是会在与他者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 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自己, 更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放出自己的光彩!

参考文献

[1][英]丹尼.卡瓦拉罗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 张生, 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10

[2]蔡熙.关于文化间性的思考.大连大学学报, 2009 (1)

[3]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0

[4]许鸿儒.自身、他者与教育:福柯的“关怀自身”概念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台东大学教育学报, 2007 (12)

文化他者 篇7

后殖民的理论家们将殖民地的人们称之为“殖民地的他者”。顾名思义, 西方的殖民者则被称为自我。“他者”这一概念, 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萨特的定义, 是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 因为他的存在, 主体的权威才得以肯定”。自我意识只有通过对自己的对方或差异者设定为“非存在”———即“他者”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西方之所以自视优越, 正是因为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的能力的结果。”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在他的代表作《东方主义》也指出, 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充满了作为“他者”的东方的想象。著名学者王宁还对赛义德的“他者”概念作了阐释: “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 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其文学的价值与传统, 甚至包括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 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 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被认为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对照的是, 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传统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 或不时地扮演一种相对于西方的‘他者’的角色。”另一学者崔少元也认为, 赛义德的“东方学”理论从‘话语—权利’的角度分析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文化二元对立关系。赛氏认为在这种对立的权利话语模式中, 宗主国处于中心地位, 而殖民地国家则处于边缘的位置。边缘国往往仅仅作为宗主国神话的陪衬, 被置于从属的境地。”的确, 很多西方文学文本呈现出来的非西方的第三世界, 都表现为西方人为了确认“自我”而构建起来的“他者”。西方人总是被塑造成积极的自我形象, 西方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没有生气、被物化”的“他者”形象出现, 在“他者”形象的陪衬下, 西方“自我”的正面形象得以建立和突显。本文通过对小说《问题的核心》中“他者”话语的解读, 可以看出作者格林在“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

格林1904年出生在英国中部波肯斯特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查尔斯·亨利·格林是当地中学的校长。他的出身、教育、文化背景和从昔日帝国分享到的利益和特权, 都使他难以彻底超越殖民视角。正如著名学者张中载所言, “生活在长期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英国的反殖民主义斗士同样难以不受殖民主义思想、白人优秀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欧洲中心的思想在他们身上早已根深蒂固。”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也指出: “我发现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之一就是, 我素常敬仰的许多英法艺术家也认可‘隶属’或‘劣等’民族这类被那些统治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官员认为是理所当然并努力把它们付诸实践的观念。”由于无法摆脱长期积淀下形成的集体意识, 格林对于英国殖民地及其人民的描写仍难摆脱殖民主义话语。他在把殖民地引入自己的创作视野时, 正如赛义德所言, “是以一个西方人的目光注视殖民地的”。在这样的情形下, 殖民地及其人民是作为西方宗主国相对的“他者”而存在。因此, 对《问题的核心》中“他者”话语解构表明: “他者”的确立是对殖民地文化文本化的过程。维多利亚时代西方意识中的“他者”是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优越感双重作用下的产物。

一、殖民自我的复制

西方的自我包含有理性、文明、高级等内涵。西方殖民者沉醉在这一有力量的能动的自我之中, 反复向自己再现关于自我的信念。这种力量在不断地自我复制中逐渐强化, 建构中的自我因此演化成了实体性的存在。

这种自我的复制过程在《问题的核心》明显的表现出来。主人公斯考比就通过泛滥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把自我复制为像上帝一样的救世主。作为英属西非殖民地上的一名警官, 斯考比已经在此任职15年。殖民地环境的肮脏和腐败,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 让斯考比怜悯世间所有的苦难, 总想要去承担起帮别人解除痛苦, 获得幸福的责任。他甚至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会眼睁睁看着人类受痛苦, 因此他决定令自我取代上帝的位置, 去拯救万物的痛苦, 以人类的怜悯去代替上帝演绎神的仁慈。尽管与妻子之间早已没有了爱的愉悦和甜蜜, 但他仍然对妻子怀有无限的同情和怜悯。他把妻子的日渐衰老、多愁善感、人缘不佳和精神苦闷都归咎于自己的责任。他认为自己既没能给妻子创造好的生活环境, 也没有以事业上职位的高升给她带来社交生活的自信。所以为了送精神苦闷的妻子去度假, 尽管无力筹措巨额费用, 但他仍然在对妻子的怜悯和责任感驱使下假装强大, 铤而走险向走私贩借债, 结果落入对方的圈套。妻子走后, 他同情并爱上了因所乘船只被敌方潜水艇击沉而流落该地的年轻寡妇海伦, 并且在私情被妻子发现后, 仍旧无法舍弃对海伦的责任。海伦在斯考比的眼中是流落到该地孤独无助的弱者, 一想到她从海上死里逃生遭受的痛苦, 上岸后流落异地的无助, 被坏男人调戏的危险以及充满风险的未来, 斯考比就感到对她的生存负有无法舍弃的责任。在他眼中, 照顾海伦是“承担起了上帝没有承担的责任”。他的这种少见的过度的怜悯和责任感被有些评论称为“自负”的责任感。作为一个警官, 怜悯本是与履行公务不相容的性格。但怜悯之所以成为斯考比最重要的性格特征, 应该与他的工作环境有关。正如著名学者韩加明先生所指出, 15年的警官生涯一定使斯考比看到无数不公正、不合法的事, 接触到无数在正当与不正当的法律面前无能为力的人, 正是这些经历使他的性格中怜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一切弱小无援、或陷于困境的人。但同时斯考比的怜悯也是其“傲慢”的表现, 因为他作为殖民地高级官员, 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 怜悯他人是表现这种地位的手段, 而这种地位只有大权在握的殖民者才能享有。

二、斯考比与仆人阿里的友谊的不可能性

斯考比的仆人阿里是当地非洲人的代表。他正直诚实、心地善良, 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地服侍了斯考比15年。在斯考比度假期间, 很多人都想把他抢走, 但每次回来阿里都在码头上等着他。当斯考比的手被门上的木刺划破的时候, 阿里细致地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 他的手像女孩子一样轻巧, 动作像医生一样熟练。当斯考比去班巴出差途中害了黑水病而发高烧时, 阿里一直站在他身旁照顾他, 为他支好吊床和蚊帐, 手里端着热茶和饼干, 随时送到他嘴边, 还一直满脸堆笑的点头, 回答他的话。他给了斯考比“所需要的全部爱情和友谊”。

但对于这样十五年忠诚尽职的仆人, 斯考比也从未把他看作是自己生命中可信赖的伙伴, 而仅仅是可以操控利用的, 为自己提供服务的被物化了的对象而已。当阿里无意间发现了斯考比的私情和与商人尤塞夫的私下交易时, 斯考比没有首先跟阿里交流沟通, 来消除彼此心中的顾虑, 而是直接选择对他的不信任, 把他视为对自己的威胁 ( 尽管阿里从未有过不可信任的表现) , 转而向尤塞夫求助。结果阿里在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下, 被尤塞夫指派的人残忍的杀害了。

阿里的悲惨结局印证了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说过, “东方就是东方, 西方就是西方, 双方永远不会交汇。”殖民者永远不可能把被殖民者当作朋友来看待。友谊是建立在不涉及物质利益的平等基础之上的, 是心与心的交流。而殖民者只把被殖民者看作臣属于自己的“他者”。因此, 被殖民者是不可能成为白人的朋友的。“‘他者’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我们’的优越性, 证明西方所走的科技理性道路的正确性……严格说来, 他者是拯救的对象, 是帮助的对象也是掠夺的对象。”

除此之外, 小说中对阿里的形象描述也体现出典型的“他者”范式。阿里远不是一个复杂的、具有自主性的人物。作为主人公斯考比生活中最亲近的伙伴, 作者却没有对他进行太多的、深层次的刻画。对他的外表简单描述为“身材矮壮, 生着一张丑陋却讨人喜欢的扁阔的面孔”。尽管小说中阿里发出了声音, 与殖民地小说中高度模式化的黑人形象有所不同, 但是他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圆形人物”, 摆脱不了象征的使命。他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情感变化和内心需求的表达, 读者对于阿里的心理也一无所知。在小说中他只是一个被物化的人物, 一个威胁着殖民者命运的“他者”。

三、“停滞、落后”的东方和“无知、野蛮”的“他者”

殖民话语的逻辑基础是白人殖民者心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从某种程度上, 由于种族文化身份的羁绊, 格林无法超越殖民话语的制约,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形成某种共谋关系。在传统殖民主义的话语中, 作家往往通过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塑造来实现对殖民“他者”的塑造。非西方地区总是作为为“野蛮、落后、专制、腐败”的“他者”形象出现。在《问题的核心》中, 故事的发生地———英属某西非殖民地就是这样一块肮脏、破落、腐败的大陆。这里的气候潮湿燠热, 低沉的云, 漂浮的雾, “密不透风的雨帘”。皮肤所触之处汗珠就会流淌出来。皮肤上的伤口在一个小时之内不处理就会腐烂发绿。橱柜需要终日开着电灯, 靴子很快就发了霉。住宅前的空地在旱季里是沼泽, 在雨季里是汪洋。秃鹫像火鸡似的在团堆的垃圾堆上悠闲踱步。到处糜集着老鼠、蟑螂、苍蝇、蚊子和野狗。医院里满是疟疾和黑水热的病人。黑水热会让人高烧、精力枯竭, 甚至送命。这样肮脏, 破败的环境让很多在此工作的英国官员脾气暴躁, 情绪糟糕, 身体因不适而生病。他们把这块殖民地称作“荒蛮、遥远的丛林”, 甚至是“白人的坟墓”。

而塑造殖民地当地人的“他者”形象来映衬西方的白人统治者, 是格林殖民话语的另一叙述手段。在小说中, 白人始终占据文本叙事的中心, 白人世界和白人形象都被塑造得富于饱满的现实感,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被“单质化”的当地黑人形象。格林较多地使用褒义词来刻画白人形象, 如身躯挺拔的区专员; 较多地用赞赏的语气评价白人, 如遭遇了海难仍然要对船主负责的有担当的苏格兰轮机长; 很少对白人进行批判, 就算批判也表现出明显的包容, 比如身为英国政府的派来的间谍, 年轻官员威尔逊仍然被描述为“毫无防范能力”, 像孩子一样弱小, 不具备“成人脸上的线条”。而在对黑人的描写上, 格林则使用了符号化的语言。落后、愚昧、不文明是非洲黑人的代名词, 在小说中, 当地的小孩子们在码头性高采烈地领着水手去警察局附近的妓院。当地的一些十六七岁的青年, 被称作“码头耗子”, 用刮脸刀和玻璃瓶碎片作武器, 成群结队地在货栈周围游荡, 一发现容易撬开的木箱, 就把东西偷得一干二净; 看见喝醉酒的水手脚步踉跄的走过来, 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似地蜂拥而上。而当地的商人, 则多是钻石走私贩和高利贷主。为了垄断当地的生意, 他们相互攻击, 并敲诈勒索阻碍他们的人。其他成年人, 主要的形象就是两种: 女的做娼妓, 男的做仆人。斯考比的贴身仆人阿里, 应该是小说里主人公生活中最亲近的人物, 也应是用墨较多的丰富而饱满的形象。然而, 在格林笔下, 这样一个关键性人物却游走于书写的边缘, 没有实在的内涵而被“他者”化。阿里对斯考比忠诚尽责地服侍了15年, 从未有过任何不可信任的表现, 但却因为无意中知悉了主人的私情和与中间商的勾结而成了对主人的威胁, 从而被杀害。小说中仅仅对阿里最后的被害结果作了一些描述, 而阿里作为一个被怀疑被伤害的黑人应有的心理活动完全没有出现, 这也印证了流行于殖民地的白人对黑人的普遍意义上的看法: 黑人是低劣的人种, 他们缺乏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情感需求, 只配受到白人的奴役充当机器。而当地黑人女性甚至比男性更低等, 她们承受着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三重压迫, 被符号化为“他者”中的“他者”。威尔逊去妓院时的遇到的性伴侣, “穿着肮脏的汗衫躺在包装箱上, 活像扔在柜台上的一条死鱼”, “身上散发出发霉的味道”“正躺在那里等待主顾”。她与威尔逊的对话中唯一的一句就是“要基格基格吗, 亲爱的? 十先令。”可见当地的女孩多么的廉价和卑贱。而与叙利亚商人尤塞夫有情爱关系的妇女们, 在尤塞夫眼中的形象就是“我高兴跟谁睡就跟谁睡, 不跟我睡就滚开”, 结果她们还“总是跟你睡”。人类学者维克多·特纳指出: “边缘‘他者’的身份, 可能表现为一无所有……只穿很少的衣服甚至裸体, 已表明他们没有地位、财产、标志……好像是正在被贬低成统一的模式……以使他们能够应付生活中的新低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格林作为一名生活在大英殖民扩张的黄金时期的小说家, 他的思想难免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难免不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因此, 他的小说《问题的核心》也就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传统的英国殖民意识, 出现了典型的殖民话语的书写。小说中对非西方“他者”的边缘化, 使小说多少留下了“殖民性”的印记。

摘要：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解读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 特别是对文本的殖民话语的分析, 可以看到格林把殖民地引入自己的作品中时, 是以西方人的目光来注视殖民地的。因此, 《问题的核心》中的“他者”是作者潜意识中西方中心主义作用下的主观性产物。

关键词：《问题的核心》,殖民话语,他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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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加明.漫谈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J].外国文学, 1996.

《喜福会》中“他者”的身份认同 篇8

“身份认同” (identity) 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在多元文化社会中, 像谭恩美这样的后殖民状态下的族裔散居者都在争取建立和巩固其独特的新身份。而身份认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牵涉到了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我 (现代人) 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将到何处去?在西方主流文化中, 作为被边缘化的“他者”, 认同已经成为了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标志。由此, 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的选择与定位, 让错位之后的华裔美国人陷入了共同的困惑。

一、身份认同的困境

早在移民初期, 美国主流社会就利用文学、艺术等各种媒介手段将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妖魔化、他者化, 强迫他们接受主流语言文化, 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首先种族上, 作为第一代移民, 怀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 不远万里来到了憧憬中的美国。然而, 自称为大熔炉的主流文化却并非想象的那样宽容。如作品中一位移民母亲莺莺嫁给了一个美国白人之后以为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可是在美国法律中禁止美国白人与华人通婚, 以致她的身份不被美国人认同而无法入境, 最后只能以“难民”的身份踏上美国的土地。20年后, 到了女儿的一代, 虽然种族歧视从美国法律中消失了, 制度上也对异族文化宽容了很多, 然而, 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却并没有从美国社会文化中彻底清除干净。如另一位移民母亲的女儿露丝, 自认为是地道的美国公民, 但却正是因为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而被白人男朋友的父母拒之门外。其次文化上, 母亲们期望在女儿的身上实现自己未了的心愿, 认为自己有责任教育和引导女儿, 而作为女儿也有责任和义务光宗耀祖。但在崇尚天赋人权的美国社会里长大的女儿们, 向往的却是自由与平等, 认为母亲的言行扼杀了自己个性的发展。如韦弗利9岁时就拿到了全美象棋冠军, 照片登上了《生活》杂志, 母亲视为是自己的荣誉一样骄傲。对于在美国长大的女儿, 突出个人价值, 强调个人奋斗和独立意识。因此, 她认为成功源于自己的努力, 和别人没有多大关联, 使得母女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最后在语言上, 几乎所有的母亲都不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而只愿意说汉语, 无疑就阻碍了她们与华人圈之外的交流, 在主流文化中沦为“他者”, 自然也就妨碍了她们与女儿之间的情感沟通。像太原对韦弗利的母亲林朵来说不只是家乡更是承载了中国生活的全部回忆。让她女儿非常迷惑是, 将“太原 (taiyuan) ”与“台湾 (taiwan) ”混淆而已母亲却大发雷霆。结果, 崇尚西方文化的女儿与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母亲逐步走向对立, 但又互相沦为了主流文化中的“他者”。

二、身份认同的出路

在女儿眼中, “中国”是遥远而陌生的, 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觉得羞愧和自卑。她们不仅取笑母亲的着装和行为, 而且厌烦和母亲交谈, 总是嘲笑她们那蹩脚的英语。甚至拒绝接受母亲带给她们的文化传统, 为跻身主流文化而费尽心思, 吃汉堡包, 拒绝讲汉语和使用中文名字, 并且不顾母亲的反对坚持嫁给白人, 并毫不迟疑声称自己是“美国人”。尽管如此, 美国人依然视她们为“他者”甚至“异类”。女儿们难免不产生身份困惑, “我们到底属于哪里?”。如萨义德所说, “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种文化是纯粹的, 所有散居族裔包括多元文化中的移民都只能存在于异质文化边界形成的中间文化里, 即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间”。时光荏苒, 在经历了婚姻和事业的挫败之后, 逐渐成熟的女儿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和主流社会, 甚至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她们意识到不论外表和行为多么像“美国人”, 内心依然根植中国文化。作品中露丝和莉娜也终于从婚姻中走出了阴影而变得坚强。韦弗利在与第二个丈夫的中国蜜月旅行中也捎上了母亲。精美后来经过多番寻找, 最终和另外两个双胞胎姐姐在母亲的故乡中国上海相见了。当她走下飞机的时候, 激动地说自己是个中国人, 身上流着的是永远也抹不掉的中国人的血。她们是怎么找到身份认同的出路的呢?因为母女两代人都经历了从认同单一文化到认同混杂文化的心理过程, 在作品的结尾处, 女儿们终于意识到只有了解中国文化才能真正了解她们自己, 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是她们寻求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唯一出路。“喜福会”之前在女儿们的眼中不过是中国民间的陋习而遭到鄙弃, 其实却是母亲们为保持与过去的联系进而保持原有文化身份而残留的精神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经历失败而重新站起来的女儿们最终也才真正认识到母亲们的“喜福会”意味着一种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永不放弃的坚强决心, 一种在苦难中寻求“喜气”和“福气”的勇气。因此, 只有先消解东方与西方, 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并将东西方文化加以融合, 才能为身份认同的危机寻找出路, 使兼有双重文化的移民建立真正的自我身份认同。

摘要：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已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 脱离本族文化的华裔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已被边缘化为“他者”, 在两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混杂的文化身份, 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 而是处于东西方边缘的“第三空间”。

关键词：身份,他者,混杂,第三空间

参考文献

[1]Tan, Amy,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 1989

[2]程爱民, 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Iii外文学 (季刊) , 2001, (3) .

[3]罗钢, 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穆尔·吉尔伯特.陈仲丹 (译) .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他者的温度 篇9

我从来没有正眼看过那个经常出现在街角的异族少年。每次走过我总想绕开他，同时又用自己贫乏的想象去填补他模糊的面貌——他的双手永远插在单衣口袋里，感觉总在瑟瑟发抖。他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没有“真实面目”，始终都是建构的对象与想象的投射。今天傍晚路过那个街角时，我鼓起勇气看了一眼他的双眸。那里闪着与我瞳孔不一样的光芒。他眨了一下眼。或许，他此刻也在这样想着我。

世界逼仄，“他们”和“我们”被日益局促的时空挤压在一起——近得看得清他的鼻息，闻到他的气味，感到他的体温。即便他与我之间没有了距离，却还是远隔万里。我仿佛听见肾上腺素注入血液的声音。我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做什么。可能是怒吼之后风卷残云的撕咬。我和他是荒原上不期而遇的两头兽。恐惧之下，我的内心在尖叫。我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做什么。他者每一刻都在考验我们的底线——做人，还是做兽？或许，仅仅是相视一笑；或许，仅仅是擦肩而过。他者是我的镜子。通过他们，我才看清了自己。

我们可以选择无视，却无法逃避“共存”。我们每天都在“遭遇”他者——我们总在寻找各种标签，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永远大于相似：家乡、口音、语言、肤色、家庭、童年、教育、职业、收入、阶层、信仰、嗜好、性向……河网密布，纵横交错。无论你在意与不在意，“他者”都在那里。所有人本可以站在河水的同一边，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人的那一边。可以选择逃离，远远地离开他们。我并非自己的主宰，他者界定着我。

如果他在河的那一边，我会对他做什么？心底深处的声音告诉我，我可能会选择做“勇士”，但没有丝毫荣耀可言。回到家，扫到同一层书架上还有另两本书——《他者的眼光》与《包容他者》。书脊上的标题似乎在死死地盯着我。那一刻我似乎感到，莫名的恐惧才是最令人恐惧的事实。“如果在生命中我们是被死亡所包围的话，那么我们的健康的理智则是被疯狂所包围。”孤独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一九四四年写下了这句话。他所说的或许并不是二战的终结，而是一个人类纪元的开始。

文化他者 篇10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他者”概念

“他者” (The Other) 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探讨后殖民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文化权利新型关系的多元文化的集合性话语。后殖民 (post-colonial) 意味着殖民主义在时间上的结束, 但并不意味着其在事实上的结束。事实上, 殖民主义仍在以更为隐蔽的文化、话语形式, 借助全球化以经济贸易垄断形式发挥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压制效力。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 “他者”意味着不同文化在看待对方时所产生的区别感、异己感, 尤其是“优势文化” (主要是西方文化) 在注视和想象“弱势文化” (东方文化) 时, 把对方异化、边缘化的过程。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爱德华·W·赛义德 (Edward·W·Said) 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指出, 东方作为一个地点而在科学、艺术和商业等方面独立于各州进步的主流, 还指出西方人研究的东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 而是欧洲人心目现象出来中的那个东方[1]。东方主义者还建构了西方和东方对立的二元对立论:西方人优越、文明、善良、先进、理智、正常、清醒而强壮, 而东方人劣等、野蛮、邪恶、落后、非理性、不正常、糊涂而软弱。尽管在全球化的今天, 西方仍然深深受到东方主义的影响, 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永远是一个落后、迷信、愚蠢、幼稚的“他者”, 只能扮演“弱者”的角色, 处于世界的边缘。在西方人的眼中, 中国的形象就是一个异于西方的“他者”形象, 亦即对西方说来, 远东的中国便以西方对立物的形象出现[2]。因此, 身处异乡、处于母文化和西方文化夹缝中的美国华裔作家为了摆脱他者的边缘身份以早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会不自觉地“疏离中国文化, 构建符合西方读者视野的东方人或者中国人形象”[3]。

二、《女勇士》的“他者”解读

《女勇士》是美国亚裔文学的经典代表作, 出版当年 (1976年) 就赢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 之后又接连摘取各种奖项, 多次入选大学教材, 成为美国亚裔文学中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但是, 不可否认, 《女勇士》中塑造的“他者化”的中国文化是该作品引起美国社会关注, 进入主流文化的关键。在美国评论界, 许多人认为《女勇士》的成功是因其“带有东方色彩、不可思议、神秘而具有异国情调”[4]。而美国华裔著名作家及评论家赵建秀 (FrankChin) 等人却是猛烈抨击这部小说, 认为它是一部迎合美国主流社会猎奇心理而不惜歪曲中国形象的作品, 指责汤亭亭“为投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所好而不惜篡改中国文学作品”[5]。王理行认为, 汤亭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文坛上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她描述的“正常的美国”和“怪异的中国”有关[6]。

细读《女勇士》文本, 可以看出汤亭亭始终是以西方作家的姿态, 用“他者”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虽然她在《女勇士》中描写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神话传说, 历史人物, 起居饮食, 充分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形象, 然而, 由于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及身份认同因素, 汤亭亭在表现过程中坠入“东方主义”窠臼, 暗合了美国主流社会中西方汉学研究“异文化”的路线[7]。在她的笔下, 中国社会被刻画成封建礼教当道, 陈规陋俗盛行的地方, 中国人被描写成神秘莫测、怪异离群、愚昧迷信的形象。

《女勇士》第一部分“无名女子”叙述了“我”的姑姑在旧中国的凄惨遭遇, 姑姑因为在丈夫远离家时怀孕生子遭到整个家族的宗法惩治, 被逼无奈抱着新生婴儿投井, 以死抗争恪守妇道、三贞九烈的封建礼教。几十年后, “我”的父母和其他先辈已移居美国多年, 满嘴仍是男尊女卑的思想, 比如“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8]、“养女等于白填”、“女大必为别人妻”[9]。汤亭亭在《女勇士》和《中国佬》中不止一次提到家人对待男孩和女孩的迥异态度:大伯每次问孩子们谁去逛街, 当“我”和妹妹兴高采烈地回应时, 大伯却生气地说不行, 丢下我们带着弟弟去玩, 还给他们买很多的东西;洪家也以生女孩为耻, 唐人街的乡邻讥笑他们“一个女孩还不够, 又一个女孩”[10]。汤亭亭笔下的中国在女儿眼中完全成了女子的地狱, 以至于主人公“我”认为:“在中国, 父母会把我和妹妹卖掉。父亲也会娶两个乃至三个老婆, 她们会往我们脚上泼滚开的油, 并谎称我们哭是因为淘气。她们把好吃的给自己的孩子, 给我们石头。我不想到鬼都没有人形的地方。”[11]

此外, 汤亭亭还在小说里用大量篇幅描绘了中国文化里的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 强调中国的落后和愚昧。小说绘声绘色地记叙了母亲勇兰与“坐鬼”战斗的情节。当时, 在两个孩子夭折之后的某夜, “坐鬼”出现了, 这是一个没有脸、没有手, 也没有脚的石头状怪物。它巨大的身体骑在勇兰身上, 想把她压死。令人奇怪的是, 当时正在学医的勇兰并没依靠科学知识战胜“坐鬼”, 而是不停地与“坐鬼”进行谈话。书中还着重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社区的药店由于弄错了地址, 将另一个华人的药送到了洪家。母亲认为它把晦气带到了家里, 一定要女儿去药店, 向老板索要一些糖果表示赔偿。女儿当时很是尴尬, 她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诅咒, 他们会以为我是疯子”[12]。女儿作为小说中西方文化的体现者道出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评价———“疯子”。这些不可思议的情节无疑会使西方读者产生一种神秘、可笑、愚昧、无知的感觉。

三、美籍华裔作家的双重身份和尴尬处境

在当代美国文坛, 有一群如汤亭亭一样的华裔女作家, 她们在美国出生成长, 一方面, 她们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接受美国的教育, 以美国的思维和方式行事。另一方面, 她们又自幼承受来自家庭的中国文化的熏陶浸染。无论她们承认与否, 这种东方式的思想意识与西方式的行为意识已成为尴尬身份下的矛盾表征。当她们拿起笔来进行言说时, 不论她们自觉或不自觉, 有意识或无意识, 文学的创作里都烙印着身份多重性的困惑。她们的作品既表达了对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渴望, 又传递了对自己祖先文化的追寻与确认。

由于角色的矛盾与身份的多重, 在汤亭亭的小说中, 中国人的形象也是矛盾而尴尬的, 虽然不纯粹是完全按照西方标准塑造出来, 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按记忆的整合、想象的替换来完成。与西方本土作家在作品中故意歪曲的“东方主义”霸权所比, 作者在她的作品里时而以一种身份优越感凌驾其上, 时而又表现出一种身份认同感、民族亲合感。《女勇士》中的小女孩“我”和汤亭亭第二部小说《中国佬》里的主人公阿新都反复强调自己是个具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 而不是一个中国人。这一点正是作者思想的写照, 汤亭亭多次强调自己是美国人、美国作家, 自己的小说是美国小说。可以看出, 通过写作文学作品这一过程, 汤亭亭在实现着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汤亭亭的这种文化身份定位思想, 也是当时美国华裔作家追求自我的主题。

综上所述, 华裔女作家这种多重而尴尬的身份, 使她们的作品经常出现这么一个悖论:我既是他人眼中的“他者”, 又要在我所视为“他者”的对峙中显示出“自我”来。双重的身份使她们的作品也反映出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撞击。

摘要：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表达了作家对中美文化能和谐相处、相互融合的期许, 但是小说中在西方长大的女儿对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排斥态度正是西方社会以东方主义的种族中心为出发点, 排斥被视为“他者”的非西方文化的典型范例, 她所刻画的中国形象仍然是西方文化所折射的“他者”形象。华裔女作家的双重身份和尴尬处境使她们的文学创作流露出身份多重性的困惑, 她们的作品既表达了对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渴望, 又传递了对自己祖先文化的追寻与确认。

关键词：《女勇士》,他者,东方主义,双重身份

参考文献

[1]Said, Edward W.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 1978.

[2]王宁.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326.

[3]陈爱敏.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呈现的中国文化[J].外国文学研究, 2005, (6) :71.

[4]Maxine Hong Kingston.Culture Misreadingby Amer-ican Reviewers, in 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New Cultural Identities.US: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2:56.

[5]Chang, J.Paul, et al.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Fake[A].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Meridian Books, 1991:1-92.

[6]王理行.中西文化的冲突、对话和超越--论20世纪美国华裔文学[J].译林, 2002, (3) :203.

[7]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