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法规（共12篇）
地方性法规 篇1
一、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设定权
《行政处罚法》明确了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设定权的权限范围,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行政处罚设定权一度混乱的问题, 完善了我国的行政立法体制, 保障了法制的统一。但对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定, 《行政处罚法》存在着“过粗”的弊病, 其对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行使缺乏必要的限制, 易导致地方立法机关滥用权力, 这与国际上通行的行政法治标准之间存在差距, 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对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制。
首先, 地方立法主体要在法定的行政处罚设定权限内合法合理地设定行政处罚。在不超越立法权限的同时兼顾本地方的特点和实际需要。
其次, 地方立法机关要考虑行政处罚的设置与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的吻合性。在设置行政处罚时, 一方面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具体规定, 另一方面由于某些成熟的政策可以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 因此地方性法规在设置行政处罚时还要注意与国家政策相符合。
地方立法主体在制定实施性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时, 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然而在立法实践中, 地方立法有时会超越立法权限设置行政处罚。例如:地方立法中规定了中央有权设定而地方无权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上位法对某种行为没有设定行政处罚, 而地方性法规却对该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实施性地方性法规越权设定某种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 并且对违反该规定的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
设定行政处罚要遵循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地方性法规不得超越法定的立法权限。因此, 实施性地方性法规不得对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有权设置的行政处罚作出具体规定。同时, 实施性地方性法规也不得照抄上位法的规定, 否则不仅降低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等级, 而且也失去了地方立法的意义。
二、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的不足
我国是行政处罚的大国, 但在行政处罚设定权方面, 我国的情况还有些混乱。尤其在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时, 重复立法现象较为突出。在设定行政处罚时, 一些地方性法规只是照抄照搬上位法有关行规定, 使得行政处罚的规定失脱离了实际需要与现实情况, 缺乏实用性和可适用性, 违背了地方立法的目的, 未能体现出地方立法的价值和作用。
《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定权限内设定行政处罚, 但是没有对处罚的幅度作出任何限制。以罚款为例, 《行政处罚法》授权了地方性法规设定罚款的权力, 但未对罚款数额作任何限制, 这便导致一些地方立法机关利用法律空白随心所欲设定罚款的幅度, 对同一种违法行为罚款数额却不相同, 罚款数额轻则几百元, 重则数万元, 使得违法行为与所受到的行政处罚不相当、不统一, 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地方性法规虽然不能设定人身自由罚, 但其完全可以通过设定巨额财产罚, 使其设定的财产罚的严厉程度超过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 实际上超越了立法权限, 降低了法律的效力等级。
三、完善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建议
任何权力都有其行使的边界, 国家应该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范围。最高立法机关应修改立法中的模糊用语并作出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地方立法机关有权设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限制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空间。同时还要完善监督措施, 促使地方立法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正当并合法地行使行政处罚设定权。当然, 权力的正确行使离不开监督, 否则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国家可通过制定法律或通过备案、改变或者撤销等多种方式, 不断完善对地方立法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监督机制。同时, 中央和地方可以建立专门的监督审查机构, 负责对地方立法主体行使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监督。
行政处罚设定权实际上是一种不安全的权力, 适用不当便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 破坏国家的立法进步。地方立法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设定权时, 必须遵守法定的权限范围, 使其设置的行政处罚既合法又合理。同时也应通过各种措施加强对设定权行使的监督。通过地方立法主体自身的自律和外部的监督, 把这种不安全的权力变为安全的权力。
摘要：目前, 我国许多地方性法规都对行政处罚作了规定, 但一些规定超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 越权设置行政处罚。还有一些规定甚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自设行政处罚, 从而导致违背了上级立法的目的。这些现象违背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原则, 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 我国应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行政处罚的立法权限, 规范并监督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规定权, 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和行政刑罚制度等, 使地方立法中的行政处罚规定权由不安全的权力转化为安全、规范的权力。
关键词：地方立法,行政处罚,设定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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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法规 篇2
一项地方性法规出台以后，在实际执行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法规本身具有的抽象性、概括性与案件的具体性、个体性产生的冲突,法规的稳定性、滞后性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之间出现的矛盾等，都可能需要运用法规解释来协调。但是，我国地方性法规解释工作现状不容乐观，缺乏规范和统一，基本处于无序进行的状态。尽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地方性法规解释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但是，这些研究和探讨尚不够深入，存在很多尚待商榷甚至是空白的地方。本文拟对地方性法规解释若干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并对如何加强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解释制度提出初步的建议。
一、地方性法规解释概述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地方性法规解释是指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其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解释的活动，严格来讲，地方性法规解释属于立法解释的范畴[1]。地方性法规解释的权力属于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的主体是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的对象是地方性法规，解释的功能是对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法规条文本身进行解释或者对需要作补充规定的法规条文本身作出规定。此外，根据地方立法条例，有权对地方性法规进行法律解释的还包括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自治州或者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中较大的市的人大常委会、自治州或者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其对自己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所进行的法律解释公告时，应该经过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批准[2]。这一点有的省、自治区地方立法条例中有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解释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后表决通过的，并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根据这一规定精神和多数地方立法条例的规定，地方性法规制定机关所作的法律解释，与所解释的地方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法规出台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进行法规解释的问题。撇开理论之争，解释地方性法规是一项地方人大常委会一直在做但是缺乏明确规范的工作。首先，地方人大的法律解释权力来源模糊、抽象，操作性不强。目前，我国法律解释制度还很不规范，没有系统化，立法法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进行法律解释的情况，并未对法律解释形式、法律解释的性质和分类、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请求作出法律解释的期限等问题进行规定，也根本未对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作规定。《决议》中规定了地方人大常委会可以进行法律解释，但是由于规定得过于原则，没有对具体解释程序进行规范，地方立法条例基本上都是参照立法法各自规定了法律解释的提出主体、解释程序等内容。但在实践中，地方性法规实际的法律解释主体比较混乱，立法法也未对《决议》的效力作出规定或说明，这直接造成地方人大法律解释权的虚置或者旁落到其工作机构；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次数过少，未就具体的工作程序出台规范性文件，缺乏成熟有效的工作机制，导致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怎么具体行使法律解释权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只能各自摸索。
二、关于各省市规范地方性法规解释情况统计和比较
据笔者统计，立法法2000年出台后至今，基本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有立法权的较大市都制定或者修订了地方立法条例或者地方性法规制定条例，大部分也规定了关于地方性法规解释的内容（省级人大只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地方立法条例中没有相关规定），只是有的规定得比较详细，有的规定得比较简单，大多数是单列一节，有的是和法规的修改、废除或者报批并列一节，比如陕西省、江苏省等；或者放在其他规定中，比如福建省；有的只明确了解释的主体和权力所属，比如鄂伦春自治旗立法条例；有少数省市专门出台了地方性法规解释的单行条例，比如安徽省、成都市、重庆市。内容上，基本上都明确了地方性法规立法解释的权力来源、解释主体、解释对象、解释范围、具体工作机构以及效力等级，但是不少地方人大没有规定法律解释的程序，而是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程序来执行，如《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解释地方性法规比照立法法中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法律的程序办理”。也有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的解释程序进行了规范，一般包括起草法规解释草案，审议、修改解释草案，表决通过和公布几个部分，但是具体又各有细微的差别。比如每个环节的衔接、具体办理期限等规定不一，有的地方要求法规解释的公告上应当注明法律解释的批准机关和批准时间，如安徽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2004年11月1日第四十七次主任会议通过的《安徽省人大常委会解释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多数省市则没有明确规定此方面的内容。
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地方性法规解释工作的有关规定，一般以下主体可以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地方性法规的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人民政府，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和下一级的人大常委会或者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地区工作委员会。较大市人民政府、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专门法院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解释的要求。2006年1月13日，成都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规定》，在全国地方性立法规定中首次明确提出：“其他法人、组织或者个人认为本市地方性法规需要解释的，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提出解释要求。” [3]此外，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还规定了哪些单位、通过何种程序可以提出要求解释地方性法规的建议，如《西藏自治区立法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组织和公民可以向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性法规进行解释的建议。”
三、地方性法规解释与法规解答、法规答复、法规释义
实践中，不少地方人大常委会下属的法制工作机构实际承担起了法规的解释职能，往往采取法规解答、法规答复或者编写释义等方式。关于法规的解答和答复，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还在相关法规中作出了规定。比如 《贵州省地方立法条例》第四十八条就规定，“有关法规具体问题的询问，由法制委员会会同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予以答复；涉及重大问题的，报主任会议决定后，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可以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有关具体问题的询问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浙江省、江西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自治区以及淮南市、福州市等较大市的立法条例中也有类似规定，具体的工作机构一般是法制委员会或者法制工作委员会。
虽然说这种做法有利于提高效率并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法规询问的解答、答复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解释，只能归类为广义上的法规解释活动，不是当然的有权解释，也不能够直接适用于司法审判、行政执法。因为，一是工作机构没有正式解释权，其所作的解释严格来讲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二是从解释程序角度上看不恰当、不严肃，过于简单；三是以工作机构的名义行使立法者的解释职权，存在越权之嫌。而顾昂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中提到：“对于有关部门或地方在实际工作中提出的在内容上不属于需要进行立法解释的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经过一定程序上报批准后作出正式答复，并报常委会备案。这种答复具有法律权威性，对此如有异议，可通过法定程序要求法律解释。”[4]这也说明了这种法规解答、答复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解释，只能算作一种具有法律权威性的法规解释活动，只能用于帮助理解法规，而不能当然地成为立法机关的法规解释。
其中，《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规定》比较有特点，它不但扩大了提出法规解释要求的主体范围，而且明确指出法规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和法规解答，引入了立法解释的学术术语；将法规解答规定到法规解释的范畴，并做了相应的名词解释；同时还阐明了二者的概念、性质、法律依据、适用情况、制定程序、效力以及形式等的不同，指出了二者的关系。笔者认为，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范畴作了扩大化的规定，将法规解答包括进来，并将其细分为 “释义”和“答复”两种形式[5]，这是没有上位法依据的。但是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在具体的操作制度设计上又作了严格的限制。首先明确法规解答是指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依据本规定规定的权限对法规条文中的具体运用和理解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应当以法规为依据，不得违背或超越法规规定；又规定对法规条文含义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意见，需要阐明立法原意的和其他需要明确适用依据或者需要进一步明确条文具体含义的情形发生时，可以由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先行作出法规解答，待条件成熟时再行制定立法解释或修改法规。由此看来，其实还是表明法规解答并非严格意义的法律解释。至于法规释义只是法制工作机构组织编写的对于法规全面系统的解释材料，只能当作帮助理解法规的参考资料，更不能算作法规解释了。
四、加强地方性法规解释的初步建议
首先，有立法权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高度重视地方性法规解释工作，并将其作为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立法工作全局的角度予以规划和考虑，逐步改变长期忽视地方性法规解释工作的做法。其次，应该尽快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做好地方性法规解释工作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具体工作制度要完善并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由于地方性法规制定的主体、性质以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与法律是不同的，所以直接比照立法法中法律解释规定做工作，是不利于实际操作和开展工作的，容易产生很多问题。各地方立法机关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待条件成熟时可适时制定或修订专门的有关地方性法规解释工作的法规或制度，使这一工作进一步走向法制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其三，做好法规起草审议过程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好法规出台后的立法评估工作，以便全面掌握和了解已颁行法规由于立法方面的原因，导致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或执法中出现的障碍，这是做好地方性法规解释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其四，为加强地方立法解释工作提供一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保障。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考虑在地方人大的立法工作部门或研究部门设立相关的内设机构和人员，逐步探索和研究较具可行性的工作模式，以保证地方性法规解释工作的务实和高效。
注释：
[1]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在法定的解释权限内，遵照法定程序，对法律的内容和含义进行解释或者说明的活动。参见阮荣祥主编：《地方立法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15页。
[2]参见阮荣祥主编：《地方立法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35页注释一。
[3]《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规定》（四川省成都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第十三条。
[4]顾昂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地方性法规 篇3
一、地方性法规清理的目的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地方性法规在制定实施以后，由于社会的客观情势在发展变化，需要对已生效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适当的调整，适时性的进行清理，这是地方立法工作符合与时俱进的体现，同时也是地方立法工作的必要要求。地方性法规清理的目的并非简单的是为了方便人们学习和使用，对现行生效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清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现并及时消除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之间以及地方性法规之间冲突的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处。通过地方性法规的清理，使不同层次等级的法律法规之间能够协调一致，促进整个法律体系一致、结构完整的目的，实现国家的法制统一，从而有利于法律法规的适用和实施，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守法。虽然地方性法规清理的目的众多，之间也是有等级层次的。第一层级的目的当然是法律体系的协调和结构的完整，这也是地方性法规清理第一性的、最重要的目的所在。没有法律体系结构的协调和完整，也就没有良好的法制状态可言。第二层级的目的是方便社会大众的守法，便于地方性法规的有效实施，从而能达到一个良好的社会效果。第三层级的目的是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这也是地方性法规清理最终意义上的追求。
二、地方性法规清理的必要性
我国作为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国家，制定法是法律体系之中的主要内容，覆盖的范围非常广，很有全能主义倾向。“立法作为一种发明，就可能产生某种严重的后果，与火的发现或火药的发明所具有的那种严重后果一样。这是因为，越加强立法，人类的命运就会越依赖于法律”。我国地方性法规数量众多，内容庞杂，因而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并非是没有内容只有形式的“花瓶”，它对维护法律内部的统一和协调，保证地方性法规更有效地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迫切的必要性。
第一，地方性法规数量的大量增加需要及时的清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广泛，地方性法规调整的范围急剧扩大，法规数量也随着急剧增多。在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法规之间必然产生不协调性，甚至矛盾和抵触，为维护地方性法规之间的统一和实效，必须要通过地方性法规的清理来加以解决。
第二，法律调整内容和调整方法的变化迫切需要系统化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法律更多地强调义务性的内容，采用的是强制性的调整方法。但是在如今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制下，法律需要更多强调权利性内容，各地政府必须采用多种调整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强制方式。但目前生效的、制定于早些时期的地方性法规，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经济体制的这种需要，因而需要及时进行清理。
第三，我国的多层级性立法方式要求进行地方性法规的清理。由于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多层级性的立法模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部委制定部门规章，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另外，经济特区有权制定本特区的法规规章等，因为立法的多层级性以及法律法规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重复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这些数量众多的多层级的法律规范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抵触的地方。在我国立法技术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之间不协调、冲突的问题，仅通过简单的立法是很难解决的，只能通过系统性的清理加以解决。
地方性法规 篇4
关键词：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冲突,法治统一
1.《立法法》的规定与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的现实冲突
所谓“地方性法规”是指《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它和地方性立法的含义不同, 后者的外延更广, 包括地方性法规、两级政府规章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经济特区法规。“部门规章”是指《立法法》第二条第二款指涉的国务院部门规章, 它是国务院所属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制定的规章, 具有法律效力, 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由国务院提出意见, 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 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 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从该规定可以看出, 对于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 《立法法》不像对其它法律形式一样明确指出其效力等级。实践中很多人就认为, 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处于同一等级。地方性法规的效力范围自然是该制定主体的行政区域, 部门规章则是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当对相同对象在同一事项上二者都有规定而又有所不同时, 二者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深圳, 宝安、龙岗两区是深圳市的行政区域, 却不属于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同时宝安、龙岗两区又是广东省的普通行政区域, 而国家、广东省、深圳市、深圳特区的劳动立法又存在一定的冲突, 这就存在劳动法律、法规、规章在宝安、龙岗两区如何适用的问题。从而在为劳资双方代理劳动争议案件时, 发现同类案件、同在宝安、龙岗两区和特区内, 不同的仲裁员、不同的法官就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 做出不同的裁判。
2. 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在选择适用上存在的问题
1) 对于二者的冲突, 《立法法》第六十八条本身是提供了解决办法的。“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由国务院提出意见, 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 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 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可见, 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解决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冲突的主体。
《立法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缺陷:第一, 审查程序。《立法法》并没有规定由谁提起审查申请, 审查的标准以及审查后的裁决等, 所以如何审查还是非常模糊的。《立法法》存在审查程序性规范的缺失。第二, 审查效率问题。当二者的冲突发生时, 先要经过国务院的处理, 当后者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时还需要把问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这样的处理规定是否会导致效率问题,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第三, 由于国务院来裁决应该如何选择适用, 就需要国务院对地方性法规做出某种意义上的“审查”活动, 但其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性质本身是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的。地方性法规是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 有各自区域的民意基础, 如果要审查地方性法规, 合适的主体只能是法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
2) 在司法实务界, 对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之间冲突的解决, 在当前我国法院缺乏独立性的背景下, 法院事实上是会更多的倾向于选择适用地方性法规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2004]96号) , 其中有关解决二者冲突的内容如下: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 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适用: (1)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做出实施性规定的, 其规定优先适用; (2)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 部门规章对于国务院决定、命令授权的事项, 或者对于中央宏观调控的事项、需要全国统一的市场活动规则及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等需要全国统一规定的事项做出的规定, 应当优先适用; (3) 地方性法规根据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授权, 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具体规定, 应当优先适用; (4) 地方性法规对属于地方性事务的事项做出的规定, 应当优先适用; (5)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 地方性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 对需要全国统一规定以外的事项做出的规定, 应当优先适用; (6) 能够直接适用的其他情形。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 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 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 (二) 项的规定送请有权机关处理。
通知中列举了五条选择适用的“标准”, 第六条还规定在不知如何选择时上报最高院处理。这里是有问题的:第一, 在决定优先适用部门规章还是地方性法规时首先要甄别出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是否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这容易做到吗?何为“实施性”规定?如果二者都有上位法的授权又该如何选择适用呢?不过实践中较少见到法律或行政法规直接授权给部门规章的情形, 何况行政法规本身从理论上说应该需要法律的授权, 如果再“转授权”其授权的合法性即成了问题。第二, 在决定优先选择适用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时需要甄别出“地方性事务”或者属于“需要全国统一规定的事项”这本身就很困难, 也不切合实际。所以, 司法界这样的解决办法显然难以令人满意, 会导致大量的同类案件因选择适用法律规范的不同和裁决的不同, 造成个案殊异, 影响司法公正和法律正义。
3. 部门规章的效力应高于地方性法规
我国的行政机关的立法权来源于何处?宪法在规定国务院的职权时明确赋予其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我国《立法法》第八条已经至少部分反映了当代民主法治理论发展的要求, 法律保留原则得到一定的体现, 即使是国务院要想对属于第八条保留给法律的事项进行立法也只能获得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授权且也只能对部分事项获得授权立法。
法治原则是现代宪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行政法治显得尤其重要。目前行政法治的显著缺陷是行政组织立法的滞后, 缺乏相应的组织法的规定。《立法法》虽然规定这些部门有制定行政规章的权力, 可这些部门有哪些权力, 来自何处, 如何行使, 对公民如何救济等并无明确规定。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行政机关立法程序本身有缺陷和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明显不足, 以至于部门之间争权夺利, 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突出, 严重影响部门规章的形象地位。因此, 行政立法权的性质和来源的不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构授权立法的模糊以及监督的不足、行政组织法的滞后、行政立法程序的缺陷和公众参与的不足、司法审查的缺位、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模糊、长期的强大的行政权力和日益高涨的民主意识等似乎顺理成章地造成了对部门规章的不信任和对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效力安排的逻辑混乱。
笔者认为, 正确的道路是加强行政组织立法, 明确行政机关 (包括国务院所属部门) 的行政立法权的性质、来源和权限等, 制定颁行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立法过程, 并强化公众参与、强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以及尝试建立某种更切实可行的宪法审查机构来对部门规章进行合宪性审查。这样, 代表中央意志、有着权力机关授权基础、重视立法程序和强调公众参与、处于监督之下以及保障对公民的救济、对全国性事务进行统一规范的部门规章, 其效力高于只代表地方民意、只规范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就有了依据和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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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 篇5
第一条为了规范地方立法活动，健全地方立法制度，提高地方性法规质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市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条例。市人民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二)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三)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四)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第四条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就下列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省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第五条规定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地方全民健身法规建设研究 篇6
关键词：全民健身计划；健身服务体系；方法规建设；乡规民约
中图分类号：G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1-0017-04
A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ocal National Fitness Training
LI Jin瞭ian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heory that culture of principles, culture of materials, and culture of spirits are closely related, the research analyzed,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law, the problems of law and regulation of establishing small type national keep瞗it service systems.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consultation from experts, and formal discussions were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concept of the system, the function of system, 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the system. The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such system need to call for updated law and regul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cultures of principles, materials, and spirits.
Key words: Whole睵eople Health睟uilding Plan; fitness service system; the constitution of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 informal regulation
1 研究方法
お
本项研究侧重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系统综合分析法、专家咨询和座谈等调查法，尤其是在研究全民健身法规建设的现状与策略过程中，曾多次到经济发展较好，群体工作起点较高的小康地区，与资深群体干部作多轮座谈和面访，充分吸取了各宽裕型小康地区建设服务体系的实践经验。
2 全民健身法规的内涵与意义
2.1全民健身法规的内涵分析
2.1.1全民健身法规的概念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应包括：以体育活动为健身基本手段、具备群众性健身场地、有健全群众体育活动组织及章程、开展经常性群众体育活动的上下协调、左右纵横配合的基层社会体育组织模式。这一模式的组织网络、活动内容与场地，以及服务方式做到亲民、便民、利民、并力求符合时代的要求、反映时代的精神。而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保证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民健身法规的建立和健全。
全民健身法规是指按照《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由国家机关依其立法权限制定或认可，并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调整各种全民健身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称。
2.1.2全民健身法规体系建设的目标全民健身法规建设的目标是：在21世纪初，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以宪法为指导，以体育法为龙头，以行政法规为骨干，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基础，结构合理、层次衔接有序的全民健身法规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体育执法监督及法律服务体系。全民健身法规建设，强调要在全民健身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全民健身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与监督等各个环节上协调统一。
2.2全民健身法规体系建设的意义
2.2.1是完善国家全民健身法规体系建设的需要全民健身法规体系，是指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依法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各方面全民健身关系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专门法规所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作为体育法制建设中一个重要方面和相对独立系统的全民健身法制建设，同样面临着构建自身法规体系的任务。
建立全民健身法规体系是一个对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对体育法制甚至整个国家法制建设都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它有利于为全民健身工作提供完备的法规保障，有利于全民健身法规之间的协调配套，有利于全民健身法制建设的发展。
2.2.2是完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地方全民健身法规体系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法》的颁布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出台，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法可依的问题，只是实现了全民健身法制建设的第一步目标，而怎样加强和完善从上至下全民健身法规协调配套建设，使全民健身工作全面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却是体育立法过程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因此，加快地方全民健身法规建设的步伐，对全民健身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
2.2.3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基层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一般来说，体育由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三个领域组成。由于前两者的社会竞技性、教育性和有组织性，呈现出指令性和明确的规范性特征，而得到重视。而作为三个基本方面之一的“群众体育”一直呈现个人余暇性的基本特征。直到 1995年，在全国人大通过的《体育法》中，把我国体育事业的三分结构（或三领域）的该部份定名为“社会体育”。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社区建设的扩大化，对上述我国体育事业三领域之一的同体异名的部份，已有学者、专家建议改称为“社区体育”。但是“社区体育”的基本特点仍然具有完全的个人余暇性特点[2]，呈现高松散性、低竞技性、重自愿性、轻规定性、投入性小、随意性大的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其物质和文化需求不断提高，“社区体育”逐步凸现出重要地位，1995年才由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4]，提出了全民健身的“目标与任务”、“对象和重点”、“对策和措施”等，为“社区体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在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关的法规保障，而没有真正让《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落到实处。因此，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过程中极需加快其相关法规的建设，特别是各级地方相应法规的配套建设。这是因为文化学和现代社会学业已研究证明的理论［5]
3 地方全民健身法规建设的现状分析
宁夏:农机免费管理写入地方法规 篇7
《条例》是在国务院《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之后的第一个地方法规。2010年, 宁夏农机安全管理部门在贯彻实施国务院《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基础上, 结合宁夏实际情况, 及时将修订《条例》纳入人大立法计划, 提出立法调研提纲, 积极配合自治区人大、政府法制办完成区内外的考察调研, 多次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 修订完善, 终成其稿。《条例》共七章、三十八条, 内容涵盖拖拉机与联合收割机登记、使用管理、操作人员管理、事故处理、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管理制度, 是全区各级政府农机管理及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提升农机安全监管能力, 有效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的重要保证。
《条例》遵循以人为本、预防事故、保障安全、促进发展的原则, 对于保障农机安全管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条例》中最大的亮点是在全国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农业机械免费管理制度,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给予补贴, 对农业机械登记、检验以及使用操作的培训、考试、审验等实行免费管理。
地方性法规 篇8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地方性大学,经济社会发展
由于地方高校与所在地区紧密深入的内在关联,在地方建设和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地方、成为地方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地方高校所担负的社会使命。美国作为最先提出“大学服务社会”观念的国家,其高等学校都非常重视自己的社会功能。美国州立大学普遍传承服务地方的文化和传统,并且建有成熟的社会服务体系。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建设对于我国地方大学发挥、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带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的内在联系
(一)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州立大学从历史来看就与地方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地方政府是美国州立大学形成、发展的催化剂,在美国州立大学成长历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政府一度经济紧张、资金匮乏。但是,美国却拥有广袤的土地。在这一背景下,1862年通过了著名的《莫里尔法案》。[1]根据该法案的要求,当时的联邦政府根据各州国会议员的人数每人划拨3万英亩土地,各州政府利用这些赠地的所得利益必须修建一所农工学院。这些学院也被称之为“赠地学院”。《莫里尔法案》极大地促进了州立大学的形成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莫里尔法案》让美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地方高校教育走上了有别于欧洲经院大学的道路。即这些大学更为注重应用型技术的推广、创新和相关人才的培养,将学校发展和教育与当地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高校文化层面,由于“赠地大学”的成立直接源自社会的捐赠和支持,服务社会成为他们的坚定信念,融入其血液之中,并且积淀为他们的精神和传统。
秉承这一传统,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威斯康星理念”。“威斯康星理念”的核心内容在于,州立大学应该立足于各州自身特点和现实需要,通过知识输送和人才培养两条渠道,打破大学的传统封闭状态,努力发挥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积极促进全州的社会和经济发展。[2]毫无疑问,“威斯康星理念”一举奠定了美国州立大学服务当地建设、发展的文化基础,也成为州立大学的独特气质。此后,“威斯康星理念”不断深化、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通过新的方式予以表达。20世纪90年代,很多州立大学根据自己的办校方针和大学文化,从所在地区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新的社会服务理念。美国州立大学协会会长A·W·奥斯塔在1990年北德克萨斯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旨在以新型的模式引导美国州立大学发展,使州立大学与社会之间缔结更为稳固的联系。他认为,社会结构和形态较以往都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大学作为知识、技术的研究、引领者,也应该在社会发展中领导潮流。“相互作用大学”成为一种新的大学建设道路。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在1998年提出了“密尔沃基理念”。时任该校校长的南西·L·赞弗提倡用一种新的观念和方式提升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承担起大学的城市使命。[3]无论是“相互作用大学”,还是“密尔沃基理念”,都可以被视为“威斯康星理念”的衍生和拓展。“相互作用大学”强调大学与社会要建立双向的伙伴关系,在服务地方中要突出地方的主体性作用,而不是单方面以自我为中心。“密尔沃基理念”也倡导让州立大学成为所在城市的学术伙伴,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由此可见,服务地方是美国州立大学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是最为基本的大学建设内容之一。
(二)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关系的主要表现
地方与州立大学的内在联系充分体现在美国州立大学的制度安排和学校管理中。
首先,在资金来源方面,州政府拨款是美国州立大学最主要的经费来源。由于美国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直接管理高等教育的权力,美国各州享有充分的教育权。州政府兴办、支持州立大学无疑从经济上将州立大学与地方密切捆绑在了一起。由于州立大学的运转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它就责无旁贷地担负服务地方的职能。同时,各州政府会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促进州立大学设置与本地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性学科,推动具有地区产业针对性的技术研究。
其次,在法律层面,各种针对州立大学的法律条款都明确规定了服务社会的具体内容,使州立大学的社会功能成为其法律义务。早在1890年,美国国会就颁发了《莫里尔法案》的修正案,明确规定州立大学不得对于学生进行种族歧视,要尊重并且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从此,美国州立大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面向平民,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载体。从创办至今,美国州立大学一直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推动教育公平,使更多的当地公民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
再次,在管理层面,各州政府都建立有完备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参与州立大学的管理。各州基本上都设有专门管理州立大学的部门,对于州立大学的校长任命、职能目标和财务状况等方面进行监管。以加州为例,加州政府成立了“州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加州州立学院系统托管理事会”和“加州大学董事会”,对不同层次的州立大学进行管理和协调。[4]其主要管理内容在于明晰州立大学的职能目标,为大学运行提供标准,审查大学的财政开支和资金使用情况,对其资助要求进行综合评价。虽然美国各州在地方政府参与州立大学管理的程度和范围上具有差别,但无可争议的是,各州政府都对地方大学进行了制度化的监督和管理。这势必会对于州立大学的社会职能施加影响。
美国州立大学从创办伊始,就与地方保持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美国州立大学的发展历史之中,成为美国州立大学的重要气质特征。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经济、法律、制度层面,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之间不可分割的本质关联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有力维护。
二、美国州立大学服务地方的主要方式
在服务社会观念和制度的引导和影响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州立大学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州立大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增长中贡献度最大的主体之一。
首先,美国州立大学为地方创造就业机会。美国州立大学对于地方就业的促进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来实现。其一,州立大学的经营和运转需要雇佣大量人员。州立大学的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州立大学建有完备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为了维持大学正常工作的展开,州立大学要进行大规模的人才引进和人员招聘,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职位。在纽约,从1990年到2009年十年间,州立大学的雇员人数增加了77%。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是北科罗拉多地区雇员最多的单位,一共支持了近6万个地方职位的正常运转。[5]其二,州立大学为地方间接创造就业机会。州立大学的周边经济辐射能力将为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学除了课程教授,还需要大量的社会和公共后勤服务支持。美国州立大学基本实现了后勤和服务的社会化。因此,美国州立大学能够带动周边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扩大就业。以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为例,科罗拉多州有近6万人从事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相关的行业。其中,大学的附属工作直接创造了550个新的就业岗位。[6]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仅普拉茨堡校区就为地方创造了超过1500个就业岗位。根据其在2007年至2008年的数据统计,普拉茨堡校区在文化、教育、体育和社会服务领域为当地增加了数以百计的就业机会。[7]其三,州立大学帮助提高地方青年的就业能力。美国州立大学吸纳了大量处于工作年龄的青年,并且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深造。美国州立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源于所在地区。这些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基本都步入了成年,成为待业者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选择进入高校接受进一步的教育,而不是马上寻找工作机会,对于地区就业而言无疑起了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地方大学通过对于学生的培养,在授予他们专业知识,培养他们能力的同时增强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科罗拉多州的失业率达到4%。而在接受了4年大学教育的群体中,失业率只有3.2%。[8]显然,接受4年高等教育的群体比受教育较少的群体在寻求工作机会过程中更有竞争力。通过在州立大学的学习,这些年轻人获得了胜任各项工作的资格,对于提高地方经济效率,减少就业摩擦具有促进作用。
其次,美国州立大学带动地方经济消费。美国州立大学充分发挥后勤、服务的经济辐射作用,通过校园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其一,州立大学通过员工和学生消费拉动地方经济。州立大学的员工、学生要购买大量的消费品以维持生活,比如食品、衣服、交通等。这些消费对于当地经济具有刺激作用。根据美国MIG公司和商业部(BEA)的统计数字,俄亥俄州BGSU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发给员工的工资约为1.42亿美元,其中可支配收入为1.2亿美元。大学职员的生活消费能够为俄亥俄州带来1.67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同时维持当地1,439个工作岗位。[9]除在校的员工和学生之外,州立大学还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且使很多人有机会通过从事与学校需求相关的工作而获得收入。他们一同构成当地强大的经济带动群体。据统计,与科罗拉多大学直接相关的工作者有56,750人。他们向州政府缴纳的税收高达1.3亿美元。他们通过购买生活物品而间接缴纳的税收也达到5,000美元。科罗拉多大学的就业人数占整个州就业人数的2.1%,他们的家庭收入则占州家庭收入的3.1%,其经济拉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10]其二,州立大学通过人才培养优化地方收入结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不但拥有更多获得工作的机会,而且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科罗拉多大学的毕业生中,接近85%从事较高收入职业——57.8%从事医疗、法律、商贸、工程咨询等高级社会服务行业,22.9%从事金融、保险和房地产,3.5%从事高科技,这些毕业生享有超过其他群体的工作收入。据调查显示,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学生在科罗拉多州的平均收入是45,932美元。与他们相比,高中学历者的平均收入却只有28,237美元。[11]数据表明,接受高等教育者与中等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州立大学通过培养当地青年,能够让更多的毕业生成为高收入群体,从而提高当地的收入水平。
再次,美国州立大学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支持促进地方产业发展。研究和创新历来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州立大学秉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将研究和创新与地方经济发展、行业特点密切结合,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加速器。作为美国最大州立大学之一的纽约州立大学,提出了旨在帮助振兴纽约经济的六大观念,其中就包括要推进大学技术的商业化、通过知识和科技创新建设更加健康和环保的纽约。[12]纽约大学每年都要在科研项目中投入10亿美元,其中有很大部分是为了满足纽约企业需要开展的,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新型产品。美国州立大学普遍建立了与地方经济相适应的产业教育体系。州立大学普遍围绕当地支柱或者特色产业设置课程,开展技术研究,为地区优势行业提供充足的专业人才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在素有黄金州之称的加尼福利亚州,农业、食品和饮料行业在其经济体系中一直扮演着支柱角色。近年统计数字表明,食品服务行业是该州最大的私人行业,饮料生产则成为加州发展最快的行业。为了与地方行业结构相适应,加州大学非常注重相关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保持地区行业优势提供了有力的知识、人才保障。在加州从事与农业有关工作的本科生中,62%来自加州大学,硕士生比例为36%。其中,从事加州农业贸易和农业管理的本科毕业生,52%毕业于加州大学;在动物科学和食品、种植、土地科学领域,这一数字分别为67%和62%。显而易见,加州大学是加州农业人才最主要的来源。除了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加州大学致力于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并且努力推动技术转化。加州公共政策中对于农业灌溉技术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加州大学奇科(Chico)农业教育和研究中心与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等部门合作共同开发了新的农业灌溉系统。[13]这套系统有效提高了水输送能力和灌溉效率。众所周知,加州葡萄酒世界闻名。加州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获得经营许可的校园商业酒庄。这使得该州弗雷斯诺(Fresno)地区的学生有机会学习、研究葡萄生长和葡萄酒酿造的艺术和技艺,从而优化了当地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大幅度提高了葡萄酒的品质。弗雷斯诺葡萄酒也因此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优质奖章。美国州立大学非常重视直接与地方企业、部门合作,推出新型商品,满足市场需求,推动行业发展。加州大学与加州最大的木材生产商、绿色奶制品、牛肉销售商、海产品公司、私人农场都建立了广泛联系,成为它们的合作伙伴。
最后,美国州立大学广泛参与社会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美国州立大学具有深厚的社会服务观念和文化,他们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帮助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纽约州立大学通过调查发现,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从业者由于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内容,无法胜任新的工作,由此失业。鉴于这种情况,纽约州立大学构建面向社会大众的,从出生到退休的开放式、多层次教育体系,对社会人员进行知识技术培训,帮助他们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和要求。纽约州立大学医学中心更是直接参与社会医疗服务。每年,纽约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都要治疗近100万患者,其中不乏重病患者和处于社会边缘的患者。[14]此外,纽约州立大学还主动参与当地的医疗改革,为当地提供更好的医疗体系方案。美国州立大学在参与社会服务、供给公共物品方面已经确立了成熟和较为完善的制度。政府在很多社会工作中都会邀请州立大学参加,并且将州立大学作为社会管理的有机主体,为州立大学参与社会工作提供长效、畅通的通道。政府还会以法律的形式强化州立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美国法律要求州立大学必须对地方居民开放,当地居民可以共享包括图书馆、体育馆、学生活动中心等州立大学设施。州立大学已不仅是知识、技术传播、创新的基地,更是社会服务、社会物品供给的主要单位,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社会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美国州立大学服务地方对于我国的启示
美国州立大学服务地方的理念、文化、方式和途径对于我国地方大学建设,尤其对于加强我国地方大学社会服务功能,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我国地方大学要培养服务地方的观念和文化
地方大学植根于所在地区的土壤,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但需要当地各方的支持,而且必然受到地方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服务地方、贡献社会应当成为我国地方大学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地方大学建设中,要结合当地的文化精神和思想观念,将服务社会的观念融入大学文化之中,使之成为大学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美国州立大学服务地方观念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莫里尔法案》等系列法律和“赠地学院”等政府行为为服务社会观念的培育和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引导和促进作用。我国各地政府也应该通过法律、高等教育管理等方式加强大学和地方的内在联系,加深双方的相互影响程度,引导地方高校形成、深化服务地方的观念,使之成为地方大学的文化传统。
(二)地方大学要立足地方经济特点开展教育和科研
我国幅员辽阔,任何省、区、市都具有独特的经济结构和支柱产业。大学是知识、技术聚集、传授和创新的重要社会主体。立足于地方经济状况,根据地方产业需求设置专业、课程,展开项目研究,是地方大学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将大学教育和科研与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相结合,能够为相关行业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并能够通过技术革新优化产业结构、维持、扩大地方特色产业的比较优势,为地方产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围绕地方经济优势和特点设立大学特色学科,进行相关研究也将使地方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方面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建立学科优势,形成地方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不可否认,地方大学在财政来源、教育和科研资源方面,与国家综合型大学相比,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只有集中有限的大学资源,走特色发展的道路、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模式,才能够脱颖而出,占据专业的有利地位。立足地方,将有助于在大学和地方间构形成牢固的互利互惠关系,实现共同发展。
(三)地方大学要建立与地方政府、企业的长效合作机制
大学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能够为地方管理、商业贸易提供知识技术团队和服务。目前,我国正在建设创新型社会,其中的重要内容在于推进多社会主体的协调合作。地方政府要搭建稳定有效的大学参与渠道,充分利用高校资源为地方建设服务。其一,要鼓励地方高校参与地方建设的规划和相关决策,发挥地方大学在专业知识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其二,在地方大学建立培训基地,利用大学教育资源提高政府人员的专业素质。其三,地方大学应该积极承担地方政府管理方面的研究项目,与政府合作解决具体问题。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是地方最为重要的经济主体。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对于地方经济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与企业合作能够解决大学科研的资金来源问题,将大学专业知识技术优势与企业的经济资源相结合,加速知识技术的经济转化,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地方大学可以为企业提供行业信息和新的经营理念,帮助企业制定投资策略,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知识优势与企业联合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根据企业需求组织科研队伍,还可以为企业进行员工培训,特别为地方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它们成长。
(四)地方大学要进一步完善其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地方大学既是专业知识技术传授和研究的基地,也是地方的文化中心和公共服务主体。地方大学应该在地方文化建设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一,地方大学应该保持开放的姿态,图书馆、体育馆等设施要对当地居民开放,深化大学资源的公共化程度。其二,大学是知识文化汇聚之地,在知识、文化传播、保护和延续方面有着自身优势。地方大学要主动参与地方各种文化活动,引领地方思想道德建设。地方大学要重视保护、研究、发展地方文化传统,担负文化使命。其三,地方大学要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对当地居民进行专业知识传授和教育,特别是与就业相关的技能培训,促进地方教育公平,在提高地方民众文化素质的同时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其四,大学可以与社区建立伙伴关系,在社会基本层面提供公共服务。比如面向社区提供医疗卫生、心理健康、就业咨询等方面的服务,并组织师生定期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满足人们的公共生活需求。
注释:
[1]宋春艳.美国政府赠地学院的发展历程[J].教育史研究,2002,(4):55.
责任编辑:周鹏责任校对:桂庆平
Outside World域外视界
P73地方高校如何服务地方
——基于美国的经验
美国州立大学普遍具有服务地方的文化和传统,并且建有成熟的社会服务体系。地方政府在美国州立大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也使州立大学与地方缔结了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州立大学的建校理念、制度规范和管理机制之中。美国州立大学对地方的服务主要体现在:美国州立大学为地方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地方经济消费、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支持促进地方产业发展、广泛参与社会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美国州立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和模式对于我国地方大学具有重要启示。我国地方大学要培养服务地方的观念和文化,立足地方经济特点开展教育和科研,建立与地方政府、企业的长效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其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P80美国大学教师校外职业发展历程研究
美国大学教师校外职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校外职业的宗教化阶段,教师主要从事与自己专业无关的传教和布道;其次是校外职业的世俗化阶段,教师主要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农业生产以及少量的其他部门提供技术服务;最后是校外职业的大众化阶段,越来越多的教师用其专业知识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智力支持。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是这三个阶段发展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大学教师;校外职业;专业知识
提升地方性环境法规质量探究 篇9
我国《立法法》也赋予了地方立法的相应权力。如《立法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此外,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也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 制定规章。我国地域环境差异大、管理也较为分散, 在国家统一环保战略体系下, 需要地方性法规作为重要补充, 共同构筑起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地方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通过地方立法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环境保护提供符合地方实际状况的法律法规。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为止, 我国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达1600余件, 已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发展需要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近年来, 广东省也陆续出台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 使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能够做到因地制宜, 有力地保障了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 当前地方环境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立法的全局观念不强
由于环境立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所以目前地方性环境立法普遍大多是委托相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立法, 让熟悉环境工作的人员参与到地方环境立法工作中, 可以有效保证出台后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后期运行的操作性和针对性。但这样做的一大弊端便是给予了环境立法成为部门间利益争夺的工具, 使得地方性环境立法更多的追求的是本部门本地区的环境权益, 削弱了立法的权威性, 全局观念不强下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也加强了地方性保护主义的抬头, 长期下去会损害区域性环境的保护。
2.2 公众缺乏有效参与
环境政策法规的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的环保意识进步是相一致的。从目前陆续出台的地方性环境法规来看, 立法中所规定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制度大多成为一种行政管理措施, 立法中规定的执法手段成为行政命令的表现, 立法中制定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大多是单方面约束环境管理相对人。过分强调行政性使得立法转化成为纯粹的义务本位法, 立法起草、修改、公布等环节都缺乏公众的积极参与, 这也让原本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的地方性法规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
2.3 立法技术质量不高
立法技术质量的高低会直接决定一部法律的质量。纵观我国地方环境立法的成果来看, 虽然数量庞大, 但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法律法规的名称较为混乱, 有的地方环境立法没有制定机关名称;立法没有一个可持续性的理念, 一些地方立法只是片面加强对污染的防治, 但没有从生态文明角度来看待资源以及环境承载力的保护;重数量轻质量, 有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干脆照抄国家对应的法律法规, 应该体现地方性的细致性内容和执行规定却在环境立法内容中没有体现出来, 地方性特色规定少之又少。
3 完善地方环境立法对策
3.1 立法应贯彻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节能减排,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地方性环境立法也需要把可持续发展理论贯彻到具体的法条当中。首先是求立法的地方性政府、人大要结合本地环境资源现状, 对于高耗能行业要有针对性的制定出相应的条款来保证节能减排的开展, 生态恶劣的地区则要把保护生态环境写出相应条款。其次是要在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下, 做好地方性环境立法的预测性, 把一些反映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条款适当的以一定的超前性予以制定出来, 体现立法的可预测性, 以适应环境发展变化。
3.2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
环境保护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要保护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 环境立法也会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因此, 立法需要广泛的听取群众意见, 为公众参与到地方环境立法中来创造积极条件。而通过立法听证则是一条最能表达社会公众利益的方式之一, 设立立法听证制度, 保证听证程序民主化、制度化, 广泛收集社情民意, 提高地方环境立法的整体质量。
3.3 提升立法技术规范
地方性法规往往在技术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为此, 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克服[1]。一是要注重语言的准确性。要把法言法语与环保行业的专业名词结合起来, 力求法律条文的朴实、规范;二是关注法规逻辑结构的完整性, 除了要有假定、行为模式外, 还需要相应的法律后果, 这三者缺一不可;三是关注程序权利的保障。地方环境法规既要强调内容的具体化, 明确界定主体权利义务关系, 同时还应有相应的执行和操作程序来保证实体权利的实现[2]。
4 结语
总之, 提高地方环境立法的质量是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路径之一, 也是实现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高质量的地方性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 必然对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赵明霞.提高地方环境法规质量探讨[J].环境科学与管理, 2013, 38 (11) :43-46.
民国时期地方文献工作的法规建设 篇10
以现有的资料来看,1928年颁布的《江西省征集图书文献条例》是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比较早的关于地方文献的法规。该《条例》第一条即明确规定:“为征集各种图书及地方文献起见,特定本条例颁行之。”对于地方文献的征集范围则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主要包括江西省各郡县志及山水志、各地方金石或拓本、各姓族谱、已刊未刊的各家著述,也包括各种文献物品、各机关重要档案及刊物等。此外,《江西省征集图书文献条例》不仅规定了江西省立图书馆为地方文献的保管机构,还明确将负责地方文献征集的各县长官及教育局长的业绩进行考核,分别给予奖惩。当然,对于捐赠文献者也将给予一定的奖励[1]147。应该说,《江西省征集图书文献条例》作为地方性的关于文献工作的重要法规,对后来地方文献的法规建设工作意义非同一般。
一、法规的制定与颁布
1.《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的颁布。1931 年6 月27 日,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以第3114 号训令的形式颁行了 《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明确地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地方文献工作的组织机构建设。《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共18 条,主要内容包括市县文献委员会的组成、呈缴制度、征集文献的范围及相关书刊的编纂等。同年10 月9 日,正式颁布了《修正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
2《.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的修正。《修正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相对于《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来说,在第一、二、七、十条等四处地方作了重新表述。如《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市县政府所在地应设一文献委员会为永久机关对于本市文献材料负保存征集之责,各区得设分会分任调查事宜。”而《修正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则在第一条将“永久机关”改为“求各机关”。《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七条规定:“本市县政府与其附属机关及市县各级党部与人民团体应随时将设施状况列表说明送交文献委员会汇编存考,遇必要时并须将档卷抄送。”《修正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七条则在规定末尾增加了“但党政机关认为应守秘密者不在此列”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样的修改使得法规的表述更为缜密、科学。另外,《修正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还增加了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字,如《修正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二条将“娴于文献之党员”增列为文献委员会的委员人选;《修正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也特别规定“革命先烈事实应由各该市县党部转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对于“革命先烈”著述等并无此表述[2]6。
3.《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的颁布及主要内容。为了对文献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以及征集、调查范围等规范,1946 年7月16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 《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该《规程》具体规定了文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分组情况、职员的聘用等情况。同时,文献的征集范围上,由原来《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6 项,增加了5 项,计11 项。调查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共有8 项内容。《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是在《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的基础上,对文献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建设作了相当大的补充与完善[3]88。
二、法规的逐步建立与完善
1.两部绥远省的法规。1931 年,绥远省颁布了两部《绥远省各市县局文献委员会筹备办法》和《绥远省各市县局文献委员会施行办法》。《绥远省各市县局文献委员会筹备办法》较简略,计五条,主要规定了绥远省各市县文献委员会成立的期限、各县局长的监督职责、经费使用、材料的报送以及为本省通志馆提供工作的便利等[4]1。《绥远省各市县局文献委员会施行办法》,计11 条,具体规定了各市县文献委员会成立的时间、文献委员会机构的领导机构、成员组成以及与绥远省通志馆协调配合等事宜。该《施行办法》的制定主要是以“促进修志及协助省志采访之进行为宗旨”[5]2。
2.各省市“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1934 年12 月20 日,山西省公布了《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计14 条。《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与《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在文献委员会的委员数量上及领导称谓与职数上均有差异。前者规定文献委员会的委员由9—15 人组成,后者则规定由7—15 人组成;领导的称谓及数量上,前者规定常务委员3 人处理本会日常事务,而后者则设主任委员1 人、副主任委员1 人负责会务。另外,《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在某些条款上规定得至为详细,如第七条规定:“本会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但遇必要时得由常务委员召开临时会议。”第八条则规定:“本会经费每月定为一百元,由省政府筹拨。”[6]28
《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在法规的制定上还是相对较为简单了些,法规条文的表述上也有商榷的地方。1937 年,山西省出台了《修正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计19 条。除了条款数目增加外,重要的是对山西文献委员会的机构建设规定得更为科学、明晰。首先,《修正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规定本省军民最高长官为总裁、副总裁,在9—15 人委员会之中推选常委3 人,并在常委之中指定1 人为委员长。其次,文献委员会设总纂1 人、副纂2 人、纂修1 人,秉承总裁意旨,决定修志事宜。另设分纂、编纂、分修若干人,秉承总纂委员长之命,分别从事通志编修事宜。最后,文献委员会设总务、调查、编辑三股,每股设主任1 人,股员3—5 人,办事员若干人[7]36。
1947 年5 月27 日,上海市以第13093 号政府令的形式公布了《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计11 条,在内容上与《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大多一致,只是对文献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作了具体的规定,即15 人。另外,在原来文献委员会设置的编纂组、采集组、整理组、总务组等四个组之外,增加了会计室。同时,根据上海市的实际情况,将调查的内容增加了两项,即“本市市民之风俗习惯”和“本市有关国际性之事项”[8]924。1947 年8 月13 日,广西省以省政府委员会第881 次会议的形式通过了《广西省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计18 条。与国民政府及其他省市出台的法规相比较而言,《广西省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 对文献委员会所设的四个组的职责内容进行了细化,并以条目的形式一一列出。即使条目数量最少的采集组也列出了三项工作内容,规定“关于本省各种文献之调查及征集事项”等[9]4。另外,《广西省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还对广西省文献委员会的开会制度进行了规定,比较细致。
3.法规的逐步完善。关于地方文献的法规建设,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省市县地方性法规,都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这方面的标准。
相对来说,安徽在地方文献的法规建设则做得比较完善。1947 年就颁布了《安徽省文献委员会办事细则草案》和《安徽省文献委员会工作纲要》等两部纲领性的法规。此外,还陆续出台了《安徽省文献委员会采集简则》《安徽省文献委员会采集网组织办法》《安徽抗战文献整编方案》以及《安徽省文献委员会大事记编纂办法》等四部法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规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安徽地方文献事业的发展[3]92。
三、法规的实施及影响
1.文献委员会的成立。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地方文献的全国性法规颁布不久,就积极筹划成立文献委员会事宜。因为《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也只是在1931 年6 月颁布的。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各地的文献委员会成立时间差别很大。以广西为例,1947年,广西本省成立的文献委员会的县市有61 个,但广西桂林市的文献委员会也才在1947 年5 月1 日正式成立,与地方文献的全国性法律颁布整整隔了16 年。该市的文献委员会主任是易熙吾,桂林市文献委员会成立之时便决定出版六种地方性的专刊[10]7。另外,桂林市文献委员会还创办了《桂林市文献委员会会刊》,专门探讨地方文献的理论问题。
2.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1930 年,广州市应市立中山图书馆之求,即以市长令的形式向全市搜集族谱家乘、乡邦掌故等书籍[11]44。类似于广州市的情况,全国各地都有搜集乃至整理地方文献的举措出台,但未能形成规模,也缺乏法律上的保障。然而,随着地方文献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及文献委员会的成立,在某些地方,地方文献工作尤其是搜集和整理工作还是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安徽省文献委员会成立于1945 年,通过一年的工作,先后分三次派员前往安庆、合肥、蚌埠及滁州等地,搜集到文献两万余件。在整理方面,也得到了有序地开展。经过订立计划的办法,将所有文献全部重新分类登记,分成文件、实物、图籍、报刊、照片、艺术等六大部。每部再按性质分成若干类,每类又分若干细目。地方文献工作开展得相当细致、有效。
3.文献展览会的举办。1936 年11 月1 日至18 日,浙江省在杭州市举行了文献展览会。该文献展览会的目的是为了征存乡贤的著作、发扬浙江的学风、整理地方文献以及推进爱国爱乡卫国的精神[12]9。1937 年,在上海也举办了文献展览会。征集的展品在一万件以上,上海文献展览会会后编辑出版《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13]141。另外,1937 年的吴中文献展览会也颇具影响力。展品有四千余件,分14 个室陈列,内容有图籍、画像、金石、书画和史料等五种[14]90。这些文献展览会文献的展出,大大地阐扬了这三个地方的文献,也促进了该省文献事业的发展。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篇11
这一切都得感谢以色列领事馆、机场、大饭店和百货公司严格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安检。自从我开始准备前往以色列拜访各家科技公司和风投基金以后，我大概经历四次有关我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活动的严格询问，以及数次大大小小的搜包。
在我那天火烧火燎地从香港赶回广州，到以色列驻广州领事馆申请签证前，一直以为美国领事馆会是安保最严格的外国领事馆。但是等到我在以色列领事馆走一遭后，再次领教何为“山外有山”。
获准进入领事馆前，除了把此行的目的问得清清楚楚以外，领事馆的以色列大哥提了三个后来被我称为“以色列终极问题”的三件事：“你是否有带武器？”“有带形似武器的东西吗？”“有人托你带什么东西进来吗？”问得我不由一阵紧张。
在得到我声音颤抖的否定答案之后，眼前领事馆的玻璃大门才打开了。但慢着！进去之前，麻烦先存包、过两次检测门以及掏出随身携带的钱包以供翻看检查。
不过这些相比起我后来在香港机场的遭遇，简直不值一提。不赘述我如何在值机柜台换登机牌前，被安全人员盘问了近45分钟，包括我过去每一次出境的目的、海外关系以及我前面提到的“以色列终极问题”，等到我成功穿越重重关卡抵达登机口，排队登机之时，我又被安全人员拉到了一旁。当时，真有两眼一黑的感觉：怎么还不放过我！
没能想太多，他们把我带到需要门禁卡才能进入的小房间里，要求我卸下所有的随身行李，脱掉鞋子，交给他们做爆炸物测试。
接着让我哭笑不得的来了。两个以色列女性安全人员拉上简易的布帘，从衬衫领口到袖口再到胸下，仔细地检查着我的上身，然后语气抱歉地说：“我知道有点尴尬，但是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请你把牛仔裤脱下到膝盖。”
我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呢？难堪、理解还是觉得好玩？总之，我在复杂的情绪下从了她们。接下来她们便开始对我的牛仔裤进行了“一颗纽扣也不放过”的地毯式搜查。当时我只能眼睛盯着天花板，才能让尴尬少一 些。
尽管最后我被证明没有什么可以做坏事的迹象，但我仍然被要求和我的背囊分开—除了护照可以自己拿着，我的笔记本电脑、iPad、单反以及钱包统统被放进一个大纸箱，作为特殊物品托运。
因为和穆斯林国家的军事冲突，以及长期需要应对哈马斯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以色列人对自己的国土安全很是担忧，对外国人也非常谨慎，对我这个因为曾经去过马来西亚这个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记者也充满了警惕。但这种严格程度还是让我不禁在飞机上想：它如何兼顾保守的国际旅客流动以及开放的社会经济？这个国家真的充满科技的活力吗？
直到我降落贵宝地，才真正看到这个铜墙铁壁以内的世界：出租车司机都人手握一个三星GALAXY，普通百姓没有受到加沙地带的炮火和战争带来的影响，个体经济非常发达。这一切都是在CNN炮火连天的画面里所没有 的。
地方性法规 篇12
近几年, 这些省市也根据地方实际, 出台了一些地方法规, 保障高温环境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 如2005年深圳市《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暂行办法》 (2009年废止, 而按照2007年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执行。) 、2007年重庆市《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2011年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3个省市的规定有异有同, 也为新修订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相同点1:高温天气界定
均指市、县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发布的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的天气。
相同点2:防高温措施
●用人单位改进生产工艺和操作流程, 改善生产工具和设备, 采用良好的隔热、通风、降温设施, 减少高温和热辐射对员工的影响。
●对劳动者进行有关防暑和中暑急救宣传教育, 增强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工作的自我劳动保护能力。
●对高温天气期间高温作业和露天作业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对患有心、肺、血管器质性疾病、持久性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环境的劳动者, 应当调整其工作地点或者工作岗位。
相同点3:高温权益保护
用人单位不得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 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
不同点1:监督管理部门
深圳:市、区劳动保障行政管理部门。
重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各级工会组织。
山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经济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水利、交通运输、海洋与渔业等部门以及工会组织。
不同点2:高温等级划分
深圳:日最高气温达到40℃时, 当日应停止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38℃时, 当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h。日最高气温达到35℃时, 应根据生产工作情况, 采取换班轮休等方法, 缩短员工连续作业时间, 不得安排加班加点, 12〜15时应停止露天作业, 因行业特点不能停止作业的, 12〜15时员工露天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2h。
重庆: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 (不含37℃) 为一般高温天气, 用人单位应当切实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 制定并落实防暑降温措施, 确保防暑降温设备、器材正常运行。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 (不含40℃) 为中度高温天气,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h, 并暂停12〜16时高温时段工作或高温时段露天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为强度高温天气, 用人单位经采取降温措施不能使劳动者工作场所温度低于37℃的 (不含37℃) , 应当停止工作。
山东: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 当日应当停止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至40℃以下, 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不得超过5h, 11〜16时应当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至37℃以下,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 缩短连续作业时间, 并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加点。
不同点3:高温补贴
深圳:每年7〜9月, 高温保健费按每人每月不低于150元的标准发放。高温保健费不计入工资总额。每年5〜10月, 用人单位视高温情况向员工免费供应符合卫生标准的清凉饮料。
重庆:中度高温天气按每人每天5〜10元标准发放, 强度高温天气按每人每天10〜20元标准发放。每年5〜9月, 用人单位向从事露天工作和室内高温工作的劳动者免费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清凉饮料。
山东:防暑降温费标准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用人单位按规定向员工发放防暑降温费, 但并没明确标准;并向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或者户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清凉饮料和含盐饮料;提供的清凉饮料等不能充抵防暑降温费。
不同点4:问责处罚
重庆:用人单位在中度高温天气下、强度高温天气下未按规定暂停高温时段工作、暂停高温时段露天工作或未合理调整作息时间的, 并造成劳动者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伤亡的, 追究用人单位及其负责人的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人单位未向劳动者提供高温天气必需的劳动防护设施和用品, 追究用人单位及其负责人相应责任。用人单位未向劳动者发放或未按规定标准向劳动者发放高温补贴, 每年5〜9月期间未向从事露天工作和室内高温工作的劳动者免费提供清凉饮料的,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对用人单位处1 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山东:用人单位未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未设立中暑紧急救助场所或者配备中暑救助人员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以2 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 或者未按规定标准发放防暑降温费的, 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并处以2 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同点5:防暑降温制度
重庆:建立高温天气适时监测和预警预报制度。市气象主管部门所属的气象台站负责高温天气适时监测和预警预报。电视媒体应当在电视屏幕上显示高温天气预警标识。高温天气预警标识分为橙色和红色, 其中日最高气温在37℃以上为橙色, 40℃以上为红色。禁止删改高温天气适时气象信息和预警预报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