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回归

英雄主义回归（共9篇）

英雄主义回归 篇1

20世纪60年代，作为女权运动的产物，女性主义开始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近年来，随着全球文化思想的融合，中国也出现了许多女性作家，徐坤便是其中一位。女性形象在她的作品中大放异彩，如反映社会女性新面貌、重塑女性地位的《乡土中国》中的陈招弟和《奥菲斯小姐》中的阿咪；又如体现女性细腻情感，挣脱男权制度后又选择回归的《含情脉脉水悠悠》中的倩倩和宋乙乙、《如梦如烟》中的佩如、《厨房》中的枝子、《狗日的足球》中的柳莺，《橡树旅馆》中的伊玫等。这两种女性中，后者占比重居多。从徐坤笔下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中可以看出，徐坤并不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而是一位较为平缓、温和、具有理性的女性主义者。

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徐坤的作品中，很多女性形象都有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在《奥菲斯小姐》中，女秘书阿咪在没钱却年轻的“阿兵”和年长却有钱的老板中选择了后者。而当发现自己看似穿金戴银，其实却两手空空之后，她决定拯救自己的人生。“她同时投资房贷产开发和葡萄酒制造业。她用她的固定资金指挥着千军万马男人在身边流动，效力，惦记她的男人纷至沓来，鸣攘鸣攘。”[1] (p238) 在经历了男人的欺骗与玩弄后，阿咪凭着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成功，赢得了女性对男性的胜利。她是社会上部分女性的代表。她们在经历了感情的创伤之后，选择自立、自强，为自己挣得了金钱、地位与尊重。在《乡土中国》中的陈招弟身上，女性要求在社会中得到平等、公正的思想则更为强烈。在陈家宴请老二陈刚回到家乡的酒席上，出钱的不是任何一个陈家的儿子，而是大姐陈招弟。陈家经济困难时，出力最多的也是家中唯一的女性陈招弟。酒席中，老二陈刚和老大招弟之间的对话可看作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她跟她二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勤勤恳恳地养家，一个狼狈为奸地逃跑；一个克己奉公地孝道，一个自私自利的不孝。”[1] (p111) 在这里，男性成为了逃避责任、自私无情的代表，而女性却敢于担当，富有责任感，这与社会普遍认同的“男尊女卑”思想大不相同。女性不再依靠男人，而是与男性获得了平等的认同，这点与自由女性主义者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观点相同：女性在理性和理智能力上并非低于男性，同等的理性教育会使两性的价值与权利平等。“自由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建立能人统治的社会，以人的能力素质来建构社会，争取与男性的‘同等机会’”。[2] (p41) 社会教育以及能力的培养使女性不再是弱势群体，并不在身份地位上屈从于男权制度，获得了社会更多的肯定。

二、女性挣脱现实之后的反思与回归

在徐坤的作品中，尽管有一些自我反抗、斗争成功的女性形象，但大多数女性却在反抗意识萌芽之际又回到了原本的环境之中，这些人物大都不满于家庭、社会所带来的情感枷锁，在寻求机会挣脱之后，却最终选择回归。《厨房》中的枝子是这类女性的代表人物。枝子在年轻时不满足于自己灶下婢的身份，便毅然决然投入了商界，这便是她作为一名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变成女人的。正因后天被社会赋予了家庭符号，枝子想重新回到厨房，而在新的厨房中，枝子与恋人画家松泽的地位绝非平等。“厨房并不是她自己家里的厨房，而是另一个男人的厨房。女人枝子正处心积虑的，在用她的厨房语言向这个男人表示她的真爱。”[1] (p2) 女人一旦进入男人的厨房，便陷入了被动，松泽像是掌控全局的导演，他玩弄着枝子的真情，看似置身其中，却又旁观在外。最终女人的情感在男人的玩弄面前还是处于卑微的地位，回归后的女人依旧要臣服于男权制度之下，女性的独立、自强在男女两性的差异面前显得不值一谈。与枝子命运相似的还有《橡树旅馆》中的伊玫。在平淡的家庭与充满暧昧气息的橡树旅馆中，伊玫选择了后者；在与她关系平淡如水的丈夫和带给她刺激的情人之间，她选择了情人。与情人在橡树旅馆的约会，是伊玫对现实生活的出逃，她将自己觉醒的意识放于了家庭之上。然而女性身上的家庭符号是不可磨灭的，伊玫最终也认识到情人之间没有真情实意；而丈夫却有着对家庭的奉献，对自己无私的情感。在明白了情人的不断取索与丈夫的悉心关怀后，她最终回归了家庭，回归了本属于她的女性角色。在与情人之间的单纯的两性关系中，女性显然还是处于被统治、被占有的地位，回归家庭后，女性便得到了与男性互相的责任感。类似的还有《如梦如烟》中与新职员发生婚外情后，回归家庭的女干部佩如，《狗日的足球》中因喜爱足球而认为自己与男性平等，却在一句脏话中发现自己依旧处于男权的铜墙铁壁之下的柳莺等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在试图与男性平等而无果后，接受社会现实而回归的女性。

三、女性回归现实的原因

这些女性在经历过意识的觉醒和情感的出逃后，又选择了回归原位。她们这一系列行动的原因并不单一。一是女性尝试与男性平等的心理因现实而坍塌，自主选择回归。在《含情脉脉水悠悠》中，年轻且未经社会历练的女实习生宋乙乙是社会中稚嫩、天真的女性代表。宋乙乙是一名大学生，她的年轻貌美使她被“东方烈焰号”上的男性所吸引，进而陷入男女两性的世界。她渴望新鲜而刺激的爱情，但却不知不觉被男性掌控。而女政委倩倩早已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深知男女相处的规则，是现代新女性的代表。即便如此，她依旧处在一个声势上完全超越她的男性世界。乙乙便是倩倩的过去，倩倩经过了被男性掌握的阶段，发现两性之间并无情理上、理性上的平等。每个女性都会是宋乙乙，在明白两性规则后又会成为倩倩。而不管在哪个阶段，她们都处于两性中的弱势一方。即使她们需要平等，但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的艰难使她们选择回归。二是女性本身的生理特质使她们回归。从生理上来说，女性的性别分工即为生育。与自由女性主义相对的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受到压迫的原因为生理原因。“把女性从生育这一压迫她们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来，女性的处境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只有想方法消除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不再有意义，才能进而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与性别歧视。”[2] (p50) 女性具有的生育功能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人类繁衍的机器，而男性则被社会认同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此环境之下，女性无奈地选择了回归。三是女性较于男性更为情感化的心灵世界使她们回归。在两性世界中，男性是权力、阳刚的代表，女性则是贤惠、柔美的代表。女性在情感上的细腻包容使她们对家庭生活极为看重，即使有从家庭中挣脱出来的行为，内心却始终更注重真实的家庭关系。男人更愿意选择短时的爱情，而女人更愿意接受长久的责任。当女人在感情中像男人一样过活之后，最终会发觉自己更适合为丈夫、孩子而奉献。回归是牺牲的、无奈的。在《致张洁—恨比爱更长久》中，徐坤这样写道：“生而为女人，本身就是不幸，就是苦命。一道凄婉哀怨的母性血缘，便是我们共同的来路，而几许明亮的未来明亮的去处，却是可以通过奋争而达到…”[3] (p323) 女人的使命与责任便来自于“母性血缘”，天生的母性之爱使女性在男性面前总是含蓄而包容的，相较于男性暴风骤雨似的情感机制，女性便自然而然处于了下风。

总体来说，徐坤小说中的女性大致经历了从自我意识觉醒，到对男权制度的挣脱，再到选择回归的过程。这些女性形象包括徐坤本人并不是女权主义者，她们对待两性问题并不激进，而更为平缓、温和。徐坤在她的作品中充分地表达了个人对女性主义鲜明的态度：不满于男女两性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赞美女性独特的气质，同时又对挣脱现实的女性持回归态度。徐坤的作品不但给现代女性以独立但不冷漠，爱别人更要爱自己的启示，而且也使我们对现代女性在社会中的本质与地位有了更深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戴锦华.徐坤:嬉戏诸神[J].山花, 1996 (01) .

[2]、马相武.佞语的批判——徐坤小说论评[J].北京社会科学, 1998 (04) .

[3]、张玉萍, 伏开莲.徐坤女性小说探析[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00 (05) .

[4]、陈晓明.无法超越的颓败——评徐坤的《含情脉脉水悠悠》[J].当代作家评论, 1997 (06) .

[5]、王金茹.视角的“言说”——徐坤小说女性主义叙事模式解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08 (06) .

世袭资本主义回归 篇2

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匹克迪先生也承认，我们还没走到那种地步。到目前为止，美国前1%的富豪阶层的财富积累主要还是由高管的收入和奖金所驱动，而非来自投资收益，更不用说是继承的财富。但是，1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中已经有6位是继承者，而不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经济精英的子女起步时就已经拥有巨大的特权优势。匹克迪指出，“趋向寡头经济的危险是真实的，我们几乎没有乐观的理由。”

的确如此。如果你想再悲观点的话，看看那么多美国政客的所作所为。美国新兴寡头或许尚未完全形成，但是我们的两大政党之一似乎在致力于捍卫寡头的利益。

尽管一些共和党人竭力伪装，但多数人都认识到，如今的共和党更加袒护富人而不是普通家庭的利益。不过，我猜很少有人还能认识到，该党看重财富回报而不是工资收入回报已经达到何种程度。

要想明白我在说什么，就要从实际政策和政策建议开始了解。大家普遍认为，小布什曾尽其所能为富人减税，他所提出的为中产阶级减税本质上是针对政治上失败的领导人。而人们还不太清楚的是，减税最大的受益者并非高工资收入群体，而是投资人和大地产商的继承人。工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39.6%降到了35%，但是分红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39.6%（因为是按普通收入缴税）降到了15%，而且完全取消了房产税。

有些减税的项目在奥巴马执政后被重新提高，但问题是布什执政期间推动的大规模减税主要是针对非劳动收入所得。当共和党重夺众议院之后，他们便马不停蹄提出一个计划—即众议院议员保罗·瑞安的“路线图”—要求取消对利息、分红、资本及房地产征收税收。得益于该计划，一些只靠继承财富生活的人将不再缴纳任何联邦税。

偏向财富利益的政策倾斜已经反映在言论上的倾斜；共和党人似乎总是极力称颂“创造就业岗位的人”，却忘记提到美国工人。2012年，众议院议员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埃里克·坎托高调地在Twitter上发布向企业主致敬的消息，以纪念劳动节。据报道，坎托最近又在一个共和党休养场所提醒他的同事，大多数的美国人为其他少数人工作，大肆渲染所谓奥巴马诋毁商人的企图完全归于失败，这一点至少是其中一个原因。

事实上，不但多数美国人没有自己的企业，连企业收入、一般性资本收入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1979年，收入最高的前1%家庭拥有17%的企业收入；到了2007年，同一群体拿到了43%的企业收入以及75%的资本收益。然而，这一小部分精英仍得到共和党的厚爱，以及大部分的政策关注。

为什么会这样？好啦，别忘了在全美最富有的10个人当中，就有科赫兄弟和4位沃尔玛的继承人。通过巨额财富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不仅仅是靠竞选捐款。许多保守派生活在一个由智囊团和圈养媒体组成的知识圈中，而他们最终还要依靠一小撮超级捐赠者的资助。毫不奇怪，那些圈内人士会本能地认为，对寡头好就是对美国好。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结果有时会显得很滑稽。但是有一点要记住，那些圈内人士权力很大，他们会为了顾主的利益而挥舞权力的大棒。寡头的趋势还会继续。

“极简主义”电视画面的回归 篇3

1.1 电视摄像构图的意义

随着电视媒体的普及,电视媒体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载体,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电视构图这一概念是从美术领域中的构图迁移过来的,构图是指在电视拍摄中,把被摄对象及各种造型元素加以有机组织、选择和安排,以塑造视觉形象,构成画面样式的一种创作活动。从本质上讲,电视画面构图是指对电视画面中所有可能出现的要素进行合理有机安排,使之能表达出创作者的意图。也就是说,电视画面构图必须要为主题和内容服务。电视画面中的色彩、线条、光线、影调、形状等形式元素,通过画面构图安排形成一定的组合关系,呈现为一定的视觉形象,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思想。构图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表达和突出主体形象,画面构图也是一个使主题思想和创作意图可视化、形象化的过程,画面构图的终极目的是使主题和内容获得尽可能完美的造型效果和画面结构,其本质是依靠一系列电视造型手段,并通过摄像机的镜头,以构成画面造型上的表现形式。

电视画面是电视摄像构图的效果展示,其是电视造型语言中最基本的表达方式,电视画面构图能力能够充分体现出摄像人员塑造形象的能力水准。可以说,电视画面构图能力是摄像师工作能力强弱的指标。因此,在有限的画面空间里对物像进行合理安排和布局,是画面充分体现出作品主题思想、主体形象和艺术魅力的前提,对于一些初学者而言,有意识练习画面构图,是提高摄像能力的一个重要锻炼方法,也是工作在一线的摄像工作者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

1.2 电视画面中的各个构成要素

电视节目的画面拍摄,其最终目的就是创作出优秀的电视节目作品,也就是要形成有美感的画面。要研究电视摄像构图,首先要弄清楚电视画面里的构成要素。电视画面的构成要素包括光线、形体、线条等微观方面的要素,若是这样分类,则涉及的内容太多、太杂。所以,我们把电视画面各个要素分为两个大的要素:主体和环境。主体又分为主体和与它密切相关的陪体两个要素,环境则分为前景与背景两个要素。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电视画面中的各个要素分为主体、陪体、前景和背景四部分。

主体是体现作品主题思想的主要物像或者说是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同时,它也是电视画面的表现中心、结构中心以及电视的趣味中心。一般对于主体而言,是不能用“减法”的,画面要尽量满足主体的表达。陪体是与主体关系最为密切的,能够对主体起到陪衬与说明性作用的物像,不可过多,否则就会减弱主体的作用及表达效果。我们所论述的构图中的“减法”,主要针对于陪体而言。前景是电视画面中处于主体前面、靠近镜头的景物,前景的使用具有很广泛的作用,可以展示画面的纵深感,也可以深化主体的表现,有时还能起到主体的作用。

1.3 构图形式分类

被摄对象与摄像机器之间的动静关系的变化,取景构图所产生的画面结构,形成了各种构图形式,这些都是各种视觉因素在画面中的布局形式。构图形式是为主体和内容的表达而产生的,根据构图形式遵循的基本构图思想,构图形式主要分为不规则构图和规则构图,不完整构图和完整构图,封闭式构图和和开放式构图等。其中,不完整构图就是利用“减法”的设计思想理念,将多余的因素排除在取景之外,使画面简洁但又不缺乏表达力度。

2 电影《聂隐娘》的极简主义应用

电影《聂隐娘》是导演侯孝贤花了十年时间拍摄的一部精品。主要讲述了幼时被道姑偷走的聂隐娘功夫学成之后,听从道姑命令回来刺杀自己青梅竹马的节度使的精彩故事。侯孝贤想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高度提纯的艺术,去除了各种“废冗”镜头语言。聂隐娘永远是一袭黑衣隐藏在所处的环境中,静等暗杀机会。在《聂隐娘》这部影片中,反复提及嘉诚公主孤独的青鸾鸟,其是聂隐娘的象征,更是电视画面的写照,看似单调的长镜头,却是侯孝贤导演通过最惊人的创作灵感才能达到的。一部看来轻描淡写的影片,却反倒是“最任性”的大制作。其间有无法用剪辑弥补的长镜头和下一秒就错过的绝佳美景。

《聂隐娘》是极简主义形式下武侠电影的里程碑,侯孝贤导演以其近乎偏执的镜头语言,以“简”为至美提炼了这部电影。同时,也达到了其个人艺术的又一高峰。难怪《聂隐娘》一经播出,便在艺术表现和气质上收获一片膜拜,很多影评人说聂隐娘是个惊喜,美到令人窒息的画面,炊烟农家,青山绿水,以及唐朝古风等,侯孝贤以东方式的传统含蓄打造了一部从未有过的意境武侠创新大作。

参考文献

[1]张思瑶.“大道至简”——浅谈简约主义风格及其影响下的减法设计[J].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1.

《叶问3》：回归生活的英雄气节 篇4

一、 武打情节的设置体现出主题变换

《叶问3》总体勾勒出了香港50-60年代的江湖质感，将一个武术家的市井生活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中年男人的危机、成名之后面临的责任感与危机感、咏春个性与家庭共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与前两部相比，《叶问3》更加朴实，抛开辽阔悲壮的国恨家仇，在平淡中更见深刻。《叶问》系列的武打情节一直是观众关注的焦点，作为咏春拳的一代宗师，叶问的打戏自成一派风格，他将一系列复杂的拳法拆分为简单通俗的招式，以快取胜，制敌于无声，全片一共安排了五场打戏，其中两场群架、三场单挑，每场打戏的设置中都体现出“武打”下的精神内核。

（一）两场群架中的武打设置

“打群架”对于武术家而言似乎是不光彩的行为，而对于叶问却是不得已而为之。起因是地头蛇为了买下学校的地皮与当地警察串通，屡次对校园进行骚扰。于是，叶问承担起了保卫校园环境的责任，这里叶问的形象设置类似于西方的“超级英雄”，由于之前两次在保卫民族荣誉的战争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第一部与日本侵略者之战、第二部与西方拳击手之战），叶问在群众中已经积累了强大的声望，这也为影片后半部“社会与家庭”的矛盾埋下了伏笔。而此时的叶问尽着一个武术家的基本责任，守护着自己生活的家园。第一场群架，地头蛇的手下夜晚在校园中放火，叶问与弟子痛打小流氓，保护师生安全；第二场群架，小流氓们将包括叶问的儿子叶正在内的一众学生绑架至船厂，叶问只身救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场群架中，都有一个重要人物的参与——咏春张天志。第一场群架是张天志碰巧遇见，拔刀相助；而在第二场群架中，张天志本意是解救儿子，却最终参与到叶问的救人活动中（此时的张天志已经收了地头蛇的钱），而无论是本意为之，还是经过选择，张天志都表现出他善良正直的本性，而一战结束后，他与叶问却受到了媒体不同的待遇，客观上推动了之后的情节发展，也暗示着咏春二人，终有一战。两场群架，看似无足轻重，却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与之后情节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三场PK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内核

影片中，叶问一共经历了三场“单挑”，分别是与泰拳高手、与地头蛇老板（拳王泰森）以及与张天志。第一场是与泰拳高手，此时的叶问已经知道了妻子身患重病，他开始思考家庭与武术之间的关系，并就自己对妻子的忽略感到内疚。而这一场单挑，也有了妻子张永成这个观众，地点在叶问陪妻子卖药回家的路上。在这场单挑中，叶问承担起了保护妻子的责任，在这一刻，武术和家庭连结在了一起，这都是叶问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究竟是做一名武术家，为街道除暴安良，维护咏春宗师的名号，还是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为妻子和孩子尽一份责任？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对冲，是本片一直要传达给观众的主题思想。当叶问终于决定选择平淡生活时，便有了第二场单挑——叶问为了一次性解决之前的麻烦，直接找到了拳王泰森饰演的地头蛇老板。而泰森的家庭与叶问相似，也有一位温婉的太太和一个可爱的孩子，两人最终在这场单挑中打成平手，赢得了互相的尊重，各自回归家庭。到此，叶问内心决定告别武术，陪妻子走完最后一程，故而没有应张志成“咏春正宗”之战。而一直反对叶问练武的张永成在生命的终点明白了武术对丈夫的重要性，并第二次作为观众，观看了一代宗师叶问的最后一战。在这场咏春正宗之战中显示出的，是叶问在多年的市井生活中仍未被磨灭的武术之魂，是回归生活下仍然昂扬的英雄气节，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对于丈夫的理解与支持。影片到此，最后一战最终传递给我们的，却是脉脉的温情。

二、 多条线索交织下的矛盾冲突

《叶问》系列电影前两部的矛盾冲突较为固定与单一——民族矛盾与冲突，第一部中，叶问与日本侵略者比武，证明了中国武术并不比日本武术差；第二部中，叶问与西洋拳王比武，最终证明了中国武术并不是“跳舞一样的东西”，更有武术大师洪震南为捍卫中国武术的尊严而倒在了比武台上。止戈为武，习武之人应有武德，是不置人于死地的宽容，是互相尊重的谦良，更是在民族危亡时不惧强权的铮铮铁骨。在较为单一的矛盾冲突下，激发了观影者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是影片的一大效应。而与前两部不同，《叶问3》加入了多条相互交织与重叠的矛盾冲突，在复杂的线索下，是更加真实的社会与人生。

（一）咏春个性与家庭共性的矛盾

叶问是习武之人，而妻子张永成是个温婉的传统女性，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而不是整日在外打打杀杀，这似乎是顺其自然的矛盾发展，在第一部中就初露端倪。在第一部中，金山找大笑叶问原是怕老婆的男人，叶问正色道：“这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所以他会温柔地给妻子揉小腿，会受着妻子一耳光认真的道歉。导演叶伟信曾说：“我觉得我不管拍什么类型的电影都是在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即使拍动作片，我的设置也是让主角无论发生什么事最后都会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1]而这种持续不断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终于在第三部中被放大了——张永成得了癌症。叶问的一身功夫救不了她，等待着她的只有生命的流逝。在被激化的矛盾下，叶问选择了回归家庭，而张永成选择了让叶问实现心中所愿、与张天志堂堂正正的较量一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都选择了对彼此妥协，这一条主线矛盾在互相理解中弱化，也终于随着张永成的离去而划下了句点。在战胜张天志后，叶问说：“多陪陪你身边的人。”这也体现了影片最终想要告诉我们的，哪怕对于一代宗师来说，回归家庭也是最后的选择。

（二）“正宗之战”：成名后的危机与责任感

张天志这个角色的加盟为叶问3带来新的看点，之前都是一致对外，现在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谁为“咏春正宗”，就此一战。叶问为什么会选择赴约？结合人物的性格与经历，张永成曾问过丈夫：“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会不会应战？”叶问思索半晌，最终无力却认真地说：“会。”这便是他心里的想法。故而应战，是叶问自己的选择。在前两次的民族战争中树立下的强大声誉，尽管非叶问个人所愿，依然将他推到了一个绝高的位置。可是叶问本人低调、谦逊，在生活尚可的情况下甚至不愿开设武馆，他的作风与他的地位形成了一个矛盾。对此，叶问深知。所以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位置，承担起了本应属于警察的责任。张天志勇敢正直，但喜好争先，而叶问对张天志的应战，并不为争夺“正宗”，而是再次尽到一个武术大师的责任，维护武术界的稳定，也守护住“咏春正宗”的尊严。这次应战，涉及到一个武术家的尊严与荣誉，是叶问本人儒雅谦和的性格在生活的磨砺中所作出的又一次妥协。

三、 一代“儒侠”形象的塑造

《叶问》系列电影力图将叶问塑造成中国传统美德的化身。“叶问的咏春拳属内家拳，风格细小绵密，柔中见刚。因此，他赋予叶问的那些传统美德——内敛、大度、谦恭、礼让等与这种拳风合二为一，浑然一体。不仅于此，叶伟信还不失时机地让叶问直接为传统美德代言，如‘贵在中和，不争之争、‘中国人点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计时，更重要的是体现中国人的谦逊等。”[2]在《叶问1》与《叶问2》中，叶问被塑造成民族英雄的形象，所谓“时势出英雄”，在乱世中更见侠者精神。而《叶问3》却是真真切切地将一代侠客叶问放在了市井生活中，使之成为社会普通大众的一员，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构建出一个真实的平民式英雄。所谓“侠者”，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被塑造为“一人一马，浪迹天涯”的形象，而叶问的侠者形象不同于常，他活在一蔬一饭的日常生活中，也为衣食而忧，为生活奔波劳碌，甚至是个“怕老婆”的居家男人。这在中国的武侠电影中是较为罕见的。此外，叶问的身上有着浓厚的儒家哲学，他的招式，以柔克刚；他的处事，谦逊严谨，他就像芸芸众生中最为平淡的一个，却自有其天地。“正是在《叶问》中，‘侠被放置在普通人的角度进行渲染，侠之大者亦是看似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这才使得‘侠变得更为贴近生活，为我们了解中华武术、了解中国真正的‘侠之大者制造了一个更为亲近的氛围。《叶问1》《叶问2》在对叶问这一形象塑造方面，既涵盖了儒者与侠客双重身份的构建，亦实现了抛却虚幻与想象空间之后，对侠之大者的真实生活的塑造。”[3]

作为咏春拳的创始人，叶问是后人敬仰的一代宗师，而在《叶问》系列电影中，通过民族矛盾、家庭矛盾，以至于第三部中的社会矛盾，共同塑造了一个宽容谦良的“儒侠”形象，那一声声敲打木人桩的声音，是咏春宗师的人生追求，更是一个独立与内在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阿蒙.叶伟信讲堂：青年入世三部曲[EB/OL].新浪娱乐，（2010-05-02）[2016-03-01]http：//ent.sina.com.cn/m/c/2010-05-02/

23322946815_4.shtml.

[2]符鹏.香港功夫电影中的民族主义书写——以电影<叶问>系列为例[J].艺术评论，2010（7）：8-12，114，4.

英雄主义回归 篇5

第一, 这种情绪的抒发不得不借助实际的物质来表达, 即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用重复“既破我斧, 又缺我斨”这样一句话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 无法脱离实际情况和实际物质来抒发内心情感。古人的思维方式是必须借助自然的景物或者实际的物质从而抒发情感的,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中国文学的独特产物, 在西方文学的源头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现象。

在希腊神话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最初的神是与某种自然力分不开的, 宙斯是雷电之神, 波塞冬是海洋之神, 阿波罗是太阳神……这些神虽然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然而却与自然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在神话中几乎处处可见。甚至在《荷马史诗》中还有大量的对大自然的描写。例如在《伊利亚特》中帕特罗克洛斯替阿喀琉斯出征前夕, 阿波罗对特洛伊士兵的鼓舞:“阿波罗这样说, 给士兵的牧者灌输力量。有如站久的骏马在槽边边吃饱食料, 挣脱羁绊高傲地在原野上迅捷奔跑, 习惯地前往水流平缓的河里去洗澡;它长颈高昂, 美丽的鬃毛飘动在肩头, 深信自己的矫健, 把四蹄迅速挪动, 奔向熟悉的地方, 聚集着马群的草场。”[2]

这样大段的文字用来描述战场上的澎博气势, 都是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由此可见, 在原始初民的思维方式中, 他们习惯用触手可及的, 触目可见的事物来表达无法触及的情绪和思想。在原始初民时期, 人类的抽象思维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 文明前的思维是具体的, 形象的思维。

第二, 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连贯, 无严谨的逻辑的表达, 有很多因素是无法用我们的理性思维去解读的。在原始人的思维中, 不连贯的思维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例, 我们可以从上古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语言文字仔细推敲之后都会发现逻辑上的缺陷。“往古之时, 四极废, 九州裂;天不兼覆, 地不周载;火爁炎而灭, 水浩洋而不息;”[3]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女娲补天之前天地的样貌, 为了强调周围恶劣的自然环境, 同时对洪水和大火进行了描述。然而, 洪水和大火是不是可以在同一时间发生, 我们通常按照理性思维理解下的“水火不相容”的现象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发生。这些不符合思维常规的现象究竟真的是同一时间发生了, 还是因为古人只是为了强调当时环境的恶劣而忽略了思维和语言的连贯性而产生的。而这种不严谨的逻辑只是因为古人为了表达清楚一件事, 也恰恰反衬了古人在语言表达上的障碍。

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文学中也比比皆是。“佩琉斯的儿子的怒气一点没有消除, 他又用凶恶的言语对阿特柔斯的儿子说:‘你是喝醉了, 头上生狗眼, 身上长鹿心, 从不敢武装起来同将士并肩战斗, 从不敢同阿开奥斯特人的将领一起打埋伏。’”[4]这是《奥德赛》开篇阿喀琉斯在愤怒之下与阿伽门农的对话。我们在这一段短短的对话中看不出阿喀琉斯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咒骂阿伽门农, 也不明白阿伽门农的罪恶与他“喝醉了, 头上生狗眼, 身上长鹿心”有什么关系。这种与主题看似毫无关联的表达恰恰反映了古人在表达方式上的不连贯性和无逻辑性。

这种不连贯性和无逻辑性正是我们在后现代作品中常常见到的。后现代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语言的消解, 语言表达的模糊更是后现代作品中常用的方式。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模糊表达并不是简单的对原始语言表达的模仿, 它是存在一种超越的回归。后现代主义时期, 哲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启示。之所以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开始追崇不清晰的表达方式, 或许是由于他们意识到了人的思维与语言之间本来就是存在障碍的, 这种障碍从远古时期开始, 并且并没有因为我们理性思维的发展而得到消除。这是一种我们与生俱来的障碍, 为了传达思维的活跃和思维本身的不连续性, 无逻辑性, 就不得不用不连续的语言和无逻辑的表达来传达我们的思维方式。原始思维是我们最初的思维, 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无法抛弃的思维方式。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远古时期, 我们的祖先在表达方式上就存在着一些不连贯的, 无逻辑感的, 而且是外化的现象, 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后现代主义中对语言逻辑的消解, 这或许是一种原始的回归方式, 而并不只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完全性颠覆, 后现代主义也是从古代文化中找到源头, 在其基础上发展并产生了现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参考文献

[1]诗经[M].清如许、王洁译注.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2.

[2] (古希腊) 荷马.伊利亚特[M].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1.

[3]史军超.中国神话故事精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9.

英雄主义回归 篇6

建国初期的中国军事战争影视作品承载着特殊的意义,直接携带或体现着主旋律理念和主流价值系统,具备着教育与宣传的功能。经过不断的摸索,中国电影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文革时期全面否定了十七年新中国电影的伟大成就,使人物形象塑造、主题和情节的表现都走入了模式化的套路,并对后来的军事战争影视作品创作产生了影响,久之,与观众之间难免存在难以克服的疏离,造成观众审美疲劳,得不到观众的肯定。

新时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军事战争影视作品占据了影视剧的半壁江山,在创作的过程中慢慢有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规律,在作品的呈现形式上也愈加成熟,出现了一批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成为了中国军事战争影视艺术作品创作的高峰期。为了满足广大群众日新月异的审美需求,军事战争影视作品的英雄形象塑造也在日渐挣脱旧的英雄主义模板,表现出新的英雄主义的特征,并呈现出了一定的类型化。

在这个性格张扬的时代,文革时期“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已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向现代化转化,文化也开始了现代转型,这种转变反映在文艺创作上,表现之一就是英雄话语逐步从政治——道德的模式中解脱出来。”[1]莱辛说过,“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2]“人物形象塑造的核心,是要在复杂创作思维把握下,将人物性格刻画得立体、丰满与真实。”正因如此,新时期战争片开始注重英雄作为“人”的一面,在创作英雄人物形象时,我们的英雄不仅是生活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军人,更是生活在当下的性格化的英雄。他们的行动是自己主观意识的选择而不是政治的引导和阶级的先天立场。

新时期战争片通过个性化的语言、生活和战斗的细节、标志性的动作来创作性格化的英雄,把英雄的内心情感和人生的追求等注入到英雄的成长血液之中,塑造了活生生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引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与内心的沉思。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而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有积极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性的人性。”所以,新中国初期的电影,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电影,英雄人物形象过于理想化,而忽视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物的人性真实特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影视剧市场的压力开始成为主导电影制片和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诉求,新时期军事战争影视作品中的英雄被塑造成了有情有义也有缺点的不完美人性化的人物形象也就成了必然性。

“高大全性格的追求在美学上的错误,就是不了解‘缺陷’在艺术环境中也可以作为美的构成成分。”新时期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创作英雄人物形象时不再隐晦其缺点,一个有缺点、有问题、有个性的英雄不仅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上崇拜他,同时也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感情上认同他,这也是英雄真实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同时,新时期军事战争影视作品中开始主动触及爱情,这些爱情在革命英雄的生命中有着不可替代位置。哪怕是在人生道路的尽头,完成了革命事业之后,依然怀念逝去的爱人。

新时期军事战争影视作品也不再简单地用思想觉悟、革命立场等形式来处理英雄与亲人关系,更为真实而复杂。《亮剑》里的李云龙攻打黑云寨其实是为了替和尚报仇,攻打被敌军占领的县城是为了救老婆,这些行为在政治上是不被允许的,在军事上更是不专业的,然而这些行为却体现了中国革命军人的生命价值观和人道主义精神,更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民众崇拜的侠义精神,所以创作出这样的英雄形象契合了当代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诉求。他们的性格、气质、情怀深深影响着观众,进而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郑淑梅.中国电视剧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2]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卢蓉.电视剧叙事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4]吴秀明,李杭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A].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评[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英雄主义回归 篇7

关键词：粮食危机,粮食进口国,粮食出口国,粮食贸易,奖入限出,市场隔离

农业领域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一直慢于其他领域。在农产品贸易品种中,粮食无疑是更为脆弱的商品,这种脆弱的商品对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各国基本都对粮食产业以及粮食贸易有实施保护的意识或者措施。这种意识和措施能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政府调控能力等国内因素,另一方面也要受制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下的多边贸易协定约束以及其他国家相应的支付反应。

目前的WTO多边贸易规则尤其与粮食密切相关的《农业协议》对于粮食贸易自由化推进作用有限,对于粮食领域保护主义约束乏力。2007 至2008 年的粮食危机,以及国际粮价在短暂回落后的两次飙升,激发了新一轮有关粮食主权、粮食安全的讨论。与此相伴随的是,主要粮食进口国以及主要出口国都纷纷调整贸易政策,以保障本国利益。很多学者将贸易保护列为2007-2008 年粮食价格飙升或者是粮食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主流观点都认为保护性粮食贸易政策是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之一,它与粮食价格上涨以及粮食危机之间存在着恶性循环的因果关系[1]。

但专门讨论国际粮食贸易政策调整和走向的文献较少,仅少数文献专门分析了2007-2010 年国际粮食贸易的出口限制政策[2,3]。还有立足于特定国家,如分析2007-2008 年粮食贸易中的出口限制措施对中国的启示[4],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粮食欠收后临时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对国际市场价格和供应的负面影响,强调了国际合作的必要[5,6]。无论愿意与否,我国与国际粮食市场联动日益显著,国际粮食以及粮食贸易政策对我国影响日益增强。因此,关注粮食危机之后国际粮食贸易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对于我国准确把握国际粮食市场发展趋势,选择和实施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都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危机后的国际粮食贸易政策调整

由于气候变化和生物燃料占用的粮食比重增加,供给波动,需求增加,以及投机性买盘等因素导致了国际粮食价格指数自2006 年开始上涨,从2007 年开始快速飙升,在2008 年6 月达到历史的峰值208.5,此后价格高位运行,直到2008 年10月逐步回落,从2010 年9 月又开始呈现上涨趋势,到2011 年4 月达到了新的峰值192.1,之后就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震荡,2012 年9 月国际粮食价格又冲新高,达到190.2,直逼粮食危机中的最高点,直到2014 年8 月才逐步回落到比2010 年略低的水平(图1)。显然,三轮粮食价格飙升特别是2007-2008 年的粮食危机对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各国在国际粮食贸易中的地位不同,受到的冲击也存在差异。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http://data.worldbank.org.cn/),以2010年美元名义价格为100。

对粮食进口国, 尤其是粮食净进口国而言,主要是进口成本加大和通货膨胀的传导,一些低收入国家的粮食进口国损失最大,粮食短缺甚至引发了死亡率上升和社会经济动荡。对于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以及中国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粮食进口国而言,以粮食价格上涨为核心的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对于粮食生产和出口国,尤其是净出口国而言,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同样影响了其国内粮食供需平衡,导致其库存减少,同时物价也面临着全面上涨的趋势,国内利益分配格局失衡。因此,很多国家都实行了临时的保护主义措施,虽然进口国和出口国目标不同,采取的贸易措施方向相反,但总体趋势都是以“奖入限出”,市场隔绝为主要特征。以2007-2008 年为例,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 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15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6.1% 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应对高涨的粮价。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64.5% 的国家降低粮食作物进口关税,40.8% 的国家利用库存增加粮食供给,40.8% 的国家限制粮食出口,60.5% 的国家进行价格管制或者提供消费补贴。而根据粮农组织(FAO)(http://faostat.fao.org/)对77 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50% 的国家和地区降低粮食进口关税,55% 的国家采取价格控制或者消费补贴措施,25% 的国家实行出口限制,只有16% 的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任何类似的措施。

1.1 主要粮食进口国的贸易政策调整

粮食进口国的政策目标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保障本国国民基本生活需要,缓解粮食供应短缺威胁,主要涉及到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另一类是抑制粮价过快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的通胀压力,主要涉及到亚洲的一些粮食进口国(表1)。

具体政策措施包括:一是降低粮食进口关税,这是粮食危机中和粮食危机后采用最多的一种贸易政策,如2008 年韩国暂时取消包括小麦、玉米在内的69 种易受物价波动影响商品的进口关税。2011 年2 月韩国再次下调玉米、豆粕及其他32 种商品的进口关税。

二是在粮食价格上涨中逆市加大粮食进口量。由于国内收入增加,对未来粮食价格上涨的预期,以及有些国家货币和美元挂钩等因素推动,很多粮食进口国不顾高涨的国际粮食仍然加大了进口量。这些国家主要集中于东欧、非洲以及亚洲地区,如2008 年3 月中东、北非政府从美国、欧盟和乌克兰进口小麦以建立粮食安全储备。

三是在国内进行粮食补贴或者减少食品消费税收。具体措施包括免税或者专门针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货币补贴和救济。实行这种政策主要以非洲、南美、中东国家为主。如2011 年科威特开始在国内进行粮食补贴或者提供免费食品以减少生活成本高涨的负面影响,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两国政府对面包生产实施补贴。

四是出口限制。很多粮食消费国对粮食出口进行限制,以优先保证国内供应。根据FAO统计资料,2007 年3 月至2011 年3 月,非洲42 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实行了出口限制措施,亚洲30 个国家中有15 个国家实施了出口限制措施,28 个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中有5 个实施了出口限制措施,105 个国家实施的出口限制措施占政策措施总数的16%。

五是直接粮食价格管制。在非常时期,少数国家采用了最为背离市场经济规律的措施-价格管制。如埃塞俄比亚为面包、大米、进口牛奶、意粉和肉类等17 种基本商品设立最高消费价格。泰国商业部调整了各地区猪肉的出厂价和零售价,管控猪肉售价。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粮农组织资讯整理。

1.2 主要粮食出口国的贸易政策调整

粮食消费国和进口国的政策目标侧重于保障本国国民基本生活需要,缓解粮食供应短缺威胁,抑制粮价过快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的通胀压力。对于欧盟这些粮食出口国和地区而言,由高粮价引发的不利后果主要是与屡创新高的油价一起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加剧了通胀压力,给还未从欧债危机中恢复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因此,面对粮食价格高涨,其政策目标主要是尽量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隔绝,优先保障国内自给,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

具体措施包括(表2):一是提高出口关税。如2007-2008 年粮食危机期间乌克兰针对谷物,俄罗斯针对小麦,埃及针对大米,阿根廷对大豆、小麦、玉米、油料作物都提高了出口关税。

二是出口数量限制。面对高涨的国际粮价,很多粮食出口国采用更为严厉的数量限制或者直接禁止出口。如2008 年3 月主要大米出口国印度和越南为确保国内供应,宣布减少大米出口量,埃及和柬埔寨紧随其后。埃塞俄比亚则于2010 年7 月直接实行了出口禁令。2010 年8 月俄罗斯宣布暂时禁止出口小麦及小麦产品,禁令涉及小麦、混合麦、大麦、黑麦、玉米、小麦面粉、小麦和黑麦混合制面粉,导致全球小麦价格暴涨。

三是降低进口关税。很多粮食主产国在限制出口的同时也促进本国的粮食进口。如欧盟2007 年对除燕麦以外的绝大部分谷物产品暂停征收进口关税,2011 年为保障饲料的供应又暂停征收中等和低等小麦与饲料大麦的关税。2011 年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关税联盟也暂时取消了小麦、黑麦和燕麦5%的进口关税。

四是其他国内配套的调控措施,具体包括释放库存,完善国家粮食储备,提高土地利用等方式。如2007 年欧盟暂停10% 土地的休耕政策以缓解欧盟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俄罗斯则于2010 年、2011 年都对曾遭受干旱的地区释放粮食库存并以较低的固定价格销售,2012 年更动用国家粮食储备基金,通过交易所竟买粮食等方式干预市场。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粮农组织资讯整理。

2 危机后粮食贸易政策的特征及评价

2.1 与传统工业品贸易保护相反,粮食政策调整重在“奖入限出”。

关于贸易保护与经济景气间的关系已有定论,一般贸易保护政策措施的出台和使用频率,通常与经济不景气或者说经济衰退及其复苏的进程密切相关[7]。但是与传统的贸易保护特别是工业品和服务贸易保护方向正好相反,此轮粮食贸易保护不是以“奖出限入”为特征,而是以“奖入限出”,市场隔离为主要特征,涉及到的国家多,覆盖面广。传统的“奖出限入”贸易保护基本还是秉承重商主义,或者也可以用凯恩斯萧条经济学解释,在经济不景气时,通过政府参与或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可以增加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从而构成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基础。而在开放条件下,总需求的增加,往往会产生“溢出”效应,即一部分需求会表现为对外国进口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会弱化“乘数”作用。为了能够保护这种需求不至于“肥水外流”,甚至是追求通过进口需求的“内流”来刺激本国产出。因而表现为限制进口,对于出口,虽然也会有限制,但多半是受制于国际协议或者为避免别国贸易报复被迫实行的“自愿出口限制”。而此次国际粮食市场“限出奖入”的行为正好和凯恩斯经济学相反,在国际粮食市场动荡的时候,通过政府干预,挤出国外对本国粮食的需求,增加对外国进口粮食的需求,相当于通过国内需求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双向扩张,来保障本国粮食供应充裕和物价稳定。

2.2 在三轮价格飙升中,保护政策逐步趋于克制和理性

粮食危机后,2007-2008 年涉及国家最多,措施最为严厉以及保护程度最高。之后到了2011 年和2012 年粮食价格再次飙升时,贸易政策逐步趋于克制和理性。2011 年粮食价格再次飙升后,实施粮食贸易保护措施的国家范围减少,而到了2012 年,只有少数国家采取了临时性政策。在粮食危机爆发后,2007-2008 年大部分国家都出台了贸易保护措施,这些措施被广泛认为是国际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还有学者采取了实证的方法评估了粮食出口限制和国内市场隔绝政策,结论是这些政策不仅推高了国际粮食价格,同时也没有降低国内价格[8]。

就“奖入限出”的保护政策而言,短期在国内粮食供给无法增加的状况下,确实能缓解粮食短缺导致的市场混乱以及社会动荡,但是所有的相关政策包括降低进口关税和其他附加在食品上的税收最终都会加大物价上涨的压力,在损害进口国利益的同时,也减少了本国的福利。其中,抑制粮食出口最容易引发“羊群”效应,对全球粮食市场信心打击也最严重。对于出口国而言,抑制粮食出口,主要是为了保证国内粮食供给的绝对充裕,将世界粮食市场的高价隔绝于国门之外,以便降低甚至免除国际市场高粮价对本国粮食市场造成的冲击。但是抑制出口相当于以政府干预人为缩减外部需求,短期内的确会导致本国粮食价格下降。但是在下一个生产季节,如果农业生产成本没有下降,农民会预期利润下降甚至亏损,从而减少投入缩减产量,粮食价格会报复性的上涨。其他的一些贸易措施,譬如价格补贴或者价格管制会扭曲市场信号,干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正常反应,延迟甚至恶化通货膨胀。

当然,在各项贸易政策中,进口放松方面的政策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因为降低贸易壁垒可以提高市场效率,隶属多边贸易框架内,但是这个需要在合理有序的国际贸易秩序下进行,如果追涨式地或者恐慌式地增加购买会使本已紧张的供求关系更加扭曲。

3 自由趋势下粮食贸易保护回归的根源

既然贸易自由化被公认为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能够提高全球福利,而粮食贸易保护是一种伤人伤己的行为,为什么出口限制以及进口放松仍被各国视为应对粮价上涨或者粮食危机的首选良策,并且一旦国际市场再出现大波动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呢?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3.1 保护政策的短期有效性

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博弈中,短期问题往往更加突出和迫在眉睫,更容易得到关注,粮食出口限制措施或者大量增加进口一般在短期内能迅速增加国内的粮食供应,暂时缓解供求压力。这个前文分析过,不再赘述。

3.2 保护政策实施的外部成本较低

保护政策实施的外部成本较低,主要因为目前多边贸易体系约束力较弱。虽然WTO就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已达成了《农业协议》,但它只是成员间利益妥协的结果。首先,《农业协议》完全没有涉及到在市场动荡情况下恐慌式进口增加这类问题。其次,它对于粮食出口限制的约束力也不强。一是出口限制的价格措施方面,出口关税并没有包含在关税减让承诺表中,二是出口限制的数量措施方面,虽然WTO的基本原则不允许成员国对进出口设置数量限制,但粮食领域却可以援引五项例外,具体如下:1)GATT第11 条第2 款(a) 项中规定,成员国“为防止或者缓解出口缔约方的粮食或者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短缺而临时实施的出口禁止或者限制”是被允许的,对于何为“严重短缺”以及“临时”并没有明确的界定。2) GATT第20条第9款规定“:在作为政府稳定计划的一部分将国内原料价格压低至国际价格水平的时期内,为保证此类原材料给予国内加工产业所必需的数量而涉及限制此种原料出口的措施;但是此类限制不得用于增加该国内产业的出口或增加对其提供的保护,也不得偏离本协定有关歧视的规定。”这条规定也可用于对粮食原料所进行的出口限制,但何种情况算是保证国内供应所必需的,怎样才算提高了下游产业如粮食制品等的竞争优势都没有明确界定。3)GATT第20 条第10款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可采取出口限制,即“在普遍或局部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为获取或分配产品所必需的措施”。4)GATT第21 条规定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可采取包括限制出口在内的“所必需的任何行动”。5)GATT第12 条规定的允许成员方“为保障国际收支而实施的限制”。

这五项例外都没有准确的量化标准,法律含义含混,可操作空间大,不能形成有效约束[9]。而作为GATT条款的补充,《农业协定》第12 条对“出口禁止和限制的纪律”有稍微明确的限定条件,即成员国实施粮食出口禁止和限制措施需要达到以下四个条件:考虑到对进口国的影响、通知农业委员会、与进口国磋商和提供信息,其行为在WTO的框架下被认为是合法的。在法律定义模糊,缺乏准确定量标准的情况下,这四个条件很容易实现,因此粮食生产国或者出口国的禁止和限制措施要做到符合WTO多边协定的规定并不难[10]。

此外,WTO多边贸易体制对于少数非WTO成员的粮食主产国根本没有约束力,例如俄罗斯2012年才加入世贸组织。如前文所述,尽管在粮食危机爆发后,实施粮食出口禁止和限制措施的国家众多,但是没有一起针对粮食出口禁止和限制的纠纷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立案,这也反映出现有的WTO多边贸易体制约束力很弱。农业谈判是多边贸易体系最困难的谈判之一,目前多哈回合谈判也因为农业问题处于一种利益尖锐冲突的尴尬处境,各国对于国内农业支持以及出口补贴削减的态度并不一致,特别是凯恩斯集团、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导致谈判进展维艰。2015 年2 月份凯恩斯集团的成员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圭地马拉,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巴拉圭,泰国,乌拉圭和越南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对国内农业支持的水平将会触犯WTO多哈回合谈判中计划制定的最高上限。

3.3 自由化下国家粮食主权的超越性

虽然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实现世界范围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的福利最大化,目前仍然是国际粮食贸易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的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粮食经济增长中的不同表现,使得贸易保护主义赖以存在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所以粮食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会消失,在特定的背景下仍然会卷土重来。

一方面,为了共同的利益以及各国的整体经济利益,各国仍然会参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适当的时候也许会为了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利益在粮食问题上适当让步。另一方面,为了本国粮食安全以及经济稳定,以及鉴于粮食产业的特殊性,贸易保护也仍然随时会成为各国的政策选择。贸易自由化将与贸易保护相互交织,成为国际粮食贸易发展的常态[11]。

在面对粮食危机或者粮价上涨时,虽然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保护性政策,但是国际粮食贸易政策本身往往承载着多重目标,粮食出口国一方面需要保障本国供给和稳定本国物价,另一方面又担心人为低价会损伤本国农民利益以及中长期生产,而粮食进口国一方面有粮食大量进口需要,一方面又担心进口给本已脆弱的国内粮食安全基础雪上加霜,各国的粮食贸易政策往往充满了矛盾与变动,在贸易自由化与本国粮食保护之间患得患失。在目前世界经济尤其欧美经济还未从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中复苏,影响粮食市场稳定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解决,而粮食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仍将长期高位震荡,粮食保护主义显然有继续抬头的空间和趋势。在现有的国际粮食权力分配体系中,欧美等粮食主产国和出口国的粮食贸易政策直接决定了多边贸易谈判的走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粮食市场和贸易政策的趋势。

4 关于我国粮食贸易政策的思考

在国际粮食市场动荡和贸易保护回归的大背景下,我国粮食净进口已经常态化,并且增长态势迅猛。而2011 年大米第一次出现净进口,至此我国四大主要粮食品种已全部实现净进口。虽然截至2014 年国内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一连增,但是受制于水土资源短缺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粮食供求缺口仍将扩大,粮食进口增长趋势不可逆转,国际粮食贸易政策特别是进口来源国的粮食贸易政策变动对我国粮食市场影响将更大。2007 年以后,为应对粮食价格飙升以及粮食危机,我国同样出台多项贸易保护以及国内支持措施,如2007 年12 月对粮食和粮食制粉加征5%-25% 的出口税;2008 年1 月对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等粮食制粉开始实施出口配额管理,3 月取消了粮食及制粉13% 的出口退税,以及多次提高国内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这些保护性贸易措施属于特殊时期暂时的应对策略,在农业多边谈判进退维艰,各方利益分歧尖锐,国际贸易保护仍可能抬头的形势下,我国须提早谋划,构建长期的调控机制抵御国际市场的政策风险。

具体而言,须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 鉴于粮食的特殊性以及产业的基础性,我国粮食安全必须立足于国内,从政策层面上增加对国内粮食生产的支持补贴,重点投向贫困山区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农民教育培训、农村环境改善以及保护、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提供等。

2)完善国内外粮食价格预警系统,增加国际粮食贸易政策预警与分析。可由政府牵头,采用或开发新的预测模型,在及时发布国际政策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和预测,为企业和农户提供更精确的指导。

3)分散进口来源地,避免对某个或者几个特定国家的粮食进口高度依赖,从而降低其政策变动的影响。需要加强与一些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扩大进口粮食来源地,降低从美国、巴西、加拿大进口粮食的比例,适当增加从法国、澳大利亚以及邻近的俄罗斯、东南亚等国的进口份额,形成不同粮食品种多元化的来源渠道。

4)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双边和区域粮食安全合作。可考虑进一步发展与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之间的双边粮食合作,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业合作的框架内重点突出稻米进口、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在粮食贸易中适当增加中长期粮食的合同比例,减少粮食贸易的不稳定性。

5)在进口增加的同时,应进一步鼓励粮食企业走出去。引导有条件有实力的粮食企业向耕地资源、水资源丰富,有粮食生产潜力的国家投资,如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以及邻近的越南等国,采取独资或者合资的方式,建立海外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或者就地进行深加工,优先满足国内需求。

英雄主义回归 篇8

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到现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严峻现实,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过去盛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进行审视, 同时找到解决危机的未来的出路, 当此非常之时期, 应当重新掀起凯恩斯主义拯救世界经济危机于水火的学术革命。金融危机席卷全世界, 在事实上是经济规律运行对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回归, 自由市场模式可以说是末日黄花, 难以为继了。经济新自由主义其实是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自上世纪美国发生“滞胀”以来,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屑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而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放任经济, 新自由主义推动放松监管, 正是这种自由政策在根本上导致了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 金融市场作为经济的核心更是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行着市场新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这种支配下, 各国政府都大大减少了对市场, 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特别是美国作为一个消费型主导的国家, 大量地进行超前透支消费, 加之大力搞金融创新, 运用繁复的金融衍生产品妄图掠夺整个世界的金融资源, 在这种人性极度贪婪的本性发挥到极致的过程中, 美国的虚拟经济赖以发展的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其房地产市场泡沫逐渐破裂, 房价不断下跌, 购房者还贷的资金收入大减, 整个房地产的资金链条断裂, 直接引发美国的金融危机, 并向全世界迅速蔓延开来。

二、新自由主义的华美论调与最终破产

新自由主义对于这场震撼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其实单从其所大力鼓吹的论调, 就能感知到危机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而绝非偶然的事件。因为新自由主义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设, 认为各经济主体通过自利行为和市场竞争, 可以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 实现社会利益。与此相适应, 政府对微观经济行为应放任自流、无为而治, 在经济活动中只充当“守夜人”角色。新自由主义主张回归市场自动调节的经济秩序, 它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 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主张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信奉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 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 只要信息是公开、透明的, 金融市场就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 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尽可能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 这些所谓的自由理念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金融作为虚拟经济, 其必然是会存在泡沫的, 无论信息公开与否, 按理说金融是建立在实体经济上的, 但其在一诞生后就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而遵循着其特有的规律运行着, 因为这种虚拟经济单从其定义上即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这一点就能看出其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泡沫性, 并且其运行过程中又有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巨量放大效应, 经济本身不断自我复制循环推进升级的内在机制, 经济新自由主义放任经济这样运行而不加干预与监管, 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以泡沫的破裂, 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表现出来, 然后就向整个经济扩散开来。当初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失灵, 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可以说更是以铁的事实再一次向整个世界证明了自美国经济“滞胀”后世界发达国家所普遍推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 新自由主义远没有像发达国家以及各种经济理论界、学术界的学者专家所描绘的那么好, 它不是经济有效运行的永恒发动机, 不能真正达到经济的完全有效的资源利用, 甚至可以说以新自由主义标榜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能摆脱马克思在200多年前就准确预言的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深刻矛盾, 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下生产必然会相对过剩, 并直接引发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无论是货币学派还是理性预期学派, 西方的各种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都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同一个论调, 它们鼓吹经济运行自由竞争, 主张自由放任, 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认为政府不必干预经济, 应完全听任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 政府如果干预, 就会破坏这种自动调节的功能, 反而引起经济的动荡。不管理论多么叠彩纷呈, 本质上不过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御用经济理论,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面对当下的危局, 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些传统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明显已经失去往日眩目的光芒, 空谈的理论和花哨的模型根本不能力挽狂澜, 新自由主义理论无法拯救受到重创的资本主义经济, 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彻底破产, 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必将重新受到重视。

三、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与时代召唤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全世界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在此特殊时期又将展现其特有的巨大力量, 其力量不在于其理论, 而在于其天生所具有的实践力量。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带来诸多的关于全球金融市场、金融体系、金融秩序等全方位的新思考, 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再认识, 这是时代的需要, 是使命的召唤。

凯恩斯主义在当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应时代之需要而生, 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简要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 它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其认为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 其前提是错误的, 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 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 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 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 心理上的灵活偏好, 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 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 增加投资, 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 供给与需求是存在矛盾的离心倾向的, 要维持整体经济活动平衡, 必须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 这就需要运用国家权力使之与整体经济趋势相协调, 所以它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活动, 使财政税收成为刺激有效需求, 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而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 它能很好地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力量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单单依靠自由市场力量调节是不够的, 更需要的是政府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的不足, 以协调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宏观调控能够促进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宏观调控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加强金融领域的政府调控, 换句话说就是加强金融的监管,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美国近30年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恶果, 可以说更是其放松甚至是缺乏严格监管而造成的不可收拾的后果。现实的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说明没有国家干预的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其实在西方国家纷纷放弃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指导, 放松政府对于经济尤其是金融运行的必要干预和监管那一刻起, 已经孕育了这场震撼全世界的金融大危机, 毕竟抛弃国家干预的思想, 而放任自流地盲目鼓励金融创新和经济过度虚拟化, 倡导利率汇率自由化, 减少或者放弃金融规管, 让为数众多的世界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行资本的随意流动, 去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及从事各种投机性业务而不顾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风险, 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当初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就是那种放任无度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惨痛的战争经历。美国“滞胀”后, 就全面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最初矛盾的种子, 在持续推行过程中一次次在更大规模上积累了矛盾, 促成了危机的最后总爆发。历史是何其的相似。历史的教训是永远值得汲取的, 对于危机本人认为其本身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在错误的路径上越走越远, 把本身就存在弊端的政策不加辨别地盲目推行并将其视为是“天然法则”, 那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要过于执迷于西方的所谓自我均衡实现机制等等理论, 用句前人讲的话, 对于西方的一切东西包括其杂采纷呈的理论一定要辩证地分析, 断不可搞什么“洋教条”, 如果一味地坚持某些教条主义的固定思维模式, 那样的话必定将是付出极大代价。如今, 美国将其一国资本主义的弊端扩展到了全球范围, 把新自由主义的放松金融监管、允许自由市场存在、国家不干预经济等政策都统统扩展到了全球范围, 让全世界为其买单, 笔者认为无需对美国的不负责任进行过多指责, 各自应思考的是在经济出现如此大的震荡前, 是否已经有所预知, 至少是对于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否曾敏锐地觉察到经济或者确切的说是整个世界经济或整个经济发展的政策路径依赖是否已经远远偏离于经济的正常轨道, 经济在那轨道上的疾驶是否已经在踏上一条不归之路, 在问题最终以激烈的形式爆发后再行反思, 恐怕很难说人类是具有经济理性了。时刻不要被纷繁的表象或者说是假象所迷惑, 否则只能说是人类的非理性战胜理性才是主流, 经济学所积极倡明的理性人恐怕也只是虚幻的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的假想, 铁的事实以历史画卷的惊人相似的方式不断敲打着善良而又健忘的人类。

四、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思想趋势预判和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必将使凯恩斯主义回归, 政府干预国家经济的历史又将再度出现, 当然这种干预主要还是在金融等核心领域, 毕竟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不可等闲视之。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归位当然会是突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特别是强调财政金融政策作为经济政策手段的重要作用, 加强国家的金融监管, 在经济停滞萧条的时期努力扩大国家开支,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在公众中重建信心和乐观预期, 使整个陷于几乎混乱不堪的宏观经济金融状况得到恢复, 将经济重新拉回到健康的运行轨道上, 凯恩斯主义又将再次扮演西方资本主义的救世主, 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虽然不可克服, 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以来又将经历新的改良, 至于这种改良的效果能维持多久, 那就得看相关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手段的艺术了,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 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国家垄断尤其是金融垄断将开始。

当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思考不限于流派之争, 它客观上已经使国际金融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危机的后果将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逐渐没落, 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独大地位的消减。欧美全球金融经济核心角色将随之淡化, 新兴经济加快崛起, 尤其东亚金融经济地位将会日益重要。英美的自由放任金融模式基本上已发展到终点, 今后将要进行大改革, 其金融领先优势自必大减。显然, 这将给中国崛起带来了世纪机遇。

我国理论界值此全世界金融制度和体系调整的时代变革, 应加强对经济金融形势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提出中国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防范各种经济风险的战略、政策和措施, 不断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预见性, 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模型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要加以批判地辩证对待, 切不可一味地“拿来主义”, 一切都在风云激荡, 严峻的国际经济金融现实迫切需要学术理论界尽快建立反映新时代特征、适应世界经济金融发展规律的新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 为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政策回应。

参考文献

[1].于仁伯.世界金融危机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兼析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J].理论学习, 2009 (6)

[2].蓝庆新.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美国金融危机的警示[J].南京社会科学, 2009 (1)

[3].张新平, 王展.美国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破灭——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角度下的透视[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 (3)

[4].肖林, 任新建.全球金融危机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与我国的战略抉择[J].新金融, 2009 (3)

英雄主义回归 篇9

片名：一树桃花开

导演：王瑞

编剧：陈枰

制片人：孙雯姬

主演：王志文、徐帆、蓝盈莹、郭晓婷、艾丽娅、何建泽、李泓良

开机时间：2015年10月11日

开机地点：北京

电视指南点评：

剧情：★★★★★

演员：★★★★★

制作：★★★★

人气：★★★★

服装：★★★★

化妆：★★★★

道具：★★★★

故事性：★★★★★

在当前古装与穿越齐飞，玄幻与仙侠共舞，齐齐霸占屏幕的时代，《一树桃花开》是一部充满浓厚现实主义的都市情感大戏。以时代变迁为主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现家庭矛盾、情感冲突在题材的选取上都是独具慧眼的。

国内在这类题材方面有得天独厚的创作优势，时代的变迁会影响几代家庭，但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和对真善美的坚持也会在这种环境变迁的洪流中得以展现。该剧演员阵容强大，集聚了内地两大影帝影后级戏骨王志文、徐帆以及诸多青年实力派演员。

该剧由陈枰编剧，王瑞执导，这也是两位在继央视一套黄金档大剧《有你才幸福》后的再次合作。《有你才幸福》前14集平均收视率为1.82%，平均收视份额为5.07%，单集最高收视率达2.57%，单集最高收视份额达7.66%，创下当年央视一套黄金档最高收视纪录。《一树桃花开》由该剧的原班人马打造。

情感冲突 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编剧陈枰表示，虽然自己写了很多电视剧，但这部原创剧是她本人倾注最多心血、最钟爱的，陈枰的主要作品有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青衣》等。与他携手合作的导演王瑞曾经独立执导影片《歧路英雄》，导演影片《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全剧围绕盛茂林（王志文饰演）一家两代人的情感纠葛展开：24年前，盛茂林与妻子郑婉颐（徐帆饰演）因为误会而感情破裂离婚，盛茂林调离北京到贵州去工作，郑婉颐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并掐断了盛茂林跟这个家庭的一切联系。24年后，60岁的盛茂林殺回北京，他要找到自己的一双儿女，而盛茂林的重新闯入，引起了这个家庭的轩然大波……

老戏骨新血液 现实主义大戏

去年，都市情感爱情喜剧《大丈夫》被评为主流商业局的典范，王志文在《大丈夫》中，展现了他身为演员深厚的表演功力。此番饰演“盛茂林”也将延续以往的“大丈夫”风格，不同的是将会更加细腻地刻画时代变迁、情感纠结的生动细节。而曾经出演过《第三种幸福》《结婚十年》《幸福向左，婚姻向右》的“都市情感剧专业户”徐帆也将在剧中饰演单身妈妈上演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戏码。

该片还邀请到古装宫廷剧《甄嬛传》中浣碧的扮演者，实力派青年演员蓝盈莹，以及九零后小花旦郭晓婷，艾丽娅加盟，更云集了何建泽、李泓良等当红小生，组成了“老戏骨+新血液”的强大阵容。

都市情感剧，区别于当前荧屏上的古装穿越仙侠玄幻片，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观众喜爱，曹禺的《雷雨》便是以“现实主义”闻名的作品，现实主义题材深刻地反映时代的更迭、情感的变迁。《一树桃花开》也将带来现实主义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