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英雄

存在主义英雄（共12篇）

存在主义英雄 篇1

一、“行动”与“自由选择”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首先是存在……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 什么都不存在;连理性的天堂里也没有他;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

懦夫与英雄并不是天生的, “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 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阿基琉斯并非天生就是英雄, 在他出生之时, 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过着平和的生活, 一生碌碌无为却可以获得长寿;要么投身战斗建功立业而早死。忒提斯为他选择了前者, 把他当成女孩在宫中抚养。这时的阿基琉斯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但是, 成年后的阿基琉斯知道了自己具备英雄善战的本领, 面对人生道路的两种选择, 他宁愿光荣而死也不愿苟且偷生, 不顾母亲的劝阻而毅然选择了后者, 因而成为了一个英雄。

“它 (存在主义) 不能被视为一种无作为论的哲学, 因为它是用行动说明人的性质的;它也不是一种对人类的悲观主义描绘, 因为它把人类的命运交在他自己手里。”阿基琉斯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他明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要靠自己的行动来塑造人自己, 人是自由的, 选择也是自由的。尽管母亲忒提斯告诉他不要杀死赫克托耳, 因为赫克托耳的死亡也意味着他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但阿基琉斯还是坚持自己为好朋友报仇的决定。他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 即便迎接他的是死神。“现在, 我要出战赫克托耳, 这个凶手夺走了一条我所珍爱的生命。然后, 我将接受自己的死亡……连力士赫拉克勒斯也不曾躲过死亡……”但是, “由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选择, 所以要承担责任……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 也为所有的人做出选择。”阿基琉斯不仅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了自由选择, 还勇敢承担了自己选择的后果——迎接死亡。而他的决定, 不仅为他自己做出了选择, 其实也为他人做出了选择。阿基琉斯的选择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参加特洛伊战争。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英雄的道路。第二次是他因为阿伽门农抢占了他的女俘而愤怒, 退出战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行为, 还直接导致了希腊方面的节节败退, 即“为他人做出了选择”。第三次选择是阿基琉斯在好朋友死后, 决定为他报仇而杀死赫克托耳。这个选择既终结了赫克托耳的性命, 也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二、悲剧命运与结局

阿基琉斯也是一个悲剧的英雄。无论是他战斗的过程还是战斗的结果, 都充满悲剧色彩。他的战斗过程充满血腥的杀戮。阿基琉斯在好友战死后, 向特洛伊疯狂地复仇:“阿基琉斯击杀了阿格诺尔之子厄开克洛斯, 用带柄的利剑, 砍在脑门上, 整条剑刃鲜血模糊, 暗红的死亡和强有力的命运合上了他的眼睛。接着, 阿基琉斯出枪击断丢卡利昂的手臂, 膀肘上, 筋脉交接的地方。铜尖切开肘上的筋腱……他的头颅滚出老远, 连着帽盔, 髓浆喷涌。”这段描写表现了战争的残酷、血腥, 与阿基琉斯性格中残忍、无情的一面。战争的性质本身就造成了参战者参战的无意义。战斗的结果, 是他的朋友战死, 而他也丧失了生命。这个结局也是充满悲剧性的。

那么, 阿基琉斯为什么是一个悲剧英雄呢?这与古希腊人的命运观有关。别林斯基认为:“命运, 它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似的, 甚至要威胁诸神……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和生命, 却不能贬低他的精神, 可以把他打倒, 却不能把他征服……”古希腊人认为命运是不可抗的, 但只有在与不可抗的命运做斗争时, 人的高贵才会完全展示出来。这就好比是成天推着石头上山的希绪弗斯, 他重复无意义的工作与自己的命运、荒谬的世界做着反抗, 但正是他的反抗, 使得他的存在有了价值与意义。

结语

阿基琉斯的一生, 是“行动”的一生, 他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勇敢地做出了选择, 并承担了责任。阿基琉斯明知命运不可违抗, 也要与命运相抗, 明知是死, 也要死得像一个英雄。这正是其不向厄运低头、勇敢与之抗争的体现。虽然不可违抗的命运也注定了他的悲剧性结局。但也正因为他的抗争, 使他的悲剧性结局加上了一层悲壮的力量。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的获得和确定, 却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结才最后完成。”阿基琉斯最终战死沙场, 他不再做出选择了。他的生命终结了, 而他的一生, 是英雄的一生。因此, 阿基琉斯是一个存在主义的悲剧英雄。

摘要：阿基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荷马史诗》上篇《伊利亚特》的主人公。阿基琉斯的英雄之处就在于其不仅有英雄的本事, 还有英雄的气概。本文用萨特的存在主义来分析阿基琉斯, 认为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悲剧英雄。

关键词：荷马史诗,阿基琉斯,个人英雄,存在主义,悲剧英雄

参考文献

[1][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奥德赛》, 陈中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版。

[2]柳鸣九选编:《萨特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3][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周熙良、汤永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版。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

[5]胡琼华:《古希腊命运悲剧与中国古典命运悲剧之比较》, 载《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年第5期。

存在主义英雄 篇2

我们总是说自己是那么勇敢的一份子，可是当我们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估计想的还都是自己，一般人都没有什么大问的精神，除非那些人内心充满了英雄主义。

这好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些人嘛，那些主角，他们都有着非常大无畏的精神，他们一直都想着舍身救人。最后都是自己心声受到伤害。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正能量的号召，可是这些不管怎样去号召，等现实生活当中发生了，也未必真的能够实现，当然我说的也太绝对，或许极好说的情况下也会出现。

但是一旦出现，人们就要感谢天地了。

我们一直都明白良知的有多么重要，就好像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搜神记》。在《搜神记》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迦楼罗，他被无极天尊收走了良知，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为无极天尊做坏事。

可是后来当他找到了自己的良知之后，他也就找回了自己原来的身份，记清楚了自己到底是谁，原来他是干将的妻子莫邪。

那个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即便是现在我仍然记得一清二楚。

英雄主义回归 篇3

刘仰，字仰之。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1987年中国首批文理双科双学位毕业。1991年到北京工作。曾经从事出版行业，现从事电视媒体行业，并涉及文化评论、影评，是中国内地著名的文化评论人。2008年出版《中国不高兴》，在全国掀起很大一股阅读热潮。

姜文导演并主演的《让子弹飞》是一部商业电影，从这个角度说，质量还不错。主题非常清晰，一个杀富济贫的故事，故事情节比较曲折，但又不至于太复杂而让观众大费脑筋。

姜文在影片中扮演的人物，原先是蔡锷将军的手枪队队长，有一定的革命意识和现代观念。蔡锷死后，他在乱世中无奈成了土匪，人称张麻子。有一次打劫了一个买官后正在赴任途中的县长，张麻子决定自己去当这个县长。这个“土匪县长”在縣城与黄四郎的地方恶势力展开斗争，借助群众力量，最终消灭了周润发扮演的黄四郎，为当地百姓扫除一害。

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主题可以看出，姜文扮演的土匪头子张麻子具有一种正义感，而他最终靠智慧和勇气，在敌众我寡的局面下获得了胜利，也完成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塑造。如今我们说起英雄，往往容易往政治概念上靠。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英雄，每个时代的英雄，未必只是某一个特定政治概念的产物。

在我看来，姜文从第一部电影《红高粱》开始，就体现了他本人的英雄主义情结。然而，英雄主义的主题在近30年的中国电影中，日益被削弱和排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丑星、谐星成为中国电影最为风光的角色。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旧的价值观被放弃之后，新的价值观并没有真正树立，主流价值观的缺失造成英雄主义在荧幕上的消失。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怀有英雄主义情结的姜文未有施展的空间。因此，《让子弹飞》可以说是姜文英雄主义情结重新张扬的一部电影。它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电影英雄主义回归的先声？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电影虽然可以有多种主题，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或艺术，英雄主义都应该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即便美国好莱坞也是如此。英雄主义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它使得一个社会能够形成凝聚力。尽管我们可以对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展开批评和讨论，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主流价值观，这个社会就会成为对立冲突的撕裂状态，或者成为一盘散沙。社会需要主流价值观，也就需要英雄主义，英雄主义是体现主流价值观最好的载体之一。

杀富济贫虽然是一个很老套的主题，但是，作为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伸张正义不管如何重复，总是能够受欢迎。尤其当人们在社会上经常遭遇不公正的时候，尤其当社会上的富人们常常被发现非法暴富掠夺的不干净尾巴时，伸张正义的英雄总是容易引起共鸣。我想，这是姜文《让子弹飞》能够被当前中国观众接受的主要社会基础。然而，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并不能靠荧幕英雄来实现。荧幕上的英雄只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社会的需求。社会要变得公正，还需要荧幕以外的真英雄。即便一个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主流价值观依然需要，英雄主义依然需要。

我希望《让子弹飞》是中国社会英雄主义回归的一个转折点。我还希望，日后，这一英雄主义将不用局限在杀富济贫这个主题上，可以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乃至世界性主题。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也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以英雄主义的回归展现新的主流价值观。

存在主义英雄 篇4

关键词：美国文化,中国文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霍夫斯泰德在1980年提出了文化维度这个概念, 用于跨文化研究。其中, 他对世界上53个国家 (地区) 的个体主义指数进行了测评和排序 (Hofstede, 2010:83) 。美国排名第一, 是个人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虽然其中没有包括中国大陆, 但是从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指数和排序可以推断, 中国的集体主义程度远高于美国, 中国文化倾向于集体主义文化。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霍夫斯泰德对个人主义的界定是“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的社会;人们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相反, 集体主义指的是这样的社会: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到强大而紧密的内群体当中, 这个群体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以换取人们对于该群体的绝对忠诚”。

二、阿甘与郭靖的对比

美国电影《阿甘正传》描述了先天智力低下的南方小镇男孩阿甘自强不息, 在多个领域创造奇迹, 获得成功的励志故事。阿甘的人生经历是美国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经历, 他的成功是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成功。而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描述了一个不太聪明的男孩郭靖背负国仇家恨, 努力奋斗, 最终成为一代大侠和民族英雄的武侠故事。郭靖的经历是传统中国社会中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经历, 反映了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一) 阿甘与郭靖的相同之处

阿甘和郭靖在个人条件和家庭背景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资质平庸。阿甘先天弱智, 智商只有75, 他一路上到大学靠的不是头脑, 而是打橄榄球的能力。郭靖被描述为:“有点儿呆头呆脑, 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 他智力平平, 缺乏悟性, 学习武功时常常被批评为笨蛋, 他高强的武功来自于坚韧的毅力。他们都来自单亲家庭, 由寡母抚养长大, 因此童年时代经历过一些磨难。他们的母亲都很坚强, 在逆境中教给他们积极正面的价值观。他们都从社会较低阶层一路奋斗向上, 得到了受到大家承认的成功。

(二) 阿甘与郭靖的不同之处

但是, 两个相似的成功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 因此必然有一些文化所导致的差异。通过分析这些差异, 我们可以发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人的影响。

1.追求成功的动机

阿甘对于出人头地、获得成功并无多大的渴望, 他从未立志要超越他人, 升官发财。他常爱说的一句话是:“我妈妈说, 要将上帝给你的恩赐发挥到极限。”这句话表达的理念是, 成功就是将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极限。也就是说,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 成功不是战胜他人, 而是实现自我价值。阿甘获得的成功, 从橄榄球明星到战争英雄到成功企业家到丈夫和父亲, 都不是他直接追求的目标, 而是实现自我价值过程的副产品。

郭靖的母亲和师父江南七怪一直勉励他要学好武功, 为父报仇, 这也就成了他最初设定的人生目标, 为父报仇, 不堕父辈之名, 不让母亲和师父失望, 这些动机激励着郭靖不顾自身较差的资质, 不断努力。这些动机中基本没有个人动机, 在集体主义社会中, “为了他人”被视为美德。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个人接受团体目标, 个人对团体负有责任, 个人价值体现在为他人服务上。

2.获得成功的途径

个人主义社会组织结构较为松散, 每个人依靠个人努力来获得成功。在阿甘的成功过程中, 他没有得到他人的帮助, 而是依靠自己的美德、努力、和运气一步步走向成功。他的母亲给他的帮助很少, 主要是精神支持。他的朋友们, 巴布和丹恩, 在他的成功中贡献微乎其微, 更多的是被他帮助。个人奋斗是个人主义的重要标志, “自助者天助”这一谚语就是最好的写照。

集体主义社会更强调团体内成员的照顾, 认为成功需要有贵人相助, 与贵人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推力。在郭靖的人生中, 他与许多各领域顶尖人物有着亲密的关系, 例如成吉思汗、洪七公、黄药师等人, 这些人对他的欣赏和指导帮助在他的成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 没有这些人的帮助, 就不会有郭靖的成功, 他只会永远处于社会底层, 江湖底层。

3.对成功的理解

阿甘的成功是美国梦式的成功, 得到荣誉和社会的承认, 获得巨大的财富, 拥有幸福的家庭。虽然珍妮去世了, 但阿甘还有他们的孩子和爱。这些成功的主要受益者是阿甘, 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他得到了财富和爱, 他的生活美满。个人至高无上的各种价值的实现和实际利益的满足就是个人主义对成功的理解。

而郭靖的成功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成功, 他成功跻身武林顶层, 娶到了美貌娇妻, 与其他成功人士建立了关系网, 但这些并不重要。抵御外侮, 为国牺牲, 实现金庸先生所说的“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才是他最终极的中国式成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 为团体为国家奉献才是真正的成功, 而这正是集体主义对成功的理解。

三、结语

从以上看来, 虽然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同样渴望成功, 仰望英雄, 但是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差异会造就不同的英雄, 认识到并且理解这些差异,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本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Groom, Winston.Forrest Gump[M].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 2002.

[3]金庸.射雕英雄传[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4]杨帆.中西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差异[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 (9) .

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篇5

伍尔夫给丈夫留下一封遗书：“我确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我感到自己无法再一次经受这样可怕的时刻……”离开家后，她在厚重的大衣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走向了河心。她的尸体随着水流而下，最终被一座桥的桥桩挡住，她背对着河，脸贴着石头，然后一对母子从桥上经过。

劳拉·布朗刚刚给丈夫买好了生日礼物，并和三岁的儿子一起烤了生日蛋糕，她的腹内还孕育着另一条小生命。趁着丈夫还没有回来之前，她将儿子托给邻居照顾，一个人驾车出去，带着忐忑不安在旅馆租了一间单人房，然后躺在床上阅读《达洛维夫人》，想着原来死亡是如此容易，就像在旅馆订上一间单人房。

克拉丽莎为罹患了艾滋病的前男友——诗人托马斯举办了一场晚会，庆祝他拿到一项重要的诗歌大奖，当晚却目睹了托马斯跳楼自杀，然后看着他的尸体不知如何处置。

从表面上看来他们自杀的原因是：伍尔夫得了抑郁症。之前她崩溃过几次，这一次觉得无法再承受;劳拉·布朗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家庭生活让她感到窒息;托马斯得了绝症，无法尽展自己的才华。实际真正让他们自杀的原因是：受困于生活，对生感到厌倦。

我关注的友邻里面有几位专栏作家，其中有一位我时常会在《上海壹周》上看到他写得妙趣横生的小文。有一天他发了一条广播：“如今我过上了天天想死的生活”有豆友劝他好好休息一下，他补充了一句：“完全是一种对人生的，深深的，深深的倦意……”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情绪，我自认为算得上积极乐观的人，但还是会时不时生出那种对生活无边厌弃的情绪来，说白了就是活腻了，实在过厌的感觉。我想其他人也一样吧，有从来就没有对生活厌倦的人吗?我认为当一个人活腻的时候就需要小死一次，这段时期很痛苦，如果熬过去了就继续活下去，如果熬不过去就会自杀。

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说：“人生不断学习生存，人生也不断学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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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一次次看透生活的本质，一次次学习死亡，才能好好地生存下去。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以为当有一天我变得不普通了，比如拥有大把的财富，拥有令人艳羡的名望，我就不再需要面对普通的生活，就像《时时刻刻》里克拉丽莎在街上遇到电影大明星，渴望自己可以跟明星一样不平凡，过耀眼的生活。到那时，我将不再受困于生活的琐碎、无聊、恶心、龌龊、疲惫、压力、厌倦、忧伤、痛苦、虚无……我的生活一定充满光鲜、快乐、愉悦、舒服、安宁、幸福……可是我现在已然明白，无论我怎么努力，即便我名利双收，依然不能脱离普通的生活。只要我生而为人，我就受困于生活，甚至受困于幸福的生活，比如，我认识的那位美女老板。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困于生活，受困于这有限的时间和很快不再青春的肉身，受困于大大小小一切形式的责任，受困于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受困于生活中那些琐碎、无聊、恶心、龌龊……

与其说我害怕成为普通人，还不如说我害怕生活，害怕找不到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人生，害怕不知道什么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当我必须面对物质生活上那些恼人的小事时，当我需要承担工作责任又想逃避时，当我不得不面对不喜欢的人又要假装热情时，我总是不停地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就是生活，你不要害怕生活!”

《时时刻刻》中引用了莎翁的诗歌：“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畏惧寒冬的肆虐。”

我理解为不要畏惧生活中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统统都接受。如果我们不畏惧生活，我们将不畏惧一切，包括死亡，因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伍尔夫说：“亲爱的雷纳德，要直面人生，永远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永远地了解，爱它的本质，然后，放弃它。”

梭罗说：“生命并没有价值，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没有哪一个地方有幸福，除非你为自己带来幸福。”我以前觉得追求幸福、快乐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后来才渐渐懂得幸福、快乐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意义才是。寻求和建立意义，为意义而活，它可以帮助你走完人生，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更新更快速、充满选择和诱惑的时代。

罗曼·罗兰说：“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但是这世间最难做到的就是“热爱生活”这四个字。

(文/meiya)

你的赞扬和批评都不是我

20岁后按父母意志生活的人都是傻瓜

测测你的AQ多少?

《战狼》：吴京的“新英雄主义” 篇6

“粗糙派”吴京：这样的男人一般出现在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片，却在中国电影里缺席

过去一周的电影票房，粗野的《战狼》挤下了绅士的《王牌特工》登顶，成为最大票房黑马。该片于4月2日登入全国大银幕，仅用60个小时就成功破亿；上映一周，票房已打破3亿。

上映之前，这部由武打小生吴京自导自演的电影《战狼》曾被视为炮灰之作。没有大牌明星，没有讨巧体裁，没有商业炒作的“四无”影片，加上之前并无同类影片成功的先例，4月档期又挤满了招引眼球的影片，沦为炮灰似乎在所难免。

有一位院线老总说，“这片子基本上就只有一天的上映时间，上映一天没观众，影院都会把这部片子给撤下的。”然而，《战狼》的表现出其不意，不只收获了高票房，还赢得了好口碑。

“七年心血，全副身家”，吴京在微博写下这沉甸甸的八个字。

为了《战狼》，吴京前后张罗了7年。他推掉了4部戏，包括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为此，和香港经纪人大吵一架。写剧本，包括自己在内，4个编剧先后写了14稿。他本人下到部队训练了18个月，敲定了演员阵容后，又把他们给送进了部队……

七年的时间里，吴京遭遇了无数次拒绝，找投资、找宣传、找发行都成问题，而演员们也因为无法配合三个月的封闭式军事训练而纷纷辞演；吴京说，自己的个性就是不怕拒绝——“没有人能够帮到我一些具体的东西，只能自己不停摸索和煎熬”，而他唯一的秘诀就是坚持。

为了跑路演，吴京一直是”分分钟在路上“的节奏，一点钟睡觉六点钟起床是常有的状态。《战狼》的总制片人吕建民说，他陪吴京跑了南京的那一场路演就已经累到不行，可是吴京却主动将城市从8个加到24个，他说“跑断腿，累死我也愿意，自己的孩子我不疼谁疼”。

在路演中，吴京最大的感受是“女生们都疯了，摄影师都被推倒了，机器都摔了，没想到女性观众这么喜欢这种男人”。吴京笑言“战狼是写给女人的一封情书”。

有人说，电影名为《战狼》，但在个人能力的极度渲染之下，特种兵作战时群攻力量的强大似乎根本不值一提。这是对好莱坞大片个人英雄主义的懒惰的借用。也有人说，《战狼》不过是糊弄热血的小镇青年，中国的主旋律大片与美国至少相差几十年。对此，吴京有点不服气，“美国大片穿帮有各种解释，中国电影穿帮就是粗糙，我就是玩粗糙派。”

也许，《战狼》这匹“狼”还不是很成熟。不过，《战狼》的大卖，最重要的是填补了一种类型的空缺。在吴京看来，他饰演的冷锋代表了一种女生喜欢的男生类型——有肩膀有责任有承担，而这样的男人一般都出现在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片里，却在中国的电影里缺席。

“正黄旗”出身的“武状元”：习武开初他逃过学，父亲知情后巧施暗力将他一下摔出七八米远

于吴京而言，一导成名是某种人生“意外”，结缘武术却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情。

1981年，与小伙伴们玩得天昏地暗的吴京被父亲一把提到了西城区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报名加入了武术运动班。

北京武术队老教练吴彬仔细打量面前的6岁男孩。他素来“严把选苗关”，生平极欣慰的是自己挖掘了日后的武打巨星李连杰。身形等条件还行，再看吴京的手时，他不由得摇头。《霸王别姬》里，程蝶衣因天生六指，不能登台。“吴京偏偏左手大拇指少半截。大拇指力道很关键，学武是要使兵器的呀。”吴彬很惋惜。关键时刻，他的弟子、武术运动班教练李金恒说：这孩子不错，先留下吧。

严格加枯燥，吴京不懂父亲为什么非要他学武，一再到武术队求情。姐姐还不是学了半月，折回了家？习武开初他逃过学。父亲知情后巧施暗力将他一下摔出七八米远，冷冷瞅他从墙上跌落。后来他才明白了，“我奶奶说我家祖上是满族，多尔衮那支的，曾经出过几届武状元。我爷爷学的是吴氏太级拳，我爸会螳螂拳和九节鞭。但他纯属民间，本职工作在航天部。他不能教我，而我家又必须有人学武。”

教过吴京的人都说他脑子灵，“喜爱思考，不像有些人一味傻练。”从1984年拿北京市武术比赛拳术冠军算起，到1994年，他已是6届全国武术比赛项目冠军。

他自嘲1米75的个儿是14岁下肢瘫痪时练牵引恢复的-——“不小心给拉长了。”据说，当时瘫痪是腰部受凉加上受伤造成的。“出院后，回队参加体能训练，400米一圈的场上蛙跳，我没一会儿就跪下来。教练冲我暴吼，‘你要想回运动队，爬也给我爬过来。”

18岁时，吴京的右脚在比赛中受了重伤，几近残废。“腿瘸后只有基本工资，还只能拿一年。我知道，队里不能管我一辈子。”那段时间，他在西四开过一家服装店，忽悠顾客，“哎唷，您穿上这条裤子真有型。”他打心眼里烦自己。队里过去尊称他“京哥”的人也在改口，“吴京，给我打水去。”那次，他猛扑上去，揍得那人直哭，“我说，‘你哭！你再哭我还揍你！’”

后来吴京准备扩大生意规模的时候，教练来找他，问他想不想回武术队继续发展。嗜武术如命的吴京二话不说，就关了服装店，跟教练回去。

1994年底，香港导演张鑫炎和武术指导袁和平为电影《功夫小子闯情关》选男主角，首先来到北京武术队。当年正是在这里，张鑫炎惊喜地找到了《少林寺》男主角李连杰。

第一次拍片，第一个镜头，第一句对白——杭州最热时，梳起大辫子的吴京步入客厅，咧开嘴恭恭敬敬地向长者行礼，“世伯。”笑容甭提多僵，音色也干巴巴的。戏里他教训洋人那段，原本挥洒自如的招式，竟吃了22次NG。最难为情的是，从没恋爱过的他，还要含情脉脉地对女主角钟丽缇轻道一声“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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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鱼翻身”的“老男人”：从香港路人甲到硬汉“爱谁谁”

在圈内的武打行里，他功底扎实，不像有些演员“拿起剑像捧着根烧火棍似的”。然而——“成龙有《警察故事》，李连杰有《黄飞鸿》。到我这儿，没有代表作。”吴京接受采访时曾说。

吴京曾经沉寂过。2003年，拍完电影《醉猴》后，吴京决定只身赴港。“这个决定不容易。在内地拍了几部电视剧，好赖是个人物。到一个陌生环境打拼，搞不好全盘皆输。但内地动作片长期乏人问津，哪比得上香港。”

“香港很现实的，你有名片约不断，你没名没人睬你。”尽管吴京走前已做好最坏打算，初到香港的境遇还是让他无所适从——演了一天戏，累得眼睛都睁不开，想坐在路边伸伸腰，不可以；抽烟解闷不可以，穿短裤不可以！我也叛逆过，去你的，爱干嘛干嘛。但我也明白，刚到人家的地盘，肯定得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特别是自己还没有话语权的时候。

他慢慢在香港从配角做到主角：“第一部戏《杀破狼》我只是特别客串，没有一句对白”。10年后的《杀破狼2》里，吴京是毋庸置疑的绝对主角。

后来一场朋友的聚会中，高群书第一次见到吴京——一个“闹腾起来还知分寸的大男孩”。等到高执导《西风烈》这部片子时，吴京又是片场的活跃分子，“一会儿和段奕宏打打闹闹，一会儿管倪大红叫‘叔’。” “有场他和段奕宏争执激烈的戏，大量对白，即兴发挥，他一条通过。”这让高群书刮目相看，“进步很大。他以前演的很多戏人物都是漂着的。他早就该是名会打的演员，而不仅仅是名武打演员了。”

如今，《战狼》的大卖，已经毋庸置疑地改变了吴京的生活。

吴京在结婚前，就提前和谢楠打好预防针：“我这个片子会赔”，谢楠则给吴京吃了一颗定心丸：“如果你的梦想不能实现，我们住那么好的房子，也会一生遗憾，电影赔了我养你”。现在，他透露已经收回了成本，但一家人现在还是租房子住。

影院里打出了《战狼2》即将来袭的预告，但吴京却透露他不想再做导演了。现在，他想静下心来恢复腿伤，为下一步戏做准备；而说到妻子谢楠，吴京就一句话，“我娶了一个中国好媳妇”。吴京“报答”的方式也很符合一名标准硬汉的选择，那就是陪伴——“我们夫妻俩回头去录华少的《出发吧！爱情》。平时，都是媳妇记录我，有一个机会一起去一个节目，然后被别人记录下来，挺好的。”

40岁的吴京的确不声不响地迎来了事业第二春，不过对于媒体给予的“咸鱼翻身”之类的形容词，他并不在意，” 我已经不是年少轻狂的年纪了，随便怎么说，我活我最真实的一面”。

英雄主义雕塑艺术探析 篇7

一、题材上的英雄主义雕塑

在题材上, 英雄主义雕塑是以历史英雄人物为创作题材。这些英雄往往顶天立地、不惧困难、不畏艰险, 他们宅心仁厚, 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他们气宇轩昂, 胆量过人, 胸襟开阔;他们的精神永远留在了历史与人们的心中。

在新疆以及内蒙古发现多座草原石人像。这些石人像是当时雄居于漠北草原的突厥人所为, 是亚欧草原北方游牧先民留下的宝贵草原文物。其中, 分布最多的是武士型石人。他们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特点, 头部雕刻出宽阔圆润的脸庞, 有一双凸起的细长眼睛和高高的颧骨, 上唇有俩八字胡须, 其面部个性特征非常明显, 完全一副古朴苍劲的英雄气概。腰部还雕刻有腰带的带扣, 通常右手拿一只杯子举在自己的胸前, 左手拿着一把长剑垂挂腰间。脚部又雕凿出一双靴子, 他们仿佛在保卫并瞭望着大草原。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 这些严肃威严的武士与墓地有关。他们或随葬于墓中, 或守护在墓前, 是为古代过世的英雄立起的墓碑。因为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信仰为萨满教, 而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 尽管人已经死去, 但是他的灵魂不会死。所以, 为了歌颂与纪念这些英雄墓主辉煌的一生, 出现了这些草原石人像。他们就这样一直伫立在草原上, 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 面向那重新唤起生命与力量的地方。

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英雄主义雕塑

英雄主义雕塑应当呈现出独有的刚健线条, 强悍粗犷的骨骼与肌理, 简洁而不简单的造型, 凝重的体积感, 要抛弃那些琐碎的细节和转折, 使形体的整体感更强, 并给予作品英雄气概与精神。

内蒙古赤峰市出土的著名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了令人震撼的玉鹰雕刻。这些玉鹰大多形体扁平, 近似圆雕, 造型概括而抽象。但是, 作为重点部位的头部和翅膀刻画得细致传神。它用圆突的双眼和勾状的利喙来表现鹰的威严和凶猛, 而两边略微张开的翅膀则用带有转折的凹凸棱线微妙恰当地雕刻出来, 简约质朴的线条和含蓄的块面结合, 呈现出一种神似。五千年前的红山先民以他们充满魅力的创造, 用极为简练的线条和造型将鹰威武凶猛的神态以及展翅欲飞的动态刻画得栩栩如生, 并折射出一种原始艺术独有的崇高感。为了玉鹰形体本质的和谐, 完全把真实外形忽略掉, 把形体本身的“神”发挥到了极致。其实无论通过任何方式只要能做到这种“神”, 其他的都不重要, 这种“神”是力量, 是感动, 是英雄。事实上, 在原始社会中, 很多氏族或部落将鹰作为图腾崇拜是非常常见的。在他们心中, 翱翔天空的鹰是自由、勇敢和无穷力量的象征。其实, 在他们眼中鹰就是他们崇拜的英雄。玉鹰的每一个细节, 都迸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以超越本身的客观物体, 成为精神崇拜标志的图腾, 为世人充分展现了英雄主义精神和气概。

三、结语

英雄这个词的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 有的时候它可能真的只是作为一种概念存在, 而往往这种概念就是人们对未来未知事物的憧憬,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 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是一份对别人、对自己、对事物最真诚的祝愿和向往。虽然历史英雄们已经离去, 但是他们却长留心间, 不断地激励着、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当今浮躁且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时代, 历史英雄们自我献身的精神、坚定不移的信念、顽强坚韧的意志是最值得学习与发扬的。艺术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中最生动、最积极、最坚强的内容。用雕塑艺术的感染力, 让人们去发现, 这种精神是多么值得歌颂与传承。他们顽强、执著、刻苦、奉献、勇敢、奋进的人生品格应当成为新一代人永恒的精神坐标。让这种英雄主义精神融入到雕塑每一寸刚劲的身躯中, 再让它鼓舞人们勇敢向前、坚定自信。

参考文献

[1]布德尔 (著) , 啸声 (译) .布德尔论艺术与生活[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张虽德.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透视《射雕》的个人英雄主义 篇8

《射雕》的主体内容是写了南宋时期,两位梁山后人的孩子“郭靖”和“杨康”因父母被害,先后走上两种不同的习武道路,由于各自的成长经历不同,开始两个人曲折的人生道路,郭靖出生在蒙古,从小跟着全真道长马钰习武,性格忠厚老实,杨康生长在大金国四王府,性格娇纵傲慢。从郭靖从蒙古下江南赴约巧遇杨康打擂开始,开始了两个人之间错综复杂感情和经历,再此期间俩人先后开始了自己的感情生活,郭靖遇到了精灵古怪的小乞丐“黄蓉”,杨康遇到的则是端庄贤淑的穆念慈,俩人的感情都是充满了曲折,郭靖从开始帮助蒙古反抗金国的侵略,到返回大宋助南宋抗金,到最后杨康死在自己的毒计之下,郭靖和黄蓉走向了襄阳抗击蒙古侵略的道路。《射雕》是一部完美的个人英雄主义小说,然而诚如金庸先生在后记中说道:“《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1600页)[1]

脱离人民群众,迷信个人力量而去完成某种社会任务的英雄主义思想和行为。与“革命英雄主义”相对。它以个人主义为原则,夸大或不适当地强调个人在社会生活和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否认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表现为好图虚名,自以为是,居功自傲;往往违反革命纪律,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错误。[2]

从上面可以看出个人英雄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好图虚名,自以为是,居功自傲;往往违反革命纪律,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错误。《射雕》里的个人英雄主义主要包含:好图虚名、自以为是、居功自傲、无组织无纪律、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错误。

二《射雕英雄传》个人英雄主义分析

《射雕英雄传》在金庸群书中虽然算是较为俗浅的一部,但其中诸多人物鲜明独特的性格,却让人印象深刻;除了故事主角郭靖与黄蓉之外,还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师弟周伯通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亦足以勾勒出金庸笔下性情世界的基本风貌。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讨论几位重要人物,来揭示《射雕》蕴含的个人英雄主义。

1. 射雕英雄-—郭靖

要说这个英雄主义最突出的就是主角郭靖,出生于大漠,在蒙古参过军,竟然为了一个约定离开蒙古军队,一个人远赴江南。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军队是一个国家的支柱,虽然蒙古军队是亦兵亦牧的体制,组织性差一些,但是也不可能为了个人的一点私事而放任整个军队的纪律不管。另外,在遭遇穆念慈打擂选婿的时候,郭靖见杨康赢了却不遵守上台打擂的娶穆念慈的诺言,于是“仗义执言”换来了两个人的一场大战。在这里郭靖可能基于一个侠客的基本道德理念,但是也很有可能郭靖觉得自己在大漠辛苦的学武二十多年,功夫应该差不到哪里去,想在众人面前露个脸,笔者认为,当时郭靖正值少年,血气方刚,对名利的追求应该也很大,在这里出头并非只是想让杨康遵守打擂的诺言这么简单,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功利性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

另外,郭靖大侠习武肯定不是为了强身健体吧,在开始的时候江南七怪为了能够赢下与全真教丘处机的约定,而强迫郭靖练武,因此灌输给郭靖的练武目的无非是为师傅争光、天下容显、一举成名,随追求的还是名利。可以说在郭靖的少年时代,江南七怪对郭靖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其五师傅张阿生死在铜尸陈玄风的九阴白骨爪之下以后,他的练武的功利性、工具性的目的就更加明显了,为五师傅报仇成了他练武的一大动力。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感情的波折,使他的功利性的目的开始减少,在华山论剑以后,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母亲惨死在蒙古铁蹄之下,促使他下定决心返回南宋,妄图用个人的力量阻止蒙古对大宋的侵略,虽然勇气可嘉,但是仅凭个人的力量想挽回天下统一的大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无疑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

2、刁蛮女—黄蓉

黄蓉出生于武林世家,自然从小就享受到公主般的生活,母亲的早逝是她从小养成了孤僻叛逆的性格,再加上其父亲黄药师的娇纵,使她年经轻轻就形成了刁蛮任性的习惯。黄蓉是《射雕》里,个人英雄主义最小的一个人,从小过惯了公主般的生活,在离家出走以后当个小乞丐,倒也活得逍遥自在。但是,黄蓉是一个功利性极强的女人,这一点从和郭靖的恋爱就能体现出来,在认识郭靖的时候,她千方百计的考验着郭靖的思想道德品质,也考察着郭靖的武功和人际关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察,黄蓉发现郭靖忠厚老实,又是名人之后,其师傅江南七怪虽然武功不咋地,却也名满天下,再加上全真马钰道长的栽培可谓名师之徒,可谓发展潜力巨大,将来指不定哪天就能达到宗师级的高度,那个时候自己也有个高山可以依靠,另外在性格上的缺陷促使郭靖成为典型的“气管炎”。虽然郭靖的师傅不及欧阳克的师傅西毒欧阳锋那样显赫,但是至少比欧阳克正派吧;另外欧阳克的家世显赫,自然也是一副公子哥脾气,他身边跟随的那些女子肯定让黄蓉不满意,谁愿意自己的男朋友天天找别的女人鬼混那?基于上述理由,在离家出走相对比较寂寞的情况,在综合分析利弊的情况之下,黄蓉选择了郭靖做男朋友,充分体现了黄蓉功利性极强的特点。

3、东邪—黄药师

黄药师可谓《射雕》里到了一个顶端的人物,在《射雕》里把他描绘成道德理法不屑一顾的形象,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应遵守的规矩寸度了然于胸,加上他自己的能力又如此之超越世人,世人既不能让他佩服,世人的规范限囿他自是大大的不以为然了。黄药师一个人占据桃花岛,虽然不是皇帝却也差不多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年代他的这种行为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赤裸裸的挑战,根本没有把南宋皇帝放在眼里,是一种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

另外,他任用刑法,桃花岛上的那些哑巴仆人都是黄药师从岛外抓来的,抓到桃花岛以后就割了舌头,虽然不清楚这些人犯了什么罪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黄药师没有代表国家进行惩罚犯罪的权利,可以说黄药师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任用私刑,是一种犯罪行为。况且割舌可以说是一种酷刑,这种肉体刑早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废除了,黄药师用割舌伸张所谓的正义,笔者认为他心理有变态的倾向。还有,黄药师的妻子的死不单单是因为难产,主要是因为黄药师在和老顽童周伯通争夺《九阴真经》的时候,动了胎气才死的,为了《九阴真经》连自己的妻子都能舍弃,这样的人禽兽都不如,到最后他把老顽童囚禁于桃花岛,还是为了《九阴真经》,所以说看似黄药师逍遥天下,看破红尘,实际上黄药师功利性最强,对虚名看得最重。

4、小王子—杨康

如果说上述几位的个人英雄主义实现的比较理想,那么杨康的个人英雄主义无疑是失败的。杨康是典型的看似聪明,实际上却是一个没脑子的四脚动物,杨康与穆念慈比武就是为了打败穆念慈,在这里就显出了一个王子的娇纵。按理来说王子都是高高在上的,为了一个非本民族的普通小女人而不顾自己的身份,典型的白痴级人物。他也争名夺利,但是相比黄药师他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在证实了杨铁心是自己亲生父亲以后,他为了自己金国王子的身份拒不相认,在杨铁心被完颜洪烈杀死以后,他不顾父仇,认贼做父,落得了个天下骂名。要知道在古代是一个亲权社会,所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就是说明了这道理,杨康连这个最明显的道理都读不懂,可谓愚钝至极,所以说,杨康个人英雄主义是失败的。

综上所述,《射雕》的个人英雄主义体现的非常明显,这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个通病,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欲望。

参考文献

[1]金庸.射雕英雄传[M].三联生活出版社.1992,1600页

存在主义英雄 篇9

一、匪类英雄观的反思

革命英雄主义是文学艺术开掘不尽的主题,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使得作家们自觉不自觉地凸现着英雄性而忽视了其人性的一面,这也导致了五六十年代英雄话语的贫乏与苍白。人性是复杂的,任何英雄都只是具备某些方面的英雄品质而不至于臻于完美。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新时期以来的“去政治化”和不断的“人化”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美学角度看,《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主人公的确透射着一种浓烈的英雄豪气和硬汉精神,同时这些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留给我们的遗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带着匪气,如李云龙嗜酒、粗野、骄横、“老子”不离口,不但违反纪律、政策、命令,还屡教不改!尴尬的是匪气存在的本身被解读为人性的光辉和可爱的人气表现。西方并不可取的绝对主义英雄观的现代诉求为新时代编剧推崇,以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而把“发挥个性,表现自己”作为创作的信条。于是我们看到李云龙为了救新婚妻子,不惜战士的生命。这与鲁莽的特洛伊王子出于个人的欲望不顾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强行拐走海伦何等相似?应当对人性进行严肃反思的主题,比如战争的荒诞性,战争中人性的软弱、坚强、绝望、希望、亲情、救赎,自由、民主等,却出奇的少有涉及。这种境况的产生当然是由于英雄式微之后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然而,这种匪类英雄的形而下写作与久居民众心理的“英雄情节”尽管在力量、强悍、叛逆上有共同之处,殊不知革命英雄之为英雄的可贵之处还在“善”的内核,以及对“爱”的呵护,土匪则不然。

恩格斯在《致拉萨尔》一信中要求“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段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近年来,不少作家摒弃恩格斯这种唯物史观,而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对革命英雄进行叙述,这是相当肤浅的,也是缺乏历史观点的创作倾向。

二、马克思主义革命英雄观

卡莱尔用唯心的观点向他的信徒阐释:“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要想得到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就是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世界的结果,也就是他们的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2]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英雄观的直接来源和他的哲学基础一样,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和卡莱尔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是伟大的时代召唤出伟大的人物。伟大人物从根本上说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代表,“我们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作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辞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辞。”[3]由此可见,作为革命英雄,他的言行都应该是在其所处时代卓越的代表。恩格斯称赞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宏观的历史观”;是“划时代的历史观”,同时也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斯宾塞在谈到伟大人物对于历史的作用时说道:“在他(伟人)重新创造社会以前,他先得被社会创造出来。”[4]黑格尔和斯宾塞对待英雄的立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英雄史观产生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唯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革命英雄不但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且是人民中的先知先觉者和人民的忠实代表。不少作家摒弃这种唯物史观,而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对革命英雄进行叙述,不但肤浅,也缺乏历史观点的创作倾向。《狼毒花》里有个情节设置值得注意,刻意拔高常发英勇的个人风格,单枪匹马闯敌营,灭掉近二十个敌人,过分地突出了个人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被忽略了。

三、革命英雄需坚守党性

革命英雄的品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加深对党的理想信念的认识,从而不断发扬其党性觉悟、革命智慧、革命意志的魅力表现,是匪性、个人主义得到规训后的魅力表现。革命者不仅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只有改造好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的改造客观世界。

马克思主义革命英雄观的重建,即是给匪类英雄的个人主义设置一个改造或成长的过程,这个成长有两方面:一是匪性的消除,二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队伍里获得阶级革命的觉悟。如果彻底地消除了匪气,不再具备土匪的特征,而且获得了高度的革命觉悟,这样的抗日英雄被称为革命英雄显然是合适的。任何参加抗日的壮举并不能单纯地成就一个革命英雄称号。倘若如此,势必抽空革命历史的特定情景特别是其阶级内涵,削弱革命精神的灵魂,使得“革命”和“市场”的缝合显得勉强、人为和缺少精神底蕴。作为抗日高级将领李云龙,他粗鲁,蛮横、主观、具有强烈的自主性,任何时候都脾气火暴,“老子”、“奶奶的”骂声不断。《狼毒花》里的常发也把“骑马垮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当做口头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性的缺失很难使他们享有一个革命英雄的称号。只有经过革命熔炉的冶炼,逐渐地克服那些旧时代的社会痕迹,才能使自己成长为有政治觉悟、自觉地遵守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

党性不在场的的表现还在于匪类英雄形象得不到外在与内在纠正的土壤,没有在革命力量引导下成长为革命英雄的彻底性。如李云龙曾狂言,一个部队的精神,是军事主官带出来的!这是公然否定党对部队的培养教育,在党性缺失的语境里,李云龙作为我党我军培养多年的指挥员,头脑中没有一点党的组织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也没有被群众所改变,一个民族革命英雄,其根基应来源于群众,而实际上,《亮剑》、《狼毒花》这些红色影视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多少群众对个人英雄的彻底改造,所以李云龙、常发也没有能够获得多少阶级革命的觉悟和品质。

结语

人类在漫长的生存跋涉中,不断寻找各种各样的英雄,本质上就是寻找生命理想的凝聚方式,寻找超越自身的途径和力量,寻找一种伟大的人格高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革命英雄价值,包含有丰盈的道德与伦理内涵,体现了文学审美的“善”的追求。公允地看,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英雄写作走了一条由强化到弱化、由英雄到普通人的道路,这既是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启蒙的结果,又是多元价值并存社会的一种必然要求“人学”的丰富内涵,但作为革命英雄,党性的坚守变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①[德]恩格斯,《致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②[英]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

③[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

存在主义英雄 篇10

以反文化的立场, 颠覆传统艺术电影的深度思考, 以消费主义的姿态拼贴五花八门的艺术技巧和手段, 从蒙太奇转向拼贴的电影语言, 是后现代主义电影的标志[1]。后现代主义电影对传统的颠覆和革新, 重塑与建构, 使其在电影的叙事结构、影像画面、电影语言、主题文化表达等方面呈现着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有荒诞、反讽、黑色幽默等美学特点。

1 多线叙事模式

《火锅英雄》是将犯罪、青春、友情、亲情和重庆等多种元素杂糅的黑色喜剧片。故事以抢银行开始, 这是一条线索, 四个头戴面具的人抢银行, 行动暴露, 进入钱库发现有个洞;第二条线围绕刘波许东王平川经营不善的洞子火锅展开;第三条线是刘波爱赌钱与其债主七哥多次的追债, 刘波的行动发展可以看作是全片的主线;第四条线是老同学于小惠为刘波四人出主意;第五条线是许东为救刘波与妻子离婚、把钱从七哥手里抢回。到影片的2/3时, 刘波等四人与七哥及劫匪全部在火锅店会合, 达到故事的高潮。多线叙事使影片结构完整紧凑、张弛有度。

影片的节奏带动着观众的内心世界, 为之紧张, 为之担忧, 时而会心一笑, 时而波澜起伏。不可否认的是, 作为商业影片这样的安排也迎合了观众和市场。

2 荒诞的巧合

《火锅英雄》有许多导演设置的荒诞的情节和巧合。例如, 银行的钱库有洞好几天竟没人发现, 几千万的现金竟然没放进保险箱。刘波的母亲提醒刘波不能给外公抽烟, 母亲走后刘波立马把烟点好递给外公, 以致后来外公的一支烟烧完了整个家。片中刘波说“自首, 店就没了。”下一个镜头就是刘波在警察局自首, 这是第一次去警察局自首, 刘波向警察讲述, 警察一开口让大家大吃一惊“郭建新, 你的身份证咋又写错了。”丝毫没听刘波讲的火锅店扩建, 挖洞挖到钱库去了这件“大事”。刘波第二次报警自首, 恰好遇钱库被抢, 自首也未遂。银行的经理员工还和领导来医院看望刘波并送上锦旗时, 掀开被子的时候不是刘波躺在病床上而是充气娃娃。影片最后, 镜头扫过“医院天台, 闲人免进”, 观众看到的却是刘波、于小惠等四人在天台上愉快和谐地吃火锅的场景。导演对原本规定的打破, 以及荒诞戏谑的情节设置, 无不展示着后现代主义中黑色喜剧的反讽, 破坏秩序, 离析正统的特点。

3 道具的隐喻

影片一开始, 四个年轻人分别带着唐僧师徒四人的面具出现在面包车里并前往银行实施抢劫, 面具下隐藏着年少不羁的脸庞, 他们铁血铮铮地视刘波四人为笑话, 两者之间的关系潜藏着对刘波四人“后青春”的无力书写, 才会有以面具为代表的青春少年对“火锅英雄们”的浇油欲烧的作为。极具特色的面具, 一是带有东方美学的韵味, 选用的是《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的形象, 其四个角色的形象、性格早已被观众熟知。其二, 这四人的性格特点也与片中的人物性格相契合:于小惠——唐僧, 以救世主的形象现身, 在关键时候出现, 带来希望, 善良并充满智慧;刘波——猴子, 敢作敢当, 讲义气重感情, 但做事比较冲动。许东——猪八戒, 做事爱偷懒耍滑, 但关键时候挺身而出, 将情义放在了第一位;王平川——沙和尚, 憨厚善良, 一心打理火锅店,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2]。

从电影符号学中的能指和所指来看, 影片中的黑色系道具——金钱、枪、刀, 所指一种青春的冲动和重庆这座城市的江湖气息, 人们性格中自然带有的讲情义重感情的英雄式的人物特点。而与之相反的中学时代的信、照片等则所指了青春的记忆, 这种情感是值得不惜一切, 甚至是用生命夺回来的。

4 后摇风格配乐

影片中的背景音乐多使用电吉他并贯穿全片, 也有传统弦乐, 呈现独特的后摇风格。以在火锅店群殴时华尔兹的配乐为例, 配合升格镜头画面, 音画对立, 带有黑色幽默又不失紧张, 营造一种戏谑的悲情氛围, 使音乐具有一种空气感, 能使气氛凝固, 给观众新鲜的视觉听觉感受。

5 情感的传达

《火锅英雄》正如片名一样, 导演想塑造的是一种英雄形象。这样的英雄是重感情讲义气带有温情的, 人物性格是多面的鲜活的。影片中有一处细节, 许东想让刘波他们带着银行的这笔钱跑路时, 刘波说了一句“我外公八十多岁了, 澡都不会洗。”而王平川说“我想跟我妈老汉在一起。”这才是有血有肉, 能打动观众内心的平民英雄。

摘要：后现代主义电影对传统的颠覆和革新, 重塑与建构, 使其在电影的叙事结构、影像画面、电影语言、情感表达等方面呈现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体现有荒诞、反讽、黑色幽默等美学特点。本文主要从电影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影片《火锅英雄》。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情感

参考文献

[1]袁玉琴, 谢柏梁.影视艺术概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平凡的世界》英雄主义的回声 篇11

放眼整个20世纪80年代，如果说哪部作品能用近似于写实的方式刻画出那个时代拐点中艰苦的人生抉择，那么只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当时各种先锋流派的映衬之下，《平凡的世界》在相当程度上被批评界和城市中人忽视，却有着数以亿计的受众。而路遥的英年早逝又给每一位读者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当初郁达夫曾经说过，作为作家最好的结局有两种：“一种是像高尔基一样，活到了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很不幸，路遥属于后者，当然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幸运，路遥成功地避开了更加喧嚣与直白的90后世界。

曾经担任过习近平下乡所在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路遥，虽然将其作品命名为《平凡的世界》，然而从骨子看，他却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情怀的作家，孙氏兄弟所选择的道路，正是那一代年轻人（生于20世纪50年代，成长于“文革”中后期）的典范。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他从直觉中判断出这个世界开始进入平凡年代，那些充满英雄情怀的生活方式注定要与现实告别，但在内心深处他却不愿意放弃心中的英雄梦想，于是《平凡的世界》中就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出孙少安、孙少平这样不甘于平凡命运的英雄形象。

毛卫宁执导，王雷、佟丽娅、袁弘、李小萌等主演的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是对路遥这一现实主义巨著的重新演绎，尽管这段历史正随着当事人的老去而逐渐步入暮年，但回顾历史本身并不仅意味着娱乐，它还是对我们民族最近历程的一次近距离审视。或许，也只有风云过后的当下才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当初一代人的努力与心灵伤痛，也才能真正体会到当下的平凡世界并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样无味，它其实是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态状态。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然而有时候英雄并不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它只是命运的推动。孙少安（王雷饰）并不想成为他后来的样子，如果能选择或许他更喜欢与田润叶（佟丽娅饰）平淡地走到最后。然而，时代没有给他机会，他必须在长子与责任、哥哥与义务之间艰难地走下去。这是一个贫瘠的时代，身在农村的个体几乎没有更多的选项；然而这也是一个丰富的时代，丰富到只要有想法就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当下那些被称为暴发户的人们当初或许与孙少安一样两手空空。只是，有的人选择了财富，就成了当下的富一代们；有的人选择了理想，就成了《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在贫瘠的黄土地上，面对宗族势力、故旧乡谊、他山之石的多重砥砺下，他终究站得住、立得定。自我牺牲是那一代乡村精英的主动选择，在当今幸存的20世纪80年代集体记忆中尤其明显。

如果说，孙少安承担的是上一代人的理念，那么孙少平（袁弘饰）则是新一代人的开始。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被固定到黄土地上，而且这30多年的历史中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更多的人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看到外面更加广阔的天空。孙少平是个人主义的英雄，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一条新的路程。在当下的中国，几乎每座城市里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当初从农村走出来的孙少平。英雄并不只是荧屏上的主角，转过身，其实你也是这个世界的英雄，也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平凡的世界》里的女性，是现代社会的传统人，身姿如何曼妙，心境都是奉献，向爱着的男人、仁义的他者以及無法选择的父兄儿女献身，或明或暗的她们终究活成了男人的附属。

《平凡的世界》里清晰地记录了70年代中期以来一代人（两会上有着无数代表，他们当然是成功的那部分人士）的奋斗与尴尬，它是英雄主义在这个时代的最后回声，也是路遥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再体会到那种被命运束缚着的痛苦，但在一个更加平淡的世界里，我们更需要那种与命运搏斗的英雄主义情怀。

存在主义英雄 篇12

《幸运的吉姆》是英国作家金斯莱·艾米斯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来自外省的出身平常的大学临时聘任的讲师吉姆·狄克逊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不得不强抑愤怒去讨好学校里那些不学无术的虚伪的教授学者们, 纠缠于各种麻烦之中, 由于他的行为与这个阶层的格格不入, 有时会以貌似笨拙的形式表现出来, 使他陷入各种滑稽可笑的境地。这导致他最终与正统教授学者彻底决裂, 重新获得自己独立的生活。小说大胆地塑造了与传统英雄相背离的“反英雄”人物吉姆。在这种人物形象的身上, 我们完全找寻不到体现在传统英雄身上的那种不可战胜的高贵品格──对苦难岁月的承受, 对精神生活的关注, 对灵魂净化的向往, 对人类尊严的捍卫, 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因此, 有一些批评家认为这部作品是一种萎缩的“失去了英雄主义”的文学, 它躲避并消解了崇高。其实不然,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符合自己社会时代特点的人物,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 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的确, 一个时代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特点取决于这个时代的特点。

1950年左右艾米斯开始创作小说《幸运的吉姆》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英国刚刚结束, 艾米斯本人也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 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恐怖和绝望, 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悲观处境, 造成了人们普遍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正如萨特所说“战争和失败摧毁了世界给人们造成的安宁, 正在结束的战争使人们感到自己赤裸裸地处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幻想, 完全委弃给自己的是独有的力量, 终于理解到只有自己可以依靠。”另一方面, 二战也使英国苦心经营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瓦解了, “日不落帝国”对于英国来说已成明日黄花, 其辉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再加上经济危机、劳资冲突、核恐怖等问题, 英国社会的内部矛盾开始日益加剧。于是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 英国统治集团开始逐步完善立法, 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条件, 并制订了一个以消除贫困、疾病、肮脏、无知为主要措施的社会保障计划。这一系列的改良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使赤贫阶层的生活得到改善, 但是这并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 贫富悬殊的现象依然存在, 一掷千金的富豪与冻饿街头的穷人同在。当时的平民青年也可以享受到均等的教育机会, 但他们依然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 无法真正进入到所谓的“上层社会”中。英国统治集团在进行改革时所鼓吹的实现一个“人人享有同等机会的社会”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人们在战后所憧憬的美丽新社会并没有实现, 这一代人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产生了怀疑, 人们不再相信那种理想化的所谓“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能够拯救人类于苦海之中, 在他们心里这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而已。他们完全从英雄梦里清醒过来, 没有任何崇拜的偶像, 只相信用自己那微薄的力量来感受当下最真实的生活。因此, 英国文化界在此时出现了反高雅文化的新气象, 人们不再愿意读那些脱离实际, 缺乏对当时社会客观反映的小说。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 为了满足当时人们对于通俗文化的渴望, 那么创造出一个大众化的平凡的反英雄人物“吉姆”便是金斯莱·艾米斯一种必然的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反英雄”形象恰好契合了战后英国人的普遍心态。

另外, 艾米斯的个人经历及其文学偏好对他塑造吉姆这一“反英雄”形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1922年金斯莱·艾米斯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 从小就对自己的中下层出身深有感触, 这样的童年经历为他今后创作吉姆这一反英雄形象提供了切身的体验。艾米斯11岁时就开始写短篇小说, 并发表于他就读的中学校刊, 展露了他写作的天赋, 这也正如同他笔下的小人物吉姆, 出生卑微但才华出众。艾米斯曾先后就读于诺贝利学院、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毕业后, 他先后在威尔士的斯旺西大学以及剑桥大学彼得豪斯学院担任讲师, 主要讲授英国文学。笔者认为, 金斯利·艾米斯这段当教师的经历直接构成了作者塑造吉姆这一“反英雄”形象的创作灵感。因为在这一期间, 艾米斯深刻地体会到了当时英国传统教育人士的虚伪以及由这些虚伪的学术人士组成的虚伪的学术氛围, 于是他开始厌恶大学单调刻板的社交生活和低级的学术水平, 蔑视那些所谓的大学教授们在课堂里的胡说八道。金斯莱·艾米斯强烈反对这一切, 但是他又没有足够的勇气直接公开表达自己对这些现实的抵抗情绪。于是艾米斯便推出了近乎小丑、令人发笑的“反英雄”形象吉姆, 并借用吉姆夸张的笑声和荒诞的行为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慨。吉姆“反英雄”的非理性反抗行为颠覆了传统英雄的悲壮抗争模式, 从“崇高者”走向“平凡者”, 这里没有高尚, 没有壮美, 甚至没有悲哀, 有的只是滑稽可笑, 一种哭笑不得的姿态, 向他人论证这个世界的不合理。

提及艾米斯个人的文学偏好, 李德在他所著的《金斯莱·艾米斯传记》中提到过艾米斯本人是推崇流行文化而躲避高雅文化的。艾米斯十分推崇18世纪的英国文学。曾经有人问艾米斯对实验小说有什么看法, 他的回答是:“我无法忍受这种小说。我讨厌这种小说, 我愿意接受作者的暗示, 但我讨厌神秘化。”可见, 艾米斯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倾向是强烈反驳和抵制的。他反对现代主义那种晦涩抽象, 他嘲笑所有形式的文体探索, 认为文体太复杂会与实际生活脱钩, 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语言本身。所以艾米斯必然会采用简洁平实的语言和平铺直叙的方式描写普通人身上的平凡和庸碌, 而不是传统英雄人物身上的崇高和伟大。但就是在这种庸碌平常中, 透露出真切的生活实感, 从而受到当时读者极大的欢迎。可以说, 无论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还是当时大众特有的文化心理, 亦或是艾米斯不同的个人经历及其文学偏好, 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他对吉姆这一“反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因此, 吉姆这样一个新型“英雄人物”即“反英雄”形象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

纵观百余年的英国文学, 它经历了对英雄的激情崇拜到对英雄的冷漠与淡化的过程。可以说, “英雄主义”观念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 时代的变迁, 典型环境的变化, 必然带来英雄人物的变化。英雄的标准、对英雄的审美评价, 也必然要与时俱进, 发生深刻的变化, 直到英雄还原为凡人。在20世纪50年代,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 人们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 以前存在的神圣性被一层层剥离侵蚀, “崇高”被一点点地躲避掉, 许多人变得世俗而现实。那么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 由英国作家金斯莱·艾米斯所推出的吉姆这一“反英雄”人物, 相较于传统英雄形象而言总会有其特定的现实意义。

可以说, 艾米斯通过这个看似傻瓜、小丑一样滑稽可笑的“反英雄”人物吉姆实现了对官方秩序的重新审视, 对社会规约的质疑, 对伪善虚假的嘲弄和对周围精英文化的讽刺。吉姆这种小丑傻瓜的“反英雄”形象使以优雅风度闻名的英国显得如此荒唐可笑, 可恰恰是这种荒谬和可笑引发了人们对自己当时生存环境的深刻思考, 揭示了人们的另一种生活观和世界观, 这样才可能去争取一个更为合理公平的新世界。这对于推动当时社会合理化进程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我们便可想而知了。而且吉姆这样的“反英雄”行为也暗示出传统英雄的正面情操和崇高行为被完全颠覆了, 它已不具备任何的反抗效力了,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中, 传统英雄的意义已经逝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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