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式英雄

2024-09-15

存在主义式英雄（精选5篇）

存在主义式英雄篇1

拜伦被歌德誉为“19世纪最伟大的天才诗人”, 其灿烂辉煌的诗篇, 自由不羁的灵魂和钢铁般坚韧的人格力量震撼了整个欧洲。拜伦在其《东方叙事诗》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形象, 如《海盗》中的康拉德、《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的恰尔德、《曼弗雷德》中的曼弗雷德等。这些人物傲慢, 忧郁, 孤独、敏感自尊、孤独高傲而玩世不恭, 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特征和浓厚的悲观绝望情绪, 被称为“拜伦式英雄”。从这些“拜伦式英雄”身上很清晰地折射出诗人拜伦的英雄热情的道德理想。

1 拜伦及其“拜伦式英雄”

拜伦出生在伦敦一个破落贵族家庭, 天生跛脚, 常常受人欺负, 因此养成他忧郁、孤独、反抗的性格。他中学开始写诗, 大学毕业在欧洲旅行两年后, 根据旅游日记写成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这首诗的主人公哈罗德被认为是“拜伦式英雄”的雏型。1813-1816年间, 拜伦以东方和南欧为背景创作了《异教徒》、《阿比道斯的新娘》、《海盗》等六篇故事诗 (统称《东方叙事诗》) 。诗中的主人公被称为“拜伦式英雄”。1817年, 拜伦迁居意大利, 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 创作了诗剧《该隐》、讽刺诗《审判的幻景》 (1822) 《青铜世纪》、长诗《唐璜》等一批杰作。他笔下的“拜伦式英雄”从前期的撒旦主义到后来唐璜身上闪光的人道主义, 一直在变化和发展, 其独特性使人不得不思考为何拜伦为何会创造出如此鲜明而又与众不同的人物。

2“拜伦式英雄”的实质

这种英雄热情的理想实质是一种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色彩的英雄主义, 它既具有个人主义的因素, 又有着人道主义的诉求。西方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要求以自然状态的自我为中心来确立人生态度, 充分发挥人的自主自决的主体精神, 反对一切对人性的约束与压迫 (罗素232) 。拜伦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不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诗歌创造中都把个人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拜伦早期的诗作中, 无论是海盗康拉德、“读神者”该隐, 还是不断思考和探索的哈洛尔德, 均以脱离群众的叛逆者的形象出现, 无不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 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是以这样一种形象出场的:

从前阿尔比温岛有位青年,

所有正经的事情他都厌烦。

他的日子过的无法再荒唐,

还加上通宵达旦笑乐狂欢。

啊, 他实在是个无耻之徒,

整天沉湎与花天酒地中间。

人世间的一切他满不在乎,

甘愿与那些酒囊饭袋为伴,

自然也有色鬼荡妇在身边。

在《曼弗雷德》中, 拜伦将孤独作为最强的力量, 赋予在曼弗雷德的性格中。因此, 曼弗雷德相信:

狮子总是孤独的, 我就是这样。

所以勃兰兑斯评论说, “在拜伦那里,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自我, 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意识到他自身的存在, 并且总要复归于他自身;这是一个激动不安和热情奔放的自我” (勃兰兑斯339) 。

但拜伦的英雄主义并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 他对个体自由的崇拜也不是单纯的自我崇拜。在《唐瑛》中诗人表现了深广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品的主人公唐璜自始至终都有一颗同情、善良和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心。他爱山川大海, 爱纯洁的女人, 爱被压迫和被凌辱者, 爱整个人类, 他的爱深广博大;同时他又憎恨制造战争、引发流血、导致贫穷和苦难的暴君, 他的恨也深入骨髓。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诗人列举了1809年塔拉维拉之役, 表明了态度。他严历谴责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 指出

这种战争是拿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向战神献祭:

死神葡甸着, 在计算他的收获。

因为今朝三个强国集合在他跟前,

送来他最心爱的东西一一血的贡献。

诗中拜伦对西班牙上层贵族也作了辛辣的讽刺。国难当头之时, 他们竟还沉迷于酒色犬马之中:

这里除了贵族, 人人都称得上高贵,

只有堕落的贵胃, ‘甘心做敌人的奴才。

同时他还呼吁希腊人起来反抗, 自食其力争取民族解放:

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啊!你们知否?

谁要获得解放, 就必须自己动手,

必须举起白己的右手, 才能战胜?

高卢人或莫斯科人岂能对你们公正?

因此拜伦的英雄主义并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 而是一种社会理想, 是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与自由民主的理想, 拜伦的英雄热情的道德观倡导的是自由、独立和平等, 重点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和人的参与, 这与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社会伦理观念相统一。而且拜伦对于唯我主义也表示过厌恶, 他在《唐瑛》中就曾对贝克莱主教的唯我主义进行过批判。

3 总结

纵观拜伦的一生, 他才华横溢却张狂放荡;身体有缺陷但内心强大;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倾向却又对处于弱势无援地位的工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厌恶社会却又怀有美好的社会理想, 并坚持不懈地为之战斗。具有英雄热情的拜伦同其诗歌中的人物一样充满了矛盾而复杂的因素:既有个人主义又有人道主义, 既有撒旦精神又有博爱思想。这使拜伦的人生与个性充满了传奇性、浪漫性和时代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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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式英雄篇2

我们总是说自己是那么勇敢的一份子，可是当我们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估计想的还都是自己，一般人都没有什么大问的精神，除非那些人内心充满了英雄主义。

这好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些人嘛，那些主角，他们都有着非常大无畏的精神，他们一直都想着舍身救人。最后都是自己心声受到伤害。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正能量的号召，可是这些不管怎样去号召，等现实生活当中发生了，也未必真的能够实现，当然我说的也太绝对，或许极好说的情况下也会出现。

但是一旦出现，人们就要感谢天地了。

我们一直都明白良知的有多么重要，就好像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搜神记》。在《搜神记》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迦楼罗，他被无极天尊收走了良知，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为无极天尊做坏事。

可是后来当他找到了自己的良知之后，他也就找回了自己原来的身份，记清楚了自己到底是谁，原来他是干将的妻子莫邪。

那个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即便是现在我仍然记得一清二楚。

拜伦式英雄的精神困境篇3

【关键词】拜伦式英雄精神困境理性信仰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3C-0125-03

常耀信先生在《英国文学简史》中这样表述拜伦式的英雄：潇洒、侠义、慷慨、精力过人、宽宏大量，同时又是茕茕孑立、郁郁寡欢、自伤自怜、消极厌世。如此矛盾的统一足见人性的复杂。正如雨果所说的：“你在某些时候，不妨对于一个运用心思的人，望穿他那阴沉的面容，深入到皮里，探索他的心情，穷究他的思绪。在那种外表的寂静下面，就有荷马诗中那种巨灵的搏斗，弥尔顿诗中那种龙蛇的混战，但丁诗中那种幻想的萦绕。人心是广漠辽阔的天地，人在面对良心、省察胸中抱负和日常行动的时候，往往黯然神伤。”人性中的种种“搏斗”、“混战”、“萦绕”构成了人的精神困境。如果艾略特对拜伦的评价——“他制造了太多的噪音，却少有实质”——是中肯的，那么原因很可能是拜伦深陷自己的精神困境中不能自拔，虽然他带着火热的激情、非凡的才华左冲右突，却最终没有找到出路。他的作品中多的是怀疑和批判，少的是信仰和拯救。正因为如此，后世的一些学者认为拜伦的诗作缺少深度。

一、拜伦式英雄面临的精神困境及其形成原因

拜伦和他的“英雄们”面临何种困境？有的学者认为，拜伦式的英雄反抗社会“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追求个人的自由，没有明确的斗争目的，都只能以悲剧而告终”。也有学者认为，“拜伦之所以在他的诗作中塑造这样一种类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叛逆者，其意图无非是通过他们表示对现实社会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借以表达自己的忧郁、孤独、彷徨的思想……但就其整个世界观的核心而言，却是资产阶级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主宰一切，因为在其全部活动中贯穿着明显的对个人自由与发展的强烈要求。”以上两种观点都认为拜伦的精神困境是个人自由与发展的强烈要求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满足，从而产生失落、彷徨和忧郁。而造成这一精神困境的原因是拜伦奉行的个人主义使其远离群众，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他的叛逆和反抗不过是彰显个人的力量，盲目地寻求自由。还有的学者从当时社会的历史条件、诗人的成长环境以及他对现实的认识限度来分析，认为拜伦世界观的矛盾体现在“一方面，诗人憎恶当时的社会制度，憎恶政治的腐败和宗教的伪善，蔑视上层社会的腐朽寄生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承袭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性，难以超越习以为常的生活观念和习性，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影响难以摆脱”。毫无疑问，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个人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然而这种人物分析是在一种大而化之的模式下运行，不仅适用于拜伦，也适用于别人，例如，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因此也不能解释拜伦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心灵世界。

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18世纪的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正处于人类理性的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对抗，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消解。“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的尺度。”（恩格斯《反杜林论》）敏感的诗人深深洞察到这一点。拜伦“在大学学习期间，阅读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许多文学作品以及大量哲学、历史著作，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他在笔记中写道，“叫我不去运用理性而只是去信仰，那是毫无用处的。那就等于是让一个人不要醒着而只是永远睡着”。启蒙思想家用人类的理性去质疑权威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对权力不加束缚的崇拜和无条件的敬畏是盲目愚蠢的，这一点与拜伦的叛逆反抗、追求自由的精神气质不谋而合。拜伦短暂的一生都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前期的很多讽刺诗表露出对宗教很大程度的不敬。然而，理性的力量为拜伦的精神世界带来的福祉不过如昙花一现。人类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本想获得自由，提高人的尊严。然而，现实中并没有“离开上帝之后的欢乐颂、人性战胜神性的凯歌，而是对人的本性及世界的恶的意识以及对恶无法作出说明、找不到力量来克制的无措感”。拜伦发现脱离了上帝的束缚之后，人类并没有获得预期的自由，反而要惊慌地面对从人性深处涌出的恶。为什么人类的理性不能遏制自身的恶？当上帝被近似于流放，哪种新的力量可以遏制人性中的恶？又有哪种力量为人类的精神世界负责？拜伦诗中的主人公多是离群索居，不相信世人的一个内在原因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和他人的，即人性中的恶。与其说拜伦式的英雄有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结，倒不如说拜伦式的英雄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以诗人之眼看到那个时代抛弃了神圣信仰后，面对人本世界感到的迷茫和失落”。拜伦的诗作和雪莱的诗作最大的差别在于：雪莱刻画人类社会的罪恶和灾难，但仍然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在雪莱的诗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未来的美好世界，到处弥漫着友爱、和平、欢乐的气氛。而拜伦的诗中却缺少这样明快、积极的色彩，有的是无法排解的忧郁和无法解答的困惑。他的一首诗《我的心灵是阴沉的》这样写道：

我的心灵是阴沉的——噢，快一点

弹起那我还能忍着听的竖琴，

那缠绵的声音撩人心弦，

让你温柔的指头弹给我听。

加入这颗心还把希望藏住，

这乐音会使它痴迷得诉出衷情：

加入这眼睛里还隐蓄着泪珠，

它会流出来，不再把我的头灼痛。

但求你的乐声粗犷而真挚，

也不要先弹出你欢乐的音阶，

告诉你，歌手呵，我必须哭泣，

不然，这沉重的心就要爆裂；

因为它曾经为忧伤所哺育，

又在失眠的静寂里痛得长久；

如今它就要受到最痛的一击，

使它立即碎裂——或者皈依歌唱。

拜伦对放逐了上帝之后的人类世界并不抱乐观态度。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雪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拜伦始终所没有的。”同时拜伦对人类的理性的态度不是单纯的拥护。这是因为拜伦“只爱激动和狂野的自然。”“只有那苍茫广漠的荒原、风狂浪恶的大海、雷电交加的天空才能满足他诡谲奇幻的狂想。”只有在这种大自然中，拜伦野马般奔腾的激情才能得到尽情地释放，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而启蒙思想家提倡的理性是和“平衡、节制、常理、有序”分不开的，他们旨在凭借人类的理性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社会按照人定的理性原则有条不紊的运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温和而又自制，人们拥有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人类理性追求是人类整体的最大的自由，而不是个体的最大自由。可见拜伦因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并不是“理性王国”的合格公民。

拜伦式的英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孤独，这种孤独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为了维护独立和自由的代价；此外，孤独还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即精神世界的无所依托。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人类理性都不足以支持诗人漫无边际的精神世界，就像他笔下的曼弗雷德“既不肯虽魔鬼到地狱去，也不肯接神力到天国去”一样，诗人的灵魂找不到归宿，只能依赖于“反叛这宇宙间任何东西的‘自我（执拗的意志力量）”，这种发展到极致的个人主义既彰显了拜伦式英雄的独特的魅力，又是诗人极其无奈的选择。

二、拜伦式英雄的精神困境的启示

拜伦、雪莱、济慈被冠以“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称号。他们代表着自由和民主，不妥协地反抗专制暴政。严格说来，符合“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这一称号的只有雪莱一人。济慈的一生是执着地追求美的一生，致力于构建美好的心灵世界，“他似乎认为他生来就是为了追求美的，并把它当作其短暂的一生主要的职责”。拜伦的诗中虽然洋溢着民主的思想和斗争的色彩，然而他与雪莱通过斗争建立一个光明的未来社会的理想不同，拜伦斗争的出发点是为了从自己的精神困境中突围，为漂泊的灵魂找到归宿。他一方面积极有力地抛开了宗教信仰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对自身依然的不自由感到手足无措；一方面为人类的理性力量的伟大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怀疑人类的理性会成为自由新的束缚；一方面有着堕落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有提升生命境界的追求。“人的无穷无尽的欲望超越了需要的层面，就变成了一种匮乏。在人的心灵深处，有着生命本能的躁动，有着非理性与理性的对峙，也有着感性的生命要求与社会现实条件、某一特定的文化造成的悖论或者矛盾，还有着高傲与自卑、匮乏与补偿、破坏的欲望与升华的追求的撕扯挣扎，种种因素，纵横交错。”这种内在的、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比之外在的设置种种障碍的环境更能使人不自由，更能消磨人的生命力，拜伦笔下的多是英年早逝的主人公与诗人自身的面临的这种内在的消磨和吞噬是分不开的。

然而，拜伦笔下塑造的人为毕竟被称为“拜伦式的英雄”，和哈姆莱特这个“忧郁的王子”仍有不同之处，其中的原因是拜伦式的英雄在自己的精神困境的突围中虽然失败了，但他一直都在痛苦地追寻着生命的意义和自由，没有自欺欺人地安于精神的困境，凭借着某些庸人的哲学来获得与不合理的生活的苟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一点使拜伦式的英雄在任何条件下不失英雄的风度和气度。

执着地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自由是可敬的，然而拜伦式的英雄又表现出自以为是，甚至消极厌世的色彩。对此罗素先生在《拜伦式的不幸》这篇文章中说道，“正像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一样，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聪明人总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早年的热情看透，从而确信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的了……他们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幸福，却为这不幸感到庆幸；他们将这归之于宇宙的本质，认为这是开明人士应持的唯一可取的理性态度……这些受难者无疑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不足以弥补淳朴快乐的丧失。我个人从不认为，不快乐还有理性、优越可言……那些真心诚意把自己的哀怨归之于自己对宇宙的看法的人，是本末倒置了。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是出于一些他们并不了解的原因，而这种不幸便使他们去思索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惹人不快的方面。”罗素认为人类的理性是应该为人生带来快乐的，但是只凭借理性自身是不够的。结合罗素先生其他的文章和生平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理性要结合信仰的力量才能发挥最大价值，而真正的信仰是能够和人类理性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罗素先生在1927年3月6日于全英非宗教主义协会南伦敦分会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的演讲。在他看来宗教是对人类理性的束缚甚至是扼杀。罗素不是基督徒，但却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三种及其单纯然而非常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悲悯。”即使在他的晚年，他依然受到这种力量强烈的感召。例如，“1955年，罗素发动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签署了反核武、争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因参加人民群众的静坐抗议活动而被迫入狱7天。1967年与萨特发起建立了一个民间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并传讯发动越战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并于同年95岁高龄之际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哲学家奎因说：“罗素漫长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信仰的力量能将人类生命的境界无限地提升。罗素之所以批评“拜伦式的不幸”，是因为他惋惜于人们在抛开宗教信仰之后，却找不到新的信仰。在没有信仰的苍白无力的状态下，人们是没有能力从精神困境中走出来的。

联系到中国的现实，对于信仰一事应该如何看待？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大赞中国人以道德代宗教，超越性的道德极其高明但最终又落实在人间日伦（“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谓神奇入凡俗，凡俗成神圣，圣俗不二，达到“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然而，成先聪先生却对此忧心忡忡，“我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神关系向度上并未找到真正的‘神圣和‘高者。其所找到的是‘天、‘道，是体现‘天、‘道的‘圣人。但‘圣人只是‘先者（血缘之先）或‘强者（权能之强），尚不是真正的‘高者。‘神圣与‘高者的假冒，便是意义之源的遮蔽，便是价值之光向事实黑暗沉没。其结果是，凡在由‘神圣和‘高者出面裁成的地方，总代之以自然的权威；政治中的暴力，道德中的血缘，法律中的人情，信仰中的利害……‘神圣与‘高者的沉溺，是中国人历史性生存中较科学、民主的欠缺更为不利的事！我所忧心者，莫过于此！”道德的目的是教人如何做个好人，而宗教的目的是提升人的境界，使之无限接近神的境界；道德的辐射面是具有直接关系的人，比如说亲人、朋友等，而宗教的辐射面是全人类。道德是不能代替宗教的。而成先聪先生的忧虑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可以看作是对国民失去信仰的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思。他所说的“神圣”、“高者”应该指的是“信仰”，或者说具有真正信仰的人。那么，就现阶段而言，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国是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宗教信仰或许可以作为某些个人问题的解决途径，但是对于社会问题只能束手无策。即使在西方社会，宗教信仰传统经历了百年的风雨，也不可能回到最初的虔诚和纯粹。然而人是应该，甚至可以说是必须要找到信仰的。如果放弃宗教信仰，那么信仰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常耀信先生曾说过：“像但丁的《神曲》或者弥尔顿的《失乐园》这类旨在描绘整个人类生存全景画的宏大的文学作品，或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将整个世界作为其着眼点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些文学世界里惊世骇俗的努力很可能只是作为一种文学传统而尘封在历史中，而那类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探讨部分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将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文学作品是人类文化中最能够反映人类社会的状态和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文化样式，因此可以说当今社会中个人对自我的认识程度是之前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这种个人化的状态一方面急切需要信仰的支撑，另一方面又担心某种信仰模式的束缚。除此之外，当今社会是多元化、开放型的，因而信仰应采取一种个人化的表现形式，即由个人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通过理性来寻找和裁定的。同时，它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先定的某一种信仰模式等待所有的人来皈依。

当今社会物质富足，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却被屡屡冲淡。究其原因，有外在的原因，如社会发展节奏快、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也有内在的原因，人们被多种思潮冲击，却很难找到安心立命的所在。外在的原因很难靠个人的力量去改变，但人的内心可以凭一己之力获得安详宁静。基于对生命的热爱，以理性的力量来寻找和裁定个人化信仰。一旦找到，践行终生。罗素先生的信仰“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悲悯”就是很好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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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式英雄篇4

摘要：清末文坛的拜伦热给鲁迅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漂泊、孤独和具有反抗气质的“拜伦式英雄”已经深入到鲁迅文学创作的灵魂，他结合中国的实情，发掘其可利用的价值，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中使拜伦式英雄中国化。鲁迅在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一些中国语境下的拜伦式英雄，对拜伦式英雄这一异域形象经历了由乌托邦式的憧憬到遇到卷土重来的传统势力后在妥协中求生存的转变，不同层面地展现出拜伦式英雄的质疑精神和抗争元素。其小说精心刻画的拜伦式英雄为改造国民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关键词：拜伦式英雄；中国化；质疑精神；抗争元素；改造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2-0101-05

鲁迅并不是第一个介绍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的中国人，在晚清和民国这个“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很多学者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清末文人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王国维、胡适等人在20世纪初通过图片、译介和传记等形式为国人极力引荐这位19世纪蜚声欧洲文坛的浪漫主义诗人及作品。1908年2月和3月，鲁迅署名令飞在《河南》杂志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发表了一篇介绍浪漫主义流派的美学论文——《摩罗诗力说》。“摩罗”是梵语音译，意思是恶魔，“摩罗诗力说”就是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摩罗诗派”就是浪漫派，19世纪初期盛行于欧洲，是以拜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反叛传统、斗志昂扬的浪漫主义流派。处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末文坛刮起的这股“拜伦风”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时文人对拜伦的热忱都源于拳拳报国之心。鲁迅后来撰文提到，那时拜伦比较为中国人所知，是因为“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兴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反应。”[1]220-221 有学者认为，清末民初的学者对拜伦的定位停留在“反抗斗士”的形象上，文坛对拜伦本人的关注高于其诗作，因而传记类的译介远远多于对其诗歌的翻译[2]83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忽略了拜伦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著名文学评论家阿英指出，晚清的小说，翻译多于创作，而中国的创作就是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3]180。实际上，外来文学的传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推翻帝制以后。鲁迅年轻时读了不少拜伦的作品和关于拜伦的评论，非常推崇拜伦精神，漂泊、孤独、具有反抗气质的“拜伦式英雄”已经进入到鲁迅后来的创作中。鲁迅结合中国的实情，对“拜伦式英雄”进行了中国化改造。这里试从形象学的角度解读鲁迅早期及中期小说创作中塑造的拜伦式英雄。

一、拜伦式英雄的引入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关系的自觉意识中[4]4。鲁迅东渡日本留学的初衷是去异域寻找救国良方，初到日本所读的外来书籍和特殊的求学经历拓展了他的视野，也使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有了全新的认识。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尼采的传，拜伦的诗……”。[5]11 毫无疑问，给西方带来巨大影响的尼采超人哲学和拜伦质疑权威、不畏强暴乃至孤身奋战的精神使鲁迅捕捉到了来自精神的力量。他非常崇尚拜伦的质疑精神和反叛传统的气质，视拜伦为“精神界之战士”。众所周知，拜伦因为个人问题自1818年从英国出走后，对传统、世俗彻底失望，创作的诗都是反抗意识极强的。而同时，一度在欧洲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被神圣同盟的复辟运动淹没，主张人文主义的启蒙思潮也有倒退到基督教这一扎根于欧洲两千多年的精神枷锁的趋势。这时，拜伦敢于站出来对“万能的主”说“不”！无论是《海盗》的主人公康拉德，还是诗剧中的曼弗雷德或该隐，都不会屈从于权威，也决不委曲求全。如曼弗雷德不因自己犯下过失而被精灵引诱，更不愿向上帝忏悔，祈求主的宽恕，他说：“圣人没有权力，祈祷没有魅力，忏悔没有纯洁的形式，没有外在的表征，没有斋戒禁实，没有痛苦哀伤，也没有比这些更大的深沉绝望的内心的苦痛。”[6]85 他要为自己审判，自己把握生死的权力。而诗剧《该隐》更是解构了《圣经》里的人物，上帝被刻画为嗜血的暴君，路西弗成为先知，该隐成了被他引导而觉醒的人。在上帝接受了弟弟亚伯献祭的羊羔而把他的祭品果实吹倒后，该隐质疑道：“闻见烧焦的肉香，冒气的血味，听见哀鸣不止的母羊的痛楚……耶和华他才欢饮吗？”[6]240 虽然这些人物的命运不是死亡就是流浪，但他们都展现出反叛传统、不惧权威、永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是孤身奋战的英雄，即拜伦式英雄。拜伦式英雄在西方影响巨大，连著名诗人歌德都承认《浮士德》从《该隐》中吸取了力量。身处国外，又处于社会动荡时期的鲁迅也开始考虑将这一异国形象引入国内。

鲁迅弃医从文的初衷是改变人的精神，由“立人”而“立国”。“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时刻激励着他，他希望通过引进有反抗意志的作品和自己的文学创作来改造国民性。正如他在《呐喊·自序》所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因而“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1]417。鲁迅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必须从思想领域做起。只有在思想领域引进质疑精神和抗争意识，而不是单纯从西方引进武器或进行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而反抗精神正是愚弱的国民所欠缺的，因为多年的封建专制已经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仅存奴隶的顺从。鲁迅在初期的文学创作中，已经注意到“古训所筑成的高墙”使人们“连想也不敢想”；至于百姓，只能“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就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7]81-82 在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中，狂人俨然化身为一个拜伦式英雄，质疑精神已经上升到觉醒的层面。他发出了惊世之问：“从来如此，便对吗？”，又大胆地将号称“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解构为“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是鲁迅自《摩罗诗力说》以来，隐忍十年后以反叛传统为主题的一鸣惊人之作，而这次投笔落实了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提出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张。《药》的主人公夏瑜被捕后在监狱中说“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然而他的话被康大叔转述后却成了“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他认为夏瑜说的简直不是“人话”，夏瑜对封建权威的解构无人认可，狱卒感兴趣的只是在他身上搜刮值钱的东西，搜刮无果后便将他殴打一通。茶客们听了康大叔的讲述后无不附和，一致认为夏瑜“发了疯了”。可见封建专制下的中国“愚民政策已集了大成”[8]182。狂人、夏瑜对封建道德和封建专制的解构与曼弗雷德、该隐对上帝的反叛如出一辙。鲁迅在《呐喊》中塑造的“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其蓝本就是拜伦式英雄，他把这一异域形象吸纳进自己的小说中，让颠覆传统的异域因素进入了本土，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思想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二、拜伦式英雄在中国的困境

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是作者创造或再创造的结果[9]210。鲁迅对拜伦的接受“既不同于梁启超那样力图书写宏大的民族进化与竞争史，也不同于苏曼殊那样致力于表现个人灵魂创伤和整合的历程，而是在两者的巨大张力之间发现了‘现代的若干矛盾。他义无反顾地背叛了传统，却又在‘现代的门槛上举步不前”[10]。辛亥革命前后多变的时局使鲁迅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拜伦式英雄在他心中的乌托邦形象渐渐模糊、淡化了。鲁迅中期塑造的英雄与拜伦式英雄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在杂文中，他把夏瑜这样的拜伦式英雄称为“天才”，然而，这样的形象是“乌托邦”式的，在中国几乎不能找到生存的土壤。鲁迅意识到，狂人、夏瑜的奋力抗争是孤独甚至徒劳的，他们只是为数不多的“独异个人”，决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奴性十足的大众已经沦为“庸众”，只能充当麻木不仁的看客，甚至还会为一己之利出卖或吞噬为他们争取自由权利的英雄。“独异个人”在“庸众”面前根本没有影响力，更谈不上与权威对抗。所以，他塑造的“独异个人”不会像查尔德·哈罗德这种“最不适合与人为伍的人”，在拜伦笔下还能生活得“并非空虚徒劳”，能“像一张无声的七弦琴”，“长留在人们记忆中。”[11]336 鲁迅清晰地认识到，封建专制泯灭个性、扼杀天才，甚至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都没有，中国的国民性最缺乏“诚”和“爱”。即使帝制已经被推翻，封建专制的遗毒仍然存在。因而，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角色在《怀旧》、《药》、《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中比比皆是，狂人、夏瑜并没有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占很大篇幅，毕竟中国社会并不“尊个性”、“张精神”，个性主义总是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孤独天才在庸众中若隐若现，被归为疯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由他们率领大众推翻蒙蔽人心的旧秩序实在太渺茫了。鲁迅不屑于做孔乙己、陈士成那种旧式读书人，但却能在吕纬甫、魏连殳这类纠结于新潮和传统之间的新式知识分子身上找到他自己的影子，不无凄凉、无奈。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上……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1]167 鲁迅在短篇小说集《彷徨》中塑造得更多、更为细腻的是一些受过西学熏陶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理想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似乎已经不能孤身奋斗下去，有的（如子君、魏连殳）走向了毁灭，有的（如吕纬甫）最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向现实妥协，退回到连自己都鄙视的起点。鲁迅受19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和西方现代哲学创始人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影响，在面对残酷、血腥的现实时，对人尤其是孤独个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原本怀着“我以我血报轩辕”的浪漫情怀，又不得不感叹“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2]166，苦闷、彷徨甚至虚无成为他中期创作的基调。他本来批判屈原临死前才能“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1]69，却又把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放在了《彷徨》的扉页上。正如李欧梵所述，鲁迅“描写的精神界战士作家都是孤独天才的形象，是分开的个性主义者，是对社会流俗的反抗者。从贯穿全篇的他对文学的看法的陈述以及他自己与文学认同的表示，也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心理气质。”[13]20 鲁迅中期创作的新式知识分子虽然具备反叛气质，却没能像拜伦笔下的海盗那样“去追寻那逼近的搏斗，把别人看作危险的变成欢乐”[14]161，他们在中国语境下对世俗的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而在反叛传统的过程中呈现更多的是孤独。

三、拜伦式英雄在中国的改造和利用

异国形象并非异国情况的复制，“文学中对于异国形象的表述，重要的不是追求一个文化事实，而是发掘其可利用的价值”[15]3 今天我们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解读鲁迅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可以看到鲁迅的创作是面向未来的，这一点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风格俱存的鲁迅与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所不同的地方。拜伦对现实失望后采取的是逃离的态度，他借写诗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书写伤感孤寂的情绪，而鲁迅则在寂寞、苦闷、彷徨之后开始通过写作来治疗自己的孤寂，同时积极思考解救的方式。鲁迅希望通过引进有冲击传统斗志的拜伦式英雄，使读者在意识层面上挣脱传统道德对精神的束缚，逐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从而达到参与社会重构的目的。经鲁迅中国化改造后的拜伦式英雄不再止步于为自己的理想漂泊、流浪，而是更进一步，肩负起改变未来社会的历史使命。《狂人日记》篇末的“救救孩子”好似“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对未来呐喊；《药》在结束前鲁迅特意向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志士夏瑜的坟头添上了花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以《呐喊》命名，为的是慰藉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如何使拜伦式英雄从解构封建权威至抗争时不再孤独，把国民的从众心理变为团体合作，是他思考的问题。他认识到在改造国民性的历程中，妇女是不容忽视的，因而他的小说中也不乏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塑造得不像拜伦的诗《她在美中行》那样形而上，但确也有像海盗的女儿海蒂那样不惧权威、孤身奋斗的女性。

1925年鲁迅为《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撰稿写道：“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1]264 的确，单四嫂子虽然是个粗笨女人，但有了儿子后，儿子承载了她全部的希望；祥林嫂在前夫死后曾想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逃到了鲁四姥爷家做女佣；而豆腐西施杨二嫂却被他描写得很变态。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已经将妇女的地位边缘化，妇女在整个社会中已经沦为他者，没有地位，没有自由可言。鲁迅于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上借用俄国小说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讲到，妇女除了把黄金世界预约给子孙外，还承载着未来的希望。虽然“子不教，父之过”的理念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几千年，但幼童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母亲的陪伴下度过的。没有觉醒的母亲，孩子就不会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推翻帝制后，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必须发生转变，否则社会的改变只会停留于表面。鲁迅关注妇女是他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旧式妇女，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创作《彷徨》时将拜伦式英雄的质疑、抗争元素引入后塑造了几个经历不幸却又具有反抗气质的女性，实现了拜伦式英雄在中国语境下的升华。祥林嫂虽然最终没有走出封建礼教的牢笼，但她毕竟迈出了出逃、争取自由的一步。爱姑，一个已经具有自我意识，能够叫板封建家庭，开始反抗传统婚姻的女性，主动提出与有了新欢而且有公公撑腰的丈夫离婚，结果被七大人这种代表封建家族制度权威的长辈以“和气生财”为由将她压制了下去。她理应认识到依靠封建家族制度来解决封建婚姻问题本来就是无稽之谈。最为悲壮的是子君，为了爱终于走出了封建家庭，认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2]112 虽然她勇敢追求、苦心经营的爱的小窝由于经济拮据而崩溃，涓生最终还是抛弃了她，她选择的路“就像婚姻制一条灰白的长蛇”，蜿蜒地向她奔来，“又忽然消失在黑暗里”[12]129，她不得不回到封建家庭中去，但她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挑战必然给封建婚姻制度这潭死水带去微澜，也给爱人涓生留下懊悔和永久的遗憾。《伤逝》是以涓生的视角叙述的，足见死者对生者的影响。鲁迅安排《离婚》为《彷徨》的结束篇决非偶然，他在讲述这些女性的故事时也在启示读者：虽然祥林嫂还是在旧历年底死去，爱姑没能成功离婚，子君最终没能守住新式婚姻，这也是作者最为苦闷的，但如果社会上多出现几个女斗士呢？传统势力已经摧枯拉朽，封建礼教这“空虚中的暗夜”在这些女斗士的奋争下已经气数已尽，自由的曙光即将来临。

四、结语

晚清的拜伦热使鲁迅开始研究摩罗诗人，他提出了文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张，鲁迅没有止步于从译介的层面上介绍拜伦及其作品，他更希望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使拜伦式英雄中国化。鲁迅一生也从事翻译，创作自然受到了异域的影响。当然，鲁迅的创作受到的异域影响是多元的。有学者认为，鲁迅的美学思想多受尼采哲学的影响，文学风格主要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语言风格是日式的。从表面上看，鲁迅不像徐志摩、林语堂那样较多地受到英美文学的影响，因为他不懂英文，还对英美文学怀有偏见，觉得英国作品大多是无聊的[16]812；以往对鲁迅小说的评论主要关注的也是他的现实主义风格，但鲁迅的创作同样具备浪漫主义风格，他在前期和中期小说中塑造的非正统的、具有反抗气质的人物形象还是他内心一直推崇的拜伦式英雄。他对这个异域形象的中国化经历了由乌托邦式的憧憬到遇到卷土重来的传统势力后在妥协中求生存的转变，然后竭力发掘这个异域形象可利用的价值，为改造国民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与拜伦塑造的反抗斗士不同的是，鲁迅在中国语境下苦心塑造的反抗传统、孤独战斗的斗士最终难以战斗下去，这是他自己的困惑，他自己也不能确定是否能解决，最终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读者。自写下《摩罗诗力说》以来，鲁迅自身已化身为“精神界之战士”，与陈规陋习作战，而拜伦精神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生涯，他后期的杂文依然保持着“硬骨头式”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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