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文献综述

农民工问题文献综述（精选11篇）

农民工问题文献综述 篇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迅速发展,城镇化脚步越来越快,众多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逐渐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能够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增长。然而,目前许多农民工成为经济贫困、权益受损、社会地位较低的弱势群体,引发了一系列农民工问题。若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使问题越积越大,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对我国的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这不仅关乎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保障广大农民工的权益,使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有利于减少社会对立,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农民工”的界定

1984年,中国社科院教授张雨林首次提出了“农民工”一词。此后,“农民工”一词被大量地引用。当前,对于“农民工”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分为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流动人口”论。这一观点从广义的角度出发,将农民工看作是出生于农村家庭的劳动者转移到非农领域或城镇工作,并在处于一种流动的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从这一观点来看,农民工群体并不是我国社会所独有的,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会出现。

另一种则将“农民工”视为中国特有的有“农业户口”而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劳动者。这是从相对狭义的角度来定义。我国政府对“农民工”的定义就属于这一种观点。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在《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序言中指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员”。目前,我国的大多数学者也统一这一观点。陆学艺指出,“农民工者,农民工人也。他们是农业户口,户籍身份是农民,在家承包有集体的耕地,但他们主要在乡镇企业与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劳动”,包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与“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这两种模式。

目前尽管学术界对“农民工”的概念还没有完全统一的界定,但是众多学者的观点有以下三大共同之处:首先,农民工一般出生于农村家庭,且拥有的是农业户口;其次,他们在城市中大多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再者,他们所具体从事的非农经济活动并不只限于工业产业,还有包括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2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历史发展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历史发展,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视野。

第一种视野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的现代化进程来的角度来认识“农民工”问题的发展。

韩俊将“农民工”现象区分为五大不同的阶段:(1)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可以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2)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的流动受到限制;(3)80年代,农民工开始“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4)90年代,逐步接受和鼓励农民工“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5)2000年以后,进一步促进和推动农民工的流动。为五个H

胡鞍钢则将“农民工”现象形容为“红灯一黄灯一绿灯”的三段论。“红灯阶段”为1958—1984年,反对农民进城;“黄灯阶段”为1984—2000年,允许农民进城,但是需要自带口粮;2000年以后,开始变为“绿灯阶段”,政府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进城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第二种视野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来认识的。蔡昉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先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向林牧渔业转移,然后又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在1996年之前,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贡献很大,而在1996年以后,私营企业则成为促进农村非农就业的重要力量。郭春丽认为,1978—1984年,城乡二元矛盾开始缓和,但农民工依然是“离土不离乡”;1985—1992年,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劳动力就业向市场化发展;1993—2002年,探索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2002年以后,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尽力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努力实现就业公平的发展时期。

总的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农民工问题,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严格限制流动,到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向乡镇企业的流动,再到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全国性的流动初步发展,最后是21世纪以来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的农民工自由流动。60多年来,农民工流动的环境不断开放和自由,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也随之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3 国内的研究现状

我国国内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也比较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开始,随着大规模“民工潮”的出现,农民工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从既有的文献和以往研究者对农民工的研究来看,目前,已经形成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法学等多学科参与研究的现状。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两大视角:

3.1 从农民工流出地的角度

从农民工流出地的角度出发,就农民工的外出流动原因、外出流动形式、回流后对家乡、家庭及个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

3.1.1 农民工外出的原因分析

生存理性论。从“生存理性”的角度出发,黄平认为我国农民工外出,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蔡昉同样也同意这一观点,他指出在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于是农民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这一行为符合经济理性的原则。

推力与拉力论。从著名的“推拉理论”出发,谭崇台和刘怀廉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农村土地的边际生产效益递减,从而产生了所谓的“推力”;而城市的高速发展和高收入则形成了一种“拉力”。这两种力量的合体产生了农民工进城的现象,其中农村的推力作用更大。

普遍贫困论。孙立平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其实更多是由于农村的务农收入匮乏,难以满足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因而转向城市寻求更多的劳动收入。

上述的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农村经济贫困等现象也都确实存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民工外出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经济情况,其外出的原因也更加多样化,更为多变,不能单纯地用某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

3.1.2 农民工流动的形式

赵树凯、汝信和陆学艺三位学者将农民工的外出流动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有组织的流动。即通过某个正式组织的介绍和安排来外出务工,这里的正式组织如职业介绍所、劳动服务部门等;一类是自组织的流动。即农民工通过其亲缘、地缘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资源来获得外出务工的信息,从而获得相应的务工岗位;还有一类则是无组织的流动。即没有利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资源,农民工本人独自闯荡的形式。

3.1.3 农民工的回流

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陷入发展困境,部分农民工开始回流。很多学者研究了农民工回流对当地经济增长、技术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回乡创业所形成的乘数效应。许多学者认为“民工潮”的背后将会引发回乡的“创业潮”,回乡的农民工将会带回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技术方法,推动流出地的经济发展。

周大鸣通过实地研究,指出农民工返乡会对当地现有的政治结构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影响,许多回乡的农民成为乡村的精英,参与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之中,打破原有的精英体系;另一种则是间接影响,农民工通过新的观念和想法,努力用他们对城市社会的理解来影响农村的政治结构,促进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变革。

但是,白南生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因外地就业困难而被动返乡的占返乡农民工的大多数,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仅占返乡农民工的2.5%。由此可见,返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更多的农民工返乡还是一种被迫行为。李路路和李培林也认为,农民工在主观上更倾向于作为“永久留居者”而不是“暂住者”,他们大多不愿意放弃城市生活。如果农民工回流更多的是一种被迫行为而非主动选择的话,那么从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看,农村的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意义远远大于回流。

3.2 从农民工流入地的角度

从农民工流入地的角度出发,众多学者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社会地位、分层以及农民工的犯罪和市民化等进行了研究。

3.2.1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往往从事劳动条件比较恶劣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差,工作报酬,福利待遇也差,劳动权益经常会受到侵害。如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同工不同酬、劳动保护条件差等等。面对这一问题,邓可祝、范圣兵认为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这三大主体都有责任。首先,是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在思想上不够重视。其次,是企业主过分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自身责任。再者,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维权意识薄弱也是原因之一。

对于解决这一问题,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众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郑功成认为应当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社会救援制度以及针对有稳定职业和无稳定职业农民工的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他强调政府应该在实施此类政策之前对农民工进行适当分类。

于定勇则主张制定一部包含农民工权益保护在内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在其中用专门的章节规定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但并不主张专门制定一部《民工权益保障法》。同时,他认为应该修改和完善《劳动法》,重视和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3.2.2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目前学术界大多用“边缘化”理论来阐述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居住环境、物质条件、生活质量等方面均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一群体之中,女性农民工面临更大的危机和困难,因而可以称为“双重弱势群体”。潘毅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父权主义的深层社会背景上,讨论了在中国“打工妹”这一身份对年轻女性和社会的改变与影响。她指出国家机器、市场机制与男权社会的三重压迫使打工妹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

此外,也有学者将农民工称为“双重边缘人”。唐斌认为,部分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不仅是城市边缘人,对于农村而言,他们的情感也在减退,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因而也成为了农村的边缘人。

3.2.3 农民工的分层

学者们通过调查研究,都指出当前的农民工群体已经走向分化。郑功成等人认为至少可以将农民工群体分为三大类型:一类是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工,虽然他们在户籍上仍然是农村,但他们已经在城市中有稳定的家庭、住所和工作,他们的归属只能是城市;一类是只在农闲的时候出去务工的农民,他们的归属是农村;另一类则是仍处于流动中的农民工。这是农民工中最大的群体,他们当中也有绝大部分以“留在城市”为目标。

此外,农民工群体也出现了代际差异。2001年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将其定义为90年代初次外出打工且年龄在25岁一下的农村流动人口。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且大多没有务农的经历。通过和城市的接触,他们会和当地人建立经常性的交往关系,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与认同逐渐减弱。

4 现有研究的不足

总的来说,我国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向深入。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和层次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目前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者的调查对象来看,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者往往从某一个城市或地区选取调查对象,又或者对某个农民工聚居的社区进行调研,如刘林平的“平江村”研究、项飚的“浙江村”研究等。这样的研究尽管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不能注重比较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且在调查指标和方法上也各有不同的话,无疑会令人对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普遍性和信度产生质疑。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即在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多方面比较研究,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从特殊趋向一般。

其次,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目前多数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当前对农民工的研究更多地只是描述和解释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现状,而对其内在的规律和理论解释把握不足。对农民工问题未来的发展趋势也缺乏前瞻性和规律性的研究。同时,针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建议和措施尽管很多,但大多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办法,可用于实际工作的并不多。

再者,从研究的思维方式来看,过分偏好城市和乡村的同质性,思维方式比较僵化。例如在谈及农民工的素质时,一般都认为农民工素质比城市居民低,尽管也有个别学者对农民工和流入地的青年人的素质进行比较,但也不够深入。再比如,学者一般都认为城市是富有、文明和先进的,而农村则是贫穷、保守和落后的。这种固化的思维会使得学者不能辩证地看待问题,影响问题研究的科学性。

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们在制度的设计、政策的趋向和国际比较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好的观点和建议,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没有涉及中国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对经济转型期出现的一些问题缺乏解释力。此外,由于中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以及我国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状况,使得某些研究的理论前提已经发生了变化,因而研究的结论也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国外学者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并不能解释众多具体的问题,国内的学者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其作出适当的修正,方能用来解释和解决我国农民工的相关问题。

5 未来的研究取向

通过对农民工问题的梳理与回顾,可以基本了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为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深入探讨。

5.1 对农民工系统深入的分类比较研究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可以发现,农民工最初是作为一个同质性群体来进行研究的,但随着经济地位的相对差别和代际的推移,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从经济地位上看,农民工已经分化为雇佣劳动力的业主、自我雇佣的个体劳动者和被雇佣的劳动者。从代际的分化来看,则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别。因而,农民工的内部分化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尽管目前已有研究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大多只是简单描述不同农民工的特征,缺乏更为宏观的动态视野。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加注重不同行业、不同代际农民工所面临的不同的行业背景和社会背景,并能够通过比较分析出不同农民工在城市化进度和前景上的差异。

5.2 农民工生存发展状况的评估问题

目前对农民工的统计及其生存发展状况的评估缺乏统一的指标和体系,这不利于调查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因而应该通过讨论和研究,综合考虑建立农民工各项指标评估体系的因素,并合理考量各项因素的权重,从而促进对农民工生活、发展状况的准确定位。通过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各地区、各行业的农民工进行评估,方能了解相关政策实际的实施效果与不足。

5.3 对农民工城市化过程内在机制的探讨

尽管现有的文献中不乏对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但大多只是强调制度安排、市民的态度、农民工的资本与意愿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但缺少进一步的深入思考。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的?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是如何在某种内在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城市化的?这些都是亟待我们去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摘要：近年来,农民工队伍日益庞大,农民工群体的构成也愈发多元化,农民工成为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不仅党中央和各级政对农民工群体充分重视和关注,学者们也积极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通过对近年来学界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能够明晰当前的主要研究重点与方向,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以期促进农民工问题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工问题文献综述 篇2

文献综述

07 金融（1）班 胡雨娇

【摘要】：增加农民收入,是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的大事.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农村金融和农民收入的直接关系，分析概括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对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反映其最新进展, 把握其动态，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参照平台。

【关键字】：农村金融 农民收入 实证研究

一 引言

农民收入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综合反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突出问题。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很多,从长远来看,金融因素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其他实物要素的带动作用上,还表现在对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上,并通过这种调整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

二 文献研究

国外，Greenwood and Jovan（1990）、Galor and Zeira（1993）、Banerjee and Newman（1993）通过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间接地揭示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但鲜有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直接研究。

朱恩涛（2002）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有着较强的关联作用, 二者都是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中十分重要的任务。需要积极探索, 努力实践, 使得二者齐头并进, 相互促进, 共同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章奇等(2004)首次对中国各省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并且金融发展的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温涛等人

(2005)的研究认为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而且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关系, 这些与许崇正等人(2005)的研究结论一致。

陆铭、陈钊(2004)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 城市化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 而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

郑小华（2004）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分析农民增收与农村金融体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前农村金融体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的基础上, 提出了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制而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

许崇正高希武（2005）从历年的统计数据出发, 通过对农民信贷投资、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户的就业结构、农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分析, 挖掘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以及这些因素与农村金融支持的密切关系, 进而就加强对农民的金融支持, 增加农民收人, 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姚耀军(2005)采用协整分析方法, 考察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利用1978—2002年数据建模, 得出如下结论: 1.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正相关, 但与金融发展效率负相关;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水平负相关;2.就短期而言, 在5%显著水平上中国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6%显著水平上中国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水平上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

王虎、范从来(2006)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研究了1980—2004区间的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得出如下结论: 对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总体分析显示, 标志金融中介发展的金融机构信贷比和标志金融市场发展的证券化比率均与农民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刘旦（2007）运用1978～2004 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杨雯（2007）在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增长之关系理论和实证分析后, 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对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关系建模, 结论是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呈现复杂的、双向的因果关系。

杨伟（2007）本文从历年的统计数据出发, 通过农村信贷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农村信贷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的确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但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度在下降,原因主要是农村生产模式制约和农村金融体系效率低下, 因此,亟须进行制度创新。

杨小玲（2009）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基础上,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且二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果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会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 农村金融发展效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Granger原因。

谭燕芝（2009）运用1978年～2007年数据,以农村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农村金融发展与用人均纯收入表示的农民收入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协整分析.Ganger因果分析.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到相关的结论和观点。

张颖慧（2009）在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站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结合农民收入的现实状况，从1978～2004年实际数据出发，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出：在1978～2004年间农户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变化、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

方金兵,张兵,曹阳（2009）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重新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效率与农民收入、农村投资存在协整关系;而在短期,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效率并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

娄永跃（2010）从金融的视角出发，采用计量经济和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在客观探索研究农民增收的形成现状、深入剖析农民增收制度缺陷的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内在关系以及影响农民收入阶段性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确保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金融政策建议。

余新平熊皛白 熊德平（2010）运用1978～2008 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存款、农业保险赔付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向关系，而农村贷款、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农业贷款促进农民增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乡镇企业贷款不仅没有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 结语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们都基于一定的理论试图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虽未达成一致。经过详细分析,我们认为在这些实证分析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金融发展的替代指标变量选择方面,他们的分析仅仅采用个别指标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某个方面, 而这样的指标并不能全面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分析方法方面,多数实证分析在其模型中没有加入控制变量。但是通过研读以往的成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俩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俩者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广大农民收入的提高，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张余文,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2〕王虎、范从来,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影响机制的研究———来自中国1980—2004年的经验证据”, 《经济科学》,2006年第6期。

〔3〕谢平, “经济制度变迁和个人储蓄行为”, 《财贸经济》, 2000年第10期。〔4〕姚耀军, “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协整分析及其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国农村观察》, 2005年2月。

〔5〕章奇、刘明兴、陶然, “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 2003。

〔6〕刘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增长”，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 年1 月第29 卷第1 期。

〔7〕谭燕芝，“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关系的实证分析: 1978～2007”，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8〕朱恩涛，“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市场周刊.财经论坛 2002年1月（Ⅲ）

〔9〕娄永跃，“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0年第5期

〔10〕Greenwood, Jeremy and Jovanovic, Boyan: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1076-1107, 1990.〔11〕Galor, Oded and Zeira, Joseph: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1): 35-52, 1993.〔12〕Banerjee, Abhijit V.and Newman, Andrew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2): 274-298, 1993.〔13〕杨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因果关系研究”，经济天地 财会研究 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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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杨小玲，“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09年第12期。

〔16〕张颖慧，“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类）2009年第4期。

〔17〕许崇正 高希武,“农村金融对增加农民收入支持状况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 2005年第9期。

〔18〕方金兵,张兵，曹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江西农业学报 2009, 21。

〔19〕郑小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完善农村金融体制”，农村经济，2004年第3期。

农民工问题文献综述 篇3

关键词：村民自治；农民；政治参与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于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成果较丰富，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目前国内关于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通常见于一些研究农村问题或政治参与问题的著作之中。总起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从农民政治参与现状、参与方式、参与动机、影响因素及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对策等方面来研究。

（一）农民政治参与现状

李雪卿认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特点是：政治参与与政治冷漠并存；政治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参与意识较强而参与能力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政治参与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感低。宋海春认为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与规范性之间存在矛盾，政治参与的政治性与利益性之间存在矛盾，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家族性色彩浓厚与国家的凝聚力淡化之间存在矛盾。张祝平、郑晓丽则指出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水平已有了大幅提高。叶笑云指出，当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自主意识增强，参与意识大大提高，政治心态由保守转向变革、开放，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增强。这让我们看到了农村村民自治背景下政治参与的发展前景。

（二）农民政治参与方式

大多学者将农民政治参与方式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将重心放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面。但对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划分不一。宋伟强认为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投票选举等活动，从实际意义上可进一步区分为选举人大代表和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参与。马宝成、谢蕾则从民主的角度把农民制度化参与分为选举式参与、决策式参与和监督式参与。对于非制度化参与形式的划分，学者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倪承海认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行贿活动、越级上访活动、家族或宗族对基层政权的干预活动、报复和暴力对抗活动几种。而宋伟强把非制度参与分为：家族或宗族活动、人格化参与、非正常参与。孙德厚则概括为暴力对抗型、上访抗议型、违法操纵型、反参与抵制型四种基本类型。

同时，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原因。邢克鑫从主客观角度分析，主观方面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处于萌发阶段，对政治参与缺乏明确认知等；客观方面是农村政治制度化有待提高，乡村两委班子缺乏感召力，少数村干部素质低劣。孙德厚把原因归结为：社会文化背景、宗族势力重新抬头、文革政治运动造成的政治恐惧心理、村干部作风不正、地方恶势力兴风作浪。

总体上，学者对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多，成果丰硕。但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则显得不够深入，有待加强。

（三）农民政治参与动机

学者对于农民政治参与动机的理解各有主张，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经济动因和非经济动因。

经济动机：徐勇指出利益机制是支配和影响村民选举的主要因素，而驱动村民政治参与的利益，既包括集体公利、小团体公利，也包括个人私利。程同顺则认为农民经济利益对政治参与有决定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和国家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保护和表达利益，必然要更多地参与政治。这些都说明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寻求经济利益保护的机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和动机。

非经济动机：于建嵘在湖南的田野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公共参与（政治参与）的显著特征是非经济化和自愿不足。选民不认为选举投票对自身利益很重要，只是为寻求“办事公道”。何包纲、郎友兴的实证调查则表明，选民投票行动主要受政治权利及公民责任意识驱使，这表明农村社会公民意识正在形成。

无论是经济动因还是非经济动因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都是某一地方甚至是某一村庄的具体情况，地域特色浓厚，而共性的研究鲜见。

（四）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学者主要从经济、文化、心理、制度及其他因素分析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王祯强调农村利益格局变化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主要因素。徐炜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因素即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也起了很大作用。李雪卿在强调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同时，认为参与制度不健全也是影响公民参与的因素。叶笑云从心理角度分析，指出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主要是传统的双重政治心理，和政治依附心理。郭正林通过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得到结论：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和社会政治面貌及社会身份关系密切，而同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杨明表示农民文化教育水平是参政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性别差异也有重要作用；农民年龄和收入水平影响不明显。仝志辉则从政治社会分层将农民分为政治精英和普通村民，认为当前农民投票率增高的重要因素是精英动员，而非抽象的公民文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这为研究农民政治参与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野。

（五）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对策

张祝平、郑晓丽提出应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农民的政治热情；加强参与制度化建设，拓宽参与渠道。吴志明认为可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树立现代化公民意识。王智军、项生华则强调加强农民自组织建设，认为作为农民抗拒市场风险，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形式、作为农民进行政治参与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话语途径，农民自治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组织无法代替的。张宁指出应发展和推进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学者对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呈现明显特点：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多且深入；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少且多留于表面；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笼统，针对性不强，难以反映全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真实情况；对农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较分散，某个角度的研究较深入，而综合性研究较少见，对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对策的研究也是一样。（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雪卿.试论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J].南京师大学报，1998，（3）.

[2]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J].社会学研究，2002，（2）.

[3]郭正林.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文献综述 篇4

关键词：工业化,农民工,社会福利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钱纳里(1988)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越高,Henderson(2000)还进一步计算出世界各国城市化与人均GDP对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185。World Bank(1996)用1978—1995年间的数据,估计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Cai&Wang(1999)采用与世界银行相同的估计方法发现,1978—1997年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是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总结以往的研究,城市化主要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缩小收入差距五个方面来拉动经济增长。Fujitaetal(2000)和Venables(1996)分析了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他们证明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会产生如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劳动力市场的共享效应和信息技术的外溢效应等外部性,从而得出了城市化会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Zhang(2002)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降低生育率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钱陈、史晋川(2006)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Michael等(2012)认为世界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全球产业的分工与重组,从而加速了产业集聚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而形成产业升级的强度动力。李克强(2012)提出,城市化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推进城市化要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服务业升级实现有机融合。沈凌、田国强(2009)考察了城市化通过增加高收入者对创新商品的消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另外一些相关研究则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Raunch(1993)、陈宗胜(1994,2000)认为随着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工农业部门间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将不断缩小。而托达罗和罗尔斯认为,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以及提高人们的工作热情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打折扣,部分研究反映了我国这种特殊城市化模式存在的政府成本和个人成本问题。章铮等人(2009)测算一对农民工夫妻(有一个孩子)如果要满足进城定居的基本条件,最少需要在城市连续工作21年,阻碍农民工进城定居最大的几个障碍是住房、孩子教育和年老后的生活保障预期(养老问题),其中住房问题尤为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得出平均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支出约为8万元,并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短期以子女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支出为主,远期支出以养老保险补贴为主。屈小博、程杰(2013)根据户籍价值度量,测算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全国户籍改革成本2030年静态价值(物价不变,即以2010年为基期)为7.3万亿元,约相当于全国财政累计用于与民生密切相关支出的10.7%,而其动态价值约为静态价值的4倍。刘洪银(2013)则专门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地市级政府所承担的成本,得出全国平均为1.3万元。

大量证据表明,如果政府不能借助收入分配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则会导致社会失序,在更严重的情况下,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Freeman,1993)。因此,相应的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蔡昉,20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提出,要逐步突破以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一方面以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承包地等集体成员权益为前提条件,让他们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面逐步增加和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不断降低城镇户籍的福利含量,逐步让户口与福利脱钩。迟福林(2013)提出推进以放开户籍为重点的制度创新方法,如创新农地物权化制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等。夏锋(2015)提出应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同权同价”、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并轨和建立统一的“二孩”政策等。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涉及劳动力转移的户籍转变,还会引起劳动力供给市场结构的变化(Poncet,2006;Bao等,2011),并进一步引发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产出结构的变化,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因此,近年来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证研究大多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的框架下展开。王桂新等(2008)基于CGE模型从微观的角度对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使用CGE模型模拟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收入公平效应的作用机制及影响。胡秋阳(2012)基于浙江省CGE模型综合讨论了农民工市民化在工资歧视消除的情况下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公共服务平等化效应等带来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李克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N].人民日报,2012-11-21.

[2]迟福林.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未来十年的中国[J].经济体制改革,2013(1):9-11.

[3]蔡昉.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5).

[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6).

[5]胡秋阳.农民工市民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2(3).

[6]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J].金融研究,2013(5).

[7]国务院农民工办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前瞻性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

[8]钱纳里.发展形式:1950—1970[M].李新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9]钱陈,史晋川.城市化、结构变动与农业发展——基于城乡两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4(10).

[10]吴福象,刘志彪.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08(11).

农民工问题文献综述 篇5

关键词：乡愁；环境哲学；文献综述

中圖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119-03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己经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但是存在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出现了忽视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环境污染、缺乏整体规划等现象。在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城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回归到人身上就反映出了具有当代特征的乡愁问题。

对于乡愁的环境哲学研究，为环境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环境哲学新课题的研究，同时也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环境哲学的理论依据。在实际应用方面也有一定的价值体现：首先，乡愁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修复和改善人的精神文化环境，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以人为本，注重精神文化的保护与建设。其次，以环境哲学为理论工具，对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的同时，也使城镇化建设更加健康全面地进行。最后，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乡愁问题既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又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问题，以解决自身问题为出发点，进而自觉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力求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一、乡愁概念的界定

乡愁一般被认为是思念家乡、怀念家乡之意。燕海鸣教授在《如何记住乡愁》中认为乡愁和怀旧诉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在英文表达中可以明确体现出来。英文单词Nostalgia是乡愁、怀旧的意思。实际上，这个词是瑞士的医生侯佛（Hofer）在其1688年的一篇医学论文中提出的。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乡愁、怀旧是一种疾病—思乡病（homesick），必须进行治疗。

那么家乡的什么是值得怀念的呢？《让绿色建筑留住中国人的乡愁》中写道，“乡愁是对家乡的眷恋和思念。对故土的感情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然而，遮眼的雾霆、污浊的河水、拥堵的马路、摩肩接踵的人流、遮天蔽日的高楼，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留不住乡愁。乡愁是一幅让人无限憧憬的山水画卷，是一种无法言语的近乡情更怯的期待。乡愁就是人们对美丽宜居的城镇生活的追求。”俄裔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认为，怀旧就是怀念原有的人、物、观念、习惯等，并将怀旧分类为修复型和反思型。修复型怀旧重在“旧”字上；反思型怀旧重在“怀”，形象地讲，更像一个人在废墟上徘徊，试图在脑海里重构那逝去的时光，再现旧物、人、观念或习惯的形象。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快，又引发了具有当代特征的乡愁问题，与博伊姆（Boym）的怀旧型怀旧更相似一些，具有强烈的反思意味。李明华中《远去的故乡，沉重的乡愁》认为，今天的乡愁，是在社会剧烈变革中关于工业化与乡村传统碰撞和冲突引起的情怀。刘奇《“乡愁”其实也是“城愁”》中认为，乡愁是游子对故乡记忆的眷恋和思念。乡愁其实也是“城愁”，即是“回不去”，也是“融不入”，他将乡愁理解为“城乡之愁”。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副会长金磊在《国外城镇化“乡愁”的文化记忆》认为，乡愁“绝非仅仅是现代人对传统的眷顾，而是对本民族精神的依恋”，他认为乡愁对工业化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承有很大的影响。由此也可看出乡愁中蕴含的反思意识。

综上，乡愁是对家乡的人、物、观念等的怀念，即对家乡环境与文化的怀念。我国城镇化进程过快，对家乡环境和文化造成破坏，因此乡愁又在原有“愁”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城镇化的反思，乡愁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二、乡愁内涵的环境哲学阐释

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但是国家要强盛，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城镇化道路。但是在城镇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每个地区的政府缺乏针对本地区的城镇化具体规划，经济成绩显著，却忽略对环境、生态的保护，而生活在环境中的人却会受到影响。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由于环境不同，地理气候不同，生存方式、思想观念、文化传统也不同。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反过来，文化会作用于环境，因为不同的文化中包含着不同的生态文化，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作为其根基的环境一旦突然动摇，原本沉积千百年的文化便会猝不及防，造成文化的冲突。目前的城镇化建设就是打破了环境和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这就形成了人们心中的乡愁。

苏格拉底使哲学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人与社会都是发展的，那么哲学也是要发展的。正如郭湛教授所说：“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说，是自有哲学以来始终存在的一个老问题，从具体内涵来说，又是每个时代的哲学工作者都要遇到的新问题。前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历史性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代替后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因城镇化而产生的人的乡愁问题就成为当下的“新问题”，是目前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有关人自身的问题。而从环境哲学角度来看，乡愁问题不仅是人的需求，也是哲学价值的的体现。

三、乡愁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

我国关于乡愁的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千百年前，《诗经》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表达出战士内心的思乡之情。可以说，“乡愁”本身作为一种人文情怀首先是在文学领域出现的，而关于乡愁的表达，大多数学者以及相关资料也都是从文学的视角进行的。当代的“乡愁”在文学领域以诗人余光中的诗歌《乡愁》为代表，诗歌表达了对故乡、对祖国恋恋不舍的情怀。之后，研究文学领域的“乡愁”多是围绕余光中这首诗或是其他经典文学作品进行的。从文化的角度对乡愁进行的研究也有很多，种海峰教授认为乡愁一般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亲友、乡亲、同胞的思念；第二层次是对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的怀念；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的，就是对作为安身立命根本之历史文化的深情眷恋。董小玉黄俊在《“留住乡愁”与环境传播》中为“留住乡愁”进行了探寻和思考，认为：“‘留住乡愁是从环境层面对农村文化失落的沉痛回应，呼唤‘留住乡愁首要的就是呼唤留住故乡的青山绿水。”还有从戏剧文化方面入手进行研究的，如邵敏在《中心镇村体系规划建设中黄梅戏的传承与保护——从文化空间的视角看》中以皖江地区中心镇村体系规划建设为背景，认为黄梅戏的衰落与其文化空间的缺失和错位有关，皖江地区中心镇村体系规划建设应为黄梅戏文化的“安放”留下“一席之地”，以留住乡音，留住乡愁。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乡愁问题的主要来自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主要有两大建设模式：第一，农村城镇化建设；第二，城市化建设。城市化具体又分为两种方式，一个是城市向周边扩张，另一个是城市内部建设。可见乡愁问题是普遍化的。关于城镇化建设中的乡愁问题的研究，多是从城镇规划、园林设计以及建筑学的角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在《如何才能“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中提出：“只有‘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生态城市，才能让人‘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城镇化建设是应该“让城市融入当地特有的自然环境”。金磊在《如何传承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乡愁”观》中，根据一些发达国家城镇化建设的经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提出中国城镇化建设应从城镇规划以及传统环境的保护等具体方面进行，认为这些方面的的欠缺造成了文化的缺失，造成了乡愁没有场所可以寄托。他在《“乡愁”理念与城镇化建设的思路》中对如何在新型城镇的文化建设上保留“乡愁”的古韵进行了分析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李雄教授和姚朋博士在《本土的场所与乡愁—城镇化中的风景园林现象学设计策略探讨》中，从风景园林场所特质的角度对“乡愁”进行了本土认同与归属的分析。在哲学领域，一些学者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出发对乡愁进行了研究。赵静蓉教授在《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一书中，深度分析了几位著名哲学家思想中的怀旧意识，以海德格尔和本雅明为例：海德格尔的出发点是“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形而上的重新梳理，其最终目的在于要为全人类找到一片不受现代文明沾污的净土，使其可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作者认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怀旧意味对现存文化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同时强化了怀旧批判现实和构设未来的功能”。本雅明的怀旧立场又与海德格尔不同，认为怀旧是一种人类即有情怀。在本雅明那里，怀旧是一种抽象的、感情层面上的哲思，是对自我的多重身份的认同。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怀旧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它为确定性和解构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它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对文化冲突的一种反应。

乡愁问题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乡愁问题总而言之还是人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出来，也更为严重起来。围绕着乡愁的有两种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乡愁的表象性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乡愁的基础性关系。乡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依托生态环境而生，又与生态文化相关联的，因此要留住乡土文化。

四、研究乡愁问题的理论基础

乡愁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环境哲学也是关于这两种关系的哲学理论。西方哲学的整体论由古希腊朴素整体论到近代整体论，再到19-20世纪的有机整体论，将整体论扩展到生态界，将道德关怀扩展到生态系统，就产生了环境伦理思想中的整体主义。其特征就是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生态系统是一个大系统，而人类社会所形成的小系统则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这种整体主义以“大地伦理学”以及“深层生态学”为代表。

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季羡林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先后在我国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形分别比喻为“三十年河东”和“三十年河西”，他认为在西方文化占上风的时候，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挽救的办法就是东方文化中最主要的“天人合一”思想。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颇为相似。确实，在工业文明飞速发展、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时候，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古代哲学上，希望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到解决办法，而“天人合一”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生态哲学智慧。

马克思辩证的生态自然观中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相处元素，不是所有的人的行为都会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因为生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着的平衡，而不是一个“死”的稳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生态自然观是希望人类的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一个新的平衡，对生态平衡产生有益的影响。

我国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环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其范式是“主-客-主”的多级主体结构。作为主体的是人，不是指个人，而是指全人类，一切环境行为都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将自然看作客体并不是主张人与自然对立，而是处在人类伦理关系之中。在这样的一个人与自然科学的相处模式，即“人-自然-人”的模式中，社会中乡愁的问题，即保护乡土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就归结到生态平衡问题。

参考文献：

〔1〕燕海鸣.如何记住乡愁[N].中国青年报，2014-03-14.

〔2〕《建筑节能》编辑部.让绿色建筑留住中国人的乡愁[J].建筑节能，2014，（1）.

〔3〕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M].译林出版社，2010.10.

〔4〕李明华.远去的故乡，沉重的乡愁[A].李明华.风中的乡愁[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3-10.

〔5〕刘奇.“乡愁”其实也是“城愁”[N].北京日报，2014-2-17.

〔6〕金磊.国外城镇化“乡愁”的文化记忆[N]中国建设报，2014-04-21.

〔7〕种海峰.全球境遇中的文化乡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8〕黄俊，董小玉.“留住乡愁”与环境传播[J].青年记者，2015，（8）.

〔9〕王一川.断零体验、乡愁与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J].甘肃社会科学，2002，（1）.

〔10〕杨保军.如何才能“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J].求是，2014，（11）.

〔11〕金磊.如何传承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乡愁”观[J].小城镇建设，2014，（3）.

〔12〕金磊.“乡愁”理念与城镇化建设的思路[J].建筑设计管理，2014，（3）.

〔13〕姚朋，李雄.本土的場所与乡愁—城镇化中的风景园林现象学设计策略探讨[J].中国园林，2014，（12）.

〔14〕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M].商务印书馆，2009.9.

〔15〕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

〔16〕王建明.“以人为本”的环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的环境伦理学视野[J].江海学刊，2005，（4）.

农民消费水平研究文献综述 篇6

目前, 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研究工作上, 主要采取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 其中, 定性研究的论文较多, 并且, 多数是从宏观方面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过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唐淑云 (2001) 提出的关于农村消费模式的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农村的生活空间因素、农村的消费理念、农民的纯收入等等。单玉丽 (2003)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广大的农村居民各个阶段内收入和消费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阐述了当前农村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消费环境等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葛志财 (2008) 在发表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之所以农民的消费水平过低, 主要是由于农民的纯收入过低, 而且, 缺乏与之相配套的消费环境, 同时, 产品供应商并没有开发出适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有效途径。以至于造成了农民消费水平过低的现状。罗振华 (2008) 在文章中指出:农民的纯收入、消费理念以及各项宏观政策都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过低的重要原因。在分析了这些影响因素之后, 其对如何进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优化的策略详细地阐述了一下, 对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 相对于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已经成为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研究工作的主要趋势。樊丽淑 (2005) 在关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文章中, 就用到了主成分聚类方法, 对当前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以及消费结构差异进行了动态以及静态层面的定量分析;胡燕京、董迎迎 (2006) 在文章中利用回归分析法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并且, 指出影响农民消费水平低的主要因素就是农民的收入过低, 而且, 农业的生产资料以及农村的消费品价格连年上涨, 与农民的收入不成比例, 农民根本就没有过多的资金进行消费在各类的生活、娱乐方面。

从上面定量以及定性分析的关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方面的文章来看, 尽管其反映出了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原因, 但是, 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研究的影响因素看似非常的全面, 但是, 作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的主要因素, 农民的实际收入确是并没有研究的十分深入, 仅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变量, 而没有考虑其分解细化;二是农业税在农民收入高低方面, 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 从目前给出的各类文章中, 确是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因此, 本文将影响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的指标细化, 考量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年收入、农业税有效税额和农民面对的消费价格指数等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力, 以便更深入地定量分析这些影响因素的真实效果。

影响农民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一下两个方面, 首先, 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 制约了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 难以形成有效购买力, 约束了农民的消费。1978~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虽然有大幅度提高, 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因此,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后劲不足。其次, 农业税有效税率。2005年, 全国农业各税总计936.40亿元, 相当于国家税收总额的3.25%。2005年12月29日, 农业税随着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的通过而正式废止。这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提高了农民的消费能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文献综述 篇7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文献综述,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影响因素

1 背景

2007 年7 月国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 确立了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在此背景下, 各地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对合作社的绩效进行评价, 学者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但数量不多。

2 关于文献综述的综述

关于合作社绩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文献综述的相关文献, 有价值的只有几篇。综述如下:范远江, 杨贵中 (2011)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评价进行了文献综述, 其中对合作社绩效概念、体系指标设定、研究对象、数据收集、方法选用四个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的文献进行综述。熊延虹 (2012) 从绩效评价的概念、合作社对象选取、评价指标选择和评价方法等方面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综述概括, 并指出该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孙艳华, 刘乐英 (2013) 从绩效评价指标、绩效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对文献进行了梳理, 并指出合作社绩效研究未来的趋势和展望。

3 关于文献综述的述评

他们的综述主要涉及合作社绩效的定义、评价体系指标的设定、研究对象和评价方法的使用等, 全面而细致。但读起来感觉到杂乱无章, 找不到重点。

4 绩效评价体系设计包括的指标

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 (2008) 认为应该包括五个二级指标, 其中二级指标下又包括相应的三级指标, 它们为组织运行、运营活动、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和社会影响[1]。徐旭初 (2009) 在浙江省农业厅所定五个指标的基础上, 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样本进行了检验。之后, 赵佳荣, 蒋太红 (2009)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认为合作社的绩效评估指标应为“三重绩效”, 重点提出生态绩效指标的引入。刘滨, 陈池波, 杜辉 (2009) 主要分为五个一级指标, 重点发展了发展潜力指标,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因素的重要性。黄晓俐 (2009) 就养殖业合作社设定经济贡献、社会效应和社会发展三个一级维度, 同时有七个二级维度和二十五个三级维度, 对四川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绩效评价。李新曼, 周静, 孙若愚 (2011) 对辽宁东部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指标体系设置, 在前人指标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合作社要有规模和服务提供两个指标。冉赤农, 霍学喜 (2012) 判别层选择体现合作社绩效的六个部分, 即规模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能力、应变能力和组织完善程度。其中, 创新之处在于引入应变能力指标, 其下分为市场敏感度和信息畅通度两个指标, 以此体现出合作社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要具备快速灵活应对市场的能力。

总结, 农民专业合作社评价指标都是在浙江省农业厅五个二级指标基础之上建立并逐步发展而来, 开始的五项指标+ 生态绩效+ 可持续发展+ 规模和服务提供+科技创新+ 市场应变能力。

5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方法

5.1层次分析法

赵佳荣, 蒋太红 (2009)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湖南省1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绩效评估, 发现样本合作社的“三重绩效”并不理想[2]。黄晓俐 (2009) 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内江市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绩效, 并对影响绩效的指标进行分析。程克群, 孟令杰 (2011) 对安徽1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就16 个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绩效评价。刘洁, 王厚俊, 祁春节, 陈新华 (2012) 采用层次分析法, 对江西赣州40 家样本合作社的绩效水平进行综合排名和评价。王敏 (2013) 运用层次分析法, 从定量的角度, 对寿光市蔬菜专业合作社进行绩效评价, 并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实用性验证。

5.2因子分析法

徐旭初 (2009) 利用浙江省526 个合作社的样本数据, 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侯翔 (2010) 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8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绩效评价, 评出各社的绩效水平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李新曼, 周静, 孙若愚 (2011) 利用因子分析法对辽宁东部合作社进行绩效分析, 并对分析结果进行了分析。郑少红, 刘淑枝 (2012) 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 以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5.3数据包络线 (DEA)

刘丹 (2013) 基于DEA模型和普洱市烟农合作社的数据情况, 把烟农的资本投入、人工投入和土地投入等作为投入变量, 把烟农的产值作为产出变量, 测定普洱烟农合作社现阶段的种植规模效率情况, 并对规模无效的样本进行规模报酬阶段的分析。赵捷 (2014) 运用DEA投入产出模型对哈尔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绩效分析[3]。张征华, 王凤洁 (2014) 基于江西省22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据, 使用DEA模型, 设定三个投入指标和二个输出指标进行绩效评价, 发现经营绩效欠佳, 有待进一步提高。

5.4平衡积分卡 (BSC)

文雷 (2013) 采用基于BSC的理论模型对合作社进行绩效评价。结合合作社整体发展状况, 设计了4 个二级基表和16 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 采用问卷调查搜集的153 家合作社的信息进行绩效评价。沈玉萍, 陈共荣 (2014) 在可行性和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应用 (BSC) 评价方法, 设计了包括财务指标、顾客指标、核心内部流程指标和学习与成长指标四个目标层, 其下10 个准则层共25个指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总结, 本段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主要方法进行了分类综述, 让需要研究这方面的学者可以一目了然地查看到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足之处, 各个方法下的文献梳理也只是主要研究者, 并没有包括全部;其次, 研究方法的综述也只是四种主要的方法, 其他的方法 (比如描述统计法、五点量表法和案例分析法) 由于过于简单, 就没有综述梳理。

6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6.1有序概率模型

黄胜忠, 林坚, 徐旭初 (2010) 利用浙江168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 基于有序概率模型对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及其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发现, 良好的合作社治理机制与其成长能力和赢利能力正相关, 社员满意度也高。胡经纬 (2010) 运用计量模型, 具体就是有序Probit模型, 实证了合作社治理机制与绩效的关系。许晓春, 孟枫平 (2014) 基于安徽省28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 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对合作社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6.2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潘克定 (2010) 用OLS法分析扬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 回归结果发现:合作社中“人”的因素、资产总额和领导人能力对合作社绩效影响显著。文雷 (2013) 采用OLS多元回归的方法对绩效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中, 因变量Y为绩效综合评价指标, 自变量分别有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报酬指数、外部理事比例、内部监督指数、退出指数和参与人数6 个指标。

6.3结构方程模型 (SME)

李道和, 陈江华 (2014) 基于江西省30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数据,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发现, 企业家才能和合作社内部管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技术因素没有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有正向影响;政策扶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有间接影响。郑文文, 孟全省 (2014) 运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189户农户数据,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路径和相互关系。

6.44Tobit模型

刘丹 (2013) 运用Tobit模型对普洱烟农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发现是否三年连续种烟、烟用固定资产、自用工投入量、雇工投入、农药费、化肥费和机耕费等11 项指标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合作社绩效影响显著。赵捷 (2014) 运用Tobit模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发现二次返利额、农民的技术服务培训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稳定的合作销售对象与合作社绩效正相关[3]。

总结, 本段综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影响因素分析的几个计量模型, 根据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不同数值特征, 需要选择不同的模型。根据模型回归结果, 就可判断模型整体回归效果和各影响因素影响显著性大小, 从而发现影响合作社绩效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就可提出改进合作社绩效的方案。

7 思考与展望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虽然数量很多, 但质量很差, 特别是很多合作社都是“空壳”, 没有实际运营。另一方面, 国家农业部门和工商管理局可能在“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背景下, 对合作社的现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作为。政府需要在这方面进行自身政府积极作为的建设和合作社“真伪”辨别的方法的科学设定, 先建成真正的合作社再评绩效。

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中, 要体现合作社在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经营中的优势, 即为建立合作社之后是否比不建之前的农业总收益真的提高了, 而不仅仅看合作社目前本身总收益是多少, 这样的对比评价指标也要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其次, 合作社目的是让农民增收, 而不是核心成员成了“暴发户”, 特别是政府补贴的款项是否用到了农民身上, 会否被“截留”给了核心成员。这样的评价指标是核心关键指标, 是国家农业政策是否真正落实农民身上的指标, 所以这个指标也要纳入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初探[J].农村经营管理, 2008 (10) .

[2]赵佳荣, 蒋太红.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个三重绩效评估模式[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8 (4) .

农民工问题文献综述 篇8

(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动因

国外研究:Levay (1983)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 认为降低交易费用是农业合作社出现的主要动因。Hendrikse和Vee man (2001) 以营销合作社为例, 立足于交易费用的视角, 认为只有当农产品加工阶段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低于农业生产阶段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时, 合作社才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Bijmann和Hendrikse (2003) 通过分析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荷兰的水果和蔬菜合作社重组为更大的营销合作社的过程, 指出农民组建合作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反市场垄断的力量。

国内研究:早期国内多数学者是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视角来讨论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性。张晓山 (2003) 指出, 在产业化经营中发育农民的合作社可以减少农民进入市场的交易行为和获取规模收益、提供专项服务和增加农民收入, 有其存在的经济和社会的合理性。合作社运行中存在着管理者和普通社员资源享赋的差异, 也不利于合作社的长期发展 (张雪莲、冯开文, 2008) ;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进行合作, 在组织成员不断重复博弈的过程中, 合作社产生进而得到健康的发展 (朱国玮, 2007;赵晓峰;2015) 。

(二)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

国外研究: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合作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所有社员共同拥有资产剩余所有权和决策权的治理结构。 Staatz (1989) 指出, 合作社全部社员共同所有的只是资产剩余的所有权和决策权, 而决策管理权则依具体合作社而定。 威廉姆森 (1991 ) 将治理结构区分为市场、混合和科层三种形式。Menard (2007) 认为, 在混合结构组织中“成员明确并且自动地拥有对资产的大部分所有权和决策权”。许多学者把合作社认定为企业 (Hendrikse & Veerman , 2001) 。Hendrikse & Veerman (2001) 运用交易成本理论, 对IOF和合作社在控制和投资决策行为上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

国内研究:国内关于合作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权制度安排方面。从产权内容方面, 周春芳和包宗顺 (2010) 认为产权包括所有权、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马彦丽、孟彩英 (2008) 提出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存在着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 并呈现出由少数人控制的特征。王曙光 (2010) 基于契约—产权视角分析了合作社的制度结构和演进特征, 用契约与产权理论解释了合作社的绩效。颜华、冯婷 (2015) 研究了普通成员对应得利益的了解程度和核心成员的出资比例对普通成员的利益实现有显著影响。潘婷、何广文和潘淑娟 (2015) 认为共享的利益机制能解决产权的异质性。

二、农产品流通渠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的上游连接农户和供应商, 下游连接批发商和零售商, 是农产品营销渠道中的重要成员。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现实现了资源的优化组合, 减少了流通环节的交易成本, 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效率, 增强了农业劳动者的竞争能力。

国外研究:1. 合作社可减少交易成本。Staatz (1984) 和Sexton (1986) 认为农民通过合作可以获得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中间环节等, 这些原因就是合作社产生的动因。 Akshietal ( (2006) 基于印度的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 认为小农户通过加入营销合作社的方式, 可以较好地减少市场交易成本。2.合作社可提高竞争力。Sexton (1990) 通过实证证明了合作社具有促进市场竞争的效应。Herbst & Prufer (2007) 认为, 合作社成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的前提是, 合作社中的集体决策成本足够低, 并且市场中竞争程度不太激烈, 反之, 合作社将变得效率低下。3.合作社可提高效率。HAzzam & An- dersson (2008) 基于瑞士的经验证明, 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经营提高了生产和加工的效率, 从而降低了成本, 而且这种低成本效率所产生的牛肉价格降低效应超过了市场谈判能力提升所带来的价格上涨幅度。

国内研究:国内的学者通过实证发现有助于增强农户的安全感和抗风险能力, 而且规模化生产、合作社产品品牌效应以及质量安全保证能够提高农户的谈判能力和地位 (石敏俊、 金少胜, 2004;郭红东, 2005) 。Jiaeta (2010) 利用了中国157家农业合作社调查数据, 认为可以将农业资产决策权配置分解为3个阶段, 即产前、产中和产后。生产要素采购和田间生产管理的决策主要以农户控制为主, 产品销售决策权趋向于合作社控制;牵头创办合作社的主体身份、相关机构的质量认证以及是否与龙头企业签订购销合同等因素对合作社控制农业经营决策权的影响非常显著。

三、渠道关系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组织在农产品营销渠道中与上游和下游各组织间的协作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1.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的渠道关系。Karhetal (2006) 分析了影响土耳其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决策的原因, 结果表明: 对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的概率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的影响因素包括:户主受教育程度、种植规模、信息获取能力以及是否采纳新技术, 而对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的概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的因素则是户主的年龄。政府推动和扶持, 农户的合作需求、产业发展基础、市场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都是影响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农户之间的社会信任对于合作社的产生、存续和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徐志刚等, 2011) 。

2.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超市的渠道关系。 目前我国合作社与超市对接还在起步探索阶段, 但合作社与超市的合作是合作社发展的趋势之一, 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姜增伟 (2009) 指出“农户+合作社+超市”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农超对接”模式, 这是被各地实践证明的。安玉发 (2011) 指出, “农超对接”的必须依赖合作社和农业协会才能成功实施。由于其与农户联系紧密以及规范化的生产流程, 农业专业合作社可能成为未来“农超对接”模式发展的趋势。温绮 (2012) 对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农超对接”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认为资金实力强、生产规模大的合作社可以采用合作社与超市直接对接的方式;资金实力弱、生产规模小、物流水平较低的合作社可以采取通过中介组织的对接方式。李莹, 胡定寰 (2011) 研究表明:合作社注册资本越多, 运营时间越长, 产品供给能力越强, 实现农超对接的机会就越大, 合作社的对接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农超对接的实现。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上游连接农户和供应商, 下游连接批发商和零售商, 是农产品流通渠道中的重要成员。国内外学者对合作社这一组织在农产品营销渠道中的作用, 以及及其与上游和下游各组织间的协作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研究发现合作社作为流通主体, 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以及提高竞争力, 合作社与上游农户的连接可以有效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问题, 与下游成员的连接可以加快农产品流通的速度。合作社与下游经销商的连接, 目前研究较多的是从农超对接的视角, 研究重点集中在合作模式和实施条件, 基于渠道关系视角来探讨双方合作关系的研究目前还较少, 这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王如珍.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作用研究[J].中国合作经济, 2012 (12) :49-52.

[2]李彤.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产品流通中的权力平衡[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 (17) :33-34.

农民工问题文献综述 篇9

1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城市融入

1.1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特征

王春光 (2001) 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 他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明显差别, 是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流动人口。陆海深 (2007) 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 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作为三元社会结构的重要形成力量 (陆学艺, 2004) 和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唐绰, 2010) , 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基本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 而是倾向于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契机, 即从单纯的“经济型”转向“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发展型” (郑功成, 2004) 。

1.2 城市融入的维度及实践层面

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田凯 (1995) 认为城市融入是一种“再社会化”过程, 包括相对稳定的就业、与经济收入相对等的社会地位、相同的价值观三个基本条件。任远、邬民乐 (2006) 认为城市融入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 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与结果”, 一般要经历职业转换、居住空间转移和角色转换三个阶段。李迎生 (2005) 认为狭义的城市融入指农民工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的过程 (外在表现) , 广义的城市融入还包含市民意识的普及和居民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 (实质转化) 。朱力 (2002) 从宏观视角将城市融入归结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层面, 孙立平 (2007) 则从微观视角将城市融入细化为身份转换、地域转移、职业转换、角色转换四个环节。

2城市融入的评价标准及现状判断

2.1 城市融入“四维度”分析框架

理论界目前较多采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的主流“四维度”分析框架, 通过实证调研和深度访谈等多种方式,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进行研究。根据研究重点的不同, 学者们对“四维度”的理解也存在差异, 如王桂新、罗恩立 (2007) 从经济、政治、公共权益和社会关系四维度对上海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进行调查;张文宏、雷春开 (2008) 则从心理、文化、身份和经济四维度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进行判断。研究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总体偏低 (李强, 2004;郑杭生, 2007) , 呈“半城市化” (王春光, 2001) 、“边缘化” (陆学艺, 2006) 和“准市民化” (李迎生, 2007) 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客观上成为生存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的“双重边缘人” (刘传江、程建林, 2008) 。

2.2 城市融入度低的显性表现

李培林 (2007)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不佳主要体现在经济融合层次低、政治融合边缘化、文化归属感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狭隘四个层面。他认为“民工荒”、社会距离增大和社会结构紧张 (Social Structure Strain) 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现象。周明宝 (2004)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不佳突出表现在认同焦虑和认同困惑的“身份认同危机”, 以及社会认同“内卷化” (Involution) 。魏晨 (2007) 和陈占江 (2007)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种“失范性融入”, 即融入目标与实现手段之间存在差异, 因而更倾向于采取非合法手段达到目的。康强 (2010)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具有一种矛盾和不协调的态势, 即对城市社会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上的弱归属, 具有“嵌入城市结构之中, 又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的“游民化”特征。

3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障碍表现

3.1 政策体制约束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原因。陆学艺 (2002) 认为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刘传江、程建林 (2009) 把户籍制度及粘贴在其上的相关制度定义为“双重户籍墙”, 认为户籍制度的“遗产效应”和“隐性户籍墙”导致农民工的现实身份与制度身份相分离, 阻碍其社会地位向上流动。

3.2 社会资本约束

社会资本是影响城市融入的主体因素。李培林 (1996) 认为农民工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其社会关系网络。边燕杰、张文宏 (2001) 将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分为“强关系”的初级网络和“弱关系”的次级网络。朱力 (2002) 认为“强关系”具有高趋同性、低异质性和高紧密性特征, 可以减少城市融入的成本。但李汉林 (2003) 指出, “强关系”也会固化农民工生存的亚文化状态, 不利于社会认同的培养。

3.3 社区功能约束

社区参与不足和社区功能缺失是阻碍城市融入进程的客观因素。周斌、聂洪辉 (2008) 认为社区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和微观基础”, 并把社区参与归结为准社区类型、进入社区类型和未进入社区类型。林蓉 (2009) 、唐若兰 (2010) 认为社区具有控制、整合、引导和扶持等功能, 社区参与的不足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角色转换和身份转换相分离。

3.4 组织建设约束

组织建设滞后和组织化水平低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周明宝 (2009) 、陈旭峰、田志峰、钱民辉 (2011)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规模化并没有随之形成组织化, 他们缺乏可靠的权利维护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城市融入的意愿和进程。

3.5 经济因素约束

蔡昉 (2006) 论证了宏观经济波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的暂时性影响。孟颖颖、邓大松 (2007) 提出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收入悖论”, 即收入水平提高对其城市融入进程的促进作用并非呈直线型发展。姚先国 (2006) 分析了农民工就业非稳定性对其城市融入的制约作用, 等等。

4促进城市融入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4.1 推进制度改革

丁宪浩 (2006) 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分为障碍消除、机制完善和文化培育三个阶段, 认为应当制定“分类实施、分批推进”的发展战略。他提出应通过制度改革消除城市融入的体制障碍。刘传江 (2011) 认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框架包括农村退出机制 (耕地流转制度与农地征用制度) 、城市进入机制 (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就业、教育和居住制度) 和城市融合机制 (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 。

4.2 强化组织建设

夏丽霞、高君 (2009) 提出应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互助组织和自我管理机构, 摆脱对政府部门的“路径依赖”。董金秋、孟祥林 (2010) 认为各类社会组织应接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流动成员, 弥补其城市融入的“短板”效应, 促进市民意识形成。

4.3 加快资本积累

李培林 (2005) 认为培训可增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使其摆脱“底层精英”的尴尬境地, 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陈旭峰 (2010)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应努力扩展社会网络关系, 增加社会资本存量, 实现由“外局群体”向“内局群体”转变。

4.4 倡导社区参与

刘崇俊 (2007) 认为应将社区关怀进行普惠式延伸, 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和市民一样的平等待遇。李卫东 (2010) 认为应将农民工聚居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规划, 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

5浙江省农民工权益保护及城市融入

黄祖辉、毛迎春 (2004) 分析了浙江省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的进城决策和已进城农民的生活境况及身份变化, 认为应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康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多渠道解决进城农民子女就学问题。钱文荣、张忠明 (2006) 构建了市民对农民工接受度的评价体系, 对农民工在浙江的社会融合度进行分析, 认为浙江省进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融合状况总体良好, 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周宁宁、沈颖溢 (2008) 基于非流动性视角, 对影响台州市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 发现经济因素和劳动保障的影响效果比较显著, 户籍制度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张祝平 (2011) 从群体特征、生存状态和社会认同三个层面分析了温州和丽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 提出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文化生活, 以促进社会认同的建构。周斌、聂洪辉 (2008) 分析了杭州市白杨街道“邻里社区”的管理经验, 提出加强对青年农民工的规范化、人文化社区管理。

6对现有文献的简评

西方现有研究已经比较成熟, 其漫长的研究过程伴随着城市化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不断演进, 符合人口流动及城乡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由于国情不同, 西方研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如何基于中国国情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 判断其城市融入的水平、进程和效度, 并结合区域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规划构想, 仍是国内学者急需探索的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研究取得的成就主要有: (1) 以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为背景, 深入研究了农民工的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城市融入意愿, 为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地方法规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2) 研究方法丰富多样, 特别是对国外社会融合理论的借鉴, 既考虑到移民问题的共性, 又把握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个性, 使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 (3) 形成了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有机结合的“四维度”分析框架, 依托此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融入障碍、融入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有利于推进该研究领域的规范化发展。

但是, 国内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1) 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相割裂。现有研究多为宏观层面的政策探讨, 缺乏对地区实践的系统总结, 因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比较有限。 (2) 思维模式相对固化。当前研究采用较多的是一种“问题视角”的思维范式, 倾向于把新生代农民工视为结构化制约下的受动客体, 强调其自身的脆弱性及现行社会体制的制约, 客观上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比较优势和能动性。 (3) 缺乏对融入成本及城市承载力的考虑。城市融入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 既要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和能力, 也要对流入地的现实承载力做出准确判断。现有研究并没有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类型分化和需求差异, 并且对城市的接纳成本、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政府财政负担等缺乏探讨。 (4) 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的调查仍以问卷法为主, 基于调查数据进行质性分析, 缺乏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 因而对城市融入进程和融入水平的实证测度有待提高。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对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内需、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界现有研究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融入现状和影响因素、融入困境及破解思路等方面, 指导实践的作用比较有限。通过构建基于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的“四维度”分析框架, 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程、水平和效度测算提供了新方法, 有利于结合各地实际提出加快城市融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综述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2001, (3) .

[2]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 1996, (4) .

[3]黄祖辉.浙江农民市民化——农村居民进程决策及进城农民境况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 2004, (1) .

[4]张祝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J].重庆社会科学, 2011, (2) .

[5]刘传江、程建林.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 2009, (10) .

农民工问题文献综述 篇10

关键字:道德;人力资源;组织

一、道德建设的起源和意义

(一)以古见今,道德之名源远流长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破天荒提出“道”的概念,作为《道德经》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晋商是明清以来形成的并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对人力资源实行道德和制度双管齐下的管理是其长久不衰的主要原因。晋商也深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用人之道,确立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行为准则。推崇诚信义利的伦理道德,用道德的力量来弥补制度可能带来的缺憾。

《用人之长,德与才的千年缠绵》一文则有不同的看法,文中大量举例了中国古代军将的用人之道,并且认为“人才难得”是一个伪问题,“德才之辩”在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但真正伟大的公司领导者正需要放开心胸与眼量,不拘一格,让人从“无用”到“有用”,从“小用”到“大用”。无论如何,“重德”还是“重才”都不能只在“末流”的层次。

(二)道德问题全球化

《CEO的道德问卷》是拿大罗里尔大学(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和《民族邮报》(the National Post)联合进行了一项CEO道德规范调查。受访的CEO共361位,来自不同规模的企业。调查显示,道德意识流于空泛,尽管CEO认识到道德在商业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恪守商业道德能为公司带来巨大的有形和无形的财富,Kapstein于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发现在全球前200大企业里,52.5%的企业已推出商业道德守则。

(三)人力资源道德建设的意义

韦华伟在《企业经营,寻求德与财的平衡》中提到,西方有句话叫“好的伦理为经营之道”,企业竞争,不只是策略、技术和创新额竞争,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往往掌握在品德手上。企业的竞争是激烈的,在利润面前有的时候道德变得不堪一击。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多次谈到“责任”并且强调:“权利和职权是两回事。管理当局并没有权利,而只有责任,他需要而且必须有职权来完成其责任,除此之外,还要有应有的道德水准。”《人力资源:“缺人”但不能“缺德”》一文以实际的事例来对道德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人力资源从业人员尤其要具有过硬的道德水平,也就是说“宁缺勿滥”。选择员工,道德水平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其能力水平。相对于人力资源部人员来说,道德水平就更加重要了。换句话说,如果人力资源部员工道德品质有问题,企业高层决策者再有能耐也无法避免企业倒闭的厄运。

二、人力资源管理道德建设之现状

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道德即资源,道德即优势”,企业“缺德”就像幼儿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缺钙”一样,幼儿无法发育成为一位肌体健康的“强者”,企业也无法成长为市场中的“强者”或基业长青。厉以宁在2001年首都经济与人才战略学术研讨会上说,入世以后我国在金融业、加工业、农业等领域面临的竞争,归根到底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竞争,人力资源开发要发挥超常规的效率,就必定要以道德为依托。大到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小到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道德都会产生超常规的效率。

黄泰认为我们谈论的道德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人格化,厚德载物,高尚的道德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职业技能和员工道德那个更重要,职业技能当然非常重要,没有职业技能的员工就应该解雇,但员工的道德又和企业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企业的管理层绝对不能忽视道德可能引起的各种问题。

三、道德建设在行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范愉博士说,个人工作调动不完全属于隐私。新单位有权知道应聘者的过去,包括过去有何劣迹等,这实际上是对自己利益的有效保护。一个组织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应当是用各种甄选手段(比如面试、笔试、背景调查等等)来剔除道德上不符合要求的人。现如今很多知名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并不是最看重员工的能力和学识,而是首先考察应聘者的品德。他们认为人的能力和学识是可以弥补的,而人的内在品格却常常极难改变。虽然在短暂的招聘过程中彻底辨清一个人的品德并非易事,并且常常道德准则有问题的人也会被录用,但至少把道德水平作为聘用员工的一个标准为管理者把那些不道德者拒之门外提供了一个机会。

华信惠悦(Watson Wyatt)针对亚太地区12个国家共6,500位员工,进行了员工态度调查,员工道德观亦是调查的其中一部分。有高达94%的受访员工表示,他们所工作的公司能否遵守道德诚信原则是“不可或缺”或“十分重要”的。《用人可疑,疑人可用》提到,目前我国企业界在用人问题上吃尽了“用人不疑”的苦头,往往是在当初大家公认为“有能力、有理想、品德好”等等最优秀的人员,反而出问题的也最多。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法制与道德的统一》认为和谐的用人单位,用当能够以法律和道德的手段调适利益的冲突,道德的观念应当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当中得到体现。用人单位领导和管理层人员必须树立人本至上惜劳力的道德意识,这一点,在一个以权利为中心的社会显得更为重要。只有文明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才能保障用人单位的可持续发展。

王承进在《从<弟子规>看企业道德管理》中讲到,近年来,安徽庐江汤池镇文化中心以落实《弟子规》为主的教育方式正在深入民心:对古圣先贤教导伦理及基本礼仪规范的学习,许多企业也因此受益。我们不难发现道德管理是企业永续发展的基石,如果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去读《弟子规》,这当中的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这五部分则可以用来指导企业员工的日常行为规范,提高员工的品德才能修养,让员工真正的德才兼备。

雅芳公司提倡商业道德,主要注重理论实际相结合,使员工掌握道德与商业道德的含义,了解人们做出不道德行为的原因,以及了解做出决定前须考虑的因素。道德决定的雷达,员工可以通过“准则导向”、“结果导向”、“品德导向”、“公正导向”来衡量自己的选择,从而做出合乎商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商业道德,特别是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商业道德,对一家公司是否能够长期生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忽视商业道德的教育,很可能给一个企业带来的是灭顶之灾!

《品德测评有方法》一文中将道德的测评指标分成三个维度,以情景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360度反馈等测评方法分析,得出了三大启示:

第一,要以发展性与诊断性功能为主

第二,利用现实情景、捕捉真实的行为证据

第三,正确的对待品德测评的量化。然而,品德是一种以情感体验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知情行的整合结构,品德测评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系统,很难用简单的线性数量关系来反映,要防止把复杂的精神与社会现象简单化,就要坚持品德测评的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

四、结束语

笔者对以上所读文献总结出一下几点看法:

(一)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已经走过了初兴之路,正处在国外理论与国内传统思想文化摩擦、相融合的阶段。人力资源管理者特殊的角色定位决定可人力资源管理职业道德建设特殊的方向和内容。道德的建设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基于联系普遍性上的讨论,不仅应该对企业负责也要对员工负责。所以,作为HR工作者是应该进行职业道德建设或重塑人力资源管理者的道德精神。在道德问题逐渐被重视的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定议道德在企业发展中的含义,企业就是个人的集合体,所以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的管理,企业管理的基础或根本即必须重视每一位员工,即使是普通的员工。

(二)道德问题开始在各个行业当中被重视,从安然集团的落幕再到三路奶粉震惊全中国,不禁的让我们惊诧,企业到底是在以盈利为目的还是为了顾客的需要当做目标。黄光裕,国美电器总裁,从家境贫困到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再到最终落入法网,不得不说他算是成功的,但是,他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归为道德的。阿里巴巴网站的创办者马云开除了公司里95%的MBA,这是为什么,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商业教育培养MBA,首先要做人,如果基本的礼节,专业精神,敬业精神都很糟糕,尽管管理水平很高,我公司的发展水品还容不下他。”可见,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管理,信息,资金,市场……或许都是企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方面,但是假如在道德问题上出现纰漏,之前的种种即便再优秀,企业也难逃落幕。所以我们才可以看见现在人人口中盛传的一句话:“有才有德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无才无德是废品”一个企业要选择什么样品质的员工,显而易见。

(三)道德与利益是一场博弈,优秀的企业能够很好的去平衡,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赖,则企业与员工之间就无法形成合力,企业就无法取得股东和顾客的信赖,不可能永久经营。目前,中国的企业缺乏核心技术与人才,没有品牌优势,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谓是危机重重,但正是在这个时候,企业才更需提倡全面道德管理,找到志同道合的员工,以更强的创新力,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美国个人信誉道德的建立是由国家安全部门来操作的,而不良记录多指犯罪记录或是金融方面的。对个人信誉道德的考核是由政府部门或是社会公认有良好声誉的中立机构来操作。在目前,国内社会信誉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很难让人去相信考核的客观公正性。假设可以建立一套人力资源诚信贡献系统,或许可以为企业招聘员工时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的道德本身,而影响个人道德发展的因素有很多,这将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和调查的方向,并且,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如何对道德问题加以限制和管理也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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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文献综述 篇11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中完成了较高的城镇化率,在此期间,城镇地域规模和人口规模剧增,在政府安置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制度的不完善和农民自身问题导致失地农民无法就业。探索失地农民的就业路径不仅可以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这也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这个问题应该给与足够的关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需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高效利用资源,追求更有质量的城镇化,并最终达到城乡统筹的目的。

二、失地农民总体现状

关于失地农民规模的研究,陈绍军(2016)一文指出失地农民已高达4000万至5000万,并以每年300万的速度递增。翟年祥等(2012)引用资料中的数据,2000年到2030年间,失地农民的数量将超过7800万,并预测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将达到1.1亿人,其中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既失地又失业,这一数字从动态来看可能达到8000万人。[1]

关于失地农民的分布的研究,郑涛等(2013)分析了失地农民的分布,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因素,我国现阶段失地农民主要分布在大中小城镇郊区和经济发达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关于失地农民的生存现状,王海坤(2004)在其研究中发现只有30%失地农民生活无忧,剩余失地农民生活情况很不理想。兰继华(2007)认为农民没有失地之前的生活是自给自足,失去土地后日常消费支出都要依靠市场,一些城郊失地农民被安置到楼房当中,生活支出也相应增加,农民的生活负担进一步加重。周毕芬(2015)指出失地农民短时间内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被城市化的失地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与公共服务,同时无法享受农村人口的优惠政策。

三、失地农民的安置研究

根据一些学者的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文献的梳理,笔者将安置方式大致归为货币安置,土地换社保安置,就业安置。

翟年祥等(2012)认为此种安置方式无法维持可持续生计,因为补偿费用是固定数额,它无法安置就业那样持续为失地农民带来利益。王晓刚等(2014)2012基于武汉市江夏区龚家铺村的调查数据,并利用概率选择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征地补偿和工作向上流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征地补偿金额高的的失地农民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也较高。

土地换社保的安置方式实际上是用土地代替社会保障。严虹霞和张宏(2007)年认为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失地农民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现实的,现阶段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内容主要应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2]。

关于就业安置,刘海云等(2009)指出现在的就业市场已经市场化了,即使企业要解雇失地农民,政府无法干涉企业的行为。除此之外,由于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益逐渐降低,这些企业对失地农民的安置也无法起到良好的效果。

四、失地农民的就业现状

关于失地农民的失业率,雷寰(2005)年对北京的16个乡镇进行入户访问,调研结果发现,劳动力的失业率从失地前的7.7%到失地后的29.2%,闲赋在家的失地农民达到近三分之一。谢勇和徐倩(2010)调查了南京309户实地农户,共包括处于劳动力年龄阶段的1099位失地农民,调查结果发现,失地农民的失业比例高达28.52%,这一数据与国内其他相关调研结果基本一致[3]。

关于失地农民就业渠道类型,就业类型一般分为三种:政府安置就业型、“自雇型”和“受雇型”。叶继红(2007)指出自谋职业的“自雇型”分为三种层次,处于较好层次的是开办开办私营企业的失地农民,个体工商户属于中间的处于中间等级,在街边做小生意的属于最底层,而这类人占了较大的份额。[4]张学英(2010)认为“受雇型”指外出务工,工作单位主要是私营民营的各类企业、集体企业,政府的安置就业失业的风险较大,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失地农民人力资本较少,在企业转型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面临较大的淘汰风险。陈浩和陈雪春(2013)根据长三角地区858户失地农民的调研结果显示,征地后自主创业形式有所上升,但是零工和雇工仍是当前长三角地区的失地农民的主要职业形态。

失地农民从事工作类型,李飞等(2010)研究发现失地农民主要从事加工制造业、建筑装饰业和居民服务业,大部分失地农民成为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然后是第三产业的服务人员[5]。

通过上述的文献梳理总结出,就业现状主要包括失地农民就业率低,失业率总体比其他社会群体高,即使在北京或者长三角地区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可选的就业方向少,就业质量比较低,零工和雇工仍是失地农民的就业方向。第二三产业相关工作的从事比例增加,从事传统农业的比例下降。

五、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

多数学者从把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分为三类,分别为制度原因,就业环境原因和失地农民自身原因。

(一)制度原因

关于征地制度,张媛媛(2004)把征地制度缺陷作为失地农民失业的根本原因,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本质上因为这一制度被剥夺,失地农民无法获得由于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未来利益,征地完之后失地农民没有获得就业保障,从而使失地农民失业成为必然。[6]杜曦(2011)认为征地范围的不明确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征地补偿的费用远低于失地农民生活保障的成本。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马驰和张荣(2004)年指出缺乏社会保障是失地农民是长期阻碍他们就业和再就业的原因,失地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导致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失利。张学英(2010)年认为社会保障的缺失提高了失地农民的保留工资的水平,失地农民无法支付培训费用来改变自己在人力资本中的劣势。

关于培训制度,吴春等(2008)在乌鲁木齐调查发现,调查中67%失地农民由于缺少职业技术而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顺利找到工作,即使对失地农民参加了培训,但是培训质量不过关,企业不雇佣能力和方向不同的失地农民,失地农民所需的劳动技能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提升。

(二)社会就业环境原因

陈世伟(2007)在在其文献中用社会排斥的角度分析了失地农民在就业过程中存在各方面的排斥,包括社会、经济等排斥,在城镇中,对失地农民在城市存在不认同感,认为自己是被社会遗忘的群体,这些排斥使得失地农民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等[7]。

胡红军(2014)认为当地政府对于劳动力服务市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介企业没有扶持起来,造成了城镇和乡村对于就业信息的不平衡,失地农民无法很好的搜索相关的就业信息,导致失地农民就业困难[8]。

(三)失地农民自身原因

曾海鹰(2006)认为失地农民的总体的素质水平较低与竞争激烈的城市不相匹配,失地农民普遍存在“两低”现象,即较低的文化素质与较低的劳动技能,失地农民小农意识较强,就业观念比较落后,这导致他们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刘立宏等(2011)提出人力资本对于失地农民具有重要意义,人力资本缺失限制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发展。

六、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路径研究

研究失地农民就业的文献有很多,笔者对重点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的对策进行梳理。

(一)完善相关制度

关于就业安置制度,刘立宏(2011)认为就业安置制度有利于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以此保障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翟年祥和项光勤(2012)提出要在现有的就业安置方式中加入失业补偿机制,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以此来应对后续出现的失地农民。

关于土地征用制度,张彦丽(2006)等在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上给出了三条路径,分别是政府提前做好土地规划,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二是对农用地进行分等级,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农地价格评估体系,三是适当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建立土地补偿标准增长机制,保证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9]。

(二)扩展失地农民就业的空间

黄爱芳(2007)等均认为乡镇企业是吸收大量劳动力的重要载体,需要积极扶持乡镇企业,失地农民可以通过乡镇企业降低就业成本,乡镇企业本身具有就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失地农民也能接触到,有很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周鹏飞(2009)在研究了重庆市的产业发展,认为第二三产业可以拓展非农拓展空间。钱存阳、易荣华(2015)等研究了浙江9个地区的集体经济对失地农民的保障作用,结果发现集体企业就业具有规模效应,对居民的保障作用显著。

(三)制定法律保障失地农民的权利

李富田和张媚迪(2008)认为失地农民就业之后,应该更加关注失地农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比如付出劳动却没获得报酬的情况。周鹏飞(2009)认为法律是保障失地农民的权利重要途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城镇和乡村统一的劳动市场,对于支付失地农民外出务工工资建立相应的监督制度和网络系统,保护失地农民在外出务工就业时不受任何单位的歧视,对劳动合同进行完善等。

(四)建立就业服务体系

黄爱芳(2007)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中提出建立城镇和乡村就业通用的就业服务体系,让失地农民拥有享受平等就业服务的权利。比如江苏省政府将失地农民看做是普通的城镇失业居民,让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区接收失地农民,是他们能够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优惠政策。王琦(2013)等认为可以建立不同类型的用工信息平台,解决用工企业与失地农民用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五)为失地农民提供职业培训

王明刚等(2014)提出失地农民最大的就业障碍是文化素质偏低,技能落后,政府应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培训,增强其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胡斌武等(2016)认为文化素质较低,基本职业技能较少的农民,可以对他们进行文化补习教育,开展从事城市简单劳动的培训,对于新生代农民,可以对其进行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技能培训。

七、评述

通过对失地农民就业文献的梳理,很多学者都会涉及到失地农民的现状,失地农民的无法就业的原因,以及对如何解决就业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

总体来说,这些研究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一些成果因为缺少应用而缺乏说服力,笔者认为,关于失地农民就业路径选择还有以下需要研究探索的地方。

第一,研究失地农民就业路径的问题有很少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即使有,对于旧形态城镇化下与新型城镇化下失地农民就业路径区分的不明确,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的措施大同小异。

第二,解决措施提到征地制度的改革和集体经济具有规模效应,能给更好吸纳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但是对于如何将征地制度改革和农地地权体系改进联系起来进行改革,如何在集体土地上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方面缺乏足够的研究与探索。

第三,一些文献中的观点认为提高征地补偿的标准,把土地补偿逐步实现为“等价换购”,保障失地农民在转行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本。另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土地补偿金对失地农民的就业产生负面的作用。所以如何平衡给不给或给多少就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失地农民就业研究中还要注意以下的方面的突破和创新。第一,将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思想和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对资源的有效率用。第二,扩宽研究视角,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减少在解决就业问题中走弯路、转型阵痛的几率;除此之外,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省市、地区对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有不同的对策和创新,可以多进行比较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发现异同,从而有针对性的制定政策和措施。第三,多增加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有条件多对实地农民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获得一手调研数据以便更好的了解掌握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

摘要：城镇化的进程中,失地农民面临着“失地即失业”的困境,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突出。失地农民的总体现状是人口规模大、生存压力大,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也不尽合理。就业现状包括就业率低,就业渠道较少,就业质量不高等问题。由于现存制度、就业环境和失地农民自己方面的原因,导致失地农民无法就业。失地农民就业的路径选择包括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提升企业、产业或当地特色经济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吸纳能力,建立服务于失地农民就业的平台和增加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失地农民,就业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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