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农业景观

都市农业景观（精选9篇）

都市农业景观 篇1

摘要：通过对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科学界定, 从而基于国内外都市农业景观的建设成果, 浅析都市农业景观对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的相关影响。

关键词：都市农业景观,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

都市农业景观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地处城市中部位置以及都市郊区位置、都市经济圈内, 紧密依托并服务于城市化发展的一种现代农业景观。这种农业景观的出现, 旨在提高现代都市化生活水准以及优化城市化发展过程[1]。而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过程中, 城市公共空间进一步碎片化, 特别是在城市交通以及社区等服务性场所的划分下, 商业化的空间逐渐将城市公共空间隔离成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 这一部分公共空间在原有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过程中, 受到阶级利益以及其它社会利益的驱使, 使开放的公共空间被划分为碎片化的空间。

1 对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的价值审视产生影响

都市农业景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规划, 在现代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娱乐休闲, 以及保护城市资源和促进城市社区和谐发展、建设绿色城市、促进教育与食品安全、整合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比如, 纽瓦克立体农场 (NVF) 是美国新泽西一个垂直农场理念设计项目, 其不仅有机融合了都市农业与垂直农场, 而且灵活地叠加了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 集成到现代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中, 因此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与灵活性。NVF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结构设计, 其集都市农业与垂直农场和城市园林、水资源保护、场地发电、湿地营建等为一体, 从而有效促进了当地传统农业向现代都市农业景观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此发展过程中, 不仅促进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拓展, 而且带动了相关旅游产业发展。在整个发展进程中, 将当地传统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现代化的城市经济和社会效益, 不仅通过农业景观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而且净化了城市的空间, 使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 可以看出, 都市农业景观对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的景观规划价值审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城市碎片化背景下, 人们会重新审视农业景观的巨大价值, 使其成为现代城市化发展中的绿色GDP[2]。 (图1) 如下所示为纽瓦克垂直立体农场 (NVF) 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立体效果图。

2 促进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大众审美转变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 城市环境质量降低, 空气污染及食品安全问题导致城市发展出现审美疲劳。在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规划布局中, 人们会改变传统审美方式。在此过程中, 都市的农业景观无疑会促进人们审美意识转变, 由于都市农业景观是一种兼具审美性与再生性以及经济性的农业景观。因此, 其具有多重社会属性, 随着人们对现代城市产生审美疲劳, 大众的审美会逐渐转向都市的农业景观, 同时人们的审美不断趋向于理智和多样化。在这样的背景下, 都市的淡雅农林环境之风必然会成为人们现代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与布局过程中的首选。通过采用都市农业景观进行科学规划与布局, 会使城市中的污染物质减少, 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大众的审美标准[3]。

3 进一步有效整合城市破碎化公共空间的现代化需求

随着人们的利益矛盾不断凸显, 越来越多的群体开始逐渐挤压与破坏城市的公共空间, 大众对日常生活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多样, 特别是人们的安全需求越来越高。因此, 在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过程中, 为了避免城市公共空间碎片化对中低阶层大众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需要通过都市农业景观打造积极、具有一定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从而建设具有社会归属感与自然性、原生性的城市公共景观[4]。

4 结语

综上所述, 城市化推进过程中, 城市公共空间碎片化状况出现, 从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拓展产生不利的条件。在此过程中, 都市农业景观对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会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因此需要通过农业活动, 让城市中的普通市民感受到城市公共空间的魅力, 进而积极参与到现代都市的公共空间景观规划过程中, 避免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对市民的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韩耀辉.浅析都市农业景观对城市碎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的影响[J].艺术科技, 2015 (10)

[2] 张秋玲, 武文, 孙文清.基于经济学模式下的都市农业景观建设的宏观调控研究[J].世界农业, 2014 (1)

[3] 赵潇潇.城镇密集区农业景观布局合理性评价体系研究[J].浙江农业科学, 2014 (4)

都市农业景观 篇2

摘要: 都市农业是利用乡村的设施与空间，农业生产的场地、产品、生态环境、自然 景观、人文资源及经营活动，经过规划设计，以发挥农业与 农村 休闲 旅游 功能，增进人们对农村与农业的体验，提升旅游品质，并提高农民收益，促进农村 发展 的一种新型农业产业形式。充分利用本地优势，发展都市农业，可以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农村自然、文化资源；增加农村就业机会；促进农村 经济 发展，缩少城乡差别；为人们提供新的活动 内容，有利于身心健康；扩大农业经营范围和规模，减少中间环节，增加农民收益；摆脱农业发展困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当前都市农业发展的主要类型有观光农园、休闲农场、市民农业园、森林公园、民俗观光村等。针对 目前 发展都市农业时出现的一哄而上、总体规模小、管理法规不健全、缺少文化 教育 内涵等 问题，应该做到政策引导、计划管理、规划发展，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和 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都市农业 发展思路

都市农业是把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在都市化地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是一种为人们提供休闲旅游、体验农业、了解农村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是 现代 农业重要构成之一。

都市农业（Agriculture in City Countryside）的 英文 本意是指都市圈中的农地作业。在一些发达国家里，大都市特意保留一些可以耕作的农地，由城里人去耕种，这是都市农业最初的意义。后来由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都市农业的内涵不断扩大，它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产业形式，如生物农业、休闲农业、观赏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等，都充分地反映了都市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

都市农业在60年代率先出现于美国，而后迅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普及。我省在80年代末就出现了都市农业。首先在广州郊区出现了观光果园，以后其他各市陆续地出现更多。广州的云台花园、东莞的绿色世界、深圳的青青世界、顺德的生态园以及我市的白藤湖农民度假村、农科奇观等，就是我省都市农业的典型代表。发展都市农业的意义：

1.1 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农村自然、文化资源。都市农业除了提供采摘、销售、观赏、垂钓、游乐等活动外，部分劳动过程可以让旅游者亲自参与、亲自体验，农村丰富的乡土文物、民俗古迹等多种文化资源，可供参观，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参与者更加珍惜农村的自然文化资源，激起人们的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人们保护自然、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1.2 增加农村就业机会。都市农业将农业由单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扩展，扩大了农业的经营范围与服务领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3 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缩小城乡差别。都市农业可以增加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交流与沟通；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面貌的改善，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生活品质，缩小城市差别，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城市乡村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1.4 为人们提供新的活动内容,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随着城市人口的集中，经济的发展和都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身居城市的人们，逐渐被“水泥丛林”所包围，被“柏油沙漠”所环绕，被“三废”和嗓音污染所困扰，“都市综合症”随之而来。都市农业集农业劳动、农产品生产及休闲、度假于一体，给人们增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1.5 扩大农业经营范围和规模，减少农产品的运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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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可以满足定位于普通市民的观光休闲的都市农业项目的消费需要。

2.2 海陆空 交通 便利。珠海的海陆空条件比较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汽车的拥有量剧增。珠海市汽车拥有量年增长率为18.5%，近两年达到20%以上，增加的汽车主要是家庭轿车。日益增多的家庭轿车和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都为人们来珠海进行都市农业的休闲观光提供了方便。

2.3 地理位置的优势。都市农业的目标市场在城市。珠三角有城市人口近3000万。港澳地区近800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珠三角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潜在市场将逐步变成现实。珠海水连香港，地接澳门，处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光热水资源充足，绝大部分土地适宜耕，填海造地前景广阔，淡海水产资源丰富，农产品深加工和市场销售流通顺畅，特别适合都市农业的发展。

2.4 都市农业含苞待放。珠海的都市农业已进入萌芽期，有迅速发展之势。斗门的白藤湖农民度假村早已名闻遐迩，市农科中心的“农科奇观”也已斐声中外，西区的小林镇、三灶的生态农业观光园初具有 规模，市渔牧有限公司的大型垂钓娱乐场正初露端倪，下栅水果果的“荔枝节”渐成旅游热点，湾仔的花卉公司正在筹划之中„„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市都市农业正曙光初露，方兴未艾。

2.5 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从城市总体发展规划来看，伴有一定数量的都市农业用地，符合珠海市城市整体规划。可以在城市组团式发展板块之间留有都市农业用地，或蔗林，或花圃，或菜地，或鱼塘，或果园，这亦与珠海市成为 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相适应，从珠海市农业 科学 研究 中心无土栽培旅游基地和白藤湖农民度假村成功先例中也可得到映证。

此外，我市农村民风纯朴，南亚热带海陆风光秀丽，特区土地统一规划管理等都是非曲直发展都市农业的良好条件。珠海市农村发展都市农业的类型和做法

我省的都市农业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以旅游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为基础，把农业建设、科研管理、产品加工、游客动手等融为一体，开发了一些观光休闲农业点，吸引了众多的城市居民和港澳游客，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目前已开发的都市农业项目依据经济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八种。一是公益性项目，如景观绿地、生态片林，对这类项目需要政府投入；二是市民自主经营的项目，如市民农园等，多数由承租者按照有关章程自主成立管理委员会来负责日常管理，属“公助民办型”；三是 企业 化经营项目，如观光农园、教育农园、农业公园、花卉公园、森林公园等，这类项目市场潜力巨大，投资回报率高，应重点扶持发展，规范管理。我市都市农业可以采取以下具体形式加以发展。

3.1 观光农园：这是自90年代初农民开放成熟期果园、菜园、花圃等供游客观景赏花摘果，进行促销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如民俗村、乡情园、杨桃园、荔枝园、兰花园、柑桔园和被誉为南方青纱帐的甘蔗林、香蕉林等。至今为止，全省已开放的观光农园达40-50处，主要作物的种类有柑桔、杨桃、草莓、荔枝、龙眼、番石榴、甘蔗、茶叶及各种花卉等20多种。市农科中心无土栽培基地举办“甜瓜采摘月”、“龙眼、荔枝游赏团”等活动，吸引了大量港澳游客，赢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计划建设观光果园则要求规模要大，果种要多，统一规划，分区套种，最好能一年四季有果可赏，做到长年开放。

3.2 休闲农场：这是一种综合性的休闲农业区，游客不仅可观光，采果、体验农作，了解农民生活，享受乡土情趣，而且可住宿、度假、游乐。如果南农垦系统国营农场逐步对外开放的橡胶园、胡椒园、海产养殖场等。由是可见，都市农业应是利用乡村的设备与空间、农业

生产场地、农业产品、农业经营活动、自然生态环境、农业人文资源等，经过规划设计，以发挥农业与农村休闲旅游功能，增进人们对农村与农业的体验，其经营管理应包括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文化活动等三个层面。目前，休闲农场在本省几乎是空白，而市民又有需要。如开发得有特色，将会成为双休日市民休闲的首选。休闲农场适宜于在山区发展，如在斗门和平沙、红旗等地，利用广阔的山场和丰富的农业资源，依托周边的名胜古迹与自然景观，建设为综合性的观光、体验、游乐、度假区。这类项目投资可多可少，规模可大可小，具有相当之灵活性。

3.3 市民农园：这是由农民提供土地，让市民参与耕种的园地。有自助菜园型，也有休闲游憩型，还有田园体验型。将农园划分成若干小区，分块出租给个人、家庭或团体，每块面积10-1000平方不等，由农民直接将农地分块出租给市民，租金每平方米10元/月，果树则因树种不同而各异，具体由双方商定。亦可农地、花圃、鱼塘、果园、茶庄结合，向多元化迈进。承租人或体验，或品茶，或游赏，或教育

该文章转载自无忧考网：http://，或休闲，皆依个人兴趣而选择。平时由农场管理者负责派人照料，并按照租赁者意愿更换、增添园内种养品种，假日则交给承租者享用。可推出学作农民系列活动。承租人可以在此种瓜点豆，浇水、施肥、拔草、剪枝，既可锻炼身体，又享田园风光，体验收获自己劳动成果的喜悦，必将大受欢迎。

3.4 教育农园。这是面向城市中小学生和农业工作者等特定对象，让他们亲近自然，热心劳动而开辟的园地或科研实习基地。如建成“青少年农庄”，分饲养乐园、绿色营地、童话作坊、时尚 大棚、垂钓池塘等小区，让孩子们在娱乐中长中长知识，在动手中长能力。

3.5 农业公园。把农产品生产场所和消费场所及观光游乐场所结合在一起建设。如日本的葡萄公园，将葡萄园景的观赏、葡萄的采摘、葡萄制品的品尝（如葡萄酒、葡萄汁、葡萄冰淇淋、葡萄大餐等）以及同葡萄有关的品评、写作、摄影、体验、竞赛与庆典活动融为一体。这些项目选址要好，一般座落在城区近郊，交通方便处。如可在湾仔镇建设一座花卉公园，把赏花、养花、咨询花卉知识及购买园艺材料等结合在一起，兼具观赏、休闲、教育、购物等多种功能，对市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3.6 森林公园。类似香港的郊野公园。目前不少城市郊区已有一些，但一般规模小，档次低，且缺乏文化教育内涵。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或改造，以建设成综合性的森林旅游区，使之成为市民休闲避暑的胜地，并可划出专题园区供人们栽种各类（结婚生子、银婚金婚、生诞寿辰、开业晋级等）纪念林。如珠海市区的板樟山、凤凰山、斗门的黄杨山、东区的一些岛屿等均可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森林公园。

3.7 民俗观光村。选择具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村庄（如会同村或开远的雕楼等），稍加装修，提供过夜的农舍或乡村旅店之类的游憩场所，让游客充分享受农村浓郁的乡土风情和浓重的泥土气息，以及别具一格的民间文化和地方习俗。可推出双休日“住农家房，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系列活动，必定大受城市居民的青睐

都市农业景观 篇3

都市农业景观主要指城区、郊区及其延伸区域内包括的耕地、林地、园地、草地、水域等多种景观镶嵌体,作为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是受城市化过程影响最为深刻的景观生态系统[10,11]。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农业景观结构和格局发生巨大改变,尤其是建筑和道路等景观面积的不断扩张导致都市农业景观类型面积急剧减少,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大,生物多样性降低,同时,加剧水质污染及土壤退化[12,13],影响区域都市农业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威胁到区域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开展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影响研究,探讨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的影响机制与规律,对合理保护和利用土地资源、协调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发展、充分发挥都市农业景观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对城市化过程中都市农业景观生态系统的变化关注较少,本文选择西安市南郊的城乡过渡带为样区,从乡镇尺度研究城市化与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相互关系,实证分析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的作用程度及规律,这对快速城市化区域的都市农业发展规划及都市农业景观生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近十年来,西安城市化对农业景观产生很大影响,西安市南部郊区近年来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商贸旅游度假区、高科技产业园、大学城以及住宅区等大规模开发建设,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进而对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选取南部郊区为样区研究城市化水平与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的关系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研究区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到西安市南二环路,南至秦岭北麓,东到浐河与蓝田县为界,西至新河及沣河上游以西与户县相邻,行政上隶属西安市长安区和雁塔区,包括雁塔区8个乡镇街办、长安区16个乡镇街办的全部及其余9个乡镇街办的北部平原地区,总面积1 739 km2(图1)。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3.3℃,年平均降水量660 mm。2013年总人口185.77万人,GDP产值1 307.90亿元。

该区地形从东南向西北倾斜,南部秦岭山区有森林覆盖,且地势较高,北部地势高差小,平均海拔约450 m,主要以渭河平原、黄土台塬为主,是重要的粮食、蔬菜、水果生产区及养殖区,都市农业发展迅速,2013年区域第一产业生产总值36.46亿元,农林牧渔及服务业总产值54.09亿元。近年来,受到西安市城市经济的辐射作用,区内商贸旅游度假区、高科技产业园、基础设施、大学城以及住宅区等大规模建设,2013年建设用地面积达352.68km2,非农业人口92.18万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到49.62%。目前,在城市化过程中景观逐渐从农村景观转变为城市景观,土地利用发生巨大变化,耕地、林地、草地等面积不断减少,据统计,农业用地面积从2000年的1 554.53 km2降至2013年的1 375.60 km2,年减少速度为0.89%。城镇扩张及交通设施建设对农田景观生态切割破碎严重,工农业发展导致本区水体与土壤污染、耕地与水资源压力加剧等问题突出,对农业景观生态系统格局、过程及其生态质量产生巨大负面冲击,因此,以本区为样区研究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城市化水平测评方法

以乡镇、街道办为单元,运用综合指标法进行城市化水平测评。依据综合性、主导性、可操作性、数据可获得性以及指标的代表性原则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投资4个方面遴选出12个指标构建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时不仅考虑到了各个功能的内涵,由于涉及的指标较多,数据的可获取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4,15]。首先,通过层次分析和专家咨询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表1);其次,按照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最后,依据加权平均法计算综合城市化水平指数,用以测度西安市南郊各乡镇、街道办的城市化水平[16,17]。

2.2 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测评方法

景观生态质量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人类对景观结构的干扰,二是景观生态系统维持稳定性的程度。相关研究表明:景观多样性降低、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大、土地损毁等与景观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呈较大的正相关[18,19,20];草地、林地等生态用地能提高景观基质的稳定性[9]。因此,本文根据都市农业景观格局、土地利用、植被景观类型现状,从生态系统的景观稳定与干扰程度两个方面构建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表2)。

测评中所选取的景观破碎度指数、斑块密度、景观分离度指数应用FRAGSTATS4.1软件,基于土地利用数据进行计算,并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采用综合评价模型测度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计算过程如下。

式中:LEQI为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指数,LSI、LDI分别为都市农业景观生态系统稳定度指数及干扰度指数,wi、di是干扰度各指标权重及标准化指标值,wj、dj是稳定程度各指标的权重及标准化指标值,n为评价指标总个数。若LEQI<1,表明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较低,景观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且LEQI值越小,生态环境越差,当都市农业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程度是干扰程度的0.5倍时,认为景观生态系统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若1≤LEQI<2,表明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较高,景观生态系统处于较稳定状态,且LEQI值越大,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越高,越稳定;若LEQI≥2,表明都市农业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程度是干扰程度的2倍,认为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处于稳定状态[1,9]。

2.3 数据来源

城市化水平测算数据主要来自2014年《雁塔区统计年鉴》、《雁塔区经济统计年鉴》、《长安区统计年鉴》、《长安区经济统计年鉴》。由于文中采用的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研究单元,以往的有关城市化统计数据未统计到乡镇单位,所以只选取2013年一年为研究时段。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的测评数据主要采用由2013年西安市南郊的TM遥感影像(http:/earthexplorer.usgs.gov/)解译的精度为30m×30 m的土地利用图,植被类型图(陕西省地图集)、DEM数据和2013年西安市土地利用现状图数据资料并结合野外调研,在ERDAS9.0中解译得到西安市南郊土地利用图(图2)。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市化水平测评与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评价

3.1.1城市化水平测评

西安市南郊研究区城市化率2013年为49.62%,地跨西安建成区与南部乡村,景观由北向南逐渐从城市景观过渡为乡村景观,各乡镇街道办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异明显(图3)。城市化高水平区主要以靠近主城区的小寨、长延堡等5个街办为主,城市化水平均高于0.6,位于西安市建成区南部,农用地比例小、人口密度高、商贸发达;低水平区则主要以王莽、杨庄、引镇等13个靠近南部秦岭山区的乡镇为主,城市化水平均低于0.2,属以点状城镇发展为主的乡村地域;处于新开发的城市带或西安市扩展的外缘地带,如曲江、韦曲及王寺、斗门等15个镇街办城市化水平指数介于0.6到0.2,属中等城市化水平,该区域各类住宅区、开发区、大学城等建设用地相对成片或成带且辐射延伸于乡村地域,人口密度较高,商贸服务及教育等水平较高。总体上,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投资还是城市化水平来看,西安市南郊城市化表现出从主城区向远郊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

3.1.2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评价

根据测算方法计算出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指数,并参考相关文献[1,9]将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划分为4个等级,利用ARCGIS10.1软件生成2013年都市农业景观生态状况分级图(图4),统计出各景观生态质量等级的面积及比例(表3)。

2013年的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指数变化介于0.144 2-10.944 1,其中,LEQI≥1的有21个乡镇,面积为124 945.11 hm2,主要分布在秦岭山区及其北麓的冲击洪积扇、黄土台塬等远郊地区,该区城市化水平普遍较低,自然林地分布较广,植被覆盖度、高功能组分景观多度指数以及土地利用结构指数均较高,有利于景观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稳定性,景观生态质量较高;其余12个镇街道办LEQI<1,面积为12 614.13 hm2,主要分布在城镇用地及其延伸的近郊地区,城市化水平高,都市农业景观的破碎度指数、斑块密度以及景观分离度指数均大于远郊地区,都市农业景观受到的干扰性较强,景观生态系统呈现不稳定状况,景观生态质量低,表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对都市农业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大。

3.2 城市化水平与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的关系

研究中以各乡镇街道办对应的2013年城市化水平指数和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指数为样本数据,通过GWR模型分析了城市化水平对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及对其稳定、干扰影响程度的空间差异性(图5)。

城市化水平与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具有负相关关系(图5a),城市化水平与都市农业景观的稳定程度亦成负相关关系(图5b),回归系数整体呈现出由近郊向远郊圈层递减的趋势,这与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布趋势大体相同,即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下降、稳定性降低。而城市化水平与都市农业景观的干扰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图5c),即城市化水平越高都市农业景观受到人类的干扰程度越大,回归系数越大。

无论是稳定程度、干扰程度还是综合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雁塔区的小寨、大雁塔、电子城等城市化水平高的街道办回归系数都最高,分别在-0.404 8到-0.310 5、125.119 4到125.146 8、-0.042 4到-0.023 5之间,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质量影响大,原因是该地区人口密集,交通、工商、人类活动频繁、文教商业发达,耕地、林地、草地、水体等随着人口的激增及相应人类生活、生产用地规模的迅速扩大而快速减少。该地区都市农业用地比例仅占11.30%,以城市绿地为主,景观种类构成单一,高功能组分景观多度、植被覆盖度指数均小于0.08,土地利用结构指数小于0.2,都市农业景观的稳定程度较差;同时,该区都市农业景观嵌块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变小,都市农业景观破碎度指数均大于0.15,破碎化程度较高,植被的生产力及生物多样性降低,从而导致其改善气候及净化环境的能力下降,小面积的农田、林地,因物种单一、食物链简单,缺乏一定数量的顶部动物控制害虫的爆发性增长,也可能造成严重的灾害性损失[21],使都市农业嵌块体的结构及功能更加脆弱。此外,都市农业景观联系通道由于人工景观的扩张、压迫而受到削弱甚至阻断,使都市农业景观的通达性变低,分离度变大,城市化高水平区域的分离度较大,易阻碍生态系统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及交流,并影响小气候,综合起来看人类对都市农业景观的干扰程度较大。可见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的占用以及景观格局与过程形成巨大干扰,使得都市农业景观的稳定程度降低,导致景观生态质量大幅下降;随着离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城市化水平逐渐降低,回归系数也逐渐减小,都市农业景观质量受城市化的影响愈来愈小,回归系数最小的地区则主要以东大、五台、引镇等7个靠近南部秦岭山区的乡镇为主。随着城市化水平、城市化发展速度的降低,人类活动强度降低、人工景观变少,都市农业景观的破碎度指数降低,而且都市农业景观的通达性增强、分离度变小,生态系统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受阻碍程度变小,使得都市农业景观的稳定程度增强;同时人类对都市农业景观的干扰程度降低,景观的覆盖度指数、高功能组分的景观多度愈大、景观种类的构成愈复杂,景观生态质量下降较少。因此景观生态质量、稳定程度、干扰程度回归系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降低而减小。

总体上,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的影响在空间变化上表现较深刻,对都市农业景观的占用、分割破碎以及对景观格局与过程的巨大干扰,使都市农业景观的稳定程度降低;人口和工商的聚集,不仅增加了相应行业用地需求,也使得各种生产、生活资源及能源大量消耗,以及生产、生活废弃物堆积及污水的排放,导致都市农业景观污染加大,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差。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2013年西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质量及生态环境投资情况以及综合城市化水平在空间上均表现出从主城区向远郊区降低的递减格局。

2)城市化导致区域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总体下降,空间上表现出与城市化格局相反的空间变化趋势,即距离西安主城区愈远,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愈高;综合城市化水平与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在空间上,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决定了都市农业景观生态质量下降程度的空间格局分布。

3)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的占用、分割破碎以及对景观格局与过程的巨大干扰,使得都市农业景观的稳定程度降低,导致景观生态质量下降。城市化与都市农业景观干扰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都市农业稳定程度呈显著负相关。

4.2 讨论

都市农业问题研究综述 篇4

都市农业问题研究综述

“都市农业”一词最早出现在1930年出版的大阪府农会报杂志上，而都市农业作为学术名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学者1935年发表的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中，随后其他国家的农业科学家和城市地理学家相继开展了城市农业的研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都市农业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明确都市农业的概念内涵，解读都市农业与城市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探讨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并进行都市型现代农业与农村、农民以及市场建设关系等方面的探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都市农业的概念

都市农业，从其形成过程来看，是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农业同工业进一步结合，城乡之间差别逐渐消灭过程中的一种发达的农业形态。都市农业一般是在隙地带或者周边地区，利用城市中的成产要素，由市民经营，服务于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需要的农业生产。都市农业经营者生活方式城市化，基础设施完备，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以及科技、资本集约度高。中外都市农业在起因和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市农业的兴起有其制度（土地私有）和法律上的原因，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和产物。发展中国家如非洲都市农业走的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政府认为都市农业不合法，不允许其存在，但因为农业是城市贫民谋生的重要保障手段，所以都市农业一直在艰难地生存着。我国的都市农业实质上是由学者和政府提出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是经济和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都市农业概念是由城郊农业发展而来，它更多地属于经济范畴，行政区属的色彩很重。

2、都市农业的功能

本文由：远景设计研究院整理提供（专注古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农业规划、旅游规划）

发达国家都市农业的功能一般阐述为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向市民供应新鲜安全的农产品，为市民提供休闲和农业教育；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则侧重于对食物安全、维持城市贫民生计、缓解城市环境危机等特殊作用。综合远景设计研究院多年的都市农业规划经验及都市农业的概念内涵和发展情况来看，其基本功能可以表述如下：

1、经济功能。主要指提供优质的鲜活农产品以满足都市消费需求，并增加就业机会、优化城郊产业结构以提高农民收入。

2、社会功能。主要是指为都市居民提供接触自然、体验农业以及观光、休闲与游憩的场所与机会，并有利于增强现代农业的文化内涵教育功能。

3、生态功能。主要是指其营造优美宜人的绿色景观、改善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充当都市的绿化隔离带、防治城市环境污染以保持清新、宁静的生活环境，并有利于防止城市过度扩张。

3、都市农业的分类

根据都市农业产生机制的不同，将都市农业分为原生型都市农业和诱致型都市农业。原生型农业是直接受城市化发展影响而发生变形的农业，是受保护的对象，在落后城市是城市贫民借以谋生的自发农业，在现代城市是为了保护城市生态功能的自觉农业；诱致型农业首先是半企业行为的现代企业，如城市近郊区的农业园区，随后是扩散型农业，即大城市郊区的现代都市型农业。根据都市农业的实施情况又分为以下几种模式：成品农业模式（出售产品和加工品为主）；生态农业模式；设施农业模式；精准农业模式。

4、都市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都市农业土地使用问题

土地使用权的安全问题，由于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公有两种所有制形式，而我国则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是被垄断的，因而国内外都市农业土地使用存在的问题存在着差异。根据阐述，在国外，都市农业可利用的土地一应俱全，从狭小的住宅空间（窗沿、容器、栅栏、屋顶、墙角和围墙上），到公娱用地、公共设施和交通要道两边，再到郊区的公共和私人用地。大部分以生存为目的的都市农业在非私有土地上进行，在公路两旁，河边、铁路两旁的空地，闲置的私人土地和公园等。总的来说，利用这类土地只是暂时性的，使用者的权益无法保障。

观光农业的问题

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较高，为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观光农业在都市农业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但是观光农业的发展缺乏宏观控制和指导，基本上是以乡村和企业自主开发为主，造成了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和开发的盲目性，其发展缺乏科学规划和市场定位，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占领市场。而且体现现代科技的观光农业前期投入成本很高，经营期间还需要很高的运营成本，其产品的销售收入和旅游收入有限，收回投资遥遥无期。许多项目要么转产，要么依附于其他产业，其长远发展令人堪忧。

都市农业中的农民问题

都市农业发展的瓶颈是文化素质问题。都市农业发展中教育体制落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很低，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很差，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服务水平很低，农民集体谈判能力低，不能满足农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一些地方成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虽然可以有效地解决郊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小规模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对接问题。

5、都市农业的发展措施

是景观都市主义吗? 篇5

关键词：风景园林学,景观都市主义,生态都市主义

1983年, 美国风景 园林师加 勒特· 埃克博 (Garrett Eckbo)在《风景园林杂志》(《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中以“是景观建筑学吗 ?” ( “Is Landscape Architecture?”)为题发表了一篇短文。在文章中,他就这一现代专业领域的起源与愿景等根本定义性问题做出了思考。而风景园林学这一“新艺术”的创立者们特别指出,建筑学(architecture)是最适合界定这一新兴专业文化身份的学科。他们也预见到了埃克博提出的问题,并以这种新兴的复合型职业定位来回应。这一开创性专业的诞生是为了应对19世纪中期工业城市所面临的来自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挑战。在这个环境下诞生的风景园林师们,便肩负起整合市政基础设施、公共空间、环境改善等问题的新责任。因此, 风景园林师是顺应塑造当代城市的需求而产生的,这一溯源近来也引发了比埃克博提问更清晰的重申——“是景观都市主义吗?”

在过去十年中,景观作为一个话题,在设计文化当中享受着一种文艺复兴般的地位。这一曾被某些人形容为已停滞不前的领域,却从不同角度被描述为经历着一种复兴或重生,并在对当代城市的讨论中硕果颇丰。而其中暗含的一层意思是,景观对地理与规划等学科而言具有了被新发掘出的、主导性的优势。

景观除了在描述当代城市的特征上很有启发之外, 是否还对于研究城市规划中的大型区域项目方面很有参考价值?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此方面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却表明,景观对于规划专业的启发,则是来自于从设计文化中所新发掘出来的优势性,以及生态学作为模型或隐喻而引发的思考,而非通过长期以来的传统生态规划的历史先例。鉴于这一点可能会引发一些疑惑或引起争议,本文对于景观如何会影响当前及未来的城市设计与规划进行了部分阐释。

近来景观领域的复兴,也许可以被认为是首要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对这一领域 ( 迟来的 ) 的影响所产生的。本文认为,现代实证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论述,已经被将自然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观念所取代。在这种建构中, 风景园林从实证主义者对生态功能机制的一种确定性立场,转为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即将生态学作为理解自然与文化的一种思考模式。当然,近来景观的文化关联性与广泛的环保意识及捐助团体的兴起这两者的特殊结合有关,通过这两者的结合,设计被定义为一种文化。

从许多方面来看,规划学科对于风景园林的上述发展具相对免疫力并不奇怪,如果根据两个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政治背景下,许多著名的规划院系 ( 包括哈佛大学和多伦多大学 ) 均从建筑院系分离出来,以强调自身的学科定位的不同,也为了离开在设计艺术领域占据主导的建筑学科。同样,风景园林的许多院系则对环境问题表示出热切关注,却也与建筑学科的文化和知识宗旨渐行渐远。这些事件综合影响下的结果,就是这些设计学科相互疏离,尤其使建筑学脱离了在历史上曾与经济、生态和社会方面的紧密联系。 在那段时间里,设计文化与环境运动的疏离,使得规划专业更倾向于与环境保护为主导思想的风景园林同行们结为联盟,并且与倾向于与主观和自我参照的建筑学科划清界限。

一种试图解释这些问题的方法,便是去考查当前城市规划的范例和论述。综观众多话题立场,最近的众多文献提出当下的规划可以概述为三种历史性的对立:第一种对立是规划方法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社会决策权力的对立;第二种对立是规划以主观设计文化为主导的和以城市自身有机发展为主导的规划理念的对立;第三种可能的对立,就是以环境科学为基础、作为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手段的规划,与作为自由经济发展的政策推动及实施技巧的规划的对立。虽然以上的总结进行了简化,但这些对立特征持续地影响着规划言论,并被反映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体系中。1)

为了避免让规划再次走入自1960年代形成的错误对立的死胡同,很有必要重新阅读这个学科的历史。在许多起点中,1956年和城市设计的起源可谓是相当有趣的起点。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城市设计的构想至少部分源于对规划学科致力于实证主义经验、科学方法与学科自治的响应。对塞普·路易·赛特(Josep Lluís Sert)来说,和那个时代一些”关注城市”的建筑师一样, 城市设计实际就是设计城市的场地。有意识地提出这个概念,正是将现代城市面临的挑战空间化,以响应城市规划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政策与社会科学的关注度。

半个世纪以前,赛特(Sert)的一篇关于学院派的城镇规划(被视为文化的保守派)和基于生态的区域规划(被视为是超论者)的评论文章同样被认为是城市设计的重要起源。2)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赛特从专业分工角度来思考城市设计的创立这一逻辑中找到原罪是很诱人的,但是这可能会显得不公平以及过于简单。尽管如此, 对于已发展了50年的城市设计领域,若说目前已经陷入某些危机,也仍然是有道理的。3)

这指向了一个经过赛特重新提出和强化的城市设计另一 重要传统: 即由帕特 里克· 戈德斯(Patrick Geddes)、 本顿· 麦凯(Benton Mac Kaye)、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伊恩·麦克哈格(Ian Mc Harg)等设计师们长期以生态理念为主导的区域规划。 尽管将这一人群所持的各自专业定位与具体项目放在一起会有一些冲突,但他们也的确共有清晰可辨的一些传统知识,而这些也正是赛特所批判的。这些前人思想的共性是具备明显的超验主义者思维,和面对自然世界时的形而上的幻想。当麦克哈格将风景园林学重新定义为基于环境科学的区域规划下的一个分支时,这一传统在此意义上就得到了诠释,并且麦克哈格也被视为整合了1960年和1970年期间不同风景园林领域的不同声音。 他的立场代表了一种基于经验的规划过程,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依靠于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推行状况。但很不幸的是,一代的风景园林师都被训练为经验主义的支持者,而麦克哈格的范式则被证实为一条死路。麦克哈格的理性生态规划,不论对或错,都被认为最终是反城市的。 这同样被认为是一种先验论观点,也是反文化论的观点。 最终,在社会保障体系逐渐衰落的背景下,麦克哈格范式被认为是不务实的,并且不得不依赖于中央集权式的国家规划这一落伍观念。4)

但最近对于景观与当代都市主义的关联性的探讨的重新受重视,与麦克哈格范式没有太多关系,却跟一种对当代设计文化的理解大有关联。今天,当设计学科在处理与城市的关系,以及面对规划的失败等等挑战时, 看起来似乎和麦克哈格式的经验知识与科学方法没有太大关系。我们现今城市所面对的挑战,与信息缺乏并无关系;实际更多是与一种文化的政治性失败有关,这种文化已经极大地抛弃了理性规划对福利国家的期盼。而景观与都市主义问题之间被新近挖掘出的联系性,并非源于长期以来的基于环境的传统区域与城市规划,却更多地促成了近来景观与设计文化的结合。对于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时代背景下训练出来的、被视为环境保护拥趸的风景园林师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困惑和迷茫的转变。 许多号称拥护自然的风景园林师们,当获知风景园林学专业是通过设计媒介而非公众流程和理性规划而与城市发生关系时,都感到十分惊讶。

在许多方面,最新一代的前沿风景园林师的兴趣都可以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建筑言论中找到,就如同后现代主义终于影响风景园林学一样。5)作为证明,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著名的建筑师已经向风景园林师的角色所转变。毫无意外的是,那些著名的风景园林师们都是用他们建筑学的知识来完善和催化景观生态学的教育的。 这使得当代风景园林师与城市规划专家倾向于将一些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生态学的运用方式结合起来。6)在这些运用生态学主题的不同方式之中,许多当代的风景园林师利用生态学作为城市发展的效力与流动的范式,作为对设计持有长期控制力的媒介,以及作为推动公众接受与观众参与的一个修辞手法。他们还保留了生态学作为研究物种与其栖息地关系的传统科学定义,但往往都服务于更大的文化或设计议程。

通过这种糅合,最有趣的地方是城市的形式不是通过规划、政策或先例产生的,而是通过生态系统自发的自我调节所产生的。在许多实例中,最终的城市形态并不是通过设计获得的,而是通过生态过程导向文化结果所形成的。这种将生态学作为设计策略与生态学作为自然科学的糅合,是令城市设计者、规划师和环保主义者感到困惑的根源。7)

假如这种方法适用的话,那么能给规划专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对规划师的传统定义,即作为城市各利益方的公正的居间协调者的角色(他们会为城市的自由发展设定基本规则),可能进而转变为其他更复杂的角色,包括致力于社会政策、环境宣传和设计文化等。这便将以规划为媒介,在开发前协调公共政策与社区参与的假设受到质疑。规划先于设计学科的这种优势地位可能会最终使之濒于险境。在这种趋势下,设计需要进入到更大区域尺度来考虑,并成为一种回避、缩短传统规划过程,甚至使之显得多余的手段。 那么,规划在定义了景观对城市设计影响力的典型项目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至今,规划专业在这些项目的概念与实施中又一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粗略调查当代国际风景园林设计的实践,在其中能发现一类命题:在多数情况下风景园林设计策略优先于规划。在某些项目中对于生态的理解揭示了城市的生成规则,进而设计机构通过土地利用、环境管理、公众参与, 及设计文化等的混合交互作用推动这一过程。通常在这些项目中,设计竞赛、遗产捐赠、或社区共识的启动方式使以前常见的规划管理显得多余。在许多此类项目中, 风景园林师和城市规划专家一起重新构想城市空间,重新安排经济与生态、社会与文化的秩序,为文化产品服务。依照此观点,规划在此之后才进入到政策文件编制、 并且管理公共关系,参与立法过程和争取社区利益。8)

北美的景观都市规划师的实践先例,表明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治经济规划。欧洲景观都市实践先例则往往来自于公共部门的特定设想,例如推动社会福利、调节环境标准、补贴公共交通、为公共领域提供资金等等。 在过去的十年里,纽约、多伦多、芝加哥等地的项目证明了当代的北美景观都市规划师实践揭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规划关系。同样,这些最近的例子也说明了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成熟,以及对城市形态与生态过程的关联性和启发性的呼声的最高点。9)

综观北美最近的大都市中心的建设计划,就可以印证这种理解。近年来,包括纽约、芝加哥、多伦多等北美城市的一系列项目,都明确景观都市主义者在项目中的重要位置。其中一些项目将景观作为城市化的媒介, 仅仅暗示了城市形态的界限,而另一些则明确地描述了与景观过程相关的建成形式、街区结构、建筑高度和建筑红线后退等因素。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多伦多的滨水岸线正成为被景观都市主义重构的岸线。综上所述,最近纽约、芝加哥、多伦多的项目,都标志着在我们这个时代,风景园林师开始转变成了城市专家。

纽约一直是景观都市主义规划师实践发展的最重要场所。迈克尔·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 在赢得2002年的选举之后,这座城市开始了十年的由景观驱动的具有国际意义的城市开发项目。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都显现了景观都市规划专家关于生态功能、艺术慈善、 设计文化等关注点的交汇。

纽约斯塔 腾岛(Staten Island) 的清泉(Fresh Kills)垃圾填埋场修复与重建竞赛,为风景园林师提供了在城市发展尺度上的较早的一个实践机会。詹姆斯·康纳事务所(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在清泉公园 (2001年至今)的工作,关注了景观修复和生态功能, 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空间规划。公园是为了适应其周边的城市化边界,同时满足日渐增加的娱乐和旅游业需求。在这个早期的景观都市主义项目中,满足公众对于一个公园的渴望,与设计一个自然演替的连续过程、 从而使公园能够随时间而生长具有一样重要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位于奥尔巴尼市的州长办公室的共和党领导人们和地处纽约市的市长办公室达成了较为罕见的政治结盟,并且也同样罕见地批准了针对纽约共和党主政下的斯塔腾岛的公共投资议案。10)

在一个更精致的、步行尺度的景观项目中,“场域运作”事务所(Field Operation)与迪勒·斯科费迪欧和伦弗罗事务所(Diller Scofidio + Renfro)及植物景观设计师皮耶·奥多夫(Piet Oudolf)协作的高线公园则直接牵涉了更多的城市开发和建造形式的问题(2004年至今) (图1、2)。这个项目是社区组织反对拆除穿过曼哈顿西区肉类市场的废弃高架货运铁路线计划的结果。上届政府的城市规划者们认为这一废弃的结构将会阻碍城市发展。而藉由高线之友(The Friend of the High Line) 的努力,成功地让布隆伯格(Bloomberg)的政府认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资产。高线之友为场地重建成高架景观长廊赞助了一个国际设计竞赛。这一高架景观长廊让人想起巴黎的绿色长廊(La Promenade Plantom)。虽然城市投资了数百万美元的公共税收用于高线公园的设计和施工,但据报告即使在最糟糕的经济衰退时期,这笔投资的增值地产税回报率也是6 ∶ 1。尽管这仍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风景园林类型的项目,但它对城市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景观的介入催化了城市发展,并使北美城市最密集的地区趋于活跃,而这不再是通过传统的城市形态而是通过景观来构建的。高线公园是特定的艺术和设计文化、城市开发与公共空间的独特混合体。这为支持风景园林师成为城市规划专家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论点。11)

纽约在过去十年中也通过各种规划机制产生了一系列公共景观。其中,肯·史密斯事务所和Shop建筑设计事务所(Ken Smith Workshop with SHo P)所负责的东河滨水区(East River Waterfront)项目(2003年至今)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由迈克尔·范 - 瓦肯伯格联合事务所(Michael Van Valkenburgh Associates) 负责的哈德逊河公园的发展规划(2001~2012)。在东河,迈克尔·范 - 瓦肯伯格的布鲁克林大桥公园 (Brooklyn Bridge Park 2003年至今 ) 提供了一个成熟的景观都市主义作品,在这一新的公共空间中,实现了社区融合、刺激开发、整治环境条件等多重目标(图3、4)。最近,阿德里安·高伊策(Adriaan Geuze)的West 8事务所在总督岛的规划(2006年至今)也同样标志着景观设施、生态改善和城市开发的重要融合。12)

芝加哥提供了北美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另一个例子。 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M. Daley)倡导的“引人注目”的景观项目,与景观都市规划师的阐述与实践达成了一致。在这些项目中最早的是千禧公园(Millennium Park), 最初由SOM设计, 在大公园(Grant Park) 内一段很长的废弃铁路站场上创造了仿学院派艺术风格的公共公园,并且如期完工,也未超出预算。之后,经由芝加哥的一些设计和艺术名人介入,项目演变成一个国际设计文化聚集地。随后的方案,是由凯瑟琳·古斯塔夫森(Kathryn Gustafson)设计的卢瑞花园(Lurie Garden),由皮耶·奥多夫(Piet Oudolf) (2000~2004) 负责植栽设计,和由法兰克·盖瑞(Frank Gehry)与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建筑,以及由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乔玛·帕兰萨(Jaume Plensa) 设计艺术 装置的混 合项目。13)最近, 芝加哥的废弃高架铁路布鲁明戴尔线( the Bloomingdale Trail)由迈克尔·范事务所(Michael Van Valkenburgh Associates )进行了重新设计(2008年至今)。这是一个类似纽约高线公园、但更平等、更多样化的项目。还有两个具可比性的再开发项目,包括由詹姆斯·康纳“场域运作”事务所(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设计的芝加哥海军码头(Navy Pier)重建计划(2012年至今) 和由刚氏建筑设计工作室(Studio Gang Architects)设计的北岛公园(Northerly Island,2010年至今),两个案例都提议应持续致力于将景观作为城市公共湖畔的载体。

当代多伦多也提供了风景园林师在本时代作为城市专家最清晰且有力的例证。后工业时代加拿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海滨再开发项目,是由多伦多湖滨区(Waterfront Toronto)公共皇家公司主导开发的。该城市滨水区再开发项目已委任一批包括阿德里安·高伊策、詹姆斯·康纳和迈克尔·范在内的风景园林师们来负责。在这些项目中,城市新区的公共空间和建筑形式都通过对河流和湖泊生态系统的恢复得到具体表现,并且也引导了城市的增长。第一个此类委托项目是由阿德里安·高伊策的West8事务所与DTAH事务所负责的多伦多中央滨水区总体规划设计(Central Waterfront ,2006年至今)(图5、6)。14)高伊策(Geuze)的方案始于对城市形态的生态学解读,也正因为这是唯一从空间和文化上表达了鱼类栖息地的空间与文化内涵、零碳排放及空间可识别性的方案,他的方案从一组国际设计师名单中脱颖而出, 获得奖项。高伊策的项目目前还在建设当中,但已预示了基础设施连续性、雨洪管理以及作为多伦多新文化形象等特质。在高伊策规划的东端、詹姆斯·康纳的“场域运作”事务所主持进行近1000英亩的安大略湖公园设计(Lake Ontario Park,2006年至今)。该方案在严重的衰退工业场地背景中规划了新的游憩娱乐地区与生活景观,以及数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区和引发关注的鸟类生境。在高伊策所负责的中央滨水区和康纳的安大略湖公园中间的唐河下游地区(Lower Don Lands),目前则由迈克尔·范事务所与肯·格林伯格(Ken Greenberg, 2005年至今)主持进行场地开发工作(图7、8)。唐河下游项目也是一个国际设计竞赛的产物,面向的是唐河河口一个完全被改变的地带,以及可容纳3万户居民的新社区住宅开发项目。15)

在景观都市主义实践重塑北美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同时,这类实践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和文化中也越来越普遍。 从国际视野来看,有两种较为显著的趋势。一种是利用文化装置作为更大尺度的景观与基础设施计划一部分, 包括巴特亚姆(Bat Yam)在特拉维夫市(Tel Aviv) 的景观都 市主义的 双年展(Biennale of Landscape Urbanism,2007~2008),托莱多市(Toledo)Art NET在线艺术拍卖网站的公共艺术景观设计竞赛(Art NET Public Art Landscape Competition,2005~2006), 和纽约锡拉丘兹文化走廊竞赛(Syracuse (New York)Cultural Corridor Competition ,2007年至今)。

另一类工作则是利用景观策略来推动水资源管理和经济发展。包括亚历克斯沃尔(Alex Wall)和亨利·巴瓦事务 所(Henri Bava/Agence Terrc) 的横跨莱 茵河 (Rhine River,2006~2007) 两岸的大 都会地区 绿色都市规划方案,以及克里斯托弗·海特(Christopher Hight)最近为休斯顿哈里斯郡地区水资源管理局(Harris County Regional Water Authority ,2007~2009)所做的规划项目。16)

近年来东亚的景观都市规划实践的发展尤为多产。 许多风景园林师介入了该地区城市的一系列项目。一些风景园林师和城市规划专家已经为新加坡湾制定了城市再开发规划,也包括了香港都市内部及周边的景观策略。 在过去十年中,一系列韩国与台湾的设计竞赛奖已经颁给采用景观都市主义策略来解决复杂城市和环境问题的方案。

近几年来在中国内地,深圳是最致力于景观都市主义项目发展的城市。龙岗新城的设计竞赛为当代景观都市规划实践提供了一个国际案例。龙岗中心城城市设计获奖方案是由来自AA的景观都市主义专业的联合体, 包括普玛工作室的伊娃·卡斯特罗(Eva Castro/Plasma Studio) 和大地实 验室的爱 德华多· 黎克(Eduardo Rico),阿尔弗雷多·拉米雷斯(Alfredo Ramirez), 张扬(Young Zhang) 等(图9、10)。17)在他们对龙岗中心城的提案中,卡斯特罗与黎克等提出了关联性数字化模型,通过研究包含城市形态、地块结构、建筑高度、 建筑后退红线和其他关联于环境指标的结果。超越标书内容中对一个庞大的静态物理模型的简单要求,大地实验室团队以动态关联且能对生态介入、环境基准量和发展目标做出反应的数字化关联模型加以替代,最终输出特定公式结果。将规划跟理性数字模型研究结合是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前沿,并有望更精确地校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化进程。最近在深圳前海新城的设计竞赛表现了以景观生态学作为超大型城市发展的强有力媒介的思想。包括雷姆·库哈斯的OMA事务所(Rem Koolhaas OMA),詹姆斯·康纳的“场域运作”事务所,乔·布斯克茨(Joan Busquets)在内的所有三个入围项目提出组织一百万居民的新城,首先应恢复进入大海支流的生态功能和环境卫生工作。詹姆斯·康纳的“场域运作” 事务所的中标方案(2011年至今)以及其他两个入围方案, 均通过生态学的决策为一个无甚特色的城市区域提供了形态方案和实质决策。在这方面,三个入围方案在以不同策略回应如何最佳组织和诠释城市本身之前,均从与流域和城市总体形态相关的定位开始入手。这种几近一致的设计探索方式非常引人瞩目,而它来自不同的团队, 分别由建筑师、风景园林师、城市规划师所领导。

那么,这些实践有什么共同之处 ? 首先,它们均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中的风景园林师如何发挥城市规划师的角色。这些实践适时地提出了学科和职业定位的基本问题。虽然就“景观”一词的各种词源学解释,确实抢先占据了这个领域长达数十年,但是以“风景园林学” 作为专业定位则在近年来较少受到批判性的关注(图11)。18)

关于职业名称术语的问题,在19世纪这一职业创立之初,就一直困惑着所谓“新艺术”的支持者们。长期关于职业名称术语的争论,显露出风景园林学科身份和风景园林师工作范畴之间的矛盾。这一新领域的创建者们来自各种不同的岗位,从专注传统风景造园和乡村环境改善,到倡导将景观作为与建筑和城市相关的艺术。 美国的行业拥护者对英国传统造园有着深厚的文化情结。 而在欧洲大陆,与景观密切结合的城市改造实践预示着这一新兴职业特殊的工作范畴。使这一势态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这种追求众多特殊个性的愿望鲜明地区别于任何现有专业和艺术类别。

这个新领域在美国的形成,被认为是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挑战。尽管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来迎接这个新专业,同时也伴随着担忧,因为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样的名称来描述这个新的专业及其相关的研究领域。19世纪末期,许多人认为可供使用的职业身份 ( 建筑师、工程师、园林师 ) 不能充分适应新形势。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一个明确的、与“景观”相关联的新职业身份 。主张把景观与建筑相关联,对于这个新兴领域的创造者们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其他适于描述本领域的特征供他们选择?那些新的选择现在如何影响这个领域的职业范畴与专业责任呢?

到19世纪末,新兴艺术范畴的景观在美国的支持者们致力于将其职业特征与传统艺术范畴的建筑行业相关联。这一决定将建筑 ( 有别于艺术、工程、造园 ) 作为最近似的职业同行,同时作为景观的文化维度,对于理解当代风景园林的“核心”有重要意义。这段历史令人信服地揭示了20世纪初城市规划脱胎于景观,发展成为新的独立职业,以及20世纪末关于景观作为都市主义的一种形式的争论之本源。

1857年,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被任命为 纽约“ 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的负责人。在发现自己经营农庄和出版业前景暗淡之后,他面对着债务危机的窘境,奥姆斯特德便热切追求受查尔斯·威利斯·艾略特(Charles Wyllys Elliott)推荐的职位。艾略特是他家族的朋友和新创建的中央公园委员会委员。艾略特和中央公园的委员指定并授与奥姆斯特德 ( 和他的合作者英国建筑师卡尔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 新公园设计大赛一等奖。第二年,随着政治党派投票,在他们胜利后,奥姆斯特德晋升为“总建筑师和负责人”,沃克斯则被任命为“顾问建筑师”(图12、13)。19)

从1857年第一次 被任命为 负责人至1858年晋升为总建筑师,奥姆斯特德并没有使用风景园林师的称谓。虽然奥姆斯特德可能知道法语中风景园林职业 (architecte-paysagiste)的语汇表达,也肯定知道梅森(Meason)和劳登(Loudon)的英语表达的先例, 却没有证据表明在他1859年11月访问巴黎之前,奥姆斯特德将这个语汇用作职业特征。这个词只出现在奥姆斯特德的欧洲公园之旅和他在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与阿道夫·阿尔方(Adolphe Alphand)的多次会见之后。那一年的11月之后,在布洛涅森林改善计划上,奥姆斯特德可能已经看到图纸上的印章“风景园林部(Service de l’architecte-paysagiste )”,更重要的是,他目睹了巴黎景观实践范围的扩大,将风景造园与基础设施的改进、城市化和大型公共项目的管理相联系的。在他广泛游览了欧洲公园和目睹了城市的进步后,奥姆斯特德在两周内参观了布洛涅森林8次,比其他任何项目都多。20)于是在1859年12月底奥姆斯特德回纽约之后接受的每一个城市改造项目委托,均使用了“风景园林师”的职业称谓。。

最早记录美国风景园林师职业称谓的证据,被发现于1860年7月奥姆斯特德和他的父亲约翰·奥姆斯特德的私人通信中。这封信和其他随后的通信,都提到1860年4月委托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作为“风景园林师”来” 规划纽约岛的北部地区”。“那些负责曼哈顿第155街以北地区的规划委员会中有亨利·希尔·艾略特(Henry Hill Elliott),他是推荐奥姆斯特德担任中央公园设计负责人的中央公园委员会委员查尔斯·威利斯·艾略特的哥哥。21)艾略特兄弟很可能在风景园林师的专业发展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一个委托奥姆斯特德负责中央公园,另一个则官方承认他“风景园林师”的称谓并且与城市扩展计划联系在一起。风景园林师在美国的第一个委托设计不是一个公园、游乐场或公共花园,而是曼哈顿北部的规划。在这种背景下,风景园林师的职业在一开始就作为负责发现城市自身形态的专业,而非城市之外的田园风光(图14)。

尽管有了新的表述,奥姆斯特德仍然“一直为风景园林的命名而困扰”,他渴望用一个新的术语代表“森林的艺术”。他抱怨道“景观并不是一个好词,建筑不是,两者结合也不是,造园则更糟。”他渴望采用法语术语的特定英语翻译,更充分地捕捉微妙的城市艺术新秩序。22)所以问题依然存在,既然长期存在景观与建筑融为一体的渴望,为什么新专业的支持者们最终主张景观作为建筑 ? 奥姆斯特德确信,吸收建筑师的职责,能强化这个新领域在公众眼里的形象,并缓解此专业主要涉及植物与花园的错误认知。奥姆斯特德认为此举还将防止未来景观与建筑“不结盟”的“大危机“。奥姆斯特德开始相信,研究范围将随着日益增加的科学知识需求而拓展, 并促使这个新专业对特定的技术知识日益依赖,最终与艺术和建筑渐行渐远。23)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高涨的热情造就了这个新的专业。虽然有很多在大西洋两岸先行的实践,但是第一个专业机构,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成立于1899年。鉴于奥姆斯特德拥护法语的表达,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创始者最后接受了法语的“风景园林师”来代替英语的“风景造园师”作为最符合这个新艺术的专业命名。根据这个表述, 及其主张进行整合城市秩序和基础设施规划的实践, 风景园林学专业在美国第一次被完整地体现出来(图15~18)。

一个在东亚的奥姆斯特德。

正如我们所见,现代风景园林学源于伴随着西欧与北美现代工业化的特定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在东亚,风景园林学的“苦恼的命名”的困扰最近才在其城市化的背景下出现。虽然在东亚有很多传统的风景造园,包含着日本、韩国和中国特定的文化型构。但是在这些文化中并没有催生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风景园林学。直到最近才随着城市化理论和设计理论从西方向东方的传播,英文表达的” 风景园林”才被中国采用。并不意外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第一批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恰好回应了基于生态的城市规划实践的需求。

俞孔坚是第一个在中国以西方模式开设设计和规划私人咨询公司的风景园林师。因此,他是一个此领域的历史性人物,可以说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风景园林师。 他无疑脱颖而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对于英语话语圈内的国际观众而言,俞孔坚被认定为中国风景园林师第一人物。不久以前,由他本人以及他开设的景观公司—— 土人景观获得了多项全国奖项和荣誉,中国本土也开始重视他的设计理念,尤其得到国家政治和文化组织的认可。24)

俞孔坚和他所领导的土人公司把握住了这独特的历史转型期,说服中国政治精英,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和市长, 将西方生态规划实践应用于大都市、省、甚至国家范围。 这个抱负最清晰地表述在俞孔坚和土人公司2007~2008年的中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项目中 ( 图19、20),通过他超过十年的努力、和多场为中国建设部以及市长 (1997年至2007年 ) 召开的讲座和他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 和李迪华合作,2003), 俞孔坚在国内外有效地推行了他的生态规划理念。25)

俞孔坚是1992年秋季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专业录取的七个学生之一。在他的博士同班同学中,有几个备受瞩目的贡献者,他们在生态学和规划领域取得了学术和职业生涯的巨大成就,包括克里斯蒂娜·希尔 (Kristina Hill)、杰奎琳·塔坦 (Jacqueline Tatom)、罗德尼 - 霍因克斯(Rodney Hoinkes) 和道格· 奥尔森(Doug Olson)。俞孔坚在那个时代是最早在哈佛大学获得设计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之一。

哈佛大学的设计学博士学位是一个基于研究为主导的学位。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卡尔·斯坦尼茨(Carl Steinitz)指导的博士候选人通常会参加他为硕士生上的景观规划设计课,作为其博士课程的一部分。除了从斯坦尼茨教授那里得到的指导,俞孔坚还在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man)教授的课上学到景观生态学原理。 同时在研究展示和信息收集层面,他利用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进行了生态信息的大数据统计分析。通过与福尔曼的合作,他首次接触了景观生态学战略点的概念。在这段时间里,俞孔坚在研读博弈论,将博弈论的空间冲突分析与福尔曼的生态景观分析,尤其是识别并维持景观中战略要点的分析相联系。这些点被他称之为“安全点”,这些理解最终促使其生态规划“安全格局”概念的诞生。26)

哈佛博士期间的研究使俞孔坚将斯坦尼茨教授严谨的规划方法、福尔曼的复杂景观基质分析、数字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博弈论”的概念相结合。通过这些因素的结合,俞孔坚首先考虑在国土尺度上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课题。经过卡尔·斯坦尼茨(Carl Steinitz),理查德·福尔曼和斯蒂芬·欧文(Stephen Ervin)教授的指导,在他的博士论文“景观规划安全格局”的写作中, 俞孔坚提出了这类项目的概念、方法论、象征意义和分析方法。论文中包含了中国的丹霞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案例的研究,而实际上在跨区域、省级和国家尺度上启发延伸出了生态安全规划的系统性方法。论文结合了北京林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不同方法论, 包括伊恩·麦克哈格的 “分层”法和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视觉分析法、理查德·福尔曼的生态分析, 和斯蒂芬·欧文及哈佛GIS实验室(Esri总裁杰克 ? 邓杰蒙德(Jack Dangermond)曾在此工作)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俞孔坚曾在GIS课程中担任研究助理和课程助教。在1994年的夏天, 他前往加州雷德兰兹,在邓杰蒙德的环境系统研究所(ESRI)里做了一个夏天的研究员。

俞孔坚论文的创新点之一是对特定“安全点”的识别, 通过识别特定阈值变化影响因素,分析以过程功能形式存在的生态功能。认识到一些特殊生态功能可以承受相当大的影响干扰,而不会发生与干扰力度同等量的改变, 但却在特定阈值的影响下突然发生巨大改变。俞孔坚的论文据此提出三种不同的安全点,包括:生态、视觉和农业这三方面。27)因此,在他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计划中,他合并了生态、旅游和食品安全这三方面的相关话题。 中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规划概念在西方不是没有先例。 俞孔坚在哈佛学习期间,斯坦尼茨教授的课程让他接触了各种美国历史上区域和国家景观规划的先例,其中包括美国的沃伦·曼宁(Warren Manning)的1912年国家规划。28)

在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在加州拉古纳海滩的SWA办公室做了两年时间的风景园林师。在此期间,俞孔坚发表了一系列基于他博士论文的期刊文章。29)1997年,他回到北京开办了自己的景观咨询公司——土人景观 (Turenscape),并且在同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自成立以来,土人景观公司除了完成了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这一国家项目以外,还做了一系列大型生态规划项目。30)土人景观公司的规划实践,如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及其他区域、城市、直辖市的规划提案等,都具有科学文化知识转折性的历史意义。除了项目的技术效果、预测准确性、推行程度,这些规划项目背后的理念思想其实源于俞孔坚独特的个人和职业经历。因此,它承载着这代人和上代人的交流,是文化之间的交流,项目本身也是基于西方新科学技术分析手段的空间规划实验。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第一代在美国受过景观生态学和规划训练的中国专业人士,最有可能成为复苏美国本土已被淘汰的传统规划的代表人物。自1979年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Four Modernizations)”的发展口号以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有不断远离科学性空间规划实践的前景的趋势,这也正是为了支持新自由主义、去中心化发展和经济空间决策私有化发展理念的推行。在这几十年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通过规划设计专业高等教育的出口,生态空间规划的发展在中国找到了适合的推行地,并且影响着公众和政治决策。当代中国独特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集中决策模式、对西方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开放接受、正在快速发生的城市化现象,为俞孔坚提出的西方生态规划设计策略提供了独有的舞台。不论其科学真实性和发展前景是否可行,俞孔坚的中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提案描绘出自相矛盾却前途光明的传统景观规划的回归,而传统景观规划在西方已黯然失色。这一现象进一步强化了当代对风景园林师作为城市规划专家的历史性定位。

注:本文的内容是从作者发表于《哈佛设计杂志》的《景观作为建筑》(“Landscape as Architecture,”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no.36 (Spring 2013): 17-20; 177-178) 和发表于《设计的生态:俞孔坚的风景园林》一书的《后记 : 生态规划的持续承诺》(“Afterword: The Persistent Promise of Ecological Planning,”Designed Ecologies: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Kongjian Yu, ed. William S. Saunders (Basel: Birkhauser, 2012), 250-253.)整理而成。

图片来源

图 1、2: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

图 3、4: MVVA;

图 5、6:West 8 and DTAH;

图 7、8:MVVA and Ken Greenberg;

图 9、10:Plasma Studio / Groundlab;

图 11:http://digitalgallery.nypl.org/nypldigital/ dgkeysearchdetail.cfm?trg=1&struc ID=118166&imageid=54929&t otal=1&e=w.

图 12:http://www.geographicus.com/P/Antique Map/ Central Park-Central Park-1869.

图 13:http://digitalcollections.nypl.org/items/510d47d97d4c-a3d9-e040-e00a18064a99.

图 14: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 fc/1868_Knapp_Map_of_Northern_Manhattan_%28_New_York_ City_%29%2C_Harlem%2C_Washington_Heights%2C_Inwood_-_ Geographicus_-_NYCUpper Manhattan-knapp-1868.jpg.

图 15:http://hollis.harvard.edu/fullrecordinnerframe. ashx?itemid=|misc/via|olvsite2823&componentid=olvsurroga te349632.

图 16: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spect_Park_ (Brooklyn)#mediaviewer/File:Prospect Park_1901Plan.jpg.

图 17:http://www.olmsted.org/the-twelve-volumes/volume-19/ volume-8.

图 18: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b/ Olmsted_historic_map_Boston.png.

都市农业景观 篇6

空间形态

如果把植物看作营造空间的一类建筑材料, 则植物的材料属性和砖、石一样, 具有营造构筑空间的功能。从空间维度的功能性看, 植物构筑的空间并非如钢筋混凝土那样冰冷禁锢。可以呼吸、斑驳通透的绿墙、绿伞、绿篱, 是自然生长的自由。一个人修不修边幅、发型和胡须, 直接影响其精神面貌、气色乃至品位, 植物就像城市生长的毛发, 展现城市的品质。视觉维度上, 植物景观空间形态不是过于理性、秩序化的僵硬直线围合成的“居住的机器”盒子。植物在城市自由“涂鸦”, 润色滋养城市, 使之具有生命和活力。植物体的自然属性, 即自身生长的形态特征, 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共同构成对空间特殊气质的影响。城市不仅仅是柏油马路、高楼大厦的实体群落, 理想城市更向往自然。植物是生长的景观, 与人的生长律动同步, 宁静和谐的植物环境, 提供真正的休憩和平静思考的空间。美国纽约喧闹的都市建筑群中, 佩雷小广场宜人的植物空间尺度与和谐的植物形态, 给人们提供了喧嚣中的宁静安详。

色彩关系

在以单调乏味的灰色为主基调的现代都市建筑景观群落中, 植物景观生动鲜艳的色彩视觉冲击力强, 是最直接、最具感染力的景观艺术表现形式。植物的色彩反映视觉心理的性格情感, 为景观带来丰富的遐想空间。在时间维度上, 身处现代都市的快节奏中, 植物依旧坚守着自己的自然生物钟, 朝花夕拾、四季气象, 时光荏苒渲染浪漫的自然艺术气息。宁波和丰创意广场植物景观设计中, 大胆引种成片向日葵, 寓意创意产业, 以向日的时间性来充分诠释植物景观的生命体征。跳跃的大片明黄色极富感染力, 紧扣创意景观空间主题, 艺术性的成片栽植, 都市田园化的处理, 创造出浪漫的都市诗意。

质感关系

在生命维度上, 植物景观质感是通透的, 它在生长、呼吸, 具有自己的温度和湿度。植物景观提供自然的场所, 鸟语花香、蜂蝶飞舞, 是生态的物种家园。植物具有生命的力量, 具有适应和抵抗环境的生命感染力。在现代都市层次丰富的步行空间系统中, 精心配以植物景观会给人一直行走在地面的感觉, 而非超自然的凌驾。期间, 人性化与细部设计息息相关, 因为细部材质肌理的心理感受与使用功能在设计上必须被予以全方位考虑。如王府井步行街路旁密布的盆栽铁树, 锋利枝叶交错, 多数间隔不到一米, 在这样人流密集的场所, 如此贴近人的植物景观不能给人美好的印象, 其硬刺反而带来心理不安甚至危险, 尤其是儿童最易被伤害。因此, 其不仅未能实现植物美化作用, 在安全实用问题上设计细部更是考虑不周。

建筑是人工的无机硬质实体, 植物相对是自然的软质有机虚体。在都市景观中, 二者之和才能创建真善美和谐空间品质。植物作为第一自然物质的“真”, 具有生态环保道德的“善”, 加上智慧设计艺术的“美”, 方能构成人类理想居所的终极追求——现代的“伊甸园”。

技术手段在植物景观细部设计上的艺术表达

高技术手段对植物景观概念表达有丰富的拓展。新材料、新技术手段为植物景观细部设计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空间表现提供了可能性。如无土栽培等技术的发展, 使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成为可能, 从而圆了都市人享受空中花园的梦。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认为, 现在创意产业与先进技术手段的紧密结合, 使之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形式, 使得现代都市植物景观更加丰富多彩。

玛莎·施瓦茨的“怀特海德学院拼合园”中, 植物都是塑料的, 可当坐凳的树篱, 是包裹了人造草皮的钢材。绿色的沙砾和涂料则最强烈地暗示这是一座花园。它由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花园斜切拼合而成, 一边是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花园, 另一边是日本的禅宗庭院。组成这些花园的要素已被扭曲, 典型的禅宗庭园中的石块组成了法国花园中的整形树坛。棕榈和针叶树处于奇怪而陌生的联系中, 一些植物从垂直的墙面伸出, 其他的则在墙顶上摇摇欲坠。可见现代技术给植物景观设计提供了巨大的创意空间。

都市农业景观 篇7

20世纪末当后现代主义的大师们追醉心于搬用教条式的历史语汇并超时空拼贴时, 一种新的边缘性实践 --- 景观都市主义 (Landscapeurbanism) 应运而生。自1997年瓦尔德海姆 (CharlesWaldheim) 合成“景观都市主义”以来, 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十分丰富多样, 本研究的关注点是从错综复杂的景观都市主义谱系与流派中厘出其发展的结构和方向。

2.景观都市主义概念的引入

景观都市主义的涌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年代的伦敦阿基格拉姆小组 (Archigram) [1], 但迄今为止“景观都市主义”最广泛被引用的定义是CharlesWaldheim在《景观都市主义》一书的描述:“景观都市主义展现了当前一种对学科的重新定位。其中, 景观取代建筑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由此, 通过跨越多门学科的界限, 景观不仅成为洞悉当代城市的透镜, 也成为重新建造当代城市的媒介。” [2]

从定义中我们即可得出:景观都市主义将历史上被作为景观设计学来描述的各种方法植入到城市研究中, 通过图形图像技术和建立操作模型来考察当代都市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从而构建动态的都市空间形态。一般认为, Ren Koolhass的维莱特公园投标方案是景观都市主义比较早的案例[3], 近年来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包括诸多来自建筑学、城市设计学和景观设计学的设计师和研究机构。

3.景观都市主义的主要观点

作为当前设计领域新兴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景观都市主义不仅是建筑和城市设计学的华丽转身, 更是景观设计学的自我革新。景观都市主义把“景观”作为当代都市研究的一种水平表面模型, 强调景观是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载体, 所有的建筑和基础设施都是景观的延续。James Corner把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归纳为4个主题, 即生态与城市过程 (ecological and urban processes over time) 、水平表面的分阶 (the staging of horizontal surfaces) 、操作或工作方法 (the operational or working method) 、想象力 (imaginary) [4], 最具代表性。景观都市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

系统。当代都市系统是集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为一体的、无法用线性的模型来描述的有机结构。景观都市主义着力开发基于信息技术的图形图像技术和操作模型, 将动态的都市空间、技术和工艺的限制、连续的过程和逻辑性纳入到一个自由和审慎的操作系统中[5]。

跨界。景观都市主义综合了景观设计学、建筑学和城市设计学, 并融入环境工程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 致力于构建跨学科的设计方法和技术。

动态。景观是一个动态和非线性变化的过程。景观都市主义试图突破基于封闭环境创造出来的纯粹、协调的景观意向和关于构图均衡的教条, 创造出不确定的、流动的空间形态。

基础设施。景观都市主义探索在城市景观领域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寻找契合点, 将基础设施的运行和自然生态过程、城市公共生活需求相结合, 围绕城市发展、城市公共政策、城市规划设计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拓新的实践领域[6]。

数据。以MVRDV的“数据景观 (Datascape) ”为代表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处理过程进一步印证了当代景观所呈现的动态性和自组织性, 以及景观系统的可操作性[7]。

4.景观都市主义的谱系

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体系非常复杂, 按照其发展方向大致分为三个阵营:一是“批判的地域主义 (Critical-regionalism) ”, 认为景观迫切需要保护地域文化, 以抵制全球化时代的技术普世化 (universalisingtechnology) ;二是“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t) ”, 该流派清晰描述了北美城市发展的轨迹, 提出当代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新模型;以AA景观都市主义研究课程及其相关实践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t) ”思想受到后结构主义哲学体系的影响, 形成一套明显区别于前两大阵营的第三种立场。

4.1批判的地域主义

伴随现代主义的盛行, 城市变得千篇一律, 地方性和历史特色濒于消亡。1981年, 亚历山大·楚尼斯 (Alexander Tzonis) 和里安·勒菲夫尔 (LianeLefaivre) 提出“批判的地域主义”, 用以批判二战后欧洲的建筑实践[8]。而“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广泛传播, 则归功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 1983年的著名论文“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抵抗建筑学的六个要点 (Toward a Critical Regionalism:Six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9]。弗兰姆普敦主张用“抵抗性 (resistance) ”来缓冲全球化和文化趋同的冲击, 并认为景观作为“补救性”措施可以在对人造世界的破坏性改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在2004年接受的采访中强调:“所有关于可持续性的问题, 以及近来出现的更为综合的学科, 都包含在了伦敦建筑联盟的景观都市主义课程中。” [10]

“批判的地域主义”呈现明显的反现代主义的倾向, 强调多元文化、地理、气候和材料, 以及对人文主义和现象学的深入研究。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 (Modern Architect:A Critical History) 》一书中, 弗兰姆普敦进一步指出:“批判的地域主义”并不是指那种在特定气候、文化、神话和工艺的综合反应下产生的乡土建筑, 它反映了一种寻求某种形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意愿, 以及对“文化差异”的主张[1]。批判的地域主义偶尔插入一些乡土因素, 但通常从地形因素和其后条件开始, 把光线视为表达容量和构筑价值的主要介质。在建筑学领域, 批判的地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已十分完善, 代表建筑师包括阿尔托 (Hugo Alvar Herik Aalto) 、博塔 (Mario Botta) 、西扎 (Alvaro Siza) 、伍重 (Jorn Utzon) 、尼迈耶 (Oscar Niemeryer) 、斯卡帕 (Carlo Scarpa) 、安藤忠雄、隈研吾 (Kengo Kuma) 、卡拉特拉瓦 (Santiago Calatrava) 等。

来源:http://places.designobserver.com/feature/water-front/10227/

来源:http://www.fieldoperations.net/

批判的地域主义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主要阵营在欧洲, 相关设计与研究人员包括马洛特 (Sebatien Marot) 、凯利·香农 (Kely Shannon) 、西八 (WEST 8) , 彼特·拉兹 (Peter Latz) 、琼罗·伊格 (Joan Roig) 等。这种边缘性的实践大多集中在后工业 (后农业) 的棕地和地形含糊的缝隙地带, 并表现为对生态学的偏爱[11]。以德国鲁尔地区为例, 该地区曾经是欧洲的钢铁和煤炭中心。1989年开始、为期10年的国际建筑展 (IBA) , 探讨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修复环境和刺激经济复兴。以北杜伊斯堡公园为代表, 设计师不仅关注工业遗产的循环利用 (recycling landscape) , 并促进新的植物和生态系统在粉煤灰和矿渣堆的基础上蓬勃生长 (图1) 。

基础设施景观 (Landscape of Infrastructure) 不仅是对传统基础设施单一功能性的反思, 并致力于将城市基础设施作为首要的规范秩序, 从而形成城市形态、发展和演变的框架。以法国的高铁和巴塞罗那的二环路为例, 在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多学科团队的努力下, 市政工程和景观相结合产生出新的城市休闲内容和开放空间 (图2) 。

4.2北美的“后福特主义”

根据《寻找底特律 (Stalking Detroit) ) 》一书中AA DRL的帕特里克·舒马赫 (Patrick Schumacher) 和克利斯汀·罗格纳 (Christian Rogner) 所写的“后福特 (After Ford) ”[12], 福特主义经济规则和现代城市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流水线生产的发明和应用, 对应的是工业城市的发展, 以柯布西耶的著作《走向新建筑》为标志;第二阶段是传统工业城市的解体和“机器城市 (City as machine) ”的形成, 快速工业化系统导致大量的巨型工业复合体;第三阶段是福特生产模式全球化, 这种传播建立了后现代的开放、分散、自由组织的“矩阵 (Matrix) ”模型。

然而, 后福特时代的城市水平向扩张和和某些经济生产部门的终结, 使得追随福特主义的后工业城市遗留了大量废弃的建筑、设施、土地和废弃物。底特律就是一个以福特主义为组织模型、在后福特时代产生诸多问题的样本城市之一。在可预见的未来, 逆工业化和城市扩张仍将持续, 从而使空间的留白充斥整个城市化地区。

后福特主义景观都市主义的城市定位正是源于上述北美的城市发展轨迹。瓦尔海德姆提出, 后福特时代的城市土地的解放可分为4个阶段:“错位Dislocation) ” (服务中断) , “擦除 (Erasure) ” (通过播种来去除和重启生态过程) 、“吸收 (Absorb) ” (森林、沼泽和溪流的生态重建) 和“渗透 (Infiltration) ” (景观渗入村庄式的异质空间) [13]。詹姆斯·科纳 (James Corner) 提出“景观化 (Landscaping) ”的解决途径, 他认为:城市空间的留白是依据工业逻辑而生成的“作品”, 是“不确定的保留地”;随着城市逐步融入到景观, 它们将成为城市未来演化过程的重要部分。

后福特主义的景观都市主义侧重于生态学的研究如何与创造性实践相结合。科纳认为, 生态学和创造性演变之间的相似性预示着景观设计学的另一个方向, 即关于人们如何生活, 关于如何与土地、自然和场所紧密联系的各种约定习俗都将受到挑战, 而人们对生活的多元追求通过创造而重新得到释放[14]。与传统城市景观设计的单一目标或程序化的形态策略不同, 景观都市主义的探索从对“表象和对含义的关注”转移到形成的过程、栖居的动态和演变的微妙, 并包括更多组织和战略上的技巧, 更多功能和度量的实践。

作为景观都市主义主流的后福特主义, 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和理论家。除瓦尔海德姆、科纳及其场域操作工作室 (Field Operation) 外, 还包括阿兰·伯格 (Alan Berger) 、朱莉娅·泽涅克 (Julia Czerniak) 、格雷厄姆·谢恩 (Grahame Shane) 、伊丽莎白·莫索普 (Elizabeth Mossop) 、克瑞斯·里德 (Chris Reed) 及Stoss工作室等。后福特主义的景观都市主义影响最为广泛, 在北美最著名的设计项目包括纽约曼哈顿的“高线” (Highline) (图3) 、清泉垃圾填埋场公园 ( Fresh Kli s Park) (图4) 等。近年来, 随着科纳及其场域操作工作室首次在中国赢得深圳前海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图5) , 标志着景观都市主义理论逐步中国开花结果。

4.3 AA的后结构主义

AA景观都市主义课程始于2000年, 第一任导师为塞罗·纳杰教授 (Ciro Najle) , 2004年出版了《景观都市主义 (Landscape Urbanism: a Manual for Machinic Landscape) 》一书[15]。2004年伊娃·卡斯特罗 (Eva Casto) 接任以及随后阿尔弗莱多拉米雷 (Alfredo Ramirez) 任导师并延续至今, 2014年出版了《重要的领域 (CRITICAL TERRITORIES: FROM ACADEMIA TO PRAXIS) 》[16]。同时, AA景观都市主义课程导师以Ground Lab为平台, 致力于景观都市主义的社会化实践。随着AA原主席默森·莫斯塔法维 (Mohsen Mostafavi) 、塞罗以及其它一些教员出走哈佛大学, AA景观都市主义逐步占领教育的高地。笔者有幸曾于2004-2005年在AA接受景观都市主义课程的训练, 以及随后作为合伙人之一与其它导师参与Ground Lab的项目实践。

AA景观都市主义的教学和实践之所以被称为后结构主义, 是与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和吉尔·德 勒兹 (Gilles Deleuze) 等所建立的后结构哲学体系和图解概念分不开的[17]。福柯认为:“图解是一种函数关系, 是从具体用途中抽象出来的关系”。在《福柯》中, 德勒兹进一步解释了福柯的图解概念, 认为图解是一部抽象机器 (abstract machine) , 包含可述的功能及事物的定义, 以及产生出不同的可见形式[18]。德勒兹哲学理论中的“褶子理论”、“游牧政治学”、“块茎思维”和“生成”等概念, 为AA后结构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AA的后结构主义重申建筑及其形态的重要角色, 大致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系统研究, 从微观层面研究原型 (Prototype) 的生成、复制、演化 (Evolution) 、增殖 (Proliferation) 和异化 (alienation) , 并通过模型制作和规则制定获得材料特性、建造技术、管理策略和参数化的结构逻辑;其次, 场地的分析图解包括动态模型和过程图解, 涵盖地质水文、物质能量流动、地表径流、土壤侵蚀沉积、土地利用变化、交通、人口和迁移过程、污水和固体废物排放等的分层模拟, 以展示场地的不均衡、妥协和协调机制;第三, 网络都市主义发展原型的增殖逻辑和异化过程, 并在反馈的基础上探索可行的机制, 使得展开的策略不断被评估并最终形成综合规划。

来源: Groundlab提供

AA的后结构主义框架较早地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都市状况研究的范畴, 更像是从建筑学的角度研究城市景观, 在某种层面上更贴近建筑师库哈斯的“先锋派”实践。近年来, AA更是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墨西哥、斯里兰卡、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发展中国家。从2005年AA与北京大学共同参与的马岗城市发展研究开始 (图6) , Groundlab赢得了中国举行的一系列设计竞赛, 包括“厚土 (Deep Ground) ” (深圳龙岗城市规划国际竞赛第一名, 图7) 、“流动的花园 (Flowing Gardens) ” (西安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 Groundlab Plasma Studio和LAUR STUDIO联合设计, 图8) 等。“流动的花园”生成于从主入口向温室延伸的主轴线, 从东西两边的山丘间经过, 同时延伸出许多蜿蜒的小径, 创造出一个相互交融的交通和雨水流线系统。场地的雨水在流动的过程中通过低维护的植物群落得到净化, 从而建立一个整合的园艺学技术体系。

来源:Groundlab提供

5.结论

景观都市主义在西方国家萌芽, 并逐步延伸到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快速扩张的发展中国家, 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谱适应性, 已被认为是近年来城市研究与设计实践领域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其研究的内容从刚开始无所不包到逐步集中到若干核心区域, 形成了多学科的理论框架;在操作层面, 景观都市主义开发了新的图形图像技术和操作模型, 为当代城市研究开拓了新的行动领域。批判的地域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大阵营也随着学科的交流与实践慢慢走向融合。

今天, 中国面临的城市问题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一方面, 我国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 却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环境、土地等问题等;另一方面, 在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逐步显现出来的各种城市病, 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如何避免城市快速扩张而避免西方国家城市化历程中的错误, 也许景观都市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方向。

来源:Groundlab提供

摘要：景观都市主义的涌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六十年代的伦敦阿基格拉姆小组, 但成为设计学理论与实践的焦点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景观都市主义将历史上被作为景观设计学来描述的各种图形图像技术和操作模型植入到城市研究中, 以考察当代都市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由于关注点不同, 景观都市主义大致分为批判的地域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个方向, 并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而有逐步融合的趋势。

都市农园景观设计原则及设计流程 篇8

1农园景观的设计原则

1.1 农作物选择和立地空间营造因地制宜原则

农园景观营造要做到因地制宜, 依据不同植物所适宜的不同地形和空间, 营造出不同的空间类型。都市农园景观当中农作物种类不同, 对环境要素的要求也不相同。农园植物可根据当地日照的差异、空间采光度进行合理的布局 (如表1) 。

空间大小的面积也直接影响蔬菜的选择 (如表2) 。

表2 相应空间的农作物选择

果蔬种植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对温度有不同的敏感性 (如表3) 。

1.2 利用农作物生长周期和空间变化合理搭配

依照不同种类农作物的各自形式或色彩的变化进行合理设计, 或者利用农作物之间的特殊生态关系合理搭配。以粗放的方式展示农作物的自然美, 或以精心配置的方式展示农作物的精致美, 或以高度概括提炼的方式展示农作物的形式美。这使农业景观比任何一种自然景观或别的人工景观都更丰富而有魅力。由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相对较短, 因此, 农园景观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在农园内, 可以将作物根据季节交替分片种植或混合种植, 形成季相景观, 使得农园在各季节都有景可赏。尤其要注重冬季景观的营造:一方面营造冬季景观尽量选用耐寒性较强, 不怕霜冻的品种, 例如, 羽衣甘蓝、紫甘蓝、乌塌菜、苦苣等花叶观赏蔬菜, 最适合秋季种植于各类花坛、花池或瓶饰之中。其叶片平展, 整株的观赏效果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 特别是在秋末初冬季节, 百花凋零, 这些美丽的观赏蔬菜却能给人带来生机和绿意;另一方面将种植容器、种植基槽、种植支架等设计的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艺术感, 使得植物在冬天衰败后依然具有观赏价值。

1.3 便于公众参与原则

都市农园景观更具参与性, 农作物的栽植、耕地、施肥、收获都需要市民参与。因为只有市民参与, 农园景观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展现出人与大地的关系;才能有效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交流。

1.4 可持续发展原则

都市农园景观的可持续发展设计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从前期的规划设计到后期的管理养护, 都要贯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农园景观可持续发展设计的内容包含用地的比例、农作物种类的选择、农作物种植时间的安排、参与栽植的人员和后期管理的科学性等。农作物的选择和种植时间的安排尤为重要, 因尽量选择适宜当地生长、节水节能、管理粗放的农作物, 并且种植时间尽量安排在较适宜的生长季。在具体的设计中, 应考虑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要素对景观的影响。

2农园景观的设计流程

2.1 以多方面的需求为依据

农园景观设计应尊重决策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需求, 综合考虑各种人群在不同视角下的观点, 以此为设计依据。设计者在整合各方的观点之后进行一次模拟试验, 验证设计的合理性, 避免将来使用时产生矛盾。

2.2 分阶段循序渐进设计

农园景观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 没有较好的经验遵循, 所以, 设计应循序渐进, 当对设计没有过多的把握时, 先在局部试验, 小范围内检验成败优劣, 从而对设计做出修正, 扬长避短, 使景观设计更加合理, 从而向较大范围推广。

2.3 用后回馈弹性设计

由于农园景观投入使用后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所以设计初期很难全面考虑到用后的各种情况, 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假如使用后产生结果和影响不理想时, 能够适当调整设计, 不断趋向合理。整个步骤是初步设计→投入使用→反馈意见→调整设计, 如此农园景观将更加完善成熟, 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3结语

为使都市农园景观建设更加科学合理, 后续管理能够和谐发展、永续利用, 应遵循相关的规划设计原则, 同时按照特定的设计流程进行设计和建造, 满足不同使用者需求同时, 景观营造不断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1]王晓雪.北京市民农园发展状况调查分析与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 2012 (6)

[2] 孙芬.居住区农业景观设计研究[D].湖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3] 朱延迪, 余俊骅, 钟秋莹.西安地区居住区与农业景观结合方式的探究[J].华中建筑, 2011

[4] 葛永红, 王亮.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研究.经济纵横, 2009 (2)

都市农业景观 篇9

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区域范围内城市功能空间或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空间和现象的区位关系、分布形式、集聚规模和程度［1］。一般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微观的内部空间结构、中观的外部空间结构和宏观的群体空间结构［2］,而城市功能空间属于微观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经典的城市内部地域结构三大模式奠定了研究城市功能的空间基础。随后迪肯森的三地带理论、埃里克森的折衷理论、塔弗的理想城市结构模式、洛斯乌姆的区域城市结构模式、穆勒的新大都市空间结构等都从不同角度阐述和发展了城市功能空间理论,目前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同时对方法运用、模型选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3，4］。

国内对城市功能空间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如王永超等基于可达性计算方法对沈阳经济区中心地结构演变进行了研究［5］; 陈菁等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的方法论,对中国典型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6］; 王磊等基于GIS平台,利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测度了1985 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演化历程和集聚特征［7］; 郭付友等基于重心法、圈层分析、轴带扩展度等方法,对转型期长春市服务空间与城市功能空间的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8］; 晁恒等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珠三角地区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与演变进行了研究［9］; 杨斌等基于层次分析法和GIS方法对西昌市空间形态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10］。由此可见,基于城市空间结构宏观层面下,以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城市功能空间特征的成果较多,而以景观生态学方法探析都市圈功能空间的关系研究不多。

国外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的研究现阶段多是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景观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特征［11］、城市景观梯度分析［12］、城市发展与景观变化的互动分析［13］等方面。国内对此研究相对较晚,且多是在引进国外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针对特定地区的具体分析。如董明辉等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研究了长沙市不同时段土地覆被及其景观格局特征［14］; 徐建华等基于遥感影像和GIS技术,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城市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15］; 全泉等基于遥感和GIS技术研究了北京市城乡景观格局梯度时空变化［16］; 关小克等综合运用GIS技术和景观格局理论,全面分析了生态用地空间的演变规律［17］; 李俊祥等研究了上海市景观结构及其在城市化梯度上的空间特征［18］; 齐杨等研究了中国东西部24 个中小城市的景观格局变化情况,分析了其内部的驱动力［19］。以上学者均是在宏观层面研究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对城市内部功能空间景观异质性特征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利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对长春都市圈功能空间的景观特征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都市圈功能空间相互作用的时空演化关系特征,揭示长春都市圈功能空间演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优化城市功能空间与布局、制定城市空间良性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春市位于43°05'—45°15'N、124°18'—127°02'E,西北与松原市毗邻,西南与四平市相连,东南与吉林市相依,东北与黑龙江省接壤,幅员总面积20604km2。长春地势东高西低,地貌由台地和平原组成,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长春市下辖朝阳区、宽城区、南关区、二道区、绿园区、双阳区、九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汽车产业开发区和农安县、德惠市和榆树市等3 个县级市。截止2013 年,全市总人口772. 9 万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5003. 17 亿元。

本研究区域特指长春市市区,即包括南关区、朝阳区、绿园区、二道区、宽城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开发区。虽然双阳区和九台区分别于1995 年和2014 年并入长春市市区,但由于距离长春城市中心较远,并未构成同一日常生活圈,长春城市功能的空间扩展远远未涉及至本区域,所以本研究区域特指长春市除双阳区、九台区以外的五个建制区和四个开发区( 图1) 。

1. 2 研究方法

描述景观格局特征的景观指数很多,且相关性较强［20］。综合考虑总体性原则、常用性原则、简化原则,选取斑块密度( PD) 、最大斑块指数( LPI) 、边缘密度指数( ED) 、周长—面积分维数( PAFRAC) 、景观形状指数( LSI) 、蔓延度指数( CONTAG) 、香农多样性指数( SHDI) 等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与生态学意义为:

式中,Nf为某景观斑块类型的斑块数目,A为该景观类型面积。可用斑块密度指数比较不同类型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及整个景观的破碎化状况。比值愈大,破碎化程度愈高,景观的异质性程度愈强。由此可见,运用斑块密度指数可揭示出城市各类型功能空间的空间分布情况,比值越大,说明该类型景观在研究区域内具有全域分布的特征。

式中,Max( a1,a2,…,an) 表示某类型景观斑块的最大面积,A表示该类型景观总面积。最大斑块指数可确定景观类型中的优势种、种群丰富度等生态学特征,其数值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活动干扰的方向和强弱。用最大斑块指数可确定在城市功能空间中起主导作用的功能空间类型,以及通过其值动态变化情况揭示出人类作用方式的强弱。

式中,表示所有不同景观斑块间的公共边长,A为该景观类型面积。景观边缘密度指数是景观要素斑块形状及斑块密度相互作用的产物,反映景观中异质斑块之间物质、能量、物种及其他信息交换的潜力及相互影响的强度,对景观边缘密度的分析可说明景观要素动态变化特征［21］。其值越大,表示斑块与外界物质能量的交换程度越高,斑块内部越稳定。通过边缘密度指数可确定整体城市功能空间和各类型城市功能空间的内部稳定程度,以及城市功能空间之间的隔离程度等特征。

式中,PAFRAC表示景观分维数,P表示某类型景观斑块周长,A表示某类型景观斑块面积,C为截距。PAFRAC∈[1,2]、PAFRAC = 1 表示形状最简单的正方形斑块,PAFRAC = 2 表示形状最复杂的斑块,PAF-RAC值变化情况可反映出某种类型景观空间扩张方式的变动情况。即PAFRAC值变大,说明该类型景观以外部扩展为主; PAFRAC值减小,说明该类型景观以内部填充为主; PAFRAC值不变,说明该类型景观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22，23］。

式中,E为景观中所有斑块边界总长度,A为景观总面积。景观形状指数可有效测度景观类型斑块聚合或离散程度。LSI越大,该类型景观越离散; 反之,则愈集聚。所以,运用景观形状指数可定量测度城市功能空间整体聚合或离散情况或单个类型城市功能空间的空间离散程度。

式中,m为斑块类型总数,Pij为随机选择的两个相邻栅格细胞属于i与j的概率。蔓延度指数可揭示景观中不同类型斑块的聚合程度或发展趋势。一般而言,其值越大,说明景观中某种优势类型斑块聚合程度较高; 反之,则表明景观中某种优势类型斑块的破碎化程度较高。

式中,n代表斑块类型数,Pi代表i类型斑块所占比重。SHDI = 0,说明仅由一种类型斑块构成了整个景观格局; SHDI增大,说明在整个景观格局中斑块类型增加或各类型斑块呈均衡化趋势发展。由此可见,对SHDI的测定可反映出城市内部各类型功能空间的整体镶嵌分布情况和城市功能空间的优势度情况等。

1.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基础数据来源于1995 年、2003 年、2008 年三期1∶ 10 万长春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13 年长春市卫星影像。首先,从长春市1∶ 5 万地形图中选取10 个均匀分布在研究区域的地面控制点( GCP) 上,运用ERDAS软件对三期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卫星影像进行图像配准。其次,运用二次多项式模型对控制点进行筛选,并且结合双线内插法完成像元的重采样,使图像校正的总误差都控制在两个像元之内。根据相关研究成果［24 － 27］,结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 ,综合考虑城市景观特点、研究区域的尺度特点和资料的可获得性,将研究区域功能空间景观类型划分如下: 1居住空间,主要是指城市居住小区、成片居民点等。2工业空间,主要是指各类工矿企业、仓耽及其附属设施等。3服务空间,主要是指邮政电信、批发零售、旅馆住宿、餐饮娱乐、金融保险、商务服务、教育业、公共服务设施等。4绿地空间,主要是指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公共绿地、公园、防护绿地等。本文主要采用目视解译法获取土地利用现状图和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图中的居住空间、工业空间、服务空间和绿地空间信息,借助现场勘探和比对历史资料进行精度检验,最大程度上保证解译结果的准确性( 图2) 。

2 测度结果分析

依据式( 1) —( 7) ,本文借助Arc GIS9. 3 软件和Fragstats3. 3 软件,从区域水平和景观水平两个层面定量分析长春都市圈功能空间的关系特征。

2. 1 区域水平下都市圈城市空间总体特征

从表1 可见,PD值从1995 年的2. 642 上升到2008 年的17. 075,然后下降到2013 年的13. 075,说明斑块破碎化情况经历了绝对增大到相对减小的趋势。LPI值则在不断变小,ED值不断增加,说明斑块与外界物质能量的交换程度不断升高,斑块内部的稳定性相对增加。PAFRAC值从1995 年的1. 253 下降到2003 年的1. 235,后又上升到2013 年的1. 302,说明1995—2003 年阶段城市空间以内部填充的发展方式为主,2003—2013 年阶段城市空间以外部扩展的发展方式为主。LSI值则呈现出波荡起伏的状况,由1995年的27. 788上升到2003 年的36. 927,后下降到2008年的26. 122,最后上升到2013 年的39. 503,说明斑块的离散程度经历了“离散—聚合—离散”的空间变化过程; CONTAG值不断下降,说明斑块内部形成了多种要素或景观类型密集的格局,斑块的破碎化程度较高;SHDI值则呈现出先逐渐升高,由1995 年的0. 581 上升到2008 年的0. 724,然后下降到2013 年的0. 643,但总体为净增,说明斑块类型首先呈现出均衡化趋势,但异质化程度在逐渐加深。

以上分析说明,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长春都市圈城市空间的扩展总体呈现出快速扩张的发展态势。具体分析可知,人为因素对都市圈城市空间的扩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如1990 年以后长春市相继成立四大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开发区、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 ,引导了城市空间的外向扩展,导致整体城市空间的离散化、外向化和破碎化。

2. 2 景观水平下都市圈功能空间特征

居住空间特征: 从表2 和图3a可见,居住用地PD值、LSI值、SHDI值均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其中,PD值、LSI值具有一致性的变化特征。即1995—2003 年阶段和2008—2013 年阶段均处于快速上升趋势,说明该阶段居住用地的破碎化和离散化程度加剧。这从CONTAG值变化情况可反映出CONTAG值1995—2008 年阶段下降,2008—2013 年阶段上升,但整体处于净减趋势,说明居住用地的团聚程度较低,延展程度相对较强。 PAFRAC值在1995—2003 年阶段和2008—2013 年阶段上升,而在2003—2008 年阶段下降,说明居住用地扩展方式经历了外扩发展、内部填充和外扩发展历程。ED值历经了上升和下降阶段,说明居住用地被其他功能用地分割,且居住用地斑块边界开始从复杂化走向简单化。LPI值不断下降,说明居住用地的扩展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这与20 世纪90年代以后实行的“退二进三”土地置换政策具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受地租机制的作用,核心区的居住用地纷纷迁往郊区或城市边缘区。此外,在“解密外疏”规划理念指导下,1996 年《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采用“分散组团”布局模式,将城市建设重点逐步转移到城市边缘地区,客观上引导了居住空间外部扩展［28］。同时,为了适应居住空间发展的需要,《长春市总体规划( 2005—2020 年) 》和《长春市总体规划( 2010—2020年) 》确定了居住用地重点向城市南部、西部和北部发展。以上分析说明,一是居住用地的扩展类似于城市“摊大饼”式扩张; 二是居住用地的扩张主要源于外生动力,由此导致居住用地的破碎化和离散化。

工业空间特征: 从表2 和图3b可见,工业空间LSI值上升,LPI值不断下降,说明人类活动对工业空间的影响程度加剧,导致工业空间离散化。PD值和ED值在1995—2008 年阶段上升,2008—2013 年阶段轻微下降,说明工业空间不断向周边扩张,斑块边界逐渐复杂化,总体呈现空间破碎化特征。PAFRAC值上升,CONTAG不断下降,而SHDI值不断上升,说明工业空间以向外扩展为主,导致工业空间团聚程度较低,斑块多样性和非均匀性增加。以上印证了长春都市圈城市空间的发展主要是工业空间外扩的推动作用,导致现阶段工业空间总体呈现出破碎化、离散化和复杂化加剧的特征。

服务空间特征: 从表2 和图3c可见,服务空间PD值一直增加,说明服务空间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加剧。LPI值1995—2008 年阶段下降,2008—2013 年阶段上升,但其总体趋势是减小的,说明服务空间斑块面积在不断缩小,且服务空间被工业空间和居住空间所阻隔。LSI值在1995—2008 年阶段上升,2008—2013 年阶段下降,说明1995—2008 年阶段服务空间呈现聚合状态; 2008—2013 年阶段服务空间离散化程度加剧,这与CONTAG值变化情况具有一致性。PAFRAC值在1995—2008 年阶段上升,2008—2013 年阶段下降,说明1995—2008 年阶段服务空间以向外扩展的发展方式为主,而2008—2013 年阶段服务空间呈现出以内部填充为主的发展方式,从侧面说明了服务空间的扩展滞后于居住空间和工业空间的扩展。ED值在1995—2008 年阶段上升,2008—2013 年阶段下降,但总体呈增长趋势,说明服务空间斑块边缘趋于复杂化。通过以上分析说明,目前服务空间向外扩展速度与强度较低,郊区化特征较弱,说明现阶段城市核心区仍是服务空间分布的主中心。

绿地空间特征: 从表2 和图3d可见,绿地空间PD值呈现出减少—增大—减少的趋势,但总体呈现净增加,说明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绿地景观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增大。LPI值总体占据较大比重,说明绿地空间具有集中分布的特点。ED值呈现增大—减小—增大的趋势,总体呈现净增趋势,说明绿地景观斑块边缘趋于复杂化; 而PAFRAC值在1995—2003 年阶段和2008—2013 年阶段出现下降,在2003—2008 年阶段出现上升,说明绿地景观在1995—2003 年阶段是以内部填充为主要扩展方式,2003—2008 年阶段进入快速扩展阶段,而2008—2013 年阶段又变为内部填充的扩展方式,与CONTAG值呈现相反的变化情况,整体导致绿地景观的团聚程度较低,延展程度较高。LSI值总体呈现增加趋势,说明绿地景观斑块的离散化程度加剧。各年份的SHDI值均较小,且总体呈现出随时间延长而增加的趋势,说明优势景观份额降低,景观的异质性程度增加,斑块类型逐渐向复杂性和均匀性过渡。但从整体分析可知,绿地空间斑块的景观格局指数变化的波动性较小,说明建成区内绿地空间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

都市圈功能空间关系特征: 从表2 和图4 可见,四个时期服务空间PD值高于居住空间、工业空间和绿地空间,说明服务空间发展具有相对集中与绝对分散的特点,可能一是由于高校等科研院所占据较大的用地,二是服务业发展需要一定的门槛效应和一定范围的腹地作为支撑,三是说明服务空间发展的外扩特征不明显。此外,工业空间LPI值高于居住空间,且LSI值和PD值均低于居住空间,说明工业空间集中发展的特征比居住空间更显著,居住空间的发展更破碎化,主要是由于成本效应的影响( 工业空间集群发展方式增强企业竞争力,降低生产成本) 、历史发展路径的依赖( 1951 年编制《长春市初步城市轮廓规划》明确指出长春市东部、北部和西南部工业区的位置,奠定了长春市工业空间相对集中发展的基本格局) 、政府调控作用等因素。绿地空间LPI值最大,说明在长春都市圈功能空间中,绿地空间具有集中分布的特征。居住空间、工业空间、服务空间和绿地空间ED值、LSI值均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说明四大空间复杂化和离散化程度加剧。

注:a、b、c分别表示1995—2003年、2003—2008年、2008—2013年阶段长春都市圈功能空间景观各指标变化。

四个时期从四者PAFRAC值可知,目前长春都市圈工业空间的扩展具有主导作用,引导居住空间、服务空间和绿地空间的扩展,与西方国家郊区化的特点有所不同。但这种都市圈功能空间的扩展方式类似于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说明长春都市圈城市空间扩张具有一种相对无序发展的特征。CONTAG值中服务空间整体呈现增加趋势,而其他功能空间均为下降趋势,印证了服务空间扩展具有滞后的特点。总体上,四大城市功能空间的SHDI值均呈现上升趋势,说明长春都市圈功能空间呈现出均衡化和异质化特征,空间表现为镶嵌分布的特点。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合运用景观生态学分析法,对1990 年以来长春都市圈功能空间时空演化关系特征进行了研究。首先,长春都市圈城市空间处于快速扩展的发展趋势,但这种发展方式受到人为干扰的影响较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政府的调控作用。其次,不同城市功能空间演化特征不同。居住空间的发展受人为作用的影响较大,呈现出扩张“冲动”行为特征。工业空间一直处于快速向外扩展阶段,导致工业空间呈现破碎化、离散化、复杂化的特点。服务空间外扩强度与速度较弱,郊区化特征不明显,且服务空间的扩展滞后于居住空间和工业空间的扩展,说明现阶段城市核心区仍是服务空间集中分布区域。绿地空间破碎化、离散化和复杂化程度加深。但从整体上分析,绿地空间具有集中分布和镶嵌分布的特征,导致绿地空间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三,长春都市圈工业空间的外迁引导了居住空间、服务空间和绿地空间的外迁进程,但其迁移情况具有时序性特点,即工业空间外迁> 居住空间外迁> 服务空间外迁> 绿地空间外迁,显示都市圈功能空间扩展类似“摊大饼”式扩张,无疑会加剧城市低效益的扩张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