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冲突解决

控制冲突解决（共11篇）

控制冲突解决 篇1

最近,在教学《Arduino创意机器人》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故障描述

学生在学习了《换挡风扇》一课后,做了一个用三个按钮控制的“换挡风扇”。如图1所示,学生将三个按钮模块分别接在Arduino的数字口2、3、4上,风扇接在数字口11上。接好硬件后,学生用米思齐(Mixly)软件编写了如图2所示的程序,编译并下载到Arduino中。学生按下按钮2,风扇开始慢速转动,再按下按钮3,风扇加速转动,按下按钮1后,风扇停止了转动。

一切都很顺利,于是笔者提议给这个作品增加遥控功能。学生们马上兴致勃勃地动手找到红外遥控模块,没几下就把硬件连接好了(在9号数字口上增加了红外接收模块),如图3所示。

使用遥控器上的“1”“2”“3”键分别控制风扇“停止转动”“慢速转动”“快速转动”,程序并不复杂,很快便写好了,如下页图4所示。

当学生按下遥控器上的“3”键时,风扇快速旋转起来。但当按下“2”键时,预期的慢速旋转并没有出现,风扇直接停止了转动。学生又按了几次“2”键,可是风扇仍然纹丝不动,再按“3”键,风扇也不动了。这时,学生赶紧检查刚才写的程序,再三检查后确定程序没有问题。那难道是硬件连接出问题了?仔细检查后也没有问题。一脸茫然的学生只好来求助笔者。于是,笔者查找遥控失效的原因。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风扇不能工作在慢速状态下的故障和加入了红外线遥控有关,因为本来是正常的。但它们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呢?然后,笔者开始从它们的工作原理入手查找线索,考虑到遥控器遵循NEC协议,所以不论发送还是接收命令都需要产生38k Hz的脉冲,于是便很自然地想到,红外接收模块工作时会使用到Arduino板的定时器,同时风扇转速的改变也是靠Arduino板定时器产生的PWM输出实现的,那会不会是它们在使用定时器资源时产生了冲突呢?带着这一疑问,笔者开始求证自己的推测。

●技术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求证过程,笔者先来解释一下Arduino UNO的主芯片(Atmage328P)中的定时器。所谓的定时器类似于生活中的闹钟,只要开启这个闹钟它就会根据设定的时间不断去提醒。提醒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给CPU发送定时器中断,另一种是直接在管脚上输出脉冲电压(PWM)。只是在同一个时间内这个“小闹钟”只能设定一个定时时间,以一种方式工作,不能既当“闹钟”,又输出PWM。这种定时器在Atmage328P中共需要三个,分别是Timer0(0号定时器)、Timer1(1号定时器)和Timer2(2号定时器)。

为了确认红外遥控和风扇PWM输出在使用定时器资源上是否有冲突,首先,要确定风扇PWM输出所使用的是几号定时器。查看Arduino UNO的原理图,可以知道风扇所接的11口是从Arduino主芯片(Atmage328P)的17号管脚引出的(如上页图5),笔者顺藤摸瓜,查阅Atmage328P的数据手册,得知此管脚(OC2A)正是2号定时器在PWM模式下输出脉冲的管脚(如上页图6),也就是说要想风扇慢速转,必须让2号定时器工作在PWM模式下。接着,需要确认红外接收模块使用的是几号定时器。分析Mixly软件中的Arduino代码,可以看到程序加载了一个外部库“IRremote.h”,在“Mixly0.97arduino1.7.9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IRremote”文件夹中找到该库文件。打开该库文件,发现其又引用了一个用于设置中断的库文件“IRremote Int.h”,在这个文件的72行中发现了“#define IR_USE_TIMER2”这一句(如上页图7)。因此可知,针对Atmage328P芯片,红外遥控模块使用了2号定时器,至此可以确定问题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功能同时使用了2号定时器。

●解决方案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那怎么解决呢?笔者想到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修改红外遥控模块使用的定时器。将“IRremote Int.h”中的72行修改成“#define IR_USE_TIMER1”,强制红外遥控使用1号定时器。保存库文件后,笔者重新编译下载,试着按下了遥控器上的“2”键,风扇慢速地转了起来,成功了!

但是,这种方法对没有学习过类C语言的学生来说,有一定困难,而且改变了默认库中定时器的设置,可能会产生与其他模块的冲突,所以这种方式只适合于硬件连接无法改变的情况使用。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呢?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更换风扇连接的数字口。查看资料,笔者可以得知,Arduino UNO的各个具备PWM输出功能的数字口及其定时器的对应关系如上页表所示。笔者将风扇换到使用0号定时器的6号口上,修改程序中的端口,重新编译下载后,测试也一切正常。学生觉得这种处理定时冲突的方式更简单,只要记住6个可以输出PWM的数字口对应的定时器,换一下连接数字口就可以解决定时器资源冲突问题。

●结语

至此,故障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通过这个过程,笔者总结了在进行Arduino制作时需要注意的几点:

①用Arduino UNO实现一些简单的互动功能的确很方便,但作品的功能一旦复杂,就容易出现各种资源冲突的问题。所以,应用比较复杂的作品,最好选用硬件资源更加丰富的板子,如Arduino 2560、Arduino DUE等。

②如果作品中多处用到定时器,要合理分配定时器的使用。

③在使用数字口5、6的PWM功能时,尽量不要使用delay()延时函数,因为这个函数是使用定时器0来产生延时。

④像红外遥控模块这样需要用到定时器的模块,尽量不要接在具有PWM功能的数字口上,以免造成干扰。

⑤将PWM输出写在不同程序段,能减少互相干扰的概率。

此外,笔者深刻体会到,创客教师和学生还应该多了解一些单片机的原理、知识,才能“造”出更多有趣的作品,遇到问题也能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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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冲突解决 篇2

良好的团队关系是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的首要条件，积极、及时、正面的解决团队冲突，才能保证工作的有序开展，激发团队成员最大潜能，从而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因而，学会解决团队冲突的办法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要深入了解判断团队冲突。一）找出冲突的原因。

要弄清楚团队成员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工作中的资源竞争还是争权夺利产生的冲突，还是因为工作中的目标冲突、责任模糊、分工不明确或沟通不畅等原因导致了冲突的发生。

二）弄清冲突的类型。

如团队成员之间大打出手、口出恶言、互不相让则属于激烈冲突，如成员之间愿意合作，但互相压抑着情绪则属于消极冲突。

二、掌握冲突的处理方式。

一）做好团队管理工作，正确的处理团队成员冲突。

1、交涉谈判。

首先，当冲突发生时，我们要尽快与冲突双方进行交涉，针对冲突具体原因进行裁判。沟通时可根据冲突的大小和激烈程度，选择分别沟通或将冲突双方叫道一起共同沟通。一般激烈冲突适合分别沟通，待冲突双方冷静下来后可再安排到一起共同沟通协商解决。沟通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冲突产生的具体原因，找出冲突双方分歧，分析冲突原因，寻求解决方案。

2、强制裁定。当冲突双方的矛盾较大，主要矛盾又很明显，冲突双方各不相让，已经影响到正常工作，仅靠正常调解依旧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需要利用自己的领导权限进行强制裁定，以免冲突和矛盾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但要注意的是，虽然裁决是利用自己的领导职权进行的，我们也不可武断，不了解事情经过就妄下断言，这样容易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和结果。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在强制裁定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出现偏帮现象。

二）分类处理。

1、回避冲突。

在团队冲突微不足道时，我们可以采用回避冲突的方式进行调解。例如因为抢用传真机而造成的一时不快，或是在讨论需要立刻解决的问题时，由于意见不一致而发生争执，这些情况都不属于原则性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回避冲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外，如果可以由他人有效解决的冲突时，我们也可以选用回避冲突的方式进行解决，这样对团队矛盾的解决也能有个缓冲。另外，当冲突发生的时间并非最佳解决时机时，我们也可以选用回避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在采用回避冲突冷处理过程中，我们要审时度势。冷处理时间过短，当事人火气未消，心情无法平静，就会难以听进劝解；冷处理时间过长，反而会坐失良机，使矛盾复杂化和扩大化，甚至导致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事态发展情况及矛盾双方状态变化，避免使矛盾沉积、恶化变成不治之症。随后，我们需关注双方的情绪和状态进展，采取延缓解决的方式进行，待双方冷静下来并自觉转变后，有可能不需要我们过多处理，双方便由冲突转向合作。同时在劝解的方式上，要更多的从情绪管理角度出发，劝解当事人以和为贵、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2、相互迁就。

使用原则：有时候为了团队的稳定，我们在处理团队冲突时会考虑使用相互迁就的处理方式，这样利于平衡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让大家和谐相处。

1）在处理一些对紧急而不重要的冲突时，让矛盾双方相互迁就，既然不是重要的工作，那么就不值得为此破坏成员之间的关系，加上工作要求又比较紧急，大家相互谦让，矛盾冲突就会缓和。

2）有些冲突的解决是可以让团队成员从自身错误中学到经验和教训的，这个时候则更需要互相迁就，把冲突矛盾当作一种学习机会，没必要非争出高出对错。

3）下属能够融洽关系。当融洽和稳定至关重要的时候，我们在解决矛盾时，一定要以谦让为主，将整体的和谐稳定放在首位，从大局出发，让双方将个人矛盾为了团队和谐暂时放下。

4）当团队发生冲突时，为了事后让冲突双方建立起责任感，我们也可以选择相互迁就的方式。在运用相互迁就这种类型解决团队冲突时，通常我们的处理方式是：要通过沟通，让冲突双方能够在冲突的矛盾对立面上，各自妥协退让、降低自己的要求。如果双方在冲突时发生了争执、吵架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告诫对方出现矛盾时，要就事论事，不提旧账。

3、精诚合作。

精诚合作的处理前提是双方的工作不紧急而重要，在处理时需要综合不同下属的意见，并且要遵循成员双发的利益都很重要的原则来处理冲突事件。正确的处理方式是：让冲突双方各退一步、尊重对方、学会看对方长处、再寻找双赢的合作方案。

三、明确冲突的处理底线。一）允许范围。

包括团队成员之间因个性差异造成脾气不和、任务失败、个别关系好而略微疏远他人导致的冲突等。

二）不允许范围。

解决行为冲突的智慧 篇3

一、行为冲突产生的原因

1.学生个性问题引发的行为冲突

案例：女同学郑某在家里拉小提琴，练了一会儿，脖子和手就酸了，还不时出错。嘴里嘀咕着：妈妈每天逼着我拉琴一小时，拉错了还要批评我，让我反复练，我真讨厌死它了！说着就把小提琴往床上一扔。在厨房里炒菜的妈妈听不到琴声，疑惑地来到女儿房间，对女儿又是教育又是数落。郑某就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给自己的同学李某听，谁知李某开玩笑说：“是你太笨了吧！”郑某当时就气坏了。从此一对好朋友形同陌路。

独生子女最大的特点就是总以自我为中心，受不得委屈，听不得意见。他们往往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养成“惟我独尊”的不良心态。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美，一旦愿望落空，就会勃然大怒，甚至攻击别人。

2.角色转变不当引发的行为冲突

案例：小玲是班长。她学习成绩优秀，且家境富裕。小玲在平时的班级管理中，总是显得很骄矜，引发同学的不满。她的口头禅是：你不服从我的管理，那你也当班长好了。或是我去告诉老师，看他会帮谁？时间长了，同学们在暗地里都拿白眼瞪她，有的干脆故意跟她公开作对。小玲变得很苦恼。

学生毕竟是未成年人，他们往往不能确认自己的具体身份。

3.人际交往技能缺失引发的行为冲突

案例：每天坐公交车回家的小昕，像往常一样听到下课铃声背起书包就往教室外冲。不料跟同样急匆匆回家的小芹撞在一起。两个人僵持着，谁也不肯主动让步。小丽说：“你们俩怎么回事？能不能都少说一句？”小芹和小昕一起冲着小丽说：“关你什么事？”

现在的学生在很多场合显得很无助，尤其在人际交往上，不懂得如何与他人沟通，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4.道德修养缺失引发的行为冲突

案例：小忠是一个外表老实的孩子，一开学很让老师放心。作业按时完成，打扫也很干净。不经意间，男生宿舍里经常发生偷窃事件。一个惹人讨厌的男生成为大家怀疑的对象。直到有一次，小忠在偷东西时，无意被同学发现。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小忠四处败坏同学的名声。常在河边转，总有湿脚时。最后小忠被学校抓到，才承认了错误。但是，小忠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所在，反而对同学充满了仇恨心理。有一天晚上他提前回到宿舍，在每个同学的被子里都倒上了一盆水……

人们常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但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有些学生的教育之路还是任重道远。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学校教育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学生的道德修养，使得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短暂迷失了方向。这样的学生因为自身的直接原因更加不能被同学所接纳，成长后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良力量。

二、解决学生行为冲突的对策

1.将应对教育普及化

这是解决学生行为冲突的关键所在。要想做得到，先要想得到。我们首先要从意识上接受行为冲突的各种影响，再对行为冲突进行全面分析，帮助学生全面认识行为冲突，形成关于行为冲突的正确观念和看法。这既需要学校的宏观调控，又需要老师的主观配合。帮助学生奠定观念上的基础，化不利行为冲突为有利行为冲突。行为冲突管理课程在国外已经不是新鲜事物，并且针对如何有效地管理学生装的行为冲突，形成了许多的个案与教材，这都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在行为冲突中学习成长。我国对于学生行为冲突管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仍要在借鉴别国的间接经验和不断总结探索中前进。不管怎样，普及应对行为冲突的教育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2.将应对教育具体化

到底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开展应对教育，这是个值得慎重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创设有关应对教育情景，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应对的能力和技巧。各门功课都可以成为我们实际演习的基地。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将应对教育成人化，不能搞花架子，搭空台唱大戏。使学生有时间、空间进行应对实践，通过应对实践把应对知识转化为应对能力。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设计这样一些问题，让学生自由组合讨论：有人抢你的东西怎么办，有人给你起外号怎么办，被人误解了怎么办，听到别人在背后说你坏话时怎么办，和学生发生冲突怎么办，有人不喜欢你怎么办，等等。这样，通过一定的应对情景，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育者循循善诱，其应对意识与能力就能在实践中逐步得到提高，其原有的应对就会得到规范、改善而形成良性的应对方式。

解决行为冲突的智慧 篇4

一、行为冲突产生的原因

1. 学生个性问题引发的行为冲突

案例：女同学郑某在家里拉小提琴，练了一会儿，脖子和手就酸了，还不时出错。嘴里嘀咕着：妈妈每天逼着我拉琴一小时，拉错了还要批评我，让我反复练，我真讨厌死它了!说着就把小提琴往床上一扔。在厨房里炒菜的妈妈听不到琴声，疑惑地来到女儿房间，对女儿又是教育又是数落。郑某就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给自己的同学李某听，谁知李某开玩笑说：“是你太笨了吧!”郑某当时就气坏了。从此一对好朋友形同陌路。

独生子女最大的特点就是总以自我为中心，受不得委屈，听不得意见。他们往往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养成“惟我独尊”的不良心态。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美，一旦愿望落空，就会勃然大怒，甚至攻击别人。

2. 角色转变不当引发的行为冲突

案例：小玲是班长。她学习成绩优秀，且家境富裕。小玲在平时的班级管理中，总是显得很骄矜，引发同学的不满。她的口头禅是：你不服从我的管理，那你也当班长好了。或是我去告诉老师，看他会帮谁?时间长了，同学们在暗地里都拿白眼瞪她，有的干脆故意跟她公开作对。小玲变得很苦恼。

学生毕竟是未成年人，他们往往不能确认自己的具体身份。

3. 人际交往技能缺失引发的行为冲突

案例：每天坐公交车回家的小昕，像往常一样听到下课铃声背起书包就往教室外冲。不料跟同样急匆匆回家的小芹撞在一起。两个人僵持着，谁也不肯主动让步。小丽说：“你们俩怎么回事?能不能都少说一句?”小芹和小昕一起冲着小丽说：“关你什么事?”

现在的学生在很多场合显得很无助，尤其在人际交往上，不懂得如何与他人沟通，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4. 道德修养缺失引发的行为冲突

案例：小忠是一个外表老实的孩子，一开学很让老师放心。作业按时完成，打扫也很干净。不经意间，男生宿舍里经常发生偷窃事件。一个惹人讨厌的男生成为大家怀疑的对象。直到有一次，小忠在偷东西时，无意被同学发现。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小忠四处败坏同学的名声。常在河边转，总有湿脚时。最后小忠被学校抓到，才承认了错误。但是，小忠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所在，反而对同学充满了仇恨心理。有一天晚上他提前回到宿舍，在每个同学的被子里都倒上了一盆水……

人们常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但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有些学生的教育之路还是任重道远。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学校教育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学生的道德修养，使得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短暂迷失了方向。这样的学生因为自身的直接原因更加不能被同学所接纳，成长后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良力量。

二、解决学生行为冲突的对策

1. 将应对教育普及化

这是解决学生行为冲突的关键所在。要想做得到，先要想得到。我们首先要从意识上接受行为冲突的各种影响，再对行为冲突进行全面分析，帮助学生全面认识行为冲突，形成关于行为冲突的正确观念和看法。这既需要学校的宏观调控，又需要老师的主观配合。帮助学生奠定观念上的基础，化不利行为冲突为有利行为冲突。行为冲突管理课程在国外已经不是新鲜事物，并且针对如何有效地管理学生装的行为冲突，形成了许多的个案与教材，这都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在行为冲突中学习成长。我国对于学生行为冲突管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仍要在借鉴别国的间接经验和不断总结探索中前进。不管怎样，普及应对行为冲突的教育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2. 将应对教育具体化

解决线上线下渠道冲突 篇5

大的市场潜力, 如果不发展线上渠道, 很有可能被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可是传统的线下渠道竞争已经很激烈了 , 再发展线上渠道的话又会冲击自己苦心经营的线下渠道体系, 传统的线下渠道可是他们目前的安身立命之本。

线上、 线下没有绝对的冲突, 关键是如何“以消费者便利购物” 为依据进行有效整

合。 只有建立在线上、 线下互动互通的零售渠道的基础上的电子商务模式才是真正具有

实效意义的。 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就需要企业把线上和线下渠道建设放到战略高度进行定位。 只有战略定位清晰、 明确才能够充分利用、 整合所有的可利用资源。关于线上和线下渠道建设的战略定位,企业必须要明确线上渠道在企业的整个渠道体系究竟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目前, 涉水电子商务的企业主要是把线上渠道定位为线下渠道的补充, 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绝对是线上与线下的融合。 无论是作为补充还是相辅相成, 都需要在战略上进行清晰定位。 企业只有在确定线上和线下渠道两者的定位关系之后, 才能相应地去采取合适的策略。

而现在,在处理线上和线下渠道关系时,很多企业的思路仍然是以线下渠道为主, 把线上渠道仅仅作为线下渠道的补充。 事实上, 如果线上只销售特定类别的产品, 与线下渠道就有了差异化, 不至于引起渠道商们过度恐慌而反水。 同时, 也对线下渠道进行了有效弥补, 能够扩大企业的销售份额。

为了实现差异化,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首先是将网络销售作为处理线下渠道存货的渠道。 即把线下销售的库存拿到线上来扫货, 减轻品牌的库存压力。 这也是很多传统企业的选择, 线上既可以卖适合网络的低价商品, 又和线下渠道的专卖店等形象与价格都不冲突。

目前大多数企业, 把线下未执行的期货和经销商库存回收, 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 这一方面有助于品牌试水网络销售业务, 另一方面由于这部分产品与线下正在销售的产品并不重合, 因此对线下的冲击可以降到最低。

其次是网络销售线下经典款式的复刻产品。对于大多数品牌来说, 每年消费者对新款的认知并不清晰, 除了主推款之外,大部分的款式没有很明确的年份标签, 因此通过线上热销经典款式的复刻, 只用于线上销售, 这样的做法不但对线下渠道不造成冲突, 而且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总销售份额。

除此之外,也可以为线上提供网络特供款产品,这是指专门针对网络销售开发产品款式。 这些款式不在线下渠道铺货,终端无法买到, 只在网上独家销售, 这样的差异化设置, 自然能从根源上避免渠道间的利益冲突。

众多试水电子商务的企业都意识到了网络特供款的重要性, 但是这对企业选款和供应链的快速反应具有极高的要求, 因此这一做法目前基本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法律原则冲突之解决 篇6

从美国著名的“埃默尔案”到中国的“泸州遗赠案”, 关于法律原则的适用问题, 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以舒国滢先生为代表提出的适用标准, 即可从“穷尽法律规则, 方得适用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不得径行适用, 除非旨在实现个案正义”与“若无更强理由, 不适用法律原则”三个方面来判断。①此判断标准相较于“规则中心主义”和“原则中心主义”而言, 缓和了法律规范“可预测性”和“可接受性”之间的矛盾, 更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但此判断标准在操作层面仍然存在瑕疵, 比如何谓“个案正义”?以及何谓“更强理由”?要回答以上问题, 必须要把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冲突, 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即是规则背后的原则与原则之间的冲突, 以及规则缺位时原则与原则的冲突。

关于法律原则间冲突的问题, 我国学者有了一定的研究。如苏州大学胡玉鸿教授提出, 社会生活是法官将法律原则适用于个案的中介。“如果法官在诉讼中找不到法律原则所依赖的生活原型, 那么他就没有权利引用法律原则来作为判决的依据。”“司法独立的真义并不是将法院与社会相隔离, 而是在独立的环境下使法官能冷静地判断社会价值与社会期望。”②北京师范大学学者梁迎修认为, 原则间的衡量必须遵循比例原则, 惟有符合比例原则的衡量才能称得上理性的衡量。③

国外学者的研究中, 最著名的当属德国学者阿列克西提出的“冲突法则”, 其认为在具体案件中, 相冲突的原则P1和原则P2会导出两个内容上相互矛盾的要求, 从而相互限制对方实现的法律可能性。此冲突无法通过宣告一方无效来解决, 而是有赖于透过法益衡量。在该具体案件中加上“优先条件” (C) , 如果假定在C条件下原则P1优先, 那么原则P2必须退让。这两个原则的“有条件的优先关系”则可以表述为: (P1 P P2) C。若原则P1在C条件下具有法律效果Q, 则下列规则生效:C→Q。④阿列克西解决原则冲突的理论, 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的维度, 具有很强的说服性。但是此种理性的逻辑模式, 在解决原则冲突过程中, 跳不开非理性的怪圈。阿列克西将原则间的冲突, 用优先条件加以衡量, 但是优先条件的抉择仍然存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中。

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 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解决原则冲突的关键在于价值衡量。此衡量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整体衡量;个案平衡;个案类型化。

2.整体衡量

原则背后的法律的基本价值涵括哪些内容, 学者们认识不一。例如徐国栋先生认为, 法律价值的主要内容包括, 正义、安全、效率、简短、灵活;⑤张文显先生认为, 秩序、正义、自由和效益应该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⑥杨心宇先生认为法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平等、安全、公共利益、秩序;⑦笔者认为法律的基本价值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自由、正义、秩序。本段所说的整体上的衡量即是对以上三种基本价值进行序位的排列。

自由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 法律形成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由。基于此种基本性, 自由多被规定在纲领性文件中。例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我国宪法第二章, 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公民有言论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另外自由的价值观也具有普遍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上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不分种族。”基于自由的基本性和普适性, 应将其列为核心。

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 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是与自由不同的是公平正义并不具有普适性。⑧是奉行社会公用的功利主义正义观还是奉行个人自由平等的道德论正义观, 并不能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得到较为一致的答案。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与其他社会调控方式相比, 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法律的秩序价值, 稳定性、安定性、强制性。⑨但是此种稳定性、安定性、强制性也必然伴随着保守性、滞后性、僵化性。此种价值固有的缺陷也就决定了其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向自由和正义低头。

以法律价值的基本性和普适性为标准, 笔者认为法律价值的位阶应是:自由——正义——秩序。自由是法律最本质的价值, 其可以衡量一国法律是不是真正的法律。正义是基本标准和评价体系, 其衡量一国的法律是“良法”抑或是“恶法”。秩序是基础价值, 是法的其他价值的基础, 但秩序必须接受自由和正义的规制。当然, 此种价值的排序, 只是从整体上来衡量, 给法官一个大致的判断标准, 并不代表所有体现自由的法律原则都需让步体现正义或者秩序的法律原则。当两个不同位阶法律原则, 甚至是相同位阶的两个法律原向冲突时, 该如何衡量, 还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即结合具体的案件进行个案平衡。

3.个案平衡

笔者前面提到阿列克西的“冲突法则”, 其严密的逻辑性很适合个案的操作。但是也如笔者所说, 阿列克西并未对优先条件作更进一步的论述, 使原则冲突的解决仍然拿捏在法官的自由裁量中。笔者认为可以将第一步的“整体衡量”引入到阿列克西的“冲突法则”中, 即对优先条件做一个大致的判断, 自由优先于正义优先于秩序。但不是绝对的优先, 仍需在个案中具体衡量。

以我国的“泸州遗赠案”为例, 法官以原告与被告丈夫间的婚外情为由, 认定被告丈夫所立的的遗赠协议违背我国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而宣告无效。此案中, 存在两种民法原则上的冲突: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原则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前一原则体现的价值是自由, 后一种原则体现的价值是秩序。按照先“整体衡量”的理论, 自由优先于秩序。将此种结论作为一般的优先条件带入到阿列克西的“冲突规则”中, 可以导出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原则优先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

此案只是一般的情况, 在某些具体的个案中, 自由——正义——秩序的优先条件可能被修正。例如, 1976台上字第2436号判决:“上诉人为有妇之夫, 涎被上诉人姿色, 诱使同居, 而将系争土地之所有权移转登记于被上诉人, 复约定一旦终止同居关系, 仍将该土地返还, 以资牵制, 而达到其久占私欲, 法官认为其约定有背善良风俗应属无效。”⑩此案中, 由于处分土地的直接目的在于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破坏婚姻秩序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社会道德风尚, 此时自由需被秩序限制。此种修正的优先条件, 在德国判例中也有所体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情妇为继承人的案例中指出, “如果被继承人立其情妇为继承人旨在酬谢其满足自己的性欲或旨在决定或加强这种两性关系的继续, 那么这种行为是违反善良风俗的, 如果旨在给其情妇提供生活保障则该行为是有效的。”○ (11)

4.个案类型化

既然在第二步的个案平衡中, 有很多种例外情况足以修正自由——正义——秩序的排序, 也就使得“冲突规则”的逻辑结构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下。为了弥补此点, 笔者提出将个案类型化。

具体而言, 在个案中将类似情况加以总结, 将修正一般优先条件的情况予以归类, 比如纯粹以维护两性关系为目的遗赠行为, 自由不再优先于秩序。媒体报道将严重危及出狱罪犯的“再社会化”的情况下, 人格保护优先于媒体报道的自由。○ (12) 通过对个案的类型化, 法官对修正优先条件也能达成基本的共识, 减少法官的自由专断。当然法律的生命从来就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笔者提出的整体衡量——个案平衡——个案类型化的逻辑结构也脱离不了法官通过自身价值经验而做出的自由裁量。只不过笔者认为, 此种逻辑模式控制了法官裁量的边界, 在解决法律原则与原则冲突时也更具操作性。

参考文献

[10]梁慧星.《民法解释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299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邵建东译, 法律出版社, 2000:516, 527

幼儿游戏冲突的解决方法 篇7

一、“情境暗示法”,让幼儿在反思中解决冲突。

亮亮和红红被分配在一个小组内玩搭建游戏,亮亮要建金字塔,红红想搭长城,为此,他俩争了起来。红红很生气地对我说:“老师,我不和亮亮玩了。”乐乐也说他不和红红玩了。我说:“老师,请你们看一个小猴子和小熊的动画片,你们看看它们是怎么合作的,好吗?”亮亮和红红都是动画片爱好者,他俩高兴地看起了动画。过了一会,他俩拉着手走到我面前。亮亮说:“老师,我们猜了拳,红红赢了,所以先搭长城,然后再建金字塔。”说完,他俩便到建筑区搭长城了。

在冲突出现后,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兴趣爱好采用或设计一些与幼儿冲突有关的情境,让幼儿观看并讨论情境中的冲突是如何产生和解决的。然后,让幼儿想一想该如何解决与同伴之间的冲突,从而提升幼儿自我反思、自我判断以及解决冲突的能力。

二、“自然后果法”,让幼儿在体验中解决冲突。

在“公共汽车”游戏中,明明、英英、辉辉都想当公共汽车司机,但司机只能有一个。于是,他们在公共汽车旁边争了起来。整个游戏时间,他们谁也不让谁,最终谁也没当成公共汽车司机,游戏也没有完成。

对于此类冲突,教师可以采取“自然后果法”,即让幼儿凭自己的直接经验去接受教育,体会自己所犯错误的自然后果。我先让幼儿自己体验到没有玩成游戏的不快,然后再引导幼儿讨论:“大家都想当某个角色时该怎么办?”从而使幼儿懂得“轮流当,不争抢”的道理,在今后游戏中他们便会自觉地遵守游戏规则。

三、“榜样示范法”,让幼儿在示范中解决冲突。

在下午的游戏活动中,天天和玲玲为了一个玩具争得不可开交。这时我看到涵涵和昆昆正合作地玩着一辆小汽车,一个当司机,一个做乘客,他们玩得高兴极了。于是我对全班幼儿说:“老师现在要表扬涵涵和昆昆,他俩一起玩小汽车,合作得真好啊!”天天似乎明白了我的暗示,他对玲玲说:“我们一起玩好吗?”玲玲笑着说:“好!”接着,他俩开心地玩了起来。

幼儿具有好模仿的特点,因此在幼儿出现冲突时教师可采用榜样示范法,有意识地提供给幼儿可借鉴或模仿的榜样,通过表扬、鼓励等方法引导幼儿注意观察榜样的示范行为,从而进行模仿或借鉴。

四、“体验迁移法”,让幼儿在明理中解决冲突。

在“猫和老鼠”的表演游戏中,突然,“猫司令”刚刚扭住了“大老鼠”磊磊的胳膊,磊磊猛地一脚后踢在刚刚的膝盖上,刚刚痛地叫了一声,更是使劲地扭住磊磊不放,两人撕打了起来。我见他们越闹越凶,便上前制止了他们的行为。我问磊磊:“要是刚刚狠狠地踢你一脚,你会有什么感受?”磊磊低着头说:“那会很痛的。”“那你今后还踢不踢同伴呢?”“再也不会了。”磊磊很坚决地说。

在幼儿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尤其是即将威胁到幼儿的安全和健康时,教师应予以调解,可采用“体验迁移法”,即让幼儿以同伴的身份体验他施加于同伴身上的行为,感受该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从而刺激幼儿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内省,进而明辨是非。

五、“授之以渔法”,让幼儿在亲自解决冲突中提高能力。

在“建楼”游戏中,幼儿正兴致勃勃地建着各种各样的楼。突然,斌斌和洋洋起了冲突,脸红脖子粗地互相扯着对方的衣服。强强喊:“你们不要打了,有事找法官评理去。”斌斌边扭着强强边说:“走,我们去法庭说理去。”强强也扭着斌斌说:“去就去,谁怕谁啊。”他俩相互扭着来到“小法庭”,值班的“小法官”黄黄和蕊蕊让他们阐述事情的经过,并请了相关的幼儿做“证人”,为他们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论情理法冲突的解决 篇8

中国的情理法是其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情”是社会中主流的主观评价——即得到大众肯定的道德价值取向;“理”可以理解为永恒不变的法则;“法”是国家制定的法律。中国的情理法观念认为情理是法的本源, 只有将情、理、法三者合起来, 通盘考虑, 消除互相冲突之处, 才是理想的、真正的法律, 才是我们判断人们的行为是非善恶、应否负法律责任的最根本的依据。单是三者中的任何一者是不可以作为完整意义上的法的。另一方面, 情、理、法三概念的前后概念顺序反映了中国人对这三者的轻重关系认识, 即“合情”是最重要的, “合理”次之, “合法”更次。这种情理法观念之下, 可以将情理法的关系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 完美的秩序应该是情理法的结合, 三者的“三位一体”。其次, 在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时候, 必须要将情理法三者都作为社会重要规范, 兼顾考虑。再次, 在三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天理人情重于国法, 国法如果真的有悖于人情有悖于天理的时候, 它应该灵活性的做出一定的让步, 以此作为避免国家和社会发生正面冲突的一种妥协之道。最后, 情理法在不同的法律领域作用也有所差异, 比如在刑事法领域国家法相较于情理法要强势, 而在民法领域国家法尊重情理法, 往往对情理法做出让步。

如上文所述, 情理法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俗的历史现象, 那么是不是说情理法在现在社会就不适用了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诚然, 现代法治以制定法为中心, 但是在现代法治中情理法任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制定法并不是全能的、唯一的规范, 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情理规则也是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不是万能的, 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革新、纷繁复杂的时代, 单纯依靠法律的规定是很难给现实中的纠纷一个准确而合理的判决的。法官在面对具体的人和事、具体地域的风俗习惯、具体的利益冲突时, 往往在法律规则、原则之外还需要考虑情理因素, 在法律规则和民俗风情之间寻求平衡。另一方面, 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情理任然被视为判断司法行为和司法结果正当与否的标尺之一。普通群众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他们不关注“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举证责任分配”这也问题, 他们关心的是案件处理的结果是否符合他们所认同的“情理”, 合乎情理就是义, 否则就是不义。

二、情理法冲突形成原因

前文提到, 中国的情理观认为情理是法律的本源, 但是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例如制定者主观上对情理认识的差异, 抑或是客观的时空障碍等, 造成里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情理法冲突。这些冲突的存在不仅给司法工作者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冲突的存在对法律在社会中的推行、法律权威的树立、法律信仰的培养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那么随之而来, 所要思考的就是情理法这种客观存在的冲突要怎么协调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有必要分析这种冲突的形成原因:

第一、中国社会现行的的法律体系主要是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 虽然在移植过程中就中国国情做了一定的调整, 但是整个系统使用的是西方的理性的、法治化的法律理念, 体现的是源自于西方社会的情理。这种情理观与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中自然产生的情理观存在极大的差异和矛盾。因此, 我们现行的法律和我国情理之间的关系自然不如西方社会中的情理和法之间的那样密切衔接和相互融合。所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是先进的法律制度, 包括各种专业的概念、原则、制度等, 另一方面是民众基于我国历史和社会现状所相信的一套夹杂很多传统观念、相对落后的情理观。这两者之间矛盾丛丛, 在司法中就体现为情理法的冲突。

第二、我国法制制度构建方式, 导致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法制发展的脱节, 所引致的道德失范是加剧情理法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大力推行法制改革, 在短时间内制定了很多法律, 大多是直接借鉴西方法律。这种法律制度的构建方式和西方历史发展中, 法治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循序渐进的进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有点类似快餐的法制构建方式, 导致法制与其他和其相互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太协调。具体来说,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我们原有的一些社会结构, 比如村落人际关系, 在迅速的解体, 与之相应的一些道德观念也在被迅速的淘汰, 而相对的我们又难以在短期内深入的在社会中推行西方的一些道德观念, 例如西方宗教传统中的道德观, 这使得我们社会中出现一定程度和范围的道德失范。因此, 法律不得不介入到更多原本属于道德调整的领域, 用法律来支撑道德的底线。在这种缺乏和法律制度互相协调, 互相补充的道德规范的情况下, 法制建设也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 人们觉得法律过于冰冷, 没有道德情理的温度, 很难从内心自然的接受和信服这样的法律。另一方面, 很多法律职业者在从事法律活动中越来越强调法律的非道德化倾向, 这也加剧了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不认同, 因为它显得太遥远。这就使得法律和人们的情理观渐行渐远。

第三、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带来的利益需求的多样化, 使得我国现行社会各阶层的情理观各不相同, 难以统一, 而法律规定又是单一的, 无法与现在社会的这种情理观状态相适应。我国还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传统价值观念尚未完全消失, 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 现行法律制度所表现的情理观念又未能很好的深入民众, 所以民众应为文化程度、个人素质、社会经历的差异所持有的情理价值观、情理观有着很大的差异, 社会中缺少相对统一的情理观。

第四、我们在推进的诉讼程序和司法改革, 也使法律和社会情理间的不协调日益明显。我们的法治越来越完善, 我们对法律程序的设计越来越向西方那种正规化的, 程序正义的方向发展, 法官司法越来越正规化。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又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向普通民众解释这种程序正义的意义、它的正当性, 这使得普通民众还难以用程序正义来取代实质正义的作为评判的标准来看待一起纠纷。这就导致有些案件中一方面法官严格依照程序法的要求来审理案件做出判决, 另一方面, 普通民众直接根据他们的情理观来评断案件, 这就使得双方得出的结论不一致, 民众无法认同法官的判决, 引起负面的社会影响, 比如南京彭宇案中就存在这样的冲突。

第五、由于中国历来就将法跟国家的强制力紧密联系, 所以法律实施过程中往往忽略情理的作用而使一味的强制灌输。我们不否认法律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的,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而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法律本身的意义在于情理, 它并不应该简单的被认为是推行国家意识的冰冷工具。所以, 诚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 但强制推行并不是让法律深入人心的最好方法, 只有法律和情理的互相协调, 共同作用才能迅速有效的让人们对法律产生认同感, 建立对法律的信仰。

三、情理法冲突的协调

在中国社会现实中, 情理法的冲突是确实存在的, 而我们说情理是法律的本源, 两者之间是可以相协调统一的为维护社会秩序而服务的。所以笔者认为情理法冲突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个缺陷, 一个亟待解决, 也可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情理法冲突的问题, 我认为可以从五个角度来看, 分别是:立法、执法、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和加强法制教育。

首先从立法的角度讲, 应该注意立法的合理性, 努力制订符合中国社会情理的良法。第一, 在制定那些跟我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联的领域的法律的时候, 比如民事法律领域。我不能单单是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 更要结合我们社会的现实, 把人伦、亲情、公共的道德准则考虑进去, 制定出符合我国社会情理观的法律。第二, 要避免那种“法律至上”妄想用立法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思想, 要认识到法律和情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协调中应该是同时发挥作用的, 相互协调合作的。两者之间不是简单轻易就可以相互替代的, 它们所管辖领域即便有所变化也用该是基于社会情况的而产生循序渐进的改变, 而不是人为的强行的移风易俗。第三, 立法中还要注意的是, 虽然我们强调情理法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毕竟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规范社会秩序的主要方法, 而情理法本身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外延的扩张性, 所以在立法过程中在承认情理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限制情理法的适用范围, 避免情理的过分适用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动摇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

其次, 从执法的角度讲, 就是在强调行政执法合法性标准的同时, 要注意行政执法的合理性。事实上在我过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已经体现了行政执法合理性的标准。比如行政法中的“最小伤害原则”。我们知道在执法过程中, 一方主体代表的是国家, 是国家制定的法律, 另一方主体则是社会普通民众, 也就是说执法过程是民众接触法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么合理的执法, 有助于在潜在中向民众输入正确的现代法制观点, 统一民众的法律价值观, 有助于统一民众多样的社会情理观, 有利于消除情理法的冲突。

再次, 从司法的角度来讲, 就是强调法官在处理案件中要寻求情理法的平衡。具体来说:第一, 首先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 在司法的过程中法官不仅仅要严格依照事实和法律规定来处理案件, 同时还要考虑一定的情理因素 (尤其是在处理一些民事案件时) , 对案件的判决不仅要做到合法, 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做到合理。我们现在提倡法官职业化, 提高法官的法律素养, 这不仅仅是要提高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认识和理解, 更是要提高法官的法理素养, 提高法官的社会经验和社会道德、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法官做出既符合法理规定, 又能为社会民宗情理观所能接受的判决。第二, 在承认情理法是司法过程中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的同时, 也要认识到情理法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是有限制的。其一, 明确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使用范围。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 法官以适用法律为唯一选择。在法无明文禁止司法者行使自由裁量权时, 允许法官基于纠纷解决的目的适当适用情理规则。其二, 限制情理法的适用前提。情理法应该仅限于适用于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判断阶段, 在事实判断阶段应该严格限制对情理法的适用。其三, 对情理法的选择适建立有效的监督。情理法有别于成文法, 其规则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随意性, 在适用情理法的过程中带有极强的个人情感成分。因此, 对于情理法的适用, 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 防止司法的擅断和权益分配的失衡。

再然后, 从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建设的角度来讲。如我们所知, 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机制, 在我国现有框架下还存在着和解、调解、仲裁等多种纠纷解决机制, 调解更是近年来广为推广、受到社会肯定的纠纷解决方法。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完善这些纠纷解决机制, 在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可以以情理法作为主要方法, 以法律作为辅助来帮助纠纷的解决。而在诉讼框架下, 要强调“法律至上”, 以情理作为在合法基础上的考虑因素来帮助纠纷的解决。这也不失为解决情理法冲突的一个有效途径。

最后, 从加强法制教育的角度来讲。在前文也已经谈到, 社会民众由于阶层的不同, 所受教育和经验的限制, 对情理法的认识是不统一的, 再加上社会普遍对法律不熟悉, 对基本法律价值、法律原则缺少正确认识, 有碍于在社会中形成统一的情理观。那么加强法制教育, 在社会中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加深人们对法律价值、原则的理解, 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与现行法律体系相符合的情理观点。所以, 笔者认为加强法制教育也是解决情理法冲突的一个重要方法。

摘要：“情理法”, 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中国古代司法断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对我国当代法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时常能够捕捉到“情理”的影子。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导致法律规则常常滞后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这些原因都造成了一些案件的裁判结果合法不合于情理,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司法的认同程度降低。应当从立法、司法等方面, 积极考虑“情”“理”的因素, 实现纠纷解决的合法、合情、合理三者的统一。

关键词：情理法,道德,权利冲突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

[2]范忠信、郑定、詹学龙:《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微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第26页[2]范忠信、郑定、詹学龙:《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微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第26页

[3]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M].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1.3.[3]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M].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1.3.

[4]李春芹.情理法理, 孰轻孰重——以法官判案为视角[J].法制园地.2010.[4]李春芹.情理法理, 孰轻孰重——以法官判案为视角[J].法制园地.2010.

[5]徐戍徽.情理法的司法适用价值[J].法制与社会.2008.12 (12) .[5]徐戍徽.情理法的司法适用价值[J].法制与社会.2008.12 (12) .

论侦查价值的冲突及解决 篇9

关键词：侦查价值,冲突,价值整合,冲突解决原则

一、侦查价值理论概述

( 一) 侦查价值的概念

一般来说, “价值”一词主要用于商品经济领域, 是一种商品的属性。在19 世纪后, 经过众多思想家及哲学流派的影响推动下, 开始成为哲学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 (1) 从法学研究的角度上看, 价值既被用于表述法律在发挥作用中保护与助长的美好的东西, 如人权、公正; 也被用于表述法律自身所具有或应当追求的属性, 如严谨、简明。因此, 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环节中的重要部分, 我们可以将侦查价值理解为: 人们通过设置侦查程序、开展侦查活动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和人们评价侦查活动的客观标准。 (2)

( 二) 侦查价值与刑事诉讼价值之间的关系

正如前文中提到, 侦查行为不仅只是一个刑事诉讼的概念, 不过在笔者看来, 尽管侦查的概念外围比较大, 不单单只是刑事侦查制度或刑事侦查程序, 但主要通过刑事侦查制度、程序来体现其价值。由于侦查的制度与程序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规范调整, 因此侦查本身具有一定刑事诉讼的特征, 那么, 刑事诉讼的价值是否就一定是侦查的价值?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刑事诉讼价值不等于侦查价值。

首先刑事诉讼活动与侦查活动不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侦查仅是广义上的侦查的一个构成部分, 而且不是所有的侦查都必须存在于刑事诉讼中, 既然二者不都在一个范围内, 则其价值也不能完全相等。其次, 刑事诉讼的侦查也只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部分, 而刑事诉讼价值是一个整体性的价值, 既包括了诉讼前各项活动也价值, 也包括诉讼中各项活动的价值, 基于针对对象的差异, 有些在诉讼活动中针对犯罪人的价值就不能够在侦查活动中对公民适用。最后, 因为刑事诉讼的侦查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所以刑事诉讼的侦查除刑事诉讼的“印记”外, 还有明显的行政性特征。综上所述, 侦查价值与刑事诉讼价值应当是交叉关系, 但是由于刑事侦查的制度、程序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调整, 因此刑事诉讼中的部分价值同样也可以体现在侦查之中, 例如秩序价值、公正价值等等。

( 三) 侦查价值的体系

侦查本身的属性决定了侦查价值体系不能单纯的由侦查本身的价值构成, 笔者认为, 侦查价值体系是一个包括了法的价值、刑事诉讼的价值在内的三层次的金字塔形价值系统, (3) 第一层 ( 最底层) 是法的基础价值, 包括秩序价值、自由价值等; 第二层则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 如公正价值、效率价值等; 第三层是侦查本身的价值, 包括科学性价值 ( 即侦查活动能够体现的科学方法或者标准) 、工具性价值 ( 即刑事诉讼通过侦查完成或者达到某个阶段) 、独立性价值 ( 即侦查主体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 等 (4) 。在我看来, 整个体系中的第一、第二层是属于侦查的外在价值, 第三层是属于侦查的内在价值。前者指侦查程序为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与社会直接目的所体现的价值, 后者是指人们评价其是否有“善”的品质的标准。

此外, 目前学界还有人提出将侦查价值分为目的价值与形式价值。 (5) 所谓侦查目的价值指: 侦查致力于实现的社会理想和终极目标时所体现的价值; 所谓侦查形式价值是指: 侦查作为刑事程序必须具有的独立性、中立性、平等性、公开性、科学性等价值。在笔者看来, 如此区分有一定合理性, 同时笔者认为, 侦查的形式价值、目的价值与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区分主要在价值涵盖范围上, 侦查的目的价值与侦查的外在价值较为相近, 而由于侦查形式价值是集中体现侦查作为一个刑事程序的价值, 因此其中大多为刑事诉讼的价值, 涉及的范围相对侦查内在价值而言更为广泛。

二、侦查价值的冲突

侦查价值是侦查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之一, 从侦查价值体系上看, 侦查价值的结构有多元化、层次化的表征。那么问题来了, 侦查所有的内在、外在价值与形式、目的价值都是值得我们追求的美好事物, 是否能够让所有的价值都能够在实现过程中不受约束的充分体现? 笔者认为这是难以达到的, 基于多个侦查的价值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 因此在具体适用侦查程序、制度时, 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冲突。

( 一) 侦查价值冲突的原因

1. 侦查价值自身的局限性。以刑事侦查为例, 由于侦查所依据的法律 ( 如刑事诉讼法) 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刑事侦查程序、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体现的有关侦查价值, 也不是完善的。换而言之, 数个不完善的价值在实现时难免会相互发生影响。因此, 在本身存在局限的情况下, 属性上有竞争关系的部分价值就可能发生冲突, 例如一些特定情况下就难以同时把握好对效率价值与公正价值的关系。

2. 侦查主体的多层次性。前面我们提到, 侦查的主体不仅是刑事诉讼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而且即使在刑事诉讼中, 负有侦查责任的不同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 所侧重或倾向的价值也不尽相同。正是因为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追求不一样, 其所坚持的侦查价值就难免发生冲突, 如公正的侦查程序与公正的侦查结果二者之所以在偶然情况下会存在矛盾与冲突, 就是因为二者互有一套独立的价值标准体系。 (6)

3. 侦查需求的多样性导致追求目标不同。在司法实践中, 同一个案件在侦查的不同阶段或者同一阶段不同情况下, 所需要的侦查条件都不一样, 因此其中所追求的价值也应当不一样。由于国家机关所投入的侦查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侦查人员如果在侦查过程中不注重在整体上对价值体系进行把握, 则将会破坏一定的既定秩序, 进而对秩序价值造成冲突。

4. 侦查活动具有复杂性。一个侦查活动的实施需要各方面的要素参与配合, 活动涉及面越广, 价值冲突的可能性越大。同时, 越是在实施侦查过程中突出某一价值, 则价值冲突就越明显。例如, 正义感很强的侦查人员在开展侦查活动时, 基于正义感将会不可避免的增加侦查资源的消耗, 进而使得同等条件下的侦查利益就相对减少, 同时也会影响到整个的侦查秩序。

5. 新法出台、制度改革等事物变更影响价值观念。刑事侦查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刑事诉讼的价值, 以往的刑事侦查活动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一揭露犯罪等工具价值作为其主要追求价值, 但在新的刑事诉讼法出台后, 随着一系列关于保证人权的规定开始落实, 人权保障价值也越来越明显的在刑事侦查中体现出来, 并不时的与侦查活动原先的核心价值发生碰撞。 (7) 所以, 笔者认为新的规章制度也是侦查价值冲突的一个原因。

( 二) 侦查价值冲突的表现

1. 侦查主体价值观的差异导致认识冲突

首先, 相同的侦查主体在不同阶段都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准则与目标, 那么不同情况或者空间下的人们也会有不同的价值观, 所以大家对侦查价值的认识也不会一样。因此, 这种情况下发生价值认识冲突是必然的; 同时, 由于侦查主体在职务分工、责任义务等方面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一旦表现在各种价值认识上就会引起各种的价值冲突; 最后, 基于侦查主体有一定的多元性, 因此同一侦查主体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变换也能够引起自身已经认同的价值之间发生冲突。

2. 侦查价值准则之间的冲突

( 1) 侦查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的冲突: 学界上讨论的侦查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各主要有三个, (8) 在笔者看来, 侦查内在价值、外在价值的冲突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二者具有冲突: 一是坚持外在价值的体现而没能得到内在价值的体现, 如坚持权利保障价值但却未能将犯罪人绳之以法, 从而导致侦查效益价值无法实现; 二是没有坚持外在价值的体现而却体现了内在价值, 如使用强制手段使嫌犯交代犯罪, 进而破获案件实现秩序价值。其次, 是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本身内部价值之间的冲突, 如坚持权利保障价值而间接影响犯罪控制价值, 追求效益价值破坏平等价值等。

( 2) 侦查的形式价值、目的价值的冲突: 在笔者看来, 侦查目的价值是侦查形式价值的追求方向, 侦查形式价值是侦查目的价值的具体体现, 所以侦查的形式价值、目的价值的冲突主要是其价值内部间的冲突, 相对而言侦查的形式价值间的冲突较为明显。例如在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依法独立履行职能, 但由于客观上的条件限制, 这种独立性不得不被工具性价值所影响, 所以二者在一定层面上甚至有此消彼长的情况。

三、侦查价值冲突的解决方法

从上面的讨论中, 我们可以看出侦查的价值之间、价值本身内部之间都有一定的冲突。因此, 笔者根据侦查价值冲突的特点, 提出两个解决的方法。

( 一) 价值整合的方法

所谓价值整合, 是一个对各种具体价值加以统筹协调的过程。 (9) 在笔者看来, 侦查的价值在总体性质上都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即都是值得追求的美好品质, 因此我们应该在价值发生冲突时尽可能的通过侦查主体的智慧及客观条件, 尽量的降低价值冲突的可能性, 增强价值之间的协调性。笔者认为, 通过价值整合的方法处理侦查价值的冲突, 应当是第一选择。

( 二) 处理侦查价值冲突的原则

1. 坚持位阶原则。对于确实紧急或者确实不能整合的情况下, 我们应当首先判断冲突价值的位阶。如前所述, 侦查的价值体系是一个三层次的体系, 因此对于不同体系之间的价值冲突, 应当在合法的前提下, 首先按照上位价值优于下位价值的原则进行处理, 具体先后顺序是: 法的基本价值、刑事诉讼价值、侦查本身价值。

2. 坚持权衡原则。对于相同位阶的价值内部冲突, 笔者认为就要以当时最符合侦查程序追求目的价值作为倾斜的对象, 保证以最小的价值冲突损耗换取最大的目的意义。

四、结语

侦查价值对于实施与开展侦查活动有重要意义, 系统的把握侦查的价值, 合同协调、处理侦查价值间的冲突, 有利于更好的发挥侦查程序、制度的作用。笔者认为, 从整体上理解侦查的价值体系, 面对侦查价值冲突时坚持价值整合与价值冲突处理的原则, 将会是促进侦查价值指导侦查实践的基础与方向。

注释

1徐为霞, 赵向兵.侦查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82.

2任惠华.论侦查的内外价值及其协调[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院学报, 2010 (1) :16.

3宋远升.论侦查的价值[D].华东政法学院, 2006.12.

4王福相.侦查基本价值论纲[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3 (1) :3.

5滕腾.法制视角下的侦查形式价值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8 (6) :129.

6徐为霞, 赵向兵.侦查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86.

7此处用“碰撞”表述, 并不代表笔者否认人权保障价值的功能及用处.

8徐为霞, 赵向兵.侦查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82-83.

幼儿游戏中同伴冲突解决策略 篇10

一、幼儿游戏中同伴冲突的类型及表现

一般幼儿游戏中的冲突可分为争抢游戏资源冲突、违反游戏规则冲突和游戏意见分歧冲突。就争抢游戏资源冲突而言，更多的是指幼儿在游戏中为了获得游戏资源的使用权和支配权，而同伴也有这种想法，于是，同伴间就可能出现冲突，如为争抢游戏区域而发生的冲突。就违反游戏规则冲突而言，指的是游戏中一方违反了游戏中的规则而引起另一方面的反感或抵触，如“过隧道”游戏中幼儿不按顺序排队过隧道而扰乱同伴的通行。游戏意见分歧冲突则是指幼儿在游戏中因游戏意见不统一而产生的冲突，如“积木搭房子”中有的幼儿就想搭搭桥，由此而产生冲突。

同伴冲突的解决策略则是指幼儿在发生游戏冲突过程中为达到目的或战胜同伴而采取的各种手段。这首先表现为告状，即幼儿在游戏中发生冲突后向老师或同伴告状而求助，希望他方介入帮助处理；如一幼儿玩具被另一幼儿抢夺而向老师呼喊；第三者介入则是指冲突过程中老师或同伴主动介入冲突双方以帮助双方解决冲突；攻击则是带有伤害性的以行为来维护自身利益或达到目的的行为；协商则是冲突各方通过共同讨论、交流而达到一致性的结果；放弃屈服则是冲突一方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委屈于另一方面或离开当前游戏活动；威胁命令则是冲突一方以语言或行为而威胁、警告另一方达到自己的目的；互不相让则是冲突各方争锋相对，都不做出让步。

二、幼儿游戏中同伴冲突的原因分析

导致幼儿游戏中同伴冲突的原因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干扰因素。内部原因主要是幼儿在游戏活动中发生争议、或企图干涉他人的行为，也存在故意挑衅、争夺游戏资源等现象。根据对幼儿游戏中的同伴冲突实际调查情况来看，以游戏争议最多，企图干涉他人的现象次之，依次为争夺游戏资源和故意挑衅。当然，根据游戏活动类型、时间、性别、年龄等差异，上述各种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如在游戏中，游戏进行阶段的冲突表现就较为突出，而游戏开始和结束阶段的冲突则较少。

从外部因素来看，在年龄上，小班幼儿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而过渡到中班和大班后，游戏冲突会递减；从性别上看，男性幼儿发生同伴冲突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幼儿，而女性同伴之间发生同伴冲突的比例较小。此外，受幼儿个性特点和家庭教育的不同，幼儿在游戏中发生同伴冲突的比例也不一。一些幼儿是家长的独生子女，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于是，当和同伴进行游戏时，喜欢以自我为中心，于是也就容易出现争抢、霸占等现象，从而导致冲突的出现。

三、幼儿游戏中同伴冲突的解决对策

幼儿在游戏中和同伴发生冲突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冲突也是正常现象，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学前幼儿的自我意识较强、语言沟通能力尚弱，在幼儿游戏中，为了避免幼儿发生强烈争执及肢体上的冲突，作为教师，要及时根据幼儿游戏中的冲突发展情况而介入，进行指导和调节，避免冲突给幼儿造成负面影响。

首先，要注重营造宽松的游戏氛围，以此来缓解幼儿紧张的情绪，避免冲突的发生。如在游戏前，可组织幼儿相互交流，通过握手、相互问好等方式增进同伴间的交流，为游戏奠定基础。结合班级中幼儿的情况，在游戏中教师在分组时也要注意把个性较强的幼儿尽量分开。为避免幼儿为争抢游戏资源而发生冲突，要尽量结合游戏而配置好游戏资源，如场地的分配，教师在幼儿游戏前要向幼儿明确。

其次，要注重教授幼儿一些解决冲突的技巧和方法，尽量避免教师介入，让幼儿主动寻找解决办法。如，有的幼儿在游戏中不会倾听同伴的发言，没有耐性，那么，针对这类幼儿，在日常教育中就应加强引导，使其能学会倾听同伴的发言，避免游戏中出现意见分歧的冲突。又如，有的幼儿个性较强，虽然游戏中出现错误在自身，但不会主动认错、道歉，很容易导致幼儿间的肢体冲突，针对这类幼儿，可引导其学习如何向他人道歉、道谢。同时，在幼儿发生冲突时，要鼓励幼儿自己去解决冲突，放手让幼儿去做，提高幼儿的交往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尽量避免教师的介入。

最后，要以平和的心态处理幼儿之间的同伴冲突，要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幼儿阶段的小朋友自我中心意识较强，加之受家庭教育、环境等因素影响，幼儿在游戏中也容易出现各类冲突。在幼儿发生冲突时，要多倾听幼儿的想法，给予耐心的疏导，再进行调节，也让孩子学会宽容和理解。

结合幼儿的发展特点来看，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和控制能力的提升，游戏中的同伴冲突行为有所好转，教师在适当的时候介入冲突，给予幼儿相应的帮助和指导，缓解幼儿间的关系，引导幼儿正确解决游戏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可以较好地帮助幼儿提高解决问题能力。

参考文献：

学生角色游戏冲突行为的解决策略 篇11

面对幼儿的冲突,有的教师担心冲突会产生负面效应,事事操心,灭冲突于萌芽中;有的教师强调冲突的积极价值和作用,视而不见,任其自然发展;有的教师在接到幼儿求助信号时,仍然坚持让他们自己解决冲突。教师应正确应对幼儿冲突行为,采取正确的指导方式和策略。

一、角色游戏冲突案例分析

同伴关系的冲突是指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幼儿还没有进入角色或者游离于角色之外或者退出角色,还原为其本身后,以幼儿现实的身份与同伴发生的冲突。角色关系的冲突是指冲突双方都在游戏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幼儿现实的冲突,而是幼儿以角色的关系发生的冲突,脱离游戏情境这种冲突就不复存在。同伴与角色关系的冲突是指角色外的幼儿与角色中的幼儿发生的冲突,主要发生在角色游戏的进行过程中。

例如:医院游戏只能有一个护士,女甲和女乙都想当护士。女甲抬着头大声说:“是我先的。”女乙回应:“是我先的。”女甲驳道:“我当。”女乙也不示弱,抓住护士服不放手。女乙的力气大, 女甲哭了。

此案例是围绕游戏角色(即争抢游戏角色)引发的冲突。案例中,女甲与女乙都想做护士,相互争抢护士角色。中班幼儿的关注点开始由物体转移到人,角色作为角色游戏的中心自然成为角逐的焦点。研究者认为,中班幼儿尚处于自我中心的观点采择阶段, 只知道自己的观点,无法接受别人的观点。所以,女甲和女乙都无法接受对方的观点,希望对方服从自己,导致冲突产生。

二、丰富教师的行为指导实践经验

行为指导是运用心理学原理矫正不良的集体或个体行为,塑造良好的集体或个体行为的一种教学方法。其特点是重视学习对行为形成的重要影响,强调通过强化、消退、示范等方式塑造预期行为。教师行为指导能力的增强除了要深谙心理学知识外,还要不断丰富自己的行为指导实践经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熟练应用。实践出真知,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教师教育机智产生的源泉。由于身心发展局限性,决定了幼儿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幼儿教师更要不断实践,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实践活动中,在不断的教育实践中丰富自己,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行为内化为自己的实践能力。教师要抓住每一个可以抓住的机会去投身实践,从“被动的实践者”走向“自觉的实践者”。

首先,教师要养成写实践总结报告的习惯。教师是天然的教育实践者,但并非都是天然的实践经验总结者。生活中很多人在经历后会把事情忘却,所以,教师要善于将每天的教学实践记录下来,尤其当有新的想法跳出来时更要及时记录。闲暇之余去反思每一次的教学实践,看到实践记录犹如再次亲临教学。已发生的不仅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其次,教师之间互相观摩。“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教师在自身实践的同时,也要抓住机会去观摩其他老师的教学实践。可以详细记录自己所看到的场景,也可以用摄像机将幼儿活动拍摄下来,观察别的教师是如何对幼儿行为进行指导的,可以设想自己在那种情景下会作何反应;当出现不同反应时,可以比较不同行为,思考哪种行为反应会得到更好的指导效果。最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充分发现游戏准备的教育契机

教师的专业成长不仅取决于其教龄增长,更多的是是否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进行了思考。游戏准备不仅仅是单纯又机械的游戏材料、游戏时间、游戏场地的准备,这个环节更蕴含着诸多教育契机。材料、时间和场地是游戏得以开展的保障性先决条件,是必须要充分准备的。除此之外,教师更要理解本次游戏的目的定位。幼儿合作行为的培养,需要教师设定有利于培养此行为的教育情境。比如:多少数量、多大难度的游戏材料才更有利于幼儿合作行为的发展,是否根据角色游戏主题丰富了幼儿相关经验。没有这些思考的教育,是盲目甚至机械的。如果每次教育活动开展前,都能多问几个类似于此的问题,那么这次活动的开展无疑是成功的,这个教师无疑是伟大的。教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关键在于教师能否发现隐含的教育契机,并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