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法律

公共法律（精选11篇）

公共法律 篇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法律保障研究是一个崭新而又重要的课题, 首要方面就是文化立法。文化立法是文化改革、发展、繁荣和创新的必要社会条件, 是文化传承和交流的基本制度保障, 也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特征

公共文化服务, 是相对于私人文化服务而言的一个概念。它以国家政府为主导, 一些最基本的、社会公众普遍需要的、能够体现社会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必须由政府以及公共部门来提供。因此, 它对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实现社会的均衡和稳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共文化服务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 资源配置的公有性。公有性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根本属性, 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所有公共文化产品都必须面向社会公众普遍提供, 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享用。

(二) 利益取向的公益性。公共文化活动必须尊重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公共文化服务以普遍实现公共文化权益为准则, 追求的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体现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三) 服务主体的公众性。公共文化服务单位无论在何时何地, 面对什么群体, 都应该向公众普遍提供无差别的公共文化服务, 同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四) 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在一个确立了公民在法律政治上平等的社会, 个人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所以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开放而平等的渠道, 表达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政府必须为社会公众提供同等的接触和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

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概念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领域的基本体现,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的动态的具体过程。一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服务内容和范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拓展;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不同空间和区域具体内涵不同;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是要消除对社会成员享有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影响和制约, 而非彻底抹杀社会的差异和不同。 具体到公共文化领域, 所谓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要为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经济成分或不同社会阶层提供平等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一般而言,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内容从制度、投入、参与、配置四个方面来界定:一是从制度架构上确保全体公民享有文化公共服务的权利均等;二是从财政投入上确保全体公民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均等;三是从决策参与上确保全体公民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均等;四是从资源配置上确保全体公民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均等。

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法律保障的极端重要性

文化立法是文化改革、发展、繁荣和创新的必要社会条件, 是维系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的基本制度保障, 也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实现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 文化立法直接关系到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 在当前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是现行文化法制存在诸多不适应甚至阻碍文化体制改革, 影响文化发展繁荣的问题。二是在文化体制改革实践中积累的大量行之有效的经验, 应当通过立法予以肯定。三是应通过法定程序将我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政策上升为法律, 从而保证文化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四是只有加快文化立法, 提高文化建设的法制化水平, 才能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繁荣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文化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内容,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就是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实现人们的文化权, 人权是以法治作为保障的。因此, 法律保障对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以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法律保障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文化立法工作开始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 以文化法为主要内容, 横跨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等多部门多层次的规范体系,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为文化事业的法律保障奠定了基础。宪法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 既是建立文化法律体系的依据, 又是文化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二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商法等基本法都从不同角度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规范和协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三是针对文化事业各个方面单项的行政法规, 对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具有重要作用,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保障文化事业的稳定发展,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五、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法律保障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 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实施, 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否认或忽视。

(一) 法律法规运行不够系统全面。

一是基本公共文化均等化服务在我国至今尚未制定专门统一的法律或法规, 与文化事业相关的诸多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政策层面。二是现有的各种法律法规相互之间缺乏衔接和协调, 实现均等化所必需的资源难以得到合理的配置。三是部分法律法规中有关文化事业的规定过于笼统, 不具操作性。

(二) 有关法律的实施还有漏洞。

由于法律法规在相互衔接上的问题, 导致在文化事业发展中法律还有空子可钻, 扰乱正常的文化事业秩序;因为资源配置失衡而产生法律法规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不均等性, 与国家政策相悖, 甚至成为了不法行为的挡箭牌。

六、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法律保障

中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保障体系虽已初步形成, 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亟需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一) 以立法的方式保障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性的属性决定这部分资金必须要由政府公共财政来承担。因此, 需要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形成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建立和规范公共文化服务问责机制, 通过服务型法治政府建设, 实现文化领域合理有效的公共资源配置,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进程。

(二) 通过立法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基础和人才队伍建设。使用立法手段鼓励建立基层文化社团组织, 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基础。各级政府必须在法律法规的引导下, 在公共文化供给领域建立完备的政府服务和调控机制。积极推进基层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优化结构, 建设高素质人员队伍。

(三) 在完善文化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保障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将近两亿人游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 这是文化建设一个很大的漏洞。不解决这一问题, 就不可能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这一重要目标, 因此在完善相关立法的过程中, 应当出台操作性强的具体规定, 把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公共服务范畴, 要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

摘要：公共文化服务, 是相对于私人文化服务而言的一个概念。公共文化服务以国家政府为主导, 市场文化服务以私人组织为主导, 两者构成了庞大而完整的社会文化服务体系, 共同推动着整个社会文化服务的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

[3].董晓红.消费时代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均衡发展研究[A].语言与文化研究 (第八辑) [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公共法律 篇2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1

20xx年，我局以党的十九大以及各次全会精神和省委、州委有关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统揽，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各项职能，努力提升司法行政的工作实战水平，奋力助推榕江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更上新台阶。

一、夯实公共法律平台建设，高标准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1.牢牢把握基层工作中心，推动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按照省司法厅、州司法局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今年以来，县司法局积极申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1个。

2.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法律需求。建立以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法律援助中心于一体的县级综合法律服务平台，22个乡镇（街道、社区）建立公共法律服务站，261个村（居）建立法律服务室。今年以来，县法援中心提供法律援助44件（刑事案件27件、民事案件17件）。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壮大律师队伍，实现社会律师事务所从无到有的突破和从有到多的发展，目前全县有3家律师事务所（分所）和1家国资律师事务所，共有16名社会执业律师、6名公职律师和3名法律援助律师，基本能够满足群众当前的法律服务需求。

3.推进“法律顾问”全覆盖，延伸法律服务触角。结合当前法律人才状况，我局整合全县律师资源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持续做好“法律顾问”全覆盖各项工作，为全县75个机关企事业单位、22个乡镇（街道、社区）、261个村（居）配备法律顾问，积极推动县政府及工作部门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方式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并制作法律顾问公示牌张贴到各乡镇（街道、社区）和村（居），方便群众直接联系开展法律服务。今年以来，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905余人次，开展法律服务257次。办理公证17件。

二、凝练公共法律服务手段，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1.强化普法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一是明确责任，“七五”普法全面推进。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工作制”，明确普法责任清单，形成“同频共振、齐声合唱”的“大普法”格局。整合资源，各级联动，在“3.15”、“6.26”等重大节点及扫黑除恶、法治扶贫、《民法典》宣讲、宪法宣传学习等重点时期开展专题法治宣传系列活动，累计参与23000余人次。完善普法法治宣传标牌标识，利用法治宣传读物及物品、村村广播响、抖音、微信等多形式多渠道全面营造浓厚法治氛围。二是分类实施，“法律八进”深入开展。落实会前学法、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干部法纪知识考试、由政府购买引进法律顾问团，261个村居落实一村（一社区）法律顾问制，加强“七五”普法讲师团、民法典百人宣讲团、法律明白人等法治队伍建设，深入机关（单位）、学校、乡村（社区）、企业等场所开展“法治宣传进万家”“以案说法”“法治文艺巡回演出”等活动一百余次余次，两万余人受到法治宣传教育。三是印发了《榕江县关于深化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方案》，对全县70个单位涉及的法治宣传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全面进行梳理和明确，实现县直单位普法责任清单全覆盖。今年以来，我局开展各种形式法治宣传60余场次、印制4万份倡导孝老敬老、文明婚育的法治宣传资料发放至各村群众家中，并以普通话及苗、侗、水等少数民族语言制作法治广播在各村（居）滚动播放，受教育群众达20万余人次。

2.丰富律师法律援助活动，营造良好的法治秩序。一是以座谈、讨论、授课、辩论等方式，为我县律师发展提供法律援助指挥、经验交流、律所合作、服务企业、培训教育，不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及执业律师的法律素养和办案能力。二是开展“送法进校园”法治知识活动，我县20个乡（镇、街道）司法所负责人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我县各中小学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各乡（镇、街道）由法治副校长、司法所、派出所等人员组成法治小分队送法进校园。三是选派有经验的律师深入贫困村开展法治扶贫，为各贫困村提供各类法律咨询一百余件余件，化解矛盾纠纷二十余起，开展法治宣传五十余场次。

三、注重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提升人民调解规范化水平。

1.摸清底数，实现矛盾调处机制全。一是建立矛盾调处摸排机制。全县各级各类组织围绕不同时间节点的热点问题、群众来信来访诉求、重点难点纠纷问题、县域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突出问题，开展摸排，分门别类建立好摸排台账，做到情况清、底数明。今年以来，全县各级人民调解委员共调解各类民间矛盾纠纷282件，调处成功267件，调解成功率94.68%，涉及金额134.3万元；调解医疗事故纠纷1件，涉及金额6.38万元。二是健全矛盾纠纷摸排机制。建立了以县委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矛盾调处机制，根据矛盾纠纷摸排情况，适时召开会议，研判处理矛盾纠纷的措施，落实调处责任，绷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根弦，坚决做到防患未然、化隐为显。

2.广泛宣传培训，增强调处前瞻性，注重社会重大风险防范之预。一是强化业务培训，提升调解队伍业务能力。通过请进来教与派出去学，先后培训人民调解员两百余人次，发放《法律明白人读本》3万册，有效提生了调解队伍的综合素质。其中1名调解员被妇联评为全国妇女儿童先进个人，1名调解员被省委、省政府评为优秀调解员。二是开展法治宣传，注重社会重大风险防范预防工作。采取矛盾化解与法治宣传相结合，增强矛盾调处前瞻性。成立以法律明白人为主的普法宣传队伍，结合脱贫攻坚、扫黑除恶工作开展法治宣传。三是通过法治文艺小分队深入社区（村组、移民搬迁点）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让群众在寓教于乐中接受法律熏陶、法治教育，提高知法守法意识。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由于我县公证员3月份下沉脱贫攻坚一线后，一直没有具有公证资质的人员补充，导致目前公证业务出现断档，无法满足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多的公证业务需求。律师和从事法律服务专项工作人员由于兼顾多项工作，法律服务中心出现无人接待群众的情况时有发生。

2.基层人民调解力量不足。基层调解组织建设还停留于框架式阶段，建立完善和规范化的调解机制，配齐配强高水平、专业化的调解队伍力量不足，调解激励和处罚双向机制不健全。部门协调联动不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没有真正运行起来，特别是新成立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多停留与表面。

五、20xx年工作打算

1.深入推进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取得新成果。以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抓手，探索创新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体制机制，持续加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协调推进和建立健全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机制。认真开展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科学谋划和贯彻落实好人民调解“个案补贴”工作。探索建立“互联网+网格管理+N”基层服务管理模式，提升基层社会治理革命化、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深入推进基层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完善信息收集、处置、反馈、统计工作机制和联动机制。

2.深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潜力。按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标准要求，持续贯彻落实好“一村一居一法律顾问”，深挖新时期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潜力，创新发展新时代公共法律服务模式，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平台建设，实现线上线下统筹发展。强化基层法律服务建设，进一步有效推进整合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等法律服务资源，深入贯彻落实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2

20xx年，xx乡法律服务所在敖汉旗司法局的指导下，依照年初的工作计划开展法律服务工作。共办理各类案件68件，解答法律咨询200多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件，诉讼代理1件，担任法律顾问2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现在将一年以来开展工作的情况总结如下：

一、抓好党建政治工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经常组织全员参加党建政治学习，才能让法律服务工作者知道党的发展历史并及时掌握最新的时事政策，从而做到立场坚定，思想过硬，更好地做到为人民服务。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xx年按照上级对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的建设要求，xx乡法律服务所对所业务用房进行了装修改造。室外安装指示牌，室内设置便民服务台，法律服务宣传品发放处，并安装了远程法律服务电视设备等，服务硬件的设置使得法律服务更加便民。

三、20xx年xx乡法律服务所借助申报全区一级司法所的契机，全面提高硬件设施的同时，也注重对软件质量的提升，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一是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对收案实行统一收案，统一委派。二是按照“三务公开”的要求进行制度公开。公开法律服务工作者照片和执业证，公开办案程序，公开执业纪律，公开投诉电话。三是规范档案管理，指定专人对档案进行管理。

四、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工作者法律素质。为提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业务素质教育，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学习制度。采取自学和每月不少于两次集体学习的方式。订阅法律报刊杂志，购置法律工具书，供执业人员学习。一是加强自学，鼓励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全国法律资格考试，参加旗司法局组织的执法资格考试。二是通过讨论案情，以案学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是积极参加各种法律知识的培训，对国家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和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时组织学习、贯彻落实。

五、加强对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纪律，依法提供法律服务工作的考核。着重考察在工作中是否存在推诿扯皮、吃拿卡要，违反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办案现象。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在此基础上查找出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制定出整改意见和防范措施。考核制度的执行，法律服务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六、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以此为宗旨依法开展法律服务。一年来，xx乡法律服务所共提供法律咨询200余件，办理各类案件68件，其中法律援助6件，民事诉讼代理1件，调解30件，涉及金额200余万元，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常年为2家单位担任法律顾问。

七、做好法律宣传工作，提升法律服务的群众知晓率。以12.4宪法宣传日、防火宣传、乡综合治理宣传月、安全宣传月、“法律六进”、三八妇女节等活动为抓手，大力开展一些形式新颖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宣传活动，同时积极创新宣传形式，使法律宣传常变常新，有声有色，深入人心。通过开办培训班、挂横幅、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法律宣传，收到了很好的功效。据统计，全年共组织专题学习4次;组织宣传骨干培训4次，100余人次;悬挂横幅20条;向群众免费发放法律宣传资料20xx余份。

回顾一年的工作。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不足：一是有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业务素质不强，未能达到优质服务的目的，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有待提高。二是公共法律服务的知晓率还有待进一步扩大，让更多的群众获得良好的法律服务，达到从有事信访到有事信法转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不断落实各项工作制度，创新工作方法，进一步推进法律服务工作的全面发展，努力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3

一、深入开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专题学习教育

印发《金安区司法局关于深入开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专题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金安区司法局关于开展“四项整治”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的实施方案》，提高律师思想认识。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行业执业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强对律师、律所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对全市律师行业执业监管活动自查自纠阶段工作开展督导，组织律师重点围绕《律师法》第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条的规定，开展个人自查自纠，律师事务所围绕方案要求的五项重点内容进行自查自纠，建立整改台账，落实整改情况。

二、扎实开展“两拥一做”主题教育

认真部署“两拥一做”主题教育工作，加强教育督导，强化落地执行，要求各所律师加强个人自学，党支部书记领学，律所集中学习研讨，组织全体律师深刻检视反思，抓好整改提升。组织律所开展帮扶活动，倡导每名律师帮扶一家企业，为身边群众办一件实事好事。

三、严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考核

2022年上半年对我区14家律师事务所和2家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年检考核，考核结果均合格；对151名执业律师、6名法援律师、26名公职律师和20名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年检考核，考核结果均称职。

四、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1、开展“学雷锋律师服务月”，于人流量较大的地方，设咨询台，通过发放普法读本、宪法修正案宣传资料、法律援助宣传手册，接受居民法律咨询等方式讲解《民法典》和拆迁补偿等相关法律法规，为来访群众答疑解惑，积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增强维权意识，进行法律援助，扩大了法律援助覆盖面，提升了法律援助质量。

2、发动广大律师深入基层一线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律服务，展现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良好精神风貌，为依法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

3、深入开展“法律服务进万企”活动。印发《金安区司法局深入开展“法律服务进万企”活动的实施方案》，14家律所纷纷入企业，把法治课堂搬进企业，如：安徽中特（六安）律师事务所到安徽明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展“法律服务进万企”暨建设施工法律风险防范专题讲座活动。梁秀玉律师围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重点法条并结合丰富的司法实践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基本要义要点、权利和义务。

安徽大别山律师事务所郭健律师给市区银行机构开展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专题讲座，六安市银保监分局宋波局长、郝大忠副局长、六安银行业协会秘书长及市区银行风控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学习。郭健律师就担保制度的难点、热点进行讲解，指出金融业务中存在的风险点，并对化解风险提出建议。

安徽徽安律师事务所谭劲松律师深入南京永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通过“面对面”“点对点”的有效方式，深入开展普法宣传，进一步提升企业经营者守法经营、依法治企的意识，增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五、进一步做好全区村（居）法律顾问工作

依据区司法局《关于推进全区村（居）法律顾问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建立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联系乡镇（街），实现“一村（居）一律师”的工作制度。进一步落实工作要求，加强对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监督指导，及时掌握法律顾问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工作开展情况，建立工作台账。

2022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一、积极开展“两拥一做”主题教育。将“两拥一做”主题教育纳入重点工作安排，敦促各律所认真做好经验总结工作，切实把好的经验做法、亮点工作、创新举措及时梳理总结到位。把主题教育与律师事务所内部治理结合起来，加强基础管理，为更多律师成长搭建平台，促进律师行业集聚发展。

二、落实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实现一村（居）驻一律师制度。敦促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于2022年7月30日前完成同联系乡镇（街）的村（居）签订《村（居）法律顾问合同》。

三、持续开展“法律服务进万企”工作。

1、建立律师与企业结对帮扶长效机制，为企业保驾护航；

2、为律师协调开展多种形式的“四送一服”工作；

3、积极引导律师参与开展“万所联万会”工作。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4

（一）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

总结“七五”普法工作，科学谋划“八五”普法，起草了《根河市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讨论稿）》。利用微信公众号定期向社会宣传司法行政工作成效，普及法律知识，20xx年截止11月共编写和转发新媒体信息34篇，累计阅读量600余人次。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800余份，解答过往群众咨询500余次。联合市法学会、团市委举行了20xx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启动仪式。开展法治乌兰牧骑送法进基层活动，以演出+法律服务的形式，丰富法律宣传模式。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复核工作，对我市获得自治区级、呼伦贝尔市级法治示范社区进行复核。

（二）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工作

完成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公证员注册、年检工作。联网“拖欠农牧民工工资网上举报投诉系统”“蒙企通”“蒙速通”，完成注册、入驻工作，依据公共法律服务职能，在系统中提供法律服务。完成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站要求的39项公共法律服务事项的申报资料整理细化工作。公共法律服务线上线下联动，形成了“公法办管理、工作站推进、工作室助力”的工作模式。在公共法律服务线上线下联动，形成了“公法办管理、工作站推进、工作室助力”的工作模式；更新完善健全政务服务大厅中关于4K机顶盒远程服务终端中的内容，将心得法律援助法、社区矫正法、人民调解法、公证法内容充实进演示文稿。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送法进基层”宣传活动一次，发放宣传单3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10余条，牢固树立为群众办实事的理念。通过“开门纳谏、多方参与、暖心为民”三项举措将进一步融合法律援助、法律宣传、公证律师等各项业务职能，形成“协同多方力量、搭建一个平台”的便捷公共法律服务模式。参与支持市残联、环保局等单位的普法宣传活动，发放法律宣传单，并提供法律业务咨询。“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通过了解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存在的法律诉求，现场答疑解惑，共为企业解决法律问题7件，提供法律建议3条。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5

20xx年，我县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重视和州局公共法律服务科的指导下，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人为本、服务为民，提升服务质量，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全力推进法律援助民生工程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按照相关安排，现就20xx年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强化工作措施，确保民生实事工作顺利开展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为加强对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作的领导，确保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经局党组研究，成立了“民生工作”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办公室负责人和法法制办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为完成工作任务，确保民生实事工作落到实处，将工作任务分解到法律顾问团身上，各乡镇司法所为完成具体工作目标，建立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人人有责任的工作机制。

（二）加强工作协调落实各级司法所借助精准扶贫迎国检、下村检查工作等有利时机，主动向当地乡（镇）党委、政府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在党政领导对法律顾问进村开展法治宣传活动的重视和支持下，确保了法律顾问进村开展法宣工作落到实处。

二、完成进度

20xx民生项目法律援助咨询案件目标为：280（人次）。

1、全县法律顾问进村开展法治宣传60场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00%，法律咨询服务435人次，村规民约合法性审查60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00%。各乡镇利用各种时机开展法律顾问进村宣讲活动。目前各乡镇已平均完成6次进村法治宣讲活动。

2、在虫草采挖前后，由局长丁带队，组织相关部门和各乡镇法律顾问，深入全县各乡镇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共计10场次。

3、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规范化建设情况（包括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完成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10个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建设，三个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和全县57个行政村的法律顾问全覆盖。

4、法律援助工作，截止目前，提供咨询447余人次（人员，其中：案件6件，咨询435件，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59.64%。

5、农民工劳动合同普查与体检工作落实情况：通过了解和实地查看获悉，我县依法进行登记注册的企业共368家，其中：建筑业34个，酒店业10个，其他行业324个。20xx年，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1起，涉及人数40人，涉及金额共273万余元，已妥善解决处理完毕。在检查核实过程中，摸底调查农民工317人次，签订劳动合同有317份，现场提供法律咨询并进行解答40余人次。

6、助力复工复产，扩充法律援助事项。对因疫情导致的劳动报酬支付、劳动关系解除、工伤赔付、房屋租赁等纠纷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对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军人、人民警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免于审查经济困难状况。对因疫致贫的劳动者、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及因疫返贫群众，与相关部门研究明确免于经济困难审查人员范围，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衔接机制。

7、持续做好法治扶贫。进一步巩固深化法治扶贫成效，加强与同心·律师服务团分团、律师公证法律服务团分团的对接，集中力量为全县困难群众提供精准高效的法律援助。积极参与帮贫扶困。深入摸排全县脱贫不稳定户、贫困边缘户等基本信息和法律援助诉求，主动为低保人员、五保户、重度残疾人、农村特困户等帮扶对象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三、存在问题

1、人员少、经费不足、整个民生实事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2、法律顾问还需进一步进村法治宣传力度和自身业务能力的提高。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6

为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各项职能，努力提高司法行政工作的效能，奋力推进甘洛县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更上新台阶，现就我县20xx年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对全县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

根据四川省司法厅和凉山州司法局《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的要求，我局组织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对已建立起来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及运行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一是建成了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社区矫正中心，上述两个中心均设在司法局办公楼内;中心内设有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公证办理5个窗口。二是充分整合资源，高效建设乡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整合司法所硬件资源和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委员会人力资源，建成8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全县28个乡镇暂未实现全覆盖。

为进一步规范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运行，我局先后制定了《甘洛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值班工作方案》、《甘洛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服务流程》等制度和规定，并严格执行;确保了全县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规范化开展。自20xx年甘洛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开始运行以来，共接待群众，解答法律服务咨询1336人次，受理法律援助件92件，办理公证122件，取得较为明显的社会效果。

同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今后工作如何开展的意见及建议，为今后进一步做好全县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有针对性作好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及州、县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具体实施要求的相关文件精神，为保障农民工工资的及时足额支付，我局及时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宣传落实;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就《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与各乡镇的分管领导共同学习、沟通，交流;并走访了部分施工工地，向施工工地现场的农民工了解他们与业主签订劳动合同及工资支付情况，现场宣讲《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散发相关宣传传单60余份。一是到海棠镇，了解海棠镇在使用佛山帮扶的497万元资金建设腊肉加工厂进展情况，并对施工工地上工人工资的支付情况进行了解。二是到甘洛县团结乡玛麻村了解双团路玛麻桥“危桥改造工程”中工人工资情况。三是到甘洛县瓦古录村对甘洛县田坝-团结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园区建设工程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了解。

三、日常工作开展情况

1、完成了律师事务所的年检与考核工作

2、为当事人提供了十一件法律援助案件，已结案十件，还有一件正在进行中。

3、根据凉司办【20xx】15号，凉山州司法局关于开展全州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20xx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完成相应的考核工作。

4、根据四川省司法厅办公室关于转发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违规兼职等行为专项清理活动的通知》以及《凉山州司法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律师队伍违规兼职等行为专项清理活动的通知》精神，开展专项清理工作。

5、为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作用，将《中共凉山州委办公室凉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凉委办发【20xx】29号）转发给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要求他们按照文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6、为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需求，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整合甘洛县律师资源，由社会律师、公职律师轮流坐班。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法律服务方面:

1、城乡法律服务机构设置比例失调，乡镇法律服务人才严重缺乏。

2、乡镇法律服务工作站未实现全覆盖、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未建立。

3、部分基层干部对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意义、目的认识不足，支持力度不够;对辖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运行，思想站位不高，关心关注不够。

4、镇乡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运行质量与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五、20xx年的工作计划

一是建立健全全县公共法律服务机构，由于，目前我县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把28个乡镇，减为13个乡镇。我县司法局，也将根据我县的机构改革具体情况，进一步重组我县各乡镇的甘洛县公共法律服务站，并配套相关人员和设施。村级公共法律服务点的建设，还需要等到村级机构改革后，才能具体落实。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使人民群众享有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平日益提升。

二是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工作，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将低收入群体、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青少年、单亲困难母亲等特殊群体和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点对象。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使法律援助覆盖人群逐步拓展至低收入群体。

三是做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热线平台、网络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服务条件;

四是强化法律人才聚集，筑牢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基础。要做好做实基层公共法律服务，首先要有一大批愿意从事公共法律服务的专业人才加盟，解决好有人办事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当下解决基层法律人才短缺的情况下，一要大力扩充基层法律服务机构数量。在乡镇改革完成后，应在改革后的乡镇普遍建立法律服务所，把那些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办事公道正派，有志从事基层法律服务的人士收编归队。二要充分发挥现有法律专业群体优势，广泛动员公安、法院、检察、司法行政干警，行政执法人员组建“公共法律服务志愿大队”，不定期开展义务公共法律服务。

五是加强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健全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司法所统筹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宣传、基层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等功能，发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加快推进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六是强化普法依法治理，着力提升基层干部法治意识和水平。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大多数农民群众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已基本懂得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这就对基层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加强学习，提高法治意识的水平。

总之，做好做实公共法律服务是利国惠民的重要举措，只要司法行政部门坚持从大局出发，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从大局出发，抓好统筹协调，全系统上下齐心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法律服务执业人员不忘初心使命尽职尽责，就能有力促进全县法律服务事业良性健康发展，推进法治甘洛建设进程，不断提升社会各界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满意度。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7

年初以来，xx县司法局公律科在县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局相关科室的指导帮助下，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做好新时代公证法律服务工作。坚持以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加强对全县律师行业的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执业行为，充分发挥法律执业人员职能作用，助推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支撑。现将一年来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县现有律师事务所2个，分别是辽宁才德律师事务所、辽宁平成律师事务所，共有执业律师4人。正常运行的法律服务所正常运行3个，分别是鞍山市xx县台南法律服务所、鞍山市xx县台东法律服务所、鞍山市xx县琴心法律服务所，共有法律服务工作者9人。一年来，律师及法律工作者共办理诉讼案件237件，咨询代书2543件。

xx县公证服务大厅公证人员由市公证处派驻，一年来共办理公证245件，收费210500元。

二、主要工作

1、做好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加强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宣传，在每个村（社区）显要位置张贴本村（社区）法律顾问的`免费服务电话及服务内容，利用村广播大喇叭进行广播宣传。制作“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明片，分发到每户村（居）民手中，做到一户一名片，提高人民群众的知晓率，为群众提供最贴心，最周到的法律服务。积极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与全县159个村、10个社区签订了法律服务协议，做到全县域法律服务全覆盖，老百姓不出村（社区）就能享有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加强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监督管理，让这项惠民政策落地落实。

督促驻村（社区）法律顾问定期走访驻村（社区）工作，记好工作日志。充分发挥《鞍山市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服务项目考核办法》的制约作用，严格按照考核办法，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服务工作进行考核，充分发挥考核结果的指挥棒作用。县局相关科室及各司法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此项工作进行检查，发现不履职尽责情况，进行全县通报批评。

2、做好年检与注册工作。我县共有公职律师8名、专职律师4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9名，现均已完成20xx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年检与注册工作。我县共有律师事务所有2个、正常运转的法律服务所3个，现均已完成20xx年检与注册工作。

3、做好投诉受理工作。积极受理群众投诉，第一时间就投诉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如投诉与事实不符，及时向投诉人做好解释工作。如调查中发现问题，则依法依规对被投诉机构，机构负责人及被投诉人做出相应行政处罚，以示警戒，同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进一步完善法律服务所的章程，建立长效机制，严格管理规范法律从业人员，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

4、积极参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参与全局制定教育整顿活动方案4个，研究制定查纠整改阶段顽瘴痼疾专项整治方案和各项专项方案和各项子方案13个，确保教育整顿回头看阶段教育整治任务稳步有序进行。

5、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严格按照省市文件要求积极开展法律服务市场整顿工作，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秩序，保证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能够正常有序开展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加强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不断规范律师职业行为，从整顿法律服务市场入手，全面推进公律科各项业务工作，律师执业得到加强，法律服务有了新进展。引导我县律师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在各类基层普法实践、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中都有律师、法律服务者的身影，成为维护全县社会和谐稳定、定纷止争的新兴力量，值得“点赞”。

总之，一年来，我们公律科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工作在服务大局能力上有待进一步提高。现有的律所、法律服务所均达不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水平。律师机构还是偏小、偏少，传统诉讼业务在业务总量中所占比例仍然过大，高端业务、非诉讼业务增长缓慢。提升律所、法律服务所业务技能方面有待提高，加强律所、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能力方面有待提高等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管理水平，强化监督管理，改善服务质量，力争我县的法律监管和服务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20xx年工作计划

20xx年，公律科在县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局相关科室的大力支持指导下，将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督和业务指导，提高法律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积极引导法律从业者参与社会的公益活动，建立健全律师事务所中的基层党组织，加强年轻律师的培训工作。

1、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司法部门各项文件会议精神，确保律师管理工作与党中央和社会发展保持高度一致。

2、进一步强化律所、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规范管理。遵照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行业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规范本县律所、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行为，防止违反律师、基层法律服工作者职业纪律，损害职业形象，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现象发生。

3、进一步严格律所、和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行业准入审查。

4、进一步加强执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业务培训。以法律法规、执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为主要内容加强对我县职业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培训，提升执业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素养。

5、进一步依法处理对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举报和投诉。

6、进一步严格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的年检考核。严格按照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考核规定，对本县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按期进行考核，规范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执业活动认真处理有关本县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举报和投诉。

7、进一步加强监管，做好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为基层社会、基层人民提供最优质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8

20xx年，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在局领导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职能作用，在市司法局的正确指导下开展司法所建设、人民调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公证、律师和律所工作开展，为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保驾护航。

一、夯实公共法律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一）把握基层工作重心，推动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按照省司法厅、市司法局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积极与灵关镇和穆坪镇正政府协调对接，完成省级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省级规范化司法所2个，市级规范化司法所5个。二是进一步完善全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县38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建设工作，实现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县、乡、村三级全覆盖，让群众享受家门口便携式的服务，真正将公共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二）抓好调解组织建设，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积极推进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并派驻专业的人民调解员参与开展工作。截至目前，共成立12个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实现“公调对接”“诉调对接”“访调对接”全覆盖。截至目前共登记备案人民调解组织77个、人民调解员294名。共排查矛盾纠纷1891余次，共调解纠纷579件，调解成功578件，成功率99.8%，无民转刑案件，有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法治建设，持续强化法律服务供给。

（一）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各基层司法所结合实际，开展法治宣传70场次，共7450余人次参与，解答法律咨询405次，为基层政府提供法律意见建议12条，向全县14个贫困村发放法治口袋700余份，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法律读本3000余份。

（二）加强法律援助力度。依托全县7个基层司法所，建立7个法律援助工作站，为群众提供便捷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咨询。疫情防控期间，按要求及时调整了公共法律服务方式，制订了疫情防控期间的办事流程，同时加强防疫政策宣传，张贴防疫宣传资料210余份。截至目前，宝兴县法律援助中心和7个司法所总计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1270人次，全县累计提供法律援助咨询1076件，1140人次；办理法律援助事项1042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4件，其中仲裁案件28件，执行案件34件，诉讼案件52件，现已办结73件，其余案件正在办理中。

（三）积极推进公证改革，完善公证工作程序

严格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公证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决策部署，满足人民群众公证服务需求，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已办结27件公证，共收取公证费10750.00元，接待咨询人数500余人，共收到4名当事人查询档案申请，并按程序免费向当事人复印相关档案资料。

三、扎实推进人民陪审员选任考核工作和律师管理工作。

（一）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圆满完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四川省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实施意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广泛性和公平性，县司法局、县法院和县公安局扎实推进宝兴县20xx年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联合印发《宝兴县人民陪审员选任公告》，扎实开展人民陪审员报名、抽选、政审、公示和任命等工作，选任杨兴等10位公民为宝兴县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圆满完成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二）积极完善律师管理体制，加大律师行业管理力度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严格规范律师执业条件，完善“两结合”的管理体制，强化对律师队伍的管理，严格执行考核，每年定期对律师事务所按照设定的标准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四、20xx年工作打算

一是在工作实践中积极探索“枫桥经验”，推广和建设人民调解工作向纵深开展，进一步健全基层调解“网络体系”，探索建立具有宝兴特色的“枫桥经验”基层调解组织。二是力争建设灵关、穆坪、硗碛3个远程视频探视会见室。三是进一步规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室）的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快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公证办理等法律服务事项入驻，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及时、普惠、高效、优质供给。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9

一、深入推进“两化”建设和示范创建

目前，全县已建成1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7个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并配备满意度评价器。自20xx年以来，我县扎实推进省厅《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方案。为全面提升我县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20xx年3月20日，我局制定了《万载县司法局关于实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xx—20xx年）》的通知，按照“统一规划、标准规范、功能完善、运作高效”的要求，用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全县各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任务，做到硬件设施齐全、人员合理配置、经费保障坚实、服务供给优质、管理制度健全，切实方便群众获得公共法律服务。具体时间进度：20xx年对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鹅峰、株潭、马步三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规范化建设；20xx年对双桥、白水、三兴、高村、茭湖五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进行规范化建设；20xx年对高城、白良、康乐、潭埠、黄茅、罗城、仙源、岭东、赤兴九个工作站进行规范化建设。

20xx年，按照工作进度，对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鹅峰、株潭、马步三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进行了申报、推荐，经过省厅验收，均符合标准，顺利通过验收。鹅峰乡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基础设施完善，制度健全，还有“缘桌调解特色”，被省厅评为“全省示范工作站”。20xx年拟对双桥、白水、三兴、高村、茭湖五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进行规范化建设，20xx年4月1日，在局会议室召开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规范化建设推进会，目前五个工作站正在按照标准建设中，拟定于6月份开展申报推荐工作。

二、做实“法援惠民生”系列品牌

全面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法》，开展“法援惠民生”七大品牌活动，加大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未成年人、妇女、军人军属、退役军人等群体的法律援助力度，20xx年3月8日，万载县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县妇联在万载县高城卫生院开展了“妇女维权周普法宣传”活动。20xx年5月31日上午，万载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康乐中心小学开展了“法律援助法进校园关爱未成年人”活动。以实际行动为残疾人办实事、解难事，优质高效为残疾人办理一起法律援助案件，得到了省厅的肯定。依法有序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深入推行审判阶段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通知辩护全覆盖；全面落实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办理程序，截至目前共办理认罪认罚案件200件。

三、深化“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活动

按照宜春市《“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加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有效供给，不断夯实乡村振兴法治基础。对于脱贫户实行免予经济审查制度，对于来申请法律援助的，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第一时间指派承办人。让当事人第一时间感受到法律援助的帮助，防止因为纠纷导致返贫情形。如：20xx年8月28日上午，鹅峰乡脱贫户王禾秀在320国道989公里处被闻某某驾驶的摩托车碰撞，造成其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闻某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在事故发生后，王禾秀被送往医院治疗，总共花费医药费17273元，经鉴定中心鉴定为十级伤残。此次事故的发生让原本生活困难的王禾秀家庭再一次陷入了困境。20xx年12月8日，王禾秀来万载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当即指派律师承办此案。经过立案、开庭审理，20xx年1月11日，万载县人民法院判决对方赔偿王禾秀各项损失112376元。

四、创新便民法律服务举措

推行法律援助异地申请“全省通办”和法律援助“帮办”服务；优化鉴定办理程序，为涉及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上门”服务，推行节假日延时错时服务，鼓励司法鉴定机构为经济困难的群众主动减免司法鉴定费用；20xx年4月，万载县法律援助中心与新余渝水区法律援助中心异地协作，成功调解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赢得了当事人的充分肯定。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10

今年以来，镇便民服务中心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机关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便民服务中心第一窗口、第一环境、第一形象的作用，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地完成全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努力把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成为“服务更优、效率更高、为民更便、形象更佳”的便民服务窗口。现将20xx年公共服务工作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突出重点

1、认真学习上级文件，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及20xx年作风整顿相关要求，镇党委高度重视，把工作提到了党委的议事日程，形成分管领导具体抓，办公室责任落实，分工明确的工作格局。截止12月，便民服务中心召开学习会6次，学习有关文件、机关管理以及行政效能的相关规定，业务培训会2次。并深入各村了解群众意见建议，为20xx年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2、便民服务中心坚持“依法行政、高效便民、群众满意、追求卓越”为重点。一是实施事前服务。加强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对便民服务中心的办理事项和程序进行了解、知晓。二是事中公开。凡进入便民服务中心的审批事项、办理部门、办理窗口和办理人员对外公开，申报资料、审批内容和审批程序对外公开，审批时限、承诺事项以及办理时限对外公开，增强行政审批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三是事后监督。对进入便民服务中心的行政许可事项、非许可审批事项和行政服务事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统一规范和加强监督管理。

3、便民服务中心场地建设扎实推进。今年镇便民服务中心完成翻新和扩建，按上级要求实行大厅式集中办公，规范完成场地建设。便民服务中心设施设备齐全，有办公桌、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饮水机、等候区、导引牌等。

4、创新服务方式，积极开展送服务。劳动保障窗口开展了“优化服务、促进发展”活动。针对劳动合同、工资协商等问题和现状进行了现场政策解答以及政策指导。

二、改进服务手段，提高服务品位

1、强化协调职能。利用部门集中办公的优势，发挥“便民服务中心”的协调作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

2、完善制度，提高监控，规范内部管理。继续坚持以制度管人、引导人。对便民服务中心《日常管理制度》、《文明服务用语》、《日常行为规范》、《工作考核办法》等制度进行全面修订和完善，从出勤、执勤、工作态度、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细化、量化，提出更加明确和严格的要求。

3、继续加强与群众的联系，重在群众知晓率和满意率下功夫。针对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既要做好宣传解释，还要做好答疑和解决，尽最大可能做到群众知晓、群众满意。

三、强化服务功能，完善便民服务体系

1、便民服务中心将进一步推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行政服务创新，积极梳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完善便民服务体系，提升行政服务效能。

2、优化审批流程，扩大和深化并联审批，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加强工作流程的监控，发挥政务系统的作用，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充分发挥便民服务的主观能动性，快速推动审批流程。改进现有行政服务机制，通过联办来简化审批环节，通过告知承诺的形式，来缩短审批时间，通过审批服务效率的突破来带动便民服务整体效率的提升。

3、强化便民服务中心综合服务平台功能，完善便民服务体系。按照“分类设立、职责明晰、功能有效、上下衔接”的原则，不断加强对村便民服务室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制订并完善对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日常管理、监督考核等制度，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工作网络，加强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

4、强化政务建设，加快推进审批。便民服务中心进一步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审批、监察监控。一是加快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中心电子政务信息平台建设步伐，实现便民服务中心与县政务便民服务中心的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二是积极推进审批信息资源共享和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三是建立审批平台，加强对审批流程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全面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总的说来，一年来的工作是为新的一年打基础、调思路、谋计划，为全年工作目标任务的完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20xx年工作措施

1、加强便民服务中心窗口规范化建设，树立窗口优质服务的良好形象。

2、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接受全社会监督。

3、规范政务服务体系，实现标准化管理。

4、加强制度建设，严格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

5、加强并联审批管理，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程序和环节。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11

20xx年以来，公法股在县司法局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服务大局，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履职，以创促新，积极适应新常态、新要求，为建设美好宿松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

一、主要工作

（一）坚持有为担当，加强中心自身建设

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依托，整合司法行政优势职能，深化为民服务。今年年初，我们全新升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引入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人民群众提供智能问答、智慧引导和自助服务，为群众提供基于裁判文书大数据的法律咨询，智能分析用户服务诉求，精准匹配和推荐用户需要的法律服务。全面统筹整合现有法律服务资源，紧扣群众需求，划分“四区一廊”即自助普法区、营商环境区、智能服务区、窗口服务区以及普法长廊，设置了法律援助、公证服务、法治宣传、法律咨询、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法治监督等服务窗口，每天安排专业人员值班，负责接待现场来访，解答法律咨询，受理指派法律援助案件，提供司法行政其他业务的咨询、引导等服务，一站式地解决群众学法用法问题。

（二）坚持聚焦中心，彰显法律服务优势

1.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县司法局联合县律师协会，引导全县法律服务者统一思想认识，结合“四送一服”“万所联万会”主动谋划好“法律服务进万企”主题帮扶活动。一方面通过组建服务企业发展法律宣讲团、举办学习贯彻安全生产法等法律知识讲座、编印政策清单和发放服务企业发展法律手册等方式，重点宣传解读国家和省市县制定的惠企政策举措，推动惠企红利精准高效直达企业。深入企业进行走访调研，广泛听取市场主体对涉及企业政策、服务、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分析研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以“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题”活动为起点，建立“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题”—“法律服务进万企”主题帮扶活动长效机制。机制要求各法律服务机构要以开展“法律服务进万企”帮扶活动为契机，建立完善律师与企业结对帮扶长效机制，每月至少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一次“法律服务进万企”活动。确保每名律师至少帮扶一家企业，每名律师每年深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至少两次，每家律师事务所每年举办法律政策宣讲或法律培训至少一次，围绕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扎实推进“法律服务进万企”主题帮扶活动，推动各类营商环境问题尽快解决、对账销号，切实提升企业的安全感、满意度和获得感。

截止6月21日，全县各法律服务机构共走访企业39家，开展政策宣讲29场次，发放政策清单350余册，宣传报道“法律服务进万企”活动18篇。

2.推动乡村振兴，护航基层治理。引导安徽皖松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与高岭乡汪冲村党总支进行结对共建，多次组织律师志愿者深入汪冲村为乡村解决土地承包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借贷纠纷等法律疑难问题，在增强基层群众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同时，推进乡村治理不断向前发展。进一步完善村（居）法律顾问相关工作，引导每位村居法律顾问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将法援案件、乡村振兴法治课堂、村两委换届选举、矛盾纠纷化解、涉农法律咨询等均纳入到法律顾问服务范围，不断优化服务方式，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巧用特殊时间节点，通过开展送法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法治宣传活动，送法到群众身边，面对面宣传，促进基层群众、民营企业和乡村青少年树牢法治意识、风险意识和维权意识。今年以来共赴乡村、学校开展司法行政职能宣传共计20余场次，面对面征求群众意见，收集法律需求，提供法律咨询等100余人次。

（三）坚持服务民生，提升法律服务质效

1.法律援助工作。联合财政局出台《宿松县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实施办法》《宿松县法律援助经费管理使用办法》，为全年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制度保障。细化“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法援惠民生关爱残疾人”法律援助品牌建设各项措施，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站、点作用，组织法律援助志愿者开展系列送法活动，针对妇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法律需求，提供精准法律援助服务。

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制度，对已结案件受援人进行跟踪回访，对法援案件质量进行跟踪监督，不断优化服务，掌握群众对案件办理结果的满意度。截至目前，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34件，其中农民工案件58件，涉及金额达39.5万元。

2.公证工作。公证处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努力开拓公证领域，积极为公民和组织参与社会经济、民商事活动提供公证服务，不但认真办理市场摊位抽签、鱼苗放流、房屋拆迁等围绕城镇化建设相关的公证，而且还融入到民生工程领域。特别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多次上门为行动不便、偏远地区的当事人办理公证，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截止6月21日，公证处共接待各类来电来访法律咨询1100余人次，办理各类事项182件。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股室业务工作繁多，每天疲于处理各类业务，缺乏主动谋划工作的积极性。满足于以往传统的工作方式，不能创新谋划各项工作，运用新媒体和互联网形式进行的宣传的较少。

三、下年工作总体安排

下年，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件事：

1.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向优发展。发挥公共法律服务优势，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持续开展“法律服务进万企”“四送一服”“乡村振兴法治同行”等各项工作。

2.以行业优势为抓手，实质化推动律师行业向好发展。充分发挥律师行业优势，在服务大局、服务发展方面做精文章。

3.以民生工程为引擎，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向上发展。梳理总结，加强培训和宣传，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不断提升法律援助民生工程质量。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12

一、夯实公共法律平台建设，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我局严格按照《安徽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外观及室内标识规范》要求，依托区法律援助中心建设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依托各基层司法所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依托村（社区）工作室建成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点，不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各辖区各镇（街道、园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工作点工作规范运行。

二、凝练公共法律服务手段，强力实施法律援助民生工作

今年是实施法律援助民生工作第五年，为全面提升法律援助工作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把法律援助民生工作做实，区司法局围绕工作保障，机构建设，便民服务，监督管理，日常宣传等环节，全力推进法律援助工作。

（一）法律援助民生工作目标任务进展情况

1、案件完成情况。截止11月30日，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9件（其中刑事案件175件；民事案件633；其中律师办理788件，基层工作站办理19件），已完成20xx年目标任务数（总任务数800件），目前累计结案639件，各类咨询来访来电1300余人次。

2、经费使用情况。目前经费到位率100%，实际支出按序时进度。

（二）具体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服务网络

成立“颍泉区法律援助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工作机制，分解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完善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在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接待服务窗口，安排社会律师专人值班，值班律师准时到岗，确保12348法律服务热线电话畅通，及时解答群众的来访或电话咨询。

2、加强法治宣传，扩大群众知晓率

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向社会各界宣传法律援助民生工作。在阜阳“916”广播电台开通法律援助公益广告，每天连续播出18次；印制8种法律援助民生工作宣传手册，以及法律援助民生工作标识的宣传雨伞，宣传毛巾、茶杯等；积极参与“江淮普法行”活动，积极参加“民生工程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开展法律援助民生工作宣传，扩大了基层群众法律援助的知晓度，使困难群众明显地感到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服务作风的转变。

通过阜阳电视台《阜阳法治》栏目组到我区进行采访报道，进一步宣传法律援助民生工作，提高法律援助群众知晓度。积极参加“送法进企业助力复工复产”活动，深入到企业以案释法，把法律援助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3、加强案件质量监督，确保办理质量

一是案件评审情况。建立常态化案件评审机制，坚持每月评查一次，采取两轮评查方法，先由质量评查小组初步评查，对案件是否符合受理范围，援助对象，卷宗整洁度，材料完整性等进行评查，再邀请知名律师，对案件质量第二次综合评查，评出分数，确定案件质量等次。二是开展旁听和回访工作。建立专人负责的案件旁听制度和案件回访制度，定期对开庭案件进行旁听，对发现存在问题及时反馈；明确专人回访，做到回访常态化，全覆盖，把回访与“满意度调查”结合起来，对回访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承办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要求及时整改，不断提高案件办理质量，目前已对全部办结案件进行回访。

4、加强信息化应用，提高办案效率

强化全流程应用，做到受理，审查、审批，指派全部网上办理，专人负责监督管理信息化应用情况，要求承办案件律师事务所及时接收案件，常态化进行督促催办；实行信息化应用与案件补贴挂钩制度，确保信息化应用落到实处。

5、抓好律师值班工作，完善12348律师值班制度

在颍泉区政务中心一楼设立法律援助接待窗口，添置完善的办公设施，配备有饮水机，升降椅，老花镜，自来水笔等，便于受援人申请法律援助；完善12348值班制度，律师值班到岗，认真解答群众问题，耐心做好接待记录；引进智能法律服务机器人，为群众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时在接待窗口设置扫码器，群众可以对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点评，确保基层群众能得到及时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xx〕37号），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中的职能作用，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

进一步落实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区法律援助中心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服务窗口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悬挂统一标牌，配备必要的办公设施，设立指引标识，并放置法律援助格式文书以及相关业务介绍资料。公示法律援助范围、条件、值班律师工作职责及当日值班律师基本信息等，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驻值班律师，为需要律师的被告人及时提供法律帮助。

6、坚持依法依规，严格使用法律援助经费

严格按照阜阳市财政局、市司法局（财政法〔20xx〕363号）《阜阳市财政局阜阳市司法局关于印发阜阳市法律援助经费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凡是法律援助经费支出，均做到支出有依据，做到经办人，初审人，审核人，批准人同时签字，转账支付，严禁挤占挪用法律援助经费，同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专业人员，对法律援助经费定期审计，确保经费使用安全合规。

当前，我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法律援助目前能够提供的服务产品还比较传统单一，二是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虽然全面推行，但还有待于公、检、法、司四部门在工作中加强协调等。

下一步，认真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一是加强学习，深入调研，不断总结经验，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民生工作；二是严格监管，强化督查，不断提高案件质量，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全流程监督检查；三是强化宣传，形成合力，不断加强对律师、志愿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培训，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民生工作向纵深领域发展，为“法治颍泉”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公共法律服务年底总结13

20xx，盈江县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在德宏州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和盈江县司法局的关心和领导下，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现将20xx工作总结如下：

一、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公平正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为确保公共法律服务民生工程落到实处，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性、均等性、普惠性、便利性的公共法律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盈江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20xx，向乡镇司法所放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服务事项登记表176本，发放德宏州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公证服务、社区矫正服务）宣传册1180份。截至目前，盈江县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共计开展法律咨询8000余人次，提供法律援助75件（民事9件、刑事66件、涉未成年人20、涉外1件、涉盲1件），开展公证服务115件，调解矛盾纠纷356起，开展法制宣传200场次，发放宣传资料38000余份。

二、法律援助工作

开展法律援助，扶弱助困，确实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一直以来都是盈江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的重点工作，为扎实开展好法律援助工作，盈江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密切联系云南清诚律师事务所、云南昭明律师事务所、云南圣锦律师事务所，盈江象城法律服务所、盈江新元法律服务所以及盈江县各乡镇法律服务所，发放《法律援助须知》1600余份，在盈江县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3个律师事务所15名律师，在盈江县人民法院、盈江县人民检察院分别设立盈江县法律援助工作站，截至目前办理认罪认罚刑事速裁案件182件。为方便人民群众及时、高效、便捷的获得公共法律服务，在8个没有安置12348公共法律服务机器人的边境司法所各安装1台法律机器人。截至目前，盈江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共计开展民事法律援助9起，刑事法律援助66起，为援助对象挽回损或取得利益230余万元，解答法律咨询6000余人次。

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有6个司法所没有安装12348公共法律服务机器人，一台2万元，缺口资金12万元。

（二）在14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安装双面公共法律服务电脑14部，每部9000元，尚欠盈江联杏惠普电脑专卖店电脑钱126000元。

（三）新城司法所、平原司法所新址重建，盈江县人民政府共拨款140万元，但是被盈江县人民政府借去100万元，造成工程停工，致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没有完成创建。

公共法律 篇3

目前，我国现行的一些防灾抗灾救灾的法律法规，还没有达到系统化、条框化，完整化的程度，也没有充分发挥指导性作用。2013年4月，我国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北纬30.3度、东经103.0度）发生7.0级地震。多灾多难的四川人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为四川同胞的不幸沉痛默哀的同时，也看到我国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和突发公共事件法律体系的不足。公共突发事件法律体系和应急机制的缺陷导致了突发性事件责任归属不清、紧急处置程序繁琐、快速反应能力差等问题。所以，确有必要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体系进行探究，及时填补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漏洞，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提供依据。

一、我国突发事件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在应急管理领域的立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应急管理法律体系正逐渐形成并趋于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应急管理制度也已初步建立。特别是在2007年，我国颁布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使得该法成为了我国应急管理的基本法，从而使各行各业以及各种领域的单行应急法作为补充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逐步形成。目前，我国现有的突发事件的法律法规主要由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立法、灾难性事故立法等方面的组成。这些法律制度对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我国近几年来相继发生的突发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具有显性和隐性的现代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突发事件的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也日渐凸显。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突发事件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用现有的突发事件法律法规应对多变的突发事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突发事件法律法规缺乏系统性，法规之间协调性差

目前，我国现有的突发事件法律法规比较单一且处于分散状态，主要采用部门法和行政规章。这种立法体系的优点是，对特定的突发事件都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具体的行政应急处理机构，如颁布防洪方面的法律，能做到应对洪涝灾害时有法可依，并由防汛救灾指挥部进行统一指挥操作；颁布防治传染病方面的相关法令，可以及时指导如何应对突发传染病危机，并由防治传染病指挥部进行统一预防诊治；颁布相关消防法令，可以从容应对突发消防问题，并由消防指挥部统一领导；颁布地震灾害方面的相关法令，可以快速有序的进行抢险救灾工作，并由抗震减灾指挥部统一管理等。虽然目前的突发事件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比较有针对性的解决困难，但这些法律法规分别规定了应急行政机构及其权力，这种分散状态导致现行的法律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如各级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具有专业技术的职能部门间无法很好的协调配合，缺乏沟通和协作，只针对自己负责的事项设立法律法规，导致各部门法律法规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各部门法之间不能相互协调和相互弥补，使各自的力量不能得到最有效的整合利用，大大削弱了处理突发事件的合力与合作，无法形成更有力的整体力量。

2.突发事件法律法规的内容可操作性不强

因为有些立法在内容上具有抽象性、原则性、概念性的特点，有些法律只强调了上级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指导性作用，只强调纵向关系上的统筹与规划，强调应急措施上的实体性规定，强调权力配置，而忽视了下级机关和一些有力的社会组织在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忽视横向层面上的配合与协调，忽视对其进行实施程序上的约束，忽视对具体突发事件过程中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评价。有些法律的具体内容原则性较强，对于具体实施细则、实施方法阐述不多，过于宽泛，與实际情况相脱节，不易灵活运用，可操作性不强。如在地震灾难发生后，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没有详细阐述事后恢复重建的具体方式方法和救济补偿的标准等。这种只做表面文章而不注重实际执行的法律法规，将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要求。

3.突发事件法律法规的法律效力不够

目前，虽然我国有一些关于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法规，制定了《戒严法》等多部具体的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只适用于应对某一类公共突发事件，不具有规定限制所有公共突发性事件的法律效力。同时还缺乏有关突发事件发生后的重建和恢复工作的法律规定，目前此项工作的开展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还有一些法律法规不能真正发挥有效的作用，国家法律效力没有适当合理的延伸到地方政府的措施中，许多地方政府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时，不能因地制宜地制定切合地方实际的法规规章，“一刀切”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制定出的有些法规规章还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我国还需要适时制定用于对突发事件发生后针对其严重后果进行善后处理的法律、法规。

4.突发事件执法体系责权规定不明确

对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过程中的行政责权，现有的法律规定的不够详尽。缺乏对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特殊职责和特殊权力的明确规定，缺乏应对不同突发事件的具体执行机构的具体职责和具体的执行权利范围的明确规定，这种法律法规体系可能会造成紧急状态下权利的扩张、滥用。这样不仅不利于国家各种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组织和运用，还不利于及时准确的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可能会加长消除危险，度过危机的时间。由于法律法规中责权规定的不明确，容易造成政府在行使应急权力时，超出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授权的范围，凌驾于法律之上，还容易造成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失职、不作为和相互推脱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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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突发事件法律执行过程不够规范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其法律执行过程不够规范，缺乏对于整个过程的监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执行不到位，包括突发事件法律执行程序的步骤、执行的方式方法、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等。例如，在突发事件法律执行的过程中，缺乏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公民的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例如对私有财产的征用，在紧急状态解除后，这些征用的私有财产和对这些财产造成的不法侵害是否都得到的公平的补偿，对于那些得不到公平补偿的公民，是否能够得到国家赔偿，这种救济程序是否繁琐拖沓。缺乏对民间自发的救援的法律规范，这种自发无序的救援行动，会造成政府的救援工作的延误，对政府在最快的时间内开展救援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于救援资金的运用也存在执行不规范，信息不透明，监督不到位的情况。

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健全的突发事件法律体系是及时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首要要求、执行依据，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事。完善的突发事件法律体系是及时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有力的保障，应急行动有理有据、有力有序、责权明确、执行规范、协调联动。

1.系统整合突发公共事件现有法律资源

随着《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制定颁布，表明了我国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体系中有了最基本最具有指导作用的首要法律，使政府部门在开展救援工作时有了统一的执行纲领。同时还要系统地整合突发公共事件现有法律资源，打破各级部门和地方利益的局限性，对原有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弊端进行修正，对原有法律法规中的不足进行补充，对与《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冲突的部分进行删减和更新。

2.形成科学完善的突发公共事件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相关法律。制定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对应且配套的，涵盖各种类型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法律法规。当不同的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就需要根据不同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应对的方式方法在法律法规作出中明确规定。完善突发事件法律中关于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具体的职责和权力的范围，防止其处理紧急事件时失职、推诿、不作为，防止紧急权利超出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授权范围和非法使用。

3.赋予突发公共事件执法部门更充分的权力

在保证应急措施顺利的实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护的情况下，通过突发事件法律法规来对政府可以行使紧急状态下特殊权力的条件、时效等给予明确的规定。还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政府在突发的紧急状态下所享有哪些权限比非紧急状态获得更多的具体的强制性的应急权利，以及明确执行范围和实施时的附加条件。例如，在那些与紧急措施相冲突的公民权利则应受到适当的限制，如人身自由权、刑事诉讼中的一些诉讼权、住宅不受侵犯权、游行示威权、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等，这些权利在紧急状态下只有加以限制或中止，才不会对有关机关紧急权力的行使造成影响和阻碍。

4.增强应急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

在突发事件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法律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直接关系到突发事件法律能否顺利准确的实施，发挥其法律效力。突发事件应急的实际工作证明了，以法律体系为主的应急制度才是最有效的。原有的一些内容原则化、执行步骤繁琐、过程不明确的突发事件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用于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突发公共事件。因此，在未来突发事件法律体系的建设中，我们要注重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统一指导作用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急的具体程序和实施细则，加强各级政府机构及相关部门的横向与纵向的协调配合。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仔细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特点，从中寻找出事件发生规律。针对突发事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生特点及规律，制定与其想适应的法律制度。当不同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可以迅速找到相应的应急处理法律依据。

5.加强突发公共事件违法责任的追究力度

在突发事件法律执行过程中，政府可能会得到更大范围的法律授权，这里包括一些強制执行的行政措施，有甚时还会逾越一定的法律约束，限制到公民一部分的合法权利。如果这些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不仅会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还会给一些不法份子以可乘之机。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理过程中，应当成立专门的行政部门或应急处理监督小组，由其对政府应急权力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着重对应急权力执行的具体环节进行监管。明令禁止政府行政机关在应急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的非法侵害。依法加强问责制度的建立，完善与问责制度的相配套的法律依据、各项执行程序，依法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做好信息的公开，让所有公民都参与到问责工作中来，更好的推动问责制度的实施。

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体系和应急处理机制应该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相适应，要随着突发性事件的发展趋势而改变。进步是发展的需要，是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必须完善应急法律体系、完善应急管理制度、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把经验总结成法律经验，汇总成体系。真正的做到遇到突发状况不慌不乱，按照应急预案有条不紊的进行。在完善突发公共事件法律体系方面走出一条中国人自己的道路，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作者单位：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法律 篇4

据调查, 我国公民的吸烟实际情况数据如下, 到2007年为止, 我国吸烟人数已经高达3.5亿, 普及到被动吸烟人群达到5.4亿人, 其中未成年人吸烟人数有1.8亿。目前烟草危害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可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它将严重危害到人们的身体健康, 但它也是相比之下较容易预防的问题。在2005年,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并且我国政府也签约了此公约, 并规定, 从自2011年1月9日起, 我国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

(一) 政策中公共场所范围的界定不统一

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公共场所禁烟政策地区的数量非常少, 其范围的界定也模糊不清, 有些地区规定展厅、行政区域禁止吸烟, 有的地区规定医疗机构、娱乐场所、办公室等等禁止吸烟。

(二) 相关部门处罚力度不强

只有在极少部分地区的法律法规中制定了禁止吸烟的相关细则, 其处罚的对象有违规的个人和违规的单位。对个人最低5-10元的罚款。对单位5000-10000的罚款, 惩罚力度过小将导致法规的威慑力下降。

(三) 政策实施效果不佳

通过相关人员的走访调查发现, 虽然很多公共场所已经粘贴的禁烟的规定, 但大都被人们忽视, 公共交通工具、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仍有大部分人违反规定, 随意吸烟。

二、我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存在问题

(一) 立法问题

政策是执法的唯一保障, 没有正确的政策引导就无法正常执行。对于公共场所的禁烟问题也需要相关政策来制约。通过我国在2011年1月9日起, 进行全面禁烟政策, 这不仅是对世界卫生组织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允诺, 还是我国实行禁烟目标走出的第一步。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执行的情况并不乐观, 其与其他国家的评价排名相比都在倒数几名, 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立法的缺失, 虽然人大代表提出了禁止公共场所禁烟的提案, 但是关于禁烟的立法仍然处于模糊阶段。

(二) 监督检查问题

执行公共场所禁烟法规时, 监督检查问题也是阻碍其执行的重要因素。在执行相关法规时必须制定严格的检查措施, 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实施监督检查措施, 将会为执行过程增加一定难度, 甚至没人会感知到法律的威严, 从而导致违法的现象频频发生。笔者通过走访了解到一般执行情况较好的地方, 都制定了严格的检查措施。如果监督措施实施的及时, 将会大大提高禁烟法规实施的力度。比如在火车候车室, 检察人员发现吸烟者吸烟时, 应该及时去劝阻并且进行教育, 由于所在场所执行力度大, 再加上及时阻止, 吸烟者的自觉性也大大提高, 在车站、候车室的吸烟的情况基本没有。对于公共场所禁烟政策的执行, 各个场所的监督检查应制定相关的责任到位机制, 明确工作人员的职责与任务, 对工作人员的监察工作做到奖罚分明, 只有相关工作人员得知责任意识提高了才能保证公共场所吸烟者的自觉性慢慢提高。

(三) 法规执行问题

如何认真落实法规执行问题是公共场所禁烟的首要任务。虽然各地的相关禁烟法规的内容都一样, 目标就是公共场所严禁吸烟, 但是由于相关部门的执行能力不强, 通过相关人员走访调查多个城市的依法部门, 大部分违反规定的单位都没有进行处罚。严格检查时段过了以后, 很多公共场所仍然存在大量违反法规的人。很多公共场所都按照规定张贴了“禁止吸烟、为了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的告示, 但人们根本不重视, 因为很多的公共场所没有对吸烟者进行处罚。有的公共场所虽然进行了处罚, 但是处罚较轻, 一般都是5-10元, 实质上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三、完善我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政策

首先要明确政策行动的主体, 来确保禁烟政策的有力执行。我国应该根据相关的禁烟法规来建立全国性的禁烟机构, 来管理各地的监察部门。再者, 动员全社会人员积极参与禁烟活动, 向公民传播吸烟的危害。卫生部有责任监管烟草公司的活动。公共场所的经营者不仅需要做好场所禁烟的宣传以外, 如果看到吸烟者在禁烟区域吸烟时, 应该及时说服制止, 当吸烟者继续吸烟时, 应该对其进行处罚等等。全社会都要形成多元化的监督平台, 充分利用居民会、禁烟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监督禁烟政策的实施。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 加大处罚力度, 全国性的禁烟法规应该统一处罚资金的数目, 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实施政策。同时还要加大力度做好禁烟公益的宣传, 目前来看, 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吸烟对人体的危害, 因为其危害是潜伏在身体里的, 短期内看不出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危害。相关部门应该把健康的思想传输到每个公民心中, 逐渐代替旧思想, 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氛围。

浅析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法律 篇5

同时社会控制理论、心理分析理论(psychoanalysis)、以及差异交往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在犯罪行为的研究方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的《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对青少年犯罪情况进行了规定、阐释和研究。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指出：预防未成年犯罪应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心理矫治以预防犯罪的对策。

青少年犯罪动机的分析

公共场所持刀砍人行为的法律适用 篇6

关键词：公共安全 危险方法 故意杀人

盘点近些年出现的在公共场所持刀肆意砍人事件，云南的徐敏超持刀在人员积聚的旅游景点危害不特定多人的人身安全，造成20名游客和行人的伤害后果，被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同样是在公共场所拿刀随意刺不特定人的行为，有些却是以非公共安全罪认定的，如昆明中级人民法院对“3·1暴恐案”涉案4名被告人，判处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福建南平郑民生的校园凶杀案，也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那么，行为人在公共场所见人就伤的案件究竟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此类案件解决的关键在于确定持刀肆意砍人行为能否被评价为危险方法？这种杀人行为能否被评价为危害到公共安全？

一、公共安全的概念

法益具有指导和限制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因此分析具体各罪离不开对法益的衡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区分于故意杀人罪的关键也在于法益的不同。学界普遍认可将公共安全定义为不特定和（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其中最具争议的便是侵害特定多数和不特定少数人的行为定性。

（一）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

有学者认为，“多数”是“公共”概念的核心。[1]然而这一原则不仅很难界定，在理论上也无法贯彻到底。究竟多数是指多少人？为何实践中常出现的灭门案同样是杀害多人但却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不特定性也存在诸多模糊性，究竟是指行为的不特定性，还是结果上的不特定性？笔者认为在判断时应当以行为方式本身内在的持续波及性来判断，倚重于行为意义上的不特定性。因为司法意义上所认定的事实，都是以一种事后的目光进行审视，即便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同故意杀人罪一样，最终呈现出来的法益侵害主体也是特定的人，因此结果意义上的特定与否对于二者的区分作用并不明显。

所谓行为意义上的不特定性的认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首先，行为针对特定多数，结果危及特定多数且不具有内在的向外扩张的可能性，如灭门案，则是故意杀人罪。这里所说的内在的向外扩张的可能性是基于行为属性，假定在一种无干扰理想环境下，一次行为的作出无需行为人追加原因力即可源源不断地造成损害的属性。例如在正在运营的学校食堂的食盐中投毒，投毒动作一经实施，“一次”行为则会自然扩散至每个前来打饭的人，若想达到目的无需行为人不断添加新的损害行为，只需等待更多的法益主体主动靠近危险源或危险源自动自发的波及到更多的法益主体；而若想消除这种危险，反而需要行为人积极地采取其他回避措施，如告诉相关人员饭中有毒或及时阻止他人取饭。反观灭门案中的杀人行为，若想杀害全部家庭成员，需要行为人不断实施新的砍杀动作，追加新的原因力，“依次”行为才可达到目的；而若想及时停止损害行为，只需停止自己的动作。可见，二者的行为进程并不相同，“一次”与“依次”体现出的不仅是行为的次数，也体现出行为的不同性质，即不同的原因力添加方式。

其次，行为针对特定多数，结果却危及不特定人，此时应看行为方式在社会一般合理人看来是否通常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属性。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主观上只想侵害特定人，但却造成对更多法益的侵害和危险，此时不可一概归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否则有客观归罪的嫌疑，不能因为造成严重后果就直接推定有罪，而应当立足于社会一般合理人的视角看此行为是否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属性，是否行为的实施经常伴有公共安全危险的发生。这里的判定其实具有自然犯的属性，因为危险感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万人共通的感知，依此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中是否存在对这种危险的放任。

最后，行为针对不特定少数人，此时应看行为方式，若符合一次波及性，则危及公共安全；若在一次行为之后，若想再次波及另一法益，需要追加原因力的话，则是数次连续行为。

（二）公众安宁与稳定的理解

有观点认同特定多数人属于公共安全的范畴，并进一步认为公共安全也包含公众秩序的平稳和安宁，[2]笔者反对这种观点。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应当从客观上认定，否则几乎所有犯罪都会危害到公共安全，而且单纯引起多数人的心理恐慌等轻微后果，没有造成具体的危害公共安全危险后果的行为，不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建立在笔者认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具体危险犯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具体危险犯需要司法者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判断行为是否产生具体的法益侵害危险，而不是像抽象危险犯那样直接被推定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在具体认定危险性时，需要法官通过判断行为危害法益的或然性或是否达到一定的程度来判断。[3]单纯引起心理恐慌的行为，并不会对具体的法益造成实质性威胁，且认定这种危险感会使法益保护过分提前。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在对本罪进行目的性限缩时，也应当与放火、决水等罪所侵害的客体相当。而条文所列举的行为都是直接侵害生命、健康或与生命健康相关的重大财产法益，若包括心理恐慌，则过分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具体到在公共场所持刀砍人行为，有些案件之所以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正是因为行为所引起的不特定多数人法益的侵害和对公众的安全感的损害。但本文并不认同这种说法。细言之，此时这种行为方式与公共安全的交叉点就在于行为实施的场所，更进一步讲是针对公共场所中的人。表面看来，行为对象是随机选择的，也最终砍杀了多人，但一次砍杀行为侵害的是特定人的法益，行为方式本身不具有侵略性和扩散性，因此前一理由站不住脚。至于后者，安全感的损害以及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是由于砍杀别人所引起的恐慌情绪，这种情绪是一种附随的、纯主观的感受，并不足以支撑行为带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

二、危险方法的界定

（一）危险方法的含义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具有“口袋罪”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危险方法”的涵盖范围过宽，导致诸多造成严重后果但无法确定罪名的行为基于处罚必要性而通过此罪名予以入罪。

学界普遍认为，根据体系解释和限制解释，本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仅限于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其他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危险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危险方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的兜底规定，而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规定。[4]厘清这一点之后就是如何确定“相当性”这一价值判断因素。有的学者采取列举的方法，将被广泛认同的具有相当性的其他危险方法逐一列举，如私设电网、邪教组织人员自焚、自爆危害公共安全、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醉酒交通肇事后驾车撞人、向人群开枪等等。虽然简单明快，具有操作性和应用价值，但不仅所列举的这些方式是否都属于危险方法存在争论，且即便是被一致认同的危险方法在特定情境下也会满足其他罪的行为方式。况且，列举法只能罗列出那些相对成熟、普遍的危险方法，缺乏前瞻性，无法应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第二种方式，有学者是从行为的后果，即严重的社会破坏性角度来分析，即危险方法具有广泛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如有学者认为，“其他危险方法”的本质应当是具有广泛的杀伤力和破坏力，若实施行为的危险程度仅可以导致轻伤以下，尚不足以造成不特定或者多数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即不具有广泛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不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加以处断。[5]这无疑是相当性的应有之义。但一方面，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能够造成与放火、决水等一样严重的现实损害就能够成立危险方法，把标准定在了实然层面，而忽略了行为内在的“不特定性”性质。另一方面，后果的严重性并不一定能够推出行为本身的严重性，由后果来逆推行为本身的属性并不科学。第三种方式，综合从方法属性、后果严重性两个层面进行概括，提出危险方法的特征包括：方法本身的危险性、方法的独立性、危害的相当性。[6]这种方式比较可取，但最后一个特征使得整体的判定又回到原点——何为相当性？

笔者认为应当从事物本质出发，探寻行为之间的同质性。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决水等行为一经付诸实施，行为过程难以预料、难以控制，危害后果往往非常严重，即行为作出后，不需要行为人继续添加作用力即可一次性的源源不断地波及到更多对象，且难以控制，即随时都有向更多生命、财产扩散的可能性，后果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会脱离行为人自己的预料和控制。犯罪手段具有直接性、独立性、一次性，犯罪性质能造成大范围破坏，犯罪后果不可预见，具有杀伤力大、破坏力强、后果难以预料和不可控性的特点。

从行为来看，行为本身应具有一经实施就不可控制的特点，即行为应具有持续动态波及性。这种不可控制是一种客观判断，从一般社会大众人的视角，而不是依据行为人的主观。从结果来看，结果也应具有不可控性，既包括行为人不可控制，也包括行为人以外的人不可控制。不特定是指犯罪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事前无法确定，行为人对此既无法具体预料也难以实际控制，行为的危险或行为造成的侵害结果可能随时扩大或增加。

首先，不论行为时行为人所针对的是不特定还是特定的人群，最终呈现在司法者面前的总是特定多数人，具体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最终总是“特定的”，但我们应当从行为方式的内在自然属性判断，行为是否一经实施在不受到阻碍的情形下会持续不断地侵害更多法益。例如，爆炸行为从行为本身来看具有危及不特定人的危险，但表现在结果上，因炸药的数量、破坏力等限制，最终只能侵犯特定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但此类行为本身具有一经实施就会源源不断向多数人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可能致使不特定人的损伤。

其次，危险方法应当具有一次性，即一经实施，一次性的会对不特定人造成损害。不特定并不是行为所指向对象的无差别性与随机性，如随机选择砍杀对象，任意损害法益，而是指按照行为属性，在一种无干扰的环境下，行为持续的向外扩张影响更多法益。只要一经实施，行为人就处于绝对的强势，行为本身会呈现出不可控的扩张势头，从而使得人身或财产的利益直接地受到侵害或处于危险境地。单个的被侵害的对象都处于不可抗拒被动承受的地位，即便想抗拒，在一个自然人的能力范围内也根本无法消除这种危险，只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境。

再次，即便行为人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如果最终危害到不特定对象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此时主观上意图侵害特定人，客观上却造成了特定人的法益与公共安全法益的双重侵害，此时应考察行为人主观上能否预见到行为会给其他不特定人造成侵害。即行为对象是否特定，不能仅根据行为人主观认定，而应当综合判断。

（二）危险方法的具体认定

在认定危险方法之后，还要根据特定情境考察这种危险性是否得以“维持”，本文主张，时间、地点、环境的特殊性会赋予行为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或者使这种方式丧失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

对于判断危险方法是否具有内在的向不特定多数人转化的现实可能性，可以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性入手。可以发现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时，根据行为发生的特定情境，存在时间、地点、特别情形的三维特点。首先，时间要素影响行为的危害公共安全性。如同样是高楼抛物，若发生在人员稀少的深夜，此时行为本身以及可能造成的结果相对较小，达不到持续的动态的波及性；若发生在人来人往的白天，危及到公共安全的概率很大，结果无法被限定于一定范围，则可能会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次，地点要素。如砍人事件中更多的考虑的是地点和特别情形。在一个人员拥挤的场所，砍人行为加呼喊宣扬行为引发骚乱进而引发踩踏事故的可能性很大，结果有可能超出砍人行为本身造成的特定人的伤亡，可以肯定存在扩散性。再次，环境要素。同样的针对特定人、特定房屋的放火行为，会因为房屋所处的具体环境、居住的人而发生很大不同。若为烧毁无人居住的在荒郊野岭的独栋房子，且不会将火引至周围地区时，只能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因为此情形下没有危害公共安全。

（三）持刀肆意砍人行为不能被评价为危险方法

在公共场所随意砍人的行为，从行为看，砍人行为不可扩散，砍到谁就算谁，目标似乎具有随机性和不特定性，但每次砍杀的对象都是针对特定某人，其威胁或侵害的就是某个特定个体的具体法益，一次砍杀行为并不可以持续的扩散至其他法益主体，并且具体砍杀对象都在行为人的控制范围内。即一次行为只针对一个法益主体，结果也只会造成特定法益的损害，若想侵害更多人需要追加原因力，实施积极地砍杀动作，若不想继续杀人，只需停止动作即可。因此一般情况下，随意砍人所具有的随机性与不特定性并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所称的不特定性，还是应当从行为本质进行实质性衡量。

但若换一种情境便会大有不同。在演唱会由楼梯进场时砍人并大声宣扬自己的砍人行为，造成踩踏事故，这时从行为和结果来看都具备了不特定性，因为此时一次砍杀行为会造成多少人伤亡超出了行凶者的控制范围。两者均属于公共场所随意砍人行为，为何存在这种区别？这里的行为方式都是砍人，只是后者添加了特定情境，使得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行为都超出了杀人行为造成特定人死伤的构成结果。那么同样的砍人行为，为何前例中不属于危险方法，后者却被评价为危险方法呢？这里涉及危险方法的界定，即行为具有随时向危及到多数人安全的方向扩展的现实可能性，行为内在的扩张性与持续的波及性，且结果脱离行为人的有效预测和控制。这一次杀人行为虽然侵害特定主体的生命健康权利，但结合特定环境，同时还内在地具备触发更多人伤亡的条件，这种行为符合危险方法的一次持续波及性，不需要行为人继续添加作用力即可一次性的源源不断的波及到更多对象，且不可控制，单次杀人所造成的波及效应脱离控制，具有潜在的危及更多人的具体的危险。

综上所述，在公共场所持刀砍人一般不具有危险方法的属性，但在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境中有可能构成危险方法。

三、在公共场所见人就砍的行为定性

司法实践中在公共场所见人就砍的典型案例中，一般不具有上述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境，因此，持刀砍人这种方法并未被赋予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以郑民生案为例，有观点认为郑民生案应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客体上此类案件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安全，刺痛的是广大社会公众的心理安全防线，客观方面针对不特定人进行砍杀，犯罪对象针对不特定人，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7]笔者认为这种论证并不充分，因为即使依照我国的犯罪构成模式，本类案件从法益看，只侵害了生命法益，公众恐慌不可作为危及公共安全的根据，是否侵害客体只能客观认定。而客观方面的分析违背了刑法体系性、限定性的解释，是后果导向的论证，恰恰违背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

郑民生的杀人行为并不具有与放火、爆炸、决水等行为同样的危害性，因为它并非一经实施便可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而是在杀死一个被害人之后继续杀害其他被害人的行为，是数次的故意杀人行为。在公共场所用刀刺扎不特定人的行为而言，其行为对象具有随机性和不特定性，似乎具有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表征。但具体到每次刺扎行为，其侵害对象是特定的，所侵害的法益是具体个体的生命健康安全，而非一次就可能危及到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人身安全，而且，持刀刺扎多人的行为，其对象指向谁，刺多少人，都是可以控制的。如上所述，杀人的行为只有符合了“行为的动态持续波及性”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才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这种持刀在公共场所刺扎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行为，其本质上属于连续实施的杀人（伤害）行为，宜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伤害罪）。

注释：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01页。

[2]王珺：《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其他危险方法》，西南财经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3]肖中华、陈洪兵：《“危险概念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关于狭义危险犯的理论及立法检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6期。

[4]同注[1]。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618页。

[6]邓思清：《刑事案例诉辩审评——交通肇事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公共法律 篇7

关键词：网络时代,公共关系,法律

2013年10月14日英特尔 (中国) 有限公司举办了社会创新周活动, 该活动的参评意向是提高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价值, 提高企业对经济社会的责任。英特尔公司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联合搭建了“共同发声”平台, 以创新周为主题, 围绕三大社会议题——教育、养老、社区民生话题, 研究在网络时代下公共关系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公共关系发展现状分析

(一) 公共关系学理论分析

公共关系学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 社会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 形成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是以公共关系的客观现象和活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是研究组织与公众之间传播与沟通的行为、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学科, 它适用于个人及任何组织。它是一种状态, 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都处于某种公共关系状态之中;它又是一种活动, 当一个企业或个人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去改善自己的公共关系状态时, 就是在从事公共关系活动。社会组织为了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 运用传播、沟通媒介和手段, 与其公众结成的利益一致的社会关系的过程就是建立良好公共关系的过程。尽管公共关系学在我国起步较晚, 信息化等方面还有不完善之处, 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 体制改革的深入, 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公共关系学在中国有着令人鼓舞的辉煌前景。

(二) 公共关系学与法学之间的发展关系

公共关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公众, 法律亦是如此, 其服务的对象也是社会公众, 所以在公众的主导作用下, 两者管理、约束社会的沟通关系作用很强。法律的强制作用和约束作用能够增加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职能作用, 由此可见, 公共关系与法律关系的研究和项目开发是促进和谐社会主义发展的原动力。

二、网络时代背景下公共关系与法律的融合

对上文案例进行简要分析可知, 网络时代背景下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对公共关系的维护重视程度都非常高。解决社会矛盾、保持法律公信度是政府开展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所以在这种社会矛盾中, 公共关系仅依靠道德关系已无法完成既定的法律规范目标。由此可见, 要想提高公共关系与法律的融合程度仍需做以下几方面改革:

(一) 统一约束机制

公共关系与法律的约束内容相当, 在调节公众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同时, 具有社会性质特征的管理因素在法律关系上并不存在具体的冲突和矛盾, 所以从合作整合上看, 公共关系与法律都具有双重属性, 人与人之间的调整关系需要具有很高的内力作用和价值。在约束作用下, 行政手段在公共关系中必须采取合适的方法,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公共关系与法律之间的矛盾。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在法制建设方面具有很强的主导能力, 公民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可以促进公共关系格局的变化和发展。利用新媒体技术参与到法律宣传工作中, 可以为公众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沟通平台, 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 为社会公共关系提供一个稳定的、具有实效功能的约束机制。

(二) 调整公共关系的研究意义

强化公共管理作用与法律关系的合作能力不仅能够体现出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 还能有助于明确管理目标。从社会发展角度上看, 传媒建设延伸的范围非常广泛, 无论是在法律体系建设上, 还是构建社会管理制度上, 公共关系都可以体现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众所周知, 公共关系与法律在构建体系上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所以相对于其他管理内容, 司法部门与政府管理部门在司法管理上都能体现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能力。

(三) 优化法制环境

执法部门与政府管理部门对社会公共环境的影响大体相同, 所以将公共关系应用到法律体系中可以增加法律的执法力度, 提高司法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从理论科学上看, 司法部门需要应用规范的执法队伍建设, 使其在调整公共关系上承担一部分调和经验。在法制环境下, 公共关系的自由创建能力非常强, 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个人, 公共执法能力都可改变并优化公民的生存环境。政治经济环境内容是公共关系主体, 所以社会公民需要参与到民生热点话题、国家体制发展的讨论中, 利用自身话语权, 引导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四) 采用新媒介技术

英特尔公司在新媒介技术上的应用价值非常高, 在互联网无序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下, 信息的传播容量会大幅度增加, 公民在享有一定编辑权力的同时, 还形成了关系主导能力。在社会关系中, 公民可以将自由创建的作品展现在个性化平台中, 让自己成为公共关系的传播者和发起者。同时新媒介技术引入法律体系, 也可以提高法律体系的结构稳定性。在公共关系与法律的融合发展中, 民主、公正、法制社会主义构建意义也会明显增强。政府部门、组织以及和谐部门应利用新媒介技术丰富公共关系运行发展模式, 在掌握其结构特征的情况下, 提高网络时代环境中公共关系与法律体系的默契程度。

三、结论

通过上文对公共关系法律融合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可知, 我国民主社会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制度构造、体制发展对公共关系与法律融合程度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以英特尔公司开展的创意周活动为例, 深入剖析了在法制社会中, 公共关系的能力必须依靠法律约束来实现这一目的。

参考文献

[1]邵真.我国政府网络公共关系发展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 2012.

[2]程明怡.网络背景下的公共关系与法律的融合发展[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3, 12 (08) :110-120.

[3]郑春华.领导者公共形象与大众媒介互动关系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公共法律 篇8

一、峨边县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自从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了“Public Goods”一词, 随即被人们广泛使用, 国内将此译为“公共产品”。按照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 都能使社会每一个成员获益的产品;同时, 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 都不会导致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因此, 一般把公共设施建设等视为公共产品。问题在于这种非营利性或公益性的产品由谁来提供和负担, 在我国现阶段, 其主要只能由各级政府来承担。近年来, 我国政府职能正发生着重大转变, 也即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为中心, 峨边县政府也是如此, 但却面临着较大困难。2009年, 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全年用于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16.2亿元, 其中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投入1.5528亿元, 完成计划1.2亿元的129.4%, 占总投资的9.59%。为解决资金缺口, 峨边县政府加大基础设施融资力度, 组建交通融资公司, 投入0.9464亿元, 建设县际、县通乡公路83.7公里, 占总投资的5.84%;建成通村公路162公里, 完成通村公路投资0.36亿元, 占总投资的2.22%。同时, 加快重点建设, 启动峨轸路、峨沐路、峨马路等七条公路的建设;加快建设峨边火车站、黑竹沟景区客运站以及大渡河二桥的建设;建成农村客运站3个、客运招呼站26个、码头1个, 安装道路波型护栏16.786公里。

在通信事业方面, 峨边全县建立了15个电信业务专营店, 完善了政企、域区、农村3个自有渠道, 形成了以电信E家和商务领航为统领的固定通信网络。截止2009年年底, 移动通信全县共建营业网点21家, 乡镇100%覆盖;村级便民店64家, 覆盖50%, 全面加强了手机通讯事业的发展。同时, 全县大力发展农村有线电视用户, 全县2009年新增用户200户;加强广播站的建设和维护, 完成1个乡镇广播站和7个村广播室的标准化建设。

在医疗方面, 2009年, 全县县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近3000万元, 主要用于县医院整体迁建工程, 乡村卫生院改扩建工程总投资1000余万元, 村医疗卫生室总投资380万元, 总共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7%。全县拥有医疗卫生机构33个, 其中:医院2个、卫生院18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个、保健院1个、诊所和医务室10个、卫生监督所1个。现全县每万人拥有床位数为20.02个, 全县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为35.61人, 农村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为6.62人。在新农合医疗实施过程中, 全县101165人参保, 参保率达到85.9%, 人均报销医疗费达到153元。在农村, 实行农村孕产妇分娩补助项目, 对770人进行了33.8万元的补助;同时, 妇女病普查人数达到16438人, 完成对3.09万名儿童免疫接种任务。

在义务教育方面, 2009年, 全县在教育设施上完成总投资1600万元, 约占全年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全县小学合并为69所, 在校学生11947人, 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9.9%。全县普通中学14所, 在校学生8116人。全县教师队伍中, 小学专任教师872人, 中学专任教师528人。同时, 全县还按照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困难学生学杂费人数19485人, 共计免除877万元;免费为全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19485人提供教科书, 免费金额185万元。设立寄宿制学校18所, 寄宿制学生5149人, 补助寄宿制学生生活费共计337万元。

在社会保障方面, 峨边县统筹社会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69000人, 达到11.43%。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165元提高到200元, 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年800元提升到900元, 新建养老院4所, 新增床位228张, 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达到54%。实施住房保障, 启动川南棚户区一期住房改造330户;修建廉租房70套, 发放240户廉租房住房补贴23万元, 完成农村特困群众危房减灾安居工程70户, 实施少数民族贫困户住房解困200户。

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 全县大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建设, 着力构建政务公开长效机制, 切实加强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政务服务中心、“阳光政务”和档案资料查询五大载体建设。全县深化机关行政效能建设, 减少行政审批项目15项, 超时默认44项, 并联审批11项。全县强化政务中心标准化建设, 全面推行“两集中、两到位”, 2009年, 全县全年办结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15606件。针对2008年“5·12”灾后重建, 加固维修165户城镇住房, 兑现补助资金77.5万元;完成4219户农房重建验收, 兑现补助金7959.8万元。对当年“6·28”特大洪涝灾害, 全县投入200余万元, 当日恢复供电, 三日恢复供水设施;投入1163万元, 抢修省道306线和县道149线道路980米, 修复新林路、峨沙路、毛杨路等道路60公里;投入500万元, 全面恢复爱心桥、滨河路护栏、排水排污管道等市政设施, 推进中学坝、体育馆受损提防重建。

二、峨边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1.自然环境障碍

峨边县地处攀西高原的临界地带, 地形多以山地为主, 且彼此间海拔差距大, 平地较少, 山地间的岩层坚硬, 不宜开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存在投入成本高、资源消耗大、施工困难多等问题, 特别是道路修建和光纤、电缆架设。同时, 地处亚热带雨林地带的峨边, 夏天雨水较多, 山地间落差大, 表面岩层松动等, 容易形成洪灾、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阻挠和破坏公共产品设施, 且峨边县幅员广阔, 但人口稀少分散, 道路多在山地之间回旋, 路面较窄, 公共产品提供成本高, 公共服务提供难度大。

2.资金矛盾突出

峨边县虽属少数民族自治县, 拥有比一些其他县域较多的上一级的财政支持, 但公共产品的投入仍显不足。从调研数据看, 全县公共产品投入数额所占当地财政比例不高。笔者认为, 峨边县基本上代表了西部欠发达县域地区的普遍情况, 由于贫穷, 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 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 在公共产品的建设中, 因资金的短缺而导致公共产品的建设不到位, 建设质量达不到要求, 一些工程可能根本无法开工。如峨边县“五保户”服务、基层医疗服务等缺口较大;乡村小学教师普遍专业水平不足、乡级通村公路质量水平低等问题也普遍存在。同时, 资金的短缺也将导致其他公共服务方面质量下降。此外, 作为最基层的乡镇级政府, 没有资金收入来源, 其支出完全靠上级的拨付, 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3.公共产品供应失衡

峨边县公共产品的供应不管是在各项公共产品之间, 还是就单项公共产品内部的城乡供应之间, 都存在着供应的不平衡问题。就各项公共产品之间, 峨边县公共产品供应关系存在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 其他公共产品的供应得不到满足, 造成其他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似能满足其基本要求, 但实际上并不能满足其需求。各项公共产品内部供应之间, 大部分都集中在县城, 农村中所占比例甚少, 尤其是医疗和教育方面。由此就出现了农村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城里的比例相差甚远, 造成农村较富裕人口能到县城享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难以平衡。

4.公共产品供应模式欠灵活

峨边县公共产品一般按照上级指示供给, 但上级往往“一刀切”, 所有乡镇“一碗水端平”, 专款专用, 没有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致使地方公共产品的供应被动, 地方基层政府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导致基层政府按照上级要求修建相配套的公共产品设施, 但这些公共产品不能被充分的利用, 产生供给浪费。如峨边县宜平乡司法所单独建在乡政府院内, 但调解员有办公室, 就地调解, 使司法所空置;在乡村学校, 特别是不发达山区乡一级中学学生不足, 学校“空城化”问题较严重。基层政府各自为政, 组织本区域的公共产品供给, 并没有将公共产品设施充分利用。同时, 由于乡级政府的待遇较差, 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愿意去, 从而导致这些公共产品服务管理上成为问题。

5.公共产品供应组织管理不足

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时, 缺乏组织相应的专业人员配套。譬如, 就峨边县宜坪乡而言, 在卫生人员的配置上, 基本为不脱产的医生, 无专职行政管理人员;教室修建好无人使用, 教师基本实行半农化的工作制, 在上课的同时还得耕种, 大大降低教师的专业性。同时, 学校无足够的学生, 一方面是由于好的家庭将孩子送到外面好的学校就读, 另一方面则是当地个别村民有传统思想, 重男轻女, 在教育上没有足够的重视。

三、完善县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几点法律思考

第一, 自古以来, “郡县治, 天下安”已是人们共识的道理。县域改革, 实则已成为下一步我国改革的关键点。近年来, 县域社会冲突严重, 基层矛盾突出。2008年至2009年, 贵州瓮安、云南孟连、湖北石首等地相继发生群体性事件。贵州省在总结瓮安事件教训时, 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就包括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征地拆迁等问题, 这其中则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因此, 提高各级政府, 特别是县级及以下政府各部门的服务意识实属首要。要实行政府理念的转变, 将其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变到公共服务中来, 实现“权为民所赋”的内涵, 其核心是树立法治意识。

第二,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治国方略, 但“徒法不能自行”, 需各有关部门依法办事。对于县级政府来说, 依法行政是解决社会矛盾、体现社会公平的关键。“风, 起于青萍之末”, 由于改革尚在进行之中, 贫富差距增大, 就业压力依然, 解决民生问题迫在眉睫。但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尚需完善, 特别是要加强和完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如果说政府重心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依托和关注大、中城市的话, 那么职能转向保障民生上应该主要依托和关注县级城镇及农村。从峨边县的现状可以看出, 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 与大中城市相比, 差距不小, 尽管原因较复杂, 但从依法行政的高度来看,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执法主体和大中城市相比还是存在一些差距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 我国发展的目的是追求社会公平, 但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社会分工的存在, 完全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市场经济中也是不可取的。特别是限于经济发展阶段, 广大民众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越来越高的要求和政府提供所需之不足的问题已成为突出矛盾, 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譬如, 提高工资, 就会使企业成本增加, 其商品在社会竞争中则处于不利地位, 有可能会破产倒闭, 这又和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就业形成矛盾。又如, 图书馆和文化设施等公共产品的利用率往往需要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但广大农村则地域辽阔、人口分散, 易造成浪费, 因而绝对的平均主义和不顾客观要求皆是有害的。解决此类矛盾, 只能依照法律法规, 而法律法规则要依据“保基础、广覆盖”的原则来制定。只有依法行政, 依法办事, 才能防止一届领导一套办法的“拍脑袋”传统作法, 才不会由于政策朝令夕改而造成社会矛盾。

第四, 要加强基层政府的执法能力, 关键是要有人才。通过对峨边县及下属宜坪乡的调研, 笔者发现乡一级政府的管理人才是不足的, 这种情况下公共服务是难以到位的。要从法律上形成机制, 提供相应的政治、生活条件, 鼓励优秀的大学生到乡镇政府工作, 形成制度和潮流, 使公共服务普遍到位, 使政府职能转变加快, 把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落实到基层。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 关键在于“县政改革”, 重心在完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要点在于法治。只有这样, 我国和谐社会的目标方能够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公共法律 篇9

培训班上, 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朱晓峰作了《法治体系与依法行政》的专题辅导, 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当前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及特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要求和主要措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生动讲解, 深刻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时代意义和价值追求。培训班还专门设置了《行政诉讼法》和《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课程, 并邀请省高院行政审判庭有关专家进行授课, 采取了“以案说法”这一更切合实际、更具针对性的培训方式, 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7月25日, 省政府法制办组织省直机关行政执法人员在济南大学进行了公共法律知识网上考试, 省散办首批参加考试的5名职工全部通过了4年年审考试。

本次考试首次采用无纸化上机操作模式, 参加考试的行政执法人员凭刷二代身份证进入考场, 输入个人身份证号后进入考试系统开始答题, 系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题目自动生成试卷并自动计时, 且同一考场的每个人的考试试题均不相同, 考试时间为一个小时, 考试结束后当场显示考试成绩。本次考试的试题内容涉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等相关内容。

公共法律 篇10

任何一个国家、区域都存在公共政策冲的问题,表现为政策之间发生的不同程度的表面化的矛盾现象,其实质是公共政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目前,西方学者们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公共政策冲突的相关研究,一是公共政策冲突的一般性原理,涉及的具体问题有公共政策冲突的内涵、原因、治理方式等(吴锡泓、金荣枰等,2005;Deborah A.Stone,2006);另一个则是具体的政策之间冲突的研究(Rosemary Sales,2011;Thomas R.Dye,2011)。

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冲突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维度比较相似,但相关研究较之国外起步晚。如胡象明(1995)探讨了公共政策冲突的内涵、表现,认为公共政策冲突就是政策体制中的政令的相互矛盾。袁明旭(2009)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公共政策冲突的具体表现和可能产生的效应,并进一步对公共政策冲突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公共政策冲突是指在政策网络系统之中由各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相互对立的一种表面化的态势和现象。王仰文(2011)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制度因素三个维度对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任鹏(2015)以政策冲突为研究视窗,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政策冲突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政府行为逻辑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政策冲突是如何产生的。由于公共政策冲突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通过各种方法手段尽可能减少。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策冲突治理的研究。王仰文(2011)认为公共政策冲突的基本治理需要明确权力界限,规范权力运行,建立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蔡英辉、刘文静(2012)指出解决中国政策冲突的一个可行路径是构建一种兼容性的政策网络。吴光芸(2014)认为政策冲突治理要求政府模式从“回应性”向“前瞻性”转变。也有学者以政策冲突的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相关案例涉及经济政策、房产政策、行政执法等。

综观学界的研究,目前学者们较多关注公共政策冲突的发生机理、行为过程和运作逻辑等方面。但公共政策冲突作为一种伴随着权责利博弈的外显的矛盾现象,这一过程中必然对政策相对人产生事实影响,甚至造成利益损失。因此,政策冲突所产生的事实影响极其法律救济问题不容忽视。本文第一部分检索相关文献,提出基本的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呈现一个公共政策冲突的具体案例,探讨政策冲突给政策相对人带来的事实影响和利益危害;第三部分具体分析政策冲突的相关法律救济缺失的现状及原因;最后一部分进行一些讨论。

2 案例呈现与分析

2.1 案例呈现

2009年,为推进A县城镇化建设,A县人民政府立项征收A县B镇C社区第X村民小组(下文简称“村民小组”)所有的位于A县B镇的集体土地,共136亩。2009年A县人民政府通过A政发[2009]64号文件和A政发[2009]73号文件公布相关的征地补偿方案。经双方协商后由A县土地储备中心与村民小组签订《征地协议书》。2010年8月,A县人民政府下属机构国土资源局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与村民小组达成《承诺书》,承诺给予村民小组货币补偿及每征一亩地安置占地7.2米×9米、建筑高度四层半的“三产”用地宅基地。此后,根据双方签订的《征地协议书》,村民小组将土地交付后,A县人民政府给予了相应的征地补偿款,征地工作按期进行,但协议中的安置方案有待实施。事实上,A县人民政府的征地行为于2010年9月才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复。

2014年5月,在双方已经开始履行《征地协议》后,A县人民政府认为《承诺书》中给予村民小组每征一亩地安置占地7.2米×9米、建筑高度四层半的“三产”用地宅基地的补偿安置方案与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D建村镇[2007]11号《关于加强独立式城镇居民私人住宅建设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相悖,应予改正,并作出A政发[2014]21号《A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A县B镇片区及绕城路征地安置方案的通知》,单方面取消了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新的补偿方案为:将原来安置宅基地方式改为每征一亩地按30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商用产业房或80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住宅用房安置方式。

村民小组对改变后的安置方式不予接受,向A县人民政府提出异议,未果。遂上诉至D省E县人民法院,要求A县人民政府撤销[2014]21号文件和责令其执行[2009]64号文件和73号文件的安置方案。经E县人民法院裁定,A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09]64号文件和73号文件的安置宅基地方案,虽然村民小组没有异议,但与现行的规范性文件相抵触,A县人民政府有权予以改正和重新作出不同的安置方式。村民小组对[2014]21号文件的征地安置方案不服,是对征地补偿安置的一种行政争议。根据2011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释[2011]20号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以及2011年5月18日国法[2011]35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村民小组对[2014]21号文件的安置方案有异议,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是应当先经过政府行政裁决程序,村民小组可以向A县人民政府的上一级地方政府即F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裁决。最终,E县人民法院驳回了村民小组的起诉。

2.2 案例分析

上述案例中主要存在两处政策冲突。一是A政发[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承诺书》与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D建村镇[2007]11号文件之间的冲突。这一政策冲突较为明显,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政策之间的冲突。二是A政发[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承诺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之间的冲突,这一公共政策冲突则相对较为隐蔽。

2.2.1 案例中的第一个政策冲突点

根据A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和《承诺书》三份文件,原定的征收补偿方案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共计40000元/亩,按征收被征地单位的集体土地计算,及每征一亩地安置占地7.2米×9米、建筑高度四层半的“三产”用地宅基地。但根据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2007]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从本通知发出之日起,各地城市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发独立式城镇居民私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办理了土地使用权手续的,不能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此外,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批准出让土地给城镇居民作私人宅基地。显然,争议点在于对宅基地的使用许可上。根据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2007]11号文件作出的新的补偿方案A政发[2014]21号文件取消了对村民小组宅基地的补偿,这也是整个案例的诉点。

2.2.2 案例中的第二个公共政策冲突点

案例中的第二个冲突点涉及地方性政策和中央政策的冲突,也是行政文件与法律条款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在本文中显得相对隐蔽。这种“隐蔽”是指因相关主体专业知识、认知结构、行动条件上差异产生的政策冲突“可视”程度的差异。一般而言,熟悉相关法律政策的专业人士能够区分这种存在的公共政策冲突。但对于普通被征地群众、农民或业务素质不高的征地工作人员来说公共政策冲突的“可视”程度有限。征地主体相对于被征地群众占有较多的权力、物质、信息等方面的资源,但在某种“自利性”导向下,如果“有意规避”相关法律、政策,更降低了政策冲突的“可视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征用土地的一般工作程序应当是:“申请用地—受理申请并审查有关文件—审批用地—实施征地—签发用地证书—征地批准后的实施管理—颁发土地使用证”。根据案例中呈现的情况,征地行为于2009年就已经开始,而到2010年9月D省才对相关征地行为进行批复。A县人民政府的做法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案例中A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和《承诺书》等相关文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的规定与要求存在冲突。

2.3 案例分析结论

综观整个案例,虽然A县人民政府制定[2014]21号文件是为了完善优化[2009]73号的补充方案。重新制定的[2014]21号文件的安置方式合理合法。但问题在于,案例中D省建设厅和国土厅下发的[2007]11号文件早于A政发[2009]64号文件、73号文件和《承诺书》存在。A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局、住房与城乡规划建设局依然作出了与之冲突的政策方案。因此,案例中所呈现的政策冲突,既可能是一次因工作疏忽导致的偶发的政策冲突,也可能是一种异化了的实现征地目标的“特殊手段”。但无论是何种情况,既定事实已经发生,我们不仅要看到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更应当关注在“一来一去”的政策撕扯之中和政策冲突之后给相关主体带来的事实影响和利益危害。A县政府首先对被征地群众做出了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方案和承诺,可能在既定事实上已经对被征地群众造成了各方面的影响和损失。村民小组最后以诉讼的形式寻求利益保护,即是一个证明。经E县人民法院判定双方的纠纷是对征地补偿安置的一种行政争议,不应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是应当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最后驳回了村民小组的诉讼。实际上这也是我国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缺失的一种表现。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3 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

3.1 概念界定

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的概念应当建立在法律救济的概念之上。法律救济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规定向有权受理的国家机关告诉并要求解决、要求予以补救的活动。因此,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因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事实影响而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规定向有权受理的国家机关告诉并要求解决,予以补救,相关部门受理并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活动。其实质是保护权利人受损的合法权益。

3.2 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现状并不乐观。一方面,不论是政策主体还是相对人,都缺乏法律救济的意识和知识。另一方面,则是救济制度本身的缺陷。在我国,法律救济一般包括司法救济、行政救济等。司法救济方式有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救济方式主要有行政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相应地,公共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形式也应当包括在内。但不论是司法救济还是行政救济,都存在立法或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上述案例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些存在的问题。

首先,由于政策冲突,导致政府先前作出的承诺成为一种过失,但承诺和约定又实际上影响了的征地行为,并且关系到被征地群众的补偿安置问题、利益问题,因此政府作出行政承诺不作为,一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权威和信用,另一方面也对公共政策中的其他相关主体造成了损失。即使是由于政策冲突政府做出过失承诺,政府也仍应承担相关责任,承认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补偿相关人承受的利益损失,而不是经法院一纸裁决就不再承担相关责任。

其次,申请行政机关裁决即申请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低成本且高效的监督救济的方式,但其制度自身也并不完善。较为突出的问题在于行政复议机构不独立。这一问题内生于行政机关的层级制,即很多政策或方案是经过上级机关或部门的指示作出的,这就导致了一部分复议机关的设置违背了“自己不做自己法官”的原则,形成了行政机关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局面。即使政策冲突给政策相对人造成了一些事实影响甚至是利益损失,但由于相对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相对比较狭窄,其合法权益可能也难以得到保障。如在本案例中,法院最后驳回了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意味着只能选择行政复议的救济方式,似乎又陷入了上述“行政复议的悖论”。

4 结束语

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一种重要治理方法和工具。但由于不同政策主体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公共政策的冲突难以避免。可以通过加强政策冲突的治理尽可能在事前和事中减少由于政策冲突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和危害。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我国还存在大量的相对隐蔽的政策冲突。因此,我们除了需要关注政策冲突产生的机理和过程,更应关注它的后果,即它对政策相对人产生的事实影响。只要这种事实影响使政策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政策冲突就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相对人也应得到法律对其合法权益的保障,即公共政策冲突的救济。关注与加强政策冲突的法律救济问题,一方面能由果推因地发掘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公共政策冲突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减轻公共政策冲突所带来的危害。这不仅是我国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题中之意,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律救济是权利人的一种法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法律救济以损害合法利益事实的发生为前提,没有损害事实就没有法律救济。但如何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政策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事实是否遭受损害,则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摘要：公共政策冲突给行政相对人、相关者带来的事实影响不容忽视。从一个具体的涉及政策冲突的征地拆迁案例入手,分析政策冲突发生的过程,探讨政策冲突给政策相对人带来的事实影响和利益危害,提出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的相关概念与问题,对目前公共政策冲突法律救济缺失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初探。

关键词：公共政策冲突,行政事实行为,法律救济

参考文献

[1]吴锡泓,金荣枰.政策学的主要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Deborah A.Stone.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Rosemary Sales.解析国际迁移和难民政策:冲突和延续[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4]Thomas R.Dye.理解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胡象明.“文件打架”的原因及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5,(9):17-18.

[6]袁明旭.公共政策冲突:内涵、表现及其效应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110-114.

[7]王仰文.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J].桂海论丛,2011,27(4):93-97.

[8]任鹏.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选择策略及其效应[J].公共管理学报,2015,12(1):34-47.

[9]王仰文.公共政策冲突治理路径问题研究[J].兰州学刊,2011,(8):25-29.

[10]蔡英辉,刘文静.中国政策冲突的降解之道——建构兼容性政策网络[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2):39-44.

[11]吴光芸.论从“回应性”政府向“前瞻性”政府转变——政策冲突与政策滞后的治理与防范机制探讨[J].现代经济探讨,2014,(5):10-14.

公共法律 篇11

关键词：经济法框架；公共利益保护；法律限度

在经济法律环境下，公共利益难以进行准确的定义，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难以很好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法律限度，所以必须对其法律限度展开深入的研究，促进公共利益的保护。

一、经济法框架下公共利益保护的法律限度

1.难以定义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概念的特殊体现在不确定性上，而其不确定性则表现为利益内容以及收益对象这两个方面。当前对于公共利益通常是按照较为宽泛的标准进行理解。公共利益观念反映为一种公共精神。近年来，出现了某圈子之人的说法，公共利益指的是除了“某圈子之人”的利益。而“某圈子之人”表示的是某一范围内的团体进行隔离。所以公益具有抽象性，属于正面价值评判概念，需要将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件作为分析这一价值的内容。从国家经济法分析，首先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缺乏法律的正面规定，其次，即使部分法律中存在一些公共利益条款，但是更多的是原则性规定，缺乏相应的可操作性[1]。

2.无法有效保障公共利益

在当前生活中，政府部门在具体的执法当中，通常借公共利益的名义损害个人历史。例如：部分政府为了“借地生财”以及部分官员为求取私利，把营利性项目借助公共利益之便，大肆征用和圈卖土地，造成农民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其一，因为公共利益保护有关法律欠缺，而且部分的经济政策缺乏相应的合理性[2]。根据市场规则法分析，经济法规制程度偏低，社会性规制较差。其二，公共利益保护流程较为缺乏，保护工作基本流于形式。缺乏程序法是导致经济法难以执行最为直接的原因，同时也直接反映了公共利益保护限度。

3.难以实现公共利益

法律采取确定、配置等形式对利益进行调整，从而实现相应的目标，经济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调整更多体现在政策性调整，也就是利用修正公理以及增加政策的方式，加上自主性和强制性调整措施，倾斜性保护某项利益，由此达到利益平衡。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司法权从经济上给予了个人权利受害的人以权威的救济，同时也严格、重力的控制部分具有较强扩张性和侵犯性的国家权力。但是从现在的司法情况分析，经济法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其一，司法救济模式相对滞后，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非常不利。比如，当前的土地征收，土地征收决策将其公共利益的确定在法律上属于政府部门，所以单纯依靠相关制度无法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行政诉讼也无法中止各项行政行为，且假如采取行政征收法令的形式征收土地，法院不可实施审查；只要其行政行为符合法律，那么即便是补偿价格存在问题，人民也无法诉求自身的权益。其二，宏观调控方面缺乏责任追求机制。政府机关假如对经济形势进行错误的估计或决策失误，极易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对市场主体预期形成恶劣的影响，对政府自身的公信力造成损害。宏观调控要想切实发挥效用，必须依靠完备的法律责任机制以及相应的制裁体系。

二、克服公共利益保护限度

1.通过“类型化”方式确定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最本质的问题是价值判断，可以通过研讨、思考、批判和诉诸宪法理论等方式获得一定的详细结论。公共利益类型化對于准确的界定公共利益非常有利，同时也方便对其公共利益进行严格的保护，对保障各种利益形态提供有利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公权力的行使。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当前共有三种模式，其一，强调权力部门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对其进行界定；其二，强调司法部门掌握公共权益界定最终审定的权力；其三，强调立法部门通过普遍法律对其进行界定。就当前的形势而言，第三种方法实行起来比较现实，权力部门界定公共利益满足其制度化的本性，满足民主本意，可以有效控制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关于公共利益的立法，国际上存在三种立法模式：其一，只在立法中对公共利益进行概括性规定的模式；其二，对公共利益范畴进行详细的列举；其三，折衷的模式。部分专家倡导使用列举方法类型化公共利益，通过法律对其进行详细的列举，同时设定相应的兜底条款。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为例，该条例便是使用这一办法界定公共利益的。部分学者强调，在规范目的的基础上可以将公共利益分为权力根据型、法律客体型、立法目的型以及权利界限型四类，根据规范目的类型化公共利益，更好的掌握公共利益各种法律面向。

2.基于公众参与建立程序

完备的程序可以在解决个体同国家利益冲突时建立相应的平衡机制，确保公共权益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内。在程序方面，人们达成共识可以促进权益的获得，方便实现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形成属于公共决策的一个过程，必须确保其决策结果科学、民主、公开，由此保障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关于公共利益的程序控制，需要结合公共利益能否引起各种争端进行区别对待。一般情况来说，如果公共利益没有引起争议，需要建立常规化程序对公共利益进行确定；假如出现争议，需要通过法律对争议解决程序。其一，政府必须在遵循公共利益目的的前提下，根据科学的论证限制公民权利。唯有通过科学理论的决策才可以确保公共利益的最终实现。其二，确保公共利益的决策和执行的公正、公开，保证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陈述权等权利，今儿保障利益发动行为的合法性。其三，必须根据个体权利优先、公平商议、事前补偿、事后救济等原则对公共利益实施程序控制。其四，围绕公益诉讼，确定可以保护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制度。

三、结束语

综上，经济法框架下，公共利益在定义、保障以及实现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限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公共权益，造成了腐败，基于此，本文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可以促进公共利益的维护。

参考文献：

[1]卢代富.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J].现代法学，2013，04：2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