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的比较（精选10篇）
指标的比较 篇1
1 引言
美国潘顿于1928年提出9项医疗质量考核指标,美国Megibony于1962年将潘顿9项增加到20项,日本三藤宽氏提出13项医疗评价指标,中国郭子恒提出15项指标,1989年卫生部《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中对终末质量提出了23项指标,2005年卫生部《医院管理评价指南》中提出了46项指标,卫生部《医院管理评价指南(2008版)》提出了47项指标,中国医院协会提出79项指标建议,国际医疗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IQIP)提出了285项指标。美国卫生政策研究所(AHCPR)1999年发布的医疗质量评价计算机系统(CONQUEST)提出了1197个质量考核指标[1,2,3]。2008年在借鉴国际经验、并参考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体系(China Healthcare Quality Indicators System,以下简称CHQIS指标体系)提出44类医疗质量评价指标,包括730个单项指标和2610个复合指标,可通过计算机系统自动采集数据和自动分析获得[4]。
2 材料与方法
2.1 传统医疗质量评价指标
选择卫生部《医院管理评价指南(2008版)》提出的47项指标[5]。例如:三级综合医院评价指标及参考值。(1)法定传染病报告率100%。(2)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和医疗事故报告率100%。(3)药品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手术、麻醉、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履行患者告知率100%。(4)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比例1 0 0%。(5)入出院诊断符合率≥9 5%。(6)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95%。(7)临床主要诊断、病理诊断符合率≥60%。(8)CT检查阳性率≥70%。(9)MRI检查阳性率≥70%。(10)大型X线机检查阳性率≥70%。(11)急危重症抢救成功率≥80%。(12)治愈好转率≥90%。(13)清洁手术切口甲级愈合率≥97%。(14)清洁手术切口感染率≤1.5%。
2.2 CHQIS指标体系
选择住院死亡相关、非计划重返相关、不良事件相关三大类11个1级指标和33个2级指标,以样本中的最理想情况为基准[6]。
11个1级指标为:(1)住院死亡率;(2)手术死亡率;(3)DRGs组死亡率;(4)关键病种死亡率;(5)抢救失败率;(6)非计划重返手术室率;(7)非计划重返重症监护室率;(8)不良事件发生率;(9)医院感染率;(10)手术部位感染率;(11)压疮发生率。
33个2级指标:例如住院死亡相关。(1)住院死亡率:(1)新生儿住院死亡率;(2)根据出生体重四级分类新生儿住院死亡率;(3)根据出生体重四级分类直接入院新生儿住院死亡率;(4)根据出生体重四级分类转入院新生儿住院死亡率。(2)手术死亡率:(1)DRGs组手术死亡率;(2)关键手术死亡率;(3)围手术期总死亡率;(4)关键手术“围手术期死亡率”;(5)高死亡风险DRGs组手术死亡率;(6)低死亡风险DRGs组手术死亡率;(7)重返手术室总死亡率;(8)于24小时、48小时、72小时内重返手术室死亡率。
2.3 医疗质量评价指标的比较方法
指标属性比较、评价手段比较、数据采集路径比较、指标导向比较、指标作用比较。
3 结果
传统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主要是:管理者导向,用主观的参考值比较,通过人工抽查采样数据,评价综合表现,发现显在的个人缺陷,问题明显,容易干预控制。CHQIS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主要是:病人导向,用客观的基准比较,通过计算机自动采集数据,评价直接结果,发现非故意潜在组织缺陷,问题不明显,干预控制比较困难。见表1。
CHQIS医疗质量评价指标区别传统指标的主要特征是:
3.1 选择指标的目标和用途不同
本项目重新认识医疗质量评价的意义,从传统的评优奖惩到聚焦改进工作,从注重数量管理到注重质量管理。例如:用“抢救失败率”代替“抢救成功率”,用“非计划再入院率和非计划重返手术室率”代替“床位周转率和平均住院日”,逐步转变质量评价的观念。
3.2 指标内涵不同
选择可定义、可测量、可比较的事件结果如死亡、重返、不良事件直接代表医疗结果的指标,为数字化医疗质量管理与评价创造了基础条件。
3.3 计算机实现
用计算机代替人工进行事件分析和干预效果测定,减少人为因素对指标结果的影响,提高信息的可视化程度。在CHQIS的基础上,可开发配套的质量管理与评价软件。该软件在常规的计算机环境下,利用医院病案首页等现有数据,即可实现计算机自动采集数据和自动分析生成《医疗质量监测分析报告》,便于用户使用。
3.4 可纵横比较
纵向自我比较,发现好转、恶化、系统失控的质量变化趋势;横向与他人比较,显示目标对象在同行中处于上游、中游、下游的位置,确认最好和最差的情况,客观建立医疗质量从不可接受到卓越的基准。
3.5 学习领先者
第一是要认识领先者,第二是要学习和研究领先者,第三是要超越领先者。实现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
3.6 可供医院用于内部管理
既可以对医院的医疗质量状况进行自查、比较,及时发现存在的医疗质量问题,以及与其他医疗质量卓越医院之间的差距,也可以对科室之间、个人之间的医疗质量进行分析、比较、评价,使得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落实到实处。
4 讨论
CHQIS采用基准比较(Benchmarking)的方法评价各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CHQIS筛选使用“住院死亡类指标”、“重返类指标”和“不良事件类指标”评价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这些指标均为国际公认的评价医疗质量的重要指标,这些指标已得到国内(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西安等地)100多位医院管理专家的论证。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选择什么标准评价医疗质量?是沿用传统标准还是使用国际通用标准?这不仅直接关系到能否科学、客观、准确地评价医疗质量,而且直接关系到能否持续地改进医疗质量。因为,如果医疗机构不能准确地了解自身医疗质量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如果医疗机构不能将自身医疗质量的监测结果与其它医疗机构进行比较,持续改进医疗质量就是一句空话!
摘要：传统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主要是:管理者导向,用主观的参考值比较,通过人工抽查采样数据,评价综合表现,发现显在的个人缺陷,问题明显,容易干预控制。CHQIS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主要是:病人导向,用客观的基准比较,通过计算机自动采集数据,评价直接结果,发现非故意潜在组织缺陷,问题不明显,干预控制比较困难。
关键词：医疗质量,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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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国医院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及应用研究结题报告[R].2008:34-35.
指标的比较 篇2
对从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性质、含义及计算选择,笔者谈点看法：
一、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性质比较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报告期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报告期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2)
在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1)中，分子是时期数列，分母是时点数列。很显然分子分母是两个性质不同但有一定联系的总量指标,比较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应该是个强度指标,用来反映现象的强度,说明期末单位净资产对经营净利润的分享。
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2)中,分子净利润是由分母净资产提供，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将引起净利润的增加或减少。根据平均指标的特征可以判断通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2)中计算出的结果是个平均指标，说明单位净资产创造净利润的一般水平。
二、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含义比较
由于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性质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
在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1)中计算出的指标含义是强调年末状况，是一个静态指标，说明期末单位净资产对经营净利润的分享,能够很好的说明未来股票价值的状况，所以当公司发行股票或进行股票交易时对股票的价格确定至关重要，
另外全面摊薄计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影响公司价值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常常用来分析每股收益指标。
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2)中计算出的指标含义是强调经营期间净资产赚取利润的结果,是一个动态的指标,说明经营者在经营期间利用单位净资产为公司新创造利润的多少。它是一个说明公司利用单位净资产创造利润能力的大小的一个平均指标,该指标有助于公司相关利益人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作出正确判断。
三、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计算选择
由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是一个综合性?强的指标。
从经营者使用会计信息的角度看，应使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2)中计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该指标反应了过去一年的综合管理水平，对于经营者总结过去，制定经营决策意义重大。因此，企业在利用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分析企业财务情况时应该采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另外在对经营者业绩评价是也可以采用。
从企业外部的相关利益人股东看，应使用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1)中计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只是基于股份制企业的特殊性：在增加股份时新股东要超面值缴入资本并获得同股同权的地位,期末的股东对本年利润拥有同等权利。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中规定了采用全面摊薄法计算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法计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更适用于股东对于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判断，所以对于向股东披露的会计信息，应采用该方法计算出的指标。
指标的比较 篇3
关键词：建昌黑山羊；血液生化指标；测定；分析；放牧；圈养
中图分类号： S827.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10-0192-02
收稿日期：2013-12-26
作者简介：徐睿（1980—），女，四川西昌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动物基础医学教学及研究工作。E-mail：rhea07252013@163.com。建昌黑山羊是四川省六大山羊品种之一，也被列为22个地方山羊品种之一[1]，中心产区在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它具有全身黑毛，成熟早，适应性强，耐粗放，板皮面积大，肉用性能好，肉质滑嫩、肌间富含脂肪，膻味轻、味鲜而不腻等优良特性[2]。但长期牲畜的过度放牧、整体农业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牧区生态环境恶化，造成整个养殖草地生产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草地中优质牧草减少、毒害植物增加。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解决林牧矛盾，充分发挥建昌黑山羊的市场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养羊效益，十几年来，四川省一直致力于改革养殖方式，改传统放牧为舍饲半舍饲的圈养，并大力推广圈养舍饲技术[3]，但是对建昌黑山羊在集约化生产过程中的疾病控制仍缺乏经验。血液生化是评价动物机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山羊血液生化指标作了许多报道，但却鲜有建昌黑山羊血液生化指标的报道。本试验旨在对放牧和圈养方式下建昌黑山羊血液指标进行测定与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为该品种在圈养推广中的品种选育、疾病诊断、饲养管理和健康养殖等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动物
分别选择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某养殖户放牧黑山羊20只和某羊场圈养黑山羊20只，体健，年龄2.0～2.5岁，平均体重为（30.80±2.78） kg/只，分别命名为放牧组、圈养组。
1.2血样采集与血清分离
建昌黑山羊清晨空腹，采集全血1～2 mL/只，用于血常规检测；另采4～5 mL血样于血清分离胶真空采血管内，1～2管，用于测定相关血清生化指标。将已取血样的血清分离胶真空采血管置于温水中30～45 min后，用离心机以 4 000 r/min 离心20 min即可分离出血清，将血清析出置于 1.5 mL EP管内冷藏保存，并送检。
1.3血样测定
用XFA6100ANI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b）、白细胞（WBC）及分类等各项指标；用BIOBASE分立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分别测定甘油三酯（TG）、碱性磷酸酶（ALP）、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总蛋白（TP）、白蛋白（ALB）、尿素（UREA）、肌酐（CRE）、葡萄糖（GLU）含量等指标；用全自动电解质分析仪测定钠（Na）、钾（K）、钙（Ca）、镁（Mg）、磷（P）、氯（Cl）的含量。
1.4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x ±S “表示，样本间差异采用t检验，利用 Excel 2003、SPSS 13.0软件进行表格绘制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放牧和圈养方式下建昌黑山羊血常规指标结果
从表1可见，在血常规8项指标中，放牧组和圈养组红细胞数、白细胞数、血红蛋白含量、嗜中性粒细胞含量、嗜碱性粒细胞含量、淋巴细胞含量6项指标差异不显著（P>005），只有嗜酸性粒细胞含量和单核细胞含量差异显著（P<0.05）。
2.2放牧和圈养方式下建昌黑山羊血清生化指标结果
由表2可见，对放牧和圈养方式下建昌黑山羊的 11项血液生化指标进行测定后发现，其中丙氨酸转氨酶（ALT）、天门冬氨酸转氨酶（AST）、碱性磷酸酶（ALP）、谷酰转肽酶（GGT）、血尿素（UREA）、血清肌酐（CRE）、甘油三酯（TG）7项指标差异不显著（P>0.05），其余4项指标差异显著（P<0.05），放牧组总胆固醇（TC）、血清总蛋白（TP）、白蛋白（ALB）、血糖（GLU）含量显著低于圈养组。
2.3放牧和圈养方式下建昌黑山羊血清中电解质指标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建昌黑山羊的6项血清电解质指标间差异均不显著（P>0.05）。
3结论与讨论
3.1建昌黑山羊的血常规指标
血常规指标是基本的血液检查项目，通过它可判断机体是否有感染、贫血或有血液系统疾病，反映骨髓的造血功能等。本研究结果表明，放牧组和圈养组的红细胞数和血红蛋表1放牧和圈养方式下建昌黑山羊血常规主要指标
组别红细胞数
白含量均在参考范围内，但偏低[4]，与大足黑山羊[5]接近，血红蛋白含量高于波尔山羊，说明建昌黑山羊红细胞系水平正常，但总体水平偏低，可能与在春季采样、产地生态环境及黑山羊营养状态有关。
白细胞数量与非特异性抗病性有关，白细胞数量越多，自然抗病力越强。本试验测得放牧组白细胞系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含量高于圈养组，圈养组单核细胞含量较高（P<0.05），结合两组嗜碱性粒细胞含量，考虑试验羊存在寄生虫感染风险，需要进一步进行寄生虫相关检测。
3.2建昌黑山羊的血清生化指标
本试验测定的11项血液生化指标中，放牧组和圈养组TP、ALB、TC、GLU含量都在正常范围内，但圈养组显著高于放牧组（P<0.05）。TP、ALB含量会随日粮蛋白质营养不足时而下降，因此血清蛋白含量能较直观地反映日粮蛋白质的营养水平[6]。说明圈养组建昌黑山羊日粮中的蛋白质营养水平明显优于放牧组；圈养组山羊的消化吸收能力、肝脏合成ALB的能力、机体抵抗力都优于放牧组。在圈养方式下，在日粮中加入精料后能明显提高体内胆固醇合成能力，使血清中胆固醇水平提高。虽然圈养组的总胆固醇水平较放牧组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大足黑山羊[（2.383±0.129） mmol/L]、贵州黑山羊[（2.02±041） mmol/L]和海南黑山羊[（2.19±058） mmol/L][5，7-8]，说明建昌黑山羊较其他黑山羊脂质含量低。圈养组GLU水平含量高，则说明圈养有利于提高建昌黑山羊血糖水平，不仅满足黑山羊生长发育过程中个组织器官代谢所需能量，同时也有利于其脂肪沉积，利于生长。
放牧组其余7项指标（ALT、AST、ALP、GGT、UREA、CRE、TG）含量和圈养组差异不显著（P>0.05）。其中，ALT与肌纤维直径呈极显著的负相关，2组建昌黑山羊血液ALT含量较高，说明其肌纤维直径较细，硬度小，肉质细嫩[7]。2种饲养模式下放牧和圈养建昌黑山羊日粮中的氨基酸都能达到平衡，所以机体都可以通过调整瘤胃内尿素回流量来维持血尿素的相对稳定状态。同时，2组山羊的肾脏代谢功能良好。2组黑山羊体内脂肪水平较稳定，但总体水平都不高，表明机体中脂肪合成略大于分解，有利于建昌黑山羊育肥。
3.3建昌黑山羊的血清电解质指标
放牧组和圈养组血清钙、镁、磷、钠、钾、氯含量差异均不显著（P>005），说明2组山羊身体机能较好，血清电解质水平均较稳定，能满足机体各项生命活动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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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比较 篇4
2008年, 北京成功承办奥运会, 由此对外开放度大大加强, 也使北京的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北京开始由“奥运城市”向“世界城市”转型。
与纽约、伦敦和东京这些世界城市比较, 北京有着三大世界城市发展所不具备的重要特征, 但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征差距也较为明显。
一、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特征
北京世界城市建设是北京城市发展的重大决策和目标。
战略性。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加快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有力地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阶段性。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阶段性一方面是追赶三大世界城市发展步伐的需要, 同时也是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规划性和前瞻性的体现。
特色性。“中国特色”, 主要体现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模式、路径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城市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不同, 要求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 立足首都优势, 立足国际规律, 必须创新和超越。
二、综合实力比较
本文选择综合指标, 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对外贸易等开放度指标进行对比, 总结北京与三大世界城市发展差距。
在对世界大都市进行综合评价时, 最突出的3项指标:一是金融服务能力在全球份额中达到10%以上;二是GDP达到3000亿美元以上;三是高端服务业超过GDP的50%。
三大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的风向标。2007年3个世界城市的金融业市场交易值占到全球的80%, GDP约占全球的1/15。其中, 纽约金融服务能力占到全球1/3强, 2007年高端服务业超过GDP60%;伦敦金融服务能力接近全球的30%, 高端服务业高于纽约, 仅文化产业一项就高达20%以上;东京2007年金融服务能力达到10%以上, 高端服务业占GDP的50%以上。
北京服务业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职能规模都确立起了主导地位;包括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成为新的经济支柱, 转变后的功能正在向世界城市靠拢。
资料来源:各城市历年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各城市2005年统计年鉴。
三、对外经济状况比较
(一) 利用外资状况比较
2006年纽约州年外商直接投资686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约占美国的28.9%;2008年, 纽约市有5%的员工服务于外资企业。纽约经济的成功越来越依赖国外直接投资。纽约合作组织的研究显示, FDI贡献了纽约城市经济产量的10%。
伦敦地区2007/2008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20亿英镑, 约占英国的58.1%。在1998-2004年间, 伦敦42%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外商独资企业。2008年4月和2009年3月之间, 527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创造和保障了伦敦11500个工作岗位, 强调了在经济下滑期间伦敦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
与其他国家相比, 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对较低。2000年日本的FDI仅占全国GDP的1.1%。
从世界城市利用外资的规模看, 北京同伦敦、纽约等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06年, 北京城市利用外资不足纽约的1/15;2007年, 北京不足的伦敦的1/19。从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看, 2006年, 北京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的7.2%;2007年, 北京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的6.8%。
(二) 对外贸易状况比较
2006-2008年, 北京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地位皆实现上升, 北京服务贸易占全球比重由2006年的0.7%增长到2008年的0.96%, 货物贸易占全球比重由2006年的0.64%提高到2009年的0.86%。但从2008年三大城市进出口贸易额看, 北京市进出口贸易特征明显:1.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快;2.出口贸易与东京、纽约相比, 仍有差距。
四、就业分布比较
从1970-1980年, 纽约的总就业水平绝对值在下降, 制造业减少了35%;总部办公职位减少了41%;许多公司总部都撤离了纽约,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 纽约开始复苏, 到2007年增幅达到30%。
伦敦的就业人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下降, 70年代开始, 伦敦开始削减公共部门的人员, 制造业部门工作岗位大大减少, 到1985年, 其就业人数占就业总数的比例不到1/5;到2007年, 高端服务业上升到65%-70%。
东京的就业在20世纪70年代保持平稳, 1985年增加到590万, 1998年增加到630万。虽然绝对失业人口比伦敦和纽约少, 但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也在下降, 从1970年的30%降到1985年的22%和1998年的17%。但是, 东京高端服务业到了2007年达60%左右。
从就业结构来看, 1993年北京第三产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二产, 比重持续上升。1997年三产就业占总就业比重首次超过50%, 2007年达到69.3%。从基本经济活动规模的角度来衡量, 1990年北京服务业基本人口规模占全部基本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的53%, 制造业为36%。2000年服务业基本人口规模比重上升为71%, 制造业不到20%, 服务中心成为北京居绝对主导地位的功能。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 使北京在基础设施和对外联系条件上大大改善, 也使北京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如上海、香港等具有更强的优势。但对比伦敦、纽约、东京等当今全球公认的世界城市, 北京在综合指标、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在目前经济发展形势和基础设施条件下, 北京迫切需要通过已有资源, 如高铁网络、城际线路, 加强京津冀之间的互动合作, 建设无障碍渠道, 打造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和产业体系、市场体系, 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京津冀经济综合体。
摘要：世界城市是一个融政治决策、战略管控、文化价值与经济协调能力于一体的世界顶尖城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战略意义, 同时具有阶段性、中国特色等特征。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如上海、香港等, 北京具有建设世界城市的优势资源, 但对比伦敦、纽约、东京等当今全球公认的世界城市, 北京在综合指标、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本文在总结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特征的基础上, 分析了北京与三大世界城市的差距, 同时对未来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途径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北京,世界城市,指标,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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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之比较研究 篇5
[关键词]法治；法治城市；指标体系；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24-06
随着依法治国在我国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法治”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全国各地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相继设计、推出本地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来衡量和推进地区法治建设和发展。
一、法治指数的兴起与发展
法治指数又称法治指标体系、法治（评价、评估）指标等，“指的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意义上建立并运用来对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社会的法治状况进行描述和评估的一系列相对比较客观量化的标准”[1]。用法律指标体系来量化和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状况源于社会指标运动在国外的兴起。1968年，美国学者伊万尝试了用法律指标体系来评价法治[2]。1996年，世界银行推出了全球第一个法治指数，其附属于全球治理指标之下。2006年，“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WJP）”法治指数（以下简称WJP法治指数）开始创建，并于2008年7月发布了第一个法治指标体系（WJP1.0版）。WJP法治指数的构建以形式法治理论和实质法治理论为基础，旨在形成一个全球的统一规范，用以指导各国政府、社会、民间组织等共同推进法治发展，并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遵循法治程度的标准。指数力求具备普适性，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都可以适用[2]。各国专家对该指数的设计做出了贡献，其所设计的法治数据体系是迄今为止全球法治实践过程中最全面的范例[3]。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WJP法治指数迄今已经推出了6.0版，包括9个一级指标：约束政府权力、无腐败、开放性政府、基本权利、安全与秩序、规则执行、民事司法、程序公义、非正式司法。包括中国在内，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参与评估[4]。
受其影响，中国香港推出了香港法治指数，由香港大学专家联合社会组织组成团队设计实施。香港法治指数分为质化和量化两大方面，其中质化方面设置了衡量法治的七项指标，在每项指标下又设置了若干二级指标，在数据获取方式上主要采用专家打分、补充采用民众调查方式，这种方法既通过法律精英层反映了法律运转的现状，又反映了民众对法律的感受，体现了法治运作的整体效果[5]。整个指数评估过程没有任何政府权力干预，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二、国内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发展过程分析
2004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6]，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这为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时间表。自2004年起，全国各地方的法治建设实践就在探索中不断前行。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开始了尝试，进行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出台了法治政府建设标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等。如果说2012年之前，全国各地的法治实践更多的是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进行，那么党的十八提出的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则成为全国从上到下全面推进和深化依法治国举措的新起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改革总目标，使得中国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阶段，进入国家治理阶段，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程中最关键的内容[7]。如何“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成为各地法治建设实践新的出发点。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法治中国建设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将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8]。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从国家治理的高度进行法治中国建设，而法治中国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并不矛盾，《决定》同时提出的“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正说明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之后，不少地区都开始调整各自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内容，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基础，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并开始向法治城市、法治城区方向转型，着眼于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角度全面衡量地方法治建设的成效，关注法治实施效果，推动本地区法治进程，提高法治水平。这与法治中国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
三、典型城市（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之比较分析
在中国，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浙江杭州余杭为代表的法治指数量化评估。2008年起，余杭区在全国率先发布余杭法治指数，它借鉴WJP法治指数和香港法治指数设计、实施的先进经验，引入由国内外知名法学专家为核心组成的第三方评估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数字量化方式对年度余杭法治发展水平进行了最直观的全面评价。指数内容涵盖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和社会平安和谐九大方面[5]，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余杭法治指数在全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影响很大，其法治经验更是被提炼、发展，并由此衍生、发展出针对不同对象而设计的专项量化指标体系，如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中国证据法治指数等。另一类指标体系是地方政府专门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而构建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体系构建以《纲要》为本，重点突出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政府行政的法律依据完备和政府严格依法行政。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均是对《纲要》总体指标的具体分解和提炼，客观、综合、全面地评价某一阶段地方政府的法治工作，成为本地区法治建设和发展的抓手和增长点，典型的代表是深圳。深圳在2008年即出台了《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于2015年出台修订优化版《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设计了十个大项，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层层展开，内容更加集中、明确，更具可操作性。
事实上，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实践在党委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风生水起。不论称为法治指数，还是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尽管涵盖的范围不尽相同，名称各异，但全国多个省、市、区都构建了本地区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和践行着“法治”理念和精神。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成为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国家、地区发展中的共识。专家学者对法治指数的研究和与实践的结合，也成为法学理论和实务界的热点，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通过考察比较国内典型地区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构建和实施情况，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国内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指导思想并不统一，未清晰地界定法治城市（区）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内涵，从而将法治城市（区）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混为一谈。
香港、余杭、成都的法治指数是典型的综合指数，涵盖面广。其中余杭和成都的指标体系是从法治城区和法治城市的角度进行设计，从党委依法执政开始，到立法、行政、司法、监督、普法等各个方面皆有所涉及，并将各指标的实施情况进行加权量化，力求通过指标体系的设计，全方位、多层次考察本地区法治建设情况，并根据评估的结果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改进，完善体制机制等。深圳地区构建的是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即专项指数。其涵盖的范围往往较综合指数小，包括依法决策、权力、执法、信息公开等，更加侧重于政府依法行政，成为政府的工作职责和目标，至于实施效果，少见向社会公开。不少省、市、区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大都仅仅停留在建成阶段，真正进入实施运行的不多，更谈不上评价、考核，实施效果无从得知。
第二，就综合法治指数看，国内外各指数不具有可比性。
首先，WJP法治指数设计建立在西方法治成熟的国家基础上，其理论基础为形式法治理论和以权利为中心的实质法治理论，运用统计学的调查方法和计算方法，由独立第三方进行构建，建构方法科学，逻辑结构完整。不足之处有二：一是WJP的调查取样存在严重问题，它只限于大城市，不包括农村，在城乡差异巨大的国家，城市调查和农村调查的结果往往迥然不同[9]。二是由于人、财、物的不足，导致对公众调查取样的总体数量不够，每个国家只调查1000个左右的样本，结果上有一定程度的偏差。因为在社会科学调查中，如果是非常大的总体（1000万人以上），需要2500个左右的样本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果[9]。
其次，香港法治指数同样由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组成的独立第三方进行构建和实施，其所依据的理论、设计的指标和运用的方法非常接近于WJP法治指数。由于香港的政治体制与内地不同，地区法治程度整体水平较高，与内地城市差异较大，其与内地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香港指数主要是进行法治状况的考察和评析，相较于内地的法治指数，更侧重于纯法治实施效果。
再次，余杭法治指数是目前国内法治指数领域内最有影响力和实践性的法治创举，无论是在指标的设计还是指数的总体实施上，都从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本土化和独特性取胜。余杭法治指数采取了“专家主导、政府推进、民众参与”的三方协同模式，以余杭区委的文件作为蓝本进行指数设计和构建，分为总指标、区级机关指标、乡镇指标、农村社区指标四个层次，体系设计、评估考核层次多样，涵盖主体广泛，自2008年以来连续发布。尽管从指数设计到实施和得出结论是由浙江大学领衔，也聘请了国内外各领域的专家组成第三方，但是这与WJP法治指数和香港法治指数的第三方仍有较大区别。同时，余杭法治指数的构建和实施依据的是余杭的区委文件，仍然带有行政色彩。而余杭区作为杭州市的一个区，其并没有立法权，无法设计与立法相关的指标，仅在这一项上，对具有立法权的省、市来说借鉴作用有限。另外，从余杭法治指数评估得到的分数来看，每年都在71～73分之间，与香港75分左右的得分，看似分值差不多，但显然两地法治状况的基础并不相同，因而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同时，余杭指数的数据获得缺少纠错机制，其客观、科学性受到专家学者质疑。
第三，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创新效应没有充分发挥。
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是专项指数，其构建实际上是进行政府法治工作绩效评估的依据，由地方政府制定详细的法治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在总体上确立法治建设的内容和推进时间节点，在此基础上，将法治建设方案具体分解为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内容，并逐步推进落实，地方政府通过工作绩效考核制度，监督各个部门法治推进工作的进度和实效。尽管对法治政府工作进行绩效评估是当前地方政府推进并保障地方法治建设进程的基本方式，法治建设的制度不断完善，指标体系的设计使得政府依法行政更加具有“抓手”，各地也期望以此推动本地区法治建设，但实施情况却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5）》，在100个被评估的城市中，38个城市的法治水平处于不及格状态，最高得分城市和最低得分城市的分差极大，分差接近于最低得分城市的总分。主要原因是，不少地方政府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不够，仅仅将体系出台作为一项任务进行完成。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过于原则，内容较为空洞，未建立具体推进及实施的措施与监督机制，缺乏可操作性和具体实践。将指标体系作为绩效考核的目标不明确，未能与官员的晋升与问责相挂钩，缺乏对官员的责任追究机制，地方政府官员缺乏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动力。有的地区尽管出台了指标体系，却被束之高阁，并没有真正进入实施阶段。因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构建和实施的创新效应没有充分发挥。
四、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设计的转型
地方法治的实现程度是评价法治中国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是衡量法治实施效果和实现程度的重要方式。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体现了设计者对法治的认知程度，对法治建设目标以及地区法治状况的把握。目前，全国各地法治建设指标体系从名称到构建到实施各不相同，尽显中国法治指标体系中的“杂多”色彩。当然，这种“杂多”和“统一”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国际上的法治指标体系也并非只有一套，而是有多种，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多元的指标体系能够从不同层面促进法治建设的“统一”。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地区法治建设指标设计应当是一套法治成长标准，基于“法治”而建立，以“法治”为价值共识，一方面应与现阶段法治建设的要求相匹配，具有普适性，即必须达到实现法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另一方面应充分考虑各地方在法治建设基本问题上的可对比性、贯通性和差异性，以及指标体系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效益性，还要融入地方特色和特点。
（一）指标设计转型
目前，以WJP法治指数为代表的国际指数（包括香港法治指数）通行的是主观指标占主导地位，原因是这些指数的设计是建立在西方法治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社会公众对法治的预期较为稳定，主观指标相对比较稳定。但是，主观指标具有非理性和波动性特点，在法治尚未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部分社会群体的主观挫折感强，波动性大，主观指标容易被拉低[10]。因此，为了使结果更加真实、更加客观地反映地区法治的实际情况，我国地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当从现阶段法治实际出发，采用主客观指标相结合，以客观性指标为主的原则，体现现阶段法治的要求。其中，客观指标的设计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核心，体现了狭义法治（与民主政治无关的法治）的要求。“新十六字方针”中，科学立法是基础，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1]。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的能力体现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方面，关系着法治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全民守法既是治理过程的要求，也是治理结果的一种状态，是治理达到“善治”的标志。客观指标相对稳定，能够比较直观地从制度和运行、人员配备、工作开展等客观方面梳理出法治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开展情况，获得相应数据，分析研究基础建设情况存在的优势和不足，而且客观指标的设计越具体、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越强，对问题进行整改相对越容易。主观指标设计为法治满意度指标，以社会各阶层的感受为出发点，主要收集不同层面公众的内心主观感受。此项指标的设立能够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度，测评效度高，既可以与客观指标互相验证，也能够体现社会公众对法治建设的预期，最重要的是评价结果能得到社会广泛认同。
在坚持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同时，指标设计应突出地方特点，以实践为导向，追问和反思地方法治发展和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的制度前景[12]。法治实践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地方是直面问题的第一关口，也是解决问题的直接责任主体。因此地方具有制度创新、改革的原始冲动，这也是法治实践的生命力。鼓励具有地方特色的指标进入体系，就是要鼓励地方创新实践、探索尝试，甚至大胆试错、宽容失败，是为法治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提供试验田。
（二）评估模式转型
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就是为了用科学方法来衡量和评价城市法治建设的实际水平和实践程度，如何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就是评估模式问题。评估模式的科学性决定了结果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决定了社会公众对结果的认可度。首先，在核心指标确定的情况下，具体指标的设计最好由体制内人士与体制外的专业人士合作进行，各取所长，从技术上确保设计出的指标体系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兼顾考核和评价需求。其次，由内部自我评价向由专业独立第三方进行客观评价转型。评估主体的中立是评估结果客观、公正的基本前提[13]。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提出了第三方评估问题。专业独立第三方进行评估的最大价值取向是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也是国际指数测量的不二选择。一方面，独立第三方超然于法律法规制定与执行的公共部门之外，身份较为中立；另一方面，法治评估专业性强，理论知识、技术方法缺一不可，为保证质量，评估人员既应熟悉法治评估的相应理论知识、专门方法和技术，还应积累一定的评估实践经验[14]。就目前我国法治发展阶段和实际来看，由政府委托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作为联结政府和公众的桥梁担任独立评估主体、由人大进行监督的模式较为可行。国家统计局在各地的调查队可以进行数据采集、统计方面的工作。随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不断培育、成长，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的意识与经验不断成熟，法治的不断进步以及法治评估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未来适当节点完全可以实现国际通行的专业独立第三方评估。
（三）评价结果运用转型
正确对待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进行科学、合理的利用，从结果中找问题找差距，进而作为提升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推进地区和国家的法治进程，是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存在的重要意义。
首先，评价结果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这实际上是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政绩考核联系在一起，使法治建设有“抓手”。因此将指标体系中部分指标的评价结果按权重比例折算作为年度综合考评法治建设得分，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不仅可以对各部门实行年度考核，还可以考虑直接与干部奖惩、晋升挂钩。考核重点既包括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情况，也包括各职能部门的法治推进工作，目的是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依法办事的能力，以及推进法治建设的自觉性[15]。当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城市法治建设水平。
其次，建立法治评价数据库，实现政府内部信息共享。大数据时代，用数据衡量城市法治建设状况最为直观。通过建立数据库，采集梳理相关的数据和信息，一次为基础，分析地方法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其原因，根据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将问题交办到相对应的部门，进行研究、解决。数据是鲜活的，可以让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时刻感受到，从而将法治理念和行动融入日常工作中去，让法治成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共识。通过对数据反馈按时间顺序的前后对比，及时调整、优化指标的内容、权重等，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匹配。随着评价的持续动态进行和随之进行的工作修正，法治建设就“动起来、活起来”，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剂。
再次，评价结果向社会及时公布。法治城市建设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城市法治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受，公众法治素养的高低也影响着城市的法治进程。将法治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是与社会各阶层建立一种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城市的实际法治状况，让市民对“法治”的了解更为直观，也培养了公众的法律素养和法治信仰，让法治嵌入公众的骨髓，获得公众对“法治”的认同感，同时也是收集公众的法治感受特别是收集问题的过程，反过来又提升了社会公众参与法治城市建设的能力。
五、余论
法治建设绩效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是每一个地区和城市追求的目标，而整个社会（包括官方与民间）能接受法治、认同法治的基本价值，形成法治的共识，并按照法治方式行事等，也是我们法治社会追求的理想和方向。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和积极运用是法治发展过程的必然要求，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实基础。希望学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能为法治中国的发展留下一笔宝贵的法治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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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试验率指标差异的统计比较 篇6
1 计数百分率指标的统计比较方法
由于计数百分率一般服从二项分布, 所以在比较不同水平或处理该指标间的差异之前, 必须考虑如何使其变为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的问题。
1.1 样本含量的估计
计数百分率作为一个随机变量, 其服从正态分布的近似程度关键取决于样本含量即它的分母—总试验次数的大小。设允许估计误差为d, 总体百分率的经验值为p, 允许犯第Ⅰ类统计错误的概率为α, 犯第Ⅱ类统计错误的概率为β, 则当采用双尾检验时, 只考虑犯第Ⅰ类统计错误概率时的样本含量:
同时考虑犯第Ⅰ类和第Ⅱ类统计错误概率时的样本含量:。
例1, 某鸡场的种蛋常年孵化率为85%, 今欲以犯第Ⅰ类统计错误的概率为0.05, 犯第Ⅱ类统计错误的概率为0.05, 并要求估计误差不超过3%去抽样, 求其最少抽样数量。
已知d=0.03, p=0.85, 查得U0.05=1.96和U0.1=1.64, 计算只考虑犯第Ⅰ类统计错误概率时的样本含量, 即最少抽取54枚种蛋;同时考虑犯第Ⅰ类和第Ⅱ类统计错误概率时的样本含量, 即最少抽取184枚种蛋。
1.2 单因素随机分组设计计数百分率指标的统计比较
该设计资料经常被人为地区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每个处理内只含有一个百分率;另一种是各处理内都含有多个百分率。由于参试动物的初始条件基本一致, 在贯彻随机分组的情况下, 每个处理内没必要设置重复, 所以对于第二种形式资料, 在已知各百分率样本含量的条件下, 处理内的百分率可以合并成一个百分率, 以防止各百分率因样本含量太小而影响其可靠性, 于是将单因素随机分组设计计数百分率资料统一为表1的模式。
对于表1资料, 既可以采用参数差异的多重比较方法比较m个处理间差异的显著性, 又可以采用非参数差异的x2检验法。
1.2.1多重比较法
如果采用SSR法作多重比较, 那么查显著水准α, 自由度为∞, 秩次分别为2, 3, …, m的SSR值, 表示为SSRα (f, ∞) , 求
将各处理实际百分率排序, 任意两个处理实际百分率差的绝对值与相应秩次的LSR值比较, 判断相应总体百分率间差异的显著性。
1.2.2检验法
注意表1的最后两行便不难发现: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计数百分率资料模式可以写成一个2×m型列联表, 故采用x2检验法也能够间接地比较不同处理百分率间的差异。
当m=2时, 由于自由度为1, 所以需要对x2统计量矫正:
例2, 将540只小鼠随机分成4组, 分别用4种布氏杆菌活菌苗进行免疫试验, 然后均用强毒攻击, 统计发病情况如表2, 试比较不同菌苗免疫效果的差异。
计算每个菌苗的发病率:
求发病率差的标准误:
据此, 采用SSR法继续1.2.1的过程, 得到4个百分率两两差异的统计结果:除了Ⅳ与Ⅱ和Ⅱ与Ⅰ间差异不显著, Ⅳ与Ⅰ间差异显著外, 其他菌苗间差异均极显著。
不同菌苗免疫效果差异的检验:若用表2中每个属性的实际次数计算x2值, 则
实际x2>x20.01 (3) , 推断4菌苗免疫效果差异极显著, 若比较4个百分率两两差异, 则需进一步作x2分割检验。对比多重比较法和x2检验法, 虽然都得到了同样的统计结论, 但由于x2检验法属于非参数差异的统计方法, 所以就不能在此基础上像多重比较法那样测定不同处理总体百分率差异量的大小。
1.3 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计数百分率指标的统计比较
若试验动物初始条件不能保持完全一致或各水平分别在不同区组取几个百分率, 则构成表3资料模式。
这是一个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计数百分率资料, 在行方差分析之前应根据各百分率大小, 决定是否作数据变换。一般情况下, 若资料中绝大多数百分率在0.3与0.7之间, 则无须作数据变换直接用和计量资料一样的方法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如果有较多百分率比0.3小或比0.7大, 那么须先对每个百分率作反正弦变换, 再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经方差分析后, 如果判定区组效应差异不显著, 就将同一水平内各区组的百分率合并为一个百分率, 使表3的资料模式变成表1的形式, 并按单因素随机分组设计的统计比较方法比较不同水平百分率的差异。
2 计量率指标的统计比较方法
在动物科研中, 一般认为计量指标都服从正态分布, 以此为前提, 根据概率统计理论, 小样本情况下, 两个计量指标之比将不再服从正态分布, 因此, 以计量率为指标的随机分组资料由于没有满足方差分析的基本条件而不能直接采用方差分析法作统计比较。鉴于构成计量率的两个计量指标往往都存在着较大的相关, 若以其中一个计量指标为协变量, 则采用协方差分析法通过比较另一个计量指标在不同水平或处理的差异, 便可间接地实现对不同水平或处理计量率指标间差异的统计比较。
例3, 共有4种饲料 (A1、A2、A3和A4) , 每种饲料各饲喂试验仔猪10头, 记录处理后的日增重 (x1) 和采食量 (x2) , 结果列于表4, 试比较4种饲料的饲料效率间差异。
首先根据指标的变异大小确定协变量, 一般以变异相对较小的指标为协变量。通过对每个指标的方差分析得知:
自由度都是dfT=39, dfA=3, dfE=36
第一个指标的SST1=0.456 2, SSA1=0.261 1, SSE1=0.195 1, F1=16.06**
第二个指标的SST2=7.899 8, SSA2=3.716 8, SSE2=4.183 0, F1=10.66**
因为SSE2>SSE1即MSE2>MSE1, 所以确定x1为协变量, 对x2指标作协方差分析:
指标的比较 篇7
1 体育、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与体育消费统计指标的现状分析
任何一个领域指标体系的建立或构建, 都需要有个准确、规范的范围界定。缺少内涵和外延的界定, 任何指标体系的构建都将如同虚拟楼阁, 缺乏真实性和实用性。
1.1 体育产业统计指标现状分析
目前, 国内缺乏能得到广泛认可和运用的有关体育产业规模、效益的系统性统计指标体系, 使体育的经济价值和产业地位无法准确定量描述。2006年以前, 我国学术界已存在两套较为系统的指标体系。一套是由黄圣方等人在1999年提出的, 该套指标体系由体育产业通用统计指标、体育产业各行业部门专用统计指标和体育产业效益分析指标三部分构成, 并指出体育产业各行业部门包括体育健身娱乐业、竞赛表演业、体育用品业、体育旅游业等[1]。
另一套是由林显鹏在2000年提出的, 该套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价值型指标和实物型指标。其中价值型指标包括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实物型指标包括从业人员数量、参加体育活动人口数量、观看体育比赛人口数量、体育产业部门单位数量、体育用品生产与销售数量、比赛及运动成绩数量等8部分[2]。由于上述两种指标体系对体育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不是很统一, 并没有在全国普及应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尽快建立科学、统一、全面、协调的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调查制度, 《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 (试行) 》于2008年6月18日正式颁布,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体育行业首个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统计标准[3]。《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 (试行) 》将体育及相关产业的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体育服务和产品的活动, 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根据其概念和活动范围, 将体育及相关产业划分为3个层次, 8个大类[4]。即:体育产业核心层 (体育组织管理活动、体育场馆管理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体育产业外围层 (体育中介活动、其他体育活动) ;相关体育产业层 (体育用品、服装、鞋帽及相关体育产品的制造, 体育用品、服装、鞋帽及相关体育产品的销售, 体育场馆建筑活动) 。在8个大类的基础上《分类》还进一步细分为24个中类, 57个小类。
《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 (试行) 》的颁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调查获取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数据, 并准确把握我国体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但目前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我们的产业划分出现文化、体育的交汇点, 体现在产业划分中的不明确甚至混乱的状况, 而这极大地影响了下一步工作:体育消费统计指标的设计与确认。
1.2 文化产业统计指标现状分析
2005年1月6日开始实施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 从统计学意义上对文化产业的概念和范围进行了权威界定, 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提供文化产品;提供与文化传播服务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有直接关联的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活动, 以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具体可划分为“文化产业核心层”、“文化产业外围层”和“文化产业相关层”[5]。
同时, 新近出台的指标体系从财务状况、业务活动、就业人员和补充指标等4个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描述。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是结合我国统计体制的现实情况, 考虑实际统计工作的可操作性, 以现行的部门或行业管理分工为基础, 来确定我国文化产业统计范畴及指标体系的。当然,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变化, 目前文化产业统计所界定的内容也将会不断变化和拓展。
1.3 体育消费统计指标现状分析
体育市场影响着体育产业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有什么样的体育消费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体育市场, 体育消费对体育产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但我国至今未有一个科学、规范的体育消费统计指标体系。
为此, 课题组结合体育消费的内涵、体育消费结构、体育消费水平等理论和实践内容, 吸取专家意见和建议, 通过因子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 最终确立了体育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包括体育健身活动支出、观赏体育竞赛表演支出、体育用品及体育信息支出、体育消费时间四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以及众多三级指标。目前, 该体育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已经被国家统计局陕西省调查总队以《关于开展陕西城乡居民体育消费调查的通知》 (陕调字[2007]134号) 的形式将该项工作布置到各市县区调查队开展调查。结果显示, 这套指标设置直观、易于实施、便于操作, 适合我国体育消费统计[6]。国家统计局陕西省调查总队拟将这套指标体系推荐到国家统计局, 列入到国家统计局的制度方法之中,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 这将填补国家体育消费统计调查的空白。
2 体育、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与体育消费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和可行性发展路径
2.1 体育、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与体育消费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
2.1.1 体育产业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
《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 (试行) 》的范围既包括公益性的体育单位, 又包括经营性的体育单位, 这些单位在社会发展中都是有意义的, 都可能产生巨大的效益。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没有按照公益性和经营性划分, 给随后调查结果的分类统计带来了一定困难。
体育建筑活动包括体育馆房屋工程建筑和体育场工程建筑两个行业小类。但其能否作为体育及相关产业的内容, 还不能达成共识[4]。在现实中, 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建议将体育建筑活动在分类中得以体现是合理的,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使中国的场馆设计和建造走向世界, 这也是奥运会留给国人的宝贵遗产。
2010年3月20日, 国务院办公室[2010]22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努力开发体育竞赛和体育表演市场, 将体育竞赛表演业作为我国体育核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 (试行) 》中, 只将“体育健身休闲业”单独列出, 而“体育竞赛表演业”并未明确为一个独立的分类, 这与我国目前体育产业的发展是不相吻合的。
2.1.2 文化产业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
基于我国现行的部门分工、统计体制和统计基础, 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文化产业中有许多领域是模糊的, 存在多部门交叉管理的局面。其行业中也包括诸多体育领域。例如, 文化艺术类也包括体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业中包括体育新闻、体育图书、体育报刊杂志等;文化社会娱乐服务业的休闲娱乐活动必然包括体育休闲娱乐活动等, 如何划分多部门交叉管理的行业统计指标, 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2.1.3 体育消费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
目前, 陕西省体育消费统计指标已被证实设置直观、易于实施、便于操作, 并在陕西省10个市区, 50个县区, 4100户城乡居民家庭开始为期一年的记账统计调查。但是不同省份有不同省份的实际情况, 要做到在全国不同省区投入使用, 尚需对众多三级指标进行梳理和归纳处理, 并征求更多专家和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使之更加行之有效。
2.2 可行性发展路径
将体育产业、文化产业、体育消费统计指标作为一项具体的政策, 各省、市、自治区等要切实贯彻落实, 并将其作为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经济考察的重要指标。
进一步落实各行业归属, 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来指导和规范。这样有利于不同部门管理、控制和数据统计。建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体育及相关产业的有关内容进行重新修改, 如将健身休闲娱乐活动改为体育健身休闲娱乐活动;将体育场 (馆) 、体育组织等小类的延伸层进行适当修改[7], 便于对体育产业贡献进行调查、统计、分析, 以及体育管理部门的决策、政策的制订。
国家体育总局、各职业俱乐部、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以及各大体育院校的专家、学者、管理者、经营者等, 要整合力量, 做好体育竞赛表演业统计指标的设计、完善和实施调查。建立体育及相关产业动态监测机制和体育产业统计数据库, 维护和提交我国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年报。
陕西省体育消费统计指标, 要结合不同省份的实际情况, 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完善和验证, 使其在全国推行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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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显鹏.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研究[A].中国体育市场研究[C].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 2000, (6) :178～197.
[3]副局长王钧谈《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 (试行) 》[EB/OL].http://www.sports.cn/.2008-07-11.
[4]张林.解读《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 (试行) 》[J].环球体育市场, 2008, (2) :33～34.
[5]李舫.我国出台《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N].人民日报, 2005-03-02
[6]李法伟, 蔡军, 杨涛等.陕西省居民体育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及相关指标体系研究[J].体育科学, 2009, (2) :46～53
指标的比较 篇8
传统的业绩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净利润、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一方面由于传统指标的计算没有扣除股本资本的成本,导致成本的计算不完全,因此无法判断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的准确数量;另一方面,传统指标的计算以会计报表信息为基础,而会计报表信息对公司业绩的反映本身就存在部分失真,因而传统业绩衡量指标无法正确反映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EVA指标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司业绩衡量指标,能够有效克服传统指标的上述缺陷,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在一定时期内为股东创造的价值。
1 EVA与传统业绩衡量指标的一般比较
1.1 EVA与NI的比较
EVA的计算部分是建立在净利润(Net Income,NI)的计算基础上的,它从本质上讲也是一个利润指标,只不过它体现的是经济学上的利润。
在衡量企业业绩方面,EVA要比净利润更为准确和科学,因为以下这两个原因:
(1)净利润只确认和计量债权资本成本,而对于股权资本成本则作为收益分配处理,股权资本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体现。这种不计权益资本的现象会使企业管理者形成“资本免费”的错觉,进而不计成本,随心所欲地使用权益资本。同样,净利润指标忽略了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会使公司管理者忽视资本经营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公司报表上的净利润为零,报表阅读者就会认为该公司在当期不盈不亏,而实际上此时获得补偿的只是债务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并未得到补偿,公司已经在亏损了。同理,通过净利润来比较不同公司的业绩也是不准确的。资本结构不同的公司,即使净利润相同,公司实际为股东创造的价值并不相同。EVA因为考虑了股权资本的要求收益,所体现的才是企业为股东真正新创造的价值,即企业真正的业绩。
(2)按照现行会计制度计算出的净利润存在对公司真实情况的某种程度的失真和扭曲,而且净利润指标容易被操纵。例如,计算净利润时根据稳健性原则提取的各项准备金,公司在当期一次性摊销掉的研发费用和市场开发费用,这些都导致公司当期利润的减少。而这种利润的下滑并不能代表企业业绩的下降,因此具有误导性。而EVA的计算通过调整了相关项目,有效避免了这些误导。
1.2 EVA与EPS的比较
每股收益(Earnings Per Share,EPS),也是用来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每股收益指标的吸引力是建立在所谓的“会计价值评估模型”之上的。会计模型的内在假设是,不管每股收益为什么增加或减少,市盈率倍数都保持不变。这是一个相当理论化的假设,在实践中则会导致严重错误。
市盈率在不停地变动。新的企业战略和投资,资本回报率和增长率的变化,新的财务结果结构和报告方式,都会改变市盈率。市盈率总是力图反映企业盈利质量的变化,而这一事实就足以导致在衡量企业业绩和价值时,单纯的每股收益数量成为可靠程度相当低的指标。
每股收益的局限性与资本收益率类似,即它只能体现扣除股东要求收益之前的收益状况。所以EPS不能反映投入资本所承受的风险。而EVA则考虑了股东的要求收益即股权资本成本,所以更准确的反映公司业绩。同样,EPS也可以被每股经济增加值取代,或作为EVA的补充信息来使用。
1.3 EVA与ROI的比较
资本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是较为普遍的指标,主要应用于业绩评估和投资决策。
资本收益率指标旨在衡量单位资本的收益情况,在用于投资决策时,引导管理层进行提高资本收益率的投资经营活动,其后果往往会导致管理层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个目标。重要的是,资本收益率因为收益即分子是忽略股权资本成本的收益,所以它存在和会计利润一样的缺陷。这样的缺陷使得它不仅在项目取舍方面的应用有局限性,而且用在衡量公司业绩方面不太准确。
1.4 EVA与ROE的比较
净资产收益率(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holders’Equity)是一种效率指标(也称回报率指标),它反映了企业投入资本的有效性。
收益率指标的一个重大潜在缺陷是收益率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可能并不一致。根据投资的净现值法则,投资的预期回报必须高于资本成本。但是单纯追求预期回报最大化而没有考虑资本成本的投资决策并不能保证投资的净现值大于零。
收益率指标的另一个内在缺陷是忽略了企业经营的风险因素,也就是说收益率指标没有经过适当的风险调整。以ROE为例,虽然ROE反映了股权投入所得到的收益,但它缺乏股东为此所承担的风险信息,从而也就无法反映股东投资的机会成本。
2 EVA的优缺点分析
2.1 EVA与传统利润指标相比的优点
(1)EVA指标将股东财富与企业决策联系在一起。EVA指标有助于管理者将财务的两个基本原则融入到经营决策中:第一,企业的主要财务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第二,企业的价值依赖于投资者预期的未来利润能否超过资本成本。
(2)大多数企业利用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利用营业收入和市场份额的增长评价战略计划,用边际毛利润或现金流来评价一个产品或生产线的获利能力;用资产报酬与目标利润相比较来评价业务部门的经营业绩;财务部门则通常用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将实际投资利润率与期望的投资利润率相比较,来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部门经理的奖金一般是基于利润计划是否实现,一年兑现一次。这些不统一的标准,目标和术语导致了计划、战略实施以及决策的混乱。EVA管理体系的实施,就能够用统一的EVA指标体系取代企业各部门不同的考核、评价指标,避免了现有指标之间的相互冲突和不协调。
(3)通过使用EVA,可以实现企业增长从规模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变。多年以来,很多企业奉行的是一种注重销售额或市场份额,注重总资产和总产出的规模导向战略,恶性的价值战已经使这一战略走到了尽头,我们现在需要实行观念的转变,奉行一种新的价值导向的战略,即通过设立新的指标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以使企业价值包括股东的价值最大化。
2.2 EVA与传统利润指标相比的不足
EVA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有一些自身的局限性。对企业管理人员来说,EVA本身是多项因素综合后的结果数据,这样的结果不能顺利地帮助部门找出经营无效率的原因,与以前利用各种财务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进行业绩评价相比,EVA无疑有其进步性,但在追根溯源方面,EVA也确实有所不及。比如,利用杜邦分析系统可以将净资产收益率进行层层分解,最后找到影响净资产收益率,进而找到影响企业经营效率的关键因素,而对EVA进行分解之后,还是要落实到传统的现金、应计项目等,其独特的权益资本成本项目和复杂的会计调整项目也都很难作为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运转效率的依据。
3 对于EVA应用的几点建议
3.1 剔除相对价值
在评价企业业绩时,要剔除相对价值。为了正确区分企业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我们可以对企业的资产进行分类,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与消费者和厂商的活动为社会创造绝对价值,与债权人、债务人和股东的活动为企业生产经营融入必须的资金。因此,我们可以将企业的总资产分为净营运资产和净金融资产。净经营资产是能够为企业创造绝对价值的资产,在对企业进行业绩评价时,我们只需要考虑该部分资产的价值创造情况,从而达到评价企业绝对价值增值的目的。
3.2 选用相对数确定EVA指标
为了克服EVA不能进行不同规模企业间的比较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设计一个采用相对数的指标,选择调整后的经营利润作为分子,分母选用净经营资产,从而实现对企业利用净经营资产创造价值能力的精确评价。
3.3 采用平衡指标集
在财务分析指标体系中,不仅要考虑EVA这类指标,还要考虑到包括与公司长期效益紧密相关的非财务指标,形成一个平衡体系。平衡指标体系可以从客户指标开始,到内部运营指标、创新指标、再到财务指标,财务指标可以是EVA、公司利润、每股盈余等指标。将EVA作为股东价值衡量的终极标准,将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最终指向价值的创造。
摘要：文中将EVA与净利润、每股收益、资本收益率及净资产收益率四个传统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全面地阐述了EVA的原理及其区别于传统财务分析指标的特点,以期对我国企业运用EVA指标有所帮助。
关键词：EVA,净利润,每股收益,资本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
参考文献
[1]王庆国.EVA与现有评价指标的比较分析[J].河南商业高等专业学校学报,2007,(5):22-24.
[2]杨文会.EVA业绩评价体系与传统财务指标体系比较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8,(11):34-36.
指标的比较 篇9
1. G-Index。
其是针对股东权力和接管、防御机制设计的一个反映公司治理情况的指数。此处共有24个单一指标, 这些指标被分为五类, 分别是拖延恶意收购的策略、管理层保护、选举权、其他接管防御、国家法律。该指数数据主要来自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 该指数得分为0~24分, 每符合一项指标得1分, 得分越低表示股东权力越大、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公司价值越大。
2. Gov-Score。
共有51个指标, 这些指标被分为八类, 分别是审计、董事会、规章制度、董事受教育的程度、高管和董事的薪酬、所有权、逐步实践、公司性质。该指数数据主要来自美国机构投资者服务组织 (ISS) , 该指数得分为1~51分, 每符合一项指标得1分, 得分越高表示公司治理水平越高。
3. CCGINK。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总结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公司治理原则以及大量实证研究成果, 并借鉴了各类公司治理评价系统, 设计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涉及控股股东行为、董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治理、监事会治理六个维度, 共22个二级指标。该指数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公司发布的年度财务报告。我们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计算CCGINK, 其采用百分制形式 (最高分为100分, 最低分为0分) , 其值越大表示公司治理水平越高。
二、中外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
本文主要从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 (股东行为、董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 和外部治理机制 (法律体系、外部并购市场) 两个方面对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比较分析。
1. 内部治理相关评价指标的比较分析。
(1) 股东行为。CCGINK指标主要考察以下两点: (1) 公司的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交易以及其他利益关系; (2) 管理层是否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间存在关联交易的可能性较大, 管理层也往往会利用监督机制存在的漏洞损害公司利益, 而这都会损害处于劣势的中小股东的利益, 所以CCGINK指标比较强调对这两个方面的考察。Gov-Score指标更强调公司章程对股权结构的规定, 因为公司章程对股权结构进行合理规定有助于建立完善的股权结构。这方面指标的比较具体见表1:
(2) 董事会。首先, 国外的指标更注重考察董事会成员的产生方式以及董事会成员的性质。这是因为国外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选举更客观、公开, 而且董事会也要求有专业人员的加入, 以帮助决策的科学化。相对而言, 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是基于某种统筹安排而产生, 指标的设计主要是从董事会高效运作和保障公司科学决策目标实现的角度出发, 以运作机制的有效性为重点进行评价。其次, 我国于2002年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相比国外比较成熟的独立董事制度还很不完备, 我们应加大对其关注程度。这方面指标的比较具体见表2。
(3) 经理层及其激励约束机制。首先, 在经济转轨的特殊背景下, 我国的经理层评价体系以制衡“内部人控制”为主线, 以建立经理人治理机制为重点。相比之下, 国外的经理人市场比较成熟, 股东完全可以通过经理人市场实现对经理人的约束。因此, CCGINK没有关于任免制度、执行保障的相关指标。其次, 国外的高管薪酬包括传统形式薪金、股权和股票期权 (占很大比例) 等形式, 各薪酬形式的实施比例高且均与公司治理绩效有效挂钩。我国的年薪制薪酬形式的实施比例过低, 高管持股比例极低, 年薪制薪酬和股权激励尚未与公司治理绩效有效挂钩, 未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 (徐向艺等, 2007) 。这方面指标的比较具体见表3:
(4) 信息披露。信息质量不高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李维安, 2005) , 因此我国主要以信息透明为中心关注信息披露的客观性。与此相比, 美国的自由竞争市场使得其信息披露机制比较健全, 所以没有相关指标。这方面指标的比较具体见表4。
从内部治理相关评价指标的中外比较来看, 虽然CCGINK对股东行为、董事会、经理层的相关指标都很关注, 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差异很大, 与国外资本市场的情况相比还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指标设计的侧重点不同。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结束, 我国资本市场日益成熟,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股东大会权力、独立董事制度、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等, 设计出更为完善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2. 外部治理相关评价指标的比较分析。
(1) 法律体系。由于法律体系指标在G-Index中较为突出, 所以选用G-Index指标用于中外比较。首先, CCGINK中没有法律体系相关指标, 因为我国关于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 而美国这种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多地借助法律途径来实现公司的外部治理。其次, G-Index的法律指标主要是针对保护股东权力和反收购的。到目前为止, 西方国家已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 每一次浪潮的兴起都与当时的资本市场发展状况特别是法律环境密不可分, 虽然我国相关法规对反收购问题有所涉及, 但是并无系统、专门的反收购立法。这方面指标的比较见表5:
(2) 控制权和反收购条款。国外的指标体系中有考察“控制权和反收购条款”的指标, 尤其是G-Index整个针对股东权力和反收购条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上市公司的收购主要是市场行为, 公司在制定章程时必须要预防恶意收购行为给股东造成损失, 所以强调对有关控制权和反收购条款的考察。而我国的上市公司的收购多为政府行为, 一般认为政府会兼顾各方的利益, 因此没有这方面的考察指标。这方面指标的比较见表6:
CCGINK指标基于上市公司治理环境的特点设置, 侧重于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 (李维安, 2003) 。然而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新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外资的进入都为证券市场上的收购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因此我们在后股权分置时代应该借鉴国外公司治理的经验, 关注公司外部治理, 制定相应的法规和公司反收购条款。
三、相关建议
随着我国进入后股权分置时代, 笔者认为构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 一方面对股东行为、董事会制度、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内部治理评价指标加以重视, 另一方面从注重内部治理评价变为内部治理评价和外部治理评价兼顾。笔者针对以上分析结论, 对后股权分置时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在内部治理过程中注重对股东行为的评价。具体从股东大会是否具有选举董事的权力、董事会的权力制衡、股东任选监事、股东大会对公司重大问题是否有决策权等方面进行评价。
第二, 在内部治理过程中注重对独立董事的评价。具体从独立董事的来源、独立董事薪酬制度、独立董事是否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独立董事是否承担责任和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评价。
第三, 在内部治理过程中注重对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的评价。具体从提高管理层非年薪制货币报酬数额、是否增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等方面进行评价。
第四, 注重对外部治理的评价。具体从是否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否有控制权和反收购条款等方面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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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锦鲤血液指标比较研究 篇10
鱼类血液指标能反映机体生理状态和健康情况, 检测血液指标, 对于鱼病的预防和诊断、致病环境的评估与确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3]。该实验比较研究不同品种锦鲤血液细胞种类、形态大小、吞噬活性及酶活性等有关非特性免疫指标, 了解机体适应能力, 丰富鱼类比较免疫学知识和锦鲤血液生理基础知识, 提供品种选择、种质优化、病害生态防控及渔药开发等理论依据, 因此具有较高的研究及应用价值。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材料
1.1.1锦鲤红白、黄金和大正三色锦鲤同一批次统一管理的当年鱼种, 体质健壮、外表无伤、规格一致。
1.1.2抗凝血尾静脉采血, 放于无菌离心管中, 肝素钠溶液抗凝, 4℃保存备用, 当天测完。
1.1.3血清样尾静脉采血, 室温放置凝固2 h, 2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80℃保存备用。
1.1.4金黄葡萄球菌革兰阳性菌, 由湖南省水产科学所病害室提供。
1.2实验方法
1.2.1血细胞计数[4]采用Neubauer (牛鲍) 计数板, 计数原则是数上线不数下线, 数左线不数右线。每组重复4次。
红细胞计数:0.65%灭菌生理盐水稀释抗凝血液400倍再计数。
白细胞计数:白细胞稀释液稀释40倍, 室温放置15 min, 待红细胞溶解后再计数。
1.2.2血液涂片取抗凝血涂片, 瑞士 (Wright′s) 染色, 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每组重复4次, 随机测量200个红细胞的长短径。
1.2.3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5]抗凝血液100μL, 加灭活105个细胞/m L金黄葡萄球菌50μL, 混匀, 置湿盒内, 放28℃恒温孵育30 min, 间隔10 min摇匀一次。
取培养液涂片, 瑞士染色, 油镜观察, 统计200个中性粒细胞吞噬细菌总数及参与吞噬的中性粒细胞数目, 分别算出吞噬百分比和吞噬指数。
吞噬百分率 (PP) = (吞噬细菌的细胞数/200个中性粒细胞) ×100%
吞噬指数 (PI) = (200个中性粒细胞吞噬细菌的总数/200个中性粒细胞) ×100%
1.2.4硝基兰四氮唑 (NBT) 试验[5]凝血100μL, 加入等量NBT使用液, 混匀, 置湿盒内, 放28℃恒温孵育25 min, 期间摇匀2次。将上述培养液放置室温15 min, 摇匀, 取培养液涂片, 瑞士染色, 油镜观察, 计算100个中性粒细胞中NBT细胞的个数。中性粒细胞质内有点状或块状蓝黑色甲簪颗粒的细胞为NBT阳性细胞。
1.2.5血液酶测定分析取不同锦鲤血清样品, 按照试剂盒的操作步骤进行溶菌酶 (LSZ) 比浊法测定碱性磷酸酶 (AKP) 、酸性磷酸酶 (ACP) 及总超氧化物歧化酶 (T-SOD) 活性检测。试剂盒购买于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按照自身对照法测定血清溶菌酶。溶菌酶活力 (U/m L) =[ (T样品-T样品0) / (T标准-T标准0) ]×标准品浓度×样品稀释倍数;碱性磷酸酶 (U/100m L) :100 m L血清在37℃与基质作用15 min产生1 mg酚为1个金氏单位;酸性磷酸酶 (U/100 m L) :100 m L血清在37℃与基质作用30 min产生1 mg酚为1个活力单位;总超氧化物歧化酶 (U/m L) :每毫升反应液中SOD抑制率达50%时所对应的SOD量为一个SOD活力单位。
1.2.6数据处理用软件SPSS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和差异统计学意义分析 (Compare Means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 显著性检验水平为P<0.5, 所有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2结果
2.1锦鲤血细胞形态学特性比较
2.1.1血细胞种类与形态特征瑞士染色后的涂片, Olympus显微镜观察并拍照 (图1) 。三种锦鲤细胞种类相同, 有红细胞、淋巴细胞、嗜碱性细胞、嗜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细胞、单核细胞和血栓细胞, 瑞士染色后, 呈现不同颜色。
红细胞 (Erythrocyte) :核紫红色, 胞浆为橘红色, 核为椭圆形 (图1-1—1-3) ;淋巴细胞 (Lymphocyte) :胞浆为蓝灰色, 核为紫红色, 胞浆少, 核几乎占住整个细胞 (图1-4) ;嗜碱性细胞 (Basophil) :核颗粒紫红色或黑色圆形颗粒, 胞浆呈蓝色, 核椭圆形 (图1-5) ;嗜中性粒细胞 (Neutrophil) :核颗粒紫色或紫红色, 胞浆呈淡紫红色, 核椭圆形 (图1-6) ;嗜酸性细胞 (Eosinophil) :胞浆为红色或橘红色, 核颗粒为红色, 核椭圆形 (图1-7) ;单核细胞 (Monocyte) :核偏于一侧或居中, 核肾型, 染色较疏松, 胞浆蓝灰色, 呈网状, 常见空泡 (图1-8) ;血栓细胞 (Thrombocyte) :白细胞一种, 核呈杆状, 呈紫红色, 胞浆非常少, 呈淡红色 (图1-9) 。在粒细胞中, 细胞核多为椭圆形或肾形单核, 很少见多核仁, 核居中或偏位。
2.1.2血细胞数目与大小显微镜下统计红白细胞数目, 血液涂片拍照, 随机测量红细胞长、短径, 计算长、短径比并进行显著性分析 (表1) 。
3种锦鲤红细胞长短径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三色和黄金锦鲤红细胞数目差异不无统计学意义, 明显少于红白锦鲤数目, 差异极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红白锦鲤白细胞数量最多, 其次三色镜鲤和黄金,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注:数值上标同列字母相同表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同列字母不同, 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1<P≤0.05) 。
2.2锦鲤血液生化特性比较
2.2.1中性粒细胞性能比较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统计不同锦鲤中性粒细胞的吞噬活性, 进行显著性分析 (见表2) 和拍照 (图1-10———图1-11) , 可明显看出锦鲤中性粒细胞均有不同程度的吞噬菌体, 红细胞无吞噬或黏附功能 (图1-12) 。
中性粒细胞的吞噬百分比和NBT阳性百分比由高到低是红白锦鲤>三色锦鲤>黄金锦鲤, 黄金锦鲤中性粒细胞吞噬指数高于其他2种锦鲤,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2锦鲤血液酶活性比较检测不同锦鲤血清溶菌酶 (LSZ) 、碱性磷酸酶 (AKP) 、酸性磷酸酶 (ACP) 和总氧化物歧化酶 (T-SOD) 活性, 实验数据见表3。三种鱼类的AKP、ACP和T-SOD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黄金锦鲤LSZ活性高于三色和红白锦鲤, 差异极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3讨论与分析
%
注:数值上标同列字母相同表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同列字母不同, 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1<P≤0.05) 。
注:数值上标同列字母相同表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同列字母不同, 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1<P≤0.05)
3.1红细胞
血液是鱼体内一种极为重要的组织, 参与机体代谢、营养及免疫等过程, 在一定程度反映着机体免疫水平, 而红细胞是鱼类外周血细胞的主要组成, 在机体内发挥着重要作用[6]。大量研究表明, 鱼类红细胞具有携带与运输氧气的功能, 个体越小, 数量越多, 携氧能力越强, 而且还具有黏附或吞噬异物功能。王旭东[7]、冯守明[8]等发现大部分鱼类红细胞表面C3b受体能与酵母菌结合形成花环, 或吞噬酵母, 显示一定的免疫功能。该实验3种锦鲤红细胞长短径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也就是红细胞个体大小差异不明显, 而红细胞数量多的红白锦鲤, 表明着其携带与运输氧气、机体呼吸机能也就强;在血液涂片和吞噬试验中均未见黏附、吞噬葡萄球菌, 或NBT阳性红细胞, 可能是实验锦鲤红细胞膜上没有黏附免疫复合物 (IC) , 使葡萄球菌无法与IC中Ig GFc段相结合, 无法清除葡萄球菌。
3.2中性粒细胞
吞噬主要由中性粒细胞, 少量单核细胞完成, 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免疫途径和方式, 是鱼类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吞噬和消灭病原微生物的作用。中性粒细胞的吞噬百分比和NBT阳性率高低反映细胞吞噬与杀菌能力的强弱, 结合白细胞数量的大小又反映出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能力的高低[9]。实验中3种锦鲤吞噬百分比以红白锦鲤最高, 其次是三色锦鲤和黄金锦鲤, 都显示着较强的吞噬能力;实验锦鲤NBT阳性率均大于29%, 根据学者沈玉清[5]研究, 表示实验对象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正常, 以红白锦鲤最高, 同时也表明中性粒细胞在吞噬菌体过程中, 还伴随呼吸爆发产生大量超氧阴离子和活性氧, 能直接杀伤胞内菌体, 清除异物, 以红白锦鲤为之最;鱼体白细胞数量越多, 鱼抗病能力越强[10], 而实验鱼白细胞数量依次红白锦鲤>三色镜鲤>黄金锦鲤, 说明红白锦鲤更能适宜不良环境, 显示出更强的抵抗力。从吞噬百分比、NBT%和白细胞数目变化趋势来看, 均以红白锦鲤为最高,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非特异性免疫能力较强。
3.3体液免疫因子
鱼类非特异性免疫防御体系清除异物过程中, 不但有大量免疫细胞参与, 而且还有许多高活性的免疫因子, 其中AKP、ACP、T-SOD和LSZ的活性常被作为衡量机体免疫能力的参照指标。AKP、ACP等酶能参与消化、降解中性粒细胞吞噬的颗粒物, LSZ可直接溶解菌体, 尤其革兰阳性菌, 在机体免疫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3种实验锦鲤AKP、ACP、T-SOD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SZ活性差异明显, 以黄金锦鲤最高, 极有统计学意义地大于红白锦鲤和三色锦鲤。这免疫因子的不同活性, 可能显示着鱼类机体在处理革兰阳性菌非特异性免疫过程的不同, 红白和三色锦鲤可能是先吞噬, 后胞内杀菌为主, 黄金锦鲤可能以高活性溶菌酶直接溶菌为主。
4结论
结合血细胞数量、形态、功能与体液免疫因子, 可得:在相同培育条件下, 不同锦鲤机体非特异性免疫能力强弱有所不同, 以红白锦鲤为最强, 不同锦鲤机体处理革兰阳性菌的非特异性免疫过程也不尽相同。
注:1.三色锦鲤红细胞 (10×40) , 2.红白锦鲤红细胞 (10×40) , 3.黄金红细胞 (10×40) , 4.淋巴细胞 (10×100) , 5嗜碱性细胞 (10×100) , 6.嗜中性粒细胞 (10×100) , 7.嗜酸性细胞 (10×100) , 8.单核细胞 (10×100) , 9.血栓细胞 (10×100) , 10.中性粒细胞吞噬葡萄球菌 (10×100) , 11.NBT阳性细胞 (10×100) , 12.吞噬实验的红细胞 (10×10) 。
摘要：研究分析相同条件下锦鲤的血细胞、吞噬能力和酶活性指标, 结果显示:红白锦鲤的红、白细胞数目最大, 中性粒细胞对葡萄球菌吞噬百分比和NBT%最高, 分别达到 (46.75±3.39) %和 (61±5.66) %;不同锦鲤的AKP、ACP、T-SO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此看出, 不同锦鲤非特异性免疫能力、免疫过程不尽相同, 红白和三色锦鲤先吞噬后胞内杀伤菌体, 黄金则是直接溶解菌体来完成。
关键词：锦鲤,血液指标,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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