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农业保险

完善我国农业保险（共12篇）

完善我国农业保险 篇1

农业保险对于防范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 因资源条件、自然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以及农业内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对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中国农业竞争力带来的危害具有重要作用, 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 增强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业生产的信心和能力。近年来, 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耕作制度、经营规模和机械化作业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但农业风险管理手段仍然比较落后。实践中, 我国始终没有出台正式的规范农业保险的法律依据, 这对我国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和农业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要实现“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 亟须采取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大农民培训力度、完善农业保险政策、进一步扶持农业大县等措施予以补齐。《农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正因为如此, 国务院经过多次审议, 最终制定通过《农业保险条例》, 以规范农业保险活动, 保护农业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 促进农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1《农业保险条例》的重大意义

《农业保险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的出台, 发展农业保险, 充分发挥保险机制的作用, 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 对于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 稳定农业生产, 保护农民利益, 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 承保品种已覆盖农、林、牧、渔业各方面, 开办区域已覆盖所有省 (区、市) 。农业保险已成为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农户的普遍欢迎。为了规范农业保险活动, 保护农业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农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有必要在认真总结农业保险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条例》。《条例》的出台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建立现代农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坚定信心, 通过《条例》将此种制度确定下来, 也有利于稳定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条例》填补了《农业法》和《保险法》未涉及的农业保险领域的法律空白, 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

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 有必要制定法规推动其健康发展。2007年以来, 我国农业保险五年累计保费收入超过600亿元, 年均增速达到85%。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位。2011年我国农业保险费收入达173.8亿元, 同比增长28.1%, 为1.69亿户提供风险保障6523亿元, 开办区域已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随着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 农业保险逐步发展成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保险活动, 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又发挥了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两方面的优势。但农业保险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 《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投保、理赔等方面的规定, 与农业保险的客观情况并不相适应。而且, 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对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农村基层机构参加保险的具体规定, 以及政府部门职责上的分工等问题都没有比较清楚的规定, 因此, 为了推动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有必要制定《条例》。

2 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的具体创新

《条例》规定国家对农业保险给予财税政策支持, 明确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农业保险工作中的职责分工;明确了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原则;根据农业保险的潜在风险、业务操作及经营结果等方面的特殊性, 规定了农业保险的经营规则。

2.1 落实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

多年来, 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业保险进行大力支持。2007年至2011年, 中央财政累计给予农业保险费补贴达264亿元。各级财政对主要农作物的保险费补贴合计占应收保险费的比例达80%。为使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措施规范化、制度化, 《条例》规定国家支持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 对符合规定的农业保险由财政部门给予保险费补贴, 要建立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措施。通过税收和金融支持投保农业保险的的农民和生产经营组织。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 引导和推动农业保险发展, 中央财政下达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指标56.6亿元, 同比增加16.7亿元, 增长41.9%。目前, 中央财政已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推广至全国, 将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15个品种作为中央财政补贴险种, 并积极支持各地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 (2012~2020年) 的通知》第二十一条规定:在现有农业保险中, 增加制种风险较高的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等种子生产保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保险业务监管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就降低农业保险业务监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作出规定:对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免收保险业务监管费。《条例》明确规定了农业保险的性质、原则、范围、条款、组织结构、合同等方面的内容, 明确划分政府的职能范围。而且鼓励地方因地制宜, 从各地区出发, 建立地区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平台, 发展创新农业保险品种, 鼓励地方农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 努力打造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2.2 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

农业保险经营运行涉及多个部门, 需要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目前, 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在部门分工配合、协同推进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 《条例》中明确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职责, 有利于农业保险各项制度的有效运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农业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财政、农林业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各司其责, 推进农业保险工作。《条例》同时要求多个部门建立农业保险相关信息的共享机制。如第五条就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农业保险事业工作, 建立健全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工作机制。

2.3《农业保险条例》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

《条例》第二条规定, “农业保险, 是指保险机构根据农业保险合同, 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本条例所称保险机构, 是指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条例》中的“农业保险”与之前的概念有一定区别, 此处“农业保险”的概念指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 即种养两业保险。《条例》所采纳的农业保险定义, 在狭义农业保险基础上进行界定, 相对而言更具体, 当然, 这也会使其经营范围缩小。之前保险学界和业界一直呼吁农业保险的“政策性”, 现在条例将农业保险定位于“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 这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本质上有所差异。

农业保险的外部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应该是一种政策性保险, 应该由政府参与经营管理, 农业保险的经营费用和部分保费应该由全体消费者或者政府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共产品性决定了此笔费用基本上是由政府开支, 而政府作为一类组织同样也存在一个本我利益追求的问题, 在这一产品的供给上, 政府并不会非常积极。多年来, 我国农业保险主要采用商业方式运作, 与一般商业保险无异, 但是农业保险是一种风险高, 而且十分分散的险种, 经营主体很难完全自行吸收经营亏损, 所以并不适合完全商业化运营, 因此采用商业化运作的农业保险, 难以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而此次条例的出台从立法上有助于解决传统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困境, 以克服商业性农业保险供给的不充分状况。加大政府在农业保险运作中的参与和支持, 使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可在短期内从形式上改善农业保险市场的供需关系, 促进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及农业的健康发展。《条例》对农业保险有无盈利及盈利多少未作明确限制, 但有规定政府对于农业保险的公共财政补贴, 因此可以认定《条例》中的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政策性之的商业保险。

2.4 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业务经营规则的规范

《条例》充分总结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 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业务经营规则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一是农业保险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期内, 不得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发生变化而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 以保证保险合同的稳定;二是规定保险机构接到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后, 应当及时进行现场勘查, 尽快确定保险标的受损情况, 并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后10日内, 将赔偿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 以保障受灾的农户能够及时足额得到保险赔偿;三是规定农业生产组织或村委会等单位组织农民投保的, 保险机构应当将现场查勘定损结果和最后的理赔结果加以公示, 以保证定损和理赔结果的公正、公平、公开;四是规定保险机构在确定保险费率和设定具体保险条款时, 应当听取省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民代表意见, 公平合理拟定, 并将结果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或者备案。

2.5 严格防范农业保险经营风险

《条例》高度重视防范农业保险经营风险, 为确保农业保险依法合规经营, 真正发挥支农惠农作用, 条例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规定保险机构应当有完善的农业保险内控制度, 有稳健的农业再保险和大灾风险安排及风险应对预案, 其偿付能力以及农业保险业务的准备金评估、偿付能力报告编制应符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二是为切实保证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依法使用, 规定禁止以虚构或者虚增保险标的、虚假理赔、虚列费用等任何方式骗取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三是对违反条例规定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对农业保险在试点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加以解决和完善。如在第四章“业务规则”中, 要求保险公司在委托农经、农技、农机等乡镇级以及乡镇级以下基层涉农机构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时, 应当与接受委托的乡镇或以下的基层涉农机构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 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并在合同中约定相关费用的支付, 就是针对基层业务开展中常常出现的农业保险经营费用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规定。又如, 《条例》针对近年来保险公司发生的一些套取补贴的案例也有所回应:禁止以各种方式骗取农业保险的财政保费补贴, 并制订了相应的罚则。

3 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的不足之处

3.1 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是专业还是多元并不明确

《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应当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批准。农业保险的实践证明, 仅依靠保险公司现有的机构体系, 很难给地域分散而又数量众多的投保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承保、定损和理赔服务。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市场主体一直由人保财险、中华保险、安华保险、安信农险、阳光相互和国元农险所占据。近年来, 随着农业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 太平洋产险、中航安盟等多家公司开始以不同形式进入农业保险市场。目前已有22家保险公司不同程度地参与农业保险经营。但是我国农业保险究竟是实行专业化经营还是多元化竞争, 《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在完善农业保险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起专业化多元竞争机制, 由具备专业化条件的多元主体开展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对于进入机制, 《条例》中经营主体已由“保险公司”扩大到“农业互助保险组织”, 部分省份地区一些保险中介组织也加入到农业保险经营之中。虽然《条例》范围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范围有所扩大, 但完全市场化, 也可能扰乱农险市场, 提高手续费率, 降低农业保险保费的充盈率水平, 并不利于农业保险的长期健康发展。对于退出机制而言, 也没有明确。农业保险面临特殊的风险, 而且农业保险的风险分散也具有特殊性。农业保险经营要求长期性, 不能因为丰年或是灾年而出现大量保险企业进入或退出, 这样将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也影响农业产业的发展。

3.2 未明确建立农业保险巨灾分散体系

农业风险损失频率高、损失程度大, 容易发生巨额损失。在缺乏巨灾风险准备金和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机制的条件下, 由于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区域有限, 业务较集中, 造成风险高度集中, 参保农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保险公司的经营也面临很大的风险。我国粮食总产量连年递增, 近年来自然气候条件也相对较好, 为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和稳定经营提供了良好条件,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潜在损失巨大的短板。农险业务快速增长和保障水平的提高, 风险积聚, 农业自然灾害和极端灾害突发可能危及到农业保险经营。

《条例》对我国政府在农业再保险中的主导地位不明确, 农业再保险业务缺乏科学的指导和规范, 相关人才和技术局限也成为农业再保险业务发展的瓶颈, 已限制了农业再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农业巨灾风险往往会导致巨额赔付, 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 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因此保险公司也有将农业保险在再保险市场上进行风险分散的内在需求。巨灾保险的损失只能由保险公司自行消化。而且, 我国再保险的一半份额都依赖国际市场, 容易导致国际市场风险传至国内, 无法有效分散风险。

3.3 缺少完善的财政支持制度

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导致农业保险难以获得利润基金的累积, 导致农业保险业务缺乏前期资金的投入。因此, 农业保险产品需要政府有长效的干预和财政支持制度。目前相关制度仍有待完善和落实, 对农业保险费补贴落实不到位, 农民和保险公司双方都感到没有缓解压力;保险公司的运营缺少政府补贴;保费补贴品种过少;对农业保险税收优惠幅度太小。近年来, 国外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已成为政府支农的重要手段之一。如美国、日本政府对本国农业保险均给予不低于15%的补贴, 而且在发生灾害或者收成减产时, 额外支付较高额度的赔偿金额。我国在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上力度仍然不够。

3.4 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盈利出现困难

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无论从风险的基本特征还是从道德风险、保险费率厘定、费用成本等分析, 农业风险的可保性都比较差。这导致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肯定是要亏损的。而商业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 并且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

随着社会上财产价值的增加, 人们风险意识的增强, 对于普通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需求在不断加大。在此情况下, 商业保险公司自然更愿意在这些保险上投入更大的精力以换取高额的利润, 而不是去经营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在厘定费率、展业、收费、理赔等方面技术难度大, 经营风险高。首先, 农业保险尤其农作物保险, 每种农作物的特点不同, 其生长周期面临的风险也多, 在厘定费率上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 难度很大;其次, 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整体不高, 风险意识不强, 展业工作开展非常困难, 经常被误以为是传销;第三, 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不高, 有时即使投保单已经签了, 交不上保费, 导致保险合同无法达成;最后, 在理赔工作上, 由于很多农村散户个人经营, 非常分散, 在进行现场查勘时费用高、成本大, 同时也需要非常专业的人才进行专业的判断。

4 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的完善

4.1 明确多元化的涉农保险经营主体

因为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差别较大, 所以在具体设立相应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时, 要考虑一定的地理区位因素。从当地出发, 建立一些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等不同经营主体。考虑到农业保险的政策属性比较明显, 仍应以政府为主导, 从中央层级来说, 应该对农业保险经营给予法律上的保障、监督管理和财政支持;从地方政府而言, 应当结合本地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从政策和市场两方面考虑选择不同的涉农保险发展模式。实现扩大投保面和保证保险业务顺利开展。同时, 推动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一是继续依法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二是在财税、金融等方面完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政策, 在税收申报系统增加合作社法人类别, 促进财政支农项目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接, 强化合作社财务及审计监管, 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我发展能力;三是鼓励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 (牧) 场发展。

4.2 突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

农业保险作为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必备手段, 是农业发展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国内外多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对国内外农业保险业界与学界基本达成一致, 将农业保险界定为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体现农业保险性质和特点, 而不将农业保险界定为商业保险。我国也应该将农业保险定位于国家农业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条例》作为农业法的配套法规。从我国涉农保险经营体制而言, 不太符合农业保险发展规律。长期以来, 我国涉农保险业务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 但商业保险公司也很少将涉农保险与一般保险区分开来。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 人保系统垄断格局打破现象来看, 涉农保险业务也应相对分离, 否则原有的保险公司涉农保险业务混乱而趋于萎缩, 涉农保险前景堪忧。

4.3 扩大农业保险范围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鼓励商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培育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发展农村邮政金融业务, 建立农村信贷担保体系, 扩大农村金融抵押品范围。扩大涉农保险覆盖面, 探索发展渔业保险, 建立多形式经营、多渠道支持的农业保险体系。积极推动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发展, 健全农村保险服务体系。建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险种增加到玉米、水稻、小麦等15个, 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平均达到80%左右, 累计带动农业保险累计实现保费约600亿元, 为5.8亿户次投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78万亿元。

4.4 完善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

自然灾害由于其极强的突发性与较大的破坏性, 在短时间内可能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因而引发一系列连锁理赔。引进农业保险分散机制, 有利于提高承保主体应对风险的能力, 促进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可以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构建巨灾保险投融资平台, 一方面扩大了巨灾风险基金的资金来源, 减轻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另一方面将空闲资金用于资本市场投资, 为巨灾基金积累更多的资金, 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同时, 加大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农业再保险的一方当事人通常会是政府或者政府支持的机构, 合同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尽可能地考虑农业再保险的政策特殊性, 使其尽可能地符合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整体制度目标。由于我国农业再保险建设尚处于初期, 在再保险合约方式的选择上, 我国可以主要采用比例再保险中的成数再保险方式。在农业再保险补贴方面, 国际上多是通过立法对农业保险的巨灾风险再保险业务进行政策性补贴。我国除了补贴保险人与再保险人, 还可采用政府直接出资购买再保险的模式。由政府出资购买再保险, 更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为农业巨灾风险的承担者角色;政府可以持续明确的财政支出来购买, 同时可以统一向再保险公司议价,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政府成立再保险基金, 以应对超出再保险公司赔付能力范围的巨灾风险。

农业保险关系国计民生, 是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和保障粮食生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和实践发展滞后, 《条例》的出台, 对于促进农业保险规范化运营, 保证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均具有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 《条例》作为我国开创性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 所规定的的许多内容都值得肯定, 在已经实施的这一段时间里, 《条例》运行良好, 得到了地方和农民的认可, 但不可否认作为首部法规, 有些内容仍然过于抽象, 且在实践中的运作还有待完善, 对于《条例》的总结和反思, 有利于将来农业保险事业更好的发展。

摘要：我国于2013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对于解决现行农业保险实践中的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也为今后农业保险事业开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农业保险合同和保险业务经营规则以及风险防范等具体制度上有诸多创新之处, 但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巨灾风险分散、财政支持及企业具体运营等规定上仍存在不足, 将来可通过建立多元化涉农经营主体, 明确农业保险政策性属性, 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分散体系等措施加以完善, 以保障《农业保险条例》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条例,制度创新,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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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农业保险 篇2

——以苏州市为例（上）

姚海明

2013-3-4 14:43:24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11期

摘要：本文以苏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例，探讨了我国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问题。文章分析了农业保险制度运行中的需求和供给，论证了在以“小农户”为主和“反向拐杖逻辑”存在的农村地区，农业保险需求和供给的特点。文章还剖析了太仓温氏养鸡保险这一成功的案例。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制度；委托代办，联办共保

一、引言

2003年以来，中央一系列涉及“三农”的文件中都明确强调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中国保监会积极规划和部署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自2005年起，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悄然出现“在希望的田野上”。其实，2004年前，国家也在部分地区实行过农业保险，主要由中国人保或新疆兵保（中华联合）经营，由于此两公司的国有独资性质，国家对农业保险亏损兜底。世纪之交两公司酝酿股改和转制，中国人保于2003年在香港上市，成为上市公司。迫于市场和股东的压力，股改之后两公司再无动力像以前那样从事亏损累累的农险业务。自20世纪中后期至2003年，我国的农业保险逐年萎缩。因此，2004年后国家推出的政府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对原有农业保险制度的接续和创新。

可见，国家在此时重视并引入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原因之一就是原来的农业保险制度难以为继。原因之二是国家履行其基本职能——向全社会公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确定性的公共产品——公正和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

要而迫切。原因之三是农业本身存在巨大风险。农业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如今国家对农民免征农业税，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也因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的保护政策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但自然风险仍然犹如高悬农民头上的“剑”。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严重的自然灾害正是保险理论所说的“基本风险”，不能完全由贫弱的农民来承担，而需要政府力量帮助化解。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这种力量之一。

二、苏州市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苏州是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较早的地区之一。2005年开始筹划，2006年7月开始实际运作。开办以来，苏州市农业保险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创出了一定特色。

1.创立之初，确立了“委托代办”的经营模式。苏州市农业保险创立之初，采取“统一招标、分层委托、自愿参保、政府支持、市场运作、专业监管”的“委托代办”模式。主要特点包括，一是政府支持，二是商业性保险公司接受委托，市场化运作。政府支持的一个主要方面体现在保费补贴上，补贴程度因险种不同而有所不同。至于委托保险公司运作，则在2006年5月，经过招投标程序，人保公司苏州分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中标，由这两个公司市场化运作农业保险。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不以赢利为目的，只收取管理费。当保险基金出现超赔时，由保险公司按超赔额的10%负责理赔，其余部分由各市（区）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统筹。

2.搭建了农业保险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框架。制度框架是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推委会）组织领导、安农公司执行和管理、中标的保险公司专业化运作。运作框架是两家保险构建了各自的业务网络。

3.保险产品渐成体系。从最初仅有水稻保险一种产品，到2011年增加到多个农险产品。从财政补贴的层级看，形成了国家险、省险、市险和地险（县级市、区险）四个层次的多种多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体系。

4.在业务机构和产品结构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农业保险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被农业保险网络覆盖。

5.经营模式实行了转换。2008年8月，苏州市农业保险开始了模式转换，由“委托代办”转为“联办共保”。这次转换是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全省统一行动，将全省各地试点中的不同的经营模式统一为“联办共保”模式。对于不实行“联办共保”的地区，省财政不给予保费补贴。

所谓“联办共保”主要是指，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按照“政府推动、商业运作、节余滚存、风险共担”的原则，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联办共保，保险业务由保险公司按专业化管理和运作，并设立农业保险专用账户；发生保险责任赔付，双方按比例分摊赔款。政府部分的结余，留作地方政府农业风险基金；保险公司部分结余，按相关规定提取准备金。

三、苏州农业保险制度运行的市场分析

（一）农险制度运行中的需求分析

1.农业保险需求的理论分析。根据保险的贝努利定理，纯保费加上附加保费，只要不超过某临界点，人们仍愿意投保。但问题是，由于农业生产面临极高的风险和损失率，纯费率必然较高，而且农业保险的组织成本和经营成本较高，因此，农业保险的总费率必然很高。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民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较低，农民总体上仍属于低收入群体，面对高昂的保费，多数农民都缺乏有效需求。而将费率降到农民能够承受的水平，则保险公司只会亏损。

现在推出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让农业保险的费率保持在商业化的能够维持农业保险业务正常运作的水平，政府直接补贴投保农户而农户只需交纳少量的保费时，农业保险的难题便迎刃而解。政府补贴推动农险市场的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从而使农险能在一个农户支付较低费率的点达到均衡，此时，农险交易量增加了。交易量的增加符合保险经营的大数法则。

2.小户为主和反向“拐杖逻辑”下的农险需求。现实中，农险投保的农产大多数是小规模种养业经营户，就像证券市场中的散户。在苏州，除养鸡保险、奶牛保险和蔬菜大棚保险规模稍大，其余险种的户均规模都极小。在基层调查中，镇村干部反映，即便每户投保面积极小的水稻保险，各级政府给予了大部分保费

补贴，众多农户仍不愿交纳自己承担的每亩2元钱的保费。在上级要求必须投保的政策压力下，有的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只好为农户垫付。农民不愿意交纳数额极少的保费，说明现实中的部分农民不完全符合上面谈到的理性假设，说明农民的保险意识缺乏，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学者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农业问题时曾提出“拐杖逻辑”的概念。他认为，小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被比作人的身体，非农收入被比作拐杖，就是说当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就需要拐杖。中国的农户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是不能解雇剩余劳动力的，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过密化，即随着人口的增长，单位土地上所分布的劳动力就越来越多。“过密型”生产的小农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人只有靠打工、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等兼业收入这根拐杖的支撑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黄宗智的“拐杖逻辑”。当前苏州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已达较高水平，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比例极低，农业收入反而成了“拐杖”，农业风险引起的农业损失对这类“反向拐杖逻辑”的农户而言，不再是毁灭性的。据有关资料，早在2007年，苏州市非农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92.4%，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对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均96.2%。因此，农业保险对小农户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自然不愿意交纳这2元钱保费。笔者走访了部分小农户，他们对农业保险的态度是无所谓，印证了以上观点。由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极低，在有农业保险的情况下，农民减少农业方面的劳动和物资投入而进城或就地从事非农产业获得更高收入是“理性”选择，结果可能轻视了农业生产管理，导致保险公司的赔偿增加。这就是在保险人看来的所谓道德风险。而种田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农业企业则不同，因为种养业毕竟是他们的主业和主要收入来源。对他们来说，甚至不存在主业之外的“拐杖”。因此，农业保险对他们十分重要，他们有积极性配合保险公司加强防灾防损工作，前述的道德风险并不大。

（二）农险制度运行中的供给分析

1.准入制的农险经营主体。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管制的市场，经营此业务需按政策程序准入。目前各地的农业保险或者由某一家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或者委托一到两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在苏州，经营农业保险的是苏州人保和苏州太保。两公司的此类业务不同于商业性的保险业务，费率、保额、核保、损失鉴定、理赔流程和规则等保险业务中的重要环节，不完全是商业化的，公司与政府部门协商确定，保险公司只是以其专业化的手段开展业务。投保的动员和

损失鉴定都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基层的非保险公司人员（例如农村基层“农业”服务中心）。因此，农险的供给是多方合力形成的供给。

在农险费率、保额、保险责任和理赔等并非完全由保险公司确定的情况下，经营农险的两公司自然没有经营风险之虞。保险公司倒是有激励扩大现有产品的承保面，增加新的农险品种，因为公司可以通过增加保费来增加管理费收入，增加农险经营管理的经验。在“委托代办”模式下，保险公司基本不用担心偿付能力不足问题，超赔部分由政府兜底。实行“联办共保”政策之后，由于费率水平较之前大幅度提高，偿付能力增强，且建立起了巨灾赔偿基金，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可控。

2.农业保险供给的难题。

（1）一般难题。农业风险还具有时间、空间的高度相关性及广泛的伴生性，风险一般很大。例如，山区的特大暴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摧毁周边田园、夷平村庄。因此，农业生产风险大，损失也大，费率厘定非常难。

农业保险的标的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标的价格因生长期不同而不同，保险理赔时通常要根据风险发生时标的损失价值计算，而要准确测算尚未成熟的农作物损失或尚处于生长过程中畜禽的损失，绝非易事，而且，动植物的饲养、成长与管理者的行为和管理水平、管理态度有关。在同一地区，投保农户对动植物品种的选择、耕作或饲养的方法、水平的差异，势必造成产量的差异，出险时的实际损失并不相同。因此，农业保险的标的价值、保险利益、保险金额的认定、保险责任的确定、损失责任的认定和测算，都是非常细致和艰难的工作。

谈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完善 篇3

[关键词］ 海外投资 保险 法律制度

近年来，我国的海外投资在数量和规模各方面取得了迅速发展。据统计，截止2005年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总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从投资的地区看，我国海外投资的相当一部分是集中于亚、非、拉一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地方政局不稳、政策多变，又加上当前国际局势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地区冲突的此起彼伏，以致于我國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大大增加，甚至直接威胁了我国企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以中兴通讯在非洲刚果(金)的投资为例，合同签订后刚果（金)发生政变，项目两年没有结果，伊拉克战争也产生了类似的风险。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确实保障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已经成为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由美国首创，为发达国家所广泛采用的对其海外投资实行法律保护的一种特殊工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直接的历史渊源是二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1969年美国国会第八次修订的《对外援助法案》，把主办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权力赋予了一个新设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逐步实现了由政府主办向商业运作的转变。美国的这种模式影响了其他发达国家。

日本在1956年的《出口信贷保险法》中规定了“海外投资原本保险制度”，次年，建立了“海外投资利润保险”制度，提供利润汇出方面风险的保障。1987年日本将《出口信贷保险法》更名为《贸易保险法》，扩展了信用险的范围，增加了投资企业破产险，创设了对外投资担保机构及其他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分保制度。

法国于1960年创立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保险制度，目前法国实行海外工业投资保险与海外商业投资保险并存的体制。前者是一种基本体制，适用于所有法国在海外的投资，后者则专门适用于鼓励能够带动法国出口增长的投资项目。

德国、丹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现今，世界上主要的公营出口信贷和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组成了“信贷和投资保险机构国际联盟”(简称“伯尔尼联盟”)，该机构的成员来自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以及韩国和印度。目前,该机构为其成员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提供了有利的保险保障。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初步架构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海外投资法典，也没有制定类似《海外投资保险法》之类的单行法，但从对海外投资保护的角度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已经具备了一个初步的架构。

1.国内法层面。目前，调整当前海外投资活动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出自于国务院有关的部、委、局等，具体表现为一些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如，1985年外经贸部受国务院委托制定的《关于在海外开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试行)》，198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1990年的《实施细则》，1992年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93年外经贸部制定的《境外投资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财政部制定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1996年国务院颁布的《外汇管理条例》等。这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从不同的角度针对海外投资的某一方面做出规定，偏重对海外投资的管理，而关于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则没有任何涉及，而且这些规章的法律效力也比较低。国务院1985年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规定》虽然授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有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各种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据此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对外商在华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保障，但对中国法人和自然人在海外投资的同类风险则缺乏明确规定。2001年10月成立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国内惟一的一家政策性保险公司，其目的是由国家建立政策性风险基金，通过保险合同形式，实现对企业出口合同安全收汇的保证，起到推动本国产品和服务出口的作用。2002年12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正式推出海外投资保险产品，于2003年9月签下了海外投资保险第一单，为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和中国成达工程公司投资印尼巨港电站项目提供海外投资保险和融资担保支持。海外投资保险第一单的签订是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虽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但其涵盖的风险并不全面。由于海外投资保险并非完全的商业保险，而1995年10月实施的《保险法》仅限于商业保险关系的规范，在有关“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律条文中，没有针对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实行保险的专门规定。因此，在国内法层面，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依然无法可依。

2.国际法层面。国际法层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国家间缔结的解决缔约一方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待遇和保护问题的专门性国际条约，是国内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得以运行的中介和桥梁。自1982年我国和瑞典签订第一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来，中国已经与世界上104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了一定的国际法律保障体制。虽然，这些条约本身有双重功效，既能对我国境内的外资提供法律保护，又能为我国保护海外投资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但是，由于我国国内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与这些双边协定相配合，使得协定中关于我国海外投资保护的规定更多的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际效果。实践中，我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只能以东道国的身份对外国投资者在我国遭遇政治风险而发生的损失承担赔偿义务，却无法以代位求偿人的身份就我国投资者在外国遭遇同样风险而导致的损失向外国政府求偿。这样，我国实际上单方面承担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规定的义务，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二是多边投资保护条约。1985年10月11日，世界银行在汉城举行年会，订立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也称“汉城公约”)，该公约于1988年生效，正式成立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以下简称“MIGA”)，中国于1988年4月28日批准了该公约，成为MIGA的创始成员国。我国认购了3138股股份，在所有成员国中居第六位，超过许多发达国家。MIGA具有很强的风险担保能力，由于它主要由世界银行的各成员国作为股东，因而具有雄厚的储备资金和良好的国际信誉，一旦发生风险都能做出及时、充分的赔偿。作为成员国，我国对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便可以由MIGA来承保。

三、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不断开拓，我国迫切需要在立足于我国海外投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基础上，适当借鉴和吸收发达资本输出国所实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中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做法，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笔者以为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1.制定海外投资保险的基本法。我国关于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法规层次多，效力不一致，涵盖的范围比较窄，既不利于促进我国的海外投资，也不利于对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因此，我国需要制定一部海外投资保险的基本法，明确管理体制，明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对象、承保的风险范围及争议解决等，使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有法可依。

2.借鉴法国的经验实行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互补的双轨制。中国加入WTO后，对海外投资的补贴受到限制。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将受到影响。为此，可以借鉴法国的经验，对能够带动中国出口增长的投资项目在投资保险上予以倾斜。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建立是该政策的一个初步体现，可以此为契机上升为立法，建立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互补的双轨机制。

3.充分利用MIGA对我国海外投资提供的保护。MIGA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的一个专营政治风险的国际经济组织，但是MIGA只对发展中国家境内的投资予以承保，对发达国家境内投资的政治风险不予承保。而我国目前的海外投资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既有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有在发达国家的投资，这样在MIGA机制下并不能对我国的海外投资提供全面、充分的法律保护。而且，MIGA对我国大多数海外投资者来说是陌生的，从总体看，MIGA的利用率很低。因此，我国需要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保险机构，与MIGA互相配合，充分利用MIGA的优势构建中国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体制，提高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完善我国农业保险 篇4

一、当前农业保险市场的现状及问题

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通过农业保险, 一方面可以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稳定农民收入,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代替直接补贴对我国农业实施合理有效的保护, 减轻开放农产品市场带来的冲击。在中国, 农业保险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业保险市场, 对于健全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体制, 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自中国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以来, 我国政府一直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持鼓励态度, 农险业务亦在全国各地区实现全面起步, 基本经营模式是将业务委托给商业性保险公司, 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目前, 该运作模式仍处于试点阶段。总体看,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足农业产值的5‰, 覆盖面积仅占我国耕地面积的1/4, 发展模式还不成熟, 对农业生产的保障能力有限。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缓慢给各方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已制约了我国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其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

(一) 投保人 (多为农户) 缺乏积极性。原因主要是传统农业比重太大, 农业经济组织化程度低, 广大农户对农业保险及必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

(二) 保险人 (即农业保险公司) 承保能力低。

(三) 关于农业保险的补贴的政策体系不健全, 补贴不充足, 地方政府的农险补贴效率低下。在我国, 目前除免征种植业养殖业险的营业税和给予农业保险公司政策性补贴外, 对农业保险并无其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农业保险法律缺位。基层政府的财力有限, 补贴资金往往不能及时、足额拨付到位, 也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积极性。

二、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的必要性

如何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 通过农业保险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 同时解决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困境, 提高地方和中央政府对农业补贴的使用效率, 是当前农业保险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急迫难题。

农业再保险是国际保险市场上通行的一种重要业务, 农业保险公司可通过购买再保险将一部分风险转嫁给再保险公司, 分散自身承保业务的风险, 从而有效地解决农业保险承保能力不足、损失赔付过大等问题, 稳定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 是破解当前农业保险市场难题的重要途径。

农业再保险的种种优势和发展前景已开始引起中央政府及保险行业的重视。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6]23号) 》指出“完善多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2007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中国再保险市场发展规划》中亦提及“要加快建立巨灾和农业风险保险体系, 完善多层次的巨灾和农业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巨灾和农业再保险体系”。从实践看, 保险业也初步开始尝试以再保险的方式开展农业保险业务。2007年5月以来, 中国本土最大的再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先后与中国人民财险、中华联合、安华、安信、阳光、安盟等试点开展农业保险的公司签订了《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框架协议》和《政策性生猪再保险框架协议》, 尝试将再保险的保障提供给农业保险。

然而农业再保险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与农业直保相似的困境:虽然保费数量连年上升, 但是业务质量差、高风险、高赔付及分保困难, 也给再保险公司的经营带来了问题。总体看, 农业再保险体系的缺失使再保险公司缺乏有效的支撑, 法规政策的滞后造成农业再保险业务缺乏科学的指导和规范, 相关人才和技术局限也成为农业再保险业务发展的瓶颈, 已限制了农业再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 目前已经有40多余国家推行了农业保险, 取得成功的例子也有不少。其中, 成功的一条关键因素就是建立起了有效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如美国农险再保险模式, 即由政府出资设立中央农险再保险公司, 在中央财政的补贴下进行全国农业再保险商业活动。在欧美发达国家, 在其工业化初期阶段, 由于农业收益下降, 农业即处于被保护状态;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 也通过建立完善的再保险体系对农业施加“适度保护”政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再保险体系, 探索一条符合农户、直保人、再保险人及各级政府利益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再保险道路, 已成为当前我国理论界和保险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必要性和作用在于:

(一) 我国的农业风险和农业保险具有特殊性。我国农业人口众多,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十分重要, 农业保险关乎农业、农村发展, 市场潜力巨大;同时, 我国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繁、波及面积大。农业保险业务质量差、效益低下。单靠保险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和保险市场的自身调节难以调动商业保险、再保险的积极性。没有政府在政策和经济的支持和补贴, 无法维护农业保险、再保险公司的生存和持续运行。

(二) 提高政府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农业保险是一项高风险、高赔付业务。农业本身产品价值较低, 在很多易受灾地区, 自然风险较高, 加上农户分散化, 保险额度小, 单个保险公司实施风险管理难度大。面对巨灾时, 单个保险公司往往赔付困难。在不购买再保险的情况下, 遭受巨灾损失时, 超出保险公司赔付额度的部分只能由农民自担, 或由政府救济补贴。而灾前事先划拨专项资金给农险再保险作为补贴, 支持农险直保公司购买农险再保险, 或由地方政府直接购买再保险, 受灾时便可得到再保险赔付, 比不购买再保险节省大量政府开支。

(三) 增强农业保险保障能力。有效的农业再保险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农业直保公司扩大业务范围和业务量, 分散和平滑风险, 优化和均衡农业直保公司的业务结构, 改善其经营状况。这将有助于减少农业直保公司之间靠压低保费承揽业务的恶性竞争, 改善农险业务的质量, 有利于增强整个农业保险的保障能力。

三、对策建议

目前, 我国农村经济活跃, 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保险意识逐步提高, 农业保险市场潜力巨大, 农业再保险也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也不能简单照搬照抄国外的模式, 必须从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实际出发, 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以中央政府为主导, 地方政府为基础, 保险公司为主体的多层次、多渠道、宽覆盖的农业再保险体系。

(一) 发挥中央政府在农业再保险体系中的引导作用。建立保障有力、运行有效, 发展可持续的农业再保险体系, 仅靠有限的一个或几个再保险公司的市场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在初始阶段, 中央政府在农业再保险中应居于主导地位, 着力从体制机制、政策法规、资金筹集拨付、行业监管等角度发挥引导作用。尽快组织制定农业再保险条例, 规范、指导和推广制度化农业再保险体系, 明确农业再保险的主管部门, 建立或者依托现有再保险公司设立中央农业再保险机构, 鼓励农业再保险骨干企业的发展, 建立跨部门和地区的合作机制, 根据不同地区农业情况和自然条件及经济条件, 对农业保险、再保险的经营主体和机构进行扶持和补贴, 重点加强对中西部和偏远地区农业再保险的扶持;对骗保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严厉惩罚, 对道德风险加以控制;合理界定农业再保险的政策性内涵, 确立财政补贴的长效机制, 监督地方财政对农业再保险补贴资金的落实, 丰富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及其他支持政策, 形成扶持农业再保险市场发展的政策体系。

(二) 制订符合地方实际的农业再保险政策。我国国土广袤, 各地自然条件气候状况复杂, 各地区农产品及其风险也有所不同, 行之有效的农险再保险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农产品类型、风险、农户和地方财政的状况对农险及农险再保险“量身定做”地进行补贴。对农业保险实行强制再保险与自愿再保险相结合。对于本地区低风险的、农户普遍认为不用投保的险种, 政府可采取统一由政府购买再保险的方式;对于高风险、高保费、农户对保费承受困难的农险, 政府可以予以保费补贴或费率补贴。争取逐步将一个地区高、低风险的标的均纳入保险保障,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增加保险标的的数量, 以最大限度分散和平滑农险风险。同时各地还可以结合地区实际和自身财政实力选择多层次、多形式的补贴, 尝试多种多样的农业再保险形式---如农险巨灾共保体、互保组织、农险再保险基金保障等等, 力求为当地农业提供最有效率的保障。

(三) 增强农业再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首先, 农业保险公司要充分利用再保险机制, 化解偿付能力风险, 在相互信任、风险共担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商业分保机制和渠道。要通过吸收费率补贴, 使其费率保持在农户愿意承受的较低水平。增加农户购买农险的意愿, 积极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其次, 农业再保险公司要借助再保险在数据积累、风险识别与防范风险定价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积极参与保险产品的开发, 推动和支持农业保险公司, 不断提高技术与管理水平, 协助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逐步向技术创新, 服务创新的竞争模式转变。第三, 地方政府、农业再保险机构和公司要加强和完善科学的农业信息统计基础工作, 长期重视对当地自然条件、气候状况、农产品情况、灾害等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 建立农业再保险市场和直接保险市场的数据交换平台与共享机制, 为厘定最科学、最适合当地的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保费费率提供更充分客观的依据。

总之, 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再保险体系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需要各级政府、相关保险企业, 以及广大农户的广泛参与和长期努力。农业再保险体系的建立不仅将为我国保险市场带来新的活力和发展机遇, 也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农业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浅谈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 篇5

浅谈我国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

摘要：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规模较小、范围过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不成熟，致使农民遭受自然灾害损失后得不到有效补偿。解决这类问题，应从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三方面入手来改善农业保险的内外部环境。政府应提供强有力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推广相互制保险公司，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建立健全再保险机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保险发展。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问题；农业政策

1.引言

农业是脆弱的产业,农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农业在保险和风险管理上的巨大市场。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虽然人类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手段和技术上日益增多,能力也不断强化,但在全球生态环境和气候变迁的逐渐恶化下,自然灾害产生的强度和频率却是不断的加剧。并且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广泛化、区域化、专业化进展的增快,投入农业生产资金的增加,农业生产的风险不但日渐扩大,还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态势,农业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稳定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农业保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尤为重大。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质，使其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尤其是以洪涝灾害和病虫害等为代表的自然灾害最为常见且影响巨大，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对于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2.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1]农业保险费用较高与农民承担不起

农业保险费率是根据农业风险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厘定的。因为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发生的频率和损失程度要大于普通财产保险，所以农业保险的费率必然大大高于普通财产保险费率。一般最低的费率也在2%左右，高的则达15%—20%。中国农民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要购买比普通财产保险价格高上许多的农业保险，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2]农民对政府救济依赖程度较高

政府对农业自然灾害一直实行直接巨灾救济制度。到20 世纪90 年代，国家用于农村的救济费用年平均超过20 亿元。政府巨灾救济制度虽然对灾后农民的生活保障起了积极作用，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但是也由此使农民认为投保毫无必要，反正遇到自然灾害政府会给予救济。自己投保不仅要承担保险费，而且得到的赔款不一定就比政府救济金多，甚至可能因为自己投保之后，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反而得不到政府的救济。

[3]农民保险意识薄弱

我国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相当深厚，风险意识淡薄，尤其是农业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更谈不上购买保险了。而且大多数农民存在侥幸心理，甚至有部分农民认为农业保险是农村“乱收费”的项目之一，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应该免除。所有这些薄弱的保险意识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农民缺乏消费保险的内在需求，使得农业保险在市

浅谈我国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

场拓展中处于困境。

[4]农业保险赔付率较高

农业本身受自然、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况且农业保险点多、面广、理赔工作复杂等诸多因素导致保险公司承包的业务危险率相对集中、赔付率高。据资料统计，1982~2006 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96.94 亿元，累计赔款支出88.48 亿元，简单赔付率达84.9%，再加上其他费用，平均综合赔付率超过120%，大大高于国际上70%的临界点。农业保险成为各险种中赔付率最高的险种。因此，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使大多数保险公司无力经营，这是造成保险公司减少农业保险供给的一个重要原因。

[5]农业保险经营难度较大

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经营的难度。一方面，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在农业保险中普遍存在。由于农业风险的地域和个体差异性比较大，加之保险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农民小农意识的影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理赔难度大。农业生产面临着各种不同的自然风险，而且风险比较复杂，要正确估测损失程度极为困难。它不仅需要极强的专业知识，还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这使保险公司难以正确把握，从而带来了极大的经营风险。

[6]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尚未建立

再保险是指保险人为了减轻自身承担的保险责任而将其不愿意承担或超过自己承保能力以外的部分保险责任转嫁给其他保险人或保险集团承保的行为。农业风险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易分散，很容易形成农业巨灾损失，由于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承保能力十分有限，客观上需要强有力的再保险支持。但是，我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尚未确立，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业再保险需求。

[7]农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立法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或相关的农业保险实施条例。我国现行的保险法主要是规范和保障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而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与商业保险的经营目标有区别，现行的保险法无法指导农业保险的发展。农业保险立法滞后给农业保险发展带来的负效应，已经成为农业保险继续开展的巨大障碍。

[8]实施巨灾救济制度处理方式过于直接

我国政府总体上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不够，大多数实施的措施就是直接的灾害救济。尽管政府的灾害救济在减轻农民损失和稳定社会等方面有一定作用，但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依靠政府财政救济转移巨灾风险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存在一些弊端。这种单一的、事后财政补助的农业灾害救助模式极不稳定，难以有效分散风险和充分体现公平的原则。

3.解决我国农业保险存在问题的对策

[1]推广相互制保险公司

相互制保险公司是由所有参加保险的人合作成立的法人组织。相互制保险公司的出资人就是投保人，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出董事会作为经营决策和执行机构，选举出监事会作为公司运营的监督机构；董事会选聘的经营管理层作为公司的经营机构。这样的组织架构，适应了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经营和发展，有

浅谈我国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

效地保障了投保人的利益。相互制保险公司是非营利组织，其经营方式是由会员事先缴纳基金，并按时缴付保险费，但仅负有限责任；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如有盈余，完全由会员共享，或分别摊还，或拨作公积金；会员兼具投保人与保险人双重身份；公司没有股东，经营目的是为参加该组织的投保人谋取福利。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以下优点：涉及政策性保险领

域，使得相互保险公司更能够发挥“准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非营利性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发挥财政补贴的最佳效果；相互保险公司降低农业保险的运营成本，控制道德风险；互助组织还可以起到防灾减损的作用。在农业保险风险高、赔付高、农民支付能力差的情况下，选择带有合作经济性质的农业相互保险是十分适当的。

[2]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随着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急需健全的法律体系予以保障，法律条文的明确界定和法律系统化是农业保险制度立法支持的基本体现。通过严肃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办理农业保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建立起规范的农业保险市场，保证国家对农业扶持政策的贯彻落实，并调节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3]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

政府应建立农业保险的初始资本和准备基金，给予保险公司必要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给予农民贴，实行税收减免，以弥补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亏损；另一方面，对农民给予保费补贴，增强其对农业保险的投保购买能力，以增加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这样既能缓解保险公司以盈利为目标和农业保险的非盈利性的矛盾，又能一定程度上的解决农民因经济条件而无法参加农业保险的问题。

[4]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提高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根本因素。如果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农民就不会购买农业保险，何况农业保险的价格还要远远高于普通财产保险。因此，要想把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变成有效需求，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惟此，农民的投保能力才会提高，才会有农业保险的兴旺。

[5]建立健全再保险机制

再保险机制是通过保险人的投保行为，寻求投保人之外的组合分散系统性风险。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再保险主体、选择恰当的再保险方式以及由国家财政投资成立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作为最后的再保险人等多种方式建立健全的再保险机制。从而分散农业保险的风险，从根本上维护保户的利益及农业保险经营的稳定性。

[6]加强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

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农业保险作用的宣传，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引导农民认识到农业保险是转移分散风险的重要途径，懂得投保、索赔、防灾防损等保险知识，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农业保险，防止农民走向不信任保险和依赖保险的两个极端，从而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

[7]推动巨灾风险证券化

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实质是借助证券工具从资本市场获取大量资金，并通过将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的方式扩大承保能力。其主要功能不仅在于风险转移，更重于风险融资。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承保巨灾风险资金短缺的问题，增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而且能够将传统意义上不可保的风险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转移，扩大保险经营范围。这样既可满足投保人风险转嫁

浅谈我国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

需求，又可满足资本市场投资人的投资需求。

[8]积极培养农业保险专业人员

农业保险的专业性很强，要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训，提高业务经营管理水平，建立中国农业保险人才队伍。首先，应适当提高农业保险从业人员的待遇。其次，加强公司专业人才的引进，从有关大专院校吸收或委托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最后，加强在岗职工培训与管理，并进行定期考核，提高现有农业保险工作人员的业务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

4.太仓温氏养鸡保险:农业保险制度运行的案例分析

太仓温氏养鸡保险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公司)与太仓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公司)合作开办的一种养鸡保险(以下简称温氏养鸡保险)，是2007年太仓市推出了该市重点政策性险种。太仓温氏公司采取“公司+ 农户”的经营模式，实行从育种制种到种苗生产、饲料加工、动物防疫、饲养管理服务和产品销售等产业链全程管理，工厂化的养鸡车间建在农民家里，养殖户负责其中的养殖环节。具体到太仓温氏公司的养鸡业务，养殖户向温氏公司交纳一定的周转金后，公司向养殖户提供鸡苗、饲料、药物、疫苗等，并负责技术指导。养户负责养殖的场地、设施和劳动力，以及到公司指定地点领取物资等所需费用。鸡苗养大后，成品鸡由温氏公司负责按合同预定价格回收。对每家养殖户而言，交付成品鸡的价值扣除之前领取的鸡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资价值即为养鸡收益。为转移养殖户的养鸡风险，稳定农民的养鸡收益，2007 年太仓市政府决定将养鸡保险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对养殖户投保养鸡保险进行财政补贴。太保公司主动与温氏公司联系，经过磋商，双方达成了养鸡保险业务合作协议。另据温氏养鸡保险的有关政策文件，每只鸡应交保费0.30 元，苏州和太仓两级财政给予补贴0.18 元/只，养户理论上应交纳0.12 元/只，但保险公司和温氏公司给予养户优惠，养户实际只交纳0.02 元/只，温氏公司为养户补贴0.02 元/只，所以太保公司实际收取0.22 元/只。保险公司承担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造成的损失。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风险事故，根据鸡龄不同进行赔偿，几年来，太仓温氏保险承保的鸡只数量和保险金额稳步增长，太保公司与温氏公司合作的养鸡保险业务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太仓温氏养鸡保险，创造了一种有关各方共赢的良好局面。首先，由于政府的补贴，养殖户乐于投保，能以较低的保费获得风险保障，养户的养鸡收入预期较稳定。其次，实现了其根据本地养鸡业繁荣的实际，开辟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惠及广大农民的政策目标，政府实现了“以工补农”的政策意图;再次，太保公司借助于温氏公司“公司+农户”业务模式，顺利地获得了大量的客户，省去了大量的组织成本，开拓和发展了保险业务。最后，温氏公司由于与太保公司的合作，消除了养殖户在养鸡风险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稳定和扩大了其养鸡业务，其雄厚的养鸡市场供给能力得以释放，并凭借其技术、管理和市场网络方面的实力和优势获得可观的利润。

参考文献

[1]李琴英.我国农业保险及其风险分散机制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7)：48-52.浅谈我国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

完善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对策 篇6

生育保险是生育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生育保障制度既包含生育保险和生育保障，还包括孕、产妇女的劳动保护等。生育保险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执行制度，尽管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律法规也正在趋向完善，但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依法治国的进程中，生育保险立法的缺陷和不足，以及在实施当中的各种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

生育保险的功能

根据生育保险的制度设计，该制度有以下功能：一是促进社会对生育价值的认可，对妇女生育权益进行立法保护，就是从国家的层面对生育价值的认可。二是提高人口素质，保证怀孕妇女和生育母亲足够的休息和营养，有利于胎儿和新生儿的哺乳和培育，为提高后代的先天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有助于推动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当前的生育保险待遇的享受仅限于计划生育政策内的，政策外的不能享受，但这一作用是阶段性的。四是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统筹生育费用，利于加强社会化管理服务，帮助改善妇女就业环境，保障女职工生育权益，均衡用人单位负担。

当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制度设计影响统筹层次。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地区生育保险只能在市、县级范围内实现统筹，只有极少数地区实现了省级统筹。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险法》和《生育保险办法》只是有一些原则性的提法，并未明确统筹标准和具体实施办法，导致了统筹层次低，直接对生育保险基金的发放，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都形成了瓶颈。

政策限制导致覆盖面过窄。在我国生育保险的范围狭窄，仅局限在达到了法定结婚年龄、正式登记结婚，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规定的城镇女职工。农村妇女、城镇失业妇女、无业妇女、女性个体户等仍无法纳入生育保险的视野。

津贴发放不到位与结余严重并存。由于在享有生育保险的人群中，生育保险的支出人口比缴费人口少，而生育保险基金的提取随着工资总额的增长不断增加，造成基金收入大于支出，在五种基本社会保险中，生育保险金逆势结余，但把全社会的育龄妇女全包括在内，基金的结余现象将会消失。

生育假期短种类单一。与国际水平相比较，我国传统产假为90天，2012年调整为98天，仍属较短，产妇98天以后上岗工作必然导致孩子无人照料。另外生育假期集中规定为产妇享有，事实上剥夺了父亲照顾新生婴儿的可能，男性在生儿育女方面所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少。

改善我国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制度的建议

完善立法，提高统筹层次。建议建立全国性的生育保险基金，推动实现全国孕婴统一保障，这一保障既要考虑实现筹集资金社会化，也要考虑实现享受社会化的待遇和社会监督，做到生育保险基金的统一征收、管理和支付。在社会风气的形成上，倡导在全社会形成女性和儿童一视同仁的良好风气，任何女性生育对社会的贡献都是一样的，生育保险覆盖到全社会和全部出生的婴儿，真正体现社会公正。

生育保险实现全覆盖。对农村妇女和城镇未就业妇女应当享受生育保险制度，我国生育保险明确这一类不享受生育保险，生育保险的社会性便很难得以充分体现。从城镇就业看，女性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等影响，其就业率远低于男性，“在职”如果可以界定生育保险的资格，城镇妇女又将有一大批排除在外。所以建议将全国所有育龄妇女纳入到生育保险范畴之内，不必区分其身份。在实现生育保险全覆盖的同时，继续深化改革，继续提高我国妇女生育保险的统筹层次，保障我国海外人口的生育权利。

以支定收，收支平衡。建议研究适当下调单位缴纳生育保险比例，同时下调单位缴纳养老保险比例，减轻用人单位缴费负担。这样既使生育保险統筹基金缴费结果明确显示出来，又一定程度上节省单独征收生育基金管理的成本，彻底解决生育保险基金“征缴难”的问题。

鼓励完善地方特色农业保险 篇7

在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方面, 《规划》指出, 要鼓励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 加强考核评价,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扶持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完善登记和管理办法;完善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和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等政策;扶持农业信贷担保组织发展, 扩大农村有效抵押物范围;加快发展农业保险, 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鼓励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发展, 探索推进涉农保险发展;探索完善财政支持下的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此外, 《规划》还指出, 要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 提高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 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 加大地方病、重大传染病及人畜共患病防治力度, 提高农村卫生安全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 完善并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措施。

完善我国农业保险 篇8

1 农业保险发展取得的成效

1.1 保费规模迅速增加

自2007年中央财政开始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以来, 我国农业保险步入发展快车道。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306.6亿元, 同比增长27.4%, 比2007年增长了490%;承担风险金额达1万亿元, 相当于2007年的6倍;承保农作物突破0.67亿hm2, 较2007年提高了近5倍。自2008年起,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超过日本, 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

1.2 保费补贴不断提高

为减轻农民经济负担, 调动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对参保农民给予保费补贴, 近几年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 目前, 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占应缴保费近80%。国家免征农业保险营业税和印花税, 并给予所得税优惠政策。与直接给予农民补贴相比,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具有十分明显的杠杆效应。

1.3 覆盖险种稳步扩大

2007年, 在中央财政支持的目录中, 种植业最初只支持小麦、水稻、玉米、大豆和棉花5种作物的保险, 次年增加了花生和油菜;2010年, 又增加了青稞、土豆、橡胶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重要险种;2011年, 进一步发展具有特色的香蕉、烟叶、甘蔗保险等。2012年扩展到马铃薯、森林、能繁母猪等16种作物和畜禽保险。

2 农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农业保险覆盖面低

尽管部分地区像黑龙江农垦、安徽省等地基本实现了100%覆盖, 但全国覆盖面还比较低。目前, 种植业保险的覆盖面仅占全国播种面积的42%。同时, 尽管农业保险的品种有所增加, 但占农业产值10%的渔业保险、一些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宗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尚未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范围。

2.2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低

目前农业保险的保额是2007年确定的, 参照的是此前的直接物化成本, 以此确定的保险金额已经远远低于农民的实际成本支出, 农民的物化成本难以覆盖。据财政部估计,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与直接物化成本的差距, 全国平均水平在35%左右。同时, 农业保险责任的范围有限, 一些风险种类还未纳入保险责任范围。

2.3 农民的保险意识较弱

受多种因素影响, 农民对保险还不太了解, 农民对政府救济的依赖性较强, 习惯于有难靠政府解决, 缺乏主动防范和规避风险的意识。在多数地区, 只有当灾害事故发生并遭受巨额损失后, 农民才意识到保险的必要性, 投保人的淡薄意识必然阻碍农业保险的整体发展。

2.4 受财政补贴限制, 主产区地方政府积极性低

由于县级财政要求配套补贴, 粮食主产区一些市县政府对发展农业保险积极性低, 有的县政府对农业保险发展设定限制性数量指标。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高, 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不增反减。

2.5 巨灾保险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

目前,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以提升保险业承保能力。在我国, 由于没有巨灾支持保护体系, 巨灾损失完全由保险公司独立承担, 大量风险集中于经营主体自身, 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承保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3 完善和创新农业保险制度的思路

3.1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 把更多产品和农户纳入风险保障体系

(1) 扩大农业保险的品种范围。逐步将区域性重要农产品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范围, 支持地方发展这些品种的农业保险。 (2) 提高已纳入补贴范畴的种养业保险覆盖面, 实现应保尽保。逐步减轻直至消除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负担, 解决农业保险覆盖面低的问题。

3.2 完善农业保险组织制度

从农业的产业属性和农业保险的政策属性出发, 构建有利于协调政府、承办机构和参保农民关系的农业保险组织制度。与商业性保险公司相比, 互助制、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在保障农民利益、主动防灾减灾、合理处置公司盈余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应支持发展相互制合作保险组织, 创造条件逐步改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农业保险的状况。

3.3 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

(1) 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管理办法, 中央提高对农业大省的财政补贴比例, 尽量取消基层县市的财政补贴分担部分, 加强财政补贴资金管理, 确保资金足额、及时到位。 (2)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减免所得税, 允许税前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 以增强其经营实力。

3.4 创新农业保险产品

目前, 农业保险已覆盖主要种植业、养殖业、常见的各种自然灾害等涉农险种。可见, 现行的农业保险产品主要是应对农业自然风险, 而对于应对农产品生产的经济风险, 还难以发挥屏障作用。下一步应将农产品生产的经济风险纳入农业保险保障范畴, 创新保险品种, 探索实践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等, 进一步拓宽保险服务领域, 延伸保险服务触角。

3.5 加快建立巨灾和农业风险保险体系

论我国重复保险的立法完善 篇9

重复保险这一概念起源于海上保险, 其作用和目的是为了有效弥补当事人的财产损失和防止当事人获得不当得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道德风险。虽然我们国家新《保险法》第56条对重复保险的相关问题做出过相关的修改, 但重复保险在理论和实务中仍存在不合理、难以操作、界定不清等问题, 而且我们国家《保险法司法解释三 (征求意见稿) 》中关于重复保险仅在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的方面做出相关规定, 难免有失全面和系统, 因此本文将从逐一探讨。

二、重复保险的适用范围

我国《保险法》从立法体例上来讲主要有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重复保险从立法体例上来讲则在财产保险项下, 因而很多法学家都认为重复保险应当适用于财产保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重复保险之所以可以重复设定, 是因为针对的标的可以估价, 因而才有重复适用的可能。而保险中能重复估价的往往是财产保险。有价才存在保险的重复问题, 而人身保险在出险时的索赔更多的时候只能做主观的估计, 并不能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计算。[1]

这一观点存在一定道理, 但是仅从立法上来考量, 在实务中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比如在医疗保险中, 我们国家当前的住院医疗保险以其住院日数按保单上的具体数额支付, 出险时受益人或是投保人往往不需要出具自己每一笔具体的花销, 给付手续十分方便。所以有的投保人就钻法律的空子, 重复投保多份这样的保险。此外, 这一做法忽视了人身保险是损害填补类保险, 这样单一而笼统的规定与整个保险法理论体系很不吻合。[2]

我们国家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 (征求意见稿) 》中关于这个问题, 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第33条规定:投保人为被保险人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费用补偿型医疗费用保险, 保险人主张按照其应按比例担责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并要求保险人按比例返还保险费, 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就承认了费用补偿型医疗费用保险有适用于重复保险的可能, 这一做法虽然有效的解决了我们国家当前的保险法和实践存在脱节的情况, 但是仅仅针对这样一种情况作出相关规定, 难免有就事论事之嫌, 而且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讲不能起到法的预防和指引作用。

因此, 笔者认为, 仅对费用补偿型医疗费用保险规定适用于重复保险并不能解决我们国家重复保险的实际问题, 应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对整个保险的划分进行系统整合, 这不仅有益于我们国家重复保险实践问题的解决, 更是对整个保险法做出了更系统和体系化的分类, 有利于保险业明确分工, 系统整合, 朝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 同时对规范保险业市场更是大有裨益。

三、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一) 关于通知义务的有关情况的具体范围

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一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但是具体到关于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通知义务的时间点并未作出具体规定。

韩国《商法》第672条规定:投保人应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

因此, 在今后的保险法修订或相关司法解释出台时, 对通知义务的具体方式, 宜做出更为具体的规定。大致应包括: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 还应当包括保险标的、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和保险期间等这些一般情况下投保时应予告知的事项。

(二) 通知方式

关于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保险法原则上允许投保人采用口头方式或书面方式为之, 我国保险法亦未对通知方式作出规定。但是, 从民法学的角度来讲, 由于保险人和投保人信息地位极度不对等, 保险人处于信息地位的强势一方, 而投保人相对弱势。故而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应以投保人询问的方式为宜, 即保险人用口头方式询问的, 投保人仅有义务用口头方式通知, 保险人用书面方式询问的, 投保人才有义务用书面方式予以告知。

(三) 当事人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

关于当事人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我国保险法并未明确规定。这一做法也为许多法学家所质疑。同刑法学的理论一样, 仅规定刑法而不规定刑罚是很难起到震慑犯罪的效果的。我国《保险法》仅仅规定投保人有通知义务但却没有规定投保人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 而且《保险法司法解释三 (征求意见稿) 》仅仅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进行了说明, 对投保人重复的通知义务只字未提, 不能不说是有些遗憾的。

四、重复保险合同的效力

各国对重复保险合同的效力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 主要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

主观说以善意恶意为判断标准, 认为重复保险的效力, 应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主观心理是善意还是恶意来进行区分。客观说则以实际结果为判断标准, 认为不区分投保人的主观心理, 只要投保人没有履行告知义务, 保险合同即为无效或投保人不承担责任。

目前世界上采用主观说的国家还是较多的, 例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9条第3款就做出了关于重复保险善意和恶意的区分。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2、3款规定: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 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可见, 我国保险法在重复保险制度的规定中并没有对投保人的善意与恶意进行区分, 这是因为:我国保险法中关于重复保险的设立初衷和设立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当事人获得不当得利。但是本文前面也提到过, 重复保险不仅仅只是防止当事人获得不当得利这一种可能, 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弥补当事人的财产损失, 当投保人基于善意对保险进行重复投保时这种做法并无不妥, 但是当投保人基于恶意而进行投保时, 仅仅为防范其获得不当得利对其所获取的保险金额加以限制, 并不一定就能达到法律规范当事人实施恶意重复保险的预期效果。[3]

纵观其他国家, 大多数是从限制重复投保人获得额外的损害赔偿金的角度出发, 而并不对重复保险本身是否有效进行考量。[4]这种做法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但是从法的指引的角度来讲的话, 也稍有不妥。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8条规定:善意之复保险, 其保险金额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 除另有约定外, 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之全部价值, 仅就其所保金额负比例分担之债, 但赔偿总额, 不得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5]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依据投保人的主观状态, 将重复保险区分为善意的重复保险和恶意的重复保险, 从而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这一做法颇值效仿。[6]

参考文献

[1]韩丹.论重复保险[J].国际法学, 2003.

[2]韩丹.论重复保险[J].国际法学, 2003.

[3]孙蓉, 李俊飞.重复保险的保费退还、赔偿规制及自主索赔[J].西南金融, 2012.

[4]孙蓉, 李俊飞.重复保险的保费退还、赔偿规制及自主索赔[J].西南金融, 2012.

[5]张韩.海峡两岸重复保险法律规制比较及研究[J].台湾法研究学刊, 2004.

论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完善 篇10

关键词：保险中介市场,现状,问题,完善措施

一、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发展现状

任何一个成熟的保险市场必须有一个十分发达的专业中介。这些年来, 国家高度地重视并大力地支持保险中介行业的发展, 近几年来, 保监会适时有效地推出了一系列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

从20世纪末开始, 中国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至今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目前我国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已经初步建立并形成了较为独立的机构体系和相关法规制度体系。

(一) 保险中介机构快速发展

代理人、经纪人和公估人构成我国的保险中介市场, 它们一起推动了保险业的发展, 使保险供需双方更加合理、迅速地结合, 减少了供需双方的辗转劳动, 既满足了被保险人的需求, 方便了投保人投保, 又降低了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本。其中, 保险代理人为保险公司代理业务, 代表的是保险公司的利益;保险经纪人接受客户委托, 代表的是客户的利益;保险公估人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在我国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的过程中, 保险代理人的发展较为突出, 经营的业绩远远超过了保险经纪人和公估人。截至2012年底, 全国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超过2500家, 其中, 保险中介集团公司3家, 全国性保险专业代理机构92家, 区域性保险专业代理机构1678家, 保险经纪机构434家, 保险公估机构325家。

(二) 保险中介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完备

20世纪90年代我国相关立法机关先后制订并实施了《保险法》、《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 (试行) 》、《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 (试行) 》。进入新世纪后, 2001年保监会颁发了《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 2004年12月, 中国保监会颁布了新的《保险代理机构管理规定》、《保险经纪公司管理规定》, 除了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这些法律法规, 保险同业协会也制定了大量的行业准则和行为规范, 如个人风险抵押制度、担保制度等。

二、目前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 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信息不对称

保险销售中, 一方面, 保险人 (保险公司) 掌握更多产品的讯息, 而客户不是很了解。

另一方面, 被保险人掌握自己更多的真实内容, 但保险公司并不是很清楚。所以, 有的保险代理人利用被保险人的无知, 对其错误解读保险条款, 故意隐瞒保险条款中对被保险人不利的内容;而对保险人则隐瞒保险标的真实情况, 虚构保险标的信息;有时还与双方中的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

(二) 社会公众对保险中介缺乏了解和认同

保险中介机构没有保险赔付的权力, 社会公众不愿意和保险中介机构接触。在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的管理上存在着管理粗放、大进大出、素质不高、关系不顺等比较突出的问题, 这种状况既不能满足新阶段、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保险消费的实际需要, 同时也损坏了了行业形象。加之宣传力度不够, 人们对保险中介缺乏认识和信任。

(三) 对保险兼业代理的监管不到位

现阶段对保险兼业代理人的管理责任一方面保险公司行使, 而各家保险公司由于权力太小, 无法承对这支队伍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 保险监理部门的监管因为人员有限, 面对数量庞大的保险兼业代理人难以监管到位。现实中, 某些素质较差的兼业代理人为了个人利益, 对寿险保险公司隐瞒被保险人的重要资料, 如个人的病史, 搞保险欺诈活动。对保险兼业代理管理的不到位, 不仅直接影响了兼业代理从业人员的整体形象, 间接也影响到保险中介机构的规范化经营, 导致了保险兼业代理市场的混乱。

(四) 政府部门利用行政特权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相关规定, 政府机构及其下属部门不能从事保险代理业务, 但一些行政单位利用行政特权, 以“三产”的名义间接进行保险代理活动。这些部门位高权重, 被保险人不敢得罪。还有一些部门利用行业特权, 强迫投保人购买指定的保单。抬高手续费是最起码的做法。保险公司不得不与它们进行合作。这种行政干预的结果, 加剧了保险中介市场的无序竞争。

(五) 保险中介机构业务渠道不宽

在保险营销的过程中, 在更多的时候, 几乎由保险公司包揽了保险营销的各个阶段的活动, 保险中介机构实质上可有可无。保险公司的这种大一统的经营方式, 使保险中介机构的业务比较单一, 渠道不宽, 甚至难以经营, 保险中介机构专业职能优势无法发挥, 也难以形成大的保险中介机构。此外, 目前保险市场的中介业务主要来自保险兼业代理, 保险经纪和公估公司所占的份额远远不足。

(六) 合规经营的意识比较淡薄

保险中介机构的高管和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 一些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中介机构虚开中介发票、代理炒单、搞假赔案、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等。例如, 一些未在我国注册的保险经纪公司进入市场抢占业务。另外国家对保险代理人的佣金标准有统一的规定, 但对于保险经纪人采用和保险代理人无法实行统一的佣金标准, 这样影响了保险市场的稳定。

(七) 高素质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最近几年部分保险中介机构引进了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但是距离走专业化发展、专业化优势的道路相比, 要求上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如今, 保险中介机构专业人才的匮乏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 特别是保险经纪和公估从业人员较为紧缺, 经验不足, 专业服务质量不高, 不能很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保险中介市场的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建议

保险中介在全球的发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而在我国却还是刚刚起步。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保险中介对于保险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 面对入世后外资保险中介机构的激烈竞争, 如今要重视发展我国的保险中介机构,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保险中介法律制度。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完善, 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保险市场环境, 吸收借鉴国外同业的先进之处, 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和模式。

(一) 加强对保险中介业务的部门监管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从多种渠道加强对保险中介机构的业务监管, 例如规范保险中介市场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特别是重点查处保险公司中介机构和保险公司之间相互勾结, 进行虚开或不开发票、虚增成本、非法套取资金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 以从源头上治理保险中介市场长期存在混乱和无序竞争等问题。

(二) 培育良好保险中介市场环境

中介市场环境对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一是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如适当降低保险经纪人的100万的注册资金的行业准入标准、允许个人从事保险中介业务, 使更多的主体可以参与到保险经纪的队伍中来。二是强化保险中介机构的宣传力度, 使得普通民众对保险中介产生良好的认同感, 愿意通过保险中介结构来购买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三是对保险中介机构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扶持和税费优惠, 使我国的保险中介机构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 加大保险中介企业的信息披露力度

应建立保险中介机构和保险中介从业人员诚信档案, 成立社会资信评估机构, 建立保险中介社会评价体系, 加大诚信信息披露力度, 发挥社会监督机制的作用;制定保险经纪公司信息披露的具体办法, 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 使社会公众可以了解保险中介机构和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保险监管部门要建立定期信息公布制度, 向媒体和社会各界公布新的监管政策和经保险中介企业的诚信资料。

(四) 提高保险中介机构专业化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

保险中介机构要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 求发展, 就必须努力提高专业化水平, 依靠自己的敬业精神、专业技能、服务质量和良好信誉去赢得客户。具体要做到加紧培养保险经纪、保险公估人才, 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保险中介队伍;培养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的爱岗敬业精神, 注重自己的市场声誉和社会形象, 要有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经营观念上保险中介要牢固树立市场观念, 用自己诚信的职业道德, 专业服务水准, 高效的服务质量和创新的服务精神, 赢得市场的信誉, 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五) 加强保险中介行业自律

在目前保险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 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往往能弥补某些政府监管的真空和不足。例如对于保险经纪公司对雇员发放高额佣金的问题, 目前尚没有法律法规能够作为依据来进行制裁, 但行业协会可以先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 例如对其行业通报的办法督促其高额佣金行为进行约束。所以应尽快建立保险中介行业协会, 发挥其行业自律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志强, 王丹.关于保险经纪机构业务经营模式的思考[J].上海保险, 2011

[2]中国保监会中介部.保险中介市场发展取得长足进步[N].中国保险报, 2008-05-17

[3]吴定富.2009年上半年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J].保监会, 2009

[4]邓阳.大力推动我国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发展[J].普益财富, 2009

[5]李慎恒.我国保险业信用缺失的现状与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 2008

完善我国农业保险 篇11

【关键词】国外农业保险模式；农业保险发展；借鉴启示

一、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的突出的问题

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分散和转移农户生产经营的风险，起到“社会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开发和实验过60多个农业险种，基本上覆盖了农业生产经营环节的方方面面，但也暴露出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自然灾害频发，但农户风险管理意识淡薄。我国的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农民却受“靠天吃饭”的传统思想影响，自担风险的观念根深蒂固。由于政府巨灾风险补助实施手段简单划一，导致农民认为投保与否并不重要，遇到灾害后都会得到政府的救济，并且投保所得到的赔款不一定比政府的救济金多，反而使自己损失了保险费，得不偿失。

二是政府大力推行，市场却出现供需双冷。在面对农业受灾特别是巨灾时，政府及社会群众振灾救民，反应迅速。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力度上，这种迅速及时的救助行为，往往大于保险经营者的赔付。这就使农民误认为投保、交保险费是多余的，效果还不尽如意，因此缺少积极性。从被保险人的收入上看，现在，普通的非农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农民的生活不再只依靠农业，因此对农业保险也失去了兴趣。再者，农民参加了农业保险，一但发生灾害时，在理赔的时候往往存在争议，理赔手续繁琐，这都成为农民不愿参加保险的原因。

二、国外农业保险模式

1.政府主导参与型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经营主体多元化，法律保障完善，政府予以大力支持，农民自愿投保。以美国为例，农业保险业务开展以国家为主导，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农作物保险改革法》和《农业风险保障法》三部法律支持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具有经营资格的私营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代理人共同参与经营，政府不仅免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赋税，并对其经营管理费用提供1/4左右的业务补贴。

2.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由基层农业共济联合会、（都、道、府、县）农业共济联合会、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三部分组成一个严密的机构体系，对关乎民生的作物和动物实行强制保险，其他作物和动物则实行自愿投保，政府直接参与经营，不论参加强制性保险或自愿保险的农户，都可以享受政府补贴。政府接受共济联合会的再保险，一旦发生灾害，政府按照一定比例承担保险赔款，保证了保险体系的稳定经营。

3.公助民办的商业保险模式。以法国为代表。法国农业保险体系由制定农业保险经营方针和提供再保险的中央保险公司、开展独立经营活动地区保险公司以及基层互助保险社三个层次组成。在《农业互助保险法》中明确地界定了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巨灾风险，一般风险由互助保险社承担。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除了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外，还可以为农民提供财产保险和寿险。农户自愿投保。政府为了减轻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负担，实施低费率和高补贴的政策，同时政府还建立了农业风险基金，最终承担农业再保险。

4.政府重点选择扶持模式。以泰国、印度、孟加拉国等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为代表，政府参与或联合共保，由农业保险专门机构或国家保险公司共同经营，标的主要是本国的主要农作物，目的是保证农业经济的稳定。保险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政府要求所有获得小额贷款的农户必须参加保险，所获赔款往往也直接支付给放贷机构。

三、对我国的借鉴启示

通过对上述国外农业保险情况的分析，我国开展农业保险应受到以下启示：

1.国家应该制订完善的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让保险的经营者和被保险人在处理农业保险事务时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完善的法律法规是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2.政府应该承担起支配和导向的作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风险分散管理体系，以达化解分散巨灾风险的目的。有经济学家指出：“政府的直接经营或大量补贴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必要条件”。保险经营者不再以农业保险赢利为目的，取而代之的是收支平衡。例如，积极发挥政府的决策作用，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以应对农业灾害。同时对基础农作物进行强制保险，组织各级政府对参保农户适度差异化补贴，即对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区域进行的补贴，也可对不同农业保险业务的费率不同提供不同的保费补贴，以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提高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3.提高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首先，保险的经营者应该大力宣传，提高农户的认同度，自愿投保。其次，虽然现在已有60多个农险险种，但在灵活性上还不够，经营者应该提供更加丰富的多种组合险种，以满足农民的不同需求，吸引农民参保。再次，保险经营者应该改变目前繁烦的理赔手续，引入更加客观、科学先进的技术进行实地勘查，高效、简便、快捷地理赔，让农民实实在在地体验到参保的无忧，积极自愿投保。最后，目前我国大多数农险经营者都是销售以成本为基础的产量保险，不能有效地解决投保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而指数保险产品在避免逆向选择、降低经营成本、迅速理赔等方面具备较好的优势，具备技术条件的经营者应该积极全用推广。

参考文献：

[1]施红.美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研究回顾[J].保险研究，2008（4）：91—94.

[2]田野，胡迁，马明华.法国农业互助保险及对中国的启示[J].农村经济，2005（10）：119—122.

[3]刘从军，马丽华，宋雅楠.日本农业保险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实现条件[J].日本问题研究，2006（1）：33—36.

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思考 篇12

1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概述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承保被保险人因污染包括大气、水、土地等环境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或治理责任的责任保险。其中, 责任风险是指法人或公民因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损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依法应对受害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在我国, 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明确对于环境污染, 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 是指即使没有过失也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建立相应的社会化承担机制, 无过失责任原则使企业面临较大的赔偿风险。

在实践中, 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有三种模式: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制度, 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制度。分别以美国和瑞典为代表, 以法国为代表, 以德国为代表。

对于承保机构, 主要有: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门保险机构承保方式, 二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联合承保方式, 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由现有产险公司自愿承保的方式。

对于环境责任保险保单的承保方式, 主要有两种:事故发生制和赔款发生制。事故发生制是指承保的损害事故必须在保险期限内发生, 而索赔可以在以后的任何时候提出;赔款发生制是以索赔时间为准, 索赔必须在保险期间或后续的扩展报告期内提出, 事故则可在保险期间或之前的追溯期发生。

针对承保范围, 保险人一般只承保突发的、非故意的社会经济活动、意外事故及不可抗力导致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 对于污染性企业正常、积累性的排污造成的损害可特别承保。

2 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20世纪60年代以前, 由于环境风险不突出, 环境责任案件较少, 由公众责任保险直接承保环境污染风险。随着工业化进程, 20世纪70年代, 美国政府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加大立法强度, 相继颁布《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有毒物质控制法令》、《自然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1980年环境综合治理、赔偿和责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对污染者采取严厉的货币赔偿和刑事制裁。巨额赔款和高额罚金使一些非故意污染企业面临破产风险, 由此环境责任保险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

美国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危险物质, 即经鉴别有危险特性的固体、液态废物、《清洁空气法》列举的危险空气污染物, 以及任何有毒污染物和高度危险的化学物质为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涉及对象。由1988年成立的专门的保险机构—环境保护保险公司进行承保。

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约定的限额下, 被保险人污染环境而造成邻近土地上任何第三者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环境损害责任保险;二是以约定的限额, 承担被保险人因污染自有或使用的场地而依法支出的治理费用的自有场地治理责任保险。由于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不确定并且危害较大, 保险公司一般只针对突发性的、非故意的事故承保, 但企业正常的、累积的污染损害也可特约承保。

针对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 美国采取有限赔偿制, 通常约定的赔偿限额有4种: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累积最高赔偿限额、被保险人的自行承担的赔偿额。以特定场所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单为例, 它适用赔款发生制, 并规定一次污染事故的所有索赔当成一次损失事件, 适用一次赔偿限额, 只扣除一次免赔额。同时, 由于环境污染有长尾效应, 为明确保险责任, 往往在保单中使用“日落条款”, 即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最长期限为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

此外, 美国也通过社会力量保障环境安全, 设置了为防止废弃物污染的舒坡儿基金, 并在《1980年环境综合治理、赔偿和责任法》中规定由该基金支付尚待责任人归还的清理费用。

3 德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最初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和财务担保或保证结合的方式, 即特定设施的所有人必须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 包括责任保险、金融机构提供的财务担保或保证、由州和联邦政府对义务的履行进行保障或免除, 保障义务的履行。1991年《环境责任法》实施, 德国开始实行强制环境责任保险。

针对保险范围, 德国最初不承保“渐进性污染引起的损失”, 1965年起, 保险人开始承保水体逐渐污染损失的赔偿责任, 1978年后, 开始承保由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赔偿责任, 保险责任范围逐渐扩大。

环境责任保险和环境治理保险是德国环境责任保险主要的两大类, 分别针对不同的损失。前者针对私法, 后者针对公法。私法范畴下的赔偿责任有两种情况: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损失有三种情况:人身损失、财产损失和其他资产损失。公法范畴的赔偿义务, 即国家机构要求污染企业治理环境的费用及责任追究, 相关法律有:德国联邦土地保护法和萨克森州危险防范法。由于2004年颁布的欧盟环境指令 (2007年转为德国法律) 属于公法范畴, 不适用于环境责任保险, 2007年德国保险市场出现了针对公法范畴的责任与义务的环境治理保险。

针对保险金额, 德国《环境损害赔偿法》规定, 保险金额不得低于5000万马克。联邦政府可以结合危险的大小, 规定一些特定种类的营运设施不同的最低保险金额, 但不得低于1000万马克。

4 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想

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 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愈发重视,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3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9516.5亿元, 占GDP的1.67%。近年来, 突发重大污染事件有所减少, 但污染事件总数不断增加, 2011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542起, 其中重大污染事件6起, 较大污染事件10起;2012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542起, 其中重大污染事件5起, 较大污染事件5起;2013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712起, 其中重大污染事件3起, 较大污染事件12起。污染事件的高发不仅造成环境破坏、经济重大损失, 而且导致了许多赔偿纠纷, 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对建立完善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4.1 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我国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现有的法律规定了污染企业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民事责任主要针对损害赔偿和治理污染费用, 但都是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实践操作性, 加之污染企业往往是当地纳税大户, 地方政府处理事故纠纷时多有偏袒。法律的完善与执行是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础, 我国应建立《环境责任法》, 明确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并具体制定相关的赔偿、惩治措施, 完善立法, 严格执法。

4.2 环境责任保险应采取强制保险为主、任意保险为辅的模式

目前我国公民环保意识不高, 企业相比环境保护更注重经济效益, 所以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 他们不会主动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内部化, 也就是说, 完全任意责任保险在我国无法实行。可在核燃料生产、火力发电、采矿、石油化工、印染等高风险、高污染的行业实行强制环境责任保险, 在商业、公共事业等低风险行业由政府进行引导, 鼓励投保环境责任保险。

4.3 实行保险公司联合承保的方式

由于我国环境责任保险不成熟, 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巨大, 单一保险公司往往无法承担如此大的风险;而如果效仿美国成立专门的保险公司进行承保, 政府的负担过重, 也是对现有保险公司的一种资源浪费。因此, 可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在现有的财产保险公司中遴选合格的保险公司进行联合承保, 同时进行再保险分散风险。

4.4 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和专门的损害鉴定机构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保险、医学、司法、环保多方共同参与, 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 同时做到信息公开, 信息共享, 加大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监督。由于保险公司财力有限、专业数据有限, 内部人员进行污染损害鉴定公信力不足, 故应由政府的环保部门设置专门的损害鉴定机构, 在污染事故发生后进行鉴定。

4.5 逐渐扩大承保范围, 实行差别费率

我国现阶段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环境责任保险开展的经验不足, 应只针对意外的、突发的环境污染事故进行承保, 待相关法律法规完善, 环境责任保险市场成熟, 可逐渐扩大承保范围, 承保累积性污染事故。需由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对不同规模、不同风险的企业进行评估, 实行差别费率。可借鉴国外损失经验, 结合我国行业的危险分类, 先划分不同等级的行业费率, 再针对具体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风险评估, 确定承保费率。

4.6 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建立环境赔偿基金配合

政府可对企业提供优惠政策, 吸引企业参保, 如优先解决完成风险整改的参保企业申报的污染防治资金;对投保后未发生污染事故的企业续保时降低保费。同时可将企业是否投保与项目审批、信用评价、排污许可证等多项制度挂钩。

因为环境责任保险实行限额赔偿, 对于巨灾风险, 保险的赔偿可能远远不够, 政府可建立环境赔偿基金弥补保险的不足, 同时对于责任人不明又急需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污染事故, 可由环境赔偿基金先行赔偿, 待责任明确进行追偿, 更充分的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和恢复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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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雷.国内外环境责任保险比较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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